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发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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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普京在出任代总统前夕，就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阐明了他对俄经济现状的看法和对未来发展的基本构想。此后，他以该文的思想为基础，不断对俄经济发展做出更加深刻而全面的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经济思想。概括来看，普京的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赶超”特色，具体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国际经济发展状况为参照，强调速度的至关重要性。普京充分认识到，俄经济已“落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愈拉愈大的趋势；为缩小差距，跟上世界步伐，跨入“文明”和“发达”国家行列，俄必须以高速甚至超高速发展经济；因此在俄改革和发展战略中，居于首要位置的是速度问题。按他的估计，俄经济在6-7%的增长速度下，还需要5年才能使生产规模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而要达到今日英国、法国的水平，未来15年要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要赶上今日西班牙和葡萄牙，未来同期也必需保持8%的增速。（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илет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30/12/1999.c.1.）因此，他把增速问题上升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甚至是“思想”、“精神”和“道德问题”，是检验俄政府经济工作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注：Тамже．）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他就对政府预测今后几年俄经济增长仅为3.5%至4.6%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政府“不指望更高增长速度”的表现，“低估了俄罗斯的能力”，并进而指出，为了使俄罗斯人过上“富裕生活”，使俄保持国际社会“举足轻重和名副其实的成员资格”，以及作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俄“经济应当更快速地发展”，否则“永远都赢不了”，“在世界经济中的能力将大大缩水”。（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га”．Известня．19,04,2002.c.1.）

其次，充分发挥能源和军工两大优势，壮大新型产业。能源和军工是俄国民经济两大支柱，也是政府预算和国家外汇的主要来源。2001年，能源和军工分别创汇500亿和44亿美元。近年来俄一些人主张减少资源出口，避免成为发达国家“资源附属国”；减少武器出口，以避免得罪西方和将来对俄自身安全构成威胁。但普京力主继续“发挥两大优势”，找到符合俄“资源、当前市场分布和联系形式的方式”，使“俄巨大潜力为己所用”。（注：Тамже．）普京的策略是用能源拉住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用军售保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市场，以增强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保障财政预算，换回发展知识和信息等新型产业所需的投资，力争使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由目前不到世界市场的1%，提高到2015年左右的5%以上。

再次，建立健全国家调控体系。针对上世纪90年代俄经济自由派忽视甚至回避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普京强调，俄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体系，而且还要建立对经济“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但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命令式的计划和管理体系”，也不是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而是要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调控“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要让国家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当然，普京也并非轻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在他看来，没有发育成熟的各类市场，俄经济就永远不可能迈入先进国家行列。（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та”．Известия．19,04,2002.c.1.）

最后，加快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步伐，以促进俄经济改革和结构改造，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普京认为，俄是否融入世界经济空间的问题“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俄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俄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国际经济形势带来的好处”。在他看来，过去十年改革使俄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明显加深，但由于经济体制长期与国际未接轨，以及过去俄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俄经济对外资缺乏吸引力；又因俄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名份，从而饱受西方贸易歧视却难以有效反击。（注：Тамже．）为彻底改变被动局面，普京一方面利用“9·11”后的新形势加大对西方外交力度，致使欧美在2002年5月和6月先后宣布承认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并承诺尽快取消对俄的一切不合理限制；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加速加入WTO的谈判，尽管目前80%以上的俄企业不太赞成加入WTO，但普京在加强与企业沟通的同时，要求政府争取在2003年底前领到“入门券”，以其推动俄经济尽快按国际规范运作，在竞争中提高素质。

二、俄中长期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系统的经济思想形成之后，如何落实无疑成为一大关键。鉴于20世纪90年代俄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为期15-20年或更长期限的远景发展战略”（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елег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c.1.30,12,1999.）这一判断，在普京的积极倡议和大力推动下，俄罗斯于1999年底成立了由现政府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格列夫主持的战略研究中心，聘请国内各派著名经济学家和议会及政府有关部门专家，负责着手制定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2000年4月该中心制订出《俄联邦201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草案，后经政府反复讨论修改，于6月最后形成作为政府施政纲领的《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注：“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俄罗斯报》2000年8月5日，第2、3版。）（以下简称《基本方针》）和《2000-2001年政府优先任务》。前者是对俄未来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后者则是对最近一两年具体执行措施的安排。《基本方针》从宏观经济指标、经济结构改革和社会政策等三方面，对俄政府希望在未来十年应达到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进行了总体设计，并定出了阶段性目标，成为政府各部门制定政策和规划的重要依据。

《基本方针》提出，今后十年内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至少为5%，加上卢布在十年内可能会升值50%，因而到2010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增长1.5倍，即由2000年的约2050亿美元增至4570亿美元。年通胀率将由2000年的约20%降至2004年及以后的不超过10%。年外贸出口额由2000年预计的846亿美元，达到2004年的887亿美元和2010年的1042亿美元；同期的进口额则要分别达到459亿美元、707亿美元和953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由2000年底的约191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91亿美元，2010年达524亿美元。十年内居民个人消费将增长1.5倍。到2005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将减少1/3，占人口40%的贫困阶层的收入将比2000年提高一倍，各占10%的最穷和最富居民收入差距不高于14倍。（注：“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俄罗斯报》2000年8月5日，第2、3版。）

《基本方针》对社会经济领域改革的总体构想是：第一阶段（2001-2003年）将把经济调整、保障所有权和平等竞争作为改革重点，第二阶段（2004-2010年）将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在经济领域，必须创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保证高水平的经济自由，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其中关键因素是保障所有权和公平的竞争条件；在经营、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中清除行政障碍，关闭亏损银行，降低税收，实施负责任的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社会领域，改革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有效保护低收入家庭，向其提供社会帮助；确保每个公民都能享受主要社会福利，提高各种福利和服务的质量；努力使公民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消费水平，包括舒适的住宅、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在中老年时期享有应有的生活水平。在行政领域，确实贯彻明确划分国家各级权力机关的职能与责任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实行地方自治，逐步将国家部分职能转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机关对所通过的决策应负的责任；改革司法体系及国家其它护法机关；恢复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体系的可控性和运转效率。

为保证中长期计划落实，以该文件为指导，由政府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协调各有关部门，在短时间内制订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部门或行业的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如：“俄罗斯森林工业发展纲要”（2000年5月提出）、“俄罗斯2020年前燃料开采指标”（2000年5月）、“2030年前和2050年前核动力发展战略”（2000年5月）、“2001年至2006年俄联邦电子商务发展目标规划”（2000年6月）、“俄罗斯七年铁路改革计划”（2000年10月）、“俄罗斯能源长期发展战略草案”（2000年11月），“俄罗斯与外国到2010年前的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国家构想”（2001年6月），“俄罗斯国防综合体2010年前和长远发展规划”（2001年11月），“俄罗斯联邦至2015年人口政策构想”（2001年12月），等等。政府的中长期计划正是通过这些部门或行业规划，被落实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基本方针》两年来的实施情况看，文件中所规定的指标绝大部分都按期得到落实或超额完成。如根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2001年俄GDP达到9.04万亿卢布，按当年官方平均汇率1美元兑30.14卢布计算，约为2700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650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570亿美元，其中出口达1032亿美元，不仅超过了文件规定2004年887亿美元的目标，而且距该文件所定2010年1047亿美元的指标已相差不远。（注：“Основныесошиалъ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покаэателипоро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за1997-2002гг”．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c.49-55.）外汇储备达到380亿美元，与计划中2004年的水平接近。这说明俄政府的中长期计划不仅是务实和稳健的，而且从某些方面看，还有些“保守”。

