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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水土保持的现状
合理利用山丘区和风沙区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以利于充分发挥水土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良好生态环境的事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水土保持应该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在水利方面,我国存在着水多、水少、水污、水浊的四大问题。其中水浊既独自为害水体,又增加其他“三水”对河流的不利影响,处于关键地位。水土流失破坏土壤结构,降低植被质量,影响流域对径流的调蓄能力,增加水多水少的矛盾。泥沙增多既降低河流质量,影响水生物活动,又作为污染物的载体,提高污染的浓度与防治的难度。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似不应就问题论问题,而应当追根溯源,将水土保持作为水利的中心环节与战略措施,提高其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的地位与作用。
水土保持面广量大,情况复杂,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用问题,既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既注重于经济发展,更关注生态环境,既要有辩论思维,又要考虑政策法规。从人与自然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和谐共处,才是水土保持的最高理想。当然,这既是很高的要求,也是很艰巨的任务,既限于科技水平,也限于政经条件。但是只要我们努力研究,积极争取,总有一天能够达到或部分达到这一艰巨而伟大的战略目标。
2土壤侵蚀量与输移比防治的方向与对策
流域面上的土壤侵蚀量与进入河道的输沙量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彼此密切相关。根本原因就是土壤侵蚀量没有显著减少。一般总是从源头开始,正本清源,将侵蚀、输移、沉积贯穿为一个整体,以观其全貌的拦截与滞蓄,然后进入干流。干流输沙量与流域侵蚀量的比值称为输移比。有些专家从土壤植被、地形地貌、流域面积、时空差异等多方面对输移比作了理论分析;有些专家根据众多考虑与测试成果分析了水沙从源头至主干流一系列变化及相应的匡算。防治:一是防蚀,二是拦泥。拦泥作用显著,成效快,有利于防疗急性病症,狭义的水土保持,顾名思义是减蚀,一般包括农业措施、林草措施和以梯田为主的坡地工程措施。这些措施直接作用是减少水土流失,发展社会经济,改善生态环境,间接作用是减少进入河下游的泥沙,减少河道的淤积抬高和洪水威胁,利在当地,惠及全河,既具有拦泥坝库对下游的有利作用,又没有拦泥坝库对当地人文社经的某些不利影响。
3水土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水土保持与水土利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为国民经济服务。保护为了利用,利用必须保护,两者相辅相成,总体效益更为完善,是科学发展观,人地合一保证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水土保持的内容与要求已为大家所熟知。中小型的水土利用复杂多样:一是建设基本农田,发展农业生产;二是植树种草培育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环境;三是营造水窖、坑圹、涝地,就地调蓄雨水,提高当地抗旱防旱能力;四是引洪漫地,放淤改土,引水垦荒既增加耕地数量,也提高土壤质量;五是开发小型水电,直接缓解能源匮乏,间接维护林木发展;六是大中型灌区的浑水灌溉、中小水库的吸泥排沙,充分利用水沙资源,增肥保墒。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
坡改梯与淤地坝是水土保持工作中两项主要工作措施,目的是调整坡地与沟道的坡度,以就地入渗和就近入渗方式达到减轻水土流失的作用。淤地坝在一定程度上兼有小型拦泥库的作用,长期效果可能降低,梯田可以持续利用,两者时空搭配,相辅相成,共同对黄河中上游的减泥增产发挥重要作用。大部分水土利用的成就,是广大群众的自发性成果,不够理想。有时拿泥沙填死库容,难以发挥肥力作用;有时削坡填沟,劈山筑路,破坏表土;有时管理不当,良田沃土遭受沙埋沙压,变利为害令人遗憾。提高水土流失方面的水土利用在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4水土保持的效益与评价
水土保持是一项面广量大、复杂的系统工作,要全面测试分析评估其效益,确实不易。一般将水保效益分为经济、社会、生态三部分,对水少沙多的北方河流还增加一项拦泥效益。不同水保措施,不同地形地质条件下的单项效益,以便为水保评价提供依据;从土壤流失至进入干流之间各河段的水沙变化及其对周边的经济、社会、生态和人文的影响,以便了解输移过程,可能产生的负效益或不利影响,如对大小水库、坑塘、涝池的运用寿命,对河岸的冲刷破坏,对农作物沙压减产等。效益计算:采用有无措施或增减措施后在时空方面的对比。为实现科学管理和国家决策要求,必须客观地、定量地认识和评价水土保持的全面和单项问题,揭示水土保持的基本情况与动态变化、水土保持的成效与进展,水土保持的潜力与展望。总效益是各项效益的融合,研究分类效益及其间的相互关系应是主要内容。生态环境既是总效益的一部分,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分析研究与不同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效益,具有现实意义。经济既是各类措施的物质基础,也是国民经济发展和构建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7-0280-02
满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所建立的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之久。满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民族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要作用,影响之深远在今天仍依稀可辨。
一、早期满族文化的表现形态
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庄严宣布:“夫珠申之号,乃席比超墨尔根之裔。实与中国无涉。中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中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清太宗实录》第29卷)自此,满洲正式作为民族名称载入中华民族史册。
