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原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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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中，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而哲学作为探寻人的存在根据的学问，自然要从人作为主体的性质出发，来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马克思的主体性理论是他的人学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关于人的主体性的探讨，以社会实践为立足点，以人的“功能”角度为出发点，强调了人是劳动、社会关系的主体，肯定了人的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和创造性。马克思的主体性理论对于研究我国当前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中教职工和学生所发挥的主体性作用，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马克思建立在以实践为基础上的主体性理论

就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来看，他的主体性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从而具有了如下特征：一是现实的人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实践活动的结果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主体性及其发挥。二是人在实践中确证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只有通过实践，主体才能达到其目的，实现其价值。三是人的主体性是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的统一，三者的结合和统一，是主体和主体性的真正发挥。

“人始终是主体”，［1］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立足于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生成的自主运动。现实的人是实践主体、认识主体、历史活动主体的统一。人的主体性及其发挥决定了实践活动的结果。马克思在肯定了现实的人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的同时，还进一步指出，现实的人和主体又不是完全对等的，只有现实的人具备了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后，并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实践活动，才能成为创造历史、改造实践活动的主体，具有主体性。马克思认为，人在实践中确证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在本质上才是有意识的、能动的社会存在物。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从根本上突破或超越了动物的生存方式，不再满足于对现成自然物的直接索取与占有，而是力图按照人的内在尺度，在对客体的改造中体现人的本质力量。一方面必须依靠现成的外部物质世界，并以此作为自己生存和活动的先在前提，另一方面必须通过自己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或价值选择活动，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即创造出满足自身需要的对象存在，并通过自身对该存在方式的占有和享用，使其成为人的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有机要素。马克思认为，劳动实践规定了主客体的相互生成。动物和“正在形成中的人”完全依赖自然，“完全形成中的人”则宣告了人和自然的对立。这种人和自然分化的动力不是别的，正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2］人由此而获得了改造对象世界的主体的意义。

二、主体性的理论问题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

首先，在本体论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具有自主性。自主性是人的自主意识的外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和体验到的。自主性既是人的一种内在要求，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按照实践观点，实践活动是人的一种“自主性”活动，马克思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3］这意味着，人的生成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通过自我创生和自我生成活动，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自我扬弃、自我否定，并因此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是人独特的存在方式。对于动物来说，运动和进化构成其活动方式，因而是谈不上发展的，但人在实践活动中，通过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一方面改造了对象，创造出人化的自然，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自身，创造出人新的自我，因而发展是惟有人才具有的自我生成活动，发展是实践活动的内在本性，因而也是人生命活动的内在本性。

其次，在认识论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人的能动性。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4］所谓“当作实践”、“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并不是否认自然界的客观性，而是指对现实世界不要仅从客观的方面去理解，即在马克思这里，在认识论意义上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是统一的，其基础是实践。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主体性是感性的主体性，这就批判了近代的理性主体，使主体中的“自我”又重新获得了生机。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主体性的内容是它的能动性，马克思指出：“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5］这就说明了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真正的主体性是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能动性，从而超越了近代意义上的抽象的主体性。

最后，在历史观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的主体性是历史地和社会地生成的，从而体现出人的创造性、选择性、目的性等主体能动性。马克思一再强调：“创造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历史行动中的人，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6］也就是说，“人始终是主体”，［7］“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8］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是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生成的自主运动的过程，从而强调了社会的历史性和生成性，体现了人在社会中具有创造性。

三、马克思主体性理论与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主体作用的发挥

和谐校园文化是学校教职工和学生共同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它一经形成，便具有约束学校整体行为，以及教职工和学生个体行为的功能。因此，具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不仅能不断满足大学生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能为大学生提高素质和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离不开广大的教职工和学生，要激发他们的主体性及积极性，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充分肯定教职工和学生在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这不仅是马克思的主体性理论的具体运用，而且是由我国的高校特征以及和谐校园文化内涵和建设过程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所决定的。首先，教职工和学生是校园居住、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主体。其次，教职工和学生是校园文化建设和改善校园环境的主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大学生是校园文化的主体，教师是校园文化的主导者，领导是校园文化的倡导者和管理者。全体师生员工都是校园生活的主人，是校园文化的建设者，和谐校园文化的建设需要三个群体的积极协调配合，共同发挥群体力量。再次，教职工和学生是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受益者。建设和谐校园文化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的根本利益，由此也决定了教职工和学生应该是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最大受益群体和最终受益群体。正因为这样，进行和谐校园文化建设，就必须依靠广大教职工和学生来进行。只有实现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的主动参与，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和谐校园文化建设才能顺利推行，校园文化所产生的精神效果才能充分发挥。如果离开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的积极参与，忽视教职工和学生在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忽视教职工和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就会影响到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

2.发挥教职工和学生在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能动作用。

主体性理论表明：能动性是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体的根本特征，它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之中得到具体表现。能动性是选择性、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统一。发挥教职工和学生的能动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如何把教职工和学生的能动性调动起来。调动教职工和学生的能动性是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关键。首先，要加大对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宣传，使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在头脑中建构和谐校园文化的内涵和具体目标，知晓和谐校园文化建设是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让教职工和学生明白和谐校园文化的建设是事关自身切身利益和学习生活的大事。这样把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广泛地调动起来，才能促使广大教职工和学生把发自内心深处的愿望和情感，转化为建设和谐校园文化的强大内驱力和自觉行动。其次，凸显教职工和学生的能动性，表现在尊重教职工和学生作为主体的选择性，让他们把认为最为迫切要建设的方面放在首要建设位置，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建设和谐校园文化就是在装修自己的美丽的家园。因为教职工和学生作为社会所培养的高级人才，其本身就蕴含了建设和谐校园文化所需要的丰富的创造活力、智慧和力量源泉，只要给予合适的土壤，必定会开出璀璨之花。最后，肯定教职工和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主体能动性的最高表现是创造性。在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中，创造性表现为在建设和谐校园文化的过程中不盲从、不刻板、不模仿，也就是体现创新精神。即建设出来的校园文化既能够突出本校特色，所蕴含的文化底蕴、价值标准、审美情趣、道德风尚等又能得到表现。将教职工和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是建设和谐校园文化的关键，只有让教职工和学生既成为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又能享受到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成果，才能使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内在地统一于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的和谐校园文化建设实践中，才能真正全面地使教职工和学生在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主体性作用。

3.尊重教职工和学生在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自利。

所谓自主性，从主客体关系上看，即表现为一种“为我关系”，就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不仅根据客观事物的规律这一外在尺度进行改造，而且把内在尺度运用到改造对象中去。自主性既是人的一种内在要求，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感性显现。人不是简单地适应外部世界，而是要求外部世界来服务自己。自主性是人之主体地位的确证，自主性表明人具有支配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具有自主性的人，是自主、自立、自强的人。他既是外部客观环境的积极调控者，又是自我意识和行为的主导者。人一旦有了自主性，便自然地显现出个体的潜力、意志和魅力，表现出独特的能力和品质。

对于主体的自主性来说，自主性意味着自愿、自觉、自决、自享。对建设和谐校园文化来说，自主性同样意味着自愿、自觉、自决、自享。也就是说，教职工和学生所建设的和谐校园文化活动是发自内心的活动，认为参与这项活动能给他们带来快乐，他们愿意为这项活动贡献自己的才能和无穷的智慧，对于这项活动所带来的后果，从不盲目地主观臆断，而是以审慎、负责的态度去面对一切，扼信命运之咽喉，建设理想之精神，不放弃、不舍弃，自我控制、自我完善，畅享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

参考文献：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VOL42：13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VOL42：9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VOL42：16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VOL46（下）：58.

篇2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05-05

“新唯物主义”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称自己所主张的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唯物主义。正因如此，人们往往把1845年的《提纲》与时间上相差不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建立的标志，认为马克思是在吸收、借鉴和转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主流叙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然而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可以看到其新唯物主义思想的端倪，因此武断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移植是不够严谨的。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为数不多的以古希腊自然哲学史为主题的研究作品。马克思的兴趣显然既不在哲学史实的考察，也不在自然哲学的论证，而是力图通过对古希腊两位原子论者唯物主义观点的对比，发掘出足以冲破黑格尔观念论藩篱的思想资源。这在唯心主义哲学大行其道的后黑格尔时代，无疑具有理论上的革命意义。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上，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其第二部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物理学上的差异），特别是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的讨论上。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论文的题目中表明的那样，他探讨的是古希腊两位哲学家自然哲学的差异，而原子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仅关注对原子论的讨论，就会把《博士论文》矮化为自然哲学或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实际上，马克思在论文的序言中早已阐明，他的研究不是细节的研究，而是“为了唤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的记忆。”[1]14换句话说，马克思力图通过对特殊问题的考察，探寻希腊哲学走向暗淡命运的普遍性原因，并借此达到挽救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性目的。不以这一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博士论文》，就很难明白这一作品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意义，无法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整个发展历程。

实际上在后黑格尔时代，批判和超越黑格尔的观念论几乎是一切有野心的哲学家所努力的方向，而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展现的批判也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与其他人不同，《博士论文》对黑格尔的批判更多体现对一种尚未完善的唯物史观方法的潜在运用。那么马克思这种唯物史观的武器来源于何处呢？长久以来，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马克思是借助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才得以打破黑格尔观念论的桎梏的，这实际上是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影响。可是必须指出，虽然恩格斯晚年的这部著作力图阐明马恩两人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吸收和继承，但是恩格斯更多地是回应两人唯物史观成熟时期的理论来源，其关注点并不在《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在序言部分，恩格斯明确提到，“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4就此来说，《博士论文》时的青年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恩格斯并未言明，故而是值得商榷的。

况且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到1841年才出版，此时马克思《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从其对唯心史观所采取的批判方法来看，马克思运用了历史分析法，即回到历代哲人对伊壁鸠鲁讨论的语境和细节展开分析，并以此来驳斥黑格尔以精神发展逻辑所推演的哲学史框架，这跟直接否定精神造神运动的费尔巴哈大异其趣，因此简单地将其视为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很难成立的。

那么青年马克思这种的唯物史观的萌芽会不会来源于时间上稍早一点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呢？应该说，就唯物主义的某些自然观念方面，马克思可能受益于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就唯物史观的构造方面，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则受自身局限性而难当重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古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3]9这倒不是说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成就一定比近代的唯物主义要高，而是说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元哲学的工作上，古希腊自然哲学规定了后来唯物主义者的看待世界的思维导向，在这一点上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没有实质上的超越。

因而马克思的这种唯物史观来源，很可能就是其主题所表达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这里古希腊唯物主义既是他研究的内容，也为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启示。马克思没有借助近代的费尔巴哈或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方法来反对黑格尔，反倒是求助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的源头，从活生生的历史语境中和感性直观来反思黑格尔唯心史观所预定的“必然”逻辑。因而，其主题选择比较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超越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了。

伊壁鸠鲁追求快乐主义的恶名及其与德谟克利特类似的原子论，往往令许多哲学家们武断地认为其思想无非是对德谟克利特的抄袭；然而马克思却发现了伊壁鸠鲁的独到之处，并坚信如果能够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精华予以析取，进而将其优点引入唯物主义，就有可能克服当时观念论哲学的困境并发展出真正的可以影响世界的的实践哲学。而要进行这项工作，就要完成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就必须阐明伊壁鸠鲁在哲学史中被误解的原因，并通过这一过程揭示出唯心史观固有的内在矛盾性；其次必须指出伊壁鸠鲁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唯物主义的理论优势；最后，借助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来重构被唯心史观一再歪曲的哲学发展史。遗憾的是《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亡佚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前两个部分却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而从这一部分及相关的七个笔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此一哲学工作的步骤与我们所设想的逻辑基本符合。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以唯心史观解读伊壁鸠鲁的批判

马克思首先对历代先哲们关于伊壁鸠鲁的种种误解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工作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任务，一是从肯定方面看，要重新显示出伊壁鸠鲁哲学的价值；二是从否定方面看，要批判之前的哲学史中的错误看法。而在进行哲学史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批判了三个对象：1.哲学史中对伊壁鸠鲁产生误解的哲学家们的具体观点；2.哲学史中误解伊壁鸠鲁的一般性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3.黑格尔所继承并系统化的唯心史观。