三、俄罗斯经济前景评估

俄经济正处在1998年危机后的持续增长期，虽然期间有较大起伏，但1999-2001年平均增幅仍达6.6%，累积增长达20%。2001年9月以来，受国际石油和原料价格下降影响，俄经济增速放慢，2002年上半年平均增长3.8%。没有迹象表明俄经济会在今明两年内再度陷入一场危机中，或再次跌入负增长。目前的增长率显然不能达到俄总统的要求，且受多种因素制约，俄未来几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可能难以达到7%以上，但保持政府中长期计划中提出的2010年前平均增长5%以上的速度仍有希望。具体似可作出如下判断：

(1)2002年将是增幅“下降年”。从俄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以能源和原料为主的出口增加，收入增长，以及由此转换形成的居民收入增加，购买力趋旺是近三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卢布贬值和进口减少、国内生产形势趋好等也是重要因素。但2002年上述增长因素的潜力正在耗尽，加之随着改革加深，能源和原料等自然垄断部门开始自主定价，原来按国家计划，低价向国内生产企业提供所需能源和原料的体制已被打破，生产企业只能按市场价格购买所需能源和原料，企业生产成本因此提高，严重影响到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影响经济增长。今年以来俄国内能源价格平均上涨15%，按有关专家测算，要使能源价格真正实现市场化，未来还应再涨15-20%。欧佩克等国际能源组织和能源生产国对俄能源压价出口大为不满，多次以反倾销调查等手段，要求俄必须将能源的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基本统一，使之最终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这将对俄能源和其它生产企业造成更大压力。此外，俄企业还普遍面临设备老化，人才紧缺、产品创新能力下降、投资不足等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问题，这些因素合力“发作”，构成2002年经济增速低迷的态势。今年上半年俄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3.8%，略高于政府计划的3.4-3.6%。工业仅增3.2%，农业增4%，固定资产仅增1.8%，外贸还下降了1.7%，尤其出口下降6.6%。（注：МакроекономическаяситуациявРоссии．strana.ru.23,09,2002.）经普京批评后，俄政府对今年的增长计划调整为3.9%，这虽与普京的要求和中长期规划确定的目标相差甚远，但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认为，这已是经济发展的“最大能力”。

(2)2003年是“问题年”。目前俄国内经常提及有关“2003年问题”，主要是指2002年俄经济的多数负面影响不会立即克服，其惯性还会持续，并将继续制约俄经济增长，因而使2003年可能成为“困难年”。具体原因包括：首先，劳动生产率依然不高，难以保障其与劳动工资和消费增长相适应，因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正如俄总理在国家杜马作国家社会经济形势报告时所承认，俄经济现在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依然很低，进口商品越来越多，工资增长了，但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注：КасьяновМ．М．“Доклало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положении”．Российскаягаэета．15,06,2002,c.2.）。1999-2001年，名义上整个工业领域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增长率，而实际上工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如2001年二者之比实际为8%比5%。为实现社会稳定，俄总统和政府决定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规定从2003年起，包括军人津贴、退休人员和学生的生活补贴以及给贫困家庭的补助都要逐渐指数化，这无疑会增加居民实际收入，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未必有直接帮助，但肯定会增加二者之间的差距，从而导致通胀压力加大。其次，经济部门之间的投资不平衡问题难以解决。出口部门特别是能源领域吸纳投资占俄全部投资的2/3，而其它生产部门的投资不增反降。以近两年为例，在工业总投资中，对石油开采就占33%，冶金、天然气和电力分别占13%、11%和10%，而机器制造和轻工业仅占7%和0.5%。这种投资结构的弊病是，一方面能源出口在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吸纳投资多，一旦出口因国际市场变化受阻，经济增长率就会迅速滑坡；另一方面，国家欲扶持的领域很难吸引到投资，因而发展缓慢。其三，技术创新滞后影响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由于整个90年代技术创新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虽然近年来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有所上升，但用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总量和占GDP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且技术创新投资的近一半主要用于购买设备，用于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资金不到20%。新技术产品在整个工业产品中的比重2001年仅占3.1%，出口产品中新技术产品比例不到1/5，这说明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俄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将处于弱势。其四，正值还债高峰期。债务偿还一直是俄政府面临的难题之一，也严重影响着俄经济发展。据俄财政部长库德林透露，截止到2002年4月1日，俄外债总额为1283亿美元，占俄GDP的48%，政府的目标是在还清今年的约140亿美元后，到年底将这一比例降低到41%的国际认可“安全线”内。据俄政府资料，2003年俄预算总额为770亿美元，而已被列入预算的外债偿还额高达173亿美元，约占1/5。（注：УлъяновΗ．“Бюджет－2003”，strana.ru2002/08/15）其五，受世界经济继续低迷影响。去年以来，受美国经济下降拖累，西方经济普遍出现不景气，整个世界经济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也相应减少，导致国际市场此类产品价格下降。俄经济中出口占GDP近1/3、出口产品中石油又占1/3，其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和敏感度显而易见。据俄有关专家测算，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每下降1美元，俄经济增长率就相应下降0.4-0.6个百分点，年出口收入减少20-21亿美元，财政税收减少8-9亿美元。（注：БелонсовА．Р．“Уроки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гороста”．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г．с．16．）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从2000年的平均每桶26-28美元跌落到2001年的24美元，以及2002年的上半年的平均21美元，俄经济增长率也相应由2000年的8.6%跌至2002年上半年的3.2%，出口收入和财政税收也相应减少。有迹象表明世界经济的这种低增长可能还要维持1-2年，中国有关专家预测可能要到2005年方能结束，（注：中国社科院《重论动态》课题组：“关于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七种观点”，《新华经济》2002年8月27日，第3页。）这就意味着俄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预计2003年也只能维持3-4%的增长率。俄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日前表示，2003年对俄经济又是一个转折点，渡过这一年，人们就将增加对俄的信心和投资。（注：КудринА．“Докладоприоритетахсоциально－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йполитикиипараметровфедеральныхтерриториалъныхбюджетов”，strana.ru26/08/2002）

(3)2004-2005年可能成为“好转年”。俄政府认为，在渡过2003年的“转折”后，俄经济增长应逐步加速，向着良性、规范、持续增长的目标挺进。近年来为整治俄经济环境，当局参照国际经济体制和发展趋势，已经和正在加快出台一系列法律、条例和规定，经济交流和投资环境将更加宽松。政府近日还向国家杜马提交了《2005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其中对下一阶段经济改革、通胀控制等提出了相应政策和目标。纲要提出，国家将通过落实一系列高效机制和补贴部分贷款利息，优先对社会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国防工业等方面进行投资，将对高技术和生态技术的发展给予支持，将努力确保在资源出口领域内的“重要国际地位”（注：СергеевМ．“Бюджет－2003”．strana.ru20/08/2002）。政府还计划在2004年实现“无盈余”预算，以加大对社会和经济的财政投入，同时，要求将通胀率由2002年预期的12-14%降低到2005年的8-10%。计划实施50项促进俄各地区发展的联邦计划，其中包括《远东和后贝加尔201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实现通过加速地区发展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

如果俄争取2003年底前加入WTO的努力成功，这对俄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将起到促进作用。欧美承认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后，也会相应取消部分过去针对俄的歧视政策。世界经济也许能在此期间走出增长“低迷”期，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增长，这对能源出口占重要地位的俄经济将是好消息。俄期望2004-2005年间每桶俄石油的国际市场价能保持23美元以上，如此按俄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的预测，2004年经济增速就能达到5.4%，2005年则可达到5.6%。（注：“Нуженлиростбезразвития”．ЭкономикаиЖизнь．16/2002.С．2-3.）

