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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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1]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问题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研究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止目前，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2]。

华北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与地理分布的历史变化过程，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加陨钊胩教郑夥浅S兄谖颐侨嫒鲜兜钡氐纳淝ㄊ贰U馐且蛭谝桓鋈范ǖ牡乩砬蛑校吧镏掷嗉捌渲秩菏康谋浠唤鍪粲谏淝ǖ囊桓鲋匾矫妫乙彩嵌陨淝ǖ淖芴宸从场2还匀唤缰卸锏闹掷嗉倍啵颐俏薹?也无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动物、特别是与人类关系曾较密切的大型经济动物作重点考察。恰好，关于这些动物历代文献记载较多，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

鹿类动物[3]，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4]。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5]。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6]。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绝对多数[7]，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发展，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8]，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9]！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0]。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13]，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14]；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15]。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政治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16]。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17]。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

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历史文献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现代动物学研究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18]。

从很早的时代开始，中国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书》卷28《符瑞》中说：“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19]。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自然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20]、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21]。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治疗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22]，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23]。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社会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问题将另文讨论)。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24]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可靠（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25]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孙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26]。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2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完全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30]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32]，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经济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

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为方便起见，我们最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黎虎根据《魏书》统计：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34]，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37]。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其一云：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又云：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类，不能俱引。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39]。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时代，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40]；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41]。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45]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一天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46]。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47]。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48]；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49]。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50]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完全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肾等等都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种服饰，而鹿肉则具有很高的滋补营养价值。在中古时代，鹿类产品已被广泛地开发利用，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药用，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和苏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强调鹿产品的医药价值，尤其是麝香应用非常广泛。不过，作为药材的鹿产品，流通区域较广，华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产自当地，故对此我们不作详述。但当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则应为本地区所出产，文献中关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地鹿类资源的丰富程度。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8、卷9中记载有多种鹿肉加工方法，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头为原料)”等等。此外，在当时，獐、鹿肉还可以加工酿制成肉酱，该书卷8就对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酱”和“卒成肉酱”的方法进行了专门讨论。在《齐民要术》有关加工烹饪方法的记载中，獐、鹿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除鱼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动物，如兔、野猪、熊、雁、鸧、凫、雉、鹌鹑等等，这说明在各种野味肉食中，贾思勰显然最为重视獐肉和鹿肉，也说明獐、鹿肉在当时是比较常见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在《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腊肉的方法[52]。这两部关于农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谈论鹿肉的加工食用，并与牛、羊、猪肉相提并论，表明鹿肉在当时并非太难得的野味。

关于唐代上层社会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书记载甚为不少。唐制规定：宫廷所需肉酱的加工事务，由光禄寺掌醢署负责，肉酱种类则是鹿、兔、羊、鱼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则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酱之外，当时甚至还专用鹿尾作酱，安禄山就曾向唐玄宗进献过鹿尾酱[55]。在唐代，皇帝常以赐食表示对大臣的褒宠，其中鹿肉是常赐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宝时期，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之间发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来朝之机设宴招待他们，“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何’以赐之。”[57]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饮食中，鹿肉食品是相当常见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实例文献记载虽然不太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颜氏家训》载：北齐时，有人用数块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认为岳父真是悭吝至极，因此非常愤恨以至举止失态[58]，这说明獐肉在当时并不算是珍贵难得的美馔。隋唐之际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风尘》一诗中谈到：贫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过，仅能以“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颗?)”相招待，也说明当时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难得的珍味，所以贫穷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颜真卿在生活穷困、妻子生病时，曾向李太保某乞讨过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类，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时期，华北不少地方捕猎鹿类的活动仍相当频繁，猎鹿活动发生的地域，以本区西北部为主，这也与当时西北部地区鹿类资源较丰富的情况基本相合。但东南部也有一些鹿类栖息，特别是在丘陵山地鹿类也还比较常见，何以这些地区不见有猎鹿的记载，尚待查证。同时，尽管中古华北鹿肉不如家养畜肉那样易得常食，但也远不象晚近时代这样稀罕，故当时文献之中还颇有一些关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记载，特别是指导日常生计的《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都专门提到鹿肉加工方法，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华北地区尚存在较为丰富的鹿类资源。

四、从鹿类推测中古华北生态状况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已经取得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是我们对于不同鹿种的分布密度，尚无法作出具体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动的，即使在当代，也很难就某个地区野生鹿类的分布密度获得一个精确的数据，通常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或者统计捕获率、遇见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对数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现存中古文献可供利用的相关数据实不足以作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只能就总体情况概略地说，当时华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献有不少关于白鹿、白獐和贡麝、麝香及其它鹿产品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关于猎鹿活动的记载中，时而出现相当不小的捕获数字，而文献关于食用鹿肉的记载亦可为此提供佐证。隋唐文献不时记载有獐鹿进入长安城中、甚至闯到皇宫附近，我们可据以推测：当时长安附近、关中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甚为可观。

在自然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影响；而所谓经济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这就容许我们根据鹿类的情况，对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稍作推测。

首先，鹿类作为典型的食植(食草)动物和重要的经济动物，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大小，既与森林、草地特别是其中可食林、草种类的分布与丰俭程度直接相关，更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在农业时代主要是土地开发强度）有很大关系，人口增加、土地开发，以及相应发生的森林、草地的减少，必定会导致鹿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和分布区域的缩小。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这种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以《诗经》时代与中古相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尚少，华北还存在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场未遭砍伐开垦，鹿类喜食的植物如苹、蒿、芩之类仍很丰富，“畋猎”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民俗与国法对野生动物的季节性保护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其时华北地区还到处是“呦呦鹿鸣”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时期，森林植被状况已大不如《诗经》时代，与远古更无法相比，故鹿类的栖息范围及种群数量相应地也就小得多，曾经是鹿类优势种的麋鹿，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只是与晚近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古华北的鹿类资源仍可谓丰富。

仅就中古时期本区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而言，其与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显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从分布区域来说，以西北山地高原区较为丰富，北部边缘地带因属草原或毗邻草原，其种群数量更是相当庞大；而文献关于其东南部鹿类的记载相对较少，且现有的记载亦大抵多在拥有山地丘陵的州郡。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与有关地区的农业开发强度较弱、林草地较多有关，可与森林、草原变迁的研究成果互相映证[61]。

进一步检核各类史书的相关记载还可发现：它们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献，出自唐代文献的则较少。这似乎表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存在着前丰后俭的情况。我们知道，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动乱状态，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土地荒芜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经济曾经相当低落。但这种令人慨叹的社会经济衰退，也带来了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果：即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特别是草场和次生林的扩展。由于这种恢复和扩展，鹿类等野生动物获得了扩大其种群数量和栖息范围的机会。故此，魏晋北朝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白鹿与白獐出现的报告较多，涉及的地区也较广，连在汉、唐时期均曾是农业繁盛、人烟稠密的东南部地区，也分布有相当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随着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取得进一步发展，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闲的林草地又被复垦为农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种需求的扩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类活动的空间再度渐趋减缩，其种群数量亦渐减少。如此一来，唐代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不如前一阶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中古华北鹿类的种群数量、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亦正是对当时森林、草地盈缩变化的间接说明。

其次，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判断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鹿类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族类，虽不能完整地反映某个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据之对动物种类多样性与资源丰富性作出某种推断。这是因为：其一、鹿类曾是华北最为重要的野生经济动物，自远古以来即是当地人们捕猎的首选目标，仍有较多鹿类可供捕猎，即意味着尚有众多其它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其二、在各种高等食草动物中，鹿类是对生境、特别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类，鹿类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反应比较灵敏，有较多鹿类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环境尚称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动物亦应较为丰富，至少在华北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如此；其三、鹿类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鹿及其它食草动物属于“一级消费者”，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存在，为食肉猛兽提供了食物条件，相应地，后者亦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种群数量。

也许对当时文献关于猛兽的记载略加征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以上观点，并增进我们对中古华北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整个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

曹魏时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针对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发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议论。据高柔称：由于国家禁止在苑囿一带捕猎，致使方圆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忧虑地指出：当时“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张放宽捕禁，允许百姓猎鹿。为了陈明利弊，他还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称：

……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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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为活动

包括侵占林地，道路，采矿，水坝，环境污染，放牧，滥砍滥伐，种质低劣，经营管理不当等，这些因素造成定位空间或地段内生物物种多样化减少，土壤侵蚀程度加重，加重了森林的碎裂程度，加速了生物多样性锐减，导致形成三大效能低下的干扰型或经营型低效松林。

1.2立地条件

在自然状态下因立地条件较差或生长环境恶劣，导致自然形成三大效能低下的原生型低效林。

1.3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包括火灾，松毛虫、松材线虫病等病虫害，干旱，洪涝，霜冻等，致使多数珍惜的、受威胁的、濒危的或森林物种（主要是动植物）数量、分布等消失或锐减。导致形成三大效能低下的干扰型低效松林。

2松林生态健康和活力的维护方法

2.1增强生物多样性

按照长防林和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标准，同时规划，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全面进行“封、改、补、造、抚”的规划和稳步实施。加速森林“效应岛”的形成，同时，采用林隙、林缘适当补植虫媒花植物（花粉和花蜜资源）和拒避植物，以丰富生物多样性。为了丰富马尾松毛虫虫源地的生物多样性,增强松林对生物灾害自我调控功能,赣州曾充分运用“封、改、补、造、抚”等措施，稳步实施了虫源地治理，达到了丰富生物多样性效果。共实施虫源地封山育林72.366万亩，占虫源地面积的100%；成功改造虫源地4789个,占虫源地总数的73.3%;改造虫源地面积50.2319万亩,占虫源地总面积的69.4%。通过治理的虫源地，平均灌木多样性指数从1995年的0.42上升到2003年的0.78,平均针阔混交比例由9:1上升到7:3,平均植被盖度由32%上升到81%,为实现马尾松毛虫的可持续控制奠定了良好基础。

2.2从严管理“三害”

在林政管理上，应健全基层护林组织，全面封山育林，制止乱砍滥伐和乱猎滥捕的行为；在森林火灾管理上，各级政府要签订防火责任状，严格控制火灾的发生；在危险性病虫防范上，重点加强外来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的管理和控制。对危险性森林病虫等应列入各级政府目标责任制,同时加强复检，控制疫情传播，限期拔除疫点，以防松林抗逆性下降。

2.3清理不健康林木

对近期内由于干旱、病虫害和森林火灾而出现大量死树的松林，要及时采用对死树进行全面清理，选择乡土阔叶树当年更新造林；对将要出现大量死树的林分，结合生态疏伐或景观疏伐，对可疑木进行全面清理，选择乡土阔叶树当年更新造林，以恢复到可持续生长的条件。

