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指导员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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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这项工作中，作为一名技术指导员，我参加了前进村发展扣种蔬菜大棚生产，记得我第一次去时，农民的目光是怀疑的，不相信我能带给他们什么，我就给他们讲温室结构，温室结构采光性能好，覆盖物以纸被、草帘子为主代替棉被，投入小，效益大，防寒效果好，棚内栽种的蔬菜品种，如黄瓜选用“长春密刺”，西红柿选用L402，芹菜选用天津实芹等，培育壮苗，严格控温，加强田间管理。通过经常的技术指导和交流经验，农民改变了看法，我每次去，问这问那，还留你吃饭，那时我不知道哪来的毅力，独自一人去指导蔬菜大棚生产，那段时间，锻炼了自己的毅力，体现出自我价值，通过不懈的努力，新建大棚20栋，每栋大棚300平方米，一栋300平方米的大棚平均年收入16000元，比种玉米增收10%，这期间我撰写了《大棚甘蓝套种菜豆栽培技术》，《白金库节能日光温室蔬菜种得好》，《种菜能手冯凯》，《大棚青椒高产增收》，刊登在省刊《吉林蔬菜》上，那段时间，我感觉很有意义，就是很累，我也快乐。

在这项工作中，作为一名技术指导员，我参加了跃进村推广大葱生产，跃进村的种植模式多年与种玉米为主，改栽种大葱，农民很难接受。我就在农民唱长山家做试验，地块选用弱性黑土壤，品种选用章丘大葱，9月下旬播种，次年春天当葱苗长到12cm左右时，6月中旬移栽定植，生育期要加强肥、水、土管理，及病虫草害的综合防治。唱长山家前3亩地，全部栽种大葱，10月中旬陆续收获上市，共产大葱10625斤，当年秋大葱上市价每公斤1.2元，收入12750元，除去投入纯盈利12000元，跃进村的农民经常到唱长山的地里参观，都说栽种大葱，投入低，产量高，且省工易管理，陆续有7户农民栽种了秋大葱。在指导大葱生产时我以大葱为主题，撰写学术论文《大棚西葫芦复种秋葱栽培技术》《唱长山秋大葱栽的好》，《幼龄李园套种大葱栽培技术》，刊登省刊《吉林蔬菜》上，《大葱的栽培与利用》刊登在国家级期刊《科技传播》上。看到这些成果，心里干劲实足。

在这项工作中，作为一名技术指导员，要强化对农民的培训，农民朋友要劳动，想把他们集中上课，不是轻易做到的。我就在开会时去讲课，或休息时把人集中在示范户家中去讲，讲适合我乡种植的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及栽培技术，田间管理病虫草害防治等，我们那木乡有10个村，分别培训11次，全年培训110次，通过培训，勇于发现人才，把素质较高的农民纳入辅导对象，通过培养，可作为农民服务的技术力量。各村示范户5户，辐射户10户，为示范户的普及与辐射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篇2

1984年，毕业于吉林省农业学校的的刘美良义无反顾的回到了家乡抚松，在农业局从事农业技术研究工作。做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深知科学种田的重要性，立志一定要把所学到的东西，奉献给生他养他培养他的这块黑土地。

抚松地处高寒山区，多年来，由于海拔高，无霜期短，粮食的产量一直很低。有时农民辛苦一年，收获甚微。

刘美良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把为农民谋利益做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与同事们一起俯下身子，不分白天昼夜，不管酷暑严寒，工作在试验田上。眼睛熬红了，手磨出了厚厚的茧，脊背的皮肤晒脱了一层又一层……

针对长白山山区低温高寒的气候特点，刘美良抓住每个乡镇不同海拔、不同气温、不同无霜期的特点，精心选择，研究、试验、推广最适合当地种植的主导和主推技术，提高粮食产量。抚松县共十四个乡镇128个行政村，他为农民选择玉米品种19个，大豆品种12个。研究出的高寒山区青食玉米蔬菜套种立体栽培技术推广项目，使农民增加产值6019.7万元；高寒山区无公害玉米地膜覆盖综合栽培技术推广项目，使农民增加产值3739.84万元；高寒山区万亩退耕还林优质高效综合栽培技术推广项目，使农民增加产值6937.2万元。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枚枚丰硕的果实在辛勤的汗水灌注下相继落地。刘美良带领同事们先后引进、试验、示范、推广了高寒山区高效农业科技园区综合丰产栽培技术等20多项农业实用新技术，其中，他们运用工业化生产流程管理理念，通过严格细致的流程示意图来描述农业生产各操作过程，探索出了包括玉米、大豆等作物的《高寒山区高效农业综合丰产栽培技术规范》，使抚松县的农业生产科学化、精确化有了严格的科学依据。促进了抚松县乃至整个长白山区农业生产快速发展，使抚松县一跃成为吉林省东部高寒山区的产粮大县。