(4)中长期前景基本看好。俄罗斯拥有未来成为经济强国的基本条件，如丰富的资源特别是能源和较大的出口生产规模，强大的军工和机器制造业基础，良好的人才素质和创新能力，以及日渐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等。普京推行全面改革，将引入“当代世界最科学的管理机制、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对俄经济予以尽可能彻底的改造，使它的潜力得到充分开发和释放，从而实现跻身世界经济前列的中长期战略目标。

对俄中长期经济发展前景，俄政府持谨慎乐观态度，所订规划也充分考虑到俄经济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机遇，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稳定性等。俄经济界对中长期发展前景的评估各不相同，但大多接近或赞同政府谨慎乐观的态度。对普京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俄智囊机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专题报告认为，“俄拥有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切可能条件”，只要实施“全面深入的经济结构改革”，“广泛制定和采用稳定、公开、透明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游戏规则’”，未来10-20年内，经济“可以”并且“应当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注：“СтратегиядляРоосии：повесткидняпрезидента－2000”．СВОП．Изд－во“Вагриус”，2000.c.51.）俄科学院经济所的专家们对2001-2015年的俄经济也做了较乐观的分析，他们把这15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8年，GDP增长率应为6-8%，投资增长8-12%，居民实际收入增长5-7%。他们甚至预测，由于投资不足、设备老化等原因，2003-2005年经济有可能出现低速增长。第二阶段为2009-2015年，GDP增长率为3-5%，这一阶段虽然长幅有所下降，但经济质量效益提高，最终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到2015年俄将完成经济结构转换，信息工业以及其它节能性和科技附加值高的产品生产将在俄整个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注：“Россия－2015：оптимистичесхийсденарий”．Отвег．ред．Абалкин．Л．И．М．1999.c.51-52.）

篇2

二、经济法与其它部门法的协调发展

经济法与其它部门法都在宪法的约束范围之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由于经济法规范的经济活动领域门类繁多、关系复杂，涉及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因此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必然存在与其他部门法相互重叠甚至是相互冲突的部分。如何在宪法的框架下，合理解决这些冲突，实现经济法与其余部门法的协调发展，是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建设完善的重点。

（一）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关系经济法与刑法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以利益为先导，而人性的唯利是图使得在经济领域触及刑法的案例比比皆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当破坏行为特别恶劣并触及刑法时，就应当对实施破坏行为的主体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刑法在经济领域显得越来越有“用武之地”。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经济违法行为的数额成十倍、百倍的数量增长。早期刑法中规定的量刑方式如果不能随着这种经济发展的改变而改变，就有可能变成一纸空谈。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也让刑法在量刑过程中难以抉择。2007年“许霆案”的宣判在整个法律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标志着我国刑法在与经济法匹配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一些特别严重的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在刑法中得不到及时反映，规定似是而非；对于部分犯罪行为如何定性，在经济法与刑法中存在着分歧；刑法对经济犯罪的量刑也有待于重新考量经济法与刑法不相匹配的情况。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越居全球第二，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离不开经济领域做出的贡献。作为直接约束经济领域的法律，经济法的完善和发展更加迅捷，而刑法的发展则显得相对缓慢。解决经济法与刑法不匹配的问题，关键在于抓住经济增长规律，加快推动刑法的完善。与宪法不同，经济法与刑法的“冲突”主要是刑法落后于经济法的发展。因此，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维护正常经济秩序是关键。笔者认为，要从立法、司法和理论三个方面来改善。⑴加快刑法在经济领域的量刑完善。立法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国国情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对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新的犯罪形式要尽快地完成刑法的补充。这种补充必须建立在依宪的框架之下，与经济法相互协调适应。对于量刑规则、数额、机制等也要根据新的形势做出调整和改进。⑵完善经济法与刑法的司法协调。经济行为的普遍性造成了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对于案件定性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司法机关在处理经济案件时，必须要由熟知经济法与刑法的审判人员进行审理，杜绝“相互扯皮”现象。⑶加快推进经济法与刑法理论上的协调。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要透过表面看到问题的本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如何定罪量刑阶段。只有在理论层面上研究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促进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

篇3

Abstract:Theeconomican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i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dialecticalunityofthemarketpullandtechnologypushforanationalinnovationsystem,areindispensable.Ineconomicconstruction,scienceshouldbenotedthatthedefinitionof"sunsetindustry"and"newindustries",todevelopnewtechnologiestoaddresstheenergyissue.Atpresent,inparticular,tomorerationaldevelopmentofaknowledge-basedeconomy.

Keywords:economy;scienceandtechnology;energy;knowledge-basedeconomy

一、科技发展与市场

尽管市场并非科技发展的唯一指向，但发展科学技术已离不开市场。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要发展我国经济，就要提高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们历来在科技拉动和市场推动之间选择，事实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兹以一例来说明。

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瑞士只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国人自己觉得很浪费。美国人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依赖性：一有轻微的外伤（如脚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手段来检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就是因为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这是个很大的市场。CT断层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们搞物理的人来看，还不算太高，那都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能不能与企业、医疗卫生部门、物理界合作，把中国这方面的医疗器械搞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和国外竞争的，这不是因为国产的技术特别高超（关键是要把先进科技有效运用起来），而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包括高技术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便宜的。高技术产品除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外，大量的还是装配行业，装配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这些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这就是说，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向现实转化呢？

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发明、创新主要是由工厂之外的独立发明者、研究机构作出的。我们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属于哪一个工厂；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有过象电灯泡等重大发明，是一个独立实验室。然而，在现代，独立发明者和独立实验室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企业内部从事R＆D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经济三者的日益紧密联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科斯所认为“企业”代替“工厂”的趋势相关。企业代替工厂并不断发展，是要将许多原本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企业越大，市场交易费用会越低，绩效会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受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经济及法律关系的制约。

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并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计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这就是说，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市场推动”机制仍不完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亦即实现技术、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的“组合”，主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在我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需要三个飞跃：一是从“工厂”向企业的飞跃（包括观念上）；二是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现代企业，人们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我只从另一方面来谈，即现代企业应是行业技术的重要推进者，具体来说，企业应把管理目标不仅仅置于生产、营销策略方面，更应置于技术发展战略上面；三是我们应能具有这样的市场环境，即经营者不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惠政策和体制漏洞上——这方面的机会越多，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会越少。当然，上述三方面已在进行中。

二、“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

有些产业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夕阳产业”，而且，“夕阳产业”是可以向“新兴产业”转化的。以交通为例来说明。

当代交通正出现一个以高速铁路为骨干路、公路体系相配合的交通体系。在欧洲，铁路发展得比较早，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晚，铁路和公路并行发展，但在美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战胜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运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担负的。有的人据此认为铁路是“夕阳工业”。在3年前，国家计委召开了一个交通问题讨论会，一些与会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就说在中国铁路也是夕阳工业，应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发表这些意见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到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资料，是公路战胜了铁路，因为汽车有方便之处，可以一家一户，而铁路是集中的。但是现代化的铁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高速铁路开始兴起了：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80公里，法国的叫做TGV，每小时350公里，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每小时500公里的铁路。美国的高速公路固然很发达，时速达到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敢这样开车？美国人现在的设想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形成网络，例如，把小汽车开到铁路火车上面，然后火车以每小时400到500公里的速度开，到站后小汽车下火车继续在公路上开。用现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连结起来，速度也快，能源也省。这就是美国的部署。我们怎么办？这需要认真探讨。我认为，铁路不仅不是“夕阳西下”而且是旭日东升。现代化的高速铁路不仅把轨道接得很长，速度开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技术，叫磁浮列车。磁浮列车的速度已被证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现代化的磁浮列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商业化运行为期不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国现在就应关注这一技术。

人们在分析“新兴”或“夕阳”的时候，过份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有时仅仅是行业）的区别，而不是以技术方向来对照，尽管人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

