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20 1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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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Abstract:Theauthor’sinvisibility,ortheunfaithfulnessoftranslatedliterature,hasalwaysbeenacontroversialtopicintranslationstudiesinChina.Whyisthetranslatordissatisfiedwiththe“formalequivalence”betweenwordsfromdifferentcultures?Underwhatcircumstanceswilltheauthorofthesourcetextbeinvisible?Whati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uthor’sinvisibilityandthetranslator’svisibility?Fromaculturalperspective,howdoesthenotionofinvisibilityaffectthedevelopmentoftranslationstudiesandthepursuitoftranslationcriticism?TheauthorattemptstofindanswerstothesequestionsbyemployingatheoreticalframeworkbasedonAndreLefevere’sviewsontheinfluenceofpoetics,ideologyandpatronageontheproductionontheproductionoftranslation.
Keywords:author’sinvisibility;poetics;ideology;patronage;translatedliterature;relationship
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译者在处理原作时，由于不同的策略取向，会导致原作不同程度的变形，译作不同程度的失真，笔者将这种翻译文学中的变形现象称为“原作之隐形”。
“原作之隐形”，换言之即“译作之不忠”，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翻译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何不“依样画葫”？原作会在何种情况下隐身于译作之后？原作的隐形与译者地位、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评论之间究竟有何因缘？这是一个值得译界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本文中，作者试图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入手，对此现象作一文化透视。
理论依据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是文化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紧密相关。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Lefevere,1992a）。
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樊篱所缚的翻译界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那么，它对于“原作之隐形”现象又具有怎样的解释力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种种隐形情绪背后所蕴藏的禅机，或许能够发现异样的谜底。
隐形情结和因缘种种
一、隐形与诗学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Lefevere,1992a:26)。
在翻译中，由于译者心目中的意向读者和服务对象来自译语系统，译者本身又浸染于译语系统文化当中，译语系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观在这种“作用”下发生变形。这种变形首先是译作对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结构、逻辑形式、文体风格等方面的改变。
语言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各种各样的语篇当中，即使是权威的经书典籍比如《圣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样的作品，也会由于诗学观的影响在译者的诠释和解构中发生变化。例如，路德（MartinLuther）在以德文译《圣经》时就经常添加一些表示“转折”的连词，比如“Allien（但是）”。这是因为，虽然拉丁希腊文中无此原文，但德语的语法结构却要求他作这样的改变（蒋百里，1921）。而对于严复是如何配合他的“用心”郑重地选用了当时流行于士大夫之中的桐城派古体，又是如何根据汉语的习惯将《天演论》进行“化整为零”的拆变，则早已成为译坛百年之佳话。
语言的隐形不仅受到社会主流文学观的影响，有时还为译者本人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所操纵。这种隐形在诗歌和戏剧翻译中尤为明显。例如：对于拜伦的《希腊岛》（TheIslesofGreece），不同的译家便采用了不同的文体。以第一句为例：
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
Whereburningsappholovedandsung,…
梁启超译文：（沉醉西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马君武译文：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
苏曼殊译文：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可斐斐，茶辐思灵保。……
译文：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泳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谢天振，2000：146-147）
对于拜伦这首著名的诗篇，同一个国家的译者，为什么样会有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呢？一方面译者要借诗明志；另一方面，更由于各自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梁启超要用他的元曲全来宣扬政见，马君武则采用七言古诗来哀叹民族的命运，苏曼殊取五言诗体来抒发个人情怀，而则要用离骚体来进行语言文化比较（杜争鸣，2000：48）。他们都有以自己的文学观从不同的欣赏角度给译作涂上了浓烈的个人色彩，重塑了拜伦诗中的艺术形象和不同的拜伦形象。
文体方面的变形不仅将原文结构或文体隐身于译作之后，同时还可以导致风格的变形。风格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有时甚至是一个词的添减便改变了整个面貌。如：
ItwaseventwylightwhenheentredthecittieofAntium,andmanypeoplemethiminthestreets,butnomanknewhim.SohewentdirectlytoTullusAufidiushouse,andwhenhecamethither,hegothimupstraighttothechimneyharthe,andsathimdowne,andspakenotawordetoanyman,hisfaceallmuffledover.Theyofthehousespyinghim,wonderedwhatheshouldbe,andyettheydurstnotbydhimrise.For,ill-favoredlymuffledupanddisguisedashewas,yetthereappearedacertainemajestieinhiscountenance,andinhissilence:WhereupontheywenttoTulluswhowasatsupper,totellhimofthestraungedisguisingofthisman.（十六世纪英语）（王克非，2000：292）
这是英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译家诺斯（ThomasNorth）从阿米欧的法文转达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贵人传略》中写柯里奥兰纳斯一书的开场白。风格既无阿米欧的古典，也不像原作者普鲁塔克，而是一段颇具诺斯色彩的生动活泼、充满戏剧色彩的新篇。其中，“Theyofthehousespyinghim”中spying是诺斯为原作所加的颇为戏剧化的一笔，而文中新增的副词ill-favoredly亦使整段译文更富神秘色彩。
如果说，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上的变形只是不同程度地碰破原作的“形”与“壳”，那么，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错位则会或多或少地触及原作的“灵”与“肉”。
二、隐形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Lefevere,1992b）。
意识形态使用于翻译过程时，造成原作的文化在译作中的隐形。“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Lefevere,1992a:41;陈、张，2000：177）。因此，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原作中带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就有可能褪色、变形乃至消失。
比如，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时，为了让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有意将男、女主人公RedButler和Scalet译成了颇具中国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东华是“不必字真句确地译”（谢天振，2000：148）的拥护者，他从译语文化出发，将原语的姓氏文化隐形，从而把读者引入他所营造的文学氛围。
又如，苏曼殊在译雨果（VictorHugo）的《悲惨世界》时，为了呼应当时提倡西方“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封建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原作中不曾出现的人物男德，同时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话(王宏专，1999：40)。
文化隐形的现象在有关伦理道德的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在20世纪初蟠溪子所译的《迦因小传》中迦因未婚先孕的一节即被译者删除（陈、夏，1997），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允许女子越雷池半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节译本中有关描写的许多场面都被删减（成、周，1998），因为当代社会虽然开放了许多，但其主流意识形态仍不鼓励性开放。而针对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名剧《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中的台词，不同的译者所作的不同处理足以让我们对异国情调刮目相看。
在Lysistrata这幕剧剧终时，女主人公在请由美女扮演的“和平(Peace)”把斯巴达的和平使者带来时说了一句台词：“Enmedidotencheira,tessathesage.”直译：Ifhedoesn’tgivehishand,takehimbythePenis.对于这句台词，不同的译者的处理方式是：
①Ifanydonotgivehishand,leadhimbythenose(ByWilliamJ.Hickie1902).
②Iftheydon’tgiveahand,alegwilldo.(ByA.S.Way1934)
③Ifhandsarerefused,conductthembythehandle.(ByDouglassParker1964)
④Butiftheywon’tgiveyoutheirhands,takethemandtowthempolitely,bytheir…life-lines.(ByPatrickDickenson1970)
⑤Takethembythehand,women/orbyanythingelseiftheyseemunwilling.(ByDudleyFitts1954)(Lefevere,1992a:41-42)
显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译者对penis这个词作了不同的诠释和意象转移。为什么其中的差异如此之大？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要为某一套意识形态服务，就会配合这一意识形态树立某种形象。当原作的文化意象与译者的社会文化意识不相符或不相容时，译者便会根据他要服务的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形象作隐形的移植。
三、隐形与赞助人
赞助人（Patronage）在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中被视作最为重要的因素。作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陈、张，2000：176），赞助人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它可以是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Lefevere,1992a:17）。对于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赞助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原
语言结构或
作的“二度隐形”中表现尤为突出。
二度隐形使原作发生“二度隐形”的译品，大多是通过某一媒介转述或通过已有的译本转译、改编而来。因为原述者或原译本在第一次翻译时已一度变形，在这种基础上再创造的译本难免遭至二度变形。二度变形的译本导致了原作二度隐形。在这方面，林纾是当之无愧的译林高手。林纾不懂外文，他的译品主要建立在助手的转述和自我加工、改译的基础上（钱钟书，1981）。他还不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凯撒》和易卜生的剧本《群鬼》等都译成小说（冯至，1959）。与林纾同行的日本明治中期的高产译者黑岩泪香对侦探小说的改写度更是比林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读了许多英文侦探小说后，有趣的故事情节尚在脑中，”然后坐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编辑室里，“不看原书，信笔译去，创所谓通俗易懂的‘泪香风格’”(王克非，2000：324)！而三、四十年代由、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名作《复活》在南京公演时不但抹去了《马太福音》，而且还有意让原作中的波兰革命者唱起了抗日救国的战歌(黄，2000；谢，2000)！这些作品虽然经过了二度变形，但其不断增长的出版数量足以证明“林译小说”和“泪香风格”都在各自的国度获得了成长的土壤：林纾以180余众的高产位列众多译家之首，而黑岩泪香也以130余本入居高产译者之列。、的《复活》更是在民众之中引起巨大的轰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让原作“隐”了“形”甚至还带有各种错误的译本在读者或观众中具有广阔的市场呢？从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呼唤新的文学形式，但更重要的，还来自于当时的文学赞助人的广泛支持和扶植。在林纾的时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大批康有为、梁启超们致力于翻译以政治小说为主的各类文学作品来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王宏志，2000）。林纾的译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正是顺应这股潮流而生的，理所当然受时上层改良家们的支持。“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的这首诗，是对林纾最好的肯定和宣传。而黑岩泪香所处的日本明治中期，亦属于“民智未开”的社会，侦探小说的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自然吸引了广泛的读者。更何况，黑岩泪香本身就是舆论工具的控制者，他的译作大多就是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上连载(王克非，2000：324)。而、将《复活》改编并成功地搬上舞台，都离不开当时正在走向胜利的“红色”力量的扶助和领导。由此可见，作为赞助人的政治权威、文化权威和新闻出版机构在隐形的文本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确是举足轻重。
隐形与共识
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和大量的史料来看，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原作之隐形现象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权力操纵的必然结果(Hermans,1996:26)。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Toury,1978:89)。原语文化系统和译语文化系统无论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权力关系等各层面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规范(norms)”。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系统和不同的“规范”，必须作出适当的取舍。如果以原语文化为主导，不对原著做适当的“修枝剪叶”，译文便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面目，而迫使译语文化让步，结果是译文“晦涩难解”（鲁迅，1981：151-153），很难进入译语文化系统。试想一下，有哪能一本“逐字翻译”的作品真正流传于世呢？相反，译者也可能将原著文化或“规范”彻底，但这已超越了“翻译”的界定范围。比较合理的选择常常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位置，即，译者会浓度既牺牲原语文化的某些“规范”也打破译语文化的某些“规范”(Toury,1978:88-89)，其终极产品会因为不同的偏向而烙上“异化(foreignization)”或“归化(domestication)”的色彩。而译者为满足译语文化读者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取向，同时由于译者本身又受译语文化的种种制约，更多的时候是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让原作隐形于译作之后，而这种隐形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勒菲弗尔所说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它们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控制着原作的隐形程度。
隐形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勒菲弗尔以他的“三要素”论，把翻译中的隐形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范围中进行审视，把一向不愿为“奴”而又诚惶诚恐于“以忠实为天职”的译者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翻译与原作的关系，重新认识作为译者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译论把翻译视作原著的复制品，因而翻译在地位上屈从于原著，翻译研究也以“原著为中心(source-textoriented)”，对原著任何的隐形都被视如“叛逆”或“不忠”。而在勒菲弗尔看来，译者能不能译出与原文相近的译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根本不存在要和原文对比”(王宏志，1999：17)。换句话说，即，对原作的隐形是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对原作进选择文化解构。勒菲弗尔的这一理论对“原著中心论”提出了原则性的质疑，确定了翻译研究以“译语为中心(target-textoriented)”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勒菲弗尔并不是孤独的施行者。纵观世界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史，与勒菲弗尔牵手的人比比皆是：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图里(GideonToury)的“规范”(Norms)论，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的“格式塔”(Gestalt)，弗美尔(HansJ.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theory)，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原文至上的观念，勒菲弗尔在英国的同伴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更是赞同“翻译有如‘吸血’”，译者应对原作“粗暴地妇占(womanhandle)”(陈、张，2000：186)！而解构学派则坚信只有将原来的“器皿”击成“碎片”，将原作“置之死地”才能重塑“后起的生命”！翻译不再是原作的复制品，翻译过程中的隐形也并非是对原作的“淹没”，而是原作的“再生”，是原作“生命延续”的阶段(theirstageofcontinuedlife)(Benjamin,1992:73)。看看庞德是如何让李白在美国复活，看看在中国早已死去的“寒山诗”是如何成了“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的精神食粮，再想想英国的二流作家哈葛德是怎样在林纾的笔下家喻户晓，想想在挪威并非最突出剧作家易卜生是怎样在《新青年》上光芒四射的，翻译中的隐形对译者、读者和原作的意义不言而喻！那么，翻译家为什么还要甘于作“茧”？翻译家要提高自我价值，首先必须有勇气让自己“现身(Visible)”，让原作“隐形(invisible)”。“亦步亦趋”，是永不可能建立起“卓而不群”的学科体系的！
隐形现象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思索是如何看待译品评介的问题。传统的译评常常介于“空泛的赞赏”和“集中评错”之间(王宏志，1999：7)。而这种“错”，往往是由于隐形所导致的。挑“错”标准仍然以原著为参照。确实，从纯
粹的翻译技巧上看，如果我们认为只要不是“逐字”的翻译便是翻译的败笔的话，那么，严复的翻译确乎算不上成功，因为他在系列“醒世”译译作中将“俚鄙不经之事”皆“芟剃不言”①。但从严复深刻的“用心”、精湛的语言和百年不变的影响上来看，我们能说他的译品不是成功之作吗？翻译毕竟不是一种纯技巧活动，它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要烙上文化的印记。因此，对译品的评介不应该只限于狭义的“忠”与“不忠”的范围，而应该置之于历史的、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讨论。在“信、达、雅”之外，译评家有更多的核心问题可以触碰和深入探索，比如说，由于隐形所产生的佳译或劣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效果，等等。
最后一点是对于“隐形”的态度问题。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Lefevere,1992b)和全球文化交流的趋势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隐形现象在未来的翻译文学中不仅不会销声匿迹，而且还将伴随“异化”现象的升温而继续与之分庭抗礼。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日益开放，对隐形现象的欣赏度也会越来越大。作为译者，在特定的诗学观、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下对原作进行适度的隐形是完全必要的。作为学者，更有责任学会如何客观地分析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没有必要把这种“隐形”视如“文化堕落”（孔慧怡，1999）而战战兢兢地敬而远之或面红耳赤地诛而伐之，更不能武断地要求译者“附庸”于原作，因为异域的文化在进入新的氛围的过程中经过一路“颠顿风尘”和“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钱钟书，1981），它的终极形式不可能是纯粹的“之乎者也”，也不可能是纯粹的“YesorNo”（冯至，1959）。而作为原作者，也大可不必因为“译作的声音超过了原作”而抱屈，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正在于流传。原作通过译者在异域得以繁殖，虽然被涂上了新的色彩，但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者该做的似乎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对译者满怀敬意。
注释
①此为吴汝纶在通信中与严复讨论翻译标准时对严复的鼓励之辞，转引自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p.5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2]成林，周明.劳伦斯文集[Z].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3]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杜争鸣.《翻译与创作》：钩沉百年文学翻译的启示[J].中国翻译，2000，（6）.