2.4强化生态阈值管理

全面封山育林，对少量或零星的经森防机构确认的非危险性有害生物致死木，可依据森林健康有关原理方法，鼓励林业主管部门采取禁止采伐的措施，以实现丰富生物多样性和制止乱砍滥伐行为双重目标。在疏伐过程中适当保留少数倒木和枯立木,以保持林间野生动物和鸟类食物链的持续2；对近期内林业生产或生态保护效益不构成大的危害的病虫，其测报和防治不作硬性要求，便于利用“天然防治”调节病虫种群，以丰富松林生态系统的生物链。

2.5依法保护林地

侵占林地，道路，采矿，水坝，环境污染等,致使松林的碎裂程度和林地土壤侵蚀程度加剧。关键要依据《森林法》等有关法规和生态学原理，进行总体规划和科学管理。

2.6适时评估效果

依照“近天然林”模式经营松林，影响松林生态健康和活力的主导因子发生明显变化时，适时评估经营效果。主要内容是对这些主导因子作危险性分析，如对现有或可能发生的林业有害生物每3—5年定期调查1—2次，参照国际上有害生物危险性分析（PestRiskAnalysis）方法，对有害生物进行危险性分析和制定防范策略。对生态系统多样性变化情况如蚯蚓、甲虫、蚂蚁、蜂类、寄生植物等森林健康关键种的多样性指数和威胁的、濒危的或森林物种（主要是动植物）数量、分布等应进行总结评估，作出决策，制定方案，付诸实施。

2.7开展科学研究

开展科技攻关，开发应用有效的、经济的和环境可接受的森林保护核心技术。主要包括自然界不同时空尺度生物多样性的类型与格局，决定生物多样性进化的生态学因子以及进化与生态学过程；景观破碎对种群散布、持久性及种群灭绝的影响及其恢复；制约群落和生态系统聚集的因子，以及群落和生态系统胁迫反应的途径；将遗传、物种、生境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编目，确定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速度及其对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过程的影响，以及决定各层次生物多样性的因子；有害生物及病原生物的入侵、扩散和爆发基本规律的研究。

3结语

一个理想的健康森林应该是在这样的森林中，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如病虫害、空气污染、营林措施、木材采伐等）共存对森林的影响不会威胁到现在或将来森林经营的目标[2]。为此，松林生态系统的健康，除经营管理要素外，森林病虫害的可持续控制、火灾的控制等应当是维护松林健康和活力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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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根据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资料，我国现有林业用地面积26329.47万hm2，森林面积15894.09万hm2，活立木总蓄积量124.88亿m3，森林蓄积量112.67亿m3，森林覆盖率为16.55%，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48个百分点；全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为0.128hm2，相当于世界人均面积的1/5；人均蓄积量为9.048m3，只有世界人均蓄积量72m3的1/8，森林资源状况和森林环境问题不容乐观。

虽然从1998年起我国就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并在“九五”《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提出：①201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19%，达到遏制全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②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4%以上，力争使全国生态环境明显改观；③2050年全国宜林地全部绿化，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但是我国森林资源的建设和保护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森林建设和保护缺乏资金。因此，资金问题也就成为解决森林问题的关键。为此，急需建立和完善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创造可持续的森林生态系统，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2目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存在的问题

2.1基础研究薄弱生态价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难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而且补偿对象有时很难准确界定。如何科学准确地界定生态补偿标准和对象，成为制约生态补偿机制全面实施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2.2补偿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建立良性投融资机制资金渠道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补偿的重点为西部地区，而且以重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及其配套措施为主要形式；投入主要以国家为主，地方投入较少；有限的资金主要以毛毛雨的形式，分散用于各个地区，造成资金的低效使用和浪费。

2.3现行的财税政策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例如，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政策，计税依据是销售量或自用量，而不是开采量，客观上鼓励了企业对资源的滥采滥用，造成了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2.4征收和使用方式不合理目前，基本上是采取“搭车收费”的方式，收费和使用主要以部门或行业为界，如水利部门收取水资源费、环保部门收取排污费、国土资源部门收取资源费，部门间各自为政，不能形成合力，也没有真正实现收支两条线。其他相关行业和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得不到补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关单位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2.5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体系缺乏有效的监督，资金的收取和利用都存在很大的漏洞。目前许多证据已经证明，国家投入巨额资金的生态建设项目和补偿广泛存在着地方和部门渔利行为，高额的管理成本已经危及到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2.6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我国的《防沙治沙法》、《土地承包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对植树造林、草地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约束力不强，法律条款之间存在着矛盾，影响了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如在承包荒山植树造林的过程中，承包人多年投资造林，好不容易等到成材，但法律不允许种树人随意采伐、挖掘具有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的植被，受益艰难，挫伤了当事人投资种树的积极性。这类事例成了近年来我国北方地区生态建设的典型案例。

3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3.1建立健全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益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改进转移支付办法，突出对生态地区的转移支付；设立对重点生态区的专项资金支持模式，将中央因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办法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引导省级政府完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如东部沿海省份向对口支援的西部省份予以各种形式的实物转移支付(如技术、设备、资产转移等)和价值转移支付，东部地区开征生态环境费(税)设立“西部生态补偿与生态建设基金”。

3.2强化生态补偿的税收调节机制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增收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的开发要逐步提高税率；扩大土地征税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发挥消费税在环境保护方面“寓禁于征”的调节作用。

3.3拓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资金筹措渠道今后可以继续利用国债这一有利的筹资手段，解决资金缺口问题。同时可以考虑发行中长期特种生态建设债券或彩票，筹集一定的资金。提供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到环保产业，争取在股票市场中形成绿色板块。提高金融开放度、资信度和透明度及加强投资制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创造良好的条件以引进海外资金，积极吸引国外资金直接投资于生态项目的建设。

3.4加强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研究工作开展生态保护立法研究，为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提供法律依据。根据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实际情况，科学确定不同地区的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补偿对象；在财政支付能力有限、政府控制力不足的条件下，加强产权改革制度的研究，调动民间参与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将政府主导型生态治理模式逐步转变为民间主导型治理模式。

3.5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的收费制度逐步扩大排污收费的范围，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加大收缴力度，加强对有关部门行政不作为的监督。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收费的实践，制定严格的征收标准，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征收的生态补偿费应该专款专用，用于生态恢复和补偿。积极探索建立生态破坏保证金(或抵押金制度)，实施费改税的政策改革，建立基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4资金筹措方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森林资源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可考虑以下筹集途径：

4.1国家财政拨款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显示，财政是充分发挥森林生态效益的物质基础。生态公益林的受益者是全社会，应由财政支付生态公益林的补偿费用。因此，财政投入应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国家可通过财政专项补助、事业拨款及免税的形式，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提供资金扶持。

4.2征收生态安全保险金建议增设生态安全保险金，对每一从事砍伐、经营木材产业的组织和个人在获准砍伐资格时，缴纳一定比例的保险金，以维护森林资源生态安全，并且在森林资源生态安全出现危机时，可以用此项费用保护管理森林资源。

4.3向受益人收取森林资源生态补偿费征收项目可包括：工业用水和城镇居民生活用水，木材加工、贩运、征用、占用林地，狩猎，野生动物养殖、经营，森林旅游，风景区的商业活动等。可考虑从电厂电费、生活和工业用水、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门票收入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生态补偿费。

4.4生态法人公开募集森林资源生态补偿基金生态法人可以向社会筹集资金，其来源渠道可以是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和国内单位、个人的捐款或援助。

4.5林业部门补偿林业部门从育林基金或造林更新费中提取部分公益林补偿基金，主要用于公益林的病虫害防治、护林防火、科学研究等。

4.6发行生态彩票由中央政府授权并下达发行额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发行生态彩票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募集森林资源生态补偿基金。

5设想

5.1明确森林生态补偿的依据森林资源除了具有经济效益，还具有生态环境效益，森林的建设和维护，需要有一定的费用投入。森林的生态环境效益具有外部性，把这种外部性内化，就需要对森林生态进行经济补偿，这样才能保证森林资源的持续发展。

5.2明确森林生态补偿资金筹集的途径森林生态补偿资金除了国家出资以外，应当根据“谁收益谁补偿”的原则，明确其他主体包括个人、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的应缴份额，从而体现了生态效益的社会共享共担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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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建设林业产业，实现以林富民

在我县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中，林业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我县的实际情况中，林业的发展占了一定比重，根据调研，我县的林业发展潜力巨大，有相当的潜力可以发展为特色产业，所以，处理好林业的发展与如何通过林业来富民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当务之急。从笔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可以借鉴其他产业如何处理产业与生态之间关系的处理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召开专题会议来研究如何将林业发展与以林富民紧密联合在一起，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取得最大的平衡，即在提高生态水平的同时提高本地人的收入。首先，要发挥本县的资源优势，即大力宣传森林资源，重点宣传我县森林特有的资源、优势。同时提高服务业的水平，形成有本县特色的森林旅游文化，增加我县的财政收入，再将财政收入投入到森林资源的建设、保护中，将森林旅游业由小做大。然后积极发展林木种苗产业的发展，积极鼓励苗圃的建设，引导其通过机制的改革创新来让其逐渐发展为面向全社会的、规范有序、活力四溢的林业花卉生产基地，同时带动本地的林业发展，促进经济的发展。紧接着，政府要扶持新兴林业经济，积极推广优良的树种，不断提高本地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及产品的标准化建设与生产线的创新。最后，不管是政府还是林户，都要重视与林业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森林中产出的天然药品以及野生食品，是森林生态资源在不影响其发展的情况下发挥其最大的功能。

三、建设和完善森林生态资源保护体系，强化森林生态资源管理

首先，政府要不断建立与完善与森林生态资源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与实施，通过法律的力量来保证林业的健康发展环境，最大程度的实现依法治林。其次，集中力量建设林业资源管理局的建设与发展，重点改善护林队的办公、生活条件。完善林区稽查队的人员构成与装备的完善，同时也注意建设木材检查站的规范执法、器材的购入情况、使用情况，做到不浪费一分钱，不闲置一件器材。同时，利用一定的科技手段，对本林区的森林资源及时归档，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对其进行科学的管理，对一切资源进行电子化的存储、管理。第三，积极在林区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打击乱砍滥伐、私占林地、毁林开荒等违法行为，确保森林生态资源的安全与和平发展。第四，提高对森林生态资源的实时监控，提高对火灾等自然灾害的防护工作，确保森林生态资源的安全。第五，强化林区里对有害生物的防范、防治工作，认真执行以“预防为主，科学治理”等规范为标准的防治条例，综合协调物理、化学、生物等防治办法，将防治工作贯穿于整个林业发展的全过程，同时，要改变一些地区重治理不重视预防的错误思想，根除这种只治标不治本的思想，以提高森林自身防治为主要手段的思想，提高森林自身的防御能力。

