社会变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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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 经济 的 发展 ，社会的变迁，少数民族地区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或者正经历着社会与文化的巨大变迁。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社会变迁指社会各方面现象的变化，文化变迁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在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侗族婚姻习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新民中寨的婚姻习俗

新民中寨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一个侗族村寨，有关其婚姻习俗，主要是针对以前的习俗来看现在的变化，以下从四个方面来描述：

(一)婚姻形式

在新民中寨，人们的婚姻是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存在三种婚姻形式：入赘婚，姑舅表婚，不落夫家。

l、入赘婚

入赘婚，也就是常说的“上门”，指女“娶”男。男方“嫁”到女方家的一种从妻居的婚姻形式。《庄子·骈拇》中说：“附赘悬疣，出乎怪哉……”这里的“赘”指一种病理现象。《释名·释病》云：“赘，属也，横生一肉……”这里的“赘”指赘肉。男子“上门”到女方家做女婿，一般称之为“赘婿”，这里很明显含有一种贬义，通常情况下，很少男子愿意“嫁”人。2004年寨里入赘婚只有一例。对于入赘，刚开始寨中人有些议论，时间长了，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

2、姑舅表婚

姑舅表婚是指姑舅表兄妹之间的婚姻，有双向和单向之分，新民中寨的姑舅表婚是单向的，即只能是舅舅家的儿子娶姑妈家的女儿。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舅舅的“特权”。关于姑舅表婚，侗族曾经有文字规定：“姑之女必适舅之子，聘礼不能措，则取偿于子孙，倘外氏无相当子孙，抑或无子，姑有女必重赂于舅，谓之外甥钱，其女方许别配，若无钱贿赂于舅者，终生不嫁也”。从这里可以看到，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交易”的性质。姑妈家的女儿天生就是舅舅家的媳妇，如果舅舅家没有儿子或没有合适的男孩，都得向舅舅赔钱。假如赔不起钱，终生都不能嫁。“舅权”的专制是不言而喻的。

以前，寨子里姑妈家的女儿得先让舅舅家的儿子挑，假如舅舅家的儿子要娶，姑妈家的女儿一定得嫁，否则会被嘲笑。假如舅舅家的儿子不愿娶姑妈家的女儿，姑妈家的女儿在征得舅舅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外嫁，但得赔舅舅一定的钱财，赔多少钱要依据侗款的规定，多赔或者少赔别人都会议论。可见，其原因不仅有侗款的规定，也有社会舆论的左右。

建国后，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禁止近亲结婚人们逐渐认识到“表兄妹结婚不好，生的孩子不聪明”，她们朴素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们已经意识到了近亲结婚的危害。渐渐地，这种婚姻形式消失了，舅舅家儿子优先娶姑妈家女儿的特权也随之消失。

3、不落夫家

所谓的“不落夫家”，简单地说，是指男女青年结婚后，新娘不立即到婆家长居，而是回娘家居住怀孕后或者生了第一个孩子后，才到婆家与丈夫长居。对于这个习俗，寨子里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情况。据吴萨永忠(78岁)讲那时候婚后不马上住男方家，都回娘家住一两年，住娘家期间，男方家活儿忙时会叫妻子回去帮忙，如果不去，也会有人议论，所以她们通常不会在娘家住太久。吴萨卫兰(59岁)说她们那时候都是举行完婚礼，新娘就直接住男方家，没有回娘家住一段时间的习俗。吴乃瑶(25岁)，吴乃传源(23岁)，吴乃日光(30岁)讲：大家婚后都在娘家住了一年才去男方家，这一年大都出去打工，也不常在家。这期间，农忙季节，丈夫会带着礼物来接妻子回去，但活儿一做完，妻子晚上又赶回娘家。

可见，“不落夫家”现象并不存在于所有已婚妇女中。从年龄上看，20世纪2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有“不落夫家”的习俗，4o年代出生的人没有这一习俗，60—70年代出生的人又有这一习俗。从时间上看，“不落夫家”存在一个断层。但从相关资料看，这种现象不是习俗本身发展的必然，而是当时政府干预的结果。当时政府有文件禁止这种习俗：民国22年2月1日省政府委员会七十三次会议决议规则第二十二条“女子嫁后不落夫家者，处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罚金，家长纵容者，并罚其家长。”民国21年l1月的《三江县改良风俗委员会补充规则》第六条“女子到男家三朝后，新郎偕新妇归宁一宵，应即回男家久住，若外家无特殊事故，不得任意接回。”民国31年6月24日的《三江县改良风俗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女子嫁后不落夫家者，处十五日以下之拘留，或十五元以下的罚金，仍限期令回夫家”。依据其规则，2o世纪30—40年代三江县应该存在“不落夫家”的婚俗。但在新民中寨，当地人可能迫于政府的压力，暂时没有了这一习俗，所以出现这个时问上的断层。新

(四)订婚和结婚的礼物

订婚时，男方家人一般带鹅、鸭、猪肉和酒(自家做的米酒)，女方同意的话，会回送亲手绣的鞋垫或做的布鞋。现在男方除了带“三牲”和自家做的酒外，通常买一些包装酒、饮料之类的。女方也会回送一些买的鞋之类的。

结婚时，男方的聘礼都是吃的东西，以前主要有猪、鸭、烟叶、酸鱼、鱼(必须三条)、黑米熟饭、粑粑、生米、米酒，各种礼物加起来大概要有二十担。现在除了以上那些东两，还增加了儿条包装烟，几盒或几件包装酒和饮料，加起来约有四十担，条件好的还可以多送。女方的陪嫁以前有侗布、围裙、布鞋之类的，都是手丁做的，这些东两男方的家人和亲戚都可以用。现在增加了柜子、缝纫机、被子、布鞋、解放鞋，皮鞋一定要有，而且鞋类要有约30双，其他的如电视、风扇、沙发、影碟机等视条件而定。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订婚和结婚的礼物都增加了许多，但有的始终没变，如订婚时的“三牲”必不可少，聘礼的活鱼始终是三条，他们认为‘3’是吉利数字，可以带来好运。黑米饭、粑粑、米酒甚至生米等始终都有，这是他们的辛苦劳动所得，也是生活的必备品，送这类东西表示对女方的尊重，同时，新郎也通过送这些礼物来取得女方家人及亲友对其身份的认同。陪嫁里布鞋必不可少，没有的话，别人会认为女方手不巧，人很笨。

二、新民中寨婚姻习俗呈现的特点

从新民中寨婚姻习俗以前与现在的对比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有些习俗传承下来，没有非常大的改变，如订婚、结婚、婚姻中的礼物等。虽然订婚和结婚时送的礼物多了一倍甚至数倍，但有些礼物始终是必须要有的，如订婚中的“三牲”等等。而且订婚和结婚的时间和程序安排jl乎都一样。礼物方面，男方送吃的东西，女方送用的物品，这种形式也一直未变。

(二)有的习俗在传承中发生变异，从而呈现出新的面貌，如适婚对象的范围，婚约和婚姻关系的解除，婚后的居住方式等。寨里的青年找对象由本寨或附近寨的侗人扩大到寨外甚至更远的汉壮，甚至苗瑶等民族。在解除婚姻关系中，女人有了一定的话语权，男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 历史 不复存在。

(三)有的习俗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和社会的 发展 ，逐渐消失，如姑表婚，这种习俗的消失使青年女子们有了自由恋爱自由选择伴侣的权力。

(四)有的习俗与市场 经济 的关系日益密切了，婚姻习俗中送的礼物，迎娶新娘时放的爆竹，吃的喝的等等，都从以前自给自足的 自然 经济的封闭中走了出来。

(五)当地村民意识到并相信 法律 的作用。一直以来，在寨子里，只要订了婚或举行过婚礼，大家都相互承认彼此的身份，以致于在解除婚约或婚姻的时候都是男子说了算。后来，人们知道了合法的婚姻可以受法律的保护而开始去办理能证明合法婚姻的结婚证书。

三、婚姻习俗发生变化的原因

    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形成、传承和发展变化与其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各个方面是相适应的。依据的观点，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也必不可少。以下就这两方面来分析其发生变化的原因。

(一)内因

这里的内因主要指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变化，当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当地的自然环境。

新民中寨是个侗族村寨，都柳江把寨子与外界隔离开来。居民住房以干栏式建筑为主。

长期以来寨子居民以农业为主，种植水稻、小麦、红薯，也种烟叶、油菜、棉花、大豆、衫树、竹子等经济作物，每家每户都养鸡、鸭、鹅，养猪、牛，在稻田套养鱼，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他们的主要经济形式。

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落后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寨里的人不再满足于仅仅吃饱穿暖，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很多人外出打工，渐渐地，外出务工成了他们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经济实力的增强带来了物质文明和思想观念的更新，一些 现代 化的物质文明如彩电、冰箱、影碟机等涌入村寨。另外，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不再唱而且也不会唱侗族大歌了，而转向流行歌曲。

    由依靠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大潮，表面上看只是他们谋生手段的变化，实际上，在他们为生计奔波的同时，会在潜移默化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当他们回到家乡，就会不自觉地表现出异文化来，渐渐地，就会使一些原有的文化发生改变。

(二)外因

篇2

吉登斯在评价他早期最重要著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时指出：“从早年学术生涯开始，我就把这一著作的写作看做是一个由众多部分构成的整体工程的一部分，我想通过对‘古典’的研究为我的另一相关研究提供跳板。”…这里的“另一相关研究”，就是现代社会及其变迁。在评价自己的结构化理论时，他说：“我仅仅把结构化理论作为我完整著作体系的一部分，它只是我提出的一个研究人类社会行动的本体性框架”“结构化理论并非对世界的普遍性概括，它只是一系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科学基本逻辑和分析人类行为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在吉登斯思想发展的前后两个阶段中，前一阶段主要反思经典社会思想和当代主要社会思潮，提出了结构化理论；后一阶段主要研究现代社会及其变迁，对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前者即结构化理论为后者即现代社会变迁提供理论框架，正如格雷戈里所说的，“结构化理论的发展整体上呈现出某种螺旋式的轨迹：它的一般原理融会贯通地具体体现在一系列有关现代社会的构成的实质命题之中，而这些实质命题又反过来充实、推动了结构化理论更为抽象的主张的发展”。

一、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正如他所说的，“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我们只有在理解结构化理论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才能对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有更深入的理解。所谓结构化(structuration)，是指社会关系凭借结构二重性，跨越时空不断形成结构的过程。这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是社会系统再生产的条件。在吉登斯那里，结构化就是在绵延的行动流中，结构(规则和资源)反复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结构(规则和资源)就是行动的条件，同时又是行动的后果。正是通过结构化的过程，社会的宏大结构才于人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建构。

在吉登斯看来，结构二重性是作为行动与结构的二元论的替代物而提出来的。通俗地讲，所谓“二元论”，是把行动与结构当作外在的两种东西；所谓“二重性”，是指二者是同一个物体的两个不同侧面。吉登斯认为，“结构二重性原理是结构化理念的关键”。因为结构二重性原理旨在具体诠释行动与结构的对立如何被消解于实践之中，而这正是结构化理论的主题。

结构二重性原理的内容是什么?吉登斯提出：“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来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总体来看，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原理包含如下要点：

第一，概括起来讲，结构二重性是指，社会结构既是社会实践建构的结果，又是社会实践得以进行的条件与中介，这要求人们从社会实践的不断展开和持续过程中动态地理解结构。吉登斯提出：“人类的社会活动与自然界里某些自我再生的物种一样，都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也就是说，它们虽然不是由社会行动者一手塑成，但却持续不断地由他们一再创造出来。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径，来表现作为行动者的自身；同时，行动者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在吉登斯看来，人的实践活动不是片断式的，而是一种持续的流动，社会生活川流不息，循环往复。因此，社会实践具有循环的特性，而结构二重性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循环特性。

第二，结构与行动是相互联系、彼此依赖而共存的。结构不能被看做是外在于行动之物，结构只能透过行动在时空里展现出来，它存在于时空之外。结构(规则和资源)被不断纳入行动者的行动过程中，并跨越时空限制，通过循环往复的实践而不断再生产出来；考察社会系统的结构化过程，意味着探讨规则和资源如何在行动者的行为互动当中实现再生产。另外，从行动的角度来看，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也利用了社会情境中包含的丰富多样的规则和资源，使他们的行动成为可能。

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的构成》等书中，吉登斯还将结构二重性与语言(1anguage)和言语(speech)的关系作了一个类比。他说：“结构可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但不是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而是一些记忆中的原则。结构本身也不是具体的存在，它没有时空的边界，它必须以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结构对于实践，如同语言规则(语法)对于说话行为的差异。结构，恰似某种抽象的规则，它是能使某种构造性行为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语言的结构存在于并通过言语行为而存在，并且使言语有了条理，而离开言语的抽象的语言结构是不存在的。与此类似，结构也是在社会互动中得以实现并使互动过程具有秩序。吉登斯的这一论述，明确了行动是如何在日常的环境条件之下被结构化的，同时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是如何由于行动本身的作用而被再生产出来的，深刻地揭示了结构的特性以及结构与实践的内在关联。

第三，结构既具有制约性又具有能动性。吉登斯指出：“我想再次明确地提出这条原理：社会系统的所有结构性特征，都兼具制约性和使动性。”¨这就是说，结构在构成行动媒介的同时，同时也构成对行动的制约，而且这种媒介和制约关系还通过行动者的实践反复被再生产出来。具体而言，从结构中的规则来看，它不是冷冰冰的否定性的禁令或限制，而是可资利用的建构性因素。从结构中的资源来看，它也不仅仅是对主体的自由创造产生某种制约，还能为人的行动提供活动的可能空间，充当主体活动的媒介和工具。

