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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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个人正在花费越来越多的资源生产知识。在知识方面的投资从狭义角度（包括R&D、软件及对教育的公共支出）看，目前占OECD各国GDP的8%，并仍在增长，与在设备方面的投资相近。如果将私人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支出包括在内，则超过10%。

劳动力技能正在不断提高。OECD各国超过14%的劳动力受过大学教育。

R&D支出经过50多年稳定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又开始增长。这部分原因是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的较快增长。R&D的约1/5投向了基础研究，整个90年代没有太大的变化。在大多数国家，商业部门提供的基金在R&D中呈增加之势，这在20多年前就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并在90年代有过之无不及。服务业，特别是那些生产或使用信息及通讯技术的部门，商业研究所占的份额正在增加，在一些国家已占到1/4。

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支出，包括在新设备、新设计和市场开发方面的支出已经超过了R&D。在有这方面统计数据的国家，这项支出相当于R&D支出的两倍左右。此外，服务部门有关销售的创新支出与加工部门的该项支出几乎相等。

大多数R&D发生在大公司，但工业结构的变化（如软件、生物技术等新兴工业）也使一些新兴工业和快速增长的工业非常重视R&D。风险资本是向新型的、高风险的商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提供基金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在几乎所有OECD国家迅速扩大，到1998年已经超过150亿美元。新技术的涌现，以及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改革后形成的市场开放对此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欧盟教育投资（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占GDP的5%）虽占较大比例，但R&D和软件开发滞后。美国在这两个领域的投资分别占GDP的2.6%和1.5%。日本R&D虽然占GDP的2.8%，但软件开发仅占GDP的0.9%。

二、日益重要的信息和通讯技术

信息和通讯技术（ICT）被公认为是知识经济的主要基础。它巨大的、持续的进步使不断增加的大量数据迅速而廉价地贮存、处理和传递成为可能。技术进步是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而ICT在其中占很大的比重。应用和掌握ICT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经济运行的关键。

公司、居民和政府正在向ICT大量地增加投资（1997年OECD国家此项投资占GDP的7%）。一些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处于领先水平，其他国家则迅速追赶。在OECD各国，ICT中的2/5支出投入到了通讯、2/5投入到软件，另有1/5是投入到硬件中。

在OECD各国，使用计算机的人口正不断增加。其中使用计算机的白领工人超过了50%，使用计算机的居民超过了25%。互联网是ICT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越来越多的居民和企业正在上网。过去几年，由于技术进步和通讯业内的竞争使互联网的通讯费用大幅度地下降。然而，在一些国家，高价格仍是其普及的一个障碍。这些技术也导致了电子商务的发展，虽然目前迅速增长的业务量仍主要限于美国。

技术创新是ICT扩大的基础。R&D支出在信息与通讯技术及服务业上升得最快。在90年代后期，几乎有1/5的专利是与ICT有关的，而在90年代前期这个比例是1/10。在这方面，美国和日本占尽了竞争优势，大多数欧洲国家落在了后面。此外，在过去几年这方面的差距正在拉大。

三、科技政策

在所有OECD国家，政府在发展科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如果它们要想从科技方面获得最大的利益，将不得不为知识经济的增长创造新的条件。限制公共支出、改变技术创新的驱动者，以及对什么样的政策应该和不应该做出更好的理解，已经引导政府更加面向市场。此外，政府应该成为工商界和消费者达到他们目标，保证他们适应知识经济带来的新需求的推动者。由于大多数公司觉得投资基础研究很难产生足够的收益，然而其对社会的长期回报是相当高的，所以政府需要直接投资于基础科学。为满足公共需求的需要，政府仍要继续投资于国防、卫生和环境。

在大多数国家，政府R&D基金90年代以来已经下降。国防支出的减少（由于冷战结束）和对预算的约束已经对科技经费支出形成压力。英国和美国的经费削减得特别多，法国和德国也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在OECD大多数国家中唯一例外的只有日本，虽然其全部R&D费用所占份额仍相对较低，但政府R&D基金90年代以来仍在增加。

对产业的公共支持包括金融支持（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公共品采购（主要是国防和航空），及设立科技基础设施（如公共实验室）等几部分。90年代国防合同的减少由航空费用的大量增长所替代。在这一阶段，虽然各国有明显的不同，但大多数国家的金融支持已经减少。大体上，对大公司直接的公共支持的比重远远超过它们从事商业R&D的比重，这表明如果政府要鼓励新兴产业加入者的技术创新，现有政策必须进行调整。

在一些国家，由于R&D支出会给小公司带来很高的成本和负担，常对此类企业这方面的活动起着抑制作用，因此这方面的税额抵免（taxcredit）对小公司来说是一种优惠待遇。目前OECD中有11个国家已经实行了税额抵免或相似的政策。

90年代由公共实体（主要是政府实验室和大学）承担的研究支出份额已经下降，但相对于公共研究基金来说下降的幅度仍不算大，工商界承担的R&D公共基金下降的幅度更大。

技术创新不再单独依赖于公司、大学、研究机构和管理者如何如何，更多地是依赖它们如何共同协作。它正在转变为公司增加对大学研究基金投入（虽然目前仍较低），以及公司认识到学术研究对自身技术创新的作用。

四、技术的全球化

科学技术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方面。信息和通讯技术已经使金融市场全球化成为可能，并大大促进了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扩大。科技活动的国际作用也大大增加了。

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在增加（有25%的出版物和9%的专利是多国合作的结晶）。

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虽然R&D比其他方面，如生产，国际化的成份仍很少，但它已经呈现出全球性的趋势了。结果，越来越多的创新为许多国家的公司，而不是为发明者个人所有。公司间的跨国技术合作协议比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高出两倍以上。

高技术商品贸易作为国际技术支付的一种（如专利许可证，技术决窍），比其他商品贸易更快速地增长。

然而，经济国际化仍是不平衡的。爱尔兰是一个国家受惠于科技全球化的典型例子，它的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技术和资本的流入。另一个极端是日本，它的技术似乎受岛国思想的影响过重。欧盟由于是多个成员国组成的国家联盟，其国际化程度与美国大体相同。

五、科技产出及对各国经济的贡献

随着花费在知识生产方面的资源增加，有更多数量的知识产生（科学发现、发明）。由于创新增加了市场，提高了生产率，扩大了高技术的出口和技术贸易，由此导致经济发生变化，改善了经济的运行。然而，各国经济运行情况的不同表明，科技活动的产出不仅依靠投入的数量，也依靠整个创新体制的效率，而后者主要有赖于创新体制的框架条件和政府政策。

就科技活动而言，计算产出比投入更困难。投入可以以货币的方式或劳动力的方式来计算出，但产出更多样化，经常是间接的，没有相应的人和物来对应。

科学发现和新的技术装置是研究的直接结果。它们可分别通过科学出版物和专利来测算，虽然这种方法不够充分和不完美的。这两种方式自90年代以来都呈现上升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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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现有的数量少。截至今年，武汉市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有《武汉市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商品流通领域专利知识产权保护的通知》《武汉市保护专利知识产权示范商场认定管理办法》《武汉市商业企业专利商品经营管理暂行规定》等，而由湖北省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则无相关涉及。而且这些规章仅涉及专利，没有涉及商标权、著作权；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以奖励为主，少有涉及处罚或者没有任何相关处罚，因此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是微乎其微；武汉市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相对薄弱，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原因是立法者担心保护知识产权有碍技术知识的传播，阻碍经济的发展，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立法者立法技术落后，如果只有鼓励措施而没有有效的惩罚措施，就不能成为打击侵权者的利器，法律如果只有天平，没有利剑是没有用的。武汉市知识产权部门还存在选择性执法、执法不严等问题，原因是分头管理，责权不清，沟通不畅。武汉知识产权的管理部门有武汉市专利局、知识产权局、武汉市工商管理局等部门，消费者管理协会也在参与知识产权的监管。因缺少有效的沟通，执法不能形成合力，导致“谁都管，谁也不管”。消费者遇到的问题不知道找谁维权、如何维权。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如果遇到利益相关的案件，多部门争相受理和管辖，遇无利可图的案件则常常“选择性执法”。

（二）武汉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复建设问题。武汉重复建设的现象相当严重，比如鲁巷光谷大转盘，建成不久，现在又开挖，建地铁站；比如刚建好的道路因安装天然气重新破土，下水道改造又破一遍，埋设通信光缆再次挖开道路，形成“拉链式”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浪费和交通拥挤、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等，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其次是对古旧建筑损害严重。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市政府不惜把古老的建筑或者建成不久的各种建筑设施或者住宅拆掉重建，造成了大量的土地和资金的浪费，原因很简单，拆一次创造一次GDP，再建一次又创造一次GDP。欧美等发达国家城市里古老建筑到处都是，可以发展旅游业。反观武汉旅游景点少就是大量古建筑被拆所致，比如1995年价值6亿的武汉展览馆炸毁重建，武汉展览馆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武汉市建设的重要标志性的建筑，非常漂亮，如果留下来应该是武汉旅游必去的景点之一。最后是经济开发区重复建设。目前，武汉已建成和规划建设的多个经济开发区缺乏合理规划布局，重复建设占用大量的土地、资金，造成巨大浪费，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透支消耗。

（三）武汉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环保投资小。武汉市环保投入仅占GDP的2%左右，不足防止环境恶化的最低标准3%。环保投入的不足导致城市污染综合治理能力薄弱，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能力跟不上武汉城市现代化的步伐。其次环境保护监控力度不足。武汉城市开发、新建工业园区的环保评价不够全面，部分建设项目缺乏全方位的环境保护指标评估，部分重点污染企业缺乏环保监控手段。最后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武汉市第二产业特别是电力、钢铁、化工等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比重较大，比如武汉阳逻发电厂到2015年仍然坚持煤炭发电，造成大量污染物排放，也是造成武汉雾霾天气的主要因素。同时象光谷软件园这样高新技术企业和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相对较低。