四、实施科技兴林战略

全面贯彻实施国家的发展战略规划，建立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林业发展战略与林业市场经济体制，以科学技术来促进森林产业的市场化与技术创新，用科技力量培育出一支高素质、高思想觉悟的护林队伍以及对森林生态资源有较强认识的专家与学者，以他们为支撑来发展林业建设，辅以正确的指导思想，一定能获得成功。同时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培育适合当地气候、土壤的优质新品树种。同时注意解决对天然林的培育、商品林的培育、森林的灾害防治工作、产出木材的高效综合利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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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设计牵扯到对设计的整体考虑，对被设计系统中能量和材料的慎重使用。通过设计、努力减少这种使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它与自然环境的结合）。牵扯到被设计系统中从原料到废弃物的周期。

我们可以在一套包括建设环境和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框架里，构筑这些需要考虑的要素。这些相互作用类似一个开放系统的概念。基于以上要素，这些相互作用可被归纳为几种基本类型：

被设计系统的外部相互依赖性（系统的外部或者环境关系）；

被设计系统的内部相互依赖性（系统的内部关系）；

能量和物质的内外交换（对系统输入）；

在一个设计的生态研究途径中，我们必须同时考虑所有这几方面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

二、关键的衡量标准

1．评估对建筑的需求：把使用者置于硬件之前考虑；评估提供内部环境系统保障的水平。在对设计进行投资之前，从生态敏感的角度，评估设计要点、项目依据和使用者要求。

2.评估建筑用地：地段规划（例如建筑位置、凹凸轮廓、道路和铺装区域等）应该基于生态的土地使用方式。建筑要布置在地段内，对所处地方的生态系统产生最少的破坏和影响的部分。结合有当地特色的动植物种群，提高地段的生态价值。

评估风对当地的影响：减少风对步行者和周围建筑影响。

检验对其他建筑的阴影遮挡；确定建筑在地段中的位置，要避免存在的对附近建筑和地段的遮挡。建筑的体形可以基于地段的日照包络线，从而避免对附近的地段潜在的阴影遮挡。这一点影响到比邻地段潜在的太阳能应用以及温带气候地段的越冬情况。

检验室外噪音：通过设计，保证暴露的最近的居住建筑室外的噪音强度，低于一天中早晨7时至夜间11时中任何时段的背景噪声水平不少于5分贝，并且不超过至夜间11时至次日早晨7时中任何时段的背景噪声水平。

3.评估建筑的属性：加入材料的完整再生周期和再生可能性因素，考虑在建设和维护过程中用到的材料里体现出的能量价值的作用。考虑地方性材料在建筑主要构件中的作用。

评估建筑物对环境的影响：检验建筑生成物中材料和能源流动带来的环境影响。

评估自然资源消耗量和再生材料：具体安排材料来考虑自然资源枯竭（例如木材/来自可持续资源的木材产品）。适宜条件下破损材料的再利用。

评估危险材料：在任何可能的、无法获得经济的可供选择方案的场合，避免具体使用已知的危险材料（如木材防腐剂）。

评估建筑施工的影响：建筑施工操作不应当导致地段内以及附近地段的生态系统破坏。一个"可持续"的设计的长期成功，也需要对施工、委托和建筑使用的控制予以格外的重视。

需要承包商写进合同的环境操作包括：发展及实现一个该工程的环境方案；尽可能减少废物；充分利用能量及其他资源，防止污染；尽可能利用再生或可再生材料或部件；尽量减少交通需求（包括运进/出材料）；合理地处理不可避免的废物，包括完全服务从有关法规。工程结束时清理现场。

评估外部景观设计：通过地段规划和景观设计可以实现微观气候改善。四项主要因素影响人的舒适度：日光辐射、气温、空气流动、温度或降水。当这些要素的综合效果不对人产生不适的压力时，条件就达到了人的舒适范围。室外气候越接近这一范围，创造室内气候所需要的能量就越少。景观形式能够对建筑的能量消耗起到有益的作用，因而减少费用，改善微观气候。景观设计应当以改善建筑周围空间的微观气候为目的，为使用这个空间的人们提供更舒适的环境。提供一个建筑与景观结合的设计充实地段的特征。被设计的系统与景观植物的结合，造成当地生态系统的发展和弹性。利用竖向景观和植物降低周围的气温。

4.评估建筑操作的影响：最大限度地被动式能量系统利用周围能量的渠道：建筑体形、建筑朝向、立面设计、日光控制装置、建筑外观色彩、竖向景观、自然通风，要设计能够让所有使用者理解并且实现控制的简单的控制措施。

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可更新资源（例如光电能源）。

减少由于消耗能量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控制二氧化碳生成少于50千克/年·平方米。

控制酸雨：锅炉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应低于200毫克/千瓦小时。

避免由于CFCs,HCFCs和卤素引起臭氧消耗：使用不含卤素的无臭氧消耗制冷设备；结构与围护部分用无臭氧消耗的隔离。

通过设计，实现可循环材料的储存：适宜条件下，为隔离储存供再利用的废物和可循环的收集物，提供充分的空间。

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通风的被动系统。被动吸烟和潮湿：把占多数的空间设计为自然通风，禁止在室内吸烟；避免需要潮湿的植物；在非自然通风场所，慎重设计温度系统；室内空气质量应当在C25升/人（例如不经过再流通的完全新鲜空气）；利用自然通风装置。

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和人工照明的被动系统：通过照明，在办公室提供高质量的视觉舒适。尽量扩大利用日光的工作面积，达到用于办公的总面积的至少80％，达到英国制定的日光照明标准BS8206的第二部分。有输出波动的所有灯具（例如荧光灯），都应当安装高频镇流器；使用灯具隔栅或特制玻璃等。

检验热舒适和过热：尽量减少由于利于被动式设计因素来补充计划中的自然通风和夜间制冷措施，而产生过热不适风险。通过CIBSE一致的计算实现令人满意的操作。

控制室内噪音：在办公室和会议室所实现舒适的声学环境。私人办公室和小会议室――40分贝；大会议室――45分贝，建筑的声音隔绝和降低噪声与英国标准BS8233：1987一致。

检查寿命周期内的能量消耗（例如能量转换的有效性），尽量减少操作中的能量消耗，它本身正是在建筑能量使用中占最大份额。

评估水污染：减少地段内水流失，以从地表水流失方面，在源头管理污染。促进水分吸收和返还地下水。

评估交通运输能量：尽量减少地段内小轿车停车；制定政策鼓励公共交通，不提倡使用小轿车。评估室内空气质量：微粒过滤；

评估空气质量/二氧化碳；装修/保养；通过可开启窗提供自然通风，保持CIBSE推荐的换气率。避免空气闭合流通；利用室内植物吸收VOCs。

设计内部水保存：以减少从干管到饮用水的需求量为设计目标。水循环计划；雨水利用；废水处理计划：下水道沉积物利用；水效率管理措施；水泄露；景观地区的浇灌系统应当利用；雨水应当被收集并循环（如用于卫生间冲水）。

减少或恢复废弃材料和热量：通过设计，恢复由建筑操作而产生的废弃材料和热量；考虑储藏运输供循环的材料。

检查内部装备：基础建筑提供可以变动位置的会议室和商务中心。通过设计，避免浪费；家具布置允许经过最小的改动而实现灵活的人员分组安排。检查危险材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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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生态旅游的理念,九寨沟成功地实现了“沟内游、沟外住”的构想。从2001年4月30日起,九寨沟关闭了景区内的所有宾馆;2003—2004年,大规模拆除景区经营性房屋建筑和违章建筑12万平方米,恢复植被2万余平方米,有效遏制了景区城市化现象,维护了世界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时,景区每年拨专款836万元作为景区居民的生活保障费,组织景区居民入股,建设并运营诺日朗旅游服务中心,优先安排沟内居民从事保护、环卫和相关旅游服务工作,保障居民利益,引导居民致富,有效解决了“保景”与“富民”的世界性难题。

九寨沟景区引入国际标准化管理,确立“绿色旅游”的新理念。九寨沟的“绿色旅游”将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资源、满足“绿色消费”的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管理和发展中,主要表现在:科学测定环境承载量,实施“限量旅游”政策,严格控制日进沟游客数量;开通绿色环保观光车,尾气排放达到欧三标准,大大降低了汽车尾气对九寨沟生态环境的影响;拆除景区内的所有旱厕,引入智能型全自动免水冲环保生态厕所和环保型车载式流动厕所,从而实现了景区内污染物零排放;景区内的诺日朗旅游服务中心以旅游咨询、环境教育为主要功能;开发以绿色为主题的原始森林旅游路线等。九寨沟在旅游开发的同时,保证了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优秀文化精髓的传播,将旅游和自然、文化、人类生存环境结为有机的整体。

九寨沟广泛、深入地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使其生态旅游管理进一步向着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其举措包括:每年外派专业人士出国考察,不断吸纳先进的管理经验,注重景区员工的素养提升,以改善景区服务质量;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就环境工程、环境教育和森林生态学等内容进行科研合作;与四川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优山美地国家公园合作,成立“九寨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联合实验室”;配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九寨沟开展实地调研,并与建设部、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共同合作开展“中国世界遗产地生物多样性项目”研究。正是由于景区采取了科学、生态的管理方式,保持了九寨沟生态旅游资源的原始性和真实性,将自然的韵味与地域文化特色结合起来,才吸引了不计其数的游客慕名而来。

二、多元化的环境保护主体

在全国的其他一些地区,自然景区内往往存在着景区内居民与景区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一些景区管理局为了保护环境,往往限制或取缔景区内的居民参与旅游服务业活动;而居民为了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也时常置景区的生态保护于不顾,二者由此形成了紧张对峙的关系。

九寨沟景区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采取了重要举措扭转这种常见的问题。九寨沟管理局认为,景区内居民是景区保护的动力,九寨沟人既然始终坚持“以旅游发展促进生态保护,以生态保护促进旅游发展”的理念,那么就必须想方设法将景区内居民纳入到环境保护的体系之中,使之成为监督、批评和参与的重要力量。为此,九寨沟开创了居民参与景区保护的管理新模式。九寨沟管理局通过倡导、引导、疏导、指导的方法,使沟内居民认识到保护九寨沟的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增强其主人翁观念和忧患意识,变被动的、强制的环保为居民自觉主动的参与;同时,不断强化保护环境的相关规章制度,形成一个完善的保护机制,遇到问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而大大减少了危害生态环境的问题的产生。

