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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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正式进入论述以前，有必要对关键词“仪俗”予以解释。首先，“仪俗”与“民俗”之间不能划等号。

根据钟敬文先生的定义，“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5］。而本文所指的仪俗则主要由仪式和习俗综合而来，强调一个民族传统性的、重复的、集体的和程式的行为和活动。之所以采取该术语，是因为这样能借鉴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广泛的理论资源，而不仅仅是民俗(文化)与文学的循环互证。在各种文化形式交流越来越频繁、各种理论的对话越来越深入的学术趋势下，固守学科边界必然是画地为牢，多学科资源的互动是研究的必然要求。除了高屋建瓴地构建了理论的可能性，仪俗批评强调文本。因为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存在的必然性，具体的文本是如何体现的、在体现的过程中有哪些差异这些问题不是沉思就能解决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到文本，研究可能性与文本现实之间的转换关系，从而得出更经得起推敲的成果。

总而言之，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研究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的仪俗所体现的民族审美内涵。之所以强调“小说”中的仪俗，是因为文本内和文本外的仪俗同中有异，不可等一视之。

循此思路则立足于文学，在文化传统与小说文本的双向交流中，探讨小说文本是如何通过仪俗来构建自己的民族审美意蕴。

这项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尝试以“空间”为切入点，对仪俗与民族审美意蕴进行阶段性研究。上世纪70年代开始，空间批评兴起，其中的领航者是福柯、列斐伏尔等学者，他们实现了空间研究从地理学到社会学的转向。90年代后，迈克•克朗、菲利普•E•韦格勒、大卫•哈维、爱德华•W•索杰、罗伯特•戴维•萨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学者借鉴多种后现论和方法，使空间批评逐渐成为了文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焦点。因此本文所说的“空间”也不同于(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地域环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精神空间(无意识空间)、生态空间以及小说结构的空间形式。这里主要探讨仪俗与这些空间形式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美学意蕴之关系。

二、地理空间及其文化隐喻

在这个层面上，地理空间基本上等同于地域、环境。仪俗虽然跟人的行为和观念相关，但仪俗也需要地域空间来表演，这一点在现实和小说中都是一样的。因此，对地理空间的描述是仪俗写作的一个必然内容。如孙健忠《舍巴日》:“这里也有一弯弯镜面似的水田。水牛在田里拖着犁耙，任人吆喝，慢腾腾地走。山边寨落里，鸡鸣狗吠，人声沸沸。一幢幢木板装的大瓦房，错落有致，屋前挂满一串串红辣椒和包谷。炊烟从屋顶上升起，飘然而上，汇成一堆淡灰色的积云。好一派祥和、宁静、富足的景象。”［6］显然，这已经给读者一种静谧、悠远的审美感受。而这样的地理空间正是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环境，它熏陶着他们的民族精神，影响着他们的审美感知。这是较为直接的仪俗环境(自然景色)描述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美学氛围。

进一步看，正因为仪俗与人的行为和观念相关，作家的仪俗描写和地理空间描写才会呈现出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如果策略性简化的话，则包括仪俗与地理空间相契合和相矛盾两个层面。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中篇小说《神授》可以说是将这两个层面统一到一起的极好个案。小说讲述了放牧娃亚尔杰变成格萨尔说唱艺人，先是在辽阔的色尖草原各部落中游走，后来又被邀请到拉萨专职说唱录制。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草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进入了原本闭塞自足的草原，人们开始喜欢收音机、电视、歌舞，开始冷漠说唱艺术了，而说唱艺人亚尔杰也从开始的欣喜、激动、自豪、激情澎湃、思维活跃慢慢变得无奈、乏味、迷茫、失落和焦虑，最后是“头脑里再也唤不回那些影像，再也无法通神地说唱格萨尔王”［7］。

现在将目光聚焦到小说的仪俗空间。在《神授》中，说唱作为仪俗为文本的场域变化起到自然的过渡。因为说唱的地理空间是不断变化的，地理空间的变化伴随精神空间的差异。游走在色尖草原各个部落时，亚尔杰充满了“喜悦”、“亲切”、“快乐”、“冲动”、“激动”、“幸福”，“感觉不到孤寂与恐惧”;而来到拉萨的研究院后，说唱艺人感觉到的却是“沉重”、“嘈杂”、“孤独”、“无助”、“疼痛”、“压24迫”、“茫然”、“歉疚”、“焦虑”……显然，仪俗与两个不同空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如果将亚尔杰看作仪俗的化身，可以看出前一阶段他自由自在，后一阶段则苦如困兽。何以如此?这便引导读者对两个地理空间所象征的文化形态进行分析。很容易就能发现色尖草原和拉萨这两个空间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前者是传统的草原文化，后者是现代化的技术文化。

从时间上看，前者代表草原的历史和传统，后者则是草原的未来。未来通常给人以强烈的希望和期待，但通过两个空间的尖锐对立，可以看出作者对未来的深深担忧。反过来说，也就是对历史、传统的深深担忧。

澳大利亚学者DavidCarter在研究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时指出:“种族多样性和差异性，或许就是其中最深刻的多元文化的影响结果。”［8］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然而，在加速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碰撞随之加速，少数民族文化面临同质化的危机。作为自己民族的代言人，作为民族文化的持有者和传承者，民族作家必然会通过文学这一形式以不同的策略构建民族认同予以应对这场危机。这正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以仪俗和空间作为文化隐喻，进而思考民族文化价值、民族命运的现实根源。

三、无意识空间的酒神美学特征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提出了著名的“日神”和“酒神”的区分。如果各举一个关键词以相对照的话，“适度”和“狂欢”则再合适不过了。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言:“适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个人界限的遵守，是伦理的尺度，另一方面是对美丽外观的界限的遵守，是美的尺度。这两个方面都是为了肯定个体及其所生活的现象世界。……过度意味着一切界限的打破，既打破个体存在的界限，进入众生一体的境界，也打破了现象的美的尺度，向世界的本质回归。”［9］狂欢即过度，用“狂欢”一词是为了强调酒神精神的美学特征。整体而言，日神美学强调整体、经验、理性、宁静、优美，需要凝神静观;而酒神美学则强调混乱、激情、狂欢、神秘、冲动，期待直接的参与。

尼采将“酒神精神”的源头追溯到狄奥尼索斯庆典，这一庆典隐含着对丰产的强烈渴求。另外，尼采也认为酒神精神更多地体现在民间庆典、音乐、民歌等形式中，这启发我们从仪俗考察少数民族小说体现出来的酒神美学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尼采本人也一直强调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相互统摄，从来没有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在少数民族小说中也如此，强烈的情感冲动、神秘的内在体验以及狂欢的仪俗表演都与作家的理性把握和选择无法分开。

黄光耀的长篇小说《土司王朝》即是通过仪俗展现土家文化的酒神特征。小说第一章标题便是《血祭》，该章不仅有血祭的详细描述，更有梯玛做法、、火葬、水葬等仪俗形式，也就是说，作者在第一章就向读者展示了丰富的土家仪俗。从土家民族的源流和历史来看，土家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巫术文化内涵。不但土家民族所源起和聚居的武陵山区属于古代楚巫文化范围，从土家古代巫政一体的政治格局以及流传的神话传说等可以断定土家文化传统本质上即是巫术文化［10］。而反映土家民族巫术文化传统及酒神特征的，莫过于跳丧仪式了。族中有人过世，通常被当作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这点在土家民族的跳丧中却不会发现，相反，狂欢的舞蹈、尽情的歌唱、放肆的笑谈以及毫不顾忌的打情骂俏显而易见。《长乐县志》记载:“家有亲丧，乡邻来吊，至夜不去，曰‘伴亡’，于灵旁击鼓，曰‘丧鼓’，互唱俚语哀辞，曰‘丧鼓歌’。”对此，《土司王朝》的《葬礼》一章不乏精彩的笔墨。