（四）武汉教育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是公办学校收“择校生”。公办学校不能择校，否则会造成公办学校领导寻租。择校应该交给民办学校，他们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让市场决定学费。另一方面是武汉大多数老百姓不读书问题。现在武汉民众每年的阅读量还不到有些发达地区人均的十分之一，说明武汉老百姓不喜欢读书，有时间就去打麻将、斗地主。但是人类不仅要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希望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2015年3月15日在回答中外记者问时说道“：书籍和阅读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我希望我们国家全民的阅读量能够逐年增加，这也是我们社会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十分重要的标志。”说明阅读普及度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武汉作为全国文明城市，武汉人不阅读是说不过去的。一定要让武汉市民减少打麻将、斗地主的时间，回到书桌上来。

二、中部崛起背景下的武汉法制建设诸问题之对策

（一）武汉知识产权法制建设中的问题之对策

首先增加立法数量和质量，加大惩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制定企业侵犯知识产权所有者合法利益的赔偿性制度。武汉市人大和市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制定相应的奖惩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次，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单一化，产品一旦进入流通领域，执法统一交由工商行政部门全权负责。最后，加大执法经费支出，严格执法。严厉惩罚不作为和选择性执法，把不作为和选择性执法的官员清理出执法队伍。

（二）武汉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中的问题之对策

首先完善投资法制建设。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减少政府投资，扩大民间投资。完善民间投资市场准入机制，取消对民间投资非行政许可的行政审批事项，减少民间资本介入基础设施建设的种种壁垒。基础设施建设要吸引外资参与，外国专家可以参与资金运用的决策活动，为避免重复建设把关。其次完善财政预算法制建设。防止重复建设对策是使投资决策者对投资经营后果负责，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在各种项目的建设中，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润收益和风险责任统一起来。最后完善贷款法制建设，建立健全银行信贷管理内部监督机制，完善银行贷款审查机制，让责任人为因为重复建设而出现的呆账、坏账负责，对贷款经营过程实行全面的微观监督管理。

（三）武汉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中的问题之对策

首先是立法加大环境保护投资。比如鼓励民间资本入股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入股建设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比如加大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及处理系统的投资；比如加大医疗、放射性等危险废物处置的全程监管系统的投资；比如大幅度提高环卫工人工资待遇等。其次是立法规范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的拆除过程。拆除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是为了优化产业结构，部分工业企业已不适应武汉城区功能定位，马上拆除高污染企业，还武汉干净的天空，让武汉人也可以看看蓝天白云。然后要立法为高新技术产业降低准入门槛，降低费用支出。让武汉走集约化内涵式发展。把武汉打造成高新技术制造业中心。要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节约经济，推进清洁生产，培育环保节能型产业。接着立法强化环境执法监督，比如制定重点项目的环境监管制度；比如排污申报、排污许可证制度；比如重点污染源网络监控制度等。然后立法保护节能减排等知识产权。政府在立项中加大对环境保护项目资金投入，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加快科技成果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转化应用，用“免费试用，政府补贴”方式推广节能减排的新产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达到节能减排目的。最后是司法上鼓励老百姓对环保问题提起公益诉讼。比如2015年3月24日，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被告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现在企业已经彻底停产）大气污染行为，索赔近3000万元，这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国内第一个针对大气污染行为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武汉的法院和环保组织要积极行动起来，为治理环境污染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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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产浮动抵押的概念与特征

1．动产浮动抵押的标的物为动产。动产浮动抵押权的标的物为动产，这是动产浮动抵押与其他浮动抵押的区别，这一区别也决定了浮动抵押实行方式的不同。在全部财产上设立浮动抵押而发生结晶事由后，因抵押人的全部财产均为抵押权的效力所及，所以抵押权人可以自由指定或者申请法院指定接管人接管设立浮动抵押的公司;而仅在动产上设立浮动抵押，因为抵押人的其他财产并不属于抵押物，所以抵押权人不能指派接管人。但是一旦发生结晶时，抵押权人如何保护其利益需要特别的措施。

2．浮动抵押的标的物具有浮动性。抵押标的物的浮动性，其是相对于固定抵押中标的物特定而言。具体而言，浮动性具有五层含义。第一，浮动抵押的标的物不仅包括现在的财产，还包括抵押人将来取得的财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在现有的财产设定抵押也可以成立浮动抵押。，法院认为，在债务人公司现在拥有的一宗土地上也可以成立浮动抵押。第二，浮动抵押在存续期间并不固定在特定的财产上，而是存在于用于抵押标的物范围内的整个财产上，浮动抵押不是指在某一物上设定了抵押，而是指在何种范围内的标的物上存在抵押，即指出用于抵押的财产范围，在债务人将来获得属于抵押财产范围的标的物时，这些标的物自动成为抵押物［6］。第三，抵押标的物的形态可能发生变化。在抵押人的全部财产上设定浮动抵押，在抵押期间，原材料可能随时变成半成品、成品;而成品出售得到价款后债务人可能购买生产设备，因此其形态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而固定抵押通常在固定财产上设定。第四，抵押标的物并非永远浮动，最终它也会特定下来，但时间不是在抵押权设立时，而是在结晶时。结晶之前抵押人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处分的财产，自动退出抵押权效力的范围，不受抵押权的追及;在抵押权设定后抵押人取得的财产，无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则自动成为抵押标的物。第五，在浮动抵押结晶后抵押人所获得的财产仍属浮动抵押的范围。Russel法官认为，如果浮动抵押的标的物包括将来的财产，则在结晶后，抵押权人对抵押人所获得的财产依然享有抵押权。《魁北克民法典》也有类似规定，该法第2719条规定，一旦固化，浮动抵押就设立人在此时对抵押财产享有的任何权利具有动产或不动产抵押的全部效力。如此等抵押财产包括———集合财产，抵押权的效力也及于设立人在固化后取得的财产。对于浮动抵押标的物是否具有浮动性的特征，学者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这是浮动抵押制度最本质的特点［2］。有学者认为，浮动抵押的名称即因此而得，所谓的浮动是指抵押物一直处于流动的状态，抵押权人并不对某一固定的财产享有权利，而是对用于抵押的、不断变化的整体财产享有权利［7］。也有学者认为，浮动性不是浮动抵押的本质，而只能认为其是浮动抵押本质的反映［8］。从英国的判例来看，浮动抵押标的物的浮动性不是本质，尤其是可在应收账上设定固定抵押，如果将标的物浮动性作为浮动抵押的特征，将导致其与固定抵押区别的模糊。但是，浮动抵押标的物多为浮动性的财产则为一不争的事实。

3．抵押人享有正常经营过程中自由处分抵押财产的权利。抵押人可以在日常正常经营过程中自由地处分抵押物，这是浮动抵押的本质特征。在固定抵押中，抵押人在设定抵押后就不能处分抵押物，这极大地限制了抵押人正常业务的开展，使得在抵押人的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库存产品上设立固定抵押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对于这些财产，抵押人对其进行处分是维持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浮动抵押制度注重担保物的使用价值，给抵押权人优先受偿权的同时，不影响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处分、收益，所以该制度获得了相应的发展，这在最近国际组织起草的动产担保交易示范法中得到了体现。在浮动抵押中，抵押人享有对抵押财产的管理、处分权并不表明抵押权人丧失对抵押财产的控制权。在浮动抵押下，债权人也可适度地控制抵押财产。但如果控制过严而不能发挥浮动抵押的作用，法官往往认为属于固定抵押;但控制过松，则可能使抵押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如果抵押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赋予抵押人的权利是:限于对抵押标的物进行修理或者改善，并且其在处分抵押物后，依据抵押合同抵押人承认替代物(replacement)也属于抵押标的物的抵押，属于固定抵押而不是浮动抵押［4］。因为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将来物抵押与现存物抵押的结合，而抵押权的效力及于代位物而已。

4．浮动抵押具有可转化性。浮动抵押的可转化性是指浮动抵押在特定事件发生时将变为固定抵押，即浮动抵押的结晶［9］。如果浮动抵押的标的物一直处于浮动状态，而无法固定化，则债权人的利益将无法实现。浮动抵押在特定事项发生而转为固定抵押后，抵押标的物才最终确定下来，浮动抵押标的物的价值实际上也仅限于抵押权实现时抵押人拥有的资产。

(二)《物权法》第181条、189条及196条———动产浮动抵押

按照《物权法》第189条设立抵押后，即使办理了抵押登记后，也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这一条款特别强调了抵押人在正常经营活动中自由处分抵押物的权力，与浮动抵押制度抵押人的权利的特征相吻合。而《物权法》第196条提出四种抵押标的物结晶的情形，更是与浮动抵押标的物的浮动性及标的物的转化的特征相一致。故此，对照动产浮动抵押的特征，可以发现我国该三个条款实际规定的为动产浮动抵押制度，而这也可以从立法后，大多数学者将该条款解读为动产浮动抵押制度的现实相符合［10］。

特别动产集合抵押———一个新概念

(一)原因解读———制度移植中参照系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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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论的语境和问题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和“科学”这个术语一样，“知识”一词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论文百事通在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已经习惯了的语境中，“知识”可以作为美德（柏拉图），可以作为力量（培根），可以作为权利（福科），还可以作为统治（控制）（后现代）。在我们已有的历史所赋予的知识系统中，“知识”一词总是与文明、进步等正价值意义联系在一起。在知识的增长与进步中，我们享受着由于“知识”而对自然、社会、乃至人的生存的把握所滋生的自由的愉悦。但是，今天的我们当在为“知识”给人类带来的物质文明而惊叹的时候，又不得不为“知识”带给人类的不可持续的生存状态而烦恼。我们虽然自称已进入了“知识”的时代，但却又留恋着老庄哲学绝圣弃智而“无为”的睿智。在“知识”中，我们生活着、存在着，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在离不开“知识”，但面对“知识”对我们的精神及存在状态的控制却又显得无奈。这就是当代的我们在“知识”语境中的尴尬遭遇（这里已经有了知识论悖论的影子）。对此，我们不得不对“知识”的传统和经典意义产生怀疑，“知识”以一种从未有过的被质询的姿态进入了我们的问题域；“知识”从以往既有的不证自明的预设神案上被请进了世俗法的庭审法堂，“知识”本身成了被“知识”询问的对象（这是知识论悖论的一种表现）。因此，如何从我们的现实存在出发去看待“知识”的可能根据，如何评价“知识”在历史中的是非功过，以及探究“知识”对我们存在的意义，已成为今天的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话题。这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知识论问题所以然的历史境遇。

