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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园林与日本文化的联系
一定的园林艺术,是对一方文化的体现,一般来说,日本在古代受到中国文化很深的影响,但是一定的独立地域,必然会形成独特的文化内涵,比如,日本就形成了深厚的“大和”文化,并且该文化深深的映入日本国民精神中,在园林方面,首先,要有本土独特的文化底蕴,才能产生出独特的园林风格,日本文化就很好的满足了一种要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单纯、自然“、静”的内涵,具体说来,其文化包括下列独特的内涵。
1单纯
艺术都是来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而园林艺术,不仅在于生活的灵感,更多的也是自然的灵感,比如,一方面利用自然物的独特属性,翻译自然的语言,比如,把石块装饰在园林合适的地点,通过利用石块不同的纹路,表现不同的思想,当然,更多的,还是营造一种质朴、安静的自然意境。
2意味
就像中国的古诗词,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以及中国的山水画,留给人巨大的想象空间,日本的园林艺术,也讲究意味深长,通过写意来表现自然,通过人的创造,表现一种自然的抽象意境。同样给人巨大的想象空间,以及渲染浓烈的环境气氛,这样的创造,并没有特别复杂的布局设计,十分直白的显露在眼前,往往越是简单的表现形式,越能打动人的内心,比如,贝多芬的交响曲:起伏跳跃的“当当当当”,十分直白的打透人心。而日本传统的园林,一种直白的安静形式往往能表现深长的意味。
3细致
日本园林十分注重细节,往往在细节上有点睛之笔,无论多么微小的事物,甚至只是通过一些特定的位置摆放,产生巨大的表现效果,因此,日本园林不仅在整体上给人质朴,纯净的感觉,而且细节上十分精致,这些都构成了独特的日本园林。
4禅佛
日本十分重视宗教,宗教影响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园林设计行业,佛家往往强调出世以及静。在园林方面的表现就造成了远离喧嚣,超凡脱俗的园林意境。通过佛家的博爱、禅意等思想,使得园林设计师往往在对自然抽象表达的同时,还能够给予人性的关怀,只是佛家影响之下日本园林独特的高度。
极简主义的特征
①变现形式,极简主义主要通过简单、细致的线条,简化结构,来特定的形势。它追求形式的简单和清晰,单一但是外向的手法,其构成形式都是简单不经修饰的线条语言。②大自然的魅力给了许多艺术界非凡的灵感。极简主义同样也是,它们提倡“自然的取材而非自然的表达”,同日本园林相似的是用一种简单的形式,表达一种抽象的情感。③善于对空间的塑造。极简主义园林虽然结构十分简单,但是对空间细节的处理,同样十分重视。通过空间的建立和塑造,将空间进行不同的整合安排,使得空间集聚韵律感和节奏感,让每个空间都有独特的意义,并巧妙的把这些空间联合起来,构建一个连续的空间整体。
日本传统园林和极简主义的契合点
由上面的阐述可以知道,虽然西方和日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在文化的融合、交流方面没有实质性的阻碍。一方面日本开放的文化主要是来自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冲突日本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魅力,往往能够给设计师特殊的灵感。双方从相互理解开始,增加互动性,增加两者的契合点。
1设计理念
造园的理念是园林建造的灵魂,日本的造园理念通过使用自然材料,并对这些自然材料进行特殊的深化,进行抽象的表达。这和极简主义主张的自然的取材而非自然的表达有异曲同工之妙。极简主义园林设计师主张的是一种关乎自然艺术的处理,而日本园林倡导的境界是通过一种抽象的方式来提炼自然和升华意境。
2简单的组成形式和意境的表达
极简主义不仅仅在于视觉上对生活的追求和满足,更重要的是通过丰富的内涵来展示精神方面的追求,通过对园林表达形式的简单化,以及相比意境的深化,产生强大的冲突,从而传递造园者的创造思想,而这点和日本传统园林在追求禅、佛上的意境是十分相似的。
日本动画的创作者以写实的画面风格、精细的画工、细腻的画面逐步形成了一种唯美的绘画风格,这与美式动画偏向硬朗的风格迥然不同。这种唯美的风格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宫崎骏,如《龙猫》、《天空之城》、《地海战记》等。而新海诚的《她和她的猫》与《星之声》中优美的意境与逼真炫目的画面场景效果更是令人击节赞叹。说到类同的人物造型,日本动画的人物有广义类同和狭义类同之分。先说广义的类同,日本动画的人物造型基本都是:明亮的大眼睛、棱角分明的鼻子、尖尖的下巴、完美的身材比例、唯美到极致的外貌等人物设定,以上这些都成为了日本动画人物设定的标配,几乎所有的动画人物都是这样的一个样式。再说狭义的类同,日本动画在人物造型上,因为作者长期创作形成了稳定的个人画风和绘画习惯,导致其不同动画作品中的人物拥有了相似的外部特征,也就是说在每个作者的作品中人物的面孔大多很相似。例如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幽灵公主》中的珊、《魔女宅急便》中的琪琪与《千与千寻之神隐》中的荻野千寻,大友克洋的动画片《阿基拉》中的金田正太郎与《蒸汽男孩》中的詹姆斯•雷•史提姆,手冢治虫的动画片《铁壁阿童木》中的阿童木与《森林大帝》中的莱娅,高桥留美子的动画片《犬夜叉》中的日暮戈薇与《福星小子》中的拉姆等。
(二)电影化和写实化
日本动画注重利用电影镜头语言帮助讲述动画的故事情节,通常我们在看日本动画时是在看构图,看其中的镜头语言。日本动画表现一个人物的动作要划分成4~5个分镜头,每个镜头的动态效果并不明显,然而这些镜头组接起来效果却很好。②可以这样说,日本的动画创作者在制作动画时,其手法更像是在创作电影。押井守的《攻壳机动队》就是这样,该作品着力于镜头之间的切换和连接,其中游刃有余而复杂的剪辑手法完美地做出了流畅的分镜头,让观众看得目不暇接,吃惊于动画也能做出犹如电影般的效果。日本动画在画面处理上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动画创作者在对背景的处理上要求高度忠实于原素材,他们只是在色彩和场景的结构上加以完善,让画面在质感上具有更加接近照片的效果。
(三)优美的音乐
日本动画之所以如此知名,除了题材多样、故事生动、人物造型精美、画面细腻唯美、电影化的画面场景以外,恰如其分地配入相应的音乐能够突出该动画此时的场景主题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也是受众之所以如此着迷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往往这些与该动画相关的音乐也会受到追捧。以久石让的配乐为例,久石让为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创作了很多背景音乐和主题曲都十分流行,如《龙猫》、《天空之城》和《幽灵公主》的主题曲朗朗上口,曲风亲切自然,充满了童真,仿佛把我们都带回了那纯真的童年时代。
