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扶贫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消费扶贫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面对低迷的海外消费市场，坚定地走“内生性循环”之路，充分利用内销市场，是中国服装自主品牌的必然选择。目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市场环境消费理念都为本土意识和自主品牌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于中国服装自主品牌而言，成为难得的历史机遇。人口基数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人口基数巨大，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例如，服装内销规模已从2005年的近7000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超过1.4万亿元，为服装自主品牌发展增量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受到人口基数庞大，以及增长迅猛影响，今后10年内中国中产阶级人口亦将进入世界前列。据有关资料，预计未来25年，在经济崛起强大驱动之下，中国中产阶级队伍亦会迅速壮大。据有关资料，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级数量将达到7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各国经验表明，中产阶级历来是消费主力军。中国中产阶级人口的壮大，逐步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群体，这就意味着商品消费能力的广阔增长空间。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提升品牌消费水平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提高生活水平转变生活方式是居民生活的新常态，这也为服装自主品牌创造了潜力巨大的市场空间。以衣着消费为例，2001年到2010年，中国居民衣着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4.64%，超过期间GDP年均增长10.66%的水平。而上世纪80年代，衣着增长速度为5.95%，远低于GDP9.31%的增长速度；90年代，衣着年均增长6.43%，也低于GDP10.27%的增长速度。可以预期，品牌消费将成为服装市场消费的主流模式，消费者与品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市场需求的多元化也将催生新的品牌发展空间和新的品牌形式。多样化的市场结构形成新的市场基础我国幅员辽阔，目前地域发展并不均衡，形成了消费格局与消费文化的差异化。广阔的区域多样化的市场形式差异化的消费需求，为服装自主品牌构筑了稳固的市场基础，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首先，中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与深入，一方面打开了区域差别带来的新的巨大消费空间，另一方面也加速减小了地域之间的消费文化差异。其次，另一个趋势更加明显：在城市化进程中，“80后”，特别是“90后”新生代迅速成长，将大大缩小城乡消费差别，也逐步成为消费主流，这势必加速未来服装自主品牌发展进程与方向，或将成为改变服装自主品牌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为自主品牌带来新契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努力在全球范围内营造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形象，这将给服装自主品牌带来巨大变化，并将成为崛起的契机。同时，国内消费者的中国意识开始觉醒。例如，大型文化体育活动上的志愿者服装，都呈现出了鲜明中国元素和符号。

篇2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的一些贫困地区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而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短暂性的输血式发展”、“旅游收益未能真正流向贫困人口”等问题。因此，国家为解决旅游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在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以规范各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工作，本文将以重庆市彭水县为例进行论证分析，探讨是否符合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工作。

一、重庆彭水县实施旅游扶贫的可行性分析

（一）旅游区位的优越性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重庆市东南部，生物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悠久，早在巴国建立之前，这里就诞育了“盐丹文明”，奠定了黔中文化的基础。如今彭水在拥有阿依河、乌江画廊、蚩尤九黎城、摩围山、鞍子苗寨、郁山古镇等精品旅游景区的同时，区域内交通便捷，作为重庆“一圈两翼”的东南门户，形成了以公路、铁路、水运为主的旅游综合交通枢纽；并且它也是武隆仙女山――黔江小南海――酉阳桃花源精品旅游线路的必经之地，旅游区位十分优越。这便为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优越的旅游区位因素。

（二）旅游资源的推动性

彭水县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旅游资源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旅游资源。一方面，彭水县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孕育了丰富多样的自然旅游资源，据完全统计，包括2处4A级风景名胜区，2处3A级旅游景区和多个精品旅游古镇；另一方面，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分布着苗族、土家族和回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包括鞍子苗寨、蚩尤九黎城、阿依河著名旅游景点，创造了苗族万人采花山节、土家族哭嫁等文化旅游活动。彭水旅游资源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吸引力强的特点，有利于推动旅游精准扶贫活动的开展。

