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监管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执法监管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1）我国档案行政执法的法律规范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了享有档案行政执法权的机关及其职能。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档案行政执法的主管部门，其在档案管理当中的职能为四个部分，一是对全国的档案事业实行统筹规划；二是组织协调档案管理行为；三是统一档案管理的制度；四是监督和指导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档案管理。同时规定了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负责保管本单位的档案，并对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从《档案法》当中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规定的档案行政管理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对本机关单位内部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指导；第二个层面是国家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档案行政管理行为。其中第一个层面属于机关、团体的内部管理，属于内部行政，不属于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二层面的管理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管理，对档案行政管理对象产生直接、强制性的法律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我国的档案执法部门为国家的档案管理部门，我国档案执法的职能为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和监督指导四个方面，具体执行方式包括档案行政检查、档案行政处罚、档案行政管理和档案行政奖励几种主要类型。档案执法是档案管理机关的职务行为，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它对档案管理部门和档案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监督管理行为直接影响到这些机关、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作为一种行政权力，档案执法必须受到严格的法律监督。按照行政法的基本理论，权责一致，有职权的一方必须具有职责，档案行政执法机关作为享有档案行政执法权的主体，也必须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度。而在当前的法律规范状况下，档案行政执法的责任制度仍然没有建立起来，档案行政执法行为仍然存在大量的不作为和行政越权现象。

篇2

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是国土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是国土资源法律法规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对促进和维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依法行政，确保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结合我们宁夏国土资源管理现状，客观论述了目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管理面临形势和存在的困难，进行了深刻而详实的分析和探讨。并从存在问题入手，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等手法，阐述了我区目前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论述了在执法监察中的一些具体方法和措施。对进一步加强全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将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我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及特点

当前，我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既面临着前后未有的好机遇，又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新挑战。

一是从案件发生情况看。土地方面，2002年发案362件，比2001年494件减少132件，比2000年742件减少380件，分别减少26.7%和51.2%；矿产方面，2002年违法案件104件，比2001年33件增加71件，比2000年61件增加43件，分别增加21.5%和70.5%，呈上升趋势。

二是从违法案件种类看。在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中，未经批准占地居首，共1073件，占立案总数的67.1%；在查处的矿产违法案件中，违法开采居多，共194件，占查处案件总数的98%，其中无证开采130件，占65.7%。

三是从违法主体看。个人违法用地、采矿多于集体和企事业单位，个人违法用地1427件，占89.3%，个人违法采矿156件，占78.8%；企事业单位违法用地97件，占6.1%；县级机关违法用地23件，占1.4%。

四是从违法案件发生的区域看。农村违法占地问题多于城市，但城市个案违法占地面积大大高于农村。

五是以“建设城市新区”、“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搞养殖业”、“发展旅游业”为名，无限制的扩大城市外延，大量占用耕地和国有未利用土地的现象屡见不鲜。

这种状况，不仅使大量国土资源流失，也给国土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给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二、执法难的集中表现

“执法难”的问题一直是困扰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的一大难题，也是国土资源管理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主要集中表现为以下“五难”：

违法行为发现难。就全区而言，在有限人员编制下，既要监管土地，又要监管矿山，面广量大，加之基本装备缺乏，交通工具等保障条件较差，全覆盖、高频率动态巡查力所不及，致使有些违法案件很难及时发现。

违法行为制止难。表现为土地违法者常常是突击占地施工、矿产违法者常常是突击开采抢运，制止起来非常困难。

违法案件调查取证难。在实际工作中，有些违法者拒不配合，或者借故拖延，而执法人员没有强制调查取证的手段，导致调查工作陷入僵局。

违法案件处理难。由于当前法制环境较差，致使查处案件面临着“严格执法”和“法不责众”的两难境地，特别是对违法责任人的处理更是难上加难。

违法案件执行难。现行法律没有赋予国土资源部门强制执行的权力，实践中种种原因而使案件在执行环节受阻或搁浅。

三、我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存在问题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法制观念不强。一些市（县）领导以发展县域经济，调整产业结构为借口，违法批地、违法用地、非法出让和转让土地，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等违法行为不断发生；

二是监察体制不顺。目前这种管理体制，是各级国土资源部门只对本级政府负责的“单向”体制，难以形成上级国土资源部门对下级政府及国土资源部门强有力的制约机制。

三是执法手段不硬。现行法律没有赋予国土资源部门以必要的查封、扣押、拆除等强制措施的权力。违法行为不能及时和有效地制止。

四是执法力度不够。普遍存在着重审批发证，轻监督检查的倾向；没有形成自上而下的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执法监察不够经常有力。

四、强化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的对策及建议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必须从我国人多地少、土地供需矛盾突出的基本国情出发，使各级干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通过学习宣传法律，使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做到明白合理保护、利用土地资源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措施。运用行政的手段，建立一套节约集约用地机制，管住总量、控制增量、盘活存量，提高土地容积率和利用率；运用经济的手段，一方面全面推行“招、拍、挂”等市场化配置方式，提高土地取得和保有成本，抑制多占、滥用和浪费土地现象。

（二）以贯彻国务院《决定》和《通知》为契机，始终保持执法监察高压氛围

以卫星遥感执法检查为抓手，突出严肃查处新发生违法用地与政府违法用地两个重点，切实解决基层政府依法用地意识不强和顶风违法问题；建立健全协作办案制度为契机，借助兄弟部门力量，形成国土资源大执法格局；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坚持查人与处事相结合，继续保持严肃查处违法用地的高压态势。

（三）以切实加强执法巡查为载体，努力把土地违法抑制在萌芽状态

违法者的利益有多大，执法的阻力就有多大。查处违法用地只是手段，目的是维护正常的土地管理秩序。因此要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查处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土地动态巡查，进一步狠抓源头防范。构建完整的执法监察网络体系。要做到防范关口前移、预防重心下移，逐步建立“上有卫星，下有百姓”、“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立体防范监管体系，提高案件发现率、制止率和立案率，降低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

篇3

分队长就是中队长的左右手，一定程度上也是中队领导的眼睛和耳朵。作为分队长一方面要积极配合中队制定各项制度和计划，同时认真落实中队下达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要及时向中队汇报日常的执法情况和分队队员的情况包括工作的、生活的和思想动态等方面的情况，以便中队能及时了解各种情况，从而做出准确的决定。为使一个分队成为能拉得出、打得响的一支城管中坚力量，我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要将分队打造成一支团结协作的分队。由于城管工作行政执法取证难、查扣难，单靠个人是不行的，只有整个分队团结协作、互相配合，充分发挥每个队员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才能圆满违法案件的查处。作为分队长首先要在分队里敬岗爱业，工作勤恳，作风正派，不计个人得失的形象，以一身正气赢得队员的尊敬和成为分队的主心骨，同时要在分队里培养兄弟情谊，平时注重沟通，了解队员的思想动态，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作用，努力在分队里营造和谐的环境，将队员拧成一股绳，提高分队的凝聚力，这样才能在工作中无坚不摧。

其次、要将分队打造成一支能力精湛的分队。牢记日常巡查日志、分队台帐是工作的体现，执法资料的积累和执法案件的分析、研讨是执法能力提高的保证。队员能力畸形发展是分队长的失职，在平常的工作中有计划、有意识地让每个队员以案件第一负责人的身份，直接判断事实、性质轻重；直接面对当事人的推诿和拖拉；直接面对围观群众的说情和谩骂；直接面对询问时抵赖、推卸、拒不配合的行为。即使案件无法查处，也要让队员去面对、去实践，让每个队员的执法能力在实践中成长，在压力下提高，最终能够独挡一面。

第三、要将分队打造成务实创新的分队。分队必须保质保量完成区局、中队安排的工作任务，在日常巡查中，不马虎了事，处理案子不拖拉，不在工作中留尾巴，不把难啃的骨头隐瞒、推诿给中队，追求务实的工作。所谓创新也应在区局、中队的整体工作思路下走在其它分队的前列，探索新的执法方法，但同时也要摆正位置，分队主要职责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中队布置的任务，发挥分队的能动性和新方法必需在中队首肯、支持的前提下来实施。

最后、要将分队打造成一支队容整洁，纪律严明，执法文明的分队。作为分队长要严格要求自已，作好表率作用，同时在平时时刻、督促和约束分队队员的行为，以养成一个好习惯为目标来促使队员成为一个作风优良的执法队员。

篇4

关键词是为了适应计算机检索的需要而提出来的，位置在摘要之后。早在1963年，美国Chemical Abstracts从第58卷起，就开始采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关键词索引，提供快速检索文献资料主题的途径。在科学技术信息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每天有几十万篇科技，学术界早已约定利用主题概念词去检索最新发表的论文。作者发表的论文不标注关键词或叙词 ，文献数据库就不会收录此类文章，读者就检索不到。关键词选得是否恰当，关系到该文被检索和该成果的利用率。

1 关键词分类 

关键词包括叙词和自由词。? 

