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学年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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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非凡强调人在熟悉、处理和适应自身的生存环境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主体性自我熟悉的价值。因此，它在学习形态上，要求尽可能地运用开放的、自主的、可以体验的学习方式，去展开符合人类的社会发展心愿的学习活动。

一、小学社会科的学习形态

社会科教学活动的本质，是通过“社会学习”达到熟悉社会、理解社会、关心社会、适应社会的目标。它从知识能力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去获得有关社会的新知识和新熟悉。作为“学习活动”，它不能满足于知识的量的获得，而是强调通过知识体验（或实践）提高相关的技能和熟悉。例如有关地图的教学，不能只说“知识领域”中的地图概念，首先要让学生理解的是地图在实际生活中的功能，然后指导他们去利用、去制作。换句话说，社会课上理解地图，不仅仅是获得“会看”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从制作中心得、熟悉地图的实在功能。这里既反映出一种教育思想或态度，也透过不同的学习形态反映出学科的本质和教师的能力。

我们把教学中学生的活动形式称作学习形态。一般地说，学习形态着眼两个方面摘要：班级学习的组织形式和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形式。前者主要指课堂教学中的集体学习、小组学习和个别学习。后者主要指现场学习（调查、参观），构成学习（手工制作、编制图表和绘画），视听觉学习（看电影、电视），讲义学习（听报告和看讲义），报告学习（写报告书和论书），戏化学习（角色扮演），对话学习（讨论）等等。在社会科学习过程中，前者和后者经常根据学习内容采取不同的组合，如集体学习＋视听觉学习，小组学习＋构成学习。选择怎样的学习形态，既要考虑客观的学习条件和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也要考虑学习内容的布置和学习时间。

集体学习为使所有学生达到同样的学习目标，在同一时间、地点接受同一教材和学习新问题的教学方式，称为集体学习。这一传统的学习形态的突出特征是，一位教师面对所有学生做内容划一的讲解。优点是可以提高教学效率，也轻易把握和检查教学质量。但是它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摘要：无视学生的个性差异，过分地强调教师意志和教科书的权威性。今天，日本的小学社会科虽说还是以集体学习为主要形式，但在课程观念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引入了小组学习和个别学习，而且非凡强调活动性课程的功能。即便还是一位教师面对三四十名学生，可是学生已经成了真正的学习的主体，教师不再扮演“权威”的角色，他们成了学生的学习向导。

小组学习其特征是以学生活动为中心。活动性质是主体的、积极的和协作的。一般多以课题、喜好或学习目标编组，讲究自愿组合的原则。这种学习形态强调发展学生的个性，要求组内成员积极、自由地交换意见，并在讨论和探究课题的过程中，培养具有社会性的学习态度；以及相互尊重人格、相互协作、主动分配和承担角色，培养负责任的社会态度。

个别学习社会科在强调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学习的同时，也重视发展有个性的学习形态。个别学习就是为适应学生个人的能力、喜好等个性差异而提倡的。在日本，个别学习多采用程序学习和教学机器等形式。但是，由于该学习形态还不能反映学生思索过程的多样性，也不能为学生的社会性发展提供帮助，因此它仅仅是个辅助的学习手段。

现场学习让学生走出课堂直接观察社会现象，查访人和人的社会生活，我们把这些参观、访问、调查和谈话等学习活动，称为现场学习。因为社会科是有关社会现象及新问题思索的学习，所以不能单纯地依靠书本知识。现场学习要求学生用自己的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用自己的行动去体验具体的事，对一切社会现象的理解，都建立在自己搜集的事实、自己提出的新问题的基础上。这是社会科学习的特征。

构成学习它是将参观、考察等获得的资料、素材，制成模型或标本、图画或图表的一种表现活动。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将参观、调查的内容，有目的地、具体地进行归纳和整理，并用一定的技能形式表现出来的学习形态。它极易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日本小学低年级社会科以造型为中心，常采用制作全景画和漫画的形式；高年级多以文字和数字为中心，并将其制作成资料集和历史小报。

戏化学习让学生通过扮演角色达到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学习活动，称为戏化学习。将历史人物或社会生活戏剧化，由学生担任不同的角色，有助于学生如身临其境，心得社会生活，深刻地理解社会现象的意义和价值，培养他们的社会合作精神和有责任感的社会态度，也可以间接地丰富他们的社会经验。

二、小学社会科的教材和教学内容

谈及教学活动不能没有教师、教材和学生。学生从教师那里获得知识的依据是教材，而预备好的教材和能自如地驾驭教材的能力，又是教师的重要资质。那么在社会科中，好教材是个什么样子，怎样去预备好教材呢？

教师有必要解决好教材观的新问题。教科书中心主义是社会科中最要不得的东西。社会科教师必须知道，他如何制定教育目标，他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如何通过知识、概念和法则等教学内容传达给学生。因此，教材是作为一定的教学内容学习的前提，其功能是向学生提示具体的素材，其价值是向学生传达教育内容。

例如，三年级“我们的生活和商店街”单元，了解社区的消费生活状况和商店街的买卖情况是教育内容。怎样理解教育内容呢？首先，从“看得见的东西”入手，如买东西的人如何挑选、如何品评，卖东西的人如何促销、如何经营。其次，通过已经直接接触、直接体验的“看得见的东西”，去探索它背后的社会存在意识和观念。此时必须有教师的高明指导，因为人们的消费愿望和目的等种种“看不见的东西”，既不能用教材简单地固化，也不能单纯地指望学生自己消化，尤其是让学生通过鲜明的表象看到“买和卖”的社会意义，更不是看看、听听就能够理解的。这就存在着一个教师将教材的意义和界限明确意识化的过程。

