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法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个人所得税法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200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再次修订，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从2008年3月1日起施行。虽然所修订的内容仅仅局限于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部分免征额的调整，但其所受关注的程度不亚于2005年的那次税法修订。由此可见个人所得税法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及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2005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后总体来说新税制运行平稳，纳税主体范围有所缩小，并强化了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制度，税收收入也得到了相应的增长，然而随着个人所得收入的增长，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又在不断地增加，工薪阶层再次成为个人所得税最主要的纳税主体。使本来是对富有者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在实践中变成了大众税，从而引起人们对个人所得税法的普遍关注和质疑，个人所得税究竟是调节了谁?除此之外，涉及到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功能课征模式、纳税主体及范围、税率与减免税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在多次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中并未得到体现，因此，许多专家纷纷表示，个人所得税法的几次修改仅仅是局部微调，要制定一部科学、完善的《个人所得税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现状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制定于1980年，最初的个人所得税全年税额只有10余万元，在我国财政收人中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93年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时全年收入额也只有40多亿元。1994年实施新税制，个人所得税收入开始逐年迅速增长，当年为72．7亿元，但到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已经达到了1737．1亿元，成为全国第四大税种和许多地区仅次于营业税的第二大税种。2005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历史性的突破了2000亿元，2005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后，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不仅没有减少，2007年则达到了3184．9801亿元，对缓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财政紧张状况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使税收的效率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但在个人所得税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效率功能得以充分发挥，而其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和公平收入的功能却被大打折扣，与个人所得税的设计初衷出现了较大的背离。如果说1980年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条件下对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人进行征税的需要，符合国际惯例，而在随后颁布的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条例和个人收入调节税条例则是为了调整社会分配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财政收入，前者应是主要目的。1993年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修订，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已不再局限于调节社会分配，其中财政功能应该说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且经过十余年来的运作，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功能已经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效率优先的实际效果，公平分配的价值功能已退为其次。从有关资料统计来看，2001年～2003年我国平均来自工薪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已达50．93％，甚至有些地区已高达70％甚至80％。在纳税人数上也由1998年的1．09亿人次达到了2004年的2．6亿人次，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则表现为一方面是真正拥有高收入的人并没有多缴税。2001年在我国的7万亿元存款中，不足20％的富人占有80％的存款，而他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却不足10％。2006年实行个人所得税高收入者申报制度，但从已申报人员的结构上看，仍然由工薪阶层“唱主角”，私企老板、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仅占少数，而被列为高收入人群相对集中的行业，申报人数也相对较少。据统计，北京市高收入集中的海淀区高收入者纳税比重仅占总额的8％；广东省高收入者的纳税比重也仅占省内纳税总额的2．33％。当然，这不只是北京和广东的个别现象。而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国税局1999年统计，5％的富人缴纳了约55％的税收，最富的1％的富人缴纳了19％的所得税，55％的较低收入的人口缴纳的所得税只占所得税总额的4％。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我国贫富差距继续拉大。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可见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的重点并没有放在调节高收人上，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富人税”，而在很大程度上却象是一个“工薪税”，或者说是一个“准工薪税”。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拥有200多年悠久历史的个人所得税且走过了“富人税”到“大众税”的历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不足20年的时间内就“基本到位”，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其中固然有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居民收入增加的合理成分，但个人所得税本身的设计缺陷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众所周知，所得税最初产生于英国，因战争而设，最初开征的目的是为了筹集财政收入，因此有“战时税”之称。

在随后的发展中由于其所具有的聚财和调节收入的功能而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用并得以推广。公平原则逐渐成为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原则被加以确认。我国个人所得税开征之初应该说是主要采用公平原则，其目标模式的选择是采用公平原则以调节个人收入，实现社会公平。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成为现阶段我国最有影响力的税种之一，个人所得税目标模式的选择已经严重影响了该税的发展和走向。

二、当代税制原则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税制改革，而且也是半个世纪以来税制原则的一次重大调整。其中税制原则的变化趋势有如下几方面：