[5]冯至.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和介绍[J].北京大学学报，1959，（2）.
[6]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7]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J].改造，（3）.
[8]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鲁迅.《小彼得》译本序[A].鲁迅.鲁迅全集[C].1981，（4）：151-153.
[10]李亚舒，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11]钱钟书.林纾的翻译[C].北京：商务印书院，1981.
[12]王宏志.a.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b.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13]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4]王佐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家[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1）.
[15]严复.天演论[Z].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6]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7]Alvarez,Roman&Vidal,M.Carmen-Africa.Translation,Power,Subversion[C].Clevedon:MultilingualMatters,1996.
[18]Bassnett,Susan&Lefevere,Andre.ConstructingCultures:EssaysonLiteraryTranslation[C].Clevedon:MultilingualMatters,1998.
[19]Benjamin,Walter.TheTaskoftheTranslator[A].Schulte&Biguenet.TheoriesofTranslation:AnAnthologyofEssaysfromDrydentoDerrida[C].1992.71-82.
[20]Chang,NamFung.Faithfulness,Manipulation,andIdeology:ADescriptiveStudyofChineseTranslation[A].Perspective:StudiesinTranslatology[C].1998.235-258.
——PoliticsandPoeticsinTranslation:AccountingforaChineseVersionofYesPrimeMinister[J].TheTranslator.Volume4,Number2[C].1998.249-272.
[21]Even-Zohar,Itamar.PolysystemStudies[J].PoeticsToday,1990,(1).
[22]Hermans,Theo.NormsandtheDeterminationofTranslation:ATheoreticalFramework[A].Alvarez&Vidals.Translation,power,Subversion[C],1996.25-51.
[23]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M].London:Routledge,1992.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M].London:Rout-ledge,1992.
[24]Toury
,Gideon.TheNatureandRolesofNormsinLiteraryTranslation[A].Holmes&Broeck.LiteratureandTranslation:NewPerspectivesinLiteraryStudies[C].1978.83-100.
篇2
一、非文学翻译
非文学翻译在翻译界被称为应用翻译或者实际用翻译。非文学翻译的信息性比较强，准确性要求比较高，专业性比较强，目的性比较强。它不同于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注重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而非文学翻译关注的是人们的实际生活需要和应用。在和平年代，后者对于人类来说更为重要。
二、平行文本
1.定义。“简单来说，平行文本指语言上相对独立，但却在相近的情境下产生的不同文本。”（梁君华，2012）通过阅读大量的相关资料和文献，发现翻译学界并没有对平行文本给出明确和清楚的定义。
2.平行文本的分类和重要性。平行文本分为两类，一类是源语的平行文本；另一类则是译入语的平行文本。源语的平行文本能够帮助译者简单了解原文文本中的相关知识；而译入语的平行文本的作用更大，译入语的平行文本不仅在专业知识上而且在语言风格上都能够为译者提供参考，从而使译文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三、平行文本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笔者曾经做过大量医学论文的翻译。下面的几个翻译实例均来自笔者翻译实践，可以用来论述平行文本是如何提高译文的质量。
1.原文： Recently， Eckardt introduced a 23-gauge transconjunctival vitrectomy system that mirrors the conventional 20-gauge system in instrument handling but incorporates the small- incision self-sealing ports of the 25-gauge system described by Fujii et al.
原译：近年来，艾卡特引进了23G经结膜无缝合玻璃体手术治疗系统，依照藤井等人的描述，其使用了20G手术操作仪器并结合25G系统封闭式切割刀头的治疗方法。
平行文本：闭合式玻璃体切割术，此手术的优点是完全在眼球密闭状态下进行，切口小，操作方便，不损伤晶状体。（医学知识库）
试译：近年来，艾卡特引进了23G经结膜无缝合玻璃体手术治疗系统，依照藤井等人的描述，23G玻璃体切割手术系统即使用了传统的20G手术操作仪器又结合25G小切口、自行封闭、不需要缝合的特点。
此例子中原文的句式特点：多用长句且句式复杂，（何晓娃，2007）原译文犯了“死译”的错误。借鉴平行文本的用词方式和句式特点，对译文进行改译，使译文的语言不仅简洁精炼，句式结构准确。
2.原文：The procedure included insertion of transconjunctival cannulas through the pars plana in the inferotemporal， superotemporal， and superonasal quadrants.
平行文本：巩膜切口：一般采用3个切口，切口的位置一般选择在颞上、鼻上和颞下3个象限。（23-G TSV）
试译：手术过程包括将经结膜带有套管的套管针插入到视网膜静脉下颞枝、上颞枝和鼻上象限的平坦部位。
平行文本可以帮助译者弥补专有名词和专业知识的缺失。在非文学翻译中，确定专业词汇意思是翻译出高质量译文的关键一步，译者在翻译时，面对大量专有名词和专业知识，就需要查询大量平行文本。
3.原文：Pars plana vitrectomy was performed using a 23-gauge high-speed vitrector with a cut rate of 2500 per minute. It included complete removal of the posterior vitreous and extensive removal of peripheral vitreous up to the vitreous base.
原译：23-G高速波切割的频率为2500/Min，把它应用到睫状体平坦部位的玻璃体切除术中，其手术过程包括对后部玻璃体的完全切除和对玻璃体周围组织的大量切除，而后者的移除取决于玻璃体基底部。（23-G TSV）
平行文本：用穿刺刀平行角膜缘穿入玻璃体腔。切口的长度可根据切割器刀头的粗细及注液管的直径适当调整，一般穿刺刀刀头直径为1.4mm。
试译：睫状体平坦部玻璃体切除术采用23G高速波切割，其切割速率为2500/Min。其中包括完全移除后部玻璃体和大量移除玻璃体基底部前的玻璃体周围组织。
非文学翻译文本有固定的句式结构，除了这些，对译文的叙述时态和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此译例是描述手术的过程，对于此种特殊描述，其译文也有特定的时态，叙述过程并没有发生而是一种描述。这也恰恰说明了译入语的平行文本主要应用于译文的表达上。（柳叶刀，2014）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平行文本在非文学翻译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结合源语平行文本帮助理解原文的作用，以及译入语平行文本的帮助译文表达的作用，正确无误地理解原文后做到准确贴切地表达译文，传递原文的信息。
参考文献：
[1]梁君华.非文学翻译与平行文本[J].上海翻译，2012（2）：153-156.
篇3
1、引言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受到弗斯(J.Firth)和韩礼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语言学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际能力论学说的影响。当前,从功能角度研究翻译,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张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国学者为主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角度入手,用较固定的框架研究语篇功能;后者则是以德国学者为主,从赖斯(K.Reiss)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H.Vermeer)的目的论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入手,强调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功能及依据不同语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文本用形象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社会现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学翻译则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功能派适用于文学翻译。如陈刚和胡维佳(2004)从功能派角度比较了《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译本;文军、高晓鹰(2003)运用功能理论来阐释了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吴南松(2003)、王小凤(2004)分别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吕凤仪、何庆机(2009)则从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论和功能文本类型学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本文尝试从文学翻译实例出发,分析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探讨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
2、理论源流与特点
2.1 功能翻译理论内容与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Nord,2001)。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弗美尔、赖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为代表,分别提出了目的论、文本功能类型学和翻译行为理论;第二阶段核心人物为诺德,提出了功能翻译类型学和忠诚原则。第二阶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库斯摩尔(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2.2 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着,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论与文学翻译例析
3.1 文本类型学与文学翻译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功能翻译基础理论之一。按其观点,语言文本类型理论可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赖斯认为文学文本属表情型,应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内表现出了对时光消失的感叹和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本文选用张培基教授(译A)与张梦井教授(译B)的译文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文本规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例1. 标题:“匆匆”
译A:The Transient Days
译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内涵为“暂短的,转瞬即逝的” 而“go by” 为“逝去,过去” 。“匆匆”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而感到无奈,作标题使用,透出一股文学语言的美感。译A中“transient” 与文中主题意义相符,表达出对短暂的无奈;而译B 中的“go by”体现出的是“时间在逝去”,还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短暂,快”。从译文对比看,由于对原文词义的把握差异,译B的措辞未能表现出表情型文本“审美”的语言特点,所表达的情感不如译A;从翻译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实原作者”,语义产生了偏差。下文再举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译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译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译A中“wear away”表达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种形象化的翻译,吻合原文中的“渐渐”二字;而译B的“numbered”表示“时日无多”,用于此有点牵强,作者写此文时年仅二三十岁,用“时日无多”来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渐渐”一词的意味。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本规约考虑应注重其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从词义上再现原作情感,体现出其“审美的”语言特点。
3.2 功能加忠诚与文学翻译
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为“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张美芳2005)。“翻译纲要”指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译纲要含有译文的预期功能、读者、传播媒介、出版时间和地点等。原文分析为译者提供决定依据: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与译文功能相关,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问题主要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处理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译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考虑的焦点(诺德2001)。
3.3 翻译策略与文学翻译
纽马克(P. Newmark)是英国翻译界元老,其特别钟情于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也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的目的在于解读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强调译文的信息型,交际翻译旨在解读原作者的意图,注重译文的效果性。在文学翻译中时常面临“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这样的两难,从功能角度入手,考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则可避免生硬的“两分法”。
4、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功能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途径,其对文学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度。
参考文献:
[1]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何庆机. 国内功能派翻译理论研究述评[J].上海翻译,2007(4):16-20.
篇4
1、引言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受到弗斯(J.Firth)和韩礼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语言学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际能力论学说的影响。当前,从功能角度研究翻译,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张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国学者为主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角度入手,用较固定的框架研究语篇功能;后者则是以德国学者为主,从赖斯(K.Reiss)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H.Vermeer)的目的论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入手,强调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功能及依据不同语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文本用形象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社会现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学翻译则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功能派适用于文学翻译。如陈刚和胡维佳(2004)从功能派角度比较了《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译本;文军、高晓鹰(2003)运用功能理论来阐释了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吴南松(2003)、王小凤(2004)分别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吕凤仪、何庆机(2009)则从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论和功能文本类型学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本文尝试从文学翻译实例出发,分析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探讨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
2、理论源流与特点
2.1 功能翻译理论内容与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Nord,2001)。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弗美尔、赖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为代表,分别提出了目的论、文本功能类型学和翻译行为理论;第二阶段核心人物为诺德,提出了功能翻译类型学和忠诚原则。第二阶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库斯摩尔(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2.2 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着,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论与文学翻译例析
3.1 文本类型学与文学翻译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功能翻译基础理论之一。按其观点,语言文本类型理论可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赖斯认为文学文本属表情型,应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内表现出了对时光消失的感叹和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本文选用张培基教授(译A)与张梦井教授(译B)的译文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文本规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例1. 标题:“匆匆”
译A:The Transient Days
译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内涵为“暂短的,转瞬即逝的” 而“go by” 为“逝去,过去” 。“匆匆”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而感到无奈,作标题使用,透出一股文学语言的美感。译A中“transient” 与文中主题意义相符,表达出对短暂的无奈;而译B 中的“go by”体现出的是“时间在逝去”,还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短暂,快”。从译文对比看,由于对原文词义的把握差异,译B的措辞未能表现出表情型文本“审美”的语言特点,所表达的情感不如译A;从翻译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实原作者”,语义产生了偏差。下文再举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译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译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译A中“wear away”表达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种形象化的翻译,吻合原文中的“渐渐”二字;而译B的“numbered”表示“时日无多”,用于此有点牵强,作者写此文时年仅二三十岁,用“时日无多”来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渐渐”一词的意味。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本规约考虑应注重其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从词义上再现原作情感,体现出其“审美的”语言特点。
3.2 功能加忠诚与文学翻译
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为“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张美芳2005)。“翻译纲要”指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译纲要含有译文的预期功能、读者、传播媒介、出版时间和地点等。原文分析为译者提供决定依据: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与译文功能相关,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问题主要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处理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译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考虑的焦点(诺德2001)。
3.3 翻译策略与文学翻译
纽马克(P. Newmark)是英国翻译界元老,其特别钟情于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也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的目的在于解读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强调译文的信息型,交际翻译旨在解读原作者的意图,注重译文的效果性。在文学翻译中时常面临“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这样的两难,从功能角度入手,考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则可避免生硬的“两分法”。
4、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功能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途径,其对文学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度。
参考文献:
[1]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何庆机. 国内功能派翻译理论研究述评[J].上海翻译,2007(4):16-20.
