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中国地理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当今时期，在源远流长、积淀丰厚而又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文学研究不断面临学科交融、学术创新的严峻挑战之际，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学科意义

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尝试与探索，是基于对目前中国文学研究现状诸多缺失的反思以及如何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双重选择的结果。

文学地理学，顾名思义，即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而成的跨学科研究，其学科定位可以有以下多向选择：1、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2、从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3、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交叉学科；4、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5、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鉴于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尚处草创阶段，难免见智见仁，我想不妨先从中抽绎出若干核心要素，然后重新排列组合如下：

1、文学地理学是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

2、文学地理学并不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彼此有机的交融；

3、文学地理学之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地位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本位；

4、文学地理学研究主要是为文学提供空间定位，其重心落点在文学空间形态研究；

5、文学地理学既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可以发展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乃至成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据此，大致可以将文学地理学扼要概括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依次包括：1、作家籍贯地理；2、作家活动地理；3、作品描写地理；4、作品传播地理等四个层序，通过对这四个层序动态的、立体的、综合的分析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真切地了解文学家的生态环境，复原经过文学家重构的时空场景，揭示隐含于文学家意识深层的心灵图景，而且还可以由此探究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特殊规律。这里，需要特别关注一下文学地理学中“地理”之于“文学”的“价值内化”作用，所谓价值内化，就是经过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家园、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动力。有感于《红楼梦》又名为《金陵十二钗》，且反复出现“金陵”意象，我曾作过一次粗略的统计，结果发现《红楼梦》一书中出现“金陵”（或南京）竟达42次之多，足以表明“金陵”在曹雪芹精神世界中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因童年时代居于金陵，于是金陵便附丽着美好的童年生活在与曹雪芹坎坷一生的强烈对比中，不断内化、升华为具有精神原型意义的理想世界，积淀为具有精神原动力作用的“金陵情结”。再如鲁迅先生的系列“故乡”小说，则为我们提供了由地理上的“故乡” 价值内化为“故乡情结”的另一经典案例，也同样具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文学地理学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其目的首先在于重新发现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学空间，其次是从文学空间的视境重释与互释文学时间，最后则是重新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这对于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无论在个案研究的微观方面，还是在文学史研究的宏观方面，都有重要意义与价值。正如一切物质都是时间与空间的同时存在一样，文学的存在也离不开时间与空间两种形态，而文学的研究也同样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文学史，只有当其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图景时，才有可能充分重现其相对完整的总体风貌，因此，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空间研究形态的拓展与深化，既在理论层面上更符合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内在需要，同时也可以在现实层面上反思与补救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现状的明显缺失。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是19至20世纪之交在中国文学变革与西方文学理论传入的双重作用下兴起的。尔后，经过代代学人持续不懈的努力，中国文学史――无论是通代文学史还是更为精细的分类专题史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与成果，成为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纵观百年以来不断涌现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其中最为流行的是注重时间一维的单向度的线性范式――姑且称之为“藤瓜范式”，即文学史的时间进程为“藤”，作家作品犹如结在“藤”上的“瓜”，大家大“瓜”，小家小“瓜”，然后依次排列，循时而进。这种“藤瓜范式”看似提纲挈领，脉络清晰，实则往往是对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单向度的片面构型，其根本偏失就在于过于注重时间一维的线性演进，而普遍忽视空间形态及其与时间形态内在交融的立体图景，结果不能不以牺牲文学史本身的多元性、丰富性为代价。

今天，当我们面对百年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巨大成就与不足，面对学术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学术争鸣与期待，我认为有必要重温一下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提出的意见：“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 这里，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编著文学史应做到“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的两相融合，的确很有预见，也很中肯，对于克服长期流行的“藤瓜范式”之弊、重构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理想的新型文学史范式颇有借鉴意义。

文学地理学注重从文学空间的崭新视境，从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崭新平台，重新审视一切文学现象、形态与规律，其意义远不止停留于文学的空间研究，它将直接或间接地催化中国文学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的重大变革，为其注入新的精神养液与活力。

理论创新

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建立与进展，首先有赖诸多具体研究成果的累积，但最重要、最核心的是需要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理论创新的支撑。