(一)在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上，由全面干预转向适度干预

凯恩斯主义极力主张税收全面介入生活，坚持国家税收干预经济的思想被20世纪80年代税制改革中寻求减税对经济适度干预的倾向所代替。如普遍降低所得税税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税收优惠等。这些都意味着政府放弃利用税收对经济和社会以及对居民和企业经济选择的干预。

(二)在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权衡上，由偏向公平转向突出效率

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始终是一对难解的矛盾，一般而言，要么强调公平牺牲效率，要么强调效率牺牲公平。实行累进税制有利于促进公平，但效率较低；实行比例税制效率较高，但有失公平。在2o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的政府寄希望于通过税收来缓解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对累进税制极为重视，尤其是个人所得税，不仅最高边际税率非常高，而且累进档次多达十余个。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滞胀时期，失业率和通胀率剧增，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普遍降低。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05％，法国为2．3％，联邦德国为1．65％，英国为1．15％，日本为3．7％，意大利为1．8％，这比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低得多。面对这种情形，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与政策已显得力不从心，而各种反凯恩斯学派的非主流学派如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等新经济自由主义乘机而起。这些学派的经济理论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特征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此相适应，20世纪8o年达国家相继进行了税制改革，其基本内容是合并纳税档次，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拓宽税基，减少优惠，反映出这些国家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来换取提高效率的意向。

(三)在税收公平原则的贯彻上，由偏重纵向公平转向追求横向公平

这一变化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税制改革中，主要有两点：一是中等收入阶层的税率降幅与高等收入阶层相比要小得多。二是由多级累进税制向比例税制靠拢，由过去的十多个级距改为只有3—5个级距。甚至在俄罗斯还采用了单一税率制。一般而言，比例税制体现税收的横向公平，累进税制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

(四)在税收效率原则的贯彻上，由注重经济效率转向经济与税制效率并重

多年来，发达国家对税收的经济效率极为重视，相对而言对税制本身的效率不够重视。而20世纪80年代的税制改革却一反常规，力求促成使经济效率同税制效率并重的趋向。最为明显的是从繁杂的税制向简化税制过渡，课税所得的计算也由复杂转变为简便。

(五)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各国税收竞争使各国税制出现趋同化

目前世界上已建立了24个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等形式的区域集团。经济全球化使要素的流动性增强，而要素之所以全球流动是为了寻求最优税后回报率。所以影响要素流动的因素中除了资源和投资环境外，税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别不大，因而税前回报率差别并不大，税收对要素流动有较大的影响，税收竞争成为发达国家间竞争的一个重要形式。

一旦一国降低生产要素的税负，世界上的生产要素就会向该国流动，这会造成其他国家生产要素和税基的流失，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防止“产业空心化”和税基流失现象的出现，其他国家也会采取类似的减税措施，这就是发达国家步调一致地进行税制改革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价值目标的选择

效率优先，更加注重公平应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基本原则。税制原则的发展演变及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实践表明，未来我国在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必须坚持效率优先，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得以真正贯彻的前提是必须认识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宽税基、低税率、简化税制是所得税发展的国际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税制改革，表现在个人所得税上的共同特点是“拓宽税基，降低税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国政府税收政策指导思想上的重要变化，即长期被誉为“经济稳定器”的个人所得税制，在解决各式各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尤其是在促进社会公平问题上，已难达到预期效果。这在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践中也已被证实。所以，在各国经济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明显、各国税制出现趋同化趋势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也应适应这一客观形势，遵循“效率优先，更加注重公平”的个人所得税原则。

(二)个人所得税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实现社会收入公平分配目标过程中，仅靠个人所得税是难以实现其目标的。它需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诸多税种的配合和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这就需要建立与个人所得税配套的相关税种，建立对个人收入分配的立体交叉调节体系，正确处理个人所得税与相关税种之间的关系。

个人收入作为社会财富的一种流量，是不会永久停留在收入状态的，而是被所得者进行了处置，或消费、或储蓄、或投资、或购买财产、或资助他人等，因此，社会贫富的差别不仅表现在收入上，而且还表现在消费、储蓄、投资及财产上。可见要实现社会公平目标，就应建立收入、储蓄、投资、财富及财产转移的各种相应税收，这样在个人所得税没有调节到位时，会有财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与赠予税补充。在这些相关税种相配套的体系中，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应以效率原则优先，兼顾公平；而财产税，特别是遗产赠与税应以公平原则优先，兼顾效率。

