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产权制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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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按照发包方和接包方所在国是否相同，可以分为国内服务外包（即在岸外包）和国际服务外包（即离岸外包）。国际服务外包可以在人力资源、经营管理理念、市场竞争等方面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使承接国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流动、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关联产业的带动等快速提升本国的服务业水平[①]；同时服务外包主要发生在信息产品生产部门及信息技术密集使用部门，包括金融、电信、软件等。而这些行业恰恰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重点发展的服务业领域。

一、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现状

我国的服务外包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但目前我国的技术水平仍然较低，承接的业务多数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价值链的中末端，对我国的服务业发展带来很不利的影响。改变这一现状，提高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的服务企业真正能够参与到高端服务业中，必须加快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在竞争中求发展，实现我国服务业自身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

2005年以来我国的服务外包年平均增长率都超过了全球的平均增长率，正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外包中心。据商务部统计国际贸易论文，2010年，全国新增服务外包企业3756家。全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金额274.0亿美元，合同执行金额198.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7.0%和43.1%；其中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98.3亿美元，合同执行金额144.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4.3%和43.1%。

然而，与全球服务外包业“龙头老大”印度相比，中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据统计，包括软件和服务外包在内的外包产业产值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7%，占印度出口总额的近四成论文怎么写。目前，印度已承接全球65%的离岸软件外包业务和46%的服务外包业务。

二、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影响

服务外包市场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市场，外包产业的范围也随着社会需求在发生着变化。服务外包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 以及国际服务外包市场出现的一个新的外包服务类型，即知识流程外包(KPO)。信息技术外包是指IT流程的外包，例如信息系统维护和运行，以及软件研究和开发等；业务流程外包(BPO)是指由专门的服务提供商提供并管理特定类型的业务的服务，如企业内部的管理、业务的运作、供应链的管理等；知识流程外包(KPO)，一般定义为高端外包服务，包括合同研究组织(CRO)和其它基于知识和技术的服务，例如产品技术研发、工业设计、动漫及网游设计研发、工程设计等。专业的服务机构毕马威国际预计KPO正逐渐成为现实的、主流的外包选择之一，它的市场规模将在两年的时间内达到100亿到170亿美元。

从低端的ITO信息技术外包到目前高端的KPO，服务外包中的技术含量和知识承载度越来越高，如KPO就是一个基于知识和技术的服务。因此在服务外包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涉及到知识产权及其相关的制度体系。

1、 对承接国的影响[②]。知识产权制度不仅要发挥保护知识产权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应该能够通过制度的建设大力提高我国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保护和运用的能力，从而加快我国的技术进步，最终提高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国家核心竞争力。承接高端服务业，进而提升我国的服务业技术水平，并最终在国际服务业中取得立足之地，是我国发展本国服务业的最终目标。能否承接到高端服务业，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目前信息技术外包(ITO)仍是中国服务提供商首要的收入来源，占2009年收入的三分之二强。有专家指出国际贸易论文，印度之所以能在二十年里成长为世界的IT 外包中心，除了劳动力的高性价比和规模效应，就是因为知识产权得到了政府和企业的多方保护，给发包方提供了充分的安全感。相比印度自1856 年诞生第一部《专利法》至今一百多年的知识产权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不完整，执法力度不足，国民整体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等，而这些问题将削弱我国在国际服务外包中的竞争力。

2、 对承接企业的影响。在服务外包中，发包方一般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可能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知识产权产品，在外包过程中，发包方必须将部分知识产权产品移交承接方使用，因此对于发包方而言，外包项目中包含着很大的技术外泄的风险。因此在选择合适的承接国家和承接企业时，除了承接方的技术基础和人力资源等方面以外，承接企业的信息和技术安全是发包方首要的考虑因素。基于此发包方在选择目标国家时，会首先选择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完备的国家，对目标企业则会优先选择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强、经验丰富的企业。对于承接方而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直接影响到企业在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的竞争力和企业自身利益保护。企业在承接服务外包业务过程中，必然会使用发包方、甚至第三方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商业秘密等，这其中就涉及到承包方在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方面的能力。如果承包方不能很好地保护发包方的知识产权，就很难取得发包方的信任论文怎么写。同时，在承接外包过程中，承接方还可能需要利用自有的知识产权，这些知识产权将伴随完成的产品或服务被移交给发包方，从而出现知识产权转移的风险。