教材的意识化过程，就是教材的选择和开发过程。作为教师必须具备选择和开发教材的能力。从教学情景看，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学生差异和地域实态的不同，也决定了同一教材有着不同的教法。那么，如何选择和开发教材呢？首先，我们要着眼于好教材，其条件有4点摘要：①教材和教育内容密切关联。教材能正确地反映教育内容，并具有反映教育价值的典型内容。②符合学生和地域的实态，并能反映教学过程的文化价值和学生发展价值。③适宜学生的情感和思索，注重到学生的学习盲点，有助于帮助学生产生学习好奇心和新问题。④学习内容富有弹性，有利于学生多方面的思索，多方面探求解决新问题的方法。所谓预备好的教材，就是将教材梳理成有连贯性和发展性的学习程序摘要：发现学习新问题——解决新问题——通过学习过程生成新的看新问题的方法和思索方式——再发现新的新问题。

三、社会科实施的基本条件

1.教育思想应该具有民主的和开放的性质。社会科教育内容必须包含明确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信念，并尽可能地将社会意志和个人发展意愿统一起来。

2.教育目标必须是整体的和可以评价的。它应有效地承担社会科的传授功能、练习功能和养成功能的教育任务。

3.教学方式必须是弹性的和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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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社会营销理念和心理健康服务的共通性社会营销与传统的市场营销的本质区别在于，社会营销的价值导向是目标受众的利益，而非营销者的利益。所有社会营销策略都是为了让受众最大限度地接受某种有益的观念或行为。它和心理健康工作的方法和原则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天然的联系为社会营销理念应用于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了契机。首先，前者的立足点是目标受众的利益，而后者以学生的利益作为核心价值和工作导向，目的在于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困扰，获得个人成长，达到心理健康。其次，两者都尊重学生的独特性。心理健康服务针对学生的不同需求为他们提供服务，最大限度地尊重和满足每个个体独特的需要。同样，社会营销要求服务提供者根据不同受众对象的需要、价值观、能力、兴趣、文化背景等，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这样才能激发受众接受和保持期望行为的兴趣，最终改变学生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态度和行为。最后，两者都遵循自愿原则。一般而言，学生是否接受心理健康服务、接受何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完全出于自愿。对于有必要接受咨询但本身不愿求助的学生，不适于采用强制手段(除按照《精神卫生法》需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外)。社会营销利用行为改变的原理和技术，通过转变观念，提升动机，最终改变行为，相比于法律、政策等强制手段，是一种更为温和、更为人性化的行为改变方式。社会营销理念与心理健康服务之间的上述共通性，为将其引入到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奠定了基础。

2社会营销的工作原则

社会营销是传统的市场营销理论和方法在一个新领域里的运用。在商业领域里所采用的市场营销的原理和技巧，大多都可以运用于社会营销。概括地说，社会营销的工作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行为目标(behavioralgoals):社会营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行为改变。为了使营销计划切实有效，营销者要始终关注自己的策略能否影响目标受众，以及怎样影响。对受众知识和态度的改变是通往切实的行为改变的手段之一，因此社会营销可以和教育、宣传工作相结合，以便发挥长期作用，使某种观念、态度深入人心，但社会营销更关注如何将观念、态度转化成行为。为了达到行为改变的目标，营销者可以将最终目标划分成一些易于实现的行为步骤，并根据不同的行为目标发展出相应的营销策略。受众细分(audiencesegmentation):社会营销不提倡“为所有人做所有事”。根据受众细分原则实施目标行动，来达到营销目的，让社会营销者能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限度的成功。受众细分的过程是将庞大的异质性群体划分成同质性相对较强的亚群体，划分依据就是那些会影响他们对营销策略的反应的特质，如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而更常用的划分标准是受众目前的行为、未来的计划、改变的意愿、产品忠诚度，以及心理统计学特征，如生活方式、价值观、人格特征等。这种将服务对象细分的方式，有利于根据不同亚群体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将资源有效地分配给最需要的群体。竞争分析(competitoranalysis):任何妨碍受众群体产生目标行为的因素都可以看做竞争，具体通常指能满足受众群体需求的其他行为选择或产品。社会营销者必须了解自己的产品面临哪些竞争，使自己的产品具有吸引力，比其他产品更能满足受众的需要。心理健康服务面临的竞争通常是其他解决心理障碍的途径，比如就心理咨询而言，其面临的竞争有求助于亲友、自我心理调节等，每种途径都能满足大学生特定的心理需求，对解决问题也有一定帮助，营销的关键是揭示其他方法不具备的心理咨询的特有优势。虽然在直接提供行为指导方面，心理咨询不如求助亲友，在降低污名和求助风险上，心理咨询不如自我调节，但心理咨询的优势在于让求助者获得人格的成长，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些作用是其他方法难以企及的。营销组合(themarketingmix)的运用:营销组合是指营销策略实施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主要包括产品(product)价格(price)地点(place)和推广(promotion)，因而又被称为4P营销理论。从心理健康服务代价与获益的角度理解4P理论，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提升学生参与心理健康活动的获益(产品策略)，降低代价(价格策略)，确保服务可以方便的获得(地点策略)，并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向学生呈现以上信息(推广策略)。

3社会营销理念下心理健康工作的具体措施

3.1现状和需求调查为了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服务，首先要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和心理服务需求进行调查。社会营销者认为，“不要急于向受众强调意识、接受程度和知识，而是应该先搞清楚人们需要什么服务，想从服务中获得什么益处，以及我们面对什么样的障碍［16］。”细致全面的调查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宣传和干预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调查，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障碍的状况如何?学生对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状况如何?是什么因素阻碍或促进了学生利用心理健康服务?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帮助我们了解心理服务的潜在需求和资源配置的侧重点，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便于针对学生的需要制定相应的干预形式和措施，对第三个问题则能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提供依据。现阶段国内心理健康工作者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了解主要是凭主观经验，实证数据大部分来自已经接受咨询的学生，样本缺乏代表性，难以了解学生总体情况。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应尽量使调查对象能够代表某范围内的学生总体。如果大范围的调查难以实施，则可以通过严格控制抽样方法的小范围调查结果推测总体。对心理服务的需求所包括的内容有: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接纳和认可程度;希望从心理健康服务中获得的益处，需要的心理服务方式，如个别咨询，心理健康课程，朋辈心理辅导，团体咨询等。以上调查内容需要结合学生的人口学特征、心理障碍的特点等展开。综合以上各因素，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将工作范围内的学生总体拆分成同质性较高的亚群体，然后针对每个群体的特点进行宣传和干预。