篇2

一、个人所得税法所体现的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这一术语的涵义因不同的使用方式而有所不同,第一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这些价值构成了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目的价值”;第二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第三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此种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可称之为法的“形式价值”。“价值评价标准”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和“形式价值”意义上的“法的价值”,都是以“目的价值”意义上“法的价值”为基础和原点的,如果离开了“法的目的价值”,无论是“法的价值评价标准”还是“法的形式价值”都不可能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它们都变成“中性”的东西了,根本就没有了“价值”的意味。本文所称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正是在“法的目的价值”这种使用方式上而言的。

税法追求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平,其次在于效率,公平是第一位的,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也促进效率 发展 。个人所得税法是税法中最能体现法律精神、法律价值的法,是追求公平的法。效率和公平是一对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 经济 增长,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悬殊、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稳,影响以至于从根本上损害效率。税收是通过再分配调节初次分配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税法作为第二次调节的工具来调节分配,调节的目的是公平,而非效率。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1〕。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也认为,当不能将两者(指公平和效率)兼顾起来时,则虽有时优先效率这方面是可能的,但原则上还是要优先公平这一侧面的。〔2〕社会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理想。通过法律确认税收公平,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的体现。

一般认为,税收公平“是指不同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程度的比较:纳税人条件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不同的纳不同的税。”〔3〕从本义上看,税收公平包括两层含义,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横向公平要从实质上来看,即要避免形式公平而实质不公平的现象,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平不仅仅是对所得而言,还应考虑纳税人的其它相关情况,如果两个家庭收入相同,但家庭中需要抚养的人有多有少,则在计征所得税时若对两家同等征税,就不公平;纵向公平可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的例子加以说明,累进税率可以使高收入者负担比低收入者更高比例的税额,从而在再分配中影响高、低收入者在初次分配时形成的格局;而比例税率却对初次分配格局影响不大,可见适用累进税率比适用比例税率更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要求。也有学者认为,税法的基本价值是公平,税法公平价值体系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本质正义(税法的起源)。而现实是税法的公平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法的价值没有实现,并没对社会的公平指数有何改进,反而恶化。

个人财富积聚的速度差距在迅速扩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只看到财富积累的 自然 规则、丛林规则在起作用,而不见法律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法律在起着逆向调节的作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为可靠的是法律,核心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但我们所看到的是非常失败的个人所得税法。在最需要法律的地方,法律缺席了,法学家缺席了。法律控制的失败,法的价值的不能实现需要检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法的实施。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来展开个人所得税法律价值实现的障碍的讨论。

二、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检讨

(一)税制的选择。在个人所得税制方面,国际上采用的基本模式有三种,一是分类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的所得划分为若干类别,对于不同类别的所得税规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和适用税率,分项计征所得税。二是综合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全年的各种所得汇总求和,统一扣除费用后,就其余额按统一的累进税率计征的基础上计征所得税。三是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又称混合所得税制,系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一种结合。通常意义上的分类综合分类所得税制,即指将收入根据不同的来源进行分类,对某些收入项目分类单独征收所得税,而对某些项目进行合并,适用累进税率征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可以对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区别,而且能够广泛采用源泉扣缴法,便于稽征税款,但是这种税制无法综合收入和费用,难以按纳税人全面的税收负担能力征税;采用综合所得税制,可以全面考察纳税人所得,能够较好地体现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与分类所得税制相比,更具合理性,但是由于这种税制对纳税申报有很强的依赖性,要真正实施起来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纳税人普遍具有良好的纳税意识,建立有健全的税收征管制度、完备的税务制度等;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能够区别对待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兼顾纳税人全面的支付能力,但对税收管理仍有较高的要求。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属于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该模式实行税源扣缴并根据不同所得分别规定了按年、月综合 计算 和按次单项计算。人们较普遍地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课征制度是导致个人所得税在调节高收入方面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分类课征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纳税的不合理现象,这与“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这一所得课税奉行的公平准则是相悖的。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容易造成对一些纳税人的不合理征税;另一方面又会使一些纳税人合法避税,导致税源流失。因为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分多次或多月取得收入的纳税人可能不必缴税或少缴税,导致税负不公。同时,纳税人可以采用故意减少当月实际所得,在月工资不变的条件下对一次所得改变发放时间或改一次性发放为多次发放等办法合理合法地避税。因此,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通过分散取得、化整为零的方法都可以达到合法避税的目的。另外,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税率过杂、档次过多,不便征管和缴纳,并使税收的社会成本提高。