虽然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历史只有四百多年。然而,满族先世的历史却源远流长,至今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他们祖居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及长白山地区,历史上先后称肃慎人、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唐朝以后成为女真。努尔哈赤于1585年起兵,统一了女真各部落,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女真统一的过程,就是满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
早期的满族文化主要继承了女真文化的精髓。骑射是女真人的文化特征,他们以骑射为基本的生存手段,同时也以骑射而立国。满族在形成时期乃至以后较长的时间里,骑射一直被强调,成为满族最突出的特征。
满族的服饰与女真人服饰大体相同,并且其服饰文化与骑射、气候有着直接的联系。满族服饰中最具特色当属长袍。长袍形制为左右开叉,其目的在于上下马方便;同时长袍的袖头为箭袖,平时挽上去当做装饰,而骑马打猎或是战争时放下的箭袖,既能御寒又能护手。对服饰的要求在后金天聪年间就有定制,这种服饰在整个清代被保存下来。
同时,满族早期的丧葬习俗、婚俗、居住习俗和饮食习俗等也都是承接女真人而来。
二、满族文化的确立
1621年,努尔哈赤将都城由赫图阿拉老城迁至东京辽阳,1625年复迁至盛京沈阳。满族进入了以农耕文化为主的辽沈地区,其生产方式由原来的渔猎转为农耕。这标志着满族文化最终从女真文化母体中脱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既不同于纯粹的渔猎、采集文化,也有别于汉族的农耕文化,使其以一个独立的文化类型走上自我发展的轨道。后金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使得满族不断迁徙壮大,为满族文化的生成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在其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满族共同体,还是一个凭借武力征服而聚集在一起的“居民”共同体,那么,在进入辽沈地区之后的满族则开始发展为一个文化的民族。满族文化产生的最重要的基础是要具有统一的民族自我意识。而八旗制度的建立和满文的创制与改建则完成了对自我民族意识的统一与增强。
1.八旗制度的创建
八旗制度由努尔哈赤所创,是一种兼具行政、军事、生产三种职能于一体的制度。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初设牛录——八旗组织,万历四十三年(1615)增设为八旗。八旗制度创立之初就是为了“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实际上是“以旗统人”、“以旗统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凡加入八旗的官兵,无论满汉,虽各有旗属,亦有旗主,但均为努尔哈赤管辖之下的臣民。这种制度对满族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统一民族意识方面功不可没。
八旗制度的建立、尤其是八旗满洲单独设立,以及给予满洲更为优厚的待遇,使满洲人的民族意识自然得到加强。后金以及大清的建立,其与明军的频繁战争,使满洲与明朝处于鲜明的敌对状态之中,政治矛盾的激化,也势必使满族的自我意识得到增强。
此外,八旗制度对于属于文化范畴的满族风俗之变化,也起到了影响作用。在日常生活习俗上,八旗组织对此前各部落杂乱无章、各有特色的风俗进行了统一与规范。比如,在服饰上最早为“上下同服”,没有等级差别,后受汉臣的建议“正衣冠,以辨等威”,皇太极于天聪六年(1632)首先制定了八旗首领的服制。后来又多次颁布谕令,对上至王公大臣,下到一般臣子以及满族贵族妇女的衣帽顶戴、发式都一一厘定,逐步完善了满族的服饰制度。虽然这些规定都是针对八旗官员的,但对于以往没有定制的八旗兵丁及家人而言必然产生连带效果。八旗组织这种集兵民为一体的结构,实际上是日常生活领域与非日常生活领域交织在一起的状态,因此,日常习俗的养成与八旗组织的行政干预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八旗组织的整合下,才形成了旗人的特殊的日常生活方式,比如在平时见面礼仪上,旗人的规矩就比汉人要多,在服饰、饮食、礼尚往来、婚葬礼仪等方面也有着与平民庶人不同的行为规范。这也是后来满族人“规矩大”习俗的一个重要原因。
2.满文的创制与改进
语言对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作用不同于外在的行政干预,而是如同血缘关系一样自然地发挥着制约与整合作用。女真人在金代创制了女真字,金王元兴,女真文字逐渐消失。明代中叶后,女真人所操语言为女真话,而往来书信则借用蒙古文。于是努尔哈赤下令创制满文,而后经二度改进,使满文逐渐完善。
二、创新体制机制,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有力保障
1.强化规划引导。
不断完善城镇规划体系,强化城市规划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使规划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始终发挥引导和调控作用。
2.明晰城镇之间的产业分工。
坚持以产促城,以产兴城,用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化建设,建立健全产业布局跨行政管辖区域转移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坚持错位发展,明晰产业分工合作,延长产业链,形成主城区和各乡镇之间产业结构合理,产业布局科学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3.建立区域一体化的综合承载体系。
把城乡一体化与美好乡村建设,努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把城市基础设施延伸到乡村,把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乡村,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重要基础设施一体化的综合承载体系,实现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一体化和同城化,不断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4.完善土地保障机制。
要进一步加强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协调,注重多规合一,坚持规划先行。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科学制定村庄合并和美好乡村建设的目标和时序安排,避免大拆大建,实现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以主城区、县城、中心镇、一般镇和村庄居民点为重点,探索建立土地指标分配机制,保障区域协调发展。
保护
旅游规划及发展
一、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概述