为什么要区分这三者呢，这是因为归根到底马克思的任务是指向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批判，但是为了论证的需要，这些不同层次的批判又必须被综合起来。如果不能准确地区分，就有可能迷失于细节而忘记了马克思的任务。

实际上，“哲学史”概念本身就是黑格尔的发明，正因为有了“哲学史”的视域，历史上的哲学争论才不致沦为偶然随意和无目的的诡辩，而成为可以被系统化综合看待的演进历程。马克思接受这一概念的积极因素，但是却不认可其所谓绝对精神的神秘必然性。马克思在论文中说，“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个好的悲剧不应遇到的结局，即暗淡的结局……说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每一个人事方面的事物所注定了必定要走一通的铁环，这确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真理……不过英雄的死亡与太阳的西落相似，而不像青蛙鼓胀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样。”[1]13

正是在唯心史观的逻辑推演下，伊壁鸠鲁的命运就被黑格尔裹挟到其绝对精神的运动系统中。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暗示了伊壁鸠鲁不同于唯心史观的真正价值，因为只有具备唯物主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黑格尔刻意整合并忽略。

同时，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偏见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历史中唯心主义传统的模仿和必然结果。即，正因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对伊壁鸠鲁怀有偏见，认为其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唯物主义的别子，才会有黑格尔对其的轻视。因此，马克思要想驳倒黑格尔，就要先揭示出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对伊壁鸠鲁的理解为什么是错误的。

（一）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

如果以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前322）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最高峰，那么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和伊壁鸠鲁（约公元前341―前270年）两人恰恰处在分水岭的两边。人们自然就会根据历史顺序，认为后者剽窃了前者，普鲁塔克甚至把两者的不一致解释为伊壁鸠鲁只吸收了错误的东西。

然而仅凭时间上的先后和学说上的相似这两点就得出后者剽窃前者的结论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因为不同之处也可能恰好是后者对前者的改进。马克思发现，历史上的确也曾经有人看到过这一点，但遗憾的是由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理解在历史上被湮没了。马克思说，“当西塞罗说伊壁鸠鲁把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弄坏了的时候，他至少还承认伊壁鸠鲁有改进德谟克利特学问的意向，还想张开眼睛去看它的缺点；而当普鲁塔克说它的思想不一贯，并说他对于坏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偏爱时，因而也就怀疑他的意向，那么莱布尼茨则甚至于连他善于摘录德谟克利特的能力也都否定了。”[1]18这其实揭示出哲学史逻辑之外的问题，即历史的和文化的现实环境对哲学思想的筛选。就此而言，并不存在真正超越历史与阶级之上的所谓价值中立的评价，某种思想能不能被尊重和接受，必然要受某时某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现象本身就是时代经济生活的反映。

在欧洲主流的神学和哲学影响下，唯物主义的哲学非但不会被重视，而且无法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且不说普通人不会关注其细节，即使饱学之士也往往会忽视不同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间的内在差异，而把他们进行粗略的归类。正是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之下，伊壁鸠鲁被当做对德谟克利特的粗略模仿才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史上的共识。

（二）从知识论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强调感性直观能力，这对于以沉思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学传统来说必然属于异端。对此黑格尔是心知肚明的，“伊壁鸠鲁并不把存在看作一般的存在，而看作感觉到的东西，把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意识看作本质的东西……这样也就很明显，既然把感觉到的存在认作真实的东西，那么概念的必要性也就根本被取消了，一切便分崩离析而失去了思辨的意义，而是肯定了对于事物的一般流俗的观点；这样，事实上它并未超出一般普通人的常识，或者毋宁说是把一切降低到一般普通人的常识观点”。[4]48黑格尔的讽刺，实际上代表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伊壁鸠鲁的否定，这并不难理解，特别是在康德之后，德国唯心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远离感性直观。然而，马克思却看到这种对伊壁鸠鲁哲学狂妄自大的否定恰恰说明了西方哲学已经病入膏肓，哲学必须再一次从理性的天上走入感性的人间。

（三）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最容易被误解为享乐主义，因为伊壁鸠鲁把感性直观作为一项原则，所以如果不仔细分析就难免就会演绎出这样一种理论结果，即伊壁鸠鲁承认肉体的欢愉就是幸福，所以在中世纪伊壁鸠鲁的作品会被列为禁书。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哲学家们虽然能够比较公允地对待伊壁鸠鲁的伦理学，黑格尔甚至说道德学是伊壁鸠鲁哲学中最好的部分，但是却总是力图把这种伦理学变为自己唯心主义道德系统中的教条。马克思讽刺天主教的伽桑狄时说他总是力图“使他的良心和他的异教的知识相协调，使他的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合，这当然是白费气力的。这正如一个人想要在希腊名妓雷伊斯的皎洁美好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1]9由此可见，历史上对伊壁鸠鲁伦理学的两种极端态度，实际上都不可救药地误解了伊壁鸠鲁。

对马克思来说，这些误解在另一个侧面反倒证明了伊壁鸠鲁的特殊价值。在形而上学上坚持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态度，必然会反对空洞的纯粹思辨；在认识论上坚持感性直观的原则，必然要求伦理学上对幸福目标的践行。这就给予正在寻找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困局的马克思最为有力的武器，然而这一武器究竟能不能被运用，还需要被进一步检验和阐明。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证明伊壁鸠鲁的哲学具有超越其他唯物主义的优势，即他的原子论不能仅仅是某种突发奇想的先验设定，而必须是能够获得合理证明的认识条件，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

二、两种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差别

一提到两位古希腊哲学家的差别，就难免让人想到原子论；在继续讨论之前，这里有必要稍微对古希腊的原子概念进行一点澄清。在古希腊哲学中所运用的“原子”概念不同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近代物理学把原子假定为组成事物的最小颗粒，这就意味着借助一定的手段和工具，原子是可以被经验到的。而古希腊的原子说到底是一种形而上学概念，它绝不在经验之内，而毋宁说是保证经验得以成立的某种理念。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德谟克利特时，也没有把原子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来看待。他说，“留基伯与他的同门德谟克利特以“空”与“实”为元素，他们举“实”为“是”，举“空”为“无是”：他们并谓是即不离于无是，故当空不逾实，实不逾空。”[5]14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很清楚，即德谟克利特哲学的根本原则是“实”与“空”这一对相互对立统一之范畴，即使把此处的“实”定义为原子，这个“实”也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实物”，而是先验意义上的“是”。因此要理解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评价，就必须清楚这一论证的关键并不在经验领域，而是在形而上学领域。

《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第三节对两者自然哲学的区分是一般性的区分，这不同于论文第二部分对两种原子论具体细节的区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一般性的区分是两者的主要区别，那么为何篇幅只占用了一节，而原子论只是形而上学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还要把它单独拿出来并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呢？

马克思的这一设计大概出于以下考虑，即原子论虽然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但却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直接决定某种唯物主义的基础是否牢固。如果丝毫没有论证，只是凭空把原子和虚空作为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自然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的，也仍然是一种独断的迷信。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德谟克利特，最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他对原子的规定和说明，因此必须给予最大的篇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性的区分不重要，恰恰相反，一般性的差异暗示了马克思以伊壁鸠鲁哲学为武器批判黑格尔唯心史观的目的。

综合考虑《博士论文》对两种自然哲学的一般和具体的双重论证，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伊壁鸠鲁对古希腊唯物主义的创新与超越。

（一）在真理问题上的分歧：两者对现象与本体关系认识的差异

马克思发现，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承认“原子和虚空”的形而上学原则，但是德谟克利特在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中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最先表现为“真”的问题。真理问题表面上看是属于知识论问题，实际上涉及形而上学问题，因为知识论问题只关注认知的条件及过程，而真理问题却关注认知的对象和前提，涉及对世界的设定。德谟克利特在这些问题的表述上的确粗糙，一方面由于他坚持现象与本质的差异，认为除了本体（或者说原子、实有）为真以外，其他一切现象都是主观的因而是不可信的，这样他就把真理存在的基础给否定掉了。而另一方面他又发现现象显然是被灵魂所把握的，而灵魂则是实有的本体，既然如此，那么被灵魂所把握的现象显然也应该具有真理性，这样他又把真理性的标准从认识论上树立了起来。马克思将这一情况称为德谟克利特的“二律背反”。其实说到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德谟克利特在追求本体的同时不愿意承认感性所获得的现象的真实性，这就等于在本体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同时，在认识论上却坚持唯心主义，如此一来怎能不产生矛盾呢。

而伊壁鸠鲁却克服了这一矛盾，他坚持感性确定性的第一原则，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而概念必须以感性所获得的现象为标准进行校正。这样来看，伊壁鸠鲁的原子理念就不是一种先验设定的东西，而是借助经验所推演出来的东西，当然由于并不具有更多文献上的支持，马克思也没有就此继续展开。

这却给人们留下一个问题，一个如此重视感性确定性的人，为何没有将这一经验论原则贯彻到底，反倒还笃信原子论的形而上学，休谟不就是太强调经验而最终成为了怀疑论者吗？马克思后文中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疑问，实际上伊壁鸠鲁区分了“始基的原子”与“元素的原子”，前者是质料性的，类似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而后者则是构成性的，具有形而上学原则的意味。因此不要小看伊壁鸠鲁强调感性确定性的认识方式，这一认识方式本身其实就是他的原子论原理。马克思说，“正如原子是他的原理一样，同样他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论。发展的每一环节，对于他，立即就转变成一个固定的、仿佛通过空虚的空间从它们的联系中分离开了的现实；一切规定性都采取了孤立的个体性的形态。”[1]45因此虽然表面上看，伊壁鸠鲁可能有坚持感性确定性原则而放弃原子论的倾向，但是实际上他以另外一种动态的方式理解并承认了原子论。也就是说，他坚持的感性确定性本身实际上是“元素的原子”的实践过程，而他借助这一行动所否定的原子，则是质料意义上的“始基的原子”。而这种放弃也不是彻底的放弃，最终它必然通过元素原子的运动重新被构建出来。

（二）寻求知识与追求幸福：两种哲学目标的差异

由于德谟克利特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坚决区分本体和现象，因此处于本体领域内的原则就不可能对现象界产生影响。但是同时由于他在认识论问题上，又坚决认为只能通过经验才能达到本体的认识，所以他又必然广泛地涉猎一切实证知识。“古代的轶事就算是一个传闻吧，但也不失为一个真实的传闻，因为它描述了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据说德谟克利特曾经自己弄瞎他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锐。正如西塞罗所说，这个自己弄瞎眼睛的人也就是那走遍了半个世界的同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获得他所寻求的东西。”[1]21

而伊壁鸠鲁恰恰相反，尽管他一再强调感性直观的重要性，但是他却并不因此就毫无节制地汲取一切经验。这是因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哲学目标不是为了获取纯粹的知识，不是那种把握本体，而是最终指向幸福的生活。因此伊壁鸠鲁始终把他的哲学看做活生生的实践哲学，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现实关怀。“伊壁鸠鲁在哲学里面感到幸福和满足。他说，‘你必须为哲学服务，如是你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倾心降志以从事于哲学，他用不着等待；他立刻就会得到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1]22通过伊壁鸠鲁，人们最终发现哲学最根本的任务不是“真”，而是“善”，这也是人们寻求知识的目的和真谛。如果知识无助于人们获得生活的幸福，那么此类知识的价值何在。

通过这一比较，马克思发现德谟克利特虽然是唯物主义，但是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矛盾性却决定了他的唯物主义最终不但会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且无论拥有多少知识，也只能在空洞的理念世界中徘徊。反观伊壁鸠鲁的哲学，则始终把感性直观的现实作为判断的基础，把生活幸福的现实关怀作为实践的原则，因而伊壁鸠鲁的哲学是健康的实践哲学，这才是马克思努力寻找的打破唯心主义哲学的钥匙。