（三）经济发展的紧迫性

彭水县是集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为一体的地区，2016年GDP产值达到1286858万元，比上年增长10.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上年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0.8%。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步优化和城镇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相应的带动了消费支出增加和地区市场繁荣，尤其是生产生活资料、日消费品和旅游服务等出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同时彭水作为国家级贫困县之一，GDP产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从侧面表明了该区域贫困人口数量较大、贫困程度较深等问题，更凸显出了旅游精准扶贫的紧迫性。

（四）生态环境的保护性

区域内生态环境脆弱，地势坡度较陡，耕地中坡度>25度的耕地所占比例较大，且人均耕地少，适合农牧的土地产出低。由于受亚热带季风气候控制，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易导致干旱、洪涝、泥石流和滑坡等自然灾害。长此以往形成了水土流失、土壤贫瘠和人地矛盾尖锐等现象，给本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阻力，这就必然要求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要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相契合。

二、彭水h旅游扶贫实施建议

（一）转变观念做好扶贫目标识别

旅游精准扶贫关键在于精准，这就要求彭水县政府及工作人员摒弃传统的扶贫观念，树立精准扶贫理念。首先，切实做好扶贫目标的识别，真正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要清晰地认识到旅游精准扶贫是对传统旅游扶贫的深化和提升，是对以往扶贫经验的总结和借鉴。其次，政府应做到由以往的“输血式救济扶贫”向“造血式可持续扶贫”方式的转变，增强自身脱贫“造血”能力，切实将旅游与扶贫有效结合起来，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积极引导贫困乡村农民参与旅游业的发展，促使其从旅游发展中充分获益，真正实现自身的脱贫与发展。

（二）多元扶贫建立新型管理体系

针对彭水县旅游扶贫主体单一的情况，应积极建立多元化的旅游扶贫体系，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旅游扶贫开发，构建社会扶贫系统，形成以政府为主导、部门联动、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旅游扶贫新格局。首先，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彭水县政府可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扶持贫困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并实现政府部门联动的新局面，如旅游部门与住建部门合作，建设一批旅游名镇等。其次，动员相关企业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来，通过旅游扶贫规划引导，鼓励社会企业参与扶贫开发；最后，通过政策和资金引导等方式，调动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中的自我帮扶。

（三）因地制宜打造民族特色旅游产品

彭水县是一个典型的苗乡县城，境内居民以苗族为主，因此当地政府在旅游扶贫活动中，可以利用绚丽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通过开展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民族服饰、工艺品、饮食和歌舞等特色旅游产品的形式，实现当地居民通过开展旅游业而受益，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逐步形成以市场带动、景区带动、民族村寨旅游带动的旅游扶贫新模式。

（四）完善监督坚持实事求的理念

加强对旅游扶贫的监督管理是旅游扶贫取得成功的保障，因此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旅游扶贫管理体制。彭水县政府作为扶贫主体，有权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管理、贫困目标的识别和对贫困人口的倾向性政策等，进行旅游扶贫监督管理，严格防止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开发企业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忽视实事求是。其次， 建立扶贫动态监督机制，加强对扶贫目标、项目、资源和扶贫效果的实时监督，为旅游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实施、修改和调整提供依据。

三、彭水县开展旅游精准扶贫的意义

（一）立足实际，形成全新模式

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有利于转变彭水经济发展方式，由以往依靠工业、航运业拉动经济发展向旅游拉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武隆银盘水电站的兴建、区域交通网络的联通和交通方式的革新，导致彭水航运业衰落和消亡，从而严重影响了彭水经济的发展。当地政府在立足于本地贫困人口众多、旅游资源丰富的实际情况基础上，提出“将旅游业作为全县第一支柱产业”的发展方式，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大力发展旅游业，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从而开拓出了一条“旅游兴县”的新路子。

（二）推动经济，减少贫困人口

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战略，有利于提高彭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减少地区贫困人口数量，它已然成为当地政府开展扶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容。在2016年全年彭水县第三产业增长8.5%，对经济贡献率达到了45.6%，三大产业结构比由上年的19.1： 42.1： 38.8调整为19.6：39.0： 41.4。同时，全年全县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219元，比上年增长11.6%，贫困人口数量下降16%，可以明显看出，旅游精准扶贫在地区减贫工作中的巨大作用。

