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行政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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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公共财政。历史证明，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经济或者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中的成本很高，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有效形式，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引导。通过对市场行为的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达到资源配置最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的公共需要，这一公共需要呼唤政府的公共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财政所面对的基础，已从作为行政附属物的企业和个人，转到了独立的市场主体上来，财政的“独立主体性”正在形成，财政活动也正转到为经济主体的公共利益提供服务上来，成为满足经济主体公共需要的基本手段。国家财政对市场的调控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建时就被充分认识到，而起调控作用的财政应采取公共财政的形式，则是近些年才被我们逐渐认识到的。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国家财政不应是延续计划经济诸多特征的传统财政，而应是与市场经济的公共需要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对市场的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营造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所谓硬环境，就是要能保证市场的物资流动、资金流动和信息流动畅通。这种市场环境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所谓软环境，是指能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并有一套相应的机构，来监督这些“游戏规则”的实行。

2.公共财政是提高政府支出效率、遏止腐败的一剂良药。公共财政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政府预算建立在一整套科学公开的运作程序之上，这就为精打细算、有效地使用政府经费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避免了由预算制度流于形式所造成的政府支出铺张浪费现象，大大促使政府支出效率的提高。公共财政的又一重要特征，是通过对政府财力的法律制约，将所有政府预算内外的收入都纳入政府预算中，将政府的一举一动都纳入到法治范围之内。政府收支行为如果不能受到有效的法制约束，政府预算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就为权力腐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因此，公共财政的推行实为医治政府权力腐败的一剂良药。

二、我国公共财政改革向纵深推进所面临的难题

1.在公共财政体制下国有经济的定位问题。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与国有经济相关的财政收支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西方公共财政学建立在以私有经济为主的“社会共同需要”之上，我国在借鉴西方公共财政体制时如何给大量的国有经济定位，就成为一大难点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财政应该由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所组成，提出所谓的公共财政双元结构论。也有学者将国有经济视作构建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关键障碍，主张放弃对国有产权的庇护。“公共财政双元论”本身违背了公共财政论将财政定位在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这一初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涉及国有资产的财政收支，也同样服务于社会公共需要这一大目标，这部分政府收支仅仅是财政的一个构成要素，而非独立成分。也即是说，国有资产财政只是公共财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如果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作为财政分配的唯一目标，那么公共财政必然是一元论。至于将国有经济视作公共财政的障碍、主张放弃对国有产权庇护的观点，与我国政治经济的本质特征相违背，也是不符合国情的。

篇2

与我国经济学界相比较，我国法学界对公司性质探讨不多。但在法国，公司性质却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公司法教材都以专章或者专节来探讨这个问题。本文试图对法国法学界的流派、立法界和司法界的态度以及对我国的借鉴做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阶段及流派

自从《法国民法典》有关于公司的规定之后，就存有对公司性质的探讨。但是因为立法的原因（1804年《法国民法典》直接规定“公司是合同”）和当时经济发展状况，学者对公司是合同的定性没有多大争议。但从19世纪末左右，认为公司是组织的理论突起，引起了公司性质的大争论。在这场争论过程中，组织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1]。然，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归入沉寂。可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随着合同自由化的复兴以及部分学者试图将美国公司法一些理论引进法国，重新开启了公司性质争论。

（一）古典理论

在法国，公司性质的古典理论包括合同理论和组织理论。

1、合同理论

合同理论认为公司就是合同，是当事人意愿的体现。这种理论来源于罗马法，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占有优势。J.Domat和R.-J.Pothier为该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基础[2]。该理论的支持者，比如Hamel,LagardeetJauffret[3],往往根据法条来解说该学说的正当性：《法国民法典》1832条直接规定公司是合同[4]；关于公司的条款在《法国民法典》租赁合同和借用合同之间，从体系上看，应当属于合同内容。之所以这样推理，是因为《法国民法典》是理性时代的产物，既然将公司的条款放在合同部分，那么它就应当属于合同。

合同理论应当说有其合理的地方，毫无疑问，公司首先是当事人意志的体现，当事人的意志对于创立中的公司、没有人格的公司以及具有透明人格的公司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也存在不足之处：

第一，虽然立法者运用了合同这样的术语，但是这并不能确定该处所用的术语代表的是真正的合同，毋宁说是合同，还不如说是集体单方行为（l’acteunilatéralcollectif）[5]。因为，合同内容体现的当事人的意愿是不一样的，合同主体之间的利益是相冲突的，比如买卖合同，卖方希望卖的贵些，而买方则希望买的便宜些。但是在集体单方行为中，当事人的意愿具有相同的意愿和目的。在公司中，每个股东的意愿是相同的，即创建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新主体，分享利润或从公司经营中获取利益。所以，当公司由两人或者两人以上设立时，公司完全的符合集体单方行为的特征。另外，法律规定一人公司的设立，就更不能用合同理论来解释了。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单方行为来解释。

第二，这种理论与公司法确定的多数法则（即公司重大事项由占有多数表决权的股东决定）很难相容[6]。合同讲究的是意思表示一致，但是多数法则允许大多数股东违背少数股东意愿下修改公司章程、决定公司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三，公司不仅仅是当事人意愿的体现[7]。合同法中个人主义盛行，但集体性强制是公司法的特征。首先，立法者规定了取得法律人格的法定条件，且公司取得法律人格需要经过行政程序。其次，被赋予法律人格的公司变成了法律人，或多或少的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在当事人的意志之外；管理层被赋予了特别多的自治权力。此外，人们不能创造无名的公司，发起人必须遵守立法者给定的分类。这些都与合同不相符。

2、组织理论

该理论的产生是源于对合同理论的反应。该理论的支持者尝试着将LedoyenHauriou在二十世纪初系统阐述的公法组织理论运用于公司领域[8]。LedoyenHauriou将组织界定为“为了实现一个目标而长久的组织起来的一群人”[9]。他强调了三个因素：组织，期限和目标。组织是关键。组织有共同的追求目的，组织事项由组织成员的大多数决定。为了确保组织的和平，实现与目前相反的利益，组织可以采用强制力。组织超越了组织的单个成员，组织的成员的意志必须服从组织。这种理论运用于公司领域，为下列现象给出了正当性：多数法原则和公司构造（监督机构，管理机关，代表机关，他们承担了法律所规定的职责，而不是仅仅是当事人的意志）；为了公司和第三人的利益，公司的利益超越了各个股东的利益，可以对公司予以强制性的制约。有的学者同样引用立法术语为该学说的正当性辩护：在现行的民法典1832条中规定：lasociétéestinstituée…（公司设立）。法语中，组织（institution）与设立（instituer）是同根词。

该理论也有缺陷，因为人合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它的组织构建主要是通过合同进行的。其次，声称股东构成了一个共同体并不完全合理，因为他们的利益经常不一致。股东和职工并没有组成一个共同体，因为只有股东能够任免那些职工必须服从的人，在分配公司赚取的利益时，他们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且股东被赋予了主导的权力。此外，从法律技术上看该理论也存有缺陷，比如组织的存续不能强加给股东，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多数决来决定解散公司。高管可能仅仅实现了公司目的规定的小部分计划，当他们脱离了计划时，没有必然的惩罚。他们的功能与公共职能相差很远。[10]

（二）最近的理论

1、合同理论的复兴

在合同理论和组织理论的争论过程中，组织理论占据了上风。[11]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美国公司理论的影响，合同理论有复兴的趋势。理论就是例子。该理论来源于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Berle和Means在调查美国大上市公司后，指出在美国的大的上市公司中存在两权分离、公司实际上为管理层控制的现象，为确保股东利益需要政府的介入。但是，反规制派学者以经济分析为武器，认为在市场有效的情况下，股东的利益会得到保证。其中，将股东和高管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合同关系，即高管是股东的者，作为分析的基础。该理论的出现为了反规制和经济自由化提供理论武器。[12]该理论也得到了法国立法界一定的认同。最后诞生的商业公司是简化股份公司和欧盟公司就是例证。简化股份公司在选择内部组织模式上享有自由，特别是有关管理、控制和集体决策方面。另外，在封闭的欧盟公司中犹如在简化的股份公司中，章程能够对股份的自由转让予以重要的限制。

但是，该理论也受到了批判：第一，将股东的共同利益界定为公司利益是不妥当的。因为，按照该理论，公司高管是股东的人。高管对股东负责。股东的利益是最高利益。其实就把其他利益抛开了。而将股东的利益视为公司利益，很难对公司的各种现象作出合理解释。例如，一些股东并没有同舟共济的想法，只是希望尽快的脱离公司在获取最大的财富的条件下。例如，在公司因冲突解散的情况下，何来共同利益？如何能以共同利益作为依据要求某一股东离开？等。其次，在公司法中仍然存有大量强制性的规定，这不是理论能说清楚的[13]。

2、企业组织技术理论

这种观点主要由JeanPaillusseau构建[14]。他从批判传统观念开始：公司主要不是一群人。一人公司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公司形式的企业中，股东不是唯一的决定者：一方面职工的权限在增长（监督，共同管理），另一方面司法介入管理成倍增长。在某些情况下，法院可以直接驱逐公司高管。企业是经济和人的组织，企业是经济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公司是法律概念，公司是为了从法律上组织企业。公司保护企业内部的不同人的利益（股东、职工），同时保护与第三方的关系。法律人格的赋予，使之更为方便。

该理论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待公司，视角很新颖。甚至被Jean-PierreBERTREL称为现论。但是仅仅认为公司是企业的法律形式，并不能对公司的性质进行定性。从本质上说，他仍然属于组织理论系列。因为它推崇公司整体利益要高于股东共同利益。