无独有偶，在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说《撒忧的龙船河》中，跳丧仪式在渲染情感、凸显土家文化方面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在她的《最后的土司》中，权又成了文化冲突的焦点;另外，在土家族作家孙建忠的《舍巴日》、蔡测海的《楚傩巴猜想》中，巫术氛围也相当浓郁，可见，土家族文学作品中巫术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作家们热衷于此的原因除了主观的选择，更深层的却是巫术思维的深层无意识。

对于不熟悉土家文化的读者来说，这一切无异会具有神秘化、陌生化的效果。巫文化形态所体现出来的酒神精神，正是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独特意蕴的来源之一。

四、仪俗空间的生态美学意蕴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随着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能源的消耗也越来越大，并由此造成了地球目前越来越严峻的生态危机。

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学科对生态问题的关注逐渐升温，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交叉性学科，如生态科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民俗学等等。而生态问题进入文学研究相对而言要晚一些，不过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的生态批评成为了显学。从21世纪以来，国内有一大批学者陆续进入这一领域，取得了许多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简言之，“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11］。“生态批评遵循的基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物质世界息息相关，互相影响。生态批评的主题就是环境与文化(特别是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12］。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生态批评的学理基础在于:民族文学较多地关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一些，加之各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生态观念有所不同，所以对其生态意识的揭示及研究，可以促进生态问题的思考;另一个层面，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态问题，将这些生态问题予以呈现是生态批评的必然内容。

仪俗书写是展示民族生态观念、体现作者生态思考的一个重要形式。以白族女作家景宜的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为例，作品中生活在洱海上的渔民老海东、阿黑、白姐阿爹等人都体现出了与生长环境融洽不可分的情结。尽管他们也捕鱼，要从自然中有所取，但他们爱护这个地方，并不是单单将环境作为生存的外在因素，他们感觉自己的精神是整个地融合在这个地方的。那么，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看，白姐和海生离婚，忍受着闲言闲语但毅然勇敢地对阿黑的追求，实际上也就体现出了洱海的白族人对都市化生活的拒绝，对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快乐生活的追寻。因此，作品通过仪俗体现出白族人的生活方式，从中可看到他们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态观念。换言之，这样一种生态价值观即是作品通过仪俗所传达出来的生态审美意蕴。

检视民族文学作品，会发现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即是被称之为动物小说或者说动物叙事的作品非常丰富，其中的佼佼者如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哈萨克族作家朱玛拜•比拉勒、土家族作家李传峰、满族作家叶广芩、回族作家石舒清等等。在拥挤、忙碌的都市生活中，动物和市民间已经丧失了休戚相关的亲密关系。动物要么被当作食物，要么被当作宠物，两者实际上都没有给予动物应有的尊重。而在乡村地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持，牛羊马猪、鸡鸭猫狗虽然也可能被杀死，但因为人和动物在一起生活，甚至可以说人的生活依赖于这些动物，因此，人和动物间形成了亲密的伙伴关系。除了家禽，其他的一些动物或者是农作的时间信号，或者被族人神化。

城市化则是对这一切的破坏，在生态危机的当下，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置疑必然使得作家们对传统生活的重视。其结果之一，便是乡土生活的人与物关系形成对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这一点，在朱玛拜•比拉勒的《天之骄子》、《皮笼套》等小说中得到了淋漓至尽的展现。因此，对民族文学生态美学的揭示和批评势在必行，这为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同时，生态危机不是单独出现的，它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精神危机。后者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前者也就谈不上彻底的解决。

因此，民族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等情感和价值观才异常吸引人，这才是生态批评的重中之重。

五、少数民族小说的空间结构美

最后，仪俗还可以赋予小说结构以空间形式，从而形成文学形式上的空间美学价值。回到次仁罗布的小说《神授》上来看，小说的独特之处是通过仪俗的展演改变地理空间从而推进故事，这一点类似于旅行小说以地点变化来结构全篇。但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旅行小说的空间变化虽然推进了故事，但各个空间之间的联系往往是随意的。《神授》则不同，每一次表演，每一次表演空间的变化，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也都参与了整体意蕴的表达，这其中又以文化空间、精神空间的对立作为核心的线索。因此，小说不是以时间变化而是以空间转换推进叙事进程。

同时，如上面所分析的小说不同空间的共时并置、说唱表演的反复呈现、狼意象的多次重复等艺术手法都使得该文本的空间形式复杂而独特。当然，还需说明的是，作者并没有抛弃时间结构，草原和拉萨两个空间的对立也是时间上不同内涵的对立。总结而言，作者将时间空间化，用空间转换凸显时间变化，同时也用空间融合激化对立、深化主题。而之所以能实现这一切，作为藏文化仪俗的说唱表演是关键。

篇2

农村地区的人口素质及生态意识有待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较短，各种文化教育设施匮乏。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其生产技能素质方面较弱。另外，其法律意识、科技意识及生态环保意识也有待提高。从长远看，良好的生态环保意识是本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潜力和动力，要具备这一竞争优势，就要从提高农民素质处入手，逐步增强广大农民的环保意识。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不加以解决，将严重削弱中国农村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上问题的产生表面上是由于技术手段不完备、环境法制不健全、经济活动不合理等因素造成的，但如果深入分析深层次原因，我们就会发现，产生以上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发展理念、体制、文化等多重社会因素造成的。其中生态文化建设在农村各个相关领域的缺失及不完善，是形成以上局面的重要原因。

生态文化建设在推进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工作中的主要途径

产业生态化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是涉及到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建立良好的生态文化来转变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提供持久的内在发展动力。生态文化建设在推进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工作中主要通过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层面发挥作用。

1.积极完善生态法制文化建设，为产业生态化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在推进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工作中，政府部门应积极完善相关的生态法制文化建设，特别要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的法规来规范产业发展。在制定各个法规过程中应注重与其他相关法规的融合配套。另外，因为生态问题往往带有不可逆性，制定的法律法规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来规范相关产业的生态化发展。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环保法规的过程中还应与相关的行业组织密切合作，使政府出台的法规能有更好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多种环境经济政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政府购买模式仍是西方各国广泛采用的支付生态补偿的最主要方式。日本和瑞典的《森林法》规定由国家对被划为保护林的所有者给予补偿。美国颁布的《露天矿矿区土地管理及复垦条例》规定，矿区开采实行复垦抵押金制度。此外，美国还在1990年首先推出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政策。西方国家通过立法和建立生态补偿制度促进生态建设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应加强环境影响的量化技术和货币化技术建设，为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

2.完善生态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科学规划地区产业发展。各级政府应建立生态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首先，要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应把生态文化建设的内容加入到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绩效考核中，用科学的绩效观来评价政府绩效，绩效评价要把绿色GDP、人口、资源、环境等多项指标考虑进去。其次，政府部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必须把生态建设列入其中，应大力改善农村的交通、水、电、通信、文教及医疗等基础设施，城乡一体统筹规划。政府部门应通过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积极推进农村地区产业的生态化发展，使相关产业能够具备良好的发展空间。