篇5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首先表现在它的理论概念、范畴就是从传统的文学、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发出来的。这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的译经僧人支谦。他的《法句经序》就借用孔子、老子的文学、美学观来阐述其对翻译的看法：
仆（指支谦）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仆初嫌其辞不雅。维袛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金陵刻经处本）
这里所出现的雅与达、信与美、言与意、文与质等概念及范畴都是出自先秦时期的传统文艺观与美学观。支谦的祖籍是月氏人，而父亲在汉灵帝之世已来到中国，他也出生在中国，其实他早已汉化。他对中国学问相当精通，传载他避乱江南时，曾在孙权门下被拜为博士，并辅导东宫。他的翻译也更受中国老、庄的影响，在名词概念上常拿老、庄词语与佛教大乘经典词语相牵合。因此，在阐述翻译观点时，自然也沿用中国传统的孔、老之言。自他以后的译人在谈翻译时几乎都沿袭他所开创的传统。如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序》在评价前人的出经时说：“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指支谦），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同上书，卷八）道安在这里则从庄子的以朴为美的文艺美学观出发去指责支谦、叉罗的意译的。又如僧肇评鸠摩罗什所译的《百论》是“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同上书，卷十一），慧远评僧伽提婆所译的《三法度论》是“虽音不曲尽，而文不害意”（同上书，卷十）。这些都渊源于传统的文艺美学观。
从实质上看，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转换。佛经翻译的初期，由于语言不甚精通的限制，也更由于中印文化背景的差异，翻译的难度是很大的。为了寻找到两种不同文化的沟通点，译者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如用“本无”译“性空”、“真如”，用“无为”译“涅槃”，用道家的吐纳（入息、出息）去译佛教的禅观（安般）等等。这实际上是为了缩短不同文化间的距离。而在佛经翻译初期，翻译往往是中外合作的，一般先由外国僧人背诵（初期译经没有原本）(注1)，再由懂西域语言（不完全是梵语，有的是西域诸国语言，即所谓胡语）的中国居士或僧人翻译成汉语，再执笔写下来。语言的转换实则是文化的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中国人只能是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接受佛教文化。此时，译者如何对待翻译的过程，怎么表达自己对翻译的评价与认识，也只有站到中国文化传统里去，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词语。从这一点看，佛经翻译理论又可以看作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
实际上，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到近代，甚至是1949年以后，仍然还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观来表述其理论观点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如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先生就指出，这三字的提出早已见于支谦的《法句经序》中了。(注2)傅雷1951年提出的“神似论”，(注3)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论”，(注4)都是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理论的。这种情况也表明：中国历来就是把翻译当作一门艺术，从美学的高度去要求的。翻译理论实际上也便是文学与美学的理论。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我们还可从中古时期佛经翻译理论的中心议题看出。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理论主要就是讨论佛经翻译是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文质之争成为了贯穿中古佛经翻译全过程的中心议题。名僧道安、鸠摩罗什、僧肇、僧睿、慧远等都对翻译的文质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有关材料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曾有列举，这里不妨再抄录出来：
《梁僧传》记道安之言曰：“支谦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出三藏记》卷十载道安《楞婆沙序》(注5)：“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所不取。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
《出三藏记》卷七载道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
《出三藏记》卷十载慧远《大智论钞序》：“圣人以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辞朴而义微，言近而旨远。义微则隐昧无象，旨远则幽绪莫寻。故令玩常训者，牵于近习，束名教者，惑于未闻。若开易进之路，则阶藉有由，晓渐悟之方，则始涉有津。远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
《出三藏记》卷七载《首楞严后记》（不详作者）：“饰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耳”
僧祜《出三藏记》：“方言殊音，文质以异，译梵为晋，出非一人。或善梵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梵。众经浩然，难以折中。”
佛经翻译的文质问题主要是讨论文辞与经意的关系问题，即在翻译佛经时到底是仅仅以传达佛经的内容就算了，还是应该在传达内容的同时尽量使文辞更雅，更具美文学色彩。实际上这也是从文学的角度提出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佛经翻译关于文质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三种意见：一种主张直译（偏于质），如道安，一种主张意译（偏于文），如鸠摩罗什，一种是折中（主张文质相兼），如慧远。(注6)而梁代的文论之争基本上也区分为三派，一派是以裴子野、刘子遴为代表的守旧派，一派是以萧纲、徐樆父子、庾肩吾父子为代表的趋新派，另一派是以萧统、刘勰为代表的折中派。(注7)这三派讨论的主要议题中也有文与质的关系问题。如裴
子野从正统史学家和名教的立场，极力反对作文的靡丽之词。萧纲则鄙薄裴子野的文章“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与湘东王书》）萧统主张文质并重，“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刘勰也主张“文附质”，“质待文”，“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文心雕龙·情采》）这些争论的展开促使了当时文学、美学理论的深化，而佛经翻译的文质讨论则可以说是这些争论的滥觞。(注8)
从中古时期佛经翻译的发展看，基本上是由质趋文的。据《梁高僧传》记载，东汉末期的译经多偏于质，以传达经意为主。如安世高的译经是“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安世高传》）支谶的译经是“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支谶传》）竺佛朔的译经是“弃文存质，深得经意”。（同上）康巨译《问地狱经》也是“言直理旨，不加润饰”。（同上）这个时期属佛经翻译的初期，许多外国译者还不怎么懂汉语，有些是勉强翻译的，如维袛难应吴地人之请译经，维袛难不太懂汉语，就邀其同伴竺将炎共译，而竺将炎也“未善汉言”，所以译文只能是“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高僧传·维袛难传》）到两晋时期，译者大多数能熟悉梵语与汉语，语言上的障碍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译文也便更通畅，也更华美起来。如月氏僧人竺法护，《高僧传·本传》载其“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他译经时还有“善梵学”的中国居士聂承远父子的帮助，所以译文“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当然，他的译文也还是不稳定的，有时候又表现出“事不加饰”和“辞质胜文”的特征。译文到鸠摩罗什的时候，已趋向于讲究词藻。《高僧传》载鸠摩罗什在凉州住了十六年，通晓华语方言，所以，他不仅能看出过去译的经存在不少错误，决心重译，而且出自他手的译文也得到众僧的一致称赞。他的译文能做到既不拘泥于原文又不损于原文意趣的再创造，力求传达出原文的神韵。如《妙法莲花经》中的“火宅喻”关于起火的一段，罗什这样译：“于后舍宅，忽然火起。四面一时，其焰俱炽。栋梁椽柱，爆声震裂。摧折堕落，墙壁崩倒。诸鬼神等，扬声大叫。雕鹫诸鸟，鸠槃荼等，周章惶怖，不能自出。恶兽毒虫，藏窜孔穴。”把火的气势描写得十分生动。此外，还有北凉昙无谶的翻译也是十分讲究文采的。他译的《佛所行赞·守财醉象调伏品》写佛祖如来如何降服醉象：
尔时提婆达，见佛德殊胜，内心怀嫉妒，退失诸禅定，造诸恶方便，破坏正法僧……于王平直路，放狂醉恶象。震吼若雷霆，勇气奋成云。横泄而奔走，逸越如暴风。鼻牙尾四足，触则莫不摧。王舍城巷路，狼藉杀伤人。横尸而布路，髓脑血流离。一切诸士女，恐怖不出门。合城悉战悚，但闻惊唤声。有出城驰走，有窟穴自藏。如来众五百，时至而入城。高阁窗牖人，启佛令勿行。如来心安泰，怡然无惧容。唯念贪嫉苦，慈心欲令安。天龙众营从，渐至狂象所。诸比丘逃避，唯与阿难俱。犹法种种相，一自性不移。醉象奋狂怒，见佛心即醒，投身礼佛足，犹若太山崩。莲花掌摩顶，如日照乌云，跪伏佛足下，而为说法言……
在佛祖如来出场前夕，烘托了十分浓烈的气氛，士女们的恐惧、规劝与如来的镇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切昙无谶都译得富有文采。伴随着佛经翻译发展而发展的佛经翻译理论，基本上也是从主张偏于质而走向偏于文或文质相应道路的。而中古文学的发展趋势，则是在不断地“踵事增华”，越来越推崇美文丽词和雕琢章句。如果把佛经翻译的发展与中古文学的发展看作是同一方向的两条平行线，这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两条线的发展都放置在中古时期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中去看，它们又都是当时社会风气、时尚、心理的产物，这时候，这两条线又是可以重叠在一起的，更何况，佛经翻译作为文学，正在逐渐渗透并融合到中国文学中来。因此、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把佛经翻译理论看作是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表现形态之一，也是完全可以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僧人和文人参加到佛经翻译工作中去，既沟通了佛经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沟通了中国文学理论与佛经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的发展更趋于一致。比如帮助鸠摩罗什译经的道生、道融、僧睿、僧肇诸人，都是极富才学的人物。《高僧传》卷二“译经总论”中说到：“时有生（道生）、融（道融）、影（昙影）、睿（僧睿）、严（慧严）、观（慧观）、恒（道恒）、肇（僧肇），皆领意言前，词润珠玉，执笔承者，任在伊人。”《高僧传·僧睿传》又载：“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诀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罗什）译经至此，乃言曰：‘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睿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僧睿提出的修改词语，使句子变得更雅了一些。又比如参加治改南本《大涅槃经》的谢灵运，就对北本《大般涅槃经》的舛漏粗鄙文字进行过认真的修改、润色。《高僧传·释慧严传》载：“大涅槃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厝怀，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谢灵运在修改大涅槃经时是起了很重要作用的，“文有过质”的南本改定过程中有着他的精心推敲。唐释元康《肇论疏》卷上序里说：“谢灵运文章秀发，超迈古今，如《涅槃》元来质朴，本言‘手把脚蹈，得到彼岸’，谢公改云：‘运手动足，截流而度。’”（《大正藏》第45册，第162页）谢灵运的改动不仅使文意更加清楚，而且也显得文雅得多。比照南本与北本的文字相异处，发现有不少这样改动较好的句子。如北本《寿命品》之二：“犹如日出时，除云光普照，是诸众生等，啼泣面目肿。”南本的前三句没有改动，而第四句则改为“恋慕增悲切”，这一改动使其辞避免了鄙陋，带上了南方诗歌的风气。又如《金刚身品》第二，北本的“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不福田”一句，南本则改为“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非福田”，一字之改，使句式变得更加整齐，上下呼应，呈现出骈偶色彩。梁代文人参加译经更受重视，梁武帝曾设译经博士。因此，中国僧人以及文人的参与译经，一方面将中国学风、文风带入了翻译，另一方面又从佛经的翻译中吸收了佛经文学遣词造句以及文学描写的风格。这种双向的交流必然导致中国文学理论与佛经翻译理论的相互融合与渗透。
二
佛经翻译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范畴虽然是从古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发出来的，但是，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是翻译，它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又有其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它是从另一个方面丰富了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
一、关于言与意的关系。
无论是直译说还是意译说，二家讨论文质问题都涉及到言与意的关系。直译派主张翻译只要能传达经典的原旨（意）就可以了，至于文辞的修饰无关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圣人的意是很难传达的，更何况梵汉语言还有不同。因此，翻译时只需“径达”，或者“案本而传”的“实录”。道安的翻译理论就是这么主张的。他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也建立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之上。为了保证不“失本”，道安在对待“巧”（实质是“文”）与“质”的关系上，也认为应该以质为主。所谓“巧”，道安所指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指翻译时的删重去复，二是指改旧适今。道安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他未到达关中以前，道安常用异译本（即“合本”）来做对照工作，在对照中，他对删略这一点是赞同的。如他用《放光》与《道行》对照，他认为《放光》经过删略以后，文字更流畅更达意了。他说：“斥重省删，务令婉便。若其悉文，将过三倍，善出无生，论空特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但到关中以后，在其他译人
如赵政、慧常等的影响下，他改变了看法。如在译《比丘大戒》时，道安觉得过去的戒本翻译“其言烦直，意常恨之”，而现在的新译本依然如此，便叫笔受者慧常“斥重去复”。慧常却加以反对，认为戒就象礼，是不能删的。又说这是一师一师相传的，万一有一言与原本违背就会被老师赶走。所以，“与其巧便，宁守雅正”。道安便赞同了这一意见，并且认为译烦为约者“皆蒲陶酒之被水者也”。（同上书，卷十一）对改旧适今的“巧”，道安也是反对的。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他说：“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书》为质朴，而删令合今，则马、郑所深恨者也。”（同上书，卷八）他认为胡言的质朴和烦重都是时代的产物，在翻译时不能为了顺应今天爱好文饰的风气而去随便修改它，正如不能把《诗经》、《尚书》改为今天的文体一样。如果那样做，“巧”是显得“巧”了，但窍成以后混沌则死了。因此，道安对翻译中言意关系的论述基本上还是建立在庄子的自然全美和反对以言害意的美学思想基础上的。而主张意译的鸠摩罗什对言意关系的认识却与道安不一样。他的翻译标准是：只要在不违背原本经义（意）并且能传达经旨（意）的情况下，对经文字句作一些增加或删减，都是可以的。如他译《维摩诘经》，僧肇说他的译本是“陶治精求，务求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八）他译《大智度论》，则“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同上书，卷十）译《中论》，他也是“乖阙繁重者，皆裁而裨之”。（同上书，卷十一）在鸠摩罗什看来，翻译中的言意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言简并不一定就导致意也简。相反，只要“趣不乖本”，翻译时作一些必要的增或减却能使译文更为畅达，其文意反而能更好地传达。如果死扣文句，译得结结巴巴，文意反会受到损害。罗什的看法及翻译实践，与魏晋玄学家们的轻言重意和言简意丰的理论有暗合之处，也与文学、美学理论中强调的“文约意广”、“文约旨丰”有暗合之处。看得出，罗什也受到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主张折中的慧远在阐述翻译中的言意关系时，也很有玄学的意味。正如上面所引，他认为翻译的文辞如果太质朴，经义（意）则不能很好地显露，显得深奥而难于理解；语言如果太一对一地直译、死译，经旨（意）反而会显得更加遥远，不便于把握。经义不能显露就会无象可见，经旨遥远就会无绪可寻。慧远的这一意见使人联想到王弼的话来，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过：“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从总的看，慧远比较接近“言不尽意”。慧远将魏晋玄学中的言、象、意引入翻译领域，实际上也开始了使哲学命题向文学命题转化的美学建树。他与罗什的意见都反映出了他们是从美学的高度来要求翻译语言的。这也反映出了当时整个学界、文界内的风气。象佛教义学领域内对佛经经义的理解，当时的佛教义学家就常常援引魏晋玄学中“言不尽意”的观点来注释经义。(注9)