1) 叙词——指收入《汉语主题词表》、《MeSH》等词表中可用于标引文献主题概念的即经过规范化的词或词组。

2) 自由词——反映该论文主题中新技术、新学科尚未被主题词表收录的新产生的名词术语或在叙词表中找不到的词。

2 关键词标引

为适应计算机自动检索的需要，GB/T 3179—92规定，现代科技期刊都应在学术论文的摘要后面给出3～8个关键词(或叙词)。关键词的标引应按GB/T 3860-1995《文献叙词标引 规则》的原则和方法，参照各种词表和工具书选取 ；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以及文章题名的人名、地名也可作为关键词标出(自由词)。

所谓标引，系指对文献和某些具有检索意义的特征如：研究对象，处理方法和实验设备等进行主题分析，并利用主题词表给出主题检索标识的过程。对文献进行主题分析，是为了从内容复杂的文献中通过分析找出构成文献主题的基本要素，以便准确地标引所需的叙词。标引是检索的前提，没有正确的标引，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检索。科技论文应按照叙词的标引方法标引关键词，并尽可能将自由词规范为叙词。

3 标引关键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3.1 专指性原则

一个词只能表达一个主题概念为专指性。只要在叙词表中找到相应的专指性叙词，就不允许用词表中的上位词(S项)或下位词(F项)；若找不到与主题概念直接对应的 叙词，而上位词确实与主题概念相符，即可选用。例如：“飞机防火”在叙词表中可以找到相应的专指词“专机防火”，那么就必须优先选用 。不得用其上位词“防火”标引，也不得用“飞机”与“防火”这两个主题词组配标引。? 

3.2 组配原则

叙词组配应是概念组配。概念组配包括2种类型：?

交叉组配。系指2个或2个以上具有概念交叉关系的叙词所进行的组配， 其结果表达一个专指概念。例如：“喷气式垂直起落飞机”，可用“喷气式飞机”和“垂直起落飞机”这2个泛指概念的词确切地表达叙词表中没有的专指概念；“肾结石”可用“肾疾病”和“结石 ”这2个叙词表示一个专指概念。?

方面组配。系指一个表示事物的叙词和另一个表示事物某个属性或某个方面的叙词所进行的组配，其结果表达一个专指概念。例如：“信号模拟器稳定性”可用“信号模拟器”与 “稳定性”组配，即用事物及其性质来表达专指概念；“彩色显像管荧光屏涂履”，可用“ 彩色显像管”、“荧光屏(电子束管)”和“涂覆”3个词组配，即用事物及其状态、工艺过程3个方面的叙词表达一个专指概念。

在组配标引时，优先考虑交叉组配，然后考虑方面组配；参与组配的叙词必须是与文献主题概念关系最密切、最邻近的叙词，以避免越级组配；组配结果要求所表达的概念清楚、确切，只能表达一个单一的概念；如果无法用组配方法表达主题概念时，可选用最直接的上位词 或相关叙词标引。

3.3 自由词标引

下列几种情况关键词允许采用自由词标引。?

a.主题词表中明显漏选的主题概念词。?

b.表达新学科、新理论、新技术、新材料等新出现的概念。?

c.词表中未收录的地区、人物、产品等名称及重要数据名称。

d.某些概念采用组配，其结果出现多义时，被标引概念也可用自由词标引 。自由词尽可能选自其他词或较权威的参考书和工具书，选用的自由词必须达到词形简炼、概念明确、实用性强。采用自由词标引后，应有记录，并及时向叙词表管理部门反映。?

4 关键词的标引步骤? 

篇5

传统上的银行监管法制主要表现为确立监管主体的法律地位、监管的具体权责及被监管银行的义务、责任等内容的中央银行法，如美国1913年《联邦储备法》、英国1946年《英格兰银行法》。随着银行业务的日益丰富及相关风险的增加，各国越来越重视对银行的一些特定业务或行为监督的法制系统化。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就推出了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实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野的1933年《银行法》，禁止持股公司跨越州界控制子公司非银行业务的1956年《银行持股公司法》等，到六十年代以后则相继出台了1966年《银行合并法》、1968年《消费信贷法》、1970年《银行持股公司修正法》、1978年《金融机构管理和利息控制法》、1982年《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促进法》、1991年《加强对外资银行监管法》、1994年《里格一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行效率法》，此外，还有联储制定的大量规章。同样英国的监管法制在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有1971年《国民储蓄银行法》、1974年《消费者信贷法》、1985年《委托储蓄银行法》、1986年《金融服务业法》、1987年《银行法》、1993年《洗钱规则》、1994年《交易法》等。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的完善和庞大既是银行业自身不断丰富、创新的必然，也是国家追求社会安全的反映。随着银行向社会生活各角落进一步拓展及有关风险相应滋生和增加，银行监管法制也必然作出反应，因此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将更加庞大化。

二、监管法制中具体的监管机制呈多元化发展

监管机制多元化首先突出地表现为国家专门监督机制、银行内控机制及自律机制的并举。众所周知，传统上的监管法制比较偏重国家专门监督机制——中央银行(或财政部等)的专门监督，该机制有较多优点：一是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具有权威性和有效性，二是作为常设性的法定机制易于维护监督的恒常性和稳定性，三是专门化的监督机制往往更利于突出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正因为如此，各国的监管法制都为这一专门性的国家监督机制赋予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银行的自主性及业务的复杂化、多样化、内部工作人员的道德风险等因素的存在及法定监管主体的力量、能力等的局限，使得专门的国家监管机制并不能保证监督的真正有效实现，各国日益重视内部监督机制、自律监督机制的法制化。如美国对商业银行内部监控机制的法定要求也可在1978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制定的《统一鉴别法》中得到体现，该文件规定了对商业银行的检查主要包括资本充足度、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利水平和流动性等5个方面。其中管理水平的内容和指标要求正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的具体反映，这些内容和指标有：1)董事会的组成及各董事的管理、决策水平；2)部门管理者的领导能力、经验及技巧、业务开拓能力、与员工的关系等；3)银行职员的业务素质、组织状况及培训工作情况；4)银行内部的风险控制系统是否完善；5)银行的金融服务创新能力、吸引客户、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等。

正由于银行内部控制机制极为重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1997年9月通过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为“内部控制”设了专项，提出两个原则。原则14指出：“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是否具备与其业务性质及规模相适应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这应包括对授权和职责分配的明确安排；将银行承诺、付款和资产与负债帐务处理方面的职能分离，对上述程序的交叉核对3资产保护3完善、独立的内部或外部审计，以及检查上述控制措施和有关法律规章遵守情况的职能。”原则15指出：“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具有完善的政策、做法和程序，其中包括严格的‘了解你的顾客’的政策，以促进金融部门形成较高的职业道德与专业标准，并防止银行有意或无意地被罪犯所利用”。这两项原则不仅把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及其落实之监督职能赋予各国法定监管主体，而且对具体的内部控制制度的构造作了要求。

同样，银行同业的自律机制也日渐纳入监管法制体系中。法国1984年《银行法》便强制要求所有信贷机构都应从属于某一专业团体或隶属于法国信贷机构协会的中央组织机构。该法所确立的同业组织的中央机构有大众银行同业公会、国家信贷互助联盟、中央城乡互助信贷联盟，这些成员机构依法配合国家银行监管机关实现监督管理职能，并可依法律、规章对其成员机构在经营管理方面的行政、技术及财务进行监督，并可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香港则以1981年《银行公会法案》确立了银行同业组织——银行公会的法定地位，并要求所有持牌银行均须加入。法案在构筑公会的组织结构时，明确了银行公会的职能，即1)在与港府财政司协商后制定会员银行存款利率协议，并负责监督执行；2)在取得财政司同意后，制定有关银行业务的规章，如银行可以支付的最高利率、银行收取的担保最低收费等等；3)调查、处理会员银行的违章事件和会员银行的投诉、纠纷；4)帮助会员解决业务问题；5)帮助对外联系、负责提供咨询和处理有关法律事务等。很显然，法定而系统的同业组织的自律机制有助于补充权威性监督主体监督之不足，尤其是有助于保障银行纪律和道德标准的维护。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如美国、日本尚未对同业组织自律机制给予法制上的重视。

三、不同国家监督法制的趋同化

银行监管法制的趋同化是指各国在监管模式及具体制度上相互影响、相互协调而日趋接近。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及法制传统的差异，银行监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风格，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英国模式以非制度化著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即属此类；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美国模式则法网周密、机构林立、监管严厉，日本、欧洲大陆国家多属此类。传统上的英格兰银行在履行监管职责时形成了“非正式监管”的风格，不以严格的法律、规章为依据，而往往借助“道义劝说”、“君子协定”等来达到目的。而美国的银行监管不仅有大量的法规为依据，而且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制定的管理条例甚为详尽，这些条例按26个字母次序偏号排列，其内容极为广泛而详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模式的趋同因素增加。英国1979年《银行法》以制度化的文件确立了英格兰银行监管权的合法性，1987年《银行法》则进一步赋予英格兰银行以广泛的权力，诸如获取信息、履行调查、要求对第三者披露信息等方面的权力均得到拓展。英国监管模式向美国模式靠拢，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欧盟内欧陆国家监管法制的影响。与此相应，美国也在反思自己传统模式的不足，正如美国学者艾伦·加特指出：“严格管制的长期趋势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才结束。猛烈上升、变化剧烈的市场利率再加上通讯、数据处理方面的主要的技术革新，使许多管制对吸收存款机构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使它们处在了不利于竞争的位置。实际上，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是一个放松管制的时代，甚至还有进一步放松管制的议论，商业银行寻求地域上的全面放松管制以及更多的保险和投资银行的特权。”1980年《对存款机构放宽管制与货币控制法》及1982年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肯定了不同金融机构业务交叉的合法性，走上了放松监督之路。同时，在监管的方式方法上也有灵活化的趋向。