二、日本动画中的传统文化
日本是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动画大国,日本动画在很长的一段发展时期内凭借着鲜明的特征蜚声国际,在日本不论男女老少,都非常热衷于动画及其相关的产业文化。日本动画的文化定位非常准确,并非只是一种单纯只对青少年的说教工具。从《铁臂阿童木》、《圣斗士星矢》到《钢之炼金术师》等,日本动画以对社会深刻思考和人生哲理而著称,它不断演绎着人间的善与恶、美与丑、忠诚与背叛。其跌宕起伏的情节、唯美的画面和电影镜头语言化的人物场景构图等,都给人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因而深受社会各阶层的青睐,并迅速风靡全球。事实上,在这种轻松休闲的文化现象背后,包涵着日本民族浓厚的文化内涵。
(一)日本动画中的本土文化元素
日本动画十分看重并且会经常对日本本国文化进行真实的展示,创作者们充分利用动画片的特性对本土文化元素进行了加工再创作,通过神奇的想象反映创作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以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之神隐》为例,这部动画便是日本民俗大汇集的典型。首先看片名“千与千寻之神隐”,这个“神隐”就是一个充满日本民俗气氛的词汇。神隐最早见于我国南北朝时期北齐刘昼的《新论•法术》:“天以气为灵,王以术为神;术以神隐成妙,法以明断为工。”所谓“神隐”其实就是被神怪隐藏起来,受其招待,而从人类社会消失、行迹不明。这也在无形中暗自契合了动画中荻野千寻的古怪经历。这部动画电影以日本传统的温泉“汤屋”文化为背景,荻野千寻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到汤婆婆开的“汤屋”打工,“汤屋”其实就是日本传统的澡堂。《千与千寻之神隐》中出现的“汤屋”在这些部分的陈设就和古代的澡堂完全一样,古意的街道、祭祀神祗的食品街、澡堂挂着的布帘和红灯笼、澡堂内部的木质结构以及墙壁装饰画等,都体现了日式传统的风格,泡澡用的热水用火炉加热,通过埋在墙里的沟槽流入浴室的巨型浴盆里,在洗浴层的上层则是各路神仙的社交场所。从建筑造型上讲,动画片中的“汤屋”与日本四国爱媛县道后温泉非常类似。在浴室里洗去污秽的河神原型是日本小说《古事记》中的海神;无面男是日本春日大社祭经常出现的面具神。宫崎骏没有沿袭原有的思路,而是在符合动画影片本身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润色,使其造型更易为现在的观众所接受,同时赋予它们人性化的一面。
(二)矛盾的二元对立
在日本动画中,常常会表现出鲜明的矛盾二元对立的思想,两个极端的共存、对立、调和是日本动画表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也是日式审美的最重要一环。这种矛盾的民族性格正如《菊与刀》一书中描述的那样:“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日本动画在看似唯美光鲜的外部场景之下,表达的往往是或沉重或灰暗的主题,鲜艳明亮的色调与血腥杀戮形成强烈的对比。宫崎骏作品《幽灵公主》中的麒麟神就是这样,它在白天是生命和创造的化身,而到了傍晚后则变成了毁灭巨人,用无上的能力去巡视,毁灭任何威胁森林的事物。《犬夜叉》也是如此,在第120集中女主人公桔梗就低语:“净就是污,污就是净;善即是恶,恶即是善;生就是死,死就是生。”这几句偈语充分表现了日本民族这种矛盾的二元对立思想。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个人来说,性格的刚性和脆弱程度往往是成正比的。日本这样一个时刻都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民族,却又是一个十分推崇寄情于山水并欣赏的民族。这样的表现不像是一个时刻压抑的族群,实际上日本民族时常徘徊在这样的两极分化中忽左忽右,这样的忽左忽右使得他们始终处在崩溃的边缘,精神的极度压抑在脑中的弦也越绷越紧,这样的心理状态把日本人推向一个又一个濒临崩溃极限。所幸的是,日本动画的创作者已在动画中给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有迷茫,才是人类。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希望自己变得更加崇高。
(三)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即对自然的崇拜,是日本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样式。日本是个岛国,不利的地理环境使日本的民族性格中具备了对自然环境根深蒂固的恐惧。古代日本人就把这种恐惧的心理转化为对一切自然的崇拜。大自然代表着日本民族对生命的向往,同时也是日本民族审美意识的基础和源头,是美的蓝本,美的母体,对自然事物的热爱和感悟积淀成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情操。继承了这些特点的日本动画也向世人充分展示了日本人的这种独特的自然审美观。比如宫崎骏作品《幽灵公主》中的狼神、山猪神,他们的体型都无比的巨大而且种群数量庞大,随时都可以向人类发起种族间的战争。这些动物神重伤后产生强大的怨念,他们还可以化身魔神对人类展开报复,这些动画形象都代表着大自然无限的力量。在《风之谷》中,随着工业文明破灭之后,自然环境破坏严重,在人们聚居的地方出现了腐海,人们认为腐海散发有毒气体,但腐海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环境净化系统,洁净森林世界。而生活在其中王虫就像是自然的守卫者,向一切破坏自然的人发起进攻。在腐海的地下有着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地下的树木努力地净化着空气中的毒。
(四)悲情主义
悲情主义是日本动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思潮,这种美学思潮自从它形成后,就始终贯穿在每个日本人的血液当中。悲情主义其实就是“物衰”,由于日本文化早期受到了中国大乘佛教、儒教、道教等的影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又吸收了西方的部分文化,便形成了既不同于国内现今的实用主义美学,又不同于欧洲近代反思去弊的美学,日本的美学学者将美学的思考引向了人生,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脉络,即“物衰”美学。日本美学深受佛教影响,强调“物衰”,万物都有衰败凋零的一天,从而进入轮回。大多数的日本动画,都具有这种“物衰”的美学。淡淡的,从容的,讲述一段段人生的绽放与凋零,从头到尾都是“哀而不伤”。日本学者们对这种“物衰之美”的认可已经如同自然法则一般,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有很深的烙印。如宫崎骏作品《龙猫》中两姐妹之间的互相依赖依靠的亲情,她们期盼母亲病愈出院的急切,以及对母亲归家不得的失望之情,还有小男孩对姐姐的情谊,等等,我们可以从这些细节体会出淡淡的“物衰”之美。