（三）必然与偶然：现实的可能性是自由的条件

如果说实践的原因是要把握本体，实践的结果是要获得幸福，那么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内在矛盾就注定了他这种唯物主义的悲剧，即一方面无法追溯到实践的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获得实践的结果。哲学家实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和思想之间建立一般性关系的过程。而这一悲剧就造成了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思形式。换句话说，德谟克利特对必然性的强烈要求实际出于他对待实践问题上的绝望。

伊壁鸠鲁不但避免了这一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对必然性和偶然性进行了重新规范。在他看来，必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意思是指必然性由于超出了人类经验认知的范围，因此必然性不是可以被直观把握的概念，而是被推论出来的概念。也就是说，偶然性和主观任性都是可以通过直观被把握的，人们只有在观察到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之后，在掌握了经验资料后才有可能推论出事物发展顺序的规定和联结，即必然性。因此，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的必然性是一种有条件的必然性，即“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真实的可能性推演出来，这就是说，有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那种必然性是通过这些东西的中介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的显现。”[1]24而偶然性对他来说则只是一种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真实的可能性的反面。所以偶然性要么是被感性直观直接捕捉到，要么则是通过理性自身的想象所获得。以这样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当然不免有其消极意义，但是伊壁鸠鲁的本意并不是否认一切联系和原理，而是认为物理学中的定理恰恰不是第一重要的，说到底定理所规定的必然性的出现也是建立在人类构造的偶然性基础上。因此，自由才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向人类敞开，人们通过实践去追寻自由并获得幸福，才是可能的和可以被期待的。对自由的规定才成为马克思进一步来论述原子偏斜的目的。

三、结语

麦克莱伦在评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机和旨趣时写道，“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过考察希腊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黑格尔哲学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非现实性，并且反对着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6]27的确，当唯心史观成为新的宗教，绝对精神化身新上帝的时候，如何能够打破这一悲剧的命运，重新发现一条自由之路，就成为后黑格尔时代哲学家的必然使命。

马克思在为唯物史观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再次发现了古希腊唯物主义的丰富资源。与德谟克利特的内在矛盾相比，伊壁鸠鲁对感性直观的重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偶然性与自由辩证关系等问题的阐释无不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哲学中另一条隐蔽的林中小路。虽然青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投身于“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但是他对伊壁鸠鲁的哲学史意义上的辩护和他对伊壁鸠鲁感性直观的褒扬，已经迸发出了哲学革命的火种，就此而言《博士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作唯物史观的理论萌芽。正是在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下，由伊壁鸠鲁开启的具有朴素辩证意味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最终为马克思在20世纪重写哲学史提供了锐利武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博士论文[M].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M].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

篇3

马克思在写于1845 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六条中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本文从提出过程、科学内涵与指导意义三方面着手分析了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的思想。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提出

早在1835年8月的中学作文《青年选择职业的思考》中就提出了社会关系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的问题。他说：“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施加决定性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决定了。”

过了五年之后，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又有了新的突破，“直接存在的个别性，只有当他同他物发生关系，而这个他物就是他本身时，才按照它的概念得到实现，即使这个他物是以直接存在的形式同它相对立的。所以一个人，只有当他与之发生关系的他物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相反，这个他物本身即使还不是精神，也不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这时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显然还是受黑格尔的影响比较大，主要还是在理想的范畴来理解人的本质。

1843 年秋，马克思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人本质的观念：“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马克思这一时期关于人的本质的表述已不仅仅停留在自然人的层面上，而是转向了现实的人。

1844 年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多次提到人的本质与人的需要的概念，如“我的产品是你自己的本质即你的需要的物化” 。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的需要。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较为明确和系统的表述是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他从经济关系入手，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来探讨人的本质，第一次提出了劳动是人的内在本质的观点。

1845 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自然的人”的人本质论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也即，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是对人的本质的最为科学的表述。

1845-1846 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更全面地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观点，并运用“实践”的观点研究了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失误的原因，更加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观点。

总之，关于人的本质，在马克思的经典著述中大致有以下几种提法，即“人的本质是需要”、“人的本质是劳动”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

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科学内涵

我们不应仅仅从人的外部关系来理解人的本质，更重要的是从人的内在关联来定义人的本质。综上，人的本质的科学内涵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从人作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层次看，人的本质表现为自由自觉的劳动， 即人的本质表现为人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从事创造性实践活动的理性存在物。马克思坚持用实践的方法来探求人的一般本质，指出劳动的本来意义是人的“生命活动”，提出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内在规定的思想，从而回答了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所在。

其次，从人与人相区别的层次上看，人的本质是通过“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体现出来的理性的个体存在。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界定，不仅限于对人的本质作抽象的一般规定性研究，还在此基础上回答了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的具体规定性或现实本质。具体说，人的现实本质或个体本质应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人本质的核心是它的社会性。第二，规定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第三，社会关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人的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和发展变化的。最后，人的本质是类本质和个体本质的辩证统一，并统一于人的需要。

三、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原则和方法，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 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本质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人的本质问题， 是一个人确立人生观的理论基础。对人的本质认识不同， 所确立的人生观就会不同。在现阶段， 我们仍然需要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本质问题， 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人的本质， 从而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是一个至关社会主义信念能否在人们心目中永存的重要的人生基础理论问题， 因而也是至关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第二，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为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得研究“人的问题”包括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为我们揭示了人的思想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而形成和发展的，人的社会关系对人的思想的影响极其重要。因此，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重视社会关系对人的思想的决定作用，考察各种关系的影响，认识和把握人的思想形成的物质原因和社会根源， 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第三， 为研究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人的本质问题是众多人文学科研究的共同主题之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作为对人的研究的一般性原则， 对各门人文社会学科具有普遍适用性， 它赋予了涉及人的本质问题的各门具体学科可以从各自特定的角度研究和揭示人性问题的必要性。因此为社会科学研究人的本质问题的各个侧面和不同层次都留下了发挥的余地。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篇4

众所周知，在西方中，一直存在着“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对立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马克思和对立论”三个教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恩格斯把辩证法本体论化，建立自然辩证法理论，是“背叛了马克思”，“彻底摧毁了哲学”。他们提出马克思的主导思想是“人类中心论”，而恩格斯则主张“自然主义进化论”和“实证主义”。 而中国学者则长期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论”的观点，而对西方马克思学采取批判态度。

但其实仔细想想就可以明白这两种思想都是走了一种极端，西方学者是认为马恩是绝对对立，有统一的一面，而中国学者则是相反，认为二者是绝对统一，有对立的一面。准确来说，其实这两种思想都是在各自的政治背景下做出来为政治所服务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并不是有差异，而差异的根源就在于二者在本体论思想上的不同。因为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前提和出发点，认识论中总是渗透和贯穿着本体论。认识论是不能脱离本体论的，所以二者本体论上的差异就导致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差异。

恩格斯在1886年初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近代哲学家依照如何回答世界的本原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始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思维与存在问题的提出，为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哲学派别以及对它们的客观评价提供了正确的标准，指导人们掌握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并有专门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是贯穿着唯物主义的思想，但是他并有专门去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哲学始终专注于人，对于人类不在场的最早的世界本源问题，马克思似乎并不感兴趣。马克思早在1841年4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就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为己任，而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屑一顾。文章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人与自然、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早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 “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指出：“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认为应该使“哲学转向外部”，把自我意识“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把“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推出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再“颠倒”过来。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萌芽，触及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的焦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使他从哲学生涯的开始，便投入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斗争当中。

马克思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解释世界”，单纯依靠概念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弊端，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在自己的整个哲学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坚持“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分立”说，认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均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非常错误的。而认为马恩思想完全一致的观点也是一样错误的。我们不能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有区别，也不能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至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有着学识水平、实践阅历和学术专攻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分工的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是对立，就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以及二人的终生合作而言，都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为现实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改造旧世界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同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新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并把它运用于改造现实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当中，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此前提之下，他们的差异只不过是两人在同一事件上观察角度不同所导致的分歧。

参考文献：

篇5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 “劳动”这个人类本质活动基础上的价值论研究的结果，是在科学区分和严格地定义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和价值形式、价值和价格、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价值决定和价值分配等诸对范畴基础上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的有机统一的宏大理论体系。然而，自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以来，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所有这些，与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中央也曾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的任务，问题的提出是有针讨性的。

1.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含义

1.1价值决定。商品的价值有质和量两个方面，价值的质(即价值实体)是由人们生产商品时简单的体力劳动决定的，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体力劳动。这种劳动又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只是劳动的量即抽象劳动，而不是劳动的质即具体劳动。价值的量(即价值大小)是由体现在商品中抽象劳动量决定的，劳动量的多少和大小则是以劳动时间来计算的。但是，商品的价值量并不决定于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考察商品的价值量时，还必须了解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并把各种劳动转化为平均的或简单的劳动，作为测量价值量的统一尺度。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简单体力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1.2价值本质。商品的价值既然决定于人们生产商品时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而生产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又是可以互相比较的，这就决定了劳动量相等的商品之间可以相互交换，而商品与商品之间交换实际上就是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以，价值并非商品的自然属性，而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比较劳动和交换劳动的经济或生产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1.3价值形式。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与其他商品交换时才能体现出来。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称之为交换价值，即价值形式。价值形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后一切商品的价值都以货币来表现。以货币来表现的交换价值就是商品的价格。

1.4价值实现。商品的价值不仅必须以价格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一定要卖出去以后才能够实现;商品价值实现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即等量价值与等量价值的交换，这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就是价值规律;但是，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价值规律总是在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形式下发生作用的。

1.5价值转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但剩余价值却以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资本家的竞争，资本主义利润转化成了平均利润，于是，商品的价值:c+v+m转化成了商品的生产价格:成本(c+v)十平均利润。这时，商品的价格不再围绕商品的价值上下波动，而是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了。

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意义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在于解释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关系，在于说明社会的一切财富来源于劳动和劳动者，一切价值的来源在于劳动，就是资本也是来源于劳动，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也是一种价值形式，这一点，对劳动者的剥削在马克思看来就完全说明了资本家对工人关系。虽然马克思论述资本家(企业主)在生产中的作用，但这种论述总的来讲是强调剥削、强调企业主对工人劳动的监督，对企业主在管理中作用强调不够。这一点是同当时的马克思立场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残酷剥削相连的，不应苛求马克思。但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应该有所发展。

此外，按马克思的说法，除劳动之外，一切其他生产要素只是生产的前提条件，只转移价值，并不形成价值，只有劳动才形成价值;如果从全面的立场看，这一点马克思也有偏差，似乎是“唯劳动论”。无论如何，从现代生产、市场，倒可生产要素在形成价值的过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离开了任何一种要素，价值就不能形成，这些都是客观的，只要市场存在，就是这样的逻辑，否则市场经济就不能存在，现实的生产不能左行。

3.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价值论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是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时代，邹寸创造价值的劳动主要是直接生产过程的体力劳动，资本家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是产业工人的剩余劳动。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技术、信息的发展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个不同于工业经济的时代一一知识经济时代已悄然而来。

所谓知识经济时代，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The Knowledge Economy)通俗地说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Knowledge-based Economy)。所述的知识，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一切知识，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学技术、管理及行为科学知识。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虽然也离不开知识，但总的说来，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即以物质为基础。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技发展引起了生产力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生产具有大型化、智能化、网络化、全球化的特点。与此同时，生产劳动的形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技进步、经营管理、信息咨询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脑力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些都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所能够论及的范围。

3.1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劳动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现代的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和服务劳动。其中，科技不仅作用于生产，而且涌现出大量的高科技产 业;管理不仅有企业的微观经济管理，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而且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行业管理或中介组织管理;服务不仅有为生活提供的服务，而且越来越多地为生产提供服务。劳动形态的变化导致财富的构成也发生重大转移:价值构成的主体已经不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体力劳动创造的价值，而是知识经济时代一大批智能型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管理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在价值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服务劳动不仅构成了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积聚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业创造的价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60%-70%，服务业的劳动人口占就业人口的70%以上。劳动形态和财富构成的重大变化，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劳动的内涵是什么?活劳动作为价值创造的惟一源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有了新的变化?劳动的形态和财富的构成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一种劳动创造的价值最大?如何增加国家的财富?

