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8 11: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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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论文

篇1

正式进入论述以前,有必要对关键词“仪俗”予以解释。首先,“仪俗”与“民俗”之间不能划等号。

根据钟敬文先生的定义,“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5]。而本文所指的仪俗则主要由仪式和习俗综合而来,强调一个民族传统性的、重复的、集体的和程式的行为和活动。之所以采取该术语,是因为这样能借鉴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广泛的理论资源,而不仅仅是民俗(文化)与文学的循环互证。在各种文化形式交流越来越频繁、各种理论的对话越来越深入的学术趋势下,固守学科边界必然是画地为牢,多学科资源的互动是研究的必然要求。除了高屋建瓴地构建了理论的可能性,仪俗批评强调文本。因为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存在的必然性,具体的文本是如何体现的、在体现的过程中有哪些差异这些问题不是沉思就能解决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到文本,研究可能性与文本现实之间的转换关系,从而得出更经得起推敲的成果。

总而言之,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研究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的仪俗所体现的民族审美内涵。之所以强调“小说”中的仪俗,是因为文本内和文本外的仪俗同中有异,不可等一视之。

循此思路则立足于文学,在文化传统与小说文本的双向交流中,探讨小说文本是如何通过仪俗来构建自己的民族审美意蕴。

这项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尝试以“空间”为切入点,对仪俗与民族审美意蕴进行阶段性研究。上世纪70年代开始,空间批评兴起,其中的领航者是福柯、列斐伏尔等学者,他们实现了空间研究从地理学到社会学的转向。90年代后,迈克•克朗、菲利普•E•韦格勒、大卫•哈维、爱德华•W•索杰、罗伯特•戴维•萨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学者借鉴多种后现论和方法,使空间批评逐渐成为了文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焦点。因此本文所说的“空间”也不同于(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地域环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精神空间(无意识空间)、生态空间以及小说结构的空间形式。这里主要探讨仪俗与这些空间形式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美学意蕴之关系。

二、地理空间及其文化隐喻

在这个层面上,地理空间基本上等同于地域、环境。仪俗虽然跟人的行为和观念相关,但仪俗也需要地域空间来表演,这一点在现实和小说中都是一样的。因此,对地理空间的描述是仪俗写作的一个必然内容。如孙健忠《舍巴日》:“这里也有一弯弯镜面似的水田。水牛在田里拖着犁耙,任人吆喝,慢腾腾地走。山边寨落里,鸡鸣狗吠,人声沸沸。一幢幢木板装的大瓦房,错落有致,屋前挂满一串串红辣椒和包谷。炊烟从屋顶上升起,飘然而上,汇成一堆淡灰色的积云。好一派祥和、宁静、富足的景象。”[6]显然,这已经给读者一种静谧、悠远的审美感受。而这样的地理空间正是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环境,它熏陶着他们的民族精神,影响着他们的审美感知。这是较为直接的仪俗环境(自然景色)描述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美学氛围。

进一步看,正因为仪俗与人的行为和观念相关,作家的仪俗描写和地理空间描写才会呈现出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如果策略性简化的话,则包括仪俗与地理空间相契合和相矛盾两个层面。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中篇小说《神授》可以说是将这两个层面统一到一起的极好个案。小说讲述了放牧娃亚尔杰变成格萨尔说唱艺人,先是在辽阔的色尖草原各部落中游走,后来又被邀请到拉萨专职说唱录制。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草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进入了原本闭塞自足的草原,人们开始喜欢收音机、电视、歌舞,开始冷漠说唱艺术了,而说唱艺人亚尔杰也从开始的欣喜、激动、自豪、激情澎湃、思维活跃慢慢变得无奈、乏味、迷茫、失落和焦虑,最后是“头脑里再也唤不回那些影像,再也无法通神地说唱格萨尔王”[7]。