这些成果也引起了上级部门的关注：《高寒山区高效农业科技园区综合丰产栽培技术》荣获吉林省政府农业技术推广二等奖；《国际性检疫对象美洲斑潜蝇在白山地区综合防治技术应用》、《东部山区高油大豆综合丰产技术推广》、《高寒山区大豆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荣获省政府农业技术推广奖三等奖；《高寒山区万亩退耕还林优质高效综合栽培技术》项目，荣获吉林省政府农业技术推广三等奖；《高寒山区青食玉米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测土配方施肥增效高产栽培技术》、《规范化无药害化学药剂除草配套栽培技术》项目荣获白山市科协“金桥工程”项目一等奖。

二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提到某县领导是谁可能有人答不上来，可是提起刘美良，凡是参乡有土地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一提起他，他们脸上挂满自豪的笑，竖起大拇指夸个不停。他们象热爱家人般执爱这位乡土专家。每当刘美良穿着那双大胶鞋来到乡下，他的身边总是围满问这问那的人，不问事的也是今天他们家里有什么好嚼货，要给刘美良尝一尝。你看，老王家刚开园的瓜，连家里的小宝贝也不能动，第一口必须得让他“刘大爷”先尝鲜。刘美良全心全意的为农民服务，农民也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2006年6月的一天，仙人桥镇大青川村100多名农民举着“秉公执法 情系群众”的锦旗、手捧着感谢信来到农科站，感谢农科站为他们争取到了合理的赔偿。当时由于大青川村300多亩农田受到公路施工部门的沥青加热粉尘污染，许多农作物枯死，农民的收入严重受损，事情反映到农科总站后，刘美良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连续几天深入田间地头，分析原因并挨个地块调查取证，为农户在第一时间内，收集取证了第一手材料，为索赔取得了有利的证据，使村民获得了49000元的赔偿。

2007年刘美良又从改善山区土壤肥力入手，通过田间配方施肥对比试验，为山区的黑土地量身定制营养套餐，他与同事们一起先后组建和完善了标准化土壤检测实验室，累计免费为农户测试化验土样9200个，发放施肥卡26000份，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110万亩，改善了土壤肥力，提高了农产品品质。仅此一项总计节本增收2750万元。使2.4万农户受益。

针对抚松县农资市场的实际情况，他秉公执法，从源头抓起，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药的不法行为，防止假劣农药坑农、害农。近几年来，共检查玉米大豆种子160万公斤；检查农药360吨，查出假冒伪劣农药0.8吨；检查化肥130吨，清理净化了农资市场。

27年来，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他扎根在参乡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辛勤耕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感恩、回报、奉献”这一主旋律，被广大农民称为农业科技推广战线上的领头雁。

三

凡是与刘美良熟悉的人，都知道刘美良的一大特点，那就是上楼梯的时候很难看到他一个一个台阶的上，而是两个台阶两个台阶的跨。你想找到他，正点上班的时间很难在办公室抓到他的影子，除非提前一个小时到单位。当人们正点到单位的时候，他已与他的战友们正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刘美良热爱养育他的这片沃土，他总感觉那山、那水、那人、那情，在他生命的热血中涌动着，在给他以力量、给他以激情，他不肯停歇、也不敢怠慢一分钟，他总是以百米冲刺的劲儿全身心的工作着。仅2012年上半年，他就带领他的团队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农业科技培训工作，举办各类培训班330期，下发资料2.5万余份，培训骨干专业农民3200名。农业技术明白人2.1万人次，科技示范户650名，开办了5所田间学校；二是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化验分析8000项次，发放施肥卡1000份，落实各类试验示范44个；三是农药、肥料执法宣传工作，整顿农资市场60个（次），检查经营单位132个（次），发放农药宣传资料20，000份；四是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工作，做好产地和调运检疫及病虫预报工作；五是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工作，百名技术指导员入户指导春耕生产，同时为1000个科技示范户发放了物化补贴；六是落实高产创建示范片3个，面积各1万亩；七是建立蔬菜常态化监测点三个，常态化面积500亩，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八是抓好农区统一灭鼠技术工作，农田完成灭鼠面积为15万亩，农舍灭鼠1.5万户，投放鼠药30吨……