三、国际服务外包中的知识产权制度的特点

服务外包与其他的服务业相比，在产品特征和行业分布上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如产品一般应具有可数字化和模块化的特点等，行业一般以蕴含一定知识含量的软件开发、管理咨询等为主。相应地国际贸易论文，与服务外包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1、经济性。和其他产业相比，服务外包行业技术含量高，甚至一项技术就可能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对外包各方，包括发包国、目的国、发包方和承接方都具有很强的经济性（利益相关性）。在知识产权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极为关注，甚至在世贸组织的谈判中，不惜以其他方面的让步换取在知识产权方面加入对自己有利的条款。

2、利益平衡性。“知识产权制度在人类的法律进化史上得以产生并发展，就在于其确认了涉及知识产品保护的各种利益，并予以合理分配。”[②] 利益平衡性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但在国际服务外包中，知识产权制度的利益平衡不仅体现在对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和社会对知识产品的合理需要之间的矛盾关系上，还体现在离岸外包的相关国家之间和以及发包企业与承接企业之间利益的合理分配上。

3、复杂性。由于跨国服务外包发包方和承接方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同时外包过程中涉及到的知识产权还有可能来自第三方，甚至第四方，因此与国内企业之间的业务承接相比，国际服务外包中的知识产权制度具有更高的复杂性，它可能涉及到多个国家的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如发包方、第三方、承接方等。此外，同一国家的法律对于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的规定也不尽相同。

4、层次性。与服务外包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应该包括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和以非法律形式存在的内容，法律形式包括我国通过立法制定的旨在对知识产权的资源配置和财富创造等行为做出制度安排的各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条例等，还包括我国已经核准的相关国际法的条款和我国已经签约的国际协议如Trips协议的规定等。非法律形式则包括法律形式以外的对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进行指导和规制的配套措施，如国家层面和各个地方层面的政策体系以及企业层面的规章制度等。

四、相关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完善

服务业的发展在我国起步较晚，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更是近几年才开展起来的，因此我国与之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包括立法、司法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从宏观到微观层面促进服务外包领域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完善，提高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1、国家和地方政府应以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战略为导向，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产权的法律属性使其比其他的经济活动具有更强的政治色彩,但同时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对于知识产权的角逐不仅存在于企业的微观层面,更体现在国家的宏观层面。“历史已经表明，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方式、保护水平适应国家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能随着未来的发展需要而变革国际贸易论文，才能真正促进科技创新、文化繁荣、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否则，会产生负面的作用。”与此相对应，我国与服务外包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应该服务于我国现阶段的服务业发展战略规划，尤其是未来五年 “十二五规划”中对服务业发展的目标，使我国服务外包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最大程度保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如在我国已经加入的TRIPS协议规定模糊而弹性空间较大的部分，调整相关国内立法，使具有稳定性和强制性的法律形式成为符合政策选择需要的“硬工具”；利用非法律形态政策调整的灵活性、针对性和时效性弥补法律制度的滞后性和保守性，在TRIPS弹性空间较小的部分发挥作用，成为符合政策选择需要的“软工具”，[③] 针对不同类型知识产权采取相应的保护标准，建立以促进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制度论文怎么写。同时，在承接服务外包中，我国的不同地区之间在拥有的资源和发展重点等方面各有不同，各个地方可以在国家统一的法律制度下，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通过各种激励措施引导企业加快自身知识产权的创新，增强承接服务外包能力。

2、充分发挥相关的行业协会在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中的作用。以企业为主体的行业协会可以整合企业在承接服务外包中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运用和创新中的问题，为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时提供可行性报告、法律法规草案或建议等，尽可能为服务外包企业争取更多的支持。此外，在避免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提高应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行业协会可以制定行业内自律规则共同遵守的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为准则，建立行业内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机制。

3、加强外包企业内部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企业是我国知识产权开发（激励）、应用、管理和保护的主体，外包企业建立和完善内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仅能提高承接外包的国际竞争力，还能增强企业自身的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在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应用上，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激励机制和规范的操作程序，充分激发员工的研发积极性，激活员工头脑中的隐性知识国际贸易论文，使之显性化。在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方面，为企业规划明确的知识产权战略，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如员工的知识产权培训制度、项目管理制度、保密制度、评价制度等，从而将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制度化，尽可能提高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避免因侵权或泄密等引起的知识产权纠纷。

