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24 17: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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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文化论文

篇1

2008年,IBM首先提出了“智慧城市”这一概念,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目的通过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各种智慧化手段对城市的发展进行全面的规划,缓解、消除城市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赋予城市空间更丰富的多维感知性,减少城市居民因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生活上的压力,促进城市可持续、健康、美好的发展。

1.2智慧城市智慧化的具体表现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逐步改变着人类探索世界的方式方法,使得城市体系中的诸多因素被更加清楚的认识、辨析、判别和处理,促使城市运作过程中将更多的对自身运行的规律有所把握。以此达到城市运作更加高效、精确、便捷的智慧化目的。城市的智慧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①全面感知

通过物理城市空间内部无处不在的传感、遥感装置,构建城市的感知网络,全面、透彻、实时的获取城市运行的数据。从而对城市运行的情况进行有效的监控、管理。

②深度融合

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移动通信等网络通信系统的深度互联与融合,使得城市中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频繁、有效的信息沟通成为可能,大大降低了系统,或系统中的个体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以及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③协同运行通过信息的高效获取、处理

以及高度集成化的信息实现了共享,减少了资源利用上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浪费,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利益相关的各方可步调一致的采取相应的行动,加强了系统、个体之间的协同性。

2徐州城市智慧化转型的必要性

紧跟世界、国家的脚步,徐州亦把城市化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根据江苏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徐州市域总人口955万人,城市化水平为46%,预计到2020年,市域总人口将达到1000万,城市化水平预计达到58%。徐州以苏北“老工业基地”著称,在以往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付出了消耗大量能源,排放各种有毒的废弃物,占用绿地等破坏生态资源环境的代价,为城市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担。伴随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能源紧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社会问题变得日益突出,降低了城市民众生活的幸福指数。徐州城市化发展方式急需由“粗放型”向可持续健康的“智慧化型”进行转变,以和谐、智能、方便、节约、生态生活为宗旨,为城市居民营造温馨、舒适、安全的工作生活环境。城市的智慧化转型是提升徐州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的必然选择。

3徐州城市智慧化转型的科技保障

科技的发展是城市智慧化发展的基本保障,中国电信智慧城市研究组在《智慧城市之路》中曾指出“智慧城市就像是一台电脑”,没有当前的信息技术作为后盾,城市的智慧化发展便等同于无米之炊。徐州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科技中心,大力实施科教和人才强市战略,徐州市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矿业大学等国内365家大学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同时,形成较为丰富的创新平台体系,拥有国家级研发机构17家。2013年,徐州全社会研究与发展(R&D)活动经费达81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总数达196家,其中重点实验室5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家,企业院士工作站15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58家,科技服务平台16家。2013年8月13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宣布:徐州列入全国智慧城市建设试点计划,标志着徐州市现有的科技环境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向智慧城市建设全面升级的条件。在科技大环境的带动下,徐州城市进行智慧化转型所需要的感知、网络通讯及网际融合等基本硬件基础设施也已初步具备,如:

①感知网络

近年来,徐州以传感器、自动识别、条形码、遥测遥感、卫星空间定位等为主的感知技术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得到了快速发展。另外,中国矿业大学与市政府合作成立了“感知矿山”的国建重点研究实验室,对带动当地的感知技术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新一代感知技术的广泛应用便于实时、全面的掌握城市运行、发展的状态数据,直接推动了城市中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全面感知、互联互通。

篇2

民族相对主义阶段由接纳阶段、文化调适阶段和文化融合阶段组成。接纳阶段顺承差异减少阶段。正因为在跨文化传播中人们对异族文化实现了,异族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被视为认知世界的另一种工具或手段得以接纳。接纳异族文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对本族文化体系进行添加和补充的过程,这一过程称为文化调适阶段。文化调适成功的标志是人们不再区分本族文化和异族文化,而是对融合而成的文化具有归属感,这意味着人们进入对跨文化传播完全自省的状态,达至文化融合阶段。从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式可以看出,归属于民族文化的城市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漫长、复杂且困难的过程,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成败。为了缩短、乃至跨越民族中心主义阶段,让人们在跨文化传播中更快捷、更顺利地进入民族相对主义阶段,弗雷德•卡斯米尔提出了第三方文化建设的概念。所谓第三方文化建设是指,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与目标受众在感受文化差异后,不是采用依赖定势思维否定对方、回避、敌对等消极策略,而是将文化差异化为交际动力,以为前提,传播者依据对目标受众的交流需要、习惯、偏好等要素的认知,凭借积极的传播策略与目标受众协商,建立起介于双方文化之间且可以被双方理解和尊重的第三方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方文化建设过程中传播策略的运用旨在防止文化特权的出现,即双方对比文化的优劣,处于劣势一方接受优势一方的文化,同时,避免落入文化适应的误区,即传播者为适应目标受众的文化对本方文化进行本质调整。综上所述,基于城市文化归属于民族文化,城市形象是城市文化的外化的相互关系,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者应该从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式入手,秉承第三方文化建设的理念,探究符合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策略,以确保传播的成功率和长效性。

