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教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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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教学服务，培养学习意识

针对广大农民学员知识水平偏低，缺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手段和相关知识，学员自主学习能力和意识比较差等特点，学校本着“一切服务学员”的办学原则，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努力办好农民远程教育。

1、提供学习资源与课程学习服务

由东北农大负责向广大学员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包括各科目主讲教师的讲课视频、教学课件、习题与作业、经典课程等，学习中心专业教师负责为学员进行网上学习与操作的讲解，通过电话、短信、QQ群、辅导教师和校园网等形式督促学员上网学习，按时完成了作业。辅导教师对各门课程进行辅导答疑，包括课程难点的讲评、学习重点的汇总和课程作业的讲解等，确保了学员的课程学习效果。

2、及时进行信息与咨询服务

学习中心配有专业的咨询服务人员，咨询渠道畅通，记录完整，能够及时与东北农大网络学院沟通，解决学员的问题与困难。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电话、E-mail、QQ群、学校网站及时准确地向广大学员和传达各类辅导信息，确保了网络教学工作各环节的正常开展。

3、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与意识

农民学员自主学习能力和意识取决于本身学习态度和能力、学习中心的组织和管理、教师的“导学”“助学”。学校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学员自主学习意识：一是注重“两个教育”的组织。新生开学前及时进行入学教育，包括端正学习态度、网上学习指导、各项规定、学习任务等，使学员尽快适应网络教育这种学习方式。此外，加强毕业前教育，对学员进行守法守纪、职业道德、学以致用、岗位奉献的教育，为社会做出新贡献。二是加强远程教育教师的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助学”、“导学”功用。学员可随时通过电话、网络等手段和教师进行沟通交流，每学期均安排面授辅导，及时对学员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进行指导，引导学员自主学习。

三、强化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

农民学员时间和精力主要都放在田间地头和家庭上，学习时间比较少，管理者和学员面对面接触时间少，教学管理难度大。学习中心采取各种规范化教学管理手段，促进远程教育有序、持久、健康发展。

1、教学与教务管理有序

严格执行各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进程表，面授辅导安排合理，特别加强了辅导环节管理。一是辅导教师聘用坚持责任心强、辅导经验丰富，每门课均有辅导计划和课程要求；二是开设开篇辅导和期末的面授辅导；三是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学员面授辅导的出勤率，如学员每次参加辅导时数计入平时成绩，对于不足规定时数70%的学员不允许参加本门课程的考试，只能补修补考；四是加强对面授辅导的检查与跟踪，了解辅导的具体情况并做出及时处理；五是督促学员进行上网自主学习并按时完成作业，作业完成情况、网上学习记录与参加辅导情况组成平时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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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需求

目前，我国农民的素质相对较低，对于农民职业教育的需求不够广泛，一般只停留在眼前利益，以直接得到效益，短期内可以回报的职业技能方面的教育需求为主导，少数农民开始对投入时间长，获得利益大，同时伴随较大风险技能教育需求慢慢了解和认识到，农民学习技能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技能转化成经济效益。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一体化也在逐步推进，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对职业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不再是单一的农技型，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对于大量涌入城镇的农民必不可少，他们需要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获得新的实用技能。

3农民职业教育需求的特征

农民职业教育需求具有如下特征：显性需求少，隐性需求多，需求局限性大等。显性需求主要是有农民通过语言表达，对技能获得的价值和利益的表述，但是由于农民受到文化知识的局限，很难表达出来，所以显性需求较少；隐性需求是体现在农民的生产劳作中，不易于被农民发现和总结，必须通过农业职业教育的组织者观察农民的生产过程，从典型的案例、具体的生产细节和生产困难中总结出来，从而得到农民的职业教育的需求；生活环境和农民目前拥有的条件造成农民需求的局限性大，可以通过职业教育部门的引导来打破，引导的方式有参观、考察等。

4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特点

一是办学层次丰富。根据我国农业生产整体的特点，结合各地农村的现状以及农民的文化水平，我国的农民职业教育创立了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依次为实用技术培训、绿证教育、双证教育、初农教育、中专教育、中专后教育。大专教育等。二是教学形式灵活。为了更加贴合各地农村特点，满足农业劳动者的需求，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出了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其中，以中专为主的学历教育与实用技术为主的非学历教育卓有成效。农民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脱产学习或者业余学习，另外充分考虑农时情况的季节性学习班因时间灵活，也受到农民的欢迎。三是办学途径多样。我国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正朝向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这一目标迈进。特别是各地各级的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将与其他教学机构的合作作为办学的一大主线，积极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普通中专、职业中学、其他民办教育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办学。四是培训学科涵盖面广。考虑到整个农业产业链涉及的大范围，农民职业教育也相应的设立了极其广泛的学科教育，从农学、园艺学、林学到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业，从农村计划生育管理、农村新能源开发与利用到农村基层建设，还有农业类的经济管理、农业工程产业等非农类学科，由这近百个专业可衍生出上千门的培训课程，从而覆盖整个大农业和城乡就业需求。五是参与办学部门多样。由于农民职业教育非单一的技术性培训，而是涉及农业、教育、科技、劳动、素质等方方面面，因此就要求相关各部门各司其职，承担相应的教育培训工作。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是顺应农民职业教育需求而诞生的专门机构，因而教育部、组织部、农垦部、中国科协、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农学会等20个单位均鼎力支持，并成为了联合办学单位。目前，联合办学单位发展到18个，包括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六是教育服务对象范围大。总体上，农民职业教育将教育、培训、推广三者合而为一，有效扩大了其服务的对象范围，除了普通务农人员、乡村干部、农村服务体系人员、还包括一些科技示范户，种田大户、骨干农民，以及一些只有小学、初中和高中学历的“三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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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内容，探索转变农民思想意识的载体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社区教育中心如何根据自身特点，发挥自身优势，探索合适的载体来促进农民思想意识的转变，从而使其真正地接受现代化的思想和观念，成为一名新市民呢？通过分析研究，我们一致认为，只有选定一些农民迫切需要知道、了解的，与他们生活密不可分的内容才乐意为他们所接受；只有选定一些积极的、文明的、向上的教育内容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1.城镇生活知识。

农村生活与城镇生活有较大不同，农村单门独院，空间宽敞，生活自由；城镇安置区密度比农村大，生活方式与以前大不一样……农民搬进了安置小区，住所一夜之间变化了，但城镇生活的知识他们掌握却是有过程的。为了让他们迅速了解并遵守城镇生活的一些规则和制度，使他们能更快地融入城镇生活，社区教育中心通过查找资料，精心编撰了《社区生活常识》小册子，具体内容包括居民楼生活注意点，防止煤气中毒，如何防盗防抢等。另外根据《城市生活常识》等书刊选编了城镇里的衣着打扮、一日三餐、居家生活、交通出行以及就医指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这两本小册子涵盖了城镇生活的若干要点，两本小册子的分发得到了社区干部和居民的一致欢迎。