为了杜绝日常生活垃圾的污染,九寨沟管理局严格控制沟内餐厅等服务项目的数量,努力实现服务经营项目向沟外发展的目标,切实地避免景区的日常污染;杜绝外来人口对沟内餐厅、摊位的承包、租赁,限制外来人口迁入沟内,从而使环境保护和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落到了实处。为了实现多位一体的环境监管目标,九寨沟景区管理局还以沟内居民为骨干,组建120余人的“3队10站”:护林防火专职消防队、环境卫生队、保护区道路养护队,长海、日则、诺日朗等七个保护站、生物病虫害监测站、环境监测站、泥石流监测站,从而使保护任务落到实处。九寨沟这种以保护为前提和维护居民利益相一致的管理模式,以规范的行政手段、开放的经济手段和严格的法律手段及当地居民的高度自觉,显示出了强有力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

三、精细化的景区管理举措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九寨沟景区从日常工作的细微之处着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2003年3月,九寨沟管理局出台了一项新举措——实施精细化管理。要求景区员工做到“六精”(精神、精华、精髓、精品、精密、精通)和“五细”(细分市场和客户、细分职能和岗位、细分每一个管理、细化程序和环节、细化成本控制),立足于细,扎根于实。通过具体的细节,一方面,可以让游客体会到一流景区的人性化服务,增加对九寨沟的满意度、信誉度、美誉度和忠诚度;另一方面,则可以使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真正地落到实处,让每一个管理者、每一个工作人员、每一个景区居民乃至每一个游客都树立起保护自然环境的观念。

“六精”中的“精华”体现了生态理念的内涵。“精华”是指有效地创造、运用、输出景区先进文化精华(九寨沟自然文化、民俗文化、管理文化)、技术精华、智慧精华等,全面掌握本行业的先进技术,通过不断的科学研究,使其具有处于领先行业地位的核心技术,有力促进景区的全面、快速、健康的发展。这种创造、运用、输出景区先进文化精华的理念,在九寨沟管理文化的实践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九寨沟景区一方面是运用、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生态旅游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总结和传播自己的生态旅游管理举措,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文化氛围。

“五细”之中则包括:细分组织机构中的职能和岗位、健全和完善内部管理体系,使责权利明确,并落实到位;细分每一个战略、决策、目标、任务、计划、指令,采取层层目标管理,使之落实到人;细化全局管理制度的制定、实施、控制、检查、激励等程序、环节,做到制度到位。在生态旅游管理实践中,九寨沟景区管理者真正地将生态保护的理念融入九寨沟旅游的全过程之中,使游客不仅是生态旅游的消费者和主体,而且也逐渐转变成为生态保护和景区环境工作的监督者、批评者,以此构建一个管理者与游客相互监督的新局面。为了帮助游客建立生态观念、强化生态旅游中的教育功能,九寨沟生态旅游景区设计了一些专门用来提高游客生态保护意识的旅游项目及辅助措施,切实有效地建立起从管理者、工作人员、景区居民到普通游客的多位一体的生态保护机制。

同时,九寨沟景区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自然环境保护和管理。景区管理局设置了专门的保护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对景区进行科学化管理、维护、调查、观测、监测、研究,遇到有损于生态环境的事情及时处理,并强化保护措施;景区管理局还依法建立健全保护区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将生态保护的理念细化到一条条具体的规章制度中。

九寨沟景区被誉为“世界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之一”,其成功的景区管理经验,值得国内其他旅游景区学习和借鉴,是中国生态旅游管理和发展的典范。

参考文献:

[1]任啸.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参与管理模式探索——以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为例[J].旅游科学,2005,(3):16-19.

[2]罗高飞.走出无烟产业的误区——“绿色时代”与“绿色旅游”浅议[J].旅游科学,1996,(3):9-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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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因为林业生态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复杂性，涉及的内容也非常多，这就需要对林业工程建设予以严格的规划，同时还要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结合我国目前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所出现的特征，政府对林业生态工程管理阶段应进行宏观调控和约束，采取直线型的职能结构，在国家和省、市、县设立专门的森林工程领导管理办事机构。

1.2发挥政府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工程的约束作用

林业生态工程建设过程中离不开政府部门监督管理职能的发挥，为了能够确保林业生态建设的规范性，政府部门应该在审计和设计规划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对林业生态建设的方案以及建设的规模进行指导性管理。林业生态性建设对于资金的管理也需要政府部门的参与管理，尤其是在国内和国外的资金注入方面进行监管。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确保林业生态性建设的良性发展，对于工程建设中的问题能够协调解决，不断加强政府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可以有效推动林业生态性建设的进程。

1.3发挥市场对林业生态工程管理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在我国林业生态工程管理的过程中，如果要想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就必须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其更好地顺应当前的市场环境，充分的利用市场竞争的机制使得林业生态建设管理的质量和水平能够大幅度提高。因此，可以按照市场的招投标程序来对林业工程进行运作，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来优选林业工程的施工承包人和相关的工程监理单位，通过合同的管理方式共同去营造一个林业生态工程的市场竞争环境，从而实现建设管理目标可靠性得以提高，同时也促进林业工程的施工单位、企业不断去改进管理机制，不断去完善和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也可以积极探索、推广“先建后补”的工程管理模式，即先由林农按工程设计进行施工，经验收合格后按工程投资标准给予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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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emphasizesontheoriginationanddevelopmentofmediaecology,anddeeplystudiesanddefinestheconceptsofmediaecosystem,andthenadvancesthe“six-boundary”theoryonmediaecosystemstructure.Thispaperalsoputsforwardseveralenlighteningandforecastingthoughtsonth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ofmediaecology.

Keywords:MediaEcology;MediaEcosystem;MediaEnvironment;MediaEcology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庄子《逍遥游》

一、为什么“媒介是条鱼”

媒介是什么？是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书籍、杂志；是通讯、网络、计算机；是手机、是信纸、是工具、是机器、是CCTV、是新闻集团、是时代-华纳……是信息传播的中介。不！媒介是条鱼。

当我们把媒介放在社会大环境下观察的时候，媒介更像是条鱼。这条鱼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庄子《逍遥游》中所描述的鲲鹏：“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小可以小得置于掌上，甚至让你肉眼看不见。我在给学生讲解传播学时，常常把媒介比作鱼，信息资源比作水。信息的传播就好比鱼把水和养分从嘴里吸入，经过传播者的选择加工成为信息内容产品，再经过不同的传输渠道传给受众，最终形成的反馈和影响还又回到水里。

按照孔德划分社会学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把信息传播的研究划分为传播静学和传播动学。传播静学是指对传播现象的结构性分析，一个传播现象的静态分析就象剖析一条鱼的解剖图；传播动学则是把传播现象放到社会大背景中去动态地观察，就象一条静态的鱼又突然动起来，活蹦乱跳地游弋在江河湖海中。社会中有无数的媒介，象无数条鱼，每天在吸进呼出，循环往复地做着信息处理与信息传播的工作，在维持社会信息系统的大环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有大鱼，有小鱼，有大鱼吃小鱼，也有小鱼吃大鱼。

媒介和自然环境一样成为一个庞大的环境系统，由媒介系统每天提供的信息，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成为像水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媒介这条鱼也与其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生死相关。生态环境是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条件。如同大自然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生态环境一样，媒体的生态环境也存在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生态系统。媒介生态学是借助于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延伸和发展。

以往的传播学理论说到底还是对传播现象的一个静态分析，至于对传播的动态研究，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我们国内都是一块尚待开掘的研究领域。正如邵培仁教授所指出的“当代大众传播学关注的是微观的传播过程及其各传播要素之间的工作关系﹐而不太注重大众传播中微观﹑中观﹑宏观系统之间和它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态关系﹐更没有积极探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规律[1]。”媒介生态学这个概念的提出，给了我们研究当代传播现象和动态传播的规律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似乎给面对瞬息万变的媒介陷入困惑的大众传播研究投来一道曙光。

为什么我们把媒介看作是条鱼，这里面有几层意义：

首先，我们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生命有许多为无生命物质所不具备的特性。能以极高的效率储存信息和传递信息；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自我复制能力；以不可逆的方式进行着个体发育和物种的演化等等。

其次，媒介是始终处在一种运动状态的事物。媒介传播现象就是在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信息系统中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综合运动与传递。

最重要的是，我们既然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那么，就要以生态的观念来看媒介，就要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和研究，要保护媒介生态。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媒介的大量死亡，就像漂在水面的死鱼。实际上，很多媒介已经死掉了，只不过是在某些外力的作用下死而不僵而已。

那么，既然我们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的生态环境下进行考察，媒介生态的研究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我们展开媒介生态研究的时候，对媒介生态研究的渊源和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应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确认。比如：最早开展研究的学者有哪些？有什么观点？用什么研究方法？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什么？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生态研究，还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生态研究；生态与环境这两个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媒介生态系统是怎样的构造？什么是媒介生态平衡？什么是媒介生态危机？……媒介生态研究有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下面我们着重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二、媒介生态学的起源与发展

1、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

应该说，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国内传播学界的有识之士似乎有不谋而合的共识，邵培仁教授最早发表了媒介生态研究的论文“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等论文开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张国良教授也开展了媒介生态方面的课题研究；童兵教授在论及中国传媒市场格局的文章中也使用了媒介生态的概念[2]，张立伟等的“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3]，表现出媒介实物研究方面的专家也对媒介生态问题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媒介生态颇有见地的观点和研究。这种研究意向和研究意识，与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似乎有一种默契。但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还很模糊，需要深入探讨。

2、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

从全球来看，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应该是在北美。在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中，又分为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提起媒介生态学，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多伦多学派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当然，不可否认由一群多伦多大学的媒介学者们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多伦多学派在媒介生态学理论的早期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和著名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是这个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也应该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物，当然其代表人物还包括EricHavelock以及EdmundCarpenter等人。但是，美国的媒介生态学者却把芒福德看作是比英尼斯等更早的先驱者。美国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有关“媒介生态”理论的第一部著述是美国学者尼斯卓姆（Nystrom）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4]。在这本书中，尼斯卓姆将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的“技术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同样地，另一位美国学者昆斯（Kuhns)也将芒福德（Mumford）作为他编篡的“主要媒介生态学者名录”的第一位。因此，他们倾向于将芒福德看作是整个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芒福德也被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和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这两位学者提到，被称为是最早介绍媒介生态的概念和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影响的人。