如果从文化民族主义或文化守成的立场上来看待知识和知识论问题，可以看到，作为科学和对象性思维意义上的“知识”一词并不是我们的本土原创，而是在近代历史中，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德先生、赛先生进入我们的话语体系的。虽然在我们原有的话语体系中，有“知”也有“识”，所谓“知”是“知道”的知，如“乾知大始”《易传系辞上》，“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所谓“知”也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的知；“识”是“多识鸟兽花木之名”、“转识成智”的“识”，虽然对知、识有“德性所知”和“见闻之知”之别，但在根本意义上，“知”与“识”仍是指人在心性与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对天人合一之道的体悟和把握，是内敛的直觉把握，不是外求的逻辑归纳演绎。所以，这种意义的“知”与“识”就不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具有明确形式规定的知识。在这个话语体系中，还有与知识相近意义的“绝圣弃智”的“智”，但这个“智”往往与“慧”相连，这往往标示着一种生命意识。所以“智”与“知识”在意义上也还是有距离的。可见，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知、识、智、慧都不是在对象性思维中对对象的把握，而是反身观照的以内化为特征的心性修养和生命意识。因此在本土话语中，一直就没有形成对对象进行把握的、具有形式规定的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论传统。所以，我们谈论的知识与知识论问题，就很难在本土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寻找到依据和答案，而只能是在西方的话语圈中说话。这是我们讨论知识论问题的基本的文化背景和言说语境。

如果说“知识”现已成为我们那个“被抛入”的存在背景或生存境遇，是我们不得不或必须面对的话题，并且，如果我们只能将“知识”一词限定在对象性思维的意义上来考察的话，或者说将我们所使用的知识一词还原到它所源出的西方话语圈内说话，那么，我们就可透过人们对知识的宗教式的依恋，以知识固有的“是什么”的叙述方式对知识的存在进行发问和解析。这种发问和解析既源于人类本有的知识欲望和本性，同时也源于对我们自身存在状态的关注和自觉，所以，这种发问是我们从既有的知识条件出发对知识本身的发问，实际上这也就是知识对知识本身的发问。从此视阈出发来看待知识论问题，就是对知识的存在状态和存在的可能发问。应该说，我们所说的“知识”一词在我们已设定的语境中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知道”，另一个是“告诉”。“知道”是真理问题，“告诉”是理解问题。这样，我们对知识的发问也就是要找到对“何以知道”与“如何理解”问题的解答方式。我们应该，并且只能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来梳理关于知识、知识论的可能和不可能的问题，以及在知识论中对我们的存在背景与生存境遇有意义的问题。

1.在汉语文化中，“知道”中的“知”在先秦的诸多文献中就已出现（如前文所述）。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显然，这里的“知”就是确定“是”与“否”，即：知其所“应知”和“能知”的，而“不应知”和“不能知”的则不去“知”。这里的“应当”和“能够”是指社会纲常、伦理秩序和道德、心性修养，而不是外在的自然对象。所以，汉语文化中的这个“知”就显现为内敛的特征。“道”从文化考古学的角度看，有秩序、规则之意。所谓“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范蠡《国语》）在古代是“以天道占人事”，“道”即为社会伦常。因此，所谓“知道”在汉语文化圈内的意义就是对社会伦常与心性修养之道，确定出“是”与“否”。所以“知”的汉语文本意义就是对社会伦常和心性修养之道的“确定”与“区别”。如果我们依据西方文化的思维习惯，仅从“知”作为“确定”与“区别”的形式规定来考虑，并且赋予其以同一性为基础的逻辑规定，则以“知”为母词的“知识”或“知道”，就只能是以“是”为基元对已区别出的对象的“是什么”进行确定。因此，在西语文化中，“是”本身是知识或知道的本体，而“是什么”则是知识或知道的言说方式。这是知识和知识论的语文文本和逻辑意义，也是我们考问知识论问题的只能如此的言说起点。

2．由“是”本身和“是什么”所可能规范的知识或知道，在逻辑的意义上只能是一个在确定“是”与“否”的区别中指向某物的“真”的问题。反过来说，所谓“真”就是对所指向的某物的存在和存在状态说出“是”或者“非是”。所以，什么是“真”，如何确定“真”就成为知识论的基本问题。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去寻找这个“真”，在这种“寻找”中隐含的一种思维预设是：这个“真”应该是个什么，或者是一个我们总可以找到并且能够把握得住的东西。所以，在哲学家的理论设计里，就有了理念、实体、形式、理性、上帝（理性意义的上帝）等能够为“真”所依附的范畴。当哲学家们意识到这种对“真”的追寻所依附的是在所拥有的语言中进行的思维设计时，就开始了对“真”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由对“真”的存在设计而形成的追寻方式的质疑，这体现在对“真”的存在形式的“知识”或“知道何以可能”进行发问。这是一种指向那个不自觉的思维预设的根本的问。这样，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知识论的问题就从什么是“真”的知识，转换到作为“真”的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上来。这种“是什么”和“何以可能”的句式所表达出的对“真”的问题的发问，实际上就是要为以“真”为内在规定的知识的存在找到合理性的根据。当然，“是什么”和“何以可能”这两种发问方式，表明了两种不同的合理性设计。为了找到这个根据，无论是两个世界的划分（为“是什么”的问答逻辑寻找合理性），抑或先天的可能（为“知识何以可能”寻找理由）的寻找路径，都是要设计出一个确定合理性的标准，知识所具有的解释力无不来源于这个标准的设定。但对合理性标准的设计和设定已经不是知识论本身的问题了，而是本体论的问题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论的问题也就是本体论的问题。

3．如果我们从日常生活实践出发来看待知识，则所谓知识就是对“什么”的知道，而知道是为了说出，说出是为了告诉，告诉是为了理解。由此看来，知识论就不能不关注在“知道”基础上的说出、告诉、理解等问题。这样，解释、理解、语言、存在、历史等都必然、历史地进入知识论的视野，并且成为知识论的当然话题。古希腊智者学派的高尔基亚曾不可思议地从否定的方面揭示了知识论的这些问题。他提出了三个论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物存在，那它们也无法为人所把握；第三，即使它可以为人所把握，也不可能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高尔基亚思想的深刻只有站在今天的语境中才能有所体会。因为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解释和语言问题已成为知识论的重要内容。但是，哲学家们的发问方式还是没有离开我们所拥有的语言的限制，所以，知识论的问题就变成了“解释是否可能？”“如何进行解释？”

如此说来，知识论的问题无疑是西方话语体系中的问题，并且只有在哲学的意义上才会有知识论的问题。知识论就是要或只能在“是”的西语语式中，去诉说知识的“是什么”和“如何可能”，及对知识的“解释是否可能”，“如何解释”。可见，虽然以知识论为前提的科学在今天以无可置疑的成就支撑着知识的大厦，但知识论在原初所设定的这些知识论的问题并没有失去意义，可以说，今天的知识论问题仍然没有超越古希腊人的精神视阈。知识论的问题仍然是“知道”和“理解”的问题。从当下的境遇来看高尔基亚，我们不能不赞叹这位希腊人的通灵的智慧。知识论问题语境的这种恒定性，古希腊人在知识论问题上的这种通灵智慧，都源于知识论问题本身所具有的悖论性质，以及在历史中难以抗拒和逾越的宿命。

二、知识论的悖论情结及历史命运

从哲学的视角去观照知识，就是将知识作为对象纳入到哲学的话语中进行询问。这种询问的目的就是要为知识本身的存在找到合理性的说明。可以说，为知识的存在寻找合理性根据的欲求内在所蕴含的知识论的悖论，规定了西方语境中的知识论的基本走向。这就是从想对“知识”这一人类独有的文化现象说出“是什么”，到不断地为“知识”的意义和使用划界，或者说要找到知识的“所能”与“不能”来。实际上，这种划界的努力也表征着人类在知识论问题上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悖论心态。因为对于“知识”，实际上，我们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否”。

从历史上看，对“知识”的发问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形态：

⑴古希腊哲学用“是什么”的发问方式对知识的本质的询问。这种询问表现在总想寻找到“什么是真”的答案。也就是总想越过当下的感性直观现象，找到“真”所依附的本体，以为确定了本体，也就找到了“真”，也就“知道”了。这是古希腊人共有的致思趋向。当智者及其犬儒学派突然发现在哲学上确定那个“真”必须以对“真”的知道为前提时，知识论就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即：“知道”了“知道”（真）必须以“知道”（真）为前提。这样就形成了人们并不能知道“知道”的思维怪圈。这实际上是知识论的根本性的悖论（对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论及）。

⑵以康德为代表的近代哲学为知识的“所能”与“不能”划界。牛顿力学应该是近代知识体系的代表。在这个知识体系中，知识所能解释的是第一推动力推动之后的一切现象，不能解释的是这个第一推动力本身。面对这样的知识体系，哲学所能做的只能是为知识的“能”与“不能”划定界限。并对其“所能”的根据或原理做出说明。近代的笛卡尔到康德的哲学在知识论上就属于这种形态。

⑶自黑格尔以后到当代的西方哲学关于知识论的看法应属于第三种形态。这种形态的知识论很难说是一个统一的形态，而是各种观点、立场杂乱纷呈。将其作为一个形态，主要是相对于前两种形态而言的。与前两种形态不同的是，当代西方哲学面对知识（科学）给人的生活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康德对知识的划界中所呈现的知识的无根状态，感到不知所措。这种矛盾心态体现在哲学上就是走向“沉默”（维特根斯坦）与“虚无”（海德格尔）。当代哲学在知识论问题上告诉我们的是，在传统的理性框架内，无论是寻求和确定一个绝对的知识标准也好，还是通过知识的可能和不可能划界，为科学知识的可能性寻找根据也好，都依赖于一种思维的假定（或者说是理论的前提性预设）：知识系统是能够自明的（这种自明性体现为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但是这个假定或前提预设却是不自明的，因为一个假定的设立必依赖于另一个假定。如何说知识系统是能够自明的呢？因此，知识论失去了方向。这就是知识论问题在当代哲学中的境遇。

