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评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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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是金融学的最新研究前沿，它突破了传统金融学“理性人”、完全套利和EMH的假设，从投资者的实际决策心理出发，重新审视主宰金融市场的人的因素对市场的影响，使研究更接近实际。该理论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得到迅速的发展。行为金融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Kahneman获得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使得这一理论受到全球金融界的关注。

国外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引起我国学者的高度重视，1999年北京大学刘力教授在《经济科学》第三期发表的《行为金融理论对效率市场假说的挑战》一文，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行为金融理论的文章。

2002年行为金融学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定后，国内掀起了行为金融学介绍和研究的热潮。2003年11月29日，在南京大学举办了全国首次行为金融学与资本市场学术研讨会，将国内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推向了。

1对投资者的心理研究

金晓斌、唐利民（2000）统计分析显示，在影响股市异常波动的因素中政策性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影响远大于市场因素、扩容因素、消息因素和其他因素。孙培源、施东晖（2002）通过对1992-2002年初上海股市52次异常波动的分析表明，由政策性因素引起的异常波动达30次之多，而且当月出台的政策对该月的股价波动具有显著的影响，直接影响投资者入市的意愿和交投的活跃程度，中国个体证券投资者存在政策依赖性偏差。利好政策的颁布导致在相当长的交易周期内投资者交易频率明显上升，加剧了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倾向，而利空政策出台却导致在较长的交易周期内投资者的交易频率大幅度下降，表现出较强的过度恐惧心理。这种强烈的“政策依赖”倾向是中国证券市场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现象。张华庆（2003）认为中国证券投资者的行为有明显的过度反应的倾向，而深层次的根源是投资者的种种心理偏差，其结果将导致市场会对信息或政策的反应超过应有的幅度，加剧了市场的波动性，导致市场风险的放大。这些心理偏差包括过度自信、过度乐观、赌博心理、暴富心理、从众心理以及过度恐惧心理。

2对投资者有限套利行为的研究

现代金融理论普遍认为，当金融资产的价格存在误定时，众多的“理性套利者”就会在相应低估的资产上“做多”，而在高估的资产上“做空”，不但可以最终消除价格误定，而且可以获得无风险利润，从而使市场保持有效性。应该说套利机制是金融市场的重要机制，套利行为的存在具有“价值发现”的功能，它推动着资产价格向基本价值的回归。但是，中国的证券市场有以下特征：信息的获得是有成本的；信息的传递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异，交易者并不能同时获取信息；交易者的行为是存在着差异的，并非都是理性的；交易者所持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因此，机构投资者凭借优势，往往扮演着理性套利者的角色，而个人投资者却因先天不足沦为噪声交易者。张华庆（2003）认为，在中国证券市场中，当理性套利者进行套利时，不仅要面对基础性因素变动的风险，还要面对噪声交易者非理性预期变动的风险。在噪声交易者的影响下，不但理性套利者的收益将受到影响，甚至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放弃原来奉行的成长型或价值型投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蜕化为“追逐热点、短线运作”的投资方式。

3对投资者羊群行为的研究

“羊群行为”（HerdingBehavior）是信息连锁反应导致的一种行为方式，当个体依据其它行为主体的行为而选择采取类似的行为时就会产生“羊群行为”。换而言之，当“羊群行为”产生时，个体趋向于一致行动，即所谓的“赶潮流（Bandwagon）”，这时个人往往放弃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和信号而附和他人的行为，虽然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和信号，按理性分析可能显示他们应采取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宋军、吴冲锋（2001）使用个股收益率的分散度指标，使用市场公开的价格数据，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程度高于美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程度，在市场收益率极低时的羊群行为程度远远高于在市场收益率极高时的羊群行为程度，这个结果可以用期望理论中决策者对于损失、收益的不同态度来解释。孙培源、施东晖（2002）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建立了较为灵敏的检验羊群行为的回归模型，并据此对我国股市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政策干预频繁和信息不对称的严重的市场环境下，我国股市存在一定程度的羊群行为，并导致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占有较大比例。从投资运作层面来看，羊群行为将削弱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的效果，特别是在市场发生大幅度涨跌时，通过多元化投资分散风险的效果将极为有限。就政策层面而言，羊群行为意味着投资者的买卖决策并非基于理性的决策过程，因此股价极有可能偏离其均衡价值，从而破坏了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常志平（2002）采用横截面收益绝对差（CrossSectionalAbsoluteDeviationofReturns，CSAD)方法，对我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羊群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上涨行情中，我国深圳证券市场与上海证券市场均不存在“羊群行为”；但在下跌行情中，深圳证券市场与上海证券市场均存在“羊群行为”。并且深圳证券市场比上海证券市场具有更多的“羊群行为”。张华庆（2003）指出“羊群行为”对中国证券价格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羊群行为”者往往抛弃自己的私人信息追随别人，这会导致市场信息传递链的中断；如果“羊群行为”超过某一限度，将诱发另一个重要的市场现象——过度反应的出现，使中国证券市场的稳定性下降；所有“羊群行为”的发生基础都是信息的不完全性，因此，一旦市场的信息状态发生变化，如新信息的到来，“羊群行为”就会瓦解，这意味着“羊群行为”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

4行为金融学在我国的应用性研究展望

4.1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应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存在一定的非理性，而且市场也不是完全有效的。如何克服这些非理性，使投资者能在并非完全有效的市场生存，是市场参与者最想解决的问题之一。

4.2对参与者的心理学实证研究

从以上可以看出针对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学实证研究，一般还是基于行为金融学的旧有框架中的心理学理论，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结合中国文化、国情或者利用更多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更适合中国的现实。

4.3在金融产品的设计和销售上的应用研究

随着我国的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金融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变得也越来越重要。其实，人们对于经济学和心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最早就是从消费者心理学开始的，隶属于市场营销学中的消费者行为学是一门理论系统完整的科学。其中对消费者的调查、研究方法完全可以借鉴与行为金融学的实证方法相结合用以来研究金融产品的购买者的行为，根据投资者的不同偏好来设计金融产品，制定营销战略，从而为金融产品的开发和销售打出一片新天地。

参考文献

［1］金晓斌，唐利民．政策与股票投资者博弈分析［J］．海通证券研究报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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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基本职能就是融通资金,包括在国内和国外进行融通,并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但金融资源是有限的,这样金融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人们不可避免的特别关注资源配置过程中金融公平的实现问题。由此可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金融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分析

白钦先(1998)提出,金融是一种战略性的社会资源,认为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应既包括“量”的规定性,更包括“质”的规定性,是一动态的、相对的概念。金融作为一种资源,其目的就是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要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就必须提高配置效率。从这方面说,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资源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任何一个追求效率的金融系统,都会优先满足收益率较高的资源需求主体,然后再满足收益率次高的主体,以此类推,直至资源配置完成。这样最后一单位资源配置所达到的收益率,就是金融统一的边际收益率。本文将其设为λ,收益率不小于λ就可以获得金融支持,小于λ就会被排除在金融之外,即无法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而且随着金融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λ会越来越大。