言意关系，也是中古文学、美学理论十分关注的问题。魏晋时期，第一个受言意之辨的影响而畅谈文学的是陆机，他的《文赋》一开始就谈意与物、言与意的关系。陆机虽然认为意称物、文逮意都是很难的，但他基本还持言能尽意观点，主张言意双美。他说：“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他认为言意要互相协调，要防止那种“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等现象。刘勰对言意关系也有深刻论述，他认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文心雕龙·神思》）他说的“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范文澜先生说刘勰这句话“似谓言尽意也”。(注10)王元化先生也说刘勰的见解不同于玄学家的言不尽意论。(注11)钟嵘《诗品》也主张“文约意广”，反对“文繁而意少”，并进一步把“兴”说成是“文已尽而意有余”。他还主张诗歌的语言要达到“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中古时期文学理论中的言意之论都涉及到文学语言的美学意义，它与佛经翻译理论中的语言问题的探讨都是魏晋玄学推动下的产物，二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因缘。
二、关于文体问题。
与语言翻译的文质、言意问题相关联的是翻译的文体问题。佛经翻译，在道安以前的确是采用较古朴的文体的，如汉末译的《四十二章经》，近似于《老子》的语录体。安世高的译经文体，也比较古朴。道安曾几次提到安世高的这一特点。如《大十二门经序》说：“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人本欲生经序》又说：“斯经似安世高译为晋言也，言古文悉，义妙理婉，睹其幽堂之美，阙庭之富或寡矣。”（《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六）道安自己也推崇以质朴的古体来翻译，他坚定地认为不能把经典的质朴文体译成流行的文体，这在前面所引《鞴婆沙序》他借用赵政的话里可以见出。
道安以及道安以前的翻译文体之所以大多数偏于古朴，原因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处于佛经初译阶段，为了迎合汉地人崇尚经典的需要，所以故意采用一些古朴的文体。如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就迎合孙权崇儒的口味，不仅将佛教与儒家思想相牵合，用语也多采用古语，象《察微王经》说：“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大正藏》第三册，第51页）第二，当时的僧人对汉语还不十分精通，所依靠的笔受者汉文水平也不是很高，还无法讲究词藻。第三，道安、赵政也不懂梵文，对梵文文体并不了解，错误地认为梵文经典都是比较古朴的。站在不“失本”的立场上，所以他们多用古朴文体去译经。第四，当时“格义”风气的影响，僧人与笔受者都喜欢用外典（老、庄、儒的经典）来翻译佛经的概念、词语。许多中国僧人又都是精通外典的。所以，在译经时就不自觉地采用过去经书的文体。
但到鸠摩罗什则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气。《高僧传·本传》载：“什每为叡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絃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咏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罗什从佛经文体出发，认为梵转汉时虽然在大意上可以不失，但在文体上总是隔了一层，其宫商体韵不但不能翻译传达，就是连文藻也会失掉。因此，他力图想在译经文体上有所改进，使其既通俗化，又富有美文学色彩，同时又保留原作的丰姿，即后人评价他的“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宋高僧传》卷三）他译的《大庄严论经》就有这些特点。如卷第十四鹿王经，散文部分十分口语化，采用的是一种通俗文体，经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昔曾闻雪山之中，有二鹿王，各领群鹿，其数五百，于山食草。尔时波罗城中有王名梵摩达，时彼国王
到雪山中，遣人张围，围彼雪山。时诸鹿等尽堕围中，无可归依得有脱处。乃至无有一鹿可得脱者。尔时鹿王其色斑驳如杂宝填，作何方便使诸鹿等得免此难。复作是念。更无余计，唯直趣王。作是念已，径诸王所。时王见已，勅其左右，慎莫伤害，所恣使来。时彼鹿王既到王所，而作是言：“大王，莫以游戏杀诸群鹿用为欢乐，勿为此事，愿王哀愍，放舍群鹿，莫令伤害。”王语：“鹿王，我须鹿肉食。”鹿王答言：“王若须肉，我当日日奉送一鹿。王若顿杀，肉必臭败，不得停久。日取一鹿，鹿日滋多。王不乏肉。”王即然可……
试比较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三《布施度无极经》第十八鹿王故事，就见出康僧会译经采用的是古体，经开头部分如下：
昔者菩萨身为鹿王，厥体高大，身毛五色。蹄角奇雅。众鹿伏众数千为群。国王出猎，群鹿分散。投岩堕坑，荡树贯棘。摧破死伤，所杀不少。鹿王睹之哽咽曰：“吾为众长，宜当明虑，择地而游。苟为美草而翔于斯；凋残群小，罪在我也。”径自入国。国人睹之，佥曰：“吾王有至仁之德，神鹿来翔。”以为国瑞，莫敢干之。乃到殿前，跪而云曰：“小畜贪生，寄命国界。卒逢猎者，虫类奔迸。或生相失；或死狼藉。天仁爱物，实为可哀。愿自相选，日供太官。乞知其数，不敢欺王。”……
罗什在译文中还韵文部分的翻译，他译的韵文部分是经过精雕细琢的，看得出他是力图想通过韵散结合的方式使翻译文体更接近原文的美学风格。他译韵文也采用五言诗的形式，但不采用古体。如《大庄严论经》中“鹿王经”中鹿王准备代怀妊母鹿去死时说的一段偈语：
我今躬自当，往诣彼王厨。我于诸众生，誓愿必当救。我若以己身，用贸蚊蚁命。能作如是者，尚有大利益。所以畜身者，正为救济故。设得代一命，舍身犹草芥。
罗什并不是不能运用古体，他的汉语水平其实很不错，他写的《赠沙门法和》一诗就带有古气：“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这与他译经体中的偈颂是两种面貌。可见，罗什在翻译文体上是别有用心的。
罗什对译经文体的改进还表现在他对音译的处理上。僧叡《大品经序》说到罗什在翻译时，“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僧叡、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叡、道恢、道标、道恒、道悰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名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胡音殆半，斯实匠者之公谨，笔受之重慎也。”（《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八）罗什对于那些难以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梵语字是坚持音译的，这种音译并不是随便译出而是经过仔细推敲以后才确定的。如人名、神名和一些不能翻译的专用名词，他一般都采用音译。这比以前的旧译中多用音译（如支谶）或尽量不用音译（如支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一方面避免了不用音译所造成的牵强或者由于音译过多使译文难懂的弊病，另一方面恰当的音译又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同时还使得译文体保留着一些异国色彩，增加了文辞的美感力。
此时采用通俗语言译经的还有北凉的昙无谶。他译长诗《佛所行赞》，用的是散文句法，不仅语言口语化，而且节奏多有变化，不少句子打破了汉诗五言体的传统节奏，但它又注意了声调的和谐流畅。这给当时的诗坛也树立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的楷模。
中古时期文学理论中存在的古今文体之争，也是与文质、言意关系讨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的人主张复古，祟尚古体，如北魏的魏收、邢劭，西魏的宇文泰，北周的苏绰等；有的人主张今体，如沈约、萧纲、王褒、庾信等；还有的人主张古今兼采，如颜之推，提倡“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颜氏家训·文章篇》）。齐梁之际，作为今体代表的“永明体”就表现出向浅显和口语化的方向发展，它的出现是想改革晋宋以来艰涩典正的诗风。永明体的创始人之一沈约就明确提出过以“易”字为核心的革新主张。《颜氏家训·文章篇》载：“沈隐侯（约）曰：文章当以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永明体诗人就力图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诗歌的语汇，使诗歌易于吟诵，显得协调流畅。如谢朓《吟竹诗》：“窗前一丛竹，青翠独言奇。南条交北叶，新笋杂故枝。月光疏已密，风来起复垂。青扈飞不碍，黄口得相窥。但恨从风箨，根株长别离。”几乎全是口语。又如《江上曲》：“易阳春草出，踟蹰日已暮。莲叶何田田，淇水不可渡。愿子淹桂舟，时同千里路。千里既相许，桂舟复容舆。江上可采菱，清歌共南楚。”其中借用了汉乐府的句子，同时又融入了吴声西曲的特点。沈约也取南朝乐府中常见的口语入诗，以丰富诗歌的表现力。如《石塘濑听猿》：“噭噭夜猿鸣，溶溶晨雾合。不知声远近，唯见山重沓。既欢东岭唱，复伫西岩答。”而张融的《别诗》几乎全由白话提炼而成，读来朗朗上口：“白云山上尽，清风松下歇。欲识离人悲，孤台见明月。”自然，永明体同时也讲究声律和排偶对仗，追求文字的清丽，这些美学上的追求与诗歌新体的改革是相关的。因为对仗、骈俪并不与口语化存在完全的对立，从口语中提炼出的词汇仍可做到骈俪。只是后来宫体诗的出现，由于题材的狭窄，诗风则逐渐走向浓艳绮丽和雕绘了。齐梁之际正是佛教兴盛时期，文人中信佛者颇多，他们对佛经翻译文体的特点肯定也有所了解。因此，齐梁之际的这种诗风以及以易懂、易诵读为目的的诗歌革新理论与当时的翻译文体也不能说没有一定联系。而这些又与《文心雕龙》的出现有着密切联系。《文心雕龙》的创作同齐梁文坛上存在的古今、新旧之争是分不开的。(注12)
中国文坛历来对翻译以及翻译家抱有成见，认为翻译之人不够“文雅”，就连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兼翻译家，文史家对他的翻译都置之不理，(注13)只是在佛教界才对他有较高的评价。而十分丰富的翻译理论也被古代的文学、美学理论家们冷落，这实在是可惜的事情。好在近代以来，佛经翻译理论的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注目，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里还专列一章予以讨论。我以为，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宝贵的理论遗产当会享有更高的历史地位。
(注1)佛教教义在五天竺和西域流传，开始都没有写本，所谓“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分别功德论》卷上）《法显传》也载：“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这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从大月氏使臣伊存面授浮屠经之事也可得到证明。
(注2)《管锥编》，第三册，第1101页。
(注3)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
(注4)(注13)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
(注5)这一条材料经王元化先生再核对，他发现卷数与篇名有误，原抄为“卷八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应为“卷十道安《鞴婆沙序》”。此处遵王元化先生之嘱，特意提出并更正。
(注6)参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第259—2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注7)参见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
(注8)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早已指出了这一点，他说：“魏晋以来，释家传译佛典，转梵言为汉语，要求译文忠实而雅驯，广泛地提到文质关系问题，开始把这一对概念引进了翻译理论。在这个基础上，刘勰提出的文质论就更接近于文学的形式和内容问题了。”
篇6
一、主位结构理论
“主位”这个术语由Mathesius首先提出，被其界定为话语的起点、既定语境中的已知信息。韩礼德进一步把主位解释为小句作为信息的功能、信息的关注点以及说话者说话的出发点。主位占据小句的开头的位置，剩余部分为述位，它们共同表达小句的语义，通常由已知到未知传达小句的信息。因此主述位的概念不属于形式范畴，而属于功能语义范畴。[1]一个个小句由主位到述位，由已知到未知，形成一波又一波各种形式的信息流。
一个信息单元的主位位于开头，比该单元其他部分更具背景性，自然与语境或前文有着联系，从而产生语篇关联性。因此文本的主位结构系统往往能提供其背景信息和文本的脉络或是线索。在句法层面上，英汉语主位都可以由名词词组、副词词组和介词短语充当；汉语中的主位还可以由动词/动词短语、形容词/形容词短语和后位结构担当；英语中还可以由形式主语it和存在句引导词there充当[2]。通过这个简单的比较，可以发现汉语的主位更具灵活性，英汉语的主位发展规律也有些不同，这对于翻译来说是值得重视的课题。
二、文学翻译和主位结构理论的关系
在任何翻译语境中，译者要成功完成的最重要的宏观任务就是在目的语文本中映现原语的主述位结构。如果这个任务完成得不好，翻译的努力就会失败衔接连贯，因为不保留主述位结构，就会搞错焦点，破坏连贯，衔接的目标便得不到保证。[3]
文学作品是面向想象力的艺术，靠形象说话，对于现实世界并不提供现成答案。如果作者给作品填满信息，读者便会失去想象的空间，作品将失去魅力。成功的文学家会在语言运用上留下空白，即作者自叙语言和文学形象对话中的隐含。如果译者改变、取消原来的隐含意图，虽然也取消了读者的脑力劳动，却也同时取消了审美过程，也等于取消了文学。[4]
那么如何保留原作的文学形象和隐含意图呢？在译作中映现原作的主述位结构是一种可行的翻译策略。原作主述位结构的保留给译文读者提供了原作人物、事件、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文学形象，使得译文读者得以保留欣赏原作风姿、增加审美情趣的机会怎么写论文。下面给出选自中英对照版《阿Q正传》中的译例。
原文[5]：远远的走来了(T1)一个人(R1)，他的对头(T2)又到了(R2)。这(T3)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R3)。他(T4)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R4)，半年之后(T5)他回到家里来(R5)，腿(T6)也直了(R6)，辫子(T7)也不见了(R7)，他的母亲(T8)大哭了十几场(R8)，他的老婆(T9)跳了三回井(R9)。
下面分析该语篇的主述位推进结构。下划直线表主位(T1-9)，波浪线表述位（R1-9）。T1是汉语特有的动词短语做主位，也是整段的主位，交代话语事件的背景，暗示这个小语篇的主人公“假洋鬼子”从远方回来，不仅指向空间距离，也指向心理距离。R1指假洋鬼子，为新信息。从这个述位中派生出T2/T3/T4，指他同一个人，R2/R3/R4进一步提供关于这个人的相关信息即他的人际关系及其学业背景。T5用了表时间的后位结构，提供事件的时间背景，已知信息这个人“他”又出现在了述位，便又有了隐含意图，旨在说明这是一个留学归来的样样不同的新人。T6/T7都是他身上的一部分衔接连贯，R6/R7是描写他外形上的变化。T8/T9是与他相关的亲人，R8/R9叙述了她们绝不容忍他的新变化。总的来说，除了T1/T5这两个表时空背景的主位外，其他主位都是假洋鬼子及与之相关的事物、亲人，该主位结构作为话语的起点很好地提供了解读的衔接线索，表达了极连贯的语篇意图。
译文[5]：From the distance (T1) approachedanother of Ah Q’s enemies(R1). This(T2) was Mr. Qian’s eldest sonwhom Ah Q thoroughly despised(R2). After studying in a foreign-styleschool in the city(T3), it seemed he had gone to Japan(R3). Whenhe came home half a year later(T4) his legs were straight and his queue haddisappeared(R4). His mother(T5) wept bitterly a dozen times(R5),and his wife(T6) tried three times to jump into the well(R6).