3.2有针对性的宣传有时候，心理服务的潜在使用者并不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服务，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帮助，还可能拒绝帮助，这使得心理健康服务的宣传工作至关重要。社会营销理念下的宣传不仅包括告知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存在以及获得途径，更应该告诉学生如何明智地利用有限的服务资源选择适合自己的心理服务。基于现状和需求调查结果，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根据亚群体的特点制定宣传策略。例如，就心理咨询服务的宣传而言，有些学生并不了解咨询如何工作，也不知道如何识别心理障碍，这时要重点宣传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如心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判别，心理咨询的工作范围、工作方式、有何作用等。有些学生对咨询有基本了解，但因为对咨询工作的水平缺乏信任而选择不求助，这时强调咨询的专业性和咨询效果是宣传的重点。有些学生本身已经有较高求助意愿，研究表明，对这样的学生可以通过建构积极的求助网络，强调平等人文的咨询关系，尝试提高他们作为咨询当事人的自我效能，降低他们对咨询风险的预期，来促进专业求助行为。

3.3层次化的心理健康干预心理健康状况和服务需求的调查将学生细分为不同的亚群体后，层次化干预即针对这些亚群体的特点，给予不同强度、不同形式的干预。国外一些高校以心理障碍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为划分标准实施分级干预，其工作模式值得借鉴。例如，美国一些高校建立了心理咨询分级制度，将学生的心理障碍划分为不同级别，并给予相应的干预措施。日本大学的心理辅导由三级不同的心理援助构成，一级心理援助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学生，援助的特征是预防性的，其目的是促进发展和适应环境;二级心理援助的服务对象是在学习、心理、社会和升学就业等方面出现问题的学生，援助的特征是预防和早期发现;三级援助服务的对象是有特别援助需求的学生，如那些有明显心理问题的学生。由于每个学校的情况不同，并非每个学校都要开展相同的活动。鉴于国内高校普遍人手不足、资源有限，可以用面向大多数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学生的总体心理素质和健康水平，预防心理障碍的发生;开展有针对性的讲座和知识普及解决学生的发展性问题;用团体辅导、朋辈辅导解决一般心理问题;对问题比较严重的学生提供个体心理咨询和治疗。要适时开展我国大学生心理咨询的循证研究，提高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规范性，克服当前普遍存在的干预实务工作的随意性。循证心理咨询会使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学生获得有关咨询目标、咨询过程、咨询时长等方面更多、更确切的信息，这将促使他们变得更加主动，从而有效增强来访者的自我改变动机，同时降低阻抗发生的概率。循证心理咨询也能帮助初级心理咨询师更清晰咨询目标与干预策略间的关系，即使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咨询师，也能通过循证心理咨询提供跨流派的、更为灵活的专业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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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日上午的大会报告阶段，先后做主题报告的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吉林大学的刘福森教授、北京大学的郇庆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曹孟勤教授、东北大学的秦书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的王鲁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会交流阶段，清华大学的蒋劲松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的曹顺仙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的唐代兴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解保军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杨志华副教授、东北大学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题发言。专家学者们就生态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论体系构建、实践路径选择等相关主题做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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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don首次提出了企业所要履行的各类社会责任（包括道德因素）需要与企业经营服务范围内满足需求的责任联系在一起；Bowen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为实现社会目标和责任所采取的行动和义务；Davis and Blomstrom提出企业追求利润同时有义务增进社会整体福利。

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研究：

温素彬和方苑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张兰霞等从股东、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和政府五个方面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arroll综合了学者们的观点，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一定时间内对企业的经济、法律和慈善等方面期望效益的总和，企业应当履行其社会责任，即在创造利润、提高财务绩效的同时承担起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国家的责任。

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研究有三类观点：一是正相关关系。Aupperle et al.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着提高财务绩效。张兆国等采用系统GMM方法对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显着相关。徐光华和张瑞系统分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建立了相关模型，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显着正相关。二是负相关关系。>>>>>评审专家吐槽博士毕业论文：作者应该回炉深造

Yuhei et al.以ROA和Tobin’s Q为财务绩效指标对四大旅游相关行业进行实证检验，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能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李正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否提高财务绩效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负相关。三是无相关关系。Makni et al.以加拿大179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不相关。Mcwilliams et al.用KID指数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证实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之间没有关联性。陈玉清等以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16个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两者相关性不显着。张川等以ROA为财务绩效指标对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不相关。

导致上述三类观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 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界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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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项目。曾获得过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科协重大调研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两项)、教育部专项基金项目、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基金项目、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合作项目、湖北省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武汉市社科基金项目等研究项目二十余项。

学术交流。2006年11月于美国费城参加美国实验社会心理学年会；2008年获“中国心理学会荆其诚基金”奖励和资助，赴德国柏林参加第29届国际心理学大会，担任人力资源实践分会场主席并宣读论文；2008年7月赴法国巴黎参加中法青年心理学家国际交流活动。

社会服务。先后为湖北省妇联、武汉团市委、深圳城管局、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建筑设计院、凯迪集团、红桃K集团、武汉科技学院、三峡商报社等数十家企事业单位从事过员工测评、培训、讲座及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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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082-02

哲学社会科学自“八五”规划发展到“十二五”规划，各学科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社会学在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历程后，与1979年得到恢复与重建，在老一辈社会学家及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社会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家社科基金代表了人文社科的发展水平及发展方向，而社会学科研究发展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拟对1994―2015年我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状况进行立项情况统计与分析，从而进一步了解社会学的研究现状及研究规律，把握该学科的发展状况。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我国自1991年6月起，设立了社会科学基金，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工作。本文以1994―2015近二十二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研究总体，充分反映其发展状况及最新进展。鉴于重大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社会学立项较少（重大项目13项，后期资助项目21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及成果文库基本没有，为便于统计分析，本文研究将不考虑这四大类。在2400个有效样本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在数据处理中，首先对各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立项名单进行汇总，简单整理，然后对社会学的立项项目及其相关变量进行统计分析，从而了解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及其进展情况。