现在将目光聚焦到小说的仪俗空间。在《神授》中,说唱作为仪俗为文本的场域变化起到自然的过渡。因为说唱的地理空间是不断变化的,地理空间的变化伴随精神空间的差异。游走在色尖草原各个部落时,亚尔杰充满了“喜悦”、“亲切”、“快乐”、“冲动”、“激动”、“幸福”,“感觉不到孤寂与恐惧”;而来到拉萨的研究院后,说唱艺人感觉到的却是“沉重”、“嘈杂”、“孤独”、“无助”、“疼痛”、“压24迫”、“茫然”、“歉疚”、“焦虑”……显然,仪俗与两个不同空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如果将亚尔杰看作仪俗的化身,可以看出前一阶段他自由自在,后一阶段则苦如困兽。何以如此?这便引导读者对两个地理空间所象征的文化形态进行分析。很容易就能发现色尖草原和拉萨这两个空间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前者是传统的草原文化,后者是现代化的技术文化。

从时间上看,前者代表草原的历史和传统,后者则是草原的未来。未来通常给人以强烈的希望和期待,但通过两个空间的尖锐对立,可以看出作者对未来的深深担忧。反过来说,也就是对历史、传统的深深担忧。

澳大利亚学者DavidCarter在研究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时指出:“种族多样性和差异性,或许就是其中最深刻的多元文化的影响结果。”[8]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然而,在加速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碰撞随之加速,少数民族文化面临同质化的危机。作为自己民族的代言人,作为民族文化的持有者和传承者,民族作家必然会通过文学这一形式以不同的策略构建民族认同予以应对这场危机。这正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以仪俗和空间作为文化隐喻,进而思考民族文化价值、民族命运的现实根源。

三、无意识空间的酒神美学特征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提出了著名的“日神”和“酒神”的区分。如果各举一个关键词以相对照的话,“适度”和“狂欢”则再合适不过了。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言:“适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个人界限的遵守,是伦理的尺度,另一方面是对美丽外观的界限的遵守,是美的尺度。这两个方面都是为了肯定个体及其所生活的现象世界。……过度意味着一切界限的打破,既打破个体存在的界限,进入众生一体的境界,也打破了现象的美的尺度,向世界的本质回归。”[9]狂欢即过度,用“狂欢”一词是为了强调酒神精神的美学特征。整体而言,日神美学强调整体、经验、理性、宁静、优美,需要凝神静观;而酒神美学则强调混乱、激情、狂欢、神秘、冲动,期待直接的参与。

尼采将“酒神精神”的源头追溯到狄奥尼索斯庆典,这一庆典隐含着对丰产的强烈渴求。另外,尼采也认为酒神精神更多地体现在民间庆典、音乐、民歌等形式中,这启发我们从仪俗考察少数民族小说体现出来的酒神美学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尼采本人也一直强调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相互统摄,从来没有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在少数民族小说中也如此,强烈的情感冲动、神秘的内在体验以及狂欢的仪俗表演都与作家的理性把握和选择无法分开。

黄光耀的长篇小说《土司王朝》即是通过仪俗展现土家文化的酒神特征。小说第一章标题便是《血祭》,该章不仅有血祭的详细描述,更有梯玛做法、、火葬、水葬等仪俗形式,也就是说,作者在第一章就向读者展示了丰富的土家仪俗。从土家民族的源流和历史来看,土家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巫术文化内涵。不但土家民族所源起和聚居的武陵山区属于古代楚巫文化范围,从土家古代巫政一体的政治格局以及流传的神话传说等可以断定土家文化传统本质上即是巫术文化[10]。而反映土家民族巫术文化传统及酒神特征的,莫过于跳丧仪式了。族中有人过世,通常被当作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这点在土家民族的跳丧中却不会发现,相反,狂欢的舞蹈、尽情的歌唱、放肆的笑谈以及毫不顾忌的打情骂俏显而易见。《长乐县志》记载:“家有亲丧,乡邻来吊,至夜不去,曰‘伴亡’,于灵旁击鼓,曰‘丧鼓’,互唱俚语哀辞,曰‘丧鼓歌’。”对此,《土司王朝》的《葬礼》一章不乏精彩的笔墨。