我国当时选择实行分类课征制度主要是从便于税收征管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很不发达,很多个人收入的往来和现金的支付都游离在银行系统之外,如果实行综合课征制度的话,在我国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高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很难控制这个人所得的来源渠道,而分类课征制度则有助于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进行源泉控管。因此,分类课征制度虽然在调节高收入方面远不及综合课征制度,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眼下我国还不宜急于实行综合课征制度,否则即使实行了恐怕也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近期内分类课征制度可能还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所应选择的基本模式,但也可以考虑选择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新模式,如果维持前者的话,需要对现行的分类课征制度作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可以考虑通过扩大超额累进税率的应用范围来增强个人所得税纵向调节的力度;通过调整费用扣除项目的具体内容来体现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公平。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世界大多数国家走过的道路,它综合了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优点,即能分类源泉扣缴防止偷漏税,又能综合全部所得累进课征,等于对所得的课税加上了“双保险”,符合量能负担的要求,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所得税制度。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如果选择实行这一制度的话,在完善现行分类制的基础上应着力强化对总所得的累进征收,因为它是对一定数目的高收入的人征收的。波斯纳认为,尽管(累进税的)“高边际税率所产生的寻找偷漏税方法的激励也许能解释许多精巧的漏洞,高收入纳税人利用这些漏洞逃避了本应交付的高累进税”,但是,“虽然漏洞会破坏累进税制从富人向穷人进行分配的目的,但它确实减少了前者的实际收入。不仅富人偷漏税的法律和 会计 费用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且许多逃税收入所产生的微利也这样。”〔4〕

(二)税法构成要素的检讨。1.扣除标准。在所得既定的情况下,要使纳税所得额的确定符合横向公平的要求,关键是合理地进行税前费用扣除,费用扣除实质性地最终决定税制的公平程度。各国在设计费用扣除标准时,一般都遵循如下两项原则:一是纯收益原则,即扣除纳税人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费用;二是纳税能力原则,即纳税人及其家庭必要的生活费用应予扣除。除上述基本扣除外,不少国家还允许特殊扣除,以照顾纳税人的特别开支需求,实现真正对纯收益征税的目的。这些做法正是符合税收的横向公平价值观。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对扣除标准的设定上,缺乏 科学 性和公平性,由于我们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各项所得没有统一的扣除规定,只是分类单项就一个层次进行扣除,不能准确地反映负担能力的综合应纳税所得额,不可能对纳税人实际负担能力作准确的估计;扣除额外充分考虑纳税人享受相同数量所得的能力的差别,如扶养人口多寡;扣除额没有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应予以重视的问题,税收公平不仅仅是形式公平。

2.税率。税率是税法构成要素的核心之一,税率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税收负担和征管的难易程度。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在税率结构上,税率种类过多,既有比例税率,又有超额累进税率,同时还辅之以减征、加成征收,比较复杂;税率档次过多,边际税率适用不强,尤其是对工资、薪金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税收实践表明,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结构会使劳动越多、收入越多或投资越多的人税负越重,而且高税率会诱发纳税人的逃税欲望;同时,工资、薪金的勤劳所得与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等非勤劳所得相比,勤劳所得征税偏高,引起税负不公,也有违税法的公平价值。在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度后,可以继续沿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对分类计税所得适用比例税率,对综合所得则按统一超额累进税率计征税款,但是应当减少累进税率的档次级数,以4-5级为宜;对于同属勤劳所得的工资薪金所得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等劳动所得以及劳务报酬所得均采用统一累进税率征收,以体现“相同性质所得相同待遇”的原则。