从理论上讲,市场可以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是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外部变量(如政府的干预)的影响,使资源配置过程出现扭曲,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些达到甚至超过了整个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的资源需求主体没有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即金融系统没有将其纳入金融资源配置的范围,但一些没有达到要求的主体却获得了金融资源配置权,这便体现了金融不公平,是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表现,造成了金融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增长质量的稳定提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使得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对外部变量产生路径依赖,随着外部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资源配置效率相应的提高或降低。一旦外部变量的变化对金融资源配置造成致命的打击,会使整个经济系统陷入混乱状态,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会相应降低。但任何一个理性的系统,无论是一个国家、部门,还是一个企业,都不会以效率损失为代价而过多的干预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其干预仅限于市场失灵的范围。

金融公平的内涵

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公平与经济健康发展密切相关,但在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金融不公平现象,所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非常重要。单玉华(2007)认为,必须对金融进行伦理规范,使参加者公平地获得机会和参与竞争,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由衷地接受金融活动中遭受的损失。这是从伦理方面强调金融公平的重要性,本文认为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从这方面对金融公平进行定义,即金融公平就是当每一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达到整个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统一边际收益率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的资源分配过程。

从金融公平的定义来看,首先,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追求金融公平的过程中,金融将资源配置到收益率最大的资源需求主体中去,提高了配置的收益,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其次,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淘汰”的过程。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中,收益率低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排除在金融系统之外,收益率高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纳入金融系统之内,就像自然界的淘汰法则一样,可以称之为“金融淘汰”。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金融系统进入机制及退出机制的完善,提高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活力。最后,金融公平的实现也是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资源需求主体会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收益率,以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有利位置。

金融发展不仅是金融机构的演变、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功能的提升,更是金融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及金融公平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其提高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金融资源总量,将更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提高获得金融资源的可能性;二是提高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率,在金融并未完全开放的系统里,可能前者对提升整个系统的金融服务水平及实现金融公平更为重要,这主要依赖于系统的自身积累及发展。但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后者可能就会更加重要。我国目前的模式是正在从以第一条路径为主逐渐向第一条路径和第二条路径并重方向发展。

金融公平的经济效应分析

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范围,提高金融公平的水平,是整个经济系统发展和金融系统服务水平提高的要求,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达到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其在各个潜在的金融资源需求主体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符合条件的将被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获得金融资源,这些主体扩展了发展空间和利润空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继续发展。不符合条件的主体无法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只有在当前的资源约束下,将拥有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并提高自身的收益能力,以求未来获得金融支持,否则,就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故金融追求公平的过程既是一种“金融淘汰”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激励”过程。

由于金融总量的增加及资源需求主体收益率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金融公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出现的一种金融过程。单玉华(2007)认为,金融活动的公平性是一个渐进过程,人们对金融活动中公平的追求,体现了金融活动的公平性从相对低层次向相对高层次的发展。金融资源总量的增加逐渐将越来越多的需求者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金融公平的进程中,不断提高的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促使所有的需求主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使自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故集约化增长道路也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可见,对金融公平的追求会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如何发挥其积极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结论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下,金融资源难以获得的问题会更加突出,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这是金融公平的“淘汰”结果,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公平进程会加快,但同时也会更加追求配置效率。所以要获得金融支持必须从自身做起,达到甚至超过金融支持日益“苛刻”的条件,这样无论经济形势如何改变,都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于是金融系统以收益最大化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在客观上会带动金融资源向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倾斜,使有效益、有竞争力的企业得到资本的支持而成长壮大;那些弱势企业由于无法得到金融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出局。但是,市场是不完全的,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虽然可以提高效率,实现收益最大化,但是一些收益率较低但对整个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需求就无法获得满足。

政府在金融公平进程中,首先,要创造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由金融系统根据最优化目标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进行金融资源配置,不要盲目的干预资源配置及金融公平的进程,除非会得到帕累托改进的更优结果。其次,可以参与那些收益率很低但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很大贡献的资源分配,如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缺位及政府的过度参与都不利于金融公平的实现及经济发展。市场和政府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金融公平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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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基本职能就是融通资金，包括在国内和国外进行融通，并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但金融资源是有限的，这样金融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人们不可避免的特别关注资源配置过程中金融公平的实现问题。由此可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一、金融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分析

白钦先(1998)提出，金融是一种战略性的社会资源，认为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应既包括“量”的规定性，更包括“质”的规定性，是一动态的、相对的概念。金融作为一种资源，其目的就是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要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就必须提高配置效率。从这方面说，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资源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任何一个追求效率的金融系统，都会优先满足收益率较高的资源需求主体，然后再满足收益率次高的主体，以此类推，直至资源配置完成。这样最后一单位资源配置所达到的收益率，就是金融统一的边际收益率。本文将其设为λ，收益率不小于λ就可以获得金融支持，小于λ就会被排除在金融之外，即无法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而且随着金融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λ会越来越大。

从理论上讲，市场可以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是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外部变量(如政府的干预)的影响，使资源配置过程出现扭曲，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些达到甚至超过了整个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的资源需求主体没有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即金融系统没有将其纳入金融资源配置的范围，但一些没有达到要求的主体却获得了金融资源配置权，这便体现了金融不公平，是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表现，造成了金融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增长质量的稳定提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使得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对外部变量产生路径依赖，随着外部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资源配置效率相应的提高或降低。一旦外部变量的变化对金融资源配置造成致命的打击，会使整个经济系统陷入混乱状态，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会相应降低。但任何一个理性的系统，无论是一个国家、部门，还是一个企业，都不会以效率损失为代价而过多的干预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其干预仅限于市场失灵的范围。

二、金融公平的内涵

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公平与经济健康发展密切相关，但在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金融不公平现象，所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非常重要。单玉华(2007)认为，必须对金融进行伦理规范，使参加者公平地获得机会和参与竞争，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由衷地接受金融活动中遭受的损失。这是从伦理方面强调金融公平的重要性，本文认为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从这方面对金融公平进行定义，即金融公平就是当每一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达到整个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统一边际收益率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的资源分配过程。

从金融公平的定义来看，首先，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追求金融公平的过程中，金融将资源配置到收益率最大的资源需求主体中去，提高了配置的收益，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其次，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淘汰”的过程。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中，收益率低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排除在金融系统之外，收益率高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纳入金融系统之内，就像自然界的淘汰法则一样，可以称之为“金融淘汰”。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金融系统进入机制及退出机制的完善，提高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活力。最后，金融公平的实现也是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资源需求主体会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收益率，以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有利位置。

金融发展不仅是金融机构的演变、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功能的提升，更是金融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及金融公平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其提高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金融资源总量，将更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提高获得金融资源的可能性;二是提高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率，在金融并未完全开放的系统里，可能前者对提升整个系统的金融服务水平及实现金融公平更为重要，这主要依赖于系统的自身积累及发展。但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后者可能就会更加重要。我国目前的模式是正在从以第一条路径为主逐渐向第一条路径和第二条路径并重方向发展。