(五)等级观念
日本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所包含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在一般正常的生活中,同其他人的交往中都必须明确表明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差距。像东亚许多国家一样,对长辈要用敬语,与此相关的要有相应鞠躬和下跪的动作相配合,而这些动作都受详细的规则和惯例支配。年轻人在家中接受了这种等级教育后,他们会把在家里学到的有关这些制度的东西用于经济和政治等更广阔的领域。他们要学会对那些地位比自己高的在特定位置上的人表示充分的敬意。在整个日本历史的发展中,日本社会是一个一个严格的阶级和卡斯特(一种世袭的等级身份制度)的社会。这一切在日本动画里就有体现,如日本20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漫画家车田正美创作的经典动画《圣斗士星矢》,虽然故事背景改成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但是整个圣域的88个圣斗士,从青铜、白银、黄金圣斗士仍然是等级森严的。圣斗士们各为其主,为了正义或者主人的目的而展开残酷的厮杀,这些效忠都是绝对、无条件的,甚至到了随时可以献出生命的程度。表面上好像看到了一场以古希腊罗马神话为背景的虚拟战争,如果仔细看下去的话,就能够发现这些都是日本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的写照。
三、日本动画中东西方的文化融合
日本是一个的民族性格非常复杂的族群。有很多学者认为日本之所以形成现在的民族性格,是历史、地理、政治等方面的因素综合而成,也就是说复杂的形成原因导致最终形成的民族性格也是复杂的,即便是复杂,有一点成为了日本人最明显的性格特征,就是对于东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对于动画而言也是这样。
(一)东西方绘画艺术在日本动画中的体现
动画自诞生以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从早期的二维平面动画发展到今天的三维立体动画,但无论是二维平面动画还是三维立体动画,画面在动画片中起着最为直接和重要的作用。画面仍然是日本动画中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而线条和色彩又是绘画艺术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元素,尤其是对二维平面动画而言,更强调张力十足的线条和丰富明快的色彩。也正因为如此,二维平面动画对于艺术创作者的绘画功底和造型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东西方的造型艺术中,东方重线条的表现,西方重色彩的表现。而日本则吸收了两种造型艺术的特点,发展出了富于日本特色的造型艺术。
1.中国绘画中线的艺术在日本动画中的体现线
在艺术上的功能,首先是勾勒物体轮廓,其次是对人类情感的象征表现力。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线条的作用从勾勒物体的轮廓向表现人类情感的象征表现能力转变。线条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独擅的一种艺术语言,并且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骨架和支点。通过线条的形态,将从外界悟得的意境与胸中所蓄之情感寄予笔端,迹化于外。所谓以手写心、心手相应、意在笔先、画成意足的高妙境界,只有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才能体会到。随着中国传统绘画传入日本,线作为艺术语言,无论从技法还是从功能而言,都得到了日本艺术家们的借鉴和学习。日本艺术家通过吸收了中国画中线的技法,以纤细的笔法和秀雅的墨色,表现了日本自然风景中的清新。这在日本动画中得到了体现,如宫崎骏作品《幽灵公主》中的背景画面是宫崎骏精心描绘出来的,这些都是对于线条的运用,线条有表现作者情绪的作用,所以这使得《幽灵公主》的画面,既具有细致精细的真实性描绘,也具有飘逸灵动性非真实的时空再现。这样,往往使我们感觉到自然仿佛就在身边,而我们似乎又离自然很远,如同在梦境中一样,产生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效果。
2.西方绘画中色彩的艺术在日本动画中的体现
色彩是日本动画中另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与线条不同的是,色彩的运用源自西方的绘画艺术。色彩在西方绘画中谱写出了一番壮举,纵观整个西方绘画的发展过程,简直就是一部色彩的发展史,在经过了古希腊绘画、早期基督教绘画、哥特式等艺术形式的发展,色彩得到了广泛运用,确立了以色彩展示空间、表现空间质感的西方绘画传统。到了14世纪,经过了几代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们的发展和探索,西方绘画就此进入了色彩的世界中,当时西方的画家们摒弃了线条而钟情于光影的效果,并结合了当时的光学、透视学等学科的知识,使得色彩科学化,就此与东方绘画背道而驰,走上了理性的发展之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展了脱亚入欧的运动,日本绘画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绘画中诸如色彩、透视、明暗等技法,同时又继承了东方绘画的线条艺术,把写意与写实融为一炉,形成了日本近代绘画。《浮世绘》可以说是日本近代绘画的代表作,它充分体现了东方线条的写意风格和西方色彩的写实风格,以绘画为基础的日本动画当然也在色彩上尤为突出。以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为例,在他的动画电影中我们通常可以看到:海边的欧洲小镇,拾级而上的古老教堂,陈旧却干净的雕花窗框,布满青苔的红色屋檐,光滑的青石路,洒满树荫的乡间小道,生生不息的绿色原野,洁白的云彩,温和的海风,这些画面都表达了每一个普通人内心不平凡的爱、包容和智慧,这就是色彩的魅力。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中,色彩讲究西方色彩的科学性,在色彩变换上注重观众的主观性感受,主要以青、蓝、绿为色彩的基调色,运用这三种基调色调和再现出了自然和植物的原色。这样的色调虽然简单但却并不单一,我们可以从画面看出这三种色彩的色位差是否符合自然界颜色的真实,他借鉴了西方油画中逼真写实性的特点,色彩上又不采用西方油画中油彩的厚与浓,而是在色彩中调和了水的纯净清澈,赋予色彩水的滋润感,整个画面看上去轻快、明亮、清新,这一点倒是符合了东方的审美。