（三）规避风险，不做旅游飞地

旅游飞地是指旅游业发展对其经济的带动作用较小，旅游者仅在旅游目的地从事游览活动，食、住、娱、购等均在外地进行的旅游现象。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有利于彭水避免成为旅游飞地：首先是因为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意味着政府和参与企业，会承担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义务，进行旅游基础设施和其他辅硬件的完善，包括景区、酒店、交通线路等，为旅游者提供一个舒适的旅游环境和便捷的旅游交通服务等，增加游客游玩兴趣；其次，通过实施旅游精准扶贫，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旅游产品、合理规划当地旅游线路，可以增加当地旅游资源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以达到延长旅游者游玩时间或者停留当地的目的，从而避免成为旅游飞地。

（四）促进教育，提高综合素质

在正确的开发方式和旅游资源丰富的前提下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必然会取得成功，进而在带动彭水经济的整体发展的同时，也会促进彭水的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首先，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当地财政资金的充裕，这就为完善教育基础设施、改善教学环境和教师待遇提供了条件，以利于更好的开展教学活动；其次，旅游活动在本质上属于人类的迁移活动，伴随人类迁移的还有先进的文化理念、知识以及良好的道德素质，因此开展旅游活动有利于当地居民接收外来先进文化，提高自身素质；最后，旅游活动的开展必然会影响到当地政府的相关决策和政策推行，其中包括教育政策。近年来彭水县教委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兴办职业教育，指导职业教育内容的整体改革，在保证基本科目学习的前提下，逐渐增加旅游教育等相关内容，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

（五）提供就业，实现效益统一

首先，旅游业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产业，它可以最大限度的吸收贫困人口就业，缓解贫困地区的就业压力；其次，旅游业是一个具有生态效益的产业，对生态环境污染较小，强调保护性发展，与国家提倡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相契合。因此，通过发展旅游业，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战略，有利于在降低环境压力的前提下，减少彭水当地的贫困人口数量和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进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篇3

当前，对生态移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少量的书籍中。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搜索，检索当前相关的学术论文。截至2012年10月，发现在期刊数据库中，以“生态移民”为关键词输入题名共有440篇相关文章，其中核心以上期刊共有145篇。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考虑到文章的代表性与权威性，又以这145篇论文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对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生态移民理论问题、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及社会文化问题三个方面。初步来看，理论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基本原则等问题；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扶贫、经济补偿、后续发展、安置政策、安置模式等问题；社会文化类问题主要包括社会整合、融合问题，思想文化变迁等问题。基于上述的分类方法，笔者对145篇论文进行了初步统计，来具体分析当前的研究内容。在统计过程中，由于部分论文与研究主题相关性不大，做删除处理。通过表1，可以发现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与社会文化问题的论文数量较多，两者之和超过95%。其中，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研究论文数量在当前来说是最多的。从研究论文的总体数量上来看也有一个趋势走向，在1993-2002这十年间，相关的论文数量并不多，只有8篇。但自从2004年以后，相关论文数量开始逐渐增多，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可以说生态移民问题研究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此，需要说明一下，在2004年7月30-31日，“生态移民：实践与经验”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此次会议就生态移民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虽然学术界还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是就建立事先评估机制及生态效益长远评价体系必要性等方面则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并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热烈的讨论。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增进了我国学术界对生态移民问题的关注。

二、基本概念等理论问题

当前，学术界对于生态移民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主要集中于定义、分类、必要性等问题研究。但对生态移民的相关内容进行梳理之后，发现上述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论，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