三、金融公平的经济效应分析

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范围，提高金融公平的水平，是整个经济系统发展和金融系统服务水平提高的要求，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达到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其在各个潜在的金融资源需求主体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符合条件的将被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获得金融资源，这些主体扩展了发展空间和利润空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继续发展。不符合条件的主体无法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只有在当前的资源约束下，将拥有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并提高自身的收益能力，以求未来获得金融支持，否则，就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故金融追求公平的过程既是一种“金融淘汰”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激励”过程。

由于金融总量的增加及资源需求主体收益率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金融公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出现的一种金融过程。单玉华(2007)认为，金融活动的公平性是一个渐进过程，人们对金融活动中公平的追求，体现了金融活动的公平性从相对低层次向相对高层次的发展。金融资源总量的增加逐渐将越来越多的需求者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金融公平的进程中，不断提高的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促使所有的需求主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使自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故集约化增长道路也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可见，对金融公平的追求会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如何发挥其积极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四、结论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下，金融资源难以获得的问题会更加突出，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这是金融公平的“淘汰”结果，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公平进程会加快，但同时也会更加追求配置效率。所以要获得金融支持必须从自身做起，达到甚至超过金融支持日益“苛刻”的条件，这样无论经济形势如何改变，都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于是金融系统以收益最大化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在客观上会带动金融资源向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倾斜，使有效益、有竞争力的企业得到资本的支持而成长壮大;那些弱势企业由于无法得到金融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出局。但是，市场是不完全的，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虽然可以提高效率，实现收益最大化，但是一些收益率较低但对整个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需求就无法获得满足。

政府在金融公平进程中，首先，要创造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由金融系统根据最优化目标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进行金融资源配置，不要盲目的干预资源配置及金融公平的进程，除非会得到帕累托改进的更优结果。其次，可以参与那些收益率很低但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很大贡献的资源分配，如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缺位及政府的过度参与都不利于金融公平的实现及经济发展。市场和政府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金融公平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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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据均值—方差进行评估。在风险评估技术中，利用均值—方差进行的金融风险评估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这种评估方法利用均值、方差对金融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和理论性风险进行验证。在金融投资中，投资风险的大小和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是没办法被准确估算的，但是根据损失相关风险系数，并利用一些有效的方法可以对其估算出一个大概数值。而在风险估算时，可以利用变异风险系数和均值—方差方法等有效评估方法对金融投资风险进行估算。在风险评估技术的实际应用中，可以利用某项金融投资的实际效益对变量随机达成的期望值进行估算,即这组数据的方差。标准差是指评估平均值离散范围与大小后产生的数值，即方差的平方根。当标准差数值比较大时，各组数据间就会呈离散状态，在这种状态表明投资损失有了较为明显的波动，也代表投资造成损失的几率和金额会非常大。而当平均值相同时，在对可能造成风险的多种因素进行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标准差对部分数据进行直接操作，但是在两组数据的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则需要分析其离散程度，同时利用变异风险系数对其进行对比操作。正常情况下，变异风险系数与偏差之间是呈正比例，在变异风险系数变小的时候，偏差一般不会很明显，也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金融投资风险；而在变异风险系数变大的时候，偏差也会随之变大，这代表金融投资出现较大风险的几率也变大。

1.2根据β系数进行评估。β系数作为评估系统性风险经常使用的指标之一，其指的是资产收益率和市场组合间的关系。对其进行利用的目的是为了依据市场组合来反映出资产存在的系统性风险数值。其计算方法。Rm是指市场平均收益率。为了达到简化计算的目的，可以利用在β系数计算方法中加入调整后的收益率，即收益率=（股票买卖价差+股利收入）/股票买价=[±(最高价-最低价)]/[（最高价+最低价）/2]+1/市盈率。

1.3根据风险价值度进行评估。为资产组合提供的独立风险度量就是风险价值度，其作用是为了显示出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其计算公式是：Prob=（P﹥VaR）=1-α，其中，Prob是指资产损失比损失上限大的几率，P是指资产在持有期i内的损失金额，α是指确定的置信水平，VaR是指α水平下可能出现的损失上限。在利用风险价值度进行金融投资风险评估的时候，可以进行以下讲解：在i时间段内，损失金额不超过VaR的几率有α%。在这里，VaR指的是i时间段和置信区间α%的函数。另外，如今VaR已经逐渐变成了一种较为常用的管理度量。

2.风险评估技术较常出现的问题分析。投资前无法对投资风险进行准确评估。利用均值—方差与β系数对未来的投资进行风险评估一般都是使用一定的历史数据，这就代表评估出来的结果只是体现出了资产在历史某个阶段所出现的损失状况，无法对未来进行准确评估，因为未来和历史是承接关系，有历史才有未来，但是未来也不仅仅是历史的重复，其是历史存在因素和新兴因素的综合体。这就显示出这两种评估技术都带有一定的滞后性，无法准确评估未来的风险。利用风险价值度进行风险评估也是使用历史数据，因此其也存在滞后现象。

二、风险评估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1.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优点进行评估。定量分析的优点是逻辑性比较强，且对数量的分析也比较严密，而且在评估过程中还会利用相应的模型对不同发展趋势进行体现。但是，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存在缺点。例如由于部分影响因素不能量化，在应用定量分析的时候就不得不将这些因素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评估结果。定性分析的优点能够很好的弥补定量分析的这一缺点，因此在风险评估过程中，需要对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优点进行结合，以便确保金融投资风险评估数值的准确性。另外，风险图评估法也是国际金融投资行业较常使用的风险评估技术。

2.利用压力测试方法对VaR计算模型进行检测。利用压力测试方法对VaR计算模型进行检测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极端情况下金融产品组合的定价。这种压力测试一般包含两个步骤，一是使极端市场产生一定的变化；二是根据极端市场的不同变化情景为金融产品组合定价。根据研究显示，假如VaR计算模型能够和压力测试结合，压力测试方法的使用则会被更加重视。此外，压力测试作为金融投资风险管理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其能够督促金融机构对定量分析方法忽略的因素造成的极端现象进行充分考虑，并促使其研究出能够有效解决这些极端现象的方法，从而确保金融机构能够利用这些测试结果对金融投资的风险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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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究竟是如何形成和爆发的，对全球经济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应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本文对其综述如下。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

(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新自由主义盛行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论根源。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授大卫·科兹指出，此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物，也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盛行结果。我国专家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群众有支付手段的需求不足矛盾的对抗性爆发。国纪平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思想、以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强调“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化的市场竞争，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新自由主义思潮对这一体系形成了极大影响，并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一些学者认为，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衍生品交易体系的过度投机及其管理失控所致，而这些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政策误导的结果。此次金融危机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产。

