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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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2

全球经济格局是指各国间经济实力对比和经济影响强弱的一种结构性体系和势能状态。当今时代，全球经济格局最显著的变化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日益崛起，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发达国家要走出金融危机也越来越依赖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而拥有庞大人口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正在重塑人类经济版图，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性事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要求必须转变传统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向着绿色化方向转型，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新兴经济体已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所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大量兴起。2001年，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由于这些国家的首字母组成与英文中的砖块（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2006年，高盛公司的奥尼尔等人又创造“新钻11国”（Next-11，简称N-11）概念，包括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11个国家，认为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潜力上仅次于“金砖四国”，不仅目前在经济发展上有良好表现，其前景也一片光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进一步验证了高盛公司预言的正确性。

肇始于2007年的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在发达经济体的中心地带美国爆发，席卷全球。首先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进而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日本、尤其是欧洲国家经济低迷，多数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已经更换了发动机，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双速复苏”到目前的“双速增长”以及未来很可能的“双速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全球经济的格局。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况显著好于发达经济体。其中，“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七国集团国家3～6个百分点，一般地，前者是后者的2～4倍（见表1）。图1则显示，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等和低收入国家增长速度开始快于高收入经济体，摆脱了此前两者在经济速度上孰快孰慢的不确定性。进入本世纪以来，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不仅快于发达经济体，而且这种速度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主要是中等收入国家（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快于低收入国家1～2个百分点。

表2显示，在2000年之前，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80%左右，2000-2005年其贡献率仍超过70%。此后，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金融危机后，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下降。其中，2009年贡献率一度下降到-85%。与此同时，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2000年及以前贡献率仅为20%左右，2000-2005年贡献率接近30%，2006、2007年贡献率超过40%，2008年及以后贡献率达到50%左右（因全球经济衰退，2009年除外），2010年甚至一度超过60%。在不同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生根本性转变过程中，七国集团对发达国家的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金砖四国对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的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全球经济重心正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偏转，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是人类社会正经历的世界性历史事件

表3显示，在2007年之前，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挤入前十的国家不超过2个，2008年挤入前十的新兴市场国家增至3个，2011年挤入前十的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增加到4个。并且，新兴市场国家在位次排名上也逐步靠前，改变了此前发达国家垄断排名前几名的状况。2010年以来，中国取代日本，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巴西也改变了在前十排末尾的情况，2008年之后位次排名不断靠前，2011年巴西超过英国，排名居世界第六。

七国集团（G7）是发达经济体的主要代表，金砖四国（BRICs）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要代表，这两个集团占世界GDP比重的变化最能感受到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图2反映了这两个集团的变化趋势，1980年七国集团占世界经济总量约为2/3，2011年其所占份额下降到不足世界的1/2。相反，尽管金砖四国所占份额一直较小，但其占世界比重呈直线式上升，2000年仅为8%，2009年却已达到15.9%，不到10年的时间占世界比重翻了一番，2011年金砖四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19.3%。

高盛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2005年“金砖四国”与“新钻11国”的GDP总值只相当于七国集团（美日德英法意加）的1/4（应该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结果，如果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1/6）；但至2035年，它们将会后来居上，全面超过七国集团经济总量；到2050年，世界经济大国的排序是中国、印度、日本、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其中，中国在2041年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印度在2032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巴西将于2025年取代意大利的经济位置，并于2031年超越法国；俄罗斯将于2027年超过英国，2028年超越德国。另外，“新钻11国”的GDP总值将激增11倍，达到相当于一个美国或4个日本的规模。如果这些预言都变成了现实，可以推断，全球经济格局将被重塑，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博弈中将获胜最多。

今天，全球总人口接近70亿人，但时至今日，全球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的总人口也仅为13亿左右；而目前正在进行工业化国家中仅中国和印度两国的人口就接近26亿人，是目前已实现工业化国家人口总和的两倍。此外，还有巴西、印尼、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孟加拉国都是人口过亿的国家，也正在进行工业化。①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同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社会所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性事件。