无独有偶,在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说《撒忧的龙船河》中,跳丧仪式在渲染情感、凸显土家文化方面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在她的《最后的土司》中,权又成了文化冲突的焦点;另外,在土家族作家孙建忠的《舍巴日》、蔡测海的《楚傩巴猜想》中,巫术氛围也相当浓郁,可见,土家族文学作品中巫术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作家们热衷于此的原因除了主观的选择,更深层的却是巫术思维的深层无意识。

对于不熟悉土家文化的读者来说,这一切无异会具有神秘化、陌生化的效果。巫文化形态所体现出来的酒神精神,正是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独特意蕴的来源之一。

四、仪俗空间的生态美学意蕴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随着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能源的消耗也越来越大,并由此造成了地球目前越来越严峻的生态危机。

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学科对生态问题的关注逐渐升温,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交叉性学科,如生态科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民俗学等等。而生态问题进入文学研究相对而言要晚一些,不过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的生态批评成为了显学。从21世纪以来,国内有一大批学者陆续进入这一领域,取得了许多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简言之,“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11]。“生态批评遵循的基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物质世界息息相关,互相影响。生态批评的主题就是环境与文化(特别是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12]。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生态批评的学理基础在于:民族文学较多地关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一些,加之各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生态观念有所不同,所以对其生态意识的揭示及研究,可以促进生态问题的思考;另一个层面,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态问题,将这些生态问题予以呈现是生态批评的必然内容。

仪俗书写是展示民族生态观念、体现作者生态思考的一个重要形式。以白族女作家景宜的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为例,作品中生活在洱海上的渔民老海东、阿黑、白姐阿爹等人都体现出了与生长环境融洽不可分的情结。尽管他们也捕鱼,要从自然中有所取,但他们爱护这个地方,并不是单单将环境作为生存的外在因素,他们感觉自己的精神是整个地融合在这个地方的。那么,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看,白姐和海生离婚,忍受着闲言闲语但毅然勇敢地对阿黑的追求,实际上也就体现出了洱海的白族人对都市化生活的拒绝,对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快乐生活的追寻。因此,作品通过仪俗体现出白族人的生活方式,从中可看到他们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态观念。换言之,这样一种生态价值观即是作品通过仪俗所传达出来的生态审美意蕴。

检视民族文学作品,会发现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即是被称之为动物小说或者说动物叙事的作品非常丰富,其中的佼佼者如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哈萨克族作家朱玛拜•比拉勒、土家族作家李传峰、满族作家叶广芩、回族作家石舒清等等。在拥挤、忙碌的都市生活中,动物和市民间已经丧失了休戚相关的亲密关系。动物要么被当作食物,要么被当作宠物,两者实际上都没有给予动物应有的尊重。而在乡村地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持,牛羊马猪、鸡鸭猫狗虽然也可能被杀死,但因为人和动物在一起生活,甚至可以说人的生活依赖于这些动物,因此,人和动物间形成了亲密的伙伴关系。除了家禽,其他的一些动物或者是农作的时间信号,或者被族人神化。

城市化则是对这一切的破坏,在生态危机的当下,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置疑必然使得作家们对传统生活的重视。其结果之一,便是乡土生活的人与物关系形成对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这一点,在朱玛拜•比拉勒的《天之骄子》、《皮笼套》等小说中得到了淋漓至尽的展现。因此,对民族文学生态美学的揭示和批评势在必行,这为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同时,生态危机不是单独出现的,它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精神危机。后者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前者也就谈不上彻底的解决。

因此,民族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等情感和价值观才异常吸引人,这才是生态批评的重中之重。