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提供了思维范式

所谓“思维范式”，主要指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范式就是团体承诺的集合，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范式就是共有的范例，即方法，在整体中，它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他认为，后一种意义上的范式是更深层次的范式。本文在这里所讲的思维范式也是侧重于后一意义来使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是吸收和继承了马克思的思维范式，即实践的思维范式。这一思维范式也被解读为生成性思维范式。吉登斯认为，社会与自然不同，人类虽然社会性地改造自然界，但自然界不是人类生产出来，不是人类行动的创造；社会尽管也不是由任何单个个人创造，但是它由每一个社会参与者创造并重新再创造出来，它“并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pre—given)客体世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造或创造的世界”。就是说，人类社会不是预成性的、前定性的存在，而是在历史的、具体的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并且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变迁而转变。

实践的思维范式或生成性思维范式，是对古代实体性思维范式和近代主体性思维范式的扬弃。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赖自然性的关系靠天去生存。这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是低下的，人们认为，外在的神秘的客观力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便产生了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的前定论的思维方式，即实体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未能正确处理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环境)的辩证关系。人们热衷于探寻事物的先在本质，从先在本质出发去演绎、推论事物的现在和未来。所谓主体性思维范式，是将主体作为其理论的最终的支撑点，人的理性成为支撑全部存在者存在的“阿基米德点”，这一思维范式是与近代以来人类的实践方式相适应的。近代以来，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展示，人文精神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类不断扩展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深度与广度。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张扬的同时，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也走向了极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征服者、压迫者，人类可以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奥妙”，对待自然必须“在她漫步时紧追不舍”，使她成为“奴隶”，“强制令她提供服务”。实质上，近代哲学所高扬的主体性，只是一种抽象的关于人类存在的观点，即将人类存在视为一种抽象的主体性存在，一种抽象的自我意识。在这里，理性被视为人的本质，人们将主体作用于客体过程中凸现的主体力量加以抽象化、绝对化，顶礼膜拜，使之成为一种先验的外在的权威力量，成为另一种“先在的本质”。

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的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正是以实践的思维范式或生成性思维范式为指导的。正是基于此，他坚决反对社会进化论忽视人的实践活动对社会的构成性作用，把人类社会看做是基于先验的动力、按照既定的方向不断前进的过程。在他看来，自然的变迁与社会的变迁是有区别的。自然界的发展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发的力量在起作用，是完全不自觉的过程，根本无需人的参与，如四季更替、天体运行、地震海啸、花开花落等等，都没有预期目的，只表现为有一定规律的客观过程。社会历史则离不开人，人类实践活动构成社会的基础，而实践活动具有反思性。因而，社会变迁具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从最基本和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任何社会变迁都是极其随机性的。”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而得以制度化、例行化，“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被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现代社会变迁更加显示出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他说：“也许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今天，我们才刚刚开始全面地意识到这种前景是多么地不确定。当理性的欲求替代了传统的欲求时，它们似乎提供了某种比先前的教条更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但是，只有我们无视现代性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着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的理性，上述这种观点才显得具有说服力”。所以，吉登斯的现代社会变迁思想与其结构化理论所蕴涵的实践的思维范式或生成性思维范式，具有本质性的关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体现。

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提供了研究方法

吉登斯认为，以往现代社会变迁思想之所以陷入认识误区，与其研究方法的弊端有直接的关系。客体主义者所使用的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这一方法源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首先提出和使用。孔德认为，社会现象虽然比自然现象复杂，但在本质上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服从普遍的因果规律，所以，应该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吉登斯批评指出，人类社会毕竟不能等同于自然界，实证主义方法所理解的社会规律只是社会现象的外在联系，而不是社会现象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与客体主义者不同，主体主义者使用的则是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们强调的是社会与自然的差异性，认为社会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文化世界”。他们主张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作如下区分：自然科学是关于“是什么”的事实知识，而人文科学则是关于“应该是什么”的价值知识。价值知识是指导人们行动“应该如此”的普遍性规范原则，它在人们行动中起着导向作用。吉登斯认为，人文主义方法看到了自然与社会的异质性，强调人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因素，反对把人当做非人格的社会存在物，这是可取的。但它过分夸大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把结构对行动、客体对主体的制约完全抹杀了。

吉登斯则以实践的思维范式为指导，扬弃了上述方法，提出了“双向阐释”(doublehermennutic)的研究方法。“双向阐释”是指，一方面，社会知识的发展有赖于作为大众的人们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科学的抽象化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又不断地重新反馈到、嵌入到它们最初由之提取出来的活动范围即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去，社会的知识或明或暗地、或强或弱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范围，在这个“反馈”过程中，它既重构着社会知识自身，也重构着人们的实践活动、社会生活本身。这些知识、概念和理论，对它们力求分析的社会产生了改变的效应。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人们根据这些知识对自身行动进行改造和调整(反思)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这些知识不断卷入现代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的过程。但因为人类行动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着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的理性”，所以，吉登斯指出，我们却永远也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这些知识的任何一种特定要素不会被修正。在现代社会，再没有什么知识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了，在“原来”的意义上，“知道”就是能确定。¨这些不可靠的知识不断嵌入到社会中去，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着现代社会，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从而使现代社会成为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难以驾驭的风险社会。

篇3

Abstract：Metro as a technical synthesis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ublic transport travel tools in modern cities， changing people's basic way of traveling， as well as integrating fully into urban life. Hence， influence of subway on city’s time， space and culture were investigated from the aspect of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metro and urban social changes.

Key words：space-time metro ； city life style ； social changes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4-44（6）

导论

1863年，英国为了解决首都伦敦的交通拥堵问题，建设了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它标志着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诞生，给城市居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交通出行方式。截止2015年，全世界共有120多个城市开通了地铁，城市地铁通车里程公里数前二十名总和达到5500多公里，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莫斯科地铁担负了该市客运交通总量的44%，巴黎地铁日客运量超过1000万人次，纽约地铁营运线路总长居世界第五，日客运总量达到2000万人次，占该市各种交通工具运量的60%，香港地铁总长虽然只有43.2公里，但其日客运量高达220万人次，最高时达到280万人次。据《2014年-2020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发展模式与未来前景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中国累计有19个城市建成运营城轨线路87条，运营里程2539公里，其中地铁2074公里，占总里程的81.7%。

地铁为解决城市扩张所带来的交通拥堵、出行不便等问题而出现，它充分反映了人类利用科学技术解决出行困难、满足出行诉求的渴望。与其他交通工具相比，除了能避免城市地面的拥挤和充分利用空间外，还具有运量大、速度快、无污染、准时、方便、舒适等优点。对于这种交通方式，城市居民给予了极大的欢迎。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还改变了一座城市发展布局，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作为一种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相融合的技术综合体，地铁已经与城市居民的生活出行紧密相连，除了改变人们基本的出行方式之外，所带来的社会性已经充分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仔细体味，较为显现的就是“时间”、“空间”在这种新的交通方式之下被重新建构，同时伴随地铁出现的文化元素正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城市发展。因此，如果抛开地铁所带来的技术性贡献，从社会学视角进行审视，我们会发现地铁给城市社会带来的社会性改变更值得去思考。

1 地铁与城市社会变迁的相互促进

地铁是城市社会变迁的产物之一，同时地铁也是城市社会变迁的催化剂之一。

城市社会变迁的动力很多，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点，城市化是重要的动力因之一。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城市化的过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连续实现了温饱和整体小康以后，推进城市化成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进程。城市化之所以能够以特有的社会变迁带动社会发展，其本质是形成了一系列新机制，如生活压力竞争机制、文化积累进化机制、科学技术创新机制、分工深化创造机制、个体差异需求机制、交换互动依存机制，等等。这些机制就成了城市社会变迁的强大动力，同时也给城市创造许多创新事物。当然，地铁就是众多创新事物的其中之一。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城市化，城市面积不会扩张、城市居民交换关系不会愈加复杂、不会造成交通拥堵引发社会成本的浪费等，那么地铁就不会莫名的出现。因此，城市社会变迁是地铁诞生的宏观背景，而城市化是地铁这种快速交通发展的现实土壤。

技术因素一直是驱动社会时代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丹尼尔・贝尔指出，“技术改变了社会关系和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我们可以随意列出技术促成这些变化的五种方式：一是通过较少成本生产较多商品，技术成为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的‘火车头’；二是技术产生新阶级，如工程师等；三是技术为合理性创造了新的定义；四是运输和通讯革命，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产生新影响；五是技术使世界的时空发生了变化”。[1]丹尼尔・贝尔的观点表明了现代技术是城市社会变迁的催化剂。那么地铁作为改变城市交通出行方式的典型技术，为人们交往互动提供了新的形式，使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发生了创造性变迁。

那么，地铁究竟对城市社会变迁带来了哪些影响？不妨先认识一下社会变迁的主要范畴。结合中外学者对社会变迁研究视角，主流主要集中在对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考察，譬如：默尔（Wilbert E. Moore）认为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改变，包括社会规范、价值体系和文化产物等方面；劳尔（Rorbert H. Lauer）则把社会变迁看做各种层次上社会现象的改变；沃尔夫冈・查普夫认为社会变迁可借助社会结构的概念加以理解，社会变迁即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制度的变化。所谓社会结构，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的定义，就是指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2]。因此，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我们可以狭义地将社会变迁理解为人口结构变迁、职业构成变迁、行为变迁、规范变迁、制度变迁、观念变迁等重要特征的集合。那么，地铁影响城市社会地域结构变迁的重要元素，包括了人口结构、职业构成、行为方式、规范制度、观念改变等方面。地铁的时间可控性影响了城市社会人口结构以及职业构成；而空间延伸性为城市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为行为、规范、观念变迁创造了条件。

2 地铁影响下的城市时间

人们谈到地铁，首先提及的就是时间，也就是出行所花费的时间是准时、精确、可控的。私人小汽车数量的迅速增长，给城市地面交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交通拥堵成为城市居民不得不面对的头疼问题，堵车使人们的出行时间变得不可控制，这种情况下地铁的时间优势就充分的体现出来。准时、精确、可控的工业化时间形态的特点，对于地铁乘坐者而言，“可控”同时伴随着地铁对行进速度的大幅度提升，节省了人们花费在交通上的时间，这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增加。自由时间的增加，则意味着有更多的业余生活时间，人们更愿意继续留在城市工作，支持城市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地铁所带来时间上的精准可控为城市发展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交通上的先决条件。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多数城市特别是特大型城市的空间进入了结构、规模迅速变化的时期。以上海为例，上海作为长三角的经济中心城市，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中心的范围不断扩张，形成了中心城、卫星城、小城镇、集镇四级城市体系；传统的城市经济空间向城市郊区扩散，大量工厂企业外迁，中心城区成为发展金融、贸易等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城市面积的日益扩大，经济活动的日益紧密带来了城市居民之间互动的日益频繁，导致交通出行的距离和频次迅速增加。设想一下，像上海这样总人口两千多万的特大城市来说，仅仅依靠普通地面交通工具是难以满足的，很大程度上地铁为人们出行提供了时间保障。城市快速交通为工作、生活提供了便利，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入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的比例正在改变，形成了精英阶层（高收入阶层）、中产阶级（中高收入阶层）、普通工薪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底层阶层（低收入、贫困阶层）、外来人口（流动人群）。我们不能说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因为地铁的出现，但将地铁视是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的一个催化因素毫无夸张而言。

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第三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服务产业等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城市化和后都市化的直接动力[3]。这种变化意味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城市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即农业和工业占有比例减少，而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占有比例增加。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了城市职业结构的变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人员比例逐渐减少，而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比例逐渐增多。地铁交通为应对城市这种职业结构的改变作出了贡献。还是以上海市为例，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原来的“二、三、一”产业发展顺序调整为“三、二、一”发展顺序。即遵照“三、二、一”的产业发展顺序，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形成了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二、三、一”产业结构向第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的“三、二、一”产业结构的转型。这种产业结构转型导致了金融、商贸、交通、通讯、餐饮等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这部分从业人员数量急剧增加，他们穿梭在城市当中，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排除薪资较高的高端管理人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经济条件不高，相当比例为来上海工作的外地人，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城市梦努力拼搏着。在他们的收入中，允许花费在交通出行上的比例是有限的，相比于私人小汽车而言乘坐地铁会便宜很多。上海工作日平均客流量超过900万人次，大量从业人员将地铁作为出行的首选，可以说地铁为庞大的城市人口流动承担了主要责任，也为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工业化时代人们“准时”的时间意识逐步增强。地铁对于时间的要求尤为精确，随着人们对地铁出行方式依赖程度的增加，这种以定时、精确、可控为特点的交通时刻要求，逐步地在改变居民的时间意识。

2.1 居民对时间的要求更加精确

以南京地铁为例，南京地铁的每条线路都有对应的运行时刻表，运行时刻表上对时间的标注是以“分”作为时间单位的。以地铁1号线为例，线路北起迈皋桥站，沿南京主城区中轴线一路南下，于安德门站向东南转至东山新城，进入江宁大学城，南至中国药科大学站，途径栖霞区、鼓楼区、玄武区、秦淮区、雨花台区和江宁区。线路总长38.9千米，共设置27座车站，其中地下站16座，地面及高架站11座。首班车时间为上午5点42从迈皋桥出发，平均2-3分钟一站，6点40到达南京交院站，每条地铁线路的列车均有精确的运行间隔时间表，除去由于机器故障造成的延误之外，地铁可以真正做到准时、精确、可控。而在上海几十米深的地底下，每天有上千万人次，以精确的自动控制方式，在四面八方间大跨度穿梭流动，其繁华热闹程度，不亚于地面上的上海。它给城市生活带来的便利和带动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驱动力，如何估量都不过分。[4]地铁作为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将线性时间的细分切割做到了极致。人们可根据已制定好的以分为单位的时刻表来安排自己的行程，预约、守时逐步成为公认的准则和社会美德。

2.2 促使居民生活节奏逐步加快

当居民对时间的要求越来越精确时，社会生活的节奏也随之被加速。“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等观点不断地冲击着居民，这也是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社会活动频率加快的产物。高节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十分明显的，居民在工作中分秒必争地去争取最大的价值，在闲暇时也生怕浪费掉一丝一毫的时间，人们更加注重时间的利用价值，从而促使经济产值的增长和消费的增加。资源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出无限的价值，是当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之一。