3.推广绿色经营，加强企业生态文化建设。目前，国内外许多企业正在积极探索建立绿色经营解决方案，以适应低炭环保的要求。绿色经营是指把绿色环保的理念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全过程，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出发，从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和补充中获得盈利的一种经营方式。绿色经营解决方案能在帮助企业控制成本的同时，有效降低环境负荷，真正实现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应通过税收减免、绿色信贷、减排补贴等措施积极推动乡镇企业开展绿色经营。在一些大中型企业开展绿色经营更能起到明显的成效。一家国内大型物流企业采用IBM的解决方案后，每年物流成本降低了20%，并实现了碳排放量减少10万吨。绿色经营解决方案不仅能使企业节能、高效，还能帮助企业在形象策划、产品开发、商标设计、广告等商务活动中渗入生态理念，更好的诠释企业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4.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拓展行业自律。国内有关研究统计显示，农村地区的合作经济性专业协会约占合作经济组织总数的85％。在农村地区生态文化建设工作中，应进一步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完善和拓展行业协会的功能和作用。应积极鼓励各专业协会制定本地区行业企业及个人共同遵守的适应生态文化建设需要的行为规范，强化企业及个人经营行为的自律，促进地区内或行业内部的行业自律，避免恶性竞争和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地区或行业内部的整体利益。制定引导相关行业、产业的实现生态化发展的措施。乡镇企业的环保问题是当今农村生态建设重要环节。农村行业协会组织应积极参与当地企业的生态文化建设，向企业提供必要的环保信息和建议，协助企业建立起企业生态文化的教育和培训制度，倡导企业开展IS014000标准认证工作，使其生产工艺及设备，产品的运输、贮藏、处理、使用和弃置等多个环节适应生态发展的要求。逐步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使相关产业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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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传统文学的种种限制和束缚，网络文学更多体现了一种颠覆和解构价值。网络文学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媒介革命、后现代文化、视觉转向、大众文化心理、全球化殖民话语、时尚消费、艺术范式颠覆与重建等相关语境中产生的，自然，众多研究者从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媒介技术等层面来考察网络文学的价值与意义。雷达认为网络文学从多方面颠覆着传统文学的规则和范式:约束不再，体现个性，取消意义，削平深度，以平面、时尚、随意，游戏、狂欢为特征;从传播方式而言，网络写作打破传统文学的编辑审稿出版机制，以点击率决定价值，私人话语在文化公共空间得以最大限度的释放;从接受方式来看，新一代读者以读屏的方式成为文学的消费者，而且出现了跨文体、超文体写作，开创着文学新的可能性和生长点。［6］似乎比较便捷的是，网络文学的价值研究大都集中体现在自由、宽容的文学精神方面。网络不仅扩大了人的生活和思想空间，而且扩大了人类想象力和情感空间，本质上，网络文学带来了思维上的革命，它蕴涵着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关怀等方面的变迁。葛红兵用“自由、快捷、恣意”来概括网络文学的特点。他说，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是一种自由，是人性的、游戏的、非功利的，那么网络文学正是在这点上将文学的大众性、游戏性、自由性还给了大众。它不需要纸面文学的那种精致、典雅、技巧、难度、成熟，而不成熟正是它对抗纸面文学之“过熟”的优点，如果网络文学也和纸面文学一样老气横秋，那它就不叫网络文学了。［7］文学空间署名的虚拟性让书写者实现真正的畅所欲言，直接接通了文学本身的特性。网络李寻欢在《我的网络文学观》中感叹:在过去的文化体制里，文学是属于专业作家、编辑、评论家们的事情，他们创作、发表、评论，津津有味，却不知不觉间离普通人越来越远，“现在有了网络，再也不必重复深更半夜爬格子、寄编辑、等回音、修改等等复杂的工艺了，想到什么，打开电脑，输入、发送，就OK了。这就是网络的意义———借助网络这个工具使文学回归民间，使之成为人们表达自己和彼此沟通的便利工具，而文学的意义不就是表达和沟通吗?”［2］同时，网络自由的表达空间导致文学的创作缺乏艺术的承担感。唐家三少坦言，“我就是个普通作者，给大家带来快乐，并以此为职业，没想过要流传千古，给人一辈子造成影响什么的。现在节奏快，能在闲暇之余给大家带来快乐，大家看完了会心一笑，觉得舒服，第二天还想再看，再体会这种舒服感，这就可以了。”［8］其言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网络的创作心态。娱人娱己当然无可厚非，更多的则为了得到“粉丝”的支持和赚取最大的利润，往往试图最大程度地展示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和混乱颠倒的价值观。

网络文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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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权批评理论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批评内容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就连批评方法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是不管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多么的波诡云谲都不能忽视女权主义，因为其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影响最为广泛，活力最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是随着妇女运动的开始而开始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将西方的妇女运动分为“自由女权主义”“差异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和“平等与差异”这样的三个阶段，可以说女权主义的兴起，是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的。左金梅认为，作为妇女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权主义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为:抨击男性的性别歧视，揭示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为女权辩护》，1792);将女性文学作品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分析其文学作品的情节结构和作品(《女性奥秘》，1963);女性主义思潮与后现代思潮想碰撞———“后现代女权主义流派(《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就文学领域来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有社会女权主义、符号学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学女权主义、女权主义、女性同性恋女权主义、黑人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后殖民女权主义以及后女性主义。可以说女权主义覆盖了西方文学作品的每一个领域。

(二)生态批评理论“生态批评”理论产生的时间相对于女权主义来说较晚，其出现于20世纪20～60年代，它一出现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在20世纪末成为了一套极为系统的理论，不下于任何一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相对于其他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说，它的内容有着根本的转变，那就是从“以人为中心”变成了“以自然为中心”，其主要是为了唤醒人的生态意识与保护环境意识，打破了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传统。“生态批评”理论脱胎于“生态伦理”思想，其主要的精神食粮是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生态批评”理论以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研究各种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各种文学文本，以此来探索人类生存方式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各种发展过程对生态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反思，尤其是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得出了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以此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虽然“生态批评”理论出现的时间较晚，但是也出现了许多关于生态理论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比如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了有格罗费尔蒂与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的里程碑》，1999年洛兰•安德森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这些著作都推进了“生态批评”理论的研究。

二、女权批评理论与生态批评理论在英美作品中的运用

文学批评理论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主要是利用相应的文学批评理论去分析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的人物或者文本之中，找出其与文学理论的相应因素，并以此为视野，对文本进行解读。

(一)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视野下的《简•爱》《简•爱》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著名作品，她因为童年与少年时代在约克郡荒原的生活，所以她的作品中充满了生命力，并且将这生命力赋予了她笔下的人物，因而其人物也具有鲜明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成为了他们追求自我意识的心理原动力，体现出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因素。《简•爱》之所以具有如此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因为其开启了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一个新的女性类型，在西方小说史，尤其是英国小说史中，出现过美貌、忠贞、温顺为特征的“淑女”形象，也出现过“倾国倾城”却又的“妇”形象，还出现过“悍妇”和“女巫”这样冷血的形象，可是在这之前却没有出现过简•爱这样追求自我的形象，因而《简•爱》成为典型的女权主义文学作品。简•爱这个形象，具有典型的女权主义因素:

(1)在生活上追求平衡，比如简•爱被里德舅妈关在一个空房子里的时候，她想到了自己受到的虐待，发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喊:“约翰粗暴地打了我，却没有人责备他。而我，为了叫他以后不再干出这么荒唐的暴行，却受到了众多人的责难。”

(2)简•爱虽然相貌平平，但是她的情感世界丰富，始终坚持独立，把女性的人格尊严看得高于一切，鄙视金钱、门第、美貌，她所要求的爱情，在于男女彼此真正地相爱，这就是她对于罗切斯特的爱，他们的爱就是这样的爱。

(3)在经济上独立，这也是当代女性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准。简•爱从小在里德舅妈家长大，受尽了歧视与虐待，因而她毕业之后，就寻求经济上的独立，做起了家庭教师的职务。

(4)宗教上的反叛。简•爱在西方小说史中是一个特别的人物，她是一个没有经过基督教化的人物，因而没有宗教上的皈依，表现出来的是反叛，比如她为了自己争论，坚决地回击里德表兄与里德舅妈的虐待，她身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完全与基督教相悖的，比如当劳埃德先生问她是否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换取自由的时候，她毅然地拒绝了，因为她不愿意成为穷人，她当然也不知道，在基督教中，穷人是受人尊敬的。这些因素集中体现在《简•爱》中，可以说是女权主义小说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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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们对生活的反映。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经济发展由传统“三高”向“三低”转变，生活方式由高碳生活走向低碳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转型发展的实质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荣为基础的生态文化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标志着生态文化的诞生。党的十报告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又为生态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新的部署，这也就决定了作为社会文化子系统的学校文化也将处于变革和重构的关键时期。