2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策略探究

做好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即“传播怎样的城市形象”,“如何传播这种形象”和“传播的效果如何”。因此,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策略探究可以相对应地从定位策略、操作策略和评估策略三个方面进行。

2.1定位策略

城市形象的定位是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成败的关键。城市形象的定位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也就是说,随着传播过程的推进,其目标定位应该体现出阶段性差异和渐进式变化。合理的目标定位应当基于准确的内涵定位,只有这样,以内涵为核心的外延定位才能配合目标定位,为逐步实现成功的城市跨文化传播创造条件。

2.1.1目标定位策略

所谓目标定位,是指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者从全面了解目标受众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民族文化背景入手,据其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传播意图,按目标受众的认知阶段确立传播目标。根据第三方文化建设理论,目标受众的认知阶段可以分为整体认知阶段、迁移认知阶段和融合认知阶段。目前,顺德正处在深入开展综合改革试验、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期,但是顺德“半城市化”的城市形象对于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吸收科技、人才、文化和生产业方面的高端生产要素造成了障碍,同时,顺德城市形象的国际辨识度偏低,目标受众对这类城市往往表现出高离散性和低接近性。为此,顺德在城市升级过程中应该结合目标受众在不同阶段的认知特征,制定相应的目标定位策略。

2.1.2内涵定位策略

城市形象内涵是多维的,一般来说,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加以概括:第一层面为管理层,主要通过城市各级层面的行政、管理、执法等公共行为体现出来;第二层面为物质层,主要涵盖能够反映城市经济实力的各种实体与虚拟表征;第三层面为思想层,主要指城市的文化传统、市民素质、人际关系、社会风气等。这三个层次的内部诸要素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也可以通过内外力的作用对其重新组合或更新升级,可见,城市形象内涵是可以塑造的。为了推进城市升级,顺德提出了以城市升级引领转型发展的目标,即通过城市升级,为产业发展提供空间和资源,为人才聚集创造良好环境,为创新社会管理开辟道路,推动顺德发展全面转型。基于这一目标,可以对顺德城市形象内涵进行意向性构建,采用城市DNA立项、城市形象立义和城市文化释义的内涵定位策略挖掘顺德城市形象的本质,提升其辨识度。只有当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者透析出城市形象内涵,才能累积强有力的传播源,对外产生清晰的影像投射,也才能与目标受众的总体感知形成文化交融,在共建的第三方文化中勾勒出预期的城市形象。

2.1.3外延定位策略

城市形象外延是指目标受众对城市形象的感知、记忆和认可。由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目标受众对城市形象内涵解读容易产生偏差。为了避免错误解读的发生,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者应该立足于城市形象的内涵,把握好城市形象外延定位。以顺德为例,在外延定位策略上,首先,要对目标受众的抽样调查,即向调查对象展示预设的城市形象,并在互动交流中收集他们的解读疑难,以判断他们是处于跨文化传播的民族中心主义阶段还是民族相对主义阶段;然后,根据调查结果提炼便于目标受众感知的城市形象要素特征,生产出利于目标受众记忆的城市形象符合标记;最后,向调查对象展示完成定位的城市形象外延,并通过分析他们对城市形象的整体评价以及到此城市出行、投资、工作、消费等意愿倾向,判断他们对城市形象的认可度高低。

2.2操作策略

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操作以城市形象的目标定位、内涵定位和外延定位为导引。作为操作主体,城市的政府、商企和公众各具功能。因此,制定出操作策略就是要协调好三方的功能,形成合力,为与目标受众共建第三方文化,在文化共融中向其传播高保真、易识别、受欢迎的城市形象提供保障。