二、基本立项情况统计分析

（一）年度立项分布情况

统计发现，自1994―2015的22年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社会学科资助立项共计2400，平均每年资助立项109项，但具体年份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如1995年资助立项数仅有6项，而在2014年立项数则达到264项。整体来看，1994―2015社会学科立项项目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2003，这十年间社会学立项项目处于不断变化中，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现象，如1996年社会学立项项目数为71项，其后的七年则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第二阶段是2004―2015，2004年社会学立项数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而后呈逐年递增态势，从2004年的72项增加到2015年的256项。

过去22年间，社会学的立项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其所占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总数比例相对稳定，徘徊在5%左右，位列各学科立项的前几名，其在1996年和2005年分别达到6.80%、6.76%，表明社会学在各学科立项研究中相对而言有一定的l展优势。影响社会学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与社会学研究人员的知识水平、科研能力有关；其次与社会学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

（二）立项类别分布情况

根据数据，我国社会学的立项项目主要集中在四大类型中，分别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以及西部项目。其中一般项目占比达到51.08%，所占的比例最高，立项数1226项，其后是青年项目，立项数744，占比达到立项总数的31%，西部项目是2004年，国家为了支持、促进西部哲学、社会学的发展而单独设立的资助项目，数据显示自2004年起，国家对西部地区社会学的资助项目数逐年递增，占比达到11.08%，显示出国家对西部地区哲学发展的重视。但是，重点项目所占社会学立项总数的比例仅有6.83%，立项数164，虽然重点项目标准较高，但也可以反映出，我们社会学科科研人员对社会学重点项目的承担能力有所欠缺。

（三）立项地区分布情况

22年来社会学科获得过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省份共有31个省，包含了所有的省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在近22年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立项数中，北京、上海、江苏、湖北、浙江居于前五，合计社会学立项数占总项目数的41.19%，说明社会学立项集中分布在全国少数的几个科研强省。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备及时了解前沿信息和科研动态的先天条件，立项数达到370，占比15.42%，而且北京高校众多，人才济济，因此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研究项目申报立项的主要来源地。然而，社会学研究与立项数在各省市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几乎所有的沿海发达省份立项数都位居前列，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学立项则较少，如山西社会学立项数仅13项，说明社会学立项数与该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社科基金项目的承担能力是密不可分的。而作为中西部省份的云南、重庆能够跻身于前十，其科研水平值得肯定。笔者认为在今后研究发展中不平衡性的问题应该引起相关机构的重视。

（四）立项的机构、单位分布情况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隶属于高校、党校、社会科学院、党政机关以及军队等五大机构系统。统计发现，高校社会学的立项数最高，共1858项，占77.42%，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对社会学研究而言，高校研究队伍综合素质较高，研究资源丰富且高校人员科研水平较高。社科院对于社会学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表1，社科院系统立项数341项，占比14.21%，其中以中国社科院和上海社科院为代表。而党校、党政机关、军队及其他系统总共立项201项，占8.38%。可以看出，在我国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高等院校以及社科院作为科研人才云集的地方，承担了大多数社会学领域研究的课题和重点项目。

（五）立项的单位分布情况

经数据统计发现，1994―2015我国社会学立项有较多单位获得资助，由于2400个样本数据较多，在此只分析社会学科资助项目立项数达到20项以上的机构。共有23家立项总数达到20项以上（含20项）的科研机构。23家单位分别属于社科院和高校两大系统，共立项数740项，占总立项数的30.83%，可以看出社会学立项相对比较集中。在社科院系统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69项，上海社会科学院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分别立项24项，位列前三甲，合计占社科院系统341项的34.31%，彰显了较强的研究水平和科研生产力。在高校系统中，中国人民大学以56个立项数的成绩占据榜首，北京大学立项52项、南京大学立项47项、南开大学立项40项、中山大学立项38项紧随其后，在前23名的科研机构中普通高校共有20家，共立项623项，占高校系统总立项数的33.53%，说明在社会学项目立项单位分布方面，高校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尤其是社会学专业传统强校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占有明显优势。

（六）项目主持人情况统计分析

项目主持人是技术比较权威的，主持项目整个工作的人，负责协调整个项目的工作，发挥着领军人物的作用。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主持项目数2项的研究者占大多数，3项的相对较少。而根据统计结果，这22年间，只有陆益龙、傅广宛、刘少杰、乐国安、方文、何明升、风笑天、王耀以及胡荣等9位研究者主持社会学立项数达到4项的，而这9位主持人都为正高级职称，他们所主持的这些项目涵w了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及青年项目三大类别，研究议题主要围绕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最新发展、社会阶层研究以及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在22年的社会学年度立项中，仅有吴忠民一位学者主持社会学项目数达到5项，在社会学研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由此可得出，对社会学的项目主持人无论是科研能力，还是本身的学术水平，其要求都相对较高。

（七）项目预期成果形式分析

社科基金项目的预期成果形式可以选择单一成果形式或两种成果形式，预期成果形式对项目立项的成功几率有着一定的影响，数据显示，在所有的成果形式中，以专著作为主要结项形式的占到47.65%，以研究报告为主的占40.53%。而以论文+研究报告、专著+研究报告等为主要结项形式的总数仅为63项，占总比为7.23%，可见专著和研究报告是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科的主要成果形式。相比而言，以译著和论文集为成果形式的项目仅有35项，占比分别为0.23%、3.79%。由此分析，社会学项目在成果形式上的多元化有待提升。

三、结语

综合以上多方面分析可以发现，社会学这样一个拥有多重范式的学科，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日益趋向成熟和规范，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同样面临着诸多研究困境。笔者认为在未来社会学的发展中，一方面，重视对科研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对核心主持人的培养；另一方面，现在是网络时代，应完善网络信息安全机制，打破 “信息壁垒”，加强各地区的科研交流，加快实现科学数据共享，从而希望以此增强科研弱省的科研水平。

【参考文献】

[1]常安.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看法学研究状况[J].现代法学，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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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杭生.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J].江西社会科学，2005（08）.