追溯中国文学地理的研究实践，可谓源远流长，比如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所论《诗经・国风》的地域特点，注重以风俗为中介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堪称早期地理与文学交叉研究的典范表述。此后，关于文学地理或区域文学的论述，在历代的文集、诗话、笔记等中屡屡出现，但多随感而发，缺少必要的逻辑推绎与理论阐述。到了20世纪，在首尾两次略为相似的“文化热”的激发下，传统的文学地理研究先是在世纪初伴随西方文化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而发生近代转型，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继之则在世纪末再现复兴局面，除了日益增多的单篇论文之外，还陆续出现了以曾大兴先生《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胡阿祥先生《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李浩先生《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等为代表的一批学术专著。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概论》也曾列专章《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予以讨论。此外，杨义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虽然不属于纯粹的文学地理研究著作，但在文学与民族学、地理学研究的结合上有新的拓展之功。这些都对中国文学地理研究的成果累积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从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科要求衡量之，学术界对此还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概而言之，目前的相关研究普遍存在着两大根本缺陷：一是理论创新；二是体系建构，需要同时加以重点突破。其中理论创新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得以建立和发展的生命与灵魂，但严格地说，迄今为止尚无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理论建树，因此，这方面的重点突破，最为迫切，但难度也最大。鉴此，本文率先提出了“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作为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两大理论支柱。

“场景还原”说的要义，就是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原始样态还原。真正的文学研究如同文学创作，切不可舍弃那些具体可感的特定文学时空场景，更不可舍弃发之于那些生动鲜活而蕴义深远的特定文学场景的真情感动。兹举两例：一是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冬，陈亮自东阳赴上饶拜访退闲在家的辛弃疾，二人同游鹅湖，共饮瓢泉，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陈亮小住十天后，两人又同去紫溪拜会朱熹，未见，陈亮先行东归。别后第二天，辛弃疾为挽留陈亮，一路追去，至鹭鸶林，雪深泥滑，独饮小村，夜宿吴氏泉湖四望楼，忽闻邻笛凄凉，不能成眠，感慨系之，作《贺新郎》词（把酒长亭说）。五天后，陈亮奉原韵赋词《贺新郎》（老去凭谁说）以答。别后，辛弃疾又作《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寄之。两人都在词中寄寓壮志难酬的悲愤和一致主战的心愿。二是清代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吴兆骞因丁酉科场案为仇家所诬，长流宁古塔后，顾贞观、徐乾学、徐元文等多方奔走，终以文才打动纳兰容若，援手相救。康熙二十年（1681）十一月中旬，吴兆骞在历经长达二十四年的流放之后，自宁古塔返还京都，徐乾学大设宴席，亲朋纷纷前来相贺。酒过数巡，徐乾学起身赋诗一首，徐元文、纳兰容若、潘耒、冯溥、陈其牟、王士祯、吴树臣、尤侗、毛奇龄等次韵奉和，吴兆骞本人也当场赋作《奉酬徐健庵见赠之作次原韵》诗：“金灯帘幕款清关，把臂翻疑梦寐间。一去塞垣空别泪，重来京洛是衰颜。脱骖深愧胥靡赎，裂帛谁怜属国还？酒半却嗟行戍日，鸦青江畔度潺。”……此景此情，的确令人感叹不已，感奋不已，它不仅留给我们一幅幅具体可感、形象生动的文人生活图景，而且也一同赋予我们一种震撼心魂的信念与力量。所以，所谓“场景还原”说，既是对一种鲜活生动、多彩多姿的原初文学样态的回归，同时也是对浸透其中的人文精神的回归。

然而，就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特定的具体的文学场景毕竟仅仅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单元，无数个文学场景的组合与演进，才能构成整体的文学时空图景。鉴此，我认为有必要在“场景还原”说的基础上，再提出“版图复原”说，版图之“版”，意为户籍，《周礼・夏官・司士》有“掌群臣之版”云云，即为户籍之意；版图之“图”，意为地图。版与图组合为版图，既可通指一国的疆域，同时又可分指经济、政治、文化的地域分布状态，如政治版图、经济版图、文化版图，等等。文学地理的核心关系是文学家与地理的关系，其中文学家是主体，是灵魂；地理是客体，是舞台。文学家的“户籍”之所在，也就是文学活动空间与舞台的中心之所在；而文学家的“户籍”又非凝固不变，而是始终处于活动之中的，因此以文学家为主体与灵魂、以地理为客体与舞台的文学版图也就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文学版图的复原即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还原为动态、立体、多元的时空并置交融的文学图景，此即“版图复原”说的精髓所在。

“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是相互贯通、相得益彰的。整体的文学版图是由无数个具体的文学场景组合而成，作为文学版图中的主体与灵魂的文学家无不处于具体的文学场景之中，具体文学场景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而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又决定着具体文学场景变化的方向与节律。如果说，文学版图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整体的概念，那么文学场景则为具体、特定的时空组合，它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重复的，是高度个性化的时空组合。因此，把握了文学“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精神实质，并将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相信可以在微、宏观两个层面上为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并可以克服缺乏文学地理与中国文学地理独特性的模式泛化现象与倾向。