(二)西方音乐与日式画面的融合
动画是一门综合艺术,虽然画面十分重要,但是没有音乐的烘托,即便是再精美的画面也营造不出动画创作者要求的意境。好的动画音乐会配合剧情、人物性格而出现,还有音乐会帮助动画描绘动画人物的心理,这样动画会更加完美。日本动画也吸收了这一点,音乐都会在适当的地方出现,与适当的剧情相配。在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中我们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天空之城》运用许多爱尔兰民间音乐,风笛的浅唱低吟烘托出了悠远飘渺与悲伤的情愫;《魔女宅急便》糅合了吹管乐和美国乡村音乐风格,吉他的扫弦技巧所展现出的欢快与俏皮契合了本片少女的主题,充满了异域风情;《千与千寻》配乐用钢琴独奏与弦乐编曲,描绘了小女孩荻野千寻调皮、可爱、奇趣、踌躇、犹豫、不安、感伤的情感世界。这些都显示出宫崎骏动画配乐的独运匠心,在世界范围内流传至今。
(三)西方文化背景与日式画面的融合
日本动画题材的选取非常广泛,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东方的自不必说,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格局走向崩溃。与此同时,日本战后的泡沫经济彻底瓦解,整个社会陷入了经济不振和方向迷失的泥潭。日本在这个时候正好也是各种思潮迸发的时期,众多的日本动画创作者的思想都受到全球一体化的影响,很多创作者创作出了一系列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动画,他们的动画都采用了西方的讲述情节的模式或直接取材于西方故事来讲述日本当时的问题。如宫崎骏的《魔女宅急便》借助一个13岁的小魔女独立和成长的故事,表达了当时很多日本人面临的处境和对生存现状的思考,以及作者对于一些日常性问题的思考。《千与千寻之神隐》改编自德国作家米夏埃尔•恩德《讲不完的故事》,虽然这是一个来自异域的故事,却配上了日本传统的文化背景,给“汤屋”的每个浴房供暖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锅炉,而给“汤屋”和日本传统街道却配上了电梯和现代的海底隧道系统,整个动画的背景既充满了日式的神秘,又不失西式的活泼自然,亦古亦今、亦真亦幻,为动画故事的开展准备了一个充满神秘奇幻色彩的舞台。
长期以来,一种生存危机和前途渺茫的不安感时常困扰日本人的心灵,使得他们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究其原因,客观上是因为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瘠匮乏,自然灾害频发,主观上是由于日本一直处于中、印、俄三大文明古国边缘,以自身古代文明与三大文明古国比试,造成日本国民心理紧张,时常伴随一种危机意识。①早在日本文化形成期,在与发达文明交往过程中,日本人多因这种不安而产生自卑心理。
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就此指出:“从《海国兵谈》②起,已经萌生了所有的日本人,无论贵贱上下都应当防卫日本的思想。这种全民族‘防卫日本的思想’和至日本明治维新前一切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思想,以及以这种思想为出发点的排外、攘夷行动③,其所表现的民族意识都是前近代民族意识,是一种自然属性居多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的重要性是保持原来的自我,维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日本民族拥有止于至善的特有精神和善于将“危机”转化为“机遇”的内质心理,这促使他们不断积极进取,积极学习外部先进文化。在日本民族文化发展中,他们不忌讳承认自己的文化曾经落后,更不嫌弃自己的历史贫乏,先拜中国为师,后结欧美为友,主动走出去,虚心请回来,如饥似渴地汲取异国疆域的优秀文化,修补自身文明的鄙陋。岩仓使节团④“任务书”这样写道:“东洋各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无不超绝东洋,将此开明之风俗移往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木户孝允⑤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考察得到的结论是:日本人“与今日美欧诸州之人决无不同,只在于学与不学而已”,因此提出抓民智,“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田中角荣《日本列岛改造论》更为论言:“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其国民性的活动半径,日本要按做‘世界公民’的要求来培养国民,教育后代。”日本引进先进文化,常常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精益求精以求超越,这种精神是促使日本成功的力量源泉。
危机意识对于一个民族既是一种生命力,又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财富。对于战后日本的崛起,日本作家户川猪佐武认为:“美国所带来的所有物质文明,都使他们(日本人)一味惊异,善于思考问题的人们痛感大大落后了的日本与相当先进的美国文明之间的差距,不能不激起一种要超赶美国的热情和使命感。”日本在有强大压力的情由下,常把压力变成为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积极进取并超越危机,他们敢于同舟共济,身居列岛而放眼世界,哪里有他们的利益,哪里也就变成了他们的“国土”。
日本对外咄咄逼人,以其进攻获取安全。但一旦越“界”,日本独特的危机意识便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就会走向其相反的路途。以邻为壑,这样的危机意识至今仍在促使日本对邻国的快速发展而忧心忡忡。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日本不断渲染“中国威胁”、构筑“对华包围圈”,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集团意识与和谐
日本人对群体、对集团具有一种强烈的的归属感,他们都有自己的“集团”。只有置身于这样一个集团或潮流中,将自己全部融入到集团里,日本人才会觉得找到了自我位置与价值,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日本集团意识的形成与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可耕面积稀少,地震灾害频发,日本人不得不依靠团队的力量来对抗恶劣的环境;而以种水稻为主的稻作文化圈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日本以家庭为单位横向结合的村落共同生活,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的观念。