我们从对知识论三种形态的描述中，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些问题：当古希腊哲学家们欲对知识本身说出其“是什么”时，为什么会陷入知识作为解释的自身缠绕中？即：知道（真）必须以知道（真）为前提的无限循环。当康德等近代哲学家面对知识的所能与不能而必须为其划定意义界限，并且在划定界限中为知识的自明性或普遍必然性找到可信的根据时，为什么不得不或必然要求助于上帝（灵魂、物自体）这个先天预设，亦即必须走出知识之外？面对着一个一个的关于知识论的设计，为什么经过现代经验主义、现象学的谋划，当代的哲学大师却放弃了知识论对知识意义的追寻，而走向了沉默和虚无呢？这一个一个从西方思想的历史中走出来的“为什么”，还得回到历史中才能得到说明，因为在这些“为什么”中隐藏的是知识论的宿命之根。

知识论的这种尴尬境遇，应该渊源于知识论问题的悖论本性。实际上，知识论的问题不论是如前所说的“知道”（求真），还是告诉（理解和解释），在哲学上都表现为对知识所能与不能的自我辩护。这种知识的自我辩护体现为，或者设计一种思想框架，为指出知识“是什么”找到一条路径；或者在某种设计与谋划中为知识的可能找出可信的理由。这里表达出的思维逻辑是：因为上帝也要掷骰子，人只能步上帝的后尘，所以在知识论中，对于预设前提的设计与谋划作为知识的前提是不可缺少的。有了设计与谋划，才可谈得上知识的清楚明白，才会有知识的自明性，才会有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所以，在知识论中，“我觉得”，“我相信”恐怕是不可缺少的。这里所昭示的就是知识论的悖论本性，即知识必依缘于知识以外的“觉”、“信”，才能对知识有所辩护，知识自身不能证明自身。实际上，知识论的这种本性在古希腊就已经有了不可思议的洞察。柏拉图在讨论“美诺悖论”时就触及到了这个知识论的基本问题。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口说的“美诺悖论”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人既不能研究他所知道的东西，也不能研究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因为如果他所研究的是他所已经知道了的东西，他就没有必要去研究；而如果他所研究的是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不能去研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所要研究的是什么。”把这段话换成知识论的话语就是：“我们不知道哪些观念是真观念，所以试图知道，但是既然本来不知道真观念，那么即使遇到了真观念，我们也不知道那就是我们想知道而原来不知道的，于是，由于没有用来判别真观念的观念（判别性观念也是本来不知道的真观念的其中之一），结果就总是白白错过了真观念。”“美诺悖论”的实质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只能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不能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在这句同语反复的语句中却隐藏着知识论的最深层的秘密──知识论规则（同一律和不矛盾律）与知识论悖论。

如前所述，我们说知识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知道”，另一个是“告诉”；前者是真理问题，后者是理解或解释问题。依据“美诺悖论”，无论是“知道”还是“告诉”，都只能是对其所知道而言的。也就是说，知道是对所知道的知道，告诉也只能是对所知道的告诉。因为对不知道的，我们既不能知道，也不能告诉。这就是知识的同一性原则或叫知识的同一律。依据知识的同一律，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是”，不知道的就只能是“不是”了。在这里，知识的所能与不能就有了明确的界限。这个同一律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知识的同一律作为形式化规则体现在西方的形式逻辑中，即：AA。由这个形式化规则演化出逻辑的形式系统，从而才有了西方在经验基础上的具有形式化规定的科学。从一定意义上说，知识的同一律是现代科学的思维（逻辑）基础。另外，知识的同一律还是古希腊以来的西语中的“是什么”的言说方式的前提。如果我们把“是本身”只作为语言的意义生成机制，而不从本体论上来看“是”的问题，则“是”的深层机理就是知识的同一律。可以说，正是这个知识的同一律，孕育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逻辑和“是什么”（being）的语言，从而影响着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发展。知识论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造了西方的文明与历史，支撑着西方的文化大厦。

但是，从意义理论来看，知识的统一性原则或同一律的实质却是个悖论。如果说柏拉图的“美诺悖论”天才地洞察了知识论的基本问题，那么，我们从知道是对知道的知道，和我们对于不知道的是不能知道的知识论的命题中，就可以引申出两个结论：首先，既然我们只能知道所知道的，不能知道所不知道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去知道了，知道也就失去意义了（这里隐含的与是知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关联）；其次，当我们在确定这两个相对的命题时，我们何以知道什么是能知道的，什么是不能知道的？“知道”在“美诺悖论”中进入了一个不能自我解释的悖论循环中。因为在确定知识的同一性原则时，又必须以知识有不同一的存在为前提。这就是像法律的制定是以不遵守法律的现象的存在为前提一样。所以，知道是对知道的知道，同时知识也是对不知道的知道。这就是知识论不可逃脱的悖论情结。这两个结论所昭示的问题非常重要，其中隐含着知识论乃至哲学的可能走向。西方哲学后来的发展说明，知识论在对知识所能与不能的把握中，总离不开它的悖论情节和这个悖论所规定的历史宿命。

知识论问题虽然是一个悖论的本质，但西方的文化系统却是从此出发，在知识的同一性原则或同一律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适合西方的逻辑和语言的知识大厦（其中最主要的是科学知识）。对这个知识大厦而言，将知识论问题的悖论本性作为出发点是不证自明的，或者说知识论的悖论问题是被搁置起来了。实际上，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知识由于悖论问题形成了两套话语，亦即科学的知识话语和哲学的知识话语，或者说是有前提设置的话语和无前提设置的话语。这两套话语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基本形态，即：第一，在二分的思维结构中，从自明性的前提出发，以同一性原则为其逻辑基础，对对象给予“是什么”的定义性说明，并合逻辑地展开的知识系统。这个知识系统是理性的、工具的，也是异化、偏见（伽达默尔语）的。第二，面对二分结构中的知识的这种需要质疑的无可置疑性，或者在上帝的无限中寻找知识的避风港，或者在历史或先天的理性中寻觅理由。所以，在西方的文化中总离不开古希腊，更离不开希伯来，西方文化的历史就是在这两极中的来回游荡。

三、知识论问题可能的理论出路

我们描述知识论的悖论情结及其在历史中的命运，是要为在哲学的话语中能对知识说什么划定界限。也就是说，知识论的悖论性质是在哲学语境中的认定，这种认定不是无所依的，而是基于我们已拥有的作为知识的历史、逻辑与语言的意识。因此，知识论的悖论性质就是知识的自身认定，这种认定本身也是一种悖论。在这个意义上，知识论的悖论情结就是彻底的了。面对这种状况，知识论在哲学的意义上还能做什么？还需要做什么？怎么做？这也就是知识论的可能的理论出路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两个考察视角，一个是从知识的悖论本身的逻辑可能来看知识论问题的意义转换；另一个是从历史上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方式中来攫取知识论问题的走向。

从知识论的悖论来看，所谓“知道只能是对知道的知道”，“对于不知道的是不能知道的”，以及我们“知道对于不知道的是不能知道的“三个命题，隐含着三种对知识进行发问的方式，或三种知识论态度。

其一是“知道是对知道的知道”中所隐含的把握“知识是什么”的态度。这种知识论是设立一些知识的标准，由这些标准来区分什么是知识，什么不是知识。在知识的所是中构造出合乎同一性原则的知识系统。这种知识论态度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真（命题），什么是假（命题），什么有意义，什么无意义，知识应是由有意义的真的命题构成的，知识的任务是找到可以称为知识的具有真值的命题系统（逻辑经验主义）。古希腊哲学的知识论大都属于这种态度；他们寻找的不是命题，而是真实的概念。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也应属于这种知识论态度。这种知识论态度是要在知识本身的语境中说明知识的问题，为知识的合理性辩护。

其二，“对于不知道的是不能知道的”所隐含的是“为知识划界”的态度。这种态度主要是为知识的能与不能划界，即找到知识能与不能的可能条件，从而限定知识的有效范围。这种态度的出发基点是：“知识是什么”的知识论态度是一个无限的因果追溯链条，在有限的知识条件中追溯“知识是什么”是不可能的。这一判断所包含的可能与不可能才是知识论可能说出什么的问题。康德的哲学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康德哲学在知识论上的深刻性在于用先天知识综合原理来解释知识形式与内容的二分问题，从而为知识的实在性寻找到理论根据。这种态度的问题是“你（康德）如何提出先天综合知识原理，并且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就是康德提出先天知识原理所依据的知识条件是否是可能的，是否是合理的？可见，这种态度仍然陷入了一种论证循环。

其三，我们“知道——不知道的是不能知道的和知道是对知道的知道”，这个知道是对知道和不知道的知道。这是一个自身关系命题（或叫反身关系命题），其中隐含的是一种对知识论的超越性态度。这种超越性态度缘于对知识论问题悖论本性的认识。在这种态度看来，知识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无论我们怎样在知识的语境中对知识的是什么和合理性条件进行论证，都是在对知识是一个事实的认定的框架内的循环论证，知识论应当是对这种循环论证的超越。也就是说，知识论的意义是要走出知识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存在论、解释学以及知识社会学、知识考古学（福科）等都属于或接近这种知识论态度。

这三种对知识论问题所采取的哲学态度，既是从知识论的悖论本性中的合理引申，也是西方的思想与文化的历史选择。我们只能从知识论的悖论本性出发来看待知识论问题的可能的走向或理论出路。我以为，从西方知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在知识论上应该有三个可供选择的视角。

⑴知识作为科学是一个存在事实的视角。在知识作为科学的视阈中，“知识是什么”的问题会永远追溯下去，正是这种追溯才推动了科学知识系统的更新，才会有科学探秘的不断发展。科学知识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基础上的科学信仰，在我们所拥有的语言和逻辑工具中恐还难以撼动。这种视角的危险是在忘记知识是一个悖论本性之后所形成的科学主义的无限膨胀，以及对人类存在的科学主义暴力。

⑵知识论的历史主义的视角。时间性（海德格尔）和历史性（伽达默尔）是当代西方哲学的最重要的观察视阈。在知识论的问题上坚持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往的知识轮都想找到超时间、超历史的恒定知识及其与其相适应的终极性标准。但实际上知识却是历史的，并是在时间中存在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们对“是”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是什么”的意义当中必然有不同的对知识的把握。在时间性和历史性中，“终极性的实在”就会在哲学的视阈中失去意义。