3.2企业高度自动化带来的劳动减少和价值迅速增加的问题。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智能化、自动化的发展，社会生产呈现出无人化的趋势，“无人工厂”、“无人商店”成为知识经济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工人人数大大减少，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大批工人脱离生产过程，而利润却成倍增长。一些未来学家预测随着生产的自动化，管理的科学化，通讯的网络化，在不久的将来，自动化机器体系就能完全取代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乌尔里希·贝克指出:职业劳动总量在急剧减少，我们正在快步跑向一个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而且在世界上所有后工业国家都是如此。然而，劳动的减少却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剩余价值大大增加。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准一源泉是工人的活劳动，劳动增加，价值就增加，劳动减少，价值就降低。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就业人数呈下降趋势，工人的工作时间也不断缩短，而利润和剩余价值却越来越大，剩余价值率越来越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这个问题上显然难以自圆其说。这是否意味着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增大了的价值源泉不再是劳动?这无疑是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

3.3无形资产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问题。知识经济以知识、信息等智力成果为基础构成的无形资产投人为主，企业的真正价值更多地取决于公司雇员头脑里和数据库里的主意、见解和信息，以及其控制的专利，而不是取决于公司拥有的卡车、流水线和其他有形资产。当然知识经济也需要资金投人，但是对于高技术产业甚至是风险资金投人，如果没有更多的信息、知识、智力的投人，它就不是高技术产业。据统计，美国有些企业的无形资产比例高达60%，知识投人超过了物质投人，企业经济活动的非物质化日益明显，知识在生产中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无形资产的升值也将带来社会价值的变化，拥有更多知识的人获得更高报酬，知识强国的产出增加。直接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来分析解答“知识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较，哪一个创造的价值量更大”的问题时，也会得出自相矛盾的两个结论。 4.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遭到挑战、陷入困境，这是勿庸置疑的社会现实，其原因既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方面的，也有时展方面的。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知识经济时代之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从一般意义上看，解决这一矛盾有两种基本思路可供选择:一是改变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使之适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二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使之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前者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削足适履”之举;后者才是唯一可行之路。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时代的产物，具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内容上的不足之处，它们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是潜在地、隐性地存在着的，因而并不影响整个科学理论对时代特征的反映，甚至还会有利于整个科学理论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将会逐渐显现出来进而成为一种现实的、显性的存在，此时若不克服之，那么将会使整个科学理论难以适应新时代的经济社会之现实，在直接运用这一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来解释新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时，就会出现难以自圆其说和自相矛盾的现象，导致整个科学理论在新时代陷人困境。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克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的局限性和补充其内容上的不足，使之发展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新理论形态，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科学理论之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时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具有的“与时俱进”品格的具体体现。

然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走出困境的出路何在，或者说，如何才能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走出困境?如何才能永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科学理论所应有的生命力?如何才能克服其历史局限性和补充其内容上的不足?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对此，笔者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走出困境之出路的基本路径应当包括以下几道程序:

4.1寻找并确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走出困境的突破口。由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陷人困境的具体表现，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知识经济时代之经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走出困境的这一突破口，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之社会现实的矛盾问题，突出地表现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所遇到的不能正面解答的各种现实问题，特别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解释时难以自圆其说和自相矛盾的问题。换言之，如果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问题时能够作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没有遇到“自相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的现实问题，那么也就不存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陷人困境的问题了。

4.2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则，以积极的态度紧紧围绕知识经济时代的现实问题，考察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和在内容上的不足之处，找准其“症结”之所在。因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的矛盾问题，只是现象层面上的问题，因此还必须透过现象找到产生这一矛盾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这是解决这一矛盾问题进而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走出困境的关键，因为只有通过考察分析与这一矛盾问题相关联的各种经济现象，才能寻找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陷人困境的原因，才能做到“对症下药”。那么，其“症结”是什么呢?概括地讲，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和在内容上的不足之处，它的产生既有时展原因，又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的原因。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战争和革命”是世界主题，工业经济是其主要经济形式，科技与经济相分离是其突出特征，“简单性”科学认知图式和研究方法是其科学背景。这是“症结”产生的时代背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在创立劳动价值论时，进行了如下的科学抽象和科学处理为了科学研究的需要，将复杂劳动如以脑力付出为主的科技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来处理。为了突出重点和抓主要矛盾，将价值的生产仅仅限定在“物质生产领域”，而“忽视”了“精神生产领域”特别是“科技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为了当时革命的需要，将从事以体力劳动付出为主的工人阶级作为价值创造的主体，而将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放在价值创造的“次要”位置上。由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主要考察物质生产部门的以体力付出为主的简单劳动与价值的关系，而没有系统具体地研究“精神生产领域”特别是“科技生产领域”的以脑力付出为主的劳动一一科学技术、管理与价值的关系。这便是“症结”及其产生的原因之所在。

4.3在找准“症结”的基础上，要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时代走出困境，还必须解决如何“对症下药”的问题。要做到“对症下药”，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1、要明确其“症结”产生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突出地表现在:从马克思所处的时展到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科技与经济、科技知识的生产与经济活动已经达到了一体化的紧密程度，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并得到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已经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现代科技尤其是高新科技的产业化形成了大量的科技知识密集型的高新科技产业。只有明确时代背景的深刻变化，才能为“对症下药提供现实的基础。2、要研究“对症下药”的操作之法。在上述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应当将马克思在当时“简化掉”的、“忽略掉”的、“被放在次要位置上”的因素凸现出来，考察它们与价值创造的关系。概言之，就是要将价值的生产从“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精神生产领域”特别是“科技生产领域”，将价值创造的主体从在企业现场进行生产劳动的“狭义的工人阶级”，扩展到包括不一定在企业现场操作的科技人员在内的“广义的工人阶级”，将以复杂的脑力付出为主的科技劳动凸现出来，考察它与价值创造的关系等。

篇6

马克思从开始从事哲学活动时起，就十分重视实践问题。但对实践的理解，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博士论文》时期，他所讲的实践是哲学实践，即理论批判活动。《莱茵报》时期的斗争实践和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使马克思对原有哲学信念发生怀疑和动摇，从而转向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分析，同时也由理性批判转向政治批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探索科学实践观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首先，由于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生产劳动，从而抓住了实践活动最基本的内容，即生产实践。其次，他在对人的本质的分析中也分析了实践的基本特征，即客观性、主体性和创造性，并强调提出，人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离不开外部自然界，“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第三，马克思还初步论述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性，指出真正的实践是“显示的和实证的理论条件”；“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他们已把现实的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发源地，把现实的生产劳动视为实践的基本内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深化和发展了以往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把实践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提了出来，从根本上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表明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也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并为制定哲学的基本原理奠定了基础。

《提纲》一文，马克思突出表达了自己在哲学世界观上的新观点，即实践的观点。首先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了解实践的意义。旧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把客观世界单纯地看作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实践改造的对象，把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一种直观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是指旧唯物主义，包括古代的唯物主义和近代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指近代欧洲的唯物主义，其主要代表是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 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及19世纪德国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

而新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则区别旧唯物主义，它把反映理解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主观能动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过程，认为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是建立在改造被改造的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改造客观世界才能反映、认识客观事物，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

马克思继而提出：“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旧唯物主义不了解实践，不能对人的能动性作出合理解释，这样就给唯心主义片面夸大精神的能动作用留下了空间。唯心主义把实践看成纯粹的精神活动是错误的，因为实践是

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是主体能动性与客体制约性相统一的活动。

同时，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尽管费尔巴哈主张研究人和自然界，特别把人提到哲学研究中心地位，有时似乎也强调实践的作用，但就其基本立场来看，他是贬损实践，抬高理论的，他只是把理论活动，而不是把实践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批判》一书的第二卷《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中指出：“马克思在1845年，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提纲》中“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指思维的内容和思维反映的对象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能否反映客观对象，这是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的方法途径问题；二是思维内容是否符合客观对象，这是检验认识的标准问题。费尔巴哈在真理及检验的标准问题上，有明显的直观性和形而上学性。马克思指出：“人们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在纯主观范围内或纯客观范围内，主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都是无法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联系主客观的桥梁，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特点，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因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篇7

“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哲学的哲学理论，但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含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哲学天才世界观的诞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公开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建构原则和全部哲学变革的出发点。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纳入到实践的解释框架中去理解，指出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_2J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置于实践这一全新的解释原则之下，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看待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去理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从这一角度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不仅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看待整个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归结为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J紧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_4J即便是观念的东西，包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要从物质实践来予以说明。这样，实践范畴便成为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仅社会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社会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实践不仅成为马克思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马克思理解所有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或思维方式。因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这才是实践观点的真实意蕴。

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5J。所以，观点仅仅属于哲学理论的个别表现，思维方式才代表哲学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解哲学的思想实质，关键就在于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任何一种哲学，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维方式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判定哲学与非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就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但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理解，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虚幻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转换。所以，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J。作为哲学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成为“现实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形成了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康德在批判地总结传统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把主体概念改造、规定为先验主体或主体性。所以，在康德哲学那里，主体就是逻辑主体，是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或意识，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概念基本上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领域。与康德关于主体的概念不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_7J，并且进一步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8j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绝对的，“绝对即主体的概念”_9J。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一个在对抗过程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可见，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存在论的领域。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将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在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将这个历史过程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一个最终超越历史过程的主体，一个“纯粹的概念神话”，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扩张的极致，是一种“理性的放荡”。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是后来他更多使用的是“现实的个人”或者“劳动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彻底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新。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Ll0l。“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瓦解与颠覆，是主客同一体，这与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与传统单纯的、纯粹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是一种主客同一体，表达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共在的性质。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客同一体。虽然黑格尔强烈反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对立，也在努力地解决两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又怎么会有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从“现实的个人”或“实践活动”出发，而“现实的个人”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不可分，两者是同一的，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主体去看待。可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客同一的思维模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每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出现，都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_l【J哲学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哲学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成为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原则。所以，与传统哲学相比，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这被恩格斯称之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传统哲学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中介，所以，近代以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陷入了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介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并实现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中介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过去，人们看待哲学问题只是从或者物质或者精神的单一基础出发，实践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的含义则是双重性的。而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关系出发，原来哲学中的许多理论观念便都需要改变。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

由于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所以，传统唯物论和唯心论执着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也就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于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概念的世界。虽然黑格尔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个抽象的、逻辑的中介环节，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但是黑格尔“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却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整个西方哲学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实现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现代西方哲学找到的中介是“语言”，马克思找到的是“实践”，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也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唯物论和唯心论，被“本体中介化”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取代。“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排斥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传统哲学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从人的两极存在去寻求人类本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中介出发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则是以人的历史活动或生存活动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从人的社会存在去寻求人类的本质。

篇8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自20世纪80—90年代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经济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一种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20世纪90年代末，循环经济理念开始引入我国。2004年9月29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召开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十一五”规划的编制。

虽说“循环经济”是一个新理念，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在论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问题时，就曾经明确提出过与“循环经济”原则类似的思想、观点。马克思的这些见解给我们以深刻地启迪，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理论先声。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应用科学技术是减少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有效手段。这种思路与当今人们处理生产与生活垃圾的思路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那么靠什么手段来处理这些排泄物呢？当然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因为“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马克思特别强调，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过的工业，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废料，变废为宝，减少工业废料对环境的污染。“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马克思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的问题、废物资源化问题和产业生态化问题。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见解是一致的。

其次，马克思认为，利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大量的生产实例，对生产工艺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业废物，减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工艺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艺的进步，改变了对生产原料的利用途径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生产中的各种废料，获得了一种在新的生产工艺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废料成为了新工艺的原料。现在，循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原料”。其实，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确地说过类似的话：“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个产业中都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用实例说明，当时由于生产工艺水平的低下，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农场主不愿种植和很少种植亚麻，一个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里，粗糙落后的生产工艺导致了在加工亚麻时产生了很多废料，损失高达28%到30%，工人们经常把这些废麻拿回家当柴烧，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后来，人们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对亚麻进行精细处理，使亚麻的损耗大大减少。 转贴于