从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进程来看，这些国家工业化是“压缩式”的工业化，将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50～100年）完成发达国家200～300年走过的工业化路程。庞大的人口规模正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对全球气候、能源、资源、环境、治理等各方面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同时也对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科技进步、可持续发展等各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三、全球经济必须转型发展，绿色经济或许是人类唯一选择

在传统的工业文明和经济模式下，人类活动已经给地球母亲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这种趋势仍在蔓延。据统计，近年来人类每年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硫超过2亿吨，排放温室气体超过3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超过1000亿吨各种生产和生活废水，大大超过自然界的自我净化能力，而且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入，累积性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可否认，现在生态系统破坏、生物物种灭绝、荒漠化、大气污染和酸雨、河流和海洋污染、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极端气候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机构（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在对95个国家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过去50年来，人口增加使得人类赖以生活的2/3的生态系统，包括空气和水源受到污染和过度开发。报告指出，过去50年来，人类为了取得食物、净水、木材、纤维和燃料，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代都要来得快，破坏面也比任何一个年代来得广，这使得生物的多样性承受着无法扭转的损失。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观测显示，南极臭氧空洞平均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英里，比整个北美洲的面积还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一份报告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洋中“死亡区”数量和面积一直在扩大，1994年全球海洋共有149个“死亡区”，但2006年“死亡区”已多达200个，增长了34%。

如果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继续沿着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前进，那么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有研究表明，2008年占世界总人口14%的25个发达国家消费了全球41%的一次能源、43%的铜、42%的铝以及29%的钢；发展中国家人均消费一次能源、钢、铜和铝仅为发达国家人均消费量的24%、40%、21%和21%。②发达国家以如此少的人口比例，消费如此多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如果发展中国家继续沿着发达国家工业化老路走下去，恐怕需要几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类工业化对巨量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需求。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其推进工业化历史过程中，因其规模较小，加上其拥有的技术优势、军事优势等，可以很大程度将其工业化的“外部性”转嫁出去。比如，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包括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的碳排放）由全球承担，而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能源等从世界其他国家“掠夺”或不平等贸易而来。相反，当今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再也不能“外部化”其工业化的负面效应，而必须“内部化”，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转变传统工业社会的增长模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增长的绿色转型。

2011年，联合国环境署在其的《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中，将绿色经济定义为“可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的经济”。“绿色经济”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在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的蓝图》中提出，主张从社会及其生态条件出发，建立一种“可承受的经济”，并提出将有害环境和耗竭资源的活动代价纳入国家经济平衡表中。一般认为，绿色经济是以生态环境容量、资源承载能力为前提，旨在于实现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生活质量持续提高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由于绿色经济概念比较宽泛，不同学科背景对绿色经济理解有所不同：生态学家强调绿色经济不能破坏自然生态系统，要保持生物多样性；环境学家强调绿色经济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其实现途径重点在污染的末端治理；资源领域专家强调绿色经济要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其实现途径重点在于从生产端提高资源生产率；能源专家强调绿色经济要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开发新能源；经济学家强调绿色经济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社会学家则将社会包容性引入绿色经济的理念中，等等。目前，在国际上逐渐达成的共识是，不宜把“绿色经济”看成是某种状态或是某个终点，而应把它看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法或者一个过程。

从历史角度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文明形态，所对应的经济形态分别是采集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原始文明的特点是简单、淳朴，对自然不构成伤害。农业文明的特点是勤勉但具有依赖性，靠天吃饭，随遇而安。农业文明有时也会对自然造成一些伤害，但由于程度较轻，多数情况下可以自行修复。工业文明的特点是进取，但具有掠夺性。伴随科技革命而来的工业文明虽然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就迅速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但人口剧增，自然资源总量锐减，环境污染日重等问题时时困扰着人类。工业文明表现为钢筋水泥，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无止境的索取，人们称这种文明为“灰色文明”。它人为地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对立的局面，破坏和牺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正是由于工业文明对自然带来了伤害、损害、破坏，许多方面已经难以修复，因而必须倡导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对应的是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经济，是在扬弃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环境舒适性”经济。这种对舒适性的环境需要实质上体现为一种人们在满足了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基础上的更高级的生态需要，它既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又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