3.免征额。从理论上来讲,要使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不均、贫富悬殊方面发挥作用,则其征税对象应是中等收入及以上的 自然 人,而不能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收入阶层。许多国家的税收实践也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所以,对于我国来说,提高扣除标准,即免征额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从实践看,我国许多地方已经调整了工资薪金的免征额,北京是1000元,上海为1200元,广州是1260元,深圳为1500元。考虑到我国各地区 经济 发展 不平衡,在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方面悬殊很大,若在全国划定统一标准显然不妥,可以考虑规定一个幅度,由各地区在此幅度内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免征额。

三、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检讨

要发挥法的作用,就必须使法在生活中真正实现。法的制定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使已制定的 法律 规范在生活中得到实现,把应然变成实然。如果法的规定不能在人们及其组织的活动中实现,那就是一纸空文,不会带来现实意义,也不能实现法的价值。税法的公平价值除了需要一定的制度体现和支撑之外,重要的是应在税法的实施过程中得以实现。

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是税收领域中的两个基本范畴,有效税制实施的前提是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过去我国税制改革对税收征管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导致税收征管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法的实施与物质条件,与人和物及当时的社会控制技术的发展相关。税收征管的现实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税制的选择,税制不能超越税收征管水平,否则,税制的超前性和征管的落后性的矛盾会使既定的税制目标因不易操作而落空,有限的管理能力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

因此,在税制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征管能力,选择可操作的“有效税制”。由于个人所得税社会经济目标的多元性和自身特点,目前国际上公认个人所得税比其他税种对征管的要求更严,标准更高。如果个人所得税管理水平达不到要求,所产生的消极效应较之其他税种更大。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目前逐渐暴露出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税制设计与征管能力不相协调,使得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低下,税收流失严重。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之间存在偏差影响后果表现为:一是税收收入流失,税收制度的弹性减小;二是税法与现实的偏差损害了税制的公平。

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的保证程度受到税务部门自身的能力和外部纳税环境的双重影响,就两者关系来讲,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是内在因素,它的强弱决定了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实施有效的保证制度,前提条件是税收制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务部门自身的征管能力发展水平。社会的 政治 、经济、技术水平的变化是税收征管改革发生和发展的外部动因和条件。

篇3

个人所得税是以自然人取得的各类应税所得为征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所得税。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是2008年2月18日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尽管修改多次，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就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建议。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存在的问题

(一)个人所得税申报存在不足

1．信息不对称，纳税资料缺失，征纳双方的申报和集合成本较高

税务部门要掌握每一个纳税人的情况，就必须收集、整理大量的纳税人信息，导致税收监管成本的增加；另外，个税申报采取的是溯及既往的办法，要求纳税人将过去一年的收入进行申报，加大了自行申报难度，也增加了自行申报的成本。

2．个人收入来源多元化、隐蔽化，难以监控

现阶段，我国个人收入货币化程度和经济活动信用化程度较低，同时在收人分配中还存在各种形式的福利分配等。尤其是一些高收入人群收入来源多样化、隐蔽化，税务部门很难方便、快捷地掌握纳税人的实际收入情况，客观上造成了个人所得极易逃避税收监控。

3．政策规定加大了税务部门的执法风险

《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每年法定申报期间，通过适当方式，提醒年所得l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办理自行纳税申报。”这实际上加大了税务部门的风险和责任。另外，《办法》对于申报后如何补税和退税、网上申报的纳税人如何缴纳税款、可不可以由扣缴义务人代为缴纳、滞纳金的缴纳比例等问题没有作详细的规定。

4．中介机构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纳税申报比较复杂，很多家庭都需要纳税申报方面的服务，中介机构的税务服务，不仅解决了纳税人不熟悉税法、收入统计和申报繁琐等问题，也能够凭借人对相关规定的了解，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客户提供一个合理的避税空间。事实上，我国纳税人也同样存在这方面的需求。但是，由于我国税务机构独立性较差，使得真正意义上的税务中介发展缓慢。

(二)费用扣除不合理

个人所得的确定需要从取得的收入中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然而，由于个人取得收入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生计费用、赡养费用、经营费用等多个方面，在确定节余所得时又不可能像企业一样进行规范的收入和成本费用核算，因此，我国个人所得税在征收时按分类所得税制的要求，就不同所得类型确定了不同的费用扣除方式。