五、少数民族小说的空间结构美

最后,仪俗还可以赋予小说结构以空间形式,从而形成文学形式上的空间美学价值。回到次仁罗布的小说《神授》上来看,小说的独特之处是通过仪俗的展演改变地理空间从而推进故事,这一点类似于旅行小说以地点变化来结构全篇。但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旅行小说的空间变化虽然推进了故事,但各个空间之间的联系往往是随意的。《神授》则不同,每一次表演,每一次表演空间的变化,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也都参与了整体意蕴的表达,这其中又以文化空间、精神空间的对立作为核心的线索。因此,小说不是以时间变化而是以空间转换推进叙事进程。

同时,如上面所分析的小说不同空间的共时并置、说唱表演的反复呈现、狼意象的多次重复等艺术手法都使得该文本的空间形式复杂而独特。当然,还需说明的是,作者并没有抛弃时间结构,草原和拉萨两个空间的对立也是时间上不同内涵的对立。总结而言,作者将时间空间化,用空间转换凸显时间变化,同时也用空间融合激化对立、深化主题。而之所以能实现这一切,作为藏文化仪俗的说唱表演是关键。

篇2

农村地区的人口素质及生态意识有待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较短,各种文化教育设施匮乏。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其生产技能素质方面较弱。另外,其法律意识、科技意识及生态环保意识也有待提高。从长远看,良好的生态环保意识是本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潜力和动力,要具备这一竞争优势,就要从提高农民素质处入手,逐步增强广大农民的环保意识。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不加以解决,将严重削弱中国农村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上问题的产生表面上是由于技术手段不完备、环境法制不健全、经济活动不合理等因素造成的,但如果深入分析深层次原因,我们就会发现,产生以上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发展理念、体制、文化等多重社会因素造成的。其中生态文化建设在农村各个相关领域的缺失及不完善,是形成以上局面的重要原因。

生态文化建设在推进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工作中的主要途径

产业生态化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是涉及到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建立良好的生态文化来转变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提供持久的内在发展动力。生态文化建设在推进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工作中主要通过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层面发挥作用。

1.积极完善生态法制文化建设,为产业生态化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在推进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工作中,政府部门应积极完善相关的生态法制文化建设,特别要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的法规来规范产业发展。在制定各个法规过程中应注重与其他相关法规的融合配套。另外,因为生态问题往往带有不可逆性,制定的法律法规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来规范相关产业的生态化发展。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环保法规的过程中还应与相关的行业组织密切合作,使政府出台的法规能有更好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多种环境经济政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政府购买模式仍是西方各国广泛采用的支付生态补偿的最主要方式。日本和瑞典的《森林法》规定由国家对被划为保护林的所有者给予补偿。美国颁布的《露天矿矿区土地管理及复垦条例》规定,矿区开采实行复垦抵押金制度。此外,美国还在1990年首先推出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政策。西方国家通过立法和建立生态补偿制度促进生态建设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应加强环境影响的量化技术和货币化技术建设,为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

2.完善生态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科学规划地区产业发展。各级政府应建立生态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首先,要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应把生态文化建设的内容加入到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绩效考核中,用科学的绩效观来评价政府绩效,绩效评价要把绿色GDP、人口、资源、环境等多项指标考虑进去。其次,政府部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必须把生态建设列入其中,应大力改善农村的交通、水、电、通信、文教及医疗等基础设施,城乡一体统筹规划。政府部门应通过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积极推进农村地区产业的生态化发展,使相关产业能够具备良好的发展空间。