意识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场自身能实现合理的选择吗？还是市场选择如何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相结合？

此外，对市场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是学科意义上，而且是决策机制上：在国家（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员和管理、决策人员相结合的机制。制定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和方向，也是如此。

三、能源问题及相关科学技术

我国秦岭以北煤的资源蕴藏量占全国90％以上，从长远计，北煤南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不可避免。为什么我国铁路交通的压力特别大，这跟北煤南运有很大关系，北煤南运约占了运输量的40％。中国煤的蕴藏量10倍于中东的石油（就热量而言）。中国组织一定数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运不出去。从大秦线能运多少煤呢？2000万吨，而仅日本就期望我们每年供应1亿吨。从交通、环境及当前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煤最好不要铁路运输，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掺搅制成水煤浆，然后用管道运输。现在大同到秦皇岛的车皮是2000万吨煤，回来有2000万吨的物资吗？没有。这样一来就放空车了。我了解到，现在国家想从山西铺一根水煤浆管道到山东然后出口。象这样的能源问题也涉及到交通问题，而如果用管道运输，效益比火车更高。这些都有好多新技术。但从总体来讲，我赞成逐渐压缩煤耗减少污染，同时应该发展一些更为干净一点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

人们容易从原子能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但是，现在设计的核反应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其它废料，当然放射性要控制起来。世界曾经掀起过一个反核运动，有一个绿党尤其反对核。现在绿党开始改变态度，认识到不发展原子能就要烧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国的反核势力仍然很大。美国的一些搞核电站的公司在美国就是卖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电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对。所以美国就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中国没有反核运动。中国最好不出现这样的反核运动。

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多搞水电。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从大江大河流掉，不发电，太可惜了。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长江三峡水库。实际上，长江三峡搞起来以后，才利用了水资源的10％。水力资源的大头在哪？在西南横断山区。西南横断山区的水量没有长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从总体上说，其水能蕴藏量至少是全国的50％。为什么优先搞长江三峡而非西南？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深山穷谷。要修个水电站，首先要修盘山公路，它们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盘山公路的投资很大。但是，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决。运输的问题可以用飞艇来解决，飞艇的运输量可达200至300吨，是卡车的6倍左右。1932年齐伯林的飞艇事故，使世界飞艇业受重创，影响至今。但是，现代的技术已经不一样了，可以不用氢气而用氦气来代替。除了飞艇以外，还可搞索道运输，另外，在西南搞水电建设也不见得要大幅度的钢筋混凝土，因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过定向爆破获得石材。目前，高温超导技术也为高效的高压输电提供了可能性，否则，线路上损耗就可能达1／4，仅长江三峡的输电就可能损耗两个大亚湾的发电量。不过，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铺设1000公里是不现实的，但是，用超导输电线取代消耗较大的、由发电机到变压器那一段电缆在当前是可行的。

四、更理性地发展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要不要发展？要，而且要大力发展。当代生产的重大特点就是，精神生产力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的信息产业占美国全部产业的65％。也就是说，精神生产的价值量超过了物质生产量。这是现代化生产的特点。什么是精神生产力呢？它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包括各种信息产业，包括新闻出版、报纸、电影等等。人，并不光要吃和喝，还有许多精神消费。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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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产业集聚，简单地说，就是就是在一个适当大的区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与此相对应的英文是cluster也有叫产业集群的，含义大体相同。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产业集聚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产业集聚区内生产和销售的规模很大，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有较大份额。产销量往往以“亿”为单位，令人惊异。比如浙江诸暨大唐镇的袜业市场，年交易量达60亿双；嵊县的领带市场，年交易量达到2．5亿条；绍兴的一个新建的织布厂，年产量达上亿米布。在浙江，这类产业集聚被称为“块状经济”。据统计，浙江有52个“块状经济”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0％以上；在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有56种以“块状经济”方式形成的产品居全国第一。在珠江三角洲，彩电、计算机等产品的产量也占到全国的较大份额。例如，目前全国最大的四家彩电企业的生产基地、最大的几家计算机企业的生产基地都设在珠江三角洲。

二是产业集聚使专业化分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获得了空前发展。通常以“大而全”、“小而全”的方式存在于一个企业内部的生产环节，在这里大量地分布在不同企业之间，每个企业只做一个部件，甚至一个部件的某个环节。企业分工的特点是，对技术含量较高、零部件较多、价值量较大的产品，如彩电、复印机等，不是一个主机厂（总装厂），而是几个厂在同一区域，为其配套的零部件供应商也不是一家，而是若干家。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样，一个零部件厂可以同时给多个主机厂配套，容易到达规模经济要求，从而降低成本；而对主机厂来说，有多个供货商可供选择，有利于通过供货商的竞争改进质量、降低成本。对技术含量和价值量不高的产品，如袜子、领带等，则有大量成品生产企业集聚在一起。在其前道生产环节也有细致的分工。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配套体系，是这些产业集聚区最重要的优势。在珠江三角洲地区，IT、家电等产业的聚集已经形成。在这一地区一百公里左右的范围内，90％以上的计算机零部件、80％以上的手机部件、将近100％的彩电部件都可以采购得到。

三是分工深化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据介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彩电、计算机、手机等产品零部件的采购成本比其他地区低30％。而浙江“块状经济”的产品成本和价格，也可以说低到了极致，比如在北京市场上卖五六十元的布料，在当地不到十元；在外地市场上卖五六元的袜子，在当地仅几角钱。

二、形成机制与优势

这种区域性的产业集聚的过程和机制更是意味深长。在浙江，基本上是市场与产业互动的方式。先是在某个地方出现某个产品的集中生产，往往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几十家、几百家乃至更多家这样的生产单位集中在不大的区域内，所谓“一乡一品”、“一镇一品”。为了给这些产品找销路，便出现自发性的市场。市场出现和扩大后，促进了市场背后的生产发展，然后进一步推动市场的扩展。地摊式的市场形态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在国际上是罕见的，但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以一种非常自然的形式出现了。市场一旦形成并逐步成熟后，便会促成自己的合理秩序。在浙江绍兴的“中国轻纺城”，形成了高效率的通达全国各地的物流系统，其他地方的客户，经常宁愿绕路也要到“中国轻纺城”发货，因为这样才能更加快捷、可靠、便宜。义乌小商品市场也有这个特点。

而在珠江三角洲，产业集聚有着多种机制。

一种是加工贸易带动。以东莞的美能达打印机、复印机为例，先是来料加工，以后发现成本很低，总装厂也进来，并带来了更多的配套厂家。美能达在东莞的生产成本比在日本至少低30％，人工成本仅为日本的十三分之一。在竞争压力下，美能达的主要竞争对手佳能、理光也陆续进入这一地区。

另一种是内源型品牌企业带动。顺德的科龙、美的、格兰仕等名牌产品带动了一大批配套厂家的发展。科龙的冰箱、空调等的外部采购率达到70％以上。

还有一种类型是OEM、ODM产品带动。顺德勒流镇的东菱公司，专为欧洲市场做小家电的贴牌生产，80％以上的零部件就近采购。仅在勒流镇，与小家电相关的生产企业有四千多家。

最重要的是，不论在广东，还是在浙江，产业集聚事先都没有政府的计划和规划，没有事先的宏大设想，基本上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不仅政府部门没有这种预见，就是当事人本身也没有这种主观意识，只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回头一看发现出现了产业集聚现象。政府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顺势而为，创造好的外部环境。浙江几个成功的大市场，都是先有自发性市场出现，并达到相当规模，然后政府引导，加以规范和提高。政府作用除了积极一面外，也有“不积极”、“消极”的一面，在有些市场自发出现的初期，当地政府部门认为“乱来”、“不规范”，曾经驱散、关闭，但总是关不了，以后被迫默认，再以后态度转为积极，承认、扶持、提高。在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过程中产业集聚形成的机制，是理解产业集聚现象的关键所在。