注释：

①这些国家全部是“金砖四国”或“新钻十一国”的成员。

②“全球能源与重要矿产资源需求重心向亚洲转移”，《科学时报》2011年1月30日。

参考文献：

[1]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集[M].赵士洞，等，译.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

[2]易蓉蓉.全球能源与重要矿产资源需求重心向亚洲转移—— 访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安建[N].科学时报，2011-01-30.

[3]郭朝先，张其仔，白玫，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升级与空间布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M. Ayhan Kose， Eswar S.Prasad.新兴市场：全球金融风暴下的弹性与增长[M].田慧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5]吉姆·奥尼尔.高盛眼中的世界[M].中译本.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6]郭朝先.发展绿色经济需要处理好几大关系[J].经济视野，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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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基础

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是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内涵与特征、形成机制与演化路径、影响与制约因素、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等方面。

1．1内涵与特征

姜秉国(2011)指出“外部经济”是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的内涵特征，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关联性、政治性以及高新科技性、发展潜力性、成长不确定性，主要包括海洋新能源产业、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海水综合利用产业、海洋生物产业、海洋环境产业和深海矿产产业等六大海洋产业门类。于会娟(2016)认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涉及“海洋产业”“新兴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海洋高新技术是发展基础，涉及海洋的开发、利用、保护、生产和服务，并能引导海洋经济发展。

1．2形成机制和演化路径

Feser(2000)指出产业集群效应是产业集群的形成基础，规模经济、互动式学习与技术扩散可以通过集群内的共生机制获得。Long(2011)认为随着产业集群的演化发展，企业间对环境、金融等外部依赖会随着相互合作、竞合协同发展而逐渐减弱。李晓璇(2016)分析了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辐射效应、协同效应、累积效应和适应性预期效应等原理。

1．3影响与制约因素

Karyn＆Cathal(2013)进行了实地调研后发现资金支持与政策保障是影响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孙加韬(2010)指出科技水平、高端制造、资金投入等方面的不足是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赵楠(2018)以海洋生物产业集群发展为例，指出引导措施、激励体系、公共服务是主要的运行掣肘。

1．4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

Schot(2007)等认为可通过突破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模式建立技术生态位。张玉强(2014)通过广东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模型实证分析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现实问题。张艺(2019)采取文献计量和基础研究竞争力指数分析各国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研究领域的竞争态势，明晰国内与海洋科技强国发展中的差距。基于上述研究基础，现有研究关注点多在于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单个产业发展情况，相关研究缺乏相对有效的地方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培育路径研究和科学的产业集群发展政策体系，更缺少针对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实践性探索，而这对于促进高度产业关联、较高成长性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建设显然不够。因此，文章以广东省湛江市为例进行进一步探讨，为沿海地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发展提供借鉴，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2问题分析

湛江市是中国海岸线最长城市，海洋经济规模连续十几年居广东省内前列，拥有较强的海洋经济发展优势。此外，湛江在广东省乃至全国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包括北部湾中心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省域副中心城市、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等，但当前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显现出的新常态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1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迅猛，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够

湛江市拥有国内比较稀缺的鲎试剂等海洋生物和医药产业;在海洋多糖与海洋多肽利用、虾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面向海洋的产业招商成效明显，与德国巴斯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液化空气集团、华侨城集团、招商局集团、华润集团、中交集团等中国和世界知名企业有战略合作协议。但传统海洋产业仍占据海洋经济大幅份额，在传统海洋产业仍占据海洋经济大幅份额的背景下，新兴技术对接传统海洋产业所形成的高端环节未成规模，高端制造模式有限，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现代产业发展不充分，优质实体企业不多，传统产业调整结构、转型升级步伐缓慢。