2.2.1媒体先导策略

在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中,媒体是城市形象内涵的承载与传递工具,是城市形象外延信息传播赖以实现的中介。对于信息时代的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而言,媒体在目标受众的三个认知阶段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先导作用。具体而言,在整体认知阶段,目标受众正是通过媒体初次接触到传播中的城市形象,并在媒体传播组合策略的共同作用下开始对其加以关注,产生获取更多、更详细信息的欲望;在迁移认知阶段,目标受众会凭借已有的知识与经验评价媒体传播中的城市形象,若其评价倾向正面,就会激发出接受的尝试意愿;在融合认知阶段,目标受众在媒体的导引下,以尝试验证其评价的准确性,若其验证与评价相符,就会促成其对媒体传播中的城市形象的全面接受。基于上述,顺德政府应该对媒体在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中的先导作用予以充分的重视,其策略可以体现为:在整体认知阶段通过目标受众所在城市的发行量大、覆盖面广、收视率高的媒体传播顺德的城市形象标志和城市形象口号,借助专门类别媒体进行顺德的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和人文形象的言语叙事与图像展示,这样,就能以广度宣传与深度报道相结合的方式促使目标受众从“知道”向“了解”形成对顺德城市形象的符合记忆;在迁移认知阶段积极利用媒体的互动性,有效引导目标受众对顺德城市形象内涵的正向解读,力求做到与预设的顺德城市形象外延相符,并以此为契机激发其行为兴趣;在融合认知阶段向目标受众重点报道双方政府间、商企间和人际间交流的成功事例,引发其对双方城市文化交融的感知,同时,有针对性、有时间性、有计划性地交流信息,激发更多目标受众参与有助于烘托顺德城市形象的第三方文化建设。

2.2.2商企跟进策略

商企是城市形象塑造最重要、最活跃的载体,也是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内生动力与坚实基础。从角色分工上看,政府是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内容设计者、原则制定者和方向管控者,而商企则是这种总体设计的践行者。研究表明,利益交换是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始与持续的直接动因,而利益关联越密切,则越有助于己方城市形象在对方城市公众具象认知中的美化与优化。政府在媒体先导的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中已经为目标受众构建了利益期望,商企自然应当积极跟进,将利益期望转化为利益交换,以满足目标受众对城市形象具象认知中各种假设的验证需求。根据顺德区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顺德商企理应制定与媒体先导策略形成前后紧跟、步调一致的跟进策略。“顺德制造”一直以来都是顺德商企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集体品牌。为了支撑目标受众在整体认知阶段对顺德城市形象形成的符号记忆,顺德商企可采用整合媒体策略加大“顺德制造”商品在目标受众所在城市的品牌宣传力度,以强强联手、合作共赢的方式拓展销售渠道并健全售后服务体系,在目标受众消费群中树立起“顺德制造”的良好口碑,实现对顺德城市形象的符号记忆向对“顺德制造”的共同价值追求的正迁移。随着这种正迁移的强化,顺德商企应该在迁移认知阶段适时地推出招商引资、招贤纳士的商业推广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让目标受众全面真切地了解顺德政府为政的公平与效率、顺德商企经商的诚信与进取,以促进其以资金投资、技术转让、智力支持、合作研发等方式参与到“顺德制造”向“顺德智造”的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来。在平等交换、利益共享的交际动力学原理指导下,顺德商企可以优先将“顺德智造”商品优先投放到目标受众所在城市,并施行配套的优惠方案,以此在融合认知阶段逐步将顺商文化发展为目标受众完全接受并乐于共建的商业文化,成为其具象认知的顺德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要素。

2.2.3人际强化策略

城市内部公众是城市构成的主体,城市精神的塑造者,城市文化的传承者,同时,也是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主力军。所谓人际强化,是指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者在融合认知阶段大力推动其所在城市的内部公众与目标受众之间的人际沟通与文化交流,强化双方的联系纽带,为第三方文化建设注入精神文化动力,使得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具有可持续力。人际强化策略强调点、线、面结合。点是指双方城市文化的交点,例如,顺德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作为顺德与目标受众所在城市的专家学者、民间机构、爱好者等合作开展历时与共时研究的对象,并通过研究找寻双方人文精神的同源性;线是指以城市事件为连线促进双方内部民众之间定期的文化交流,例如,顺德可以以“中国美食名城”的名号与目标受众所在的城市举办年度或季度市际美食节或厨艺赛,吸引目标受众参与到顺德的民间文化活动,以此激活文化体验、延伸城市文脉;面是指双方城市内部公众到对方城市的出行活动,这种活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组织的,对城市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可涉猎,其目的在于让目标受众感受顺德的城市文化软实力,也让顺德的城市内部公众了解目标受众的城市文化风貌,以求借助审美与消费制造文化认同,依靠交流与借鉴形成文化共集,构建并维护双方认可且推崇的城市形象。