2.城镇文明知识。

文明礼仪是一个地区社会文明程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是一个城镇最亮的名片。刚刚搬进城镇、住进高楼大厦的农民对城市管理中的一些制度法规、市民准则等很淡薄，对城市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缺乏公民意识，仍然固守一些不文明、不卫生、不科学的生活习惯。因此，在城镇生活，文明礼仪知识的宣传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提高农民的文明素质，助推农民实现生活方式上的“市民化”“文明化”，我们准备了《市民文明守册》《市民文明礼仪手册》《市民文明公约》免费发放到农民，普及礼仪知识；组建文明礼仪宣讲团，深入到三个拆迁安置区，宣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文明礼仪、法律法规知识等。

3.破除陈规陋习

树立体现城镇文明的规则意识、交通意识、卫生意识、生态意识以及城镇人际关系意识、城镇文化意识等等，使思想跟上城镇发展的步伐。进行权力意识、民主意识、契约意识、理性经济等思想观念等内容的培训和指导，进行长远意识、全局思想和法制观念教育。这些都是更高层次的内容，在前两个内容的基础上，这些内容将循序渐进，逐步开展。

三、加强主动性，拓宽转变农民思想意识的途径

1.抓好舆论宣传，树立导向意识。

社区充分发挥镇内电视台、社区小报、宣传栏等媒体的主渠道作用，又根据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渗透力强的特点，精心建设了社区教育中心网站，精心选择内容，抢占信息传播制高点，宣传城镇生活知识，传播文明。另外注重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针对突出的不道德、不文明行为，在社区小报和宣传栏运用照片和文字等形式给予曝光，使市民放弃不文明行为。同时选树一批典型，特别是要注重挖掘、评比、表彰他们身边的好人好事，通过从他们身边的平凡人平常事切入，让他们感受他人的变化，从而自我加压，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宣传的效果。

2.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参与意识。

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把城市生活知识、文明知识变成他们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社区分发的材料贴近群众生活的热点、贴近群众感情的动情点，吸引群众参与，增强认同感、提高参与度。社区结合五好文明家庭、学习型家庭等创建活动，扎实推进现代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着力扩大科教、文体、法律、卫生、道德规范“五进社区”活动的覆盖面，让社区中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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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结合成人特点加强和规范导学、助学工作。参加远程教育学习的学生主体是基层干部、农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缺乏学习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同时也面临学习与工作、生活的矛盾。我们在网络教学中，根据农时安排某一周为辅导周，或者在培训中不定期的安排各种形式的助学，指导学生掌握课程的知识体系，把握重点，突破难点等等。坚持聘请教学水平高并经过东北农业大学聘任的教师进行面授辅导，这样既解决了远程网络教育学习师生不见面、缺乏交流的局限性，又提高了学习效果，给学生提供及时有效的反馈信息。同时，对要求必须参加的辅导时数达不到总时数70%的学员做出不准参加相应课程考试的规定。通过运行，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确保了学习效果。

三是创新教学管理模式，做好学员的学用结合教育，培树学以致用典型，促进培训工作健康、持续发展。比如2011年秋季学员刘振彪，参加学习时担任宽城县独石沟乡蓝旗地村村支书，蓝旗地村经济落后，村民“等、靠、要”思想严重，交通闭塞，长期以来由于主导产业不明确、生产力水平不高、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推广速度缓慢。通过农广校组织的东北农业大学网络专科学习，刘振彪开拓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发动村民们靠科技致富，在种植板栗的基础上又搞起了网箱养鱼，年收入达到35000元。之后免费为村民提供种养殖技术，搞开发跑资金、找优惠政策、成立了移民养鱼协会，使全村的渔业在产、供、销上都有了保障，全村已有网箱养鱼500箱，继而又开办占地60亩具有现代休闲旅游意义的满族文化风情园。通过不断的深造学习，刘振彪用他的智慧，用他致富事业的执着，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至今90%以上农民掌握了两门以上农村农业实用技术，带领村民踏上了致富路，赢得了广大村民的信任和好评。

四是开展好学员的毕业前教育。各批次学员在完成学业后除举行毕业典礼外还应组织毕业前教育，进一步提升学员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和专业技能服务意识。引导学员以在校专业知识的学习为契机，把所学专业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为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五是进一步完善管理操作流程，加强对咨询服务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反馈信息进行深度分析和控制管理，处理好学生的各类咨询、查询等问题，做到有记录、有反馈。

二、逐步完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

健全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是远程开放教育成功的基础，构建功能完善健全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是对远程教育教学过程进行有效指导、管理和监控的根本保障，是远程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一是改善教学条件，提供优质资源。落实教学需要的学习场地、配备必要的辅导学习配套设施、营造良好的网络学习环境及其他必要的条件和设施是办好远程教育的前提。承德市农广校先后建立数控软件实训室一个、图书资料室一个、大型电子阅览室一个、农化实验室一个、电工电子实验室一个、中级电工维修实训室一个，电气控制及PLC一个，数控实训车间一个，并建设成集电子商务、会计、物流、金融等专业实习、实训、考核为一体的国家级电子商务实训基地，为远程教育学习中心服务于农民培训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所属八个县分校均配备有办公场所、教室、计算机房等，有专职老师负责远程教育的辅导、管理、服务，学员可以就近进行网上学习、实践，方便培训、交流、降低学习成本，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软硬件设施不足的问题，从而保证了远程教育各教学环节的正常有序开展。

二是建立特色化和专业化的动态网络信息资源系统。为了满足农民对教育培训的实用性、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为农民提供大量内容丰富多彩的网络教学资源，高校不断重视加强网络教学资源开发和制作。随着农村信息化的推进，依托农业部门、教育部门、农业大学等专门机构建立完善的学习资源库，实现农民教育的终身性。资源库的建设在符合农民教育教学的规律和特点的同时，充分考虑农业生产的特征，突出地域特色，结合承德的自然、历史及社会条件，促进特色产业、特色经济的发展。

三是为了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根据以农民为主体的远程教育学生学习的特点，辅导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对学生自主学习过程进行及时有效的激励和督促，对学习效果实行有效的监控和评价。为了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在教学管理过程中学校与学生建立了畅通的沟通渠道，检查学生制定的自主学习计划，利用网络平台登录次数、作业、撰写学习笔记等形式督促学生按时并独立地完成课程学习，帮助学生克服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扫清学习障碍，促使学生按照学习计划圆满完成学习任务。为强化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学校采取了结构记分法，每门课程的成绩包括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平时成绩由作业、参加辅导时数、笔记三部分组成。其中网络学院安排的作业分两种形式，一种是网上作业，一种是纸质作业，分别在每门课程的期末总分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另外，我们还提出学生必须撰写网上学习笔记，将每一次学习的时间、课程、重点记录下来，每学期不少于32次，最后科学汇总出学员的平时成绩。通过对平时成绩的严格管理，学员对网上学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真正学到了知识与技能。