该理论也逃不脱被批评：第一，公司内部的不同利益处于不同的水平。即使是股东利益，更为特殊的是多数股东的利益。第二，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即使表面上参与了管理但是往往也仅仅是出于咨询的地位。第三，企业的含义很宽泛，含义也很灵活，它是自由经济体制的需要。企业所包含的主体要比公司所包含的主体要宽泛。

3、综合理论

因为学者在探讨公司的质时，探讨对象是所有的公司，包括民事公司、商事公司，人合公司、资合公司，因此某一个理论是无法概括所有公司性质的。可能是受合同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综合分析理论：公司既具有合同的性质也具有组织的性质。在其中也有学者提出了公司是组织和集体单方行为的综合。[15]

二、立法的演进及法院的态度

法国关于公司性质的基本法条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可以溯及1804年民法典的1832条：“公司是合同。通过该合同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同意将财产放在一起，分享公司产生的利润。”.第二阶段，1978年的1832条来自于1978年的第78-9号法律（laloin°78-9du4janvier1978）[16]，它规定：“公司是合同。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同意将他们的财产或者技艺放在一起，分享利润或者从经营中获益。股东同意承担损失。”该条文与1804年的条文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仅仅是细化了出资方式和增加了股东承担损失。没有否认公司的合同性质。虽然这一时期，股份公司和公司集团都得以发展，并且职工也参与了公司管理。但是这些发展和变化并没有在立法上得到回应。第三阶段，目前的1832条来自于1985年的第85-597号法律（laloin°85-597du11juillet1985），它规定：“公司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设立。他们通过合同将财产或者技艺给公司，分享利润或者从管理中受益；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公司可以由单个人的有意识的行为设立；股东同意承担损失。”应当说这次修该是一次根本性的修改。首先，它并没有规定公司就是合同，仅仅是规定公司是由当事人通过合同设立；第二，它规定一人公司成为可能。

从1985年1832条的规定看，我们无法判断哪个理论占有绝对的优势：组织理论胜利？合同被用来描述创始行为，组织成为通过合同和个人行为建立的公司的公约数，但是立法者并没有裁断公司究竟是合同还是组织。企业组织技术理论的胜利？虽然企业这个术语在公司法基本条文中出现（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但是其含义丰富，既是经营、经济活动，又是资产的接收者。另一方面，企业被认为是“共同”的，“共同”与1833条的“共同利益”接近，被认为是追寻“公司利益”，但很明显作为股东平等原则的基石。因此，该词的含义多重且冲突。无法说明该理论的胜出。我们只能判断，立法者是综合了各种理论，没有哪个理论绝对的胜出。

法院也并未裁决何种理论的胜利，而是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巴黎上诉法院为了拒绝股东选择适用法律的自由而确定股东的行为不是合同而声称：尽管先前的理论认为公司是合同，这种理论还存在于民法中，但是不争的事实是公司远不只是合同，它是组织，他的组建、功能由所有法律制度中的强制性条款规制；因此，当事人的自治不是唯一，而是已经减少，不仅在公司所属的国内法相关领域，而且也在国际私法领域[17]。另外上诉法院为了确保公司的存续，在另外一个判决中认为：排除股东符合公司是一个组织的观念，这种理论认为公司不仅仅是一个合同，作为当事人的意愿，这种意愿导致了公司的产生，但是更是一个组织，也就是说公司实体超过了个人的意愿[18]。相反，欧盟法院持不同态度。她认为，公司章程具有合同性质，章程同时管理股东之间和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章程指定一个成员国的法庭条款构成了布鲁塞尔条约17条所说的合同。[19]法国最高法院采取了类似的态度。在一个确定农业合作社股东担保的性质时，她认为：鉴于合作协议是一个私法上的协议，即使他所依据的合作社的章程复制了范本章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吸收了部分任意性的条款，章程在合作社和每个参与者之间仍然具有合同的性质[20]。1996年3月12日，法国最高法在股东因为意见不同的案件中，否认了基层法院的观点：视公司为组织，为了确保公司的存续，可以在所有的法律条款之外据此作出排除大股东依据法律的规定提出解散公司的诉求，而要求大股东将股份转让给其他作为购买者的股东[21]。

三、法国争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法国关于公司性质的争论，有其自身的立法、学术和理论背景，我们不可能复制他们的争论，但是法国法律界在争论过程中凸显的几点，值得我们思考：第一，股东自由与限制。组织理论是在合同理论不能够解释立法和现实实践产生的。在组织理论的框架下，股东受到的限制比在合同理论下受到的限制要更多。现在各种理论纷繁复杂，法国人可以采取组织理论为强制性的规定构建基础，我们可以采用其它的理论如利益平衡协调原理作为我们的基础。所以，是否采用组织理论不是关键，关键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什么样的制度——赋予股东更多的自由还是予以限制，通过制度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二，公司利益和股东共同利益的关系。法国法律界在争论过程中，这个问题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组织理论或者其衍生理论，赞同存有公司利益，且公司利益不等于股东的共同利益。而，合同理论或者其衍生理论，则不承认公司利益。因为如果公司是合同，那么公司就是当事人之间的事，与他人无关。公司利益就是股东的共同利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第一，是否有外在于股东共同利益之外的公司利益？第二，如果存在，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协调？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深化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基础、具体实施公司社会责任以及确定公司采取的反收购措施的合法性等将大有帮助。第三，如何面对公司法漏洞。公司法和其他法律一样，也存在着法律漏洞。法国法官在公司法存有漏洞时，可以在合同理论、组织理论和其他的理论之间纵横。我国的公司法如果存有法律漏洞的时候，该以何种理论作为公司法漏洞填补的基础呢？值得深思。

注释:

[1]PaulleCannu,BrunoDondero,DroitdesSociétés,Montchresten,2009,p.178.

[2]Jean-PierreBERTREL,«ledébatsurlanaturedelasociété»,DroitetViedesAffairesEtudesàlamémoired’AlainSAYAG,Litec,1998,p.132.

[3]J.Hamel,G.Lagarde,A.Jauffret,Droitcommercial,t.l,2evol.,Sociétés,groupementsd’intérêtéconomique,enterprisepubliques,parG.Lagarde,Dalloz,2eéd.,1980,n°383.

[4]1978年《法国民法典》1832条规定：公司是合同。

[5]J.FlouretJ.-L.Aubert,lesobligations,t.1,L’actejuridique,7eéd.,199x6,n°515.

[6]PaulleCannu,BrunoDondero,DroitdesSociétés,Montchresten,2009,p.172.

[7]Jean-PierreBERTREL,«ledébatsurlanaturedelasociété»,DroitetViedesAffairesEtudesàlamémoired’AlainSAYAG,Litec,1998,p.133.

[8]Renard,L’institution,1923;Gaillard,Lasociétéanonymededemain,lathéorieinstitutionnelleetlefonctionnementdelasociétéanonyme,2eéd.,1933.

[9]M.Hauriou,«l’institutionetledroitstatutaire»,Rec.Acad.Législ.Toulouse,1906,转自PaulleCannu,BrunoDondero,DroitdesSociétés,Montchresten,2009,p.173.

[10]PaulleCannu,BrunoDondero,DroitdesSociétés,Montchresten,2009,p.174.

[11]Paul.Didier,«lathéoriecontractualiste»,Rev.Sociétés2000,p.95.

[12]Paul.Didier,«lathéoriecontractualiste»,Rev.Sociétés2000,p.95.

[13]PaulleCannu,BrunoDondero,DroitdesSociétés,Montchresten,2009,p.180.

[14]Jean.Paillusseau,«lesfondementsdudroitmodernedessociétés»,JCP1984,I,3148.

[15]Jean-PierreBERTREL,«ledébatsurlanaturedelasociété»,DroitetViedesAffairesEtudesàlamémoired’AlainSAYAG,Litec,1998,p.142.作者例举了MichelJeantin，Y.Guyon，M.MestreetMmesFayeetBlanchard，MM.MercadaletJanin，P.Merle等众多学者的观点：公司既是合同也是组织。

[16]该法律对民法典的第1832条进行了修改。

[17]CAParis,26mars1966,Gaz.Pal.1966,1,p.400。

[18]PaulleCannu,BrunoDondero,DroitdesSociétés,Montchresten,2009,p.175.