[4]周晓虹.中国社会学研究概况（2005―2006）――基于CSSCI数据的一种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 2009（04）.

Analysis on the Last Twenty-Two Years’ Statu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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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自“八五”规划发展到“十二五”规划，各学科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社会学在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历程后，与1979年得到恢复与重建，在老一辈社会学家及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社会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家社科基金代表了人文社科的发展水平及发展方向，而社会学科研究发展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拟对1994—2015年我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状况进行立项情况统计与分析，从而进一步了解社会学的研究现状及研究规律，把握该学科的发展状况。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我国自1991年6月起，设立了社会科学基金，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工作。本文以1994—2015近二十二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研究总体，充分反映其发展状况及最新进展。鉴于重大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社会学立项较少（重大项目13项，后期资助项目21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及成果文库基本没有，为便于统计分析，本文研究将不考虑这四大类。在2400个有效样本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在数据处理中，首先对各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立项名单进行汇总，简单整理，然后对社会学的立项项目及其相关变量进行统计分析，从而了解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及其进展情况。

二、基本立项情况统计分析

（一）年度立项分布情况

统计发现，自1994—2015的22年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社会学科资助立项共计2400，平均每年资助立项109项，但具体年份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如1995年资助立项数仅有6项，而在2014年立项数则达到264项。整体来看，1994—2015社会学科立项项目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2003，这十年间社会学立项项目处于不断变化中，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现象，如1996年社会学立项项目数为71项，其后的七年则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第二阶段是2004—2015，2004年社会学立项数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而后呈逐年递增态势，从2004年的72项增加到2015年的256项。过去22年间，社会学的立项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其所占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总数比例相对稳定，徘徊在5%左右，位列各学科立项的前几名，其在1996年和2005年分别达到6.80%、6.76%，表明社会学在各学科立项研究中相对而言有一定的发展优势。影响社会学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与社会学研究人员的知识水平、科研能力有关；其次与社会学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

（二）立项类别分布情况

根据数据，我国社会学的立项项目主要集中在四大类型中，分别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以及西部项目。其中一般项目占比达到51.08%，所占的比例最高，立项数1226项，其后是青年项目，立项数744，占比达到立项总数的31%，西部项目是2004年，国家为了支持、促进西部哲学、社会学的发展而单独设立的资助项目，数据显示自2004年起，国家对西部地区社会学的资助项目数逐年递增，占比达到11.08%，显示出国家对西部地区哲学发展的重视。但是，重点项目所占社会学立项总数的比例仅有6.83%，立项数164，虽然重点项目标准较高，但也可以反映出，我们社会学科科研人员对社会学重点项目的承担能力有所欠缺。

（三）立项地区分布情况

22年来社会学科获得过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省份共有31个省，包含了所有的省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在近22年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立项数中，北京、上海、江苏、湖北、浙江居于前五，合计社会学立项数占总项目数的41.19%，说明社会学立项集中分布在全国少数的几个科研强省。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备及时了解前沿信息和科研动态的先天条件，立项数达到370，占比15.42%，而且北京高校众多，人才济济，因此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研究项目申报立项的主要来源地。然而，社会学研究与立项数在各省市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几乎所有的沿海发达省份立项数都位居前列，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学立项则较少，如山西社会学立项数仅13项，说明社会学立项数与该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社科基金项目的承担能力是密不可分的。而作为中西部省份的云南、重庆能够跻身于前十，其科研水平值得肯定。笔者认为在今后研究发展中不平衡性的问题应该引起相关机构的重视。

（四）立项的机构、单位分布情况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隶属于高校、党校、社会科学院、党政机关以及军队等五大机构系统。统计发现，高校社会学的立项数最高，共1858项，占77.42%，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对社会学研究而言，高校研究队伍综合素质较高，研究资源丰富且高校人员科研水平较高。社科院对于社会学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表1，社科院系统立项数341项，占比14.21%，其中以中国社科院和上海社科院为代表。而党校、党政机关、军队及其他系统总共立项201项，占8.38%。可以看出，在我国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高等院校以及社科院作为科研人才云集的地方，承担了大多数社会学领域研究的课题和重点项目。

（五）立项的单位分布情况

经数据统计发现，1994—2015我国社会学立项有较多单位获得资助，由于2400个样本数据较多，在此只分析社会学科资助项目立项数达到20项以上的机构。共有23家立项总数达到20项以上（含20项）的科研机构。23家单位分别属于社科院和高校两大系统，共立项数740项，占总立项数的30.83%，可以看出社会学立项相对比较集中。在社科院系统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69项，上海社会科学院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分别立项24项，位列前三甲，合计占社科院系统341项的34.31%，彰显了较强的研究水平和科研生产力。在高校系统中，中国人民大学以56个立项数的成绩占据榜首，北京大学立项52项、南京大学立项47项、南开大学立项40项、中山大学立项38项紧随其后，在前23名的科研机构中普通高校共有20家，共立项623项，占高校系统总立项数的33.53%，说明在社会学项目立项单位分布方面，高校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尤其是社会学专业传统强校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占有明显优势。

（六）项目主持人情况统计分析

项目主持人是技术比较权威的，主持项目整个工作的人，负责协调整个项目的工作，发挥着领军人物的作用。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主持项目数2项的研究者占大多数，3项的相对较少。而根据统计结果，这22年间，只有陆益龙、傅广宛、刘少杰、乐国安、方文、何明升、风笑天、王耀以及胡荣等9位研究者主持社会学立项数达到4项的，而这9位主持人都为正高级职称，他们所主持的这些项目涵盖了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及青年项目三大类别，研究议题主要围绕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最新发展、社会阶层研究以及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在22年的社会学年度立项中，仅有吴忠民一位学者主持社会学项目数达到5项，在社会学研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由此可得出，对社会学的项目主持人无论是科研能力，还是本身的学术水平，其要求都相对较高。