为了提高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他稍有空闲，便俯下身子，钻研最新科学技术。新屯子镇南岗村是紫苏子种植专业村，去年村民种植的紫苏子大面积发生虫害，用了很多办法不见效，农民通过热线电话找他求救，他查阅大量资料，亲自到实验田调查研究，使该难题得以破解。他撰写的32篇论文先后在《农业科技通讯》、《农业与技术》、《吉林农业科学》、《农家参谋》、《吉林农村经济》、《吉林农业》、《农机服务》等刊物发表。由于他的业绩突出，他成为首批吉林省乡土实用型专家。1999年被白山市委组织部、白山市科学委员会、共青团白山市委员会评为首届白山市青年科技创业奖获得者，同年4月被抚松县委组织部、抚松县委宣传部、抚松县人事局、共青团委员会评为抚松首届十大青年岗位能手标兵，2006年12月被国家人事部和农业部破格晋升为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2007年9月被吉林省组织部、吉林省人事厅、吉林省教育厅评为吉林省第二批拔尖创新人才………

走进刘美良的办公室，看到四面墙上没有一块字匾，没有一幅画，那一叠叠奖状堆积在柜子上面……

刘站长说，荣誉是属于昨天的，今天的目标是开垦新的土地，收获新的果实。

他用他的行动诠释了一个信念――那就是用辛勤的工作充实着每一天。

“偌大的天，偌大的地，请给我一片云，请给我一方绿，让白云收藏我的梦想，让田园种植我的寻觅……”这首小诗是刘美良的心愿写照。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通过他多年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他心中多年描绘的蓝图逐一落实，你看，2008年他申报的抚松县农业有害生物预警与控制区域建设项目如今已竣工，这个项目建设后，对全县3万公顷耕地病虫害发生时进行了预测预报，使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降低农产品损失。挽回经济损失按常产的5%计算，每年全县可增加粮食1.2万吨，折合人民币942万元，惠及农户2.5万户，人均增收176.8元。

篇3

农林类专业实训基地产业化形式

1.派驻农村工作指导员，结对乡村，助推农户增收致富近年来，丽水职院先后选派9位教师到景宁县、龙泉市、缙云县、松阳县担任农村工作指导员。他们注重在实地调研中理清工作思路，在不断学习中宣传落实政策，在服务为民中力求工作实效，在主动融入中排解农户纠纷，在搞好民主监督中加强制度建设，在创先争优活动中率先示范，热心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新农村建设尽心尽力，深受广大农户好评。2.派驻科技特派员，服务乡村，攻克农业技术难题近年来，丽水职院先后选派20多人到青田县、景宁县、松阳县担任科技特派员。《畲药种质资源保护》、《高效笋竹两用林基地建设与示范推广》、《青田山区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建设》、《“布鲁诺”猕猴桃病虫害防治》、《青田红柚示范基地建设与栽培技术推广》、《茶与括楼立体高效种植技术应用与推广》、《畲药种质资源的收集与保护》等30多项科技扶贫项目获得立项资助。他们以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与创新等各种形式，服务三农、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了行业产业的发展。3.派驻产业联络员，走进田间地头，破解生态农业难题丽水职院组建服务“三农”教授团队、产业服务团队，与龙泉市屏南镇、遂昌县北界镇在高山蔬菜、水果、食用菌、花卉生产、农产品营销等领域开展紧密合作，把培养人才、服务产业与科研工作结合起来，送技术、送服务、送文化到产业一线，在大地上写论文，在农户家留成果，走出了一条“校农共建”的新路子。4.开展技术培训，培养地方经济建设亟需的产业技术专门人才丽水职院牵头组建的丽水职教集团已建成丽水旅游养生学院、丽威IT学院等新型自由体学院，培养实用性人才，服务地方产业。与丽水市农办联合创办了丽水市农民学院，开通丽水市农民学院网站，在线、即时接受农户咨询。创办丽水市青年就业创业学院培训实用人才。开展了“服务创业感动丽商”系列活动，千里送教，情暖丽商，先后赴昆明市、西安市等市举办丽水籍超市经营创业人才培训班，数百名在外创业的丽商获得培训。5.创建省级高职园林园艺师资培训基地，构建起了以学院为辐射源的合作服务平台丽水职院高度重视实训基地社会服务工作，构建起了以学院为辐射源，与政府、企业、农村、校（所）四方携手的合作服务平台。2012年浙江省高职园林园艺师资培训基地落户我院，该基地首先是高职教育实际训练实施的场所，同时又是集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教育培训中心。通过师资培训的实施，有效促进同行在专业教学的理念、内容和方法方面的互动交流、双赢合作，并借助这个平台提升学院在行业中的地位，扩大影响力。6.成立各类研究所，为基地建设、人才培养开展专项研究丽水职院成立了丽水微生物研究所、丽水苔藓植物研究所、丽水园林研究院、丽水山地经济研究所、丽水林业资源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处州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丽水产业经济研究所等10所特色鲜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研究所，围绕地方主导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和核心产品开展技术攻关和生产实践工作，为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范式。