篇3

能够从事文化事业的人，或多或少身上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有些还是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对文化艺术有着深刻的研究。受到艺术文化多年的熏陶，思维相对活跃敏感，对事物都有不一样的态度。同样的事情一般职员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文化行业的职工就会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待同一个问题，非文化行业职工的想法比较简单，而文化行业职工的想法就比较复杂，思维敏感。

2、情感丰富

文化行业从业者多部分有较好的艺术修养，如果所有人都将情感投放在工作当中，就会严重影响整体工作效率，降低工作质量。

3、易情绪化

正因为文化行业和很多艺术领域挂钩，从事文化行业的人很多也是来自于艺术领域，所以，这些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把握个人情绪。问题一旦发生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迅速在问题中掺入不良情绪，严重影响问题的解决。

二、文化行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1、思想是保证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

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文化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要对企业职工进行正确的思想指导，解决职工的思想问题，克服行业中落后和错误的思想，及时排除行业中各种陈旧腐朽的传统思想。为文化事业发展找到正确的指导思想。

2、文化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增

加员工的凝聚力和责任感。思想工作其实就是对人进行的思想，道德，意识，人生观价值观等多方面的指导工作。加强文化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及时解决职工思想上的诸多问题，可以让职工安心工作，用自身的力量促进我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工作自觉思想进步，增加员工的责任感同时还可以增加员工的凝聚力。

3、当今社会，企业面临着更加复杂

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文化行业思想政治工作在文化单位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是一个单位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单位的政治部门，就是要保证职工的思想能够和当前经济发展现状保持一致，不能出现脱节的情况，将先进的思想深入到职工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不断提高职工的道德素质。

三、文化行业思想工作现状

1、思想政治工作难度加大

任何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对人的工作，与人沟通表面上简单，其实很难。人的思想没有完全一样的，而且，我国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人们的思想也在时刻发生着变化，手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影响。老员工经历了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很长时间无法适应新体制下文化事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思想，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情绪。新近员工受到新时代的影响，思想意识超前，和老员工产生明显的代沟。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及时调整职工的思想，保证职工思想基本保持一致，消除摩擦代沟，整体提升职工素质。

2、工作任务加重

我国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想也发生着翻天覆地变化，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很多员工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没有把握好自己思想的变化或者对某些概念认识模糊，产生了错误的价值观。思想政治工不仅要贴合时展，紧随改革开放的脚步，更要深入职工内心，设身处地地位职工着想，真正从精神上和生活上机遇员工帮助。同时，思想政治工必须要对国家文化事业负责，引导广大职工走向正确的发展方向。

3、职工情绪化问题严重

从事文化艺术行业的工作人群性格敏感，思维敏捷，多愁善感，这不仅体现在工作当中，还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从事文化行业的工作者女性人数要高于男性，而且有些部门甚至全都是女性。由于女性天生敏感、嫉妒等心理使然，经常发生一些很小的事情，或者他人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会给某些员工带来极大的反感，极易产生消极情绪，进而将这些情绪带入工作当中，影响工作效率。此外，这种负面情绪传播速度很快，一个人有情绪问题很快便会传染给其他人，致使小范围内的人都会感染这种不良情绪，严重影响工作，降低工作效率。

四、探索文化行业思想教育工作的新对策

1、重视职工的主体地位

文化事业的传播也需要员工共同的努力，重视职工的主体地位，首先要坚持与时俱进，更新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其次，要对文化行业的管理体制进行改进，建立完善的制度让普通职工也可以参与企业的决策过程，要特别注意各种信息的公开。第三，要研究和制订长期的职工发展规划。经常组织职工参加培训和学习，让职工的知识得到不断更新，提高职工的思想认识，全面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第四，要让所有的职工都可以分享到文化事业的发展成果。

2、加强文化建设

缓解职工的工作压力，为广大职工提供一个舒适宽松的工作文化氛围，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注意的重要内容。文化为企业的活动提供精神动力、思想保证，所以，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向行业文化建设进行转移。但是，文化不仅包含了文化事业的精神成果也包含了物质成果的内容，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完全替代文化建设。所以，文化行业职工思想政治建设不能对员工进行纯粹的政治理论教育，要将政治理论融入到工作当中，结合企业文化，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员工，让员工既能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又能深刻理解企业文化的精髓。

3、加强日常工作管理

文化行业的工作就是繁荣我国文化艺术，加强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宣传我国的先进文化。所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可以提前明确任务，并根据职工的实际情况，开展多层次、不同形式的、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工作。企业要采取以职工为核心的管理思想，进行文化事业传播的同时不能够忽视对职工的关心。

4、意识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前提

一要进一步树立开放意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具有超前意识和现代化意识,大胆迎接挑战,抓紧学习掌握网络技术,认真研究网上思想文化交流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在网络上不断开辟、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把网络变成创新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先进工具。二要增强人本意识。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客体、内容无不与人直接相关,强调人本意识,主要是指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进一步以职工为核心,遵循职工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在更加尊重职工的基础上。

5、方法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关键

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从新时期职工的想实际出发,不断掌握职工思想特点,针对他们的思想特点来认识和解决问题。采取影像观摩、演讲、经验介绍、社会调查、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二是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企业生活的各个领域,寓教于知,寓教于乐,寓教于美,寓教于管理,企业应根据各自历史的、地理的特色,创造性地营造一种高品位的企业文化氛围,激发职工工作、学习热情和创新精神。三是要关注职工各个群体的发展动向,对全体职工进行有力而全面的观察与研究,从重点关注向全面关注发展,使教育者成为职工的知心朋友,关心职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倾听职工的声音,帮助职工排解苦闷与不满情绪。

6、努力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

篇4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语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两种表达。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狭隘地指进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观地理解成为人的行为类型,此类型的特点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来观察事情。如果从字面意思去解释,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维逻辑为基础,通过深思熟虑,冷静理智,不轻易显露主观感情等特点。理通常是指人们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进行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冷静、客观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学说的西蒙认为,理性的概念应分为经济学讨论的实质理性和心理学所讨论的过程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总是达成按照给定效用函数来说客观或实质最优的决策。认知心里学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本文谈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决策者对政策问题发挥充分的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断、处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为技术、实证、推理、理智、逻辑性等方面,大多与方法、手段、目的相连。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过程使然:(1)决策者能较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资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决策者能够准确评估政策所产生的效应;(3)经济学家和统计部门所提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政策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纯粹的非理是指人们在直觉、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驱动下(而不是在逻辑思维基础上)对环境的反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感觉、知觉、表象、情绪等形式展开的感性意识,不能像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展开的理性思维那样清晰。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于相对模糊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选择行为,这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活动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这种底层次的感性层面的意识活动就会导致纯粹意义上的非理。广义的非理还包括那写尽管产生于逻辑思维但没有效用上实现“最优”的行为。比如,西蒙将非理性理解为“对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离”这实际就是指广义的非理。相对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跃的、能动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逻辑规律的限制,它们时常表现为难以预料的波动或情绪冲动,如本能、直觉、灵感、意志和神秘的体验等。在本文中讨论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决策者没有对政策问题充分发挥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产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现实中信息和环境的非确定性。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从整体角度来探讨组织的变化运行规律,未来的变化乃是由某些动态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断变换的需求、机会和选择等混合因素决定的,要利用这种变化并获得益处,或在风险中少付出代价,需要考虑的参数和要素的数目非常的多,这就更加需要直观的判断和感觉。基于这种观点,所谓的非确定性环境其实就是一种建立在单独个体感性认识之上的主观现象。准确的说,非确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项任务所要求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与所拥有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之间的可见和不可见不同之处。这种感性的差异不是客观的数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个体来决定的,显而易见它代表着个人的丰富经验。这样,非确定性就被定义为某种与决策者个体直接相关的事物,这种相关性更重要指的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观因素的制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许多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发挥,例如:政策的时效性,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须要注意时效问题,针对当前问题迅速形成解决方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删繁就简,依靠现有的经验和直觉甚至灵感对问题作出感性判断,及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除了这句话本身。尽管按照传统的政策学观点,我们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扰,以理性的视角去构筑政策规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决策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构现象是一种客观实在,他在决策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对于个体决策者而言,他们的决策是在一种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对于群体决策者来,他们对于政策问题的判断可能来自对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也可能来自于自身经验、直接等感性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同构,导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须承认,政策科学是一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

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这一过程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过程的成败,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须对政策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断。不仅要了解政策本身,还要看到各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还要对未来的变化趋势、方案执行结果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预测,对政策可能产生负面效应采取必要的预防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解决政策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才可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这种技术经济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经纪人”的人性假说为基础的,在这种理性下,将理性从非理性中分离出来是比较容易和明确的。然而,由于基于“经纪人”基础的理性分析与现实有很大出入,一些学者认为,理研究是针对经济学规范性研究应运而生的,其目的在于为人们指出一个在理性意义上最合理的结果,而不是描述人们的真实的行为规律。比如博弈论学者海萨尼就认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而不是实证性理论。至少这种理论正式而明确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局中人在对策中为了最有效地促进它自身的利益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在这种类型的对策中他实际上应该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了政策目标简单化,单一化。

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难以避免的

首先,从个体决策者的层面来看,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们无法脱离理性而存在。但是,当把理性狂热地抬高到“唯我独尊”和“无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抛弃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当作客观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类历史时,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们对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腊哲学史上的斯多葛派认为,如果可能的话,理性应该完全压制情感,以达到心灵上的宁静。在柏拉图看来,理性是人的灵魂最高的属性和力量,它应该统治着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显,两者都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和力量,认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们是人的理性的障碍,而对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贬斥。不可否认,人应该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却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丰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维在发挥着作用,情感、意志、灵感、信仰、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义张扬盛行之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人的心灵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着必须的作用。相对于当代公共政策制定所处的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任何人,无论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决策行为的知识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作为富于情感的高等动物,其决策行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还会受到情感、深层心理动机、宗教激情、价值信仰等多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个体的经验、直觉、灵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作为间接决策者的公众来看,存在群体非理性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个人的决策,各种利益集团、公众等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大力倡导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为落实公民依法应享有的政治权利之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体的利益关注制约个体的利益动机,以群体的理性弥补个体理性的有限性,以群体的理性制约个体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有时会表现出一种群体非理性。集体无意识、群体失智等都是对这种群体非理性现象的刻画。这种群体非理性一旦被激发,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约它。这种现象不仅为现代心理学所揭示,也被现实中大量的实例所印证。回忆一下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我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中的群体性狂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群体非理性所具有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虽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只是在少数时候才会出现群体非理性的现象,但是,一旦出现,必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论和经验的对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决策者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通过理论分析的政策方案与通过经验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触的,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让决策者头疼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对方案的选择往往是很艰难的。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产生也不会纯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为无论个体决策者或是群体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都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复杂过程,即便从行为结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现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证了政策在客观世界的精准性,而非理性保证了政策在现实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断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过来不断改进理性的政策方案。