由于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所以英译的主述位总数少于原作。英译中T1/T2/T5/T6保留了原作的主位，其他主位略作调整，但也保留了原作语篇要素作主位。原作T6/T7改作译作R4的次一级主位。译文读者能通过映现出来的主述位结构获得相似的文学形象和审美过程，领略原作该段的语篇隐含即“假洋鬼子”外表上的变化就足已令其亲人和乡邻反感，更别说真正的革命精神能深入他们的内心了。
[参考文献]
[1]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Functional Grammar[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37-38.
[2] 黄国文，王宗炎. 语篇与语言的功能[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81-83.
[3] Hickey, Leo.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07.
[4] 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52.
[5] 鲁迅.（杨宪益，戴乃迭译）阿Q正传[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38-39.
篇7
但是，对于论文摘要的翻译研究还存在很多方面的空白和不足，比如，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翻译评估标准，这势必造成摘要翻译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因此，找到可行方法提高中文摘要英语翻译较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实用性，是非常必要的。
二、中文摘要及其英语翻译基本概念
（一）摘要的定义和分类
国际标准IS0214-76，摘要是“对文献内容的准确压缩不加以解释或评论”。
论文摘要主要有2种类型：信息型摘要（Informative Abstract）和概括型摘要（Summarized Abstract）。信息型摘要也称报道型摘要，主要用于实验性和技术性较强的论文。概括型摘要也称指示性摘要，多用于理论性较强的论文。
（二）中文摘要英语翻译的特点
句式：句子陈述结构比较多，所包含的动词常常是be，have等。
人称：英文论文摘要句子的主语通常用单数第三人称（the/this paper/article），即以论文或文章本身为主体，很少用第一人称或作者自称。
时态：摘要开头表示本文所报告或描述的内容，结尾表示作者的观点和建议的做法时，可采用一般现在时；叙述研究过程及过去的工作，多采用一般过去时；说明某课题现已取得的成果，采用现在完成时。
语态：为了突出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避免提及有关的执行者，论文摘要英文句子的谓语动词常用被动语态。但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表达作者或有关专家的观点时，又常用主动语态，其优点是鲜明有力。
（三）中文摘要英语翻译的原则
1.规范
根据目的法则，译文要取决于翻译目的。学术论文摘要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国际学术交流和利于学术成果的传播，因此翻译出来的摘要应该要符合英文摘要的国际标准。
2.易懂
根据连贯法则，译文要能被接受者所理解，具有可读性，并在目的语交际环境和文化中有意义。因此翻译出来的摘要应该要清楚简单、通顺流畅、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
3.准确
根据忠实法则，译文应以原文为基础，不能随意创作。因此翻译出来的应该要准确表达原文的内容和意义。
三、中文学术论文摘要英语翻译中的质量问题及解决策略
（一）中文学术论文摘要英语翻译中的质量问题
由于部分中文论文作者写作的英文摘要，绝大多数都比较粗糙，质量不佳，离参与国际交流的要求相距甚远，需要修改或者重写。一方面是由于论文作者英文写作水平有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大多数论文作者对英文摘要的写作要求和国际惯例不甚了解。中文论文摘要在过去英语摘要语法、用词错误率降低的基础上，出现了复合句的一致性，上下文逻辑关系和意义完整性等问题，深层原因是用英语包装汉语思维，机械对应式的英译汉。
（二）中文学术论文摘要英语翻译中的质量问题解决策略
1.明确翻译目的
即有效记录学术成果，通过将论文的目的（Purposes）、过程（Procedures）、方法（Methods）、结果（Results）、结论（Conclusions）等方面清楚诠释。
2.分析原文
对原文的分析可以分为部分。第一部分，译者重点关注文本外因素，确定原文提供的材料是否与翻译指令一致。第二部分是详细而全面地分析源文本，重点关注文本内因素。
文本有不同的功能，也因此有不同的文本类型。学术论文摘要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传递信息、告之读者整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成果，因此属于信息型文本。且不同的用途专业领域，如商务英语、、法律英语、医学英语、农业英语、工程英语等因其特殊性，要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看英语在这些不同的领域是怎样运用的。专业词汇应与国际用语保持内涵一致性。
3.选择翻译策略
诺德根据文本功能和翻译目的的关系，提出了“文献翻译”和“工具翻译”两大翻译方法。“文献翻译”强调源语文化。重在“再现原文化发送者与原文接收者之间交际时的情境”。“工具翻译”强调译语文化，重在表达“原文发送者与译文接收者之间在新的交际情境下的互动”。在文献翻译中，交际语言虽已改为译文语言，但交际情景还是源语文化，源语文化的语言特征仍得以保留。在工具翻译中，交际语言和环境变成了译文语言和环境，原文的语言文化特征仅做交际中的参考，重点是根据译文读者的需要传递原文的实际内容。
摘要翻译的重点是传道原摘要的实际内容，而且尽可能满足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学术论文摘要翻译不能完全只依赖于文献翻译或者工具翻译，更重要的是作者对摘要内容的语法、逻辑的整体把握，提高受众理解度。
4.构建目标文本
中文摘要英语翻译为符合学术目的和要求的功能文本。中文摘要英语翻译的句型应简单凝练，一般由10个左右意思完整，语句通顺的句子构成。在这个环节，摘要的翻译可以从词汇、句法等语言层面着手，涉及中西方文化差异和许多翻译技巧。最终文本应以双方理解一致性为目标。
翻译的本质是“a textual thing”，及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都必要且有用的跨文化交际（Gregory，Michael，What can linguistics learn from translation）。通过前面的研究，学术论文中文摘要英语翻译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促进中文学术论文的国际交流。
参考文献
[1]马立军，邱建军，宋二春.论文英文摘要翻译浅析[J].课程教育研究，2013（6）.
[2]姜天元，殷莉，刘亮显.浅谈中文摘要的英语翻译[J].时代教育，2012（15）.
[3]王芳芳.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谈学术论文摘要的英译[J].中南大学，2012（2）.
[4]李惠英.谈学术论文的摘要及其英译[J].语文学刊，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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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翻译理论的建设过程中，翻译标准是学术界一再探讨却没有定论的话题，从汉代的译经活动算起，翻译在我国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而翻译标准问题似乎也顺应了刘勰“文变染乎世情”的思想，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诠释。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变中，翻译标准理论已经演绎出了自身独特的历史轨迹和一套丰富的理论体系，但鲜有人对这一历史进行清晰的勾勒并作出合理的评判。有鉴于此，抛开古代经书翻译不论，仅就近代开始，从严复提出“信、达、雅”到“直译”、“意译”，从郭沫若提出“风韵译”到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再到后来辜正坤提出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等，本文对每一时期的重要翻译标准理论进行了分析，以呈现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演变历史和时代特质，为以后的文学翻译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最初的佛经翻译中有“文”“质”的标准之争，可以看作直译和意译之雏形。“文”即文采和形式，主张“文”的翻译家强调翻译的修辞和可读性，这是对翻译作品形式的要求；“质”即内容，主张“质”的翻译家强调翻译的不增不减和忠实性，这是对翻译作品内容的要求。孔子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之说，故只强调“文”或只强调“质”的翻译观仅仅抓住了文章“肌质”和“骨架”中的一面。严复于1898年提出了相对全面的翻译标准：“信”、“达”、“雅”。郭沫若对严复的翻译思想非常赞同：“严复对翻译工作有很多贡献，他曾经主张翻译要具备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他这种主张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完备的。”他尤其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肯定：“翻译文学作品尤其需要注意第三个条件(即“雅”——引者注)，因为译文同样是一件艺术品。”按照严复的本意，“信”即忠实于原文，“达”即翻译的流畅，“雅”即译文的典雅。翻译界对第一和第二个标准较为赞同，但对第三个标准却存有怀疑，因为非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一定要求文字的典雅，比如对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典雅的文字表述倒有损其文体特点。此外，严复在当时所说的文字的“雅”实质上是要求用文言文来进行翻译，随着的深入发展，白话文最终取代了文言文，如果现在依然坚持严复的“雅”说，倒有维护文言文体之嫌。也即是说严复的翻译标准在文学翻译的维度上已经失去了历史进步性，难怪在评价严复的翻译标准时曾说；“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虽用一种死文字，还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有一个很高的地位。”为何说他的翻译只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呢?从翻译史的角度来讲，与严复有根本的不同：一是从翻译的文字上讲，严复仅是“古中文程度”很高，而文言文作为书面语的存在方式是不可能做到“明白晓畅”的，其读者群体相对有限且难以融合“新知”；二是从翻译的作品来讲，严复处于近代翻译的繁盛期，其译文只能算是古文学的一种成就，而则是处在翻译的新纪元——现代翻译时期，其作品具有清新的白话气息，二者关于“达”已经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
到了五四时期，“启蒙”的要求和“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实践使翻译文学成了新文学在文体、思想和创作方法上效法的榜样。这一时期，直译、意译和归化译是翻译标准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意译是站在译人语国的立场上，按照该国传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把原著的内容和思想精神翻译出来，从这个角度讲，意译就是一种归化译。由于意译的作品比较符合译入语国的审美习惯，读者一般不会产生阅读障碍，翻译作品易于被接受。但优点和缺点似乎从来都是二律背反的关系，优点越突出的东西其缺点也比较明显，意译的审美“归化”反过来也是它的一种不足，它使原著承载的外国文化信息和异域色彩受到了折损，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对意译作出了这样的批判：“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能懂，如果你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同时，鲁迅在该信中也批判了“归化”说：“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一个翻译者往往会根据不同的需要而正确使用直译和意译的方法，一部翻译作品的成功是应用多种翻译标准的结果。比如郭沫若在修改《茵梦湖》的时候就用到了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我用的是直译体，有些地方因为迁就初译的缘故，有时也流于意译。”鲁迅尽管反对意译，但他反对的只是远离原著的意译，他认为直译和意译的协调配合才能更好地翻译原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对于译人语国的读者来说，“易解”便更多地需要意译，“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则更多地需要直译。
直译是为了保持原著的外国味，意译或归化译是为了保持译入语国的文化特点，二者均未在鲁迅所说的“易解”和“丰姿”上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回顾中国翻译标准的演进历史，我们会发现郭沫若是最早找到该平衡点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因为只有有了郭沫若的“风韵译”翻译标准论，才会有后来的“神似说”和“化境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界和翻译界的多产者，郭沫若大量成功的翻译实践在促进我国新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进步的同时，也显示了他翻译理论的完备与合理。郭沫若的翻译理论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谈文学翻译工作》、《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和《讨论注译运动及其它》等几篇谈论文学翻译的理论文章中，此外，他为其翻译作品所写的40余篇“序”和“跋”中也时有翻译思想的闪光。郭沫若最早在1920年发表的《附白》一文中阐发了他的文学翻译标准观：“诗的生命，全在他那种不可把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
