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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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债券是环境可持续发展项目和计划融资的债券产品，以欧洲投资银行与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开发银行，仍是绿色债券市场的主要发行人。当前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逐年递增，2014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为365.93亿美元，2015年已达到418亿美元。据2015年气候倡议组织数据显示，全世界发行的绿色债券中，有40%来自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绿色债券发行者依然以国际金融机构为主。现今，中国绿色债券发行市场已达相当规模。且绿色债券品种日益丰富。随着中国绿色债券的快速发展，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债券市场的世界影响力，并加快整个债券市场的国际化步伐。然而，我国绿色债券发展呈现本土化趋势。例如，我国绿色债券项目支持化石燃料的清洁利用与尾矿开发，但在国外绿色债券标准中，与化石燃料相关的项目都不能纳入支撑范围中。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前景广阔，应基于全球绿色债券发展趋势，全方位探索更有效的发展渠道，促进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一、国际绿色债券的发展趋势

（一）发行规模及市场范围不断扩大

2013年2月，国际金融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发行10亿美元绿色债券，以支持应对气候变化项目，使全球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呈爆发式增长趋势。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统计，2014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超350亿美元，是2013年发行量的3倍，2015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达到418亿美元，2016年上半年世界绿色债券发行量达到372亿美元，较2015年同期增长89%。据穆迪最新研究报告预测，全球绿色债券总发行量在2016年将突破500亿美元并创绿色债券问世以来发行量新高。同时，绿色债券发行市场范围逐步扩大，据Dealogic数据显示，欧洲与美国发行量为184亿美元与105亿美元，分别占据国际第一、第二的地位。印度、丹麦、巴西、墨西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新兴市场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也在不断增长，截至2016年5月，新兴市场发行量已达100亿美元，超过了其去年全年发行量。此外，据中国证券网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5日，今年中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高达160.1亿美元，且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将进一步扩大。

（二）发行主体日趋规模化

目前，开发性金融机构仍然是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发行主体。据气候倡议组织数据显示，2015年，开发性金融机构发行约170亿美元绿色债券，约占全球418亿美元发行总量的40%。欧洲投资银行作为当前最大绿色债券发行体，已累计发行234只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超过110亿美元。随着绿色债券认可度日益提升，中央银行、地方政府、工业企业以及商业银行等更加多元化的机构开始发行绿色债券，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部分高等院校，也发行绿色债券用于绿色建筑。例如：2016年，瑞典最大的市政银行Kommunivest发行6亿美元绿色债券；瑞典国有林业公司Sveaskog发行1.16亿美元绿色债券；国际金融公司IFC发行第一单绿色债券，金额为7亿美元。CBI报告指出，2015年有35%的绿色金融债由企业发行。2016年第二季度，中国超过20个企业发行了绿色债券，债券规模从2800万美元到16亿美元不等。法国电力、日本丰田等实体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规模也均超过10亿美元。

（三）债券类型和品种朝多样化发展

近年来，随着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扩大，债券种类也日益向多样化发展。收益债券和项目债券的发行类型日益增多。减排技术发达的新能源公司，将某种项目规定为抵押发行债券，并且，债券持有人也可发行以项目现金流作为偿还保障的收益债券。例如，2015年9月，美国夏威夷州商业旅游局，发行了规模高达1.5亿美元的AAA级市政债券，此证券利用绿色基础设施费抵押融资，债券发行收入将用于支持绿色能源市场证券化项目。此外，2014年，日本丰田公司发行了规模达18.6亿美元的绿色证券，此证券作为日本第一个以资产证券形式发行的债券，是以抵押汽车租赁为基础的。2015年，BerlinHyp银行发行了5亿欧元的绿色保证债券，投资者对发行人及其用以保证的资产具有双重追索权。由此来看，国际绿色债券种类逐渐向多样化发展。

（四）募集资金逐渐投向再生能源和节能领域

募集资金用于再生能源和节能低碳、减排两个领域的绿色债券，近年来呈现出增长趋势。各国纷纷加大在这两个领域的投资力度。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欧洲投资银行投向再生能源绿色债券资金占其发行总量的80.6%，投向节能低碳领域绿色债券资金占17.4%。国际金融公司投向清洁能源与资源再利用的资金，在绿色债券总发行量中分别占比54%和40%；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对节能、林业与农业三大领域的投向，占其绿色债券发行总规模的74%；非洲开发银行对再生能源的投资占绿色债券总发行量的96%。此外，2015年10月，中国农业银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等值10亿美元的人民币与美元双币种绿色债券农行绿色债券，并吸引了近140家投资者超额认购，募集资金将投放于按国际通行的《绿色债券原则》并经第三方认证机构审定的绿色项目，覆盖清洁能源、生物发电、垃圾及污水处理等多个领域。

二、我国绿色债券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制度性框架存在诸多矛盾

绿色债券依靠完善的法律法规才能得到快速发展，美国在2009年就以制定出针对绿色债券的专门立法。我国关于绿色债券的理论探索出现在 2013 年，最早的政策指引出现于 2015 年，目前还未制定专门的法律规章，理论与政策是被国际市场绿色债券的发展趋势、国内经济形式压力及社会对于环境保护的诉求倒逼着做出改变。我国在2015年政府文件和公告中多次强调绿色发展理念，并针对绿色债券两次专门性公告和指引，但绿色债券整体的政策制度建设，仍处在初级阶段。此外，我国绿色债券管理存在各部门多头监管、债券市场分割、制度性框架在诸多方面矛盾等问题。如，2015年12月的《绿色债券发行公告》，规定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涵盖节能、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等6大类13小类，而同年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制定的绿色项目类型与覆盖领域，与《公告》差别较大。

（二）绿色项目评判标准较模糊

2015年末，国家发改委“绿色债券发行指引”，明确规定绿色项目的支持领域及绿色企业债的定义。但国内市场仍对绿色项目的界定较模糊，与国际标准仍有差异，其中最大不同是，2015年9月，国内标准将煤炭和石油的清洁利用纳入进来，而国际标准不包括这两部分。并且，在2015年12月发行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和《绿色债券发行公告》针对绿色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绿色企业债券等制定的标准存在较大差距，发行主体选择绿色项目标准时没有权威的参考依据。此外，据东方财富网数据显示，2015年7月，风电设备制造商新疆金风科技，在香港发行3亿美元的绿债，被认为是首家成功发行绿色债券的中国企业。而在华创证券的行业研究报告中，则将我国的绿色证券实践追溯到2014年5月，华创认为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14核风电MTN001”（即首单“碳债券”），是中国绿色证券的第一单。可见，我国对本国首单绿色项目也无明确概念。虽然我国2016年上半年，绿色债券发行已高达90亿美元，已占全球发行规模的三分之一，但由于国内市场长期缺乏对绿色债券可操作的清晰定义，加剧投资者对“漂绿”的担忧，阻碍绿色债券健康发展。

（三）绿色认证环节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绿色债券需要信用等级评级外，还需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绿色认证。在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的“绿色债券原则”（GBP）下，国际市场大约65%的绿色债券在发行时进行绿色认证。但我国绿色债券管理体制形成较晚，尚未培育起第三方认证机构和评估能。因此在2015年12月发改委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中，并未对绿色认证环节进行评估、审计作出规定，未制定监管政策对“绿色认证”提出强制性要求，而只进行形式上的“鼓励”。此外，由于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的投向必须是环境友好项目，因此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要较高。2015年7月19日，中国绿色金融委员会虽表示，将在《证券法》中加入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条款，但此法未得到落实，我国绿色债券环境披露机制仍不完善。目前，我国未采取强制性披露原则，大多企业依据自愿进行披露，据凤凰网数据统计，2015年，我国仅有6家上市企业进行实际环境信息披露，且信息披露指标不达标、信息披露频率低于国际标准。2016年9月14日，北京水务集团在获得28亿元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债券后，利用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未将绿色债券款项用于专门的环境保护绿色项目，而是挪用于其他行业投入。

（四）绿色债券发行主体与资金投资领域单一

我国绿色债券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与国际市场多元化的市场参与主体相比，我国绿色投资理念滞后，绿色发行主体与投资领域单一。国家发改委在2016年1月文件，降低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的发债指标限制，并且增加了债券资金投资领域，但国内受国际认可的中国绿色债券发行主体，只有新能源企业与商业银行两类，范围狭窄，不利于市场宽度的拓展。据碳交易网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3月，我国绿色债券发行80亿美元，其中银行类占36亿美元、新能源企业占28亿美元、其他而非金融企业仅发行14亿美元。此外，我国绿色债券所涵盖的领域在产业之间发展不均衡，规定资金只能投向有利于环境保护和气候“减缓与适应”的领域，缺乏多元化。例如，2015年6月23日，新余市公司发行规模为12亿元的企业债券，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袁河低碳平台重金属污染土地治理项目；2015年4月9日，金堂县净源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规模为1亿元公司债券“15净源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金堂县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改造与设备更新。

（五）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制度性框架存在诸多矛盾

绿色债券依靠完善的法律法规才能得到快速发展，美国在2009年就以制定出针对绿色债券的专门立法。我国关于绿色债券的理论探索出现在 2013 年，最早的政策指引出现于 2015 年，目前还未制定专门的法律规章，理论与政策是被国际市场绿色债券的发展趋势、国内经济形式压力及社会对于环境保护的诉求倒逼着做出改变。我国在2015年政府文件和公告中多次强调绿色发展理念，并针对绿色债券两次专门性公告和指引，但绿色债券整体的政策制度建设，仍处在初级阶段。此外，我国绿色债券管理存在各部门多头监管、债券市场分割、制度性框架在诸多方面矛盾等问题。如，2015年12月的《绿色债券发行公告》，规定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涵盖节能、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等6大类13小类，而同年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制定的绿色项目类型与覆盖领域，与《公告》差别较大。