(二)美国赤字政策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吴晓求认为，美国的消费理念与这场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脱不了关系，美国依靠美元的特殊地位向外过度举债发展，向内过度贷款消费，这种寅吃卯粮的消费模式和赤字政策最终给本国及全世界酿成苦果。杨圣明指出，美国实行的是赤字财政、高消费和出口管制的政策。美国资本及技术的优势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劣势决定其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导致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美国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及金融衍生品，通过这种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流入美国。这种美国生产货币、其他国家生产商品的局面是难以长期持续下去的，为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积累了金融风险。吴晓求指出，未能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之一。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但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时就会导致危机产生。林毅夫认为，美国未能很好处理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问题，而是用降息刺激房地产，从而造成更大的房地产泡沫。随着这一泡沫的破裂，次贷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发展成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

(四)美元的全球流动导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吴敬琏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逐渐成为国际主要货币，以硬通货形式遍布全球各地，形成了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一个个小窟窿。在抛离黄金体系的情况下，美国货币中相当一部分没有对应的财富，泡沫也因此形成，泡沫破裂时经济危机便会产生。吴晓求指出，以美元为主导的单级货币体系会带来全球金融体系结构性的不稳定，美国的GDP在全球份额中所占比例不足25％，但美元却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的83％。凭借这一特殊地位，美国可将国内危机转嫁给世界。通过经常账户的长年逆差，美元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向外提供的速度越来越快，美元金融资产也进入加速膨胀的渠道，当从经常项目逆差流出美国的现金又通过金融账户流回美国时，美国本土的债券、股票、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就会以同样的速度被创造出来，这一过程使美国的金融资产在全球范围内膨胀。如果将美国比作一支股票，运用金融资产总值除以美国GDP算出的市盈率高达30倍左右，具有一定的泡沫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资产价格上涨停止和泡沫破灭时，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便难以避免。

(五)金融监管和治理工具的缺失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吴颜指出，利己行为必须在一个约定俗成、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框架内活动。在华尔街，这个框架就是金融监管的法规，当“框架”有所扭曲时，在政府的支持和纵容下，华尔街的贪欲变得无限膨胀。师子奇对这种“贪婪”的膨胀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美国央行对抵押贷款标准的降低使相当一部分信用不佳的购房者通过贷款购买房屋；对评级机构监管的放松也增强了产品评级的主观性，评级机构的信用增级促进了次贷衍生品的热销，而市场环境改变后大范围调低评级又极大打击了投资者信心，加剧了市场恐慌；对银行和证券公司监管的放宽也使其将很多亏损的投资科目不列入资产负债表，以达到迷惑投资者的目的，而监管者并未制定更详细的规则打击这种有害行为。除美国金融监管的缺位外，全球治理的严重滞后也是金融危机成因之一。经济全球化使全球经济风险扩散效应成倍扩大，客观上要求加强全球治理，改革现行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对资本流动性的影响。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损失惨重，加之市场信心缺失，使金融机构谨慎放贷，国际金融体系从原来的流动性过剩转变成流动性偏紧，许多欧美金融机构出现资金短缺。由于中国与美国利差的倒挂及我国经济的稳健增长，在早期次贷危机阶段，流入我国的资金不减反增，快速增长的FDI表明外资正加速流入中国。但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的走强及回流给中国带来了资本逆转的威胁。

(二)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贸易环境恶化：欧元大幅升值削弱了欧元区产品的竞争力。欧盟统计局2008年7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2008年5月份外贸逆差约46亿欧元，大大超过此前预测的10亿欧元逆差。日本财务省的2008年8月份贸易统计速报称，由于进口大幅增加、出口增幅微弱，日本2008年8月份出现了26年来首次月度贸易逆差，逆差额达3240亿日元。金融危机引起的美国市场需求收缩和人民币_升值预期同样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据我国商务部数据，2008年前8个月中国出口增长22.4％，同比回落5.4％。其中，对美国增长10.6％，回落6.1％，对欧盟出口增长26.3％，回落5.3％。

(三)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危机主要从两个方向对世界价格水平产生影亮：一是经济放缓抑制市场需求，缓解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压力。二是各国央行降低利率，将增加价格上涨的压力。据世界银行统计，2008年1～7月，全球各种初级产品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其中，能源价格累计上涨48.3％，非能源价格上涨19.4％，农产品价格上涨19.5％。而8～9月，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有所回落，与7月份相比，9月份能源价格下降23.5％，非能源价格下降11.5％，农产品价格下降13.2％。可见，在早期次贷危机阶段，第二种影响更大。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市场需求的萎缩使通胀压力有所缓解。

(四)对制造业的影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制造业活动指数2008年10月大幅收缩，降到26年来最低点。欧元区制造业活动指数同期也跌至创纪录的低点，欧元区三个主要经济体的产出量、订单数及就业率均下降，欧元区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降至41.1，是指数建立11年来的最低水平。多数学者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金融危机在给欧美发达国家制度业带来冲击的同时，也给其他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增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使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08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基本停滞。据IMF测算，发达国家2008年经济增长1.5％，比上年回落1.1％，发展中国家2008年经济增长6.9％，比上年回落1.1％。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中国亦难独善其身。目前，中国经济总体开放度已超过80％，中国经济与美国及世界经济波动的同步性愈来愈高。2001年以后，中美两国GDP增长率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高于0.9。据经济学家估算，如果美国GDP增速下降1％，中国GDP增速将下降1％至1.33％。2008年10月上旬，国际投行高盛、瑞银、巴克莱的中国区经济学家纷纷发出报告，分别将2009年中国GDP增速调降为8.7％、8％、9％，明显低于以前的预期。

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

(一)把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适度平衡。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核心原因在于过度的金融创新使虚拟经济的膨胀程度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承载能力。逄锦聚指出，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先要妥善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当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时，虚拟经济发展会促进整个经济发展，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时则会产生经济泡沫。因此，应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状况来积极发展虚拟经济，使二者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而不能相互脱节。钟茂初认为，当金融规模超过实体经济所需规模后，会加剧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因此，各层面的债务应限定在理性范围内。李杨认为，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应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疏远化”倾向在国内也有所表现。如，债券市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金融机构自身，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主营业务已经模糊，等等。因此，要切实加强金融业的风险管理，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有充足的资本储备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弱化美元对全球经济的“捆绑”作用。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能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由于美元的全球流动将风险链条扩展至其他国家，使全球经济、金融都与美国“捆绑”在一起。林毅夫指出，金融危机暴露出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问题，应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改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吴晓求指出，必须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构建一个人民币、美元、欧元三足鼎立、有约束力、相互制约的货币体系。

(三)构建适应金融创新和全球资本流动的新监管体制。林毅夫认为，此次危机的发生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风潮有关，应认识金融创新的风险，使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齐头并进。逄锦聚认为，由于金融具有特殊的运作规律，金融创新风险具有一定的严重性。因此，必须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关系，在推进金融创新的同时，预见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建立监管和防范机制。多数学者认为，除各国应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外，构建全球资本流动的监管机制也十分必要。汤敏指出，目前资本的全球流动规模和速度都在不断增加，过去20多年中，全球GDP年均增长了3.5％，国际贸易年均增长了7％，而国际资本流动年均增长高达14％，但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却各自为政，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力度更差，因此建立一个高透明度的、有问责机制的、有效的国际监控资本流动的全球协调机制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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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5-0026-04