体系建构

对于中国文学地理学而言，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就如灵魂与骨架，无魂不活，无骨不立，两者缺一不可。以“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为两大理论支点，然后通过重点提炼“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予以密切配合，这就为“理论创新”之“灵魂”与“体系建构”之“骨架”的融会贯通与逻辑转换铺平了道路。

体系建构既是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另一需要重点突破的关键所在，也是标志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形成的核心成果。从决定和影响中国文学地理的最为关键的要素来看，首先是文学家籍贯分布，然后依次为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这如同一个哑铃结构，文学家的籍贯分布是整个文学地理的基础和始点，但它是静态的、平面的、单向的，与此相对应的区系轮动则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而中间最重要的三个环节分别相当于“动脉”、“心脏”、“灵魂”的功能与作用。

1、流域轴线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动脉”的作用。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三横一纵的展开，犹如四大动脉贯通于中国文学版图之上，彼此在伴随中国文学版图自西北向东南的依次移位中相继发挥主导作用。其中黄河流域轴线具有先发优势，长江流域轴线具有次发优势，珠江流域轴线具有后发优势，而运河流域轴线则在沟通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而构成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黄金水网”中，具有交而通之、凝而聚之的特殊功能。然后由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三角洲与京杭大运河相配合，一同构成环东南沿海的弧形“黄金连线”，此与运河与黄河、长江三河交汇的“黄金水网”一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家最密集的分布区。

2、城市轴心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心脏”的作用。城市轴心，意指具有一定空间结构和行政关系的城市序列在中国文学版图的构成与演变中所发挥的最为核心的作用――不仅城市本身成为最活跃、最重要的文学活动舞台，而且也是进一步驱动文学版图演变的核心动力所在。由于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地位，中国城市群落也主要分布在这四大流域轴线上，流域轴线为城市轴心的形成提供了地理条件，而城市轴心的转换又带动着流域轴线的移动，彼此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城市轴心也在行政建置的设立与调整中，推进城市轴心体系的完善与轴心功能的发挥，然后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上最大限度地吸纳和积聚各种文学资源，发挥文学轴心作用，成为文学版图的“心脏”所在。其中始于西周首陪都制所开创的“双都轴心”源远流长，别具一格，是城市轴心体系中的核心所在。由“双都轴心”将不同等级的城市网络连为一体，并通过“京都情结”的内在引力，最大限度地将各地的文人群体吸纳其中。

3、文人群体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灵魂”的作用。作为文学活动与创作的主体，文人群体的流向随时都在改变着并最终决定着中国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决定着文学区系轮动的方向与节律。文人群体的整体地域流向，总是围绕不同级次的城市轴心，从外邑流向都城，从边缘流向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由求学、应举、仕进、授业构成的向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向心力为动力的正向运动；二是由隐逸、贬流构成的离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离心力为动力的逆向运动；三是由游历、迁居构成的交互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向心―离心力为合成动力的交互运动。以上三者，以前者为主导，以后二者为辅助，在“极化―扩散”的对流与互动中，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文人群体也因此而历经不同的排列组合，然后逐步成长为不同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

以文学家籍贯地理分布为基础，然后依次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单向走向多元，最后便进入对文学地理区系轮动的动态模型建构与规律探讨。综合中国文学地理的空间分布与时间演变来看，大致可以将其归结为“内圈”文学区系与“外圈”四大文学区系的轮动与互动。“内圈”文学区系，即指秦陇文学区系、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巴蜀文学区系、荆楚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燕赵文学区系、闽粤文学区系。前六大文学区系分别座落在黄河、长江流域轴线上，燕赵文学区系、闽粤文学区系则分别座落在运河流域、珠江流域轴线上，然后环绕东海岸线而完成区系之间的连接、过渡与转换。这文学区系既在空间上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又在时间上依次轮动，不断演化。“外圈”四大文学区系，即指东北文学区系、北部文学区系、西北文学区系、西南文学区系，这是“内圈”文学区系轮动过程中不断向外扩散并由此构成内外互动的结果，也是各代文学“拓边”运动的重要成果。