三、国际趋势下我国绿色债券发展的应对策略

（一）增加绿色债券第三方认证，扩大绿色项目发展空间

目前，国际已建立了多种如Vigeo评级、CBI、毕马威等权威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由此，我国可借鉴国际经验构建绿色债券第三方绿色认证。在绿色债券发行期中，由外部专家对债券的绿色特征提供第二意见，复核发行人用来筛选项目的标准，使发行人确认其已达到适当的“绿色”标准。在绿色债券的整个发行期和存续期中，通过聘请独立的的专业审计机构，由专业审计人员按照专业准则，对债券标准、环境效益、项目评估筛选、信息披露及定期报告流程等各方面提供鉴证，鉴证方须受到相关专业准则的约束，鉴定标准必须透明统一。主管部门负责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债券认定规则”，对于绿色认证机构的准入门槛、行为准则制定详细说明，对于能明确环境的发行人可给予绿色审批通道。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是促进绿色债券透明认证的重要措施。

（二）严格规范募集款项管理，提高绿色债券收益水平

绿色债券是专门为支持绿色产业而发展的债券品种，要求严格规范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的流向与使用，形成募集资金用途的清晰绿色指引，避免资金挪用和篡改资金用途。主管部门应建立专项的绿色债券资金对接账户，并将款项与其他债务工具区分，实行独立台账管理。同时，需要对绿色款项的后期使用效应进行评估考核，在评估过程中，发行人须定期向投资者上报募集资金流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评估方可采纳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发行人融资的评估作参考。此外，须建立绿色债券款项监管机制，对于发行人随意挪用资金行为，实行限期改正或退市等惩罚。

（三）完善绿色债券市场披露机制，促进市场透明化发展

在绿色债券发行要求逐渐提高的态势下，我国应重点完善披露机制。应组建专项披露小组，负责完善绿色债券的披露框架，明确绿色债券审批与发行企业信息披露的内容，对绿色集合资产池的资产质量、发行方标准等制定相关规定。同时，通过完善信息披露网站建设，定期公布相关披露内容与绿色金融债券收益分配情况，并借助电视网络、广播等新型媒体渠道，扩大信息传播范围，以此提高披露效应。此外，绿色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将披露内容呈现在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中，内容应包含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展情况和环境效益等。针对发行人“洗绿”行为，未达标以及披露虚假信息的公众企业不予以上市，以促进绿色债券信息披露机制发展。

（四）实施税收减免措施，提高绿色债券吸引力

税收减免优惠措施的实施，有利于提高绿色债券吸引力，激发国内市场绿色债券发行积极性。目前规定绿色债券募集资金占项目总投资比例可放宽至80%，募集资金用于偿还贷款的比例可放宽至50%。建议对绿色债券投资实行最低额度管理，对公募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绿色债券设定比例下限。对于已获发行资格的绿色项目，优先给予基金支持。对于认购绿色债券的机构投资者，享有免税权。允许所有品种的绿色债券可用于质押，同时降低绿色债券纳入质押库的评级门槛，提高其标准券折算率。在绿色债券未来发展中，国家层面应出台更多减免优惠措施，以鼓励绿色债券发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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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陆文钦，王遥.明确界定绿色债券项目[J].中国金融，2016（6）：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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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意大利博科尼大学Pagano发表于《欧洲经济评论》的论文《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对内生经济增长模型AK模型重新解释，分析了金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Pagano的分析，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通过影响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1］在Pagano模型的基础上，我国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了金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例如，张宗新认为，融资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主要体现在双轮驱动效应方面：一是体现在实现资本有效动员，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资本支持。二是体现在资本优化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李国旺等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3］

（二）金融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机制

发展低碳经济，是推进经济发展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而金融创新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4］1.实现资金向低碳经济配置。在低碳经济发展初期，一些产业成熟度不高，经营成本较高，盈利能力不强。同时，资本的逐利特征，导致资金很难流向低碳产业。这就需要通过低碳金融创新，明确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引导资金流向低碳产业，实现资本向低碳经济配置。2.促进低碳技术创新。在现代经济中，技术创新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许多情况下，资本积累往往是新技术应用的决定性因素。通过金融创新，第一，促使金融资本能够迅速地集聚并集中投入到低碳技术开发中。第二，把已经发明的低碳技术应用到低碳经济发展中。低碳技术创新能否转化为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取决于可吸收低碳技术创新的金融资本投入量。如果没有金融支持，低碳技术创新不可能获得持续的资金。3.分散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发展低碳经济，就企业而言，由于低碳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发展模式的探索性，存在一定的风险，加之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有限，致使部分企业不愿意涉足低碳产业，制约了低碳经济的发展。而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不论是银行信贷还是股权融资、债券融资、风险投资，都可以发挥金融分散风险的功能。

二、金融保障经济发展创新面临的问题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6—2017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第28位，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排名第56位，金融服务满足商业需求排名第64位，金融压抑现象较为严重。［5］

（一）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

1.金融资源在三次产业的配置差异较大。金融资源重点向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重化工业配置，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配置不足。这是导致我国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重要原因。2.金融资源重点向大企业配置，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配置不足。［6］近年来，虽然国家鼓励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专门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7］但仍然存在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从贷款余额看，2015年末，人民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7.39万亿元，虽然同比增长13.9%，增速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2.7个和5.3个百分点，但也只占企业贷款余额的31.2%。［8］而截至2013年底，我国共有小微企业1169.87万户，占企业总数的76.57%。［9］小微企业是我国实体经济中最具发展活力的群体，但金融支持的缺位，严重桎梏着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10］3.金融对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呈现波动中逐步下滑趋势，1978年为62.1%，1981年达到66.7%。而到1995年，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最终消费率降到59.1%。此后，1996—2000年，呈现上升，2000年为63.7%。2000年以来，其下滑趋势更加强烈和明显，2010年，最终消费率仅有49.1%。2011年开始有所回升，为50.2%；2014年为51.4%。［11］即是说，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了约12个百分点。4.金融资源重点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缺乏。这是造成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大的重要原因。我国有学者划分了我国金融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包含的地区。第一个阶段是金融自由化阶段，包含的区域范围有北京、上海、广东。第二个阶段是金融约束阶段，包含的区域范围有浙江、江苏、山东、福建、海南、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重庆、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第三阶段是金融抑制阶段，包含的区域范围有云南、贵州、广西、青海、宁夏、内蒙古、。［12］

（二）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存在深层次问题

1.科技金融方面。科技金融是科技与金融的有机融合，是推进科技创新和进步的重要途径。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科技金融工作以来，特别是2011年10月，科技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联合出台《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若干指导意见》以来，科技和金融的结合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目前仍然存在以下深层次问题：第一，新兴产业金融资源配置不足，存在两大矛盾：一是信贷资产质量低下与新兴产业资金短缺的矛盾。效益相对低下的传统产业占用大量贷款，战略性新兴产业受资金限制形不成规模效益。二是科技投入高风险与收益周期长的矛盾。金融业担心新兴产业科技贷款投入时间长，贷款风险大，从而对科技开发信贷信心不足、支持动力不足。［13］第二，传统银行信贷模式难以为科技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科技型企业由于缺乏抵押物或质押物、技术风险大、成长性难以把握、放贷成本高、收益相对较低，因此难以成为银行的重点关注对象。［14］第三，科技担保体系尚处于初创阶段，担保公司数量少、规模小，未发挥应有作用。第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发展缓慢，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的潜力远未发挥。由于中小板、创业板市场实际进入门槛仍然较高、发行审核效率偏低，创业板市场对自主创新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不足。债券市场仍不发达，虽然近些年市场规模有较大扩展，但市场上针对中小企业的集合债券、集合票据等债券仍处于起步阶段。［15］第五，我国创业投资发展依然处于初级阶段，规模有限、专业投资能力不强。创业投资10年来不足1500亿元，且大多投资于成熟期的、传统产业领域内的企业，仅有约三分之一的资金支持了种子期和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16］第六，科技保险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国家层面针对科技保险的资金支持还没做任何安排，对地方的引导和激励缺乏有效手段。二是科技企业保险意识亟待提高。三是部分政策落实不到位，如实施细则不够明确、相关税收政策没有落实等。四是相关合作机制不完善，科技保险涉及的部门间缺乏顺畅的沟通和协作机制。［27］2.绿色金融方面。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金融决策和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绿色金融是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客观要求。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目前仍然存在以下深层次问题：［18］第一，金融机构的盈利性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矛盾。作为市场主体的金融机构，追逐利润是其基本目标。这种对利润追逐的内生动力，推动了金融机构的活力和进步。从商业银行的实践看，承担社会责任，支持环境保护会影响其盈利性，甚至认为盈利性与社会责任、环境保护之间是矛盾的。追逐利润的内生性与履行社会责任的外生性之间存在矛盾，致使金融机构在二者之间作选择时，在不履行社会责任承担的成本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选择追逐利润。第二，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甄别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能力有限。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处于发展完善时期，企业公布的环境信息有限，环保部门掌握的企业环境信息也有限。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借款企业可能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了获得贷款，借款企业可能想尽办法掩盖环境问题，结果，商业银行最终提供贷款的企业可能是存在潜在环境风险的企业。也可能由于利益的驱使，借款企业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约定使用贷款，要么没有实施必要的环保措施，要么改变资金使用范围，投向高盈利性同时具有污染的项目。第三，绿色金融政策与赤道原则相比差距较大。我国金融机构实施的绿色金融政策中，绿色信贷政策更多是“一票否决制”，绿色保险政策采取的是自愿保险，绿色证券政策采取的是上市公司环境标准审核制度。这些措施更多体现为行政手段。从实施效果看，绿色信贷政策效果比较明显，绿色证券政策次之，绿色保险政策最差。这说明，我国的绿色金融政策停留在行政手段的层面，没有站在潜在污染企业是经济人的角度制定经济性的措施，导致政策效果有限。