再次，马克思还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批新型生产工具的问世，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同样可以提高工业废物的利用率，变废为宝，减少资源的浪费。马克思多次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马克思列举了意大利和法国在磨谷技术上的差异说明这个问题。在罗马，当时的磨还很不完善，因此，不仅同量谷物的面粉产量低，而且磨粉费用相当大，客观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巴黎人使用的磨，是按照30年来获得显著进步的力学的原理实行改造的精致的磨，大大提高了同等谷物的面粉产量。马克思还提到，处理纺织工业产生的废丝时“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纺织品”。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而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知道，生产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手段改造我们的生产机器和工具，的确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率，从而节约自然资源，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减轻生产废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篇9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开始用数理方法度研究马克劳动价值论，经济学中，数理分析方法就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说明经济运行中变量之间的关系，运用数学符号和数字算式的推导研究和表示经济过程和现象的研究方法，是现代经济学通行的方法。数理方法的引人使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清晰、准确，逻辑性更加严密。数理方法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用数理方法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使研究表述简洁清晰，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马克思也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简要回顾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多年理论研究的结晶，该理论是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揭示了商品经济的本质。这里的劳动是指，物质生产和创造价值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商品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开始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论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思想，对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了区分。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没有价值就不会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劳动二重性。劳动二重性是劳动价值论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总结，“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

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就是商品交换以价值为基础，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必须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价格表现的，价值是价格的内容和基础，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的内容不是相互独立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创造出来的，其中商品的价值由价值量表示，而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它们之间构成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表述及方法创新述评

劳动价值论的新表述和方法创新，并不是要否定经济学曾采用过的表述和方法。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的，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证的要求，经济学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精确化，数学方法的运用会使经济学的研究变得更加精确。

在一些学者所做的有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某些研究中，已有运用数学模型的较好范例。如吴易风、冯金华、白暴力、何明等人都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用数理方法进行分析，对该理论进行了新表述。

(一)吴易风运用数理方法对劳动价值论中的商品二重性、价值规律等理论进行了定量分析

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定量模型。由于具体劳动反映商品的自然属性，所以使用价值的度量只能从量数量上反映，函数式表示为Q=f( L， K)。其中，Q表示使用价值量，L为劳动力数量，创造了使用价值，K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价值形成的数学模型。因为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是个别劳动时间的数学期望，所以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V是个别价值V的数学期望，价值形成的数学模型表示为V二V(1)二}V;}(1;})P}，P}表示概率分布函数，其服从的分布形式由具体生产情况决定。

商品二重性的综合模型。商品二重性模型反映了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和转移旧价值的过程，前面二者结合构成了商品二重性的综合模型;V=V(L)=V(Le+L})=V(1，+1t)Q(L，+K)，其中，L。表示投人的活劳动量，Lt表示物化劳动量，一方面，L。使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生产出使用价值的数量为Q的商品，抽象劳动创造产品的价值，由于旧使用价值形态被具体劳动生产性地消费后生产出新使用价值，旧使用价值包含的价值V( Lt)被保存下来，被活劳动L。转移到新的使用价值中，所以，商品价值中既包含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又包括活劳动转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吴易风用数学方法对价值规律进行了重新的阐述。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必须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价格自发地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当某种商品价格高于价值时，会导致该种商品的生产扩大，引起市场供给增加和价格下跌，当价格低于价值时，会导致该种商品生产缩小，市场供给减少，价格上升。

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意义:使用价值形成过程模型从物质生产角度考察了生产力和使用价值量的关系，价值形成模型说明了商品的本质和价值量的确定;商品二重性模型概况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关系;价值规律模型阐明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和盲目性。

(二)冯金华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价值函数的基本假定z二L+Q和基本公式Z二ziQ = LiQ十c。其中，L代表必要劳动，K为生产资料，z代表价值总量，z代表每一个商品中包含价值量，它是由平均的新价值量和平均的转移价值量组成。马克思说:“如果仅仅就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本身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进行纯粹的考察，那末生产资料，这些不变资本的物质形态，就只是提供一种物质，使流动的、形成价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略〕可见，根据研究的需要，公式简化为:z=L/Q。

冯金华在此基础上引入短期生产函数Q=Q(L)，得到短期价值函数:=L/Q(L)，根据数理推导得出短期价值函数是一条从某个大于0的值开始、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当引人长期生产函数Q=Q(L，K)时，得到长期价值函数z=L/Q(L，K)。并详细谈论了劳动变化、资本变化、劳动和资本同时变化和同比例变化以及生产函数变化对价值量的影响。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数学原理的意义:根据价值函数的基本假定推导出了短期和长期的价值函数。

(三)白幕力以生产函数存在“资本量度和生产函数存在性问题”和效用函数存在“效用量度问题”为出发，在发展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模型

白暴力首先分析供纸曲线，设劳动耗费函数，分析假定劳动耗费与产量之间是非线性的，边际劳动耗费和平均劳动耗费不是常量，而是变量，所以称为“非线性劳动价值学说”或“变量劳动价值学说”，在此基础上推到出了市场供给曲线。厂商生产产品的平均劳动耗费为生产该种产品的厂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厂商生产成本就是劳动耗费的货币形式表现，成本函数就是劳动耗费函数的货币表现形式。由此得出，在假定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完全竞争厂商短期供给曲线就是边际成本曲线向上倾斜的部分，也就是边际劳动耗费曲线向上倾斜的部分;当存在外部效应时，劳动耗费曲线会向上或向下移动，完全竞争厂商长期供给曲线有三种可能的情况。综合前面的分析，完全竞争市场短期供给曲线由短期厂商供给曲线水平相加而得，完全竞争市场长期供给曲线，当无外部效应是是水平线，当存在外部效应时一种是向上倾斜的，另一种是向下倾斜的。

其次分析需求曲线，提出用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度边际效用来解决效用无法量度的问题，而且两者成正比例关系。在社会是理性和边际效用递减的假定下，使等量劳动生产的效用相等实现社会最大效用配置，达到效用均衡。当生产某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产品出售价值较高，对应的边际效用也较高，这时消费的数量就会较少，反之.消扮的数量就会较多。因此，产品的出售价值与消费产品数量成反比关系，所以市场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最后分析市场均衡，由前面得出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的交点就是产品的市场价值或价格。短期市场均衡价格是边际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形式，长期市场均衡价格是部门平均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形式即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案的表现形式。短期市场均衡价格围绕着长期市场均衡价格波动，也即围绕着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格波动。

非线性劳动价值学说的意义:推进了市场价格理论的构建。

篇10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开始用数理方法度研究马克劳动价值论，经济学中，数理分析方法就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说明经济运行中变量之间的关系，运用数学符号和数字算式的推导研究和表示经济过程和现象的研究方法，是现代经济学通行的方法。数理方法的引人使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清晰、准确，逻辑性更加严密。数理方法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用数理方法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使研究表述简洁清晰，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马克思也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简要回顾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多年理论研究的结晶，该理论是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揭示了商品经济的本质。这里的劳动是指，物质生产和创造价值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商品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开始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论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思想，对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了区分。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没有价值就不会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劳动二重性。劳动二重性是劳动价值论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总结，“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

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就是商品交换以价值为基础，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必须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价格表现的，价值是价格的内容和基础，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的内容不是相互独立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创造出来的，其中商品的价值由价值量表示，而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它们之间构成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表述及方法创新述评

劳动价值论的新表述和方法创新，并不是要否定经济学曾采用过的表述和方法。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的，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证的要求，经济学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精确化，数学方法的运用会使经济学的研究变得更加精确。

在一些学者所做的有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某些研究中，已有运用数学模型的较好范例。如吴易风、冯金华、白暴力、何明等人都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用数理方法进行分析，对该理论进行了新表述。

(一)吴易风运用数理方法对劳动价值论中的商品二重性、价值规律等理论进行了定量分析

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定量模型。由于具体劳动反映商品的自然属性，所以使用价值的度量只能从量数量上反映，函数式表示为Q=f(L,K)。其中，Q表示使用价值量,L为劳动力数量，创造了使用价值，K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价值形成的数学模型。因为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是个别劳动时间的数学期望，所以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V是个别价值V的数学期望，价值形成的数学模型表示为V二V(1)二}V;}(1;})P},P}表示概率分布函数，其服从的分布形式由具体生产情况决定。

商品二重性的综合模型。商品二重性模型反映了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和转移旧价值的过程，前面二者结合构成了商品二重性的综合模型;V=V(L)=V(Le+L})=V(1,+1t)Q(L,+K)，其中，L。表示投人的活劳动量,Lt表示物化劳动量，一方面，L。使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生产出使用价值的数量为Q的商品，抽象劳动创造产品的价值，由于旧使用价值形态被具体劳动生产性地消费后生产出新使用价值，旧使用价值包含的价值V(Lt)被保存下来，被活劳动L。转移到新的使用价值中，所以，商品价值中既包含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又包括活劳动转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吴易风用数学方法对价值规律进行了重新的阐述。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必须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价格自发地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当某种商品价格高于价值时，会导致该种商品的生产扩大，引起市场供给增加和价格下跌，当价格低于价值时，会导致该种商品生产缩小，市场供给减少，价格上升。

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意义:使用价值形成过程模型从物质生产角度考察了生产力和使用价值量的关系，价值形成模型说明了商品的本质和价值量的确定;商品二重性模型概况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关系;价值规律模型阐明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和盲目性。

(二)冯金华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价值函数的基本假定z二L+Q和基本公式Z二ziQ=LiQ十c。其中，L代表必要劳动，K为生产资料，z代表价值总量,z代表每一个商品中包含价值量，它是由平均的新价值量和平均的转移价值量组成。马克思说:“如果仅仅就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本身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进行纯粹的考察，那末生产资料，这些不变资本的物质形态，就只是提供一种物质，使流动的、形成价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略〕可见，根据研究的需要，公式简化为:z=L/Q。

冯金华在此基础上引入短期生产函数Q=Q(L)，得到短期价值函数:=L/Q(L)，根据数理推导得出短期价值函数是一条从某个大于0的值开始、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当引人长期生产函数Q=Q(L,K)时，得到长期价值函数z=L/Q(L,K)。并详细谈论了劳动变化、资本变化、劳动和资本同时变化和同比例变化以及生产函数变化对价值量的影响。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数学原理的意义:根据价值函数的基本假定推导出了短期和长期的价值函数。

(三)白幕力以生产函数存在“资本量度和生产函数存在性问题”和效用函数存在“效用量度问题”为出发，在发展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模型

白暴力首先分析供纸曲线，设劳动耗费函数，分析假定劳动耗费与产量之间是非线性的，边际劳动耗费和平均劳动耗费不是常量，而是变量，所以称为“非线性劳动价值学说”或“变量劳动价值学说”，在此基础上推到出了市场供给曲线。厂商生产产品的平均劳动耗费为生产该种产品的厂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厂商生产成本就是劳动耗费的货币形式表现，成本函数就是劳动耗费函数的货币表现形式。由此得出，在假定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完全竞争厂商短期供给曲线就是边际成本曲线向上倾斜的部分，也就是边际劳动耗费曲线向上倾斜的部分;当存在外部效应时，劳动耗费曲线会向上或向下移动，完全竞争厂商长期供给曲线有三种可能的情况。综合前面的分析，完全竞争市场短期供给曲线由短期厂商供给曲线水平相加而得，完全竞争市场长期供给曲线，当无外部效应是是水平线，当存在外部效应时一种是向上倾斜的，另一种是向下倾斜的。

其次分析需求曲线，提出用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度边际效用来解决效用无法量度的问题，而且两者成正比例关系。在社会是理性和边际效用递减的假定下，使等量劳动生产的效用相等实现社会最大效用配置，达到效用均衡。当生产某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产品出售价值较高，对应的边际效用也较高，这时消费的数量就会较少，反之.消扮的数量就会较多。因此，产品的出售价值与消费产品数量成反比关系，所以市场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最后分析市场均衡，由前面得出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的交点就是产品的市场价值或价格。短期市场均衡价格是边际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形式，长期市场均衡价格是部门平均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形式即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案的表现形式。短期市场均衡价格围绕着长期市场均衡价格波动，也即围绕着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格波动。