（一）生态移民的定义学术界对生态移民的定义说法存在很大差异。1.关注经济利益层面：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认为，生态移民是指由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们的短期或长期生存利益受到损害，从而迫使人们更换生活地点，调整生活方式的一种经济行为。[1]2.关注政府行政层面：刘学敏认为，生态移民就是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起来，形成新的村镇，在生态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3.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层面：包智明认为，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以及由此活动而产生的迁移人口。[3]4.关注的多目标性：方兵和彭志光认为，生态移民从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出发,既考虑移民能致富奔小康，又不能破坏迁入地近期和长远生态环境，同时保护迁入地原居民利益不受损害，是多目标移民。[4]的确，当前对生态移民的定义从不同的关注角度予以了各自的解读，但是，笔者认为就生态移民所应该关注的对象与性质来看，生态移民是“生态”+“移民”概念的结合，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态的变化或影响，其应具有的性质是生态性质的，移民应是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条件的。所以，笔者认为生态移民首要关注的问题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其定义也需要从生态环境保护为起点，作为生态移民的主要内容构成。在此，笔者同意包智明给出的定义，生态移民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者为了改善生态环境，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活动。

（二）生态移民的分类生态移民的分类方法很多，有关注移民的原因、移民的方式、自愿的程度、迁徙的规模、移民的社会融合情况等多种类型。1.从生态移民的迁徙原因来看：①生态环境破坏型，即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或崩溃，人类在其中难以继续生存下去，并且在短时间内生态环境也难以恢复，人类需要从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中迁徙出来。②生态环境改善型，在一定的区域内，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与破坏，生态环境在逐渐地退化或难以正常维持下去，需要通过迁徙当地的人口来减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使得生态环境能够逐渐好转。2.从生态移民的方式来看：①自发性的生态移民，指人类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短时间内的崩溃，难以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为了自身的利益与生存的需求，自发地从生态环境恶化区域迁徙出来，在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定居下来。②政府主导型，指生态移民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进行的，政府通过具体的政策与措施，进行有规划、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出于保护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等。当前，生态移民还是主要以政府主导型的生态移民为主，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生态移民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促进当地生态移民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但由此而生的各类问题也不断增加。3.从自愿的程度来看：①自愿性生态移民，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具有自愿选择的权利，能够自己决定迁徙或者不迁徙，一般来说，自愿性的生态移民主要还是在一些环境恶化程度不太严重或不是出于特定对象的保护的条件下进行。②非自愿性生态移民，出于保护特定的生态自然保护区或生态功能区，在政府行政权力等条件的要求下，区域内的人口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迁徙出去，移民往往没有自己是否迁徙的决定权，需要遵从相关的规范要求从该区域内迁徙出去。4.从生态移民后的社会融入与文化适应角度来看：①文化融合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与原先的相同或者一致，能够完全融合进去，不存在日常生产生活方面的障碍。这种形式主要体现在短距离的生态移民，或者某些特定的少数民族等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或宗教文化特征的群体中。②文化适应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文化方面与原先的存在差异但不排斥，生态移民需要在新的地域内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来予以调整，最后能够较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产生活中去。③文化排斥型模式，即生态移民作为一个外来的迁入者，往往难以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所信奉的宗教文化与价值观念具有极大的差异，形成了相互之间的文化排斥或文化对立，容易造成群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移民模式所造成的损失与代价是十分巨大的。除了以上的几种分类以外，有的学者根据迁移后的主导产业，把生态移民分为牧转农业型、舍饲养畜型、非农牧业型和产业无变化型等。[3]有的根据迁移距离，分为就地迁移（或近距离迁移）与异地迁移（或远距离迁移）。[5]关注不同的方面，提出不同移民类型。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从自身研究的关注角度来对生态移民进行分类，才能够建立一个分析的基础与平台，有助于形成一个研究框架与结构，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三）生态移民的必要性1.从扶贫与后续经济发展角度。生态移民能够帮助贫困地区的居民摆脱贫困，并在后续的产业发展与经济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如阿布力孜•玉素甫指出新疆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人们在继续生存问题上遇到了危机，扶贫工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几倍地投人也难以实现稳定脱贫。要改变目前这种落后的状况，较好的办法只有通过生态移民，把贫困人口从不适宜居住的地区转移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妥善安置，使其在新的环境中真正实现安居乐业，以及快速地解决温饱问题，提高生活水平。[6]正是通过生态移民的方式，能够帮助当地居民摆脱贫困，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能够在短期内脱贫致富。也有从后期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态移民的必要性：一方面，通过生态移民，可以帮助生态环境的恢复或保护，能够在当地形成较好的旅游观光资源，促进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从生态移民本身来说，迁入到资源条件与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利用当地的资源，结合相应的政策条件，可以帮助生态移民从事相应的农业、畜牧业等其他后续产业，克服经济上的障碍，增加自身的经济收入，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2.从保护生态环境角度。主张生态移民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避免生态环境遭到人类进一步的破坏，能够保持生态系统的自身稳定性与完整性。卿向阳认为，要实现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保护区设立终极目的，必须对现有的保护区管理系统实施调整与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资源保护特区，选择以城镇化为主要方式的保护区内就近生态移民，构建科学的自然保护区层次，形成政府（资源保护特区）与民族居民的资源保护利益共同体。[7]闫喜凤指出，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移民能有效保护生态功能区的森林资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更大的生态空间。[8]生态移民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正是从这个基本的要求出发，通过移民的方式来保护生态与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保护生态环境是以生态环境作为中心，从生态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可以看作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上文的扶贫与经济发展的角度。3.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生态移民不仅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也能够促进人类健康地发展，以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多的是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体现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朱儒顺，史俊宏从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类能够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对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进一步发展的思路：选择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发展的区域为移民点，移民过程中需要防止“政府悖论”，走开发型生态移民道路，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牧民转移,鼓励企业参与牧民转移，设立生态环境税和生态移民转移支付制度等。[9]李耀松等通过考察宁夏生态移民，指出宁夏生态移民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拓宽了农民致富的空间，恢复和保护了迁出地的生态环境，促进了民族团结。但依然需要完善宁夏移民法规政策体系、强化移民技能教育培训、把产业开发作为宁夏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无疑成为宁夏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10]