那么，产业集聚主要有哪些优势呢？可以有如下初步的概括。

一是，零部件供货商向多个主机厂供货，可以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如有的日本厂商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采购成本可以降低30％。这是向单个主机厂供货时所达不到的。同时，分工深化，不仅主机厂，而且零部件厂，以及为其配套的次一级零部件厂，都有较高外部采购率，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更加集中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综合来看，这种分工模式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和分工细化双重好处。

二是，零部件和总装厂之间减少了由于资产专用性强而带来的合作风险。以某手机生产厂为例，其重要部件至少有三个供货商，各占70％、20％和10％的份额。主机厂在零部件供应商之间引入竞争，依据供货质量、及时性、价格等调整不同厂家的供货比例。而在单一供货商的情景下，则可能出现由于经济学上所说的机会主义倾向而引致的“要挟”行为。

三是，区域内的大量采购和销售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例如，宁波的服装业，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纺织面料供货商到宁波设点销售，由于供货的批量大，成本相应降低。

四是，有利于技术、管理知识的交流和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利用。类似硅谷“酒馆谈话中的技术转移”现象，在产业集聚区也普遍存在。一家企业采用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其他企业易于就近模仿。专业人才和熟练工人，不在某一家企业干了，可以方便地进入同类的另一家企业，存在着人才供给上的“外部性”。

五是，有利于专业性外部服务业和配套设施的发展。产业集聚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性，使这些服务业或配套设施具备了经济上的合理性。例如，宁波＂L＂型的十公里左右的地域内，集中了一两千家服装企业，一年一度的服装节，受益面宽，等于做了一个集体大广告，积累了众多企业都可分享的无形资产；同时，如此多的企业也可以在经济上支持这种大型活动。又如，绍兴的生产力促进中心面向众多的纺织企业开展技术开发和服务，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形成了“金昌现象”。地方政府也反映，当地形成产业集聚后，政府部门也积累了许多专业性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如绍兴市政府认为在为纺织面料特别是化纤面料生产企业服务方面，情况熟悉，得心应手。宁波市政府促进服装业发展方面亦有同样感受。

三、关于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几点政策性考虑

产业集聚现象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政策研究素材。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将可能产生一些很有意义的成果。这里着重提出几个从政策层面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一，我国已经进入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产业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从国际范围看，产业集聚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工业发达国家，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某类产品与某个城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在美国，底特律的汽车，西雅图的飞机，硅谷的电子产品，等等。欧洲、日本也大体如此。美国哈佛大学以研究竞争战略而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通过对十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提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表现在这个国家内以集聚形态出现的产业上；成功的产业集聚区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展出坚实稳固的竞争优势。从国内一些产业集聚区的历史看，在起步阶段也曾经历过“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到一定阶段后，才向特定区域集中，分工协作体系逐步深化。目前已经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趋势：就同类产品而言，采取产业集聚方式的那些地方的竞争力，显著地强于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地方，而且出现了其他地区的企业向产业集聚地区转移的势头。如果说以前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相关度还不高的话，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这种关联度已经并将进一步增强。对大多数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而言，在具有产业竞争力的地方，总是存在着一定形态的产业集聚；而没有形成产业集聚的地方，或者没有产业竞争力，或者曾经有过也会衰落下来。由此可以考虑引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已经进入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而且这种关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强。

第二，讲产业发展一定要有产业集聚概念。这是上一个判断的逻辑推论，但实践含义要更强一些。不论全国还是某个地区，产业发展都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要具体地落实在某个具体区域。当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有了密切关联后，如果某区域并不具备某个产业集聚的条件，强行要上这种产业，失败的概率将大大增加。也就是说，当产业竞争力对产业集聚形成依赖后，区域产业发展中出现一种新的盲目性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一些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产业蓬勃发展，而产业中心随之转移的现象。以纺织工业为例，过去的长时期内以“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为生产中心，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地方以及内地的诸多纺织工业基地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纺织企业普遍衰落，不少已经破产关门。与此同时，中国的纺织工业发展迅速，并成为世界上纺织品出口最多的国家。那么，这种增长来源在哪里呢？看看浙江绍兴等地的纺织业，答案就清楚了。中国总体上仍处在经济的较快增长时期，相当多的产业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这种增长机会是否属于某个特定区域，尤其是那些历史上和目前具有一定生产基础的区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较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些区域是否具备相关产业集聚的条件，集聚的进程是否开始，已经达到了何种水平等。对此，不少地方和企业目前还缺少足够的认识。一些地区在规划产业发展时，往往提出“大而全”的计划，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如一个县）范围，要三次产业均衡发展，要发展一系列热门产业，如汽车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而在高新技术产业中，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样样齐全。这种状况表明对新形势下产业发展的规律性缺少基本认识，特别是缺少产业集聚的概念。而在产业集聚发展迅速的地区，地方政府负责人则是另外一种思路，他们能够明确地强调发展哪一类产业，甚至是某一类产业中的某个环节，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通过产业集聚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逻辑。

第三，老工业基地振兴要与产业集聚结合起来探寻新思路。老工业基地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企业内部大而全、小而全，企业之间条块分割，形式上看一个区域内集中着大批企业，但专业化分工程度很低。这种形态只能说是一种企业集中区，与上面述及的产业集聚有着实质性区别。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通过发展装备工业来振兴老工业基地。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制造业的发展，装备工业有很大可能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但这种机遇是否就一定属于老工业基地，恐怕还很难说。如果老工业基地不能通过企业改革、市场发育，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实现由传统工业区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产业集聚的转变，将会与这一机遇失之交臂。在人们的印象中，浙江工业的特点是“轻”，但在宁波，已经出现了由一千多家塑料机械企业构成的产业集聚区，其中有目前国内最好、国际上竞争力相当强的注塑机生产企业。中国的装备工业有希望得到大发展，但装备制造中心，至少是部分生产基地，很可能发生区域性转移。对老工业基地来说，一方面要创造条件，利用好机遇，另一方面，也不一定把宝都押在装备工业上，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生产基地往往无法全面反映当地的优势，特别是这些年来新形成的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形成产业集聚并且有竞争力的，也会有其他一些产业。在这方面，部分老工业基地已有了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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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造成我国经济上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并未同步协调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存在一些不和谐方面，一是我国的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过大，这给我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困难。按国际贫困标准（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农村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而现代化国家的最有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农民不再是穷人。二是我国的收入差距没有按照应有的规律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继续加速扩大。这既有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趋势限制了初级劳动工资提升的特殊原因，也有现代财富积累速度大大加快和社会组织中间管理阶层出现新分化的新情况，还有转型期腐败和非法致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三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呈现出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四是我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出现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的现象。

二、从社会结构层面构建和谐社会

在我国改革开放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推进的过程中，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有时甚至集中暴露出来。从社会管理体系方面，构建和谐社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我国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和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从而使社会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带来了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隐患。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众之间既存在着共同利益，又有着各自特殊的具体利益要求。为此，一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二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三是要特别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把解决好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提高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作用，鼓励和支持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全体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建立健全社会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2.逐步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使许多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步显露出来，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建立稳定、有序、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善于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全面推进工作结合起来，把抓好当务之急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把教育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结合起来，尤其要解决好上访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建立重大决策的群众听证会制度，疏通广大群众和社会各阶层表达意愿、意见、要求的渠道；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处理和解决问题不力导致矛盾激化的，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搞好配合与协作，逐步形成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社会秩序工作格局。