地铁作为现代工业化产物，同时作为“快节奏”商业社会的必备工具，在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同时，将这种时间认识论纳入人们的思维与观念之中，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已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生活特点。

2.3 促进城市社会秩序的形成。

公共交通的实行一般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时间运行，并由象征国家的管理部门制定运行车次、停靠站点，是一种秩序体系。随着居民对地铁出行方式的依赖，地铁对时间的精确要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地铁的固定班次，要求人们去等候，并精确按照时间出行。但是地铁的运营时刻表是政府制定的，民众的出行生活时间其实不能做到完全自由，也就说是处于一种安排与掌控之下。[5]居民想要运用地铁作为出行工具，则需要调整个人的生活时间表。例如，地铁部门通过节假日延长运营时间、高峰时间限流等措施，控制人们的出行时间与方式，保证社会秩序。因此，居民的出行计划将必定根据地铁的运行时刻表来安排，这从一定层面上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形成。

3 地铁影响下的城市空间

地铁是现代化技术的一种综合形态，它将城市空间从一维向二维进行延展，将城市地上交通与地下交通有机结合，丰富了人们活动的空间，弥补了地面交通的不足。因此，地铁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技术上的空间，这是我们最直观的感受。

交通运输领域的每一次进步都在增加人们的出行半径，交通工具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民用航空的出现使得一日千里成为可能，私家车的普及和高速公路的发展则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但是，乘坐火车、飞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带有公务或私人旅行性质的出行，绝大多数人的此种出行频率并不会太高。普通市民在城市内部，往返于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之间的日常通勤才是城市日常出行的主流。通常情况下，除去一部分驾驶私家车上下班的市民，绝大多数市民往往需要借助于大众交通工具，包括公交、地铁、轻轨、轮渡等。但是，由于城市区域范围的不断扩大和交通拥堵情况的日益严重，城市居民驾驶私家车、乘坐公交车在上下班通勤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城市现有的道路面积已难以承载越来越多的汽车数量，导致城市拥堵现象频发；同时，步行或骑自行车就可以到达的路途，许多人图省力选择开车，造成汽车可乘人数的的利用率极低，但却仍然占据道路空间。而且，一些没有私家车的家庭，或没有驾驶技术和能力的人，如老人和儿童、残疾者等，在城市轨道交通出现之前，都或多或少受到出行半径小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轨道交通的普及无疑大大提升了城市居民的出行半径。[6]

3.1 地铁的开通使得人们心理距离逾越了空间距离的相对遥远

乘坐地铁，人们在相同时间内的活动空间扩大了很多，市民可以通过所在地区的公共交通主体枢纽或轨道交通站点等重要交通设施之间实现“无缝换乘”，往来于相邻地区之间变得更加容易。以南京为例，从江宁区禄口镇到新街口，若选择公交车出行，要先乘坐709路公交车在安德门站转100路公交车到新街口，全程要3小时，而选择地铁出行，则需要先乘坐地铁S1号线到达南京南站转1号线抵达新街口，全程只需1.5小时。地铁的开通拉近了周边地区与市中心的心理（相对）距离，虽然绝对距离还是很远，但给市民的感觉相对距离并不遥远，这也使得出行者的路径选择更加灵活。

3.2 地铁改变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选择地铁出行，较远的距离可以快速抵达，不仅没有障碍和拥堵，而且比地面交通更加安全。随着地铁优势的逐步显现，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选择在城郊的地铁沿线附近兴建大型住宅区，不仅房价相对较低，而且环境宽敞、空气清新，居民在选择居住地时逐步倾向于城市郊区。所以，地铁的便利为从中心城区到郊区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居住模式，使得居住区逐渐向城市边缘外移，城市规模逐步扩大。以南京为例，自地铁一号线开通以来，江宁地区的房价及居住率大幅提升。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地铁二号线、三号线等的开通，必将进一步改变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

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市中心区域人口向郊区分流，卫星城发展的根本就是要解决市区和卫星城之间的公共交通问题，而轨道交通相比于普通道路交通优势十分明显，地铁将大大拓展人们生活的地域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城市地铁的延伸，对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也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城市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地铁大大促进了相邻地区的地方交往。目前，在北京、上海、香港等轨道交通相对发达的城市，城市轨道交通与城际高速铁路逐渐对接，共同向公交化发展。江苏与浙江、上海等地的紧密联结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地铁的建设。地铁拉近的不仅仅是城市与城市的时空距离，还有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城市生活方式的共享，促进了城市群中各个城市共同发展。

3.3 地铁空间的存在，为城市居民互动提供了新的场所

在地铁空间当中，人们的语言、行为、意识、符号在这里相互汇聚、相互交融、相互矛盾、相互改变，于是形成了另一个空间――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可以理解为城市在社会与经济方面呈现的空间特征和状态。由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空间成为物品和产品的集聚地，并具有一定工具性和功能性，服务于人们日常的交换活动。因为空间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相关，才具有了社会性。简・雅各布斯认为，“城市最基本的特征是人的活动。”城市空间正是通过承载公共生活和市民活动获得意义，这些活动是一种受到激发而集聚的过程[7]。因此，不同于技术性的空间研究，城市社会空间的应用不局限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发现城市空间形态及其变化过程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动因，将空间生产过程和社会变迁过程结合起来[8]。地铁是城市社会变迁的产物之一，从技术空间向社会空间的转向是地铁这种技术性综合体社会化功能的体现，由于地铁空间是城市居民交往活动的开放性场所，所具有的公共属性使其担负着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其重要意义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与日俱增。作为一种存在于城市居民生活世界中的空间，对于活动于其中的人们的行为、规范、观念、符号等带来哪些影响与改变，将是研究城市地铁文化的重要范畴。

4 地铁影响下的城市文化

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不同的文化功能构成不同的文化布局，文化的意义依它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所关联的思想，以及所有的价值而定”。[9]在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思想下：文化是社会结构体系的工具，文化功能的发挥受各种社会结构层次的制约，文化体系不仅决定人的价值观念，也构成人的行为准则。广义的城市文化简单地说是人们在城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城市文化在演进过程中，常常以新的物质创造为载体不断发展变化，原有的文化特征在新的环境下调整和升华。城市地铁作为一种物质创造，不仅仅是实体空间的产生，而代表了城市文化范畴内新特征和新变化的处理。如今，城市地铁已经成为城市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乘坐地铁是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每天的出行习惯，地铁空间成为人们之间互动的新平台。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帕森斯认为，文化是人类互动系统的产物，而地体作为人们互动的一种媒介，给城市公开规范、城市观念、城市符号注入了新的内容。

公开规范是指群体、组织和社会公开宣布的规范，比如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技术操作规范以及各种规章、规则、制度等，都属于公开规范的范畴。公开规范包括公开宣布的规范、规则、制度，那些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但内化为人们行动指导标准的道德准则，以及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行为标准。地铁是一种公共交通工具，在乘坐地铁的过程中，个人行为必须得服从公共行为。比如乘坐地铁应该按照“先下后上”的秩序乘坐，这一行为要求人们互相礼让、遵守通行秩序，虽然是一个很小的行为规范，但能培养人们相互协作、相互理解的精神风貌，也能反映出一座城市的文明素养。近几年，我国多个城市颁布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对不遵守城市公共秩序的行为做了明确禁止，例如：禁止在车厢内吸烟、吐痰、便溺、乱扔垃圾；禁止在车站、站台、站厅、出入口、通道停放车辆、堆放杂物；禁止强行上下列车；禁止携带宠物乘车等等，有的城市还禁止乘客在车厢内吃食物。地铁行为规范的产生本质上充分体现了个体行为服从公共行为准则的观念，要求人们在公共场所约束言行举止，遵守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安全，懂得替别人考虑，尊重他人感受。这将使城市居民感受到城市文明进步带来的精神享受。

时间上的精确、可控是城市地铁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当地铁进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范畴，成为日常通勤惯用出行方式的时候，人们的时间观念也随之转变。现代城市是社会财富的创造地，工业化的时间意识使得人们的时间观念由循环变为直线、模糊变为精确、忽视变为珍视。在城市地铁站内，我们经常看到匆匆行走的人们，他们计算着下一个活动的开始时间。地铁时间特征强化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反映了现代计时技术对人们时间意识的改变。人们普遍意识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种时间观念内化成一种城市观念，它代表着进步，意味着人们向前的目标不断前移。

地铁不仅仅是城市现代化交通运输系统，更是一组符号系统，展示了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精神内涵。城市符号具有无可替代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意义，“城市精神”是城市之魂，而“城市精神”就镌写在一个个城市符号上。城市符号作为一种符号经济，它的社会意义在于：展示和传送本民族、本地域的优秀传统和文化，扩大城市知名度，抬升城市品位，塑造城市形象等。[10]世界各国城市地铁空间都有这个国家、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历史气息。我们走进法国巴黎地铁站，感受到是法兰西民族追求自由和浪漫的天性；我们走进美国纽约地铁站，感受到的是美国多元性民族文化。我国的城市地铁空间也不例外，例如南京地铁站内的墙壁设计，都根据站台所处的地理位置选择壁画主题，南京站反映南京城区总貌；玄武湖站以水为主题；中华门站壁画则是有着厚重历史感的南京明城墙，在中华门站文化墙上，可以看到了“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诗词，鼓楼站文化墙上分别用甲骨文、小篆等6种字体写了“东吴、东晋、宋、齐、梁、陈”6个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朝代名称，南京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了地铁地域特色文化，展示了南京这座古城特有的魅力。此外，在地铁空间内，我们可以看到商业宣传、公益宣传，它们传递着一座城市的信息，成为一个城市经济实力、人们生活水平及现代化、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

结语

如果我们走进地铁，仔细观察，会发现地铁对城市带来的社会性改变就在我们周围。这个由人类生产力进步所创造的技术综合体，除了承担它应有的技术功能之外，对城市社会变迁的贡献已经远远超过它的技术价值。人们在地铁空间内互动，各种想法、行为、语言在这里汇聚，所产生的各种社会性现象将继续推动着城市社会的变迁。通过地铁这个物质载体，将有助于我们继续观察、继续思考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明的进步、城市文化的特点，将有助于我们研究城市变迁的新的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1][美]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王宏周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11―212.

[2][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第10版）.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94.

[3]张鸿雁.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解构”与“结构”――新城市社会学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2，（10）.

[4]朱国顺.上海地铁的风花雪月[J].新民周刊，2016，（4）.

[5] 周奥扬.地铁影响下的时空生活变迁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论文，2013.

[6]周奥扬.地铁影响下的时空生活变迁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论文，2013.

[7][丹麦]扬・盖尔，拉尔斯・吉姆松.公共空间・公共生活[M].汤羽扬，王兵，戚军，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47.

篇4

引 言

2010年3月笔者开始有关在日华侨华人的研究。笔者是自费留学生，有关在日自费留学生的相关事宜非常了解。但是，对在日公费留学生的情况一概不知，比如，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公费留学生？留日公费留学生有何特征？享受什么待遇？在日生活、学习情况和自费留学生有何差异以及学成之后的就业情况等。为了弄清以上问题，笔者开始以“在日中国公费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为题目的调研工作。2012年3月笔者以该题目完成了硕士论文。

2013年笔者又把目标转向了在日中国人的劳动问题，以田野调查为中心，开始以从中国福建去日本留学或工作，在东京筑地市场工作的中国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的研究。2014年3月在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了“日本新华侨生活状况的考察：以东京筑地市场为例”的文章。近来，笔者又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国内的归国留学生的研究。

回顾在日华侨华人研究，游仲勋说“战后日本华侨研究主要是以华侨社会经济为中心（游仲勋1996：90）。” 80年代以后，在日华侨华人研究有了明显的变化。门永美保认为“从1980年初开始，在日华侨华人研究不仅在经济方面，在华侨华人对日本社会适应类型方面和文化摩擦方面也有了很大进展。同时在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变化、组织形态和华侨华人重新构造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门永2013：74）。” 本稿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日本华侨华人研究概况以及研究动向。

一、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研究

有关在日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研究代表作品有过放（1999）的《在日华侨的自我意识的变化》。过放把在日华侨华人分为三个层次进行了分析。第一层是表层。主要阐述在日华侨华人的历史。第二层是中层。主要从婚姻方面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的社会构造。第三层是深层。主要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变化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日华侨华人和日本人结婚以及取得日本国籍的华侨华人越来越多，促进了在日华侨华人化的迅速发展。但是，在日华侨华人化的进展不等于否定中华文化而获得日本文化（门美2013：78）。”

除此之外，还有朱慧玲（2013）的《日本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以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为中心》。朱慧玲的硕士论文是以在日老华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问题。之后在硕士论文和王津的硕士论文成果的基础之上，分析了1972年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完成了博士论文。朱慧玲认为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和日本社会的社会距离在不断缩小，随着在日华侨华人的世代交接，在日华侨华人在不断的被日本社会同化。

二、教育、职业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在日华侨华人学校和教育问题也被学术界所关注。台湾学者杜国辉可称之为在日华侨华人学校和教育研究的先驱者。杜国辉（1991）以《多文化社会华侨华人的对应：日本？台湾的华侨学校毕业生动向分析研究》为题，主要是华侨学校对在日华侨华人有着重要意义为基础，针对在日华侨学校毕业生进行了意识性调查。杜（1991）的研究表明日本华侨华人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日常生活、行动、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等方面已经被日本社会所同化。此结论和周慧玲（2003）的结论相吻合。

除此之外，裘晓m（2007）以《有关日本华侨华人教育之研究：面向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的教育的再构造和课题》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裘晓m主要通过以下三个视点对在日华侨华人教育进行了分析考察。“第一，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作为民族教育发展起来的华侨华人教育发展的沿革和面貌。第二，从动态的视角，阐述了1990年代以后在日华侨华人的实际转换状况。第三，从多文化教育的视角，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教育意义和所承担的责任和任务（裘2007：11）。”但是，裘（2009）有以下三点不足之处。第一，没有把日中两国政策变化和此论文关系相结合。第二，近代华侨华人教育形成过程的分析应该和新华侨华人教育的形态分开作以分析。第三，应该把华侨华人教育以外的教育实践列入分析行列。