1982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6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提出了要对文物古迹集中的小镇、村落进行保护。随后,全国各省份就开始了历史文化名镇的命名工作和古镇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在旅游发展中,重视古城古镇开发比较早的是江苏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周庄、同里和ā直三个古镇。这三个古镇经过科学详尽的规划,进行了具有保护性的开发,立刻在旅游市场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这些成功的典型示范下,全国各地一批各具特色的古镇成为旅游热点,四川甚至推出了十大古镇旅游系列。与此同时,古镇古城的开发,也带动了一些小城市旅游的升温,如桂林的阳朔西街、丽江的大研古城和山西的平遥古城等,都迅速成为国内外旅游的热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开发,只有在做了科学规划后,才能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的同时推动中国旅游业的进步。历史文化名城很快成为区域性旅游的热点,使原本日渐衰落的古城(镇)保留了下来,并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辨析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活动作为一项文化产业具有巨大的潜在效益,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其一、空间环境效益。遗址地的空间环境优美,人文景观荟萃是旅游赖以发展的基础,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只有完整无损地保护好遗址地的自然与人文风景及其周边的环境,才能吸引旅游者前往观光游览。其二、社会发展效益。旅游的社会意义在于欣赏其它地方或者民族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生活习性,以及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人们交往和双方的文化交流。其三、经济发展效益。发展旅游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其效益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称旅游业为“朝阳产业”。根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本世纪旅游业还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到2020年将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目的地国,接待外国游客可望达到1.3亿人次,国际旅游收入有可能达到600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2万亿元人民币,旅游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旅游业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三、促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发展的措施――以四川为例
从四川省近年来旅游业发展实践看,坚持不懈的贯彻这种设计方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为了更加科学的保护古城,开发古城,造福古城,我们还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完善法制
第一,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强制保护。针对职能型历史文化名城,首要的问题就是必须保护好现存的历史遗产,最大限度的避免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消失。四川省首部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已颁布施行,该条例明确规定古城保护详细规划应当按照保护为主、合理开发利用为辅的方针编制。第二,建立文物保护程序及责任追究制度。各地在按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时,应该进一步确立起“谁使用、谁保护”和“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并制订具体的保护办法、审批程序和法律责任,由“责任人”签订“责任状”,一旦文物发生人为或自然破坏,“责任人”就应负行政或法律责任。
(二)科学的规划设计及管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与一般的城市规划不同,主要包括城市总体层面上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街区层面上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整治规划。总体层面上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明确指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就其内容深度讲是总体规划阶段的规划,但对于重点保护的地区要再进行深化”。针对综合型历史文化名城,其中的历史街区保护和整治规划应该作为工作重点。为此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近年来通过在四川的调研工作中已经形成了一套较成熟的编制办法并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
(三)准确抓住城市特征的旅游策划
不同类型的城市其旅游策划重点必然不同,只有在准确把握城市特性,深入了解城市内涵的基础上才能够做好高效率、高回报、低成本的优秀旅游策划。例如成都地面历史遗存不多,历史名城特征难于体现。在历史城市风貌日渐变化和消失的情况下成都的旅游策划对策是:突出蜀文化的特征,以此作为满盘珠玉穿起来的主线。蜀文化的特点,从旅游角度说,就是一个“神”字。神奇、神秘、神妙――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神妙的游乐之乡,这就是蜀文化以“神”为中心的三大特征。
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规划发展是相互扶持、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通过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才能使得旅游规划有历史舞台得以施展,同时通过旅游规划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才能有效的反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我们在研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规划发展问题的时候必须针对不同类型的城市产生不同的保护方法和旅游开发设计思路,这对我们全面认知保护和利用的协同有很多启发和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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