四是为农民提供有效的课程资源和支持服务。作为直接为广大农民服务的现代远程教育培训，承德市农广校积极搭建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平台，有针对性地提供通俗易懂的生产、生活信息服务，不断满足农民对实用技术的需求。农民是现实生产者，学习科学技术基本上是利用业余时间，只能用有限的时间去获得有效的科学技术知识，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因此，针对农民培训服务的网络课程，必须适应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农业生产的需要，能够尽快用于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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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明，首先，大量民办幼儿园以及农民工子弟幼儿园办园起点低，多是租用普通民房所建。其次，院内条件简陋，硬件设施较为缺乏。再次，园内管理缺失，幼儿园的收费水平、人才平庸、课程开发与实施、教学评估等没有合理的规范，并缺乏长远的规划。另外，与公办幼儿园、优质幼儿园相比，这些幼儿园师资力量匮乏，教学质量低。大多是由学历偏低、无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最后，幼儿园外部环境恶劣。家庭流动性强，幼儿适应困难。农民工家庭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因为工作的原因来到流入地城市，又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离开。首先，幼儿入园时间较短，入园年龄大。“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研究，进城务工家庭子女普遍集中在5~6岁，占调查总人数的74%，与此相应，幼儿所在的幼儿园年龄班级也集中在中大班。但是，儿童的实际年龄与所在班级占的比例并不一致，存在一定偏差，分散到了中班或者小班。”其次，幼儿入园适应困难，发展状况不佳。陌生的环境造成幼儿心理造成了负面影响，使幼儿过度紧张，他们和周围的环境和人不能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缺乏安全感。

二、社会资本的缺乏和社会资本的培育

人是社会性的，个人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或者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取得成功必须掌握一定的“资本”。布迪厄这样定义“社会资本”，即“社会资本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由一系列的信任、网络和规范构成的，这种具有组织性质的网络可以促进机体合作意愿的达成”。布朗对社会资本的起源和性质提出了更具精确性的定义阐述：“社会资本指处于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这三位社会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定义，代表了最主要的三种观点，即社会资源观、社会规范观、攫取能力观。总之，社会资本理论超越了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内的一般资本范畴，强调了社会资源、社会规范和攫取能力的重要性，提出了社会关系中嵌入资源的观点。”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探究农民工随迁子女学前教育问题，要分析作为随迁子女父母的农民工自身的社会资本存量，这是研究的关键，衡量和增加其社会资本存量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着手，即社会规范、公共组织、人际关系。

（一）宏观层面的分析

1.社会规范维度上社会资本不足

首先是法律法规方面的缺位和失衡。具体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登记条例》颁布之日起正式形成，长期以来，我国的各种资源，包括教育资源都紧紧围绕户籍设置，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七条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2）教育经费的限制。据《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在园幼儿园总数为3685万人，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人数为1852万人，占总数的五成，然而公共财政经费的投向并不合理，目前我国有限的公共财政大部分都投给了公办幼儿园，而已占我国学前教育的半壁江山的民办教育机构却不在公共财政辐射的范围，在公共财政经费使用上，不能很好地侧重于弱势群体。其次，社会中的互惠、信任氛围不强。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外来者与城市的融合有一个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是艰辛的。没有本地人与农民工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农民工及其子女就无法在城市生活中有“家”的感觉。

2.社会规范维度上社会资本的培育

（1）提高社会容忍度，建立信任和互惠机制首先，流入地政府要在政策制定上重视和接纳农民工。“在教育问题上不搞歧视，让社会公共资源为城市的所有常住居民所共享，无论其是否拥有所在城市的户籍。”其次，支持社会志愿者开展针对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服务活动，社会志愿者的服务可以让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找到归属感，促进农民工群体与城市中其它群体的互动交流。最后，通过社区或公共组织开展一些本地居民与农民工之间、农民工与农民工之间的互动活动，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加入进来，增强相互的交流。（2）推动宏观政策转变，保证幼儿园规范运营。首先，“政府要创办更多的公办幼儿园，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的人，”要鼓励民办园的发展，将其纳入到财政支持和监管的范围，加大“无证”幼儿园的整治力度，但不可采取简单的取缔措施，要对其区别对待，对于确无资质对于周围社区并非不可缺少的幼儿园要坚决取缔，对在园幼儿实行引流，对于没有资质，但对周围社区属于不可缺少的要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其转变为合格的幼儿园。其次，要加大对幼儿园的监管，规范幼儿园的收费行为，减轻农民工父母的经济压力。

（二）中观层面的分析

1.公共组织维度上社会资本不足

首先，良好的社区环境使农民工有一种“家”的归属感，良好的社区建设也为社区的农民工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和纠纷解决的渠道，这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进而有利于农民工子女的身心发展。其次，不能忽视社区在幼儿学前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社区可以通过与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交流和亲近自然等来丰富幼儿体验的场所。然而，农民工多聚集在城市中的城中村或城郊区，这些地区的社区建设虽已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但总体来说，仍然相对滞后，人才缺乏、资金不足等问题比较严重。

2.公共组织维度上社会资本的培育

为幼儿的学前教育创建良好的社区环境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社区，二是农民工组织。（1）完善社区教育服务机制。社区要创新管理体制，加强宣传教育，构建和谐社区，要从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完善社区服务设施的建设，组织社区内部幼儿的集体活动，为家长养育幼儿提供咨询服务，加强和社会志愿者的联系和合作，定期开展幼儿的益智健身游戏。（2）加强农民工组织建设。动员农民工组织起来，改变最初的相互陌生和不信任的关系，“通过农民工组织，更好地了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需求，建立互帮机制，打通相互之间的沟通渠道，更好地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创建良好的社区环境。”

（三）微观层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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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需要。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渴望，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很大。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业职业培训、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劳动力，占总需求的56.6%，而新生代农民工中真正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数量不足30%α。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落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而这也是阻碍其融入城市的关键性问题。一方面，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的期望和未来发展的意愿较好，但在融入城市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份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对其工作所在城市的适应程度较低，城市适应度达到中等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45%，完全不适应或者适应程度很低的占4%，而仅不足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完全或者较好地融入城市生活。α由此可见，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未能很好地融入城市，要想真正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首先需要具备在城市工作的一技之长，而这一技之长离不开职业教育培训。另一方面，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老一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城市市民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地融入城市，就必须通过职业教育培训不断汲取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从根本上适应由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因此，通过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帮助他们全面提升个体素养，既是新生代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α除此之外，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从对职业、专业的懵懂无知发展到了解、认识、熟练、精通以至于偏好所从事的行业，顺利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市民化。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1“.低质性”就业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职业是社会分层的风向标，也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α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第一步就是在城市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也是为实现他们的市民化提供经济保障。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年轻化，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下；学历水平也较高，在高中及以上的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70%以上；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每月人均收入2609元，比老一代农民工增长13.9%α。尽管从学历、收入等层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有了较大的突破，但从就业层次来看，仍然难以摆脱“低质化”就业的束缚。深圳市总工会与深圳大学联合开展的一项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显示，有52%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普通工人和服务员，14.9%的从事技术岗位的工作，10.4%的从事生产线管理工作，仅仅有不到6%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部门经理以上的岗位工作。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囿于自身有限的技能，难以与城市精英阶层进行直面竞争，向上流动受限，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劳动密集型、高替代性的岗位成为新生代的“收容所”。由于这类低端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较小，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摆脱低收入的状况，以每月不到3000元的收入，仅能维持在城市的基本生活，想要在城市安家立足十分困难。在城市拥有自己的居所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非农产业，但“农民”的身份使其与城市中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无缘。同时，他们与城市市民面对的是共同的消费市场，较低的工资收入与城市的消费水平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对于他们来说，留在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路途依然遥远。总之，“低质化”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重要障碍。