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在日学成后回国创业的中国留学生不断增多。因此，以回国留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其代表研究有安部康久、徐亚文（2011）的《从日本留学回国学生就业状况和留学经验的评价：以研究生为例》。为了完成此论文的调查，安部康久和徐亚文针对中国辽宁省大连市和山东省济南市的相关学校研究生以及具有专业知识、持高学历的回国留学人员为中心，进行了研究调查。其结果是：“留学者对自己的留学有较高评价（安部康久、徐亚文2011：189）。”

奈仓京子针对从日本留学回国的留学生进行了研究调查。其代表作品是2009年发表的《从日本留学回国留学生的自我实现和制约的考察》。奈仓京子从回国留学生的视角，以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和广东省为中心对回国留学生进行了采访调查。随着回国留学生和中国国内博士研究生的增多，“对中国的大学来说，“海龟”不再向以前那样珍贵。

三、地域方面的研究

有关华侨华人在日地域分布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以在横滨、神户、长崎居住的华侨华人为研究对象。近来，以东京、名古屋和冲绳等地区为对象的华侨华人研究也增加了。代表研究有山下清海（2007）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再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山下主要通过“东京都统计年鉴”第6次（1954年）到第56次（2004年）的“外国人登陆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京都在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的特征。山下把东京华侨华人的人口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称之为“停止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到1978年）。这一时期在日中国人人口变化不是很大。第二时期称之为“急增期”（1979年到1988年）。这一时期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日中国人急剧增加。第三时期称之为“安定期”（1989年至今）。这一时期在日华侨华人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中国东北三省出生的中国人明显增加（山下2009：107-109）。

四、其他相关华侨华人研究

中国最著名的“侨乡”有江门、泉州、潮汕和梅州。近年来，相关学者开始了以“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为对象的调查研究。“侨乡” 研究的代表作品有稻泽努（2016）的《侨乡：华侨故乡的观念和实像》；长沼さやか（2015）的《广东省珠江达美侨乡的起源：以华侨的村和无华侨村为例》；兼城系绘（2012）的《“移民”支持的神社：福建省福州市的侨乡为例》等。

全球“华侨华人博物馆”包括正在筹建的有7个国家50家左右。其中中国国内有近30家，海外近20家，分布在亚洲、美洲、大洋洲等。2015年11月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与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学术研讨会。此会对华侨华人对华侨博物馆研究有着重要意思。此外，玉置充子（2012）也对《广东省的华侨华人博物馆》进行介绍等。“侨乡”是华侨华人的故乡；“华侨华人博物馆”具有对华侨历史文物、文献资料等进行保存、研究等功能，因此，推动“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结束语

以上总结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的情况。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开始于经济方面，之后发展到华侨华人的意识的变化、学校教育、地域分布、归国中国留学的就业等方面。近来又出现了以“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为研究课题。本文通过整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了解了日本华侨华人的研究动向，为今后新课题研究“中日国家关系的变化对在日华侨华人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仲耄1996）.「日本におけるAS研究.『アジア研究；第13 期2号. 第80-118.（游仲勋：日本华侨研究.亚洲研究.第13期2号.第80-118页.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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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清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再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人文地理学研究.第31期. 第97-113页.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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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婧：名古屋在住中国人人口变化和职业分布实际考察.名古屋大学国际交流专业 第42-54页.2012年）.

篇5

关键词：民间信仰，元代，江西

何谓民间信仰？关于此概念学界有诸多论述，路遥提到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民间信仰就是信仰习俗，从“宗教心态”研究民间信仰和民间信仰乃是传统之混合性宗教。而赵世瑜认为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即是民间信仰，和由这些信仰而形成的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民间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一、元代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1.从整体上研究元代民间信仰的研究：

《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王见川、皮庆生著，介绍了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土壤，朝廷对其政策与方针，民间信仰主载体祠庙与相关现象，妈祖、张王等跨地域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真武神等全国性信仰的形成于发展。使读者从整体上对宋元明清三代的民间信仰有深层的了解。

2.以个案探讨民间信仰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有：

（1）民间信仰与国家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元代基层祭祀活动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池内功先生的《异民族支配与国家祭祀——谈元朝郡县祭祀》（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9～167页）一文，对元代郡县祭祀制度、祭祀礼仪以及郡县祭祀的教化功能进行了探究。在其《关于忽必烈朝祭祀》（平成2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综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中国史的正统与异端》（2），1991年，第55～70页）一中，主要探究了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的祭祀活动。李逸友先生《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的《祭祀文庙》一节中介绍了元代亦集乃路祭祀的对象、时间、礼仪等。

（2）民间信仰与经济的关系

神祇和农业方面的研究有延保全的《广禅侯与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4期，2003年10月），认为元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刺激了农民务农积极性，需求大量耕牛，借助神灵牛王“广禅侯”寻求心理上的满足，促使广禅侯庙的进一步建立、扩大。

（3）民间信仰与社会的关系

研究神祇传播的社会因素，有朱天顺的《元明时期促进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社会因素》（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8月29）。郭文宇的《宋元以来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神灵塑造》（暨南大学2010年5月）通过概括增城及附近地区宋元以来的社会变迁历程，来考察何仙姑形象的演变过程。

（4）民间信仰与文化的关系

研究民间信仰的文化、思想，有范立舟著《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宋元时期，流行的民间信仰文化所涵摄的思想内涵，与士大夫阶层经常用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5）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关系

在道教方面，刘永海、郝秋香著《由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诸神信仰——以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纯阳帝君为例》（载《中国道教》2010年3期），通过对道教神系的变化发展进行梳理，对于进一步认识古代官方与道教信仰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有曹飞的《万寿宫历史渊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孤例》，（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等等。

二、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专门论述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研究著作，近年来颇为丰富：

对江西许真君信仰的研究引起很多学者得关注，专著有章文焕先生的《万寿宫》（华夏出版社，2004年），论文方面有李平亮教授的《明清南昌西山万寿宫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1550——1910）》，（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明后期南昌西山万寿宫的重兴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明清以来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与“朝仙人习俗”》（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第42卷第5期），张璇的《明清时期江西会馆神灵文化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等。学者通过对万寿宫以及许真君信仰的史料整理，研究万寿宫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创造过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诸多方面。

市镇神灵崇拜与社区人群内部关系、地缘支配关系、社区内部联系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在梁洪生教授的《传统商镇主神崇拜的擅变及其意义转换》（见《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222-262页）一文中，以江西吴城镇的聂公崇拜为例进行了探讨，显示出了地方商业城镇的经济社会变化与全国范围的社会政治变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谭小军揭示了民间信仰是乡绅民众与国家利益的结合点之一，在《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新干县萧公庙的个案研究》（载《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2月，第27卷第1期）中研究了新干县萧公庙这个案，了解到乡绅民众可以利用“神的权力”，而国家在规范信仰也更好地管理了地方。

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变化在扶松华的《环鄱阳湖的民间信仰》（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一文有明显体现，以环鄱阳湖具有代表性的老爷庙、许逊和康王三个各案，分析了解民间信仰和鄱阳湖演变的关系。

林萍的硕士论文《南宋江西地区民间祠神信仰研究》，（南昌大学，2010年12月），分析概括出了南宋江西民间祠神信仰的特征，深入探析了南宋江西生词现象，同时从战乱与交通两方面分析地方社会与民间祠神信仰。林宏的《明清时期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明清江西各府县方志中“祠庙”等目的整理，梳理出22个主要神灵和对其信仰的地域差异，并分析形成原因。

吴小红的《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溪的二孝女故事是教化性、政治性的文化资源，也是保护当地利益的经济资源。二孝女进入祀典失败，反映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而变化，和元朝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松懈。

三.结语

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未来研究工作中大有裨益的当是对元代江西地方志中祠庙的部分进行资料的收集，了解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基本概况，探究其深层形成过程。（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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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都市新移民的研究当中，有两个新的视角，一个是从“市民化”的角度关注进城农民工与征地农民的权利获得（陈映芳，2003；文军等，2004；林拓，2004）；另一个是从“本土化”的角度关注台商在大陆的状况（耿曙，2002、2003；黄凯政，2004；林家煌，2004）。其中，前者更多的是从公民权的角度出发，探讨进城农民工与征地农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后者则更多的是在海峡两岸政治结构的框架下面，探讨台商的本土化是否会导致中国台湾地区产业的空心化，以及两岸的经贸联系最终是否会影响到政治格局的变动。严格来讲，这两个概念都带有很强的政治关怀。在本文的研究当中，将利用更具有社会学味道、更加中性化的“移民化”的概念来对上述两种视角进行整合，并对他们所研究的进城农民工与大陆台商两个群体进行比较研究。

从“移民化”的角度来看，上述两个研究视角都比较强调当地现有的制度与文化对移民群体的同化以及相互之间的融合。其中关于市民化的讨论比较倾向于从城市市民现有的权利与生活方式出发，讨论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距离，并由此出发来讨论农民工的未来发展问题；而关于本土化的讨论则比较倾向于关注台商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状况、台商与当地人的社会交往状况、以及他们对当地社会的认同状况。本文，在关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农民工和大陆台商的研究中发现，随着移民进入都市时间的增长，随着移民群体规模的扩大，我们看到的不是“移民化”的程度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表现出“反移民化”的倾向。

对于这种现象，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没有进行充分的关注。本文的研究将从对此现象的考察出发，从“结构－制度分析”着手深入讨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外来人口“移民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并在此基础上对“移民化”的概念作进一步的探讨。

农民工与台商的“反移民化”倾向

在上海都市新移民的调查当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早期进入上海的移民，包括农民工和台商，往往都要经历一个非常痛苦而漫长的逐步适应地社会生活的过程。他们往往不但要努力学会当地的方言，而且要尽量要求自己按照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来看问题，努力在当地人的夹缝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们也会尽量争取与当地人进行更多的交流。但是对于后期进入上海的移民来讲，由于早期的移民已经为他们在这个城市中争取到了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在当地人的夹缝中谋求生存：他们努力争取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的动力大大下降，他们不但不会去学当地的方言，甚至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也更愿意固守自己传统的东西；在社会交往方面，这些后期移民也表现出日趋封闭的倾向。

从同化与融合的角度来理解，本文的“反移民化”倾向实际上包含了两重含义：一是指“移民化”的结果，即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移民化”过程，新移民变得不是越来越像当地人，或者与当地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是变得越来越不像当地人，与当地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二是指“移民化”的过程，即在“移民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不是一种同化与融合的趋势，而是一种分化与隔离的倾向。具体来讲，这种“反移民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移民变得越来越不像当地人。这一点，对于农民工来讲，可能更多的可以从收入差距上出来。在过去的这些年中，虽然农民工的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权益（包括社会保障与子女入学等）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总体来讲，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虽然对于生活方式与观念方面的改变，还没有很好的指标来测量；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民工群体来讲，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近距离与处于高收入水平群体的接触对观念的影响，有时候产生的可能不是一种认同，而是一种仇视。对于大陆台商来讲，问题的表现可能正好相反，虽然近几年，台商与上海当地人之间在收入差距上日渐缩小，但是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却在扩大。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地区的服务业入住上海，台商适应上海、融入上海的动力开始下降。

其次，新移民的行为方式日益非正式化。对于早期移民来讲，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要求助于当地的公共机构或者政府部门。但是对于后期的移民来讲，由于他们的先辈们已经开创出了一套穿透正式体制与制度的行为方式与非正式渠道，他们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或渠道很快地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通过正式的方式或渠道来解决问题逐渐失去了兴趣，至少已经没有太大的动力去争取。

第三，新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日益封闭。对于早期的移民来讲，他们为了在城市中立稳脚跟，不得不与当地人打交道，并在与当地人的交往当中建立起自己的支持网络；虽然这种网络很脆弱，或者让人很不舒服。但是随着移民群体的不断壮大，移民之间的社会支持体系变得越来越庞大，新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往往呈现出一个日益封闭的倾向。

对于上述现象，本文的经验调查主要来自于对不同移民个案的深入访谈，在访谈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早期移民与近期移民生活状况的差异，以及早期移民在“移民化”过程中生活状况的变化。③

对“反移民化”倾向的“结构——制度”分析

在“移民化”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出现逐步“同化”与不断“融合”呢？在调查中发现，与早期移民相比，近期移民进入当地社会时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少了，已经没有早期移民那种处处碰壁的感觉；与早期移民相比，近期移民对于当地的那种陌生感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他们已经在当地生活得比较舒服了。对于那些老移民来讲，近期与早期的这种差异更是明显。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些移民已经逐步被当地所同化，或者与当地逐步实现融合了呢？进一步调查发现，事情远远不是如此简单。

以往的制度与文化体系变得日益开放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以往的制度与文化体系之外的新的社会空间的快速成长。在调查中发现，近期移民之所以觉得进入当地社会的障碍越来越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些移民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套解决各种问题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体系，他们基本上不再需要去哪怕已经开放的制度和文化体系当中寻找支持了。在移民比较集中的区域，移民文化甚至逐渐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而当地人则逐渐成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比如，被台商称为“小台北”的昆山，按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柏兰芝教授的观点，已经形成了台商与当地政府之间的“跨界治理”。［1］也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才使得移民化过程表现出来的不是当地人对外来人口的同化和相互之间的融合，而是相互之间的分化与隔离。

为什么“移民化”的过程会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呢？这很大程度上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移民政策的变动路径相关。建国之后，城市的移民政策曾经经历过一个由开放到封闭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我们经历了一个把帝国主义的在华企业和侨民逐步排挤出去的过程，这个过程，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称为“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谢艾伦，1996／2004）对内，我们也经历了一个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并逐步封闭的过程，这一点，在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研究中也有了很详细的讨论（陆益龙，2003）。但是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这种从开放到封闭的过程都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建构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制度变迁先于结构变迁，制度建构结构”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城市移民问题上实际经历了与建国初期正好相反的过程，也就是说，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我们都又经历了一个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的过程。但是由于我们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渐进式”道路，所以与建国初期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经历的是一个“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过程。