非线性劳动价值学说的意义:推进了市场价格理论的构建。

篇11

所说：“两个‘尺度’和‘美的规律’的探究已有数十年，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某一起点，这确实令人遗憾。”[3]因此，当陆梅林先生有关“两把尺度”的译释得到朱立元先生的首肯时，我由衷感到高

兴——因为他们皆是精通德语的美学家，且观点对立——并长舒一口气：美学界终于可以摆脱因这段译文岐解产生的纠缠了。同时，在拙文中我借题发挥，将笔者认为事关美学学科建设的几个原则问题

列出，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批评，共同促进美学研究。

遗憾的是，逻辑先生除去以笔者上述期盼为由，给我扣上一顶“终结论”的大帽子外，他在大作中并没回应拙文涉及美学建设的诸问题，而是自己又跳入那个“美的规律”阐释“大圈”之中。因此

，当我读完逻文后，只能为自己的真诚愿望落空而感叹！在诸多社科和人文学科迅速发展的今天，美学界还能再用几十年时间转这样“一个大圈”吗？为此，我决定在反驳逻辑先生的批评时，索性接过

他强于我的“终结论”的帽子，试图就“马克思美学”、“美的规律”等问题正面阐述我的“终结”性观点。即使我的这一“终结”愿望落空，并被扣上新的大帽子，但只要今后有关《手稿》或“美的

规律”讨论不再在原地兜圈，我便很欣慰了。

扭曲实事与逻辑的批评

逻文中所涉及的主要是拙文第一部分：从“美的规律”阐释谈美学研究方法。我在论及研究方法时，已经涉及到美学研究中的学风问题。在“美的规律”研究中，靠偷换概念自圆其说的现象太严重

了。拙文就曾例举了我国著名的“美学家”蔡仪先生的“典型”论述。但没想到，逻辑先生对拙文的批评同样采取了一种“典型”的非科学、非逻辑的态度和方法，尽管他的批评不多，但这

不多的几处批评都是靠偷换概念、歪曲事实完成的。

先说逻辑先生文章开篇处，明褒暗贬给我扣上的那顶“终结论”帽子吧：

我十分赞同杨曾宪先生……提出的一个观点：在马克思美学思想研究中，随着陆梅林……对《手稿》中关于两个“尺度”与“美的规律”一段论述的重译与辨析，“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

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可以从此终结”了。然而，这并不等于同意为“终结”论打上句号的一些“盖棺论定”性结论。[4]

我表述的意思很清楚，所谓的“终结”，仅仅是指“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但从逻文的标题《“终结”前的赘语》和内容可看出，他认定我要“终结”的是对

美学或《手稿》中美学思想的研究，并将我的几点意见视为“盖棺论定”性的结论。他这是在偷换概念（正因偷换概念，使逻文最后一句存有语病，容易被理解为他不同意对“终结”论的“

盖棺论定”的结论）。再说了，如果逻辑先生真的能一般地（不必“十分”）“赞同”拙文观点，他就不该在文章中继续再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来一番新探讨啊！他这又属

自相矛盾。看来逻辑先生似乎习惯于在论述中一面忘却自己的观点，一面再将自己臆想的观点强加对手，进行所谓批判。孤例不足为证，且看以下两段文字：

众所周知，……《手稿》，属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学术界对它是否是成熟的著作，尚有不同见解。但基本形成共识的是，虽然它不是美学专著，却提出了大量的美学问题，而且都有

极为深刻、透辟的论述。它对美学理论的贡献，正如陆先生所说，“预示着美学的崛起，人类美学思想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根本上宣告了旧美学的终结和新美学的滥觞。”特

别是《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的著名论断，“是构筑美学大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我认为，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而杨曾宪先生对这一提法却表示反感。他说:“每当我读《资本论》时，都会为马克思博大学识、缜密逻辑所深深折服。因此，我们应以同样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包括美学遗产，不

应轻言‘马克思美学'，更不应自称为‘美学’。前苏联有一个很坏的学风，即轻率地拼凑或建构各种‘’学说，包括‘美学’，借马克思的招牌吓人。如果马克思地下

有知的话，我想，他肯定会像他晚年严正声明自己不是‘者’一样，否认自己是‘美学家’!”在这里，杨先生虽然肯定，“马克思的确有天才的美学思想，”“但马克思并没有建

构并完成自己的美学理论。”因此，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只能称为“美学遗产”，而不能称为“马克思美学”，

更不能称为“美学”。[5]

这段不长文字中，逻辑先生偷换概念之处多有。“学术界对《手稿》是否是成熟的著作，尚有不同见解”，这是事实，这里的“学术界”首先或主要是指理论界（包括马克思

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社理论界），学术界大量研究《手稿》著作，其关注的焦点都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理论形成的思想脉络，而不是其美学思想。但逻辑先生却一下子就让“学术界”形

成了关于美学的“共识”，这意味着逻辑先生将“学术界”概念偷换成“美学界”了。

如果说，这种偷换概念尚可归属无意的话，他对我的“反感”描述却令我反感了。因为在拙文中，我不仅没涉及或批评陆先生的上述论述，反而充分肯定了《手稿》巨大美学意义。这种肯定并不是

抽象地表白，而是渗透在我的美学著作中[6]。坦率地说，我的科学系统美学理论，如果没有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为基石，是肯定建构不起来的。因此，对陆先生肯定马克思《手稿》的美学意义，特别是有

关“美的规律”论述中“包含有人类审美活动和艺术起源的内涵，是构筑美学大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的观点，我是完全认同的。逻辑先生如果认真阅读拙文，就会找到我的几乎相同的

论述（手稿“对审美发生学具有纲领性意义”）。既然如此，真不知逻辑先生有怎样的火眼金睛，竟能从拙文中读出我对此“表示反感”的意思。在这里，逻辑先生已不仅仅是在偷换逻辑，而是无中生

有、栽赃于人了。善意的推度，我想，同他开篇给我扣一顶“终结论”的大帽子一样，恐怕是为了他论文立题醒目、行文转折方便之故吧。且略过不究。

问题是，即使进入正题，他的批评也几乎全部放空。在拙文中，我明明是说“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因为 “马克思并没有建构并完成自己的美学理论。”因此，逻辑先生要反驳我，就要论证

马克思已经建构并完成了自己的美学理论，马克思美学是客观存在。但他接过手去，就将我说的“马克思美学”换成“马克思美学思想”，然后在那里紧忙活一番，论证出“美学思想的理论

性、体系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结论[7]。为了加强这一观点的权威性，逻辑先生还指出拙文这一观点“已不是什么新鲜论点。八十年代初，在我国文艺理论界，就引发过一场关于文艺思想是否

形成理论或理论体系论争。……这场论争……最终是以‘体系论‘形成了共识……”[8]。原来在逻辑先生眼中，“马克思美学”＝“马克思美学思想”＝“美学思想”＝“文艺思

想”！试问，面对这种时时扯断逻辑链条的批评，该如何应答呢？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缄默，由着逻辑先生说去吧！

关于“马克思美学”

拙文中的“马克思美学”概念并非是可以随意解释的。它有着严格内涵，即指马克思在自己著作中建构的，合乎马克思理论严谨性特征并形成逻辑体系的美学理论。它是针对马克思经济学等学说而

言的。如拙文指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在《手稿》已作了充分展开。但其后，马克思却用了数十年的心血来完善自己经济学体系，临终《资本论》还没有完稿。”据说，《资本论》之所以没能完

稿，是因为马克思晚年遇到新的经济学理论挑战，他还想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9]。如果存在马克思美学的话，那么，它同样应当是以这样的理论体系存在的。

关于体系，逻过这样的解释：“判断一种思想是否形成体系，不在于有无专著、有无编、章、节、段等理论框架的外在形式，而更取决于，第一，有无超越前人的新颖观点；第二，这些观点是否

涵盖了该门学科的重要方面；第三，这些观点是否对他人或后人造成了巨大而公认的影响。”说“体系”不在章节等外在形式，这很对。但后面三条尺度却仅仅适用于思想创新体系，而不适用于理论体

系，尤其不适用于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如马克思经济学，自身有着明确的逻辑起点、严密的逻辑结构和严谨的理论范式，并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本体论与认识论统一。这才

使得马克思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特征，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生命力。今天，尽管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有着不同见解，但却不会对其基本概念及理论范式产生岐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而是拿出其中

的一个概念或范式，就人言言殊、百家齐鸣，几十年拎不清楚，那还有什么科学性、实践性或革命性可言呢？正基于此，尽管马克思的美学思想遗产非常丰富，我之“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仍是持

之有据的，除非能发现新的马克思的美学论著遗稿。

当然，还需要再强调一下，这是指“马克思理论”。“马克思理论”本身承继发展了西方科学文化的优秀传统。如果放到中国文化中，按这样标准要求孔子、老子理论，那就大不合适了。由于缺少

科学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抽象思辨与逻辑思维能力发育不充分，经验式、感悟式甚或禅宗式的思维方式与汉语语言结构的灵活性结合在一起，使国人的理论著述，不太注意逻辑链条。这往往给后人留下

“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广阔空间，也造成人们随意置换概念或将自己理论强加于人的习惯。在对待马克思美学遗产的态度上，一些学者便深受此“习惯”的影响。因此，我之“不应自称为‘马

克思主义美学’”是有所指的。

本来，只要不轻言“马克思美学”，而是在充分理解消化马克思美学遗产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原则，后人是完全可以创建“美学”体系的。近期出版的中国学者著的

《美学思想史》[10]中，便列举了卢卡奇、葛兰西、杰姆逊的美学理论。这些美学家，都不是以《手稿》为其美学理论的出发点和终结点的。问题是在当代中国，观点对立的美学

派别，往往都自称为“美学”，而认定对方是反“”的。而这些自称的“美学”，几乎都离不开对马克思著作中的涉“美”词语或论述的搜罗整理，几乎都在对《手稿

》进行“六经注我”式的理论建构，所以，这种“自称”便难以被美学界所公认。

对既往派别的评论非本文的任务。这里，我只想提醒有志于创建“美学”的青年学者，能吸取前车之鉴，注意划清马克思著作中的一般性语汇与一般性理论语汇与马克思理论语汇的界限

，马克思话语与马克思理论与理论、思想的界限。马克思著作中也要用一般性语汇，这些语汇在没有理论语境规范时，并不能视为理论语汇；马克思在论述中，同样要用一般性理

论语汇，这些理论语汇在没有被马克思明确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也不能视为马克思的理论语汇。同理，马克思的话语，是不能与马克思理论划等号的，在确立前，马克思的话语便不能构

成马克思理论。而马克思理论虽然属于正宗的，但范畴却大于马克思理论，思想的范畴又大于理论的范畴，如此等等，不一一辨析。概念的明晰，是科学理

论建构的前提。象在逻辑先生那里，几个概念被混为一谈时，任何探讨都将失去学术价值。逻文作为典型，恰恰揭示了既往“美学”研究中搁浅或“绕圈”的原因。

容我再举“价值”为例。“价值”同“美”是等值的范畴，而且对美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我在拙文中指出的：马克思生前虽然在一般语义上用过“价值”概念，但他从未从哲学角度研究过“价

值”；马克思著作中的“价值”，主要是经济学的价值。陆梅林反复引用的视为“价值学”的“价值”概念，皆是取自《资本论》中的“经济价值”、“使用价值”或“效用价值”概念，而

非哲学的或价值学的“价值”概念。朱立元先生引用的马克思那段论“价值”的“经典语录”：“‘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

种概念”[11]，则根本不是马克思原话，而是马克思转述他所要批驳的瓦格纳的观点。在这里，关键问题还不在于美学界对它们普遍误引或误用，而在于这种脱离马克思理论语境将马克思著作中所有话

语都提升到马克思理论高度的不良学风。如蔡仪先生以对“美的规律”主观阐释为中介，将自己的“美是典型”说提升为“美学”观点，便更是典型一例。但眼下，蔡仪先生的“

美学”家称号，已不是“自称的”了，前述那本《美学思想史》中，当代中国的“美学家”，只提及蔡仪先生。这种评价是是否合适，且留给美学史家评论吧。

关于“美的规律”