三、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

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涉及扶贫、反贫困，移民的补偿标准，移民后的产业发展问题，社会保障机制等问题。本文主要关注前三个问题。

（一）扶贫、反贫困问题当前，对于生态移民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的相关研究比较多，主要的论述集中于生态移民的扶贫效果上，有的生态移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的移民在迁徙之后却没有改善自身的贫困状况甚至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田朝晖等在论述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时，指出生态移民与反贫困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从制度设计上说，生态移民向来被视为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它可以通过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空间，突破制约生存发展的环境约束，从而达到改变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目的，所以生态移民对于摆脱因环境压力造成的基础性贫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状况并没有改变，因为三江源生态移民在移民之前就存在原生性的贫困。三江源生态移民在迁移前尚且可以从事畜牧业生产获得一定的收入，但是，他们在迁移之后，连通过放牧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都缺失了。所以，需要通过增加相应的生态移民救助机制来帮助移民克服贫困问题。[11]王永平等在考察了贵州的生态移民之后，指出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既是推动新时期贵州扶贫攻坚行之有效的途径，又是保护和恢复脆弱生态环境的重大战略举措。总结过去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功经验，在深入调研、摸清底数的基础上，2011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实施150万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作为从根本上解决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区位重要和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2]当然，对于扶贫与反贫困问题，仍然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例如在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资金还很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扶贫力度。西部地区的国债资金数量有限，不能完全满足各地全面实施的移民搬迁。需要不断争取多渠道来筹措资金，能够形成全社会扶贫开发的整体合力。[13]但不容否认，生态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部分原先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条件下的居民摆脱了贫困，在国家与政府相关的政策扶持下，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在移民之后，也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予以关注，能够从实际出发，考虑到移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移民克服各种困难，逐渐消除移民的贫困问题。