综上所述,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分离的,也不仅仅只有相冲突的一面。所以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片面的追求理性,否定非理性作用,这样过于简化了政策所要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复杂性;当然更不能完全靠决策者拍脑袋来进行抉择,这样会导致盲目的经验主义错误。这已经在我国近代历史上留下很多惨痛的教训。同时,我们要正视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更要看到理性和非理性想融合的一面。在政策制定中利用好理性和非理性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制定出来的政策兼具科学行和人性化,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达到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英]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四卷,阿马蒂亚·森:“有限理论性”辞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

[3][美]赫伯特·西蒙:《心理学与经济学中的理性》,赫伯特·西蒙着,黄涛译:《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五期,廉正军:《论理性与非理性之争》,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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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电力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能力不断提高，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也在不断提升、不断加强，对自由和民主的要求更上升到了一定高度，员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企业对自己利益的合理和公平上，更看重企业的发展对自身的整体好处，对企业提出的要求更高、更苛刻。企业员工的诉求更加多样化，使得电力企业无法满足每位员工的要求，最终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难度越来越大。

2、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能力差异较大

电力企业在进行体制的改革创新时，过度的精简部门，降低人员，导致了各个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人员紧张，使得多数政工人员都身兼数职，对每份工作都不能高效率的完成；还有些政工人员自身能力水平比较有限，政工工作无法正常完成；其他一部分职员，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度较低，不重视政工工作，从而忽略了政工工作的运行；另一部分则认为政工工作没有发展前景，对其缺乏信心，导致政工工作难以开展。

3、对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认识不深入

一部分职员认为，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的整体工作运行中，缺乏实质性，没有具体工作的意义，只是形式的表达一下，不在具体工作中进行有效的开展；另一部分人认为在新时期的环境下，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走在时代的前端，若过分重视实施，就会影响电力企业的整体发展。

4、思想政治工作缺乏载体

读书看报、文体活动和说教等一系列的传统载体，对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来说虽然不能满足员工的整体要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生活环境。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普及，企业员工的意识观念和整体形态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的载体已无法满足新形势的要求，从而阻碍着政工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深化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1、完善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体制

在新形势下，社会的发展形态更加多样化，电力企业想要紧跟时代脚步迅速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国家的指导方针，建立一个符合新时代的思想政治体系，来适应社会的发展。第一，电力企业必须始终坚持依法行事，让法律来约束员工的行为，使职员拥有良好的思想觉悟，从而更好的为电力企业政工工作建设做贡献。第二，电力企业应建立道德激励体制，充分发挥其激励作用，来提升政工工作的工作效率，使电力企业和谐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另外，电力企业应与企业的员工紧密结合，了解员工的整体特点和整体情况，并适时进行改革创新，与企业员工的整体形态保持一致，来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从而使电力企业高速发展。第三，电力企业应结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互相融合，形成一套适应电力企业新形势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来更好的规范企业职员，提升职员的思想道德，净化职员工作环境，提升职员的公德意识。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员工之间的和谐、团结友爱，更有助于员工之间进行思想道德的互相监督。

2、推进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付诸行动

首先，在新形势下，电力企业的政工工作必须根据现状具有针对特性，应加大企业员工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紧跟时代脚步，把握工作重点，适时进行思路的转变和创新，把握政工工作的主动权，弘扬企业先进思想，宣传企业优质文化，树立企业的优秀楷模，始终坚持党的路线不动摇，以正确的思想来丰富头脑，正确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问题、矛盾。企业员工应积极主动的参加到企业发展中来，企业也应给职员提供展示自己的平台，鼓励职员、提升职员能力。激发企业员工的自豪感，让其认为企业是一个有发展、有前景的公司，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为公司创造更多的利益。企业更应信任和支持员工，让其发挥更有意义。让企业职员积极主动的参与到企业发展中来。其次，在新形势下，对于电力企业而言，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与人力资源紧密结合，建立一个覆盖率广的思想网络，充分发挥激励功能，将企业员工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紧密融合。要突出党的领导作用，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动摇，提升电力企业员工的思想政治觉悟。再次，对于电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言，在新形势下必须创新开拓工作载体。随着市场发展的多元化趋势，电力企业也应紧跟市场发展的趋向，走多元化道路，思想政治工作应根据现状进行科学合理的体制改革，让思想政治工作实施到具体现实中，促进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得到提升。企业政工工作要将市场经营和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融合，使先进的思想理念融入到具体的企业发展中，对企业的全面发展和掌控起到辅助作用。电力企业的政工工作重点就是将政工工作付诸于实际行动上，为电力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和保障。健康的思想理念不仅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更是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要求。因此，电力企业的政工工作应该把握时代机遇和挑战，将不利条件变成有利条件，将有利的条件合理利用，以此来提高工作效率，调动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和能动性，为企业的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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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方法和反映操纵手段的财务指标的选择

笔者借鉴国外对失败企业和收购及被收购企业的财务指标特征的研究方法，针对有操纵利润嫌疑的企业，设计出财务指标特征分析的步骤如下：第一，根据理论常识分析净资产收益率受到人为操纵的企业其可能的操纵手段，然后选择与操纵手段相对应可能受到影响的财务指标。第二，按照特定的标准选取作为对比研究所需要的标准企业。第三，计算出可能存在利润操纵的企业以及作为对比的标准公司各个财务指标的平均值。第四，将两类企业同一个财务指标的平均值进行对照，观察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第五，为了排除因个别极值无法删除，或统计样本内部的数据比较分散对统计结果的干扰，笔者同时采用“十分法”对各样本的全部数据进行排序，直接观察各样本数据在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分布状况，比较两组数据在分布上的差异。“十分法”的原理是，将样本的数据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列，然后找出样本中每十个百分点的数量位置所对应的财务指标，10％位置的财务指标数值表示有10％的企业该财务指标值低于该数值，而90％的企业该财务指标高于该数值，以此类推。每相邻的两个十分点位置上的财务指标表示有10％的企业该财务指标数值分布在这两个数值之间。最后，对得出的统计结果进行解释。

根据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的研究发现和对企业可能采取的操纵净收益指标的手段的分析，企业可能采取以下提高净资产收益率的手段，并且这些手段可能导致相应的一些财务指标出现异常：

1、通过非营业活动提高净利润。包括诸如出售资产、出售投资、改变投资的核算方法等提高营业外收入或投资收益等活动。为避免所得税率差异对分析的影响，笔者选用营业外收入占利润总额的比重、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和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三个财务指标。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越高，说明企业靠经营正常业务取得利润的比例越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的净收益的质量较好；由于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入较易受到人为的操纵，因此这两部分的比例越大，企业净收益指标被认为操纵的可能性越大。如果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利用非正常经营业务调整利润的现象，则从总体上看，这些企业的营业外收入或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可能会较一般公司高一些，而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相对低一些。

2、通过虚假销售、提前确认销售或有意扩大赊销范围调整利润总额。这些销售无法取得现金，因此当企业出现这些现象时，应收账款的占用就会增加，表现在财务指标上，一方面体现为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增加，另一方面还可能体现为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减小。如果这种方法成为企业普遍采用的调整利润的方法，从总体上看，这类企业的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就会高于一般企业，而应收账款周转率则会低于一般企业。

3、对已经发生的费用或损失推迟确认。当企业采用推迟确认费用或损失时，企业挂账的费用就会上升，导致资本化的费用比例升高，例如待摊费用、递延资产、无形资产以及类似的其他长期资产。如果人为操纵净收益的企业普遍存在利用推迟确认费用或损失的做法，与这些资本化费用有关的财务指标就有可能出现异常，如待摊费用占流动资产的比重、无形资产及其它资产占流动资产的比重等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提示。

4、利用关联交易调整利润。如果这种现象在操纵净资产收益率的企业中比较普遍，就会在这些企业的关联交易额占销售收入或销售成本的比例上体现出差异，并且应收账款中关联方的应收账款比重较大。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对关联交易披露的不规范性，投资者较难从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中采集出关联交易的详细数据，因此笔者根据为调整利润进行的关联交易通常不使用现金的特点，选择分析其他应收款指标占流动资产比重的指标。其他应收款体现企业与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有关各方的资金往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与关联方的资金关系，比如出售投资给关联方后应收回的款项等。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大，说明企业与关联方可能存在比较密切的联系，利用关联方调整利润的可能性也较大。

二、研究数据的选取

笔者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上市公司资料库》光盘中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从中筛选出1996、1997和1998年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间，即［10％，11％］之间的公司作为样本（简称10％区域的公司）。同时，根据这些公司所处的行业和规模，在净资产收益率相对受到人为干扰小一些的公司中寻找对照研究所需的相同数量的标准公司样本，舍去个别实在无法找到对照的标准公司，以保持两个样本最大程度的可比性。通过查找和比较，笔者选取的单个样本数量如下表所示：

缺乏数据和删除的公司数量合计不到总数量的15％，并且样本数量远远大于统计中要求的大样本标准（30个），因此可以认为研究的结果基本代表了所有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域的公司状况。

三、统计结果

笔者统计出的1996、1997和1998年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域的公司和用于对比的各标准公司的资产总额以及八个财务指标的调整平均值、平均值差异的检验值见下面的表格。比较资产总额的目的在于证实两个样本是否存在规模差异。调整平均值是在删除了5％的极值之后计算出的各样本的资产规模和财务指标的平均值。同一年度内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间的上市公司与标准公司财务指标平均值差异的检验值代表了平均值差异的大小，当该检验值超过1.64时（笔者使用的是单尾检验），我们就有95％的把握认为平均值确实存在这种差异，因此，认为该差异是显著的。当该检验值低于1.64时，我们就认为在统计意义上这种差异不明显，我们不能以95％的把握性确定这种差异是否真的存在。在样本的方差较大时，通过统计检验有时难以确定平均值差异的显著性，利用十分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种不足。