不同国家在银行监管风格及具体制度上的趋同化，一方面源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这种发展使得银行业的竞争已不限于国内，而是拓展到国际层面。不同的监管制度下银行参与国际竞争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为更有利于国内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国内监管法制必然作出优化选择，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相关制度。银行监督法制的趋同化的另一重要动因则是与金融市场国际化相伴生的金融风险国际化所造成的不同国家必须对金融监管法制作出有利于国际金融秩序稳定和安全的选择。

四、银行监管法制的国际化

在传统上，银行监管法制对于特定国家而言本是其范围的问题，其制度选择与安排应由国家自己决定。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银行业务国际化、银行机构国际化、管理国际化；使得银行风险全球化，规避特定国家监督容易化，因此银行监管法制也必然走向国际化。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及其制定的文件影响拓展。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自1975年成立以来，通过了一些有广泛影响的关于银行国际监管的文件，如1975年《对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1992年资本——资产标准比率和过渡期实施安排等，1997年9月，推出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1999年2月，巴塞尔委员会、证监会国际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管协会联合公布了《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1999年6月3日关于修改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征求意见稿出台，即《新资本协议》，虽然这些文件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这些规则的广泛影响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银行监管法制国际化理想的追求，况且这些规则也因其长期而广泛的影响可能发展为国际习惯法。

其二，区域范围的国际化。欧盟范围内的银行监管法制一体化最具成效。早在1977年12月欧共体便通过了《关于协调有关从事信贷机构业务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理事会指令》，到80年代则相继推出：《关于对信贷机构进行统一监管的指令》(1983年)、《关于信贷机构自有资金的理事会指令》(1989年)、《关于信贷机构清偿比率的理事会指令》(1989年)，九十年代则有《洗钱指令》(1991年)、《联合监督指令》(1992年)、《投资服务指令》(1993年)、《信贷机构的集中风险指令》(1993年)、《资本充足指令》(1993年)、《存款保证体制指令》(1994年)、《谨慎监管指令》(1995)等。从指令的名称便可看出，欧盟范围的监管法制国际化已较为深入。北美范围内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也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设立资格、跨境服务、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透明度、争议的解决等问题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虽不象欧盟范围内的统一化协调之努力，但是在协调东道国监管特权与保证市场准入的自由上迈出了一步。

其三，全球性的监管法制国际化发展——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及FSA协议有关银行监管的规制的影响。由于WTO是一个拥有成员极为广泛的国际性组织，其委员文件——GATS是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该文件在五个方面合纳了银行监管问题，即市场准入、国民待遇、透明度、最惠国待遇和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其中最关键的是最高国待遇、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当然在这些内容的具体规制上，因各国现有法制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太大，以致无法作出统一的要求。世贸组织(WTO)又于1997年12月13日鉴署了专门针对金融服务的协议——《金融服务协议》(FSA)0FSA协议将GATS扩展到金融服务方面，它在一个全面的最惠国待遇基础上把全球的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贸易的95％以上都纳入了WTO的管理和争端解决体制之内。众所周知，WTO的法律体系在成员广泛性基础上所构筑的法律机制之协调、统一及争端解决机制之先进性都将有力地推动银行监管法制国际化的进程，特别是有助于具有强制效力的统一的监管国际规则之形成和发展。

其四，双边协作所产生的有关银行监管法制的协定也在增多。1995年2月13日美国和日本所达成的《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关于金融服务的有关措施》就是其中较为成功的例子，该协定把跨国金融交易的诸多监管问题作了协调，这也是美国下决心打开日本金融市场及日本迫于压力作出让步的产物。

诚然，银行监管法制国际化的序幕已拉开，由于这种国际化更多的是减少、消除国内法制对外国银行进入国内市场的限制或者推行较为严格和规范的银行监管标准，以致国际化进程极易受到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抵制或反对，因此对银行监管法制国际化不能持过于乐观的态度。但是，这一趋向却给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监管法制的变革带来了冲击。

五、革新传统监管手段和突破传统方法受到关注

综观各国银行监管法制的发展历程，监管手段经历了由简单向复杂化的发展历程。诸如市场准入监管、稽核检查、行政处罚、调查统计、信息披露、审慎法规和要求的制定与实施等方法在各国传统的银行监管法制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反映，这些传统监管手段也由简至繁、由粗到细地发展，如谨慎要求中的资本充足度标准在上个世纪的美国，是按商业银行所在地的人口来规定银行应持有的资本量；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几十年是采用资本／存款来确定(该比率不得低于10％)330年代大萧条之后以资本／总资产来确定，二战期间以资本／风险资产来确定；由于过去比率过于简单和笼统，至20世纪50年代美联储依风险不同把商业银行资产分为6类，分别规定不同的资本／资产比的权数，最后将各类资产应保持的资本数量相加；在60、70、80年代还采用过综合分析法和资本分两级计算的方法等；进入90年代，开始接受《巴塞尔协议》方法的影响。

在传统监管手段进行革新的同时，一些新手段滋生或传统上末被广泛重视的手段得到推广。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追求金融自由化使得银行业务大量交叉渗透，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工具令人目不暇接。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性和复杂性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针对金融衍生工具内外风险，1993年7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任主席沃尔克主持的一个研究机构提出了监管衍生工具的四项原则31993年7月美国G一30集团了“关于衍生工具内容风险管理的措施建议”；1994年7月27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国际证券业协会组织联合颁布了对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监管规定31994年12月香港金融管理局了有关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管理的建议等。这些针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督措施与传统银行监管手段相较而言的突出之处在于强调对直接参与交易的交易员及交易主体的管理层赋予各项具体义务，同时极为关注交易记帐、信息体系的监管。

存款保险制度则是一种发展较早而较晚才得到普遍关注的监管手段。早在20世纪30年代，存款保险制度就在美国诞生。1933年《联邦存款保险法》确立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特征，虽然该手段在稳定美国银行制度起了积极作用，但一直至20世纪70年代以前尚未得到其他国家的足够关注。到1971年日本公布了《存款保险法》、1976年联邦德国建立起“存款保险基金”，英国则在1979年《银行法》确立了“存款保护委员会和董事”的法律地位。迄今为止，许多国家已将存款保险制度纳入了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中。

此外，还在市场退出、危机处理等方面推陈出新。

六、追求效率的法制价值取向促成了放松监管之趋势

银行监管法制在价值取向上虽仍然以安全为立足点，但是效率优先所促成的放松管制则是基本趋势。众所周知安全是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银行监管法制所追求的安全之价值目标，既涵纳了银行自身的经济安全，及相关交易主体(诸如银行的储户，以银行为中介的结算客户等)的经济安全，也包括这些特定个体和个体集合而成的社会群体所整合而成的社会整体的经济安全。银行监管法制的安全价值需求根源于银行及银行业务所内蕴的诸种风险。各国银行监管法制中的市场准入、信息披露、市场退出、稽核检查、审慎要求等制度都旨在降低和防范银行风险。但是过多地顾及安全需求势必增大银行及其交易的成本，从而使银行及其交易效率受到侵蚀。因为银行及其交易的效率要实现最大化需以降低交易成本、节省交易时间为基础，而对银行的监管则必然蕴含银行交易成本的提高，诸如资本充足度的要求、法定准备金比率的设计等，银行将不得不为这些准备作出时间和资金上的安排，增大了银行交易的成本。从自由与效率的联结机制来看，监管法制的严格化导致银行的自由受到约束，况且监管法制的实施过程还可能因监督主体对其权力的运用之不当而干扰银行交易的实现，这就使监管法制限制自由进而影响银行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正因为严格监管的法制会妨碍银行及其交易的效率之实现，在当代银行监管法制中不少国家开始重视放松监管。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行监管法制走上放松监管的道路。1980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取消了对存款利率的限制、取消或修改了对某些贷款利率的限制、扩大存款机构的资金来源和扩大储蓄与贷款协会的资金使用业务范围。1982年《加恩圣杰曼吸收存款机构法》给储蓄和贷款机构及储蓄钗行与银行相似的业务范围，0该法对于取消金融管制，促进存款机构业务多样化，加强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86年8月，之Q条例》对银行存款的利率限制被完全废除。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在收购及合并监管上允许所有储蓄机构与国民银行之间在银行合并条例范围内相互收购或合并3允许所有投保机构在某些情况下兼并或与其他保险基金的成员合并。1994年《里格一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行效率法》解除了《麦克法登法》和1976年《道格拉斯修正案》中有关银行经营地域范围的限制，允许银行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业务和设立分支行，而不管州法令如何。

日本也于7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取消对金融系统的管制。自1979年逐步取消利率管制，1994年又取消了剩余的对非定期存款的利率限制。在金融机构职能划分上，70年代的商业银行已将业务延展到其他领域。1993年推出的《金融系统改革条例》允许成立综合性银行，银行可以拥有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银行作为其分支机构。1996年下半年开始推行“大爆炸”式的监督法规之解除及市场开放计划。日本政府拟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渐废除对金融交易及提供的金融产品种类的限制，如1998年不再禁止金融控股公司，到2001年时银行可以出售共同基金类产品及保险单等。

篇6

一、当前消防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消防行政执法不规范,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一是法律法规运用不准确,执法随意性大,消防法律文书中指出的违法行为与引用的法律条款不相符,甚至不引用法律条款。二是以罚代拘,以罚代停,以罚代改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执法不严的现象较为突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对消防执法的严肃性认识不够,行政执法治标不治本。三是消防行政执法行为个人化,存在以言代法的现象。部分消防监督人员对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只是采用口头方式,督促整改,并没有按照有关规定填写相关法律文书。四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比较普遍。对群众举报的火灾隐患,有些消防机构和消防监督员搪塞推诿,故意拖延,对于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施工、使用、开业以及拒不整改火灾隐患等违法行为,该罚的不罚,该执行的不执行。