日本著名学者森岛通夫指出:日本所处的社会观点认为,社会并非个人竞争的场所,而是一个队与另一个队竞争的集体竞争的地方。公司雇员之间的和谐,以及他们对公司的献身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而员工之间的竞争则不被看重。这些组成了日本工业的“国家队”的公司雇员们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团结的整体去与他们的外国同行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社会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但它并不产生个人之间的竞争,个人要在集团竞争的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工作。日本人对集团的献身精神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工作热情高涨乃至达到狂热的程度,是当代集团意识最明显的表现。
日本也崇尚极强的个性,信守“个人发达”,但这种个性往往需要与集体联系在一起,建立在集体观念之上。美国著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赖肖尔曾指出:“日本人与美国人或西方人的最大差别莫过于日本人那种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强调集体的倾向。”在日本,为了进一步强化集体意识、团队精神,日本企业内部强调“和亲一致、以和为贵、让而不争”的和谐理念,提倡奋斗,把集体作为自己的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尽量融合感情,减少摩擦,避免内耗,协作共奋,做到“使整体力量大于部分力量之和”。日本企业提倡在内部“让而不争”是为了形成一个战斗集体,但在外边则是“争而不让,争而必胜”。中根千枝认为: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中后来居上,其内在原因在于国民的服从性极强,这种意识的根源就是来自集体主义。
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牢不可破的文化心理模式,是日本民族的精神财富,其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赢得日本崛起。但日本集团主义的群体文化的负面影响也加剧了岛国日本的封闭性与排外性,导致了日本国家主义走向极端化,对于日本与国际间的正常友好交往十分不利。
等级文化与忠诚
日本社会为纵向社会结构,等级制度相当严密。由于等级文化对权威和秩序的尊重,造成等级制度下日本国民基本安分守己。在日本的家庭及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当的行为。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领域,也都有十分严格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中根千枝强调日本等级文化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纵式结构”,人们在集团中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排出序列;二是在这种制度下对权威的服从。
只有严格遵守和维护等级制度,日本人才会感到安全,有了这种安全感日本人就会埋头于工作事业。前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认为:“日本人在生活中的一个传统是寻求某个富有而有影响的庇护者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日本人渴望某个强大国家的有意义的保证,正如人们渴望雇主、政治上的良师或富有的朋友的支持一样。”从中不难看出日本一直在寻求与美国这样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盟的这一等级文化思想。正如同吉田茂所说:“日本从明治维新到大正年间国运隆盛,主要采取了日英同盟和对美合作的外交政策,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上,今后也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应改变。因为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的惰性,也是遵循明治以来的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
在日本的社会组织中,日本民族国家观念极强,人际关系强调“和谐”。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稳定的等级体系,并将它演绎成为一种对忠诚的信仰。日本人会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等级,同时按照等级来区别对待事物与他人。
战后,尽管日本人的权威意识与等级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天皇也只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但传统的等级文化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日本。在日本人看来,等级文化得惠于恩情伦理观念维持,一旦受恩于人就应对其人负有“债务”,而且必须偿还。日本人报答天皇之恩称为“忠”,报答父母之恩称为“孝”,当“忠孝”不能两全之时,以往的日本人会先对天皇尽忠,而后杀身尽孝,在他们看来这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在日本,“恩”与“忠”紧密相连,日本人将忠诚、孝顺和对长者的义务相结合,塑造了日本人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并以此来调节权威、血缘纽带和各年龄为基础的等级关系。日本人认为,沟通好感情,协调好人脉,也就弥合了社会之间的空隙,便可激发人们献身集体,报效国家的感情。
忠于公司、献身事业、与自己所在的集体共患难、忠诚报国,这已成为日本企业精神的重要内容。这种力量引导日本重建家园,振兴经济,变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使日本在短期内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由于等级文化的影响,也使日本养成了常以国家位置和等级的眼光处理国际关系,常常助长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与不公平,进一步导致了国际秩序的不稳定。