一､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含义与特征

金融业综合经营是相对于分业经营而言，指金融机构同时经营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二种或以上业务，实现业务多元化经营的金融制度。金融业综合经营具有节约交易成本､分散金融风险､获得协同效应的优势，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达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金融业综合经营一般来说有三种特征:一是多样性，这主要是金融机构采取何种模式进行金融业综合经营，有全能银行､金融控股公司､母子公司制。采用何种模式进行综合经营要根据国家经济和金融的具体情况。二是渐近性，金融业综合经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长短要根据国家的金融环境､监管当局的能力､金融机构的自身情况而定。三是差异性，由于各国分业的起点和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同，在不同的金融发展阶段会采取不同的方式甚至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二､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可行性､必要性

金融业经营方式在于整个社会经济与金融机构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公众对于金融机构的服务需求和金融产品要求越来越高，这为金融业综合经营提供了发展的动力。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飞速发展，为金融业综合经营提供了技术支持，与此同时，加快了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在全球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

国内学者对于中国金融业是否有必要进行金融综合经营，展开了广泛的讨论。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国开放金融市场的承诺兑现后，对金融综合经营的呼声很高，大多数学者认为要进行金融的综合经营;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金融业风险控制能力､监管水平､人才储备方面存在不足，没有必要跟风。

高晓梅－2001认为分业经营是与较低层次的金融发展水平相适应，而混业经营是金融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要求，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卢娟､朱峰－2001认为应该逐步放弃分业经营的模式，加快向混业经营迈进的步伐。田贺萍－2003在肯定混业经营是前提的条件下，将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模式，认为这是我国的最优选择。

但是，刘杨－2000提出急于推进我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不符合我国国情。秦晓－2002认为综合与分业的经营风险到目前为止，还是无法比较的，对于风险的防范和控制，不一定非要分业或综合。是否实现综合经营完全取决于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自律状况､外部的信用制度､法律环境､监管手段和方法的有效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明金融资本的使用效率因为综合经营而提高。

我们认为，金融业综合经营是我国加入WTO的现实要求。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了金融的自由化，金融创新产品日新月异，单一的金融机构无法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商品，也无法承担进行金融创新所需的人力物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客户多样性的金融需求也无法得到“一站式”满足。同时2006年12月11日我国金融市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全面开放，也要求我国金融要加快金融综合经营。外资金融机构是以金融综合经营为背景下开展金融业务，降低成本，满足客户金融需求，节约了客户时间成本，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同时开展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在目前存贷利率差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增加了利润，提高了金融机构的收益率。

三､金融业综合经营的优势分析

对于金融业综合经营优势的理论分析，一般集中在美国､英国､德国等金融综合化进程比较好的国家。金融业综合经营可以分散风险，达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可以降低成本，获得协同效应，增加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

金融综合经营可以有效地稳定收益，降低风险。金融综合经营的主要特点是一定数量的子公司来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不同金融业务的具体经营，只要各子公司业务之间的风险不是完全相关的，那么通过合理的组合，金融综合经营就可以实现不同金融业务之间风险的对冲，从而获得稳定的现金流。

Benston－1989认为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产生的现金流相对稳定，两者混合在一起的收益会比二者之和更高，但总体风险不会增加。Saunder and walter－1994所作的各种风险模拟认为银行､保险和证券业务的组合能产生更加稳定的利润来源。Barth，Caprio and Levine－1998的比较研究表明:对商业银行从事证券业务等传统的非银行类业务进行严格限制的国家发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较高，表明金融综合经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

在金融服务中，金融业综合经营也存在着规模经济现象。但实证分析的结果没有对于在多大的资产规模上才可以达到金融综合经营的规模经济，即对于产生规模经营的资产没有统一标准。

当通过金融综合经营提供特定金融服务组合的成本低于通过多家专业机构提供同样种类服务的成本之和时，即存在范围经济。由于信息的共享和成本节约，金融综合经营产生范围经济。

对于金融综合经营能否产生协同效应，许多学者投入到了金融机构协同效应的衡量过程中。有研究表明，银行业务的平均低效率程度大致占到总成本的20―25%。Berger， Huncock and Humphrey－1993早些时候的研究发现，大银行的效率较高，而相同规模的银行，其效率也有明显的差异，究其原因，他们认为银行的经营比银行的组织形式或者规模更重要。Betlston－1994研究认为，全能银行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方面要优于专业性金融机构，但他同时认为，专业性金融机构能够在与全能银行的竞争中生存下来，表明银行的组织形式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四､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选择

金融业综合经营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全能银行制，在这种模式下，金融实体､产业实体可以从事所有的金融业

务，同时开展存贷款业务､证券承销与发行､保险业务､共同基金等。这是典型的业务交叉模式，为德国和其他欧洲大陆所采用。二是银行母子公司制，在此模式下，银行和非银行子公司之间没有严格界限，证券业务､保险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等是由银行子公司进行的，为英国所采用。三是金融控股公司，这是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业综合经营所选择的组织形式，也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流行的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是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实现集团综合､法人分业。

吴晓灵－2004提出如果以某类金融机构为主体形成金融控股公司，这个金融控股公司能从充分发挥主体优势的角度考虑综合经营的需要。我们在规范､引导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时要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进行充分论证，不应排除以某类金融机构为基础的金融控股公司。岳世忠－2006则指出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框架下，原来的分业监管仍然有效，这更有利于监管水平的提高和资本市场的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建立就相当于在传统的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中设置了一道“弱防火墙”，从而加大公司管理人员从事此类交易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委托的风险。由此可见，在国内存在着约束条件而我国金融市场加快开放的两难局势下，金融控股公司不失为中国从分业到混业的一个现实选择。

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模式必须适应中国金融机构的自身状况､自律水平､金融监管当局的能力､整个金融环境综合确定。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综合经营､法人分业，这就像在金融子公司之间有效地建立了一道“防火墙”，防止风险传递。在中国目前金融业风险控制能力不强的情况下，既提高了金融机构竞争能力，又防范了风险的相互感染。法人分业比较适合当前中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分业监管的实际，同时要求监管能力的不断提高。金融控股公司是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较为适当的模式。

五､金融业综合经营的风险效应

金融业综合经营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将提高我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的竞争力，加快与国际化金融的接轨。综合经营的金融机构一般从事多种金融业务，必然涉及到不同的金融市场，来自各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风险会更加多样化､复杂化。

金融业综合经营有利于分散风险，这是相对于分业经营而言的。逢诗伟等－2005从资产组合的角度分析出金融业综合经营后，经营业务的领域更加广泛，金融产品的种类增加，相对风险也将分散。无论在收益方面，还是在风险规避方面，综合经营都严格优于分业经营。

这不意味着金融综合经营没有风险，金融就是经营风险的企业，金融业综合经营是一种经营方式，本身也具有风险，还可能扩大风险。杨新臣－2006比较全面地指出了金融业综合经营的风险，金融业务种类之间差异性带来的管理难度加大，这不仅增加了金融机构管理的幅度和难度，而且增加了管理成本，不同金融业务的交叉带来了混合的金融风险;混业的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的信息，为金融机构的经理人提供了更多获取高收益的投机途径，在这种投机心理的驱使下，金融机构可能从事更高风险的业务，从而加大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道德风险;在享受协同效应的同时，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交易又使得风险在整个集团内部传递。