3.推广绿色经营,加强企业生态文化建设。目前,国内外许多企业正在积极探索建立绿色经营解决方案,以适应低炭环保的要求。绿色经营是指把绿色环保的理念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全过程,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出发,从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和补充中获得盈利的一种经营方式。绿色经营解决方案能在帮助企业控制成本的同时,有效降低环境负荷,真正实现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应通过税收减免、绿色信贷、减排补贴等措施积极推动乡镇企业开展绿色经营。在一些大中型企业开展绿色经营更能起到明显的成效。一家国内大型物流企业采用IBM的解决方案后,每年物流成本降低了20%,并实现了碳排放量减少10万吨。绿色经营解决方案不仅能使企业节能、高效,还能帮助企业在形象策划、产品开发、商标设计、广告等商务活动中渗入生态理念,更好的诠释企业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4.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拓展行业自律。国内有关研究统计显示,农村地区的合作经济性专业协会约占合作经济组织总数的85%。在农村地区生态文化建设工作中,应进一步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完善和拓展行业协会的功能和作用。应积极鼓励各专业协会制定本地区行业企业及个人共同遵守的适应生态文化建设需要的行为规范,强化企业及个人经营行为的自律,促进地区内或行业内部的行业自律,避免恶性竞争和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地区或行业内部的整体利益。制定引导相关行业、产业的实现生态化发展的措施。乡镇企业的环保问题是当今农村生态建设重要环节。农村行业协会组织应积极参与当地企业的生态文化建设,向企业提供必要的环保信息和建议,协助企业建立起企业生态文化的教育和培训制度,倡导企业开展IS014000标准认证工作,使其生产工艺及设备,产品的运输、贮藏、处理、使用和弃置等多个环节适应生态发展的要求。逐步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使相关产业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篇3

相对于传统文学的种种限制和束缚,网络文学更多体现了一种颠覆和解构价值。网络文学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媒介革命、后现代文化、视觉转向、大众文化心理、全球化殖民话语、时尚消费、艺术范式颠覆与重建等相关语境中产生的,自然,众多研究者从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媒介技术等层面来考察网络文学的价值与意义。雷达认为网络文学从多方面颠覆着传统文学的规则和范式:约束不再,体现个性,取消意义,削平深度,以平面、时尚、随意,游戏、狂欢为特征;从传播方式而言,网络写作打破传统文学的编辑审稿出版机制,以点击率决定价值,私人话语在文化公共空间得以最大限度的释放;从接受方式来看,新一代读者以读屏的方式成为文学的消费者,而且出现了跨文体、超文体写作,开创着文学新的可能性和生长点。[6]似乎比较便捷的是,网络文学的价值研究大都集中体现在自由、宽容的文学精神方面。网络不仅扩大了人的生活和思想空间,而且扩大了人类想象力和情感空间,本质上,网络文学带来了思维上的革命,它蕴涵着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关怀等方面的变迁。葛红兵用“自由、快捷、恣意”来概括网络文学的特点。他说,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是一种自由,是人性的、游戏的、非功利的,那么网络文学正是在这点上将文学的大众性、游戏性、自由性还给了大众。它不需要纸面文学的那种精致、典雅、技巧、难度、成熟,而不成熟正是它对抗纸面文学之“过熟”的优点,如果网络文学也和纸面文学一样老气横秋,那它就不叫网络文学了。[7]文学空间署名的虚拟性让书写者实现真正的畅所欲言,直接接通了文学本身的特性。网络李寻欢在《我的网络文学观》中感叹:在过去的文化体制里,文学是属于专业作家、编辑、评论家们的事情,他们创作、发表、评论,津津有味,却不知不觉间离普通人越来越远,“现在有了网络,再也不必重复深更半夜爬格子、寄编辑、等回音、修改等等复杂的工艺了,想到什么,打开电脑,输入、发送,就OK了。这就是网络的意义———借助网络这个工具使文学回归民间,使之成为人们表达自己和彼此沟通的便利工具,而文学的意义不就是表达和沟通吗?”[2]同时,网络自由的表达空间导致文学的创作缺乏艺术的承担感。唐家三少坦言,“我就是个普通作者,给大家带来快乐,并以此为职业,没想过要流传千古,给人一辈子造成影响什么的。现在节奏快,能在闲暇之余给大家带来快乐,大家看完了会心一笑,觉得舒服,第二天还想再看,再体会这种舒服感,这就可以了。”[8]其言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网络的创作心态。娱人娱己当然无可厚非,更多的则为了得到“粉丝”的支持和赚取最大的利润,往往试图最大程度地展示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和混乱颠倒的价值观。