⑶知识论的超越性视角。这里的超越性既不是宣布知识论的研究对于科学知识系统的不必要，也不是放弃知识论的哲学思考，而是在知识论之外的问题域中反身来看待知识论问题。知识的生发本身就不是纯粹的，知识意义的获得与存在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哲学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本体论的建立离不开知识论，但知识论又必须以本体论为根据。所以，知识论的问题及意义确定应该到知识论之外去寻找。这种超越只是一种哲学的视阈转换，而不是放弃。

总之，知识论作为西方的哲学话语，为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开拓了一个广泛的空间，也成为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我们应该尊重知识的历史角色，用知识的理性与批判精神去探究知识论的迷宫。从以上知识论的悖论本性与历史命运的描述中，或许能感受到知识论与我们存在的某种关联，可能时间和历史会帮我们揭开这层面纱，我们只能在努力中期待。

参考文献：

1．《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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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师发展机制，有关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探讨。有研究认为，教师自我效能感是教师自主发展的重要内在机制。教师自我效能感是教师对教育价值、对自己做好教育工作与积极影响儿童发展的教育能力的自我判断、信念与感受。教师自我效能感在教师自主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与作用具体表现在：教师自我效能感是教师增强专业承诺的重要内驱力、是教师产生自主工作动机的内在原动力、是影响教师教育行为和教育有效性的重要中介、是教师身心健康、个人幸福的重要影响源。

也有研究从教师的课堂专业活动角度来探讨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和机制。认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教师在日常专业生活中所遇到的必须解决的问题或者关键情境；二是在自我专业发展意识引导下教师自身对专业发展的主观追求；三是外界的各种对教师教育的支持。这些动力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力度还取决于教师自身的反思——反思的指向及反思的深度，取决于教师的自我专业发展意识。

以上关于教师发展机制的探讨为教师发展的文化机制提供了启示。这里从教师生存的文化场的特性、教师自身的特性以及二者间的互动来分析文化场对教师发展产生影响的文化机制。

教师发展的实质是教师的教育观念、知能结构和文化性格的逐步合理、提升与完善的过程，是一个外在环境与教师内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文化的视角看，教师发展总是处于特定的文化场中。文化场的格局与变迁必然会影响教师发展文化场的态势与格局，当下跨文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使得教师发展文化场由过去相对单一、静态韵文化格局变成了一种文化多元的语境。这一多元的文化可以归纳为三类，即本土文化、外来文化以及外来与本土两种文化相交锋的，居于冲突与变动中的文化。这三类文化都对教师发展产生着影响。

教师发展文化场是教师生活空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包括了从古至今积淀下来的宗教信仰、价值取向及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等方面。文化场中的各个组成因子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规范、调节着教师的观念和行为，同时教师的观念与行为也对文化场的构成与场力产生影响。教师发展文化场的构成、特点与变迁，动态地、深刻地揭示着文化要素之间、文化与社会之间、文化与教师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

教师发展的文化场依托于具体的教室、校园与社区等空间环境以及当中的观念体系、文化性格与各种习俗，它与具体的地域空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场、实体场，而是一个倾向于社会场、心理场的综合场。教师的发展，受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从文化场的角度进行分析，其意义在于：(1)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世界各种文化之间以及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个体之间的动态关系；(2)能够更清晰地凸显文化的内在逻辑性及其意义结构的层次性；(3)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文化各要素对教师发展的影响过程、影响内容与影响机制；(4)能够更有力地体现特定文化时空中教师发展及其解释的情景性、具体性、特殊性。

教师发展文化场的整体性、动态性与跨文化性，决定了教师的发展历程是一-一个连续的、多维的互动过程，即是一个跨文化场中的关键事件与教师的教育观念、文化体验与文化性格等内在因素的互动的过程，是个社会文化期待与主观自我期待的互动的过程。其中的动力机制源于文化间的差异，由于差异而导致观念的冲突、复原力的因应与文化的觉醒。由于影响因素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教师发展的路径呈非线性形态。

如下图所示，左侧的“文化互动的激发”为教师发展文化场中作用与教师发展的外力作用，右侧的观念的冲突、复原力的因应与文化自觉的维系为教师发展的内在动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于教师，推动着教师的发展。

文化互动的激发是指在跨文化场中的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碰撞；观念的冲突是指新旧观念之间的差异、矛盾与对抗；复原力是一种内在的、潜在的适应力，当环境变动时这种潜能便会引导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做出调适；文化自觉是指对本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图景的意识与理性思考。因此，教师发展的动力来自文化场的外力作用以及由此所激发的教师自身的观念、复原力与文化自觉的相互作用。

一、文化互动的激发

文化互动的激发是教师发展的重要的外在诱因。由于文化张力的作用，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必然导致在跨文化语境中各种文化间的相互碰撞与冲突。

文化学理论认为，文化变迁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内部韵矛盾运动，由社会内部的变化而引起；一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或推动力，由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与迁徙，或者与他文化接触而引起。正是由于冲突与变迁这文化永恒的主题，教师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场成为了教师发展的重要影响源。文化是人的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产品，是人在与自身、与社会、与自然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文化是“人为”的，只要人的实践活动没有停止，文化的变迁就不会停止。但同时文化又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文化张力是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所以，文化又是“为人”的。文化经由社会生活实践及精神价值体系两条途径对人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及发展水平。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超越性和自在性的内在张力或矛盾。这种矛盾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个体和群体、个体与文化模式的矛盾。在特定的条件下，文化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精神会为人提供自由和创造性活动的空间和条件；而在另外一种条件下，特定的文化模式的自在性和强制性又会成为个体发挥创造性的桎梏。

二、观念的冲突

观念的冲突是教师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在文化碰撞与冲突中，只有那些与教师成长有密切联系的、对教师的观念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件，才能够触动并激起教师发展的潜能。关键人物是指在教师成长过程中对教师产生重大影响的人，这往往决定着教师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向。

关键事件是指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教师要围绕该事件作出某种关键性的决策。它促使教师对可能导致教师特定发展方向的某种特定行为作出选择，一位教师告诉我，她的父亲为了能够让她坚持上初中而将自己做老家的大木头这一灵魂与来生的寄托卖掉给她交学费。这件事对她的心灵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震撼。每当她开始动摇当山村教师的信念的时候，是这件刻骨铭心的事件唤起她的记忆而放弃辞职，继续留在村里坚持做下去。

学校与课堂是教师教育生活的主要场所，教师的发展与这里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学校与课堂是传播主流文化的主要场所，许多新的文化元素就是从这里进入到社区、家庭。新旧文化元素之间的冲突在这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它具体化为课堂上或校园中的关键事件或关键情境。教师一方面以传播主流文化为己任，但同时他又不可能超脱于所生存的文化环境，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留有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这一新一旧的接触、交手所带来的观念的冲突以渗透、规约或者阻抗、催化的方式对教师的发展产生影响，影响并造成教师原有的教育观念与新观念的冲突，且通过教师的教育与教学活动、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等教育、教学行为体现出来。

三、复原力的因应

复原力的因应是牵引教师文化情感与体验的内在本能。对复原力的研究，始于心理学对人如何适应逆境的系列研究。目前关于复原力的内涵、研究方法、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及应用等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复原力，英文resilient，也有译作韧性、心理弹性等，指面对丧失、困难或者逆境时的有效应对和适应。研究认为，复原力是一种个体的能力、潜能，透过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之因应过程，产生出良好的适应结果。复原力的特性为：第一，复原力是个体所具有的一种认知情感的心理特质，包含人格特质和自我观念；第二，复原力是一种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产生作用的因应过程；第三，强调复原力结果是朝积极、正向的目标，克服困难、恢复良好适应的功能或行为结果，在这些结果上个体表现出比原先预期还好的良好适应的功能或行为结果。

复原力是每一个都具有的心理特性，它来自先天的、个人早年的经验或者危机事件后的个人学习经验。因此，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身处顺境，复原力作为一种潜在的心理能源存在于每一个个体身上。如我国的苗族长期生活于大山之间的辗转、迁徙之中，逐渐积淀形成了顽强、坚韧的民族性格，作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融入了每一代人的血液与心灵，成为世代遗传的文化基因。当遇到冲突、困惑或矛盾时，民族固有的复原力便会被激发而释放出能量，催动人克服困难、战胜逆境。

文化冲突对教师所激发起的复原力不仅与冲突的特点有关，同时也与教师原有的观念体系、教师的文化体验、对教育的看法、对学生的看法以及对自我的态度有关。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在逆境之中都一定会被激发出巨大的复原力，同时，复原力本身也不是完美的，它也有着不同的层次，因而对人的发展的推动力也有大有小。Hunter认为，最低层面的韧性仅仅具有生存意义，人们通过暴力侵犯和情感压抑来保护自我；中问层面的韧性具有防御意义，个体拒绝与别人交往，以此抵制外界生活的不良刺激；最高层面的韧性才具有健康、成长的含义，他们积极地调动个人资源，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灵活地处理生活压力。处于前两个层面的人在成年之后，往往会出现心理社会适应不良、甚至心理障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同处于一个文化环境之中，有的教师进步快，而有的教师进步慢，甚至有的教师会产生退步现象。在不同的情形下，所产生的复原力的大小、强弱或者层次也不同。

四、文化自觉的维系

文化自觉是教师发展的理性程度与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前面已经谈到，文化自觉是指对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势，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文化上的体现。

在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发现中国10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有22个，在当前社会的大变动中，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化得那么快，他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提出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认为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这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化转型、全球化过程中中华文化的定位、发展以及对人类文化有所贡献、对于国际文化交流中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民族文化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教师的文化自觉对于明确自身的文化处境以及发展现状、发展过程与发展目标、反思自身的文化责任与文化选择起着重要的影响，是教师文化紧迫感与使命感的来源和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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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制方式的新发展———软法