（七）项目预期成果形式分析

社科基金项目的预期成果形式可以选择单一成果形式或两种成果形式，预期成果形式对项目立项的成功几率有着一定的影响，数据显示，在所有的成果形式中，以专著作为主要结项形式的占到47.65%，以研究报告为主的占40.53%。而以论文+研究报告、专著+研究报告等为主要结项形式的总数仅为63项，占总比为7.23%，可见专著和研究报告是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科的主要成果形式。相比而言，以译著和论文集为成果形式的项目仅有35项，占比分别为0.23%、3.79%。由此分析，社会学项目在成果形式上的多元化有待提升。

篇8

与城市管理本科国际项目相配套，2014年经教育部批准，以南开大学与格拉斯哥大学联合研究生院为平台创办了城市学方向的“1+1”硕士项目，即考生通过全国研究生统考和南开的复试，符合格拉斯哥大学录取条件的通过其教师来南开组织的面试进入南开大学“区域经济学”硕士和格拉斯哥大学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硕士1+1”联合培养项目，研究生课程学习全部在南开大学完成，英方派教师来校授课，实行2-4年弹性学制。

经过几年的城市管理专业建设，我们在目标定位、人才培养、师资队伍、教材及实验室建设等方面有几点体会。

一、目标定位

按照教育部2012年界定，城市管理专业旨在“培养能在城市建设和管理部门、城市管理政策及法规研究部门、城镇基层社会管理部门、城市社会团队综合部门、市政市容管理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科研、教学以及具体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南开大学在探索国际化办学过程中，获知由于发达国家现代化、后现代化的进程总体上快于中国，已完成“现代化进程”的欧美国家的大学基本上不开设“城市管理（urban management）”专业，而是开设与“后现代化”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城市学（urban studies）”专业。

例如，美国大学理事会（US College Board）对城市学的界定是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来研究城市生活、管理和服务，主要学习如何使城市文化具有独特性，城市地区如何回应复杂问题和事件。简言之，城市学是让你懂得城市居民生活、行为方式及如何应对问题的专业。2014年，城市学科在英国官方排名并列第一的格拉斯哥大学官网是这样描述城市学：它让你从学界认可的相关领域的领导者那里学会和获取至关重要的形塑地区、强化社区和改进政策制定的实践知识。城市学涵盖都市发生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物理的所有方面的变化，包括城市的社区、治理、卫生、住房、不平等、规划、交通和房地产等领域（注：住房housing，在西方通常意味着通过政策或财税补贴的政府主导色彩更强，而房地产real estate一般指商业化、市场化的力量居于主导地位）。

鉴于此，我国高校城市管理专业建设应当综合考虑经济社会转型期特点，即“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两个历史进程高度叠加给我国大中城市治理带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挑战。

二、人才培养

城市管理专业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和专业学识。目前，城市管理本科毕业生可授予“管理学”或“工学”学士，各校的培养方向也各有千秋。为此，国内各高校在城市管理专业建设中，应当依托自身学科优势来打造其专业特色和品牌，通过服务于城市转型和城市发展提升专业的综合影响力。至于所培养的人才在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当中更侧重哪一个或哪几个方面，可以集思广益，精心论证。我们在论证城市管理专业建设时，考虑到南开在应用经济、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传统优势，结合格拉斯哥大学城市学系在城市与区域规划、城市政策、都市再生、社区治理、城市经济等方向的雄厚师资力量和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准，将南开城市管理专业定位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扎实的多学科知识功底，掌握全球城市发展趋势和城市规划管理动态，擅长城市和区域规划管理、都市更新和社区发展、城市公共事务应对、城市政策分析的专业化复合型人才。同时利用国际合作办学优势，瞄准部分国际机构和在华国际组织，为其推荐我们的毕业生。

三、师资队伍

篇9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构主义这种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导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统一的理论凝聚。目前建构主义的各种观点和学术成果，散见于有关学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种论文集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是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考察的结果，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也不过是对这种考察的进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观察到的科学》以及平齐和比克主编的《技术系统和社会建构》等则均为集纳诸多建构主义学者及相关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因此，建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迈耶斯在《写作生物学：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文本》一书中试图表明，社会的考虑（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鉴赏和兴趣）怎样“构成”科学主张、讨论和论文或专著的写作。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点是假定科学是在论文或见解修改和争论反语重释的声言和协商的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于这一基点，读者将会感到惊异。”[5]这里，迈耶斯似乎指明，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是说它在公开发表之前就经过讨论、协商、改变和削弱等，科学文本不仅源于客体素材，而且也经历了科学家和评论者的审视。

可以看到，弱建构主义在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时，往往给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逻辑因素留有适当的余地。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公平性、对称性原则实际上要求对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都做出说明，马尔凯在归纳经验性话语时则说明了实验数据是在逻辑和时间优先情况下给出的。另外，爱丁堡学派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机，让社会背景因素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中。这就是有些强建构主义学者为什么并不把弱建构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研究的原因。

.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诚如前面所言，《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并不代表一种一贯的研究纲领。这里将集中考察平齐和比克的论文《事实与人工制品的社会建构：或者科学社会学与技术社会学怎样得到互惠》。在该文中，他们提出了与布鲁尔几乎相近的“建构主义强纲领”：“在这一纲领里，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假设都将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说，关于知识假设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找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过，他们却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一些概念，并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概念是‘解释柔性’、‘终止机制’的‘相关社会群体’。其核心信条之一是技术人工制品对社会学分析是公开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上，而且特别关及其设计和工艺‘内容’”。[11]平齐和比克用这种方法说明了自行车的历史，表明了自行车是试错的产物，新的尝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提出的问题。因而每种技术产品都是“决定渗透”的结果，而非单向模式发展的逻辑程序。