大国思想与奋起
日本国际政治学泰斗高坂正尧在其《吉田茂》一书中有论:战后造就日本经济崛起的吉田茂路线只是日本实现“强国目标”的一个手段,不是不要军事,而是在特殊状况下的“韩信胯下之辱”,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唯一目标,就是让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的“一等国家”。
日本在各方面对其大国地位积极主动的追求是与其大国思想的战略密不可分的。例如日本曾在美国黑船胁迫下签订不平等条约,不得不开放门户,后到打赢日俄战争实现崛起,提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先后侵入朝鲜和中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战火。又如日本从二战落败后被美军占领,后又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
对于日本的两度失败而又两度崛起,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派尔认为:除了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的日本民族的勤奋刻苦和善于模仿等因素外,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具有一种强烈的大国思想,为实现该目的而在不断调整和变革自己,以求能达到最大程度地利用当时的国际秩序与国际机制的文化。福泽谕吉在其名著《文明论概略》⑥中对此亦有所描述:“我国人民骤然接触到这种迥然不同(西方)的新鲜事物,这好比烈火突然接触到冷水一般,不仅在人们的精神上掀起波澜,而且还必须要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引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骚乱,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固有的文明而要求吸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越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日本的大国思想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文化密切相连。撰写于14世纪的《神皇正统记》最早汇总了流传已久的“神国”思想。据戴季陶《日本论》所写:“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日本这种国体论又通过神化“万世一系”的天皇来达到表述至上的观念,使“日本人将对于种族、文化、国家的感情融为一体,对于本国及其传统文化怀有强烈的优越意识”。日本的神国思想为日本近代的崛起史提供了独特的巨大的精神储备。
近代,日本大国思想越发强烈,极力宣传扩张有理,他们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⑦、“并八纮为一宇”⑧、“世上无人类,唯有国民”,认为日本国民作为扩张之国民,最具有恰当之资格,从而畸变为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日本的这种民族主义常与一些邪恶信念紧密结合,一旦产生盲动,就会鬼使神差地爆发出可怕的野蛮行为,这种力量足以把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推向灭顶深渊。战后,日本为满足大国的面子,一再固守其耻感文化,回避正视二战中的历史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日本在世界上的形象,而且还影响到日本的对外关系以及其战后转型。
【注释】
①这里是相对于自给自足的自我中心主义、优越安定的心理状态而言的,是生存受到威胁而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
②日本著名海防论者林子平于日本宽政5年(1791年)写成,其强调海防是日本全民族的任务。
③幕末时期的反幕政治运动。江户末期反对与外国通商、主张击退外国的一种封建排外思想。“尊王论”与“攘夷论”本来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但幕末幕藩体制矛盾的激化和因外国压迫而引起的对外危机,使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幕末政治运动的一大潮流。
④岩仓使节团明治4年(1872年)自横滨出发,访问美国后转赴欧洲,于明治6年(1874年)返回日本。其主要目的是:访问各缔约国,向各国元首送呈国书;针对江户时代后期(1854年以后)日本政府与各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为修正条约进行预先的交涉工作;探勘、考察西洋文明。
⑤木户孝允在日本幕末明治初年的尊攘、讨幕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维新后参加起草《五条誓约》,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其推进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
⑥《文明论概略》是福泽谕吉凝聚了其一生思想的精髓,其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社会政治思想状况。福泽特别指出,文明不仅是指物质文明,更是指精神文明,并强调了“智”与“德”的重要性,认为一国文明程度之高低,完全可以用人民的“智”、“德”水准来衡量,要促进文明,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智慧和道德水准。福泽通过对西洋文明和日本文明的来源和特点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西洋文明先进,日本文明落后,并指出“权力偏重”是日本社会风气的主要表现,这是导致自由空气稀薄的主要原因。福泽认为,文明既然有先进和落后之分,那么,先进文明总要压制落后文明,故而力主日本文明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并赶超之,才能达到国家富强,自由和独立。该书福泽并没有把欧美国家看作文明发展的顶点,而是指出文明的进步,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不能以西洋文明为满足。