回到逻文所重点讨论的“美的规律”吧。坦诚地说，尽管逻辑先生对“美的规律”的探究数十年没进步表示遗憾，而他自己有关“美的规律”的新阐释，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首先指他的阐释方

法。逻辑先生在文章中用很大篇幅对“美的规律”中的“生产”与“尺度”概念做了语义解析。如果这种解析如同陆梅林先生那样，依据德文原文进行的话，那它起码还具有信息价值或文本价值。但逻

辑先生却竟然以《辞海》的释义作为对这两个概念辨析的理论依据，这真真是匪夷所思！因为作为译文的汉语词汇，其外文原指内涵与中文语义往往是不对应的，这是语言学常识，我们怎能捧着《辞海

》对译学术探讨呢！国内学者根据“人文”、“人本”的汉语辞源大做比较文化研究（并得出中国早已有之的结论），已形成一大学术奇观，但愿这种泡沫学术之风别刮到美学界中来。

转贴于 　其实，逻文中已经引用了国内五种关于“美的规律”的译文。只要认真读一下，就会发现在逻辑先生特别肯定的朱光潜先生译文中，就没出现“尺度”，而用的是“标准”。查《辞海》，“尺度” 有两个义项：“尺寸的定制；标准、规则”，“标准”同样有两个义项：“准则、榜样”。试问，如果再以朱先生译文为主，逻辑先生是否需要对“美的规律”一段译文再做新的解释呢？国内学者对“

尺度”理解本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大多源于对原文的理解。如夏之放先生在他的新著中，便认为“尺度来源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度”，意思是事物的质与量的统一”[12]。如果象逻辑先生这样，

再加上对汉语语义理解的分歧，那对这段“美的规律”文本释义将永远是浑水一团，无法廓清了。

而就对“美的规律”具体释义而言，逻文同样缺少学术价值。逻辑先生曾称，马克思有关“美的规律”论述是“清楚、明了”的，我们不该将它复杂化。实际上，将它搞复杂的不是别人，正是逻辑

先生自己。笔者不通外文，对“美的规律”的语义阐释本无缘置喙。只是在拜读了陆先生和朱先生的大作后，基于对两位著名美学家信任，我认同了他们的意见，认为应当纠正那种将“内在尺度”视为

“主体尺度”的观点，并在学界达成共识。但逻辑先生经过一番考证，却将这一几乎弄清楚的问题，又搞乱了——他依然认定“内在尺度”是“人的尺度”：“这里，‘内在的尺度’显然是与动物相比较

、相对照的人的尺度，是人在生产中全新的、截然不同的标准。这一尺度，是人的本质力量，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在生产中的表现……”[13]这里的“显然”如果真是那样显“然” [14]的话，就不会有长

达几十年论争、释义和考证了。当然，逻辑先生有权坚持这种见解。但既然他的文章已冠上与陆先生商榷的副题，这说明他已熟知陆先生根据德文和英俄译文对“内在尺度”的反复译校了。根据通常的

学术规范，逻辑先生要推翻陆先生译释的结论，他就应当从德文、俄文、英文中拿出新的有力证据来。令人失望的是，他在文章中一面重复着朱先生对陆先生的批评，一面却对陆先生的原文考证视而不

见，自说自话，从中译文中得出了一个旧结论。这只能使人联想到，逻辑先生不怕耗费自己的学术生命，准备沿着“大圈”重新起跑了。对此，我只能恕不奉陪了。

其实，无论从语法角度还是从逻辑角度，马克思这段话都不是对“美的规律”进行正面阐释的：人类能按美的规律创造是一回事，美的规律是否指人的能动性是另一回事。“美的规律”在这里虽可视为

美学概念，但其整段论述却属于“人学”而非美学理论。对此，朱先生的阐释是正确的。他认为所谓“美的规律”内涵都是我们从这段话中领悟出来的[15]。因此，两把“尺度”的翻译不应影响我们对

马克思美学思想、对《手稿》美学启迪意义的肯定。笔者所异于朱先生及美学界同行的，只是认为“美的规律”在不同性质的美学那里有不同的内涵，《手稿》所涉及的“美的规律”是很有限度的。

纯粹的哲学人文美学都是“意义”和“灵魂”美学，“美的规律”也是意义存在和灵魂探求的规律，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操练，对这种“美的规律”的探求是永无终结的。但对于真正的社会科学美学来

说，“美的规律”阐释不应是只能容许某种信仰生存的狭小载体，而应是能“普渡众生”抵达美的世界的宽畅通道。它应当能够经受住形而下的证伪，更应当具有可复验性、可操作性。在社科美学中，

“美的规律”既含有《手稿》中所涉及的文化审美生成规律，也包含社会审美生成规律，还包含前文化即纯自然审美发生规律，只是后一规律要受制于前两种规律。同时，“美的规律”除一般的审美生

成或发生规律外，从主客关系角度，还可分为审美价值规律与审美鉴赏规律。笔者完成的两部科学系统美学著作[16]，所讨论的就是这诸多类种的“美的规律”。我不敢说自己的这些探索合乎马克思美

学思想，但窃认为，与哪种将《手稿》中“美的规律”思辨化的倾向而言，它更切近实践、因而也更符合的哲学原理。

关于“合规律、合目的”

已经说过，逻辑先生批评拙文更多地是出于文章立意或结构的需要。他的文章既然开始于对我的批评，当然也要结束于对我的批判。在对人的“内在尺度”能动性进行阐述之后，逻文是这样结尾的

：

因此，笔者对杨曾宪先生针对“美的规律”的另一论断也持疑义。他说:“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可以很好地起到‘优化’美学‘资源配制’的功效。

当然，这并非是对‘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命题的否定：只要这一命题能揭示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就是合理的美学命题。只是不要再把这一命题归在马克思名下便是了。”原本是

马克思所深刻论述的思想，为什么偏要忌讳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这是否是杨先生忌谈“马克思美学”、“美学”的思维定势所致？[17]

没读过拙文的读者不会想到，逻辑先生是将我的一段完整的话，一截两段，一段用在开头，一段用在结尾。他的文章前后呼应了，我的观点却被歪曲了。我之“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

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是我所说的“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可以从此终结”的后文。它们都是我对陆先生、朱先生观点认同的结果。如果“

内在尺度”不是主体尺度，怎能再把马克思这段论述概括为“合规律、合目的”呢？我这里的推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它有什么可“忌讳”的呢？又何来忌谈“马克思美学”、“美学”的“

思维定势”？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逻辑先生一面批判我否定“合规律、合目的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另一面他却又批评了其它学者关于“美的规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合规律性与

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一“带有相当普遍性”的论述[18]。我不禁要问， “美的规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究竟是不是《手稿》中“马克思所深刻论述的思想”？如果是，逻辑先生为什

么反对别人这样概述呢？如果不是，他怎么又对我横加指责呢？如此左批右判，他的逻辑立场在哪里呢？

其实，我的观点很明确，即使不能把“合规律、合目的”再归纳到马克思的名下，但由于它揭示了“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仍是合理的美学命题。我这里的所指同样很明确。作

为对“审美发生规律”的科学阐释，“合规律、合目的”是文化美生成的条件；而放到实践美学中，“合规律、合目的”又是“真善美”统一的重要逻辑思辨链条。正因为《手稿》中这段论述适应了实

践美学的这种思辨要求，“合规律、合目的”的阐释才不胫而走，进入多种美学教科书，成为“准经典”的阐释话语，甚至使人往往将其归于德国古典美学命题。

由于与实践美学的分歧，我之承认“合规律、合目的”是美学命题，只是就其揭示审美发生规律而言的，并不等于承认它是“美的规律”的等值概念。就实质而言，“合规律、合目的”所揭示的主

要是人类价值实践活动的规律[19]，这种价值实践活动是文化审美发生的条件或基础，但并不等于文化审美价值的现实生成。因为人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征，使人的实践具有不同于动物的

社会或文化动机。动物既不能按美的规律制做，但也不能按丑的规律制做。而基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素质、品格所生成的动机，人却既可按美的规律、善的原则生产或创造，也可能按丑的规律、恶的原则

进行实践活动。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因“合规律、合目的”地追求最大化赢利而破坏自然美、城市美、艺术美的行为难道还少见吗？中国几乎所有的“历史文化”名城，都“名”存“实”亡

的局面，难道不都是目光短视领导者“合规律、合目的”加快新城建设造成的吗？实践美学缺少现实阐释力，症结也就在此：“合规律、合目的”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所产生的对象，大多数往往是不

美甚至丑或恶的。

这就不能不说到“自由”了。逻辑先生说：“自由则是与必然相对应的一个范畴，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总是要努力认识、把握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知其然而更知其所以然，从而能动地

去适应与改造世界，以实现人类进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20]逻文所论，是基于哲学对“自由”的释义。但这一“自由”并不能涵盖人类“自由”的全部。美学所涉及的人类“自由”概念

，细分起来有十多种[21]，其中包括动物性的躯体自由（如现代艺术造成的躯体解放感）、文化创造自由（如自由体操中的“自由”）、社会活动自由（如囚徒获得的人身自由体验）及“类自由”、“

诗意自由”等等。笼统地谈论“自由”，对于人文思辨美学是有意义的，但却经不起现实审美实践的检验。如逻文所说，人类认识“自由”便一定会“实现人类进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便表达了一种

古典理性主义或理想主义价值观。而现实情况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越多，主体创造自由度越大，人类可能面临的自身被毁灭的危机越严重。这种所谓现代化悖谬，正是现代、后现代哲学家忧心忡忡之

所在。

人类能否避免毁灭，当然不是美学课题。但高速、超高速发展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不全是美的福音，却是可以肯定的。这使美学面临着挑战。当笔者2000年在内蒙出席美学会议，面

对草原严重沙化满目苍夷的情景时，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现实迫切需要美学的实践。眼下，一些青年美学家对“实践美学”提出挑战，这是好事。但挑战或超越“实践美学”目的，不应是仅仅寻

求新的美学派别命名，而是要推进美学研究真正切入实践。“实践美学”最大的局限是它脱离实践，无法指导美学实践。如果超越者依然援引《手稿》中同样的论述，依然停留在对马克思“生命的自由

”等概念的思辨中，甚至更远离实践，那么，这种新美学也是难以承受时代赋予美学的历史使命的。这便是我呼吁美学界共同建设社会科学美学的原因。如果说，这将终止对《手稿》的重复讨论、阐释

或命名的话，那么，我认为它恰恰是符合实践性原则的——对真正的美学来说，他的重要使命不是用不同方式解释美的存在，而是要按美的规律指导和改造世界！

[1] 《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2] 《学术月刊》1998年5期。

[3] 同1，第62页。

[4] 同1，第57页。

[5] 同1页注1，第57页。

[6] 参见：拙著《审美鉴赏系统模型》第七章《审美文化—社会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6月版。

[7] 同1页注1，第58页。

[8] 同1页注1，第58页。

[9] 逻辑先生在文章中曾要我提供马克思一句话的出处，我在图书馆中费了半天时间也没能查到，请逻辑先生见谅。这里只能凭三十年前的阅读记忆回答：那是马克思晚年面对众多庸俗化的“马克思主

义”派别而言的，原话是：“我只知道自己不是‘者’”。年青时的记忆不会错，具体出处愿高人赐教。有了这一教训，此处便用了“据说”，以逃脱逻辑先生对出处的追究，因它属非专业

内容，没有笔记，也难查证。同样，后文中“合规律、合目的”的出处亦应有所交代，但因查证的结果难以验证，便也不注名，而是笼统带过。

[10]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第406页。

[12] 《异化的扬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阐释》295页，花城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3] 同1页注1，第60页。

[14] 中国当代学者往往用“众所周知”、“显然”、“勿庸置疑”来逃脱论证，径直推出自己的结论。因此，每当我遇到这样的语句时，便非常警惕，看看“显然”背后是否不显“然”，“勿庸置疑