（二）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对于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表现，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各种各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补偿资金的数量不足，补偿的标准的确定随意性较大，移民实际享受到的补偿不到位等问题。具体来看，首先，当前我国很多的生态补偿与扶贫项目结合在一起，对补偿资金数量不足往往也容易造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这可以与上文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联系起来。对于资金不足可以分为几种情况，有的是政府的前期投入不足，难以满足移民最基本的生活成本。有的是由于生态移民的生存区域发生变化，对于其原居住地的生活成本难以满足其迁入地的成本要求等。其次，当前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确定的随意性较大。李媛媛在考察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过程中发现，相关部门不考虑移出地区和移入地区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生态移民补偿标准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相关的“移民补助金”标准缺乏依据。对于这种关系到移民能否“搬得出、稳得住”的问题，政策制定的随意性较大，不乏领导的拍脑门决定，致使生态移民行政补偿标准不足以弥补牧民的损失，能致富成为一句空话。[14]再次，当前很多生态移民所能享受的补偿并不到位。相关的经济补偿的信息公开制度还不健全，生态移民不了解相关的补偿政策文件，对补偿数额也一无所知。同时，移民补偿资金在下拨过程中经常被层层截留，相关利益部门都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获取自身利益，导致生态移民补偿资金难以全部到达移民手中。所以，提高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确保补偿金准确、及时到位，促进补偿金信息及时公开是当务之急。

（三）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发展模式，所形成的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也具有较大的差异。如马玉成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发展的研究，指出实施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安置区社会发育程度低，发展后续产业的空间和条件差；牧民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习惯，限制了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资源环境条件，限制了舍饲——半舍饲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化经营水平低。[15]李聚才等分析当前宁夏生态移民区肉牛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养殖户融资、贷款困难；环保意识淡，饲养环境差；产业链不健全，屠宰加工环节薄弱；农户饲养水平低，养殖效益不高。[16]赵宗利等对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考察，分析当前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面临着以下困境：安置区自然生态系统脆弱，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安置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化进程缓慢，移民就地转产乏力；教育滞后，商品经济意识淡薄，移民劳动力就地、异地转移狭窄；草原生态，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制约移民产业拓展。[17]张丽君、王菲分析了西部牧区生态移民后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迁入地的选择缺乏系统、缜密的实证研究，导致新的生态破坏；移民资金不足，移民的安置和生产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受限；后续产业发展滞后，对牧民生产方式转变后的适应性学习培训滞后。[18]但是，总的来说，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需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1.产业发展应适合当地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2.产业的推广应做好前期宣传、教育与培训工作；3.产业发展应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与保障机制；4.产业发展应具有市场空间与利润空间；5.产业发展需要与移民的民族、经济、文化等特点相符。

四、社会文化问题

生态移民迁入到一个新的环境，脱离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并没能很快地放弃传统生存模式和观念而融入新的环境中。因而，容易成为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新的社会群体。当前，生态移民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主要包括三个。

（一）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的适应问题张娟对三江源地区的藏族的生态移民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三江源地区的高寒、高山草场决定了生存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只能从事单一的，以游牧为主导的草原畜牧业经济，广袤的草原是其从事生产经营的基本环境。而搬迁后，牧民离开了草原，放弃了游牧，进入了城镇，实现了定居，并探索性的进行创业、立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缺乏积极性和相应的生产技术，生态移民面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环境，需要再社会化。[19]包智明、孟琳琳对内蒙古正蓝旗敖力克嘎查的生态移民生产方式进行分析之后，牧民从天然的放牧方式转换到了以奶牛的圈养方式，开始进行人工喂养。这种生产方式对奶牛的饲养技术要求比较高，对毫无经验的牧民来说，开始存在很多的不适应性。[20]生态移民过程中，由于在地理空间上发生了转移，移民所依赖的生产环境与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例，原是牧民身份的移民在迁入农耕区之后就难以从事种植业，缺乏耕地种植的技术，难以确保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同样，从农耕区迁徙到草原地区的居民，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掌握游牧的谋生方式。所以，对于生态移民尤其是跨区域的移民，需要在移民前对相应的居民进行生产技术的培训与教育，能够确保其掌握最基本的生产技术，以便能够支持自身基本生存要求。