农林类专业实训基地产业化成效

1.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更加贴近产业人才需求实训基地产业化让教师有了更多的企业经历（经验），开始用产业化、市场化的视野重新审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原有的高职教育思想进行纠偏。因此，丽水职院采取校企合作的方式重新明确了农林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让学生在校内基地完成典型实训项目，在校内基地（校办企业）参与真实项目，在校外基地完成真实项目，在合作企业中融入真实项目，人才培养目标更加贴近产业人才需求，服务岗位及专业核心能力更加符合产业发展需要。园艺专业为园艺行业培养具有园艺产品生产、贮运加工和营销管理岗位相应专业能力，并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园林工程技术专业为园林企事业单位，培养具有一定的人文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及园林审美情趣，掌握园林植物识别与配置技艺、园林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园林工程预结算与招投标、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等方面的专业基础理论，具有较强的园林工程实践能力，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岗位适应能力和自主创业能力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专业紧贴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绿色食品生产加工产业链，确定绿色食品生产与加工、检验与质量管理两大岗位群，为绿色食品行业的生产、检验、质量管理等岗位，培养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产业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提升了学院办学实力、提高了学院社会声誉、练就了学生过硬的专业本领，学院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显著增强。近三年来，在就业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学院农林类专业就业率每年都在95%以上、签约率每年都在90%以上。上海伊利爱贝食品有限公司、丽水丽人木业集团等企业每年都来学院召开毕业生专场招聘会，10多家企业在学院设立了专业奖学金。2.产学研合作教育水平与社会服务体系逐步健全依托职教集团，开展了校企合作办学、中高职一体化衔接，引领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对接区域龙头企业、地方支柱产业，先后成立了庆元食用菌学院和旅游养生学院等新型自由体学院，创新了政府、企业、学校合作办学的体制。增设技能鉴定所（站），拓展鉴定功能，职业技能鉴定5000多人次。探索了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合作就业的制度建设。拓宽成人学历教育面，提高社会认可度，成教年培训7000人次。3.产业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显著增强农林类专业积极对接产业，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服务，与行业企业紧密合作，为社会、行业、企业的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能力和产品研发能力明显提高。各专业充分利用师资力量和技术骨干，以下企业、挂职锻炼、派驻农村指导员等各种形式开展技术服务，服务三农、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助推行业产业发展，显著提升了服务社会能力，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参与制定国家标准1项、省级行业标准1项、地方规章4项、企业标准1项，在行业中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学院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丽水职业教育集团已成功入选2012年《职业技术教育》集团化办学十大案例。4.实训条件明显改善，示范辐射作用显著充分利用企业优势，积极探索“校企共建”新模式，建了开放式、具有农林特色的“专业—基地—农户”产学合作专业教学平台，设立了校企共建、教师入股、农户应用等平台建设机制；以平台为载体，开展了“校内学技能、基地练技能、农户用技能”的链式教学，形成了开放式合作育人格局，实现了专业与产业、企业、岗位的对接。

篇4

建立与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是破解“三农”问题，促进农业繁荣、农民增收、农村进步的重大突破口，更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在中央始终坚持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的背景下，随着2005―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推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取得了显著发展。初步形成公益性与经营相结合、专项与综合相协调的服务格局；构建起政府涉农部门为主导，合作经济组织、专业服务队和龙头企业为主要带动力量，农民自办专业合作社（协会）等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服务主体体系；初步搭建起涵盖生产、技术服务、商品流通服务、信息化服务、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服务和社会事业服务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网络；呈现出由以农业产中为主，注重农业生产技术指导、病虫害防治、农机具推广等低层级服务向产前、产后服务延伸，注重生产、流通、销售等多层级、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综合转变。

但客观总结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建立与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还存在诸多亟待突破的现实困境。通过对湖北省随县、孝感孝南区、谷城县、沙洋县、房县、武穴、洪湖、赤壁、远安、咸丰等十多个县市进行实地调查，可将建立与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现实困境归为以下五重。