一、日本文化形成的背景:继承传统、融合外来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一直接受着东西两种文化的影响。在东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日本人实现了两种文化的交融,形成了日本的特色文化。
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在古代,海洋既成为免受外敌人侵的天然屏障,也阻隔了与外族的文化交流。因此,在这样封闭的地理环境下,本民族的文化得到了很好保存,同时也形成了日本人自我独尊的心理与性格。他们将自己国家称为神国,将天皇奉为太阳神的后裔,对“国粹”有着特殊的癖好。而当他们打开国门,跨过海洋接触外面的世界时,面对他国的先进文化又产生一种自卑心理。在这种自尊与自卑的矛盾心理的驱使下,日本对于外来文化既能够积极诚恳的吸收,又不会照抄照搬削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将外来文化进行“日本化”的处理(所谓“日本化”就是日本人根据实际需要,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模仿、融合和创新的过程)。古往今来,在日本经过此种方法“过滤”的外来文化可谓不胜枚举,但一切错综复杂的外来文化不但没给日本文化领域、精神世界带来混乱不堪的局面,反而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特色的日本文化。
二、日本文化对日本社会教育活动的影响
文化是教育的上层建筑,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文化与教育每时每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日本社会教育是促使日本迅猛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社会教育活动能直观地反映出社会教育的发展情况,是研究日本社会教育的一条捷径。日本的社会教育活动按照涉及的教育对象可分为: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成人社会教育活动、女子社会教育活动及老年人社会教育活动。许多学者仅从教育本身出发探讨日本社会教育活动开展情况,而笔者认为从日本文化视角出发,更容易找出日本社会教育发达的深层动因。但由于能力有限,笔者将仅从较有代表性的日本文化――集团主义、个性主义及儒教思想这三方面出发来研究其对日本青少年、成人及女子社会教育活动的影响。
(一)集团主义、个性主义与日本青少年及成年社会教育活动
集团主义是日本重要的传统特色文化之一。它是受到日本封闭的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的生存条件和单一的民族成分等外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是日本本土与生俱来的典型文化。日本人相信“集团具有超过自己的超人的能量”,并非常忠于自己所属的集团。在集团内部,强调“和谐”,但在集团间,则有着激烈的竞争意识。这样特别的传统文化意识早已在日本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其影响必然渗透于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具有普及文化思想作用的社会教育更不例外。集团意识悄无声息地调控着日本的社会教育活动,尤其是青少年及成年人的社会教育活动。早在15、16世纪,在日本各地村落中,就有被称作“若者组”、“若众者”等的伙伴集团组织,它们对青少年实行非正规化的类社会教育。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引进西欧文化,推行文明开化事业,尚处在萌芽期的社会教育为了确立和加强天皇权威,开始推行民众教化,统一民众忠于新国家的集团意识。在甲午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因战争所带来的贫困问题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为了稳定民心,日本开始重用社会教育手段,设立“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并鼓励组建地方青年会等青年团体。通过选定、编撰图书,举办展览会、讲演会等活动,对青少年及成人进行教化,灌输为国家服务、顺从国家的意识。从此时到二战结束,日本这种以集团主义为方法、以国民教化为目的的社会教育思想一直是控制青少年及成人社会教育活动的主导思想。二战后,美国间接控制了日本,带来了教育民主化、个性化、法制化的思想,使一直只受集团主义控制的社会教育退出了历史舞台,日本社会教育开始呈多样化发展,社会教育活动也随之丰富起来了。
个性主义可谓日本的“舶来品”。日本自古受儒家文化影响,其社会结构是集团主义的,个性主义是受到轻视与排斥的。日本开始重视个性主义是在二战后,受美国影响,尊重个性的思想得到了认可。反映在社会教育活动上,就是开始注重个人性格与喜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各种活动。对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强调职业与道德教育,注重培养青少年的独立自主精神,且更注重培养协作服务精神与爱国精神。进入60、70年代,日本到了经济高度发展时期,人们余暇增多,使人们在物质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又产生了改善精神生活的愿望。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教育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也逐渐多样化起来。在校青少年的社会教育活动,主要是利用社会上的青少年教育设施及体育设施开展各种活动。如爱家乡活动、交友活动、社会义务活动、野外活动、集体住宿教育训练、劳动生产见习、各种体育活动等等。目的是培养在校青少年的生活、活动能力,养成其主体性和社会自觉性的态度。校外劳动青年的社会教育主要是通过青年学级、劳动青年学校、青年教室、青年国内研修、青少年团等组织实施教育。教育内容主要是教养、情操、兴趣;体育、娱乐;家庭生活;市民意识;职业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青少年伙伴集团的意识、讴歌青春,深化文化素养学习,增进职业技能,强健体魄,使青年具有连带感和充满生气。这一时期的成年人社会教育活动的本质在于为满足成年人适应现实生活需要的学习要求而提供相应的学习帮助。通过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各级各类学校的开放讲座、展览会、讲演会、发表会、培训班等活动,帮助成人提高职业技术水平,陶冶情操、提升素养,舒缓生活压力等。进人80年代,终身教育思想引入日本,为日本社会教育指明了方向。青少年的社会教育活动除了继续加强以往的活动外,还注重国际交流,和平问题的活动等等。成人社会教育活动则注重通过丰富的信息手段,帮助成人继续学习,提高职业技能,培养成人多样的生存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知识高速更新。并且还开展各种兴趣培训班,开设烹饪、实用外语、书法、音乐等课程,来丰富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