（三）金融组织体系和市场体系结构不合理

1.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比例明显失衡。根据融资规模、总资产及相关指标来看，银行业在我国社会融资格局中占的比例明显过高，直接融资特别是债券市场不发达。目前，我国债券存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50%，远低于美国的150%和日本的250%，也低于发展中国家100%的平均水平。这种过分依赖间接融资的社会融资结构，导致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弱化，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还使得企业财务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过多集中于银行体系，增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2.市场体系不完善。与实体经济联系密切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发展滞后，不能高效地为企业融通资金，在优化资源配置和鼓励创新等方面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股票市场在一些时期脱离企业基本面和经济基本面暴涨暴跌，无法体现经济“晴雨表”的功能。［19］

三、金融保障经济发展创新的路径

（一）金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路径

1.优化信贷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带动，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为此，要优化信贷结构，充分发挥金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第一，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促进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第二，加强对服务业的金融支持，加快发展生产业，大力发展生活业，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第三，加强信贷监管，调整优化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通过提高信贷准入条件、提高信贷利率等措施，抑制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重化工业发展。第三，加强金融对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支持。通过降低信贷准入门槛、降低贷款利率等措施，不断夯实农业发展基础。2.大力发展“小微金融”，促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要全面落实前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全力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全力支持小微企业良性发展。同时，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解决小微企业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20］3.大力发展消费金融，支持需求结构调整。拓展消费信贷范围，促进居民储蓄向居民消费的转化；增强金融对居民就业和再就业的拉动作用；引导资金流向，促进投资向科、教、文、卫等事业领域的流入。［21］4.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在国家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点战略中的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向中西部地区配置。我国学者针对前述我国金融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包含的地区，提出了开展分层金融的建议：对处于第一个阶段即金融自由化阶段的地区，给予金融发展的自由权利，适当结合自我特点，向国家化进军，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国内金融基地，或者是国际金融标杆；对处于第二个阶段即金融约束阶段的地区，各个金融机构应该形成互补的格局，结合自我条件和金融实力，规避恶性竞争，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整体合作绩效；对处于第三个阶段即金融抑制阶段的地区，主要任务是在政府指引下，加强区域内金融体系的完善和优化，借助区位优势，主动加强与周边金融发达地区的互助和合作，实现协调性发展。［22］5.大力发展县域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施金融惠农政策，鼓励、引导县级和农村金融机构将本地金融资源更多用于支持县域和“三农”发展，不断提高县级金融机构存贷比。［23］

（二）发展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的路径

1.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推进科技创新。科技金融是通过金融制度的创新，打破技术和资本的壁垒，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互动发展，产生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价值叠加效应。［24］针对目前我国科技金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要通过以下途径加以破解，从而促进科技金融的大发展。第一，促进金融资源向新兴产业配置。“充分发挥政策性资金的导向作用，通过设立创业投资、科技贷款、科技保险、科技担保等政策性专项引导基金，提供风险补偿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创投领域，”引导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向新兴产业融资。同时，“成立类似于美国硅谷银行的科技银行等专业金融机构，实行‘银行+担保+额外风险补偿’的运作模式”。“鼓励和扶持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机构的成长，”培育多元化的新兴产业科技金融投资主体。［25］第二，加强对科技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主要从事与高新技术相关的活动，处于产业链的高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发展速度快、创新能力强，是我国科技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化的排头兵。［26］要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投入。探索建立科技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信贷资金的风险补偿机制，允许专利等知识产权作为抵押物，扩大科技保险覆盖范围。第三，建立健全科技担保体系。大力发展科技担保公司，“综合运用资本注入、业务补助等多种方式”，提高担保机构对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和积极性，“创新担保方式，加快担保与创业投资的结合”，推进多层次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建设。［27］第四，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弱化行政审批，增强发行制度的弹性和灵活性，降低股票发行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同时，继续推进三板股权市场建设；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私募债等融资工具，拓宽企业融资渠道。［28］第五，促进创业投资加快发展。这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一项关键措施，是扩大直接融资规模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为此，要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发展创业投资企业和管理机构，培育优质创业投资项目源，建立创业投资管理团队激励机制，加大对创业投资的政策扶持，完善创业投资管理和服务体系，加快创业投资发展。［29］第六，积极推动科技保险发展。一是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研究建立专业中介机构保障基金。推动巨灾保险立法进程，界定巨灾保险范围，建立由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风险共担的多层次巨灾保险制度。［30］二是加强和完善保险服务。“保险机构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积极开发适合科技创新的保险产品”。“加快培育和完善科技保险市场，在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业、并购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提供保险支持，进一步拓宽科技保险服务领域。”“探索保险资金参与国家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投资等支持科技发展的方式方法。支持开展自主创新首台（套）产品的推广应用、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以及科技人员保障类保险。”［31］2.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金融要支持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发展，绿色金融、碳金融是必经之路。［32］针对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要从以下方面努力，促进绿色金融的大发展。第一，大力宣传，引导金融机构强化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一是要通过报刊、网络、电视、广播、移动通信等各种媒体，大力宣传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全社会的认识。二是要宣传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实践，引导金融机构强化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比如，2014年3月14日，《云南日报》以《“绿色金融”服务枝繁叶茂》为题，宣传了华夏银行昆明高新支行打造“绿色主题银行”，在提供促进节能减排、支持循环经济、推动产业升级方面的绿色金融服务，对其他商业银行就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第二，完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政策。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探索实施的绿色信贷政策，更多是对列入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环保黑名单的企业，实行信贷“一票否决制”。这种做法的优点是简单，容易操作。然而，尽管有些企业未列入环保黑名单，但有可能对环境的污染处于临界值。因此，商业银行应成立负责企业碳排放评价及碳排放审查的部门，把碳排放评价引入商业银行的信贷流程，使商业银行通过客观、科学评价企业碳排放情况，以此作为是否发放贷款及确定贷款利率的依据。政府应制定科学的碳排放评价测量方法和不同产业碳排放标准，在此基础上，商业银行根据不同企业的碳排放量制定差别利率。第三，完善证券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政策。修改完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使相关制度不仅涵盖企业上市融资的环境要求，而且涵盖企业发行债券等资本市场融资方式。改变绿色保险政策采取的是自愿保险的做法，通过制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施细则》，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成为一种强制保险。加大监管力度，加强环保部门、保险及证券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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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9-0197-02

1 金融业与蓝色经济关系

“蓝色经济区” 寓意深远,是指以临港、涉海、海洋产业发展为特征,以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导向,以区域优势产业为特色,以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为前提,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经济功能区。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面向未来、应对挑战、建设海洋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金融是连接各种要素市场的纽带,金融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能够提高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城市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因此,金融业理应在蓝色经济区建设中发挥强力助推作用。蓝色经济区战略的实施,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为高效便捷的载体,从而对信贷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提出了新的挑战。蓝色经济区战略的实施不仅会推动山东乃至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也给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战略机遇。

2 日照市蓝色经济和金融业现状

日照毗邻黄海,紧邻青岛,海洋环境和港口条件优越,全市陆域面积5310平方千米,海域面积达6000平方千米,海岸线长99.6千米,优质沙滩岸线64千米,深水可建港岸线20多千米。2009年,日照生产总值860亿元,比2008年增长14.5%；进出口总值稳居全省第四位,达到83.5亿美元；港口运输全年完成货物吞吐量1.81亿吨,增长20.1%,增幅居全国沿海十大港口之首；实现服务业增加值294亿元,增长10%；机械制造、粮油加工、化工、装备制造业、港口物流业、综合旅游业等“十大产业”建设已初具规模。近年来,全市海洋开发步伐不断加快,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海滨观光旅游业、临港工业等重点海洋产业成效日益显著,海洋经济在全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和鲁南城市带出海门户,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临海产业基地,日照在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战略地位突出且重要,并迎来了千载难逢的重大发展机遇。日照市在“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的定位是：打造临港产业区、国际区域性的航运中心、滨海文化和旅游名城,以及海洋科技和教育的阵地,具有最佳人居环境的城市。

目前,日照市共有9家银行、26家保险公司。2009年年末,全市信用总量余额1137.36亿元,较年初增长52.13%；各项存款余额819.47亿元,较年初新增184.4亿元,增幅30.04%,增幅居全省第二；各项贷款余额830.24亿元,新增贷款255.7亿元,较年初增长44.51%,增幅居全省第一。

3 日照市金融业支持蓝色经济发展的瓶颈

一是资金支持品种单一,难以满足发展需求。目前,日照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融资渠道是政府融资、银行信贷以及引进外资。尽管日照市海洋产业的融资额度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涉海产业贷款占全市贷款余额比重仍然较低,实际利用外资水平更是很少。