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被看作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纽约学派并不象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而指的是纽约这个城市中的媒介生态学者的群体。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纽约大学的奈尔.波斯特曼（NeilPostman）和尼斯卓姆（C.Nystrom）、哥伦比亚大学的Louis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约翰.库克（JohnCulkin）、皇后学院的GaryGumpert和CharlesWeingartner、曼哈顿的TonySchwartz等等。纽约大学的奈尔波斯特曼（NeilPostman）是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其建设成纽约大学一门课程的学者[5]。虽然芒福德的确将媒介与传播学、文化、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研究，但实际上，他无论是在媒介研究领域还是在传播学领域都没有被视为一个伟大的先驱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众传播和城市化是大众社会研究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谈到技术，芒福德的技术理论对多伦多学派的媒介技术理论是有影响和关系的。

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研究范围包括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圈等层次。“生态学”一词是德国媒介学家E.海克尔1869年提出的；eco-源自希腊文，意思是“家”或“生活场所”，-logy意思是“学问”。海克尔在其动物学著作中定义生态学是：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和有害关系。后来，在生态学定义中又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观点，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流动及能量交换；20世纪70年代以来则进一步概括为物质流、能量流及信息流。20世纪30年代,已有不少生态学著作和教科书阐述了一些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论点，如食物链、生态位、生物量、生态系统等[6]。至此，生态学已基本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

芒福德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很多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仅仅只是将生态学作为了一种隐喻，但芒福德却将人类生物学和科技学上的一些习惯转化为了研究过程中具体的、可行的方式。而在芒福德之前把生态与人类文化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学者是戈德斯（Geddes）。戈德斯的思想对于芒福德和英尼斯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戈德斯（Geddes）是一位苏格兰的生物学家，他的理论涉及到了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古生物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人类学、宗教研究、城市学等等诸多领域。戈德斯的“人类生态”的观念在芒福德历史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的兴趣范围的确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7]。“人类生态学”是戈德斯（Geddes）思想中被人们常常提及的一个。

多伦多学派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同样也受到了戈德斯的影响，戈德斯对那些芝加哥学派的著名人物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戈德斯（Geddes）也通常被看作是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之间联系的桥梁。戈德斯的“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论题在芒福德早期的作品中反复出现[8]，并且成为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一书的中心主题[9]。甚至有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是戈德斯而不是芒福德或英尼斯[10]。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英尼斯和芒福德的思想里，媒介环境的概念都已经产生并且明确了。

不少学者往往对媒介生态学的一些论点有所误解，草率地以科技决定论一词来作否定。例如，传媒生态学创始人之一的麦克卢汉的理论，从六十年代起，就一直受到西方马克斯主义学派学者的抨击，不断的攻击其理论没有考虑到传媒的政治经济背景，缺乏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认识媒介。当然，这些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之批评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这些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是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不是传播的问题。

3、国际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进展

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研究各种媒介的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送特性，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媒介生态学者所研究的问题大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例如﹕在人类还没有文字之前，他们是如何处理信息的？对当时的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信息？基于什么理由他们会如此定义？当时的人是如何去建立其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什么是他们的历史观和知识论？文字的产生、新媒介的产生对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有什么样的冲击？

兰斯.斯瑞特（LanceStrate）与凯萨.曼孔卢姆（CaseyManKongLum中文名：林文刚）是现在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兰斯（Lance）的研究着重在媒介生态思想的研究；凯萨（Casey）的研究着重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和变迁，并且他的研究以中华传媒与文化研究为中心，以各种传媒的发展和其符号、信息特性为依据，来分析历史、政治、社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们在2002年4月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上主编了一本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该专辑中的七位学者主要围绕媒介生态学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11]。

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日本也很早就受到关注，六十年代，最早提出“信息产业”的梅倬忠夫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展开对信息社会的研究的。不过，日本学者倒是一直没有准确地使用“媒介生态”这个概念，而更多地用的是“媒介环境”，由于信息科学和社会信息学在日本比较盛行，使得日本的媒介研究也多少带有信息科学的色彩。在媒介环境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的社会情报研究所和在九十年代末成立的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其中，2001年出版的由月尾嘉男和滨野保树、武邑光裕合编的《媒介环境原典1851－2000》[12]一书是比较有价值和份量的媒介环境研究著作。

三、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1、媒介生态系统（mediaecosystem）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系统。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生态系统一词是由英国植物生态学家坦斯利（A.G.Tansley）提出的[13]。生物群落由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围或区域内并互相依存的一定种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组成。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生物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并处于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的动态平衡之中。这样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就是生态系统[14]。

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媒介与经济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构成了媒介的广告资源环境。媒介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和区域也在变化，变得移动化和虚拟化。媒介变了，环境变了，媒介与社会、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也将发生变化。媒介生态系统的变化会影响到媒介的工作方式和受众的接受方式。媒介生态系统变化也会导致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系列变化。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大小不一，多种多样。小如一滴湖水、培养着细菌的瓶皿、小沟、小池、花丛、草地，大至湖泊、海洋、森林、草原以至包罗地球上一切生态系统的生物圈。媒介生态系统具有多种层次，多种结构，可以作各种不同的划分。按照人类活动范围可分为村落、城市、区域、全球、宇宙等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单位一般以城市或区域来划分。应该是基于某个区域或城市范围内的媒介个体、媒介种群以及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我们经常把“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概念混淆在一起，难以分辨。那么，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媒介环境则是一个相对中观的概念，有时这两个概念又是交叉的，我们采用“媒介生态环境”这个概念也许更恰当。环境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环境科学研究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媒介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生活环境和传播环境。对于媒介自身的生存发展来说则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它在宏观上研究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媒介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微观上研究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的区别是：前者着眼于媒介环境的整体，而后者侧重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很相近，但前者突出人类在媒介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2、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

媒介是多样化的和大量的，媒介生态系统的划分方法也是多样的。地球上的媒介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书籍、通讯、网络、计算机等；每天运行在邮电系统中的邮件有数以千亿计；每天发行的报纸也数以亿计；人类拥有的电话有数十亿部；更有数十亿台电视供人们收拾节目；数亿台电脑连着因特网在不停地进行着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媒介的种类则更多，它们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结构，它们的传播方式也变化多端。

由于媒介变化太快，媒介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我们可以按照媒介的发展分为早期的“新闻媒介”到“大众媒介”，到“传播媒介”，再到“信息媒介”的概念，还可以按内容分为新闻媒介、娱乐媒介、通讯媒介和网络媒介；也可以简单地分为纸质媒介、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报社是媒介，报纸也是媒介；电视台是媒介，电视机也是媒介；到底哪个是媒介呢？看来，每种媒介的分类方法都有不周全之处。

在媒介生态学中，我们可以参照生物学家的办法来划分媒介系统。生物学家根据生物的发展历史、形态结构特征、营养方式以及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等，将生物分为若干界。当前比较通行的是美国R.H.惠特克于1969年提出的5界系统。中国生物学家陈世骧于1979年提出6界系统[15]。

在这里，我们提出一种新的媒介系统划分法是：我们可以按照媒介在社会信息系统的传播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把媒介生态系统划分为六界：媒介符号系统、媒介资源系统、信息处理媒介系统、信息储存媒介系统、信息传播媒介系统和信息接收媒介系统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有时会使这六界媒介系统之间相互转变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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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一界二界三界四界五界六界

媒介系统媒介符号系统媒介资源系统媒介管理与规范系统信息处理媒介系统信息传输媒介系统信息接收和储存媒介系统

科技数字化网络化宣传部硬件、软件光纤、卫星芯片、纳米

文字、图片广告、读者新闻出版署报社发行网新闻纸

语音广告、听者广电局广播电台电波收音机、磁带

图、声、文广告、收视广电局电视台微波电视机

图、声、文广告、收视广电局有线电视台光纤电缆电视机

图、声广告、观众广电局制片机构发行网录像机、VCD

图、声、文、数字广告、使用者、消费者电讯局计算机因特网计算机、芯片

图、声、文广告、收视广电局、电讯局卫星电视台卫星折射器电视机、芯片

图、声、文广告、观众文化部制片厂电影院胶片、VCD

图、文购者、读者新闻出版署出版社书店书

3、媒介生态学的主要任务

第一，探索全球范围内媒介生态变化的规律。媒介生态环境总是不断演化的，媒介形态变异也随时随地发生。为使媒介生态环境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避免向不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就必须了解媒介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基本特性、结构形式和演化规律等。

第二，揭示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同媒介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信息系统，媒介系统为这个巨大的信息系统的运转提供了支持和保障的子系统，其中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内容资源的生产等。人类通过生产和消费信息的活动，不断影响社会环境也不断影响媒介系统。环境既是媒介的产品的消费者，又是媒介的资源。正如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L.DeFleurandBall─Rokeach）指出的：媒介生态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在于目标﹐另一方面在于资源。生活在一个社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其它的人﹑群体或系统控制的资源，反之亦然。”[16]人类生产和消费信息资源的过程是异常复杂的，但必须使社会的信息资源足够丰富和信息传输渠道保证畅通，整体的社会环境才能保持相对平衡。因此，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必须列入媒介环境发展的内容，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必须考虑传播规律和媒介生态环境的要求，以求得人类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探索媒介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媒介生态环境变化是由媒介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以及它们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因此，必须研究信息媒介技术的发展变化以及进媒介形态的各种变化。同时，还必须研究媒介生态环境变化同社会信息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可为人类提供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环境、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生态危机。

第四，研究媒介生态危机和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发达国家对应信息危机和媒介生态问题的研究包括几个方面：60-70年代主要是信息爆炸和信息污染的治理；80年代侧重研究信息安全和信息犯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媒介产业的数字化和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媒介生态环境问题。引起媒介生态环境问题的因素很多，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措施和管理手段，从区域媒介生态环境的整体出发，利用信息系统分析和媒介生态的规律寻找解决媒介生态问题的最优方案。

任何媒介的生存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同类媒介之间有互助有竞争，不同媒介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竞争关系。媒介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一定的空间、资源与社会环境。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对周围环境和条件的各种需要，如受众资源、传播技术、广告资源和传播制度等。各种媒介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同的，这种特性表现为媒介的特性。因此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范围，除媒介系统与媒介种类外，已扩大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多种类型的社会信息系统。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问题都成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四、关于媒介生态学发展的思考

2002年11月，笔者去美国参加全美传播学大会，并应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会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学术活动，与几位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学者兰斯（LanceStrate）和凯萨（CaseyManKongLum）等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我发现我们与美国学者之间对媒介生态研究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他们的立足点是从人出发，研究方法上以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但丰富多彩且多元化，研究的面也很广很杂；而我们国家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目前的切入点，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以下是笔者关于媒介生态学研究地发展和趋势的一些思考。