一、生态文化视域下学校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

1.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本意是人的全面、幸福、和谐发展。但由于受工业化科学主义思潮、技术理性的影响，教育走向了功利主义，把人变成学习的工具，成了知识、信息、技能的容器，忽视了人性和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批又一批只懂科学、缺少自然人文素养的“畸形人才”。随之而来的便是资源枯竭、气候变暖、人的生命健康权、环境生存权受到威胁等，这严重背离教育的本质和原始目标。人类开始反思物质主义和技术理性的危害，要求教育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化，实施绿色教育、生命教育、低碳教育，引导学生放弃对物质财富的过分追逐与迷恋，照管和抚慰自己的心灵世界，重拾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的传统生态道德，使千疮百孔的自然界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为人的全面发展争取一个广阔而光明的生态前景。

2.彰显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文文化。生态文化“从人类整体主义出发，基于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延续发展的唯一载体，立足于地球资源的永续利用，倡导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人类发展的价值尺度上，充分认识到自然的发展演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质疑并批判工业化带来的人类中心主义过度发展”。强调“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向“生态是一切事物的尺度”转化，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将成为学校所有教职员工新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

3.各学科课程与环境教育互动共生的课程文化。生态文明虽然是个新概念，提出的却是可持续发展的老问题，是更深层次的环境教育。20世纪70年代环境教育进入学校，并成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但仅把环境教育当作知识渗透于各学科教学中，致使环境教育知识化、边缘化，远离现实生活世界，其教育效果不佳引起部分专家和权威的忧虑。随着人们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公众对化解生态危机的新期待，生态环保与科技日益走向融合和互动，今天已进入以“生态环保”为标识的科技时代。由此，各学科教育与环境教育也开始整合互动，成为当今国际学科课程发展的新趋势。环境教育从过去的学科边缘、从属地位上升到与其他学科并列的地位。毫无疑问，生态内容将成为各门学科重要的课程资源，这不仅加强了学科课程与生活世界的联系，而且能够克服传统科学的非人性、非自然性，有利于全民科学素养和生态素养的提升。

4.低碳节能和崇尚自然的行为文化。生态教育是一种行动教育、责任教育，其目的是让更多的学生承担起保护环境、珍惜资源、拒绝浪费的崇高责任，并将这种责任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有学者认为，学校文化就是“我们”在这里做事的方式，学校文化是一种行为文化，因此，学校生态文化就是“我们”在这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文化，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出低碳化、与自然和谐的特征，如学生饮食消费不要热衷快餐文化、一次性消费，人为缩短消费过程；学生日常生活消费崇尚节俭，戒除大手大脚，反对铺张浪费。

二、生态文化视域下学校文化建设的困局

学校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缩影，但目前真正以生态理念去构建学校文化的甚少，因此，将生态文化融入学校文化建设，加强学校生态文化建设，已成为学校文化建设面临的新任务。

1.考试文化绑架生态文化。虽然素质教育成为当今时代和社会对学校教育发展的最强音。但对于教育质量的考核，许多地方政府部门仍多停留在能够宏观控制的“升学率”“优秀率”等方面。所以，目前应试教育依然很强势，许多学校特别是重点中学对环境教育、生态文化建设表现出排斥甚至抵制的态度，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丢西瓜捡芝麻的事，如在学校荣获的许多荣誉证书中很难找到绿色、环保、低碳的荣誉。学校的教学文化仍是考试文化为中心，考什么、教什么、练什么，即使在考点中涉及的环境内容也当成知识来训练，对当今的生态困境不闻不问。

2.教师生态教育素养的缺失。学校没有专业的环保师资，教师环境教育素养的缺失是有目共睹的，其原因既有学校文化的影响，也有教师自身的因素，教师重复性的职业特点往往容易使教师文化陷入封闭性和保守性，害怕变化，抵触变革。另外，还有教师培训政策的原因，在数量众多的教师培训项目中，至今没有一项是针对教师环境素质方面的培训。目前，教师的环境知识和环保意识大都通过电视、报刊或网络等媒体渠道获得，缺乏系统性、完整性，更谈不上什么知识结构和环境人文素养。当面对学生的一些环境问题时，教师没有话语权，对学生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更谈不上主动承担环境教育的社会责任。

3.学校教育功能的异化。学校本应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和创新源，正是由于上述现象的存在，致使学校文化日益保守和功利，陷入功利主义圈套，不关注学生的日常生活、学生的发展，忘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在于探索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使学校教育脱离社会转型发展和生态文明时代对人的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与现代素质教育要求相悖，淡化“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学校教育育人的本质落空。

三、学校生态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1.校长生态文化理念的自觉能动性是根本动力。校长是学校发展的核心人物，深刻影响着学校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校长文化就是学校文化，一个好的校长就是一所好的学校。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思想和文化的领导，然后才是行政领导。学校领导一定要从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中解放自己，重视理论学习和专业学习，正确认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提高对学校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深刻理解党的十报告提出的“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内涵，面对食品危机、生态危机、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的尖锐矛盾等一系列问题，校长要对学校的教育及文化价值取向进行深入的思考，学校文化的建设不能仅局限于学校范围，而要时刻关注社会的发展并思考如何满足社会需要来谋划学校文化建设，从满足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学校文化的创新。学校文化建设要立足社会转型发展，主动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火热实践，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谋划学校绿色、与自然和谐的新文化样态，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培养新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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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和现代生态哲学思想的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回应。生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化批评思潮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然后又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许多学者对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起人同时也是主要倡导者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认为,所谓生态文学批评就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批评,这一定义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把生态文学批评界定为研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批评,揭示了这种批评的主要特征。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这种特殊的方式对人类文化进行重新审视,进而通过文化批评来探索人类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等方面怎样影响人对自然的行为,怎样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已经认识到,需要深入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类生存方式。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人类研究文学除了要研究怎样运用文学话语表达自然以外,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考察那些能决定人类对待生态系统态度和行为的所有社会文化因素,并把这种考察研究与文学批评联系起来。因此,生态文学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1]。