一、错误倾向：服务意识滞后

对于“三农”工作缺乏重视，对于农村社会化服务重要作用缺乏足够认知显然是牵绊建立与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的首要现实困境。

（一）难言的“三农”态度

古往今来，“三农”问题始终未跳出“黄宗羲怪圈”。[2]谈及“三农”问题，对于地方党委政府，尤其是县和乡镇两级而言，始终是一个“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难言之隐”。中央、省、市、县、乡镇与“三农”的关系，理应呈现出越往下关联越紧密的趋势，但现实中的中央、省、市、县、乡镇对“三农”的重视程度却呈现出递减的逆反趋势。尽管中央反复强调“三农”工作的重要性，但“官样文本”与现实操作始终是“天各一方”。与狂热的城镇化、疯狂的房地产开发相比，“三农”问题始终还是未被地方党委政府视为重中之重。地方党委政府对于“三农”问题，对于“农民是国家的政治基础，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农村是国家的社会基础”的认识始终不够。“经济人”的逐利性[3]，对地方GDP狂热追求。

（二）三种错误意识倾向

对于“三农”工作重视程度如此一般，对于农村社会化服务的认知自然也无从谈起。在十多个县市调研中，谈到农村社会化服务，目前部分地方党委政府分管农业的主职干部及各涉农部门干部，对于何为农村社会化服务，其内涵是什么，类型包含哪些？很少有人能概括清楚，且大多数将农村社会化服务中的公共服务等同于公益，将社会化服务简单等同于市场经营；显示出较强逐利性，过于热衷于市场经营，而对公共服务和公益莫衷一是。

对何为农村社会化服务姑且说不清道不明，何以能够认识到当前农村社会化服务在“三农”问题破解中的关键性作用？！这直接导致了三种错误的意识倾向：首先是行政化倾向。不依据经济发展条件和农民现实需要来组织与引导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而是以党委政府和部门行政性需求为首要出发点，依靠行政力量在农村层层“建班子”、“挂牌子”，结果往往有名无实。其次是扩大化倾向。把农村社会化服务特定内涵无限扩大，把党委政府和部门服务农村经济发展正常职能统统纳入社会化服务范畴之中，将其发展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第三是超前化、一刀切倾向。不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循序推进，而是超越现实约束、急于求成，特别在部分经济落后县市，简单照搬经济发达地区经验，盲目追赶浪潮、大办快上、脱离现实，片面追求系列化、网络化、规范化，追求多功能、全程式服务，结果使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表面上“轰轰烈烈”，实则游离于现实经济运行轨道之外，缺乏必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支撑，流于形式，功效甚低。

二、共存之惑：服务主体多元无序混乱格局

（一）多元服务主体无序共存

无序共生，混乱不堪的尴尬局面，使得农村社会化服务各主体深陷其中，“难有建树，更难有所获”。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多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目前也已初步形成多元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主体体系，但由于各主体在服务领域、范围、内容和地位作用等方面的差异，相互之间又缺乏有效组织协调，无序共存，带来混乱格局。就政府涉农部门而言，供销合作社、农业局、商务局、城建局、财政局、环保局、国土局、人社局、发改局、地税局、教育局、卫生局等各部门由于支农资金条块分割、管理职能交叉重叠，权限不清。就市场主体而言，无论是龙头企业还是专业合作社（协会），无论是市场经营个体，还是农业经纪人，在没有合理市场准入门槛，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行政监督对其身份和行为约束的背景下，一窝蜂地拥入到还未成熟、还未见规模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市场中，混乱争利，最终自食恶果。

（二）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

多元主体混乱共存，首先是政府出现失灵。一是重复性、浪费性供给与“竞争越位”共存。就乡镇一级而言，目前存在各乡镇党群服务中心、农业部门农技服务中心、供销合作社庄稼医院共存，并同时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农技咨询、农资供应等基本相同服务的现象。以农技培训为例，供销合作社、农业部门在提供，人社部门、国土部门，甚至环保、教科文卫部门也都在提供，且培训内容大同小异。以农村便民服务商店为例，供销合作社大力新建和改建村级综合服务社，而商务部门却也在大力推进“万村千乡”工程，如果再加上市场自主经营个体，在现有购买力有限的农村中，竞争与相互掣肘不可避免。殊不知，农村商品市场微薄利润实难撑起如此多方竞争。二是“竞次缺位”与“互踢皮球”共存。对于有利可图的市场经营，有些涉农部门乐在其中，甚至不惧竞争，而对于那些无利可图的纯公共服务和公益，如农田水利建设、农村道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则不愿过多涉及，能躲即躲，实在躲不掉，则以“最次竞争”为准，不求最好，但求不最坏。

