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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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当今时期，在源远流长、积淀丰厚而又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文学研究不断面临学科交融、学术创新的严峻挑战之际，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学科意义

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尝试与探索，是基于对目前中国文学研究现状诸多缺失的反思以及如何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双重选择的结果。

文学地理学，顾名思义，即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而成的跨学科研究，其学科定位可以有以下多向选择：1、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2、从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3、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交叉学科；4、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5、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鉴于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尚处草创阶段，难免见智见仁，我想不妨先从中抽绎出若干核心要素，然后重新排列组合如下：

1、文学地理学是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

2、文学地理学并不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彼此有机的交融；

3、文学地理学之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地位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本位；

4、文学地理学研究主要是为文学提供空间定位，其重心落点在文学空间形态研究；

5、文学地理学既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可以发展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乃至成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据此，大致可以将文学地理学扼要概括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依次包括：1、作家籍贯地理；2、作家活动地理；3、作品描写地理；4、作品传播地理等四个层序，通过对这四个层序动态的、立体的、综合的分析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真切地了解文学家的生态环境，复原经过文学家重构的时空场景，揭示隐含于文学家意识深层的心灵图景，而且还可以由此探究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特殊规律。这里，需要特别关注一下文学地理学中“地理”之于“文学”的“价值内化”作用，所谓价值内化，就是经过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家园、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动力。有感于《红楼梦》又名为《金陵十二钗》，且反复出现“金陵”意象，我曾作过一次粗略的统计，结果发现《红楼梦》一书中出现“金陵”（或南京）竟达42次之多，足以表明“金陵”在曹雪芹精神世界中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因童年时代居于金陵，于是金陵便附丽着美好的童年生活在与曹雪芹坎坷一生的强烈对比中，不断内化、升华为具有精神原型意义的理想世界，积淀为具有精神原动力作用的“金陵情结”。再如鲁迅先生的系列“故乡”小说，则为我们提供了由地理上的“故乡” 价值内化为“故乡情结”的另一经典案例，也同样具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文学地理学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其目的首先在于重新发现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学空间，其次是从文学空间的视境重释与互释文学时间，最后则是重新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这对于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无论在个案研究的微观方面，还是在文学史研究的宏观方面，都有重要意义与价值。正如一切物质都是时间与空间的同时存在一样，文学的存在也离不开时间与空间两种形态，而文学的研究也同样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文学史，只有当其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图景时，才有可能充分重现其相对完整的总体风貌，因此，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空间研究形态的拓展与深化，既在理论层面上更符合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内在需要，同时也可以在现实层面上反思与补救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现状的明显缺失。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是19至20世纪之交在中国文学变革与西方文学理论传入的双重作用下兴起的。尔后，经过代代学人持续不懈的努力，中国文学史――无论是通代文学史还是更为精细的分类专题史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与成果，成为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纵观百年以来不断涌现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其中最为流行的是注重时间一维的单向度的线性范式――姑且称之为“藤瓜范式”，即文学史的时间进程为“藤”，作家作品犹如结在“藤”上的“瓜”，大家大“瓜”，小家小“瓜”，然后依次排列，循时而进。这种“藤瓜范式”看似提纲挈领，脉络清晰，实则往往是对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单向度的片面构型，其根本偏失就在于过于注重时间一维的线性演进，而普遍忽视空间形态及其与时间形态内在交融的立体图景，结果不能不以牺牲文学史本身的多元性、丰富性为代价。

今天，当我们面对百年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巨大成就与不足，面对学术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学术争鸣与期待，我认为有必要重温一下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提出的意见：“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 这里，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编著文学史应做到“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的两相融合，的确很有预见，也很中肯，对于克服长期流行的“藤瓜范式”之弊、重构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理想的新型文学史范式颇有借鉴意义。

文学地理学注重从文学空间的崭新视境，从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崭新平台，重新审视一切文学现象、形态与规律，其意义远不止停留于文学的空间研究，它将直接或间接地催化中国文学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的重大变革，为其注入新的精神养液与活力。

理论创新

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建立与进展，首先有赖诸多具体研究成果的累积，但最重要、最核心的是需要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理论创新的支撑。

追溯中国文学地理的研究实践，可谓源远流长，比如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所论《诗经・国风》的地域特点，注重以风俗为中介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堪称早期地理与文学交叉研究的典范表述。此后，关于文学地理或区域文学的论述，在历代的文集、诗话、笔记等中屡屡出现，但多随感而发，缺少必要的逻辑推绎与理论阐述。到了20世纪，在首尾两次略为相似的“文化热”的激发下，传统的文学地理研究先是在世纪初伴随西方文化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而发生近代转型，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继之则在世纪末再现复兴局面，除了日益增多的单篇论文之外，还陆续出现了以曾大兴先生《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胡阿祥先生《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李浩先生《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等为代表的一批学术专著。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概论》也曾列专章《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予以讨论。此外，杨义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虽然不属于纯粹的文学地理研究著作，但在文学与民族学、地理学研究的结合上有新的拓展之功。这些都对中国文学地理研究的成果累积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从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科要求衡量之，学术界对此还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概而言之，目前的相关研究普遍存在着两大根本缺陷：一是理论创新；二是体系建构，需要同时加以重点突破。其中理论创新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得以建立和发展的生命与灵魂，但严格地说，迄今为止尚无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理论建树，因此，这方面的重点突破，最为迫切，但难度也最大。鉴此，本文率先提出了“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作为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两大理论支柱。

“场景还原”说的要义，就是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原始样态还原。真正的文学研究如同文学创作，切不可舍弃那些具体可感的特定文学时空场景，更不可舍弃发之于那些生动鲜活而蕴义深远的特定文学场景的真情感动。兹举两例：一是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冬，陈亮自东阳赴上饶拜访退闲在家的辛弃疾，二人同游鹅湖，共饮瓢泉，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陈亮小住十天后，两人又同去紫溪拜会朱熹，未见，陈亮先行东归。别后第二天，辛弃疾为挽留陈亮，一路追去，至鹭鸶林，雪深泥滑，独饮小村，夜宿吴氏泉湖四望楼，忽闻邻笛凄凉，不能成眠，感慨系之，作《贺新郎》词（把酒长亭说）。五天后，陈亮奉原韵赋词《贺新郎》（老去凭谁说）以答。别后，辛弃疾又作《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寄之。两人都在词中寄寓壮志难酬的悲愤和一致主战的心愿。二是清代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吴兆骞因丁酉科场案为仇家所诬，长流宁古塔后，顾贞观、徐乾学、徐元文等多方奔走，终以文才打动纳兰容若，援手相救。康熙二十年（1681）十一月中旬，吴兆骞在历经长达二十四年的流放之后，自宁古塔返还京都，徐乾学大设宴席，亲朋纷纷前来相贺。酒过数巡，徐乾学起身赋诗一首，徐元文、纳兰容若、潘耒、冯溥、陈其牟、王士祯、吴树臣、尤侗、毛奇龄等次韵奉和，吴兆骞本人也当场赋作《奉酬徐健庵见赠之作次原韵》诗：“金灯帘幕款清关，把臂翻疑梦寐间。一去塞垣空别泪，重来京洛是衰颜。脱骖深愧胥靡赎，裂帛谁怜属国还？酒半却嗟行戍日，鸦青江畔度潺。”……此景此情，的确令人感叹不已，感奋不已，它不仅留给我们一幅幅具体可感、形象生动的文人生活图景，而且也一同赋予我们一种震撼心魂的信念与力量。所以，所谓“场景还原”说，既是对一种鲜活生动、多彩多姿的原初文学样态的回归，同时也是对浸透其中的人文精神的回归。

然而，就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特定的具体的文学场景毕竟仅仅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单元，无数个文学场景的组合与演进，才能构成整体的文学时空图景。鉴此，我认为有必要在“场景还原”说的基础上，再提出“版图复原”说，版图之“版”，意为户籍，《周礼・夏官・司士》有“掌群臣之版”云云，即为户籍之意；版图之“图”，意为地图。版与图组合为版图，既可通指一国的疆域，同时又可分指经济、政治、文化的地域分布状态，如政治版图、经济版图、文化版图，等等。文学地理的核心关系是文学家与地理的关系，其中文学家是主体，是灵魂；地理是客体，是舞台。文学家的“户籍”之所在，也就是文学活动空间与舞台的中心之所在；而文学家的“户籍”又非凝固不变，而是始终处于活动之中的，因此以文学家为主体与灵魂、以地理为客体与舞台的文学版图也就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文学版图的复原即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还原为动态、立体、多元的时空并置交融的文学图景，此即“版图复原”说的精髓所在。

“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是相互贯通、相得益彰的。整体的文学版图是由无数个具体的文学场景组合而成，作为文学版图中的主体与灵魂的文学家无不处于具体的文学场景之中，具体文学场景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而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又决定着具体文学场景变化的方向与节律。如果说，文学版图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整体的概念，那么文学场景则为具体、特定的时空组合，它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重复的，是高度个性化的时空组合。因此，把握了文学“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精神实质，并将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相信可以在微、宏观两个层面上为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并可以克服缺乏文学地理与中国文学地理独特性的模式泛化现象与倾向。

体系建构

对于中国文学地理学而言，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就如灵魂与骨架，无魂不活，无骨不立，两者缺一不可。以“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为两大理论支点，然后通过重点提炼“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予以密切配合，这就为“理论创新”之“灵魂”与“体系建构”之“骨架”的融会贯通与逻辑转换铺平了道路。

体系建构既是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另一需要重点突破的关键所在，也是标志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形成的核心成果。从决定和影响中国文学地理的最为关键的要素来看，首先是文学家籍贯分布，然后依次为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这如同一个哑铃结构，文学家的籍贯分布是整个文学地理的基础和始点，但它是静态的、平面的、单向的，与此相对应的区系轮动则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而中间最重要的三个环节分别相当于“动脉”、“心脏”、“灵魂”的功能与作用。

1、流域轴线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动脉”的作用。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三横一纵的展开，犹如四大动脉贯通于中国文学版图之上，彼此在伴随中国文学版图自西北向东南的依次移位中相继发挥主导作用。其中黄河流域轴线具有先发优势，长江流域轴线具有次发优势，珠江流域轴线具有后发优势，而运河流域轴线则在沟通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而构成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黄金水网”中，具有交而通之、凝而聚之的特殊功能。然后由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三角洲与京杭大运河相配合，一同构成环东南沿海的弧形“黄金连线”，此与运河与黄河、长江三河交汇的“黄金水网”一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家最密集的分布区。