面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和自身发展的需要，进行金融综合经营是相当必要的。但是在此过程中，加强风险的分析､识别､预警､预测与控制，则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尤其是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不完善，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欠佳的情况下，进行金融综合经营的风险研究也是相当重要的。

六､金融业综合经营的监管问题

在目前的文献中，多数学者提出了在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下加强金融部门的监管能力和执行力度的建设问题。夏斌､陈道富－2005明确指出，根据我国金融机构目前综合经营现状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趋势，当前总的监管思路应该是:“在坚持分业监管原则的同时，实现部分业务逐步向功能性综合监管的过渡”。马海琨､张京－2006认为三大监管部门已经确立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主监管制度”，并明确了各监管机构的职能分工以及信息共享等框架，但总体来说，取得的进展仅仅处在原则性框架层面。我国的监管机构应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建设，把金融控股纳入监管范围，为金融控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李连三－2001同样也认为我国金融业实行的是分业监管模式，这种模式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旦我国走向综合经营，则分业监管体制将很难进行快速协调反应。因此，现在应该未雨绸缪，认真考虑综合监管的技术和进行监管部门整合问题，以适应将来金融业的综合经营。赵锡军－2006指出，为了适应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要提高各个监管机构独立的监管水平和监管能力，同时加强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和通畅的信息交流渠道。

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环境下，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银行､证券､保险外，针对目前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情况，还组织了一个金融联席会议，进行综合信息的处理和沟通。在我国，银行业对一国经济影响很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一旦在综合经营过程中发生危机，后果相当严重。因此在金融实体进行综合经营过程中，只要该实体旗下有银行参与，监管力度要加强，银监会要作为该实体的主要监管机构，要严格对其资本充足率､风险集中度､关联交易进行监控。此外监管部门要加强自身监管能力建设，提高监管水平，加强监管措施，相互交流，做到信息共享。

七､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基本原则问题

就目前金融业发展来看，金融综合经营势不可挡，国内的金融机构已经开始积极进行综合化经营。周小川－2006认为要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寻找正确的出路和创造必要的环境。曾凡良－2002提到中国的金融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走一条渐进式的混业经营道路，也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王－2004－当时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总经理明确提出中国保险业综合经营要渐行渐近。

对于金融综合经营也要有试行步骤､试行地区､试行行业､试行单位，应该在上海､北京､深圳等金融业相对发达的地区的大型银行､保险､证券公司，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等开展试点。应先让内控制度健全的金融机构进行银行､证券业务､保险业务的综合经营试点，不能一哄而上，让所有的金融机构同时介入银行､证券､保险市场，这样做有助于减少对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的冲击，同时逐步增强银行经营证券业务､保险业务的本领，在实践中慢慢成熟起来。考虑到银行业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商业银行在初期可介入保险业务及风险较小的证券业务，如债券业务和股票一级市场业务，以做到有章可循､有序､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工作。

八､若干结论和展望

我国应当加快金融改革，顺应金融业发展趋势，进行金融业综合化经营的创新。我们认为，基于我国金融机构自身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环境，建立金融控股公司是最佳选择。同时要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能力，建立金融体系的风险预警系统，加强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后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安全。

1. 积极､有序､稳步地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进程。世界经济一体化和WT0后外资金融机构的挑战，除了要求积极有序地发展间接融资外，要积极稳妥地发展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市场，以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能力。

2. 金融控股公司是适合我国国情进行金融业综合经营的现实选择。金融控股公司的各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在同一利益主体下相互协作。这样既和我国目前的监管水平相适应，又提高了机构的运作效率。

3. 要剖析金融业综合经营风险的一般机理，结合国外发达国家､地区的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构建适合中国金融业的风险预警模型，发出警号，揭示警源，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

4. 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监管能力建设，要大力协调监管，提高监管人员的自身素质，做好现场监督和非现场监督的协调，做好为金融业综合经营保驾护航的准备。随着金融业综合经营的逐步开展，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将日益融合，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交叉型业务和替代性产品，各方还可能在资本市场上协同对某种金融工具进行选择和运用，以达到特定的目的。因此，势必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及时调整监管模式和监管内容，以适应监管对象的发展变化。2006年3月，银监会和保监会已就“主监管人制”达成一致。即以保险公司为主体的集团将以保监会监管为主，以银行为主体的集团则以银监会监管为主。目前央行也正在起草“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条例”，控股公司旗下的银､证､保子公司之间及金融和实业之间将设置“防火墙”，以有效隔离总体风险。如此，我国金融业的综合经营将在适度､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得到健全的､规范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蕾等.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模式与现状选择[J].合肥学院学报，2006，（8）

[2]高晓梅.金融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回归的国际实践及启示[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1，（5）

[3]卢娟，朱峰.加入WTO与银行制度选择[J].金融理论与教学，200l，（4）

[4]李连三.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具体步骤和实施策略[J].金融论坛，2001，（12）

[5]逄诗伟等.从资产组合角度分析混业经营的风险[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10）

[6]刘杨.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应当缓行[J].农村金融，200l，（5）

[7]马海琨，张京.论我国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之路[J].华东经济管理，2006，（7）

[8]秦晓.金融不可过望于混业[J].金融信息参考，2002，（7）

[9]田贺萍.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选择[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8）

[10]曾凡良.混业经营一中国金融业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J].西南金融，2002，（1）

[11]夏斌，陈道富.关于“十一五”期间我国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监管的建议[J].新金融，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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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7－0011－04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draw a clear picture of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study, and give some command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study.

Keywords: Rural Finance； Theoretical Study； Methodology

一、引言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与经验表明，只有取得科学理论的支持，农村金融改革才能有实质性突破，农村金融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理论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论研究对于政策供给的意义特别重要。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已有了巨大变化。然而农村地区自然禀赋差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层次不一以及农村金融改革的滞后，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日趋突出，农村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面临诸多难题，这使得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目前，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将从方法论角度对相关文献加以梳理，旨在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一个透彻的了解，以期对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作出恰当的评价，为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更深入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准备。

二、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传统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根本上解决了原有体制下激励约束机制不足的缺陷，使得濒临崩溃边缘的农村经济摆脱了困境，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随着中国农业银行的恢复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得以重新建立，农村金融有了极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也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围绕着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业务管理等问题进行研究，为农村信贷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这一时期传统的金融理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既定的理论约束下，政策报告式的研究方法即存在问题――政策建议的逻辑思维成为主流模式，众多的研究是为政府实现特定的目标而直接投放信贷的方式干预农村金融提供政策建议。这种方法通常只追求旨在农产品增加的短期目标而忽视农村收入的可持续性增长，并且仅仅强调信贷投放而忽视储蓄动员和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建设[1]。总结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传统方法的效果总体上都不好，最多是效果一般，其结论是基于如下三个标准作出的：（1）传统战略如瞄准问题和补贴在解决问题上是否成功；（2）传统方法的成本效率分析；（3）在增加收入和减少贫困方面是否成功[2]。