其次是市场出现失灵。“权力越位”与“市场主体缺位”共存。政府是公共服务与公益的主要主体，而市场主体，包括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协会）、农业经纪人等则是经营的主要主体。由于混乱共存，政府与市场责任边界划分不清，使得政府涉农部门缺位于公共服务与公益，过多介入经营，且利用其行政权力，在竞争逐利中排挤市场经营主体，使得市场经营主体既难以公平地进入到经营领域，也难以在无利可图的公共服务和公益中发挥作用，尴尬地悬浮在农村社会化服务空间里，“上不着天，下不落地”，最终导致市场难以在经营中发挥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

三、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主体发展困境

制约服务供给

“打铁还需自身硬”。农村社会化服务对于中国“三农”发展必然是一个重大系统工程。而作为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各方主体，唯有依靠自身的发展与强大，方能在这复杂的重大系统工程中“担当重任”。但在实践调研和问卷调查中，呈现出的却是另一番尴尬的失望景象：各方主体都受困于自身发展的诸多困境中。

（一）党委政府及涉农部门事权与人财物权相冲突

当前基层农村社会化服务仍然面临着“线断、网破、人散”的状态，服务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基层党委政府本身十分有限的人财物力，往往要面对千变万化与千差万别的差异化诉求。2005年至2006年湖北全省铺开以因地制宜、减人减岗，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为主的“以钱养事”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着力解决基层行政人员和机构臃肿，焕发地方行政活力，提高“三农”服务效率。然而在实际推广和运行过程中，不少基层政府为追求个人政绩，迎合上级行政命令，片面强调减人、减事、减支，大量公共性和公益性监管服务机构被简单撤消或者无序合并为综合服务中心，专业人员被大量分流，留下“关系户”与“老弱病残”，且关键的“以钱养事”制度即购买服务配套政策措施又迟迟难以到位，导致农村社会化服务出现断层，且引发系列“蝴蝶效应”。

供销合作社在湖北省农村社会化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有着其他党委政府涉农部门和市场经营主体所不可比拟的先行优势，足以担当起农村社会化服务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重任。但其自身发展也同样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困境，没有政府扶持，仅依靠自身力量、自谋出路显然难以解决。这其中最突出问题当属“历史包袱”。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09年，为响应中央号召，供销社实现全面改革与改制，国家“自筹经费、自谋出路”的改革方针，一方面导致基层尤其是乡镇一级供销社大多数形成沉重历史负债，时至今日也是年年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由于现存集体负资产较多且权属问题复杂，如果继续闲置则造成极大浪费，拖累自身发展；如果盘活、处置转换，则又会引起银行和其他债权人甚至安置职工的注意，“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羊群效应”随即招致。这种“不能上也不能下”，“进无攻退无守”的现实困境严重制约了供销社的改革发展。此外，供销社系统也还面临着人员年龄老化，后备人才资源匮乏等各涉农部门共性的问题，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供销社提供农村社会化服务。

（二）市场主体在“无米之炊”中艰难度日

各社会公益组织和市场经营主体自身发展同样困难重重。以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例。华中农业大学和湖北省农科院是湖北省农村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力量，然而政府财政支持过小使其深感“有心无力”。近年来由于没有获得专门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和经费，这些组织机构常常是“自掏腰包”，艰难为继。如湖北省农科院每年拿出300万元自有经费建设“专家大院”，华中农业大学近些年拿出数千万元实施“111计划”和“双百计划”。这种自主行为，一旦遇到经费紧张，势必搁浅而无法持续。对于机构科研工作人员来说，缺乏考核激励机制也是重要问题。迄今为止，对于农业高校和科研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考核方式仍然是以科研项目、科研论文及创新性成果为主，缺乏将农技推广服务绩效纳入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和工作考核当中，导致当前农业高校和科研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重理论，轻应用；重发明，轻推广，仅仅凭着“一腔热血”在从事农村社会化服务，这显然既难以保证效率和质量，也不公平。与此同时，缺乏协调和整合，也是摆在这些组织机构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当前这些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都在农村开展农技培训、创办示范基地、建设“专家大院”、开设“农技110”等服务，但是这些组织网络、信息系统、项目建设及推广活动各自为政，互不沟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合力作用。