从“内圈”文学区系与 “外圈”四大文学区系的轮动与互动态势来看，处于核心层面、构成核心动力的，则是“内圈”文学区系 。其在总体趋向上，是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先后经历了五次循环往复运动，也由此划开了中国文学地域区系轮动的五个阶段。第一次运动始于五帝传说时代，终于商代，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齐鲁、燕赵、三晋三大区系的三角地带。第二次运动始于西周，终于战国，同样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齐鲁与荆楚文学区系。第三次运动始于秦汉，终于南北朝，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吴越文学区系。第四次运动始于隋唐，终于南宋，同样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再次落在吴越文学区系。第五次运动始于元代，终于清代，依次从燕赵文学区系向齐鲁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仍落在吴越文学区系。

篇2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汶川地震在国人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全国人民以及全球华人团结一致，各尽所能，共赴抗灾，令人欣慰感动。其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产物的新富豪阶层，他们能否为灾区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一直成为关注的焦点。灾难中，有的富豪积极捐款令人敬佩，如邵逸夫捐款1亿港元，台塑集团总裁王永庆捐款1亿人民币等等；而有些富豪的行为却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非议。总体来说，相对于港台富豪，大陆新贵们捐款显得有些淡漠。如万科集团，开始捐款220万，并提出“负担论”和“十元为限论”，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使万科社会公信力下降。虽然在众多声音的热议下，万科追加捐款到一亿元，力图挽回社会公信力，但仍不免受到一些非议。还有人在灾难中发国难财，以及社会关注的网络逼捐等等现象，暴露出中国转轨进程中财富伦理以及制度影响问题。

一、赈灾拷问富豪的财富伦理

四川地震后富豪的种种捐款事件，实质上拷问了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进程中富豪们的财富伦理及财富创造理论和财富使用理论。

财富创造是一个创造、实现、生产、产生财富的过程，对于财富的产生领域又可分为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实现；关于财富的实现，则包括生产、传播、销售、广告、运输、服务等许多方面。财富的源泉在于人们的创造，但是如何创造财富，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财富，中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人们创造财富的理念是创造财富，既通过合法的手段，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财富的创造。这种财富创造理念引导着西方人的财富创造活动，创造财富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责任和经济价值。在我国的转轨时期，思想多元化，财富创造理念多元化，有些富豪的暴富过程是通过非合法、非合伦理的手段来实现的，这种现象是由我国转轨时特殊的环境和财富伦理观念造成的，所以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出现了生产劣质抗震救灾品，以及北京马甸市场手机个体商户利用灾区的通信优惠政策集体到灾区去充值电话卡的事件。“发国难财”成为他们发家致富的机会，成为暴富的手段，这些现象深刻暴露出我国财富伦理中财富创造的一些现实问题。

不仅在财富创造方面，而且在财富使用理念方面东西方存在很大的不同。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大陆富豪捐款并不积极，例如出现的“万科门”事件，虽然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万科后来追捐到一个亿，但是是否能够挽回社会公信力值得思考。在这次国家灾难中，在全国人民奋力抗震救灾共赴国难时，更深刻地突出了转轨时期我国财富伦理中财富使用理论（即创造财富是为了什么，怎样来使用财富）的一些理念问题。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中，升入天堂的人是不要求有巨额财富的，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死后是不能升入天堂的。这种宗教理念经过几百年的提炼和丰富，逐渐演化成一种财富使用理念，即把创造财富与财富回馈社会相结合，而捐款就成为回馈社会的一种最有效的常态的形式。在西方有完善的捐赠制度，包括完善的民间和政府组织来运作、使用和管理这些捐款，以达到捐款最大社会效益化的运用，所以在西方出现比尔盖茨、巴菲特等等这些捐款大鳄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我国的经济社会转轨阶段由于体制的约束和理念的保守，财富使用理论同西方有很大的区别，少数富豪对财富的使用不是为了回报社会，只贪图对财富的享受，即便有些捐款也为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在这种财富伦理理念的影响下，出现“万科门”事件也在预料之中。但是在地震中的另一面，全球华人积极捐款，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深的向心力，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中华财富伦理，出现了王永庆、李嘉诚等以及隐于社会的富豪张详青、加多宝集团一个亿的捐款以及数万计爱心人士的捐款，地震使人们更加认知生命，认知财富伦理的深刻内涵，不断改变人们的财富伦理观念。可以说这次地震是中国转轨时期财富伦理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二、中外捐款抵税制度以及遗产税制度对财富伦理的影响