2、执法程序不完善。一是内部行政审批制度不完善,不落实。没有建立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有的虽已建立,但审批把关不严,形同虚设。二是执法程序错误。主要表现在:有的处理后取证,先处罚后裁决,先裁决后审批;有的对不应当场处罚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当场处罚。三是不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在进行行政处罚时,不告知当事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不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又不按照听证程序组织听证。四是执法程序中断。对消防违法行为,该整改的不责令整改,整改到期又不进行复查,整改不彻底或是不整改的,不要求整改并依法实施处罚,没有按照法律法规程序的要求一追到底,直至结束。

3、执法人员业务素质低,不能适应当前消防管理的需要,对消防工作不能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消防监督业务涉及面广,标准多,要求严,由于消防监督人员少、业务多,致使执法干警进行业务理论和法律学习,充实提高自己的时间大为减少,熟练掌握本职业务知识的能力降低,在实施监督管理时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或意见不恰当,表现不出消防执法的严肃性。这种业务上的不熟练,长此以往就会降低行政执法效率和执法力度。

4、消防内部的监督管理制度形同虚设,不能真正落实到实处。在消防行政执法过程中,法制岗位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法制人员难以在消防执法中发挥有效的监督制约作用,执法责任落实不够。特别是对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虽然设置了专门的监察机构,但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对执法过错行为不能及时发现;有的虽然发现了但打不破情面,硬不下心肠追究责任,对监督人员起不到规范、惩戒和教育的作用。

5、社会消防意识淡薄,消防执法环境有待于进一步改善。目前全社会的消防安全意识已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不容乐观,消防执法环境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一是有些单位领导对消防工作不够重视,缺乏防火责任人的意识和观念,只注重经济效益,忽视消防安全;不少群众甚至是防火重点单位有关人员消防法制观念淡薄,对消防执法的认识不够到位,对消防行政处罚不认同,对职工没有进行消防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消防安全常识和法制观念未能在群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的烙印。

二、加强和改进消防执法工作的措施意见

1、要积极适应新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加快法规立、改、废进程,改革消防监督管理机制。首先要抓新的经济发展机遇期,对现行的消防法规,包括地方性消防法规、规章以及消防技术规范、标准进行认真的清理。在此基础上,切实做好立、改、废的工作。特别是与世贸组织规则相衔接的消防法规,涉及的消防法规要抓紧制订完善;对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一些法律条文和技术规范、标准要及时废止。

2、切实抓好消防法律和消防业务培训及业务考核工作,提高执法人员素质。消防法律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能够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关键是要看执法人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法律知识水平如何。为此,消防机构要建立业务培训,考核制度,进一步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应定期组织业务培训,使消防监督人员能熟练掌握常用的现行消防法律和法规;熟练地制作和使用各种法律文书;同时,及时组织考核。各岗位监督人员必须取得相应的上岗资格证书,从而提高整个执法队伍的业务素质。

篇7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监狱大多建于山区或城市的远郊，交通不便且相对封闭，因此监狱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其正常运作需要诸多资源的支撑，当前监狱的运营经费大多源于自身创收，在押犯人数的激增加重了监狱负担，老弱病残罪犯医疗费用及普通罪犯基本饮食费用的超支加剧了监狱财政紧张的现状，使得监狱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去改造相关场所和设施，其改造罪犯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对罪犯进行思想改造，使其重返社会，是监禁刑的最终目标，然这一目标非监狱以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监狱仅在其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监狱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去承担改造罪犯、使其重返社会的全部责任。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监狱在押人数从1979年的62万人增至2002年的154万余人，[1]20年间增长了25倍之多。从假释情况来看，在押犯的假释比例非常低，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在押犯假释的比例，1984年至1991年为0.55％至1.62%;1992年至1997年为2.27％至2.9%。

2001年“严打”前后，假释率又有所下降，2000年假释率仅为1.63%。[2]笔者在四川省某监狱调研时发现，该监狱2004年在押犯为1573人，法院最终裁定假释罪犯3人，假释率为0.19%;2005年在押犯为1541人，法院最终裁定假释罪犯2人，假释率仅为0.12%;2006年在押犯为1567人，法院最终裁定假释罪犯6人，假释率仅0.38%，该监狱为四川省重刑犯监狱，其在押犯的刑期大多在10年以上，如此低的假释率使监狱的在押犯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极大的加重了监狱的负担。

实践中假释适用率如此之低有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是对假释制度缺乏深刻认识。假释制度的鲜明特点是倡导教育刑而反对报应刑，其目的是通过社会化的行刑手段来教育犯罪人，鼓励罪犯主动进行改造，及早回归社会。假释制度的优点是在没有触动原判刑罚的基础上对刑罚执行方法的变更，本质上属于刑事执行的一种灵活性措施，这种措施既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又有利于国家降低执行成本，在法律层面也没有对刑事判决的既判力造成冲击。但是，实践中习惯将假释看成是国家对服刑罪犯的一种恩惠，将其作为对表现好的服刑罪犯的一种奖赏。对假释的这种片面认识，导致只求对假释有所体现，并不追求努力运用和发挥这一制度优越的行刑效果。

从立法层面上看，刑法针对假释条件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量化，特别是“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是要求执法者对罪犯假释后的行为做出预断，且预断的基础是罪犯狱内的日常表现行为，该行为具有较大的迷惑性，此超前的判断方式存在诸多风险，使监狱部门和人民法院在适用假释时十分谨慎。

在操作层面上，罪犯假释后，通常由其居住地公安机关统一监督，由公安机关交给犯罪分子居住地或者工作、劳动地的基层组织进行监督考察。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口流动性空前增大，治安形势严峻，警力普遍不足，公安机关无暇顾及对假释犯的监督管理。同时我国农村和城市的基层组织的社会管理功能若干年来呈弱化趋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区矫正组织没有普遍建立和发挥作用，加以就业安置的困难较多等因素，导致对假释罪犯的监管十分不力，假释罪犯再犯罪现象时有发生，加之相关部门将假释人员的再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狱改造绩效的重要指标，使得监狱部门不敢轻易适用假释。上述事实清晰的传递一个信息，即假释罪犯出狱后的表现优劣是衡量能否扩大适用假释的重要砝码，假释罪犯出狱后，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社会化改造，如若监管体系不健全，就会导致撤销假释，重新收监的恶性循环，从某种意义上讲，假释裁定生效确定之后，繁重的考察监督工作才开始。台湾刑法学家林纪东先生认为，要把假释制度运用好，有赖于事前精密的审查和事后适当的管束。[3]因此，完善假释制度，扩大适用假释的关键不仅仅在监狱内，更重要是在社会中，构建行之有效的假释监管体系就显得格外重要。

二、假释监管体系的运行

根据我国《刑法》第85条规定：假释考察机关是公安机关。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应遵守下列规定：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按照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监督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所居住的县、市或者迁居，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这些规定既是假释犯在考察期间内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是公安机关对其监督考察的法律依据。原则上，罪犯在假释后需接受公安机关的有效监督和社会的良性改造，但目前针对假释罪犯的监管却事与愿违，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机构设置失当，监管缺位

从近年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将假释的监管机构定位为公安机关有失当之嫌，这也是我国刑事执行主体多元化所带来的弊端。公安机关肩负着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的重任，在治安繁重的地区，警力不足成为普遍的现象，其已无足够的精力对假释人员进行监管，况且对假释罪犯的监管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公安机关对此相对陌生，在技术层面也难以胜任。我国地域辽阔，公安机关是按行政区域分级设置，一个派出所管辖地域很大，人口相对较多，加之警力的不足，不可能安排具体人员对假释犯进行监管，有些假释罪犯甚至在出狱后便下落不明，假释演变为“真释”，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有些罪犯所在的地区交通不便，公安机关不可能随时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假释罪犯无人监管的现象己属司空见惯。

（二）衔接机制缺失，帮教不力

我国刑法第85条规定，罪犯假释后，由其居住地公安机关统一监督，由公安机关交给犯罪分子居住地或者工作、劳动地的基层组织进行监督考察，也就是说，有关单位或社区基层组织对假释罪犯的监管具有协助义务。在假释罪犯出狱接受社会改造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两个衔接环节：首先是法院与假释罪犯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的衔接；其次是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单位、社区矫正组织或农村基层组织的衔接。其中任何环节衔接松懈都可能造成假释罪犯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笔者在对开展社区矫正试点街道调研时发现，有些假释罪犯从被宣告假释之日起到社区正式接收之时，其间己经过几周甚至几个月，还有些假释罪犯完全和社区矫正管理部门失去了联系，这反映了交接制度上的不健全，法院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在工作衔接上不到位，在平时的管理上出现空档，衔接机制的缺失不利于对假释罪犯的监督和改造。

衔接机制缺失的另一表现是有关假释罪犯接受的配套措施不健全。目前，我国监管机构对假释罪犯主要着力于规范其行为，防止其重新犯罪，对于假释罪犯再社会化的问题考虑较少，且缺乏具体的应对措施。实践中有些精神病、老弱病残假释罪犯无人接收，原因各异。有些老弱病残假释罪犯因没有家属，出狱后生活无着落；有些老弱病残犯人虽有家属，但家属或因不愿承担医疗费用或因犯人所犯罪行恶劣而不愿接收；还有些家属将自己家人的身体疾病归责于监狱部门，更有甚者通过上访等途径请求国家赔偿，此类型假释罪犯虽然所占比例较小，但社会影响较差，严重损害了刑罚执行的权威性。上述这些情况的出现给假释罪犯的监管带来很多困难。司法实务界的相关人员指出，社会保障的机制的不健全是出现上述情形的根源之一，应对措施的出台有赖于民政、司法、公安、劳动保障各部门的通力配合。