市场经营性主体如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协会）、农业经纪人自身发展更是艰难。当前从事农村社会化服务的龙头企业中不乏实力雄厚的上市公司，但更多的是实力并不强的省级和市县级企业，自身实力十分有限，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过弱，加上当前政策扶持力度和农村市场开发力度不够，导致龙头企业这一类主要市场经营性主体目前发挥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作用十分有限。专业合作社（协会）和农业经纪人的问题则更加严峻。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其自身发展的身份合法性问题都始终悬而未决，更何谈自身利益保障问题。[4]目前对与多数市场经营主体而言，不缺乏为农村社会化服务的理想与抱负，缺乏的是现实的支撑能力。

四、服务脱节：供需差距过大

（一）服务的水平、层次过低和规模过小

当前农村社会化服务仍然是低水平、低层次，小规模、窄覆盖。如表1所示，从农村社会化服务几大类别看，受访农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信息、质量安全监测、农村金融和农民生产服务方面的服务，但除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服务、农业生产服务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超过50%外，其他各项服务的覆盖面均低于50%。尤其是农村商品流通服务、农民生活服务和农业信息服务，分别只有20.25%、26.67%、33.33%。

从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域看。如表2所示，在种植业领域，农村社会化服务还主要集中在农业的施肥技术指导和病虫害防治这一低水平、浅层次服务上；而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服务如农产品脱壳和晾干方面则覆盖率极低，不到10%。

在养殖业领域，如表3所示，农村社会化服务的供给显然不尽如人意。无论是良种繁殖、孵化等畜牧业服务和畜禽防疫与疫病治疗，还是鱼苗、鱼种、水产良种等渔业服务的覆盖率均十分低，分别只有20.03%、33.33%、20.06%。

在林果栽培领域，如表4所示，尽管林木病、虫、兽害防治要高于林木嫁接和收获果实方面的服务覆盖率，但后二类基本服务均不足40%。

综合表2、3、4还可看出，当前农村社会化服务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粮食作物种植业，主要是小麦和水稻种植，而养殖业和果林栽培业领域的服务规模严重偏小，覆盖面严重过窄。与此同时，即使是在服务覆盖率较高的传统粮食作物种植业领域，有关农业生产方面的服务也主要是集中在农业生产产前的农资购买服务，产中的病虫害防治和基本的农技咨询服务，而对于产后的农产品流通服务，市场销售对接服务则涉及较少。服务层次处在最初级阶段，大多流于形式；服务方式基本以组织培训、发放材料和口头传达为主，缺少现代新型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

对于涉及较深层服务如农村金融服务的水平和层次过低，覆盖规模过小。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农户向信用社和商业银行贷款比率总计为18.19%，民间自主借款比率则高达81.81%，其中，生活性借款占44.12%，生产性借款占55.89%，农林牧渔业生产借款占19.19%。这一方面说明农户生产性借款绝大部分没有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更难获得贷款。据农户反映，当前要想在银行借款，首先必须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亲朋好友或者公务员作担保，且担保人必须负连带责任。与此同时，不但贷款最高授信限额低，最多仅为2万至5万元，且审批环节多、手续复杂、周期过长。现今的农村金融网点大多数只办理存款这些基本业务，贷款或者其他金融业务则很少涉及。以农业保险为例，目前湖北省仅有41.80%的农民购买过农业保险，且品种仅仅限于水稻、小麦等传统粮食种植保险。

从与农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农村社会保障服务来看。湖北省目前村级农家书屋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许多村级农家书屋里书刊内容陈旧、更新慢，缺少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市场信息等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书刊；这些书屋中仅有5.97%配备了管理人员，且92.92%为兼职，经常脱岗，造成借阅不便。如今农家书屋大多沦为摆设。农村体育健身设施也大多形同虚设。目前有56.69%的村庄建设了公共体育设施，但仅8.92%配备了体育指导员；不少体育健身场地、健身器材长年空闲，无人问津。在农村医疗方面，“新农合”还存在各种后续环节跟不上问题。由于宣传不够，大部分农民对于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还不太了解，影响参合积极性；农民参合后，还存在医生多开药、开贵药的现象，造成农民医疗成本不降反升。与此同时，村级医务室人员配备不齐，农村疾病防疫等社会保障服务不足问题也十分突出。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撤村并校后社会化服务跟不上，不仅使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增加，同时也带来了学生上学难、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等问题。现如今许多农村孩子因为学校远，不得不小学一年级就在学校住读，这无疑增加了家长陪读、孩子生活等费用支出。[5]251-284