二是抵押物创新滞后,增加贷款融资障碍。海洋经济产业获得贷款的有效抵押品较少,一方面,动产在海洋经济产业资产中占比较高,海洋经济产业获得的贷款超过90%为信用担保贷款或厂房土地、机器设备等抵押贷款；另一方面,海洋经济产业可用于贷款抵押的机器设备多属专用设备,其抵押率相对较低,大多仅在 25%~60%。此外,海域使用权等用益物权的抵押虽然没有法律障碍,但由于金融机构的认知程度较低、相关制度和操作规程还不够规范和明确,大多数的商业银行都没有开展这一业务。

三是风险规避手段缺失,形成潜在无形损失。海洋经济产业多为涉外企业,相对于一般陆地经济,要面临更多的汇率风险。在汇率波动尤其是单边升值的背景下,汇率风险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资金特别是社会资金向海洋经济产业的投入。

4 金融业支持日照市蓝色经济发展的建议

4.1 以金融业务创新为突破口,不断满足蓝色经济区建设对金融产品的需求

蓝色经济区建设既对融资总量和融资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与丰富提出了更高需求。金融业应加大针对蓝色经济区建设信贷融资产品的开发力度,积极探索发展海域使用权抵押、无形资产质押以及港口物流业发展需求的信贷服务方式。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客户环保分类识别系统,对符合节能减排和环保要求的企业和项目按照“绿色信贷”原则加大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开发多种形式的低碳金融产品,积极开展经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确认的核证减排量质押贷款业务,通过支持低碳经济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4.2 以建设蓝色经济区为切入点,搞好金融服务保障职能

一是紧抓服务蓝色经济的市场切入点。围绕日照市“一带三轴八区十大重点产业”的规划格局(“一带”指的是鲁南临港产业带的核心地带,“三轴”指的是南、中、北向西辐射有三个产业轴,“八区”是八个产业功能区,“十大产业”包括机械制造、粮油加工、化工、装备制造业、港口物流业、综合旅游业等),紧跟以蓝色枢纽、蓝色旅游、蓝色科技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的建设和发展,跟踪蓝色临港工业、现代海洋渔业等蓝色工业布局,积极支持特色海洋旅游、海洋文化产业、会展产业以及海洋科技创新,提高日照蓝色经济活力和创新力。二是紧抓服务蓝色经济的布局切入点。根据蓝色经济发展的产业布局特点,做好服务蓝色经济业务发展布局规划,确定业务发展目标和结构,促进银行自身机制建设、队伍建设、客户群建设的进步,从资源配置、人员数量和素质等多方面支持和保障服务蓝色经济的效率和质量,提高蓝色经济区网点覆盖面和服务功能。三是紧抓服务蓝色经济的业务切入点。围绕蓝色经济产业布局和产业链条提供特色服务,促进银行公司金融业务的发展；围绕蓝色经济区开发建设提供系列融资服务,促进银行中长期贷款等优质资产业务的发展；围绕蓝色旅游、蓝色科技建设带来的财富管理等高端金融需求,促进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

4.3 以完善抵押担保方式为支撑点,强化信贷资金的支持力度

针对蓝色经济区中大量闲置的土地和海域使用权,创新抵押担保方式,增强金融机构认可度,有利于降低信贷门槛,畅通融资渠道。一是积极开展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加大宣传和引导,尽快规范信贷管理办法和有关海域使用权抵押登记的规章制度,落实相应的操作制度；加快专业性评估机构建设,健全评估标准；积极发展和培育海域使用权二级交易市场,构建海域使用权的变现平台；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出台财政贴息政策,降低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风险,加大金融机构对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的认知程度和投放力度。二是推动土地流转与交易。积极争取国家用地、用海指标,对重大产业、基础设施等项目优先安排用地、用海计划,全力支持优势产业发展。此外,针对部分生产分散、信用较弱的涉海经济个体,可以借鉴农村金融中的互助担保方式,大力发展信用联合体贷款,有效提高从事海洋经济发展的微观个体的信贷能力。

4.4 发展多样化的投融资方式,提高吸引利用各种资金的能力

一是加快产业和风险投资体系建设。采取引进或多元化投资方式等措施,探索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基金,积极探索银行信贷业务、中间业务与创业投资的结合,完善创业投资服务体系。二是推动期货和债券市场发展。依托日照口岸煤炭、铁矿石、粮食等大宗散货物流中心优势,积极争取设立商品交易所,积极争取国内外期货机构设立营业部及石油、大豆等品种交割库,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筛选部分企业申报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通过期货业和债券市场的发展,拓宽融资渠道,促进物流和港口等实体经济的发展。三是加快市场化投融资体制创新,包括引入不同类型的战略投资者,建立产业投资基金,扶持海洋经济产业发展和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发展专业性融资机构,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强力支持蓝色经济优势产业发展；重点培育一批海洋经济企业,积极引导、鼓励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通过股票上市、发行债券、经营权和资产转让、联合兼并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增量资产,还可鼓励和引导企业发行海洋高新技术的可转换债券、可调利率优先股票等,在发展初期扩大融资来源。四是积极利用外部资金,全面放开外商投资海洋经济领域,努力提高蓝色经济区与周边经济圈的融合程度。

4.5 打造 “绿色金融”,推动蓝色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鼓励金融机构增加绿色信贷,对符合蓝色经济区建设规划的海洋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链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二是对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的金融机构给予倾斜政策。比如，财政资源倾斜,在大项目建设中优先考虑等。财政资源是各家银行竞争的优质业务,建议政府对此资源加大力气整合,在财政招标、公务卡、工资等业务上向对绿色金融开展贡献大的金融机构适当倾斜。三是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绿色金融创新力度。比如，鼓励银行创新发展“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确保重点产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吉亭.蓝色经济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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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又正值公司成立二十周年。经过二十年风雨洗礼，中央结算公司积淀了不少经验和优良实践做法，客观上值得总结、提炼和发扬；经过二十年团结奋斗，公司创造了不少辉煌和中外同业瞩目的成就，需要升级再上台阶；同时，经过二十年生动实践，公司加深了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规律性认识，需要在新基点上再出发。公司历史上不同时期有过战略性文件，在公司层面对金融基础设施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此次规划适逢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的重要时期，并与公司过去的战略相接续，既体现了延续性，又体现了创新性和发展性。在酝酿和制定过程中，公司深入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国家“十三五”规划要求，把握新形势和新趋势，在研判发展境况与自身资源条件的基础上，遵循金融基础设施原则并借鉴国内外同业实践。新的战略规划旨在进一步强化公司核心金融基础设施的定位，确立公司新时期发展目标，明确战略任务，优化发展方式，凝聚发展动力，指引公司在中国金融市场的未来建设与发展事业中持续做出新的贡献。

《债券》：中央结算公司与中国债券市场相伴而生、相进相长已近20年。作为国家金融基础设施核心构成、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支点，公司是如何在债券市场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引领与创新推动作用的？

水汝庆：中央结算公司成立于1996年，此前，中国债市是分散的，秩序混乱、市场运行管理成本高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公司就是为了中国债券市场统一安全高效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为中国债券市场这一金融核心基础市场发展完善服务是中央结算公司的天赋使命。自成立之日起，在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公司忠实履行国家金融基础设施职责，以服务市场、服务监管为宗旨，参与了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培育建设的全过程，为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础性与开创性的贡献。

一是开启了中国债券无纸化时代，形成了债券集中统一的登记托管体系。中央结算公司成立后即在国内率先推出了债券无纸化中央登记托管体制，结束了我国有纸债券分散托管的历史，维护了国家信用和金融稳定，并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透明高效的一级托管模式。实践表明，实行这一体制在大幅提高市场效率的同时也大幅降低了债券发行和交易的成本与风险，为日后我国债券市场的高速和规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创建了支持报价驱动交易的安全便利的结算模式。中央结算公司吸收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自主设计，一体化构建了适合机构参与的批发市场服务模式，以及适应散户参与的柜台服务模式，并精心设置了风险防控机制，为各类投资者进入市场准备了便利、安全的通道，在有效维护债券托管与结算秩序的同时，创设了提高市场开放度的必要条件。事实证明，这套服务模式有力支持了银行间债券市场迅速崛起成为我国债券主体市场。

三是开创了债券远程招标发行的先河，确立了债券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1998年，中央结算公司在国内率先建成债券远程招标发行服务系统并投入应用，实现了债券发行的市场化与规范化，推动中国债券市场进入了新的阶段。公司自主建成的中央债券综合业务系统，集债券发行、登记、托管、结算、付息兑付、信息、担保品管理等各项功能为一体，为市场提供了债券全生命周期的完整配套服务，进一步有效降低了市场运作成本和功能衔接与数据交换风险，实现了中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四是建立了国内首个券款对付（DVP）结算机制。在央行推动下，2004年中央结算公司的中央债券综合业务系统与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实现联网运行，建成使用央行货币的全额实时券款同步交割结算机制，根除了债券交易中的结算本金风险，同时债券自动质押融资等机制也为支付系统的稳定高效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这是中国金融基础设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

五是率先编制了人民币债券收益率曲线。中央结算公司基于中立地位和资源优势，在1999年编制了全球第一条人民币国债收益率曲线。随后，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为基准，陆续自主构建成包括各信用等级债券收益率曲线、估值、指数、风险值（VaR）等一整套反映人民币债券市场状况的中债价格指标体系，有效促进了债券公允价格形成和市场透明度提升，支持了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公司在国内开辟了金融资产第三方估值市场，在全球首创由中央托管机构提供第三方估值的范例，并直接顺延为各债券组合计算个性化指标，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普遍认可。