三、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转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开始逐步与世界主流经济学接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逐步主导着中国经济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开始尝试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基础上建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流行，对中国当时进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客观上起到相当大的启示和引导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农村金融提供了理论框架支持。自此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不囿于农村金融内部，开始在更大的视野范围来研究农村金融，大量文献集中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结构与功能、农村金融制度以及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等方面展开探讨。

（一）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开始认识到农村金融研究目标不仅仅在于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以金融发展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而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弄清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必然联系以及内在机理。一些文献基于中国农村地区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回果检验等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方向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研究指出，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东部地区也仅仅只有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与其相反的是，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则是非常明显的。根据帕特里克的两种金融发展模式“供给引导式”和“需求追随式”，一些研究也认为，原有向农村金融机构大量注资的“供给主导”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并没有发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很好作用，因此在中国今后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应该转换思路，按照“需求追随’模式，有的放矢地促进农村金融增长[3]。

也有学者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金融结构两个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状况作出全面的分析。一是依照金融发展理论所提供的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和M2/GDP），从宏观层面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出这两个指标绝对值在中国农村并不大，但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不过由于这两个指标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所具有的缺陷，对由这两个指标所获得的结论应持谨慎态度。如果以L/GDP来衡量，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并没有表现出如FIR和M2/GDP所表现出的那种极其明显的趋势。二是设计一些指标（如金融资产与纯收入之比及其行社贷款与纯收入之比）从农户层面来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其分析的结果是，一方面农户经济生活中货币化程度增加；另一方面农户存在较强的流动性约束，不过农户可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融得资金从而使流动性约束得到部分缓解。也有文献依据戈德斯密斯 (Godsmith 1969)金融结构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农村的金融结构状况[4]。

上述研究文献基本都遵循着戈德斯密斯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的研究思路，通过一系列数量指标从金融结构上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给予衡量，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数量化分析。较之于以前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具有逻辑更为严密，路径更为深入，结论更为精确的优势。然而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该研究方法只是指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计量上的因果关系，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互影响的渠道或环节在理论上依然是不清楚的，而且农村金融结构的变化未必能够准确度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二）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一反传统主流经济理论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偏重实物要素而忽视金融要素的研究方法，转而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集中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了全新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其理论政策含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沿着相同的思路对中国农村金融抑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一些文献从农业的自然属性、农户的生存与发展特点出发来阐述需求型的金融抑制，解释了现象背后农户和农村企业信贷需求总量变化以及层次分布。也有文献是建立在对农村金融需求分析的基础上，从农户和农村企业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有限，融通资金渠道单一等方面来阐述供给型金融抑制。在阐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资金为何供给不足的原因解释方面，指出金融制度、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是主要因素。供给型金融抑制的研究角度往往倾向于存量的修正，而需求型金融抑制视角则侧重于长远，注重增量的发展动态。上述研究文献禀赋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将视角投向农村金融市场，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均衡的分析，得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及其原因，其结论要深刻得多。这些文献的论证逻辑基本遵从现象原因这一思路，采用对大量农村地区抽样调查和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当然这些研究还存在着研究层面和视角上的局限，如基于需求视角是否存在其他复杂的需求制约因素？以及连带出农村金融主体的金融需求结构与其他各项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分析等方面还存在研究上的空白。就其方法论来说，有些文献缺乏研究的规范性。

从金融功能论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与经济关系作出客观的描述，被一些中国学者所运用，其中较为普遍的研究采用一种叫做机构分析法，简称为机构观。具体表现为结构功能行为绩效的研究思路。以此思路，农村金融要发挥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功能必须在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框架下进行，根据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并通过其行为绩效判断其功能实现的效应。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走上了一条“机构路径”。长期以来注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而忽视农村经济对金融资源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和农村金融制度整体功能的发挥。为此，另有一些学者提出，应以功能观来重新认识农村金融经济的关系，以此指导中国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更好促进农村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功能观是从系统的功能出发，然后探究需要何种结构来实现这些功能，它遵循的是功能、结构思维方法。其实质是从金融所处的系统环境和经济目标出发，考察金融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功能耦合关系，演绎出外部环境对金融功能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根据成本――收益原则，选择能满足系统环境对金融功能需求的金融形态和功能实现机制，由此对系统进行结构优化，其遵循的是外部环境功能结构的思路[5]。功能观的研究范式为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变化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思路，扭转了一直以来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与实践忽视农村金融体系功能问题的倾向，也为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三）农村金融制度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方面对传统发展经济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为传统发展经济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国内一些学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采用历史演绎从制度层面上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逻辑，以及从实际经验数据来分析这种演进背后的悖论和缺陷。认为农村金融制度历史变迁的特点是，农村金融制度的每次变迁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性政府行为，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自主，这种以扼杀农村经济组织自发行为为代价的外生性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相悖，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的缺位，农村金融容量的增长赶不上经济总量的增长[6]。这些研究文献突破了将农村金融制度视为既定不变的外生变量传统研究方式的束缚，弥补了排除制度作用和制度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分析的传统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上的不足。然而这种研究方式阐明的只是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历史演变的逻辑，却无法说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应有的逻辑。

（四）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取向一直是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关注的，究竟是以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众多文献争论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合作制为主导；另一种观点是商业化取向，甚至放弃合作制；还有一种折中观点，认为商业化和合作金融应共同发展。各种文献的观点之所以出现差异，从理论本源来说，关键在于其研究者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判断的差异。按照“理性小农”命题(Schultz,1964;Popkin,1979)，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富于理性的小农，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即可，换句话说，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按照“道义小农”命题(Chayanov,1925;Scott,1976)，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是生存取向的，不会冒险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农村地区商业化的金融安排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合作制的金融安排是恰当的。但无论从“理性经济小农”视角还是从“道义小农”视角来考察中国农村经济，得出的结论都难免简单化，中国小农经济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值得进一步讨论[7]。从研究方法论来说，持商业化取向或合作制主导观点的研究文献基本上采用理论演绎的三段论形式来得出各自的结论。理论前提承认合作制金融存在的基础是小农经济，而商业金融活动所具备的条件是农村市场经济，商业化金融不能提供高度分散小农经济化条件下的金融服务，进而从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的描述中获得理论推理的依据。这些研究文献论证形式缜密严谨，其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问题在于，缺乏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严格的实证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析，没有哪一种关于中国农村金融的命题具有普适性。