富豪的财富创造和使用伦理不仅受社会理念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制度的巨大影响。地震中大陆富豪捐款相对港台富豪冷漠也受相关税收制度的巨大影响。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如果要把财富遗留或者馈赠给个人以及法人要征收高达50%的遗产税。而大陆相关开征遗产税的问题还在探讨之中，香港也于2006年废止征收遗产税。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有完善的捐款抵税措施：美国政府1917年出台了相关的免税政策鼓励捐赠，政府税法甚至鼓励不是很有钱的人从自己的工资中捐出一部分钱来免除自己的所得税，所以后来捐赠就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对于一些非赢利组织，美国政府对它们进行了强有力的监督，看它们是否在做规定中要做的事情，借此逃税，或是用这部分钱来做生意或替企业做宣传，都是不允许的。每年美国前50项数额最大的个人慈善捐款中，大约有1/5来自遗产捐赠。美国遗产税制属于总遗产税制。从1976年开始，美国将遗产税和赠与税合并，采用统一的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为18%，最高税率为50%，后者适用于遗产额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另外，遗产额在60万美元以下者免征遗产税。而对于非居民，也要缴纳遗产税，但税率比居民优惠，最低税率为6%，最高税率为30%。美国有相当完善和透明的慈善款的管理组织，所以在西方一些国家捐款既能做公益又能抵税，这种财政税收制度为财富伦理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完善的实施环境。在台湾和香港也有相当完善的抵税制度，这也是港台地区在灾难中踊跃捐款的一个因素。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理念的实现。在这次地震中，我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各级民政部门和慈善组织积极运作，同时出台了针对地震灾害的捐款抵税措施，例如5月21日，广东省地税局根据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有关捐赠支出税收政策规定，了《广东省企业和个人向地震灾区捐赠有关税收扣除办法》的细则，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地震灾区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利润12%比例的部分，要与应纳税所得额一并计税。这些政策为财富伦理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环境，将更好地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非正式组织管理制度与财富伦理的表现

影响慈善捐款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有没有一个完善的组织体系负责善款的收集、运作以及有效率地管理应用，从而将慈善作为一种常态，并且组织的运作完全透明化，你可以知道你的爱心捐款的每一分是如何运用的。在美国有很多民间的非正式组织负责运作慈善捐款，包括地方教会，以及各个慈善基金组织，这些组织时刻接受民间的监督，透明化运作，与官方组织共同运作，进行社会化常态化的慈善活动。相对来说，我国慈善组织以官方组织为主，并且组织运作的透明化程度不高，非正式民间组织由于政治等敏感原因还处于起步阶段。慈善不仅仅是一种热情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智慧体现和高效管理。我国最近也出现了一些非正式慈善组织比如“壹基金”，以及陈庭发的NPP组织，这些组织将实施有效的管理，常态做慈善事业。这次地震中，国家派出专门的机构管理善款，并且适时审计报告，是我国慈善捐款管理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灾难让国民重新审视我国的慈善组织和管理制度，从而有利于促使官方和民间组织综合配套的慈善管理制度形成，有利于财富伦理观念的表现。

四、财富伦理衍生文化：社会舆论监督和仇富理论

在这次地震中一个突出的事件就是“网络逼捐”，即网友通过网络将各个富豪的捐款名单及金额上网，进行排名，让富豪们面临更大压力。“万科门”就是一个网络逼捐的突出案例，广大网友通过对王石“负担论”、“10元论”的质疑，使万科的公信度下降，为挽回损失，王石追捐一个亿。人们常常把网络逼捐和仇富理论联系在一起。仇富理论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指对富人“为富不仁”和富人对社会以及人民困苦冷漠的一种鄙视和唾弃。社会监督和仇富理论有一定的联系，实质是对富豪有没有对社会承担自己应当承但的责任进行追究。在这次地震中有人说，社会监督造成网络逼捐给富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捐款多少是自己权力，不要用仇富观念压制富豪的个人自由权。这虽然有些道理，但是社会监督是一种进步，通过实施舆论监督权使富豪为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迫使富豪财富伦理和理念的巨大转变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可见财富伦理之下演绎出很多亚文化，虽然有的走了偏，但多数是合乎道理的。

五、“看不见的手”在支配财富伦理

在经济学中有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这只无形的手在支配着整个经济的运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支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同样，在财富伦理中也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支配着财富伦理，从而使得社会延续着财富的创造和使用过程，在支配着人们的财富理念。这种理论叫做“回馈”规律，通过财富同社会之间相互回馈支掌财富的创造和使用过程（如下图所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叫财富伦理之手，它指挥着企业的发展、财富的创造，也影响着企业的捐款和循环。