在这样的社会变迁逻辑下，当移民进入城市，面对一个封闭的城市体系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时候，他们发现，在原有的社会体系之外，重塑一套新的社会结构要比改变原来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要容易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移民在不断从原有的社会体系与制度缝隙中寻求资源的同时，开始把越来越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在体制外建立新的结构与空间，当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和空间逐渐形成的时候，不但老的移民会逐步把自己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支持体系建立在这些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空间之上，而且会成为新移民们创业的乐园；老的移民会逐渐失去向旧体制进行挑战的激情和动力，而新移民可能连这方面的欲望也没有了。于是在“移民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反移民化”的倾向。

当然，对于本文所研究的农民工与台商来讲，这样一个社会变迁的逻辑，在具体运行过程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对农民工来讲，这种“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过程，更多可能是一种被动和无奈的过程。因为他们是都市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从最初的“在夹缝中生存”，逐步沦为城市社会的最低层。从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进城以来，已经有1亿多人口以这种身份生活在城市当中，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已经在城市中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在我们的话语体系当中，他们仍然是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中存在的合理性还仅仅在于我们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他们，我们城市中的一些脏乱差、危险的工作和服务离不开他们。直到最近，才逐渐有一些学者开始从公民权的角度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城市才开始在法律法规上要求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三金”，为民工子女提供同样的教育；全国总工会也开始考虑农民工进入工会的问题。

对台商来讲，虽然他们不是都市化中的弱势群体，但是他们对于正式制度的态度与农民工有些相似。台商往往面临两个方面的制约：一个方面来自台湾当局，他们的很多限制使得大陆方面为台商提供的一些方便措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来自实际的执行部门，虽然大陆方面对台商制定了非常优惠和宽松的政策，但由于两岸关系的敏感性，使得实际的工作部门在处理涉及台湾事务的时候都非常的谨慎，在这种情况下，一道道无形的障碍就被设定在台商与我们的城市当中，使得台商们不得不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台商的圈子当中。

在调查中，有很多准备在大陆长期发展的台商，看好上海未来的发展前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在上海发展，因此他们计划让自己的孩子更早地进入当地学校接受教育。但是事情的结果常常不如所愿，大陆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压力往往让这些台湾孩子难以适应，最终的结果往往还是逐步从当地的学校中退出来，或者回台湾，或者进入上海的国际学校就读。

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进入上海，他们逐渐在上海形成了自己的移民群体，并在古北路、仙霞路等地区逐渐形成了台湾人比较集中的社区。新来的台湾人，一旦进入这个环境，就如同回到了台北。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与早期移民相比，已经感到方便了很多，并且在进入上海之后，也不再有那种很强烈的陌生感；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与当地居民形成了比较密切的互动关系，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当地人的融合又进了一层。

对早期的移民来讲，他们在大陆创业、投资，要想成功，就必须依靠当地人的力量，通过学习上海话、交上海朋友种种途径来使自己变得更加像一个上海人。但是对新来的移民来讲，由于有了早期移民的基本信息和基本的支持，仅仅在这个社区的内部就能够把自己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差不多了，因此，也就失去了与当地社会进一步融合的动力。 转贴于

这样一种“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社会变迁模式，不但使得我们的“移民化”过程表现出“反移民化”的倾向，而且会使得我们的“移民化”过程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的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社会变迁中的“锁闭”效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在他的经典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曾经专门论述了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问题。在诺思那里，正式制度的变迁由于受到更为稳定的非正式制度的制约而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2］在中国“自下而上”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过程中，早期阶段，“路径依赖”更多的表现是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制约作用，但是到了后期，日益成熟和完善的非正式制度体系会逐渐把我们的制度变迁过程锁定在这样一种自发形成的结构当中，从而出现诺思所讲的“锁闭”效应。

目前，在农民工与大陆台商这两个移民群体当中，“锁闭”效应已经初见端倪。庞大的农民工移民群体以及“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使得我们的城市在做出任何让步的时候都表现得谨小慎微，因为城市的管理者不知道一个小小的制度修正的背后，到底会涉及多少人命运的改变；因为不清楚，一个小小的制度修正的背后，到底会带来多少相关政策的连锁反应。反过来，那些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也早已从那种一步登天的幻想中解脱出来，对于城市给予他们的积极反应已经有些麻木了。对他们来讲，变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城市人已经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与其寄希望于城市人偶尔施舍，还不如把精力更多地置于移民群体中，经营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

对台商来讲，这种“锁闭”效应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是我们开始以一种“服务”的姿态讨论“两新”组织的党建问题，其中包括台湾人集中居住的社区和台商的企业。对于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由“非弱势群体”移民形成的社会结构，已经不是他们要求与当地社会进行同化和融合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正式组织和结构开始想办法如何进入他们当中。

这种“锁闭”效应可以说是目前关于移民问题进行新的制度建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当这些外来人口已经在我们的城市结构当中逐步稳定下来、并逐渐形成自己比较独立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的时候，且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和制度体系已经以“习惯”的方式稳定地存在于移民群体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当地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可能应该考虑的已经不是如何从自身的标准出发来改造他们，而是要进行自我调整，逐步把这些结构与制度纳入新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当中。

“移民化”与新的移民模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我们的城市在重新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经历的是一个“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路径，因此，在农民工和台商这两个外来群体“移民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就不是一种与当地社会逐步同化与融合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实现与当地社会“群体性共存”的过程。本文在开始部分所描述的这种“反移民化”的倾向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移民化”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面，“移民化”实际上是新的移民不断地争取与当地社会享有平等的“群体性共存”权利的过程。

当然，这样一种“群体性共存”关系，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文化上多元共存的关系，还带有很强的社会分层的蕴涵。也就是说，新形成的移民群体与当地的社会结构之间，包括不同的新移民群体之间，已经逐渐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层分化的倾向。这种等级分化结构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了当地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以及不同的移民群体之间的一种再结构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直接体现了这些移民群体“移民化”程度的加强。

注释：

① 本文的初稿曾经于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中国城市研究网2004年12月12－14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的“中国城市：城市研究的新一代”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周雪光教授对本文发表了主题评论，另外，本文的研究得到了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中国城市研究网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文仍然存在的所有问题及相关的责任将由作者本人承担。

② 本文中的“台商”，指中国台湾地区在大陆经商（包括投资建厂和从事贸易）的人士。

③ 在上述的比较研究中，我们需要控制的一个变量是早期移民与近期移民的一个差异，即早期移民已经经历了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访谈的早期移民来讲，经过了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沉淀下来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移民的特征；但是对于近期移民来讲，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在经历了自然选择的过程之后可能最终会选择离开。应该说本文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中，并没有对这个变量进行很好的控制，但是考虑到本文所考察的问题与这个变量发挥的作用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变量发挥作用，在本文的调查当中应该发现的是与本文论述的正好相反的逻辑，所以，不控制这个变量对本文的结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柏兰芝、潘毅． 跨界治理：台资参与昆山制度创新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座，2003． 9． 19

［2］诺思，刘守英译．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上海：三联书店，1994

参考书目：

（1）陈映芳． 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2）耿曙． “资讯人”抑或“台湾人”？——大上海地区高科技台商的国家认同． 佛光大学“第二屆政治与资讯研讨会”﹐2002

（3）耿曙． 连缀社群﹕WTO背景下两岸民间互动的分析概念． 许光泰﹑方孝谦﹑陈永生编． 世贸组织与两岸发展． 台北﹕政大国关中心，2003

（4）黄凯政． 大陆台商当地化经营之研究——以大上海地区为例．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

（5）林家煌． 过门不入：大陆台商信任結构、协力网络与产业群聚．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大纲，2004

（6）林拓． 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与农民市民化．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编． 城市研究简讯第11期，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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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继迁，江苏工业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江苏常州213164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0-0076-03

“城中村”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城市化进程中凸显的一种社会现象。国内学者从地理、城市规划、行政管理、经济、社会等角度出发，对“城中村”现象，从多方面多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研究领域

(一)对“城中村”现象的认识和诠释

1　关于“城中村”的内涵。“城中村”被广泛运用于学术论文、媒体报道、政府文件是在2000年前后，学者们对“城中村”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代堂平从地域、社会关系角度认为：“城中村”是指从地域角度被纳入城市范畴的局部地区，就其社会属性来讲，仍属于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特殊的社区。李俊夫从土地产权和土地利用角度认识：“城中村”是指那些位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或城乡结合部，被城市建成区用地包围或者半包围的、没有或是仅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张建明从外部景观和思想观念角度认为，“城中村”是位于城乡边缘带，一方面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享有城市的某些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还保持着乡村的某些景观，以及小农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农村社区。

2　关于“城中村”产生的原因。田莉认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用地的迅速扩张和政府调控力度的不足是“城中村”产生的根源。李立勋将原因归结为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格局，而社会调节系统的局限则成为“城中村”形成的社会因素。吴晓则认为，在缺乏资源和远见的背景下，城市为获取发展空间而采取的妥协性征地政策，造成了“城中村”问题。周大鸣、郑庆昌等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管理制度是“城中村”产生的主要原因。李培林指出，“城中村”的产生归结于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的刺激以及“类单位制”的块状管理。蓝宇蕴认为，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是造成“城中村”问题的根本，村落共同体的利益性内聚是形成“城中村”问题的关键，非正式经济是“城中村”赖以兴盛的体制外支柱，而村落历史的认同感则是“城中村”形成的历史性因素。

3　关于“城中村”形成演变机制。对于“城中村”的形成演变机制，很多学者都作了探究。张建明认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农村城市化的大背景、城市发展提供了总动力、土地制度成为主要因素、规划的失误和管理的不善成了加速器、传统城乡二元体制是制度壁垒，以上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城中村”。李立勋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格局及社会调节系统的局限导致了“城中村”的形成演变。常辉从空间扩张、体制竞争和城乡文化交流三方面分析其变迁演变的机制。

4　关于“城中村”的类型。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城中村”进行了分类。张建明根据广州市“城中村”的资料，把“城中村”分为三类：基础设施优越型、集体经济实力型、土地资源充足型。常辉对西安、广州的“城中村”进行分析对比后，归纳提出了目前“城中村”三种主要发展阶段的形态类型。李培林按地理位置将“城中村”分为“城中村”、“城边村”、“城外村”三类。吴晓从社区构成和组织的角度把“城中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同乡、同村、同业或同族为群体聚居，以地缘、亲缘、业缘为基本纽带的缘聚型聚居区，如北京的“浙江村”；另一类则是没有形成明确的主导性纽带或产业体系、居民来源混杂的混居型聚居区。

5　关于“城中村”的文化观念。李培林、周大鸣等认为，“城中村”的城市化进程具有被动性和激进性，传统农村文化尚未转变为现代城市文明，村民难以适从；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并未带来村民素质的提高，中青年村民的城乡二元性和社会边缘性凸显。丘海雄提出“二世祖”等概念。刘钧演认为村民文化素质低下，道德品质的没落，法律意识的淡薄日益成为“城中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

(二)关于“城中村”治理的研究

1　总体性治理思路。田莉、房庆方等从村镇预先规划、城市发展统一开发，出台规范“城中村”法规政策等角度提出了总体性治理建议。李弱通过分析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实例的经验教训，提出目前“城中村”改造应注意到城市弱势群体的居住需要。李培林则认为，“城中村”改造的困难不仅在于生活改善，也不仅在于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甚至也不单纯是变更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问题，而在于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网络的重组。韩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城市发展的动力“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城中村”改造要调节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达到利益均衡。

2　具体治理模式和策略。张立生认为，可以在新城建设或城市用地扩展时引入农业景观，将“城中村”改造成“都市型农业社区”张建明和李立勋等强调对“城中村”建设景观进行改造，从分散、混杂、设施不足、居住环境差的传统农村聚落，转变为有序、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的现代化人居环境，流程为“拆迁一补偿一重新安置”。郑静、郑庆昌等提出自上而下的“撤村改制”模式，即直接用城市管理体制取代农村管理体制。陈鹏认为，在政府职能上应从政府主导向政策引导转变，在土地制度上应从“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变。在改造模式上应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在优惠政策上应从宽建设向宽用地转变，在管理理念上应从强制管理向协调管治转变。

二、研究视角

梳理学术界有关“城中村”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于“城中村”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问题”、“共同体”、“社会变迁”等三个视角。

(一)社会问题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研究“城中村”现象的学者比较多。他们认为，“城中村”的存在已成了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在现代大都市中，“城中村”几乎成了“脏、乱、差、黄、毒、赌”的滋生地，因而多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建议政府从不同方面加强对“城中村”的治理或管理。

代堂平、李俊夫等学者从犯罪、社会治安、人口管理、环境卫生、文化冲突等方面论述了“城中村”存在的问题。目前“城中村”存在的问题，一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在“城中村”内，“发廊”林立，赌博盛行，吸毒猖獗，黑帮肆虐，各种恶性案件不断。二是潜伏严重火灾隐患，“城中村”内街内巷狭窄弯曲，根本无法满足消防需要，一旦发生火灾，后果

不堪设想。三是规划管理严重滞后。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城市形象，制约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二)共同体视角。代表性的学者有李培林、蓝宇蕴等。他们从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对“城中村”现象作了“类型化”的研究。李培林认为，“城中村”是一个“村落单位制”社区，并存有坚固的“社会关系网络”。“村落单位制”是由两方面原因促成的：一是村落管理制度下共同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也是以往“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延续。二是村集体经济产权下的股份分红(资源分配)。首先是按村籍分配，其次是按工龄分配，这种分配本身体现了“单位制”的某些功能。

蓝宇蕴认为，“城中村”是一个“新都市村社共同体”。这种村社共同体是与传统小农村社共同体相对应相区别的一种村社型组织，特指在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农村社区以行政村庄为边界，建立在非农产业经济基础之上，并在非农化过程中依赖自身的经济、权力、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资源进一步凝聚起来的共同体组织。“新都市村社共同体”是弱势的农民村民走向城市的“新社会空间”或“过渡地带”。