3.建立有效的社会稳定机制。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稳定机制，能果断处理突发事件。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不仅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而且有的组织化倾向明显。此外，由于经济利益驱动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也引发了一些意外事故。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对党和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建立健全处理的协调机制，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化解矛盾的合力。要不断加强对新形势下各类形成规律的研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采取有效措施，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对于地震、洪灾、矿难等灾害，应建立应急预案，并逐步建立应急指挥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对于各种犯罪活动、各类社会丑恶现象，要严厉打击。要充分发挥司法等专门机关惩治犯罪、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4.逐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公平主要包括起点公平、机遇（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因为存在着家庭出身、个人能力差距、智力水平的差别，但社会应该保障每个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享有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过程公平是一种机会均等，不受民族、性别、户籍等的歧视和限制，使农民能够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结果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目标，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但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条件和个人在起点与机会的差别等因素影响。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十六大提出，一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重公平。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打击非法致富。

5.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逐步改变目前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和消费相差20余年的状况，连接城市生产和农村消费的链条，完善和改革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制度，整合现有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试行的农村老人执行生育政策补贴制度，建立起农村“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框架；配合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实行新的减贫计划，争取农村目前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约1亿多贫困人口在未来15年中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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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量分析

从回归结果来看,所选取的各个变量经过数据处理后,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消除多重共线、序列相关等问题后,方程整体和各个指标变量显著,符合各自的经济意义。这说明本文选取的变量比较合适,能够较好地反映所研究的经济问题。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资本投入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产出弹性为0.487,即资本投入每变动1个百分点,GDP变动0.487个百分点。这说明当前沈阳经济区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靠投资驱动的。2012年沈阳经济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0199.6亿元,比1999年的576.85亿元增长了近18倍,年均增长率约22.77%,远远大于GDP的增速。投资拉动了沈阳经济区经济的增长,也可能导致投资过热现象出现。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已经超过劳动投入,这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沈阳经济区市场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362,与资本投入弹性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沈阳经济区应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劳动力投入的弹性最小,说明沈阳经济区依靠劳动力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道路已行不通。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时代,沈阳经济区的人口红利已消失殆尽。沈阳经济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依靠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和技术人才。

三、结论

与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相比,构建包括制度因素在内的广义生产函数能够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制度创新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沈阳经济区的设立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以来,沈阳经济区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制度创新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制度创新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

①沈阳经济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足。虽然中小企业在企业数量和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仍需提高,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②沈阳经济区与沿海经济带相比,在吸引外资、人才等方面竞争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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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相比工业及服务业发展，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更容易受自然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农业经济的高风险特征决定，农村经济起步及健康稳定发展需要国家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偿，当前仅仅依靠农业直接补贴不足以解决问题。农村金融发展及改革是汇集农村闲散资金、优化农户手中资源配置、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特别是传统农业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农村金融发展更加不容忽视。农村金融发展是建立现代农业的核心，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存在以下主要矛盾：银行是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盈利性机构，因此银行利润绩效考核与支持“三农”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国家给予的政策性银行资本金不足以完全解决“三农”发展需求间的矛盾；农村信用社存在的历史包袱及历史遗留问题与农村金融发展主力军间的矛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缓慢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农业保险发展缓慢与农业信贷风险分散之间的矛盾。就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而言，首先，农业可用资金薄弱，加上地方政府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财政支持有限。而市场经济力量的代表———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缓慢，在支持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困境。近年来，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吸取农民的存款大幅度增加，这从涉农金融机构的存贷比可以得到相关证明，而农村金融机构吸收的农业贷款真正投放到农村经济发展中，支持农业生产、促进农村结构调整的资金却大幅度萎缩。农村金融机构从农村集聚的资金增量与投放到农村的资金数量缺口在加速拉大，金融机构将农村吸取大量的农村存款转投入非农生产，因为农村金融发展的不健全导致农业和农村结构调整的资金缺口在加速扩大。另一方面，当前农村小农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农村仍然是以个人家庭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生产规模小，生产条件简单，自给自足与商品交换并存，重视亲友关系，依恋土地。重农思想导致农民轻易不敢借贷，农村金融需求发展缓慢。农村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农业增收提供资金支持；一方面有利于农村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在未来15年内，全国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约为1700～4900元，如果按8亿人口计算，新农村建设的资金缺口将为13600～39200亿元，因此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以引导农村金融机构提供服务，通过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快速增长。

1.2.农村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根据金融发展理论及人力资本理论，农村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就农民增收而言，农村金融主要借助教育投资、信贷投资及促进就业结构变化3个方面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首先，教育投资效应。基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水平是决定劳动力边际产出的重要因素。与早期劳动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强调人力资本水平的异质性，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农民受教育程度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变量。教育提高了农民的人力资本，增强了农民获得财富的能力，进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农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能够为农村教育投资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有了充足的资金，农村教育就有可能大发展，农民受教育程度就会大大提高，因此其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其次，信贷投资收入效应。当前，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农业经济发展的落后导致农民获取收入的渠道狭窄，农村金融发展的缓慢也导致储蓄是农民理财的主要渠道。就健康的金融发展系统而言，农村信贷投资是农民增收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信贷投资的增加会带来农民收入的增长。此外，农村信贷投资的增加，会整体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人均资本量的增加，从而促进人均产出的增加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第三，就业结构效应。农户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基于库兹涅茨的发展事实，转型经济国家中，从事非农业的人口越多，人居收入增长的越快。当农民由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时，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部门得到合理的配置，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社会整体创造的财富就会增加，从而收入也会增加。所以农民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而农村就业结构的调整离不开农村金融系统的发展及金融资金的支持。有了健康完善的金融体系，才能解决农村中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才能促进农村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此外，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吸引外资的进入，从而促进农业整体就业结构的变化。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农村金融发展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及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但也应该看到，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决定，金融成为国家动员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的工具。为了最大限度地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政府借助各种政策动员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使金融抑制成为集聚资源的重要手段和政策。在此背景下，农村金融发展缺少自主性，在经济发展的大目标下，农村金融成为国家向工业和城市输送农村经济资源与剩余的渠道，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储蓄动员的作用。基于此，中国农村金融并非内生于农村经济，其发展不是沿着自身内在的逻辑展开和扩展的，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不仅不能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反而阻碍了农民收入增长。当然，农村金融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增收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进行相关的实证检验。

2.实证模型设定及指标说明

2.1.模型设定

本研究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将农村金融发展作为投入变量引入农业生产及农民收入的生产方程，基本模型设定如下：Y＝eA（t）KαLβFγ，其中，Y代表产出，A（t）代表技术进步水平，K代表总的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F代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两边取对数，得到基本回归模型：lnY＝α0＋α1A（t）＋αlnK＋βlnL＋γlnF＋本研究在此考察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产出（Y）和农民收入（I）的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在此选取农村金融规模指标（FIR）和农村金融支农程度（FD）指标，基本模型设定如下：lnY＝α0＋α1A（t）＋α2lnK＋α3lnL＋α4lnFIR＋ε（1）lnY＝α0＋α1A（t）＋α2lnK＋α3lnL＋α4lnFD＋ε（2）lnI＝β0＋β1A（t）＋β2lnK＋β3lnL＋β4lnFIR＋ε（3）lnI＝β0＋β1A（t）＋β2lnK＋β3lnL＋β4lnFD＋ε（4）由于时间序列自身存在的非平稳性所致，简单的多元回归会导致回归结果的“伪回归问题”，基于此，分别借助ADF单位根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等方法，进一步确定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和回归方程的协整关系。如果变量自身或者其差分项平稳，则表明变量存在单整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存在单整关系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的长期关系。