2．2形成了一定的先进技术，但创新驱动不够

2017年8月地方政府推行《湛江市蓝色海洋综合开发计划》，着力发展临港工业、海洋油气、海洋交通运输、滨海旅游、海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渔业等主要海洋产业。但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应该包括新兴技术对接传统海洋产业所形成的高端环节，目前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技术尚未形成以及市场结构与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导致产业整体水平仍然不高，低端产业占比较大，新产业还不能形成集群发展，特别是科技创新的本土制造能力亟待加强，涉海企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海洋新兴技术转化为全新的、现实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演化过程，也面临巨大的风险与挑战。

2．3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但集群培育程度不够

湛江三面临海，海岸线2023．6公里，2017年湛江市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318亿元，占GDP11.5%以上。2020年海洋生物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新增海洋产业省级以上新产品74项，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1%。但主要以海洋生物育种、海水健康养殖、海产品精深加工及海洋生物医药为主，总体而言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依然处于起步阶段，除了海洋生物企业外，大型海工装备制造企业缺乏;海洋新能源、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环境产业、深海矿产产业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亟待从无到有、加快发展、协同发展。

2．4有丰富的产业资源，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不够

追求经济发展和海洋保护是有机统一的，湛江三面环海，海岸、海岛、海湾资源丰富，海岸线总长2043．5公里(其中大陆岸线1243．7公里，岛屿岸线799．8公里)，占广东省的35．4%、全国的6．4%。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和个数均居广东省首位，是湛江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得天独厚的优势。从目前湛江海洋经济发展现状看，海洋生态发展方面亟待加强，在规模上需要实现有效合理控制，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尚未形成;节能降耗、污染防治压力还比较大。

3战略路径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既涉及单个海洋产业集群的价值联结、海洋资源跨行业配置，又涉及市场一体化、产业及环境的公共治理，以及产业布局创新、技术创新、研发转化、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等诸多环节，更需要合理的产业结构、有效的产业集群培育路径、完善的科技创新管理系统和有力的政策支撑体系。

3．1技术创新引领转型升级

作为创新导向型产业，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海洋新兴技术创新成果为起点，形成产业规模经济，最终确立以海洋新兴技术产业为特征的技术经济范式。强调的首先是突破性技术创新产业化的结果，突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新性和非继承性。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战略，以一体化发展为导向，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海洋产业结构和层次，提高海洋产业创新力和竞争力。其次，产业链协同创新、产业孵化集聚创新值得进一步关注，高端化、高质化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具有战略价值，以此形成较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再次，将技术要素与其它生产要素相结合，在市场需求、政府行为等因素的促进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规模化生产。因此，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上，既要大力推进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应用，高起点培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又要让传统海洋产业成为孕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坚实基础，并借助新兴产业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理念形成对传统海洋产业的渗透，从而带动传统海洋产业的革新与嬗变。这一过程的关键是促进海洋新兴技术从技术供给方向传统海洋企业转移，如海洋生物育种与健康养殖业就是传统海洋渔业高新技术化的结果。通过技术的渗透和适应性创新，提高传统海洋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益，从而形成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3．2培育路径多样化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决定了其技术与产业的融合过程，即集群培育路径应该多样化，要根据具体的技术、市场条件选择合适路径。首先，通过产业的关联性和技术的先进性实现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外部性。其次，通过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将创新型企业的领先技术水平逐渐传导给从事相关性业务的企业，从而带动其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再次，通过经济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技术升级，将创新型企业的核心技术、核心业务，与最优配套企业共同构造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扩展到整个海洋经济领域时，以带来海洋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特别是要围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对标世界最先进水平，开展前沿先导技术和重大战略产品研发，系统梳理集群的突出短板与弱项，实施短板突破计划，推进集群内企业建立研发机构。