（二）“三农”多元化现实需求实难满足

“农民只负责田间管理”，这是农村社会化服务的终极目标，但当前实际距离这一目标还有巨大差距。从当前的供需矛盾来看。对比表1农民接受过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和表5农民最迫切需要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可看出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服务、农业生产服务是覆盖率最高的两类服务，但这两类服务却都不是农民所最迫切需要的服务，而农民当前所最迫切需要的农村信息服务、农村商品流通服务、农村金融服务却恰恰是目前覆盖率最低的服务。从调研的十多个县市情况来看，有近50%的农户反映在科技、信息、产后等方面服务很少甚至没有，大多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价格和信息服务发挥功能不强，对生产环节进行调节和引导的功能难以发挥。这充分说明当前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供需严重脱节，农民基本需求仍然难以得到满足。

从农户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需求来看。当前农民需求最强烈的前四位分别是通村公路（占67.92%）、农田水利设施（占62.26%）、农村垃圾处理及环境美化（占49.06%）、农田整理（占26.42%）。而这四类农村社会化服务恰恰也是目前覆盖率最低的。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为例。湖北省农村水利设施普遍老化，全省332处大中型灌区的骨干建筑物损坏近50%。现有农田水利工程中，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占51%，70年代占35%，80年代及以后仅占14%，且标准化程度较低。在自来水、新能源、通村公路、电力、通信设施实现村村覆盖的同时，在各个村庄都存在着基础设施覆盖死角，远未达到户户通、户户覆盖水平。

差异化、多元化的服务是当前农村社会化服务的核心。不同类型的农业产业所需求的社会化服务无疑是不同的，养殖业农民最需要产前的幼苗种、产中的防疫和产后的市场销售服务，尤其产后市场销售服务是当前最困扰养殖业农民的难题；而传统种植业最需要产中的病虫害防治和产后收割服务，尽管目前传统粮食作物价格不高，但市场销售并非是困扰种植业农民的头等难题。然而，现实中的社会化服务供给显然不能满足需求，过于片面性和一刀切，追求“拉网式”或者“普及性”的服务，缺乏针对性和差异化侧重，缺乏多元化的供需表达机制与平台，这样既导致了农村社会化服务供给的浪费，同时也难以真正满足农民的现实需求。

五、缺乏科学规范：服务市场内卷化

（一）缺乏顶层设计与引导使服务能量在互搏中消解

当前农村社会化服务仍然面临着缺乏制度顶层设计与引导的问题，使得地方党委政府各涉农职能部门缺乏统一的领导、管理与监督考核，在农村社会化服务过程中，各自为政、相互竞争、互相掣肘现象突出；分散且条块分割的农村社会化服务政策、财政、项目，难以有效整合，无法形成统一协调的工作格局，更难发挥合力作用。往往是过高的行政运行成本消耗了大部分人力、财力和物力。

与此同时，政府和市场的农村社会化服务责任边界难以厘清，“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不但无法同时发挥作用，而且往往在相互“打架”中消解了各自的能量。政府的责任边界难以划清，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地方党委政府各涉农部门无法回归“行政”色彩，也无法真正走上服务性、有限性责任政府的良性治理道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且由于政府责任边界不清，各涉农部门往往依靠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权力，肆意抢占农村社会化服务经营性市场份额，挤压市场主体发展空间，导致市场主体因难以生存而无法真正发挥作用。

（二）缺乏行政法规约束与监管使服务市场混乱丛生

由于缺乏规范服务主体、服务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市场的有效监管，导致当前农村社会化服务市场混乱，尤其是关系到农民生产、生活切身利益的农资、日常生活用品市场和农产品销售市场，假冒伪劣泛滥、欺横霸市、哄抬物价，肆意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现象丛生。当前偏远地区乡镇种子、化肥、农药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的假冒伪劣现象十分普遍，且市场价格混乱不堪。而对于农产品销售，农民反映最为强烈的便是肆意压低收购价格。对于市场经营性主体而言，假冒伪劣的充斥，混乱的市场价格，使其本来就极小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其生存与发展可谓“雪上加霜”，极大地挫伤了其积极性，严重制约了其经营供给。

专业合作社（协会）是农村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主体，其有着最贴近农民的身份优势，但目前专业合作社（协会）组织网络体系混乱，生存发展堪忧已成客观事实。[6]尽管我国2007年7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由于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迟迟跟不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步伐，导致当前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井喷式发展的背后是“虚胖”问题严重。以江西省和山东省为例，江西省南昌县全县700多家合作社中比较规范的最多只有20%；山东省每年要新增1.3万家左右，但其中三分之一都没有发挥作用，根本没有开展任何合作，徒有虚名。[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