债券市场的发展成果凝聚了各相关方面的心血与努力，中央结算公司作为其中一员坚持精耕细作，夯实了市场底层架构，并成功经受住了发展的检验。

《债券》：20年辛勤耕耘，20年开拓创新，中央结算公司倾力服务市场硕果累累、贡献卓著，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公司不断努力构建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并打造形成了七大核心服务平台。水董事长能否具体介绍一下这七大平台的情况？

水汝庆：中央结算公司作为系统重要性机构，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持续、精准、协同发力，打造形成了七大核心服务平台。

一是债券市场运行平台。中央结算公司构建的债券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在不断降低操作风险与成本的同时，成功支持了债券市场规模的迅速增长和各种创新的落实，能够实现跨市场统一互联，促进市场透明度和标准化建设。自成立以来至2016年10月末，公司累计支持各类债券发行超过90万亿元，办理交易结算超过3700万亿元，付息兑付近60万亿元，登记托管债券类资产42.5万亿元，约占债券总量八成。

二是支持宏观调控的政策实施平台。自1998年中央银行正式开始实施货币间接调控起，中央结算公司即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业务和技术支持，截至2016年11月中旬，累计支持央行票据发行和公开市场操作约80万亿元；累计为24万亿元的政府债券提供全周期服务，支持中央及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操作超过4万亿元；为企业债券提供发行技术评估、集中发行支持和信用体系建设服务。

三是金融市场的基准定价平台。截至2016年11月中旬，中债价格指标每日各类曲线1300余条，估值4万余条，债券指数60余只，各项数据指标约400万个，已成为相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的重要参考指标，以及监管部门市场监测的有力工具，被市场机构参与者广泛采纳用于投资管理实践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的要求后，财政部官方网站了中央结算公司编制的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2015年，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比较论证后，中债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作为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代表性利率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利率篮子。“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了“更好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定价基准作用”的任务要求，可以预计在未来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进程中，中债价格指标的作用将日趋重要。

四是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平台。中央结算公司历来以维护市场的安全稳定为己任，在所有业务服务模式的设计中始终贯穿了操作及相关风险的防范机制，多年来从未因业务处理环节存在缺陷而造成市场的风险与损失。同时，公司利用自身优势资源不断探索为市场建立更为丰富的风险管理机制。公司提供专业化、智能化、集成化的担保品管理服务，中央担保品管理系统目前已广泛应用，为各类金融交易，中央银行、中央及地方财政和外汇管理局的相关政策性操作工具以及支付系统的运行提供安全保障。截至2016年11月中旬，中央担保品管理系统管理的债券担保品余额已超过11万亿元，日益成为金融市场流动性中枢和风险管理中枢。中债价格指标的个性化深度应用为机构内部针对自身组合识别和计量风险提供了有力工具。在服务监管方面，公司始终有效履行一线监测职能，为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提供依据。

五是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平台。中央结算公司为国际金融机构来华发行“熊猫债券”提供支持，为各类境外机构投资者提供债券托管结算服务。截至10月底，各类境外机构开户370家，持有债券约7500亿元，占境外机构持有境内债券的90%以上。中债价格指标被境外央行、国际组织及金融机构采用，中债指数ETF产品在纽约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上市。根据主管部门的工作部署，公司参与了中国债市对外开放升级版的研究。此外，公司在上海等地布局，积极支持自贸区金融改革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六是债券市场创新研发平台。中央结算公司积极配合债券市场的创新建设，为国内引入新券种和新交易方式提供研发支持。公司承担了多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咨询工作，并配合央行等市场监管部门完成多项重要课题。公司定期的债券市场年报、理财市场年报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公司主办的《债券》杂志是国内唯一的权威债券专业期刊，中债网络培训平台是国内首个证券领域在线培训平台。

七是多元化金融市场服务平台。在相关部门的指导和推动下，中央结算公司陆续为信贷流转、信托产品、理财产品提供登记等基础，组建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和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等相关机构。截至2015年末，公司登记各类金融产品总量突破70万亿元，在保障市场健康发展、提升监管有效性、维护投资者权益、降低金融市场组织成本诸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盘活金融存量，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准备了条件。此外，公司推出中债金联系统，为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业务和理财业务管理提供支持。

伴随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金融市场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功能与门类日渐丰富。中央结算公司始终坚持遵循规律、把握趋势、超前准备、厚积薄发，以不断创新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金融基础设施的到位支持。

《债券》：作为创立最早的市场中介机构，中央结算公司历经多年服务市场、服务监管的不懈努力，自身目前也进入黄金发展期。很多市场人士都有这样的评价，水董事长对此认可吗？公司在未来五年要实现怎样的发展目标？如何实现这些战略目标？

水汝庆：我们理解黄金发展期就是战略机遇期。从外部环境看，国内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而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要求更加紧迫，需要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配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三五”规划确定的金融改革方向可概括为完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机制，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些战略部署总体上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地也为中央结算公司发展营造出更好的环境。国家经济金融改革的一个主要深化目标，就是利用当代金融市场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围绕这一目标，在各类金融产品的流通转让、债市支持实体经济以及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中，公司多年积累的资源将发挥关键性支持作用，发展前景空前广阔。同时，当代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的创新层见叠出，为公司拓展新的服务领域与方式，实现更大范围的综合经营提供了更多可能。可以说，未来五年将是公司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2016―2020年期间，在“十三五”规划的战略引领和主管部门的正确指导下，中央结算公司将继续以“提供安全、高效、专业的基础服务”为使命，坚持“诚信、责任、服务”的核心价值观，通过不懈努力和自我超越实现新时期的战略目标，即将公司建设成为安全高效、开放透明的国际主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服务机构。到2020年，公司的关键运营目标要全面完成，并以国际证券结算标准为指引，与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和重要性信息系统地位相适应，核心系统可用性达99.99%以上；客户满意度保持优良水平，综合服务性价比持续提高。公司系统和业务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建设要取得重要成果，实现跨市场、国际化拓展，提高系统平台的兼容性，并以规范和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为抓手，通过采标、达标、创标推进公司的标准化建设，提高市场和公司透明度。通过未来五年的发展，公司的国际影响力要显著提升，与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相适应，实现亚太主导、全球合作，成为相关业务领域的区域示范机构，成为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合作的重要节点，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一批实质性成果。

为实现这些战略目标，中央结算公司将坚持五大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国家金融战略导向。公司要通过基础设施服务，推动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水平，促进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助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支持实现国家金融战略目标。二是坚持遵循客观规律。要以金融市场发展规律为准则，国际经验与公司实践相结合，落实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标准，科学布局，确保公司发展方向的正确性。三是坚持客户需求为中心。公司是市场化企业，要以客户为中心，需求主导，创新驱动，服务市场，切实维护市场参与者合法权益，确保公司发展顺应市场需求。四是坚持推动合作共赢。在外部合作中要开放包容、共商共建、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与国内外机构共同应对市场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五是坚持践行社会责任。公司在发展中要秉承中立的金融基础设施定位，服务市场监管，维护金融稳定，提升市场效率，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增长。

我们要紧紧把握住国家战略机遇，承接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业双向开放、“一带一路”建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国家金融战略需求，应时而动，顺势而为。不断强化和拓展中央托管结算体系，巩固并发展核心基础优势，以此为依托，立足金融基础设施职责定位，顺应国家发展新理念和市场发展新需要，持续开发和深化创新业务，推进“两个转型”，即实现由单一的债券登记托管向全方位的金融资产登记托管转型，由单一对接债券市场向对接多个金融市场转型，落实“多元化、集团化、国际化”的发展要求。

《债券》：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新常态下的经济金融新形势，以及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不断深化，无疑都对中介服务机构与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需求、新挑战，公司是否心存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公司将如何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来应对？

水汝庆：“十三五”期间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但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三期叠加”阶段性特征显现，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问题使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在国家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金融市场要继续改革开放、不断创新发展，落实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而要做好不同层次金融市场间的制度衔接，形成有机联系的市场体系，离不开安全、高效、统一、规范的金融基础设施安排。自党的十以来，国家重要文件相继提出有关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已提升到国家金融战略高度。在新一轮金融改革中，需要中央托管结算机构在支持市场发展和创新、监测和控制风险、保障市场运行安全和提高市场效率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无疑给中央结算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清醒地认知所面临的挑战，并将悉心筹谋，务实应对。未来五年，在经济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央结算公司发展所面对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十三五”规划提出改革金融监管框架，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对公司发展提出新要求；二是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标准愈加严格，人民币离岸市场日益发展，公司的国际化基础面临更多考验；三是随着公司业务拓展，监管要求和客户类型呈现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对公司的服务内容和形式、技术支持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四是根据国家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需要进一步加强公司现代化治理机制建设。公司需要在恪守中立、忠实履职的同时，进一步加快提升综合实力，增强战略定力和灵活应变力。

应对挑战，中央结算公司要进一步发挥在发展进程中积淀的优势，主动适应新常态、寻求新突破，推动各项业务保持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这些优势包括：一是声誉优势。在长期实践中，公司树立了可靠便捷、务实高效、中立专业的服务形象，深得用户信赖。二是综合平台优势。以债券全生命周期一体化服务体系为依托，公司培育了一批潜力深远的服务产品，且可在创新品种上快速复制应用，规模效益显著。三是客户资源优势。公司的客户种类丰富，覆盖面广，客户基础扎实，客户关系良好。四是人才优势。公司打造了一支专业、勤勉、敬业的团队，可胜任难急多重的创新任务，是公司在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保障。