2、城市轴心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心脏”的作用。城市轴心，意指具有一定空间结构和行政关系的城市序列在中国文学版图的构成与演变中所发挥的最为核心的作用――不仅城市本身成为最活跃、最重要的文学活动舞台，而且也是进一步驱动文学版图演变的核心动力所在。由于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地位，中国城市群落也主要分布在这四大流域轴线上，流域轴线为城市轴心的形成提供了地理条件，而城市轴心的转换又带动着流域轴线的移动，彼此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城市轴心也在行政建置的设立与调整中，推进城市轴心体系的完善与轴心功能的发挥，然后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上最大限度地吸纳和积聚各种文学资源，发挥文学轴心作用，成为文学版图的“心脏”所在。其中始于西周首陪都制所开创的“双都轴心”源远流长，别具一格，是城市轴心体系中的核心所在。由“双都轴心”将不同等级的城市网络连为一体，并通过“京都情结”的内在引力，最大限度地将各地的文人群体吸纳其中。

3、文人群体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灵魂”的作用。作为文学活动与创作的主体，文人群体的流向随时都在改变着并最终决定着中国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决定着文学区系轮动的方向与节律。文人群体的整体地域流向，总是围绕不同级次的城市轴心，从外邑流向都城，从边缘流向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由求学、应举、仕进、授业构成的向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向心力为动力的正向运动；二是由隐逸、贬流构成的离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离心力为动力的逆向运动；三是由游历、迁居构成的交互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向心―离心力为合成动力的交互运动。以上三者，以前者为主导，以后二者为辅助，在“极化―扩散”的对流与互动中，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文人群体也因此而历经不同的排列组合，然后逐步成长为不同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

以文学家籍贯地理分布为基础，然后依次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单向走向多元，最后便进入对文学地理区系轮动的动态模型建构与规律探讨。综合中国文学地理的空间分布与时间演变来看，大致可以将其归结为“内圈”文学区系与“外圈”四大文学区系的轮动与互动。“内圈”文学区系，即指秦陇文学区系、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巴蜀文学区系、荆楚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燕赵文学区系、闽粤文学区系。前六大文学区系分别座落在黄河、长江流域轴线上，燕赵文学区系、闽粤文学区系则分别座落在运河流域、珠江流域轴线上，然后环绕东海岸线而完成区系之间的连接、过渡与转换。这文学区系既在空间上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又在时间上依次轮动，不断演化。“外圈”四大文学区系，即指东北文学区系、北部文学区系、西北文学区系、西南文学区系，这是“内圈”文学区系轮动过程中不断向外扩散并由此构成内外互动的结果，也是各代文学“拓边”运动的重要成果。

从“内圈”文学区系与 “外圈”四大文学区系的轮动与互动态势来看，处于核心层面、构成核心动力的，则是“内圈”文学区系 。其在总体趋向上，是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先后经历了五次循环往复运动，也由此划开了中国文学地域区系轮动的五个阶段。第一次运动始于五帝传说时代，终于商代，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齐鲁、燕赵、三晋三大区系的三角地带。第二次运动始于西周，终于战国，同样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齐鲁与荆楚文学区系。第三次运动始于秦汉，终于南北朝，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吴越文学区系。第四次运动始于隋唐，终于南宋，同样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再次落在吴越文学区系。第五次运动始于元代，终于清代，依次从燕赵文学区系向齐鲁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仍落在吴越文学区系。

篇2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汶川地震在国人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全国人民以及全球华人团结一致，各尽所能，共赴抗灾，令人欣慰感动。其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产物的新富豪阶层，他们能否为灾区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一直成为关注的焦点。灾难中，有的富豪积极捐款令人敬佩，如邵逸夫捐款1亿港元，台塑集团总裁王永庆捐款1亿人民币等等；而有些富豪的行为却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非议。总体来说，相对于港台富豪，大陆新贵们捐款显得有些淡漠。如万科集团，开始捐款220万，并提出“负担论”和“十元为限论”，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使万科社会公信力下降。虽然在众多声音的热议下，万科追加捐款到一亿元，力图挽回社会公信力，但仍不免受到一些非议。还有人在灾难中发国难财，以及社会关注的网络逼捐等等现象，暴露出中国转轨进程中财富伦理以及制度影响问题。

一、赈灾拷问富豪的财富伦理

四川地震后富豪的种种捐款事件，实质上拷问了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进程中富豪们的财富伦理及财富创造理论和财富使用理论。

财富创造是一个创造、实现、生产、产生财富的过程，对于财富的产生领域又可分为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实现；关于财富的实现，则包括生产、传播、销售、广告、运输、服务等许多方面。财富的源泉在于人们的创造，但是如何创造财富，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财富，中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人们创造财富的理念是创造财富，既通过合法的手段，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财富的创造。这种财富创造理念引导着西方人的财富创造活动，创造财富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责任和经济价值。在我国的转轨时期，思想多元化，财富创造理念多元化，有些富豪的暴富过程是通过非合法、非合伦理的手段来实现的，这种现象是由我国转轨时特殊的环境和财富伦理观念造成的，所以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出现了生产劣质抗震救灾品，以及北京马甸市场手机个体商户利用灾区的通信优惠政策集体到灾区去充值电话卡的事件。“发国难财”成为他们发家致富的机会，成为暴富的手段，这些现象深刻暴露出我国财富伦理中财富创造的一些现实问题。

不仅在财富创造方面，而且在财富使用理念方面东西方存在很大的不同。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大陆富豪捐款并不积极，例如出现的“万科门”事件，虽然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万科后来追捐到一个亿，但是是否能够挽回社会公信力值得思考。在这次国家灾难中，在全国人民奋力抗震救灾共赴国难时，更深刻地突出了转轨时期我国财富伦理中财富使用理论（即创造财富是为了什么，怎样来使用财富）的一些理念问题。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中，升入天堂的人是不要求有巨额财富的，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死后是不能升入天堂的。这种宗教理念经过几百年的提炼和丰富，逐渐演化成一种财富使用理念，即把创造财富与财富回馈社会相结合，而捐款就成为回馈社会的一种最有效的常态的形式。在西方有完善的捐赠制度，包括完善的民间和政府组织来运作、使用和管理这些捐款，以达到捐款最大社会效益化的运用，所以在西方出现比尔盖茨、巴菲特等等这些捐款大鳄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我国的经济社会转轨阶段由于体制的约束和理念的保守，财富使用理论同西方有很大的区别，少数富豪对财富的使用不是为了回报社会，只贪图对财富的享受，即便有些捐款也为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在这种财富伦理理念的影响下，出现“万科门”事件也在预料之中。但是在地震中的另一面，全球华人积极捐款，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深的向心力，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中华财富伦理，出现了王永庆、李嘉诚等以及隐于社会的富豪张详青、加多宝集团一个亿的捐款以及数万计爱心人士的捐款，地震使人们更加认知生命，认知财富伦理的深刻内涵，不断改变人们的财富伦理观念。可以说这次地震是中国转轨时期财富伦理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二、中外捐款抵税制度以及遗产税制度对财富伦理的影响

富豪的财富创造和使用伦理不仅受社会理念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制度的巨大影响。地震中大陆富豪捐款相对港台富豪冷漠也受相关税收制度的巨大影响。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如果要把财富遗留或者馈赠给个人以及法人要征收高达50%的遗产税。而大陆相关开征遗产税的问题还在探讨之中，香港也于2006年废止征收遗产税。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有完善的捐款抵税措施：美国政府1917年出台了相关的免税政策鼓励捐赠，政府税法甚至鼓励不是很有钱的人从自己的工资中捐出一部分钱来免除自己的所得税，所以后来捐赠就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对于一些非赢利组织，美国政府对它们进行了强有力的监督，看它们是否在做规定中要做的事情，借此逃税，或是用这部分钱来做生意或替企业做宣传，都是不允许的。每年美国前50项数额最大的个人慈善捐款中，大约有1/5来自遗产捐赠。美国遗产税制属于总遗产税制。从1976年开始，美国将遗产税和赠与税合并，采用统一的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为18%，最高税率为50%，后者适用于遗产额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另外，遗产额在60万美元以下者免征遗产税。而对于非居民，也要缴纳遗产税，但税率比居民优惠，最低税率为6%，最高税率为30%。美国有相当完善和透明的慈善款的管理组织，所以在西方一些国家捐款既能做公益又能抵税，这种财政税收制度为财富伦理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完善的实施环境。在台湾和香港也有相当完善的抵税制度，这也是港台地区在灾难中踊跃捐款的一个因素。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理念的实现。在这次地震中，我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各级民政部门和慈善组织积极运作，同时出台了针对地震灾害的捐款抵税措施，例如5月21日，广东省地税局根据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有关捐赠支出税收政策规定，了《广东省企业和个人向地震灾区捐赠有关税收扣除办法》的细则，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地震灾区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利润12%比例的部分，要与应纳税所得额一并计税。这些政策为财富伦理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环境，将更好地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非正式组织管理制度与财富伦理的表现

影响慈善捐款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有没有一个完善的组织体系负责善款的收集、运作以及有效率地管理应用，从而将慈善作为一种常态，并且组织的运作完全透明化，你可以知道你的爱心捐款的每一分是如何运用的。在美国有很多民间的非正式组织负责运作慈善捐款，包括地方教会，以及各个慈善基金组织，这些组织时刻接受民间的监督，透明化运作，与官方组织共同运作，进行社会化常态化的慈善活动。相对来说，我国慈善组织以官方组织为主，并且组织运作的透明化程度不高，非正式民间组织由于政治等敏感原因还处于起步阶段。慈善不仅仅是一种热情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智慧体现和高效管理。我国最近也出现了一些非正式慈善组织比如“壹基金”，以及陈庭发的NPP组织，这些组织将实施有效的管理，常态做慈善事业。这次地震中，国家派出专门的机构管理善款，并且适时审计报告，是我国慈善捐款管理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灾难让国民重新审视我国的慈善组织和管理制度，从而有利于促使官方和民间组织综合配套的慈善管理制度形成，有利于财富伦理观念的表现。

四、财富伦理衍生文化：社会舆论监督和仇富理论

在这次地震中一个突出的事件就是“网络逼捐”，即网友通过网络将各个富豪的捐款名单及金额上网，进行排名，让富豪们面临更大压力。“万科门”就是一个网络逼捐的突出案例，广大网友通过对王石“负担论”、“10元论”的质疑，使万科的公信度下降，为挽回损失，王石追捐一个亿。人们常常把网络逼捐和仇富理论联系在一起。仇富理论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指对富人“为富不仁”和富人对社会以及人民困苦冷漠的一种鄙视和唾弃。社会监督和仇富理论有一定的联系，实质是对富豪有没有对社会承担自己应当承但的责任进行追究。在这次地震中有人说，社会监督造成网络逼捐给富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捐款多少是自己权力，不要用仇富观念压制富豪的个人自由权。这虽然有些道理，但是社会监督是一种进步，通过实施舆论监督权使富豪为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迫使富豪财富伦理和理念的巨大转变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可见财富伦理之下演绎出很多亚文化，虽然有的走了偏，但多数是合乎道理的。

