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扶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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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低迷的海外消费市场，坚定地走“内生性循环”之路，充分利用内销市场，是中国服装自主品牌的必然选择。目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市场环境消费理念都为本土意识和自主品牌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于中国服装自主品牌而言，成为难得的历史机遇。人口基数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人口基数巨大，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例如，服装内销规模已从2005年的近7000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超过1.4万亿元，为服装自主品牌发展增量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受到人口基数庞大，以及增长迅猛影响，今后10年内中国中产阶级人口亦将进入世界前列。据有关资料，预计未来25年，在经济崛起强大驱动之下，中国中产阶级队伍亦会迅速壮大。据有关资料，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级数量将达到7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各国经验表明，中产阶级历来是消费主力军。中国中产阶级人口的壮大，逐步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群体，这就意味着商品消费能力的广阔增长空间。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提升品牌消费水平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提高生活水平转变生活方式是居民生活的新常态，这也为服装自主品牌创造了潜力巨大的市场空间。以衣着消费为例，2001年到2010年，中国居民衣着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4.64%，超过期间GDP年均增长10.66%的水平。而上世纪80年代，衣着增长速度为5.95%，远低于GDP9.31%的增长速度；90年代，衣着年均增长6.43%，也低于GDP10.27%的增长速度。可以预期，品牌消费将成为服装市场消费的主流模式，消费者与品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市场需求的多元化也将催生新的品牌发展空间和新的品牌形式。多样化的市场结构形成新的市场基础我国幅员辽阔，目前地域发展并不均衡，形成了消费格局与消费文化的差异化。广阔的区域多样化的市场形式差异化的消费需求，为服装自主品牌构筑了稳固的市场基础，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首先，中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与深入，一方面打开了区域差别带来的新的巨大消费空间，另一方面也加速减小了地域之间的消费文化差异。其次，另一个趋势更加明显：在城市化进程中，“80后”，特别是“90后”新生代迅速成长，将大大缩小城乡消费差别，也逐步成为消费主流，这势必加速未来服装自主品牌发展进程与方向，或将成为改变服装自主品牌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为自主品牌带来新契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努力在全球范围内营造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形象，这将给服装自主品牌带来巨大变化，并将成为崛起的契机。同时，国内消费者的中国意识开始觉醒。例如，大型文化体育活动上的志愿者服装，都呈现出了鲜明中国元素和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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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的一些贫困地区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而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短暂性的输血式发展”、“旅游收益未能真正流向贫困人口”等问题。因此，国家为解决旅游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在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以规范各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工作，本文将以重庆市彭水县为例进行论证分析，探讨是否符合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工作。

一、重庆彭水县实施旅游扶贫的可行性分析

（一）旅游区位的优越性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重庆市东南部，生物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悠久，早在巴国建立之前，这里就诞育了“盐丹文明”，奠定了黔中文化的基础。如今彭水在拥有阿依河、乌江画廊、蚩尤九黎城、摩围山、鞍子苗寨、郁山古镇等精品旅游景区的同时，区域内交通便捷，作为重庆“一圈两翼”的东南门户，形成了以公路、铁路、水运为主的旅游综合交通枢纽；并且它也是武隆仙女山――黔江小南海――酉阳桃花源精品旅游线路的必经之地，旅游区位十分优越。这便为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优越的旅游区位因素。

（二）旅游资源的推动性

彭水县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旅游资源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旅游资源。一方面，彭水县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孕育了丰富多样的自然旅游资源，据完全统计，包括2处4A级风景名胜区，2处3A级旅游景区和多个精品旅游古镇；另一方面，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分布着苗族、土家族和回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包括鞍子苗寨、蚩尤九黎城、阿依河著名旅游景点，创造了苗族万人采花山节、土家族哭嫁等文化旅游活动。彭水旅游资源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吸引力强的特点，有利于推动旅游精准扶贫活动的开展。

（三）经济发展的紧迫性

彭水县是集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为一体的地区，2016年GDP产值达到1286858万元，比上年增长10.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上年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0.8%。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步优化和城镇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相应的带动了消费支出增加和地区市场繁荣，尤其是生产生活资料、日消费品和旅游服务等出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同时彭水作为国家级贫困县之一，GDP产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从侧面表明了该区域贫困人口数量较大、贫困程度较深等问题，更凸显出了旅游精准扶贫的紧迫性。

（四）生态环境的保护性

区域内生态环境脆弱，地势坡度较陡，耕地中坡度>25度的耕地所占比例较大，且人均耕地少，适合农牧的土地产出低。由于受亚热带季风气候控制，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易导致干旱、洪涝、泥石流和滑坡等自然灾害。长此以往形成了水土流失、土壤贫瘠和人地矛盾尖锐等现象，给本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阻力，这就必然要求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要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相契合。

二、彭水h旅游扶贫实施建议

（一）转变观念做好扶贫目标识别

旅游精准扶贫关键在于精准，这就要求彭水县政府及工作人员摒弃传统的扶贫观念，树立精准扶贫理念。首先，切实做好扶贫目标的识别，真正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要清晰地认识到旅游精准扶贫是对传统旅游扶贫的深化和提升，是对以往扶贫经验的总结和借鉴。其次，政府应做到由以往的“输血式救济扶贫”向“造血式可持续扶贫”方式的转变，增强自身脱贫“造血”能力，切实将旅游与扶贫有效结合起来，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积极引导贫困乡村农民参与旅游业的发展，促使其从旅游发展中充分获益，真正实现自身的脱贫与发展。

（二）多元扶贫建立新型管理体系

针对彭水县旅游扶贫主体单一的情况，应积极建立多元化的旅游扶贫体系，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旅游扶贫开发，构建社会扶贫系统，形成以政府为主导、部门联动、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旅游扶贫新格局。首先，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彭水县政府可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扶持贫困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并实现政府部门联动的新局面，如旅游部门与住建部门合作，建设一批旅游名镇等。其次，动员相关企业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来，通过旅游扶贫规划引导，鼓励社会企业参与扶贫开发；最后，通过政策和资金引导等方式，调动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中的自我帮扶。

（三）因地制宜打造民族特色旅游产品

彭水县是一个典型的苗乡县城，境内居民以苗族为主，因此当地政府在旅游扶贫活动中，可以利用绚丽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通过开展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民族服饰、工艺品、饮食和歌舞等特色旅游产品的形式，实现当地居民通过开展旅游业而受益，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逐步形成以市场带动、景区带动、民族村寨旅游带动的旅游扶贫新模式。

（四）完善监督坚持实事求的理念

加强对旅游扶贫的监督管理是旅游扶贫取得成功的保障，因此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旅游扶贫管理体制。彭水县政府作为扶贫主体，有权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管理、贫困目标的识别和对贫困人口的倾向性政策等，进行旅游扶贫监督管理，严格防止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开发企业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忽视实事求是。其次， 建立扶贫动态监督机制，加强对扶贫目标、项目、资源和扶贫效果的实时监督，为旅游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实施、修改和调整提供依据。

三、彭水县开展旅游精准扶贫的意义

（一）立足实际，形成全新模式

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有利于转变彭水经济发展方式，由以往依靠工业、航运业拉动经济发展向旅游拉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武隆银盘水电站的兴建、区域交通网络的联通和交通方式的革新，导致彭水航运业衰落和消亡，从而严重影响了彭水经济的发展。当地政府在立足于本地贫困人口众多、旅游资源丰富的实际情况基础上，提出“将旅游业作为全县第一支柱产业”的发展方式，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大力发展旅游业，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从而开拓出了一条“旅游兴县”的新路子。

（二）推动经济，减少贫困人口

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战略，有利于提高彭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减少地区贫困人口数量，它已然成为当地政府开展扶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容。在2016年全年彭水县第三产业增长8.5%，对经济贡献率达到了45.6%，三大产业结构比由上年的19.1： 42.1： 38.8调整为19.6：39.0： 41.4。同时，全年全县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219元，比上年增长11.6%，贫困人口数量下降16%，可以明显看出，旅游精准扶贫在地区减贫工作中的巨大作用。

（三）规避风险，不做旅游飞地

旅游飞地是指旅游业发展对其经济的带动作用较小，旅游者仅在旅游目的地从事游览活动，食、住、娱、购等均在外地进行的旅游现象。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有利于彭水避免成为旅游飞地：首先是因为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意味着政府和参与企业，会承担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义务，进行旅游基础设施和其他辅硬件的完善，包括景区、酒店、交通线路等，为旅游者提供一个舒适的旅游环境和便捷的旅游交通服务等，增加游客游玩兴趣；其次，通过实施旅游精准扶贫，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旅游产品、合理规划当地旅游线路，可以增加当地旅游资源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以达到延长旅游者游玩时间或者停留当地的目的，从而避免成为旅游飞地。

（四）促进教育，提高综合素质

在正确的开发方式和旅游资源丰富的前提下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必然会取得成功，进而在带动彭水经济的整体发展的同时，也会促进彭水的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首先，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当地财政资金的充裕，这就为完善教育基础设施、改善教学环境和教师待遇提供了条件，以利于更好的开展教学活动；其次，旅游活动在本质上属于人类的迁移活动，伴随人类迁移的还有先进的文化理念、知识以及良好的道德素质，因此开展旅游活动有利于当地居民接收外来先进文化，提高自身素质；最后，旅游活动的开展必然会影响到当地政府的相关决策和政策推行，其中包括教育政策。近年来彭水县教委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兴办职业教育，指导职业教育内容的整体改革，在保证基本科目学习的前提下，逐渐增加旅游教育等相关内容，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

（五）提供就业，实现效益统一

首先，旅游业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产业，它可以最大限度的吸收贫困人口就业，缓解贫困地区的就业压力；其次，旅游业是一个具有生态效益的产业，对生态环境污染较小，强调保护性发展，与国家提倡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相契合。因此，通过发展旅游业，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战略，有利于在降低环境压力的前提下，减少彭水当地的贫困人口数量和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进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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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生态移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少量的书籍中。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搜索，检索当前相关的学术论文。截至2012年10月，发现在期刊数据库中，以“生态移民”为关键词输入题名共有440篇相关文章，其中核心以上期刊共有145篇。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考虑到文章的代表性与权威性，又以这145篇论文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对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生态移民理论问题、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及社会文化问题三个方面。初步来看，理论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基本原则等问题；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扶贫、经济补偿、后续发展、安置政策、安置模式等问题；社会文化类问题主要包括社会整合、融合问题，思想文化变迁等问题。基于上述的分类方法，笔者对145篇论文进行了初步统计，来具体分析当前的研究内容。在统计过程中，由于部分论文与研究主题相关性不大，做删除处理。通过表1，可以发现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与社会文化问题的论文数量较多，两者之和超过95%。其中，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研究论文数量在当前来说是最多的。从研究论文的总体数量上来看也有一个趋势走向，在1993-2002这十年间，相关的论文数量并不多，只有8篇。但自从2004年以后，相关论文数量开始逐渐增多，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可以说生态移民问题研究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此，需要说明一下，在2004年7月30-31日，“生态移民：实践与经验”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此次会议就生态移民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虽然学术界还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是就建立事先评估机制及生态效益长远评价体系必要性等方面则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并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热烈的讨论。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增进了我国学术界对生态移民问题的关注。

二、基本概念等理论问题

当前，学术界对于生态移民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主要集中于定义、分类、必要性等问题研究。但对生态移民的相关内容进行梳理之后，发现上述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论，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

（一）生态移民的定义学术界对生态移民的定义说法存在很大差异。1.关注经济利益层面：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认为，生态移民是指由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们的短期或长期生存利益受到损害，从而迫使人们更换生活地点，调整生活方式的一种经济行为。[1]2.关注政府行政层面：刘学敏认为，生态移民就是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起来，形成新的村镇，在生态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3.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层面：包智明认为，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以及由此活动而产生的迁移人口。[3]4.关注的多目标性：方兵和彭志光认为，生态移民从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出发,既考虑移民能致富奔小康，又不能破坏迁入地近期和长远生态环境，同时保护迁入地原居民利益不受损害，是多目标移民。[4]的确，当前对生态移民的定义从不同的关注角度予以了各自的解读，但是，笔者认为就生态移民所应该关注的对象与性质来看，生态移民是“生态”+“移民”概念的结合，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态的变化或影响，其应具有的性质是生态性质的，移民应是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条件的。所以，笔者认为生态移民首要关注的问题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其定义也需要从生态环境保护为起点，作为生态移民的主要内容构成。在此，笔者同意包智明给出的定义，生态移民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者为了改善生态环境，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活动。