[①] 本文系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合肥市服务外包承接企业要素禀赋提升的实证研究”（项目批号：AHSK07-08D32）和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合肥市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战略研究”（项目批号：2008sk047）的阶段性成果。

[②]目前我国在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中主要是承接其他国家的外包业务， 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知识产权制度对承接方，包括承接国和承接企业，的影响。

[①] 江小娟等，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②] 袁秀挺：“知识产权权力限制研究――着重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内部考查”[D]，北京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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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产权性质的理论

（一）精神所有权说。近代知识产权法理论依据法思想提出“精神所有权说”，认为知识创造者为做出了贡献，社会就应赋予其特定权利，以体现社会的“公平”和“对价”。“精神所有权说”将知识视为物的一种，认为知识产权是对精神创造的成果的权利，精神创造的成果和物质成果一样是其创造者的财产，其“所有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处分自己的财产，未经权利人授权或许可，他人无权使用该成果或者妨碍权利人行使权利。国家政权只是起证明权利的真实性和保证权利不受来自第三者的故意侵犯。

（二）“非物质财产权说”。该理论由约瑟夫·科勒提出，认为传统的物权只能涉及物质财产，而创作者的权利具有另外的性质，涉及的是对被视为具有经济价值的非物质财产的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由于作品这一非物质财产得到经济上的利用，作者享有的是一种具有经济性质的权利。法律的主要准则之目的是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以保证作者获得经济利益。当然，作者还享有其他非经济性质的权利（科勒称之为个人权利）。个人权利不属于著作权的，而是作者总的人身权利的一部分组成，个人权利有助于对作品的保护。因此，科勒提出有必要创造一个新的法律类别：非物质财产权，第一个把创作者权利的客体作为应单独的一个加以论及。

（三）“产权的制度安排”。知识产权制度（产权）经济学派（现代产权学派、新制度学派、新经济增长理论）侧重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提出知识产权是制度产品，是产权的一种类型。

1.新经济增长理论。二战后，西方经济的长期、稳定的持续增长促使经济学家思考决定经济的经济增长因素问题。1983年美国学者保罗·罗默在博士论文《外部因素、收益递增和无限增长条件下的动态竞争均衡》中将知识要素引入经济增长理论，建立相应的理论框架。他认为知识是一个生产要素， 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像投入机器那样投入知识；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知识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加在一起，生产函数表明的收益是递增的。他的博士论文标志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出现，现代知识产权理论研究重心已逐渐由“公平”、“权利”观念出发转移到知识产权制度的效率及其社会作用上来。

2.科斯的“产权安排”。罗纳德·科斯是产权学派的创立者。科斯的研究集中对“产权安排”和“产权结构”的分析上。科斯用经济学的费用———收益理论分析进而阐明私有财产制度下的产权安排即制度形式对交易费用的，他把“产权安排”作为经济变量，将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直接联系起来，一起放到经济运行中考察，研究产权结构与经济效用的关系。产权安排不同，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效率不同。据此，知识的私人产权制度安排使知识在市场流通从而使知识的产业利用更有效率。

3.诺思、林毅夫的制度变迁分析。诺思是新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用经济理论探讨制度的基本功能，分析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等。根据诺思的理论，即知识产权的产权界定、政府以法律保护知识产权以提供市场运行规则是市场体制的制度基础。林毅夫是产权学派最新代表人物，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观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可能离开政府的努力而由诱致性制度创新过程自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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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大量的土地、房屋、林木等“死资产”如何变为“活财富”已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推动农村产权改革是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市场平等交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举措。产权是法律经济学中核心的概念，产权是市场主体交易的前提和基础，是激发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动力。农村产权制度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性制度，意义重大。因此，课题组深入基层实地调研，切实掌握黔东南州农村农村产权改革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提出对策建议。

一、黔东南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情况

近年来，我州按照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从林权制度改革入手，逐步深入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含宅基地使用权）、农村房屋产权等领域改革，各项工作有序展开，取得很大成效。