近些年，中央结算公司坚持统一登记托管这条工作主线，敏锐把握金融市场发展需要，确立了“两个转型”的发展路线，在此指导下，公司不仅核心基础业务均实现连年稳定增长，作为债券市场核心基础设施平台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多元化、集团化、国际化”的部署初现成效，多元化布局逐步完善，集团化架构稳步构建，国际化战略加快推进，这些都提高了公司的竞争优势，为公司有效应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发展中的诸多挑战奠定了良好基础。当前，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已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必须不忘初心，坚定信心，以此战略规划为发展路线图，继续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债券》：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央结算公司走过的是一条从单一发行登记托管机构，到逐步多元化格局的开拓、创新、发展壮大之路。请问水董事长，未来多元化仍旧是公司的主要战略任务之一吗？除此以外，公司还将在未来五年内完成哪些战略任务？

水汝庆：中央结算公司从国债集中托管起步，持续深化核心服务领域，大力开拓创新业务领域，逐步发展成为各类固定收益证券的中央托管机构，近年来又逐步拓展到一些金融资产。但多元化仍是公司的主要战略任务之一。公司提出的多元化是坚持专业化基础上的多元化，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拓展的概念。我们要坚持统一登记托管结算的主线，持续推进“两个转型”，发挥公司专业化和规模化优势，提升服务精细化和标准化水平，不断在产品、市场、服务、客户、资本等多维度取得突破，培育打造公司新的增长极，巩固公司在促进金融基础设施整合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引领作用。

为实现多元化战略任务的要求，我们要做好以下六方面工作。一是坚持与完善债券核心基础服务功能。这就要求继续做优、做实、做强发行、登记、托管、结算等核心基础业务。如：构筑功能完善的发行服务体系，支持债券市场化改革和信用体系建设，拓展政策性操作功能；建立跨市场多产品的统一登记托管体系，支持债券市场统一互联和跨市场交易，支持柜台市场发展，研究拓展税务和企业行动服务；打造开放包容统一的结算体系，建立全面支持多产品、多币种、多渠道的DVP结算机制，完善结算风险管理机制等。二是增加中债价格指标产品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提升产品质量与品牌，打造新一代中债价格指标系统，加快产品系列化、国际化建设，拓展产品分类和应用。三是打造担保品管理服务升级版。提供多功能、跨市场、国际化的担保品管理服务，打造中债担保品管理品牌，拓展担保品管理服务领域和功能。四是拓展金融产品综合服务领域。深化贷款市场服务，拓展理财市场服务，参与信托市场建设，加强中债金联系统建设，支持创新产品和金融资产流转结算和非标资产流转平台建设。五是深化创新研发服务。打造专业特色智库，形成多层次智库体系，深化政策对策咨询，支持建设创新型公司发展、大国金融改革创新和多层次金融市场监管需求。六是强化数据服务功能。提升数据对公司品牌、话语权及影响力的助推作用以及对业务、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支持。

中央结算公司未来五年有三大战略任务，除多元化外，还要在集团化和国际化的发展上取得突破。公司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参多控，三地协同”的集团化企业架构，下一步要抓住集团化拓展和集团化管理两个重要方向，加强资源协调和组织合力，打造金融基础设施综合服务集团，实现集团综合实力跨越式发展。实现这一任务目标需要从以下三方面下功夫。一是优化集团组织架构。通过事业部和分支机构的设立，加快金融基础设施集团组建，拓展服务区域，提高服务能力，提升服务质量。二是推进战略协同。集团内部要实现战略高度协同、管理高度融合、资源高度共享。要形成完整的集团战略规划体系，出台集团管控指引，提高集约化运营水平。三是打造集团客服新模式。建立涵盖客户支持、客户信息管理和需求管理、客户营销的全方位集团客户服务体系。确立集团品牌形象战略，加强产品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和谱系化。

在国际化方面，未来五年，中央结算公司要在金融开放前沿布局，统筹考虑人民币债券在岸和离岸市场，以国际化能力建设为支撑，有序推动国际化服务由点及面拓展，建成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跨境互联、辐射全球的核心金融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为此，我们一是要强化国际化服务能力建设，如：加强跨境标准化建设；为跨境债券投资者提供税收服务支持；实现中央结算公司服务信息英文化；积极参与多边组织建设，实现国际交流在更高层次的务实合作。二是要推动跨境业务立体化布局。统筹支持在岸和离岸债券发行；配合市场开放整体布局，完善推广中央托管机构互联，打造债市开放升级版；拓展跨境担保品管理；深化跨境信息合作。三是要打造公司国际化窗口。配合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筹建人民币债券跨境发行平台、跨境结算平台、担保品管理中心，对接国际交易平台，通过自贸区实践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业务模式。

《债券》：可以预见，实现了这些战略目标和任务，中央结算公司将跃上新台阶，公司作为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也将进一步提升。请问水董事长，就公司内部而言，需要从哪些方面强化“内功”，以保证上述战略目标的实现？

水汝庆：为了实现这些战略目标和任务，中央结算公司将从以下四方面强化“内功”，为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战略保障：

一是加强党建和思想文化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把坚持党的建设和中央结算公司转型发展、支持国家战略实施同步谋划，把全面党建和企业文化建设有机融合，为公司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组织保障和思想保障。全面加强党建工作，要求我们紧密结合公司建设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实践，深入落实中央关于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加强党的领导的具体举措，提升以党建促发展的能力。加强公司文化建设，需要综合发挥党政工团组织作用，培养员工职业精神，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构建文化软实力，形成公司发展的可持续内生动力。

二是实施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实现人力资源各要素之间、人力资源与中央结算公司战略之间的高度契合，发挥人力资源在战略决策和执行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公司战略的有效实施。一要夯实人力资源基础，形成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二要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完善职位职级体系。三要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建立完善员工职业发展规划、导师制度、轮岗等机制，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四要完善人力资源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公司战略目标与员工个人绩效的有效衔接。

三是加强IT战略支撑。按照核心金融基础设施的高标准，树立运营服务思维导向，促进IT与集团战略一致并高度融合，实现“业务驱动”与“IT引领”良好互动，IT治理与IT建设并重，顶层设计与重点布局结合，通过核心掌控提升企业竞争力。一要建立IT顶层设计。完善IT企业架构，全面指导IT系统规划、建设和运营；完善IT组织机构，形成完整的IT治理体系；建立IT服务架构，规划集团统一服务目录；参照国际标准和行业最佳实践，优化IT服务和管控流程；推行集团化IT开发模式，整合集团资源，打造统一高效的基础组件和公共服务。二要紧扣新技术导向的技术路线。跟踪金融行业IT发展动向，建立组件化、平台化、面向服务的集团IT架构体系。打造新一代技术平台，兼顾安全、高效、用户友好。三要推进精细化数据路线。形成符合公司数据战略需要的大数据技术框架，构建集团数据模型和统一的业务视图。四要夯实稳定高效的安全路线。建立风险导向的信息安全架构，贯彻集团分级业务连续性管理机制要求，完善灾备体系建设，实现多活中心运营目标，支撑集团风险管控目标。五要树立全局意识的标准化路线。

四是强化综合管理。按照建设现代化金融服务集团的高要求，将长远宏观的体制改革与日常微观的管理机制优化紧密结合，协同推进，寓管理于经营，以管理出效益，以管理促发展，主要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一是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现代金融企业理念，推进公司治理体系现代化。二是完善全面风险管理，加强全面风险管理组织、制度和文化建设，以业务连续性为首要目标，覆盖各类风险，强化风险管理三道防线，建立全面授权管理机制，提升规范化、标准化水平，为外部管理市场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提供有效支持。三是加强财务管理，提升财务分析的决策服务功能，发挥财务资源配置的保障作用。四是加强办公运营管理，形成适应“多元化、集团化、国际化”需要的标准化办公体系，提高后勤保障服务能力。

《债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入推进中，请问水董事长，债券市场该从哪些方面支持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债券市场也是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债券市场本身又该如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篇5

2016年，资产证券化市场（以下称“ABS市场”）规模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全年发行产品8460.31亿元，同比增长37.97%；市场存量为1.2万亿元，同比增长52.66%。在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稳健运行

2016年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以下称“信贷ABS市场”）运行较为平稳（见图1），市场基础资产进一步丰富，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良资产证券化重启。全年共有6家试点机构发行156.1亿元，占试点额度的31%。基础资产类型涵盖了对公不良贷款、零售类不良贷款、个人住房抵押类不良贷款等，拓宽了银行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渠道。

二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驶入发行快车道。随着基础资产类型增加和产品标准化程度提高，各类产品发行规模趋于均衡化。尤其是RMBS驶入发行快车道，全年发行规模已接近对公贷款资产支持证券（CLO），市场化、规模化特征明显。

三是绿色资产证券化创新加速。在国家大力倡导绿色金融的背景下，绿色资产证券化业务也取得了突破。2016年1月，兴业银行发行年度首单绿色信贷ABS，发行额26.46亿元，基础资产全部为绿色金融类贷款，盘活的资金也投放到节能环保重点领域。

四是流动性进一步得到改善。信贷ABS现券与质押式回购结算量增长明显。中央结算公司2016年处理的信贷ABS现券结算量为1435.28亿元，是上一年度的2.64倍；信贷ABS质押式回交割量1345.31亿元，是上一年度的1.75倍。不过，相比债券市场整体换手率，信贷ABS的流动性依然偏低，这也成为制约市场发展深度的关键因素，亟待解决和突破。