财务指标差异及其显著性统计结果

根据上表显示的统计结果以及笔者进行的“十分法”排序的结果，1996年到1998年各年度10％区域上市公司和一般公司各个财务指标之间的差异情况见下表：

注：“显著”指通过平均值差异的检验发现存在明显差异；

“有区别”指在平均值差异的检验中不能证明存在明显差异，但利用“十分法”排序可以看出存在明显差别；

“无区别”指不论在平均值差异的检验还是“十分法”排序中都看不出明显存在差别。

资产总额的比较结果证明，有操纵净资产收益率可能的公司与标准公司之间不存在规模差异，笔者的研究的确已经排除了规模对其它财务指标的影响。从上面的统计结果看，在选取的八个可能反映企业利润操纵的财务指标中，只有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以及营业外收入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两个指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其他六个财务指标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10％区域上市公司与一般公司的差别。

四、研究结论

1、财务指标中体现的上市公司利润操纵手段。

通过对可能存在利润操纵的上市公司和一般公司财务指标的比较，我们认为以下操纵利润的手段在上市公司中有普遍性：

（1）通过非营业活动提高企业利润。笔者对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域的上市公司样本中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比例最低的企业数据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吃惊。1996年的94家样本公司中有6家公司该指标出现负数，1997年166家样本公司中有3家该指标出现负数，而1998年160家样本公司竟然有7家公司该指标出现负数。这些负数意味着这些公司的营业活动是亏损的，也就是说，他们达到10％的配股线居然完全依靠营业外的经济活动！

（2）通过增加投资收益提高利润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在1996年和1997年的统计结果中，我们发现10％区域的上市公司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远远高于标准公司，1996年差异达八个百分点，1997年差异达四个百分点。利用投资收益操纵利润在个别公司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在10％区域的上市公司样本中，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100％以上的企业1996年有6家，1997年有2家，1998年有3家，这意味着这些达到配股最低标准的上市公司创造10％的净资产收益率竟然完全依靠投资收益！

（3）采用与关联单位进行交易提高利润。笔者不能直接证明这些关联交易的内容，但是其他应收款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联系的紧密程度，这使我们不能不猜测这些关联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1997年和1998年10％区域的公司其他应收款比重的明显异常说明这些公司从事非正常经营活动的行为十分普遍，而且交易经常采取非现金形式。笔者统计了样本中10％区域的上市公司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比重超过50％的公司数量，1996年，该数目为4家，占样本的4.3％，1997年为11家，占样本的6％，1998年为9家，占样本的5.6％。这些公司竟然有一半以上的流动资金占用在非正常经营活动之上！

如果笔者对其他应收款的多少代表与关联方联系的紧密程度猜测没有错误，其他应收款多的上市公司很可能在经营活动上也存在与关联方的紧密联系。虽然笔者没有考察关联交易引起的上市公司经营活动收入和利润的增加，但1997年和1998年，10％区域上市公司同时都出现一定程度的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比重比标准公司偏高、应收账款周转率比标准公司偏低的现象，这与我们看到的其他应收款比重的异常在时间上存在一致性，由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上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既操纵非营业利润，又操纵营业利润。

（4）通过人为扩大赊销范围或采用提前确认销售、甚至搞虚假销售增加营业利润。在1997年和1998年，10％区域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比重比标准公司偏高，以及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偏低，说明比起标准公司，10％区域的上市公司更多地记录了非现金形式的销售业务。鉴于笔者统计时采取了控制行业和控制公司规模的方法，由于行业和规模导致的应收账款规模和回收速度的差异就被排除在外，剩下的原因只能用不正常来说明。这种不正常，一是可以用上面提到的关联交易来解释，另外就是用扩大赊销范围、提前确认销售、搞虚假销售等原因来解释。

除上述具有普遍性的利润操纵手段外，还具有两种不具有普遍性的利润操纵手段，即通过费用资本化影响利润和通过提高营业外收入影响利润。

2、上市公司操纵净收益手段的改变。

连续考察1996年到1998年10％区域的上市公司出现异常的财务指标，我们发现各年中这些财务指标的变动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在不同年度，由于种种原因，上市公司采用的操纵利润的手段偏好有所不同。

（1）1996年，平均值差异检验证明存在明显差异的财务指标有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和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考虑十分法排序的结果，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也存在差异。其他指标差异则不明显。可见，在这一年中，企业普遍采用增加投资收益的手段提高利润，而虚增收入、利用关联交易调整利润的做法还不十分普遍和明显。

（2）1997年，平均值差异检验证明存在明显差异的财务指标有：待摊费用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以及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考虑“十分法”排序的结果，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一年中，企业普遍采用多管齐下的方式提高利润，包括增加投资收益、利用关联交易、虚增销售等。

（3）1998年，平均值差异检验证明存在明显差异的财务指标只有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比重和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比重；考虑“十分法”排序的结果，应收账款周转率也存在差异。而以前出现过差异的待摊费用占流动资产比重、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以及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几个指标差异不明显。可以认为，这一年中企业普遍采用的调整利润的手段集中在虚增销售或关联交易上，而对利用投资收益增加利润的做法不再特别感兴趣。

五、研究结果的启示

虽然笔者的研究对象是净资产收益率在配股最低限以上临近区域的上市公司，但是研究所发现的财务指标与利润操纵手段上存在的联系具有普遍性，可以帮助我们在各种情况不辨别利润操纵。研究证明，尽管我国上市公司人为操纵净资产收益率的手段各有不同，但他们在操纵利润的同时，其他财务指标却能够暴露其操纵手法，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对这些反映利润操纵的财务指标给予足够的关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识别上市公司的操纵手段，去伪存真，得到企业真实的获利水平。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得到以下一些启示：

首先，净收益或利润总额有关的指标表现企业真实盈利能力存在严重缺陷。这些指标中包含了与企业正常经营无关的、缺乏稳定性的一次性收益内容，如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入，以及在本文中没有涉及的财政补贴等，这些项目随时会由于企业达到目的而消失。用这些指标评价企业，将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风险。从前面的统计中我们看到，标准公司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明显高于可能操纵利润的上市公司，因此相比净资产利润率或总资产报酬率，营业利润受到利润操纵的干扰较小，利用营业利润计算的有关指标相对稳定，对表达企业的实际盈利能力会更加有用。

其次，在操纵净收益的手段中，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投资收益增加利润。投资者应对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给予非常的重视。对于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比重较大的企业，应该仔细分析投资收益的来源，辨别这种投资收益的长久性。如果一次性的投资收益，比如出售投资所得的收益数量较大，这种投资收益的长期性就很难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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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

真正的和唯一的政治社会是，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放弃他的自然权利，把所有的请求保护的事项都交由社会处理。于是每一个别成员的一切私人判断都被排除，社会成了仲裁人。④根据洛克的观点，公权力是社会成员通过让渡一部分私权利而形成的，公权力来自于私权利，公权力形成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私权利的拥有和行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法治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思想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越来越关注权利的保护和行使。当个人权利与社会公权力发生冲突时，人们也不是一味的牺牲个人利益，而是据理力争，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不惜与公权力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在某一方面说明了人们私权意识的提高，而在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公权力的扩张确实侵害了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私权利与公权力发生冲突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冲突的现象也时常出现，其中典型的就是非法暴力拆迁。个别地方政府在拆迁过程中动用城管、警察等公权力量参与拆迁，再未取得房屋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拆除房屋，甚至为此与房屋所有权人发生冲突。单从暴力拆迁本身来看，这就是对公权力的滥用，对社会成员私权利的侵犯。社会成员在让渡私权利，赋予公权力强大力量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私权利得到保护，而公权力却因为过于强大而伤害了私权利，这与社会成员让渡私权利的初衷相违背。社会的发展不能以削弱和牺牲私权利而扩张公权力为代价，这样的模式只能导致公权力的急剧膨胀和私权利的急剧萎缩。社会矛盾因无法排解而爆发，最终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公权力，当私权利的行使对社会产生危害时，公权力有责任对私权利进行干涉和限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护公权力的权威和正当性。我们反对的只是公权力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犯社会成员正当的私权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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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指标、研究方法与数据样本

在反映公司成长性的众多指标中,本文选择主营收入增长率作为研究指标,因为主营收入的增长是公司增长的根本源泉,并且比较稳定、不受会计处理方法影响、不易被管理层操纵。我们根据上市公司1998-2001的主营收入数据计算1999-2001年各公司的主营收入增长率,首先对三年中各行业的主营收入增长率进行描述性统计与分析,然后对不同行业公司的增长率是否具有显著差异进行假设检验(H0:各行业的主营收入增长率没有显著差异),最后以行业为虚拟解释变量(DummyVariable)对三年中各行业的收入增长率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检验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增长率是否具有显著差异,本文使用非参数方法Kruskal-WallisH检验。多元线性回归的模型为:Growtht=α+Σ13i=1βiIi+μ,,其中Growtht为公司t年的主营收入增长率,I为行业虚拟变量,当公司属于行业ⅰ时,Ii=1,否则Ii=0。

为避免当年上市新股的影响,我们以1998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670家公司为原始样本,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其分为22个行业,从中剔除了样本期内变更主营业务的公司以保持公司行业的恒定,又剔除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司以避免异常值的影响:ST和PT公司、数据不全的公司、某年增长率大于500%和小于-80%的公司,最后又剔除了公司数量小于10家的8个行业的公司以保证假设检验和线性回归的统计显著性。最后剩余390家公司,分属14个行业,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为利多证券投资分析系统,文中所有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均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