（一） 我州产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取得很大成效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目标。确权是产权流转的前提，关系到农村产权规范、顺畅流转的是否安全的大事，只有产权界定清晰、归属明确才能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1.全州林权确权登记发证已经完成。黔东南州是我国南方重点集体林区之一，也是全国7个杉木中心产区之一，有“宜林山国”之称。贵州省10个重点林业县8个在黔东南。全州现有林地面积3305.7万亩，占全州国土面积的72.7%。其中，集体林地3203.8万亩，占林地面积的96.9%；国有林地101.9万亩，占林地面积的3.1%。全州森林面积2857万亩，活立木蓄积达1.1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63.44%。截止2014年5月31日，全州共完成确权勘界面积3033.7万亩，完成发证面积2938.30万亩，面积发证率达96.9%，发证户数78.76万户，发证本数83.31万本。全州农村林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已经完成，现在认真开展“回头看”和查漏补缺整顿，抓好林改档案规范建设及移交工作的督查指导，确保圆满完成确权发证扫尾工作。

2.深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截止目前，全州共有承包农户89.49万户，面积266.36万亩，分别占当年总农户数和总耕地面积的99.11%、99.80%。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88.76万本，发放到户率为99.18%。2013年，我州出台的《2013年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在权属合法、数据准确、界址清楚基础上依法逐户登记，深入做好数据符合、公示、建档造册等工作。”“建立州、县（市）、乡（镇）完整的基础信息平台，为流转奠定基础。”

3.开展试点工作，总结经验后向全州推广。雷山县作为首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2012年9月率先在该县朗德镇上郎德村和大塘乡掌坳村开展农村产权确权登记发证试点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扎实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试点工作，完成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野外实地测量5398宗2700亩。二是完成了农村宅基地丈量及现状调查3170户253600平方米。三是完成了503户房屋80480平方米的测绘工作。四是完成了9个村的林改核实工作，并对出现问题的1 8户进行核实更正，对漏山的32户进行补登，对需重新勾图的150户220宗地进行了重新勾图认定。五是集体水利工程建设用地确认到每个具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对使用人合法取得的农村饮水工程、农村蓄水工程、农村渠道灌溉工程及小型池、塘工程等农村集体水利工程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登记造册，完成了11条水沟、1口山塘、39个饮水工程的基础数据采集工作。

（二）积极引导全州农村产权流转

全州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22.5万亩，其中：转包9.8万亩、出租10万亩、互换1.2万亩、转让1.1万亩、入股0.43万亩，分别占全州农村土地经营流转面积的43.64%、44.45%、5.36%、4.71%、1.84%。我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采取转包、出租、转让、互换、入股做法来进行的，同时积极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等方式。以转包形式流转经营权的占43.64%、以出租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占44.45%、以转让形式流转经营权的占4.71%、以互换形式流转经营权的占5.36%、以入股形式流转经营权的只占1.84%。

（三）逐步建立农村产权流转配套措施

一是逐步建立州、县（市）、乡（镇）农村产权管理交易平台。已经组建州农村产权管理与交易中心，16各县（市）均已成立农村产权管理和交易中心机构，人员、场地、资金已经陆续到位，初步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的管理服务平台。二是建立林业要素市场，森林、林木、林地交易活跃。2008年成立了黔东南州林业要素市场管理中心，开通黔东南州林业要素市场网站，积极为林农、企业提供林业信息、木材拍卖等服务。2009年全州各县市均成立了林业要素市场管理中心等临时机构开展木材拍卖交易工作。截止目前，全州已有林权交易服务机构有11个。三是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推动林权抵押贷款工作。2009-2010年，州林业局制定了《关于开展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黔东南州林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黔东南州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办法（试行）》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目前，全州林权抵押森林面积7.05万亩，抵押贷款金额13042万元，其中农户贷款1772万元。四是建立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2010年成立贵州省首家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黔东南州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心。五是政策性森林保险覆盖全州。2013年政策性森林保险全州铺开。截止2014年6月，全州完成森林投保面积1397.58万亩，面积覆盖率达50%。其中，公益林投保面积1386.83万亩，面积覆盖率100%；商品林投保面积11.75万亩。并采取“保险跟着林权抵押贷款走”措施确保林权抵押贷款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黔东南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州在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实际工作中还存很多有待完善，许多领域还需进一步深入推进。