1、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如果我们需要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范围进行确认的话，是否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媒介生态学（mediaecologystudies）是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逐渐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媒介生态学研究媒介的种类、系统结构、功能、行为以及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媒介生态学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类：一个部类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可能把这类研究称为媒介环境学更恰当。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学体系。人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把媒介环境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运作规律以及人与它的相互关系；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的研究则是把对媒介的生存发展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研究媒介与此之间的互动问题。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接近于前一种研究，日本的媒介环境学研究也侧重于这种研究；而我国学者对媒介生态学关注和研究则更倾向于后一种研究。

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分支学科的展开有多种架构。比如，按所研究的媒介类别分，有报业生态学、电视生态学、网络生态学等。也可以按媒介所处的环境类别分，有国内媒介生态学和国际媒介生态学，美国媒介生态学、欧洲媒介生态学、亚洲媒介生态等。还可以按媒介生态发展的历史分，有古代媒介生态研究和当代媒介生态研究等。还有一些应用性分支学科：如媒介经营生态、媒介生态危机、媒介生态环境管理、农村媒介生态、城市媒介生态等。

2、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媒介生态学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数学、信息技术科学的研究成果，向精确定量方向前进。媒介研究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观察描述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法等是在媒介研究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在媒介研究的发展史上，这些方法成为一定时期的主要研究手段。

现在，这些研究方法与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综合而成现代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呈现出由定性研究趋向定量研究，由静态描述趋向动态分析。统计调查和计算机的应用，使媒介生态学者有可能更广泛、深入地探索媒介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对复杂的传播现象进行定量分析，从中找出规律。

3、媒介生态学的创新与拓展

媒介生态学研究逐渐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发展，一方面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进入微观领域，涉及个体媒介的传播、经营、管理等各个层次；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系统又越来越全球化，研究也在走向宏观；微观和宏观各层次之间又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具有综合性。

研究深度在不断加深。我们对西方媒介生态学理论的了解也不断深入。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观点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熟悉的了，而芒福德的“技术就是容器（container）”的观点对于我们则比较陌生[17]。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与工具和武器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不同，技术即容器的观点与媒介环境和技术系统这些观点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工具、武器和机器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容器”则显示出女性文化符号的特征，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是女性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容器”的特征，从而扩展为建筑和城市的特征。这种理论在芒福德对女性器官延伸的论述中得到体现。芒福德将城市看作是“母性的拥抱”、“容器的容器”[18]。

4、关于学科的交叉

媒介生态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日益显著。例如，由媒介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看，媒介生态学是传播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交汇点；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来看，媒介生态学又是心理学与统计学的交汇点；在方法论方面，研究环境因素的作用机制离不开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更离不开数学的方法和信息技术；在理论方面,生态系统的概念基本是借鉴生物学，而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研究角度则可说是社会学、经济学等共同交叉的研究。

在《艺术与技术》[19]这本书中，芒福德提到了科技和生物之间的紧密联系：“人类的技术发明与其他生物的有组织活动之间存在着很多的类似之处：蜜蜂按照工程学的原理来筑巢，电鳗能够产生电压很高的电击，蝙蝠早在人类之前就懂得使用它们的雷达在夜间飞行”。在《技术和人类发展》这本书中，他表达了一种更深层的观点，认为科技是生物器官的一个部分。芒福德认为科技和生物学的融合在后现代文化中既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提出来的，科技和生物之间的分离是人为的，是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结果。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不是工具、工业或劳动，而是语言、艺术和游戏[20]。

5、媒介生态系统的保护

世界上的媒介生态系统都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社会经济生产系统与媒介生态系统相互交织，实际形成了庞大的复合系统。媒介作为“社会公器”，它在大众传播中的任何生态失控或失衡都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已经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造成破坏。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保护媒介生态，否则我们将会受到惩罚。

媒介生态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保持媒介生态平衡的方法和规律。综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整体概念，就像系统论所提到的那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象是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控制论却是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通过传播和反馈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加强对社会信息系统的认识，搞清媒介生态系统结构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从生态整体出发，对媒介生态系统“人为地施加有益的影响，调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达到系统最优结构和最高功能，以实现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最大的生态效益。[21]”

6、确立我们的媒介生态观那么，我们怎样对待媒介生态呢？确立怎样的媒介生态观呢。媒介生态的基本观念有一些是人类共通的，比如生态系统的理念，互动的理念，生态平衡的理念等。确立正确的媒介生态观念，对于化解媒介生态危机，正确而科学地管理媒介系统，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邵培仁教授曾提倡要树立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资源观。他认为，不这样就会破坏媒介的生态资源，进而危害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最终也使媒介失去了自身的奋斗目标和用来与社会进行交换的资源。[22]

芒福德在他的颇有争议的“庞大机器”理论也提到媒介生态的观念问题。“现代的权力国家实际上仅仅只是古代“庞大机器”政权——军队系统的升级和放大而已，只是一部完全由人组成的劳动机器而已，只是组织人力去修筑金字塔的埃及法老而已”。芒福德指出古代与现代庞大机器最为重要共同特征是“隐藏在古代和现代庞大机器之下的意识形态是为了加强权力的规模与扩大控制范围，而毫不顾及生命的需要与意义”[23]。芒福德在他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反抗着这种意识形态。

在我国，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目前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还很模糊。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已经积累了一批成果，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借鉴和启发。但是，我们未必一定要走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路子，北美的研究思路与理念和我们之间有不小的差距，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媒介生态学研究正在探索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媒介市场正企盼着文明的媒介生态。童兵教授对我国媒介生态状况的改变充满了乐观：“随着入世后保护期的缩短，政府角色的逐步转换，中国新闻法制同国际法的接轨，受众对传媒需求的变化，一个文明的媒介生态和更为开放的传媒市场的新格局必将在人们的期盼中呈现。目前这种前景已端倪初现”[24]。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要有保护媒介生态的意识。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要以生态的观念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和研究。总之，媒介是条鱼，是有生命的东西，很神奇，也很脆弱。不是木头，不是石头，不是机器，不是工具，你记住了：媒介是条鱼！

注释：

[1]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5期。

[2]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新格局”，2003-1-6

[3]张立伟李之侠杨飚邓斌：“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

[4]Nystrom,C.(1973).Towardsascienceofmediaecology:Theformulationofintegratedconceptualparadigmsforthestudyofhumancommunicationsystems.Unpublisheddoctoraldissertation,NewYorkUnviersity.

[5]LanceStrateandCaseyManKongLum,LewisMumfordandEcologyofTechnics,TheNewJersey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ume8,Number1,Spring2000.

[6]R.达若著，张绅等译：《生态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1。

[7]Novak,F.G.,Jr.(Ed)(1995).LewisMumfordandPatrickGeddes:Thecorrespondence.London,EnglandLRoutledge.

[8]Mumford,L.(1934).Technicsandcivilization.NewYork,NY:Harcourt,Brace.

篇9

二、生态文明环境与传统环境下的外汇管理效果比较

由于我国经常项目已自由可兑换，目前我国主要的外汇管理限制集中在资本项下，这种半开放式的外汇管理制度让不少不愿与繁多审批限制打交道的资本项下跨境资金借道经常项目流动，所以本文以资本项下跨境资金管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一）对个人境外投资的监管短板目前我国外汇管理制度中只允许了境内机构的境外投资行为，未放开个人境外投资行为，但在实际操作中个人可以通过签订阴阳合同的方式实现个人境外投资。如境内个人（境内股权转让者）与外方（境外股权受让者）签订一份以外汇现汇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阳合同用于行政审批，私下双方再签订一份以境外股权置换境内股权的方式支付境内股权对价款的阴合同的方式实现境内个人的境外投资。外汇局在发现阴阳合同时会由于如下法律漏洞无法对行为人实施相应的处罚。一是定性难。以现汇支付的股权转让外汇变更登记实际上为事前登记，即在企业转股支付对价前到外汇局办理变更登记获得收付汇额度后，方能到外汇指定银行进行股权支付对价款的收付汇。外汇局在为企业办理变更登记时只对企业提供的材料做表面上的真实性审核，无法确定之后的实际交易方式是否为现汇交易。只要企业提供的变更事项批文和批准证书确为上游主管部门颁发，外汇局就可以为企业办理变更登记业务。中外双方又以换股的方式绕过了银行对实际交易与登记备案一致性的监管环节，使得外汇局无法获取企业支付对价行为与在外汇局登记备案不一致的证据，因此无法以虚假登记为名对公司违规行为定性，只能定性为企业未完成实际支付或未办理出资确认。同时由于外汇管理法规没有明确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出资确认登记办理时限，虽然企业财务上已确认股权变动，外汇局也无法以未办理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出资确认登记为名对公司进行违规定性，只能敦促企业补办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出资确认登记，但企业实际上无法提供现汇支付证明材料，无法办理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出资确认登记业务。二是处罚难。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境内机构、境内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或者从事境外有价证券、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国家规定需要事先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备案的，应当在外汇登记前办理批准或者备案手续。”但中外双方可以私下股权置换方式绕过商务部门和外汇局审批环节，使原中方完成了个人境外投资行为。原中方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但由于外汇局难以联系上已脱离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原中方股东本人，所以无法对其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或者立案处罚成本过高。三是无法对后续的违规行为实施有效制止。在被发现违规行为后企业会为避免违规处罚而执行阳合同，即从境外汇入外汇现汇以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然后再到外汇局办理“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出资确认登记”业务。具体是为配合阳合同的执行以走账方式从境外汇入股权对价款给原中方，再通过其他绕开外汇局的方式将从境外汇入的资金再汇出境外。上述做法导致中外双方因执行阳合同从而符合外汇局表面真实性的审核后不得不违规汇出资金。以规范境外投资者境内投资为目的外汇管理法规未能及时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反而催生后续违规行为，与立法者的初衷完全背离。上述类型的案例在监管实践中不在少数，影响了外汇管理政策的执行效果。如果我们形成了外汇管理生态文明，这种情况在外汇管理生态文明的环境下发生的机率将会大大减少。因为在生态文明状态下，人人重视自身的信用记录，不仅注重行为带来的短期后果，更注重行为带来的长期效应。在经济生态文明状态下，微观经济体经过长期的试错经历，总结出只有保持自身良好的信用级别，并且只与信用良好的其他微观经济体进行交易时，交易成本最低。所以外汇管理生态文明状态中的主体不会因眼前的短期利益而轻意做出影响今后交易成本的不良行为，微观经济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觉遵守规则。而在外汇管理生态文明中的监管者也因为有征信机制的帮助而无需花大量的成本在对违规者的定罪和处罚上，监管成本也因此降至最低。监管者只是起到对经济运行的观测者、秩序维护者和经济突发事件的“消防员”的作用。