1．费用扣除规则有违税收公平原则

费用扣除规则过于简单，没有考虑相关的影响负税能力的因素。《个人所得税法》对纳税义务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实行一刀切的扣除办法，每月的扣除额均是为2000元，不考虑纳税义务人的住房、养老、失业等因素，不考虑不同纳税人之间家庭结构的差别，包括赡养人口的多寡、婚姻状况等等，也不考虑纳税义务人健康状况、年龄大小，甚至残疾等情况，从而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

2．费用扣除缺乏灵活性，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采用定额扣除法。这种费用的扣除方法比较简单，易于掌握。但是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缺点。由于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未能与物价指数挂钩，难以适应由于通货膨胀造成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伴随着物价的上涨，纳税人的基本生活费用也在相应增加，而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长期不变，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科学的。

3．费用扣除内外有别，也不利于公平纳税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允许在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中工作的外籍人员，应聘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工作的外籍专家等在中国境内取得的T资、薪金所得的，可以根据其平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以及汇率变化情况，每月工资、薪金所得在减除2000元费用的基础上，再减除2800元。这种内外有别的规定明显不符合公平原则中的横向公平的要求。从税收公平原则的精神出发，外籍纳税义务人既然与国内纳税义务人一样生活在中国境内，其扣除费用标准就应与处于同一条件下的国内纳税义务人相同。

(三)个人所得税起不到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作用

个人所得税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筹集了大量的财政收人，比如2009年l一7月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6％，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为6．9％，但是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社会人群的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逐步扩大。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中的差距具体表现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人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08年的806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人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8年的2528元。数据表明了差距扩大趋势之快。

(四)征收模式不能真实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

现行个人所得税采用的分类课征办法，不能全面地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缴税，而所得来源少，收人相对集中的人多缴税的现象，不能体现“多得多征，公平税负”的原则，也难以有效调节高收入和低收入差距悬殊的矛盾。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纳税人的各月收入不均等，有的人一次性获得收入，而有的人则分散获得收入。按照我国现行税法的规定，后者不纳税或税负轻，前者肯定税负很重。

二、改进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

1．进一步完善自行申报政策规定

修改相关规定，以减轻税务部门在纳税申报中的责任和执法风险，使之将工作重点放在纳税申报监控上。对于申报后应补缴税款和退税的处理、网上申报纳税等问题做出详细、具体和可操作性的规定，以避免实际执法中可能产生的纠纷。

2．增强服务意识，创造良好的纳税申报氛围

税务部门应当增强服务意识，采用各种方式广泛宣传纳税申报知识，进行纳税申报辅导，并主动为纳税人申报提供各种便利，降低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创造一个良好的纳税申报氛围。

3．加强配套措施建设，建立良好的纳税申报环境

在个人收入货币化的基础上推行非现金结算，全面推行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由法律规定的税务、海关、工商、银行、保险等部门共同参加的资源共享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完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必须建立的外部环境。

4．加快税收信息化管理进程，加强税源监控

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为每个有正常收人的公民设立专用的税务号码，建立收入纳税档案，凡是与纳税人取得收人相关的各种活动都必须使用纳税人的税务编码卡。这些信息最终汇集到税务部门，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集中处理，从而准确地掌握纳税人的各项收入情况，更有效地控制和审核个人的纳税申报。

5．大力发展社会中介服务

与普通的纳税人相比，中介机构拥有的专业人员，熟悉税法，掌握个人所得税的申报程序、申报方法等技术规范，具有很强的业务优势。纳税人可以通过适当的付费，请专业税务中介机构为自己的纳税申报提供全程服务，提高纳税申报的效率。对税务部门而言，通过税务机构为纳税人进行专业纳税申报，也直接降低了税务的行政成本。

(二)合理调整优惠政策

对特殊收人项目或特殊社会群体给以个人所得税优惠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和税收公平原则的体现，也是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职能的必然要求。应该以“缩小范围，减少项目，调整结构，免征与补助相结合”的要求来设计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1．改变对弱势和特殊社会群体的扶持照顾方式