十多年来,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无论在学科化还是在体系化等方面均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89年,美国西部文学研究会建议以“生态批评”来替代以前沿用的“自然写作研究”;1992年,成立了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紧接着在第二年该研究学会又创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六年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吸纳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为该组织会员。美国生态批评的发起人之一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认为,生态文学批评在体系构建和批评实践方面将会按照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文学再现荒原即天然自然;第二阶段通过研究重现长期以来被众多文学工作者忽视的实体自然创作,广泛深入地研究有生态倾向的文学作品;第三阶段将会致力于研究通过文学语言对人类世界的重新建构,批判西方传统文化将人类与自然割裂开来并主张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二元对立思维。不难看出,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坚持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统一的基本原则,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给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带来的危机。“生态”一词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那里体现了更为鲜明的实践价值,蕴涵了更为深厚的人文精神。这种努力将会培育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种生态文化批判思潮将会变成一场将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对人类现代文明做出深刻反思的文化运动。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革命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成就的同时,由于片面地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利用不仅是寅吃卯粮甚至已经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环境公害事件”层出不穷。西方国家首先步入工业化进程,最早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繁荣,也最早品尝到工业化带来的苦果,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更是首当其冲。这时人们开始对工业与科技革命带来的生态危机进行反思,已经认识到,如果人类不改变自我中心的立场,继续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那么在创造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和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埋下了人类自我毁灭的祸种,由生态危机带来的种种环境问题将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把生态问题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在文学研究中进行生态思考,尝试一种融合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方法,而文学研究领域生态思考的发展结果是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诞生。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产生又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即当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这种环境伦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肯定人类价值高于自然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另一部分是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倡导人类与自然具有平等价值的非人类中心论思想。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思想,与此同时,它又借鉴了西方现代生态学涉入社会科学的理路,发展为独树一帜的生态文学批评思潮。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认为,自然界中每一个有生命的物体都有其内在价值,应当受到与人类同等的尊重;整个生物圈,包括人类、其他物种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不应当把自然环境看成是仅供人类享用的资源,相反,应把它看成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中心。因此,人类需要把善、同情等道德情感从人自身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发展到今天,已经深入到哲学层面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哲学思想。第一,通过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提出了生态主义的自然观与只关心人类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恰好相反,这种生态主义的自然观关心的是整个自然界的利益,因此它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同时,它又与专注于环境退化的症候,如污染、资源耗竭等等的环境保护主义不同,环境保护主义提出只要改善针对环境问题的管理方式,不需要改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就能够解决环境问题,但是生态主义自然观则认为,这种观点已经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深层矛盾,必须以彻底转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及其人与环境的关系为先决条件,因此在实践上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使之成为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3]多布森(AndrewDobson)在《绿色政治思想》一书中明确指出,生态主义首先是从根本上怀疑目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它不追求一个高增长、高消费乃至高科技的社会,而是期望一个以更多劳动、更少物品和为人类服务需要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的后现代社会,这一点明显有别于环境保护主义;其次,生态主义特别强调地球的有限性资源,在这个前提下来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可能的;再次,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上,生态主义所关心的是必须把人类活动限制在什么范围内才不至于干扰乃至威胁自然界的生存和发展,而环境主义关心的只是人类对自然界活动的介入在什么程度上不会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第二,通过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提出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说这种环境伦理说认为,诸如物种、生态系统等非人类存在物具有和人类一样的道德地位,因此,人类对它们负有与人同等的责任和义务。一般而言,环境伦理说旨在系统地阐释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它假设人类对自然界的行为能够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规范约束着。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美国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发表了《存在着一种生态伦理吗?》的学术论文,首次从环境哲学的角度提出了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的概念,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环境伦理学》,该书认为,人必须从价值上摆正大自然的位置,在人与大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伦理情谊关系,人类才会从内心深处尊重和热爱大自然;也只有在这种尊重和热爱的基础上,威胁着人类乃至地球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伦理观要求人类与自然建立一种良好的和谐关系,倡导人类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平衡,主张人类要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而破坏大自然与浪费自然资源,就等于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也就等于是在慢性自杀。人类需要秉承一种生态危机意识,才能担负起保护地球、保卫家园的神圣职责。因此,环境伦理观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与自然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第三,美国生态文学批评也意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生态智慧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研究者认识到,发掘和引入古代东方生态智慧,很可能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找到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思路。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文化哲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哲学异于西方的最显著的特征。以中国与西方比较,中国哲学之归趋,人与天合;而西方哲学之归趋,人与天分。中国哲学以人生观察宇宙,使人与天合而为一。西方哲学,则道德哲学(精神哲学)与自然哲学,各有领域,分送发展,源远而未益分。所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来看,天人合一论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不分彼此、融为一体的和谐共生思想与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对割裂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的解构,存在内在的契合,富有极大的生态智慧。事实上,生态文学批评的这一发展倾向,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走向世界学术论坛的契机。在生态批评的世界论坛上,许多人正期待着中国学者的参与,期待着来自古代东方生态智慧故乡的学者为绿色思潮的全球化提供更新、更多和更有启示性的精神资源。

总之,通过对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思潮的反思,需要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人与自然都是整个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共生共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必须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从根本上形成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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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2—0194—02中国

一、生态女权主义概述

生态女权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蓬勃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之中，20世纪90年代达到。生态女权主义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斯·德奥博纳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弗朗索瓦斯·德奥博纳号召女性发动一场生态革命来拯救地球，这种生态革命将使两性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关系。

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生态女权主义者s.格里芬等人强调女性身体功能和自然接近，认为女性比男性较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美国学者伊内斯特拉·金把生态女权主义定义为一场女性认同运动，她声称：“我们为了忠于未来的世界，忠于生命和忠于这个地球而向父权挑战。我们通过自己的性别特征和我们作为女性的经历对此有着深刻和独特的见解。”

生态女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是价值观念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社会运动。生态女权主义不仅涉及意识形态，也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活动，是女性为维护自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社区，反对由于父权社会、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化主义而引起的恶性发展和环境恶化所进行的不懈斗争，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统一。第二，生态女权主义的重要论点还包括对西方现代科学的批判，多样化和统一性，对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等。西方现代科学、生活多样化、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等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均是在父权社会观念主导下，人类社会为了满足物质丰盈或者追求国际地位所做的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的活动，这种掠夺和破坏的意识同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第三，寻求建立联系的原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生态女权主义寻求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友好共处的关系，这种关系涵盖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生态女权主义与文学评论

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研究的不断推广和深入，其思想已经深入历史、政治、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生态女权主义也随之而起，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生态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解读含有生态和女性内涵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凡是体现了对整体、相互关系和稳定的世界的追求，洋溢着关怀、同情和“慈育意识”的文学作品会受到极力颂扬，相反，弥散着男性支配、控制欲望的作品，充盈扩张、功利性的破坏性话语，则被毫不容情地被批判。

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包括以下内涵：（1）对文学文本中将女性作自然或者将自然做女性描述的梳理和分析；（2）女性作家生态写作的理论概括，及其与男性自然写作的比较；（3）女性文学作家在其文学作品或者文艺理论中表露的自然观的整理与归纳，批判男性偏颇的自然观；（4）结合相关时代背景，分析解读文学文本中生态女权主义的回归与叛离，由此文学经典不可避免地被重新阐释并赋以意义和价值。

有不少评论者运用生态女权主义的视角和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如有研究者对威拉·凯瑟的小说《啊，拓荒者！》进行了生态女权主义解读，并认为“生态女权主义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女性、自然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不再是贬低性的概念时代而是理想生存模式的力量之源”。还有不少学位论文也以生态女权主义为研究视角，对相关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解读。这些从生态女权主义解读文学作品涌现出的优秀评论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生态女权主义在刻画女性的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女性与生态之间深刻的渊源，使女性主义与生态整体有了共识——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融洽共处的和谐画面。

三、从生态女权主义角度解读《我的安东尼亚》

生态女权主义着眼于未来社会的建设，旨在建立一种人类与自然和睦共处、相互作用的生存模式。生态女权主义者呼吁建立一种不是基于统治原则而是基于互惠互利原则的生态道德伦理观，因此也赋予了文学评论新的视角和研究价值。

美国现代女作家威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是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我的安东尼亚》是其作品中最有力、最成功的一部，力在表现“拓荒时代” 的典型人物，思想境界高尚纯朴，艺术风格舒畅清雅。该作品以美国西部大草原为背景，讲述了一位波希米亚姑娘安东尼亚在困境中的成长历程，塑造了这位女拓荒者的生动形象，体现了美国早期开拓者的力量和激情，她为寻求自我建构和实践身份认同而不屈不挠地抗争，为超越自身情感实现自我价值而苦苦挣扎，为摆脱性别所带来的不公正命运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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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解读威拉·凯瑟的作品《我的安东尼亚》，可以使我们跳出常规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男性中心论，探索自然与女性之间密切的精神内涵，看到世界的真谛和价值在于人类和自然、男性和女性的相互尊重与友爱相处，从而加深对文本的核心内涵的理解。女主人公对草原的认同，对土地的依恋，和自然环境的结合，与父权制主导下的殖民者用刀征服土地的做法皆然不同。基于这种差异，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如果人类决心变革他们的性别关系，摧毁父权制，就能随之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暗含了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质的关联，她们都是父权制思想主导下受压迫和被征服的对象，只有意识到这种关联，意识到父权制在整个统治体制中的独霸地位，才能将爱惜自然与珍爱女性联系起来，也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

《我的安东尼亚》这部作品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的观点，因为作品给我们展示出了内布拉斯加这片土地上繁衍的万物都相得益彰：安东尼亚通过自己的成长和经历赢得了“一种无法用世俗的价值观来测度，无法用财富、名誉或者肉体上的吸引力之类的标准来衡量的成功”。这部小说在人与自然和谐融洽的气氛中结束，达到了自然界万物相宜的理想境界。