（二）生态移民的分类生态移民的分类方法很多，有关注移民的原因、移民的方式、自愿的程度、迁徙的规模、移民的社会融合情况等多种类型。1.从生态移民的迁徙原因来看：①生态环境破坏型，即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或崩溃，人类在其中难以继续生存下去，并且在短时间内生态环境也难以恢复，人类需要从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中迁徙出来。②生态环境改善型，在一定的区域内，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与破坏，生态环境在逐渐地退化或难以正常维持下去，需要通过迁徙当地的人口来减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使得生态环境能够逐渐好转。2.从生态移民的方式来看：①自发性的生态移民，指人类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短时间内的崩溃，难以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为了自身的利益与生存的需求，自发地从生态环境恶化区域迁徙出来，在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定居下来。②政府主导型，指生态移民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进行的，政府通过具体的政策与措施，进行有规划、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出于保护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等。当前，生态移民还是主要以政府主导型的生态移民为主，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生态移民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促进当地生态移民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但由此而生的各类问题也不断增加。3.从自愿的程度来看：①自愿性生态移民，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具有自愿选择的权利，能够自己决定迁徙或者不迁徙，一般来说，自愿性的生态移民主要还是在一些环境恶化程度不太严重或不是出于特定对象的保护的条件下进行。②非自愿性生态移民，出于保护特定的生态自然保护区或生态功能区，在政府行政权力等条件的要求下，区域内的人口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迁徙出去，移民往往没有自己是否迁徙的决定权，需要遵从相关的规范要求从该区域内迁徙出去。4.从生态移民后的社会融入与文化适应角度来看：①文化融合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与原先的相同或者一致，能够完全融合进去，不存在日常生产生活方面的障碍。这种形式主要体现在短距离的生态移民，或者某些特定的少数民族等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或宗教文化特征的群体中。②文化适应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文化方面与原先的存在差异但不排斥，生态移民需要在新的地域内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来予以调整，最后能够较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产生活中去。③文化排斥型模式，即生态移民作为一个外来的迁入者，往往难以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所信奉的宗教文化与价值观念具有极大的差异，形成了相互之间的文化排斥或文化对立，容易造成群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移民模式所造成的损失与代价是十分巨大的。除了以上的几种分类以外，有的学者根据迁移后的主导产业，把生态移民分为牧转农业型、舍饲养畜型、非农牧业型和产业无变化型等。[3]有的根据迁移距离，分为就地迁移（或近距离迁移）与异地迁移（或远距离迁移）。[5]关注不同的方面，提出不同移民类型。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从自身研究的关注角度来对生态移民进行分类，才能够建立一个分析的基础与平台，有助于形成一个研究框架与结构，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三）生态移民的必要性1.从扶贫与后续经济发展角度。生态移民能够帮助贫困地区的居民摆脱贫困，并在后续的产业发展与经济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如阿布力孜•玉素甫指出新疆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人们在继续生存问题上遇到了危机，扶贫工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几倍地投人也难以实现稳定脱贫。要改变目前这种落后的状况，较好的办法只有通过生态移民，把贫困人口从不适宜居住的地区转移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妥善安置，使其在新的环境中真正实现安居乐业，以及快速地解决温饱问题，提高生活水平。[6]正是通过生态移民的方式，能够帮助当地居民摆脱贫困，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能够在短期内脱贫致富。也有从后期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态移民的必要性：一方面，通过生态移民，可以帮助生态环境的恢复或保护，能够在当地形成较好的旅游观光资源，促进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从生态移民本身来说，迁入到资源条件与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利用当地的资源，结合相应的政策条件，可以帮助生态移民从事相应的农业、畜牧业等其他后续产业，克服经济上的障碍，增加自身的经济收入，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2.从保护生态环境角度。主张生态移民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避免生态环境遭到人类进一步的破坏，能够保持生态系统的自身稳定性与完整性。卿向阳认为，要实现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保护区设立终极目的，必须对现有的保护区管理系统实施调整与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资源保护特区，选择以城镇化为主要方式的保护区内就近生态移民，构建科学的自然保护区层次，形成政府（资源保护特区）与民族居民的资源保护利益共同体。[7]闫喜凤指出，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移民能有效保护生态功能区的森林资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更大的生态空间。[8]生态移民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正是从这个基本的要求出发，通过移民的方式来保护生态与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保护生态环境是以生态环境作为中心，从生态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可以看作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上文的扶贫与经济发展的角度。3.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生态移民不仅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也能够促进人类健康地发展，以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多的是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体现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朱儒顺，史俊宏从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类能够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对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进一步发展的思路：选择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发展的区域为移民点，移民过程中需要防止“政府悖论”，走开发型生态移民道路，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牧民转移,鼓励企业参与牧民转移，设立生态环境税和生态移民转移支付制度等。[9]李耀松等通过考察宁夏生态移民，指出宁夏生态移民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拓宽了农民致富的空间，恢复和保护了迁出地的生态环境，促进了民族团结。但依然需要完善宁夏移民法规政策体系、强化移民技能教育培训、把产业开发作为宁夏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无疑成为宁夏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10]

三、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

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涉及扶贫、反贫困，移民的补偿标准，移民后的产业发展问题，社会保障机制等问题。本文主要关注前三个问题。

（一）扶贫、反贫困问题当前，对于生态移民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的相关研究比较多，主要的论述集中于生态移民的扶贫效果上，有的生态移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的移民在迁徙之后却没有改善自身的贫困状况甚至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田朝晖等在论述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时，指出生态移民与反贫困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从制度设计上说，生态移民向来被视为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它可以通过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空间，突破制约生存发展的环境约束，从而达到改变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目的，所以生态移民对于摆脱因环境压力造成的基础性贫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状况并没有改变，因为三江源生态移民在移民之前就存在原生性的贫困。三江源生态移民在迁移前尚且可以从事畜牧业生产获得一定的收入，但是，他们在迁移之后，连通过放牧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都缺失了。所以，需要通过增加相应的生态移民救助机制来帮助移民克服贫困问题。[11]王永平等在考察了贵州的生态移民之后，指出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既是推动新时期贵州扶贫攻坚行之有效的途径，又是保护和恢复脆弱生态环境的重大战略举措。总结过去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功经验，在深入调研、摸清底数的基础上，2011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实施150万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作为从根本上解决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区位重要和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2]当然，对于扶贫与反贫困问题，仍然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例如在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资金还很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扶贫力度。西部地区的国债资金数量有限，不能完全满足各地全面实施的移民搬迁。需要不断争取多渠道来筹措资金，能够形成全社会扶贫开发的整体合力。[13]但不容否认，生态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部分原先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条件下的居民摆脱了贫困，在国家与政府相关的政策扶持下，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在移民之后，也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予以关注，能够从实际出发，考虑到移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移民克服各种困难，逐渐消除移民的贫困问题。

（二）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对于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表现，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各种各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补偿资金的数量不足，补偿的标准的确定随意性较大，移民实际享受到的补偿不到位等问题。具体来看，首先，当前我国很多的生态补偿与扶贫项目结合在一起，对补偿资金数量不足往往也容易造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这可以与上文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联系起来。对于资金不足可以分为几种情况，有的是政府的前期投入不足，难以满足移民最基本的生活成本。有的是由于生态移民的生存区域发生变化，对于其原居住地的生活成本难以满足其迁入地的成本要求等。其次，当前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确定的随意性较大。李媛媛在考察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过程中发现，相关部门不考虑移出地区和移入地区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生态移民补偿标准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相关的“移民补助金”标准缺乏依据。对于这种关系到移民能否“搬得出、稳得住”的问题，政策制定的随意性较大，不乏领导的拍脑门决定，致使生态移民行政补偿标准不足以弥补牧民的损失，能致富成为一句空话。[14]再次，当前很多生态移民所能享受的补偿并不到位。相关的经济补偿的信息公开制度还不健全，生态移民不了解相关的补偿政策文件，对补偿数额也一无所知。同时，移民补偿资金在下拨过程中经常被层层截留，相关利益部门都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获取自身利益，导致生态移民补偿资金难以全部到达移民手中。所以，提高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确保补偿金准确、及时到位，促进补偿金信息及时公开是当务之急。

（三）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发展模式，所形成的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也具有较大的差异。如马玉成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发展的研究，指出实施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安置区社会发育程度低，发展后续产业的空间和条件差；牧民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习惯，限制了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资源环境条件，限制了舍饲——半舍饲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化经营水平低。[15]李聚才等分析当前宁夏生态移民区肉牛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养殖户融资、贷款困难；环保意识淡，饲养环境差；产业链不健全，屠宰加工环节薄弱；农户饲养水平低，养殖效益不高。[16]赵宗利等对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考察，分析当前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面临着以下困境：安置区自然生态系统脆弱，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安置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化进程缓慢，移民就地转产乏力；教育滞后，商品经济意识淡薄，移民劳动力就地、异地转移狭窄；草原生态，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制约移民产业拓展。[17]张丽君、王菲分析了西部牧区生态移民后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迁入地的选择缺乏系统、缜密的实证研究，导致新的生态破坏；移民资金不足，移民的安置和生产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受限；后续产业发展滞后，对牧民生产方式转变后的适应性学习培训滞后。[18]但是，总的来说，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需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1.产业发展应适合当地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2.产业的推广应做好前期宣传、教育与培训工作；3.产业发展应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与保障机制；4.产业发展应具有市场空间与利润空间；5.产业发展需要与移民的民族、经济、文化等特点相符。

四、社会文化问题

生态移民迁入到一个新的环境，脱离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并没能很快地放弃传统生存模式和观念而融入新的环境中。因而，容易成为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新的社会群体。当前，生态移民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主要包括三个。

（一）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的适应问题张娟对三江源地区的藏族的生态移民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三江源地区的高寒、高山草场决定了生存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只能从事单一的，以游牧为主导的草原畜牧业经济，广袤的草原是其从事生产经营的基本环境。而搬迁后，牧民离开了草原，放弃了游牧，进入了城镇，实现了定居，并探索性的进行创业、立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缺乏积极性和相应的生产技术，生态移民面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环境，需要再社会化。[19]包智明、孟琳琳对内蒙古正蓝旗敖力克嘎查的生态移民生产方式进行分析之后，牧民从天然的放牧方式转换到了以奶牛的圈养方式，开始进行人工喂养。这种生产方式对奶牛的饲养技术要求比较高，对毫无经验的牧民来说，开始存在很多的不适应性。[20]生态移民过程中，由于在地理空间上发生了转移，移民所依赖的生产环境与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例，原是牧民身份的移民在迁入农耕区之后就难以从事种植业，缺乏耕地种植的技术，难以确保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同样，从农耕区迁徙到草原地区的居民，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掌握游牧的谋生方式。所以，对于生态移民尤其是跨区域的移民，需要在移民前对相应的居民进行生产技术的培训与教育，能够确保其掌握最基本的生产技术，以便能够支持自身基本生存要求。