2.1.1.平稳性检验

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检验形式（c，t，k）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截距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0是指不包括时间趋势项］经过检验，在5％显著水平，除了lnY项，其他各个序列都不是平稳序列，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各序列都变为平稳序列，得出各序列在5％显著水平是一阶单整序列。

2.1.2.协整检验

各个同阶单整的序列很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在进行回归估计之前还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根据协整原理，本研究采用Johansen特征根迹检验法，通过计算特征根来分别判断各回归方程中不平稳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表中数据为各协整检验中的特征根迹统计量，“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表示在10％显著水平显著；“”表示在5％显著水平显著）。表2变量协整检验由表2可知，模型（1）、（2）、（3）、（4）中各一阶单整的变量之间都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模型中各不平稳的变量通过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因此，可以进一步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表2可知，模型（1）、（2）、（3）、（4）中各一阶单整的变量之间都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模型中各不平稳的变量通过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因此，可以进一步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3.实证结果分析

3.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基于模型（1）和模型（2）实证检验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3（表中括号内数据为变量的t检验统计值，“”表示回归结果在10％显著水平显著，“”表示在5％显著水平显著，“”表示在1％显著水平显著）

3.1.1.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由表3可知，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为正，且回归结果在5％显著水平为正，这说明，随着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其对农业产出的增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村金融发展为农业经济增长提供所需资金，并有利于农村闲散资金及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近年来农村金融的发展确实在农业产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1.2.农村金融支农规模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由表3可知，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以农村金融支农程度衡量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在农业产出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回归结果通过了5％显著水平检验。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相比，农村金融支农规模对农业的作用更为直接，规模增大有利于农业产出的增加。国外研究普遍认为农村存在金融抑制，需要对农村金融实施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决定，中国农村金融对农业发展的作用较为滞后。本研究回归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对农业增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政府应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为农业发展寻找新的突破点。

3.2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基于模型（3）和模型（4）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3。

3.2.1.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相比，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未通过10％显著水平检验，且回归结果为负。这表明当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不仅没有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反而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实际，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吸收农村存款，大多时间充当资金吸收的渠道；内生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下的中国农村金融存在二元结构特征，与城市金融相比，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作用并不显著［6］。

3.2.2.农村金融支农规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表（3）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农村金融的支农规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不显著，且回归结果为负。这表明农村金融支农规模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产出的增加，但其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这正如林毅夫［7］所言，中国的农村金融是内生于中国工业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农村金融的发展不仅与农村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而且农业经济发展的特征决定，农村金融的内生生存能力不足，不仅不利于农民增收，反而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金融与城市正规金融的差距也是导致中国城乡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基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农村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及农村资金的合理利用，是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只有加快现有金融机构结构和功能的改革，增强农村金融在金融发展中的地位，提高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农民才能真正地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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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建立民营经济通过带动就业和再就业，优化劳动者工资和劳动效率之间的关系来提升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金融通过其资产保值和增值来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为了能进行对比分析，我们把经济增长这一对居民收入增长更为根本的影响因素也纳入模型里。同时，由于我国各项经济指标近十几年来一直表现为正向增长，直接对绝对量进行时序数列回归难以撇开共同趋势项的干扰，因此我们使用各项因素的增长速度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二）变量定义及数据说明1.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INri）。由于在统计口径上我国对农村和城镇居民分别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统计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本文通过城乡居民各自人口总数分别乘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获得我国居民可支配总收入额，进而推算出可支配总收入额的增长率。2.民营经济增长率（PECOri）。如前文所述，民营经济的主体是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因此本文采用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注册资本总额来表示民营经济，并直接通过这一总额推算出其增长率来表示民营经济增长率。3.金融行业增长率（FINri）。考虑到我国金融行业里银行、保险公司、股票证券三者鼎立的现实情况，本文选用银行储蓄余额总额、保险费总额以及我国股市总市值三者之和与我国总人数的比值作为衡量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指标，并用该指标直接推算出其增长率来表示金融行业增长率。4.GDP增长率（GPDri）。GDP一般由国家进行核算，所以本文直接引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指数来表示GDP的增长率。本文主要采用了1990～2012年相关经济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为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私营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回归软件采用Eviews6.0。

三、统计检验及回归结果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检验方法为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由表1可以看出，除了金融增长率以外的其它指标均是非平稳的，没能通过单位根检验。而对各指标一阶差分后，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且显著性较强。因此，对模型中的各个指标进行一阶差分。

（二）异方差检验我们对模型先进行一次尝试性回归，以方便我们对模型的异方差进行检验。残差的white检验结果显示异方差的确存在， 检验结果如表2：我们采用加权最小二乘回归对异方差进行消除，根据通常做法权重系数设定残差绝对值的倒数，即Weightingseries=1/ABS(RESID)。

（三）自相关性、协整检验及方程的拟合度等检验。加权回归后残差做white的检验较显著的获得了通过。下表是方程回归结果。表3显示，两组数据其方程的拟合度均比较显著分别为0.946和0.752。模型方程F检验也获得了显著通过。从D.W统计值来看，两个方程的D.W值都很接近2，在本文的样本容量为22和自变量为3（差分后的有效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在两个方程中均几乎不存在自相关。最后我们要对方程的协整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4的检验结果显示，两个方程分别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方程是协整的。

（四）回归结果分析首先，民营经济的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呈现高度正相关，从回归系数来看民营经济的增长率提高1%，将带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多增长0.15%。金融增长率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008，说明金融的发展的确能带动居民收入的提升，但是目前提升作用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同时，尽管相关系数上显示，GDP每加快增长1%将带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提速0.0096%，是正相关，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相关关系是很微弱的，这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确没能跟上GDP增长速度。其次，虽然回归系数显示金融的发展抑制了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的提升，二者相关系数为-0.0225，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一点，金融的发展的确还没能给广大的农民带来财富的增值。GDP的增长虽然也提升了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加，二者相关系数为0.0068，但是这种提升效果和提升强度远远落后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GDP的增长对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提升强度要弱于对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相关系数显示，当民营经济增长提速1%，农村居民纯收入将提速将近0.25%,这是相当可观的。从模型的这两组回归结果上可以看出，相对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在提高收入上处于明显弱势。一是我国经济资源的配置明显偏向城市；二是农民可以用来提升其收入的途径相对有限，这也意味着他们提升收入时更面临更大的风险。总的来说，回归结果再次印证了我国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不相协调的问题。模型回归较好的证实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富裕城乡群众”这一令人为之振奋的经济现实。本文回归结果中关于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结论与郭志仪，赵小克和景文宏（2012）研究结果不一致，我们的结论跟个接近温涛等人（2005）的结果即金融未能支持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孙永强，万玉琳（2011）等的研究结果，即我国现有不合理的金融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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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经济发展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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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凡是历史悠久、经济发达的区域总能看到若干著名高校活跃的影子。如剑桥的剑桥大学，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凡是闻名于世的大学总是对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斯坦福大学所在的城市硅谷，梅隆大学和匹兹堡等。一言以蔽之，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高度的联动效应：一方面区域经济实力的提高是高校发展的基础，高校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依存和适应关系；另一方面高校发展为区域经济

发展提供了科技动力和人力资本，高校发展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与之相关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并由此扩大区域规模。

一、高校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

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校的职能逐渐从单纯地侧重于生产和传播知识、研究开发新技术成果，发展成为具有成果转让、中试、孵化企业、企业咨询和培训等多方面功能的统一体。特别是近年兴起的大学科技园，显著地影响着区域产业群的结构、竞争及发展战略。因此，它不但为区域经济进步提供科技动力和人力资本，也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了与高校相关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扩大了区域规模，提高了区域的品位。