传统的各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冲突法呈现出各国内国法“各自为政”的局面，各个国家在是否承认法律冲突、如何解决法律冲突方面完全按照各自的偏好创制规则。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状况、社会制度、法律发展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差距和分歧，已经达成的以《伯尔尼公约》、《巴黎公约》为代表的国际公约无法彻底解决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适用问题。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国内立法在国际知识产权关系的调整中仍然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8］(185)而在司法实践中，跨国知识产权纠纷的不断涌现、类型的日趋复杂，向各国法院的管辖权选择、法律适用规则和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提出了新的挑战。ALI和MPI这两个项目代表了近年来知识产权冲突法领域的最新也是最高研究成果，它们都致力于推进知识产权冲突法的创制，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均以软法的形式出现，希望用这种温和的形式影响国际公约的创制和各国立法的发展。可能项目成员考虑采取这种软法形式而非采取硬法形式比较适合现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氛围，如果以条约或者公约的形式出现，将极有可能导致因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各自的利益和立场不同而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而搁浅。而在国际合同领域，《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软法的方式出现，而没有采取施米托夫所倡导的国际商事合同公约的方式，取得了很大成功，它的方式给了学者很多启示。然而，软法形式在知识产权的冲突法领域是否可行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这种方式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也存在不可避免的风险。以软法方式出现的冲突法创制方式可以说是在此领域的一种新的努力和尝试，这种方式能否彻底改变冲突法各自为政的局面不容乐观。但是不管怎样，这两个项目成果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知识产权冲突法领域的空白，内国法院可以选择性地借此填补国内法上相关条款的缺失。其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其本身。

三、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发展———多元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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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完备的食品召回配套机制

(一)食品召回强制保险制度

召回程序一旦实施，就意味着涉事企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也是许多企业不愿主动实施召回的主要原因。我国保险法中虽规定了产品召回责任险，但实际参保的企业还为数不多。建议在食品召回领域实行企业强制保险制度，不仅可以弥补企业由于召回带来的损失，增强抗风险能力;也能保证在企业无力赔偿时能由第三方对消费者进行赔付;同时方便政府对企业进行监督管理。此制度的实施，使召回费用得到合理解决，有利于企业制定出更加合理有效的召回方案。

(二)建立有效的食品溯源机制

食品从生产到流通是一个多环节的复杂过程，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食品溯源机制，很多食品无法查明生产者。世界上许多国家均建立了有效的缺陷食品溯源制度，给食品加贴信息丰富的“身份证”，在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中建立一条完整的追踪链，准确快速地找到问题根源所在，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最大程度减少对人体的损害，同时明确相关食品召回主体的责任。溯源机制的实施需要政府强制力保障，建立相关信息管理配套设施，从源头上防止缺陷食品的出现。

(三)公开透明的食品召回信息保障

知悉召回的全过程是消费者的应有权利。当前我国消费者在整个食品召回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参与进来，召回信息往往只有监管者和企业才有权知悉，普通大众只能了解到鉴定或处理结果，对其他环节一无所知。“在美国的官网上，我们常能看到问题食品召回的实时信息，有关食品召回的原因、进展情况、处理方式、问题解答等都有明确介绍。”没有公开、透明的信息，公众就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应建立及时、权威的信息传播平台，使信息在各方主体间共享，便于制定合理有效的召回方案，也便于政府和公众监督，使企业主动配合实施召回工作。

三、完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

(一)引入惩罚性赔偿条款

应看到，单凭《食品安全法》中现有的十倍惩罚性赔偿来约束商家是远远不够的。食品本身价格并不高，纵使十倍赔偿也不足以达到严厉惩罚的程度。在此方面美国的经验是，对违法行为处以高额惩罚性赔偿金，同时对举报属实的消费者进行奖励，对于受害消费者进行高额补偿，提高违法成本，以此来制约企业的违法行为。应根据企业违法的主观状态来判断，具体、合理的适用惩罚性赔偿，如拒不改正或明知存在重大损害威胁依旧不召回时才适用该制度，以免打消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二)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对违法企业加大处罚，提高违法成本，让其望而生畏;其次对不履行或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人员同样给予相应处罚。在食品召回的行政处罚中灵活运用多种方式，例如对企业严重的违法行为采取暂扣或吊销营业许可证照，同时对主要责任人采取行政拘留等。对于监管部门要加强内部管理，违规责任人需在行政处罚范围内受到相应处分，防范监管部门不履行职责的问题出现。

(三)刑法规制食品犯罪行为

目前我国刑法分则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等相关罪名，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也用刑法来打击这种致公众健康于不顾的犯罪行为。应将严重的食品安全犯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领域的罪名之中，起到更大的威慑作用。同时，对严重失职的工作人员也要用刑法惩罚其渎职等行为。时刻警醒企业责任人和监督工作者，不可逾越食品犯罪这条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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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系统功能

所谓系统，就是由要素组成，并形成一定结构状态，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合体。功能是系统运行状态、发挥的作用或效能的表征，即系统所具有的功力、系统向环境释放的能量及其所起的作用，是通过系统与外界（包括另外的系统）相互作用实现的。因此，李红刚认为，系统功能是系统的外显特性。

1.1.2功能主义

孔德和斯宾塞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社会各组成部分以有序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美国帕森斯提出了社会系统的4种功能并建立了著名的“AGIL图式”。即社会系统适应外部环境的功能，即社会系统谋求实现自身目标的功能，即社会系统协同内部各种关系的功能，指维护功能。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进一步将功能区分为“显功能与潜功能”、“正功能与负功能”，同时提出“功能选择”概念，认为社会功能之间存在替代和冲突。功能主义理论中，“功能”在逻辑上被赋予了核心理念的位置，要素及其组织结构是为功能存在的，由功能表达其意义、体现其价值，它们的最终作用都要体现在功能上，而且功能不是抽象的、恒定的，其量度和性质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和有条件的，功能具有显潜、正负之分，由此导致社会调控、整合、变迁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功能主义理论为分析社会经济提供了辩证的思维和观点。从系统认识论出发，区域是一个包含了自然、经济、社会、生态的多维系统。区域系统的发展规划或战略是围绕系统功能差展开的，按照社会功能主义原理，社会系统包含了经济系统、制度系统和意识系统，由于知识是人类认知系统的结果，知识经济系统实质上是认知系统与经济系统的交集。因此，作为区域意识系统部分，认识知识经济系统功能并建立知识经济系统要素、结构、环境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分析框架，是区域知识经济系统战略制定和落实的重要理论问题。

1.2知识经济系统功能与衡量体系构建

1.2.1知识经济系统及其环境框架说明

基于系统视角，知识经济系统是由知识技术要素、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投入，形成一定结构的系统。系统在不断的要素投入和结构转化过程中形成内部自组织功能，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经济的自我发展功能和知识再生产功能，是系统经济性的本质特征和系统知识特征的内在表现，只有实现了这两种功能才能维系知识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知识经济系统在传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一定的自然系统中运行，这些环境为知识经济提供了诸多要素来源，也是知识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是影响知识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因素。因此，知识经济在与环境互动作用过程中，表现出外部功能，包括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系统的带动功能，知识经济系统对社会系统的促进功能和知识经济系统对环境的保护功能。基于功能主义，区域知识经济发展功能包括自我成长功能、传统经济带动功能、社会带动功能、生态保护功能4个方面，自我成长功能包括区域经济产出和区域知识生产与创新两方面。

1.2.2知识经济系统功能衡量体系

知识经济的自我成长功能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产出、区域知识生产与创新等方面，包括知识规模的扩大、创新潜力持续的增加。知识经济系统在自我成长过程中不断与传统经济系统发生联系，高新技术产业与其它产业的联系和互动能够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以及劳动生产率，并通过结构性力量，提高传统产业竞争力。这样，知识经济系统便能够促进传统经济系统结构的高级化和系统效率的提高。高技术产业利税额、高技术产业从业人数以及工资的增加又能够促进系统社会功能的发挥。同时，知识经济的生态保护功能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进一步增强知识经济资源长期供应的竞争力。作为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表征，从物理学意义上讲，区域知识经济发展功能可从规模、效率、速度三个维度衡量。规模用于表现知识要素集聚程度，效率表现知识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状态，速度表现要素增长或能力提升快慢。

2西南地区知识经济提升路径与对策

西南三省与广东相比，知识经济功能存量、效率和速度均存在差距，西南三省需要科学制定知识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以缩小差距。

2.1西南地区知识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在具体功能方面，知识生产与创新功能严重落后，知识经济社会带动功能差距明显，但生态保护功能差距较小。西南三省与广东相比，知识经济功能规模和速度全面落后，但效率差距相对较小，且效率是各功能内在质的衡量标准。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最小缺口理论，西南三省要确立效率优先，速度跟进、创新增长极、人本中心、生态互进的战略选择，以满足社会效益，提升功能，实现知识经济的持续发展。

（1）效率优先。效率是知识经济发展功能质的度量，效率落后将会导致竞争力低下和投资撤离。西南地区发展知识经济必须实行效率优先战略。只有提高知识效率，才能吸纳资本持续投入，进而影响知识产出效率，不断实现知识经济自我成长，从而扩大知识规模，优化知识结构，提高知识发展速度，实现对传统经济的带动功能，增强西部知识经济发展核心能力。

（2）速度跟进。西南三省发展速度的全面落后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基础和速度都落后，将使西南地区彻底边缘化。西南三省应重视速度，在战略上，至少要维持速度跟进，在速度跟进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超越。这样，区域间绝对差距也许会存在，但相对差距不会扩大。速度跟进是西部地区避免知识经济发展边缘化和走出创新困境的重要保障。

（3）创新增长极。知识生产与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根本动力，但西南三省与广东最大的差距在于知识生产与创新功能方面，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地位。西部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强化知识生产与创新，尤其是远期战略。而西南地区的知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创新具有风险。不顾现实，全面推行创新战略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不适合，西南地区需要建立创新增长极战略，结合增长效率优势产业实现知识创新，形成创新局部突破的战略思维。

（4）人本中心。西南三省与广东知识经济社会带动功能差距明显。知识经济是人的经济，区域发展知识经济，要注重经济利益相关者直接利益的提升。具体表现为高科技企业、科技人员、产业工人的利益需要得到提升，如果不能保证直接利益者利益的提升，知识经济将成为无源之水。人本中心就是要提升直接利益相关者的经济社会效益，保障他们的权利。

（5）知识－生态相互促进。西南三省生态环境良好，但需要知识与生态相互促进战略来保护和维持生态优势，利用生态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以特色产业促进技术－生态－产业的循环。