（二）生活方式的适应问题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是一个特定群体关于衣、食、住、行等的综合性反映。扎陵湖乡生态移民一年四季在黄河源头的草山里过着游牧生活，他们虽然对城市和城市生活有着种种“想法”和“猜测”，但对城镇定居生活却没有“实质性兴趣”。例如，搬迁前，牧民衣有毛皮，食有牛羊肉，住有毡房帐篷，行有牦牛、马，这些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家庭畜牧业经济而实现自给自足。搬迁后，他们变卖了牲畜，失去了畜牧业经济的载体，衣、食、住、行的需求只能从市场的交换中满足。调查中，牧民R说“：现在我们根本不敢吃肉，肉贵的很，也喝不上牛奶了，出去干啥都要花钱，要是像以前一样，天天吃肉，喝牛奶，政府给的钱根本不够花啊。”由自给自足变为市场交换，牧民稳定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变数。生活习惯和方式的差异成为影响牧民适应性差的主要因素。[19]通过田晓娟对同心县生态移民的生活的调查研究之后，发现移民在生活支出、饮食结构、衣着消费、居住形式、交通通信等几个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之后，相应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能够很好地适应移民区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异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民族或区域传统文化的保留、继承和发扬，需要在生态移民社区管理、房屋规划过程中，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允许一些不愿意和不适合搬迁的人留在原居住地从事生产，为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生存和发展空间。[22]所以说，对于生活方式的适应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生态移民在进行迁移之后，在短时间内往往会存在着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有的移民可以适应相应的环境，但有的可能还难以适应下去，给自身的生活上造成了极大地影响。遇到此类情况，需要利用相应的政策机制与条件，来帮助移民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当地环境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可以分为思想观念上变化与文化变迁等问题来予以分别论述。生态移民过程首先是一个思想观念变迁的过程，移民原有的思想观念由于地域环境等特征往往具有其地方性的特色，而在新的环境之下会存在着不适应的状况。张娟在调查中发现，传统思想观念对于移民适应性也有着很强烈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财富观念影响移民资本积累，牧民以牛羊数量为财富的标志，并不像农耕民族一样有银行存款，缺乏资本积累意识；二是从业就业观念存在偏见。调查中许多牧民认为像清洁工、街道下水管道修理等社会服务性工作是“很丢人的事情”而不去做。这两个方面的直接负面影响是：使移民后续生产发展缺乏资金支撑，后续转产就业的选择渠道变窄，这种状况影响着移民对城镇生活的适应。[19]而文化变迁则是一个更复杂、更长久的过程。目前，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中道德和价值观的变迁基本上显现不出来。但是，由于他们现在直接面对着具有现代文化意义的城镇文化，一些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滋生和蔓延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断地冲击和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他们固守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与迁入地的道德价值观之间难免发生碰撞、摩擦、冲突，如果对其不加以正确引导，就有可能出现道德失范、价值失缺的形象，进而影响一方的社会稳定和发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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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网站.奖励推动生命教育绩优人员计划[EB/OL].http：//edu.tw/pages/detail.aspx？Node=1123&Page=22937&Index=3&WID=65cdb365-af62-48cc-99d9-f9e2646b5b70，2014-03-20.

[14]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网站. 奖助生命教育硕博士论文及期刊论文要点[EB/OL].http：//edu.tw/pages/detail.aspx？Node=1075&Page=26794&Index=3&WID=65cdb365-af62-48cc-99d9-f9e2646b5b70， 2015-03-25.

[15]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网站.补助学校办理生命教育特色校园文化实施计划[EB/OL].http：//edu.tw/pages/detail.aspx？Node=1123&Page=26522& Index=3&WID=65cdb365-af62-48cc-99d9-f9e2646b5b70，2015-02-26.

[16]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网站.生命教育里程碑――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生命教育中心揭牌[EB/OL].http：//edu.tw/pages/detail.aspx？Node=1088&Page=26770&Index=3&WID=65cdb365-af62-48cc-99d9-f9e2646b5b70，2015-03-23.

[17][21]钮则诚.从台湾生命教育到华人生命教育[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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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消费的研究，已有工作大致可从两条线索中追溯：一是从消费经济学的角度，二是从旅游科学研究中附带或从其他相邻科学角度所从事的专题研究。

1.从消费经济研究中产生的旅游消费研究成果

从消费经济角度探讨旅游消费问题，在我国是尹世杰教授最先敏锐地感觉其意义，并率先倡导的。还是在80年代初期，尹世杰教授就指导研究生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他也认为董辅＠①较早就具有旅游消费经济思想，主要是旅游资源价值问题和旅游资源开发保护问题的研究。实质上，在80年代就有从基本理论研究入手进行探讨的，如龚晓宽、宋维真的研究，但是总的说来未形成体系，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外，主要从消费文化的角度，涉及了旅游消费的研究，1994年底，由《消费经济》杂志社首先发起的消费文化的讨论中，就出现了许多观点，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旅游消费的研究，如尹世杰教授认为消费文化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人们精心创造的实物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消费行为；周淑莲等则认为与旅游密切相关的茶文化、酒文化、服饰文化等是消费文化在消费品上的表现，风俗、风格、地方特色等是在消费方式上的表现。这些认识，与国内国外旅游文化研究的范畴有十分类似之处，当然，也是各有侧重。值得指出的是，消费文化对旅游文化的较细致的研究也有成果，如梁琦对生态旅游消费的研究；近年来兴起的闲暇消费研究，也有不少涉及了旅游消费问题，如曹茉莉的工作；从旅游消费的分析入手进行部分预测的研究工作也有开端，如池进的工作。

2.从旅游科学进行的旅游消费研究的成果

从旅游科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消费现象，已有较多的成果。主要工作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旅游消费供给与旅游消费需求的研究。旅游消费供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地的规划和区域旅游开发两个方面，可以说近20年来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是最丰富多彩的，仅90年代以来从地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关论文就多达千余篇，论著和教材达30余部。据统计分析，1980～1993年旅游地理论文的63.6％为旅游资源与区域开发内容。旅游供给的研究有过以国内国外两种对象的研究，面向国外旅游市场的研究，如谢彦君的工作；面向国内的研究又有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和旅游资源非常优越的旅游地的开发研究，这是主要的；另一类是旅游资源不是很优越的旅游地的开发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希望的新研究领域，如许春晓的系列研究。从旅游科学角度研究旅游消费需求的专题论文较为缺乏，谢彦君作过国际旅游市场对中国旅游消费需求的研究工作，但旅游经济学中的旅游消费研究以及旅游市场研究等领域，就是为了揭示这一类问题的。值得一提的是牛亚菲在这方面的突出的有特色的工作，将旅游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特征研究推向地域空间，将旅游地与旅游市场的空间组织模式及动态平衡关系揭示了出来，并以大城市为中心分析了不同地域的旅游供需关系。

②旅游消费力与旅游消费关系的研究。关于旅游消费力的研究，国内一般用人均GNP水平与旅游消费关系来探讨，并已成为一个经典范式。许春晓提出“四力诠释”（资源吸力、城市挤力、收入动力、时间助力）观点，细分了形成机制；旅游消费力的实证研究，往往与其它研究夹在一起进行，常见于其它标题下的论文之中。对于旅游消费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成为热点，一方面，继续对旅游消费的正面影响给予充分肯定和更加深入的研究，甚至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措施研究，如蔡雄等和陆林的工作；另一方面，对旅游消费的负面影响，旅游开发对旅游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冲击的研究，这一课题近年来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全华等的工作。

③关于旅游消费模式的研究。首先是旅游消费的行为模式研究，率先工作是陈传康教授指导的硕士生研究课题，之后又有许多更深入的研究，如吴必虎等的工作以及曾尊固教授指导的陆林博士的工作；其次是旅游消费组织形式的研究，目前对团队和散客两种形式都有较多的研究。现代旅游业最初的旅游消费都是力图通过团队形式去组织的，进而在90年代以前大多把研究注意力放在团队组织上，有一批成果，如阎纲的工作。自90年代始，旅游消费观念明显的变化，散客市场迅速扩大，研究工作随之出现，如李海瑞和向才德的工作。更有人开始了自助式旅游的研究。

④旅游消费水平和旅游消费效果的研究。旅游消费水平高低的研究，确实是一个少有人深入的研究领域，目前的工作还停留在旅游消费的人均花费分析及其原因探究上，这些工作也较为分散，可见于旅游开发的现状描述和前景分析的研究工作中，如刘德谦的工作；当然，对旅游消费群的扩大速度及其旅游消费总需求的研究，也可在一些对旅游业发展的预测性研究工作中见到，但也不深入。主要工作如苏敬之和石建国的研究。关于旅游产品的精细化以适应提高了的旅游消费水平的研究，有两方面工作比较突出：一方面从旅游地的形象定位角度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如陈传康等的工作以及李蕾蕾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对旅游产品加工和包装的研究，如马永立和王晓云的工作。关于旅游消费中审美情趣高尚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研究，近年来虽有人涉足，如陈光照的工作，但尚不多见，是一个应加强的研究方向。关于旅游消费效果优化的研究，集中于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和战略研究，如谢彦君、沈兵等的工作；对于旅游地开发后各种关系的调查及其协调途径的研究，有部分成果，如李海瑞的工作。

⑤旅游消费结构的研究。旅游消费结构研究主要分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是旅游消费结构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有旅游消费的类型划分和层次认定，如陈传康的工作；旅游消费结构的形成机制研究，如李中的工作；也还有旅游消费结构的研究方法的探索，如卫海英的工作。第二是旅游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和发展趋势研究，专门研究较为少见，多夹于旅游市场分析和区域旅游开发的有关文章中，如陈传康的许多区域旅游开发研究就涉及这类工作。

二、旅游消费研究的近期热点

鉴于旅游业迅速发展和旅游消费研究的现状，1997年6月，在尹世杰教授的倡导下，由《消费经济》编辑部和湖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湖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首次旅游消费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了30余篇论文（主要论文由《消费经济》陆续发表），到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的代表，湖南省政府及旅游局也派了代表，会议汇集了旅游管理职能部门的主管领导、旅游实业家和经济、哲学、旅游、地理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大会的主要论文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反映着旅游消费研究的近期热点。

1.旅游消费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

以尹世杰教授《略论旅游消费》的发言为主线，就旅游消费的作用、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主要问题、如何提高旅游消费质量等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同时引发了旅游消费概念、对象、内容的讨论，如彭明朗教授提出了对旅游消费的初步定义，并划分了旅游消费的几种类型，其余专家也各持己见，因没有这方面的专题论文，未能深入而形成相对一致的看法，肯定了旅游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的说法；翟辅东教授《旅游消费问题浅议》的发言，对旅游消费形成条件、特点、存在问题及引导途径进行了论述，研究生黄芳《浅析旅游消费有关特点》一文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些理论问题的讨论特别热烈，在以下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旅游消费作用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人的发展有很大作用，赞同其具有经济性、闲暇性、异地性、文化性；旅游消费问题有基础设施、环境污染、软环境落后、产品类型少等；旅游消费质量的提高途径要针对问题采取措施，特别强调了服务质量和旅游消费者素质提高两方面的作用。

2.关于旅游消费趋势的讨论

以许春晓《与湖南旅游消费趋势》的发言为引子，对后湖南旅游消费趋势，湖南旅游发展的新机遇及其旅游消费趋势下的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对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旅游消费趋势问题，引起了观光旅游的命运、旅游消费热点演替问题的深层次探讨；讨论后基本同意旅游消费趋势为旅游消费供给和旅游消费需求开始转型并渐渐趋向平衡，旅游消费力增强且旅游消费关系进一步改善，旅游消费模式将现代化并且旅游消费内涵化将明显，旅游消费水平提高而且旅游消费效果将优化，旅游消费结构将变化，具体是观光旅游形式、自然风光旅游产品消费份额将下降，商务、度假、生态等旅游形式和文化旅游消费份额将上升，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观光旅游还将占大份额，自然风光旅游产品还是主体。梁琦通过对中国国际贸易中旅游业份额的增长趋势的分析，谈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趋势。

3.关于旅游消费和文化消费问题的讨论

以赵学增教授《旅游与文化消费》的发言为主线，认为旅游是文化消费的基础形式之一，旅游管理的核心是文化管理，并就旅游的文化内涵和特征作了深刻论述，认为其有复合性、情景文化、本性复归、路上文化、移植文化五大特征；郑炎博士等也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4.关于旅游消费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