2“.错位性”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重要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无序化竞争，导致大量“错位性”的失业。当前，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当中，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事的多是一些城市“剩余”工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高端技术人才十分欠缺，甚至出现“千金难求一才”的状况，劳动力市场中的错位、低位竞争严重拉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价值。新生代农民工在学历和技能层面优势不足，只能委曲求全从事城市低层工作，甚至部分新生代无工可做，自身优势无法发挥，结构性失业现象严重。长期来看，这也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原因。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期望较高，职业定位失当，个人期望与能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其陷入发展性困境之中。根据经济学原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效用和目标函数与老一代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倾向来看，大多期望在具有技术含量的第三产业就业，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独生子女，自身的工作耐受力较低，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愿从事一些苦活、脏活和重活。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用工荒”问题日益显现，特别是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对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难现象日益突出，尤其是高层次劳动力就业重心下移的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期望高移的状态，共同加剧了社会就业矛盾，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处于高不成低不就、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不仅影响到市民化的进程，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职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3.身份认同危机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隐形桎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情绪高涨，进城工作以后“返农”情节淡薄，心底存有强烈的市民愿望，然而在身份认同方面却产生了困惑。市民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空间地域转换，而是不断的社会融入和认同，通过与市民交往实现自身的再社会化，进而达到与当地城市市民的同质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社会身份、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并未与城市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实现有效衔接，而是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的关系网络之外。从自身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以后，更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为工人或城市市民，但在与城市群体不断交往的过程中也深切体会到与市民之间经济、文化和地位的差距，身份认同上成为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夹心层”。在城市奋斗过程中受到从物质层到精神层、心理层的多重排斥，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缺乏向外延伸的节点，而交流圈层仅限于具有共同感情积淀的老乡、熟人等群体，群体内部相互支持、互帮互助，逐渐形成一个与城市主流文化相背离的亚文化圈，并且内卷化发展趋势明显，而这种相对封闭的社会圈层是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社会融入的重要障碍，不利于他们形成现代化的市民意识和思维。市民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所需要的安全感、归属感、被认同感等心理层面的需求得不到外部的满足，使他们游离于都市边缘，缺乏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处于一种茫然和焦虑的状态。由此可见，除了职业发展受困以外，身份认同危机也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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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办学校，艺术教育是不被重视的。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很多农民工会把子女送去参加校外艺术培训，无形中加重了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负担。

（二）校外艺术教育师资问题

农民工子女为了节省入学费用，大多选择一些教育费用较低的培训机构。但是由于受到教育经费的限制，这些入学费用低的校外艺术培训机构聘用一些职称较低，工资待遇较低的教师，教学质量与效果只能停留在低级阶段，农民工子女的校外艺术教育受到限制。

（三）艺术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一些正式的校外艺术教育培训机构中，比较重视教研活动的开展，包括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的革新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艺术教学质量。然而，在一些非正规的艺术培训机构，往往会因为受到教学设备条件及教师能力的限制，出现不规范、随意现象，把艺术教育变成了简单的娱乐活动，不利于学生艺术素养的培养。

（四）农民工子女学习状况的问题

农民工子女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很难在家里对子女进行艺术熏陶和辅导，他们比较注重技能的培训，对孩子综合素质的培养并不十分在意。从而造成了孩子学习艺术的兴趣与热情减退，进入校外艺术培训机构学习后，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十分不如意。

二、解决农民工子女校外艺术教育问题的可行性对策

以上问题表明，农民工子女校外艺术教育资源投入偏少，在艺术教育方面获得的资源和支持相对不足，而这是和农民工子女对校外艺术教育的渴求极不相称。以下就校外教育机构教育、家庭教育及国家政策三大方面提出可行性对策，力争全面提高农民工子女校外艺术教育质量。

（一）校外教育机构教育方面

第一，艺术教育的定位。校外艺术培训机构应从艺术教育定位入手，加强认识，从本质上认识到校外艺术教育是兴趣教育，是通过培养孩子的兴趣提高孩子的综合素养，并为国家培养具备艺术素养的人才。第二，校外艺术教育资源的完善。为了帮助农民工子女接受更好的校外艺术教育，校外艺术培训机构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加强艺术教学工作。一是艺术团队建设。艺术团队建设是校外艺术培训机构艺术教育的重点内容，可以通过建设艺术团队提升机构在校外艺术教育领域的声誉，以此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条件。二是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师素质是提高农民工子女校外艺术教育质量的基础。教师的素质，主要包括教师的基本素质、理论水平，教书育人的能力，专业展示能力和工作创新能力，与人交往能力等。三是争取政府拨款扶持，以此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免费的受教育条件。第三，家校合作。校外艺术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的教育工程，缺少了家长的积极配合与家庭教育的实施，农民工子女难以完成学习任务。因此，促进家校合作，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校外艺术教育问题的有效手段。学校可以利用家长会、家访、电话联系等手段与家长进行交流，向他们汇报孩子的思想和学习情况，争取得到家长的支持和配合，为孩子创造一个有利于艺术学习的家庭环境，引导学生培养艺术兴趣。

（二）家庭教育方面

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生活、学习的第一个场所，家庭教育不仅会影响他们个性的形成，还会对他们的艺术兴趣产生重要影响。在家庭中父母要为孩子创造培养艺术修养的条件，为孩子的个性化发展做好准备。

（三）国家政策方面

第一，根据国家的法规政策，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校外艺术教育法规。农民工子女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性问题，校外艺术教育问题急需国家立法，明确政府部门和学校责任。第二，可以出台政策鼓励社会团体、大学生志愿者到农民工子女学校进行支教和帮扶活动，组织城市学生与农民工子女共同活动，拉近农民工子女与普通市民之间的心理距离。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民工子女校外艺术教育工作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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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筑相对完整的机构设置。在重点夯实负责职业农民培训的专门机构（如青岛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青岛市农机化学校）的同时，充分挖掘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加强与当地农业推广等部门和相关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厂家、经销商的配合，争取支持，建立实用技术培训基地，不断提高农民培训针对性、实效性，逐步形成便捷、实用、广覆盖的职业农民培训机构设置。

2、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组织的“孵化”职能。青岛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5000余家，社员达到20多万人。农业合作组织的茁壮成长不断推动“职业农民”的产生。在农业合作组织中，除了理事长和社员，还有两大类“职业农民”在不断“孵化”：一是受聘于合作社，专门从事技术指导服务的植保、农机等技术人员和财务人员以及文秘人员，学历水平都较高；另一类是服务于合作社生产基地常年领取工资的“非社员农民”，大多拥有专业的农业生产技术。可见，必须重视合作社的“孵化”功能，并有重点地对合作社开展系统的知识培训。