2.2西南地区知识经济发展战略路径

2.2.1强化经济产出与知识产出关联，提高自我成长功能

以效率为核心，建立以知识促进经济效率为核心的区域经济评价体系，强化对效率优先产业的支持和帮扶力度，对效率落后的产业进行整顿和治理。在经济产出功能效率方面，以广西为榜样，进一步强化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率提升作用，促进产业与知识的良性互动。以效率为核心，加大对效率优先产业的科研经费投入，促进以效率为核心的“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建设，以云南为榜样，提升知识生产效率。不断完善“硬件”设施环境，促进效率优先产业率先发展成产业增长极，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专业化知识的生产、流通和价值实现。以效率为核心，引导经济增长效率高的产业提高创新效率，以云南为榜样，集中形成产业专利群，促进产业知识群落向创新群落转变。以效率为核心，提高知识在资源利用中的作用效率，以广西为榜样，减少传统经济单纯依靠资源高投入带来的能源消耗。

2.2.2深入落实技术与传统经济的结合，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西南三省要保证高技术产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突出地位，按照“需求牵引、多业联合、协同攻关、重点突破”的思路，深入落实技术和经济的结合，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重点扶持高技术产业与服务业结合。例如，以增强工业电子、工业软件、农业基因和信息服务能力为重点，提升支撑技术与经济融合水平，提高工业软件、行业应用解决方案的市场竞争力；加快推进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技术与应用协同发展，加快石化、钢铁、有色、建材等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节约型制造业发展模式；推动大型企业基于供应链管理的电子商务协同应用，推动行业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向全流程电子商务服务升级，推动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管理系统的普及和深化，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作。

2.2.3多层次夯实社会促进功能

围绕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现代物流发展、工业园区建设4个切入点推进两化融合，引导做好公共服务平台和支撑体系建设，全面推进工业产品研发设计、生产过程控制、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开发、企业技术改造，逐步制定重点行业科技与工业、农业、服务业的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多途径促进知识传递和利用，增强社会促进功能。加快实施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装备制造和信息领域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信息领域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工程等，大力培养各领域骨干专业技术人才，提高知识经济发展的主体能力。切实保障区域教育水平的改善、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工资水平的提高，建立科技人员激励机制，支持高科技重大项目研发和高新技术企业成果产业化，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信贷支持，拓宽担保渠道，鼓励建立小额贷款公司，支持知识产权质押等适合高新技术企业特点的贷款融资。这样能够促进资金和税收的高效利用，不仅有利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带动税收增加，构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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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申诉制度

我国《教师法》第39条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教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侵犯其根据本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作出处理”。这是宪法关于公民申诉权利规定在教师身上的具体体现。

《教师法》确立的这项维护教师合法权益的行政救济程序的制度，即教师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主管的行政机关申诉理由、请求处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制度，就是教师申诉制度。

二、教师申诉制度具有如下特征：

1、教师申诉制度是一项法定申诉制度。《教师法》明确规定了教师申诉的程序，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必须依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对教师的申诉作出处理决定，使教师的合法权益及时得到保障。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关部门对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负有执行的义务，否则，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其他非诉讼中的申诉，如向部门、行政监察部门等部门的申诉。虽然对维护教师的权益有一定的保障作用，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时限要求，其实施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弹性和随意性，在某种程序上降低了申诉人受损的合法权益的恢复和补救。这也是《教师法》之所以将教师申诉制度上升为法律制度的目的所在。

2、教师申诉制度是一项专门性的权利救济制度。它在宪法赋予公民享有申诉权利的基础上，将教师这一特定专业人员的申诉权利具体化。从申诉受理的主体上看，教师申诉受理的主体是特定的，即教育行政机关。因此主管教育行政机关依据行政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所作出的影响申诉当事人权利的变化的行政处理决定，是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从申诉时限上看，对教师的申诉主管机关必须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当事人对发生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事情，如果认为极不公平，均可向有关国家机关申诉。从效力上看，对教师申诉的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上的效力。

3、教师申诉制度是非诉讼意义上的行政申诉制度。它是由行政机关依法对教师的申诉，根据法定行政职权和程序作出行政处理的制度。其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上的效力。因此在承载教师申诉行政处理结果的文书上也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4、教师申诉制度不仅是起动行政机关依据其行政职权和行政处理程序进行行政处理。而且可能依法导致行政诉讼程序的起动。

5、教师申诉制度与其他申诉制度的区别：（1）、与制度的区别。制度实际也是一项行政申诉制度，但没有明确的受理主体；受理后的对行政机关处理期限没有法定的期限限制；机关往往是将需要立案查处的转交给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它们仅对主管机关的处理加以检查督促，不会导致行政诉讼的发生。（2）、与诉讼法上的申诉制度。诉讼法上的申诉制度是公民对司法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而向法院或检察院提出申诉，请求再审的制度。

三、哪些情况教师可以提出申诉

《教师法》对教师可以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提出申诉的范围规定得比较宽，主要有：

1、教师认为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教师法》规定的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申诉。这里的教师合法权益，包括《教师法》规定的教师在职务聘任、教学科研、安排工作任务、达到教师工作必备条件、民主管理、培训进修、考核奖惩、工资福利待遇、退休、被非法开除、除名、停止社保费缴纳、终止教师社保关系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当然是否确实侵犯了教师的合法权益，要通过申诉后的查办，才能确认。但只要教师认为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就可以提出申诉。

2、教师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作上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

在这里，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处理决定，可能侵害了教师的合法权益，也可能没有侵害教师的合法权益。但如果教师对处理不服，就可以提出申诉。而对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不属于教师申诉的范围。

3、教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侵犯其《教师法》规定的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申诉。

申诉范围，还有一个时间的范围。即只有在《教师法》生效之日以后发生的案件，才可以依照《教师法》的规定提起申诉。对《教师法》生效之日以前发生的案件，一般仍按原来的有关程序办理。

四、教师申诉的期限

教师申诉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也就是没有法律上的时效限制。

五、教师申诉向谁提出，由谁受理

受理教师申诉的机关，因被申诉主体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可分两种情况：

1）、教师如果是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提出申诉的，受理申诉的机关为主管的教育部门；

2）、如果是对当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行政部门提出申诉的，受理申诉的机关可以是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是上一级人民政府对口的行政主管部门。

需要指出的是：教师申诉只能向行政机关提出，不能向行政机关的个人提出。否则行政机关干部将按一般的群众来信办理。

六、教师申诉的管辖

这里所说的管辖，是指行政机关之间受理教师申诉案件的分工和权限。教师申诉制度的管辖分为隶属管辖、地域管辖、选择管辖、移送管辖等。

1、隶属管辖。指教师提出申诉时，应当向该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所隶属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一般情形下行政区域的教育行政机关往往会找划分隶属管辖。

2、地域管辖。指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师提出申诉时，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权限，由当地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受理。如：民办学校同教育行政部门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民办学校中的教师申诉适用地域管辖。

3、选择管辖。指教师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之间选择一个，提起申诉。受理申诉的行政机关不得拖延推诿。对当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行政部门的申诉，申诉人可以在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选择受理的机关。在这种情况下，申诉人一般应本着及时、便利和业务比较对口的原则选择受理机关。

4、移送管辖。指行政机关对不属于其管辖范围的申诉案件，应当移送给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办理，同时告知申诉人。

4、指定管辖与协议管辖。在特定的情形下，可能还会涉及指定管辖与协议管辖。

七、教育行政机关内具体承办教师申诉的部门

这要看具体的情形，一般是由督导部门具体承办。由于教师申诉往往会涉及财产权、人身权等法律与政策问题，因此教育行政机关的人事部门、法制工作部门应会同督导部门工作。

八、教师申诉的程序

教师申诉制度由申诉提出、受理和处理三个环节组成，并依次序进行。

1、提出申诉。教师提出申诉，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

2、对申诉的受理。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接到申诉书后，应对申诉人的资格和申诉的条件进行审查，分别不同情况，做出如下处理：

①对于符合申诉条件的应予以受理；

②对于不符合申诉条件的，应书面答复申诉人不予受理；

③对于申诉书未说清申诉理由和要求的，要求重新提交申诉书。

3、对申诉的处理。行政机关对受理的申诉案件，应当进行全面的调查核实。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①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行为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事实清楚，可以维持原处理结果；

②管理行为存在着程序上的不足，决定被申诉人补正；

③对于被申诉人不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职责的，决定限期改正；

④管理行为的一部分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错误的，可以变更原处理结果或不适用部分；

⑤管理行为所依据的内部规章制度与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相抵触的，可撤消其原处理决定。

九、举证责任

教师申诉的举证责任总的来说应当由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承担。

1、申诉人：只要向受理申诉的机关提交证明申诉对其有意见的证据材料；以及申诉人的身份证据材料这两类证据即可。例如、某学校教师被所工作的学校停止其社保缴费的；例如一位中学校的语文教师被学校安排任教数学课，虽然任何待遇不变但该教师不同意，此时申诉人只要提交提起申诉的事由，说清申诉人的意见材料即可。总之一句话，对于申诉人而言，只要求能启动教师申诉程序的基本证据材料。

2、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必须提交能证明事实、处理过程、履行法定义务的证据材料，以及作出行政决定或对事件处理的法律依据。

十、证据审查与质证

教师申诉是一个法律行为，受理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上的效力，因此为了确保处理决定的正确，受理机关必须对申诉当事人双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进行书面审查。将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作初步判断；对所涉及与本案相关的法规法规的适用作初步认定。

组织双方对所提交有证据材料质证，让申诉人对证据进行辨认与认可；让被申诉人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辩解，以及让申诉当事人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的适用是否适当、合法阐述充分发表意见。

受理机关依据职责职权自行调查的证据材料应当质证。

十一、申诉事实认定

认定申诉事实的证据材料必须是真实、合法经申诉当事人质证无异议。

对于经申诉人双方质证，且无异议的证据材料，受理机关应予以采信、采集，方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双方持不意见的，且被申诉人不能证明该证据材料所证明的事实或申诉人原已认可的，不能采信。未经申诉当事人双方质证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受理机关应根据经采信、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以及证明力的证据材料，以及依据法律规定属于可适用的法律法规对事实进行认定。

十二、法律法规的正确适用

适用原则：正确适用国家的法律法规；行政规范性文件原则上不适用。

具体类型：1、基本法律；2、国务院制定公布的行政法规；3、立法法实施（2000年7月1日）以前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4、由国务院确认的其他行政法规；5、地方行政法规；6、立法法实施（2000年7月1日）后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均不能适用；7、对于立法法实施以前的规范性文件，处于上位的，且不与行政法规、地方行政法规冲突的、具有合法、有效及合理性的可以适用。