以曾坤生《生态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发言为代表，既强调旅游本身的发展，也强调旅游资源的保护，认为生态旅游的发展为中西部发展提供了机遇，区域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莫一心研究员就《发展旅游业，促进持续发展》作了发言，重点就发展旅游业与转变消费方式作了论述，特别指出了旅游消费者素质提高的意义；柳思维教授和刘醒夫研究员也就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谈了湖南的战略；徐飞雄《关于旅游购物品消费的几点思考》就旅游购物品消费的特点、消费水平的意义及其提高途径作了细致的研究。

三、旅游消费研究的近期主攻方向

1.学科基本理论建设

由于旅游消费的专门研究还不是很普遍，不是很成熟，夹于旅游学科中的旅游消费研究又注重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而旅游消费基本理论问题未被提到应有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和研究。而今，这一工作就显得紧迫而又艰巨起来。因为旅游消费研究的独立发展，已迫切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了。

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对旅游消费来说还是开头，故而急需解决以下问题：①旅游消费的基本概念问题，包括旅游消费的定义、内涵、外延，旅游消费活动的特点；②旅游消费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由于旅游消费问题的研究具有综合性和边缘性，并且目前的状况是学科相关研究走在前头，自身系统理论研究尚为起步阶段，故而明确旅游研究对象和内容，实质上是明确自身与相邻学科的界线，守住自己的阵地；③旅游消费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或相对独立的学科，都应该有十分切合解决自身独特研究内容需要的有特色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论的形成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借鉴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应用筛选，精选出适合者；其二是创新研究方法，根据旅游消费研究的特点，设计出一套新方法。

2.学科应用理论建设

现代科学的发展都是围绕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的。旅游消费要加强研究的呼声，也是在旅游业日益壮大，旅游消费现象日益普及，旅游消费课题日益增多的时代大背景下提出的；旅游消费研究必须面向实际问题，立足应用研究。当然，作为指导应用研究的应用理论，是一不可缺少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目前急需解决以下几大问题：

①旅游消费的发展规律与预测方法研究。旅游消费的发展变化，其总体风格是与社会文化心态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其变化速率是随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提高而同步的。而总体风格的具体形成机制与结果，变化速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水平，还是很难建立精确的数量模型作中长期的预测。这又是一个意义十分巨大的工作。

②旅游消费对旅游开发影响与供需平衡研究。旅游消费会拉动区域旅游开发，这已是定论，但具体作用机制及过程尚未清楚；现今多数学者主张的旅游开发适度超前理论，也未找到这个“度”，以致旅游界在供需之间难于找到平衡点或适度点。

③旅游消费的引导方法和措施研究。旅游消费的发展在方向上存在着合理与不合理，在速度上存在快与慢，特别是在一些旅游消费习惯不普遍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已到了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水平，但是没有旅游消费的引导就是不能很好地发展。

④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互动关系，旅游消费的水平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长，旅游消费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提高，特别是对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意义尤为重大。深入探讨这种关系十分必要。

3.旅游消费的典型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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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07CZZ002),湖南省软科学基金(2007ZK2011),湖南省社科基金(06YB56)的阶段性成果｡

纵观中国几十年的扶贫历程,大规模的政府参与是中国消除贫困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之所在｡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大量的资金注入,中国贫困人口数量迅速下降｡但是,这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扶贫道路受到了中国自上而下的层级权威的限制,从而形成了一种以行政区划分割为扶贫责任分担的范式,没能有效地整合现有扶贫资源,也越来越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的扶贫实践,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笔者把这种扶贫治理模式称为“内向型扶贫”或“闭合性扶贫”｡而突破“闭合性扶贫”的良方,应首选地方政府合作扶贫｡

一､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概念厘定

在我国,合作扶贫的涵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际援助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扶贫｡这些国际机构包括多边组织､双边组织和民间组织三种类型｡国际援助机构的扶贫行动往往受到他们自身的理念与目标､中国政府的扶贫战略以及中国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等几个方面的影响｡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扶贫资金的不足､促进扶贫模式的创新､推广和促进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等三个方面｡第二个层面是东西协作扶贫｡东西协作扶贫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期间提出的一项措施,其目的是动员东部发达省市的力量对口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贫困人口的脱贫｡具体的帮扶方式有:无偿捐赠资金用于教育､卫生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捐赠生产和生活物资,用于支持农户的农业生产和救济农民的日常生活;经济技术协作,例如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贫困地区的资源及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合作生产和经营;人员的双向交流,发达省市派技术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到贫困省区提供服务,贫困省区派行政和技术干部到发达省市接受培训和挂职锻炼,输送劳动力到发达地区就业｡第三个层面是指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定点扶贫是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利用自己的资源,定点扶持部分国定贫困县｡其目的是动员政府部门､国家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参与扶贫工作,以补充中央的扶贫投入并利用各业务部门的专业力量进行扶贫｡其最大特点是扶贫内容和方式与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密切联系｡

从这三个层面的涵义可知,只有第二个层面的涵义涉及到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而本文所谓的地方政府合作扶贫主要侧重于此,但又不仅仅停留于此｡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核心在于扶贫,也就是说,各方合作的目的在于缓解贫困｡因此,作为合作主体的地方政府来讲,其范围就很宽泛,不仅是东西两极的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合作,还包括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合作;就区域位置来讲,还包括邻近区域与非邻近区域之间的合作;就区划层次上来讲,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涉及到地方政府各个层次的各种排列组合｡因此,所谓地方政府合作扶贫则可定义为:我国各个层次的地方政府之间因为扶贫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活动｡

相对于当前合作扶贫的三层涵义,地方政府合作扶贫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市场推动｡地方政府之间因为某种目的而借助于市场的力量自愿结合,而非中央政府的强制性推动｡其二是竞争性合作｡在我国,各个地方政府都在统一的行政制度约束下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和地方的实际情况寻求发展,因而竞争是必然的,它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资源竞争｡但是,在各自的理性驱动之下,地方政府也会因为某种利益的需要而采用合作竞争的方式,即所谓的“竞合”,以寻求多赢｡其三是融扶贫于区域发展目标当中｡区域化是当今世界成为地球村的重要表现形式,以区域的形式来推动地区的发展是各个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在某些有地理､经济､历史联系的不同区划,要发展必须以整体区域的形式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从而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更好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因此,区域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努力的重点｡即使是贫困地区,也可能会整合资源,以整体的方式来吸引外来资金和政策资源｡随着区域的不断发展,贫困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缓解｡

二､利益互补: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现实基础

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形式也可划分为: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次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我国东西协作扶贫即为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典型,也是能够被人所接受的一种情况｡但次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扶贫则不那么被人理解,有一种说法是:都是不发达地区,都一样落后,没有什么优势可以让对方利用,完全无合作的必要,也不可能实现缓贫的目标｡其实不然!每种合作形式都存在着合理的基础,即合作是因为存在利益互补｡

其一,发达地区在近20多年的发展中,凭借国家的优惠政策利用自身潜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这种单极的发展可能因为缺少腹地支撑而没有后劲｡当其地区内的生产和消费市场饱和时,就会向外扩展,把某些资源性的前续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放在较落后地区,对于一些贫困地区来讲,如果拥有较丰富的资源则会很容易被发达地区选择为发展的伙伴｡在合作过程中,贫困地区的各种资源优势与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结合起来,相得益彰｡从而,发达地区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和可能,贫困地区也能够把很多资源利用起来,实现原来不能有的经济收益｡

其二,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扶贫相较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扶贫有其特点和优势｡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合作扶贫经过十几年的扶贫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这种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推动并不能使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建立持续的联系,因而其边际效益在递减｡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是两个或多个贫困地区在地理上连成一个整体,属于某一个地理区域;二是两个或多个地区在资源或者其他方面,如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一致或互补;三是两个或多个贫困地区都有合作扶贫的意愿,都希望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整体规划来提升区域的竞争力,在区域发展的基础上缓解各自的贫困程度｡透过以上条件可以看出,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关键点不在于是否真正贫困,而在于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否能够促进区域整体发展｡在我国,贫困地区已经从最早的集中连片减少为“小集中,大分散”的布局｡在某些区域,贫困地区往往是连在一起的｡这些局部连成一片的贫困地区相对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来说就具有天然上的优势｡比如,湖南的湘西自治州是湖南省国家级贫困县的集中地､井冈山革命老区则集中了江西和湖南的多个国家级贫困县｡这些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之间如果能够抓住其区域特点,合理利用其区域优势,联合起来发展将会是不错的选择｡

三､制度安排:走向良性合作扶贫的必然选择

地方政府合作扶贫应该有如下一些制度安排:

1.地方政府合作扶贫要以全面的信息协调为基础｡合作扶贫并不是必然会给区域发展带来利益,也不必然会起到缓贫的作用,甚至,协调不好还会有反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在合作之前必须从各个方面进行信息的沟通与协调:其一,合作地区之间是否有相关性｡相关性是地区合作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任何相关性那么最好不要合作｡相关性体现在文化传统的相关性､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政治上的相关性和地理上的相关性等方面;其二,合作地区之间是否具备互补性｡没有互补性的同质要素之间可能就会相排斥｡合作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产业结构和市场政策等方面要有一定的互补性｡其三,合作地区之间是否能够在各项政策措施上达成一致｡因各地政策运作环境及行政环境不一样,为了各自的利益必须要在很多方面协调一致,如果没有协调的可能,那么合作是不能够实现的｡其四,地方政府自身是否作好了准备｡合作扶贫要由地方政府通过相应的政策来推动,地方政府必然在区域合作中起主导作用｡各地是否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对利益进行取舍｡合作扶贫不只是能够获得利益,有的时候也要牺牲某些利益,那么,作为合作方的地方政府是否都能够为了建立在区域发展基础上的缓贫目标做出一定的牺牲呢?如果没有放弃部分利益的心理准备,合作扶贫是不可能实现的｡

2.建立合作扶贫的组织体系｡合作扶贫是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共同行为,因此,必须设立一定的组织来承担相应的职能｡合作扶贫组织可以是常设的,也可以是非常设的｡常设的合作扶贫组织应该在各个地方扶贫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起来,承担扶贫规划､扶贫资金和资源的分配､扶贫方式和对象的确定､扶贫绩效的评估等职能｡非常设的合作扶贫组织可以由各个地方的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牵头,由某一政府主管领导负责组建一个协调委员会｡协调委员会的职能主要在于扶贫规划以及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扶贫工作｡无论是常设性组织还是非常设性组织,地方政府要在人､财､物､制度等资源上给予支持,赋予它一定的地位,从而保证信息在地方政府间畅通交换,另外还应该有一定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协调机制因组织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离不开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地方政府行政首长之间的协调机制,由最高行政部门负责人就区域发展和缓贫进行专门的讨论;第二个层次是地方相关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由各相关部门就各自的职能履行情况进行专门的汇报,在经过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发展策略;第三个层次是扶贫项目讨论会,每一个涉及到区域内部发展的扶贫项目必须以整体的名义予以争取,以整体的名义进行开发和建设,并实现利益共享｡沟通和协调是建立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的｡信息公开制度一方面要求建立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信息通报制度,另一方面也要求构建专门的合作扶贫信息平台,如电子政务,使相关信息为大家共享,特别是帮助贫困地区走出“信息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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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07CZZ002),湖南省软科学基金(2007ZK2011),湖南省社科基金(06YB56)的阶段性成果;

纵观中国几十年的扶贫历程,大规模的政府参和是中国消除贫困的突出特征和优势之所在;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大量的资金注入,中国贫困人口数量迅速下降;但是,这种“政府主导;社会参和;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扶贫道路受到了中国自上而下的层级权威的限制,从而形成了一种以行政区划分割为扶贫责任分担的范式,没能有效地整合现有扶贫资源,也越来越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的扶贫实践,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向;笔者把这种扶贫治理模式称为“内向型扶贫”或“闭合性扶贫”;而突破“闭合性扶贫”的良方,应首选地方政府合作扶贫;