2.3评估策略

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为了避免资源浪费,保证传播效率,有必要在传播流程的不同阶段采用相应的评估手段,对传播效果加以客观检验,并以此为据肯定正确的传播导向,纠正无效的传播活动,整合有效的传播手段。在顺德城市形象传播过程的三个阶段,即整体认知阶段、迁移认知阶段和融合认知阶段,评估的对象由认知效果、接受效果和行动效果逐步转移,而采取的对应评估手段为辨识度调查、倾向性调查和离散性调查,这些调查围绕目标受众是否能够通过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在三个认知阶段依次回答“您知道顺德吗?”“顺德是怎样的城市?”“您愿意购买‘顺德制造’的产品吗?”“您欣赏顺商文化吗?”“您希望你的城市与顺德结为友好城市吗?”“您想到顺德做些什么?”等一系列核心问题及其延伸问题,调查数据可为客观分析判断顺德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各个阶段的效果所用,使传播者可以据此对上述的定位策略与操作策略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求获得策略组合的最优化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篇3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0-0390-02

文化的问题用文化的方式解决,是“去极端化”有效举措。目的就是把握并顺应文化发展跃升的规律,避免将文化问题政治化,尤其是误导拥有社会主体意识的群体。同时文化是思想的载体和初级阶段,思想是文化的凝练和高级阶段,文化的问题解决好了,积极向上的思想才有根基。

一、南疆文化建设的现状

1.现有文化形态

1.1乡村文化还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南疆文化类型总体上还是农耕文明形态。南疆城市化进程缓慢,绝大多数县农村人口占据70%以上,居住在县城的人口,和农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定向、社会联结和情感纽带都主要集中在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经济活动中,文化活动主要按历史传承下来的方式进行。乡村文化承担着道德教化、风俗礼仪、审美娱乐、文化传承、农村经济助推的功能。而南疆宗法型社会的特点,固化了这种影响。

1.2县级城市文化发于中而飘于外。县城作为中国主流文化向传统乡村文化的过渡地带,文化形态多样,表面上异彩纷呈,但少数民族的文化活动内涵实者发于传统乡村文化这个根。身处县城的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表面过着现代生活,但内心深处认同传统的价值观。城市文化主要表现在政治功能、城市经济助推、经济意识形态塑造等方面,在传统的教化、审美等内向性层面上,影响力弱小。

1.3宗教在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南疆历史上,宗教深深渗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活动、社会价值追求都深受宗教影响。现今,虽说很多宗教仪式已经演变为习俗,但人们普遍认可习俗中的宗教价值。这种内在文化的宗教性特征将因传统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存在而继续存在。

1.4新的文化共识正在形成。南疆社会通过多年的群众工作和经济发展,已经在以下方面形成共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发展经济、社会公正、现代文化引领、法治、自由、扬弃民族传统文化、去“极端化”等等,这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统一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共识凝结并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成为引领社会的强大思想基础。

总之,南疆文化生态大的方向是政治文化同一,经济文化趋同,精神文化和习俗文化各异。

2.参与文化活动的主要方式

2.1乡村文化的参与方式。根据对拜城县的调研情况,按照参与和喜欢程度从高到低综合排序:(1)人生庆典礼仪和赶巴扎这种群众性、娱乐性文化活动;(2)麦西来甫、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3)电视、广播和电影;(4)政府组织的文艺汇演;(5)读书看报;(6)上网;(7)政府举办的各种学习班。

2.2城市文化的参与方式。根据对拜城县的调研情况,按照参与和喜欢程度从高到低综合排序:(1)人生庆典礼仪和赶巴扎这种群众性、娱乐性文化活动;(2)各种聚会;(3)听专家学者讲座;(3)上网;(5)看电视和电影;(5)开会等集体学习活动;(6)读书看报;(7)其他。

由此说明:有民族传统文化因子的文化活动更受青睐,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比个体文化活动更受欢迎,城市居民更向往科学文化知识,整体上少数民族群众对现代文明的依赖程度不高。

3.群众对文化建设的理想与现实

3.1群众对现代文化很期待。通过多年的宣传教育和文化引领,以及内高班、归乡大学生带回的新思想、新观点的熏陶,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众对现代文化很期待,对迅速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和自己的生活条件要求迫切。但受制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技能、习惯影响,找不到改变的方向和路径,大多仅仅停留在向往层面。

3.2群众对传统文化很依赖。生在乡村、长在乡村,文化启蒙在乡村,就算长大后生活在县城,但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准来源于乡村传统文化,自己的社会价值也归依于乡村传统文化的评判。同时由于南疆宗法型社会的特点,家族影响很大,更加固化了传统乡村文化的影响。

3.3社会价值观开始分化,主流价值观念有求变意愿。南疆少数民族几乎全民对伊斯兰教有朴素的宗教情感,对伊斯兰文明的核心价值是认可的,但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方式。

二、文化冲突与调适的可能性分析

1.文化冲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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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地位的实现形式