实践证明，现行的通过减免税优惠扶持照顾特定社会群体的做法是失败的，不仅造成税收管理上的巨大漏洞，扶助特定群体的目的也根本无法实现。取消对如下岗职工、残疾人员、自谋职业的退伍军人和大中专毕业生等所有弱势和特殊群体的税收优惠。对这些群体的照顾优抚是政府的责任，应统一纳入财政支出预算，通过民政等部门予以解决，使国家对弱势和特殊群体支出的投放更准确、更有效率，避免给征管秩序造成混乱。

2．缩小现行减免税的范围

取消省级人民政府、同务院部委和中国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奖金免税的规定；取消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免税的规定；取消体育彩票、福利彩票中奖所得10000元以下免税的规定；遵循国民待遇原则，取消外籍人员探亲费，洗衣费，出差、住房、伙食补贴等免税的规定。

3．控制工资薪金的扣减项目

篇4

申报纳税是指纳税人依照实施税法有关课税要素的规定，自己 计算 应税的计税依据及税额，确定纳税义务的具体内容，并将此结果以纳税申报的形式提交征税机关。申报纳税制度的建立是民主 政治 发展 的必然结果，它是推进税收民主化，保护纳税者基本权利，促进税收效率的重要体现。200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超过国务院规定数额的，在两处以上获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和没有扣缴义务人的，以及具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的，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同年12月1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06年1月1日施行），明确“国务院规定数额”为年所得12万元， 2006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办法（试行）》（2007年1月1日施行）明确规定年收入12万元以上，从

（二）制度完善

1、 合理配置个税申报制度的权利义务

个税自行申报不能只是一个单行道，只有补税的可能，没有退税的可能。国际上个人所得税通常是采取先预征后汇算清缴再退还的方式，一般在纳税当年采取代扣代缴，但在第二年申报的时候对个人获得的工资薪金收入扣除赡养纳税人及其生活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后，多退少补，往往可以给予缴纳人部分退税，而我国目前对个人所得税采用的则是“一刀切”的综合扣除方式，对纳税人来说，有高昂的纳税申报成本，却没有相应的退税激励，纳税人 自然 就不会有太高的积极性。

鉴于此，可考虑将纳税申报制度与退税制度以及相关的福利政策挂钩，对每个纳税人提出“正向激励”，提高这项制度的普遍可接受性，调动纳税人申报的积极性。采用代扣代缴方式的税务部门要返还代扣代缴单位相当于已缴税额2%的代办费用，公民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也应该享有这一政策。同时，可考虑将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义务履行情况作为个人信用评价体系的一项重要指标，以法规形式将个人纳税信用作为个人申请注册 企业 、担任企业负责人以及进入公共部门的必要条件。此外，由于任何一个纳税人都可能在 计算 其税收收益时出错，出于保护纳税人权益的考虑，应当尽快完善纳税申报修正制度。

2、拓宽申报模式

按着量能负税原则，可考虑“允许省级税务机关针对各省 经济 发展 水平、收入水平和征管水平，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同时，可借鉴美国的多种申报模式，规定纳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单身申报、夫妻联合申报、丧偶家庭申报、夫妻单独申报以及户主申报等5种形式之一种，不同的申报形式有不同的扣除额和宽免额。这样，既照顾到不同纳税人收入不同、负担各异的个体差异，又体现了人性化的制度设计，保障纳税调节收入差异的实际功效，也有利于推动申报模式有序发展，让纳税人充分享受申报方式自由选择的便利性。