五、“看不见的手”在支配财富伦理

在经济学中有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这只无形的手在支配着整个经济的运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支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同样，在财富伦理中也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支配着财富伦理，从而使得社会延续着财富的创造和使用过程，在支配着人们的财富理念。这种理论叫做“回馈”规律，通过财富同社会之间相互回馈支掌财富的创造和使用过程（如下图所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叫财富伦理之手，它指挥着企业的发展、财富的创造，也影响着企业的捐款和循环。

六、地震使中国财富伦理在民族重生中升华

汶川地震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伤痛，给民族带来了巨大生命和物质损失，但地震同时也让中华民族重生。政府在这次地震中反应迅速，管理得当，军民共赴灾区，使国民对政府的公信能力和执政能力的认同感进一步加强，以至于有人惊呼这是一个国家的新生。国民对整个社会财富伦理也是一个巨大的检阅。国家把5月19日-21日设为国难哀悼日，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为平民设定的哀悼日，体现国家对生命、对人权的尊重和重视，促进了对国民人权的保护，这的确是中华伦理的一次提升。同时全球华人共赴国难，踊跃捐款，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富豪新贵阶层踊跃捐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财富伦理理念，对生命和财富有了重新的定位。在这次地震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赈灾应急管理机制、灾难防护机制以及捐款动员管理体制和建筑规划防灾等等，地震后国家会更重视这些体制的建设，更加重视生命，人权。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财富伦理经历了这次地震也会有巨大的改变，人民将更加重视财富的得来伦理和财富使用伦理。财富伦理必将使得地震后的灾区重建得更加和谐，中国必将在灾难后获得重生。财富伦理也将获得大转折、大进步，有关的财富伦理制度建设也必将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夏德根.市场制度中的市场文化（N）.人民日报，2003-12-29.

[2]胡海鸥.道德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唐凯麟.思路（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篇3

（一）现阶段国库机构、人员现状问题

国库条例及实施细则都明确规定，一级财政建立一级金库，各级国库应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办理国库业务。但人民银行县级机构的改革造成国库与会计合并办公，并且大部分是会计（股长）兼任国库股长，按《国家金库会计核算系统2.0版》操作界面和《国库会计管理规定》中的岗位设置要求，就目前县级国库现有人员远远满足不了其业务需要，大多数县支库人员配备不足，存在大量兼岗现象，使应有的相互制约关系因人员不足而不能落实到位。由于兼职人员的自身工作压力已自顾不暇，加之会计、国库业务记账时间又较集中，所以兼职人员很难及时满足双方的需要。对兼职于身的国库工作只能是应付，最终会导致核算质量不高等问题发生，给国库资金安全埋下了隐患。

国库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变化频繁，既有业务核算、又有调查统计分析、监督管理的工作。人民银行经理国库以来，随着国库职能的变化，国库逐渐由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变，结合目前财政国库制度的改革，这就要求国库人员队伍整体素质要高，不但要有业务核算技能、懂金融、懂财政、懂税务、懂调查统计分析，还要掌握管理规定等多方面知识，从目前国库干部队伍的现状来看，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国库队伍人员素质难以适应当前国库业务发展的需要。

（二）新形势下国库资金存在的风险

1、管理风险。是指国库管理人员因管理手段、方法和机制存在问题而引发的国库业务风险。由于人行县支库国库、会计合并办公，造成会计、国库工作相互影响，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管理人员因管理手段不到位，风险防范意识不强而疏于管理的现象，导致国库管理职能难以全面发挥作用。

2、操作风险。按照支付系统和《2.0》版对国库直接参加支付系统、同城票据交换和支付清算业务应相互制约的要求，国库岗位设置有了很大调整，特别是国库直接参加支付系统和票据交换后，资金汇划和清算业务全部由国库承担，工作量增大，而目前，县支库人员均未按要求配备到位，个别岗位仍然存在兼职问题，难以杜绝“一手清”现象。(文秘站:)

3、制度风险。国库随着新业务的发生，相应的规章制度也要完善，使各项制度落实到位，使之于实际业务相辅相承，执行起来有法可依，如果制度与完善严重滞后于业务发展，实际业务操作没有制约机制，会计核算出现漏洞，资金风险加大。

4、其它风险。由于机器、通讯线路经常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或网络不稳定造成的故障，使国库资金在上划过程中发生阻塞，影响国库资金的正常上划。

（三）国库监督管理手段软化、作用受到限制。

监督管理手段主要指国库用来做好监督管理工作措施和方法的具体表现形式。《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以来，人民银行经理国库纳入法规，经理国库从法律上得到承认和肯定，但是国库地位的重大变化并不等于国库监督管理手段就自然提升和改观。目前，国库管理手段不仅落后，而且比较单一。手段落后，主要指政策滞后或政策制度对现实的不适应性。手段单一主要指国库管理手段种类单调措施少。现有的对于入库过程中发生的虚增收入、延压库款、资金流失、混库、退库及库款支拨中存在的违规情况未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尚缺乏新的政策法规和解决实际工作新问题的措施，致使国库监督管理软化，“合力”作用受到制约，国库作用发挥受到限制。

（四）事后监督的对象单一、时效性差

首先，国库会计事后监督的习惯作法偏重于国库会计日常核算，凭证要素、印章是否齐全及帐务核对，做到相符就行了，缺乏对国库会计业务管理全方位的监督检查，对国库会计风险环节的防范方面却监督较少。如预算收入的退付、大额资金上划等，主要是依靠手工核算、翻阅、查帐簿、工作量大，劳动效率低，其次，目前事后监督方式传统化，长期以来，检查监督的方式多依据帐、表、簿等资料进行检查，而对是否按操作规程办事，印、押、章、系统口令是否严格保管等现场检查较少。第三，国库会计事后监督大都是营业终了第二天采用手工进行，逐张审核国库会计凭证进行总分核对，使得事后监督的时间拖得较长，等发现问题已是隔夜的差错，造成时间上明显的滞后，加之大部分支库还存在事后监督人员配备不足，素质不高，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到位，造成国库监督职能难以很好发挥。

二、强化国库管理职能的思考及建议

（一）建立健全国库工作机构、加强国库队伍建设

国库机构建设是国库管理的首要任务也是实现国库改革目标的根本保证，各级国库要严格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国库机构，一是应尽快按照新的国库岗位设置的需要，补充具有一定会计专业技能、持有会计证、熟悉计算机操作、爱岗敬业的会计人员，以保证国库工作按岗定人、有岗有人，达到记帐、复核、同城票据交换、联行等要害岗位、高风险点有专职人员，其他岗位有专职人员，形成相互监督的制约机制，有效防范国库资金风险;二是加强对现有国库人员的素质培训。制定中短期培训计划，从实用性出发，立足岗位技能、专业知识，组织业务培训，并实行考核竞赛制度，使国库人员既具有处理会计帐务、银行结算的能力，又懂得财政预算、税收征管方面的知识，提高国库人员的

综合能力。

（二）加强国库内部管理

随着现代化支付系统、同城票据交换、国库内部往来等资金汇划的开通，给国库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国库部门必须从加强内部管理，整章建制，规范操作入手，把防范国库资金风险放在重要位置，首先，建立一套稳定性好，函盖面广，操作性强的国库规章制度，其次是合理分工，协调配合，相互制约，业务操作规范化，标准化，杜绝业务一手清现象，再次严格国库会计核算，口令管理，定期更换核算系统和操作口令。第三，加强国库柜面监督，一是对预算收入缴库凭证要素的齐全性、科目和级次的准确性、库款上划的及时性作为依据，把好“入库关”。二是把好“出库关”认真审核拨款、退库凭证各要素，坚持对大额拨款、退库、更正实行三级审批制度并进行跟踪监督。三是在单一帐户实施后，应进一步加强国库资金支付清算的安全措施，确保新旧体制的顺利过渡。

（三）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国库人员监管水平

财政国库管理体制改革对国库管理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因此国库干部要担负起监督的职能，首先要有爱岗敬业精神，清正廉洁的作风，其次，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时刻抓住国库资金安全的主线，对潜藏的和可能的隐患要有清醒的认识，克服麻痹思想，再次，国库干部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各项政策法规，有关规定和监管制度，坚持原则，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国库会计监督水平和质量。

（四）强化国库事后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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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土地财政问题的风险

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财政制度仍然处于转型之中，加之外部法制环境尚不完善，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形成了全面的、系统性的风险。具体而言:

(一)财政风险

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土地具有地域固定性和资源有限性的特征。现有的生产技术条件决定了无论采用何种开发方式，土地一定时期内可利用和使用的量都是有限的，而我国当前城镇化模式是开发增量土地，这导致了资源硬约束条件下的土地出让收入的有限性和不可持续性。具体来讲，第一，市场经济影响了土地出让收入的稳定性。现代税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稳定性，而土地出让收入属于地租性收入，受市场经济影响较大，因此，土地财政模式具有一定的财政风险。亚当斯密曾指出:税的不稳定性远比税的不公正性危害更大，当执行人握有过多、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时，会让税吏变得专横和腐化，甚至原本不专横、也不腐化的税吏，也会变得专横和腐化。

(二)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是指在未来时期内巨额金融资产预期收入可能遭受损失的概率。第一，地方政府债务与投资过热的恶性循环。我国土地市场在1998年后持续走高并迅速发展成为金融机构中的一块优质市场，使得过多的商业银行资金涌入土地购置和开发市场，但沉重的贷款本金及利息负担也迅速演化为政府沉重的包袱。有调查指出:在东南沿海的县市，基础设施投资高达数百亿元，其中财政投入仅约占10%，土地出让收入约占30% - 60%靠土地融资。

(三)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指可能导致社会矛盾并危及社会稳定的状态。第一，作为典型的非零和博弈模式，过度发展的土地财政将导致政府与房地产商瓜分土地出让收入的绝大部分，而广大失地农民及市民则沦为利益受损者。资料表明，全国多数地方征地款的分配比例为:农民仅能拿到60%-75%，集体拿25%-30%，政府及其他机构拿6o%-65%，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幼》的估算，20002030年，全国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一般情况下，每征用一亩地，就伴随1.5个农民失业。以此推算，中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的4000万人，激增至2030年1.1亿人。

三、我国土地财政问题的政府经济伦理释义

研究义利关系问题是经济伦理研究的重点内容，一切经济活动都与问题紧密相关，这必然会反映该领域的种种矛盾，其中，利益是义利关系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而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应该将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统一起来，而现实经济冲突就表现为义与利的矛盾。这就是说，互利既会与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相融合，也会与他们相背离，而这种背离就会导致二者的冲突。道德意义存在于经济行为的结果之中，而非动机之中，即利他的结果与利己的动机并非一致，损人利己仍然会出现。而道德行为则统一了动机与结果，满足了当前及长远利益的需要。从政府理论来看，政府掌控着公共权力，应当依法管理公共事业，为社会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即以蕴含着丰富的伦理规则来规范政治权力，协调各种利益诉求的平衡，承担起保障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任。具体而言:

(一)政府义利观冲突是土地财政风险的重要诱因

政府土地有关管理部门利用土地资源有限性的特点过度开发土地的当期收益，导致了土地出让收入的不可持续性以及衍生的诸多违法行为。政府之义就是应在土地出让收益的分配和使用方面代表全民的利益，杜绝资源硬约束条件下的土地出让收入不稳定情况的出现。其利在于可持续的土地出让收入会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然而，在现有财政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短期自利性过于膨胀，忽视了社会长远利益诉求，最终选择了自身可支配收入的最大化。从某种程度上讲，政府经济伦理之义的缺乏使得土地出让收入的稳定性受到影响，也势必会导致其违反风险中性原则及债务的不断延续。

(二)政府义利观矛盾是土地财政金融风险形成的重要因素

房地产投资过热引致的政府债务及银行信贷潜在风险都说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过度开发有限的土地资源，追求土地出让收入短期内的最大化并利用其进行寻租，导致各种潜在金融风险在短期内集中释放于政府、企业、个人，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政府之义就是将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基本准则，破解房地产过热与政府债务之间的恶性循环，打破政府与房地产商、银行等利益共同体的局面，以守夜人的角色来调控房地产市场，保障银行信贷安全，维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其利在于可控的金融风险满足房地产市场各方利益诉求。可以说，政府之义的缺乏是造成土地财政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民众之利受到政府之利的损害。

四、破解我国土地财政问题的政府经济伦理学释义

符合道德规范的经济活动可以将个体道德和制度文化整合得更匹配，这也就统一了经济价值和道德价值。符合道德的行为是不可能在孤立的情况下形成并得以有效维持的。我国在破解土地财政诸多风险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端正政府经济伦理价值观，应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承担起促进土地市场可持续发展的重任，破解财政收入需要无限性与土地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

(一)不断培育和完善政府经济伦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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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以来，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1].由于全球变化研究领域更为侧重对地球系统的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变化的研究，因而对森林（特别是热带雨林）和湿地等类型的土地覆被变化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其实，另一种土地覆被变化可能对地球生命支撑系统的威胁更为直接，这就是有限的耕地资源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丧失。就这种变化来讲，中国大陆在近20年来成为全球最为突出的地区。

考虑到下个世纪初人口高峰到来时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压力，耕地资源的变化无疑是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1耕地数量变化的总体趋势

与淡水资源一样，土地资源属于典型的多功能性自然资源，随着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需求的压力不断增大。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在这种需求的压力下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利用方式和质量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耕地资源变化总体趋势表现为向其他利用方式的转变，总面积持续减少。在“谁来养活中国”

的论争和全球食物安全危机之背景下，耕地损失的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2、3].我国政府为了遏制耕地持续减少的势头，提出了以行政区“耕地总量平衡”为目标的耕地保护政策。

对于我国耕地总量，一直缺乏权威的数据。比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4].根据统计局的资料，我国耕地面积在1957年达到高峰，其后经历了一次大幅度的减少。第二次大的滑坡发生在1965～1977年；第三次1980～1988年；第四次从1992年持续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耕地减少的速度是60年代至今最快的一段时间。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5]，1978～1997年累计增加耕地1140万hm2，累计减少1605万hm2，两者相抵，净减少465万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5%，相当于整个江苏省的耕地面积。这段时间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25万hm2，而在此前的10年（1968～1978）间，平均每年净减少16万hm2，速度明显加快。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耕地总量平衡中只有1979、1990、1995和1996年新增耕地面积超过了减少的耕地面积。但净增面积有限，不超过10万hm2.净减少最快的是1984～1988年，年均减少55万hm2，其中1985年是减少最多的一年，达100万hm2.1993～1995三年也很突出，每年净减少近40万hm2.

如果仅从全国尺度考察耕地总量变化，会忽视一些重要的现象。从耕地面积变化的空间分布上看，净减少最快的一是广东、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天津及辽宁等沿海省份；二是陕西、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中部省份。尽管从全国的趋势看个别年份耕地面积是净增加的，但这些自然条件较好的省份自1978年以来一直维持着净减少的趋势。

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的边远省份，如内蒙古、黑龙江、新疆、云南、广西、贵州、甘肃、宁夏等省，1988年以后耕地却基本上是净增加的。个别省份，如内蒙古和黑龙江等，增加的幅度还比较大。耕地面积变化的这种区域差异，说明在我国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中，生产力较低的耕地面积的增加，在数量上部分地抵消了优质良田的减少，因而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2耕地数量变化的构成和分布

1988年以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每年公布耕地增减的统计资料，被认为是这方面比较权威的数据。根据该局1988～1995年的数据分析，8年中增加的耕地主要来源于荒地开垦，占76%；农业结构调整和复垦所占的比例较小，分别为13%和11%.在损失耕地的构成中，农业结构调整，包括转变为果园、鱼塘、林地及草地的耕地，占有最大的份额，为62%.其次为非农建设占地，占20%.自然灾害损毁（风蚀、水蚀、沙压、洪涝）的耕地面积占18%.

新开垦的耕地主要来于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新疆、云南、黑龙江、内蒙古及广西等省8年间荒地开垦面积最大，占全国开荒总面积的60%.有趣的是，这几个省份也正是灾害毁损耕地最为严重的地区。从结构调整占地的情况看，果园和鱼塘占地问题较为严重的省份包括广东、江苏、辽，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宁、湖北及陕西等，主要是东部和中部地区；而退耕还林还草的耕地占总耕地面积最大的省份有内蒙古、陕西、新疆、和云南，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非农建设占地比较严重的地区明显地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此外，湖北、河南及安徽等中部省份也比较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1991年期间，沿海12个省份非农建设占地在全国此类占地中的比重维持在40%左右，而在此后的4年，比重上升到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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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减耕地的质量差异

如果只从数量上比较耕地面积的增减，不能充分说明目前发生在我国的耕地问题的实质。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而且人多地少的国度，尚存的可开垦宜农荒地资源已十分有限。因此，近年来新增加的耕地主要是生产力较低的边际土地。这些耕地产量低而不稳，退耕的危险很大。此外，由于人口与耕地在空间分布上高度相关，损失的耕地，尤其是非农建设占用的耕地，主要是优质的农田。这些耕地往往含有很高的物化资本。从以上所述耕地面积变化的地理分布上，也可以看出这些问题。

为了说明近年来我国耕地变化造成的农业生产力的损失，我们按增、减耕地所在地区的粮食单位面积平均产量进行了大致的估算[6].1988～1995年间，我国新增加的耕地面积为39万hm2/a，减少60万hm2/a，比例为1∶1.54.按增减耕地所在省份和所发生的年份粮食平均产量水平估算，新增加耕地贡献的粮食为143万t/a，减少的耕地造成的粮食损失为236万t/a，比例为1∶1.65.假如将空间尺度缩小到县，这种估算就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1980～1994年间，我国耕地净增加县份增加的耕地总计为10万hm2/a，净减少的县份减少共44万hm2/a，比例为1∶4.4.按增减耕地所在县份1990年粮食平均产量水平估算，耕地净增加县份贡献的粮食约424万t/a，耕地净减少县份的粮食损失为3216万t/a，比例为1∶7.6.实际上，采用所在地区平均产量水平来计算，多数情况下是过高地估计了新增耕地而过低地估计了损失的耕地的生产水平。但无论如何，这一估算说明，假如只是从总量增减平衡上来衡量我国的耕地问题，可能会舍本求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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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我国耕地面积的变化与经济波动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图1）。

首先，从全国耕地总量的变化曲线上看，以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提高为特征的经济鼓动期都伴随着新一轮的耕地总量滑坡，而经济调整期则出现耕地损失减缓的势头。与固定资产投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情况。以这个时期中耕地减少幅度较大的1992～1995年为例，以省级数据计算的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5.非农建设占地对固定资产投资较为敏感，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城乡的建设用地效率低，不够集约。如果把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用耕地的面积作为评价用地效率的指标，我们发现，用地效率较高的省份大都分布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如京、津、沪、吉、粤、鲁、闽等；城市化水平低的省份往往用地效率也低，如藏、皖、豫、黔、滇、桂、陕等（表1）。乡镇企业在空间布局上的分散是造成非农建设占地多的一个主要方面。全国乡镇企业集聚在城镇的只占8%，其余分散在农村[7].以省级资料做比较，发现乡镇企业分散程度高的省份用地效率就低（表1）。

*资料来源：建设占地为1992～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5；固定资产投资为1992～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4；工业企业数和城市化程度为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4.

在1988～1995年间，农业结构调整造成的耕地损失占总耕地损失的一半以上。这部分占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退耕还林还草，二是开辟果园或开挖鱼塘。前者主要是在政府有关环境和生态保护政策和十大防护林工程的指导和带动下进行的；后者主要是农民在比较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发生的①。1979～1996年，我国的果园面积增加了近4倍。从增长曲线上来看，与粮食产量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果园面积的两个快速扩大期（1985～1988年和1993～1996年）都是在粮食总产上了一个台阶之后。1985～1988年是果园面积扩大最快的时期，它是在1983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农民人均占有粮食得到了迅速提高，人们开始寻找提高收入的新的土地经营方式。同时，我国3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是在1984年前后达到历史新高，为农业的多种经营提供了可能。

土地退化构成我国耕地损失的另一个重要的驱动因子。我国每年因灾害毁损的耕地面积平均为4.5万hm2左右，主要发生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各省。灾损耕地严重的省份也是开荒面积最多的地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5.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均较恶劣，环境十分脆弱。一般来讲，受沙漠化威胁大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因灾损而弃耕的面积较大；受水土流失威胁较大的西南地区，因灾损而弃耕的面积相对较小，但造成的耕地生产力损失也是不可忽视的。

5政策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作者认为在我国目前耕地保护的政策和管理上，应强调以下几点：

中国近20年来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1）在耕地的保护上，数量和质量应并重。政府在有关政策的宣传和掌握上，应尽快从行政区“耕地总量平衡”向“基本农田的有效保护”和“用途管制”转移。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片面强调总量平衡，不仅造成该保护的良田没有保护好，还间接地鼓励地方开垦那些不适宜耕种的土地，造成环境和生态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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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房地产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常见的财务管理问题

1、过度依赖商业银行贷款，融资渠道单一。

目前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开发资金主要依赖银行贷款，商业银行承担了房地产投资的市场风险和融资信用风险，这是目前我国房地产企业融资的整体情况。以2012年1-9月房地产业资金来源为例。2012年1-9月房地产业资金来源总计68231.6亿元，其中：国内贷款11008.1亿元，占16.13%；自筹资金28437.7亿元，占41.67%；其他资金来源28468.9亿元，占41.72%。可见，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其他资金总计占总资金来源的99.52%左右，呈三足鼎立的态势，看起来比较合理。但是经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自筹资金中只有47%左右为自有资金，30%～40%为企业从银行获得的流动资金贷款，其余为各种施工企业垫款或材料商垫款；其他资金来源中，87%以上为个人购房者交付的各种定金及预收款。这样总计起来，有60%～70%资金直接或间接来自银行信贷的支持（部分企业甚至达到70%～80%）。