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最重要主体,但不是唯一的主体。这种作用的发挥依赖于明确政府职能定位,不缺位、不越位。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主体地位主要应该体现在定政策、建平台,引导公众充分表达并满足其基本公共文化需求,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先进文化的引导作用。这既完全区别于我国传统文化事业管理体制,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间主导”模式。具体来说,政府主体地位的实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确定文化发展战略。文化改革发展的目的是要提高民族文化创造力和凝聚力,激发文化活力,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塑造共同的价值观。“政府实施公共文化服务职能,首先就应确定文化发展战略和核心价值理念,提出文化发展的宗旨、原则和目标等,并以此为指导制订公共文化政策。”[3]20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传承民族文化,弘扬主流健康文化,打造公平的文化发展环境,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第二,制定公共文化政策和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文化政策是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核心。政策为公共文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体现着公共文化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因此,政府对文化的宏观管理主要应该体现在文化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上,必须根据当前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台宏观文化政策,制定相应公共文化发展规划。第三,保障文化经费投入。这是公共文化发展的根本保障。现阶段,经费投入是政府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重要手段。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都要提供相应的资金保障。在这一过程中,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更是要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但是,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需求多样性等方面的限制,仅仅依靠公共财政难以满足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因此,政府应该出台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文化事业,拓宽资金渠道。第四,搭建公共文化发展平台。具体来说,公共文化发展平台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决策规划、实施管理和监督评价制度平台,公共文化项目招投标、投融资及其他相关信息的交流平台,以及相关信息技术研发平台等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公共文化发展平台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搭建这类平台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平台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良好运行的基础,也是政府职能现代化的重要体现。简言之,政府要搭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的平台,共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第五,鼓励、扶持其他公共文化服务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力量的不断壮大,充分发挥公民个人和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成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政府扶持其他公共文化服务主体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府出资直接设立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即设立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二是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出台财政税收、准入登记等扶持政策,鼓励、扶持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力量发展,引导其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第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制度。绩效评估是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对评价整个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产出效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对公共服务的财政资金投入进行绩效评估,因此当前我国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地位也体现在加强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方面。“针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性质和特点,科学设立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指标,广泛吸收社会人士组成相关委员会,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大决策、行动、项目进行评议、决策、跟进、追踪及考评,保证各项公共文化服务实现效益最大化,并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及实施过程进行总结与反思,更好地加以改进。”[3]

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考察公共文化服务中政府的主体作用,无法回避文化事业单位。如前所述,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政策制定、平台搭建等宏观方面,而直接的公共服务职能,如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事业单位。文化事业单位是我国事业单位的一种形式。总体来说,文化事业单位是指基于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举办的,从事文化活动并提供相应产品和服务的社会组织。近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重新理顺政府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关系,实行政事分开,改变事业单位单纯作为政府附属机构的现象。文化体制改革将文化事业单位分类管理,分别建成不同的市场主体,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行单位”“确定为企业的单位”三种类型。在公共文化服务语境下探讨的文化事业单位,主要指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主要职能是向社会和公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主要目标是让公众享有平等的、开放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经过一轮文化体制改革之后,在我国现行文化宏观管理体制下,文化系统归口管理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主要包括各级政府兴办的文化馆(站)、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部门。在当前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实践中,这些单位仍然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干力量和公共文化产品的主要供给者。这既是现实的考虑,也是文化发展的要求。从现实角度来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在传统文化事业单位体制之上,这也使得当前公共文化资源的主体部分仍然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从文化发展要求来看,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可以为公众提供最基本的文化保障,提供仅靠市场机制无法满足的特殊文化需求,如农民工和残疾人的文化需求。这些作用在强调文化发展公平性和普惠性的阶段显得尤为重要。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供给公共服务的实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担负着一定的公共文化产品生产功能,其生产的公共文化产品以传播先进文化为主要内容,体现着国家对文化的引导,这是其他社会组织生产的文化产品难以替代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生产的公共文化产品,在内容上有鲜明的特色,不同于市场生产的文化产品。同时,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还承担着生产和提供基础性文化产品的重要职责,其生产的文化产品要体现公平性、广泛性和易获得性,在满足社会群体基本文化需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主要通过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实现其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目前,我国大多数公共文化设施都归口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管理。公共文化设施一方面为公众提供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和设备,另一方面还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重要载体。这就决定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担负着当前我国大部分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任务。第三,公民与政府沟通的平台。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通过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建立平台,沟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使社会文化资源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形成新的整合。从这个角度来说,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也是实现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和谐发展的主要渠道。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通过供给蕴含主流文化意义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引导大众文化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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