3、充分发挥先富起来的职业农民的示范带动功能。在青岛农村的不断改革发展大潮中，已经涌现出像凯玉合作社理事长王玉芹、青岛鸿飞大沽河农场的负责人王兴迁等新型农民的代表。要充分发挥现有职业农民代表的示范带动作用，及时总结并积极推广他们成功的经验，激发农民扎根于农村增收致富的激情，通过现有职业农民代表的成功经验带动附近农民寻找增收致富的门路，在资金、技术、信息和市场等多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

（二）不断创新教育培训手段和形式

1、加强农业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是培养高素质职业农民的必要手段。农业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是指对从事农业行业特有职业（工种）的劳动者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进行考核与评价，并对通过者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职业资格证书的评价活动。高素质的农民职业技能人才必将成为青岛市新型职业农民的有生力量。开展农业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要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积极争取各级政府财政支持、安排必要经费并逐步形成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不断加强鉴定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职业技能鉴定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基本理论建设，改善鉴定工作条件，加强考评人员队伍建设，从严把关考评机构资质，严肃鉴定工作纪律，推动青岛市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健康发展。

2、搭建智能农业信息化网络平台，为农民教育提供重要的物质辅助平台。加快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和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建立视频指挥系统，打造管理高效、服务便捷的网络服务平台。加快农业科技110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建成区市级综合信息服务分控中心，不断提高综合服务覆盖率；全面建成农业技术推广、植物疫病防控、质量安全监管“三位一体”的镇级农业公共服务机构，落实基层农机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目前，青岛市已经建立起以青岛农经网和农机化信息网为中心，覆盖市、县、镇、村四级的农村信息服务网络；农村远程教育工程稳步发展，建成覆盖全市的卫星网络教学体系；开通“12316”新农村服务热线，在全市搭建起科技服务、教育培训的信息化网络平台，为农民及时获取农业信息、知识和帮助提供重要的物质辅助平台。

（三）持续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1、着力发展一批理论与实践都过硬的师资力量。加大与当地青岛农大、青岛农科院等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力度，聘请一批知名专家教授为技术顾问，组成专家服务团，定期举办农业科技讲座，开展农业技术服务，指导农业生产。突破地域限制选拔邀请行业知名学者、首席专家、技术能手、种植明星，参与学校教育计划的制订、参与编写新型农民培训教材，为农民集中授课和现场指导，为农民解惑答疑。逐步培养一批不仅懂得教育理论和方法，而且具有较强的农场经验和实际动手能力的师资力量，增强教育的实效性。

2、定期组织教学竞赛、技术能手比赛。一方面，实现激发农业教育者和技术能手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竞赛和比赛，优秀的教育成果和经验得到展示，实现相互切磋、带动促进的目的。同时，搞好优质课观摩，以此带动全市农业教育师资力量建设，整体提高教育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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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培训方式上，存在着重培训、轻教育，重形式、轻内容的现象农民教育主要包括教育和培训两方面的内容，但许多农民学校和农村职业学校以及其他一些农民教育机构，在针对农民教育和培训这一问题上，往往以培训代替教育，通常以技能培训或技术指导来替代对农民基木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这种授之以“鱼”而不授之以“渔”的教育方式，使农民教育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学习能力，使农民获取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难以提高。造成农民教育成效不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主办单位在对农民教育与培训的过程中过分注重形式，而忽视了教育与培训内容，虽然采取了许多方式方法，例如，各种长期培训和短期培训，各种科技赶集会，送科技下乡活动，个别与集体指导等，这些活动主要是以培训和科技推广为主要内容，担从实际效果来看，往往是形式上花的人力物力多，由于缺乏系统的教育计划和时间安排，加上对农民教育和培训内容针对性研究不够，重理论、轻技能，重培训、轻教育，在安排上也不合理，因而收效总是不尽如人意。

1.3在办学形式上，存在着重单一的正式教育机构、轻多渠道的非正式教育机构，重学历教育、轻非学历现象的教育据统计，到2008年，我国有农民高等学校3所，学生人数为1000人；有农民中等专业学校221所，学生数为92056人；有农民技术培训学校37.9万所，在校生数为5752.6万人;有农民中学2304所，学生数为36.5万人;有农民小学10.5万所，学生数为459.7万人。虽然我国农民学校从数量上看好像很多，但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约8亿，占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低下，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相当艰巨，因此，这些机构相对于我国庞大的农民数量，其教育工作仍有相当大的难度。而且目前我国农民教育的机构太单一，主要以正式教育机构为主，缺少其他教育和培训机构。令人更加忧虑的是，由于我国许多县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再加上人员编制的限制，随着县乡机构改革的深入，几乎有一半的地方将农民学校和乡镇化技术学校撤销或合并到职业学校或其他部门，使农民教育的机构不仅在数量上减少，形式更加单一。这已是我国农民教育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2农民教育的纠正对策研究

2.1在培训方式上，坚持形式与内容结合，注重农民教育的实际效果当前农民培训工作是农民教育的一项重点工作内容，必须抓好抓落实。要坚持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要收到实效。这就要求农民教育和培训机构在进行农民培训的过程中，在采取多种方式方法的基础上，认真调查分析农民的学习需求和培训需求，作好培训规划，丰富培训内容，使培训更具有针对性，做到：培训方式是农民能接受的，如集中培训与分散指导相结合、普及性培训与专业培训相结合、理论培训与技能培训相结合；培训内容是农民需要的，既有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与更新的培训，又有新兴产业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既有当地主导产业的新技术培训，又有外出务工所必备知识技能的传授，培训适合农民的胃口；培训的内容对农民的收入和经济效益有直接影响，让农民能体会到培训带来的实惠，不断吸引农民参加培训。

2.2办学方式上，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着力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科技能力和劳动技能农民教育必须坚持开展对农民的学历教育，这是由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状况所决定的。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6年，仅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水平，加之农村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90%以上的农村大学生成为城镇居民，留在农村的很少，致使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很难。因此，农民教育要多开展针对青年农民、基层干部及后备人员的学历教育，以培养农村基层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人才，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文化素质和学历水平。从现有情况看，农业生产需要约1.7亿劳动力，大约有1.5亿为富余劳动力，而且每年新增劳动力为600多万。大量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也需要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这些艰巨的任务，决定了农民教育必须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以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增强农民的就业创业能力，这也是农民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农民教育必须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一方面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学历水平，另一方面，增强农民的科技能力，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帮助实现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2.3农民教育要以科技为动力，实施致富工程农民的科技教育应遵循以市场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以科技运用为主线的“二主”原则，从实用技术培训入手，以新技术培训为内容，以实用技术推广为目的，由此来推动技术、科学的普及教育。农民科技教育的实施途径为“通过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园(地)”，形成“基地+农户”的科技推广模式；根据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经济、产业结构调蔡的要求，按区域布局、专业化生产的要求，引入适合当地主导产业和产品的科技项目，以此为纽带，形成“项目+农户”的科技推广模式：县、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建立教学与学生生产实习基地，与农科部门联合，开展产供销培训服务活动，建立产前、产中、产后的科技服务体系，校内搞示范、校外搞辐射，形成“校企+农户”新型科技教育办学模式，培养一批科技示范户、带头人和技术骨干，抓典型促推广，形成“骨干+农户”的科技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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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已经引起了国内的重视和关注，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职业技能培训的必要性、培训内容与体系设置等。实践中，各地政府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积极开展了失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以促进他们再就业。调查表明，失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预期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如：2004年，浙江省遂昌县为了推进失地农民再就业确保他们的可持续生计，举办了电动缝纫技术职业技能培训班，但是由于培训内容比较片面失地农民的参与规模较小；失地农民参与培训项目积极性不高，从而导致培训效果低下的案例同样发生在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西湖区三墩镇等地。通过对浙江各地的调研，笔者发现现行失地农民培训缺乏针对性。要提高培训效果，必须根据失地农民的特征和需求，调整现有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并构建教育培训体系，从追求以提高技能性培训目标转向以追求全面发展的培训目标。全面发展性培训项目至少应包含补偿性、职业技能及创业等培训内容。