（二）对资本项下跨境资金借道经常项目的监管短板在中国当前这种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的“半开放”式外汇管理现状下，资本项下资金借道经常项目流出入境内的情况对监管者来说是防不胜防。以利润汇回方式支付先行回收投资协议中的固定回报就是其中一种资本项目资金借道经常项目跨境流出的一类例子。但外汇局对这类案例也由于如下法律难点而无法实施有效管理。一是法规重叠造成法规漏洞。该类案件汇出资金既是先行回收投资资金，又是利润汇出资金，两者在形式上有独立的外汇管理规则，但具体适用法条在内涵上有重叠之处。2005年颁布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审批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28号，以下简称《审批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先行回收投资，是指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的外国合作者按照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的约定，以分取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形成的资金以及其他方式，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其投资的行为。”即判定是否为先行回收投资除回收资金的形式外，更重要的是是否存在先行回收投资的行为，案件中虽是以税后利润方式汇出，但其性质已属于先行回收投资。2008年资本项目业务操作规程要求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国投资者先行回收投资购付汇需经外汇局核准后方能在银行办理。但根据《关于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利润、股息、红利汇出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1998］29号）文件精神，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汇出可直接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无需经外汇局的核准。此类案件中的合作公司正是利用了利润汇出直接在银行办理了资金汇出的政策，以合法形式回避了先行回收投资购付汇核准审批程序。二是追究难。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检查处理违反外汇管理行为办案程序>的通知》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违反外汇管理行为，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反外汇管理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外汇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本条前两款中的“发现”是指，“由外汇局发现的，以制作立案报告、事实确认书或者调查笔录等时间中最早记录的时间为准；由其他机关移送的，以该机关发现的时间为准；向外汇局举报的，以外汇局收到举报的时间为准。”在此类案件中的当事人公司均是以利润分配方式执行先行回收投资协议，并且企业每年都有足够的利润用于分配，所以外汇局难以发现该企业的先行回收投资行为。三是部门间法及新旧法衔接不到位导致难处罚。在2008年版的资本项目业务操作规程中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国投资者先行回收投资购付汇”业务的法规依据之一是《审批办法》，其第九条提到财政机关审批的先行回收投资应在批准后将其批复及合作企业和外国投资者报送的承诺函抄送同级外汇主管部门，但在法规依据列表中唯一列明的外汇管理文件《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3］30号）并没有对企业先行回收投资购付汇需经外汇局核准及审核所需主管部门的相关批复等要求，部门间法规无法衔接。虽然操作规程中明确先行回收投资购付汇需要外汇局核准，但由于业务操作规程只能算作外汇局内部操作依据，不能用于对外处罚文件依据，因此无法依此实施处罚。新法规《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2012］59号）第六条第一款明确了企业需在银行办理先行回收购付汇前在外汇局的业务系统中有相应的登记信息，从而解决了法规等级和对外效力问题。但59号文件只对2012年12月17日之后发生的业务有效，对之前已发生的业务不具追溯力，又形成了新旧法规的衔接空档。本文认为上述案例中法律难点是由于法条过时造成的。首先，过去国家为了维护经济利益的分配合理性，防止当时国内一些人为了引外资而签下不平等的利润分配合约，在《审批办法》中对固定回报进行了人为限制。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议价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中国人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毫无话语权的“矮子”，而是以平等身份与外国投资者进行公平交易。所以《审批办法》中对固定回报的规定也已不合时宜。其次，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合同生效的三个实质要件：一是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能力；二是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三是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案例中中外方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达成以税后利润的方式进行固定回报，一是合同是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签定，二是以税后利润方式进行固定回报既没有损害其他第三人利益，也没有损害国家或公共利益。但由于《审批办法》规定固定回报需经财政部门审批，而案中的固定回报合同并没有经财政部门审批，使得合同违法。在外汇管理生态文明下，这种由于法条内容过时而导致的法律尴尬是不存在的。因为外汇管理制度是与经济发展阶段保持一致，并遵循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来制定和修订的。同时外汇管理内容也会充分考虑到“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准则，以“便利投资化”为原则，外汇管理仅对恶意投资行为、虚假投资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等行为进行监管，外汇管理当局仅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失效时充当“消防员”角色。

三、构建外汇管理生态文明

从对上节中的案例分析，可以总结出外汇管理生态文明形成的条件是：一是有健全的信用制度和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尊重“人性“的法律制度。二是微观经济体通过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学习和反思，已形成了自觉、自律遵守法律规则，注重维护自身信用，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认识到只有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才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三是监管当局只是经济运行的观测者和经济信息提供者、秩序维护者和经济突发事件的“消防员”。正如本文在“第二部分生态的重要性”一节中提到的“生态系统结构越复杂，能量流和物质流循环的途径越多，其调节能力或者抵抗外力影响的能力就越强。反之，结构越简单，生态系统维持平衡的能力就越弱。”构建自我调节能力和抵抗外力影响能力较强的外汇管理生态系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或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所以外汇管理生态文明的实现也需要几代管理当局去一点点的勾画和构建。现阶段，在易纲局长提出的外汇管理“五个转变”的改革思路下，在继续做好外汇监管系统开发的前提下，外汇局需要与人民银行的征信制度管理系统联合，先解决外汇管理生态环境构建制度层面的事情，将生态环境硬件做好。对于外汇管理者的管理职能转变和管理手段的改革则需要在制度的完善中逐步的实现。基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构建外汇管理生态文明应从中长期目标考虑：

篇10

近年来，与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与生态危机的深入反省密切相关，中国哲学的“生态意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应当从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的角度加强总体性的思考。这里所谓“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模式”则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

由于人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会动物，一个文化系统的文化生态必然涉及到人与终极实在、人与自然宇宙、个人与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方面构成了特定文化系统的基本存在形态，亦即文化生态模式的基本“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

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中国哲学看待天地宇宙以及万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觉地把天地宇宙以及万物均看作是类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这在作为中国哲学之思想源头的《周易》哲学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构起了一个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万物”、“范围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贯之的机体网络系统。沿着《周易》哲学所开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以生命典范贯通天地万物的世界图式，从而形成了“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论”。在这一世界图式中，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既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它们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构成了万物的存在根源，同时也是贯通万物的内在本性。以生命体存在的万物统领于“道”或“天道”，共同构成了充满生机的大化流行。

在这一图式中，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强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万物的。《周易》哲学从两方面突显了天地万物对人的内在性。其一，天地万物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确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显然是把天地万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价值之源，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结果。这从《系辞》“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论断中即可清楚地见出：“生”不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态，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为人类提供了价值的源头。由此，《周易》开启了后儒以“生”释“仁”，将人之本质属性与天地之德相联系，以为之确立形上根据的基本精神方向。与此同时，人作为大宇长宙中唯一具有灵明者，又不是完全类同于其他万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种特殊使命，即只有通过人的存在而不仅更为充分地实现天地之道，而且使之发扬光大。《中庸》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言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人虽有着与其他万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归根结底依然是为了实现天地万物自身本有的内在价值。

立足于“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的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

追求和谐是中国哲学中包括《周易》哲学、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对普遍和谐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这一理论意向经后儒的不断发明推广而成为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明确地表示，建立在“中”这一天下之大本基础上的“和”是天下之达道，人能够达致天下之达道，则可以使天地万物达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学中“和谐”与“生生”又是紧密相连的。扩而大之，亦可以说，“生生”与“和谐”的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

篇11

菊芋（Helianthustubeuosus），别名洋姜、鬼子姜，原产北美，是菊科向日葵属多年生草本植物。菊芋地下形成块茎，其根系特别发达，抗旱、耐寒、适应性广，几乎没有虫害、抗病性强，非常适宜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推广种植，是保持水土和防风固沙的优良作物。菊芋是生产绿色食品的优质原料，可加工成菊粉、低聚果糖和超高果糖浆等，是当今保健食品和全新多功能食品的优质配料，还可生食、炒食、煮食或切片油炸，腌制成酱菜或制成菊芋脯。菊糖发酵后能制成酒精，被称为绿色石油。菊芋的地下块茎和地上茎叶可制作饲料，因而菊芋种植还可与发展养殖业相结合。菊芋在全国各地均有栽培，一般产量37.5～75.0t/hm2。甘肃省定西市菊芋年种植面积已达0.13万公顷以上，并已建成了年生产量2000t的菊粉加工生产线，初步形成了产业化生产格局。

1菊芋的生态适应性

1.1适应性广

菊芋耐寒、耐旱能力特别强，块茎只要不露出地面，在-40℃可安全过冬，第2年春可正常发芽。菊芋有惊人的抗旱能力，适宜在北方旱作农业区种植，在缺水干旱的荒漠中亦能正常生长。

1.2繁殖能力强

菊芋一次播种可多年生长，并且每年以20倍的速度扩繁。但菊芋的块茎应每年进行采收，以提高产量。

1.3生产管理简单

由于菊芋自身的特性，若不追求产量，一次播种就可以多年生长，治理荒漠时可采取此办法。要大幅度提高菊芋产量，应多施有机肥和钾肥。

1.4能保持水土

菊芋的根系特别发达，每株有上百根长达0.5～2.0m的根系，可深深地扎在土中，能保持地表层的水土，有效防止地表水土流失；同时，菊芋的茎叶茂密，能防止雨水对地表的直接冲刷，是保持水土的优良作物。

1.5抗风沙能力强

荒漠地区风沙大、干燥，沙土流动性强，而菊芋能从很深的沙土中顶出地面，只要覆盖沙土不超过50cm，就可以正常发芽。菊芋茎杆较高，枝叶可形成防护林，加上其根系发达，固定沙土效果十分显著。

2栽培技术

2.1茬口选择

菊芋的前茬以小麦、豆类、玉米、蔬菜茬为好，虽可连种连收，但重茬种植的必须施用大量有机肥，才能保证产量。据大面积栽培经验，连栽2～3年后，会因土壤中某些营养元素缺乏而影响产量。

2.2土壤处理

菊芋播种前应结合施基肥深翻土壤，施有机肥45～75t/hm2，配合使用生物有机肥，并按N∶P2O5∶K2O=1∶0.75∶0.75的比例施入化肥，深翻入土。

2.3种薯选择

菊芋用块茎进行无性繁殖。因块茎表皮无栓皮组织，在空气中易失水而降低发芽率，并易感染腐烂。因此，要选用新鲜块茎。应选用30～50g左右的整薯播种，用种量约900kg/hm2左右。

2.4播种时间

秋播应在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进行。菊芋秋播比春播出苗早，结薯提早15d左右，且薯块大，产量能提高12%。春季播种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为宜。