（二）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快速发展

2016年，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以下称“企业ABS市场”）发行4385.21亿元，同比增长114.90%，存量规模5506.04亿元（见图2）。市场运行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基础资产类型丰富。企业ABS涵盖了较多的基础资产类型，除租赁租金、应收账款、信托受益权和小额贷款等主要资产类型之外，还包括企业债权、基础设施收费权、类REITs产品、保理融资债权、委托贷款、融资融券债权、住房公积金贷款、航空票款、门票收入权和股票质押回购债权等。

二是类REITs产品进一步发展。基础资产涵盖了写字楼、商场等物业类型，呈现出了债权与权益混合的特征。但由于国内尚未颁布严格意义上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因此目前发行的都是符合国外成熟市场标准的类REITs产品。相信随着市场的发展，我国的REITs产品将在资产分散、永续性、税收等方面取得突破，建立健全符合国情的市场体系。

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存在的不足

第一，市场总体规模较小，发起机构动力不足。2016年末我国信贷ABS存量规模6173.67亿元，占同期信贷规模的比重仅为0.55%。而同期美国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存量为8.92万亿美元，约占同期消费信贷规模的71.70%。虽然中美金融结构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从数据的对比上仍可观察到我国ABS市场规模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信贷ABS市场结构有待平衡。虽然2016年RMBS的发行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就存量规模而言，CLO依旧是占比最大的产品类型。美国2016年MBS发行规模为1.91万亿美元，占全部ABS规模的90.22%。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与我国信贷结构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应鼓励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融资租赁资产、消费贷款等类型ABS产品的发行，进一步平衡市场结构。

第三，基础资产集中程度较高。2016年企业ABS出现首单违约，这提示我们，无论是单一收益权类产品还是基础资产较少的CLO产品，对于风险集中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现金流易受经济环境和经营情况波动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完善项目结构设计、外部增信、跟踪监控等环节。

第四，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健全。一方面底层资产披露面临障碍。国际成熟市场对ABS产品底层资产有逐一披露的要求，而我国目前没有类似的要求。特别是CLO的特点是基础资产规模较大、分散相对不足、难以使用大数法则进行风险分析，因此需要打开资产包进行逐笔检查才可能有效防范基础资产风险。另一方面现金流披露标准有待提升，中介费用不公开导致无法准确预测产品各档未来现金流的分布情况，影响投资者对ABS产品的精确分析。

第五，创新与风险需要进一步平衡。企业ABS市场活跃，而信贷ABS市场则不温不火，二者分化明显。另外，在创新的同时，也应注意基础资产现金流的持续稳定性以及资产池的风险分散程度，警惕具有潜在风险特征的“创新”设计和措施，保证市场有序运行。

从供给侧进一步助推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的建议

2017年是国家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改革发展也跨入新阶段，建议从供给侧进一步助推市场发展：

第一，加强基础资产监管，提升资产质量。基础资产是证券化产品的核心，资产质量决定了市场的健康和长远发展。各种证券化技术的应用，无论是风险隔离还是内外部增信等，均是对基础资产进行重构改造。基础资产的选择应遵循“持续、稳定、可预期、有规模”的标准，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完善基础资产变更登记制度。当前“事后变更”的基础资产变更登记方式存在风险：如果发生纠纷，则善意第三人的受偿顺位可能会排在受托人的前面；如果采用发起机构赎回，也可能出现替换资产不匹配、替换资产不足或其他无法赎回的情况。这方面有国际成熟经验。美国抵押权的转让登记是通过名为MERS的抵押贷款电子登记系统来完善的。出于完善制度机制的考虑，对于基础资产物权变动问题，应清晰界定法律关系，健全基础资产物权变动规则，合理缓释业务风险。同时发行人也要充分揭示风险。

第三，支持绿色资产证券化发展。一方面应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保障绿色信贷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另一方面应给予信贷规模管理、税收减免等配套支持政策。完善产业结构，增强绿色经济意识。

第四，推动上海自贸区ABS产品发行。2016年，上海市政府发行全球首单自贸区债券。随着债券市场开放步伐加快，可积极推动上海自贸区ABS产品发行，助力资产证券化的国际化。

篇6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区域发展进入格局转换期，湖北发展步入黄金增长期，改革开放的棋局轮到湖北、转换的经济格局凸显湖北、国家的重大布局器重湖北、一元多层次战略体系的谋局引领湖北、中气十足的势局激活湖北。7月下旬，在湖北视察时对我省提出了殷切期望，指出湖北要建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要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制定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八项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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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出版、环保服务、互联网服务、商务印刷、广播和有线电视继续位居前列；生物技术、煤气与液化气排名上升成为本周跻身前十名的新晋者。国内影视产业正处于黄金发展阶段，制作机构完成转企改制，将促进行业良性竞争，提高作品质量。同时，各种利好政策出台，且市场需求量持续增长，影视行业将保持继续良好的态势。渤海证券分析师蒋昊乐表示看好影视剧板块。

交通运输子行业中铁路运输和机场服务排名大幅上升。本周铁路运输、机场服务排名第14名和第16名，分别较上周提升12名和13名。本周上证指数、沪深300继续下挫1.92％和2.11％，铁路板块明显跑赢大盘（铁路运输行业下跌0.33％）。中信证券分析师张宏波表示，铁路运输板块具备较好的防御性，未来一个季度建议超配。且长期来看面临行业进一步改革带来的估值提升机遇。重点推荐受益铁路物流政策支持、业绩保持较快增长的铁龙物流，以及估值较低和分红收益率较高的大秦铁路。机场板块受宏观经济下滑影响小，且明年中国民航的运力增速在11％左右。只要没有大的资本性开支，机场业绩稳步增长，是弱市投资好品种。2012年交通运输行业将有更多利好政策出台，包括：铁路体制改革出现重要时间窗口、营业税5%变3%及增值税深化都将带来实质利好。

人寿保险排名上升11名至本周第34名。今年以来，保险股全年走势几乎与大盘一致，截至到2011年12月9日，上证指数全年累计下跌19.23%，保险业平均下跌20.46%。展望未来，民族证券分析师宋健表示，《保险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勾画保险业发展蓝图，未来几年，保险行业保费收入保持15%左右的年复合增长率基本可以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同时预计2012年，货币政策有望松动，利率环境有望好转，保费增速在下半年将有所提升；同时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也将受益于股票债券市场的回暖而提升。

篇8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3-0044-06

一、货币信贷运行状况评析

1.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导向下，货币供给量迅速增长，货币流动性增强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我国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适时适度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灵活调动商业银行头寸，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从而维护金融体系预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大力促进信贷的发展，并通过“窗口指导”等手段，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保证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尤其是在下半年，中央银行对过快的信贷增长开始保持警惕，逐步采取发行定向票据等措施有意识控制信贷总量的过快增长。

在主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由于2008年底中央银行大幅调低存贷款利率，我国存贷款利率水平已经接近历史低位，下调空间不大。因此，2009年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使用公开市场业务以及央行票据，截止2009年9月底，中央银行累计开展正回购操作3.17亿元，发行央行票据2.71亿元。

在中央银行的积极努力下，2009年货币供应量出现快速增长，截止2009年12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0.62万亿元，同比增长27.68％，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22万亿元，同比增长32.3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9月份M1增速超过了M2，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活跃度已经出现了明显提升，货币流动性在不断增强。

2.银行贷款高速增长为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做出了积极贡献，各项存款尤其是企业存款较快增长

2009年，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金融机构贷款出现高速增长，截止12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9.97万亿元，同比增长31.794％，全年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9.59万亿元，同比多增4.69万亿元。企业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增长迅速，比2008年多增2.7万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的迅速增长，是我国货币信贷的一个亮点，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迅速企稳回升做出了积极贡献。

当然，我国货币信贷结构的增长并不完全合理，房地产消费信贷与国有企业信贷的增长速度要明显快于其他行业及经济主体，这种增长格局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导致全国性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影响经济活力。

2009年各项存款也出现持续攀升，截止2009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9.77万亿元，同比增长28.2％，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13.13万亿元，同比多增5.44万亿元。存款的快速增长，为我国货币信贷的扩张提供了基础条件，降低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但是，存款增长也出现了一定的结构失衡，企业存款尤其是企业活期存款增长明显快于居民存款，这反映了非金融企业在获得大量贷款之后，由于投资项目储备不足而短期内出现资金闲置。

3.外汇储备在出现短暂负增长之后重新大幅增长，人民币汇率稳定之中带有结构调整

2009年我国外汇储备总体保持增长的态势，除2009年1、2月分别出现325.74亿美元和13.9亿美元的负增长之外，其余月份均快速回升，并且在2009年4月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此后均保持在2万亿美元之上。分季度看，第1、2、3、4季度分别增长71.11亿美元、1778.65亿美元、1409.89亿美元和1265.47亿美元，截至1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23 991.52亿美元。

2009年，人民币兑主要货币的汇率水平有升有降，波动弹性增强，但仍保持了相对稳定。从月度平均数值来看，2009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兑美元出现贬值趋势，对其他货币出现升值趋势，但从3月底开始，人民币兑美元重新出现升值趋势，兑其他货币出现贬值趋势。