由于受社会资源和教育程度的限制，失地农民逐渐形成其独有的特征，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在语言表达、阅读能力、认知情感、社会交往等方面均存在着能力相对不足或缺陷，造成这些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受制于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及不利的社会地位而失去的受教育机会。因此，补偿性培训内容宜侧重于基础知识培训，集中在提升其语言表达、社会交际、城市适应、法律及宏观政治经济知识普及等方面。通过对失地农民的基础知识补偿性培训，将会最大程度地消除和弥补其“文化上的欠缺”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排斥，从而为下一步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和创业技能培训奠定基础性作用。当前，各地政府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已有较多实践，并积累了一定的培训经验。但实践中，补偿性培训并没有积极开展，导致单一的职业技能培训效果不佳。根据失地农民的特征，如果先对他们进行补偿性培训，那么后期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效果将会显著提高。由于小农生产的相对独立性，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缺乏团队合作等经历，导致其纪律性和组织性较为缺乏。因此，在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中不可忽视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的教育，这是提升其工作发展潜力、提高经济收益、改善人际关系和消除社会排斥的心理驱动力。

在就业工作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失地农民往往被视为职业技能缺乏者，容易被社会各界忽视其就业和创业的积极性。因此，失地农民很少能够享受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提供的创业培训及后续服务。然而，创业培训却是提升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性措施之一。国际劳工组织(ILO)倡导的SYB(StartYourBusiness)培训等经验表明，创业培训主要包括创业引导培训、创业技能培训以及创业计划培训三个方面。在失地农民创业培训中，创业引导培训以培养失地农民的创业意识为目标。根据失地农民独有的特点，笔者认为艰苦创业意识、风险创业意识、合作创业意识应成为创业引导培训的主要内容。失地农民创业技能培训应侧重于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应包括培养行业技术和经营管理技能两方面的能力。失地农民的创业计划培训通过为他们理清创业整体思路、明确创业各个阶段的关键任务，形成各具特色的创业计划书，从而提升失地农民整体创业成功机率。

2.引导各类高校关注失地农民培训

目前，开展失地农民培训的机构主要是各类农广校或其他社会性培训机构。作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在失地农民培训方面则鲜有涉及。可能有人认为高校主要是培养全日制学生，所以无暇兼顾成人培训。但是我国高校至少有四个职能：一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二是开展科学研究；三是从事社会服务；四是文化传承。因此，从理论上看成人培训是高校社会服务的内容之一。实践中，很多高校也在大力开展成人培训和继续教育。这些培训往往都是大师班、总裁班，很少看到针对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失地农民的培训。当社会面临困难之时，问题不在于大学要不要关心社会上的问题，而是如何尽职尽责地去帮助解决社会上的问题。目前，失地农民教育培训效果不佳，高校有义务、有必要参与失地农民的培训，从而让这些失地农民由“劳动型”转向“技能型”，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激励高校开展失地农民教育培训，首先要转变传统培训理念，发挥高校真正服务社会的价值，将优质教育资源用于社会弱势群体的能力培养上，而不是目前广泛开展的大师班、总裁班培训。要让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关注民生中得以传承，而不在追名逐利中丧失，除了高校的自我反省，还需要教育部门出台政策引导。教育部门可行的引导政策包括采取相关经济措施补偿高校开展失地农民培训的相关支出、设立失地农民培训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对民生问题的贡献度纳入高校领导班子的考核范围等。

二、金融和税收政策

失地农民教育培训机构的举办主体可以由政府设立，也可由非营利组织设立，甚至还可由私人设立。私人设立的培训机构是对前两类机构的延续补充，能够进一步完善教育培训体系，通过建立政府、私人、非营利机构相互合作的培训网络平台将有助于提高失地农民教育培训的效果。私人设立的培训机构不同于政府培训机构和非营利组织设立的培训机构，它以追求利润为导向。因此，要鼓励更多私人教育培训机构的建立，就要降低此类机构的总体成本，比如设立成本和日常运行成本等。通过一系列相关政策加以引导和融资优惠，可以降低私人培训机构的培训成本，提升私人培训机构设立意愿的同时，也利于更多的失地农民参与其中。反之，若缺乏相应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将使得失地农民承担的培训费上涨，这无疑会在失地农民面前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经济门槛”。税收政策虽然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但是可以通过政策的杠杆效应发挥扶持失地农民的效用最大化。建议对失地农民培训建立税收优惠的认证制度，首先从政策上给予明确规定，其次确认失地农民的身份问题，便于税务部分对减免税资格的认定。从税收内容来分析，这主要是包括哪些项目可以在税前列支，哪些不可税前列支。当

然税前列支的多少直接会影响到税前的应纳税所得额，从而进一步影响应纳所得税。增加私人培训机构的税收扣除范围，比如相关成本费用允许在税法上也予以扣除，部分收入予以减计，在一定年限内予以减免等等。把相关税收优惠方式包括免税、减税、加计扣除、加速折旧、减计收入、税额抵免等充分运用到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实践中，以减少私人培训机构的税收项目，从而降低税收成本。从税率角度来分析：一是加大税收优惠的扣除比例，给予一定的税收返还奖励；二是降低机构总体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可将失地农民教育培训机构列入重点扶持的对象或者是小型微利企业，使其享受较低的税率，从而减轻总体的税收负担，间接地提高收入、增加利润。因此，要吸引、鼓励私人企业积极参与设立失地农民教育培训机构，提供失地农民教育培训服务，国家必须出台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支持私人培训机构，降低其税收成本，减轻其整体负担，同时降低失地农民面对的“经济门槛”，从而通过税收政策来减少税收支出，增加利润，既符合私人机构对利益的追求，又有利于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

除了上述税收政策外，还可从金融层面促进失地农民培训，也就是从培训机构融资成本角度来扶持。对于私人机构而言，融资难是目前最大的困难之一，这不仅体现在可融资来源数量少，而且还在于融资成本高，这无疑会对培训机构的设立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要实行对失地农民培训的金融支持，应该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为主，辅之以农村合作金融支持，并鼓励商业金融参与，使参与金融单位呈现丰富化和多样化，加大机构可融资金的来源。同时鼓励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为失地农民培训事业发放低息贷款或降低贷款门槛和放宽贷款条件，为培训提供资金支持，从而达到降低融资成本的效果。为了有效发挥政策性银行在失地农民培训事业中应有的作用，建议尽快为政策性金融制定专门的财政预算和立法，向有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机构提供贴息资金。这既能保证其稳定的资金来源，又能通过一定的财政补贴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失地农民培训等公共事业。其实施可由政府委托政策性金融机构办理与失地农民培训相关的贷款业务，财政部门根据政府委托的业务给予定额补贴。总之，对设立教育培训机构而言，税收和金融政策的保障，是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必不可少的政策保障，需要建立配套的财税支持和金融支持，以满足发展教育培训的需要，鼓励私人培训机构的设立。