一;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概念厘定

在我国,合作扶贫的涵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摘要:第一个层面是国际援助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扶贫;这些国际机构包括多边组织;双边组织和民间组织三种类型;国际援助机构的扶贫行动往往受到他们自身的理念和目标;中国政府的扶贫战略以及中国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等几个方面的影响;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扶贫资金的不足;促进扶贫模式的创新;推广和促进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等三个方面;第二个层面是东西协作扶贫;东西协作扶贫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期间提出的一项办法,其目的是动员东部发达省市的力量对口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贫困人口的脱贫;具体的帮扶方式有摘要:无偿捐赠资金用于教育;卫生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捐赠生产和生活物资,用于支持农户的农业生产和救济农民的日常生活;经济技术协作,例如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贫困地区的资源及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合作生产和经营;人员的双向交流,发达省市派技术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到贫困省区提供服务,贫困省区派行政和技术干部到发达省市接受培训和挂职锻炼,输送劳动力到发达地区就业;第三个层面是指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定点扶贫是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利用自己的资源,定点扶持部分国定贫困县;其目的是动员政府部门;国家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参和扶贫工作,以补充中心的扶贫投入并利用各业务部门的专业力量进行扶贫;其最大特征是扶贫内容和方式和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密切联系;

从这三个层面的涵义可知,只有第二个层面的涵义涉及到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而本文所谓的地方政府合作扶贫主要侧重于此,但又不仅仅停留于此;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核心在于扶贫,也就是说,各方合作的目的在于缓解贫困;因此,作为合作主体的地方政府来讲,其范围就很宽泛,不仅是东西两极的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合作,还包括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合作;就区域位置来讲,还包括邻近区域和非邻近区域之间的合作;就区划层次上来讲,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涉及到地方政府各个层次的各种排列组合;因此,所谓地方政府合作扶贫则可定义为摘要:我国各个层次的地方政府之间因为扶贫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活动;

相对于当前合作扶贫的三层涵义,地方政府合作扶贫有几个突出的特征摘要:其一是市场推动;地方政府之间因为某种目的而借助于市场的力量自愿结合,而非中心政府的强制性推动;其二是竞争性合作;在我国,各个地方政府都在统一的行政制度约束下按照中心政府的要求和地方的实际情况寻求发展,因而竞争是必然的,它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资源竞争;但是,在各自的理性驱动之下,地方政府也会因为某种利益的需要而采用合作竞争的方式,即所谓的“竞合”,以寻求多赢;其三是融扶贫于区域发展目标当中;区域化是当今世界成为地球村的重要表现形式,以区域的形式来推动地区的发展是各个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在某些有地理;经济;历史联系的不同区划,要发展必须以整体区域的形式参和更大范围的竞争,从而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更好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因此,区域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努力的重点;即使是贫困地区,也可能会整合资源,以整体的方式来吸引外来资金和政策资源;随着区域的不断发展,贫困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缓解;

二;利益互补摘要: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现实基础

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形式也可划分为摘要: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次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我国东西协作扶贫即为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典型,也是能够被人所接受的一种情况;但次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非凡是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扶贫则不那么被人理解,有一种说法是摘要:都是不发达地区,都一样落后,没有什么优势可以让对方利用,完全无合作的必要,也不可能实现缓贫的目标;其实不然!每种合作形式都存在着合理的基础,即合作是因为存在利益互补;

其一,发达地区在近20多年的发展中,凭借国家的优惠政策利用自身潜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这种单极的发展可能因为缺少腹地支撑而没有后劲;当其地区内的生产和消费市场饱和时,就会向外扩展,把某些资源性的前续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放在较落后地区,对于一些贫困地区来讲,假如拥有较丰富的资源则会很轻易被发达地区选择为发展的伙伴;在合作过程中,贫困地区的各种资源优势和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结合起来,相得益彰;从而,发达地区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和可能,贫困地区也能够把很多资源利用起来,实现原来不能有的经济收益;

其二,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扶贫相较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扶贫有其特征和优势;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合作扶贫经过十几年的扶贫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这种中心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推动并不能使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建立持续的联系,因而其边际效益在递减;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有以下几个条件摘要:一是两个或多个贫困地区在地理上连成一个整体,属于某一个地理区域;二是两个或多个地区在资源或者其他方面,如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一致或互补;三是两个或多个贫困地区都有合作扶贫的意愿,都希望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整体规划来提升区域的竞争力,在区域发展的基础上缓解各自的贫困程度;透过以上条件可以看出,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关键点不在于是否真正贫困,而在于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否能够促进区域整体发展;在我国,贫困地区已经从最早的集中连片减少为“小集中,大分散”的布局;在某些区域,贫困地区往往是连在一起的;这些局部连成一片的贫困地区相对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来说就具有天然上的优势;比如,湖南的湘西自治州是湖南省国家级贫困县的集中地;井冈山革命老区则集中了江西和湖南的多个国家级贫困县;这些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之间假如能够抓住其区域特征,合理利用其区域优势,联合起来发展将会是不错的选择;

三;制度布置摘要:走向良性合作扶贫的必然选择

地方政府合作扶贫应该有如下一些制度布置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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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Ⅱ

1“数字农业”的内涵…………………………………………………………1

2国外“数字农业”关键技术发展与应用……………………………………………1

2.1美国………………………………………………………………………………………1

2.2英国………………………………………………………………………………………2

2.3德国………………………………………………………………………………………2

3我国发展“数字农业”的紧迫性…………………………………………………2

4“数字农业”的发展趋势………………………………………………………………3

4.1农业生产全流程智能化将逐步成为现…………………………………………………3

4.2农产品流通电商化发展将更加迅猛……………………………………………………3

4.3农业多元化公共服务将更加完善………………………………………………………4

5 “数字农业”的实践策略……………………………………………………………4

5.1实现农业农村业务数字化和可视化……………………………………………………4

5.2推动数字农业技术创新…………………………………………………………………5

5.3提高农业农村经营管理数字化水平…………………………………………………5

结语…………………………………………………………………………………………6

致谢………………………………………………………………………………………7

参考文献……………………………………………………………………………………8

摘 要

数字农业是将信息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对象、环境和全过程进行可视化表达、数字化设计、信息化管理的现代农业。数字农业使信息技术与农业各个环节实现有效融合，对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了国外“数字农业”关键技术发展与应用,结合我国发展数字农业的紧迫性与当前数字农业的发展趋势,对我国“数字农业”的发展提出了几条实践策略。

关键词：数字农业；农业信息化；发展策略

Abstract

Content:Digital agriculture is a kind of modern agriculture that takes information 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lements, uses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xpress agricultural objects, environment and the whole process visually, digital design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gital agriculture make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ll aspects of agriculture achieve effective integr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digital agricul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 Combined with the urgency of developing digital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agriculture, several practical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griculture" in China.

Key words:Digital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浅析“数字农业”发展趋势与策略

1“数字农业”的内涵

“数字农业”是农业数字经济的重要实践。当前，学术界和工业界尚未能够对数字农业形成统一的定义。通用名称包括信息农业，精确农业，“ Internet + 农业”等等。本文中提到的数字农业基于农业信息化，在农业链的所有环节中都强调了下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作用，代表了农业产业的新视野。现代农业与信息化的紧密结合使可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不断的提高现代农业产业的数字化水平，支持农村战略的实施。

2国外“数字农业”关键技术发展与应用

2.1美国

美国完善的农业产业基础和数字技术体系促进农业发展。美国数字农业发展建立在农业生产高度专业化、规模化、企业化的基础上，已经建成了完善的现代农业技术应用与管理系统。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已开始应用数字农业技术，包括应用遥感技术对作物生长过程进行检测和预报、在大型农机上安装GPS设备、应用GIS处理和分析农业数据等，对大田作物进行生产前、中、后期的全面监测与管理。在21世纪初已经实现“3S”技术、智能机械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在大农场中的综合应用，智能机械已经进入商品化阶段。如JohnDeere公司的“绿色之星”精准农业系统，基于物联网技术与“3S”技术搭建的新型精准农业管理系统，用以进行精细农作、农机管理、农艺管理和计划管理，可绘制农场产量的“数字地图”，在机械化生产大农场中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65％以上。在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助推下，美国数字农业技术已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形成紧密衔接，应用范畴覆盖从作物生长的微观监测到宏观农业经济分析。此外，美国也已形成完善的技术服务组织网络，美国服务类企业与公益机构可为经营主体提供较为完善的技术服务，例如美国农业技术服务组织（FSA）为农民提供丰富的信息。

2.2英国

英国信息化技术应用助推精准农业。信息化技术推动英国农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方向发展。英国农村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完备，互联网、4G信号已实现基本覆盖。在此基础上，精准农业技术得以实现在农业的全方位应用，如借助遥感技术进行作物生产监测与产量预报、农业资源调查、农业生态环境评价和灾害监测等；英国Massey Ferguson公司研发的“农田之星”信息管理系统，借助传感识别技术和GPS技术能够更为精准地进行种植和养殖作业、数据记录分析和制定解决方案；智能机械已基本装备卫星定位系统、电脑控制和软件应用系统，能够根据不同位置、不同质量的地块情形实现自动化、精准化、变量化作业，同时可以采集作物信息用以制作电子地图和调整生产策略。2013年英国启动《农业技术战略》，提出了应用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和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精准农业，从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如借助GateKeeper专家系统提供辅助决策和农场管理、LELY挤奶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在养殖场中的应用、自动感知技术在施肥施药机械上的应用、二维码技术在农产品产销环节的广泛应用等。

2.3德国

德国关键技术与设备的积极研发与推广。在欧盟农业共同政策对数字农业的支持下，德国积极发展高水平数字农业，在农业生产高度机械化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计算机支持和辅助决策系统，提供数字农业综合解决方案。德国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支持数字农业核心技术与智能设备研发，并由大型企业牵头，如德国拜耳公司投资2 亿欧元支持数字农业布局，已在60多个国家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并旗下Xarvio品牌推广数字农业，通过XarvioScouring识别系统高效识别和分析作物生长和病虫害信息，帮助农民优化田块单独管理和农田统筹优化。拥有百年历史的德国农业机械制造商CLAAS集团结合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和传感器技术，实现收割过程的全面自动化。

3我国发展“数字农业”的紧迫性

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我国大部分农产品仍然是一个“大年”，怎样解决需求下降、部分市场关闭、物流受阻等难题，把农货顺利卖出去，让农民实现丰产又丰收？加速数字农业发展是不二法门。

农业长期保持着传统形态，技术进步一直较慢，特别是进入信息化时代后，农业技术滞后带来的产业发展差距愈发显著。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领域引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了智能化、数字化重塑，生产率大幅度提高。2019 年，我国服务业、工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 37.8%、19.5%，但农业只有 8.2%，数字化改造的空间很大，需尽快赶上信息社会的发展步伐。

农业数字化转型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破解目前农业难题的一剂良方，瞄准这个主攻方向，无疑将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给予农民更多获得感。对广大农民来讲，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最头疼，常常遭遇“多收了三五斗”的尴尬。可以说，农业数字化水平滞后，农产品质量不稳定、难以标准化、产销信息不对称等是导致农产品销售难的主因。显然，加快技术与传统农业的融合，打造数字农业，对产业链进行全方位的数字化改造，使得传统农业脱胎换骨，插上科技的翅膀腾飞，已成为农业发展新趋势。

4“数字农业”的发展趋势

4.1农业生产全流程智能化将逐步成为现实

物联网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设施和设备领域中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现代农业生产设施和设备的数字和智能水平，实现了整个农业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控制，实现了农业智能化生产和管理。它可以解决由托管服务流程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在种植业中，重点是如何精确控制生产环节，例如育苗，播种，施肥，灌溉和病虫害防治。当前，荷兰，日本，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正在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来促进数字化，精确化和智能化作物种植的发展。