(三)社会变迁视角。代表性的学者有周大鸣、孙庆忠等。周大鸣对广州市南景村50年来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南景村从一个市郊的农村变成现在的“城中村”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南景村是一个“都市边上的村庄”，农村社区特征明显，村民全部为农民，并与全中国的农民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南景村是一个“都市扩展中的村庄”，由于城市化的发展，耕地大量被征用，人口增多，非农产业发展快，村民的消费习惯在向城里人看齐；90年代以后，南景村变成了“都市里的村庄”，已基本没有耕地，同时体现了与一般“城中村”所共有的一些特征。孙庆忠也对南景村50年经济变迁的基本形貌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从城郊聚落到都市村庄的南景村，经历了地主所有制下的小农经济、集体化时期的土地公有、村社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和以股份制为标识的经济共有等几个发展阶段。南景村的变迁轨迹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都市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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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贝克尔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新史学派以相对论为其历史研究和分析史实的基础，与传统编年史学派分析历史的视角和方法上存在极大的分野。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历史科学采取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并把历史说成是一种可以随研究者的主观喜好而任意加以伸张的东西。《启蒙时期哲学家的天城》是贝克尔的归纳、演绎其新史观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启蒙运动思想史的经典之作。文中，贝克尔I以幽默、嘲刺的笔调指出那些在启蒙时期唯“理性马首是瞻的哲学家们往往是最不理性的，而他们以现代语词和思路建造的理性大厦与奥古斯丁的神学天城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是“只缘生在此山中”的缘故，与启蒙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们难免要被启蒙的荣光所折射，在其澎湃的音浪中消声。对生于1873年的贝克尔而言，启蒙的辉光己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淘洗后渐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灭其时欧美的反启蒙思潮也在抬头，以追问人之意义自命的学者们开始把“启蒙”这一型构欧洲近代历史的舆论气候纳入解构、批判的对象。可以想见的是，与启蒙的这段暧昧的距离决定了贝克尔可以一个超然的角度来揣想启蒙之功过，从而为我们领会启蒙精神提供一个清明的认识论基础。

一、启蒙时期“舆论气候”之内涵阐释

(一)“舆论气候”的概念提出

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启蒙时期向为论者津津乐道。其中，尤以意识形态的研究为滥觞而以意识形态之名发动的法国大革命则将这场争论扩散至全世界。如何看待意识形态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定位，如何评价社会舆论与社会革命的互动关系，贝克尔扬弃传统史学按图索骥的研究方法，独辟蹊径地找到了一个以社会舆论为切入，深入观察启蒙思想内在性格的视角——舆论气候。何谓“舆论气候”，贝克尔没有从学术上进行界定。相反，他借叙述自己和朋友经常面临的观念冲突的例子向我们表明：“舆论气候”是文思表达的逻辑起点，它表征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学术团体在此一历史语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下形成的对周遭人事之共识。在“舆论气候”的鼓噪之下，人类思想在社会各个阶段的发展和变迁不仅为个别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提供一方言说的舞台，也为那些在社会背景下所思所想的人们挺立起一片集体智慧的高地。

(二)启蒙时期‘噢论气候”的内容分析

既然“舆论气候”是每一时期主流思想提出和发展的前提，那么搞清楚启蒙时期的“舆论气候”究竟为何，对理解启蒙时期政治思想的变迁而言，无疑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对启蒙思想稍作提炼，可以发现，对启蒙时期的学者们而言，“理性”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关键词。而在这个关键词的背后则是启蒙时期的学者们对研究方法的默契取舍。这份默契，用贝克尔的话说，就是“中世纪的神学、哲学和演绎逻辑已经从它们的高品味之上跌落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学、科学和计量的技术。”其中，启发启蒙思想最为显著的又推历史学和科学。

1．启蒙时期历史学的起步

自1949年法国开始入侵意大利，一些法国学者便开始陆陆续续地投身到罗马史的研究和注疏当中。发端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就是此次“发现意大利运动的直接结果在对意大利历史的梳理和对法国本土传统的回顾中，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比任何时期的学者更乐于举目回望人类有记录以来的历史。而伴随人类日益增长的返古思潮的则是传统神学苦心建构的信仰大厦的式微。历史观念的逐渐形成意味着人们正在尝试把人类社会看成是某种正在形成中的东西。以古为镜的人们相信，借助历史的推演，不仅可以还原出社会传递的脉络，更可以从中摸索出认识世界发展的规律。

2．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近代人在逐渐培养起一种历史观念的同时也在积极开拓科学的面向。“正如历史学已经逐步取代了神学，同样地，科学也取代了哲学。”在《文明史纲》中，布罗代尔将欧洲思想史简要划分为三个时期，亚里士多德体系，牛顿——笛卡尔体系和爱因斯坦体系。其中亚里士多德体系是前启蒙时代的思想体系，由一个阿拉伯人在十三世纪时引入欧洲，统治了欧洲思想界长达500年之久。随着亚里士多德体系的重现和注疏的开展，形式逻辑成了欧洲各国大学的主要学科的榜首。以形式逻辑为原点，还发展出了数学逻辑和概率逻辑等等。在亚里士多德的熏陶下，前启蒙时期的思想领域蔚然一片逻辑的天下。

然而这份古老的遗产却在启蒙科学家的惊人发现之下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近代科学的讨伐之下，人们倾向于将逻辑看成是玩弄一种玄而又玄的游戏，是一种无聊的消遣，逻辑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领地。近代科学的特征不胜枚举如果要在其中检索出一条最为关键的特征，莫过于其方法论的简单明了。以天文学的发展为例，伽利略的观星学向我们启示了一个最简单易行的方法论，即只要紧紧盯住望远镜的那头可观察到的事物(天体)的自然运行即可。科学家们不无乐观地相信，在这不涉利害的静观中，自然运作的奥秘正在从一片神学的虚象中浮现出来。

二、“舆论气候”影响下的启蒙思想

历史学和科学在启蒙时期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旋即就在启蒙时期刮起了一阵舆论飓风。这阵飓风所到之处既有风卷残云之力也饱含摧枯拉朽之势阿奎那苦心构建的神学大厦在历史学和科学的讨伐之下越显衰微，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则在人们日益觉醒起来的主体意识前岌岌可危。空虚的哲学亟需新的内容填空，漫漶的社会风气亦求助振作的呼号重整。在此背景之下，科学、历史学与哲学三者间发生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场反应的结果直接导致了传统自然法思想在启蒙时期的破土重生。如何评价古典自然法学者在启蒙背景下的心理自觉，如何看待古典自然法学在启蒙时期的战略重整，《天城》的弟二章，贝克尔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视角，展开他对启蒙时期自然法思想变迁的原因探索。

(一)启蒙思想形成的心理基础

对于研究自然法思想在启蒙时期的变迁而言，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肩蒙思想家们经由舆论濡染而叙思行文的心理前提尽管主流启蒙学者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价值立场也不尽然一致，但他们进入自然法沦域的礼会身份却可以给我们一些或多或少的启示。对肩蒙时期一些主流学者的身份进行一番统计之后，贝克尔发现：“这些哲学家们并不是哲学家，他们并不是哲学教授……绝大部分的哲学家都足文人，他们写书意不止供人阅读，而是设法传播新观念，或者是对旧观念投射出新的视线。”半道出家的身份为启蒙学者赢得一片叫好，读者们或将这些学者当成是新观念的无私传播者，或赞叹其无所为而为的高尚情操。然而，在这些看似清明无为的偶发小感的背后，实则隐藏哲学家们那一股“摆正一切事物的人道主义的冲动”。以休谟为例(世人皆知休谟性格冷淡低调)，启蒙学者一方面以冷静自持、超然物外白诩，另一方面，却又在为摆正人间万事万物而殚精竭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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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社会学在近代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重建，时间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那次重建过程中，我国社会学的相关专家不断探索并研究出造成中国社会转变的前后因果，以及这种转变最终带来的影响是优是劣，并加以研究分析。这些内容中，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最终都会为我国社会学的进程带来了可观的成绩。

一、中国社会学的现状

我国社会学从重建到今日，不断发展完善，迄今为止，已经确立了一套符合自身发展的研究体系和教学套路，这些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学者针对我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和纰漏做出了分析，并依靠自身的理论知识和学术经验，为社会的顺利转型提供了可行的方向。很多学者的文化意识也伴随着社会转型而不断提升，以往的单一吸纳西方理论和经验，变成了如今的立足于我国实践经验，多样化分析。然而事实上，仅靠社会学和规范化来探讨自身社会生活的特质是不够的，如果要探求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普遍涵义，探索我们身处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就必须把前辈们留下的思想文化放在重要位置[1]。

二、中国社会学的问题所在

现如今，学者对我国社会学的研究并不十分透彻，许多实验都只是单纯建立在数据材料之上，并没有细细追溯我国社会学思想发展历程。还有一些学者喜欢在研究时将西方社会学思想主观的运用到中国社会学当中。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社会学较为完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因地制宜这个道理，我们的发展史和西方并不相同，如果将其思想强加在我国国情之上，非但不能对研究内容起到帮助，反而会弄巧成拙。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摆脱西方社会学思想，因为理解西方使我们探索中国社会的必经之路，然而，想要切实地感受中国社会，就要在理解西方之后，分析自身的历史经验[2]。这个问题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社会学思想传统并不丰饶，甚至称得上贫困，这恰恰是构建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巨大难点。并且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它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它也需要一个能够促进自身独立发展的空间，不能完全依赖于社会工具。然而社会现实在不断变化，社会工具也日新月异，这使得社会学需要面对现实，接受一定的束缚，这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

在很长时间的发展下，关于中国社会学的一些传统思想，在研究上和教学上，都没有被现在的学术界认同和得到应有的重视，不仅学者没有对此进行专业方向的研究，就连普遍的学生群体，也很少从事此方向的专业论文写作。如果没有对一个学科探求本源，而且不追溯其本身的原初问题，就没有自己的思想，感受，也就不会获得自己发现自身问题的能力。要是一味的对别人的作品复制粘贴，那就会陷入到无限重复循环中去。

三、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根源和价值

1、近代中国社会学的萌芽

中国近代社会学应当追溯到清朝末期的社会变革当中，当时西方社会学渗入到中国思想领域，很多学者都是学兼中西。无论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严复的“群学”，都说明中国社会学的学者想要把握住思想变革的契机，从根本上探索中国人的社会活动，从而摸索出一条适合我们中国人发展的长久之路[3]。然而，在和时期，中国的传统社会学习想也许是作为负面的东西存在，但是，经过时间的不断推移，对于中国社会学的重新认识，也是迫在眉睫，要是说20年前是靠法学和经济学为主要探讨对象，那么现如今，史学时代即将到来，我们需要历史学和社会学来使我们认清自己，让自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要做什么。前辈们的高瞻远瞩和理论精华，都成为我们今天探究中国社会学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强大动力。

2、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价值所在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今学术界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重要性，在教学方面，也很少有教授或者学生对此进行专题写作。而且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很少在教学体系中出现，可见其重视程度实在是差强人意。我们清楚的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和体系不断健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能够不断回首历史，站在本国思想传统的立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然而，这导致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教育中国学生的时候，教育工作者往往是只教授熟悉的有关西方的社会学思想，对于自己国家的传统社会学思想，就忘记了传授，这是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可以说，思想传统提供给我们的，是每一个社会问题的本质所在[4]。我们要学会因地制宜，利用类似的方法，但是不要照搬传统。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想要进步，想要在国际中立足，就不得不将思想传统纳入当今社会学的研究之中。解决我们国家自己的社会学问题。

四、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

1、放宽眼界

社会学并不是单一存在的，它与很多学科都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在研究思想传统的过程中，首先要将其与其他相关学科联系起来，发现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着的关系，进一步分析梳理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就避免了视野的局限性。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社会学家还精通历史和哲学，因为社会学的研究离不开对历史的了解，而哲学又可以为社会学的研究提供思想支撑。并且，很多历史问题，也需要以一个社会史的眼光来看待，只有在各个学科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条件之下，才能得到更大的启发和灵感，进而生产出影响深远的思想潮流和学术作品。比如社会学家翟同祖老先生，他不仅懂得社会学知识，还广泛涉猎历史学的东西，他运用历史学的眼光，通过独特的社会视角来总结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问题。可见，只有放宽眼界，从多项学术思想出发，在多种影响中探求真理，探究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起源和进程，才是科学的方法。

2、以论带史

所谓“以论带史”就是用理论资料构成一个合理的框架，这个框架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一般是按照时间顺序和影响程度来划分，它的中心和主体是社会学思想传统，也可以说是某个阶段的思想史。可以借鉴斯图亚特・休斯提到过的“思想与社会”这一框架组织，紧密连接当时的社会变迁和改造，而不是单单的记录每个人所发生的一些事。这样一来，不同时期的学者提出了怎样的观点、这些观点对当时社会起到了哪些作用，都会在框架中简洁地表现出来。譬如说，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学术论文，就可以按照这种框架来进行分析，这也从客观上显现出社会变革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中国当时的社会变迁、思想变革、环境变化都得到了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使命也得到锻炼。通过这种有效的实践方式，将引导中国社会学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凸显了中国社会学的的传统特点，通过实践宣传学术的传统。

3、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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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社会心态概念的研究

(一)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心态概念

胡红生认为,社会心态是一种普遍存在而又十分复杂的精神现象。在他看来,无论是社会心态还是社会心理,均为社会意识结构层次的组成部分,而社会心态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1](P.44-45,29)张二芳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主体心智状态,展现了群体精神并在群体中广泛流行。[2]

但是,通过厘清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心态的关系,我们发现,既然社会存在是通过社会心态这一中介上升为社会意识,那么,某种程度上,张二芳笔下的社会心态仍是社会意识的低层次部分。

(二)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心态概念

丁水木将社会心态等同于社会心理,强调社会心态是一种普遍性存在的社会心理,而这种群体的心理反应受社会环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影响。[3]杨宜音则将社会心态同社会心理区分开来,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中最为宏观的分析单位或分析水平,[4](P.14)是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5]