由于假释罪犯长期与社会脱离，心理上与社会产生了疏远感，加之缺乏必要的社会帮助和心理干预而难以适应社会，这就需要有相应的帮教组织协助假释罪犯进行就业安置。而罪犯所在单位（或原单位）、社区、街道的基层组织等，尚未普遍建立起完善的监管机构。少数地方虽然建立了社区矫正组织之类的机构，但对于开展对假释罪犯的安置帮教工作却不甚重视，假释罪犯普遍存在文化素质偏低，法律意识淡薄的特点，加之自身仍在服刑期内，犯罪标签化比较明显，这些都给帮教工作带来困难。

三、假释监管不力的深层原因

假释监管体系运行不畅，监管不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

（一）多元刑事执行主体弱化了监管职能的行使

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理应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刑事执行法，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与修改，刑法以修正案的方式去弥补法律的滞后性，刑事诉讼法为了全面修订而显得炙手可热，唯独刑事执行方面既没有出现统一的法典，也没有形成热议的局面。刑事执行包括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的执行，我国于1994年制订了《监狱法》，该法对监禁刑的执行进行了初步的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刑事执行做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分散而粗略，且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色彩。律出多门导致我国刑事执行主体多元化。多元化的刑事执行主体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监禁刑由司法行政部门执行：非监禁刑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徒刑缓刑以及监禁刑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假释、保外就医、暂予监外执行等，由公安机关执行；罚金、没收财产由人民法院执行。同为刑事执行，却由具有不同职责和特质的国家机关去履行，这在本质上是混淆了矛盾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必然会造成职能的弱化和效率的低下。

监禁刑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执行，而同为监禁刑执行变更的假释却由公安机关执行，姑且不论公安机关是否有足够的警力去履行这项职责，单从职责分工的角度分析，就难以给出满意的答案，如上文所交代的，多年的司法实践已经暴露了公安机关在假释罪犯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试想如若履行一项国家职能的主体都存在适格的问题，更何谈其他诸方面（罪犯原所在单位或社区基层组织）的配合与协助。刑事执行主体的多元化，割裂了同类事物的内部联系，使得假释工作环节增加，衔接出现了较大的疏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假释罪犯监管职能的行使。

假释作为刑罚执行的变更措施，虽然与监禁刑的执行在场所与方式上略有不同，但联系相当紧密，从对象上看，监禁刑和假释的对象都是被判处徒刑的罪犯，其心理特征具有相似性，且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局具有丰富的监管与改造罪犯的经验，某些监狱的技术性劳作能培养罪犯的再就业技能，这些对于假释罪犯的监管都具有借鉴意义。

（二）犯罪标签的负面效应

犯罪标签的负面效应是导致假释罪犯监管不力的另一深层原因。犯罪标签理论，又名标签论，是西方犯罪学的一种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越轨并不是个人行为的固有性质，是他人运用法律规则惩罚“犯规者”的结果，而所谓越轨者只是一个被贴上犯罪标签的人，越轨行为只不过是被人如此标定的行为。[4]对标签理论做出第一次系统论述的HowardS.Becker对此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社会群体通过制定法规用在那些与该法规发生摩擦或相背离的具体人身上，并称他们为“局外人”[5]，也就是说“罪犯”或“越轨者”所以具有的这种“身份”，并不是由其本身固有的特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看法决定的。由此可见，犯罪标签是社会大众将对于一种行为的评价外化于某些群体之上而形成的，这种评价本身就包含着隔离和排斥的情绪。

对于假释人员来说，“假释罪犯”这种称呼本身就是一种标签，假释罪犯仍在服刑期内，加之社会大众并不了解罪犯被假释的前提，所以犯罪标签的效应就愈加明显。诚然，我们不能忽视犯罪标签所具有的约束与预防的正面效应，但其负面效应却给假释罪犯的监管带来很大的困难。首先从社会大众的角度看，人们习惯于将假释罪犯曾经的犯罪行为归结于其恶劣的品行和道德，虽然他们己受到了惩罚，但是人们却不容易接纳他们，社会对假释罪犯的歧视心理仍大量存在，很多人不愿意从事假释罪犯的安置帮教工作，安置帮教群体不稳定且文化水平不高，薪水偏低，大多数假释罪犯又无一技之长，诸多因素使得假释罪犯很难重新就业，没有稳定的收入和生活来源，致使一些假释犯重新犯罪。其次从假释罪犯自身的角度分析，当假释罪犯被贴上含有负面印象的标签后，假释罪犯会逐渐产生对标签的认同，会产生标签所包含的负面印象的自我图像。被标签者成了被他人描述的那样，或者说标签强化了假释罪犯的负面自我印象。社会中，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及其所采取行动的态度是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的。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往往是通过他人，通过“镜中我”，即从他人眼中看到自我，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就影响了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及自己的行动。假释罪犯通常是在其原居住地或者工作、劳动地的基层组织接受监督改造，熟人社会的这种排斥和抵触情绪使得假释罪犯产生自暴自弃之感，不仅给监管工作带来压力更有甚者会导致假释罪犯重新犯罪。

四、假释监管体系的重构

笔者基于对我国假释监管现状的考察，遵循刑事执行的规律，尝试着对我国假释监管体系进行重构，下文主要从两部分对其进行重构，即假释监管机构、人员以及具体的监管措施。

（一）假释监管机构和人员

关于假释监管机构的设置，我国学术界目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安机关执行比较合理。理由是现行刑法的规定和1997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始大力推行的社区警务改革思路相一致，即派出所社区民警的工作重点由打击和处理向防范和管理上转移，派出所不再承担刑事案件的侦破和打击、处理的考核指标，这样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做好本职的防范和管理工作，包括对缓刑犯、假释犯、管制犯等非监禁刑的考察监督。[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应当彻底改变现行的刑事执行主体配置，如建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对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刑的执行。[7]

笔者对上述两种观点不敢苟同。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犯罪呈高发态势，社区建设还很不完善，社区矫正组织的发展存在资金短缺和运作不畅等诸多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上海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社区中的社工队伍建设仍处在初级阶段，一名社工要帮教100个人，且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没有形成稳定的队伍，由此可见，社区及其矫正组织很难在短期内发挥应有的功效，而新设的假释监督机构需要长时期的磨合才能真正发挥其监管和改造之功效，如若在此阶段让公安机关完全退出假释的监管体系，将会使监管的强制力大大减弱，这样很可能出现部分假释罪犯抗拒监管、拒绝改造的情况。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对假释监管机构改革应遵循“专门机构领导，社会力量配合，公安机关辅助”的原则进行。具体建议如下：

1、设立假释监管的三级管理机构

即在司法部监狱管理局中设假释管理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的监狱局中设省级假释管理委员会；市、县司法局中设司法执行处（科）及司法执行员。假释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指导、监督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假释监管工作的实施，协调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其组成人员应为司法行政机关有关领导和监狱管理部门的有关领导。在假释罪犯原来所在单位或居住地街道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建立具体的监督组织，制定相关监督考察制度，明确责任，把假释罪犯的监督改造工作落到实处。

司法部的假释管理委员会负责全国范围内假释监管领导和协调工作；各省级假释管理委员会从总体上负责该区域内假释监管工作，制订本区域内的总体监管计划，对基层假释监管工作进行检查和指导：市、县司法局的司法执行处（科）及司法执行员是假释监管工作的直接执行者，其职责是接受假释罪犯的报告和汇报，对假释罪犯进行说服和教育工作，协助其解决工作、生活和其它方面遇到的困难等，遇有重大情况或无法解决的问题，及时向省级假释管理委员会汇报。在各市、县司法局内设司法执行员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据司法部统计，截止2005年，我国司法所工作人员发展到99800人，比2004年增加3850人，平均每所2.4人，司法所队伍的学历构成也有明显改善，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6万人，占队伍总数的66.3%。[8]从如此丰富的司法资源中，选聘一批业务素质高且具有丰富基层司法实践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司法执行员，充分发挥他们的地利和人和优势，完全能够做好假释监管工作。

2、完善社区矫正组织，建立一支多方参与的社区矫正队伍

我国的社区矫正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对假释罪犯再社会化的改造功能尚未真正发挥出来，在社区矫正执行人员的配置上，没有广泛利用社会力量，没有把志愿人员、刑释等人员纳入进来，对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的力量还没有挖掘。

加强对矫正对象的分类与分层管理，采取形式多样的矫正手段。由于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经历、犯罪经历、家庭状况、性格特征、所犯罪行各不相同，因而，每个被矫正对象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也不一样，要因人制宜地进行分类指导教育、矫治，针对不同的犯罪人群、犯罪类型、犯罪的危害程度采用不同的社区矫正方法。对被矫正对象分别进行个别辅导，以解决被矫正的精神、情绪、认知和行为方面的问题，确保社区矫正的有效性。

但在实践中要处理好社区矫正组织和假释管理委员会的关系。在社区矫正组织的建设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对假释犯罪的改造援助工作应由假释委员会负责。而在社区矫正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对假释犯的改造援助工作应主要由社区矫正组织和相关社会团体负责，假释管理委员会指导协助。如向社区矫正组织提供假释犯的相关资料和信息等，假释管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则放在对假释犯的监管上面。由此，社区矫正组织和假释管理委员会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假释犯再社会化的工作。