“风韵译”便是郭沫若认为的翻译标准。何谓风韵译呢?“风”是对文章美学特质的一种抽象说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人们常用“建安风骨”或“魏晋风度”来概说这一时期的文学特点，鲁迅对建安文学的风骨作过这样的总结：“归纳起来，汉末，魏初(即建安前后，公元196～220年——引者注)的文章，可说是：清俊，通脱，华丽，壮大。”可见鲁迅理解的“风”是从美学角度来谈论的一种文学品格。什么是“韵”呢?古人谈文章时常说文章应追求“言外之意”和“韵外之致”，“韵”当指文章的雅致，它常与“神韵”、“风韵”相连，要求诗歌写得空灵，给人“悟”和“品”的空间。这与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意境”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有“韵”者必得其意境。就狭义的范畴来说，“韵”与音韵相通，指文章的一种外在形式。因而，“风韵”主要还是一种形式美学，包含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混沌和感悟性特点。郭沫若主张风韵译主要是从译文的美学角度来要求翻译不仅要通达和雅致，而且要具备形式美。注重译文中的美学要素可以说是郭沫若对前人翻译理论的突破，也是他对中国翻译理论的重大贡献。在郭沫若之前的翻译理论中，很少有人专门就译文的形式和其它美学要素发表过见解，而在郭沫若之后，人们才对翻译在形式和美学上提出了要求，所以说郭沫若在中国翻译标准的理论演进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链接性作用。风韵译不同于严复的“雅”，因为雅仅仅是文字层面的标准，但和傅雷、钱钟书的翻译标准观有相通之处，极端地说有一致之处，因此，我们今天很难说傅雷和钱钟书的翻译观没有受到郭沫若风韵译直接和间接的启示。因而，郭沫若的风韵译是对前人的超越，同时启示了中国后来诸家的理论观点，他是中国翻译理论界中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其翻译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在当代翻译史上，傅雷在1951年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传神论”标准，这较先前的翻译标准更加完善，他说：“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神似而在形似。”他把“意似”——译文同原文在内容上的一致性——视为翻译的最低标准，以为如果译文能在形式和精神上同时一致，即达到了“神似”，才是翻译的最高标准。傅雷提出的“传神论”标准看似很好地解决了意译和直译的不足，但要真的实现译文的神似却是不可能的，就连傅雷自己也说：“‘神似’和‘形似’不能同时兼顾，我们应大胆地摆脱原文形式，着意追求译文与原文的‘神似’。”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傅雷的翻译标准在早先的直译和意译的天平上偏向了意译，对译文在形式上保持原作风格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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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开始转向对翻译文本的译者和接受者(读者和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的研究，因此，如何描述和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起步于2001年的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并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它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的主导作用。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译者的这种“双重”身份可以表述成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
回顾20世纪以来国内古典诗歌英译研究状况，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应该译成韵体还是散体”[3]。或重声韵，用传统英语诗律翻译唐诗，以求再现唐诗的整体美；或重意象，用自由的散体译诗，以求传达唐诗艺术的真质。这两种方向，既有其成功之处，又有其遗憾不足。诗律有碍达意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因形害义”；而达意又要丢弃唐诗本身的形式美，以致损害了唐诗本貌。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唐诗的翻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原文一译者一译文”三元关系视角看[4]，我们从译者居中的位置向两端审视，由此演绎出来的译论构架也有可能相对‘中和”稳定。基于这个理论视角，笔者认为唐诗英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其实质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译者在其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本文运用“生态翻译学”来分析著名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双译本的异同，探讨唐诗翻译中译者的双重身份。
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英译对生态翻译学的体现
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包括了翻译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恰当的译文”[5]。从这个意义上说，许渊冲和庞德在英译《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过程中适应原文和译语文化生态环境、继而做出对原文的主题思想“取便发挥”，这种做法又可以解释为是两位译者适应其生存境遇的一种选择。
2.1 译者是原文的“读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具体表现为对“能力”的适应。译文产生过程的第一阶段即“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重点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2]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原文是一首李白的送别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那么,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要选中的,可以说应当是诗人译者,或者是对中国古典诗词有一定造诣的译者论文格式模板。许渊冲先生是“诗译英法惟一人”,他用韵文来译,显示出了中国翻译家力求保持中国古诗词民族特色的诉求。美国诗人庞德改译的《华夏集》包括《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中国古典诗词十九首，其译文语言简练、流畅而不浮华，遣词造句富于现代气息。艾略特为此称赞庞德为“中国诗歌之发明者”[6]。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英译本中许渊冲和庞德这两位文学大师的译文得到广泛流传，说明两位译者不仅没有被“翻译生态环境”给淘汰掉(比如或审稿者“未通过”、或出版商“不出版”、或读者“不愿看”、或译评者“不认可”等等)，而且其译作也做到了“适者生存”。
2.2 译者是翻译过程的“作者”实施对译文的选择
译者不仅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还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因此，在译文的产生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生态环境选择译文，“重点是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2]。这时的译者是翻译过程的“作者”，是真正的“主宰”。“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选择”[2]。这种选择性适应集中体现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上。评判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首先要看译者是否多维度地适应了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尤其要看是否做到了“三维”转换。本文从这三方面看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两译本的异同。
2.2.1 译者对语言维的选择转换
“语言维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7]。
在形式上，唐诗整齐、简练,信息载量丰富；英文诗中冠词、介词、连词常常是不可缺少的，这就使得在行数方面保持形似十分困难。作为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只有四行，每行七字，充分体现了唐诗布局合理，排列整齐，富于建筑美的特点。在两篇译文中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许渊冲先生的译文保存了原诗的这一特点，也是四行，而在音节数上是呈递减趋势，从形式上反映出帆影渐渐远去，消失在天际的画面，从诗的形式上与情境遥相呼应。而庞德采用了现代自由诗体译成了散文诗，他认为，翻译不应该受原语句法的限制，应该根据译语的表达需要，采用自然的、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句法表达思想。笔者认为，唐诗乃中华文化之瑰宝，有其特定的形式与内涵，所以译者在适应译语生态环境的同时，需要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选择和原文较为一致的形式来传达诗意。因而，就形式方面笔者认为，两篇译文中，许的译文较为突出。
在韵式方面，诗人颇具匠心地选择了/楼/州/流三个声调悠扬的韵脚,吟诵起来余音袅袅。这与孤帆远去、江流天际的景象以及诗人目送友人、以及对友人无穷无尽的思念十分切合。在这两种译文中,许渊冲的译文保持了唐诗的音韵美，采用了aabb式的韵脚的转换,并在句数上采用了绝句的四行式排列。而庞德译这首诗时运用现代自由诗体。可见，由于两名译者的体会、判断和选择的不同，即使是对同一首诗，也会产生不同的译作。
2.2.2 译者对文化维的选择转换
“由于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上和内容上往往存在着差异,为了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解原文,译者不仅需要注重原语的语言转换,还需要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并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1]。
首句“故人西辞黄鹤楼” 在“黄鹤楼”送行富有文化内涵。许译的第一句“My old friend has leftthe west where the Yellow Crane towers”，既交代了友人是自西向东而行，又传达出了黄鹤楼的文化内涵：黄鹤楼既是传说中仙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也是千古登览圣地和中国诗人经常留下诗句的地方。庞德在此句的译文中保留了古风和异国情调，例如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他选取“Ko-jin”代替“故人”，“ko-kahu-ro”代替“黄鹤楼”原因在于这两个词作为名字好听，和“故人”的汉音有点类似，带有一点恰当的异国情调，放在诗歌的开头和首句末显得亲切、自然，对整体意境传达起着一定的作用。
次句“烟花三月下扬州。开元盛世的“扬州”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象征着欣欣向荣,充满希望。通过对诗人写作背景的研究,可以考证当时的扬州确实是李白心之所向。许译用River Town向译文读者点出了扬州的水乡特征,有助于译文读者产生有益的联想。庞德的译文舍弃了表示目的地的“扬州”，而换成了一个新的意象：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似烟如雾的花丛随着孤舟渐行渐远，慢慢地变得模糊不清。这一意象凸现了一个动的过程，孤舟的远去，花丛的逐渐模糊与送别之人的心情交相辉映，送别之人的情感由此得到升华。
文化传递本来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诗歌而言尤为如此。两位大师在文化维的选择转换都是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生性,应用他们各自的语言来体现两种文化的转换,都选择尽量把文化内涵传达到位, 可谓都是较为好地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翻译。
2.2.3 译者对交际维的选择转换
“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说译者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1]论文格式模板。诗歌在交际维层面的转换体现为原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通过译者的桥梁作用，读者与作者在情感、思想等各方面产生共鸣，促成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间交际目的的实现。因此，译文中意境的传达也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诗意赖以飞翔的翅膀，是一种软信息的传达。
诗的第三、四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从表面上看,这两句诗全是写景,实际却描写的是李白送别诗友时的惜别深情。许译文用“theboundless azure sky”表明天空的无穷无尽，这种空间上的延续也能表明诗人送友人时的怅惘情怀。原文中的“流”这个意象，许译为“rolling”，表示的是长江的气势和浩荡，与诗人感伤的情绪形成了对比，衬托出诗人对友人的无尽思念。庞德对两个意象的英译仍然没有逐字对译，而是用“lone sail”，“blots”和“thefar sky”，将一叶白帆远去消失在天边的画面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用“reaching heaven”将“天际流”的意境和美感白描了出来，构成了一幅动静结合的山水画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这一方面充分表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色――诗中有画，画中有情，另一方面让西方读者可以透过诗中突出的语言意象了解到异域文化，潜移默化地领会到诗中所蕴含的情感意味。这样的译诗,经过内容和形式上的“转述、改写、变形”后,在当时客观的时代文化氛围中大获成功,这是译者庞德的成功,然后才是李白诗歌的成功“出访”。在这部分译文中,两位译者对原文的处理增减恰当,将原诗中的“诗眼”和美的意境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从翻译创生性来看，两位译者是发挥其主导作用，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下实现了交际目的，堪称最佳翻译。
三．结语
综观两篇译文，通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分析，两篇译文各有千秋。为了形成“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各自都尽可能地跟原诗保持一致，都在不同程度上传达了原诗的意境和形象。基于此，译者需要克服巨大的时空差距和文化差异，从各自的审美视角出发，通过译作竭力将壮丽的画卷忠实地再现在译语读者面前。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活动。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不仅要忠实于原作,对原者负责;同时是译文“作者”，要服务于读者,对读者负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双重”身份表明译者是翻译成功的根本因素。因此译者是翻译的真正主人,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选择过程。译者的素质越高,他在翻译的过程中“适应”与“选择’才会完成得更好。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23,136,137-138.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 上海科技翻译,2004(4):1-5.
[3]王海艳，刘秀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浅析中诗英译现状[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2009(3):48-50.
[4]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 中国翻译,2004(5):10-16.
[5]束惠娟.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以上海世博会主题标语为例[J]. 上海翻译,2010(2):39-42.