二、实证研究结果

1.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14个样本行业1999-2001年主营收入增长率的均值(标准差)统计见表1。由表1可知,不同行业的主营收入增长率具有很大差别,例如1999年,房地产业为负增长,而信息技术业的增长高达83.26%。另外同一行业不同时期的增长率也不相同,例如房地产业1999年为负增长,2000年增长率却高达58.42%。总的来看,样本期内中国上市公司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全部公司三年平均收入增长率为19.84%,这得益于中国国民经济总体的快速增长。其中信息技术业增长最快,三年平均增长率达52.4%,其次分别为房地产业、综合类、交通运输仓储业和机械设备仪表业,平均增长率均处于20%至30%之间,而电子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业的增长率较低,均小于10%。此外还可看出,大多数行业的增长三年中有降低的趋势,这是符合增长理论的,因为任何一个公司或行业的超常增长(即高于经济总体增长的速度)都不可能一直持续的,或早或晚都将趋向于经济平均的增长速度。

2.上市公司增长行业间差异的假设检验

1999-2001年样本行业间主营收入增长率比较的Kruskal-WallisH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中结果可知,不同行业间增长率的差异1999年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2000年在9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2001年不显著,总体可以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增长具有显著的行业间差异。另外从检验统计量的大小和P值都可看出,增长率的行业间差异有逐步降低的趋势,这是因为各行业的增长都趋向于经济总体的增长,因而行业间差异减少。

3.上市公司增长行业特征的回归分析

1999-2001年上市公司主营收入增长率以行业为虚拟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表中结果说明,行业因素对公司间增长率差异的解释为三年中分别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9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不显著,这与前面非参数检验的结果基本一致。三年中公司间增长率差异可由行业解释的比例分别为9.3%、5.4%和4.8%,也是逐渐降低的。此外还可看出,各年中回归系数显著不为零的行业都很少,行业间差异最大的1999年也仅有3个,且不同时期系数显著不为零的行业也不一样,这说明只有少数行业的增长率与其余行业显著不同,大多数行业的增长率间并无显著差异,且增长率异常的行业可能每年都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预测上市公司增长能力时,对不同行业的公司要区别对待。

参考文献

1李森、郭伏、戴春凤,《股份公司成长性与股票内在价值分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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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广告是在广播电视技术上发展起来的视媒广告，电视广告业是基于电视这一强势媒体之上的广告行业。调查显示，中国电视人口的综合覆盖率是94.61%，潜在收视人口是11.5亿，电视媒体是中国覆盖最广泛的媒体。任何广告商都无法忽视占总人口90%的电视观众。2005年全国电视广告收入达到397.13亿元。电视广告年营业额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四大媒体广告中所占比例从2001年的42%增加到2005年的48%，营业收入呈不断增长态势。

一、中小型电视广告公司发展的SWOT分析

中国电视广告获得了巨大发展，这既得益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竞争观念已深入人心，广告日益成为企业营销竞争的重要策略，也得益于电视的普及和电视广告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数量最多中小型电视广告公司由于规模小、实力单薄、经验不足、没有稳固社会关系，在发展经营环境上既存在许多机遇也存在诸多挑战和问题。下面应用SWOT分析工具对中国中小型电视广告公司进行深入分析。

1.优势(Strengths)

由于中小电视广告公司规模小，没有过多的包袱，可在低工资，低支出状态下运营，具备大型广告公司所没有的成本优势；与外资广告公司相比，具有熟悉本土市场、文化相通的优势，而区域中小广告公司对当地消费者偏好、社会环境、经济关系、经济政策、人际关系等方面比大型广告企业了解更方便、更深入；由于规模小，可以根据市场随机而变，灵活反应，较为敏锐地捕捉到难得的机遇，“拾遗补缺”、占领先机；可以根据市场需要，灵活吸纳广告创意等专业人才，组建专项广告团队，而具备某方面的独特优势，一个具备好的创意的广告完全有可能在规模不大的电视广告公司里诞生；由于没有过多的投资沉淀，可以灵活调整自己经营方向，应对市场瞬息变化，发挥专业分工的优势。

2.劣势(Weakness)

与大型广告公司相比，小型电视广告公司在资金实力、市场份额、人才储备等方面实力相差悬殊，同时由于电视台等媒介都自我专营广告，使得这些大型广告公司的呈现明显后向一体化趋势，而中小电视广告企业的往往“点状”分散运作，因此，中小广告企业与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难以提高；由于缺乏知名度，使中小广告企业在同客户打交道时，没有大型广告公司的品牌优势；广告企业内部管理水平落后，多是家庭式的管理和经营模式，更容易发展成为企业未来成长的障碍；中小广告企业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为其发展增加了阻力。2001年我国电视广告从业人员数量为95617人，到了2005年数字变为107708人，增长达12.6%。这107708人之中，很多人缺乏专业知识，而且受教育水平整体比较低，中专学历甚至初中学历都进入了这个行业从事工作；我国广告监管机制的还很不健全，使得广告市场鱼龙混杂，真正有实力，有潜力的企业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以谋求新的发展。

3.机遇(Opportunity)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国内外广告客户增加，电视广告需求也日趋多样化，这为中小型电视广告公司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现在的电视广告已经不单是在栏目间隙播放的5秒~10秒的电视广告短片，而已经发展为基于电视广告短片，企业形象片，企业宣传片，产品宣传片，置入式电视广告等形式多样的，全面的企业、产品视频宣传包装服务。企业广告需求者，尤其是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也逐渐开始青睐电视广告。在加入WTO后，在国外广告企业的先进管理、运营模式冲击下，不断推动国内广告企业不断创新，加速国际化进程，提高管理水平以及从业人员素质。电视广告制作技术的提高也是近年中小电视广告公司蓬勃发展的动因之一，如HDTV在广播领域里的广泛应用，视频特效的技术趋于完善，不仅提高了电视广告的视觉冲击力，也更易为专业人员掌握。

4.威胁(Threats)

中国电视广告业市场是一个明显的垄断——竞争市场，在央视领衔下，少数省级卫视异军突起，而中小广告公司规模小，人员少，资金不足，竞争力严重缺乏。1995年我国专业广告公司总数为22691家，到2005年达到了84272家，十年增长了371.4%。而这些电视广告公司鱼龙混杂，相当一部分公司处在一种规模小，人员少，设备少，业务很少的“一小三少”的处境当中。而《公司法》规定的该类广告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为3万元人民币，造成了电视广告行业进入门槛低，投资少的形势，从而助长了现今的电视广告公司小作坊化的局面。小作坊式的电视广告公司是严重缺乏竞争力的，而且在某些地区产生了恶性的竞争。从营业总额来看，从1996年起，外资广告公司几乎独揽了我国广告经营总额前五名。跨国媒介购买集团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初步发育的广告市场，这可能导致中国广告市场发展失去平衡，对整个广告行业发展造成巨大伤害。

二、中小型电视广告公司发展战略选择

根据上述SWOT分析，中国本土中小型电视广告公司，应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在服务功能上细分，在细分基础上做强，大致可以从三个维度上制定具体的竞争战略：

1.拾遗补缺+目标集聚战略

中小电视广告公司可以施展其独特本领，实施“拾遗补缺+目标集聚”战略组合，即避开大广告商的锋芒，主攻大广告公司无暇顾及的某个特定的顾客群，集中力量针对某个特定的细分市场实行这一战略。其前提是中小电视广告企业能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效果为某一狭窄的对象服务，从而超越更广阔范围内的竞争者，其结果是通过市场细分实现了差异化，或者在为这一特定对象服务时实现了低成本，也意味着公司具有赢得超过产业平均收益水平的能力。

针对进入深度细分的中国市场，中小广告商需要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无论耐用消费品还是快速消费品，需要界定出更为细碎微小的目标消费者市场，而整体的市场规模来源于这些细碎市场的高效拼合，需要设计出更为精细的分类营销4P要素。大的广告商已经开始注意这方面的努力，如央视分频道树立不同定位的品牌发展道路，但是他们不可能占尽所有市场，尤其是那些中低端企业的市场，因为这些客户不需要也无力承担高端、全面的和昂贵的大型综合性广告企业的服务，他们最需要的是“物美价廉”和针对性的广告服务。

2.创意领先+标新立异战略

中小广告公司实施在成功创意下的差异化竞争战略，针对客户的品牌设计，技术创新、客户服务、企业管理以及企业文化等方面展开业务。这种差异化战略利用成功广告创意，引导消费者客户的品牌忠诚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的敏感性下降使企业避开价格竞争，在增加利润的同时不必追求低成本。客户的品牌依赖性与“独特性”就构成了进入壁垒。产品差异带来的高收益可以缓解买卖方讨价还价的压力，在面对替代品的威胁时也处于有利的地位。

广告业是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意产业是指那些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来源于人的创造力和聪明智慧，并通过科技的支撑作用和市场化运作可以被产业化的活动的总和”。创意的最主要特征是包含有人的创造力的内容在里面，无论公司规模大小，只有创意领先，根据广告的产品特征、产品生命周期、产品销售季节等，经过巧妙艺术构思，才有可能市场领先，实施标新立异战略，提供差异化、有特色的产品或服务，从而形成自己在产业中的特质。同时，应该注意创意是没有止境的，持续创新、不落俗套，才能使广告具有新鲜感和具有更强的传播效果。