3、建立和公安派出所的横向联系

各市、县的司法执行员和公安机关及其派出所相关负责人员建立良性沟通机制，如可以将本辖区假释罪犯的日常活动在同级公安机关备案，遇有假释罪犯抗拒监管和拒绝改造的情形，公安机关适时介入，对其加以强制性约束和指导，这样可以对假释罪犯形成一种软性约束，使其安心接受监管和改造。

（二）假释监管的具体措施

1、细化对假释罪犯的监督条件

将假释监管条件分为一般条件和特别条件。一般条件是对所有的假释犯都一体适用的条件，特别条件也是选择性条件，由假释委员会根据罪犯的个别情况选择适用。综合国外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对我国假释罪犯监督措施的设定应在立法中以列举的方式加以规定，假释监督的一般性条件应当包括：不得从事犯罪活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按时向司法行政机关汇报；迁居或暂时离开居住地应得到司法行政机关的批准；服从司法行政机关和相关人员的监管：从事正当、合法职业；不得吸食和使用，不得赌博：按规定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有能力的，应当对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假释监督的特别条件可以包括：不得出入某些特定场所如娱乐场所、竞技场所等；不得过量饮用酒精饮料；不得服用和其它易使人形成瘾癖的物品，如海洛因、大麻等；尽量避免与有犯罪记录的人交往，与共同犯罪中其它成员接触应得到假释监管机关的批准。

2、增设对假释罪犯帮教方面的规定

对假释罪犯的帮教，在他们重返社会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假释出狱者重新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出狱初期衣食无着、居无定所但又得不到合适的帮助，于是铤而走险，重新犯罪。关于对假释罪犯帮教的内容，主要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帮助无家可归者寻找栖身之所，或在一定时期内向其提供居住场所；(2)协助假释罪犯寻找一份正当合法的工作：(3)向假释罪犯提供职业、技能方面的训练；(4)为假释罪犯提供心理辅导和咨询；(5)向暂时没有工作而又无其它生活来源的假释罪犯提供一定的生活救济；(6)协助假释罪犯解决在重新适应社会过程中所遇到的其它一些问题。

假释监管体系是假释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的构建及良性运作是假释制度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将符合条件的犯罪人员纳入社会化的监管体系，不仅减轻了监狱部门的负担，也迎合了全球行刑社会化的趋势。在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我国假释监管体系还存在非常大的缺陷，其完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罪犯在相对人性化的环境中接受改造，使其尽快的回归社会，是刑罚执行应坚持的方向。

注释:

[1]参见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社区矫正工作课题组：《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载《中国监狱学刊》2004年第1期。

[2]参见郭建安：《社区矫正制度：改革与完善》，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页。

[3]参见林纪东著：《监狱学》，台北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89页。

[4]参见谢勇著：《犯罪学研究导论》，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页。

[5]HowardS.Becker，outsiders:“studiesinthesociologyofDeviance”，NewYork:TheFreepress.1963.p9.

篇8

软件第二类以集成商为主的推广的视频监控系统平台软件的显著特点是大部分集成商也有一套自己的视频监控系统(有极少的集成商没有自己的视频监控系统而是用厂家的视频监控系统)，但是他们系统中的底层库基本都是集成某些硬件厂商的库，也就是说软件系统不是全部自己研发，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硬件设备厂商，软件系统能卖一些钱但不多。相应软件开发人员也只有两三个人。集成商把整个高速公路基建项目承包下来，由于整个项目包括很多系统，其中有些利润很大，有的利润没有那么大，比如软件系统中收费系统利润大，但是只有一些有有资质或有特权的企业才能进入这个领域。因此，集成商肯定会根据情况在盈利多的项目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主业的视频监控系统平台投入的资源就相对少。因此视频监控系统平台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并且他们还可能依赖于视频监控设备厂家。

以无硬件设备的纯软件为主的视频监控系统平台

篇9

行政管理法制化是指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将行政管理置于法律的调整与支配下,切实保证行政活动能够依照法律进行,从而使行政行为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道路。行政法制化主要体现在法制意识的培养、行政管理组织法制化、行政管理职能法制化、行政管理程序法制化等方面。法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和人权保护的坚实基础。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的法制意识薄弱、依法行政能力欠缺,因而,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对推进整个社会的法制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依法行政是维护政府形象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是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和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的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着公民的各种权益。依法行政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一种政治道德和社会价值。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落实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二、我国行政管理法制化的现状

1、行政管理程序法制化滞后当前,我国的许多行政程序还没有实现法律化、规范化,许多行政行为的步骤、方式仍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野蛮执法、越权执法、滥权执法、以权压法等行政违法行为屡见不鲜,行政执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受到了很大的质疑。这些大大降低了行政执法的效率,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此外,由于执法体制不畅、行政管理体系不完善带来了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扰民执法等许多执法问题。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涉及的监管部门有十几个,结果是大家都管,但是都管不好。这种重复执法不仅带来了行政执法资源的巨大浪费,还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2、行政管理执法方式落后行政管理执法方式落后集中体现在城市管理中。由于执法人员素质、执法环境与执法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城市行政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社会管理主体单一,政府是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社会机构、民间组织等很少参与社会管理;缺少长效管理机制,执法部门热衷于专项执法、运动式执法,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少整体考虑和长远规划,缺少长效管理机制,以致于群众满意度低、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

三、推进行政管理法制化的几点建议

篇10

审判管理是基于对审判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对审判行为与过程实施调控、评价、引导的一种重要的司法工作机制。 近年来，在深入推进审判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各级人民法院积极致力于审判效率评估体系的研究、探索与运用，加强管理机制的建设和平台的搭建，审判管理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审判管理逐渐成为人民法院内部既有别于案件审判，又相对独立于司法人事管理、司法政务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司法管理活动，审判管理在人民法院管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不断得到强化。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过分强调院、庭（局）长的管理作用，而忽视对法官自主管理的研究，鲜有论述法官个人因素对审判质效所产生的影响。在许多人看来，"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械操作者，法官本身的作用也是机械性的。"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认识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习惯于将法官非人化、机械化，忽略了法官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其人的因素对裁判过程的影响。法官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影响着法官在判决中的倾向，法官自己都没有认识到的潜意识、预感和直觉有时甚至起着决定作用。

法官的个人因素对裁判过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日复一日，以不同的比例，所有这些成分被投入法院的锅炉中，酿造成这种奇怪的化合物"。 而对法官个人产生影响的诸因素中，有法官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非理性因素等，本文重点要研究的是非理性因素中的习惯问题。非理性因素是指"理性或理智之外的因素，主要包括情绪、情感、意志、动机、态度、兴趣、性格等因素"。在每个人的思维活动中，都有不同种类和不同层次的非理性因素在发挥作用，它们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并对人的思维活动产生十分重要的制约和影响。裁判过程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和非个人的过程，法官同样不可能逃脱这种无意识的东西在判决形成中的影响，它是"深深掩藏在表象之下的力量"。而非理性因素中，习惯对审判管理工作影响尤为明显。习惯是指长期形成的、一种重复性的、通常为无意识的日常行为规律，它往往通过某种行为的不断重复而获得。法官在工作中一旦养成良好的习惯，就会激发内在潜力和创造精神，这种动力是内在的、自发的、持久的、源源不断的，它让审判管理成为一种不自觉的行动，从而促使审判工作不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如何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来发挥法官个人因素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影响，是我们加强审判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背景资料：影响审判质效的不良习惯及其特征描述、评价

法官个人因素积极作用的发挥是法律价值目标实现的必要途径，也是法律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一旦法官的个人因素过度膨胀，突破了相应的限制就会走向相反面，对于法院来说后果无疑特别严重。不良习惯就是个人因素不断膨胀的产物，是我们法官在审判实践中"习"而成"惯"的种种不良个性特质。为排查影响审判质效的不良习惯，我们有针对性地设计了调查表格，调查对象不仅包括资历较深的老法官、新任命的年轻法官，也包括从事法官辅工作的书记员。调查结束后，我们将回收的调查表根据审判条线、节点等要素分类汇总，邀请审判业务骨干座谈，就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不良习惯问题进一步进行梳理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再深入分析、归纳，共提炼出立案、审理、执行、卷宗装订与归档四大环节15个节点92项不良习惯。随后，分阶段、按步骤运用6个月时间引导法官对照问题查找不足，在养成良好习惯的同时，抑制不良习惯的消极影响。在此期间，通过随机抽查、法官论坛、专项评查分析等形式督促提醒，有效巩固成果。

（一）不良习惯的特征描述

不良习惯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对其特征的描述，必然与非理性概念、特征相结合。非理性作为人类精神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关于人的特征及认识能力的精神构成。这种精神构成建立在感知、情绪、行动三个相互关联的链条上。不良习惯的特征是：

1、非智力性。在法官所具备的各项素质中，习惯与信心、意志、兴趣、性格等一样，属于非智力因素。即不良习惯与法官的智力高低并无必然联系，不论是智商高的人还是智商低的人，都可能会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惯，且不良习惯的多少与智力的高低亦不成比例。另外，不良习惯与法官的年龄大小无必然联系，在审判实践中，年长的法官与刚任命的年轻法官相比，基于不良习惯的日积月累，显然前者多于后者。

2、非自觉性。不良习惯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活动，它根源于人的本能欲求，具有心理内化的特征，因此它往往是隐蔽的、潜在的、自发的。从法官个体看，每个法官由于其生理和心理素质的差异，生活经历和环境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这种在司法过程中的习惯性话语和行为方式的表现不是有意而为的，而是一种无意识的。从法官群体看，法官个体之间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影响是相互的，习惯的形成与周围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环境的影响亦是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