[6]吴其尧.庞德和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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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关联理论；文体学；科技英语；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6-0185-004
科技英语是广泛应用于科技领域的一种文体。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科技英语和科技英语汉译的需求与日俱增。而科技领域日益繁多的国际交流已使得科技英语翻译成为研究重点。本文从关联理论与文体学的角度探讨科技英语翻译策略问题，从而为科技英语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并希望能够对科技英语翻译实践有些实际指导作用。
一、关联理论的基本概念
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是西方近20年来影响较大的认知语用学理论。随着学科间的交叉发展，关联理论被引入到翻译理论的研究中，为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带来了新的视角，特别是在实践中显示出了其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指导作用。它把翻译看成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动态的明确的推理过程，这就从根本上抓住了翻译的本质。相对以前静态的翻译理论，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关联理论下的翻译论框架基本思路明确，对翻译的解释力也很强。但目前该理论多用于中外文化差异较明显的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极少见到应用于科技英语翻译研究。
1.交际的推理本质
在关联理论框架内，翻译是一个涉及两个示意――推理过程、三个交际者即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的交际行为。关联理论认为人类交际活动是一种认知活动，交际的本质是推理。交际的过程是一个推理过程，而这种推理是通过对关联性的考虑来指导进行的。严格地说，关联理论只适用于明示――推理交际。译者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根据原文语言刺激和语境信息推理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将其与译文读者的期待相结合，决定阐释什么和如何阐释，并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翻译。由此可见，翻译的本质是交际，而交际的本质是推理。
2.语境与语境效果
关联理论认为，语境即“理解某个话语所使用的各个前提的集合。”它指出：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原文作者须基于话语和语境的最佳关联先进行推理。[1]Gutt指出，成功的翻译往往要求译者能够根据动态语境进行推理，而动态语境又依赖于语言与环境的关联。实际上，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语境推理和选择的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关联理论的核心是关联性。“关联性”极大地取决于语境效果。在同等条件下，语境的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强[2]。
3.关联与最佳关联
Gutt认为，辖制翻译的基本原则就是关联。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出语言与语境之间的关联，特别是最佳关联。根据Sperber和Wilson，说话人和听话人能否找到最佳关联是成功交际的关键所在。而要使交际获得成功，关联原则必须与最佳关联的要求保持一致。根据最佳关联理论，译者就能通过构建最适合的语境，准确地理解源语文章，并且比较贴切地将其译成目的语。
4.语言的解释性和描述性用法
基于关联理论认为，语言的使用有两种不同方式：描述性使用和解释性使用。很显然，由于科技英语翻译即将别人用某种语言所言所写内容用另一种语言再次加以表述，它属于对语言解释性使用的范畴。故不难理解其翻译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忠实原则的约束、制约，译者在译文文字的取舍上就必须“尽可能在相关各方面使之与原作相似。”[3]
二、关联理论对于科技英语翻译实践的适用性
在关联理论的观照下，科技英语翻译是一种双重认知――推理活动与交际行为。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话题框架与科技英语翻译：
作为原文最初的读者，译者须努力挖掘出原文语境所蕴含的最佳关联，并进而推理，确切传达作者的深层意义。
2.认知环境与科技英语翻译：
译者作为连接作者和读者的桥梁，须结合所获的语境信息，假设读者的认知语境，明确翻译目标。
3.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
根据关联理论，翻译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语境因素之一。译者必须事先分析假设的目标读者，才能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将其对原文的理解以具有最佳关联性的形式在译文中加以表述。
由上可知，科技英语翻译过程始终体现着最佳关联的明示――推理的交际行为，是一个“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以意图为归宿，尽量使译文向原文趋同的动态行为”[4]。作为一种实质上在科技语域中语际间的明示推理行为，它必然受关联原则的指导。
三、科技英语的文体特征
科技英语是广泛应用于科技领域的一种文体。在语体上科技英语是一种书面语，非常正规，逻辑严密。科技英语以概念的准确性、判断的严密性、推理的周密性为特征。关联理论认为，译者为达到译文的语用等效，基本前提是他对自然语言正确的认知和理解。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熟练掌握科技英语文章的文体特征。
1.大量使用专业科技词汇，这是科技英语在词汇上的最大特点。一般而言，科技英语用词谨慎，词义既无感彩，又少形象特征，其词义结构要比普通英语单纯。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词增添了新义，另一方面又扬弃了那些不适应该语体需要的词义，从而使词义结构产生了变化。变化结果是词义带上了专业色彩，词的用法和搭配得以相对稳定。
2.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复杂长句多。因为科技英语用于表达科技事实、概念、原理及解释自然现象，需要用逻辑思维严密、结构严谨、表达客观的语言来阐释因果、条件、让步、目的、对比等上下文逻辑概念。
3.科技英语中名词化结构大量使用及某些句型经常出现，如强调句型、分词及其分词短语、不定式等。
4.语言规范、行文简洁：科技英语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语言规范、精练。由于科技英语表述的都是客观事实、信息量大，决定了其语法规范无误。科技语言总的要求是以最少的文字符号传递最大的信息，所以其语言简洁客观，在此类文章中被动句的使用较多。科技英语语言的精练简洁既表现在词汇层，也表现在句法层。
四、关联理论与文体学视域下科技英语
的翻译策略
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由于目的语读者与源语读者有不同的认知语境，两种语言的用词、句法与语义又有差异，译者须运用关联原则并基于其文体特征，结合源语作者的认知语境仔细推理原文，努力提高译文的语境效果。为此，译者需审时度势，适当取舍，采取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应力求通过增删、改写、调整等获得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与源语作者交际意图的最佳关联，并使译文合乎汉语的习惯和表达规律。
1.直接翻译
在科技英语源语与目的语有共同的表达方式时，直接翻译（即努力保留原文所有交际线索，以保留原文的风格）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它主要集中在源语中的科技术语以及具有专业概念的语言单位的翻译之中。
科技术语专业性强，在专业范围内意义相对稳定、单一。对术语翻译的根本前提是熟悉本专业的知识，了解本专业相应的汉语术语，因为在特定专业领域内科技术语在两种语言中的对应性强，可以进行对等翻译。如在汽车专业英语中，一些基本技术术语如：thermostat（节温器），crankshaft（曲轴），distributor（分电器），hypoid gear（准双曲面齿轮），4WD（四轮驱动）等翻译时可实现英汉对等翻译[5]。
另外，对于说明性医学语篇，应采用直接翻译。因为任何内容或形式的改变都会误导用户，导致严重后果。译者应译出原文每一条信息，注意使用“祛风”、“止痛”、“慎用非处方药”等专业词语和科技语篇中典型的祈使句，同时保留原文标题和各分项的版式，用粗体字突出注意事项，实现与原文的大写字体同样的语用功能[6]。
2.间接翻译：可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采取相应的翻译技巧。
（1）词义引申：词义引申即改变原文的字面意义，以适应上下文、逻辑关系及词句搭配上的需要的翻译策略。词义引申时，可从词义转译、词义具体化、词义抽象化、词的搭配四个方面来考虑，达到准确翻译科技词义的目的。为此，译者不但要熟悉原文所涉及的专业技术知识，而且还要通晓词的基本含义和引申含义以及词在特定科技领域中的特定含义。例如：Excessive shaft deflection can be the death of an otherwise well designed machine.（轴的过度弯曲变形能使一台在其他方面都设计得不错的机床报废无用。）句中“death”的词义在当前的语境中得到了引申，译为“报废无用”，更加忠实于原文语意。
（2）转换：转换在科技英语翻译实践中具体体现为词类转换与句子成分的转换。但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不可截然分开。例如：Rockets have found application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universe.（火箭已经用来探索宇宙。）句中名词application和exploration分别转译为动词“用来”和“探索”，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3）增译：增译即在原文的基础上添加必要的单词、词组、分句或完整句，使译文在语法、语言形式上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并使译文在修辞、语法结构、词义上与原文保持一致。增译在科技英语翻译中比较常见。例如：The best constructor has the least resistance and the poorest the greatest.（最好的导体电阻最小，最差的导体电阻最大。）英语原句在保证读者理解的基础上采用增译方法，译文中补充了“导体电阻”一词，准确传达了原意。
（4）省译：省译即翻译时将原文中的某个（些）词不译出来，包括省译冠词、介词、代词、连接词、动词与名词。科技英语翻译实践中，省译较增译更为常见。例如：Evidently semiconductors have a lesser conducting capacity than metals.（半导体的导电能力显然比金属差。试比较：显然半导体具有比金属差的导电能力。）科技英语在叙述两种物质的特性比较时，常使用动词have。译时应将英语的形容词译成汉语的谓语，并将have略去不译，使译文简洁晓畅，文约意丰。
（5）编译：编译即译文对原文的切割、加工和整理，以减少译文读者阅读与实际操作无关的资料及猜测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时所付出的处理努力。例如：Is cloning technology becoming the sword of Damocles to human beings？（克隆技术是否正成为人类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无时无刻地威胁着我们的安全呢？）句中巧加释意，引出“达摩克利斯剑”的意义，读来通顺流畅且形象鲜明生动，较好传达出原文信息与文化内涵。
（6）反译：反译即翻译时突破原文形式，采用变换语气的办法处理词句，以使译文合乎汉语规范或修辞要求而不失原意。具体包括：将肯定的译成否定的；将否定的译成肯定的。例如：The central fact of biology， evolution， was not established until modern science had been in existence for over two hundred years.（生物学的主要学说进化论，直到近代科学产生二百多年以后才建立起来。）[7]译文将原文的否定形式改用肯定的句式予以表达，言简意赅。
五、结语
关联理论对科技英语翻译实践具有强大的解释和指导作用，它能够较好地从理论上解决在科技英语翻译实践中碰到的许多疑惑，能从深层次上揭示其内在规律性。根据关联原则，译者在从事科技英语翻译时，应充分考虑译语环境下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通过各种交际线索找到源语交际者的真实交际意图，然后通过推理目标语受体的认知环境，选择具有最佳关联性的翻译策略，达到最佳交际效果。基于科技英语文体特征，从关联理论的视域来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语用翻译的本质，进而有效指导科技英语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Sperber Dan and Deir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15-16.
［2］Gutt， Ernst-Augus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48.
［3］Wilson， D. And Sperber， D. Representation and relevance. In R.M. Kempson （ed.） Mental Representations: The Interface Between Language and Real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224.
［4］赵彦春.关联理论与翻译的本质――对翻译缺省问题的关联论解释［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3）:117―121.
篇11
一、浅析课上学过的某个理论(马太效应，破窗理论除外)，并举例说明。 因为本人属于第六组对第六次课的前景理论印象深刻，故而愿意回顾一下学过的前景理论，下面分别从课上理解和所查的专业资料两方面解释该理论。
我所理解的前景理论：前景理论大致有三个特点，(一)大多数人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二)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爱的。(三)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我们都是经济人，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前景理论中可以表现成五点，A确定效应 B反射效应 C损失规避 D迷恋小概率事件 E参照依赖。
专业名词解释：前景理论是描述性范式的一个决策模型，它假设风险决策过程分为编辑和评价两个过程。在编辑阶段，个体凭借框架(frame)、参照点(reference point)等采集和处理信息，在评价阶段依赖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和(主观概率)的权重函数(weighting function)对信息予以判断。在价值函数是经验型的，它有三个特征，一是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二是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爱的;三是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因此，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是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失去时会很不甘心，容易冒险。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时的痛苦感要大大超过获得时的快乐感。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给了心理学家卡尼曼( Kahneman )，他带给人们一个新的理论前景理论。瑞典皇家科学院称，卡尼曼因为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尤其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摘得2002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在《赌客信条》一书中，作者孙惟微将前景理论归纳为5句话：1、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在确定的收益和赌一把之间，多数人会选择确定的好处。所谓见好就收，落袋为安。称之为确定效应。2、在确定的损失和赌一把之间，做一个抉择，多数人会选择赌一把。称之为反射效应。3、白捡的100元所带来的快乐，难以抵消丢失100元所带来的痛苦。称之为损失规避。4、很多人都买过彩票，虽然赢钱可能微乎其微，你的钱99.99%的可能支持福利事业和体育事业了，可还是有人心存侥幸搏小概率事件。称之为迷恋小概率事件。5、多数人对得失的判断往往根据参照点决定，举例来说，在其他人一年挣6万元你年收入7万元和其他人年收入为9万元你一年收入8万的选择题中，大部分人会选择前者。称之为参照依赖。当然是专业的解释更清楚，不过举几个例子活学活用才是王道，下面是由此理论解释的种种现象。
确定效应：比如你有两个选择，1：一定能拿到1000块 。2: 50%的概率拿到2000块，50%的概率什么也拿不到。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因为在处于收益状态时，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在股票投资中应用最明显，当获利时会及时抽身，多数人表现出赢必走，赔则拖。
反射效应：还是两个选择，1：一定会损失1000块。2: 50%的概率损失1000块，50%的概率什么都不损失。这时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虽然与传统的经济人有所背离，但处于损失预期时，大多数人变得甘冒风险。反射效应是非理性的，表现在股市上就是喜欢将赔钱的股票继续持有下去。统计数据证实，投资者持有亏损股票的时间远长于持有获利股票。
损失规避：假设有这样一个赌博游戏，投一枚均匀的硬币，正面为赢，反面为输。如果赢了可以获得10000元，输了失去10000元。多数人是不愿意玩这个游戏的，虽然出现正反面的概率是相同的，但是人们对失比对得敏感。想到可能会输掉10000元，这种不舒服的程度超过了想到有同样可能赢来10000元的快乐。由于人们对损失要比对相同数量的收益敏感得多，因此即使股票账户有涨有跌，人们也会更加频繁地为每日的损失而痛苦，最终将股票抛掉。
迷恋小概率事件：全世界每年都有因客机失事造成伤亡的事件，但仍然有许多人选择乘坐飞机，这是因为根据统计，客机失事的发生概率约为百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客机失事事件是小概率事件，所以很多乘客都认为自己乘坐飞机这一次试验中不会发生失事事件，规避小概率事件的发生，这其中包含着侥幸心理以及对运气的迷恋。从正面看，彩票和保险业的大行其道都和人们迷恋小概率事件密切相关，他们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情况下非常乐意赌一把。