2、主要依靠债权融资，债权融资比例高，形成高负债经营。

根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等机构6月9日的“2012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TOP10”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末，沪深上市房地产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63.43%，内地在香港上市房地产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67.43%，在沪深与内地在港上市公司中，2011年末已有15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超过80%，其财务杠杆的应用空间已十分有限，在剔除预收账款后的有效负债率进一步考察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负债状况：2011年，沪深上市房地产公司与内地在港上市房地产公司的有效负债率均值分别为50.38%和53.41%，皆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其实际的债务压力进一步加重。

3、银行严控信贷风险，不同层级企业融资成本差异显著

近年来，银监会多次要求各主要商业银行严格执行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通过总量控制、名单管理、压力测试等多手段严控房地产信贷风险，利用“名单制”管理方式防范房地产信贷风险已经成为银行业的共识，同时目前各大银行对“名单制”内的房地产企业贷款政策也有很大区别，排名前二十的百强房企无论是贷款额度还是贷款利率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如保利地产2011年从建设银行获取的三年期贷款，利率仅为6.717%，在行业内处于较低水平；而荣盛发展2012年从廊坊银行获取的三年期贷款的利率超过12%，融资成本相对较高；中航地产在2012年从上海银行获取的三年期贷款，其利率也接近8%。

4、资金预算不准确，造成资金积压

企业进行融资，要结合企业自身的实力、项目规模以及工程进度来进行合理的预算来估算出资金的需求量，确定融资额度，但是，目前我国的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预算并不准确，大部分企业只是估算一个大概数额或者不结合实际需要来融资，不考虑融资成本及资本结构的合理性，从而使融资工作存在盲目现象，往往造成贷款较多而无项目可供开发，企业多承担利息费用或者商品房销售不畅，资金无法回笼，给企业带来到期还款的压力，甚至造成企业的财务困难。

二、房地产企业融资问题的主要原因

1、忽视自身实力的增强造成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作为利润丰厚的投资热点，房地产行业前几年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有些房地产企业过于依赖银行贷款进行扩张，忽视自身资金的积累和竞争力的增强，以至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2、国家宏观调控的不断加强，造成房地产企业融资困难

为了抑制房地产泡沫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2009年底政府再度加强房价调控力度，2010年新国十条起，调控高压逐步形成，这轮调控号称“史上最严厉”，各地纷纷推出限购政策、加息、限贷和预收款监管同时限制开发商贷款，暂停房地产企业IPO和上市房企再融资及并购重组的审批等，使得房地产企业资金压力巨大。

3、企业融资方式有限，银行贷款一家独大

对房地产企业来讲，企业融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内部盈余资金，但是此种方式过于依赖销售，如果房屋销售不畅，那么企业资金链就会受到影响，而且房屋销售的资金不能满足项目前期支付土地出让金及项目建设期间的工程费用。二是外部融资。外部融资实际上是房地产企业获取资金的主要方式，目前虽然有银行贷款、股权融资、发行股票、合作开发等方式，但是银行贷款一家独大的现状仍旧没有得到改善。

三、加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管理的主要途径

房地产企业筹集资金要不断拓展融资方式、创新融资渠道，争取资金来源多元化，这样才能降低融资成本避开国家政策调控的限制，目前房地产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随着国家政策调控力度的不断加强，银行贷款占总资金需求的比例已不断下降，对于广大房地产企业来讲，只有不断寻求新的融资模式才能够不断发展。

完善房地产金融立法，逐步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适当引进国外先进的金融工具和操作手段，扩大在国际市场的资金筹措面，加速房地产金融的国际化进程。

结合房地产业的实际需要和金融市场的承载能力，大力推进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和房地产信托金融工具的发展，鼓励金融产品创新，降低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融资市场的效率。

目前房地产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不仅企业的融资能力有直接的影响而且提高了融资成本，有些房企因自有资金不足，不得不接受高昂的融资成本，有些甚至得不到贷款，大型房企的资产负债率虽然低于中小型房企，但是与别的行业相比，在融资市场上也失去了竞争力，如果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可以长期保持在20%左右，那么它将获得成本极低的融资机会，所以保持较低的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

房地产企业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加快资金周转，从根本上降低融资需求；严格按照工程进度支付资金，避免超付现象的发生。

房地产企业要加强预算管理，减少盲目融资的现象。

房地产企业要根据自身的承受能力和项目预计收益来确定融资规模和可承受的成本并将融资尽量与项目的开发进度进行匹配，既要能满足工程项目的资金需求，又要将融资成本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家虽然在进行调控，但是目的并不是限制房地产业的发展，而是要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房地产企业应充分利用有利的筹资条件，综合考虑筹资成本、筹资风险、筹资结构、资本市场状况等因素，逐步加强企业财务管理，以促进企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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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进学校名单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高级中学

贵州省赤水市第二小学

吉林省梅河口市第三中学

二、先进个人名单

一等奖

安徽 徐晓玲 福建 林秀钦 广东 邓绍宏 广西 许媛 贵州 范本艳 河北 赵 欣 湖北 龚伦军 云南 杨红 浙江 范源清 顾俊芳

江苏 周国伟 王建忠 孟 军

二等奖

安徽 梁 好 福建 林 盛 廖友国 柯碧田 唐惠煌 庄春凤 陈建杰

广东 邓 旭 广西 许 媛 何 珍 冯 平 陈贺允

贵州 穆 菁 罗 艳 曾利和 河北 付会玉 赵 欣

河南 罗保爱 湖北 龚伦军 方莲英

湖南 王菊红 吉林 苏丽华 张 硕 李和义

江苏 陈 枫 束丽文 谢鸿瑾 山东 黄艳艳 程显龙 孙 娜

上海 刘金艳 四川 徐小琼 梁 岗

天津 刘 越 浙江 吴樟英 王军女

三等奖

福建 林 盛 肖婷婷 柯碧田 庄进平 杨苍洲 王建鹏 陈佳民 陈姗菁

康丽芳 许长安

甘肃 刘晓峰 王红萍 周根旺 广东 陈少贞 邓绍宏

广西 许 媛 陈贺允 冯 平 何 珍 贵州 王高良 陈 英 罗利琼

河北 郭海红 秦 梅 史建勋 河南 朱 丽 庄凤平 罗保爱

黑龙江 张雪梅 李翠敏 李 萍 湖北 万 晶 王凤英 张建新

湖南 黄明勋 吉林 李伟芳 王文娟

江苏 张 珊 辽宁 赵艳英

山东 陈立功 四川 梁 岗 徐小琼

云南 余晓洁 杨晓玉 重庆 卢 璐 唐 英

浙江 范源清 闻洪波 方祝发 宋伟仙 许伟泽

北京地区获奖名单

一等奖

白 敬 毕小芊 柴振荣 陈丽辉 程 芬 崔长友 崔 琳 邓丽群 范宝东 范秀清 冯 帆 高奇越 高 颖 龚学志 郭俊彬 韩沁彤 韩向华 郝梅梅 郝向荣 何丽芳 胡文杰 胡玉强 黄小梅 贾慧蓉 贾 婷 姜 畔 解 薇 康菁菁 亢学丽 李 超 李海燕 李海颖 李浩敬 李 婕 李 静 李 磊 李 晓 李学会 李永辉 刘海娜 刘 静 刘俊凤 刘 凯 刘 丽 刘 沙 刘 舒 刘学惠 刘一成 楼 桦 马文丽 潘雪飞 彭玉华 祁永博 秦山丹 任 荟 邵立平 沈景娟 宋 辉 宋子男 孙铁民 孙 薇 孙雪梅 孙雪巍 孙 艳 孙治英 唐 燕 陶小苏 田 虹 田 彤 佟会敏 王爱国 王长青 王东红 王建富 王 晶 王 静 王丽娜 王 楠 王荣海 王 瑞 王世华 王香玲 王晓菁 王晓菁 王晓静 王晓琼 王秀琴 王 艳 魏贺淼 魏 然 吴恭平 武 月 席蓉蓉 晏 洁 杨 洋 易 静 尹红芳 于淑敏 苑 静 张贝迪 张慧萍 张景芳 张留英 张伟华 张晓军 张彦华 张依雯 张玉梅 赵立伶 赵明勇 赵荣旺 赵鑫馨 赵 燕 朱 彤 庄春妹

二等奖

艾天燕 爱 丹 安晶卉 安欣颖 安雪飞 白凤稳 白秀梅 白雪梅 鲍 玮 薄淑红 蔡明艳 曹冬生 陈彩霞 陈海芳 陈金成 陈 瑾 陈立娟 陈丽辉 陈丽娟 陈 雪 陈玉梅 程 旭 仇凤霞 崔婷婷 代 莹 邓 晶 邓科军 狄永杰 丁 燕 董金凤 董淑萍 窦长颖 杜艳艳 段海娟 方春梅 冯 琦 付海红 高贵平 高海伶 高 静 高 梅 郭春梅 郭海波 郭红兵 郭新刚 郭迎滨 郭 颖 韩春霞 韩 鹏 韩晓慧 郝婉华 何 淼 何 伟 胡秀杰 胡 燕 黄 杰 黄小梅 黄秀英 黄 英 霍永跃 纪爱朋 贾娜娣 金 迎 康梦兰 赖妙琼 郎海英 雷米新 雷米新 李宝兰 李赤瑜 李东颖 李 端 李方亮 李国青 李海波 李海霞 李 浩 李浩敬 李宏爽 李建敏 李金梅 李金荣 李 静 李 黎 李 同 李雪玲 李雪梅 李雅娟 李 岩 李艳辉 李艳军 李燕云 李一佳 李 影 李永莲 李子路 厉江南 梁 好 梁秀敏 林翔宇 蔺玉松 刘东芬 刘凤艳 刘 福 刘洪发 刘鸿雁 刘 辉 刘建萍 刘进波 刘 军 刘丽娜 刘 敏 刘 铭 刘守宏 刘 硕 刘艳萍 刘 颖 刘元元 刘 震 路凤敏 路 宁 吕 媛 马 芳 马加良子 马立红 马 蔷 马稳盼 马稳盼 门卫华 孟祥阳 孟雪莲 孟 灼 闵 敏 那 敏 牛卫忠 牛彦芳 牛 彦 庞 晖 祁金花 祁有娟 钱磊俊 邱立君 荣 旭 茹建伟 芮爱忠 沙 莎 邵立平 申秀红 沈嘉煜 沈金瑞 沈景娟 石京丽 史天慧 舒 芳 宋丽荣 宋应富 宋正红 苏 晶 苏 珂 苏 娜 孙 浩 孙红梅 孙乐芩 孙佩琴 孙 萍 孙婷婷 孙治英 孙 忠 谭 强 汤 平 唐凤萍 田光华 田亚军 脱国梅 万 静 王 哲 王彩莲 王长青 王 超 王 琛 王翠菊 王桂凤 王 涵 王好生 王会红 王建华 王 建 王 静 王 娟 王 蕾 王 丽 王丽娜 王连长 王琳娜 王 楠 王 琪 王 茜 王 清 王群英 王世强 王栓保 王 维 王香玲 王小平 王晓燕 王 新 王雪丽 王亚玫 王彦军 王 英 王园园 王月青 王跃梅 王 蕴 魏秀娟 文春宇 吴 然 吴 双 吴 思 吴雅丽 夏换龙 肖光耀 熊丽平 徐 静 徐 平 徐学宏 徐峪森 徐志钦 薛长浩 闫立娟 闫艳华 晏玉香 杨 斌 杨海涛 杨 洁 杨 静 杨丽苹 杨 敏 杨 铭 杨松珍 杨小丽 杨秀艳 杨云华 姚静薇 殷 毅 尤 飞 尤晓宏 于大哲 于 澜 于丽萍 于姗姗 苑 静 臧超英 曾 莉 张爱军 张春梅 张改莲 张海燕 张 健 张 杰 张金朋 张 昆 张莉萍 张 利 张 庆 张 蓉 张如燕 张升军 张素艳 张 威 张文娜 张小刚 张晓红 张亚坤 张 艳 张艳霞 张 燕 张倚天 张 颖 张 芸 赵海娜 赵继莲 赵丽华 赵 琼 赵 蕊 赵婉丽 赵万超 赵雪娇 赵 艳 赵艳梅 赵燕武 赵玉娟 赵云红 郑红丽 郑云杰 周 蕾 周苏平 周卫东 周宗文 朱 红 朱建玲 朱 莉 朱 迎