3．3完善的政策体系

逻辑层面的政策过程是指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的过程，也包括培育政策、保障政策、纵向体系和横向体系，形成动态循环系统。主要的培育政策应支撑重点项目选择、关键技术攻关、市场化、社会化，产业扩张、产业链整合、产业优化和转型升级，从而形成产业的规模化和社会化等产业发展需要。相关的保障政策应涵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财税政策、人才政策、金融政策，服务于国家“海洋强国”战略，构筑完善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培育政策体系，加强政策支撑力度。

3．4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生态环境

海洋经济发展，特别是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这一领域里，资源利用方面更应当具有超前意识，更要注重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建立海洋循环经济系统，以“减量、再利用、资源化”主线，从生产、消费源头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损害，相关企业在生产流程中就要建立一整套较为先进的生产理念，完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此外，也应该要对海岸带进行全面清理整治，改善近海水域水体质量，完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提高海洋资源对海洋经济发展承载力，建立科学有序的海岸带保护和利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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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污染工业保持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挑战，急需进行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经济发展不能再以环境污染和资源能耗来换取，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都需要进行重大的调整。目前，我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建立了新的经济产业布局，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常态。

一、经济转型的背景和内涵

经济转型指的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压力，导致社会原本的发展模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重新确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保持社会继续发展的一种行为。我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和面临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危机。

我国经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这是因为经济体量越小，发展速度越快。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一个调整期，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变为中高速。并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适当的发展速度对于我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有利的，在原有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时，往往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才能继续保持发展的态势。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5%到7%之间，这一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尽管目前仍然在维持着增长的态势，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形式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庄边，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新经济发展政策的消化等。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包括“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等，是从硬实力到软实力的全面发展战略。

二、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商业经济发展特点和趋势

由于经济发展形势的改变，新兴产业对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推动产业结构改变的同时也要大力加强社会基础的建设。我国的经济转型相对于其他经济体来说有许多特点和趋势。

比如，我国为了推行家电普及，开始了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的活动，由政府提供补贴，鼓励家电企业深入到乡村基层中去。而一旦活动结束，商家立刻失去了这方面的动力。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干预市场的行为，违背了市场规律，尽管在短时间内提高了农村地区的家电普及率，但是对于农村地区长远的经济发展没有明显的作用。在经济转型之下，我国商业经济的发展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实现商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创新我国的商业经济模式需要从多个方面你入手。首先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第三产业是我国未来的主要发展的产业，从2013年开始，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占比中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另外，中央制约三公消费的战略也部分解决了造成过快增长的制度原因。

经济转型之下，我国的商业经济流通速度显著加快，各种快消费和快服务占据了越来越高的份额。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发展将成为我国未来的优势产业，是新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亮点。

三、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商业经济模式和创新发展

新的商业经济形势给我国的商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新的商业模式将更加注重经济质量和经济方式。目前的商业经济模式和创新发展包括了一下几个方面。首先，互联网电子商务给我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力量，对传统的实体商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让我国的商业生态和商业模式实现了重新组合，甚至带动了物流产业和交通格局的变化。新的商业模式给边了人们的消费理念，让人们对于商业有了新的理解。

从90年代开始，我国的商业模式是商家出租柜台，依靠物业和租金来获取经济利益。这导致真正的商家并没有自利，无法发展自营品牌，阻碍了我国商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新的商业模式之下，商家能够更好的把握自身的命运，建立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大型商场从集中在城市中心转变为向郊区发展，小型便利店成为了商业活动的主力军。未来的商家该逐渐变过过去的经营模式，而逐渐改为商业地产的自营。而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也不仅仅会考虑到销售实体，而是把服务水平等各种因素纳入到考量当中。

四、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商业经济发展的创新思路

经济转型，思路先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思路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有益的指导作用。我国在新形势下的创新发展思路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首先，政府的职能开始发生转变。长期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调节经济发展速度，健身诚信体制，改良商业环境等。在未来的新经济体制之下，政府逐渐转变为对市场进行调节和监督的作用。通过改革流通经济来改善市场环境，平衡传统的实体商业与新兴的电子商业的发展。