3、顽固性和可变性。不良习惯作为人的心理因素，不可避免地要渗透于人的认识，并在人的认知定势中积淀下来。认知定势具有相对稳定性，形成后难以改变或改变幅度很小，总是保持着一种惯性，促使人们按原有方式认知事物，因而形成一种循环式、封闭式的认知模式、思维模式和行动模式。当然，这种稳固性也不是绝对的，只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强化训练和影响，即使是已经形成的较为牢固的不良习惯，也不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

（二）不良习惯的危害

习惯对于一个人的行为有着强烈的控制力，在审判管理中，那些影响审判质效的不良习惯，无论多么细微与寻常，都会起到错误的诱导作用，给认识和思维造成障碍，从而影响法官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审判工作造成负面的影响，制约审判质效指标的提升，甚至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和法律的权威。

1、审判效率。司法的功能意义逻辑地、内在地要求必须把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但是在现代司法中，公正并不是司法唯一的追求，司法还必须关注其他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效率。效率主要考虑的是司法的投入与司法的产出之间的关系。司法必须要以效率为目标、及时、有效地对社会资源进行公平分配，使之达到收益最大化。这是效率价值存在的独立意义。司法实践中，审判效率除受到案件的难易程度、案件数量的多少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法官办案节奏、工作速率、工作积极性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法官一旦养成散

漫、拖拉、懒惰的不良习惯，必然会导致办案的低效率，进而案件积压、超审限现象突出，严重影响了法院的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和司法形象。正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2、审判质量。案件质量是审判工作的生命线。评判案件质量的优劣，应从实体质量和程序质量二个方面来考量。从实体公正看，其结构要素包括两个方面：准确认定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从程序公正来看，其结构要素包括：司法的中立性、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参与性、程序的自治性和程序的公开性等。实体公正直接反映在裁判结果上，程序公正则反映在案件审理的不同环节上。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司法实践对实体公正的推崇，以及过分强调程序的工具价值，导致了我们法官在裁判过程中，久而长之形成习惯，对程序公正缺乏足够的重视，违反程序法和程序不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当然，在强调程序公正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程序公正推到目的论或本位论的高度。离开了实体公正，司法活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这才是现代司法所追求的方面。

3、审判效果。在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时期，司法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司法审判不仅要强调审判活动的合法性，注重法律效果的实现，而且要关注审判工作对于社会生活的依存性，把握社会公众对审判过程与结果的认同关系。因此，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政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衡量人民法院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的重要标志。严格适用法律，追求司法的法律效果，固然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但是如果一味机械地适用法律，不考虑社会需求、社会后果和社会评价，也是有悖于法治精神的。在案件裁判过程中，我们的法官习惯于以追求"结案"为目标，不愿意付诸心血去调解、去化解矛盾，一判了之，非但没有真正解决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严重违背了司法解决纠纷、安定秩序、促进发展等方面的功能。

（三）成因剖析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好习惯的养成归根结底是对自我的科学管理。而不良习惯的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的态度、意志、品质等自身主观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环境、制度等外部客观因素则构成了外部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而发挥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好的外部环境可以抑制不良习惯的滋生，反之却成为加速不良习惯滋长的催化剂。

1、主观因素。当今人的精神世界中非理性问题是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矛盾运行产生的，是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是理性的消极作用缺乏理性的指导而造成的。更进一步说，精神世界中非理性问题主要根源于人自身错误地价值取舍。因此，影响审判质效的不良习惯也源自于法官的价值观问题。可归纳为：懒、散、慢、拖，精神状态不佳，效率低下，敷衍了事，推诿扯皮；责任心不强，缺乏进取心，安于表面，缺少创新意识，处理事情方法比较简单、表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2、客观因素。不良习惯是一种非理性因素，属于人的精神领域，是人的精神属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所以它同整个精神一样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在社会环境中、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因此，要研究不良习惯的客观因素，必须要根植于法官们所生活的环境以及所处的角色。第一，法官是自然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生物，法官自然有着最基本的自然本性。第二，法官是社会人。法官总是生活在特定时空的社会共同体之中，特定的社会文化观念、伦理价值积淀为法官的价值观和个性心理支配其行为。社会转型所引起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转型对人（包括法官）的精神世界造成沉重的影响，这是当今重要的客观因素。第三，法官是政治人。法官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系统中的一员，政治信仰对其行为的影响也很深刻。第四，法官是裁判者。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的是法院的内部环境对法官所产生的影响。

（1）周围环境的同质化效应。同质化效应是指人们的态度和行为逐渐接近参照群体或参照人员的态度和行为的过程，是个体在潜移默化中对外部环境的一种不自觉的调适。尤其在职场中，在同一个单位或部门的时间久了，人与人之间会呈现出一种趋同性，如果周围的人普遍存在一些共同的不良习惯，那么即便原来没有这种不良习惯的人也很可能在耳濡目染中渐渐地被同化，人的从众心理也会引导其跟随大多数人的脚步，而不愿意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法院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宽松的职业环境，客观上容易消磨人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产生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理状态，工作中缺乏创造性和主动性。

（2）管理制度不合理。制度是一种固化的社会关系。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形成一种既定的力量影响着人的和谐发展。但审判管理制度本身不合理或存在缺陷和漏洞，得不到法官思想上的认同和共鸣，产生抵触情绪，在工作中不自觉地破坏规则，或不按规则行事。另一方面，管理者缺乏先进的管理理念、成熟的管理模式、有力的管理措施，导致管理松散、监督薄弱，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分析、纠正审判工作中的问题与弊端，未能引起法官思想上的重视和行动上的配合，违规行为屡禁不止。

（3）管理手段缺失。对于审判工作，传统的评价方式主要有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在审判管理中广泛运用的主要是定性评估的方法，并适当运用定量评估作为补充。这种考核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对于司法这处复杂的系统而言，采取思辩的、定性的传统评估方法，并不能全面揭示司法运用内在的客观规律，也不能正确、全面地把握审判活动运用过程和运作结果。加之，公务员工资改革后，奖惩激励机制功能的弱化，做多做少、做好做差都一个样或者差别很小，法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受到挫伤，工作缺乏动力，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懒散、马虎、低效率等不良习惯。

三、运行设计：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之完善

（一）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解析

管理的基础在于有一个制度化体系，一个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管理体系才能发挥出管理工作最大的效能，审判管理亦是如此。近年来，各地法院纷纷进行形式多样的审判管理体制改革，出现了多种模式，如江苏法院打造的以评估体系为基础和导向，包括审判信息处理、审判宏观决策、审判程序控制、审判质量控制、法官行为激励在内的综合性管理模式。

自律型管理，本质上就是自主管理，是对组织基层充分授权，从而激励组织和个人工作自觉性和创造性的管理方式。它要求充分注重人性要素，充分注重个人的潜能的发挥，注重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统一，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实现个人的价值。如果说，在推进审判管理机制改革中，江苏法院适应审判工作新形势新要求，根据审判特点、审判职能、人员特征、外部环境等要素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综合性审判管理体系的话，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则是对法官行为激励这一内容的具体化，它是从习惯等非理性因素的角度出发，激活法院队伍内在活力，优化法院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构建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他律与自主管理的关系。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本身追求公平正义、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甚至追求个人良心安宁、价值实现，这是一个自主管理的过程。自主管理的过程就是不断自省、修正自己的过程；就是不断自律，提升自己的过程；就是不断自励，优化自己的过程。审判管理不解决以他律管理为本向以自主管理为本的转变，永远只能在低层次上徘徊。自律型管理模式的要义就在于充分发挥好他律管理与自律机制的共同作用，实现审判管理方式的转型。

自律型管理模式应贯彻的价值理念是：首先，充分尊重审判规律是一切审判管理工作的基本前提。第二，审判管理制度的人性化再造：由刚性的制度控制向互动的激励监督机制和自我控制转变。第三，切实增强法官的司法能力，凸现法官的主体地位。 在审判管理是一定要想方设法尊重法官的自主性，激发法官的自觉性，强化法官的自律性，引导法官的创造性。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要通过他律引导自律，即在理性的正确引导下，伴随着非理性问题的解决而不断向前推进的，期间需要不断自我修正、自我调整。

（二）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的实践

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管理模式，是审判管理的最高境界。在构建该模式过程中，我们主要从排查不良习惯入手，经历了发现、矫正、稳固、定型四个阶段，实现了从过去以他律管理为本向以自主管理为体的转型。

1、发现阶段。不良习惯是潜藏于人的精神深处的心理活动，是处于意识之下的无意识，因为习以为常，法官往往自己并不能意识到。所以，发现和找出不良习惯就成为了关键。作为院、庭（局）长、审判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对评估指标的综合分析，全面、客观地排查出审判工作中影响审判质效的病症、研究挖掘其背后深层次的病理，从而揭开隐藏着的不良习惯的面纱。

2、矫正阶段。矫正阶段是整个过程中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个阶段。不良习惯的顽固性，决定了这个阶段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不间断地、反复地督促、提醒，进行矫正工作。矫正阶段一般以2个月时间为宜。在这一阶段，法官需增强自律性，依靠自身努力，克服不良习惯。