”之后是否有“疑”。

[15] 《学术月刊》1997年12期，第31页。

[16] 拙著：《审美鉴赏系统模型》；《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17] 同1页注1，第63页

[18] 同1页注1 ，第62页。

篇12

当前理论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前所未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时代和实践需要的指导，也为其创新提供了新的问题和新鲜经验。二是学术研究格局确立，开启了文本解读和阐发的研究路向。三是西方研究成果的译介，提供了研究的新视角。如何理解及实现三种路径的统一，关系到当代中国理论发展的前景。

一

理论发展的路径之一，是回归文本。

对文本的学术化阐释，是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依据。以往对的理解，总是强调唯一性，定于一尊，不允许有其他的解释。从实现意识形态功能来说，这一做法不无理由，但同时也造成了相关研究中的单一性甚至僵化，似乎理论只能有一种形态，其他的皆为谬误甚至异端邪说。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可以给予不同视角或层面的阐释和发挥，理论亦不例外。内容的博大精深、新文本的陆续发现以及时代的变迁，决定了无论从逻辑还是历史看，对的理解都不应只有一种理路。多样性的理念，使研究的学术取向成为可能和必要，而学术取向的重要表现，是回归文本，即通常说的“回到马克思”。

回归文本是研究的历史起点。回归文本当然要做出深入的版本考证，明确相关的语境，厘清字句的原意，分析语句的逻辑关联，以及探究某一观点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等。但回归之要义并非拘泥于文字，而在于阐发真精神，或如德里达所说的马克思的“某种精神”，这就是它的理论内核、基本原理和方法。库恩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其基本规范(范式)，规范是在科学活动中被公认的范例。“这些著作的成就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同时，这种成就又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凡是具备这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此后我就称之为‘规范”’。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理论(研究纲领)有外围和核心之分，“研究纲领有一个根据约定而接受的(因而根据暂时的决定是‘不可反驳的’)‘硬核’。”“硬核”就是理论的核心，它是整个研究纲领的基础理论部分，是理论大厦的基石。的核心内容显然属于“规范”和“硬核”之列。的理论内核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价值取向上的，如追求人的解放和发展；二是科学认识上的，如实事求是原则、实践批判精神，以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等。在最深层的本意上，马克思思想的特质在于其坚不可摧的批判性和对人的发展的价值追求。有的学者主张当代发展应“坚守内核，放宽外围”，这无疑是回归马克思应当采取的态度。而“坚守”的前提，是对内核的挖掘、梳理和厘定。为达至回归真精神、拓展新视域之目的，要特别注意“马克思思想”与“理论”之间的历史和逻辑关联，辨析且合理界定两种表述之间的关系。

以哲学论域为例。近几年学界在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文本时使用的“马克思哲学”一词，在内涵上不同于以往常用的“哲学”。前者专指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后者则既包括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包括后人对它的解释和发挥，还包括将要建构的当代形态。这两种称谓的区分是有意义的：从诠释的角度看，二者存在诸多区别，因为由于时间间距、时代境遇以及立场和任务的差异，在马克思以后，人们对他思想的各种梳理、解释与阐发，不仅存在着“意义”的遗漏，也存在着“意义”的添加。一方面，后人在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时，存在着诸多歧义，在一些问题上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另一方面，后人在发挥、发展马克思思想的同时，往往会不同程度地离开甚至违背了他的本意。由此，马克思之后，以其名字命名的思想和理论已朝着几个独立甚至于相互矛盾的方向发展。既然存在歧义和误读，建构哲学的当代形态理应以清理马克思的思想基础为前提。有鉴于此，为了清晰地厘定文本原意，首先将哲学的研究论域限定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以“马克思哲学”表述，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一道理，可以推及到对“马克思思想”与“理论”关系的理解。

上述分析，是就“马克思思想”与“理论”历经的时代差异而言的。从内在联系和继承发展的角度看，二者则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马克思思想”是“理论”的特定(初始的、原生的)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思想”的展开和发挥。

回归马克思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文本阐释是否允许主题先行或先入为主，是否应带着问题(时代和实践)去解读?我们认为，主题先行是必然的。科学哲学家汉森曾提出“观察渗透思考”，否定了“中性观察”的可能性，解释学则肯定了“先见”的合理性。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亦当如此。

回到马克思，当然是回到19世纪的马克思，但问题在于，虽然我们可以回到19世纪的文本，却不能回到19世纪的情景，更无从获得19世纪的体验，而文本的解读是有场景的、当下的。因此，任何文本阐释，都必然会渗透先入之见。先入之见的形成和确定，与其自发，不如自觉。主题先行又是必要的。回溯是为着前行，从时代性看，当今的研究，应深度反映现实的变化，重在其当代性和当代价值的阐发。从理论建构的目标看，我们所欲建构的是理论的“当代形态”。基于此，正像儒学渊源于孔子的思想、保持着其内核和精髓而又不能还原或等同于孔子的思想一样，当今时代和语境中的，无论作为一个流派还是学科，已不应该也不可能还原为马克思个人的思想，而必须是一种说明和发挥，即应定位为广义的“理论”。从“马克思思想”转换到“理论”，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是理论演变之必然。

着眼于理论当代形态的建构，“回归文本”既要认真回到当年的马克思，注重文本的依据及历史语境的体认，或至少应有文本分析、引申意义上的根据；又要着眼于发展当代的马克思，不拘泥于文本的具体内容和表述，根据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在马克思与当代实践的对话中呈现其当代性，在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的结合上阐释现实生活，拓展和深化理论视域。

二

理论发展的路径之二，是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如上所述，马克思之后的已朝着几个独立甚至于相互矛盾的方向发展，其中重要的一支，便是西方。由于历史境遇和理论视角等原因，西马(西方)解马(马克思)存在着诸种误读，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这种身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生活境域中的视角，自有其独到之处，可以洞察到一些他境域和视角难以察觉和体认的东西。

研究和借鉴西方所以必要，是因为这种研究和借鉴有助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有助于确立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有助于反观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西方对马克思解读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秉持强烈的批判意识，深植于当代语境，直接关联现实的社会问题及日常生活，可谓西方社会现实问题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可以深度地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及本质。西方解读马克思的另一特点，是方法自觉和创新，确立了不同于传统解读的新的方法和理路，对于以多样化的方式阅读马克思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对此二者，学界已有深入的探讨。

借鉴西方研究最为显著的意义，是以之反观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现代性批判中建构理论的当代形态。

从社会现代化进程来看，我们正在经历西方国家业已经历的过程，可以说，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许多都已在中国重现。现代化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其共性体现在社会影响上，既有正面的，如促进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快速发展，也有负面的。就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言，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价值缺失，重占有甚于重生存，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盛行，信仰危机，道德失范，资源浪费，环境恶化。二是过分重视手段的正确性而忽视目的合理性，功利原则和工具理性被推崇至极端，人的发展片面化。人在生产体系中成为机器的附属物，缺乏活动自由，丧失工作兴趣和创造欲望，生存的目的被手段遮蔽。三是科技的负面效应趋显。科技在军事等领域的不当运用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高新科技来了“克隆人”等一系列社会、伦理的问题。

一些学者将现代化的负面影响称为“现代化问题”或“现代化通病”。“通病”一词，表明了其普遍性，即凡现代化进程都会产生的与其内在关联的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通病已成为一切国家现代化进程必然的“衍生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固然有自身的特点，如体现在资源环境方面、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社会制度方面、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等等，同时，又符合现代化的一般特征。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可以取得并享受现代化的成果，也会遭遇到现代化问题。

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反思和现代性批判，往往是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进行的，他们的马克思思想研究，具有鲜明的现代或后现代背景。例如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精神价值和意义，西方学者就早有体悟并深度的时代性解读。他们结合现代性问题，深入挖掘和阐发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精神解放和文化批判意义。一些西方学者，鉴于西方“文明社会”对金钱、商品的崇拜和对人的价值的漠视，试图为之提供“解毒剂”，以“恢复对人的信念”。为此，他们对尤其是其哲学作出了“人学的”阐释，认为，马克思哲学来源于西方人道主义的哲学传统，这是人类尊严和友爱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哲学代表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这种抗议是反对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人失去人性而变成机器的现象，它充满着对人的信念；马克思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问题，他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精神上恢复完整的人性，使人的个性得到解放，与他人及自然处于统一而和谐的关系中。

这种对马克思思想的“人学”阐释，特别是对其精神解放意义的阐发，固然难免视角上的偏颇，例如将马克思哲学批判的意义主要归结于追求精神解放或许淡化、回避了主要的东西。但同时更应该看到，这一阐释开启了社会批判意蕴的转换，凸显了其精神、文化批判的价值，展开和发挥了以往马克思思想解读中未曾注意到的“人文意义”。更一般地看，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背景，西方学者的马克思研究无疑具有时代的前沿性。考虑到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经历和问题，着眼于马克思思想与时代的对话，上述(对我们来说是)前瞻性的研究，无疑具有前车之鉴的价值。

西马解马，是时下研究中流行的做法，可谓用“第三只眼睛”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上述，一方面，从来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且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点日趋凸显。西马的研究作为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一种解读和阐释，对于我们透视西方社会、认识和间接地感悟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的原发性，决定了这种“他者”的研究对于反观中国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概言之，西方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展了研究空间，开启了理论研究的新路向。

三

理论发展的根本路径，是面向实践和时代，即实践阐发的路径。

作为当代实践和社会生活之理论指导的，既不能停留于原始文本，也不能满足于以往的解释和发挥——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西方学者的解释和发挥，而是要反映时代特征和现实生活，总结实践发展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在实践中发展、建构的当代形态，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新问题，创造了许多有待阐释和提升的新经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指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两段论述表明了改造世界的使命及其存在的意义，揭示了其根本特征：面向现实、指导实践，这是理论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当前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实现上述三种路径的互补。毋庸讳言，在当前的研究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三种路径相互隔绝甚至排斥的状况。不同路径的研究往往各说各话，缺乏深度的对话、交流与融合。从方法论上分析，研究路径之间相互隔绝的原因之一，是过分的路径依赖：视路径为圭臬，一叶障目、画地为牢，为路径所累，过分强调某种研究路径的优越性、至上性和唯一性。

路径自觉本是理论研究成熟的表现，但过分的路径依赖，则会有意无意地导致路径排斥，使研究态度和方法陷入某种片面性。如文本研究中的解释保护和解释垄断，为回归文本而回归文本，以“考古”的眼光看待马克思，视文本为“文物”，限定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论域和范围，只能照着讲，不能接着讲，拒绝发挥和重建、拒斥当代性和当代价值的阐释；又如借鉴西马研究中的主体性缺位，言必称西马，止于代他人言，甚至以西马作为学术研究合法性的尺度；还如传统研究中囿于解释的唯一性及仅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拒斥研究中的学术化取向等。这些倾向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研究中的唯我独尊、互相疏离、相互轻视的心态，不利于理论的综合创新。

基于开放性和多样性理念，不同的研究路径显然各有侧重而不能相互替代，更不能非此即彼地相互排斥。由于差异和特色，三种路径之间应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并行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三者互不相关。正相反，差异和特色表明，不同的研究路径有优势亦有局限，从而应当相互借鉴、补充与融合。互补是事物的基本特性，是认识的基本方法，当然也为研究所必需。因此，应确立三种路径相互补充、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殊途同归的格局。

研究路径是多样的，但各路径的作用和地位又是不同的。研究路径的作用和地位，取决于对的定位，即“为何”(是什么)，而“为何”又决定于“何为”(做什么)。这里的关键在于：是“过去时”、“完成时”的，还是“现在时”或“进行时”的?答案显然是后者，即是动态的、正在生长的活的文本，而不是静态的、既成的“标本”。作为一种活的思想，的定位决定于它的使命。任何承载实践价值的理论(而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实践和生活，这一点对以“改变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为旨归的而言尤为明显。循此逻辑，在三种路径中，回到文本是前提，借鉴西方是参照，面向实践是根本。也就是说，就理论建构的宗旨而言，面对现实和实践是目的，回到文本和借鉴西方，则是更有效达到目的的手段。质言之，实践路径是理论发展的主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