首先，《我的安东尼亚》中的人物描写蕴含了生态女权主义观点。在吉姆看来，安东尼亚可以是他的妻子、情人、姐姐甚至母亲，“只要是女人可以成为的身份均可”，可见他们的关系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关系，更找不到大男子主义的踪迹，而是男性与女性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依靠，以平等的身份构成人类社会的两大重要群体。安东尼亚等草原上长大的姑娘到城里去做帮工，雇主，特别是女主人，欣赏她们干活的本领，将她们也当做是家庭中的成员，这里也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主仆尊卑，而是赞扬人作为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文中吉姆·伯登家是美国本地居民，而安东尼亚·雪摩尔达家却是从波希米亚迁至美国，文化、地位及家庭背景均存在巨大悬殊，但是伯登家却没有因为这些悬殊而鄙视或者欺诈雪摩尔达家，相反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宗教信仰，展现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和谐相处的优美画面。其次，文本中不乏对人类（特别的妇女）与动物的描写——动物和人类同样具有生存权是生态女权主义的另一重要观点。吉姆的奶奶，这个常年在农田忙碌的妇女，总有各种小动物如土拨鼠、獾和菜花蛇等与她为伴，“我喜欢那些土拨鼠跳出洞来看活”，这使她不觉得孤单和疲倦。安东尼亚将受伤了的小昆虫放进自己的头发里——“为它搭了一个温暖安全的窝”，即便是吉姆想帮她把昆虫放进衣服口袋也不能使她放心；“自从我当上了母亲，我就不再杀任何动物了”，中年的安东尼亚更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般爱护着动物。在这部作品中，动物不仅与人类同样具有灵性，并且关系十分融洽。

文本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更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者对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有学者认为，并非有描写景物的作品就是对自然的关爱，若是描写大自然是为了服务人类的感情表达，那便不是生态意义上的写作。而若是设身处地地将大自然中的景物看做是与人类同样具有喜怒哀乐的生物，才是生态女权主义所秉持的人与自然的观点。文中安东尼亚会在半夜冒雨为她的树苗“披衣裳”；吉姆祖母家的菜园子，秋日里一望无垠的草垛，夜幕即将降临时绯红的天边，备受人们爱护的路边的向日葵，都是人类的伙伴，都让吉姆这个“风光”的城里人眷恋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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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四、结语

生态女权主义者强调女性拥有一种男性所没有的本性、一种与自然在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在《我的安东尼亚》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女主人公在追求自己权利、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同时，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的情谊，这正是生态女权主义者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回归。这种回归不像环境保护者那样虽然倡导的保护环境，但却以自然为人类服务为目的；也不像女权主义者那样虽然争取与男性拥有同等社会权利，但却仍然将男性、女性视为对立的两种群体；这种回归是女性运用自己和大自然的共性，在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在实现自然的价值，实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倡导女性用自己保护自然、珍爱自然的实践行为构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共处的生态模式。因此通过生态女权主义解读《我的安东尼亚》，不仅加深了对作品中的生态女权价值观的理解，也对生态女权主义文学评论的基本观点有了更深的认识。中国

参考文献：

[1] 孙宏.《我的安东尼亚》中的生态境界[j].外国文学评论,2005,(1).

[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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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教学的渗透，让学生思考生态美学观建立的方法

如果学生仅仅有生态美学观，而不知道如何才能树立自己的生态美学观，同样没有意义。教师要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到他们如果能够掌握到生物技术，就可以通过知识改变目前的生态现状。比如，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植物的无性繁殖”时，可以让学生依据自己的实际条件种植两棵葡萄树，第一棵葡萄树不用嫁接的方法，让植物自然生长;第二棵葡萄树使用嫁接的方法，让学生观察葡萄树的成长。学生会发现使用两种方式植物都能成长。然而不嫁接的葡萄个头小，味道酸，没有食用价值;经过嫁接的葡萄个头大、味道甜，非常可口。学生就能够理解到生物可以依靠自然的方式生存，也可以依靠无性繁殖的方式生存。自己学习好无性繁殖的技术能够改善生态环境。教师可以进一步让学生了解，未来人们可能吃不到香蕉，学生会很吃惊。教师可以让学生了解原来野生的香蕉是有核的，它们的味道不好吃，现在人们吃的香蕉是多次改良后的品种，香蕉的籽已经退化了，这样的香蕉虽然很好吃，可是这样的香蕉树籽已经失去繁殖的能力。如果要让人工改良过的香蕉能继续生存，需要野生的香蕉树与现有的香蕉树杂交，为现有的香蕉树提供活力，可是现在全世界仅有的一株野生香蕉树已经死亡了，如果人们找不到存活的野生香蕉树，可能未来香蕉树就会灭绝。学生理解了人们不能真正地了解生物技术，会对生态美学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只有自己掌握更多的知识才能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贡献。让学生理解到生态美学观的建立与知识的联系，会让学生更有动力学习知识，从而树立生态美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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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浪漫主义思想影响的现代主义作家D·H·劳伦斯于192年完成的诗集《鸟·兽·花》以隐喻和象征的手法勾勒了大量丰满的动植物形象，其中的树木、花草、家禽、野兽均富于情感和灵性劳伦斯赋予自然以生命的血肉，通过将自然人格化，发现人与自然神秘的联系方式。其中的名篇《蛇》寓言般地讲述了文明人面临大自然的困惑与踌躇，初始本能的敬畏与随后心中敌意的“教化之声”形成本诗的张力，诗人最终在赎罪与自省中呼唤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关系的建立。历来评论家已采用原型批评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等方法分析过该诗。本文采用生态批评视角，重新审视《蛇》中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引发对人类文明与人自身的反思，从而挖掘出劳伦斯对“征服、统治自然观”的批判和“生态整体观”(hoistithought)的呼唤。

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态运动的导火索《寂静的春天》(1962出版了，这本绝不“寂静”的书，引发了美国当代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inLiteraryEcology)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即“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到1993年，生态文学研究成为公认的批评学派。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并在前言中指出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立场，它一只脚踩着文学，另一只脚踩着土地；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它协调着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国内学者则进一步诠释为：“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评，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并最终以弘扬关怀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为归宿。

英国著名的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贝特在《大地之歌》中指出“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具有深刻的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思想根源。”海德格尔便把拯救地球生态危机、拯救人类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文学艺术上。在他看来，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而D．H．劳伦斯早在诗篇《蛇中对陷入迷途的人类文化发出了相同的探寻，并呼唤自然与人和谐关系的建立。

一、《蛇》中的人与自然

《蛇》作于1920年7月意大利西西里岛，是根据劳伦斯个人的真实经历写成。在一个炎热夏日的午后，蛇与“我”都前往“我的水槽”找水喝。他先到达，安静、惬意地先喝起来，“我”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待。“我”很喜欢“他”，像一位安静的客人；来“我的水槽”喝水，“这是我的荣幸”。而“我”的耳边却不断地响起“教化的叮嘱：“一定要杀死它!”，因为西西里岛金黄色的蛇是有毒的尽管“他”举止温和，这条毒蛇仍可能威胁“我”的生命。当“他抽身离去时，“我”捡起一块木材“啪地一声砸向水槽”。变调的暴力之声划破了午后的寂静，也打破了“我”与蛇之间的默契。“他闪电般地缩进了“黑洞”里，留下“我”为自己的卑鄙行径忏悔、祈祷。劳伦斯的《蛇》寓言般地道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企图唤醒人类及早为自己对自然犯下的“罪行”赎罪。

“蛇”在诗中是一个神秘、安宁、沉静、优雅、有王者风范的“他者”，从“燃烧的大地内部钻出来的“他恰恰象征着大自然披着大地的色泽，“他从暗处土墙的裂缝中爬下，／拖曳着黄褐色的松弛的软肚子”，“他像土地一样发褐，像土地一样金黄，”，“黄褐色”“发褐”、“金黄”，这是大自然的颜色。他“拖曳着”松弛的肚皮来做客又“拖曳长长的、绕成曲线的躯体”而去，悠闲且自在；“轻柔地啜饮着”水，“静静地流入”长长的躯体，“沉思了一会儿又俯身去喝了一点”，“安静地来到这儿做客，……然后平静地、温和地离开”，宁静而优雅；“慢悠悠地转动脑袋，／慢悠悠地，慢悠悠地”，“不慌不忙地进入黑暗”，“对我不予理睬”，“像目空一切的神”，庄严、冷漠、神秘。“他”正体现了大地、大自然的特征，沉静又玄秘蛇与“我”同前往“我花园里的“水槽”喝水，仿佛伊甸园里的“蛇”和亚当一同前去领受“上帝的恩赐”。“蛇”与“我”到达“水槽”的先后关系正与上帝造物顺序的先后相对应：“我”只是一个后来者，先有大自然，再有了“我”——人类。上天的恩泽是赐予大自然与人类双方的，本应当像“蛇”那样恬静、知足地享用甘泉，而狭隘自私的人类“教化”遮蔽了人们的天性，置上天的恩惠(“水”)于不顾，-，只想消除“异己”，甚至不惜将恩赐与“他者”一同破坏。“我环视四周，放下水罐／我捡起笨重的木材／啪地一声砸向水槽”。因而，《蛇》中反映的“我”与“蛇”的关系正隐喻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存与利益关系——人类在征服、戕害大自然的同时也辜负了上苍的恩泽。