马广海关注社会心态的动态特征,强调社会心态是一种心理活动过程,而且同重大社会变迁的过程紧密相连。[6]王俊秀将社会心态视为转型社会一种宏观视角的社会心理研究,认为社会心态是影响个体行为的模板,是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普遍心理特点与行为模式。[7](P.25)

(三)文化学意义上的社会心态概念

文化学将社会心态归为文化的结构和基本层次。李静认为社会心态应当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8]李鑫生在《人类学辞典》中,将心态界定为一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反映的总称;认为社会心态构成了特定社会的价值-信仰-行动体系,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特定的文化中,成为这一文化的最基本层次。[9](P.187)余勇从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的视角,将文化心态等同于社会心态。[10]

姚维把宗教心态归为民族地区社会心态。[11]马进以日常交往为切入点,探讨了少数民族宗教心态、法制心态。

"社会心态的概念研究是组成其判断论证的基础。综合各学科对社会心态的界定,哲学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社会心理学方面则显得更丰富。不管是哪个学科,都强调了社会变迁或者说社会发展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必然联系,并将社会心态与个人心态做了区分,强调社会心态的整体性;同时,部分学者刻意将社会心态从社会心理中剥离出来,寻求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独立性。但是,不难看出,社会心态虽然被普遍使用,却在一定学科层面上并未达成共识,成为理解广泛,随意性较大的词汇。也有学者融合历史唯物论、文化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态加以界定,力求在不同学科层面达成共识,却也不过是三个学科的分而述之。

二、关于社会心态内容的研究

(一)哲学层面上的社会心态内容

张二芳认为,社会心态由文化要素、心理要素和思想要素构成。[2]程家明强调,心理取向、社会理智与精神支柱及其包含的各要素均属于社会心态内容。[12]

虽然两位学者观点不甚相同,但就其对组成社会心态要素的内容阐释上来看,心理取向和心理要素都包含了民族精神和社会性格;社会理智和文化要素均包含了社会理性;精神支柱和思想要素也都包含了社会理想和社会信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内容涵义是一致的,均蕴含着社会心态的稳定性。

胡红生认为社会心态系统是心态内蕴和心态表象的有机统一体。[1](P.58)两者均属于稳定性成分。其中心态表象是心态内蕴的外化和对象化表现,既然心态表象所包括的话语系统、社会时尚、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社会风气等属于较稳定性成分,那么,心态内蕴也自然如此。

(二)社会心理学层面上的社会心态内容

在个体和群体相互建构的基础上,陈午晴将社会心态分为汇合式社会心态和融合式社会心态两种。[13]受"知情意"影响,杨宜音提出,社会心态由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构成。[5]马广海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社会行为",即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6]

受社会表征理论影响,王俊秀认为,社会心态结构由内到外从超稳定到变动性,其依次对应的内容为国民性、社会价值观、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倾向及社会信任、社会认知等。[7](P.34)由此可知,王俊秀的社会心态内容依然受"知情意行"影响。

(三)十报告提出的社会心态内容

十报告从"良好社会心态"角度,进一步界定了社会心态内容,即"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与积极向上".部分学者围绕十报告所提出的社会心态内容进行了简要论述。邓朦以中国传统儒学阐释了"理性平和社会心态",强调理性平和是社会心态的根本。

王洪春从社会心态个体到全体的形成路径论述了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15] 总体来说,不同学科站在各自理论角度,都对社会心态所蕴含的稳定性内容(特别是国民性、社会价值等)给予了肯定。但是,关于社会心态的内容,各学科之间并未达成有效共识;对十提出的社会心态的内容,学界也重视不够,研究严重不足,仍有待于深入研究。

三、关于社会心态作用的研究

(一)哲学层面上的社会心态作用

哲学强调社会心态是一种社会意识。根据这一论断,学者们从三个方面概括了社会心态的作用。

一是对社会存在的作用。李静从社会心态的抗变性角度,认为落后的社会心态对转型期社会有滞后影响;同时,基于社会心态的相对独立性,认为社会心态对社会发展与进步具有正面与负面的双重作用;而社会心态的引导作用在于社会行为的选择受其引导。[8]胡红生认为,社会心态在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中直接起着调节和指导作用。[1](P.56)

二是对社会意识的作用。基于社会心态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中的地位,程家明指出,社会心态具有中介过滤作用,因为社会存在的现象和本质要通过社会心态这一中介通道同化为社会意识,最终由这一部分社会意识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16]李静提出,社会心态将具有各种思想内容、目的的活动连接起来,构成整体社会活动,构建社会关系,起着社会组织和凝结作用。[8]

三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双重影响。程家明认为,社会心态作为心智状态,不仅可以认识改造社会存在,也对社会意识产生能动作用,即对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双方的发展与变迁都发挥作用。[16]

(二)社会心理学层面上的社会心态作用

社会心理学强调社会心态自身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对人的心理进而行为所发挥的作用、社会心态内部的结构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是社会心态具有预测作用。学者们强调社会心态对社会稳定的意义。马广海认为,探讨社会心态的意义就在于其对社会行为的预测与控制。[6]丁水木认为,社会心态一旦到了临界点,就会迅速发挥预警作用。[3]

二是社会心态具有汇聚、从众、群体极化、群体参照和皮格马利翁效应。杨宜音从社会心态的传播过程概括了社会心态的作用,认为汇聚效应指的是拥有某一观点或态度的个体通过各种媒体不断汇聚共识,最终成为超越个体的集体力量;从众效应也称为"多数人效应",指个体的观点和行为与群体保持一致的现象;群体极化是指群体决策时,往往比个体更容易走向极端;群体参照效应是指人们易选择与自身相同特质的人加以比照;皮格马利翁效应,也被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指预期会激发人们的潜力,从而达到期待的后果。[4](P.56-58)

三是社会心态具有推动、支配和控制作用。王俊秀将社会心态视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认为社会心态也是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推动者。同时,他将社会心态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强调社会心态各结构内容之间也发挥着支配和控制作用。[7](P.32)

四、关于影响社会心态主要因素的研究

影响社会心态的因素十分复杂,学界主要围绕社会心态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和社会主体自身因素三方面展开。

(一)社会心态外部因素

1.经济因素。孙伟平认为,作为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社会心态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而发生变化。杜秀清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是影响社会心态的深层次原因。[18]

2.社会因素。邵道生认为,社会剧烈变化是影响中国国民心态变化、发展的最为重要因素。[19]李有发则强调,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民生问题是影响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

3.社会组织结构因素。黄相怀认为,随着改革深化,基层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结构的一部分,其社会支持系统的不完善是导致社会心态失衡的原因之一。[21]龙书芹通过实证分析,指出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导致了社会心态的不同。[22]

(二)社会心态内部因素

1.文化道德因素。刘东超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心态演变过程,指出中国文化变迁带来了社会心态的变迁。[23]邵道生强调转型社会两个文明建设失衡和"榜样"力量的丧失,处于"无道德心态",导致社会心态的负面影响。[19]

2.核心价值观因素。夏学銮认为社会心态受转型期价值取向的变化所左右。[24]王俊秀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潮、文化传统中被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和信念,属于稳定的社会心态,深深地影响着社会心态的其它层次和行为。[7](P.32)

(三)社会主体自身因素

孙伟平认为,包括生理、知识经验、思维与行为方式等在内的社会主体自身因素,对社会心态起着制约作用。[17]孙德梅基于调查数据得出个体特征、家庭影响、社会网络以及个体对所处阶层和阶级的认识都对社会心态有重要影响。[25]

五、关于社会心态培育路径的研究

(一)从国家发展大局角度

1.加大发展力度。胡红生认为,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引导调节社会心态的物质保障,也决定着社会心态发展的性质和水平。[1](P.293)杜秀清认为,要通过加快发展,在稳定中做大做强社会财富,并加以合理分配,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打下良好基础。[18]

2.加强制度建设。温淑春提出,不断健全各项舆论制度,畅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26]王俊秀强调建立制度层面的社会信任机制,摆脱社会信任困境。[27]冯国芳提出,要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协调机制、社会预警机制、疏导教育机制。[28]

3.优化社会环境。王雅君认为要塑造执政党和政府的全新形象,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刘武俊则认为要为理性平和心态营造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30]李霓站在执政党角度,强调将社会心态建设纳入社会管理创新目标。[31]闻学良强调要优化媒体,认为必须始终把握媒体的政治方向,引导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32]

(二)从完善社会心态内容的角度

1.坚持的指导地位。叶国平提出,要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统领与整合复杂多元的社会心态[33]

2.重视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刘扬认为,要在继承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整合优化现代价值观念,构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发挥一元主导作用。赵静强调,发挥核心价值引领力,助推社会成员对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的认同。[35]

3.注重文化道德建设。陈虹提出,用中国精神铸造良好品格,改变社会认知和疏导社会情绪,激发斗志,培育自尊自信的良好社会心态。[36]李霓认为,要做到用文化传播引领公众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30]马向真认为,正是因为道德价值建构与社会心态塑造之间的同向互动关系,道德价值的建构就必然随之带来良好社会心态。[37]

(三)从社会心态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

1.增强社会认同形成共识。沈建波强调,增强社会心态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38]刘艳萍认为,建构和谐社会心态是指在社会各阶层社会心理多样性的基础上积极培育社会的价值认同和对社会共同理想的认同。[39]

2.加强调节疏导营造和谐氛围。杨玉娟提出,构建社会心态自身的调试机制,包括社会保障体系、援助体系、监管体系、分配体制和社会心态研究系统,加强调节,多元化多渠道地培育良好社会心态。[40]马广海则指出,应该充分重视对于社会心态的监测,同时还要注意通过有效的途径对各种消极的社会心态进行及时的疏导。[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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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体育研究现况

（一）概念界定

相关农村体育的基本概念主要体现于对"农村"、"农村体育"、"农民"、"农民体育"及"村落体育"的认识上。

1.村落及村落体育概念的界定

村落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最主要的自然聚落，具有社区的社会关系、秩序以及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村落的边缘清楚，由固定的农业人群长期聚居和生活所组成的空间和社会单元。

村落体育是指在村落环境中以村民为主体，以健康、娱乐、休闲等为目的而进行的非生产性的身体锻炼活动，属于社区活动概念，具有文化层次含义，包括各种现代体育活动和传统体育活动。

2.农村、农民及农村体育的界定

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居民聚居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载体和主要场所。

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是一种身份的表征，是以农业为主要生计，以村庄为长期居住地的人群才能称为真正的农民。

农村体育是以增强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为主要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农村地理范围内，以农村人口为参与主体所开展的各项体育活动，包括在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育。

（二）农村体育组织研究

当前村落体育组织结构松散，缺乏稳定性。有学者从自组织理论出发，分析农村体育的历史变革与农村体育组织演绎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组织演进是当前农村体育组织发展的必然路径，在农村体育组织体系中，政府和体育职能部门应明确自身角色并合理定位。

（三）农村体育现状研究

现状研究主要涉及体育人口、农民体育意识和态度、体育价值观念、健身场所、锻炼时间及地点、活动内容等方面。现状反映出农村体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农村体育发展受城乡二元体制制约，农村体育管理上存在以"城市体育"衡量农村体育的惯性思维，发展理念上与本土体育及乡土实际的背离；地域范围内农村体育发展不平衡；农村体育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农村体育组织不健全等。制约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理念、文化等方面。

（四）关于农村体育对策的研究

在农村体育发展的对策上，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相应的建议。朱勇从村落体育的善本再造角度强调"原生态"价值取向对村落体育和农村体育的重要性，指出在继承、发扬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发掘传统体育的同时，推动农村体育的多元和文化和谐发展。郭修金从小康社会的建设为视角，认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战略应向下进行转移，县城是农村体育的龙头，乡镇是农村体育发展的纽带，村落是农村体育的根基和落脚点，强化政府职能，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的合理发挥。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一）概念界定不清

由于社会的飞速变迁，对农村、农民、农村体育的界定存在模糊，给相关研究带来瓶颈。由于关于农村体育理论研究的复杂性以及概念界定的必要性，在进行研究时应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对农村体育范围进行界定。

（二）农村体育研究边缘化

我国对体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竞技体育，虽然近年来全面健身运动的兴起促进了社会体育研究的进展，但从国家社科基金和体育总局软科学理想资助情况看，农村体育只占3.67%。此外，对农村体育的研究容易站在现代体育的视角来审视，忽略了农村社会变迁发展的现实，与农村体育发展的现实渐行渐远。

（三）研究对象不清

当前农村体育研究对象中的"农村"范围过大，对所辖行政村即自然村落社区的体育活动缺乏应有的、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村落是地缘和血缘关系醇厚农村的主体，较多地存在着依靠农耕的完全意义上农民，传统的农村体育项目也正是起源于村落以及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之中，而这些民间传统体育项目亦可作为文化遗产进行挖掘和保护，并对与现代体育的结合和推广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四）研究方法偏失

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共时性问卷调查法，虽然可以经济、有效地获得研究者所需的调查资料，但由于农村人口流动频繁，村民文化程度较低，容易影响到问卷效度和信度，一个时点的共时性问卷调查不能反映出农村体育发展全貌。

三、结语

我国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体育研究提出了现实性的要求，但城市体育与农村体育两者结合脱节。农村体育的研究应把握"农村"的实质，与当地的民俗、地貌特征、经济发展、文化习惯、传统体育等结合，不能追求公式化；应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相结合；运用其它相关学科的理论，尤其是社会学理论来研究农村体育，站在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研究农村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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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外围经济的增长快于传统的经济中心地区，如广东对于中国，温州对于浙江。计划经济时期，温州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贫困地区，改革后，在没有国家投资条件下，依靠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制鞋、制衣、打火机、低压电器等领域发展出了许多“制造中心”，形成了产业聚集，成就了“浙商”经济。

临夏位于甘肃省中部黄河上游地区，是以回族为主的回族自治州，素有“小麦加”之称。长期以来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比较低。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先生誉之为“东有温州，西有河州(临夏)”。但是，临夏非公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全国呈现逆向运行态势，如表1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在全国非公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背景下，临夏的非公经济发展却停滞不前。