（五）农村非正规金融

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其二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分析了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1) 从中国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与其资金的非生产性需求两者之间内在逻辑联系出发，通过案例研究表明非生产性资金缺口和农贷需求不能指望由正规的或商业性的金融来满足。(2)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中国城乡的特殊结构与联系相关性入手，认为是由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缺乏一个较好的金融组织。特别是在转轨经济中，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非正规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造成的。(3)从农村金融供给的角度，认为农村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旺盛的供给。(4)从金融政策的根源来看，由于贷款管理的落后和贷款配给的错误，扭曲了农村正规金融资源的配置，收入较低农户的信贷需求仍然要通过非正规金融得以满足。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不少学者以农村民间金融为例，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把民间信贷利率部分地视为具有调节借贷风险组合或过滤借贷风险的功能。有文献认为，民间信用利率决定于资金供求状况、借贷者亲疏关系、期限长短、淡旺季节等因素，因而利率档期分明。 也有文献依据修正的Stiglitz-Weiss信贷配给模型来揭示出民间金融各种利率形式的机理和长期并存的原因。

从已有文献来看，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研究方法从案例分析到规范论证呈现多样性。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非正规金融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框架，视角的多元化固然可以使问题的认识较为全面，但多种结论的差异将使得理论研究失去了实践意义，另外案例研究中样本选取的不同将会影响到结论的可信度。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理论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各种理论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的局限。不仅如此，无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联系识别，金融抑制理论对供给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的区分，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的争论，还是农村非正规金融成因分析只是农村金融的一个方面，各种研究思想和方法忽视了农村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以及系统内外存在的复杂联系，这也是导致各种理论研究与实际脱节的重要缘由。可见，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不能简单地依赖某个理论。综合各种理论研究的优势，将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之中，通过对农村金融系统内外复杂联系的研究寻找改革途径将是未来农村金融研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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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1 国内外学位论文的管理

1.1 国外学位论文管理

世界各国在学位论文领域方面的管理方面具有极大的不同，具体表现在管理体制方面，比如英国对于学位论文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大不列颠图书馆来进行集中管理，从不外借，最多对外提供论文原文的微缩胶片；日本对于学位论文的管理主要是采取双轨管理制度，也即是国立大学内的学位论文主要由国家图书馆进行统一收藏管理，而相应的私立大学学位论文则是由校内的图书馆进行管理收藏；美国对于学位论文的管理最为灵活，其主要由美国大学缩微制品国际出版公司来进行统一复制、文摘、出版和发行，并其出版的类型多种多样，形式非常丰富，目前直接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学位论文资源开发及收集中心，并且也是我国获取外国学位论文资源的重要途径。

1.2 国内论文管理

我国学位论文是从20世纪初期首次出现，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学位论文的管理开始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研究生教育逐年增加，论文数量也随之迅速增长，21世纪以来，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开始持续上升。当然，研究生扩招也是一种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措施，但是每年的增长人数仍以几十万人的基数不断增长。（2）学位论文公开性增强，主要是由于纸本印刷出版的学位论文数量开始大幅度增长，电子出版的学位论文数量也在急剧增加，获取到学位论文的信息来源及渠道等不断扩展。（3）论文抄袭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网络的不断发展，学位论文的时效性也得以不断增强，但是同理，一些论文的抄袭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并且抄袭起来非常容易。对此，教育部明确规定，此类学术不端事件应当严肃处理，对于其中的复杂问题应实事求是、认真对待，严厉杜绝和制止论文抄袭的清理。

2 高校学位论文管理系统开发及应用

2.1 当前我国高校学位论文存在的不足分析

历年毕业学生的学士论文资料只能通过各个学院进行直接获得，并且这些学位论文资料的存放格式大多都是以word为主，这种存放格式不但占用了非常大的内存空间，同时其安全性能也非常差。在论文的提交方面，学校通常要求学生们在毕业离校之前，应将纸质版本和电子版本的论文同时提交给校内研究生存档，但是其中的电子版论文资料主要还是采用嵌套的方式来加以管理和保存。并且对于论文的审核力度也明显不足，其所提供的电子版论文在格式上的问题非常明显，学生对于论文的格式编排不完善，导致入库困难。最后多数高校内只提供了论文查询系统，并没有全文阅、提交和下载的功能，因此缺陷明显。并且多数硕博论文都被收藏在楼内，参阅的人少，导致论文再利用率极低。

2.2 需采取的解决对策

首先需要对学位论文的格式加以统一，需要出台相应的规范形式的文件，并将其真正落实到各大高校研究院当中，毕业生在答辩后必须要提交一份格式正确的论文电子版，并通过审核后才可离校。其次，针对论文答辩优良的学生论文采取电子归档，而像一些技能要求较强的专业学生，则除了需要提交电子论文，同时还应将作品，并附上简要说明。最后需要开发出功能完善的学位论文检索管理系统。

2.3 论文管理系统开发的作用及功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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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招商引资的战略思考 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入世后我国国际贸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浅析进口配额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绿色贸易壁垒对佛山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问题研究 引进外国智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垄断行业监管机制问题研究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及路径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 惠州对外贸易企业的变迁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逆差：现状、成因和对策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中泰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研究 中国农业开放模式的选择研究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选择与完善研究 从轮胎特保案看我国的反倾销 金融危机下广东的双转移战略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 广东企业走出去研究 广东外资的可持续利用研究 金融危机下广东某产业发展对策探析 港口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国际多式联运问题研究 港口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第三方物流中的问题研究 中国集装箱运输中的问题研究 提单的风险及防范研究 贸易救济制度研究 对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电子商务环境下新型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确定 欧盟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调整与中国出口战略应对 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以美国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例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国际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趋势与促进肉类产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或某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提升研究 引进外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或作用研究 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推动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国际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关系研究 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主创新与增进我国出口商品比较利益研究 论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推动 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利弊或转型升级研究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 社会责任对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国际劳工标准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研究 标准化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效用研究 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贸易相关问题研究 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我国商品出品对策

    国际劳工标准下我国政府、企业对策 我国纺织业出品竞争力问题和对策研究 我国纺织业的贸易格局与市场策略 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分析 世界 FTAS 发展态势与中国策略分析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行业协会在规范出口竞争秩序中的作用探讨 加入 WTO 后我国民族产业的保护 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选择——以惠州经济为例 古典比较利益论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FDI 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的影响看我国开展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中国经济反垄断立法的探索 广东区域聚集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及风险研究 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 欧元汇率变动对惠州制鞋行业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及未来演变研究 中国国有经济角色演进的反思与前瞻 我国产业结构调查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及解决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广告语言与消费心理研究 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拓展研究 浅论我国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中小企业文化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对策

    中小企业品牌经营误区及创名牌战略研究 顾客忠诚研究述评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浅析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 客户关系管理的探讨——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模式 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思考——中、美消费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基于顾客关系投资的个性化价格促销 中小企业出口及其社会责任研究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广东农产品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 中小企业出口低价竞销的原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惠东鞋业出口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分析 对外贸易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全球知识网络与跨国公司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机制和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机制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研究 知识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双边 FTA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 FDI 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广东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我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倾销问题 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及障碍分析 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如何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税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市场水果检疫准入与促进我国水果出口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法、产业法与反倾销法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与政策变化 市场营销视野下的大学生自主择业策略分析 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方式的分析 论国际市场营销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和避免政治风险 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与评价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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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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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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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6-8961

国内刊号：11-3758/TB

邮发代号：8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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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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