三等奖:(略)

关于获奖名单的说明:

1.获奖名单中省份、人名均按拼音顺序排列。

篇9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出版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吉林省长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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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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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6开

国际刊号：1002-0063

国内刊号：22-117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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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1

期刊收录：

SCI 科学引文索引(美)(2009)

Pж(AJ) 文摘杂志(俄)(2009)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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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cd规范获奖期刊

篇10

笔者曾撰文指出，转型期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在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和弊端，如：中央规制下制度创新的空间限制；[1]“公用地灾难”与统一市场的阻隔；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之间的冲突；创新非均衡下制度变迁水平的区域差异等。本文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走出困境的路向选择。

一、多元产权选择与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完善的产权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产权制度不会在自然状态下生成，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凭借其暴力潜能和权威在全社会实现所有权，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中的交易费用；为产权的运行提供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利用法律和宪法制约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扼制国家权力对产权的干预。[2]（P130～197）我们在考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经验时，可以发现，多元产权选择是一个成功经验，如广东南海市的“五个轮子一起转”、浙江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等多元产权企业、广东顺德对企业的多元产权改造等。现在，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营个体所有制、混合制、合伙制、国外独资和合资等等，都有应有的法律地位。哪种产权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适合于本地的实际，都应该予以扶持和鼓励。这也是政府职责的应有之义。

当然，我们这里并不主张给予哪种产权形式以特殊政策，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履行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的职责。对于公有企业，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产权界限，实现资产管理层次化到产权配置层次化的转变。对于地方所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不适合改制的企业的资产管理，其管理模式可参考深圳的三级授权经营模式，把国有资产的最终产权与经营权分开，使国有资产的产权人格化，解决所有者虚位、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的问题。为了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可以考虑在地方人大（属广义的政府范畴）设立类似于“国资委”那样的机构，作为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代表，并减少委托——链条，以便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在产权保障方面，除了中央政府应建立起完整的产权法律体系外，地方政府也应有与中央政府配套的产权监管体系，对有关的产权主体进行约束和监督。对于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可以考虑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对产权进行重组，进行积极的创新和试验，甚至是“试错”。在这方面，广东顺德的经验值得参考，他们对公有企业的改制就是走产权多元化的道路，具体方式有：嫁接外资；划股出售、公私合营；分拆求活；多种形式租赁、公有民营或民有民营；企业兼并、拍卖；控股、参股；债权股份化或债务等值化改造；企业“先关后改”；公开上市；依法破产。通过改制，使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即财产权可以分解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可分散性（即企业产权股份化、多元化和社会化）和可让渡性（即产权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转让、买卖、出售、出租），满足市场经济对产权交易的要求，使得在产权市场尚未开放的情况下，实现产权制度创新的突破性进展，从而化解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的规制约束。

除了对公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之外，地方政府还应继续走增量改革之路，加强对非公有产权的保护。因为，这是目前很多地方最薄弱也是最迫切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的环节。

产权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和实现外部性的内在化而实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而能够实现这两大功能的产权应是那些资产能量化到个人的产权。公有企业在这一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由于资产不量化到个人，其委托—成本大，“内部人控制”使最终所有者难以实现对资产的有效监督，这是造成其经营困难的根本原因。而私有产权因资产的明晰量化和权利义务边界的确定性而产生极大的激励，它的私人收益率最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由此带来极高的生产效率。中国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自1980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产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长，到1999年6月，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而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则从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目前，私营经济的贡献已经接近或超过国营部门，但其所占用的国家资源比重却微乎其微，而“耗用了2/3最为稀缺的资本资源的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1/3。”[3]中国私营企业用非常有限的资源去高水平甚至是超常发挥其内在的潜力。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私营经济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增长并没有伴随其他制度的相应变迁，它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制度障碍。从政府方面来看，主要的问题有：（1）产权保护制度欠缺。现有的法律和法规对私营企业合法财产和其他权益的规定比较薄弱，私营企业在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出现纠纷时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从而使其发展的原动力受到削弱。（2）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公正原则没有真正实现。私营企业在诸如市场准入、银行信贷、税费征收和其他社会负担等方面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3）政府运作的不规范和官员拥有太多的超经济权力，使私营企业主不得不从“寻利”转向“寻租”，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从私营企业本身来看，问题主要有产权界区不清、家族化管理、规模小、产业结构的低级化和产品结构雷同等。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产权界区不清，表现在：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内部自然人之间的产权界区不清；一部分私营企业，尽管其资本的形式确是私人资本，却在法律形式上戴了一顶“红帽子”；[4]一些私营企业是在没有真正的出资人的混沌状态下生成的，如负债借钱，从而造成天然的产权不清；一些私营企业主以个人的资本筹办企业，却以“合作”之类的形式注册成立公司。产权主体界区不清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利于企业的资本积累；企业法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易于被侵害；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权威；造成有关人员之间的权、责、利不明确，而产生“搭便车”的道德投机。[5]（P42～57）

科思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中，揭示了交易费用与制度形成的内在关系。他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是由市场的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的相互比较来决定的。[6]但中国在向市场的过渡过程中，需要政府对市场的培育和扶持，企业与市场的交易过程多了一个政府的环节，决定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必须考虑政府这一因素。柯荣住通过实地调研并运用统计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企业、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变化，[7]认为企业的交易费用由4部分构成：企业与政府的交易费用；市场与政府的交易费用；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企业除负担第二项费用之外的交易费用。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初期，第一、二项交易费用是最重要的（这与科思的理论有所不同），是中国过渡经济时期私营经济发展中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制度问题。柯荣住进一步分析，宽松的准入政策比宽松的规制政策更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宽松的准入政策会使私营企业更有发展的机会，而且政府也会采取与其相配套的规制政策，从而使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不断降低，提高其发展的动力。本文认为，政府在实行宽松的准入政策和规制政策的同时，还要履行其产权方面的职能和社会职能，减少企业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交易费用，以进一步调动私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的事实，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在私营产权激励方面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切实解决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从改革初期的“边际的、填补空缺”的角色发展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获得了国家的正式法律地位，可以说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范畴，政府理应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实施保护。目前，在国家的物权法还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建立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这一制度需求，实现地方性制度均衡，以消除私营经济发展的心理顾虑。

第二，为私营经济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减少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这里既包括降低私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费用，也包括在土地使用、信贷税收等方面的平等机会。但首先是要给予私营企业与其他经济形式相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因为，市场准入条件的放松会带来连续的制度响应，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市场，降低规制费用，以及做好产权界定降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等工作。

第三，厘定产权边界。私人产权界区不清本质上是私人企业主自身的问题。我们讲保护私有产权，首先要尊重私有企业主自主选择的权利。“因为私营资本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对企业发展究竟有效无效，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所需要支付的代价究竟有多高。”[5]（P58）但当私人资本意识到界定产权的成本远远小于继续维持产权含混所蒙受的效率损失时，就会要求进行制度创新，要求政府出面界定产权。这时，地方政府就应协助做好企业的资产评估工作，界定产权主体及边界，保证产权主体权利义务的落实。当然，在解决私人资本产权不清的问题上最为重要的是要给予其市场直接融资的制度条件。在这方面，目前我国还存在严重的制度短缺。市场融资有两个主要渠道，一是公开上市发行股票，二是通过银行借贷。而政策对私营资本上市有诸多限制，银行贷款也有非常苛刻的条件。这虽然是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空间的范畴，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去推动这些领域的制度变革。

第四，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消除社会对私有产权的歧视。意识形态的最基本功能就是通过强化人们对产权和其他制度的认同而减少统治阶级的统治费用。但意识形态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由于源于“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8]比正式制度安排更具有持久性和滞后性。虽然从法律上中国早已确立了私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合法地位，但人们思想中的“公有”意识仍根深蒂固，它仍然在很多情况下影响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因此，地方政府应强化对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重要地位的宣传，并给予其应有的政治待遇，逐渐消除人们对私营经济的歧视，使私营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第五，除了上述产权、制度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以外，地方政府还应建立符合市场运作规范的政府行政制度秩序、发展要素市场、引导私营企业的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引导它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供信息服务以减少交易费用和经营风险等。

二、以制度化约束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制度创新关系

一些后发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发达国家在向市场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有效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和作用机制以及强调集体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东亚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可以借鉴的富有价值的制度遗产。西方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变迁过程是在比较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步步演变而来的，而现在的不发达国家既面临着国内要求快速发展的社会压力，又面临着国际上日益增强的经济政治压力；既要保持不断变革的势头，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因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重要保证。