对此现象，有人提出以温州为样本发展临夏的非公经济。“温州模式”是否可以模仿?马津龙、朱康对、张仁寿、蔡克骄等认识到，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区域的经济现象，更是特定区域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人的现象，温州经济是温州人经济。

本文试图从两个地区非正式制度差异，非正式制度与经济活动的依存关系，地域性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分析西部企业成长乏力的问题所在。

一、两个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差异

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可能影响或限制集体行动，进而影响经济的运转。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诺思通过对制度演进的分析，论证出不同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强调产权安排等正式规则的重要性。他进一步认识到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缓慢的，认为借鉴新的正式规则只有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变迁相结合，制度变迁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青木昌彦从博弈论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所谓的“共有信念”涵盖了正规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可维系性说明制度在一定的经济活动中具有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

1.临夏地区非正式制度特征

临夏地区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闭塞所存在大量中国传统习俗;二是伊斯兰文化与当地经济相结合所产生的生活禁忌习俗等社会特征。

邹东涛指出，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西部地区，由于现代化发展的历程短暂和传统势力的强大，存在基于“群体文化氛围”下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临夏社会深居内陆，地理空间形成该地区接受外部先进文化的影响小，穆斯林群体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与中国西部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相叠加，地方文化保守的一面得到放大。它影响到穆斯林群体的经济活动方式和范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经济活动。

临夏的非正式制度更主要体现在回族习惯法，它产生于本民族的历史发展，通过口头、行为和心理进行传播和继承，主要是靠民族内部成员对该规范的普遍认可，具有形成的自发性、运作的内控性。川诚如回族学者白寿彝先生所言:“对回族来说，伊斯兰教……不只表现在宗教思想上、宗教活动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上、家庭生活上。宗教文化在临夏不仅是一种宗教形式，也有世俗活动，直接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中。

哈正利分析，“从历史时间顺序上来看，回族形成晚于伊斯兰教的形成，这使伊斯兰教发挥其影响成为可能。同时其影响的发挥使回族文化颇具宗教性。”回族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属于“历史最短”而“文化最高”的民族之一。以传播伊斯兰教为宗旨的经堂教育更是将其规范化、模式化，在西北地区拥有受到严格宗教活动训练且具有极强伊斯兰文化意识的中国穆斯林群体。

临夏地区特殊的文化结构，导致地区经济社会活动中伊斯兰习惯法非正式制度处于强势制度，它具有固化传统、维系旧习惯长期存在的功能。临夏非正式制度的认识，可以从两个视角分析，一是穆斯林群体伊斯兰文化的强烈自觉意识;二是空间经济活动所形成的农牧经济、商贩经济和地区传统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锁定，在制度选择活动中面临“囚徒困境”难题。

2.温州非正式制度特征

温州地区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浙东文化传承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二是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所受外部经济社会的影响。

金祥荣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指出:“一旦某种行为约束为人们所普遍认可并内化到自身的价值观体系时，便成为经济当事人自发行为的引擎，形成一种持久的内在激励因素。在温州，文化动因是解释温州较全国其他地区率先推进制度变迁的基石之一。浙江学者研究，温州文化不同于传统的中国主流大陆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特征，温州一面临海、三面临江，与内地联系的交通条件恶劣，自身陆地资源的短缺铸就了地方文化的海洋文化色彩。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哲学观的历史积淀对温州人的商品经济意识的崛起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上的中央王朝的“海禁”政策挤压，闽南移民所固有的海商精神，形成了温州地域文化敢于冒险积极进取的精神，重商主义倾向渗透在血液里。金祥荣指出，“温州域内特有的‘功利主义’商业文化传统与传统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一旦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刚性有所松动，便会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形成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背离’，这是温州推行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地区都属于中国传统经济社会边缘地区，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在地域经济社会活动中具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诱导因素。关键问题是，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能否在特定时间、空间寻求到获利机会，诱导其突破外部的、自身的传统思想惯性约束，实现企业的成长。

二、非正式制度变迁、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

1.临夏的非正式制度变迁与企业成长

空间经济上，临夏地区处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及农业和牧业两个经济地带的交汇地区，位于古丝绸之路、汉藏贸易商道和走西口商道的结合地带，在唐宋以来造就了茶马互市商贸经济繁荣。由于整个地区生态条件比较差，地貌丘陵沟壑纵横，气候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严酷，加上过度的人口增长，区域文化具有从事商贸经济的传统，临夏商贩在西北有“河州鬼”的绰号折射出临夏商业活动的影子，这里的民间商业活动在计划经济时也一直没有间断，临夏的三甲集在西北有“小香港”之称。

改革开放以来，临夏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发展轨迹，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特别是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完善，市场信息的传递加快，市场准人资格的不断开放，临夏没能形成早发优势，没有突破自身原有的经营模式，使其在适应市场环境、管理体制深刻变化时，表现为企业数量增加缓慢，就业人口下滑。1980年全州有企业0. 19万户，从业人员2. 63万人，平均每个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不足14人。1990企业数量增长到2. 08万户，从业人员为10.58万人，平均每个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下降到5人多一点。90年代以后，企业增长数量和从业人员出现增长缓慢甚至下滑的态势。1990年企业数量有2. 08万户，1995年增长到2. 51万户，达到最高，以后一直处于下滑状况，2002年为1. 40万户，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1990-1998平均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一直维持在5~6人左右。

临夏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逆向运行，印证出西部地区企业成长和民营经济发展的资本(特别是社会资本)的贫乏。究其原因，地方非正式制度自我变迁缺乏内在激励，没能形成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

非正式制度一般包括传统、习俗、道德、意识形态等。临夏地区的社会变迁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整个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与地方非正式制度的维系系统的祸合程度高低，以及它们所发挥的效率;二是原有社会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的惯性，及其与正式制度安排博弈模式和制度变迁路径选择问题。

在以临夏为代表的西北地区穆斯林社会，当地以农牧经济为主的经济社会、临夏商人小商贩经济和传统的伊斯兰非正式制度相互激励，产生了原有经济模式和非正式制度进一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温床(见图1)，也造成了经济社会面临社会变迁时，制度选择上的“囚徒困境”难题。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证了宗教信仰、群体行为选择模式与一个地区经济活动模式之间的关系。中国穆斯林的经济活动模式根植于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殊性，衡量一个穆斯林对信仰虔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是否能够格守伊斯兰教的各种禁忌，伊斯兰教的各种禁忌一直延续到各种饮食禁忌。中国回族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交汇地带，与其说是商贸经济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一种根植于伊斯兰信仰的文化选择。虔诚的穆斯林将建立一个清真寺作为一个人一生重要的功课，回民多围绕清真寺而居，一个清真寺就形成一处“教坊”，“教坊”集伊斯兰文化功能和穆斯林群体经济功能为一体。临夏地区建立在伊斯兰信仰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结构，体现出对内的开放性和对外的封闭性、对内的传统倾向和对外的现代追求并存。伊斯兰禁忌约束下的关系网络的封闭性，既维系着穆斯林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又对其它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清真寺、教坊和穆斯林社会传统习俗维持着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延续，导致穆斯林的群体利益在很多时候超越个体的自身利益，内在制度变迁的阻力比较大。官方的正式制度，或者由于和地方非正式制度的匹配性较低，或是由于操作技术上的问题，对该地传统社会资本的价值发掘不够，没能够诱导其实现向现代社会变迁。

2.温州非正式制度变迁与企业成长

金祥荣指出，“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是追求政治成本最小化的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这种变迁的初始动力既有经济空间的便利，也有地域文化的推动，而后者是关键性的因素。福山提出文化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他认为文化“包含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双重意义”，并可以分为“有关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理性选择所形成的传统或习惯)与“无关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伦理规范所确立的传统或习惯)。特定地区的文化传统以及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形成的现实社会伦理，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温州地区的滨海地理环境和耕地稀缺的资源结构，经济活动向海洋发展成为必然的选择。温州具有移民的传统，历史上福建人的迁人和近代温州人向国外的移民，不仅将其经济活动与外部(特别是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而且培养了“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承包飞机的个人，出现了第一条地方集资修建的铁路。在改革开放后，不仅中国大陆的各个角落有“温州城”、“温州村”，就是在欧美的许多温州人聚居地方也出现了“温州街”。温州具有崇尚加工的传统，号称“百工之乡”，历史上海上商业活动和近代的通商活动，造就了对市场的敏感性，海外移民和改革开放后的行商活动，在了解国内外市场信息方面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这一点很像19世纪初期的英国工商业对市场和国际形势变化信息的掌握优先于政府的情况，也和当时一样，产生于民间的商业活动和工业加工活动互相激励，推动了企业的成长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典型的例子是，专业市场的发展和中小企业族群发展的互相促进，推动商业和制造业共同发展。

温州地区亚文化，从南宋“永嘉学派”叶适提出“功利与仁义并存”，到明清之际的浙东学派黄宗羲等人，一脉相承地强调经世致用，对儒家正统思想重义轻利、重农抑商价值观念进行修正，加上近代西学东渐的影响，重商主义精神成为社会群体的共识，而商业活动的成功更加强化了这一观念。这一价值观念在中国虽然很长时间受到正式制度的压制，但是它一直顽强地生存着，一旦外部条件宽松就显示出强大的商业力量。改革开放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重商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是其内在的动力。(见图2)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地区商业活动规则和组织模式，在深层次受特定文化结构(尤其是亚文化)的影响，地区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差异造成他们对新制度规则的认知和理性识别的差异，造就了两个地区商业活动不同的发展轨迹。

三、结论与启示

对两个地区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温州和临夏地区亚文化都具有重商主义精神;计划经济时期都一直保持着地下私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起步都比较早;都获得了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温州企业快速成长，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临夏则止步不前，主要是两个地区经济社会系统的差异，产生这一差异的根本性原因是非正式制度的差异。

温州经济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实用主义原则下，温州人积极进取，跨越国内外的商业活动和移民活动，在全球的温州商人和大量在温州打工的外地人，构筑了基于地缘、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商业网络，使其可以同外界实现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些推动了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推动了企业成长和地区经济发展。临夏地区经济社会系统处于半封闭半开放状态，由于历史原因，临夏穆斯林的民族自我意识非常强烈，它和外界的交换不是很充分，穆斯林生活禁忌约束导致他们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汉藏交汇地区，而这一地区经济主要以传统经济为主，它所获得的信息、物质和能量必然受到限制，因而自身在技术、制度上都很难突破对传统商贩经济的依赖。单调的商贩活动和地区农牧经济，在缺乏外力作用的条件下，本地区有限的力量很难产生突破性的活动，经济社会变化十分缓慢。

这两个地区的差异，在某一点上可以代表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系统的差异，对西部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1一个地区企业的成长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相互激励的结果

谢富胜、乔兆刚指出，由于非正式制度处于文化的最深层次，因而变化最慢，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变化速度悬殊过大，就有可能产生剧烈的文化冲突。

改革初期，私人微观经济主体原有的重商主义精神，使两个地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起步快、思想转变早的优势，激励他们最先进人当时限制繁杂的市场，获得了市场经济进人的早发优势。当时的短缺经济和某些领域实行的双轨制，为其早期商业资金积累提供了市场空间。在中国放权让利改革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安排下，地方政府成为具有“准竞争性组织”，温州政府“挂户经营”、“股份合作制”、“民营企业建立党支部”等地方征收制度安排，为民营经济的发展铺路搭桥，企业成长也带来了地方财政收人增长。财政“分灶吃饭”使温州市预算内地方财政收人超过中央财政收人。

临夏地区穆斯林一般遵守传统宗教文化，传统上不愿意从事借贷金融活动，私人相互之间的合作契约达成成本比较高，难以建立合作经济，绝大多数依靠自身的积累发展企业，就是家族化经营也是阶段性的经营模式，更不用说出现南存辉革“正泰”家族化经营命形式的企业组织变革。当地穆斯林虔诚的宗教信仰，使得建筑寺院、朝拜活动消耗了一部分经济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社会发展的资金积累。加之，当地商贩经济活动很多是现金交易，政府获取的收益有限，导致地方财政恶化加剧，商业活动、公共服务没能建立相互之间的激励关系。

2.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企业成长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条件

道格拉斯·诺斯将非正式制度作为一个影响人类活动的社会资源予以重视，指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他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务产出即收人分配之间的过滤器。”认为人类社会商业活动的控制结构差不多是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来确定的。兰诺维特提出，企业的发展嵌人在一定社会资本中。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提出弱关系是传递信息的有效桥梁。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指出，“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许多社会资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征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

孔径源认为非正式制度安排有助于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新的意识形态有助于节约认识世界和处理相互关系的费用。唐寿宁认为在传统社会，合约的达成建立于长期交往活动的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熟识人”社会)，因此传统的惯例和规范对这些法律无法予以规制，“行为的”或隐含的非正规合约就具有较大的约束作用。这种非正规合约在非正规市场中进行的交易活动是可以带来效率增进的制度调整的。

临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既有西部地区的区域文化系统特征，也有小地域文化的非系统特征。临夏地区特有的文化、非正式制度导致它陷人传统社会制度与传统商业模式的相互锁定，表现为虽然有商贸活动，但不能形成市场经济;虽然地区文化拥有商业传统，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第一批民营企业，但企业成长困难。

3.信息化是诱导地区非正式制度变迁和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

从对两个地区企业成长差异比较分析可知，培养现代商业精神是西部企业成长的关键。

雍少宏从现代化视野指出:“回族文化心理又有先天保守的一面，这种传统的心理状态，影响了回族对异文化中合理要素的认可与吸纳，不利于回族群体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国际化的大趋势，甚至会影响回族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回族群体心理具有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特性。传统性构成了回族群体文化心理的内核，现代性构成了回族群体文化心理的外壳;传统性是回族群体的精神支柱，现代性是回族群体适应现实生活的必然选择;传统性主要表现在回族的宗教信仰活动之中，现代性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和追求知识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