总之，强建构主义虽然都标谤自己是完全的建构主义，但最终都是以对微观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构架。这一点从谢廷娜、伍尔加、平齐和比克的观点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谢廷娜以实验室活动为基础来展示科学知识和建构与社会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试图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学知识发展的认识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和“理想”，又说明强建构主义与弱建构主义不无两致的“模糊性”。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2.对于科学技术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强建构主义研究过份强调实验室、人工制品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拉图尔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研究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等宏观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齐、比克在进行技术社会学研究时对相关社会的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对技术发展有着强烈影响的经济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观条件均未被列入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议事日程。至于弱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虽然貌似新鲜，其实在默顿的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已论述过。早在1945年，默顿就描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说明了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精神产品应包括信仰、意识形态、宗教道德及实证科学，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存在基础，如群体结构、权力结构、竞争、冲突和利益等。

3.忽视科学技术后果及其评价。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的起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致对于科技产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权力分布有何特别意义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在许多建构主义者那里，关于科技成果的研究进入“死结”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学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几乎完全置之脑后。

与此相关，建构主义还贬低对科学技术的道德评价。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在对待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即认为科学本身无所谓恶，是价值中立的。平齐、比克将柯林斯的纲领外推用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时，对技术成果的最终善恶又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因而不去探讨有关技术的地位、技术选择的正误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建构主义开创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着莫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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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PotterandM.Wetnerell.DiscourseandSocialPsych-ology,SagePublication,1987,chapter7.

[5]G.Myers.WritingBiology:TextsintheSocialConstr-uctionofScientificKnowledge,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0,141.

[6]K.D.Knorr—Cetina.TheManufactureofKnowledge,PergamonPress,1981.

[7]B.LatourandS.Woolgar.LaboratoryLife: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Fact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105—150.

[8]B.Latour.ThePasteurizationofFra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

篇10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构主义这种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导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统一的理论凝聚。目前建构主义的各种观点和学术成果，散见于有关学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种论文集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是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考察的结果，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也不过是对这种考察的进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观察到的科学》以及平齐和比克主编的《技术系统和社会建构》等则均为集纳诸多建构主义学者及相关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因此，建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迈耶斯在《写作生物学：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文本》一书中试图表明，社会的考虑（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鉴赏和兴趣）怎样“构成”科学主张、讨论和论文或专著的写作。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点是假定科学是在论文或见解修改和争论反语重释的声言和协商的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于这一基点，读者将会感到惊异。”[5]这里，迈耶斯似乎指明，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是说它在公开发表之前就经过讨论、协商、改变和削弱等，科学文本不仅源于客体素材，而且也经历了科学家和评论者的审视。

可以看到，弱建构主义在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时，往往给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逻辑因素留有适当的余地。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公平性、对称性原则实际上要求对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都做出说明，马尔凯在归纳经验性话语时则说明了实验数据是在逻辑和时间优先情况下给出的。另外，爱丁堡学派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机，让社会背景因素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中。这就是有些强建构主义学者为什么并不把弱建构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研究的原因。

.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诚如前面所言，《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并不代表一种一贯的研究纲领。这里将集中考察平齐和比克的论文《事实与人工制品的社会建构：或者科学社会学与技术社会学怎样得到互惠》。在该文中，他们提出了与布鲁尔几乎相近的“建构主义强纲领”：“在这一纲领里，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假设都将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说，关于知识假设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找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过，他们却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一些概念，并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概念是‘解释柔性’、‘终止机制’的‘相关社会群体’。其核心信条之一是技术人工制品对社会学分析是公开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上，而且特别关及其设计和工艺‘内容’”。[11]平齐和比克用这种方法说明了自行车的历史，表明了自行车是试错的产物，新的尝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提出的问题。因而每种技术产品都是“决定渗透”的结果，而非单向模式发展的逻辑程序。

总之，强建构主义虽然都标谤自己是完全的建构主义，但最终都是以对微观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构架。这一点从谢廷娜、伍尔加、平齐和比克的观点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谢廷娜以实验室活动为基础来展示科学知识和建构与社会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试图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学知识发展的认识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和“理想”，又说明强建构主义与弱建构主义不无两致的“模糊性”。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2.对于科学技术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强建构主义研究过份强调实验室、人工制品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拉图尔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研究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等宏观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齐、比克在进行技术社会学研究时对相关社会的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对技术发展有着强烈影响的经济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观条件均未被列入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议事日程。至于弱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虽然貌似新鲜，其实在默顿的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已论述过。早在1945年，默顿就描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说明了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精神产品应包括信仰、意识形态、宗教道德及实证科学，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存在基础，如群体结构、权力结构、竞争、冲突和利益等。

3.忽视科学技术后果及其评价。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的起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致对于科技产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权力分布有何特别意义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在许多建构主义者那里，关于科技成果的研究进入“死结”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学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几乎完全置之脑后。

与此相关，建构主义还贬低对科学技术的道德评价。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在对待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即认为科学本身无所谓恶，是价值中立的。平齐、比克将柯林斯的纲领外推用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时，对技术成果的最终善恶又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因而不去探讨有关技术的地位、技术选择的正误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建构主义开创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着莫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P.L.BergerandTh.Luckmann.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aTreatiseinSociologyofKnowledge.Doubleday,1996,2—3.

[2]J.R.Brown(ed).ScientificRationality:theSociologi-calTurn,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7.

[3]H.M.Collins.ChangingOrder,SagePublication,1985,87.

[4]J.PotterandM.Wetnerell.DiscourseandSocialPsych-ology,SagePublication,1987,chapter7.

[5]G.Myers.WritingBiology:TextsintheSocialConstr-uctionofScientificKnowledge,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0,141.

[6]K.D.Knorr—Cetina.TheManufactureofKnowledge,PergamonPress,1981.

[7]B.LatourandS.Woolgar.LaboratoryLife: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Fact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105—150.