从过去一个世纪西方的发展规律来看，市场制度的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扩大，并不是伴随着政府功能的缩小，相反，政府功能尤其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在政府体系内，出现了两个集权化运动：一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集权，二是议会权力向政府行政首脑的转移。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的有效运作，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尤其是有效的中央政府，以保证市场的有序竞争。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功能是综合性和整体性的，主要表现在：[9]（1）有效的市场运作，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以使原材料、商品、人才、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能够自由和有序流动，降低交易费用。但是，市场又是一种分散的力量，它在运行中很容易与地方性的力量结合，不断地弱化社会的凝聚力。地方政府的“经济人”性质使其出台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安排，从而阻隔市场的统一，影响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最终导致市场功能和交易活动的萎缩。因此，只有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府运用其组织力量才能塑造统一的市场秩序。（2）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科学、结构合理的制度体系是成熟的市场体系的必然要求，而统一的制度体系的安排和贯彻，只有在统一的政府权力体系中才能实现。（3）市场的运行需要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一些公共产品投资大、见效慢，并具有垄断性，特别是关系到全局性的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它们是市场运行所必需的，需要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大量投入。

可见，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的关系时，一定的中央集权是需要的。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地的资源禀赋千差万别，需要多级的分层调控，需要多层的制度创新，不然，就会扼抑特色性制度潜能的发挥，扼抑人们对制度的合理预期和创新动力，地方市场的活力也就难以显现。而没有繁荣的地方市场就没有繁荣的全国市场。为此，必须找到一条既有利于中央适度集权，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的两全之策。这个两全之策就是遵循市场的原则，以市场作为规制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关系的坐标：一是无论中央的制度创新还是地方的制度创新，都不要超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就由市场调节，市场失灵的地方有的就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二是以市场的原则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创新空间，既要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有序运转，又要有利于地方市场的繁荣，发挥地方政府创新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原则，中央的制度创新空间应是：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以相应的制度安排，如通过财政政策、贷币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建立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管理机制，保持总供求关系的动态平衡；对收入分配关系进行宏观调控，建立既保证效率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与调节制度；维护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打破地区、部门对市场的侵害和封锁，培育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组织和提供公共产品（全国性的）；协调工农、城乡、地区关系，实现制度的均衡发展。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包括：根据中央政府的发展规划，制定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并作出与此规划和中央宏观目标相协调的地方制度安排；制定地方财政和区域性收入分配制度，引导和调节本地区的市场供求关系；培育地方性市场体系，推动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开放和对接，为本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规范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管理地方国有资产，保证其完整、保值和增值；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框架内调整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配置；组织和提供本地区的公共产品。

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空间界线的落实，除了以法律化的机制约束两者之间的制度博弈关系外，还要建立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监督机制：一是中央对地方的政治约束，这集中体现在中央对地方的人事控制权方面。二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铲除地方保护主义。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的相互配合和协调，从法律、行政和经济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为了加大治理、预防和惩罚力度，可以把这一工作列入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日程，对其进行专项治理；中央和地方的纪检、法律监督部门应将这问题列为执法监督的一项专门内容；中央对地方的绩效评估中，应改变过于强调经济发展指标的做法，引导地方政府放弃片面追求经济速度的发展思路。三是中央对地方的经济约束。要通过建立财政补助制度和财政监督制度等一系列经济制度，形成一种中央对地方的硬性制约和推动机制，达到调控地方制度目标的目的。西方各国中央政府建立的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和推动机制”值得我们借鉴。它以中央政府控制大部分财政收入为基础（中央财政收入总额约占国民总收入的60%以上），中央政府通过将收入的一部分以财政补助的形式拨给地方，达到引导地方政府实施中央制度安排和宏观协调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亚洲的日本和韩国，财权主要集中于中央，然后中央政府通过拨款和补助等转移支付手段，达到调整地区间财力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在日本，中央政府为贯彻自己的政策意图特设了国库支出金，采取直接拨款的方式，将一部分资金拨给地方使用，这部分资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高达20%。[10]因此，通过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的制度变革能力，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目前，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分税制下，中央通过转移支付返还地方的税收比率以及地方获得中央补贴占上交中央税收的比率，都要有规范的制度约束，保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稳定性和公平性，防止转移支付总量被挤占及转移支付的随意性。同时，要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转移支付的比重，即应以不损害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为前提，否则就会造成与“效率优先”原则相悖的保护落后、挫伤先进的结果。我们在解决地区之间的差距问题上，不能简单地采取“劫富济贫”方法。要承认，一定的不平衡总是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不平衡还有利于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各地更好地挖潜，实施制度创新，使资源配置达到更优状态。落后地区的发展，主要应建立在对自身资源优势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切合实际的制度创新，摸索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三、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扮演什么角色，不同的理论流派有不同的侧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到现代经济自由主义从“政府失败”出发，主张无需国家干预的市场，由“看不见的手”发挥调节作用；克服市场缺陷的出路是明晰产权而不是国家干预；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而不是市场自身。而从15世纪末的重商主义到凯恩斯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派，则从“市场失灵”出发，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布劳恩和杰克逊认为，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存在公共物品与外部效应、存在不完全竞争（在自然垄断的领域内存在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现象）、存在信息的不完全、存在不确定性。[11]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去弥补市场的不足。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市场本身就是一套社会制度，市场中的交易包括契约性的协议和产权的让渡，还包括构造、组织交换活动并使其合法化的机制。简言之，市场就是组织化、制度化的交换，它本身便包含着政治体系的力量与影响，深深地嵌入广泛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之中。“无形的手”背后有着有形的社会结构在调节以私利为目的的个人及其行动。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中，需要有产权和交易活动能得到合法认可和有效保护的制度环境，这要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做到。所以，不存在绝对不受政府及其制度约束的市场“真空”，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在较大程度上是“制度失灵”的外显。[12]（P348）

但是，政府的作用只能限于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取市场而代之：一是维持秩序职能，即有效保护产权和提供市场交易的基本博弈规则；二是解决市场本身无法克服的外部性问题，提供社会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维护者和地方公共秩序的建设者，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要以制度创新去弥补市场的缺陷，实现市场化的制度均衡，既防止制度供给的过剩，也要防止制度供给的不足。

然而，我们在考察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经常直接参与本地企业的经营活动，代行了市场的职能。这种创新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以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或者即使微观主体有创新的需求和动机，在中央制度进入壁垒的约束下也难以实现创新的愿望，从而使地方政府充当了制度创新的主角，弥补了市场和企业的不足，但其弊端也伴随而生。一是造成了政企不分，增加了企业交易过程的环节和费用，也使企业难以独立地走上市场。前面提到的“公用地灾难”、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的冲突等弊端，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代行了市场的职能。因为，与企业绑在一起后，地方政府就难免会从本位主义出发，在其权力范围内施行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制度安排，从而与其他地区和中央的制度变迁目标发生冲突，应验了“诺思悖论”：成也政府，败也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出现了制度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在公共产品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制度供给不足。要走出这一困境，就要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从代替市场到退出市场，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领域交由市场去调节，由市场主体根据需求自主实施制度创新，政府则主要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而发挥作用。

政府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后，在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微观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才能萌生和繁荣，最终达到由政府主导的供给型制度变迁方式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转变。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才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持续性的制度均衡才有可能出现。因为，在一个自主和平等的环境中，微观主体能够及时感知和捕捉到获利的机会，并在自愿和一致的基础上，通过排除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最终完成制度创新。这种创新，更有利于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13]达到制度创新的预期效果。

为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地方政府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收缩公有经济的市场战线。公有企业的产权缺陷使其极易陷入资产无人负责的境地，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今后在一般竞争性行业里，不再搞公有企业。对原有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的公有企业要改造成非公有企业，包括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由于地方所属企业能够增加与销售收入挂钩的上缴费用，能够提供员工饭碗保障地区就业和社会稳定，所以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外延式的经济扩张，导致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并且还会想方设法维持企业甚至是长期亏损企业的生存。只有斩断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产隶属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效扩张的现象。道理很简单，没有哪一个私人资产所有者会允许企业的无效扩张的。

第二，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有关政府职能的边界问题，总的来说，它应限于市场失灵和维护秩序领域。类似于企业投资和经营等微观领域的事务，应交由市场去调节。但在实际管理活动中，受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入市场职能领域。最近某省政府出面组织，由若干国有资产公司出资组建熊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这种“拉郎配”的政府行为，是地方政府追求规模、热衷于评比的排序、表现政绩的传统管理方式的延续。它明显超越了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也遭到了部分企业的反对。张维迎说：“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政府在处理企业问题上花得精力越多，企业在处理与政府关系上花得精力越多，这个国家就越落后。”[15]（P210）

第三，放松管制。管制即按照某种规则行事之意，目的是要使市场竞争处于一种公平的状态，避免社会利益的损失。张维迎认为，西方管制的基本理念是怎么去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有效运转。他们普遍同意，自由签约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易双方的协议不形成对第三方的损害，管制就没有必要；只有市场运转会形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又无法通过当事人之间解决时，才需要政府管制。而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取消市场和消灭市场。[15]（P99～111）由于政府官员在实施管制时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和信息的不完全等原因，使政府管制经常失效，因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放松管制，而不是加强管制。目前，放松管制的重点是对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企业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诸如阻碍资源有效配置、行政效率低下、寻租和腐败滋生和蔓延等弊端。因此，改革的重点是减少审批的事项和明确政府审批的范围，衡量的尺度是：一是市场尺度，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政府就不要设立审批去干预。二是经济尺度，这主要从成本—效益方面考察审批的收益与成本是否对称。三是技术的尺度，即从技术能力方面看行政审批能不能把审批的事务管住，审批管不管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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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5-0195-03

研究性教学是基于科研与教学有机结合的教学，是一种研究意识贯穿教学始终，研究活动渗透到教学过程，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内容，师生互动参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学模式。高师院校开展研究性教学，有利于培养研究型教师，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本文以唐山师范学院《中国地理》课程教学改革为例，运用SWOT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地方高师院校研究性教学进行系统研究，探索《中国地理》研究性教学改革途径。

一、地方高师院校《中国地理》研究性教学的SWOT分析

（一）优势（Strengths）

1.《中国地理》课程性质

长期以来，在学生的意识中，必修课要比选修课重要，考试课要比考查课重要。《中国地理》是地理科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主干课、考试课，在唐山师范学院共设96学时，占6学分，是所占学分最多的一门课。而且《中国地理》也是中学地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好《中国地理》这门课程，既可提高学生大学期间的学业成绩，也可为从事中学地理教学打下良好基础。因此学生对该课程在学习态度上更为重视，学习积极主动性较高，为该课程进行研究性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2.《中国地理》课程特点

《中国地理》是地理专业中自然及人文各分支学科知识在中国这一地理区域的综合再现，涉及自然地理过程、社会经济过程及其综合规律，并充分体现了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区域分析部分将全国分为8个综合区，分区阐述各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条件，经济发展特点，以及开发利用的问题及区域发展方向[1]，体现了区域性、地域性的特点;《中国地理》课程内容涉及的问题、现象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看到、感受到，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因此，对《中国地理》课程进行研究性教学，既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区域分析能力，也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