4.2农产品流通电商化发展将更加迅猛

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为农产品流通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基础。例如，美国著名的新鲜食品电子商务公司LocalHarvest是一个平台，该平台整合了有机农业的上下游，并连接了中小型农场和消费者。LocalHarvest平台基于从相关农场收集的基本信息来支持地图搜索系统，使消费者能够搜索本地社区周围的农场并购买难以保存的新鲜农产品，例如蔬菜和禽蛋。农产品在快速物流系统下，可以快速送到消费者家中，从而大大提高农产品物流的效率和质量。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全国各地与各大电商平台纷纷投入大量资源，重构产业链，培植人才，发力促进农产品上行。以河北省为例，近年来积极引入农业电商龙头企业，与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开展合作，持续在直播助农、农产品品牌孵化、新农商人才培养等领域，合力打造河北数字农业“新基建”。可以看到，利用大数据和分布式人工智能技术匹配优化资源，将需求传导给供给端，有效缓解了供需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产销脱节。在互联网科技力量的加持下，传统农业的“痛点”也得到有效解决，进一步打开了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通路。

随着电商农产品销量的快速增长，广大农民亦受益匪浅，农业生产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以需求引导生产、订单式农业逐渐成为主流，精准种植、数字营销提升了农民收入水平，促进更多农民融入数字农业的场景里。以往很多滞销农产品位于贫困地区，数字农业重塑产业链，帮助贫困户掌握技术、融入市场，实现了造血扶贫。实践证明，此种创新扶贫模式具有很强的活力。比如，拼多多的“农地云拼”模式得到国务院扶贫办的肯定，荣获了今年的“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截至 2019 年底，拼多多平台直连的农业生产者超过 1200 万人，累计带贫人数超百万。

4.3农业多元化公共服务将更加完善

通过将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顶尖技术运用在农业公共服务，农业服务也更加便利和灵活。这也是数字农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一些国家为了促进数字农业的发展，在农业信息化和农业公共服务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

5 “数字农业”的实践策略

5.1实现农业农村业务数字化和可视化

加快建立涵盖农业资源，农村产业，生产管理，产品质量，农业机械设备和农村治理的数据库。利用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和遥感技术整合空间数据，获取耕地资源，渔业水资源，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化农业园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特色鲜明的农业村庄，生产经营实体，村庄分布等数据。地图存储在数据库中，使农业和农村资源数据立体化。通过集成的农业调度系统，现场定点监控系统，集成的遥感信息，无人机观测和地面传感器网络，可以建立农作物的空间分布。通过农作物的空间分布，重大自然灾害和其他动态空间图，形成了一个一体化的全域地理信息图，为农业生产和管理的科学指导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5.2推动数字农业技术创新

创新，始终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要实现乡村振兴，离不开“数字农业”助力。手机变成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数据成为新农资，随着农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惠及三农必将更加给力，而农业信息技术已然成为数字农业发展的关键支持。未来依靠农业科学院和大学等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来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企业作为创新主题的作用，促进数字农业领域的“产学研”合作，并着重于先进技术和核心技术。为了提高对关键技术的了解和研发，精确操作和智能决策的数字化管理，智能设备的变量修改和应用，农产品的灵活处理，区块链等技术，3S 加速，智能识别，模型仿真，智能控制和其他软件和硬件产品数字农业的综合应用，了解数字农业技术标准和规范体系的建立，数字农业技术创新以及应用服务系统的持续改进。

5.3 提高农业农村经营管理数字化水平

当前，就中国电子政务项目的发展而言，农业部门中的电子政务服务水平不能完全满足领导决策应用程序和公共商务应用程序的功能要求。农业信息服务的总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这意味着中国农业信息服务具有巨大的发展和利用空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移动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农业信息服务领域的应用，并通过建立灵活，便捷，高效，透明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系，为农民提供更多便捷和信息服务。在信息公开，政府公共关系，信息服务，办公室工作等方面，充分利用农民信箱和便携式农业和农村地区的服务功能，提高了园艺，畜牧，水产品，田间管理和智能化管理水平。着眼于整个农业产业链的要求，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研究和推广适用于不同地形和环境的农业机械，并进一步促进农业“机器换人”。

结 语

数字农业的发展实现了对农业生产的自动，精确控制，智能和科学管理，提高了农业的可控性，降低了生产成本，并减少了环境污染，使农业向精准，环保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此外，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有效克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不利因素，可以简化交易联系，提高交易效率，降低成本，消除农民对库存余额的担忧，并缩短生产周期。努力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商机。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内容的选择空间也越来越广，这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人员的科学文化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致 谢

在这篇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障碍，但都在老师、领导、同事、同学和朋友的帮助下顺利解决了。尤其要强烈感谢周波老师在千里之外给我们线上授课进行指导和帮助，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解答疑问、传授知识，让我非常感动，在此向帮助和指导过我的各位老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同时也要感谢这篇论文所涉及到的各位学者，本文引用了数位学者的研究文献，如果没有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帮助和启发，我将很难完成本篇论文的写作。

同时也要感谢我的领导、同事、同学和朋友，在我写论文的过程中给予我很多素材，还在论文的撰写和排版过程中提供给我很大的帮助。由于我的学术水平有限，所写论文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老师和学友不吝批评与指教。

参考文献

[1] 周清波 , 吴文斌 , 宋茜 . 数字农业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 [J].中国农业信息 ,2019,30(01), 第 5-1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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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区别

以下从目标对象、主体结构、资源安排、施策模式以及绩效考核与进入退出机制等方面解析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区别之处。其一，目标对象不同。对口支援是横向的地区间帮扶制度，受援对象主要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及其地区内的各种工程、经济或科教文卫项目。虽然对口支援确实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不少人口脱离了贫困，三峡移民等特殊对口支援项目也确实落实到受援地区个人，根据对口帮扶的常规运行机制，绝大多数情况下，其直接对象并非贫困人口。而精准扶贫作为纵向的扶贫机制，其终端指向贫困人口。指出，要使“真贫困者”和“返贫困者”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扶持和帮助，“不让一个人掉队”。“六个精准”中列在首位的“扶贫对象精准”，要求各级政府按照“严格对象标准、规范识别程序、坚持公平公正、直接到户到人”的原则，全面准确掌握贫困人口的规模、分布以及居住条件、就业渠道、收入来源、致贫因素等情况，建立贫困人口动态管理机制，确保扶贫资源向贫困对象集中。不难看出，“精准识别”这一要求是扶贫资金有的放矢、精准滴灌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反映出精准扶贫的目标对象的个体性。其二，主体结构不同。对口支援作为横向机制，主体参与关系相对复杂，就受督CAIZHENGJIANDU201713财税纵横援地和支援地的平行关系而言，存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关系网络，参与主体主要是省、市一级。就单个具体的项目而言，则分别以支援方和受援方为中心形成两个网络：“交钥匙”形式的项目往往由支援方为主导；“交支票”形式的项目通常由受援方为主导；而“联建共建”的项目则往往有两个中心。此外，与同一个地区有对口关系的支援方之间，往往形成竞争关系而非合作关系网。精准扶贫作为纵向机制，其参与主体的主结构是垂直的，按的发言，可概括为“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在强化各级党委、政府扶贫攻坚责任的同时，明确行业部门的责任，并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扶贫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扶贫，形成合力。在主干的纵向结构中，重心下移：从2015年起，大多数扶持项目的审批权都下放到县一级。而且精准扶贫十分重视扶贫对象的脱贫内生动力，所以扶贫对象也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其三，资源安排方式不同。对口支援横向转移的资源形式比较多元化，涵盖物力、财力、人力、智力等等。比如，物力包括项目的直接援建（“交钥匙”），财力包括资金的直接援助（“交支票”），人力包括支援地区选派人员到受援地区工作，或受援地区选派人员到支援地区进修学习，智力包括技术、管理模式的交流和移植等等。精准扶贫传递的资源以资金为主要形式。一方面是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扶贫投入；另一方面是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其四，施策模式不同。对口支援的施策模式主要还是发达地区经验的移植。除了在“交支票”模式中受援方有较大自以外，大多数对口支援项目无论是“硬件”（财力物力）或“软件”（人力智力）、“输血”或“造血”，往往都是由支援方来主导。实际的施策模式往往是“支援方给什么受援方就要什么”。支援方的经验移植尤其是人才、科技和管理模式方面对于受援地的长期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在短期内，容易出现施策低效、重复的现象，例如多个支援方一窝蜂地在同一受援地兴建产业园区，导致产业同质化、产能过剩，这一问题也与上文提到的主体结构有关。精准扶贫的施策强调有的放矢，可以按照的话概括为：“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在实际操作中，根据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实施“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且每个“一批”都鼓励开发模式的创新。其五，绩效考核与进入退出机制不同。对口支援本身缺乏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一方面是政治性、无偿性的特点，使得很难分别针对支援方和受援方建立起考评机制；另一方面由于“对口支援”这一广义政策下其实包含着很多不同的子模式，例如工程支援和人才支援就存在着资源类型、目标结果、项目周期、外部性等诸多不同，这也客观造成了绩效考核的难度。就目前学界现有的论文来看，主要还是以受援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和公共服务水平，尤其是以GDP的增量和增速来衡量对口支援的有效性。但是严格来说，除非经过更为系统和细致的统计分析，这些地区性发展成果并不能直接归功于对口支援。此外，对口支援目前缺乏明确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精准扶贫一经提出就强调改革绩效考评机制。一方面是党政建立以减贫结果为导向的考评机制，不以GDP论英雄；另一方面是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开展贫困地区群众扶贫满意度调查，建立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和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机制。此外，关于精准扶贫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也比较明确。从进入来说，贫困人口和贫困村、贫困县都已有比较明确的界定；从退出来说，《十三五规划》指出要“抓紧研究建立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机制，准确反映减贫成果。”

三、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联系

其一，立足现实，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对口支援与改革开放的正式提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可见我国很早就开始致力于避免地区间的两极分化。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和社会整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口支援也作为“先富带后富”的重要手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就目前尚存的城乡、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来看，地区间资源横向的流动仍然非常有必要，而具体的形式也在被政界和学界不断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减贫成果创造了世界奇迹。根据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8.36亿，其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我国在减贫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要使全体公民脱贫，目前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一是贫困人口总量仍然较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14年底，我国贫困人口还有7017万。二是贫困人口的分布目前集中在一些偏远地区，欠缺软硬配套条件，且需要权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量，客观上增加了扶贫施策的难度。三是随着扶贫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绝对贫困人口的不断减少，贫困人口的脱贫需求已经从过去的“解决温饱”上升为“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等高层次。精准扶贫即是针对目前扶贫进入克难攻坚阶段而提出的。其二，目标一致，力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十七大上被细分为五点：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上述五点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促进。但如果根据对口支援和精准扶贫的直接目标来进行区分，那么对口支援作为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直接服务于第一点，即经济的协调发展。精准扶贫作为消除贫困现象的手段，直接服务于第四点，即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对口支援和精准扶贫的根本目标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三，形成合力，共创“大扶贫”格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汇聚社会力量打赢消灭贫困的战役。指出，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积极性。这表明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相互配合：一方面，对口支援应该提高精准程度，“好钢用在刀刃上”。例如，浙江提出对口支援要“三个精准”：目标计划精准、授建内容精准、沟通衔接精准。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应该积极整合对口支援的资源，“五指握紧形成合力”。通过优化参与机制的设计，可以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尤其是脱贫攻坚重点工程中的特色产业扶贫、劳务输出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健康扶贫，都应积极利用对口支援的相应项目，战略安排资源，实现效应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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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大农村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扶贫解困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但是，近年来，农村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逐渐减缓下来，甚至有所反弹，我国的反贫困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贫困人口主体的致贫原因不仅仅是就业机会的缺失，更表现在因病致贫、缺少必要的人力资本、缺少必要的生存环境。疾病使农村居民面临沉重的医疗负担，其导致的医疗支出增加是农村居民致贫的重要因素。健康的缺失，造成的不仅仅是收入贫困，更降低了获取收入的能力。因此，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和贫困的关系在当下中国农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水平的低下使人们丧失了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造成收入的减少和贫困的发生，并进一步制约着健康水平的提高，最终形成由于健康水平低下所造成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而产生的“健康贫困”（樊桦，2001）。王国祥（2007）、汪燕敏（2009）分别实证分析了健康对个人贫困发生率的影响，从绝对、相对贫困指标都表明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洪秋妹（2010）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健康冲击对静态和动态贫困的负向影响。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4、2006年共两期的面板数据，并将样本限制于18-60岁的农村居民。