3.总成本领先战略

低成本地位的企业在竞争中会获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收益，其成本优势可使自己在与竞争者的竞争中保护自己，还可以使自己在与替代品竞争时所处的地位比其他竞争进更有利。导致低成本地位的因素通常是使用了更先进的技术，更有效率的投资经营和管理方式。而要赢得低成本地位通常要求具备较高有效率的成本控制。

中小广告企业成本可以大致分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小广告企业为其客户所花费的第三方(媒体)成本；二是中小广告企业的工资成本；三是其他营运成本。中小广告企业的收入，在创意制作上一般占客户所支出的第三方费用的7%~12%，80%~90%花费均是为客户而支出的。因此，中小电视广告企业必须严格实施第三方成本控制。中小广告企业的工资成本一般说来占净收入的50%~69%，应通过建立健全成本会计制度和业绩考核制度来实施工资成本和营运成本控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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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之分，其中，“私益诉讼乃保持个人所有权益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公益诉讼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由此可见，在古罗马时期市民为维护公共利益及社会秩序，可提起公益诉讼，且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与所诉之利益不必有直接利害关系。而现在意义上的行政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团体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由法院依法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与传统的行政诉讼相比，其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指社会公共利益，即为社会全部或部分成员所享有的利益，其涉及文明的社会生活并以这种生活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包括一般安全利益、保护道德的利益、保护社会资源(的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等。二是指国家公共利益，其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治组织社会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制止行政主体滥用权力危害国家和社会，促使形成良好社会秩序。

第二，行政公益诉讼原告具有广泛性。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合法权利或财产受到损害的特定人，也包括无直接利害关系人。也即，只要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损害的潜在可能，特定国家机关或公益组织等就可以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第三，行政公益诉讼成立的前提既可以是违法行为已造成了现实的损害，也可以存在损害发生可能性的潜在损害。

对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各国虽然在称呼上不一，然而其内涵大致相当。

在日本，其《行政案件诉讼法》第5条中将行政诉讼分为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和机关诉讼四种。其中，民众诉讼不限于救济者本人权益，而是含请求纠正国家机关或公共团体不符合法律的行为的诉讼，具体包括与公职选举有关的诉讼、与直接请求有关的诉讼、居民诉讼、基于《宪法》第95条的居民投票的诉讼、有关最高法院法官的国民审查的诉讼，目的在于使公民以选举人的身份通过诉讼手段制约国家机关或公共性权力机构的行为。由此可见，民众诉讼具有客观诉讼的性质，可以认为是行政公益诉讼的一种形态。

在美国，行政公益诉讼被称为所谓的“私人检察总长制度”，即国会通过制定法律，授权私人或团体为了公共利益，针对官吏的非法作为或不作为而提起的诉讼。主要包括相关人诉讼、纳税人诉讼和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三类。其中，“相关人诉讼是指私人在不具备当事人资格的情况下，允许他以相关人的名义提讼。纳税人诉讼，是指原告以纳税人的身份提讼，针对国家机关的行为导致公共资金的流失或公共资金的不当支出。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是指当国家行政机关不作为时，要求法院做出判决，责令行政机关履行其职务。”

除此之外，法国的“越权诉讼”、德国的“公益代表人制度”、英国的“以公法名义保护私权之诉”等等制度建构，都是各国对公共利益予以司法保护的具体制度建构。值得提及的是，行政公益诉讼明显具有预防性质，即不需要公益侵害现实地发生，只要根据相关情况能够合理地判断其具有发生侵害的可能性，就可提讼。这有利于把潜在的大规模损害消灭在萌芽状态，从经济层面考虑即是以较小的司法投入保护了较大范围的社会利益，因而对于防止社会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行政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

近年来在行政诉讼上对原告资格的要求大大降低了：从直接相对人到间接相对人甚至“任何人”，均可依法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这也验证了“行政法的任何方面都没有有关原告资格方面的法律变化迅速”。但某种程度上来说，行政公益诉讼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是当代社会根基和结构深刻变动，政治法律思想全面革新的必然产物。

1、市民社会公共权利的司法保护

公民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程度，是一国法治发展状况和人权受保护水平的反映，而公民权利的保障离不开法律作用的发挥。法律的制定过程，实际上就是公民权利从应然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的过程。然而，仅有制度根据没有制度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实体权利必须有切实有效的诉讼手段为依托才能真正把纸面权利落实为实质权利。就我国而言，“立法者往往局限于创制的层面，关注法律规范自身在逻辑结构上的完整性，而忽视从将来法律实施的前瞻性视角关注法律的可诉性问题。”

无救济即无权利，只有在立法上规定相应的救济措施方是一个最可行的制度建构。其中司法救济应是一种最根本、最权威的解决途径，原因在于，独立的司法权和有效的司法运作机制较之其它权力监督机制，更能经常而稳定地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如果缺乏司法的权威衡量，“那么这种权益的调整就会取决于或然性或偶然性，或取决于某个有权强制执行它的决定的群体的武断命令。”“而从行政诉讼制度监督行政职权的依法行使这一特定角度来说，原告资格的赋予就是其民利的一个表现。”2、私人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行政公益诉讼产生的一个历史性意义在于它突破了近代以来传统的政治法律理论的框架，即公权力的行使仅对社会公共性利益造成损害，对人民私权益不构成直接的损害，故而公民个人没有资格对此提讼，从而使这类损害无法进入司法审查的视野的传统思维框架。按照这样的传统理论，国家将一项权力授予某一机关行使后，为保证其行为合乎法律和公益，就有必要设立并授权另外一个机关对其进行监控；这另外一个机关如果滥用权力，又有必要设立第三个机关来干预和控制。这正是权力分立和制衡理论最通俗明了的表述。

分权和制衡机制在理论上是很好的，并经过很多理论家证明这是官僚系统保持一定效率和公正的最佳制度选择。但是这样的机制也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分权和制衡下的国家机关是真正依法办事、廉洁奉公、忠于正义的。然而在事实上，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并不是超脱一切利害关系之外的，他们本身也组成了若干集团和阶层，互相间也有形形的利害关系。结果往往导致，各种权力日益聚合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庞大系统，公权系统呈无限扩张的趋势，运作效率愈来愈低下，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度浪费；同时也堵塞了公民管理国家事务、主张各种权利的途径，违背了人民的根本法理。私人因公益妨害和私益妨害的划分而无权就公益妨害，这造成了公益妨害可继续存在下去和受害人得不到法律救济的不合理现象。由此也在实践中证明，创设公益诉讼制度是一个必然需要，也即通过动用私人的力量对国家公权进行制约，以充分发挥公民和团体在保护公益中的作用。

三、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主体资格

公共利益的主体抽象甚至分散，特定个人的利益在其间具有隐匿性或者微不足道，公共利益的增加或减少不会直接使个人的利益比别人更多或更少，在通常情况下，个人更愿意坐享别人对公共利益的奉献。这种“搭便车”的心理使得个人难以产生付出高昂成本提起行政诉讼的动机。鉴于公共利益的这种特性，设立公共利益代表人，在公共利益受到非法行政侵害时，由它代表国家、社会或公众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完全必要的。目前认为，能够代表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如下：

1、检察机关

关于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我国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处于当事人即原告的地位，以原告的身份参与诉讼；第二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参加行政诉讼既不作为原告也不代表国家，而是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出现；第三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处于公诉人的地位。第三种观点更符合我国法律逻辑，因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后虽然能够启动该诉讼程序的发生，但它不是诉讼程序中的一般原告。检察机关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行使法律监督权；而一般原告通常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即使它主张公共利益，也并非是当然的公益代表人，没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当然职责，因此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身份与一般原告身份显然不同。另外，我们也不是将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身份仅仅看作是公益代表人，因为检察机关除了代表公共利益外，还肩负着法律监督的职能，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同时，它还有责任对该诉讼的公正性、合法性进行监督，因此它既是者又是诉讼的监督者，这与消费者协会、环保协会等公益代表人提起公益诉讼的情形有较大区别。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只有处于公诉人的地位，才能与其职权职责相适应，也才可以避免诸如诉讼费用负担等困境。

2、公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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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以人为本，公共政策，价值取向

改革之初，为了抓住机遇促进发展，我国公共政策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一政策取向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僵死局面，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使得自然生态矛盾突出，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极不谐调。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公共政策在社会全面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偏颇的集中体现。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公共政策的人本价值取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第一次把以人为本提升到了公共政策核心价值的地位，明确了我国公共政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一、我国公共政策人本取向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第一，“以人为本”是哲学的基本思想，是对哲学的总概括，是的实质和精髓。哲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本思想。在哲学视野中，人是世界之“本”，认为人是世界的本质和终极本质；人是价值之“本”，认为人是世界上最有价值意义的生命存在；人是历史之“本”，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史，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类创造并主导着历史。

第二，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协心、共同奋斗，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第二步，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其实，这种小康只解决了人民的物质层面的需求，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小康。而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仅仅满足了人民的物质方面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在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又要以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目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第三，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置于首位，强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这就要求我国的公共政策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愿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第四，公共政策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的内涵就是要让社会各成员、群体、阶层、集团之间的关系融洽、协调，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气氛良好。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过渡和变革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利益矛盾尖锐化。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特定状态下，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各成员、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和谐，关键在于我国公共政策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以物为中心”的公共政策的弊端

第一，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无论从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城乡劳动生产率、工农技术装备水平等经济差距看，还是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差距看，我国城乡差距都很大，并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衡量城乡差距是否适度的标尺，通常是基尼系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年，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1，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23；到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365，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2，从中可以看出扩大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但由于自然禀赋、历史基础、区位条件、政策取向等种种差异，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差距也在拉大。