地理科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现代地理科学基础理论扎实，基本知识全面，基本技能熟练，适应现代地理教学发展需要，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的初、高中教师和中等学校从事地理及相关学科的教学、教学研究和其他教育工作，也能在科研机构、相关管理部门和企业从事科研、管理、规划与开发的高素质复合型专门人才。而开展研究性教学，有助于培养创新型复合人才教育目标的实现。

（二）劣势（Weakness）

1.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在研究性教学活动中，教师兼具教学流程的设计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教学情境的创设者，以及课程资源的开发者[2]等多元角色。相应要求教师要有广博而精深的专业知识，正确的学习观和教学观、创新的教学理念、严谨治学治教的精神、卓越的教学科研能力。而作为地方师范院校，教师的资历、学术造诣和教学水平均与重点院校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地理专业师资力量不足，基本上每门基础课程只能由一位教师主讲，平均每位教师担任3-4门课程，因此难以形成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从而制约着研究性教学的开展。

2.学习基础参差不齐

唐山师范学院的地理科学专业招生是文理兼招、多省市招生。文理科学生学习《中国地理》的基础差别较大，理科学生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较强，而文科学生记忆能力和总结概括能力较强，加之中学时有一定基础，对中国地理的基础性知识掌握较为牢固。学习基础的差异性使课堂教学中对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难以统一把握，又由于是统一的班级授课，难以做到因材施教。

3.教材内容更新滞后

自2003年升本以来，中国地理这门课一直使用的教材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赵济、陈传康编著的《中国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本教材虽不失为一本优秀教材，但由于教材出版于1999年，有关中国经济、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方面的内容已经过时，不能作为教学内容使用。

4.科研氛围不够浓厚

进行研究性教学，不仅要求教师有较高的教学水平，还需要教师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及科研能力。而作为一所地方师范院校，与历史悠久的重点院校相比，存在着申请科研项目困难、课题数量少、层次低、研究经费不足的现实问题，导致学校整体科研氛围不够浓厚，教师整体科研能力较低，学生参与教师课题研究的机会少，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创新能力的难度大。

5.教学评价存在不足

教学评价包括对教师“教”的评价和对学生“学”的评价。对教师教学的评价，学校主要依据学生对任课教师的评教成绩来评定。由于学生的评教并非都公正客观，有的学生则完全凭着自身的喜好，带有感彩去给任课教师打分，使这种评价制度难免有失偏颇。而有的教师怕改变教学方法学生会不适应，影响评教成绩，因而宁愿墨守成规，也不愿进行研究性教学的尝试。

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必修课的考核方式是考试，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占80%，平时成绩占20%。也就是说对学生课程学习的评价主要是对知识掌握程度的考核，而忽略了能力的考核。这样的评价体制，不利于研究性教学中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三）机遇（Opportunities）

1.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机遇

2006年我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大批创新型人才。高等院校的研究性教学是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为高校开展研究性教学提供了良好机遇。

2.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机遇

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六百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将向应用技术型、职业教育型转型，使地方院校面临重新定位的“二次转型”[3]。地方高师院校应借此机会加强研究性教学，有效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能力全面发展，提高未来教师的职业素养。

3.中学教学改革的契机

目前，许多中学分纷纷加大教学改革力度，推进以“自主、探究、合作”为主要目标的新课程改革，提出了“导学案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为了保证中学新课改的顺利进行，就要求中学教师要有广博而精深的专业知识，高超的教学艺术、较强的教学组织能力和创新的思维。而高师院校研究性教学的开展，对培养高质量的中学师资具有重要意义。

（四）挑战（Threats）

1.师范院校间人才竞争激烈

目前，全国有本科师范院校一百多所，各学校在学科设置、人才培养目标上存在雷同。全国每年有大批师范院校的毕业生走向社会，而随着中学生源的减少，各中学所需引进教师的数量在减少，师范生就业压力加大。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由于在人才培养质量、院校的名气、社会认可度上与全国知名的重点师范院校相比，缺乏竞争力，因此学生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2.教师的教学科研压力加大

各地方师范院校一般升本年限不长，为了稳固学校的地位，提升在同类院校中的声望和排名，纷纷对教师也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唐山师范学院为例，每位教师每学年需完成三百左右学时的教学工作量才能达标。为了晋升职称，教师还要做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由于竞争日益激烈，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压力不断加大，这对需要教师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的研究性教学的开展提出了挑战。

二、地方高师院校《中国地理》研究性教学改革探索

依据《中国地理》课程特点，结合本校教学实际，笔者在《中国地理》的教学实践中进行了研究性教学的初步探索。

（一）加强引导，培养研究学习意识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研究性教学是研究性教和研究性学的统一，而学生是研究性学习的主体，因此，为使研究性教学顺利进行，必须使学生形成新的学习理念，提高研究性学习意识。为此，一是在开课之初引导学生重塑学习理念。在课程开始之前，首先要告诉学生本门课采用研究性教学模式的目的、意义，告诉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怎样去做，使学生在心理上接纳这种教学模式。二是在教学过程中培养研究学习意识。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发学习兴趣，点拨学习思路，开拓研究途径，不断激励、推动学生完成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使学生享受通过研究学习获得知识的乐趣，进而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意识。三是通过考核评价强化研究学习意识。对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教学参与程度、自主学习能力、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究能力、创新能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核，作为评定学生成绩的依据，进而强化学生研究学习的意识。

（二）优化整合，修改完善教学内容

鉴于文理科学生兼招，学生学习基础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在教学中我们参考其他多种版本的教材，重新制定了《中国地理》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使教学内容既遵循使用教材的内容体系，又适当补充了一些中国地理的基础知识，从而使文理科学生都能很好地系统掌握中国地理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针对中国地理现实性强的特点，在教学中注意将中国经济、政策等时效性强的内容结合中国发展实际进行及时更新，从而保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

（三）认真谋划，制定教学实施方案

为了保证研究性教学的顺利实施，在开课之前，首先认真谋划，科学制定研究性教学的总体实施方案：一是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将课程的总课时进行有效分解，设计课堂教学、讨论课、野外考察、社会实践、研究成果展示等各环节分别占用的课时量，并为每一章节内容安排所需课时，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和研究性教学目标的实现。二是确定章节教学目标。对每一章的内容进行仔细研究，确定每一章节的知识掌握、技能训练和能力培养目标。三是选择教学方式方法。对不同性质的教学内容，拟定课堂讲授、学生自学，课堂启发提问、案例分析、课下讨论、课外学研等不同的教学方式。四是设计教学训练载体。依据课程内容主线，结合社会热点，如中国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区域发展问题等，合理设计专题问题，设计研究性教学的训练载体。五是筛选自学参考资料。广泛搜集相关教材、期刊、网络资源，进行筛选，优中选优，列出每一章节参考书目和教辅材料，供学生拓展学习。六是设计课程考核体系。从研究性教学培养目标出发，确定课程考核的形式和标准。

（四）因材施教，灵活运用教学方法

根据《中国地理》的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如对那些难以理解和掌握的地理概念、地理演变过程、地理规律、地理特征等基础理论知识、技能方法性知识、学科前沿知识等可采用讲授法。对于那些一看就懂，一看就会的内容，采用自学辅导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对于逻辑性强的地理问题，采取问题探究的方法，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提高深入分析问题的能力。对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如环境问题，采用案例教学法。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学生有兴趣但认识尚有分歧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拓展思维，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利用地理专业野外实习的机会，进行实践教学，使学生巩固加深已学知识，提高观察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此外，模拟课题研究的形式，进行课题研学法教学，引导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对相关地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撰写研究报告，进行研究成果展示，现场质疑辩论与评价，从而提高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使学生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及研究方法，增强团队合作意识，提高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五）组建教学团队，提高教学水平

针对师资力量不足，专业基础课只能由一位教师主讲的现实情况，结合《中国地理》综合性强的课程特点，联合地貌学、气象气候学、环境学、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课程的主讲教师组建教学团队。让这些课程的主讲教师，发挥学科专长，以讲座的形式，讲授《中国地理》的相关章节内容。这样，能很好地将相关理论知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能拓展知识深度，又能避免相同内容在不同课程中重复讲授，提高教学效果。

（六）借助网络平台，培养学习能力

针对《中国地理》课程没有适用教材、学生学习基础参差不齐，教师教学水平与重点院校存在差距等问题，借助学校精品课程建设的网络平台，将本课程的教学大纲、考试大纲、教学课件、练习题库、参考书目、考研试题库、其他院校《中国地理》精品课程网址等资源上传到网络空间，供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考研备考、拓展自学使用。并通过电子邮箱和QQ群进行问题讨论，进行师生、生生互动，进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七）教学科研互促，营造良好氛围

一方面，教师注意从教学内容中提炼研究选题，特别是结合中国的资源、环境、灾害、产业与区域发展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并让有兴趣的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以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面结合自己的科研课题，将研究成果及时通过讲座或课程内容的形式传输给学生。这样既满足了知识传授的需要，加速了知识传递的进程，也提高了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能力。

（八）完善评价体系，增强改革动力

研究性教学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因此，对学生学业的评价应由原来的单一性知识测评转向对学生综合技能的测评。课程评价的主体由单一的教师主体转向教师、学生本人、同学等多元化评价主体，尤其重视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同学间的互相评价。考核方式采用期末考试和平时测评相结合的方式，期末考试占70%，创新论文（包括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占10%，平时作业占10%，平时表现（包括随堂提问、课堂讨论、社会调查、自学情况）占10%，从而综合评价学生的能力水平。

三、结语

总之，地方高师院校在《中国地理》的教学实践中，要紧紧抓住新形势下的发展机遇，根据《中国地理》的课程特点，结合本校教学实际，遵循研究性教学规律，不断探索研究性教学改革的途径和方法，全面提高地理师范生的综合素质和研究创新能力，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培养研究型教师，也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所需的高素质地理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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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墨宁.地方高校开启“二次转型”[EB/OL].[2014-08-05].

Study for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of "China Geography "in Local Normal Universities

LI Wen-rong

（Resource Management Department，TangshanTeacher's College，Tangshan 063000，China）

Abstract： Research universities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n college.it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Taking Tangshan norm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Using SWOT research methods， make specific analysis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conditions of conduct research teaching of "Chinese Geography" in local normal college an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Based on this，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approach. Methods are：strengthen guidance， Learning Awareness Training.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ion， revise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content， Careful planning， develop teaching embodiments.Individualization， flexible use of teaching methods.

Key words： local normal universities; China geography; Research-based teaching; SWOT analysis; The teaching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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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主办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河南省信阳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3-0972

国内刊号：41-1107/N

邮发代号：36-112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1

期刊收录：

CA 化学文摘(美)(2009)

Pж(AJ) 文摘杂志(俄)(2009)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4)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