对于贫困，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作为是否贫困的参考标准，并按照居民最终消费支出PPP和农村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分别折算到2006年和2004年的收入水平，贫困赋值1，不贫困赋值0。

对于健康，本文采用自评健康状况作为衡量。CHNS调查问卷中询问“与同龄人相比，你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怎样”，对于“非常好、好、一般、差”这四个选项我们分别赋值4、3、2、1。

除了被解释变量外，我们还包括了年龄、年龄的平方、教育、性别、婚姻、医疗卫生环境等控制变量。

三、模型和估计方法

本文采用联立方程面板模型：

其中，P为是否贫困；H为自评健康；X为其他控制变量

对于方程的估计，我们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由于本文方程（1）中的家庭规模、家庭负担系数，方程（2）中的个人生活习惯、生活环境等均是其各自的前定变量。因此，方程组可识别。

四、结论

农村居民贫困与健康的双向关系。保持其他因素不变，自评健康每增加一个等级，农村居民陷入贫困的概率将下降0.13，农村居民从不贫困陷入贫困将使自评健康下降0.30个等级，其贫困和健康之间形成了循环关系。

影响农村居民贫困与否的其他因素。教育对于反贫困具有重要意义；婚姻状况与个人贫困与否负相关；家庭规模和家庭负担系数越大，其陷入贫困的概率将会提高。

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状况的其他因素。受教育程度与健康之间正相关；性别对健康影响显著，女性健康状况比男性差；生活环境、医疗卫生条件对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也有影响。

参考文献：

[1]樊桦，农村居民健康投资不足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1（6）

[2]洪秋妹，健康冲击对农户贫困影响的分析――兼论健康风险应对策略的作用效果.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3]汪燕敏，居民健康对我国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影响的实证研究[J].卫生软科学，2009（3）

篇11

2．网络营销——促进中小陶瓷企业营销国际化...2

3．网络营销的主要特点...3

3．1跨时空营销...3

3．2互动式营销...3

3．3定制化营销...3

3．4低成本营销...4

4．中小陶瓷企业网络营销的主要策略...4

4．1产品策略...4

4．2价格策略...4

4．3促销策略...5

4．4渠道策略...5

4．5营销集成策略...6

5．结语...6

致谢..6

参考文献..7

我国中小陶瓷企业的网络营销策略

xx学院电子商务专业xxx

指导老师xxx

摘要：分析了电子商务时代给我国陶瓷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结合实例论述了我国陶瓷企业发展之初实现网络营销应采取的网络营销策略。

关键词：

网络营销，中小陶瓷企业，网络营销策略

1前言

一个企业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对市场的拥有程度。作为企业，在竞争中取胜和极力占领市场的份额是它的最终目的，也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良方。而在电子商务时代internet的发展使计算机市场营销成为可能，而市场营销的计算机化——网络营销导致企业的营销和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营销和管理模式的转变为中小陶瓷企业提供了有利的手段，使它们能够有机会智胜那些过去不可一世的大企业。

中小陶瓷企业因为其规模小实力相对较弱，虽然有很好的技术、产品，但由于信息不通畅，无法使消费者知道并订购自己的产品，使得中小陶瓷企业在其营销过程中存在着其它企业所不存在的诸多难题。而电子商务则为中小陶瓷企业带来先进的信息手段，从而为他们创造了与大企业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和舞台，并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与机遇。一家小陶瓷企业在网上做的广告可以把企业的促销信息传递给世界各地的潜在消费者。因此，我国中小陶瓷企业要想获得长足发展，要想在激烈的营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树立现代市场营销观念，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的营销方式，运用科学的营销手段、先进的物流配送方式，探索适用自身的营销策略，实行网络营销，并利用网络营销的优势来提高其竞争力。

2网络营销——促进中小陶瓷企业营销国际化

网络营销(cybermarketing,onlinemarketing)是指借助国际互联网络，实施企业的营销战略和策略，以求实现企业的营销目标。借助于internet，企业可以以较低费用完成以下工作：建立与个人计算机使用者相连的新的销售渠道；接触新的潜在顾客；为深层次广告提供新的渠道，将大量可变信息转化为符合需要的适用信息，收集大量消费者信息，从而使面向消费者的营销活动更明确、更有针对性；建立更为有效的渠道，以自动解决问题、回答消费者问题；敏感地收集消费者反馈，并利用反馈改善产品、服务和销售。

一个陶瓷企业的发展刚刚起步，由于各方面的实力无法与大企业相比，所以很难实现营销国际化。网络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中小陶瓷企业完全可以利用网络实现营销国际化。以瑞士一家生产火车模型的小企业为例，该企业只有1xxxx员工，其中有xxxx就专门负责外出参展等事宜，并且重点利用网络开展营销，使这家企业的模型火车占据了世界市场份额的4xxxx。瑞士中小企业努力实现网络营销的增值化，通过消费者反馈的信息，加快产品测试过程，积极提供定制服务、个性化服务；在网上提供各种免费咨询，满足消费者的求知欲，促进了产品的国际化。在网络时代，发展网络营销是促进中小陶瓷企业市场全球化的一种最佳方式。通过网络，中小陶瓷企业可以快捷企业最新信息，可以在网页上制作广告宣传企业形象，借助网络收集客户意见，及时把握市场和消费者对企业、产品及服务的需求，作为制定企业经营和市场营销策略的基础。企业可以通过向客户提供某些优惠活动，收集客户的相关资料，建立客户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各种延伸服务，以增加销售机会。因此，中小陶瓷企业应积极利用互联网实现产品销售，积极抢占市场。

3网络营销的主要特点

3.1跨时空营销

营销的最终目的是占有市场份额。由于互联网络具有超越时间约束和空间限制进行信息交换的特点,因此使得脱离时空限制达成交易成为可能。中小陶瓷企业就可能有更多时间和更大空间进行营销，可24小时随时随地的提供全球性营销服务。同时，消费者只需根据自已的喜欢或需要去选择相应的信息加以比较，做出购买的决策，这种轻松自在的选择，不必受时间、地点的限制。

3.2互动式营销

互联网络提供了中小陶瓷企业与消费者双向交流的通道，中小陶瓷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络向消费者展示产品目录，联结资料库提供有关产品信息的查询，制作调查表来搜集消费者的意见，还可以让消费者参与产品的设计、开发，真正作到以消费者为中心，设计出更符合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和服务。通过这种双向互动的沟通方式，提高了消费者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反过来，也提高了企业营销策略的针对性，有助于实现企业的全程营销目标。

3.3定制化营销

所谓定制化是指中小陶瓷企业利用网络优势，一对一向消费者提供独特化、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网络营销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尽最大努力满足单个消费者的特定消费要求，立足于处理好与每一个消费者的关系，注重发挥互联网的独特优势，不断培养、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确保销售持续增长。网络营销可跟踪每个客户的消费习惯和偏好，及时推荐相关产品。

3.4低成本营销

首先，中小陶瓷企业采购原材料往往是一项程序烦琐的过程。通过电脑网络的商务活动，企业可以加强与主要供应商之间的协作关系，将原材料的采购与产品的制造过程有机地配合起来，形成一体化的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体系，从而降低了陶瓷企业的采购成本。陶瓷企业对原材料需求量大,品种繁多，利用网络进行原材料采购及市场营销，足不出户便可得到来源广泛的信息资源，且节省中介费，从而节省大笔资金，降低成本。同时可以毫不费力地货比三家，得到最便宜的原材料，这比传统的采购方式方便得多！因此实行网络营销可使运营成本大幅度降低。

其次，中小陶瓷企业运用网络手段，可以降低促销成本(如广告、调研等费用)。在网上促销的成本只相当于直接邮寄广告费的1/10，利用因特网广告的平均费用仅为传统媒体的xxxx。

总之，网络营销是一对一的、理性的、消费者主导的、非强迫性的、循序渐进式的，而且是一种低成本与人性化的营销。

4中小陶瓷企业网络营销的主要策略

4.1产品策略

作为一种新型媒体，互联网络的运用对传统的产品策略必然会带来冲击，因为就像不同的产品适合采用不同的销售渠道一样，网络营销也有其适用的产品范围和策略。

由于互联网络具有很好的互动性和引导性，消费者通过互联网络在中小陶瓷企业的引导下对陶瓷产品或服务进行选择或提出具体要求。通过网络的良好服务功能，才能赢得消费者的满意，进而建立消费者的忠诚，将陶瓷企业的知名度转化为满意度。具体策略主要如下：

利用电子布告栏(bbs)或电子邮件(email)提供线上售后服务或与消费者作双向沟通。

让消费者在网络上充分展示自己的需求并可亲自设计，企业据此为消费者提品与服务，比如对陶瓷工艺品的外观、色彩等均可运用该种方式。

在网络上提供与产品相关的专业知识，达到增加产品价值的同时也提高企业形象，如对陶瓷机械维护与保养，陶瓷家电用品的性能、使用和注意事项。

提供网上自动服务系统，依据客户需求，自动适时地利用网络提供有关产品的服务信息。例如，陶瓷机械产品的供应商可在网络上提醒客户有关定期保养的通知等。

4.2价格策略

价格对陶瓷企业、消费者乃至中间商来说都是最为敏感的问题，而网络上信息自由的特点使这三方面对产品的价格信息都有比较充分的了解。网络上的价格有两个特点：

(1)价格弹性化。由于网络营销的互动性，消费者可以和陶瓷企业就产品价格进行协商。另外，陶瓷企业也可以根据每个消费者对陶瓷产品和服务提供的不同要求，来制定相应的价格。

(2)价格趋低化。由于网络营销使陶瓷企业和消费者直接打交道，而不需要传统的中间人，使企业产品开发和促销成本降低，企业可以降低产品的价格促销，又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互动性，陶瓷市场是透明的，消费者可以就产品及价格进行充分的比较和选择。

因此，要求中小陶瓷企业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向消费者提品和服务，在以市场为导向的营销中，中小陶瓷企业必须以消费者能接受的成本定价。

网上价格策略主要表现在：

网上查询功能可以充分揭示市场相关产品的价格，消费者能理性判断欲购产品价格的合理性。

举办网上会员制，鼓励消费者上网消费，以节省销售渠道的运行成本。

开发智能型网上议价系统，与消费者直接在网络上协商价格。

开发自动调价系统，可以依时间、季节变动，工厂库存情况，市场供需情形，促销活动等自动调整产品价格。

4.3促销策略

传统的促销是以陶瓷企业为主体，通过一定的媒体或工具对消费者进行联系，而网络促销的出发点是利用网络的特征实现与消费者的沟通，使消费者可以参与陶瓷企业的营销活动中来。这种沟通方式不是传统促销中“推”的形式而是“拉”的形式，不是传统的“强势”营销而是“软”营销，它的主动方是消费者，消费者的需求趋于个性化，他们会在个性化需求的驱动之下自己到网络上寻找相关的消费者信息。中小陶瓷企业可以通过网络受访情况的分析，更能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实行有针对性的主动营销，这样更易引起消费者的认同。

网上促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吸引消费者，为其提供具有价值诱因的商品信息。但网络手段的运用，使传统的促销活动具有了新的含义和形式。常见的网上促销有如下一些方面：

(1)建立虚拟公共关系室。在网络上参与公益部门所举办的各项公益活动及赞助，如希望工程，扶贫救助等；也可结合本陶瓷企业的优势，利用网络推动公共服务。

(2)利用网上对话的功能，举行网上消费者联谊活动或网上记者招待会。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跨时空地进行沟通，同时也是一种低成本的促销。