六、地震使中国财富伦理在民族重生中升华

汶川地震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伤痛，给民族带来了巨大生命和物质损失，但地震同时也让中华民族重生。政府在这次地震中反应迅速，管理得当，军民共赴灾区，使国民对政府的公信能力和执政能力的认同感进一步加强，以至于有人惊呼这是一个国家的新生。国民对整个社会财富伦理也是一个巨大的检阅。国家把5月19日-21日设为国难哀悼日，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为平民设定的哀悼日，体现国家对生命、对人权的尊重和重视，促进了对国民人权的保护，这的确是中华伦理的一次提升。同时全球华人共赴国难，踊跃捐款，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富豪新贵阶层踊跃捐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财富伦理理念，对生命和财富有了重新的定位。在这次地震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赈灾应急管理机制、灾难防护机制以及捐款动员管理体制和建筑规划防灾等等，地震后国家会更重视这些体制的建设，更加重视生命，人权。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财富伦理经历了这次地震也会有巨大的改变，人民将更加重视财富的得来伦理和财富使用伦理。财富伦理必将使得地震后的灾区重建得更加和谐，中国必将在灾难后获得重生。财富伦理也将获得大转折、大进步，有关的财富伦理制度建设也必将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夏德根.市场制度中的市场文化（N）.人民日报，2003-12-29.

[2]胡海鸥.道德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唐凯麟.思路（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篇3

（一）现阶段国库机构、人员现状问题

国库条例及实施细则都明确规定，一级财政建立一级金库，各级国库应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办理国库业务。但人民银行县级机构的改革造成国库与会计合并办公，并且大部分是会计（股长）兼任国库股长，按《国家金库会计核算系统2.0版》操作界面和《国库会计管理规定》中的岗位设置要求，就目前县级国库现有人员远远满足不了其业务需要，大多数县支库人员配备不足，存在大量兼岗现象，使应有的相互制约关系因人员不足而不能落实到位。由于兼职人员的自身工作压力已自顾不暇，加之会计、国库业务记账时间又较集中，所以兼职人员很难及时满足双方的需要。对兼职于身的国库工作只能是应付，最终会导致核算质量不高等问题发生，给国库资金安全埋下了隐患。

国库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变化频繁，既有业务核算、又有调查统计分析、监督管理的工作。人民银行经理国库以来，随着国库职能的变化，国库逐渐由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变，结合目前财政国库制度的改革，这就要求国库人员队伍整体素质要高，不但要有业务核算技能、懂金融、懂财政、懂税务、懂调查统计分析，还要掌握管理规定等多方面知识，从目前国库干部队伍的现状来看，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国库队伍人员素质难以适应当前国库业务发展的需要。

（二）新形势下国库资金存在的风险

1、管理风险。是指国库管理人员因管理手段、方法和机制存在问题而引发的国库业务风险。由于人行县支库国库、会计合并办公，造成会计、国库工作相互影响，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管理人员因管理手段不到位，风险防范意识不强而疏于管理的现象，导致国库管理职能难以全面发挥作用。

2、操作风险。按照支付系统和《2.0》版对国库直接参加支付系统、同城票据交换和支付清算业务应相互制约的要求，国库岗位设置有了很大调整，特别是国库直接参加支付系统和票据交换后，资金汇划和清算业务全部由国库承担，工作量增大，而目前，县支库人员均未按要求配备到位，个别岗位仍然存在兼职问题，难以杜绝“一手清”现象。(文秘站:)

3、制度风险。国库随着新业务的发生，相应的规章制度也要完善，使各项制度落实到位，使之于实际业务相辅相承，执行起来有法可依，如果制度与完善严重滞后于业务发展，实际业务操作没有制约机制，会计核算出现漏洞，资金风险加大。

4、其它风险。由于机器、通讯线路经常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或网络不稳定造成的故障，使国库资金在上划过程中发生阻塞，影响国库资金的正常上划。

（三）国库监督管理手段软化、作用受到限制。

监督管理手段主要指国库用来做好监督管理工作措施和方法的具体表现形式。《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以来，人民银行经理国库纳入法规，经理国库从法律上得到承认和肯定，但是国库地位的重大变化并不等于国库监督管理手段就自然提升和改观。目前，国库管理手段不仅落后，而且比较单一。手段落后，主要指政策滞后或政策制度对现实的不适应性。手段单一主要指国库管理手段种类单调措施少。现有的对于入库过程中发生的虚增收入、延压库款、资金流失、混库、退库及库款支拨中存在的违规情况未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尚缺乏新的政策法规和解决实际工作新问题的措施，致使国库监督管理软化，“合力”作用受到制约，国库作用发挥受到限制。