全诗共有74行，l9小节；前l2节的节奏和谐、自然流畅，是大自然的韵律；第13节到l6节峰回路转变得突兀、急促，是阴谋凶杀的变奏：结尾的3节在“我”的孑然而立中变得低调、阴郁。可即使在娓娓道来的前12节中，“我”内心仍然充满了“杀还是不杀”(又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蛇”的冲突。人类的常识和“教化之声”扰乱了、打破了、直至最终征服了“我”发自天性的对自然的友善和敬畏。“但我必须承认，我非常喜欢他”；“然而，又传出了声音：‘假若你不害怕，你就得把他处死!”’；“是否出于懦弱，我不敢把他杀死?／是否出于堕落，我盼望与他交谈?／是否一种羞辱我竞感到光荣?／我感到如此光荣”。心中的两个声音在交战，“我”在踯躅、迟疑中被撕裂，举棋不定。然而，对不能征服自然的恐惧最终占了上风，诱使“我”在“他”转身离去时，放下“水罐”，拾起“木材”，“啪地一声砸向水槽”。目睹无辜的客人仓惶而逃，“我的良知受到了极大的谴责，并意识到自己的“卑贱”、“粗暴”和“低劣”。在塞缪尔·柯勒律治《古舟子吟》中，老水手因宰杀了自然的象征一“信天翁”，致使全船遭到灭顶之灾。“我”的恐惧与悔恨正是源于老水手的教训。“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老水手宰杀信天翁、背叛神圣的自然之神是多么的类似，而老水手的悲惨遭遇极有可能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我”的困惑和挣扎源于内心深处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即两个自我的冲突，“自然和谐的真我”最后还是被“独尊文化的俘虏”说服了。在《蛇》中，开始“我”手持“水罐”，后来拿起“木材”(我环视四周，放下水罐／我捡起笨重的园木)，“木材”和“水罐”，实际上象征着人在处理自身和大自然的关系中两种不同的认识论与价值观。从生态文学批评视角看，即征服、统治自然观与生态总体观

二、“征服、统治自然观

《蛇》中的“教化之声”正是在人类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形成的以人类利益为万物衡量标准的认识论与价值体系的反映，即“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反映。而“我”既无法挣脱根深蒂固的文化思维定式，又逃不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图固。“我”只得听凭“教化之声”的诱导，一步一步由敬畏发展到不安，最后甚至企图控制歼灭自然。而在“我”亵渎了“我的蛇王”之后，会“立刻感到懊悔”，“憎恨我自己，憎恨可恶的教化之声”。这时，劳伦斯对人类“征服、统治自然观”的批判立场已经表露无疑了。

“蛇”在基督教语境下的文化内涵与诗中温良、无辜的形象形成鲜明反差，并达到了良好讽刺效果。劳伦斯通过在《蛇》中渲染基督教文化氛围来昭示犹太一基督教在人们思想中深远影响力和控制力。《蛇》开篇便为读者展开一副《创世纪》里伊甸园的画卷，“蛇与亚当(“我”)的邂逅，似乎有着不祥的预兆。由于“在《圣经·创世纪》中记载了蛇在撒旦唆使下，诱惑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创III1-24]，毒蛇亦常致人于死地，蛇遂成为魔鬼、邪恶的象征。[太XXIIIt4；罗XV120；林后XI3]。”全诗两次提及“蛇”是“大地躯体内燃烧的大肠”，暗示了地狱的意象。而从地狱来到地狱去的“他”(“冒出／回到地下”)也成了邪恶的撒旦一冥府之王的象征。加上金黄色的“蛇”又是“有毒的”，“我”似乎有了充足的“文化与“科学”理由去“惩奸除恶”。否则，“我”就不是男子汉，而是不能捍卫人类“尊严”的懦弱、堕落的胆小鬼。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就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里指出，“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基础”，“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

对“蛇”的偏见的另一来源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善恶观，即“我”所谓的科学主义的理由一“因为在西西里，黑色的蛇是清白的，金色的／蛇是有毒的。”人类认定自身利益便是世界上最高的利益，评价善恶也完全以人类的利益为尺度，所谓的“益鸟”、“害虫”、“毒蛇”都充盈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诗中的“蛇”只是安静地来找水喝，喝好了就如“醉汉”般心满意足地离开，对“我”都不多看一眼，更没有对“我”吐芯形成威胁。然而，在人类利益的“法庭”上，“他”是条毒蛇这一事实，便已经构成了死刑的宣判，“我”最后还是没有逃脱人类文明的“教化”，向“他”下了“毒手”。

“我”与“他”(“蛇”)一直是二元对立的主体与容体，名义上我们是主人／客人，而“我”内心深处却一直认定“他”是入侵者，这正是劳伦斯要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想。《蛇》开篇第一句“一条蛇爬向我的水槽”，认定“他”是一个小速之客，侵犯了“我”的领土。“我”还反复强调“我的水槽”，“别人超前到我的水槽”，而我“必须等待，必须站住等待，”因为“他”比我先到“我的水槽”。“我”两次用到“必须”一词，充满了怀疑与义愤。全诗中“我”一直难逃敌视、孤立“他”的声音的教化，视“他”为异己，企图控制、掌握甚至消灭。人类“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思想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敌对和陌生化。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并非在地球生态圈的统一体中进行考察，而是被割裂了。白然也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仅仅成为人类的对应物存在于宇宙中，为人们征服、利用、改造甚至消灭。特瑞·伊格尔顿在《文化的观念》(TheIdeaofCulture)一书中强蒯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并非二冗对峙的两面，而是相互包容，互为弥补的一个整体。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生态批评“其特点是强调……自然环境及其文化的内在关系，建构自我的同一性，并由这种内在联系超越二元对立。“正如格雷恩·拉夫(Lovc，Glen)所指出的，生态批评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提倡一种“自然导向的文学”，“重新估价自然”，这种文学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和方法的必要纠正”。劳伦斯的《蛇》便不失为这种文学的典范。

三、“生态整体观”

在劳伦斯的《蛇》中，“我”通过不断的自我格斗获得对自我的超升，并唤醒了自身的赎罪意识。《蛇》还启示我们：惟我独尊的文化思想只会蒙蔽我们渴望与自然融合的天性，给人们留下无奈与悔恨除了对“征服、统治自然脱”的批判，劳伦斯同时也呼唤着一种共存共荣的“生态整体观”的确立。“我希望他能够吲米，我的蛇呀。”这是诗人发自内心的对大自然的呼唤。贯穿全文的“他”最后变成了“我的蛇”，称呼的转变标志着“我”跨越了二元对的樊篱，将大自然(“蛇”)与自身视为一个共同体，一个共分享上苍恩赐的同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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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绪论中讲到什么是生物？可结合花木丛生的秀丽山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张挂图说明人类生存和发展依靠自然资源、自然环境。

（2）讲到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蒸腾作用时应给学生讲明植物对生态环境的调节作用，植物为人类提供了食品、能源、氧气；植物的根可固土防沙防风等。

（3）在讲授《根对水分和无机盐的吸收》时，可渗透到重金属污染物随植物水分和无机盐吸收进入植物体，并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