第三，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失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社会公众的利益正在分化，有些人成为市场化的正收益者，有些人则成为市场化的负收益者。因此市场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优，但无法矫正由自身引起的不同利益群体利益失衡，具体表现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利益失衡。在现实中，强势利益群体已经结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团体，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以各种形式诉求自身利益，影响公共政策制定。有些强势利益集团在某些地方政府决策中甚至会影响政府，使得政府决策向强势利益集团偏向。但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自身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利用资源，缺少有效途径和渠道来诉求利益，他们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往往被边缘化。弱势群体本来在市场机制过程中利益已经受损，而其利益诉求在某些公共政策过程中又不能得到反映，因此社会利益格局愈发失衡。

二、人本思想在公共政策中的具体应用

(一)建立“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

公共决策要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几方面：首先，决策目标人性化。决策目标人性化就是决策目标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而且也要满足人民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各种需求，切实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把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作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使人民不断获得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为人民群众造福。

其次，决策程序民主化。决策程序民主化，是公共决策以人为本的关键之所在。所谓决策程序民主化，就是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全体决策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正确决策。无数的事实证明，凡是坚持以人为本，按民主集中制进行的决策，决策方案一般来讲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即使有了缺点或错误也比较容易发现和纠正；而凡是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专断所作出的决策，由于没有决策的民主化，决策的原材料不足，信息不够，决策过程简单，缺乏科学可靠的依据，主观随意性大，根本谈不上科学，决策失误就在所难免。

再次，决策主体群众化。长期以来，我国公共决策一直实行“精英”决策模式，公共决策由少数人操纵，而普通人民群众被拒之门外。这种不民主的决策作风，必然导致决策失误。所以，公共决策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决策中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独断专行的作风；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笔者强调人民群众是决策的主体，并不是否定领导者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其在决策中的“拍板定案”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我们只是想通过强调人民群众在决策中的主体地位，使领导者在深入了解民情、广泛集中民智的基础上作出的公共决策能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构建“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这就意味着制定任何公共政策时，都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前提。

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彰显公共利益取向。公共政策作为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集中反映了社会利益，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合法性。因而，许多学者都将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定位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起点，是公共政策的本质与归属、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对于公共政策应该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保持一致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将选择公共利益。”坚持公共利益取向，就是制定公共政策必须反映、综合、表达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满足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需要，必须从维护和谋取人民的利益出发。只有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才能调动人民群众执行政策的热情，才能维护社会稳定，才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其次，探索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和渠道。“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将更加重视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充分尊重人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民主基础上通过充分讨论来完成政策制定过程。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以及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不断增强。一方面，探索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如政府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听证制度和网上公开征求民意等；另一方面，探索公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如利用政府门户网站、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

(三)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应弘扬公平原则

公平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公共政策是实现公平的媒介、手段。公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代内公平，即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它要求消除不同阶层之层、不同地域之间在机会选择和成果占有上差别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尤其把消除贫困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二是代际公平，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公平强调，人类赖于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当代人不要为自己的发展和需要而掠夺式地使用资源，从而损害后代人发展和需要的条件，要给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权利。因此，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公共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要在其目标取向上做到：以横向的代内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现实的发展；以纵向的代际公平保障经济社会未来不间断的发展。公共政策要以立体公平为目标，促进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映.地区差距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云南社会科学，2004

2.文力.多元利益集团下的社会均衡[J].中国改革，2005

3.赵尔奎，占绍文.构建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J].理论观察，2006

4.潘尔春.论哲学视野中的“以人为本”[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篇12

11地市分公司企业文化以邮政文化为基础体系

邮政地市分公司作为邮政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建设和创新必须以集团公司文化管控为基础和前提。2016年8月，《中国邮政企业文化手册》正式颁布实施，一个理念系统（“情系万家、信达天下”的企业使命； “建设世界一流邮政企业”愿景； “用户至上、员工为本”的核心价值观； “创新、协同、诚信、担当”的企业精神； “人民邮政为人民”等服务宗旨等）组织、领导者、员工三个行为模型；静态视觉模块、动态试听模块、文化活动模块、邮政榜样模块和环境建设模块五大传播模块构成了文化建设体系，这是邮政地市分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可操作性。地市分公司企业文化要将邮政文化体系贯彻落实，首先是以集团“八统一”（使命、愿景、形象标识、发展战略、企业精神、企业核心经营理念、企业经营价值观、职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本架构。中国邮政有着百年历史，在长期坚持普遍服务的过程中，积淀了深厚的职业道德和文化底蕴，这是打造邮政事业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精神财富。

根深叶茂，基业长青。无论邮政企业怎样改革发展，地市分公司要坚持“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宗旨不能变、普遍服务的职责不能变、国企姓党的信念不能变、以企业文化为统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集团公司保持高度一致。

12地市分公司企业文化是以邮政文化为主导的分支文化

邮政企业文化以基层建设为落脚点，从上到下，从集团分解到地市、部门，践行到岗位，每一部分都在集团文化管控的统一领导下，结合企业实际，以《中国邮政企业文化手册》为统领，加强文化管理，推动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从而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近些年，集团公司对企业文化工作越来越重视。多次强调必须全方位、多层次开展企业文化宣贯工作，并将企业文化建设情况纳入各单位绩效考核体系。地市分公司企业文化实践与效果成为集团上下共同关注的重点和难点。

2邮政地市分公司企业文化创新

21邮政地市分公司企业文化创新策略

211继承传统，凸显行业化、地域化

邮政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化根基和开放意识的企业。地市分公司企业文化作为邮政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子系统或亚文化，深厚的邮政行业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地域文化（关东文化、草原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湘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藏文化等）的滋养，中西方融合的现代管理理念，为地方邮政建设企业文化奠定了传承性与延续性的格局，为企业走向未来积淀了不可估量的软实力。

建设先进的地市分公司企业文化，必须遵循邮政行业规则与企业发展规律，传承优良传统，体现时代精神，“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建设先进的地市分公司企业文化必须充分考虑地域文化的影响，处理好邮政集团文化与下属分公司企业文化的关系，坚持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凸显干部员工的智慧和创造性，形成富有行业特征、业务特点和地域特色的企业文化。

212培育人才，凸显专业化、职业化

企业文化管理人才的奇缺是制约是地市分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企业文化是一门系统性、应用性与实践性很强的管理科学，由于地市邮政企业自觉建设企业文化的时间还不长，导致专业人才的短缺，急需加强企业文化管理人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培养力度。一些由党务宣传政工岗位转而从事企业文化建设的人员，整体素质虽然较好，但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与必要的素养，工作中遇到不少困难。企业文化管理人员既要使用更要培养，既要有适度的轮岗更要保持相对稳定，必须有计划地培训企业骨干，培育企业文化管理师和企业文化内训师，主要有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班组长等，他们本身就是先进企业文化的杰出代表和积极推行者，在文化战略付诸实施的过程中，要编制规划、印制手册文本、建设平台网络，但先进文化的落地必须依靠企业文化管理师和广大企业骨干去宣传去实践，人格化地带动和影响全体员工。

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知识性、专业性、思想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在有资质和专业经验的企业文化管理人才的组织指导下进行，由地市局邮政企业高层主管亲自负责，立足于企业战略，把外部专家咨询和内部企业文化人员的智慧结合起来，提炼融合，实施“并行工程”。聘请企业文化建设专业机构富有实战经验的专家指导，给企业提供咨询建议和协助，可以使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少走弯路。

213把握规律，凸显精细化、实战化

精细化和实战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企业文化的塑造与建设要从细微处入手，选准切入点，找准结合点，建立精细化的企业文化管理体系，包括企理念体系、规范体系、形象体系、企业文化的论证体系、企业文化的执行体系和企业文化的跟进体系。整合企业制度，优化管理流程，建立严密的全员、全方位的工作标准和员工行为规范，促使每个岗位、每项工作、每个员工都能以合规文化理念统领，确保工作质量和效能，从而实现企业整体效益最优化。

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主要的经营管理实践活动，其中一项极其重要的环节是?u价体系的运用，评价体系更能凸显企业文化建设精细化实战化。加强对企业文化评价体系的建设，根本目标是实现文化建设与经营管理实践的统一；基本方法是管理科学中的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形成文化建设“可实施、可控制、可检测、可改进的良性循环”；衡量标准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基本过程是全程动态跟踪、评价目标与过程控制结合，评价与改进的结合。

22邮政分公司企业文化创新的着力点

221传承传统，履行社会责任，建立以责任中心的伦理文化体系

邮政分公司企业文化创新首先要着眼于切实履行央企社会责任，坚持“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情系万家、信达天下”的企业使命和“传邮万里，国脉所系”服务网络需要每一个分公司每一名员工的工作担当。新修订的《邮政普遍服务标准》已于2016年12月26日由国家邮政局，从2017年3月1日起开始施行。地市局分公司要做好新标准的宣贯落实，要以全面提升邮政普遍服务水平带动整体服务升级，为用户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服务，让全体人民共享行业改革发展成果；要高举邮政普遍服务的旗帜，继续深化改革，坚持创新发展，加快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努力建设世界一流邮政企业。

222追求卓越，全员参与，建立以质量为中心的品牌文化体系

2016年3月20日，中国邮政迎来开办120周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企业精神历久弥新，百年辉煌再续新篇，中国邮政不仅需要业务网络信息化的“四肢发达”，还需要通过先进企业文化建设，构建百年企业尊贵、聪慧、高尚的内在之魂。王顺友、尼玛拉木等代表着中国邮政行业的形象。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劳模就是一座丰碑，通过榜样的示范效应强化员工职业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全员参与，补齐短板。加强对企业文化成果的展示、宣传、交流、传播，不断提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员工文化自信和自豪感，建设良好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