（四）事后监督的对象单一、时效性差

首先，国库会计事后监督的习惯作法偏重于国库会计日常核算，凭证要素、印章是否齐全及帐务核对，做到相符就行了，缺乏对国库会计业务管理全方位的监督检查，对国库会计风险环节的防范方面却监督较少。如预算收入的退付、大额资金上划等，主要是依靠手工核算、翻阅、查帐簿、工作量大，劳动效率低，其次，目前事后监督方式传统化，长期以来，检查监督的方式多依据帐、表、簿等资料进行检查，而对是否按操作规程办事，印、押、章、系统口令是否严格保管等现场检查较少。第三，国库会计事后监督大都是营业终了第二天采用手工进行，逐张审核国库会计凭证进行总分核对，使得事后监督的时间拖得较长，等发现问题已是隔夜的差错，造成时间上明显的滞后，加之大部分支库还存在事后监督人员配备不足，素质不高，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到位，造成国库监督职能难以很好发挥。

二、强化国库管理职能的思考及建议

（一）建立健全国库工作机构、加强国库队伍建设

国库机构建设是国库管理的首要任务也是实现国库改革目标的根本保证，各级国库要严格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国库机构，一是应尽快按照新的国库岗位设置的需要，补充具有一定会计专业技能、持有会计证、熟悉计算机操作、爱岗敬业的会计人员，以保证国库工作按岗定人、有岗有人，达到记帐、复核、同城票据交换、联行等要害岗位、高风险点有专职人员，其他岗位有专职人员，形成相互监督的制约机制，有效防范国库资金风险;二是加强对现有国库人员的素质培训。制定中短期培训计划，从实用性出发，立足岗位技能、专业知识，组织业务培训，并实行考核竞赛制度，使国库人员既具有处理会计帐务、银行结算的能力，又懂得财政预算、税收征管方面的知识，提高国库人员的

综合能力。

（二）加强国库内部管理

随着现代化支付系统、同城票据交换、国库内部往来等资金汇划的开通，给国库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国库部门必须从加强内部管理，整章建制，规范操作入手，把防范国库资金风险放在重要位置，首先，建立一套稳定性好，函盖面广，操作性强的国库规章制度，其次是合理分工，协调配合，相互制约，业务操作规范化，标准化，杜绝业务一手清现象，再次严格国库会计核算，口令管理，定期更换核算系统和操作口令。第三，加强国库柜面监督，一是对预算收入缴库凭证要素的齐全性、科目和级次的准确性、库款上划的及时性作为依据，把好“入库关”。二是把好“出库关”认真审核拨款、退库凭证各要素，坚持对大额拨款、退库、更正实行三级审批制度并进行跟踪监督。三是在单一帐户实施后，应进一步加强国库资金支付清算的安全措施，确保新旧体制的顺利过渡。

（三）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国库人员监管水平

财政国库管理体制改革对国库管理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因此国库干部要担负起监督的职能，首先要有爱岗敬业精神，清正廉洁的作风，其次，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时刻抓住国库资金安全的主线，对潜藏的和可能的隐患要有清醒的认识，克服麻痹思想，再次，国库干部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各项政策法规，有关规定和监管制度，坚持原则，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国库会计监督水平和质量。

（四）强化国库事后监督工作

篇4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房地产行业的不断进步，其在经济方面的管理成效已成为国家重点关注问题。房地产在我国经济体系中是极为主要的构成部分之一，其良好地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这对于其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但现阶段我国房地产在经济管理方面仍存在着许多不同程度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本文就我国房地产在经济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展开探讨，以期为我国房地产经济管理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参考依据。

1.我国房地产实施经济管理活动时存在的问题

1.1机制缺乏完整性，管理只注重形式

在我国经济管理工作中，房地产属于极为重要的关键性内容，尤其是国家在短时间内密集推行了一系列与房地产有关的政策，但均未取得显著性成效，且大部分政策仅停留在形式上，并未贯彻落实到实际管理工作中，而其余政策不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所以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较大争议。制定与颁布实施细则明显落后于实施原则的颁布与制定，这说明我国各地区的房地产经济管理工作存在着巨大差异。一些地区实施由上至下方法，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并没有对房地产的监督职责、管理职责和调控职责进行合理划分，其定位仍缺乏必要的明确性。由此可知，我国推行的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均未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支持。现阶段的房地产正处在非常关键的过渡阶段，由于其具有成本低、收益高等诸多优点，所以房地产行业已逐步成为我国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以及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同时也是地方政府拉高房价和推高地价的根本原因[2]。房地产开发商和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协作，很容易产生权钱交易和内部交易现象，使得宏观经济在操作与管理工作上缺乏真实性、规范性和秩序性，同时加剧了经济管理难度，仅注重国家颁布的宏观政策，忽略贯彻落实的重要性，最终导致效用无法全面发挥出来。