参照依赖：大一一年下来小明拿了二等奖学金，而他室友小光拿了一等奖学金，这样得来的幸福感绝对不如他拿三等奖学金而小光拿不到奖学金的幸福感强。一般人对一个决策结果的评价，是通过计算该结果相对于某一参照点的变化而完成的。人们看的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看最终结果与参照点之间的差额。一样东西可以说成是得，也可以说成是失，这取决于参照点的不同。
前景理论的缺陷：一是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模型，前景理论具有描述性模型共有的缺点，和规范性模型(具有严格数学推导的模型)相比，它缺乏严格的理论和数学推导，只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描述，因此前景理论的研究也只能使其描述性越来越好，换句话说它只是说明了人们会怎样做，而没有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二是前景理论的应用研究，尤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还不足，前景理论作为风险下决策的描述性模型，其应用价值非常大，应用范围也非常广，而目前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上，因此应用范围方面还有待拓展。
二、大学生涯中我的财富之路在何方。
(一)现实版我的大学理财计划
作为海南大学的一名在校生，学的专业又是经济管理类型，因此对经济的浓厚兴趣只增不减。大的方面来说，国家飞速发展的经济有迹可循，个人的经济也是有技可依的。我们大学生正在知识储备阶段，努力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当然也要更加重视个人理财，好的理财方式的养成需要我们在明哲大家给建议的基础上勤于思考善于实践，会理财的人生一定更加精彩。大学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父母支持，在主要任务是学习的情况下，四个字经营我们的理财比较好，节流开源。
谈及节流，在支出方面要进行严格管理，不与人攀比，不爱慕虚荣，形成节俭的宝贵品质，同时也能够更有效地积累净资产。具体可以做到(一)每月做个支出计划，这样心里就会有数这个月大致怎么花销。(二)不贪便宜，只买适合自己的东西，不要因为商场打折促销就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这样的话每月也能省下一笔财富，尤其是女孩子，买衣服和化妆品不能促销就买，品质好适合自己才去选择。
(三)身上不带大额钞票，据有关的科学统计称，一旦身上带了大额钞票，很容易促进消费。大额变小额，小额变借钱，不知不觉口袋就空了。(四)减少不必要的聚会，学会利用身边的免费资源。 像我是一名大二女学生，每月就会做预算，父母每月提供1200元的生活费，我会把200存起来，5个月的话就有1000，利用假期去外地旅行，丰富阅历，扩展视野;剩下的1000元中300元冲饭卡，300元应酬学生会协会的各种聚会，200块钱买衣服鞋子之类的(当然不是每个月都会买，因为我还是比较追求好一点的衣服，有时候买一次下次的这个钱就没了)，100元冲话费交电费以及水费，剩下的100元用来吃水果，买小饰品之类的，要是遇上朋友过生日送礼物就少参加次聚会把攒的钱用来买礼物。这样下来生活也挺充实的，不奢侈又能享受该有的乐趣，仅仅是我的个例而已，我也期待更合理的消费方式。
至于开源，在海南大学这块风水宝地里更是一展身手的好时机。方法如下(一)、努力学习，获得奖学金，助学金，名利双收。(二)、做与人打交道的销售服务类兼职，如宾馆快餐店服务员，手机家电促销员等。(三)、做家教类文职，文笔好的也可以投稿给杂志社，当网络。(四)、学计算机技术的可以在网上开网店，利用专业知识管理网店。(五)适当了解金融方面的知识，买买彩票如刮刮乐，双色球，权当娱乐就好，不用太迷恋小概率事件;还可以买买国债，基金，股票，但是量力而为不要陷得太深;保险起见也可以每月省200元存入存折，弄个整存整取的活期存款。本人已经做过前三项了，第一项会一直坚持努力的，马上要大三了，尝试第四项和第五项很有必要，因此我会好好研究经济学相关书籍，为个人的科学可持续理财打下良好基础。
(二)虚拟版在校期间，我的五万元投资项目
如果我能得到天使投资人的大学生自主创业五万元资助的话，当然是开个微型创意艺术照相馆。名字就叫呵呵，倩影。本人比较擅长创意而不擅长厨艺，虽然校园里的餐饮业火爆，打印店也比较赚钱，饰品店也很流行，我明白容易进入的行业竞争就会很残酷，我们应该有蓝海战略的思想，在红海里苦苦挣扎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与其争夺日益减少的利益额，不如另辟蹊径，虽然我不懂专业摄影，以外行的眼光看问题，以内行的眼光解决问题，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下面详解一下我的创意摄影店的投资创业项目。
开店背景：大学生喜欢用照片记录青春年华，很多大学生选择去拍艺术照，而外面的摄影店比较贵并且有泄露隐私风险，虽然海大校园内也有两家图片社，但是他们主营证件照和冲印照片，涉及艺术照领域比较少。并且海大商业街在扩建，人数也在稳中有增，我们可以把握商机，与外面的商家合作，主要客户群定位为大学生，顺便给附近的居民提供照相服务，并提供租借衣物的服务。学校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所以在学校里面创业会相对容易，有利于营销企划的开展，这个行业的前途充满光明。
关于微型创意艺术照相馆的简单SWOT分析。(一)、竞争优势(S)，我们开店地理位置优越，在校园内，方便广大学子，并且我们能保证顾客隐私安全，价位合理适合大学生，各个项目服务也是为满足大学生的口味而量身定做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学校很多学生为如何弄到适合自己参赛的演出服而焦躁，我们可以帮您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我们会到外面联系可靠的商家，成为其的加盟店，让其提供衣服样本给我们，到时顾客可以选择试穿，合适的话按租赁程序租赁。个性的服务还包括订制照片秀台历，水晶里面镶照片，跟相片有关的礼物等。(二)、竞争劣势(W)，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多少管理经验与实战经验，项目开展起来可能阻力比较大，五万块钱的项目基金需要我们精打细算，我们还需筹集资金把开头做好，万事开头难，所以我们的压力还是不小的，并且我们可能租不到满意的旺铺。(三)、项目发展时所拥有的潜在机会(O)，只要开始进行运营，我们就可以边学习边发展，与外面的好商家合作，加盟某些摄影组织，学习他们的技术与管理理念，提高自己团队的凝聚力与综合实力，这样我们小公司的发展才会是良性的，才会有可能把事情做大，实现我们的价值。(四)、项目发展的外部威胁(T)，在校内有可以冲印照片的证件照相馆，有礼品店，在校外更是有花样繁多的各种艺术照相馆，设备和环境比我们新开张的小店要好，知名度也比我们大，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保证技术的同时在价格上有优势，我们的发展方向是经营照相以及跟相片有关的创意小玩意儿，为了跟紧并超越竞争对手，刚开始我们只能少盈利，给顾客更多的实惠，打响名声。
至于财务状况，刚开始肯定会物资紧张，人才不足，我会拉拢学会计，学经济，学计算机，学摄影的朋友加入我的团队，好多意想不到的难题都会发生，这些我们都要克服，年轻没有失败，总之有这样5万元的创业基金，我们一定会利用好这笔钱，它可是我们开创事业赢取第一桶金的资本。
大一经济学论文范文二：经济学科导论论文
从报考志愿之时我就开始关注安大的经济学类专业，开始时对这一个类字不解，经过了解才知道这是包含金融、经济学、国际贸易和财政学的一个招生大类。我们经济学类的学生都面临着大二是的专业分流，在学校开设启航工程的经济学类导论课程后，通过老师们的细致分析讲解我们充分了解了大类中的四个专业，对自己一年后的选择有多了一些把握。在接下来的四年我们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资本论》导论、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学说史、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法。然而这么多的专业课让我对四个专业也有一些迷茫。首先我先说一说在导论课后我对这四个学科的认识。
金融：
金融学现在是个很热门的学科。金融学专业主要研究现代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整个金融经济的运动法律。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关于银行与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理论与实务，关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理论与实务，关于金融宏观调控及整个金融经济的理论与实务，以及关于金融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管理的理论与实务。 主要课程有：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保险学、证券投资学、国际金融学、公司金融、金融工程、保险精算、金融会计、国际金融管理、投资项目管理、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等。 在就业方面。从整体上看，金融学专业这几年在报考方面比较热门，职业前景普遍较好，但根据实际就业情况看，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文都教育经济学考试中心的观察统计发现，知名院校的金融学硕士，如果导师影响力较大，在校期间注重实践，同时研究功底比较深厚，刚出校门拿到10万以上年薪者，不在少数。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分专业时大家都希望进金融专业的原因之一吧。
经济学：
经济学是现代的一个独立学科，是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从1776
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奠基，现代经济学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已经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众多专业方向，并应用于各垂直领域，指导人类财富积累与创造。
主要课程有：经济学基础、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资本论》导论、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学说史、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法。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较系统地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了解当代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现状，熟悉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法规，了解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能在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实际业务、管理、调研和宣传策划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有：国际贸易、国际服务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实验、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中国对外贸易概论、国际贸易保险、国际结算、外贸函电、外贸单证、外贸单证实验、报关务实、报关务实实验、国际营销、国际贸易地理、电子商务、合同翻译等。
财政学： 财政即国家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即研究政府如何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筹集和使用资金的理论、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学科. 主要研究国家如何从社会生产成果中分得一定份额，并用以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包括财政资金的取得，使用、管理及由此而反映的经济关系
主要专业课程有：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经济法、政治经济学、社会保障学、税法、资产评估、比较财政学、会计学、公共支出分析、政府采购理论与实务、政府预算管理等。
通过几周院系优秀教授老师的谆谆教诲。我了解了大类中一些课程的情况，如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资本论等等，并且知道了个专业之间的联系和其构架。我同时我深刻的了解了这几个专业所学的知识和以后的就业情况。不再片面的认为金融就是最好的选择，每个专业都有其特点，门门都能学出学问，成就事业。 在学到知识了解了情况的同时十分感谢学校能够在启航工程中开设这样一门学科导论课。这项课程就像一盏明灯为我们在迷雾中指明了方向。
下面，我将从大学生素质教育、知识结构以及就业和个人事业发展的角度，谈谈学习经济学导论的重要意义：
(1)学习经济学导论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有助于丰富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促进了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快速发展
在高等教育中，经济学导论课程的开设，让大学生们有了更好的渠道去全面了解学习经济学。通过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大学生们对人类社会共有的基本经济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何时生产有了基本的了解;通过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大学生们对什么是供求基本原理、什么是市场理论以及什么是经济体制改革有了大体的印象。从这一点上来看，学习经济学导论确实丰富了我们的知识结构。
(2)学习经济学导论在大学生就业抉择中有着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有助于树立以社会需要为标准的先进择业观，从而成就人生事业。
篇12
摘要：在现代医学中，医学检验技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临床医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可以为临床治疗提供准确的依据。本文就医学检验技术的重要性、现状以及医学检验临床技术的提高措施展开分析。
关键词：医学检验 临床技术 重要性 现状 提高措施
医学检验技术是辅助临床检验的一个重要方法，临床医学检验技术水平直接影响着临床治疗水平，影响着治疗的安全性。快速、准确的临床检验技术能够为患者赢得更多的时间，提高临床诊断效果。
1医学检验技术的重要性分析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的内容多种多样，从内容上看，包括尿液检验、血液检验、粪便检验、检验、羊水检查、前列腺液检查、脑脊液检验、胃液检验、引导分泌物检验、痰液与支气管灌洗检验，根据检查诊断活动、检查项目领域、检查技术内容的差异，检查方式也有所不同。医学检验工作的准确性，对于临床诊疗工作有重要影响，细菌鉴定、药敏实验等，都关乎着临床诊疗工作的成败。
2医学检验临床技术的现状
现代化医学检验技术的发展强调多学科的配合与渗透，满足检验工作的要求，检验工作是一门综合化的学科，各类单项学科技术对检验工作都有一定的促进效果，就现阶段来看，临床医学检验不仅可以应用在医学诊疗工作中，在保健、卫生预防、康复领域也有广泛的使用。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我国临床医学诊断工作也实现了质的飞跃，无论是在规模建设、机构设置还是普及率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但是，由于缺乏统一化的管理机制，制剂管理、仪器配置、实验室设置、科室管理上还存在漏洞，导致医学检验时常发生错误，此外，各类新技术的诞生也对临床检验人员的学习能力、专业知识等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要满足这一要求，需要针对临床检验工作的要求进行改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促进相关技术的发展。
3提高医学检验临床技术的措施分析
3.1提高临床标本的采集质量
在临床标本采集前，要核对好患者性别、姓名、待检验项目，向患者解释相关注意事项，保证检验准确性。以血液标本的采集为例，在采集前，要控制好受检者情绪的稳定性，保证标本、注射器的清洁和干燥，避免在血肿部位采集标本，在采血前5~10min,避免剧烈运动，空腹时间以8~10h为宜，避免超过16h,不在输液同侧采血，避免输液稀释受检者血液。在采血时，受检者采取卧位与坐位，先使用酒精擦拭消毒，待酒精完全干后，再采集标本，及时加入抗凝剂。对于尿液标本的采集，要叮嘱患者避免服用抗菌药物等禁忌药物，保证标本的新鲜，控制好尿液PH值，避免检验结果出现误差。检验单应该注明患者的详细信息以及申请检验的项目、标本采集的日期时间、化验的日期和时间等，检验科要建立完整的标本采集手册，将具体的标本采集方法、运送条件、保存方式、注意事项、患者责任等做出详细说明。医学检验只有系统化、规范化，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干扰因素，才能确保检验结果准确、可靠。
3.2注重检验与临床诊断的沟通
作为检验人员，要加强与临床医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保证每一位医生都可以了解具体检验项目的方法和含义，如果发生异常，要及时将消息传达给临床医生，与其一起讨论异常结果的产生原因与对策。此外，检验人员也要积极学习，听取临床医生的建议和意见，完善自己的检验工作，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
3.3保证检验质量的控制水平
在检验之前，要检查各类检验仪器的备用状态，严格按照仪器规定的操作流程进行操作，避免误操作给临床检验造成误差。对于试剂的使用，首先要保证试剂质量，检验工作结束之后，要加强仪器的保养和维护，详细记录仪器的维修和使用情况，提高检验管理工作的质量，保证检验结果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为诊疗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效依据。
3.4促进医学检验成果的转化
各个科研机构、医学院校是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很多临床医学检验技术成果的转化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医学检验技术水平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个科研机构、大中专院校，要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宣传，针对部分企业缺乏成果转让费用、缺乏专利的问题，可以采用技术入股的形式，降低转让门槛，开拓科研机构与大中专院校的经费来源，保证研究工作可以得到顺利的开展。
4结语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的发展对于治疗效果的保障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医疗体系的转型下，我国医学检验技术的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效，但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在未来阶段下，我国相关科研机构与生产企业，要加强科研速度，注重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研发，促进医学检验事业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林玉杰。探析临床医学检验分析前误差与相应解决对策[J].人人健康，201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