[8]B.Latour.ThePasteurizationofFra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

篇11

目前，国际上影响较大的是《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学排名（简称“THE排名”）和英国QS（Quacquarelli Symonds）公司的世界大学排名（简称“QS排名”）；而我国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ARWU”）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从近些年的“QS排名”和“THE排名”来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几乎一直位列前200名。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也有不俗表现，均有进入前400名甚至挤入前200名。这说明我国高水平大学越来越受到国际高等教育界关注和认可。

“QS排名”是目前较为流行的世界范围内的大学排名，是参与机构最多、世界影响范围最广的排名之一。2009年之前（包括2009年），QS公司和《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合作，曾推出有广泛影响的泰晤士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学排名。自2010年，和《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合作终止，QS公司推行了自己独立的世界大学排名，即QS世界大学排名。

据了解，在2013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上榜的中国大陆25所大学，分布在中国大陆东南部的13个省市。从2009年到2013年，中国大陆大学在QS世界大学排名数量从13所上升为25所，将近增长一倍。中国内地共有48所大学有一个以上的专业位列世界200强。同时，有95所中国大学发表的学术论文在至少一个专业中被其他国际学者引用。

学校、学科发展有待平衡

根据QS2013年榜单，从专业看，中国大学在理工、科学、数学等方向的专业排名快速上升，有更多大学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大学在材料科学、化工、机械、电气和电子工程、土木工程，以及数学、化学、统筹学、农学和环境科学上有超过10所中国大学得到世界认可，位居世界200强。其中，中国大学在材料科学上实力最强，有20所大学名列世界前200名。与2012年相比，仅材料一个专业，就有8所中国大学新入选世界200强，增长三分之二。此外，中国大学的化工专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也令人惊叹，仅今年一年世界大学200强中就新增7所中国大学，比去年增长88%。电气与电子工程以及环境科学各自有4所中国大学分别跃居世界200强，年增长率分别达到44%和67%。

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育学和历史学的排名中，每项排名仅有不超过3所中国大学达到世界200强水准。在社会学中，中国仅有北京大学一所院校入选世界200强，2013年全球排名仅有64位，与2012年的37位相比，下降了27位。

在30个全球评比的专业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有超过60%的专业位列世界200强。其中，北京大学有21个专业位列世界50强，清华大学有16个专业位列世界50强。清华大学比北京大学有更多进入世界20强的专业。北京大学在现代语言、哲学和化学这3个专业世界领先，排在全球20强内。而清华大学在包括统筹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化学、机械航空制造工程类、土木工程、化工的7个专业中都排在了世界前20名。

高校间差距扩大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中国高校世界排名的增长既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但也应该看到榜单中都是国内名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高校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这一点在高校资产分布上的体现也尤为明显。

篇12

一、音乐学专业现状

虽然频频设立，但是对“音乐学”的学习内容，课程安排往往并不清晰，不仅是学生不太明白所学专业究竟学些什么，教师们对此概念也是相当模糊。很多人将“音乐学”看做是学习音乐中的理论方向，当音乐作曲或者表演不能很好的学习时就选择“音乐学”理论加上实践的方式，似乎这样就可以为专业的音乐或者表演的缺失找寻弥补的方法。在录取上，“音乐学”专业的同学有时就是从表演专业或者其它专业调剂过来的。这些同学通过“音乐学”专业继续深造。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术学”、“舞蹈学”、“戏剧学”等学科上。油画家、文化学者陈丹青曾经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任教，后来主动公开辞去职务，当时，他就公开申明表示不理解什么是“美术学”，又为何要完成科研任务，以论文作为科研成果。这种情况不单是在一人身上发生，就连一些专门从海外聘请的人才专门担任“音乐学”教授、博导的老师也不能完全明白“音乐学”究竟是什么学，什么人才能胜任“音乐学”教授、博导，心中也不太有数。

二、音乐学学习目标

“音乐学”的学习内容学习目标是什么，其实在很多著述中早有论述，例如，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俞人豪先生在《音乐学概论》中已经将这个概念的来源和学科内容讲述的十分清晰：“‘音乐学’这个词在欧洲最早见于米茨勒1738年在德国成立的团体名称“音乐学协会”（SocictactdermusikalischenWissenschaft），这个德文字的意思为‘音乐的科学’。”俞先生还说明，后来有加提（A.Gathy）的《科学手册》，把当时的音乐学（Musikwissenschaft）作为一个门类排列在其科学分类体系中。被后人认为是这门学科确立者的德国音乐学家克里桑德（F.Chrysander），1863年编撰《音乐学年鉴》不仅使用了音乐学这个名称，还指出“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的研究，应该提高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长期采用的那种严肃而精确的标准上来”，他还主张“音乐学应该与当时呈上升趋势的‘实证科学’相联系，应成为受到尊重的、完全意义上的科学”。俞先生指出，在西方，“音乐”这一概念包括音乐实践和音乐理论的研究，后来逐步则分化为既有联系又有分工的“两个领域”：“音乐本身逐渐向艺术化的方向发展，而音乐研究则向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音乐学或音乐研究看做是音乐艺术的附属品。现在西方的学术体系通常是把音乐学看做是人文科学的一个部门。”当前，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都必须撰写论文，通过答辩才能毕业，这种情况不只是硕士和博士，本科生也是同样的制度。这样的教学制度显然不同于一般的表演专业的学生，以音乐演奏会或者音乐作品的创作作为毕业任务。音乐学就其对象和主要方法而言，属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范畴，所以，在西方“音乐学系被设在综合大学的人文科学学院之中”。在我国，音乐学系（或专业），大多设在音乐学院或艺术院校音乐系中，把音乐学放置在这样的院系中致使这一学科不同于音乐（或艺术）的独特性质即科学性质，不易显现。因此，很容易产生对此学科的模糊看法，甚至是误解、偏见。音乐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音乐，音乐学的学习目标和内容自然是接触音乐、了解音乐、分析研究音乐，也就是要对音乐进行感知，尽可能深刻的懂得音乐。包括音乐概论，音乐的起源学说，音乐史。但音乐学基本性质是科学，归属艺术科学领域，将其再引申一步，它还属于人文学科和精神科学范畴，与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美学、哲学等等诸多学科。由于音乐的载体是声音，声音是一种物理现象，所以，音乐学也要相应的了解一些物理声学和其它一些相关的自然学科。除此以外音乐学还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音乐学还要学习民族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等。

作者：吴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