（一）我州林权配套改革措施有待进一步深化

虽然林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已经完成，但林权改革配套政策措施工作推进缓慢。一是抵押贷款后林权的变现处置难，贷款使用、偿还存在“道德风险”，没有担保公司愿意为林权抵押担保。二是县级评估机构缺失，森林资源价值评估不规范。三是林权抵押贷款因政策、资金支持不力，贷款担保、贴息政策很难落实工作推进难度大。四林权抵押贷款期限短，很难满足当前林农的贷款需求。国家林权抵押贷款期限政策因林业周期长放宽到8-10年，但各银行现有贷款期限过短，一般只有1-3年，且多为流动资金放贷，满足不了林业生产需求（流动资金不能享受国家林业贷款贴息优惠政策）。五是林农参与林业的积极性不高，原动力不足。六是农民自主经营与林业规模经营的矛盾等。

（二） 对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重要性认识不足

一是有的乡镇、村干部对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法规、政策缺乏了解，理解和认识上有偏差，承包地流转不规范，大多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影响交易安全和稳定。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小、短期化。受流转期限短的影响，农业经营主体更多采取“短期行为”，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机构不健全、职责不明确。虽然州、县（市）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管理与交易中心，但实际在岗人员仅有81人，人员、经费不足，特别是专业人员匮乏，难以满足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工作。同时，职责不明确、职能重复交叉问题。四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贯彻力度不够。

（三）制度瓶颈制约，农村产权流转受到限制

按照《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明文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均不得直接出让，转让或出租；农村房屋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的流转也仅限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担保法》和《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农民的生活保障，不能进行抵押担保贷款等。农村产权确权颁证后，如果不能进行实质性流转和突破，将资源变为资本，直接会影响改革，难以实现城乡之间资源互动，制约农村经济发展。

三、黔东南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对策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全面推进农村产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为农村产权流转奠定坚实基础

州、县（市）级政府要切实加大财政支出，将用于开展农村产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按照《2013年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国土、住建、农业、林业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紧制定完善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颁证的措施办法，狠抓落实，争取用2年时间全面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含宅基地使用权）、农房等产权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二）加快机构建设，建立完善的农村产权管理交易的平台

农村产权管理与交易中心是为我州农村产权交易提供场所设施、信息、产权鉴证、政策咨询、组织交易等服务的机构。州、各县（市）要加快落实人员编制，通过调动、招考、遴选等方式补充岗位人员，在人员、场地、资金及时到位，制定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服务办法，明确工作职责，可以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如浙江温州2013年出台的《温州市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明确了温州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的工作职责、产权交易的受理范围、产权交易的方法和程序、交易行为规范以及争议解决程序等制度措施。

（三）健全要素市场，推动我州农村产权流转规范有序展开

1.完善林权要素市场，健全我州森林、林木、林地交易的市场体系，为林业经营者提供森林、林木、林地流转、融资和林权证管理与服务平台。着力抓好林权抵押贷款制度建设和扎实推进政策性森林保险工作。

2.大力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落实中央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政策。

3.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当前要做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存量调查，准确掌握我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情况，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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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权完善；政府职责；社会和谐

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21世纪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主要任务。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们见仁见智地提出了许多理论与政策建议。笔者认为：对和谐社会的理解和构建必须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中国这样一个相对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追求现代化，追求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认识和理解。和谐社会不是农民式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朴素理想，也不是传统计划时期高度管制下缺乏活力的“整齐划一和秩序井然”。而是和谐与活力、和谐与发展的统一，是一个动态、均衡的发展过程，在发展中求得和谐，在和谐中实现发展。那么，如何实现发展与和谐的均衡呢?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发展与繁荣的基础，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经济规律，也是近30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要看到，市场经济的建立并不等于市场体制的完善。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表现在基本比例关系，更表现在市场落后和市场制度缺损现象的广泛存在，利益失衡的背后，是市场均衡机制的欠缺，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才能解决。市场制度固然包括许多方面，但关键是产权制度，产权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一项根本性的制度安排，产权关系是一切经济关系的核心。市场制度的完善首先要求产权制度的完善，产权的确立和有效运作，不仅能极大地焕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增加整个社会财富。同时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一、产权制度的完善及对社会和谐的基础作用