十三、行政机关应作出的文书

1995年4月26日《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条例》规定“第三十九条行政机关作出申诉处理决定后，应当将申诉处理决定书发送给申诉当事人”。1995年10月6日《国家教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申诉处理决定后，应当将申诉处理决定书发送给申诉当事人”。1998年9月3日《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作出申诉处理决定后，应当将申诉处理决定书送达给申诉当事人”。

依照上述地方行政法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申诉处理决定后，送达给申诉当事人的法律文书只有一种，即《申诉处理决定书》。如果说，行政机关送达申诉当事人的文书不是申诉处理决定书，而是其他文种，如《意见书》，那么该行政机关的做法首先是于法无据，其次是违法行为，所作出的《意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申诉当事人可向该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请求撤销《意见书》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

如果受理机关未作出《申诉处理决定书》，这表明受理机关的处理工作未结束，其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对于受理机关出具的其他文书，只要不是法定的，申诉当事人可以收取，也可以拒绝收取，申诉当事人有权要求受理机关作出《申诉处理决定书》。

十四、行政机关处理教师申诉的法定期限

《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受理教师申诉案件的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诉书的次日起三十天内作出处理”。1995年10月6日《国家教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规定“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提出的申诉，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诉书的次日起30天内进行处理。”

依照上述地方行政法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处理教师申诉的期限为30天。这是法定期限，行政机关不得延长。同时申诉当事人无权同意行政机关延长此期限。

十五、《申诉处理决定书》必须符合的要求

1、《申诉处理决定书》必须在30天内作出并送达申诉当事人；

2、《申诉处理决定书》的内容及处理决定必须符合法律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不能自相矛盾，更不能作出错误的处理决定；

3、《申诉处理决定书》应列出申诉当事人各自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受理机关调取的证据材料；经质证予以采信的证据材料；以及适用的法规法规；

4、《申诉处理决定书》必须准确无误的载明申诉当事人不服处理决定的获得救济的法律途径，即诉权、其他权利及行使权利的期限。

十六、《申诉处理决定书》必须载明哪些申诉当事人应具有的救济权利

1、获得救济的途径与法律途径：（1）、行政内部设定的途径：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原处理机关隶属的人民政府申请复核。（2）、法律途径：教师申诉，特别是申诉内容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事项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国家教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规定了教师申诉当事人的两种救济途径。这两种救济途径并非相同性质，申请复核不是法定程序，目前国家没有申诉复核的程序法，且申请复核并非法定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况且经复核后，如果申诉当事人不服，应如何处理，能否提讼现不得而知。

因此，应依据《实施意见》载明两种途径供申诉当事人选择。

2、启动救济程序的法定期限（即诉权及其行使时限）：对于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期限与程序，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当事人可能会知道，也可能不知晓，因此必须在申诉处理决定书中载明。对于申请复核期限法律没有规定，如果行政机关不载明履行告知义务，如某教育局的处理文书这样描述“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对本-若有不服，可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核”，申诉当事人根本无法操作。

十七、教师申诉的

既然教师申诉是非诉讼意义上的行政申诉，申诉人应当可以委托人进行。对于被申诉人-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甚至行政机关，由于他们与申诉人之间本身是一种不平等关系，一旦提起申诉，被诉人就负有义务参加、并接受受理机关的调查、举证。因此，被申诉人应当自己参加，不能委托人。如果后面进入行政诉讼，被诉人可依法委托人参加行政诉讼。

十八、申诉教师启动救济途径的期限

1、行政复议：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的规定，应当在“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2、行政诉讼：依据《行政诉讼法》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分两种情形：

（1）、不服行政复议后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第三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直接：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第三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

3、《申诉处理决定书》未载明诉权与期限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期限的，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4、申诉人未收到《申诉处理决定书》的：

《解释》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5、复核：没有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也没有行政机关作出具体程序规定。

十九、申诉教师救济措施选择与程序启动

1、对于复核，由于没有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对此途径形同虚设，建议不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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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权利限制的法理基础

权利限制与权利滥用之禁止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二者都是现代私法发展的产物，以诚实信用原则为理论基础，均以当事人正当行使权利为规范意旨。权利滥用之禁止是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权利限制是权利自由的例外，目的是使权利之行使符合正当性的要求，不致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由于18世纪个人主义思潮的勃兴，权利神圣、个人自由的价值逐步被确立为社会的普遍观念。19世纪末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和保护雇工、消费者等利益的呼声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这一社会思潮相适应，各国和地区在立法政策方面都作出相应调整。随着诚实信用原则和当事人利益平衡的价值取向在民商法律制度中的确立，愈加凸显出民事权利的社会化倾向。民事权利限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民事权利限制的规范体系

民事权利限制可以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也可以基于当事人依法作出的约定。前者如民法关于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规定，著作权法中对著作权限制的规定以及专利法中对专利权限制的规定；后者如地役权的设定。此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判例基础上发展的权利失效制度也被认为是对民事权利的限制。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持续不行使其权利达一定期间，则丧失其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能够促使权利人积极地主张和行使权利，也使债务人尽早免除债务束缚，有利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实现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果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则丧失法律的强制力保护，因而形成对权利人权利的一种限制。

除斥期间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致使权利人丧失该权利的制度。除斥期间适用于形成权，这与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是不同的。但二者都是由于权利人不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产生对权利人不利的法律后果。从而对权利人的权利形成限制。

权利失效是指权利人在相当期间内不行使其权利，依特别情事足以使义务人正当信任债权人不欲使其履行义务时，则基于诚信原则不得再为主张，体现了法律的可预见性，也是法律的安定性的要求。权利失效对包括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在内的一切权利都可适用。权利失效是一种特殊例外的救济方法，其通过对当事人既存交易关系的肯认，维护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

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于权利自由行使原则的绝对性进行修正，承认民事权利的行使应该受有一定的限制。权利限制还体现在权利行使的内容方面。现代各国为了加强对消费者和雇工保护、防止企业利用经济上和经营技能上的优势地位滥用缔约权，一方面对格式合同的订立以法律之强行性规范进行规制，另一方面通过专门立法来保护消费者和雇工的利益。民法关于行使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权利时不得超过必要限度的规定也是对民事权利行使的限制。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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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新课改培养目标下，小学数学教材设计了大量生动活泼的情景，许多教学情景都含有潜在的法制教育元素，教育性极强。小学数学教师要树立和强化在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观念和意识，将法制教育列入教学目标。在备课和教学实施过程中积极挖掘数学教材中的法制元素，开展数学教研活动时要将此列为研讨内容。以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为例，如讲授《认识人民币》，通过给学生展示各种面值的人民币，配以图片说明，指出人民币的特征和防伪标记，帮助学生认识人民币，体会人民币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并有机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相关内容，教学生爱护人民币，勤俭节约。

在教学“轴对称图形”时，可结合课本中练习辨识交通标志哪些是轴对称图形，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内容，学生通过讨论，增强对交通标志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提高交通安全意识，遵守道路交通规则。在学习统计知识教学《统计与可能性》时，结合课本练习“全国47个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情况摘要”和“上海市的空气质量日报情况摘要”以及对空气、空气污染、空气与人体健康、空气污染指数，以及空气质量状况的介绍，可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有关法律知识，教育学生爱护环境。

二、教师加强学习，提升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能力

法律意识的形成源于生活，为了在课堂中渗透教材中所蕴含的法律知识，抓好法制教育，小学数学教师要加强学习和研究，提升在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能力。一方面，小学数学教师必须学法懂法，提升自身法律素养，每位小学数学教师都应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列为学习内容，去研读领悟。只有教师知法、懂法，才能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自觉地向学生讲法，否则就可能对小学数学教材中存在的契机“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小学数学教师也要深研教材，善于研究教学活动，在相应教学内容、环节、形式中去发现契机。法制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教师要关注社会与生活，注重调查研究，讲究方式方法，善于创设话题，把法制教育寓于数学教学中，在课堂教学中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如在苏教版教材中，在教学《百分数的应用》时，结合课本中有关纳税习题和纳税知识的介绍，安排学生进行调查，了解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有目的地渗透法制教育，不但让数学教学不再枯燥，也让学习过程更加有趣，学习结果更加有效。

三、教师把握好度，以免将数学课变成法制课

小学数学教学中一定要明确数学知识的传授与法制教育的关系，应以数学知识为主，法制教育为辅。教师在课堂上要把握好度，法制教育不应占用太多教学时间，以免将数学课上成法制课。课堂上，渗透法制教育在内容上要尊重小学生的认知能力，要以数学知识为基础，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在分量上要恰到好处，不可为了渗透而渗透，切忌不顾数学知识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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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规划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更是如此，没有长远的规划，只立足于当下，很难有长远的发展，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更是充满了种种危险，2008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拥有自主专利的企业，大多能够渡过金融危机，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专利的企业则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三、重视技术研发，开发适应市场和客户的新产品

企业要想稳步长久地发展、做大做强并获得更多经济效益，就得重视技术研发，开发适应市场和客户的新产品。然而要想做到这些就得先设立技术中心和研发机构，加大技术开发投入力度和增强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确保研发资金的投入，这样企业产品自主研发的先进性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才能得到保障，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同时，在研发机构进行制度上和运行机制等方面，企业还要以各种方式去进行改革，以提高自身自主创新能力、适应能力，成为国际所需要的创新性产品。

四、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全面提高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和质量水平

现如今，我国的高新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所以使得我国在高新技术等领域标准上总是受制于人。如果我们着力于高新产品的研发，全面提高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和质量水平，并对其进行有效保护，那么我们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产品，并带来经济效益。其实规范质量水平、引导技术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能力的重要指标，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标准本色也是一种产品，所以有了好的标准就不可能没有好的产品。标准现在在市场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拥有标准就拥有着市场，它不仅是市场的核心，也是市场营销的制高点。由此可见，加大标准的生产力度和产品技术是很必要的，不管是从企业自身的发展角度看，还是从国际发展角度看，都是不可缺少的。现在有一些企业在这方面就有着突出的意识，例如云南白药集团、四川长虹电子集团等。特别是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制定打火机国际标准的制定，使这些企业在市场上拥有话语权，更有竞争力，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同时也向大家证明了实施标准战略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