诚信体系和健康的商业环境是发展经济的基础。我们要调整商业模式和结构，建立健康稳定的市场环境，构建统一的成熟市场，利用电子商务的发展来实现中国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还要解决自营的商业模式实现回归，转变思维方式来纠正不健康的商业现象和商业行为。未来我国将依托创新带来的发展动力，建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将持续进行商业经济的创新发展。目前我国的盛业经济发展有着转变政府职能，发展新兴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注重经济质量的特点，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有明显加快的趋势。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我国将依托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带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薛巧珍.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广播电视产权制度分析与创新模式建构[A].新闻学论集（第25辑）[C].2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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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实质是一种降低碳基能源(煤、石油、天然气)消耗,密集使用碳中和、碳封存和碳捕获技术,以及充分使用新兴清洁绿色循环能源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产业基础必然转向以低碳乃至非碳消耗的新兴产业或产业簇群,从而在根本上降低人均“碳足迹”,并极大地缓解人类生产、生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状况,使人类社会彻底摆脱经济增长极限理论对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前景的“诅咒”。

从目前人类所掌握的技术条件来看,最有可能成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新兴产业或产业簇群可能是生物产业、太阳能产业、核能产业、风能及潮汐能产业和海水氢能源产业等等。但现阶段争论哪种或哪类产业将成为未来主导产业实质上并无太大意义,因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所面临的这种新兴产业革命机遇很可能要求一系列新兴产业的相互融合或集成创新,所以,充分认识这种新兴产业革命机遇,并在国家战略、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规划等领域内有所提前准备,待新兴产业革命机遇来临时,能够充分抓住机遇并以新兴产业革命推动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广,应该更为重要和紧迫。因此,努力创造条件将低碳经济写入“十二五”规划,以及将低碳技术研发纳入国家科技规划,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战略规划的强力支撑,我们就容易错失这种新兴产业革命的机遇,同时也难以实现助推经济发展模式由“高碳时代”转化为“低碳时代”的战略目标。

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新兴产业革命,本质是解决产业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力相互融合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所催生的新兴产业革命,从根本上说依然是一个技术与生产力革新的问题,单纯希望从“低碳消费方式变革”的角度,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并催生相应的新兴产业革命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种思路只顾及了消费角度而忽略了从生产角度去思考问题。因此,从技术变革与生产力进步的角度来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及其所蕴含的新兴产业革命,本质上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产业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力相互融合而不是相互抵消。

纵观人类已经进行的产业革命史,还没有哪一次产业革命较为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比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对蒸汽动力的大量使用,极大地提高了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力水平,但蒸汽动力对矿石燃料的大量消耗,则严重污染了英国的自然环境,其工业重镇伦敦一度被称为“雾都”。英国工业革命的生态生产力的负向效应,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产业生产力革新的正向效应。

同英国工业革命一样,二十世纪初期以“电气化”为基础产业革命和二十世纪末期的以“信息化”为基础产业革命,在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其对碳基燃料的使用和消耗也呈几何数级增加,它所造成的气候变暖问题已经影响了整个世界。因此,如果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产业生产力计为x,生态生产力计为y,我们希望由低碳发展模式催生的这一场新兴产业革命,能够实现产业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力的和值效应,即(x+y),而不是差值效应(x-y)。

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即实现人类社会系统工程的各个单元在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条件下和谐共生,代内与代际公平,均衡物质、精神、生态消费的共同发展模式来看,只有通过政府、企业、公民的共同努力,低碳经济条件下的新兴产业革命才能够实现产业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力的和值效应,从而使人类社会彻底告别不可持续的“高碳经济发展时代”。

三、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新兴产业革命,需要制度创新作为其根本保障

如果说,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新兴产业革命,将会引发各国的生产力革新到一个新的水准,那么,必然要求相应的生产关系即各种制度条件与之相适应。换言之,没有适宜的制度保障,这种条件下的生产力水平无法得到持续地革新,相应的新兴产业革命也可能被延迟或终止。因此,对现有制度进行创新,使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具体来讲,主要应在以下一些制度上进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