2.5播种密度

菊芋的播种密度为行距60cm，株距37～40cm左右，保苗4.2～4.5万株/hm2。粘土播种深度宜浅，为5～8cm；沙土宜深，约8～10cm。

2.6查苗补苗

菊芋出苗后，要及时补苗，结合补苗进行1次除草。

2.7中耕除草

一般播后30～40d中耕松土，深度6cm左右，结合中耕进行除草。第2次中耕在现蕾以前，结合除草进行，为块茎生长发育创造良好条件。

2.8水肥管理

篇12

在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世界所追求的目标时，建筑行业也在关注能源以及环保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中国，建筑能耗目前占国民经济总能耗的25％左右，且呈递增趋势，因此开展建筑节能工作有巨大潜力。建筑能耗不仅仅影响国家能源供应，而且能源使用效率的高低还影响环境，例如据有关测试[1]表明：在城市内建筑四周挂满分体式空调时，将造成局部“热岛”现象，空调机的运行能效比COP显著下降，建筑周围热环境也被严重恶化。也就说，建筑节能和居住环境是两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问题。

随着人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快速提高，建筑能耗以更高的速度增加，例如冬季供热地区正迅速南扩，而北方地区空调器拥有量也迅速增加。建筑物寿命一般较长，建筑节能改造难度很大，因此在设计之初便考虑建筑能耗与环境影响便显得至关重要。而我国广大地区、不同气候、不同类型的建筑节能不是依靠墙体保温等措施就可以解决的[2]，更需要从建筑设计到建筑细布构造处理以及环境控制设备及系统等各种技术的集成来解决。

另一方面，建筑环境特别是居住环境质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居住区内的空气质量、办公或居室内的空气品质、噪声水平以及交通状况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也注意到这一现象，相继推出了以“绿色”、“生态”为宣传点的建设项目，但真正的“绿色生态”建筑或住区不仅仅是依靠多绿化就能解决的，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建筑物理环境中综合因素的影响，包括声、光、气流、热、能耗等诸多方面。

利用信息技术，以计算机模拟为主要手段，从建筑声学、光学、气流、微气候、空气品质、能耗等角度，对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全面的评价，不仅有助于房地产开发商提高建设水平、增强项目市场竞争力，也有助于提高普通消费者的生态意识、节能意识和环保意识，对于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简要介绍由清华大学提出的建筑生态环境与节能效果综合评价的方法、策略等，并通过实例介绍了具体的评价内容，以期为我国实施建筑“星级”评价标准进行有益的探索。

2评价系统简介

2.1国外经验

关于建筑节能的评价，国外已经有了一些已经成熟并在实施的规范，并且有相应的标准模拟软件来评价建筑的节能状况以保证规范的实施。在美国有“节能之星”标准（EnergyStar），这个标准实施已经有10年了。它比美国“标准能源法案”（ModelenergyCode）要求更加节能30％。通过这套标准的实施，在不增加初投资的前提下可以节省30~50%能源消耗，可以节省50％的建造时间。也是因为有了这套标准，可以创造出激励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节能技术和建材发明的氛围。由于这套标准针对美国某地区而专门制订的，因此在美国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标准，例如Title-24标准主要在加州实施。

芬兰建立了一套叫做“能耗认证系统”的标准（EnergyCertificationSystem）。在香港也通过授予“建筑认证证书”（BuildingPass）的方式来对建筑的能耗情况进行规范。俄罗斯在莫斯科也实行了一种叫做“能耗护照”（EnergyPassport）的建筑节能规范。它包括一套新的节能标准MGSN，希望能够控制建筑设计、建造以及运行的质量，而且它可以为节能建筑提供潜在的购买者等信息，从而来促进节能建筑的良性发展。这些规范中都没有包括环境质量的评价内容，然而实际上节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环境水平，减少污染排放，从而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所以完整的建筑生态环境与节能评价标准中应将环境质量的评价纳入其中。

2.2主要内容

建筑生态环境和节能效果评价系统是对建筑生态环境进行综合分析，从技术、经济、环境、能源及社会等角度给予研究，从而对建筑环境给出客观的评价和可行的建议。建筑生态环境的评价系统涉及内容广泛，包括小区规划评价、建筑单体评价、环境控制系统方案评价等等；牵涉到的关键技术较多，如建筑热环境模拟、计算流体力学（CFD），建筑日照分析与采光技术，噪声控制以及建筑材料技术等。这些内容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交叉形成了建筑生态环境评价系统的技术核心。

开发成熟的软件系统实施建筑生态环境评价方法的基础。在我国形成可实施的评价系统，最终可能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开发一套可以广泛运用的评价建筑生态与节能效果的软件平台，并形成相应的激励、保障实施措施，从而形成体系。

2.3评价方法

一个重要的工作是研究住区生态与节能效果评价指标，以及如何从模块化软件的模拟仿真结果中提炼出能充分反映建筑生态环境、能耗特征的评价参数，从而建立一套可操作的建筑环境评价软件平台的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可采用的是模拟其运行状况的方法。这个方法有两个层次的标准，首先对于规划设计层次来说，可以通过模拟其日照、噪声、空气流场以及微气候等，对其规划和建筑设计直接进行评价。第二个层次，对于节能效果，需要对其进行全年模拟分析，而不是仅仅依靠稳态计算或者是设计计算，从而给出节能效果星级评价等级。这两个层次应该是必须同时满足的。

2.4评价策略

对于评价策略，可以分两步：一、在房屋建造之前，运用评价软件对规划和设计图纸进行模拟，给出相应审核评价（Plansreview）；二、在建造完成之后，对建筑进行实地抽查考核，以确定建造是否与审核后的图纸相一致，如果是一致的，可相应授予一定的环境和节能效果星级等级。

2.5系统特点

归纳起来，这一评价系统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a、清晰明了，易于理解与实施

b、相对灵活，可允许通过不同的手段达到相同的环境和节能效果；；

c、数据丰富且准确，能给予用户和房地产开发商明确的结论和指导依据；

d、激励机制完善，可操作。

3评价实例

以下通过实例，简要介绍建筑生态环境与节能效果综合评价的主要内容。

3.1居住小区声环境

某居住小区位于北京东四环路东侧，距四环路约400m，被现状住宅区和规划的城市干道分成东、西两区。小区总面积26公顷，容积率2.0，户型以一梯两户或三户的高层、小高层单元(11~18层)组成的板楼为主，边角处辅以一梯四户或六户的点式高层（14~18层），板楼前后间距40至60m。小区的周边环境好，交通便捷，但是随着小区及周边道路、用地建设的完善，过境交通量可能会增大，小区的安静可能会受到干扰，为此业主要求进行声环境评价。

经现场实测，图中的三个主要带状噪声源可能影响到居住小区声环境，为此分别进行了模拟分析。

3.2建筑群空气流场分析

仍以前述居住小区为例，这种高层建筑、多层建筑混合存在的小区，其建筑群内部的空气流动情况对其微气候有着重要的影响，局部风速太大可能对人们的生活、行动造成不便，也有可能在某些地方形成旋涡和死角，不利于室内的自然通风。因此，业主提出在规划设计阶段预测居住小区内的空气流动状况，以对小区内微气候作出合理的评价。

图3—建筑群空气流场分析

上图给出了该居住小区在北京冬季典型工况（北风，风速5m/s）下，1m水平高度上的空气流速分布图，暖色调表示风速高。原本业主担心在建筑群中部的南北大通道上会有较强的气流，但由于建筑布局比较合理，模拟分析显示在这一大通道区域内风速基本小于1.2m/s，适于居民走动、生活。倒是在建筑群的一些其他局部发现，由于绕流等的影响会形成局部气流过强，笔者对此也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值得说明的是，此分析结果可以多媒体三维动画显示，效果更加逼真。

3.3建筑群日照分析

当现代建筑越来越密集，从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穿过的一缕阳光显得弥足珍贵，因此建筑群日照分析被越来越重视，人们不满足于冬至日一小时日射这样的要求，而更关心在周围建筑物遮挡和建筑物自身遮挡的情况下，究竟自己等实实在在接受多少阳光。下图给出某建筑群在夏季清晨的日照与遮挡状况，而利用多媒体技术的三维动画效果可将分析结果表现得更加逼真。

图5—建筑群日照分析

3.4居住小区微气候与热环境分析评价

居住小区微气候与热环境的评价内容，主要是考察人们在室外生活时切身感受到的诸如室外温度、湿度、太阳辐射、气流组织和绿化状况等微气候参数。其中温度作为人们感受居住环境好坏的主要参数，对评价小区热环境至关重要，也是影响人们在室外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它同时综合反映了诸如小区的太阳辐射及绿化状况等其它因素的作用，也是就目前的技术手段而言相对较容易进行预测和比较的热环境参数。

值得指出的是，即便是同一个地区的气候情况也并不是处处相同的。“城市热岛”现象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城市化对气温影响的最突出特征，显著反映了由于城市化的结果使得城市气温与郊区或其它地区气温的不同，并将给城市居民的工作生活带来深刻影响。一般说来，认为某个区域的实际气温是由基础气温、太阳辐射、长波辐射的线性叠加得到的。区域地貌、建筑密度、建筑材料、建筑布局、绿地率等因素决定了区域温度。即：M(I,t,x)=C(I,t,x)+L(I,t,x)+E(I,t,x)

其中M是区域气温,C是基础气温,L是局地地貌,E是城市化程度,I是天气状况,t是时间,x是地点。具体来说，在建筑群集地区，小区不同地方的温度环境在受相邻位置的建筑的材料结构和布局、小区的下垫面（如沙土或水泥路面）、绿化情况（包括水景布置）、以及交通和家电等人为排热因素的影响下，可能使得局地气温出现热岛或冷岛、以及滞后或提前等现象。

结合建筑群空气流动分析，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预测居住小区不同位置小范围内的逐时气温，同时进行比较并给出评价；所得结果既可供居民选择适合个人习惯的工作生活环境提出参考意见，同时也能为改善居住小区热环境指明方向。

下图是某居住小区中不同位置的“热岛强度”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居住小区内热岛强度小，温度适宜，利于人们的室外活动以及室内持续进行自然通风，温度环境令人满意。其中的原因在于居住小区建筑布局合理，建筑间距选择合适（天空视角系数较高而利于长波辐射冷却）；且集中绿地多，绿化好，并或多或少地采用了人工水景布置（使得其与空气的热湿交换加强，有效地降低了空气的温度）。值得一提的是，环境最好的区域均为小区居民日常生活、起居、休憩、娱乐等活动的主要场所，该区域内的健康适宜的温度环境将极大地利于居民的室内外的生活质量的提高。

图6—居住小区微气候与热环境分析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