（一）高等教育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将知识作为一个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式，知识不仅能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报酬递增，递增的报酬保证了长期经济增长。这和传统意义上的外生性经济增长模型中规模报酬递减截然不同，它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产生的要素递增收益和一般知识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的结合不仅使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本身产生递增的收益，而且也使资本和劳动等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因此，高校提供给受教育者知识，生产出知识型人才。这些人才在企业中形成知识的扩散，它类似电子技术中的三极管效应，产生知识溢出的倍数放大效益，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二）高校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智力优势

1、高校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及智力支持。高校能为区域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和科技水平的竞争。如果增加高校投资，高校就能扩大招生规模和调整专业设置。那么，区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才不足的矛盾，从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2、高校促进了区域第三产业发展。高校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商机，特别是高校扩招以来，全国共有在校大学生600多万人，如果每位大学生的教育消费和生活消费是每年1万元人民币，那么全国的高校一年就有600多亿元的消费额。因此，在校大学生多的区域可以把高校产业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产业来发展。实际上，大学生是一种稳定的长期旅游者，一住就是四年，而且还会吸引一部分学生的家长和亲友到这里来，这都会推动城市的交通、房地产、旅游、文具、餐饮、书刊文化等事业的发展，进而为区域就业人员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区域第三产业的发展。

3、高校促进了高科技产业发展。高校逐渐从传统的职能发展成为科技成果转让、孵化、企业咨询和培训等多方面功能的统一体，并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如英国的剑桥科技园、美国的硅谷、北京的中关村，都是依托大学建立起来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4、许多高校通过本校区的扩张和在其他地方办分校，扩大了区域规模。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需要的是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人力资源。高校可以从农村招收大批学生，使他们通过几年的专业知识学习，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最终定居城市，既加快了城市化速度，又使区域经济发展趋于良性化。

二、区域经济发展给高校发展提供了平台、注入了活力

（一）区域经济发展对高校发展的需求拉动。具体情况如下：

1、区域经济发展使市场产品需求上升，由此导致高校R&D费用投入增加。企业是现代生活的主体，一个区域的经济状况主要取决于它拥有多少可盈利的企业。区域的总体企业效益好，区域的GDP就高；区域经济的增长势必会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创造出更多的产品需求，这就要求企业生产出更多合乎市场需求的产品。由于市场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有些需求以现有的工艺和技术就可以完成，而有些需求，则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才可以满足。为此，企业就必须进行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研究开发。而现在很多企业缺乏研究开发的能力，尤其是对一些高、精、尖产品的开发。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把企业与高校的科研机构结合起来，由企业向高校进行R&D投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解决高校的资金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高校的科研水平。因此，区域经济增长最终导致了产品需求的增长，进而推动了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提高了高校科研能力。同时，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需求拉动又通过R&D费用的增加促进高校发展。高校的资金投入来源是政府和企业，随着区域经济的增长所产生的需求推动，区域GDP和财政收入及企业收入也都会提高。这将使企业意识到科技在产品中的含金量，从而主动与高校科研单位合作，而这些都将直接反映在高校R&D经费投入的增长上。

2、市场的人才需求。区域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历史文化、法律政治等，但最基本和最终的因素是人才。因此，区域经济总量、技术发展水平对人才的需求量有重要的影响。然而，人才是高校的一项重要“产品”，高校在培养人才时必须考虑市场经济观念，根据市场需求来培育人才。因此，高校总是根据目前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数量、结构层次来确定本校学生人数、学习内容、层次等。在经济发达区域，高校所设置的专业总是门类齐全，所以区域经济发展为高校提供了就业市场。

（二）区域经济发展创造了适合高校发展的宏观环境，区域经济优势与财政收入成正比，政府用于基础设施的投入就会增加。如果处于交通条件好、信息灵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区域中，高校就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实现大学的规模效益。也就是说，只有在一流的区域中才能孵出一流的高校。如英国剑桥位于剑桥、哈佛位于波士顿、北大清华位于北京。

综上所述，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呈现高度的双向效应。高校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增长反过来使区域对高校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高校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无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高校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循环发展过程。

三、高校要谋求与区域经济双赢发展

在当今社会，任何一所高校要谋求发展，都必须与区域经济建立互利互惠、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把高校封闭在“象牙塔”内的做法只能是作茧自缚，最终导致发展障碍和生存危机。零距离接触社会，多通道交融互动，谋求与区域经济的双赢发展，已成为当今高校发展的生命线。高校能否办出特色，关键在于能否立足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进行正确的前瞻分析和机会把握，与地方共建互为依托、协同发展的互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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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出这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这种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之上而又高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旨在分析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资源耗减和生态环境恶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状况的评价体系，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

一、可持续发展与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之间存在的矛盾

根据联合国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的核心思想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建立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能力的基础之上。而当前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是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即GDP核算。现行的这种GDP核算未能全面反映经济社会活动所付出的代价，其中就包括自然资源耗减的代价和生态环境恶化的代价而这些对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这样势必造成在以片面追求扩大GDP总量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既然存在可持续发展与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之间的矛盾人们就要想办法来解决来克服前进中的困难。为此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联合《环境经济综合核算2003》权威文献。其中对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进行了全面阐述详细说明了把资源耗减、环境保护和环境退化等问题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方法和基本准则，构建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基本框架可以就环境对经济的贡献和经济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一致的分析。这样，构建一套包含反映自然资源耗减代价和生态环境恶化代价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呼之欲出，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建立和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之间联系紧密交相辉映。可持续发展推动和促进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建立和发展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又进一步完善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推动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不尽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

心是包含反映自然资源耗减代价和生态环境恶化代价的GDP总量核算这种绿色核算相当于在现行GDP总量核算中扣减自然资源耗减的代价和生态恶化的代价。因此自然资源耗减代价和生态环境恶化代价的核算成为绿色核算的关键。（1）自然资源耗减代价。若要核算自然资源耗减的代价我们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如何对自然资源进行定价。如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由于自然资源产权不明晰和实物储量不确定我们无法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一个合理的价格。（2）生态环境恶化代价。对其进行核算的困难主要来源于生态恶化代价的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时间因素是指工业发展引起的生态破坏和健康损失，是污染发生之后逐渐呈现的有的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被发现其核算成本难以分摊到哪一年。空间因素是指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包含的污染因子范围。2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的绿色与可持发展的思想意识不足。（1）从政府层面来看。一些地方和部门政府片面追求经济的总量的增长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的项目有时候仍不令行禁止。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造成严重后果。(2)从企业层面来看。一些企业追求自身的利润，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并且产生负外部性.造成整个社会的福利下降。(3)从居民个人来看。居民个人的生活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如生活垃圾的不分类丢、农民化肥农药的过量或不正当使用等都对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能力有着重要影响。

三、对策与建议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要正确处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也是我们建立绿色国民经济的内涵。面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突破克服:

1.完善资源和环境法律法规。随着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以及我国未来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建立一套相应的资源和环境的法律法规，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顺利推进为可持续发展立下坚实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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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为高科技发展所引发的环境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有赖于科技进步来解决，所以，“经济法制须内蕴以科技优先发展为核心的立法理念”，激励各门类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同时，由于知识经济是一种人才经济，人才资源在现代经济中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要更加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切实保护科技工作者的利益。

2.知识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它重视社会的整体利益，重视社会的整体发展。因此，现代经济法制应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要义。立法一方面要着重激励高科技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范高技术发展的副作用。本世纪以来，科技空前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森林面积减少等一系列问题非常严重，还有电脑病毒、因特网上的信息公害问题、网络贸易犯罪问题、驰名商标被抢注等问题日趋严重，经济立法工作者应该注意到这些问题，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立足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放眼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