总之,日本的传统文化――集团主义和战后民主化的产物――个性主义,在现代日本是追求它们的和谐统一。体现在青少年和成人的社会教育活动上,就是既要尊重青少年与成人的个性,允许个人视自身的情况发展自我,又要适时培养伙伴意识,拥有适应性、协作性、纪律性、责任感、自主性和协调性的素质,避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泛滥。由于两种不同文化教育的相互制约,使日本人具备良好的素质――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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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努力奋斗与他人良性竞争,又能够无怨无悔地忠于自身所属集团。这样的日本人民使日本社会处于较为稳定的发展状态下,带来了日本经济的腾飞。
(二)儒家思想与日本女子社会教育活动
中国儒家思想传人日本后,深刻影响着日本的道德意识观念,并随着儒学日本化的完成,而成为日本传统的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思想就对女子道德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在室町时代,就很重视对女性贤淑文雅、观念的教育,特别是上流社会更注重“三从”之道,以优雅为德的教育。江户时代,由日本化的儒家思想转变而来的儒教主义成为贵族和庶民女子家庭教育的共同方针,不但贵族强调“三从”“四行”教育,庶民女子也学习坐作进退(礼仪作法)的教养、女子道德和女性修养的基本观念、社交礼仪、社会常识、百般知识的涵养等等。到了明治初期,在“文明开化”的政策下,启蒙思想家和自由民权活动家的男女平等的妇女观、女子教育理论曾盛行一时。然而,在国家主义的影响下,基于家族制度的“贤妻良母主义”妇女观又开始抬头,并与后来的培养“军神之母”的军国主义女子教育思想共同成为二战前女子教育的主导思想。战后民主化思想的传人,给女子教育带来了新气息。为了适应妇女走向社会的需要,变革落后的妇女意识,开展了女子社会教育。女子社会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有行政开设的学级和讲座,如妇女学级、乳幼儿学级、妇女讲座、妇女教育、母亲教育等;民间团体、企业或志愿者组织的小组活动等。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家庭生活、儿童教育、社会生活、生产和职业生活,健康、安全、兴趣方面等。
从女子社会教育内容不难看出,女子社会教育并未完全逃离儒教传统思想的影响。活动内容非常注重女子修养、家庭生活方法、健康、消费等方面的训练,反映出以往“贤妻良母”主义的观念。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女子社会地位的提高,女子社会教育也开始注重传授基本经济、法律的基础知识,培养女子的职业观,使女子不再只为家庭做出牺牲,帮助她们走上社会、走向独立。即便如此,由于性别、心理等方面因素,有关女子修养、家庭生活、兴趣等方面的社会教育活动仍是最受女子欢迎的学习内容。
三、借鉴与启示
当今已步人知识经济时代,对人们的身心素质、知识结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作为发展大国,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必然要提高对大众的教育意识,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化社会势在必行。而作为构建学习化社会重要手段的社会教育如何发挥作用是所有教育人所关注的。通过对日本文化与日本社会教育活动关系的分析,我们看到文化对社会教育的深远影响,重视这一影响,对清晰、灵活地运用社会教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此,通过以上对日本文化与社会教育活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认识和启示。
首先,继承和充分利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发展社会教育的基础。日本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充分利用、控制、把握好民族文化传统才能使社会教育的发展适合于国情,更好地造福国民。03如日本的集团主义、武士道精神等都是日本的本土文化,在当今的社会来看,其中有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也有腐朽的因素,但日本人能够扬长避短,没有一味地将传统文化全部抛弃,而将其精华之处,发扬光大,尤其在社会教育方面,在传统集团主义意识的指导下,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增进团结,提高凝聚力。这一方面很值得我国学习,对现代而言,在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有值得我们骄傲的方面,也有桎梏我们思想的因素。如果能将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很好地利用于我国的社会教育事业,对于我们这一泱泱大国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的进步会有很大帮助。
其次,思想解放,敏锐地发现外来文化并主动吸收,是发展社会教育的主力。oo自明治维新以来,西方文化思想就涌进了日本,但日本没有闭关锁国地全面抵制外来文化,而是根据本国情况,有选择地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这种“胸怀”和“智慧”,使日本在东西文化融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极大地促进其社会的迅猛发展与进步。在社会教育方面,引进外来民主,个性主义,并利用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使社会教育更加大众化,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提高,为国家发展积蓄后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