三、财政和土地政策

在当前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实践中，主要由地方政府以财政专项及培训学费拨款等形式为失地农民提供培训经费，培训经费是开展失地农民创业培训的基础条件。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各地政府财政资源较为紧张，往往依靠土地财政来补充。而以土地出让金为基础的土地财政，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比如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就遇到土地财政风险。因此，依靠财政专项形式支付失地农民培训经费不仅极为有限，而且难以持续，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教育培训的经费问题。事实上，由财政全部负担失地农民教育培训经费对于处于发展中的地区并不现实。

笔者认为，可辅助构建政策支持体系，通过立法和政策设立支持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基金。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基金的主要来源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部分财政拨款、培训基金运营收入以及慈善机构捐赠等获取，但是对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既任务重，又难度大，简单依靠财政拨款和捐赠收入不足以维持运转，还可从征地过程中产生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土地转用后的增值收益中提取（比如提取2.5%），具体比例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中关于“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术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的规定。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教育培训，主要的依据是“涨价归公”思想。土地增值是由于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和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导致的，并非是由于部分人员实现的，因此大部分的增值收益应该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大部分的土地增值收益主要被开发商以及政府机构所获取，真正落实到失地农民的部分十分有限，这样的分配模式不符合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原则。因此，将土地非农化产生的增值收益作为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基金的主要来源之一，显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此外，失地农民教育培训能否顺利实现的另一关键要点是教育培训基金能否高效运营和保值增值。借鉴智利等国家的成功经验，将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基金交由专门机构运营和管理，并引入竞争机制。同时，可以采用多样化的投资方式，来实现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基金顺利地保值和增值，比如进行实物投资、股票投资、外汇投资、期权交易以及各种抵押贷款、债券等。但是伴随着投资方式多样化和收益的增加，面临的投资风险也会加大，需要进行投资风险管理。投资风险管理可以依靠信托公司及其聘用的投资顾问公司和投资机构来完成，通过信托公司可以评估投资市场上各种投资工具的风险和收益，确定最为合理的投资组合和投资组合比例，以确保严密监控风险，并适时调整投资组合，以达到在管理风险最小的情况下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同时，成效良好的基金运营必须使基金管理机构与经营机构分开，前者负责对后者的监管，后者负责基金的筹集和投资运营等。毕竟教育培训基金涉及到的是无数失地农民的利益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不同于一般的商业基金活动，对此要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管，健全监管机制，加强监管力度。可以通过建立该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进行财务公开并结合信用和绩效评级制度，以及严格的经济处罚制度。对于专门的经营机构可以是私营机构也可以是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前提是符合严密的监督管理机制。培训管理部门可以县级为单位设立，根据基金不同资金来源，分别建立不同的账户，待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发展全国联营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基金，从而促进基金的保值增值以确保未来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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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对农民教育培训经费投入相对不足。由于财力问题，大多基层政府对九年制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加大了的经费投，客观上提高了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平。但对于农村劳动力的知识技能教育培训的资金投入还很不足，大多没有安排专项培训经费，无法按要求的计划进行教育培训，更无法根据农时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

（二）师资方面的问题

1.农民教育培训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由于基层农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而且年龄老化，专业不专，缺乏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技术人才，尤其是缺乏真正了解农村基层情况的教师，难以适应新时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2.教育培训的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由于从事农民培训的教师既缺乏实践经验，又不了解农村实际，因而在培训中灌输文化知识较多，讲授实用技术较少；培训的理论性太强，实用性偏差；缺少适合当地农村特点的教学经验，农民无法理解和接受；农民教育培训的内容，不能把握农村和农民脉搏，不能紧密联系农村基层的实际，不适应农民发展需要，与农民的现实需要不合拍，对农民的吸引力较弱。

3.教材相对不足。农民培训所使用的教材理论性较强，实用性和针对性较弱；案例分析有限且更新速度较慢，图文视频材料较少，多是文字叙述，农民接收起来较为困难。

（三）农民自身的问题

农民自身存在培训的愿望强，但实际参与不够的问题。农民都知道自身掌握的生产实用技术相对简单、传统，对于新技术、新品种缺乏了解，都想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但实际中表现出来参与培训的主动性、积极性不够高。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农户为单位的生产规模小，而采用新的技术，成本往往较高，又因规模小得到的回报低，不能达到增收的目的；二是由于农民生活保障性差，承担风险能力较弱，对于新技术的使用更加保守，阻碍了他们对新技术的学习。他们更愿意沿用效率较低但比较保险的传统技术，以获得较低但稳定的收入；三是青壮年劳动力大多进城务工，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老人和妇女，留守的这些人思想相对保守，接受新的技术能力差，所以参与教育培训的主动性不强。

二、解决农民教育培训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1.加强基层领导对农民教育培训的重视程度。基层政府要切实地解放思想，提高农民教育培训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将“三农”问题和培养新型农民、创新农业，促使新型农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列入议事日程，真正地落实到日常工作中来，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方案。要深入一线调查，针对农民的需求制定教育培训内容和计划，使其供需协调一 致。要多渠道广泛的开展宣传，让农民及时有效地获得教育培训信息。对农民的教育培训需求进行积极地引导，建立有效的引导机制，促使农民将需求转变为实际行动。

2.要整合农科教资源，形成农民教育培训合力。要充分利用农村教育网络体系，以镇村作为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各涉农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农民科技教育培训。要采用联合办学的形式，使分散的农民科普教育、农民化技术教育、农村基层党员素质教育等科技教育资源整合起来，资金汇拢起来，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农民教育培训合力，对务农农民进行全方位的教育培训。

3.要建立农民教育培训的长效机制。完善教育培训基地和农业科技示范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管理，更好地发挥其办学及示范的作用。加强过程管理，年初及时下达教育培训计划，年中进行检查督促，年末进行总结表彰。建立信息跟踪反馈制度，及时汇总归档，掌握受训农民的相关信息。对受训农民进行跟踪，全面了解受训农民培训效果。要制定相应的政策规定和优惠措施，使农民教育培训步入规范的道路，使广大农民享受参加教育培训的优惠政策阳光。

（二）经费投入方面的建议

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是一项公益性、社会性事业，必须建立以财政拨款支撑为主，其他渠道筹措为辅，并逐年增加投入的经费保障体制。一是要把农民教育培训经费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并按一定比例率逐年递增。二是从部门归集。如：政府各职能部门下达的培训经费；按照规定，从党费、工会经费提取的培训经费等。三是按照“来源渠道不变、使用途径不变”的原则进行使用。如：党费提取的培训经费要按时划入农村党员教育培训专户，专款专用，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管理，保证经费投入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三）课程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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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迅速转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适应市场对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需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由欠发达地区涌向发达地区，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波涛汹涌的“民工潮”。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口流动中家庭迁移的比重越来越大，大批学龄儿童随父母流入城市，数量急剧增加，流动儿童问题越来越突出，最突出的是在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上，城乡分割旧体制的弊端暴露得越加清晰，越加变得令人不能容忍。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总书记又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执政理念充满了人文关爱，让人不禁对社会、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美好的期待。