3、完善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

首先，要完善个税扣除制度。按照纯收入征税是个人所得税最为显著的特征，因此，也就必须对有关的项目进行必要的扣除。随着个人所得税法的发展，扣除制度完善与否已成为衡量个人所得税法发展水平和完善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世界各国扣除制度中的扣除项目一般包括成本费用、生计费用和个人免税三部分内容。成本费用是指为了取得该项所得所必须支付的有关费用，扣除这些费用体现了“纯益”原则，其扣除形式多采用按实际列支或在限额内列支的方式。生存费用是指维持纳税人及其赡养人生存所必须的最低费用，它是扣除制度的核心内容，世界各国大多根据赡养人口、婚姻状况、年龄大小等因素进行扣除。个人免除主要是为了体现量能公平的原则而设置的对某些所得给予照顾性的减免项目。我国2005年对工薪所得部分的起点做了调整，但却未从根本上系统地解决整个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问题。结合其他国家的立法实践，可考虑将纳税人9项费用在法定限额内允许扣除。包括个人生活费、给付18周岁以下子女的抚养费、给付18-24周岁正接受大学全日制 教育 的子女的抚养费、给付其他没有独立所得来源的受扶养人的抚养费、给付自己父母的赡养费、在家庭与工作场所之间的 交通 费、为购买自住房发生的抵押贷款利息、给付与其共同生活的70岁以上老人的生活费、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个税征收前扣除制度的完善，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税制困境，有利于调动个人所得税的积极性。

其次，改进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个人所得税的课税依据是人的总体负担能力。只有综合纳税人全年各种所得的总额，减除各项法定的宽免额和扣除额后，才能够对应税所得按统一的累进税率课征。各国在个人所得税法发展初期一般采取分类所得税模式，而在个人所得税发展成熟以后则转向综合所得税模式，但综合所得税模式也具有其自身缺陷，比如计算复杂，容易造成透漏税等，因此，很少有国家实行单纯的综合所得税模式，原则上是在采取综合所得模式的同时对个别所得采取分类所得税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分类综合所得税模式，或混合所得税模式，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个人所得税模式。从长远看，综合所得税课税模式是较好的选择。结合国情，在具体改革的步骤上，我国应先推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向综合所得税制过渡。

4、完善税收征管相关辅助制度

首先，个税申报制度的全面推进，离不开对纳税人涉税信息的掌握，离不开对纳税申报准确性的监管。这就需要形成有效的税务机关、相关的公共管理部门（工商、海关、财政、劳动保障等社会各部门）和支付单位之间信息传递的协调配合联动机制，制定具体操作程序和细则，明确相关部门和组织向税务机关及时传递个人涉税信息的 法律 义务和法律责任，实现信息及时传递和准确查询。

其次，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和全面推行储蓄存款实名制，辅以个人支票制度和完备的 会计 审查制度，完善抽查和惩戒制度，将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解决税源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的问题。

再次，推进个人收入支付货币化、规范化和信用化。即个人所得，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收入，都应该尽量通过银行进行转账支付，不使用现金。因此，应该修改《税收征管法》和《银行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规范企业和个人的支付方式，以利于国家对个人所得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另外，在条件成熟时，可考虑推广应用个人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纳税号码，使之固定化、终身化，形成制度，同时推广应用个人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财富代码制度，依法规定该代码在纳税、储蓄、保险、就业、救济金领取、领取奖金、出国购买大宗财产时强制性地使用，为税务机关掌握个人收入创造有利条件，保障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的良好的外部环境。

此外，针对高收入下的“高逃税”现象，要对高收入者实施纳税重点监控。对演艺（ 体育 ）界明星、高级企业管理者、航空、电信、 金融 等高收入行业和个人建立专门档案，强化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的征管。

5、优化纳税服务并逐渐使之制度化

纳税服务是税收征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购建 现代 税收征管新格局的基础环节。优良的纳税服务对个税申报制度推进和税收征管的高效运作的作用不言而喻。要本着“纳税人至上”的原则，把纳税服务贯穿于纳税的整个过程，税前为纳税人提供咨询辅助服务，税中为纳税人监督投诉、争议仲裁、损害赔偿提供渠道，优化纳税服务流程，使之逐步现代化，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的纳税服务体系，最终确立纳税服务的法律框架。

结语

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有利于增强纳税人权利意识，有利于营造诚信纳税的税收文化氛围，有利于助推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全面深入，乃大势所趋。良法善治是解决个税申报之困的根本之道。欲促进个税申报制度的全面推进，除需要完善其本身制度设计、转变理念、健全与跟进以上相关配套法律制度之外，还要加强税务等其他税务中介的建设，同时，探索如何平衡申报公开与纳税人信息保护的冲突。这样，制度的“梦想才能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