1.2目标缺乏明确性，政策连续稳定能力不足

维持市场供需平衡，严控房价过快增涨一直是房地产行业的主要管理目标，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也没有制定长期规划意识，部分地方甚至对房地产的经济管理存在片面性认识或错误认识，使得政策目标出现前瞻性不足、短期性严重情况，而政策上的失误也给一些投机者带来了发展机遇，导致房地产市场秩序扰，例如住房产业、经济适用房以及房地产税收等多项政策的推行均为经济管理不明确的结果。除此之外，我国房地产的经济管理工作正处于被动状态，只重视日常事务的管理，忽略了长期规划的重要性，加上没有做好事前预防工作，导致事后需要调控问题越来越多，最终形成越管理越升温的混乱局面[3]。

1.3体系缺乏完善性，法律法规不健全

制定与房地产相符的法律法规，并加以完善是确保市场良好运作的关键性因素。由于我国房地产正处在非常关键的过渡阶段，使得与房地产有关的所有法律法规都无法建立健全。在实际经济管理工作中，应充分考虑到房地产的开发阶段、建设阶段、交易阶段与后期管理阶段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体系，但当前我国房地产行业正迅猛发展，其建立法律法规的进度在不同程度上均无法满足发展需要，使得法律真空情况日益明显，加上房地产的经济管理仍凭借着行政权威执行，绝大多数文件均由国务院颁发，不具备普遍适用性、严肃性与稳定性等多种法律特征。尽管在规定范围内已初步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但仍缺乏完整的配套条例与实施细则，导致房地产行业，尤其是地方房地产出现执法不严、政令不通和有法不依情况，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2.加强我国房地产经济管理的有效性对策

2.1建立健全的房地产经济管理制度

近几年来，我国房地产在实行经济管理工作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程度的问题，仅凭借行政命令做出相应调控，根本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所以必须对房地产原有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才能扭转经济管理的不良局面。同时要充分了解和掌握政府经济管理职能，适当调整与政府部门相关的所有管理职能，高度重视市场失灵现象，在市场调节效能全面发挥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实际变化情况做出相应干预，以建立合理科学的房地产经济管理制度，推动房地产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最终营造出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与法制环境。明确中央房地产管理和地方房地产管理之间的关系，合理规划职责范围，将工作落实到各责任主体，顺利完成与房地产有关的所有监督工作[4]。根据市场情况对房地产进行差异化调控，防止因一刀切而引发负面影响。革新财税系统，制止土地财政，以减少地方财政收入，避免房地产过度依赖。强化政策的落实性与积极性，打击官商相结合的违法行为，消除房地产存在的各种不良气氛，使我国房地产行业迈向健康、稳定、持久的发展道路。此外，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财政、建设、税收和国土资源等多个部门均要由中央进行统一领导，提高沟通水平，增强配合力度，使相互之间的行动更具协调性，最终实现合理科学的经济管理。

2.2制定合理的长期规划方案

目前，我国正对房地产体制实施进一步深入改革，其经济发展与结构均要做出重大调整，以实现健康、稳定、持久的发展。而房地产健康、稳定、持久的发展对于提高人居条件以及日常生活水平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并且还能够有效增加我国经济效益，推动经济全方位转型。在充分了解和掌握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理顺整个经济管理工作的所有思绪，只有达到短期效应，才能制定出一套合理科学的长期规划方案，有效满足城镇化建设需求以及人居条件需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详细调查与研究我国现阶段房地产的实际发展情况，以确保所制定的长期规划方案能贯彻落实到各个区域，使房地产迈向可持续发展道路，防止发生涨则紧、跌则松现象[5]。

2.3完善房地产法律法规体系

建立与房地产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并加以完善，这样才能保证整个市场的日常运行活动正常。房地产法律法规的建立，可有效规范所有市场运行，活动，使经济管理工作更加合法化与合理化。利用法律对政府经济管理效能进行全面约束，防止政府出现过多行政干预行为，严重影响到整个房地产的市场秩序。此外，房地产法律法规的建立于完善还可以有效制定宏观调控方案，并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有利于政策严肃性、层次性与稳定性的提高，在真正意义上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的基本原则。

3.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房地产行业的不断进步，政府与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房地产行业的经济管理工作，对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积极采取有效性措施进行处理，并建立健全的房地产经济管理制度，制定合理科学的长期规划方案，以推动房地产行业不断向前发展，最终获得最大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张燕生.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J].中国市场.2010（31）：6-16.

[2]刘若敏，夏学明.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及防范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1（04）：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