（二）生活方式的适应问题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是一个特定群体关于衣、食、住、行等的综合性反映。扎陵湖乡生态移民一年四季在黄河源头的草山里过着游牧生活，他们虽然对城市和城市生活有着种种“想法”和“猜测”，但对城镇定居生活却没有“实质性兴趣”。例如，搬迁前，牧民衣有毛皮，食有牛羊肉，住有毡房帐篷，行有牦牛、马，这些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家庭畜牧业经济而实现自给自足。搬迁后，他们变卖了牲畜，失去了畜牧业经济的载体，衣、食、住、行的需求只能从市场的交换中满足。调查中，牧民R说“：现在我们根本不敢吃肉，肉贵的很，也喝不上牛奶了，出去干啥都要花钱，要是像以前一样，天天吃肉，喝牛奶，政府给的钱根本不够花啊。”由自给自足变为市场交换，牧民稳定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变数。生活习惯和方式的差异成为影响牧民适应性差的主要因素。[19]通过田晓娟对同心县生态移民的生活的调查研究之后，发现移民在生活支出、饮食结构、衣着消费、居住形式、交通通信等几个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之后，相应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能够很好地适应移民区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异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民族或区域传统文化的保留、继承和发扬，需要在生态移民社区管理、房屋规划过程中，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允许一些不愿意和不适合搬迁的人留在原居住地从事生产，为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生存和发展空间。[22]所以说，对于生活方式的适应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生态移民在进行迁移之后，在短时间内往往会存在着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有的移民可以适应相应的环境，但有的可能还难以适应下去，给自身的生活上造成了极大地影响。遇到此类情况，需要利用相应的政策机制与条件，来帮助移民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当地环境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可以分为思想观念上变化与文化变迁等问题来予以分别论述。生态移民过程首先是一个思想观念变迁的过程，移民原有的思想观念由于地域环境等特征往往具有其地方性的特色，而在新的环境之下会存在着不适应的状况。张娟在调查中发现，传统思想观念对于移民适应性也有着很强烈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财富观念影响移民资本积累，牧民以牛羊数量为财富的标志，并不像农耕民族一样有银行存款，缺乏资本积累意识；二是从业就业观念存在偏见。调查中许多牧民认为像清洁工、街道下水管道修理等社会服务性工作是“很丢人的事情”而不去做。这两个方面的直接负面影响是：使移民后续生产发展缺乏资金支撑，后续转产就业的选择渠道变窄，这种状况影响着移民对城镇生活的适应。[19]而文化变迁则是一个更复杂、更长久的过程。目前，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中道德和价值观的变迁基本上显现不出来。但是，由于他们现在直接面对着具有现代文化意义的城镇文化，一些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滋生和蔓延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断地冲击和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他们固守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与迁入地的道德价值观之间难免发生碰撞、摩擦、冲突，如果对其不加以正确引导，就有可能出现道德失范、价值失缺的形象，进而影响一方的社会稳定和发展。[23]

篇4

[13]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网站.奖励推动生命教育绩优人员计划[EB/OL].http：//edu.tw/pages/detail.aspx？Node=1123&Page=22937&Index=3&WID=65cdb365-af62-48cc-99d9-f9e2646b5b70，2014-03-20.

[14]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网站. 奖助生命教育硕博士论文及期刊论文要点[EB/OL].http：//edu.tw/pages/detail.aspx？Node=1075&Page=26794&Index=3&WID=65cdb365-af62-48cc-99d9-f9e2646b5b70， 2015-03-25.

[15]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网站.补助学校办理生命教育特色校园文化实施计划[EB/OL].http：//edu.tw/pages/detail.aspx？Node=1123&Page=26522& Index=3&WID=65cdb365-af62-48cc-99d9-f9e2646b5b70，2015-02-26.

[16]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网站.生命教育里程碑――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生命教育中心揭牌[EB/OL].http：//edu.tw/pages/detail.aspx？Node=1088&Page=26770&Index=3&WID=65cdb365-af62-48cc-99d9-f9e2646b5b70，2015-03-23.

[17][21]钮则诚.从台湾生命教育到华人生命教育[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