（4）动物教材中海洋鱼类一节内容，教师可以让学生了解我国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的困境：近海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生态破坏已经比较严重。由于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沿海、近海海洋生物物种减少，渔业资源衰退，质量下降。

（5）在《生物圈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内容中，让学生探讨“生物圈2号”失败的原因，使学生意识到进行环境保护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生物教师，应不断挖掘教材中涉及的环保内容，进行扩充，适时的渗透环保意识，这样才能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的目的。

二、剖析我国环境保护现状

我国以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著称于世。我国土地面积约等于40个英国，17个法国，26个日本，位居世界第三。然而我们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3亩。为了生活，我们与植物争夺地皮，与动物争夺食物，使我国动植物资源遭到破坏；为了生存大力发展工业，使淡水、海水污染，使土壤、大气污染。结果，当今地球雨林正以每年175公里的速度消失，40多种鱼类因污染和过度捕捞濒临灭绝，每年约有2.8亿人沦为生活在空气混浊的城市。环境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条件，人们在深受自然生态破坏带来的苦难之后认识到：只有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平衡，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对环境保护日趋注重，1992年我国就出席了首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把每年6月5日定为环保日，并在每年的这一天以一定主题宣传人与自然。通过对环境现状的分析和环境保护的措施介绍，使学生懂得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是怎样一个环境，同时要让学生明白我们国家关于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的决心和举措。

三、开展多样化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中，为了让学生更进一步了解我们周围环境现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实地调查生活周围生态环境，在调查基础上，撰写“环境保护小论文”，“调查报告”或在学校内设立“环境宣传专栏”。通过这些活动引发学生对环境保护的进一步思考。在学习相关知识的基础上，教师结合实际确定“环境保护小论文”、“调查报告”等主题，确定调查的地点、时间、要求，让学生实地调查，把调查结果和调查中自己的认识、体会以“环境保护小论文”、“调查报告”形式书写出来。调查中可以请家长参与，一方面帮助学生完成调查，另一方面达到环境保护宣传目的。例如在耿马县，可对糖厂等进行调查，了解污染物、污染源对水质、土壤、植被、农业的破坏和影响，并访问环境保护局，了解我县主要环境问题，防污措施及执行情况，从而写出有据有理的小论文和调查报告，在小论文和调查报告中提出合理化建议，呼吁全县人民重视环境保护。通过环保主题的各种活动开阔学生视野，增长见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实际能力，在接受生态观教育中，热爱我们的大自然，在保护环境的生态意识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生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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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022-01

白先勇在《新大陆流浪者之歌》中将台湾留学生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20世纪60年代，近期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

一、50年代的漂泊之感

40年代末一些人从大陆移居台湾，50年代的留学生多为此类流亡的青年人，从大陆到台湾，陌生的地域和复杂的现实环境让这些作家手足无措，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让他们对台湾产生了巨大的疏离感，在有家而不可归的心态下辗转来到美国，殊不知大陆、台湾、美国这种特殊的“三角关系”无法让他们有归属感。既然无法“避世”，就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漂泊感与孤独感骤然而生。被喻为“留学生文学的鼻祖”於梨华则是突出代表。

二、60年代――“无根的一代”

60年代后留学生多为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外省籍作家很多属于迁台第二代人，出于政治原因，他们受台湾前辈作家影响较小，对台湾本土文化依旧没有形成认同感，西方的思想文化大量流入，让台湾作家有机会大规模接触到欧美现代文学作品，在几种文化的差异和对比下，他们对社会生活和未来人生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不同文明的不平等融合让他们失去明确方向。

大陆已然无法回去，台湾也未必有好生活，只有到一直憧憬的美国，但是到了之后才深感文化得不到认同，心理难以适应，陷入“无根的一代”的困境。留学生数量增多，留学生文学进入到最繁荣的时代。文学的创作是“横的移植”，虽然用了西方现代派的某些哲学观念，但实质依然是处于夹缝中的苦闷之情。

三、70年代的文学转向

70年代后的留学生文学呈现出两种风貌，在经历了40年代文学的混乱无章，50年代的战斗文艺，60年代的放逐无根之后，台湾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作家们力图重整文坛秩序，思考未来的发展。此期留学生的成分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留学生文学也呈现出新的风貌。以70年代中期为界，70年代前期延续了以往的抒发个人的悲凉情感，70年代后期，“留学生所表现、反映的‘无根的一代’的苦闷彷徨以及现代人的焦灼、孤独、失落感等相对减少或逐步消失，代之以整体民族意识的觉醒”。

1976年，台湾留美作家张系国在小说集《地》的《增订本后记》中表示以此要与留学生文学“告别”，於梨华也在小说《傅家的儿女们》的《前言，也是后语》中，“告别他们所代表的段落，更是告别那个段落里的自己”。至此，基于个人本位的、抒发个人苦闷的“泄情”文学告一段落，正式上升到民族本位的立场上，“无根的一代”的失落也转向了认同与回归，与早期郁达夫等人的留学生文学所表达的民族意识殊途同归，开始了自我反思与深省。於梨华《傅家的儿女们》中的傅如玉、李泰拓，张系国《昨日之怒》中的葛日新为代表，“成为以民族使命为己任的具有强烈的归属感的新的一代”。

四、80年代的民族本位

进入80年代后，台湾政治上进行了民主化改革，意识形态的自由度加大，大陆政治趋向稳定，并逐步提升了在国际中的影响力，这些都刺激了作家的创作视野，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政治小说、女性文学等创作风起云涌，留学生文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其中民族意识的书写愈加强烈，留学生作家逐步建立了民族本位为立场的文学追求。作家的心态 由失落转向了认同，由疏离转向了回归，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与重新出发的过程。

陈若曦在80年代后的创作是这一特征的典型代表，她突破了个人眼界的狭小视野，以海外华人的生活场景和渴望回归的主题创作了一系列作品。陈若曦在60年代就前去美国留学，1969年到大陆教书，恰逢时期，因而创作了反映时期的作品，包括备受争议的《尹县长》、《任秀兰》等。1979年陈若曦再次赴美，思维逐渐开阔，创作也日趋成熟。以《向着太平洋彼岸》、《二胡》等作品表达了浓厚的爱国主义之情和对民族文化的眷恋。

留学生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大陆早已有之，在50年代后的台湾得到了大规模发展，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留学生文化也渐入平静，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流派，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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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对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重视度

水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是近年来才提出的国家战略重点项目，有些资源保护单位对其的重视度不够，意识较为淡薄。水土保持的第一要素就是水资源，生态系统的有效建设也一定要以水资源的基础建设为依据。因此，我国各相关单位一定要重视水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工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开发资源，做好协调生产工作，并立足未来，从长远角度考虑，将该工作列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内容，实现新措施的有效运用。

3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坚持创新

众所周知，我国国土面积广阔，水生态系统由于地区差异，会出现不同的问题，解决水土流失问题，也不能仅仅依靠一种策略。坚持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和创新发展的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3.1针对水生态修复保护系统地的差异，应该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予以完善。

例如，在农田边缘开挖截根沟，在与林地接壤处挖掘排水沟，对潜在威胁大的水蚀沟采用回填对策等等。

3.2采取不同的生物措施实施保护修复。

根据季节差异进行植树，结合土壤特点，因地制宜的选取种植树木，在保护植被覆盖率的基础上，利用沟谷营建水源涵养林，并做好防风固沙、排水种植等工作，有效缓解冲刷侵袭。

3.3创新保护与修复方法。

具体而言，要创新体制，发挥制度的规范作用，完善监管，加强验收，保证权责分明。此外，还要深化改革，改进以往的治理方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并坚持技术创新，采取高科技方式对水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尊重科学，做好系统建设工作。

4扎实推进水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工作

明确思路，打好工作基础是有效保护与修复水生态系统的关键。国家在系统维护动工前可以搭建试点项目，结合地区差异和自然状况特点，对水生态系统进行综合治理。在试点工程建设过程中国，对水土流失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积累工作经验，并进一步贯彻落实新的治水方式，总结技术问题，扎实科学基础，从而完善保护修复能力，推广现代化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