目前，我国流动儿童的数量约为1982万，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在全部流动儿童中，户口类型为农业户口的占74%。也就是说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从数量上看已将近1500万。他们不能接受或不能良好地接受义务教育，这不仅仅会影响儿童个体的发展，同时也影响我国“普九”工作的深入进行，影响社会公平体系的建立，以及我国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必将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带来隐患。解决这一庞大群体的教育问题刻不容缓。

一、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分析

关于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早在2003年9月，国务院就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规定流入地政府应采取措施，切实减轻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费用负担。2004年3月份，国家又出台规定，从2004年秋季开始，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摊派其他费用。实际中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地政府都对教育资源进行了整合，公办学校资源紧张，而且各地教育局又是按照学校学区内常住人口的数量设置班级容量，根本没有为流动人口预留容量，加上公办学校的高消费超出农民工家庭的承受能力，城市农民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困难。当前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方式主要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家庭教育。

（一）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现状

目前，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借读，仍须交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或赞助费，这对于广大处于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家庭来说，能够承受的不在多数。另外，文化背景的差异、教学环境的改变、使用教材的迥异、课程进度和难度的不同也都会影响其选择借读。同时，农民工身份遭受的社会歧视也会给其子女心理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有些家庭即使具备经济实力，最终还是把孩子送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相对低下的农民工子女，除了一部分在公立学校借读外(具体数字不详)，很多家庭只好将子女送入外来人开办的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简易学校就读。这类学校或被称为“棚户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有人认为，它们根本不能被称为是学校，因为多数连基本的办学条件都不具备，充其量只能算作“民上自发办学点”。但这类学校在城市发展十分迅速，数量增长快，学生人数增加也十分迅速。

总体上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特点是投资来源以个人投资办学为主，办学层次以小学教育为主；学校多设立在城乡结合部，农民工广泛聚居的地区；达到正规办学水平标准的寥寥无几，学校收费低廉，教学环境差，办学条件简陋，很多学校没有正规的教室、课桌椅、教学用具，更不要提活动场地；学校规模差异也很大，从十几人者到几百人者均有学校的师资水平良芳不齐，许多管理者与教师根本没有教育教学经历，状况令人担忧。

第一，农民工子弟学校硬件设施落后。从学校规模来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特点之一是规模大小不等，有的学校学生人数几十人、几百人，有的学校则有上千学生。学校的规模过大或过小，对教学安排都将带来一定困难，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从基本设施来看，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多属于个人投资，基本设施依靠个人解决，经费来源大都来自学生学费，招生对象又是流动人口中的低收入阶层，这就决定了学校基本设施状况的紧张与简陋。由于经费有限，学校的教学设施相当简陋，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第二，农民工子弟学校软件建设滞后。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全部实行聘任制，但真正签合同的为数极少，学校的人员管理比较松散，教师的流动性人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不利于教学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运作的特殊环境，师资水平与公办学校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第三，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不高。由于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制约，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素质教育的今天，这类学校教学中还只是偏重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能力培养。学校缺乏教学设施，加之教师水平有限，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薄弱，年级越高，表现越明显。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现状

家庭教育对子女的人格、个性、智力、自我观念、学习成就感都有密切关系，但凡父母参与子女的教育活动越多，给子女的指导与鼓励、肯定越多，子女的发展就更为健全。学校的教育，如果缺乏家庭的配合，其教育功能有多大，令人怀疑。由于特殊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农民工在对其子女教育观念、态度、行为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表现出许多不同，而且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与家长的文化素质、社会地位有关，一方面与其群体特征、经济条件、生活环境有关。

第一，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方法落后。农民工家庭在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上，有以下特点：一是重言传，轻身教。许多家长对子女提出合理要求，但在日常行为中自己却不拘小节，难让孩子信服；二是训斥多，表扬少。农民工家长工作繁忙，自身素质不高，往往以命令指责的形式教育子女，希望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实简单粗暴的方式不但难于收效，往往适得其反。

第二，家长与子女缺少沟通。由于家长工作忙碌，常常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辅导子女功课，加上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也难以在学习上为子女提供很多帮助，协助他们解决课业上的疑难。有些家长对子女的考试成绩比较关心，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在行动上具体指导。其次，家长很少为子女购买课外读物。一方面家长缺乏经济实力为子女购置学习图书。此外由于时间和经济等原因，家长很少陪子女外出活动。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原因分析

城市农民工在城市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对农民工子女来说，实际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受教育的公平环境，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我国现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缺乏为每个人提供同等教育机会的物质基础，教育机会存在诸多不平等，对于以农民工为主的广大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不平等更为严重。

第一，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尽管1979年以后，我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开始不断弱化，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入城市，但是户籍制度依然对农民的身份、就业、教育、生活水平等起到钳制作用，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即是受户籍制度影响的结果。没有城市户籍或离开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童，不论这些孩子是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还是在城市出生且生活在城市，在所居城市很难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农民工子女基础教育被排斥在城市和乡村的教育体制之外，而被迫以体制外的市场化方式来解决。

第二，现行教育制度的制约。自1985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经过三次改革：即“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三次改革，都始终坚持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户籍是享受义务教育的主要依据，实施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财政拨款进行配置地方政府是筹集经费、设置学校的主要部门。农民工子女具有明显的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分离的特点，使其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产生矛盾。一方面，流出地政府虽然对其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接受义务教育负有完全责任，但跨地域的流动使流出地政府不便对这些流出本地的适龄儿童的就学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另一方面，当外来学童随父母流动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户籍所在地应对其投入的教育经费带到流出地流入地政府在法律上也不承担经费等主要责任。这样，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在对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均处于“无责任”的境地。相应的教育法规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出现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有限

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主要途径仍然是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造成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狭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公办学校容纳量有限。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的紧缺，公办学校大都是按照学校学区内常住人口的数量设置班级容量，根本没有为流动人口预留容量，在公办学校辐射不到、流动人口密集的区域，民办(简易)学校的出现不可避免。其难。以汉南区为例，“九五”期间，众多流动人口居住在这些城郊结合部。大量人口的涌入，给这里的公办学校带来巨大入学压力。众多农民工子女无法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借读，只好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

第二，子弟学校发展缓慢。中国义务教育财政分权背景下，流动儿童教育机会的供给主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因此流入地政府财政实力直接影响流动儿童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尽管部分地区在资助辖区流动儿童教育上投入了巨大热情，但长远来看，当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在当地入学时，当地财政将面临巨大压力。无论在民工子弟学校的经费保障、师资配备还是在办学条件改善等方面，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因为财政压力往往都疏于扶持、管理和监督，使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长期停滞不前，农民工子女无法接受正常的、良好的义务教育。

（三）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保障制度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