网络文学的特征

篇4

(一)女权批评理论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批评内容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就连批评方法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是不管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多么的波诡云谲都不能忽视女权主义,因为其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影响最为广泛,活力最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是随着妇女运动的开始而开始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将西方的妇女运动分为“自由女权主义”“差异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和“平等与差异”这样的三个阶段,可以说女权主义的兴起,是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的。左金梅认为,作为妇女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权主义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为:抨击男性的性别歧视,揭示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为女权辩护》,1792);将女性文学作品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分析其文学作品的情节结构和作品(《女性奥秘》,1963);女性主义思潮与后现代思潮想碰撞———“后现代女权主义流派(《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就文学领域来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有社会女权主义、符号学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学女权主义、女权主义、女性同性恋女权主义、黑人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后殖民女权主义以及后女性主义。可以说女权主义覆盖了西方文学作品的每一个领域。

(二)生态批评理论“生态批评”理论产生的时间相对于女权主义来说较晚,其出现于20世纪20~60年代,它一出现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在20世纪末成为了一套极为系统的理论,不下于任何一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相对于其他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说,它的内容有着根本的转变,那就是从“以人为中心”变成了“以自然为中心”,其主要是为了唤醒人的生态意识与保护环境意识,打破了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传统。“生态批评”理论脱胎于“生态伦理”思想,其主要的精神食粮是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生态批评”理论以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研究各种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各种文学文本,以此来探索人类生存方式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各种发展过程对生态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反思,尤其是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得出了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以此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虽然“生态批评”理论出现的时间较晚,但是也出现了许多关于生态理论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比如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了有格罗费尔蒂与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的里程碑》,1999年洛兰•安德森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这些著作都推进了“生态批评”理论的研究。

二、女权批评理论与生态批评理论在英美作品中的运用

文学批评理论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主要是利用相应的文学批评理论去分析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的人物或者文本之中,找出其与文学理论的相应因素,并以此为视野,对文本进行解读。

(一)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视野下的《简•爱》《简•爱》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著名作品,她因为童年与少年时代在约克郡荒原的生活,所以她的作品中充满了生命力,并且将这生命力赋予了她笔下的人物,因而其人物也具有鲜明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成为了他们追求自我意识的心理原动力,体现出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因素。《简•爱》之所以具有如此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因为其开启了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一个新的女性类型,在西方小说史,尤其是英国小说史中,出现过美貌、忠贞、温顺为特征的“淑女”形象,也出现过“倾国倾城”却又的“妇”形象,还出现过“悍妇”和“女巫”这样冷血的形象,可是在这之前却没有出现过简•爱这样追求自我的形象,因而《简•爱》成为典型的女权主义文学作品。简•爱这个形象,具有典型的女权主义因素:

(1)在生活上追求平衡,比如简•爱被里德舅妈关在一个空房子里的时候,她想到了自己受到的虐待,发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喊:“约翰粗暴地打了我,却没有人责备他。而我,为了叫他以后不再干出这么荒唐的暴行,却受到了众多人的责难。”

(2)简•爱虽然相貌平平,但是她的情感世界丰富,始终坚持独立,把女性的人格尊严看得高于一切,鄙视金钱、门第、美貌,她所要求的爱情,在于男女彼此真正地相爱,这就是她对于罗切斯特的爱,他们的爱就是这样的爱。

(3)在经济上独立,这也是当代女性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准。简•爱从小在里德舅妈家长大,受尽了歧视与虐待,因而她毕业之后,就寻求经济上的独立,做起了家庭教师的职务。

(4)宗教上的反叛。简•爱在西方小说史中是一个特别的人物,她是一个没有经过基督教化的人物,因而没有宗教上的皈依,表现出来的是反叛,比如她为了自己争论,坚决地回击里德表兄与里德舅妈的虐待,她身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完全与基督教相悖的,比如当劳埃德先生问她是否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换取自由的时候,她毅然地拒绝了,因为她不愿意成为穷人,她当然也不知道,在基督教中,穷人是受人尊敬的。这些因素集中体现在《简•爱》中,可以说是女权主义小说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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