财产权是个人对他(她)所拥有的劳动力、物品和服务的占有、使用、收益、交易和处置的权利，通常情况下，财产权是一束权利。财产权不仅是指人与物的关系，而是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他们的占有、使用、收益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的关系。这种相互认可的关系得到确认其意义非同小可，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和社会认可能为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清晰的边界和稳定的预期，从而大量减少纷争与不确定，在稀缺性资源环境中，理性而信息有限的个体在博弈时，相互尊重并认可他人的财产权利将成为占优的策略均衡(dominatedstrategiesequilibrium)。即“让他人拥有他的物品对我来说是有利的，如果他也能如我对他这样对我。”可见，财产权不仅是效率的源泉，也具有停纷止争的功能。

财产权是利益协调的基础与边界，利益协调是各得其所的最佳体现，其前提是人们提供的要素是否与其贡献一致。那些利益不协调的地方，或是由于产权边界不清晰而引起纷争；或是产权受到侵害的一方因受损而引起的反抗与争斗。产权通过权利的界定来明确从事某项活动的预期收益，而人们获得收益的多少，首先取决于他投入要素明确的数量界限。由于不同的要素通过市场的交易和融合来发挥作用，归属清晰的产权就成为他(她)们进入市场配置前的一个基本要求；没有明晰的产权就没有市场上的交易。即使交易能够进行，交易者在事后的分配也会是一笔糊涂账。这就会在理论上带来说不清，道不明的难题，在实际运行中也会有人利用这个难题使成本外部化。这种情形，一方面，可以表现为国有企业人利用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上的便利损公肥私，侵吞国有资产(如，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损害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破坏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并未创造财富的人搭便车分享财富，从而扼杀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并积累社会不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权是民事主体进入市场的基础，只有对各类财产权实行平等保护，才能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产秩序和交易秩序。

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产权制度的缺陷

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但现实中的财产权并不总是完整、行使自由和流转顺畅的。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还广泛地存在着产权稀释、产权“残缺”、产权的过度保护、产权的“虚置”与流失等，这些都影响市场的完善、竞争的公平有序，进而扭曲资源配置和人们的行为取向。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表现在基本比例关系方面，更表现为产权制度的缺损与权利均衡机制的欠缺。这种产权的缺损和权利的失衡大致表现为：

1.产权稀释。产权稀释就是权利所体现的价值实现程度低，其真实价值没有得到现实体现，其原因或是国家保护不力，或是自身的弱势在社会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当今中国社会，产权稀释的典型表现为劳动力产权，这在农民工和外来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2.产权“残缺”。所谓产权“残缺”是指一种资源的所有权或控制权与资源的收益权相分离的状态。按照巴泽尔的解释，就是指对产权施加的约束绕过价格机制而分配资源。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就是典型的产权“残缺”的表现。

3.产权的过度保护。与产权稀释和“产权残缺”不同的是产权的过度保护。所谓产权的过度保护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赋予某产权主体排他性的经营权。包括特许经营、进入壁垒和政策倾斜等。产权的过度保护往往形成行政性垄断，目前在我国的石油、石化、电力、铁路民航、高速公路、供水供气供热、管道运输、邮政电信、金融保险等行业就是如此。

4.产权的“虚置”与“虚化”。所谓的产权“虚置”是指该资产有名义上和法律上的所有者，但该所有权却不能行使或无法行使。产权主体不能行使其产权，包括选聘人，进行资产交易和处置，这就是产权虚置。在国有企业行使管理权和处置权的，上至各部委的主管局，下至各公司、各厂矿的经理，都是人，而且链条较长。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所有者或终极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谁来监督各级人，又如何监管。在无法监管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利润具有不断被“私有化”的激励，反过来企业损失的债务则具有“社会化”的激励。这种激励不对称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的资产不断缩小而债务不断拉大，最后资不低债。这个过程也就是产权的“虚化”过程。因此，虚置和“虚化”构成一个因果链条，事实上国企改革的过程也印证了这种逻辑。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时期财产权制度的不完善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包括贫富差别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不仅是完善市场机制创造社会繁荣的基础，而且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也有重要意义。那么，如何才能完善产权制度呢?