3、稳固阶段。经过矫正，审判工作中不良习惯的现状得到极大改观，不良习惯的消极影响在逐步消除。但不良习惯并未得到彻底根治，容易出现反复。这个阶段也是不良习惯向良好习惯过渡、转化的重要阶段，一般需要2个月时间。适宜采取随机抽查、个别提醒的点对点模式，来检验前一阶段的整改效果，也可从正面表扬鼓励、树立先进典型。

篇11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国家法治建设的推进，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思想和管理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新形势下高校的实际情况和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在发挥原有思想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作用的前提下，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调整大学生的行为，协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促进学校的稳定发展，从而推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建设，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必须解决的课题，也是创新学生工作机制的必由之路。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制化是指高校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对在校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社会活动等各个方面实现全方位的指导、教育、服务和管理的学生管理工作模式。与传统的学生管理工作模式相比，它侧重于从法律角度对学生进行日常行为的全面指导、教育、服务和管理，从学习活动到课外活动，从第一课堂到第二课堂，从教室到宿舍等各个方面，对学生规定了明确的法律标准，提出了相应的行为责任，对学生的行为具有指导性强、操作性强的特点。

一、推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制化建设的意义

（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我国新时期党和国家的重要治国方针。社会主义法制化国家的建立，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更需要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素质的提高。高校作为科技、文化的辐射源，代表着社会先进文化的方向，对整个社会的法制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而高校培养的人才是未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知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行为对社会有较强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其法律意识和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他们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最终关系到国家事业的成败。通过对他们进行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的教育，运用法律手段来规范他们的学习、生话，促进他们素质的全面提高，使他们形成遵纪守法的习惯，有利于推进个社会的法制化进程。

（二）创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模式的迫切要求

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依法对其进行管理，是高校学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期做好学生工作的迫切要求。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学生和学校具有了一定的契约关系，越来越多的学生及家长向学校提出为其提供一定数量、质量教育服务的要求。因此一方面，学生的维权意识增强，另一方面，学生的整体法纪观念依旧淡薄，有的大学生目无法纪校规，行为自由散漫，个别学生还有可能对学校的管理和处分不服，将学校推到被告席。而现阶段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者大部分精力都用于调解和预防各类矛盾和问题，大部分时间在充当着“消防员”，不少活动层次低、效果差。实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用法律法规来调整大学生的行为，有利于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与质量，减少教育管理工作者的重复劳动，也为实施素质教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困境的需要

在当今社会思想多元化的影响下，人们的经济、政治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学生主体意识明显增强。部分大学生急功近利，法律意识淡泊，极易发生事故，同时一些学生家长对学校的功能缺乏理解，将责任完全推给校方，甚至无理取闹，严重影响了高校正常的教学和管理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单一的说教式、学生自律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逐步实现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进一步界定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责、权、利的关系，明确个人行为的法律责任，以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才可能形成良好的育人机制。

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制化建设的建议

（一）加强宣传，提高意识，形成法制化的育人环境

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使其学会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不仅是高校加强学生法制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制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法律观念和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意识，必将极大促进高校学生工作法制化的改革进程。

在大学新生入学教育中，要把《学生手册》、《治安管理处罚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及规定条文作为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要求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拿到相应的学分，要让大学生一进校就必须了解自己应该自觉履行和遵守的行为规范。学生管理工作者要将法制教育贯穿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利用深入课堂、深入宿舍的时间，利用团课、党课的时间，将法制教育与思想品质的教育、道德情操的培养、基础文明行为的养成融合在一起，进行法律的人性化教育，使学生认识到遵守法纪校规是对一名合格大学生的最基本的要求。同时，努力提高教育效果，强化法律意识，使他们懂得用法律、法规约束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权益，逐步形成法制化的育人环境。

（二）建章立制，规范行为，形成学生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各项制度的制定目的在于维护校园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秩序，促进大学生全面而健康的成长。一项制度能否得到普遍认同和遵守，形成良好的秩序，关键在于这项制度是否具有正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因此，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各项制度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高校自身的特点、符合学生个体的需要。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要从“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原则出发，制定、修改、完善与教育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相适应的一系列学生管理工作制度。学生管理工作制度虽然不是法律，但是它应符合法律及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其内容在充分注重和体现高校育人特点和自主办学的同时，还要注意不得与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相抵触，要真正建立起一套集科学性、合法性、合理性于一体的学校学生管理规章制度，尤其是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综合测评评定办法、各种奖励评比办法、针对困难学生的各种补助评比办法等规定，还有违纪等处理程序。同时，这些规章制度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至上的权威性。所谓稳定性，就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各项制度不因情势的变化而频繁地修订和变更，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所谓权威性，就是在使用制度时必须及时、准确，公平、公正和公开。对学生的奖励和补助要准确、公平；对学生的批评和处分，要实事求是，必须具有人性化，坚持教育为本，德育为先，处理合法，坚持批评从严，处分从宽，给学生改过的机会。要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处理一个学生，教育一群学生。

（三）加强学生工作队伍的法制化

中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一直十分突出教师的主导与主体地位，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使得部分学生管理工作者法律意识的淡漠，较少从法律角度认真思考学校与学生的关系，较少地用法律的原则和精神管理学生，导致高校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都以学校和管理者为主体，势必造成对学生权利的漠视。要实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必须要有一支具有法律意识和素质的较高水平的学生管理队伍，培养一批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道德修养较好的学生管理队伍。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担负着在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并对大学生的在校行为进行监督和引导。他们是具有服务意识的新型管理者，如果仍旧按照过去的思维开展工作，必然无法面对新局面呈现出的新问题。因此，高校学生管理者应当转变固有观念，客观地看待学生的思想变化。高校要通过举办法制讲座特别是教育法制讲座、督促学生管理工作者自学等方式，培养学生工作者依法育人、管理的正规化、法制化意识，尤其是民主思想，平等观念，公正精神，法律观念等，从而自觉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言行，通过正当程序开展学生工作，规范权力运行秩序，保证管理行为的高效和权威，实现大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平等和合法权利的实现。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一个过程。随着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不断落实，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虽然面临挑战和压力，但只要转变观念主动出击，树立法治观念，以充分的法律准备和信心迎接挑战，积极与大学生在思想认识上找共识，就能推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进程。

参考文献：

篇12

1.立法层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与我国的《商业银行法》相比,前者更多的是原则性的规定,且其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其立法层次低于《商业银行法》。同一监管当局对外资银行和内资银行所依据的监管法律在效力层次上的不一致易使被监管者对执法的公平性和可靠性产生怀疑,破坏法律权威,导致执法环境的恶化。而且,在很多新型的准入问题上如海外市场的准入等问题,我国尚未有配套的管制措施,立法漏洞明显。

2.监管内容上。我国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监管体系并不完备。从《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纵观从申请到审批的整个过程,主体主要为申请人和监管机构,经监管机构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正式申请参与专业性问题的审计,程序的封闭性问题暴露出来。《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申请人应当自获准筹建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的,应说明理由,经拟设立机构所在地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再延长3个月。在延长期限内仍未完成筹建工作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做出的批准筹建决定自动失效。而在申请批准和批准程序之后,相应的修改和撤销程序缺位,其显然不符合正确的立法逻辑。

二、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立法

我国现在并无完善的《外资银行法》或者《外资银行监管法》,根据实际问题处理的需要,可以在适当时机出台上述法律,也可以对《商业银行法》进一步做出修改,完善有关市场准入的制度规则。针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申请人的申请及对其核准存在错误或者因事实或者环境变化导致核准不符合实际的,有必要规定核准的修改和撤销程序。对于外资银行通过收购股份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对外资股权占有的最高比例进行限制,采用资本控制的标准,并对投资者的经营实力从资产与资本两方面进行要求,以资本总额为主要标准,在时间上有所延续。

(二)市场准入方面具体制度的完善

市场准入方面的具体制度主要涉及组织形式、开业条件、地域限制、业务范围等方面。

1.组织形式的改进。如果说银行业开放之初倾斜于分行的政策其客观需要和可取性,那么时至今日,这种外资银行准入的形式未免显得单一,分行占绝对比例的状况有待改善。“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内”,风险的分散是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良方。我国应提倡准入形式的多样化,特别是鼓励以中外合资的形式引进外资银行。

2.开业条件的放宽。我国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对外资银行要求较高的资本标准,但仅有这样的一项高标准显得过于单调。以美国作比较,美国大银行的平均资产是265亿美元,盈利占31%。这就是说并不是只要财力雄厚、规模庞大的银行就可以经营有道、盈利性强。相反,很多资产规模不大的中小型银行反而异军突起,单纯的限定高额的资本金意义不大。此外,外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明显少于内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这种规定给予外资银行以超国民待遇,反而不利于内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在平等条件下的公平竞争,给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内资银行加重了法律上的负担。亟待解决的便是适当调高拟设立机构的最低注册资本,至少与内资银行的注册资本基本一致。

3.地域限制的开放。我国在入世承诺中明确了地域限制的逐次开放。具体如下:外汇业务,自加入时起无地域限制;本币业务,地域限制按下列时间表逐步取消:加入时起,开放上海、深圳、天津、大连;加入后一年内,开放广州、珠海、青岛、南京、武汉;加入后两年内,开放济南、福州、成都和重庆;加入后三年内开放昆明、北京、厦门;加入后四年内,开放汕头、宁波、沈阳和西安;加入后五年内取消所有地域限制。表面上看,这是对外资银行的一种限制,但实际上这些提前开放的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反而减轻了外资银行的发展顾虑。外资银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一般只愿选择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中心发展。我国应该着手调整外资银行的市场分布,结合我国的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市场准入方面为中西部的外资银行准入提供相对优惠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