(3)利用网络进行促销活动，包括新陶瓷产品信息提供，促销方式说明，提供折扣券或赠品等，提高消费者上网搜寻及购买产品的意愿。

(4)网上广告，与此同时，建立英文版的首页也是中小陶瓷企业国际化不可缺少的推广活动。(5)积极参加网络资源索引，尽可能使客户容易查询到公司的推广资料，使其能快速获得所需的商品信息。与非竞争性厂商进行网上促销的策略联盟，利用相互的网上资料库，增加与潜在消费者接触的机会。

4.4渠道策略

营销渠道，也叫销售渠道或分销渠道，是指产品从生产者转移到消费者或使用者所经过的途径。网络营销是一对一的分销渠道，是跨时空进行销售的，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互联网络购买相关产品。因此中小陶瓷企业的陶瓷产品的分销应以方便消费者为主。下面列举网络条件下营销渠道可能展现的形态。

在首页设计上采取虚拟实境的手法，设立虚拟商店橱窗，使消费者如同进入实际的商店一般，同时商店的橱窗可顺应时间、季节、促销活动、经营策略等需要，轻易快速地改变设计。

结合相关产业的公司，共同在网络上组织网络商展。消费者一经上网，即可饱览各类相关商品，从而增加上网意愿与消费动机。如生产建筑陶瓷、卫生陶瓷的中小陶瓷企业就可与房地厂商联手举办网络商展活动。

消费者在决定采购后，可采用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网上订购。

可在网络上以首页方式设立虚拟经销商或虚拟公司，提供各类的商品目录及必要的售后服务。

此外，网络营销中一个最重要的渠道就是会员网络，会员网络是在中小陶瓷企业建立虚拟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网络团体，通过会员制，促进消费者相互间的联系和交流，以及消费者与陶瓷企业的联系和交流，培养消费者对陶瓷企业的忠诚，并把消费者融入陶瓷企业的整个营销过程中，使会员网络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4.5营销集成策略

因特网是一种新的市场环境，这一环境不只是对中小陶瓷企业的某一环节和过程，还将对企业组织、运作及管理观念上产生重大影响。一些企业已经迅速融入这一环节，依靠网络与原料商、制造商、消费者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通过网络收集传递信息，从而根据消费需求，充分利用网络伙伴的生产能力来实现产品设计、制造及销售服务的全过程。这种模式就是网上营销集成，应用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有电脑行业cisco、dell等公司。

网上营销集成是对因特网的综合应用，是因特网对传统商业关系的整合，它使中小陶瓷企业真正确立了市场营销的核心地位。中小陶瓷企业的使命不仅是制造产品，还应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组合现有的外部资源，高效地输出一种满足这种需求的品牌产品，并提供服务保障。

5结语

篇12

现行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如何为贫困农户提供贴心、及时的服务”等突出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农村小额信贷的运行表现———对贫困农户的实际瞄准状况的考察，发现其症结所在。为那些无力提供担保（抵押）品而被正规金融组织拒之门外的客户授信的小额信贷，其运行中所显现的问题被认为是全球最艰难的金融问题之一，而针对贫困农户授信的农村小额信贷问题尤甚；不容回避的现实是，作为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扶贫手段和向贫困农户直接提供较高利率的无资产担保的特殊制度设计，农村小额信贷仍然是迄今能够找到的保障贫困农户获得信贷这一基本人权的次优选择。

从其本来定位看，农村小额信贷应该是直接瞄准贫困农户的，或者说它直接瞄准的是某一类特定群体———授信最困难人群。然而，在“商业可持续”的主流语境下，农村小额信贷渐渐远离真正贫困的农户而出现“瞄而不准”的严酷现实，而屡遭诟病。

对农村小额信贷“瞄而不准”问题的探析，当然离不开对其瞄准机制的研究。从一般运行机理来看，瞄准是为了击中目标，瞄准的结果———是否击中靶心或者偏离度多少，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瞄准的技术、瞄准的工具及其背后的影响因子。农村小额信贷的瞄准，旨在为贫困农户提供进入农村信贷市场的平等机会；但这种瞄准能否真正做到“真扶贫”而“扶真贫”,取决于这种信贷制度的设计导向以及基于这一导向的技术创新手段即瞄准工具的运用。其中，政策瞄准工具是直接瞄准，市场瞄准工具是间接瞄准；[2]而瞄准的结果会影响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分配。瞄准工具不同，瞄准成本也有差异。农村小额信贷虽是缓解贫困农户进入信贷市场障碍的制度安排，但它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其在贫困农户之间的合理分配，过高的交易成本会阻止最贫困者进入信贷市场。因而在与成本的较量中，农村小额信贷能否瞄准目标群体即贫困农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瞄准这个目标群体，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二、“尤努斯模式”及其警示

小额信贷自1970年代末诞生以来，类似“小额信贷是高利贷”、“小额信贷吸穷人血”的争议从未停歇；其背后是小额信贷特别是农村小额信贷所遭受的发展困扰———往往难以求得扶贫与赢利的双重目标平衡，其深层背景则是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覆盖面”与“可持续性”两大价值取向的长久之争。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被贴上“道德”标签的“尤努斯模式”（GB模式）以及这一模式的复制版印度小额信贷的本土之“危”,正是对此的真切反映。

（一）GB模式的镜鉴：格莱珉银行瞄准的其实只是“亚穷人”.

鉴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出于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的考量，一些小额信贷组织往往是“扶假贫”或“假扶贫”: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对授信困难群体有利的贷款方法，但可能并不明确宣布放弃扶贫的目标和宗旨。这就是理念与现实的无情差距。中国信贷式扶贫成就乏善可陈，但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作为全球小额信贷先驱，扶贫成就令世界瞩目。尤努斯打造的“穷人的银行”,其股份的96.5%为贫困妇女所有，就是很好的例证。其非凡意义在于：作为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小额信贷具有很强的社会道德魅力。正基于此，GB模式常被作为瞄准穷人的小额信贷模式成功范例来提及。

然而，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并不等于穷人的小额信贷，换句话说，小额信贷瞄准的偏差，即便是格莱珉银行也不例外。经典的福利主义的小额信贷模式，尽管奉行的是为核心贫困阶层提供信贷服务、更注重帮助穷人中的赤贫者以及脆弱集团中的最脆弱群体的宗旨和理念，但其在保持目标集团不偏离的前提下，面对高成本的困扰，亦开始追求机构的可持续性。GB机制的运行规则是：通常不直接与单个贫困农户发生联系，而是与项目实施最基层的小组和中心发生关系（“求存者（乞丐）贷款计划”仍只是特例或个案而并不影响其总体业绩）；出于对高还款率的要求和对赤贫者贷款消费化的担心，加之小组或中心的纪律驱使，GB模式会努力甄别出核心穷人并将他们排除在外。可见GB瞄准的并非最贫穷的群体，只是“亚穷人”而已。

（二）小额信贷的印度之困及其警示。

“尤努斯模式”的印度版（随着GB模式向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迅速推广，论文格式印度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却在赚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快。2010年10月发生在印度小额信贷中心安德拉邦的小额信贷危机，给全球小额信贷机构敲响了警钟，也引发了对小额信贷的扶贫性和对“尤努斯模式”的一片质疑。

小额信贷的印度之“危”,主因是由非政府组织转型的或直接成立的商业化小额信贷机构，一味满足股东、投资者和管理层所要求的高回报的做法，损害了弱势借款人权益，潜藏的问题必然会爆发。印度小额信贷正转变着利润制造的方向，变得很具侵略性且想赚快钱。[3]那么，小额信贷能够回到它最初的精神中去而肩负服务于穷人并帮助他们脱贫的使命吗？小额信贷的印度事件权当是个案，是小额信贷“成长中的烦恼”.阵痛之后，小额信贷仍将在全球强劲发展，因为支撑这一行业的已不再是信念，而是30亿低收入群体坚实的需求以及过去三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成熟的信贷技术和运营体系。透过“尤努斯模式”的印度之“危”,得到的几点警示是：其一，背离社会福利目标而以纯粹商业目的来经营小额信贷终将行不通；其背后仍是小额信贷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寻求既向低收入人口大量开展金融服务又能实现金融可持续成长的一种模式———的困扰。由此，小额信贷组织要坚守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两个底线。

小额信贷的印度之“困”,昭示着“尤努斯模式”的全球之“伤”,但这未必是“尤努斯模式”本身的错。事实上，格莱珉银行至今运营良好本身就表明，其所代表的小额信贷模式还是在赚钱，问题在于这个钱是大钱还是小钱，是快钱还是慢钱。因而问题的关键还是如何把握扶贫与商业可持续的平衡问题。其二，“尤努斯模式”印度之“危”中的“机”在于：它无疑将推动全球小额信贷的新变革，从而也为中国小额信贷事业发展提供镜鉴。在此要特别注意防止出现对小额信贷健康发展势头的逆转，防止出现对以“尤努斯模式”为代表的小额信贷既有模式的盲目崇拜；同时要注意发展的节奏，基于“稳步”和“健康”原则，实施行业健康发展的引导和有效监管。其三，在微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也是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部分的中国小额信贷，其事业的健康发展，必将为其国内的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文化氛围、技术创新手段支撑，为中国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建设提供样本和示范。[ LunWenData.Com]

三、农村小额信贷在区域和人群上都偏离了初衷

（一）基于“区域—人群”传递机制的农村小额信贷组织的理性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78年）的体制改革推动式扶贫、第二阶段（起于1980年代中期）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第三阶段（从1991年起）的重点攻坚式扶贫、第四阶段（自2001年起）的参与式扶贫。我国现行的参与式扶贫的政策框架，其基本要点可以归结为：满足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扶贫的双重目标，坚持以项目为中心；实行区域瞄准方式，即主要是以贫困村为对象的村级瞄准方式来推动政府主导的全社会扶贫。我国现行扶贫政策的制定，仍然是以区域而不是以人群为基调的。虽然现行扶贫政策基调改以前的瞄准贫困县为瞄准贫困村，这是瞄准区域的范围的缩小———从县域到村域，但仍然没有能够到户、到人，尽管只是“一步之遥”,但仅此可能就是“咫尺天涯”,对于偏远地区尤其如此。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地区人口居住分散，如贫困和最贫困地区大多分布在西部，而西部地区恰是我国人口的稀疏地。[4]如此，要真正将国家扶贫政策“送”到千家万户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这种基于区域的扶贫政策，使农村小额信贷难以按其本来的制度设计，形成对于特定人群的动态而精确的识别和瞄准机制。此其一，还有一种情况涉及我国扶贫资金的行走路线问题。我国的扶贫资金，主要包括财政资金、信贷资金，是按照中央、省（市、区）、地（市）、县、乡、村、贫困户的路径依序传递的，这个传递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才是本应该扶持的特定人群贫困户，可以想见，其中有多少“雁过拔毛”的动作。这种“区域—人群”传递机制，其效果不言而喻。在这个过长的委托—链中，权势群体会设法取得任何潜在利益的机会，利用制度漏洞与秩序缺陷进行合法寻租。显然，“战线”越长，管理成本越高，主导者或主政者就会做出一种理性选择。

对于农村小额信贷来说，道理同样如此。在这个程序化的、繁复的传递过程中，农村小额信贷瞄准的命中率就直接决定于其与管理成本的动态权衡；换言之，农村小额信贷的瞄准精度与管理成本往往呈现出反向变化态势———其瞄准命中率的逐步提高带来的是管理成本的不断攀升，其瞄准偏差的逐步加大带来的是管理成本的不断降低。因而中国农村小额信贷能否构建一种真正反贫困的瞄准机制，焦点在于在既定的政策框架下，如何以这种从上到下的、从区域到特定人群的资金行走路径为载体，在瞄准精度与管理成本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毕竟强调全部瞄准贫困农户的小额信贷需要得到额外的成本补偿。从理论上讲，小额信贷应该能够找到这个最佳结合点，但一旦进入实际操作，小额信贷就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政策的“框框”,从而有意或无意地滑向了所谓的“可持续成长”一边———“可持续成长”的潜台词就是要赚钱。这是中国特有的强大的体制性力量和全球性力量的汇集，小小的农村小额信贷是无法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