三、产权制度完善的政府职责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时期产权制度还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仅靠市场和个人是不能完善的，必须借助于国家(政府)的公权力，而界定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完善财产权制度也是国家(政府)最根本的职能。奥尔森指出：“为实现所有来自贸易的收益，就必须要有法律体系和政治秩序来强制执行合同、保护产权、执行抵押协议、提供有限责任的公司安排，并为长久运转且广泛应用的资本市场提供便利，以提高投资和借贷的流动性。而且这些安排在人们的预期中必须在一段时期内保护稳定。没有了这些制度安排，社会将无法有保障地获得市场的全部好处”。国家作为在暴力方面是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界定产权、保护交易、保障契约的履行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也是打击侵权越界的犯罪行为，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最有效工具。针对我国目前现状，国家(政府)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方面着力要解决的是：

1.要切实保障劳动力产权的价值实现，特别是外来工、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亚当·斯密曾说过：“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的重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犯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已达1.3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1.2亿，共约2.5亿人。事实上已经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是我国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我国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在他们身上深切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节俭、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这一人数最大的劳动者群体如果能够维护他们的权益，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与素质，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他们身上所蕴涵的巨大创造力与活力必将进一步激发，将有力地推进社会发展与繁荣进步。保护农民工，外来工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收入不仅事关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社会稳定与和谐，也事关我们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工人阶级队伍，夯实执政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大问题。

2.真正赋予农民集体以完整意义上的土地财产权，包括使用权、交易权和收益权，让他们分享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成果。不仅如此，对于农民的宅基地，自有房屋，政府也可以进行丈量、界定、确认并颁发相应的所有权证。这种所有权证和城市房产证一样可以交易、抵押、置换。这样为农民进城务工、置产、创办企业、自主创业提供启动资金和便利。让沉淀在农民手中的资产动起来，活起来，让蕴藏在几亿农民中的创业热情与活力迸发出来，可以想象，其对市场容量的拓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创业和就业机会的增加都是无法估量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论述过，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殖。党的十六大也提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让农民以及沉淀在农民手中的资产动起来吧!汇入社会财富创造的洪流中，这比任何一项惠农政策的作用都要巨大。

3.关于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对于其中的竞争性、盈利性行业应扩大民营成分的市场准入，尽管国务院2005年4月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但各部委、各地方并未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应尽快制订，为非公有制经济进入这些部门提供具体的制度安排，以便形成有效的竞争。俗话说，竞争是最好的监管。对于其中的非盈利和准公共产品则要形成完善和有效的政府、法律和社会监督机制。以便遏制其日益上升的高收入、高福利，并以此来缓解社会的贫富差距。

4.对国有资源的产权进行深入一步的改革、规范。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改制(改国有为民营)总的方向和趋势是必然的，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只是改制的公正性问题，即国企改革与改制的公正、透明与确保国企职工的合法权益等。相对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更为重要是国有土地、矿产、水、森林、海洋等自然资源。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一整套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在内的现代产权制度。以矿产资源为例，现行体制是根据矿产的种类，储量及重要性由不同级的政府具体管辖，由政府相关部门审批相应企业法人进行开采、经营。这种经营、开采许可一般为无偿取得，这里的无偿不是不花费成本，只是这种成本不是体现为国库收入，原住民的合理补偿，开采后的自然生态的恢复等。而是体现为审批部门的公关费用和权力租金，只是这种权力租不透明罢了。这从各地的官煤勾结中可见一斑。这种开采权和经营权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官员调整，政策变动等)，在不确定的预期下必然导致掠夺性开采，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和矿难频发等。解决的办法是对国有自然资源进行登记、评估、摸清家底，在此基础上对国有自然资源进行产权的清晰界定，明确真正的所有者。在矿产资源的产权界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原住民的权益，划分一部分资源权益由他们持有。这不仅有利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资源保护和利用。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上按公正、公开、公平的市场规则进行自然资源的转让、拍卖来确立相应的开采和经营者。在自然资源及产权的转让资金中要合理补偿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损失并预留开采后自然生态的恢复资金。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或缓解现行体制下的资源浪费、腐败、生态破坏以及对原住民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构筑社会和谐的长效机制。

市场化的改革引领我们走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路，而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的实现必须有赖于市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要完善市制度仅靠市场自身的演进是很难做到的，即使能，时间也将是漫长的。必须进一步的深化改革，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来推动社会建设，构建社会和谐。正如总书记所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面，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系，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总书记的讲话不仅坚定了人们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而且也澄清了有关改革的一些模糊认识，为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相信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制度的完善必将迎来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盛世中华。

参考文献：

[1][英]大卫·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