4.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元、欧元等国际结算货币近年来的波动幅度明显增大，这也波及到中国同临近亚洲国家开展跨境贸易时的货币结算，为了稳定预期，降低跨境贸易中的汇率风险，2009年4月8日，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正式，统一规范了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活动。办法推出以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进展顺利，资金清算渠道安全、畅通。根据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RCPMIS)的统计，截止2009年9月30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已超过1亿元人民币，人民币账户融资、贸易融资等相关业务也顺利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是人民币走出国境的第一步，为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5.积极开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

2009年，世界各国的普遍任务都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影响，稳定本国经济与金融形势。在解决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各国央行之间的沟通合作，共同行动起来。为此，2009年我国央行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第一，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六个经济体货币当局签署了总计6 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使其成为增强地区流动性互助能力的重要手段。第二，积极参与共同外汇储备库建设，为本地区的经济金融稳定提供资金支持。2009年2月，中国与东盟、日本和韩国(东盟+3)决定将2008年5月建立的共同外汇储备库规模扩大到1200亿美元，中、日、韩三国在5月初就储备库出资份额达成共识。其中，中国将与日本各出资384亿美元。第三，中国设立总规模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一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并将在今后3―5年内向东盟国家提供150亿美元信贷。

二、金融机构状况评析

1.银行类金融机构出现快速扩张

(1)商业银行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质量得以明显提升

随着2009年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的快速增长，商业银行规模不断扩张，截至2009年9月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75.31万亿元，总负债71.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9％和27.5％。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保持较高的水平，不良贷款率则出现明显下降。例如，截止9月末，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6％、11.6％、12.1％和12.5％，其中工商银行与建设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而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则分别下降了2个和1个百分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7％、1.6％、1.6％和1.4％，均比去年同期出现0.4％―1％的下降。

(2)银行体系市场化改革继续稳步推进，政策性银行成为改革重点

2009年1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此后，中国农业银行按照改革方案要求，围绕“面向三农、商业运作、整体改制、择机上市”的总体目标，稳步推进事业部制管理体制改革，制定面向“三农”的专门信贷政策，强化“三农”业务风险管控。目前，中国农业银行正在进行战略投资者选择工作，很有可能在2010年上市。

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2008年底挂牌后，正稳步推进风险管理和内控等内部制度建设，稳健拓展业务领域，完善运作机制。2009年8月末，成立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将在传统业务的基础上通过国开金融公司大力发展股权投资业务。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成立了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工作小组，修改完善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方案及章程。这两家机构仍保留政策性金融机构定位，并在以政策性业务为主的同时，适当经营自营性业务，未来的改革方式将有注资、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和外部约束等等，不断提高其运作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

农村信用社改革进展顺利。截至2009年9月末，中央银行已累计向2 321个县(市)农村信用社兑付专项票据1601亿元，兑付进度达到95％以上；发放专项借款15亿元。经过改革，农村信用社资产质量显著改善，按贷款四级分类口径统计，9月末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分别为3 617亿元和7.7％，比2002年末分别下降1530亿元和29个百分点。同时，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银行化进程加快，截至9月末，全国共组建农村商业银行29家，农村合作银行181家，组建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机构2 055家。

2.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经营重新恢复

(1)保险公司业务发展顺利，资产规模明显回升

2009年，保险公司的业务发展良好，保费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截止2009年11月底，我国保险公司累计实现保费收入11216.76亿元，同比增长22.6％，比2008年底提高了14.6个百分点。总资产39 06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66％，比上年底增长16.89％，保险公司总资产明显回升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保费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国内A股市场的重新上涨。

(2)证券公司各项业务出现恢复性增长，制度创新也为其发展带来新机会

从证券公司角度看，随着2009年股票市场的企稳回升，股票市场交易量重新回升，加上国内A股市场IPO重启，证券公司的经纪、投资银行、自营和资产管理等各项业务都不同程度开始恢复，尤其是在创业板推出之后，很多中小型证券公司也得以进入IPO市场，证券公司的利润点增加，业务运转更加顺畅。

三、金融市场状况评析

1.货币市场

近年来，我国货币市场发展较为迅速，交易量稳步增长，参与主体不断增加。截止2009年11月底，全国银行间市场债券质押式回购成交60.6万亿元，同比增加21.4％；同业拆借累计成交17.2万亿元，同比增加25.4％。2009年货币市场出现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当年信贷政策的适度宽松，给货币供给增长带来明显压力。为此，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明显增加，使得货币市场成交处于活跃状态。

货币市场利率稳中有升且波动性加大。在市场流动性总体宽松的环境下，2009年上半年质押式债券回购和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基本稳定在0.85％左右；6月下旬以来，受新股发行重启等因素影响，各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且波动性有所加大。9月份质押式债券回购和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28％和1.27％，分别比6月份上升37个和36个基点。

2.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发展明显提速，截止2009年11月底，我国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登记的债券余额为172 205.26万亿元，各类债券的具体余额见表1所示。

截止2009年11月底，我国年内已发行国债共15 368.48亿元，其中记账式国债11873亿元，凭证式国债1485.48亿元，另代地方政府发行债券2 000亿元；金融债发行49 641.6亿元，其中政策性金融债11178.1亿元，商业银行债券2 578.5亿元，非银行金融机构债券225亿元，央票35 660亿元；广义企业债发行14 398.38亿元，其中短期融资券发行4 225.05亿元，中期票据6 373亿元，企业债3 800.33亿元。

2009年以来，债券市场走势随着货币信贷的大幅扩张而逐步下跌，尤其是在1月份，债券市场出现快速下跌，市场成交量开始低迷，6―7月份，由于债券发行量加大，加之IPO重启之后部分避险资金从债市回流股市，债券市场出现新的一轮下跌，8月份企稳，在11月份，由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和加息预期加大，债券市场出现一定幅度的回升。

3.股票市场

截止2009年12月底，中国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共有上市公司1718家，总市值24.39万亿元，流通市值15.13万亿元。2009年，企业通过IPO以及增发的方式从A股市场募集资金3 809.2亿元，其中IPO募集资金1344.78亿元，增发募集资金2 341.86亿元，配股融资75.9亿元。

2009年，中国股票市场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一路下跌之后，出现了明显上涨，上证综指从2009年1月5日开盘的1849.02点一路上涨到8月4日的3 478.01点，最大涨幅88.1％。此后出现高位震荡整理的走势，12月31日收盘3 277.14点。

经过上涨，中国A股市场估值泡沫逐渐显现，虽然以12月31日收盘价计算的全部A股静态市盈率平均在27.64倍，低于历史平均的39倍，但是，上市公司估值出现明显的板块分化，银行等大市值板块市盈率仅为20倍左右，有色金属行业平均为159倍，创业板股票的静态市盈率也已经超过100倍。2008年10月份延续到整个2009年的股票市场走势很好地体现了股票市场作为宏观经济晴雨表的作用，提前显现了宏观经济触底回升的趋势。这表明，全流通之后的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联系

进一步增强，股票市场与经济运行态势的联动性逐步增强，股票市场已经开始成为宏观经济走向的经济晴雨表。

2009年，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性建设也逐步展开，创业板的推出不仅仅在于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投资市场和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创业板的推出为我国大量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融资渠道。对于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创业板的快速增长，也为创业资本提供了一个最有利的退出渠道，对于促进创业投资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四、2010年我国金融运行展望

度过了新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2009年，从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情况看，2010年的宏观经济将会好于去年。投资方面，由于前期信贷的大量投放，企业资金较为宽裕，随着宏观经济的复苏，投资意愿增强，虽然可能会低于2009年的投资增速，但2009年投资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导致的，2010年里，企业投资尤其是民间企业投资增速将会重新提升；消费方面，我国政府也一直在大力拉动内需，尤其是着重启动农民的消费需求，消费方面应该也会成为推动宏观经济的积极因素；出口方面，随着国际经济的复苏，从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的出口增速企稳回升趋势在2010年应该能够持续，这说明出口方面至少不会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我们认为，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还会继续回升，经济走势向好，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控下，我国金融运行将会继续保持平稳，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均能够获得稳步发展，速度也会快于2009年。

1.货币政策将会趋于稳健，更加灵活机动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情况看，2010年我国不会马上实现积极宏观经济政策的“退出”，而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促民生”的既定方向上实现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整体要比2009年收紧，但与其他年份相比仍然较为宽松，推动银行信贷和货币供应增长趋于更合理的水平，同时根据2010年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下一步中央银行将会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安排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加强流动性管理，力求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从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看，央行票据和正回购等公开市场业务将是央行2010年货币政策微调的主要手段。在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总体基调不变的前提下，央行将会通过加大公开市场回收力度、加强窗口指导、加大风险提示等方式灵活动态地对宏观经济进行微调，采取措施适时干预引导信贷合理增长，堵住银行资金和信贷违规流入资产市场的政策漏洞，使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保证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从利率政策看，2010年还存在利率上调的可能性，如果我国物价水平的变动情况出现较为明显，尤其是石油、大宗原材料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反弹，可能会形成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也许会导致通货膨胀形势失控；另外，从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情况看，美国经济也已出现触底反弹迹象，2010年不排除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进入加息通道。如果出现上述情形，我国不排除对利率进行适当调整。不过即使上调，幅度也不会很大。这是因为，在全球经济实现全面复苏之前，由于普遍的产能过剩，短期内通货膨胀形势不会迅速恶化；同时，我国利率水平仍然要高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如果我国单方面提高利率，很可能会吸引热钱流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从存款准备金率情况看，可能会做出一定的调整，从调整动因分析，预计一方面是由于宏观调控压力所致，另一方面是用于对冲外汇占款不断增长对货币供应的明显扩张作用，防止货币供应量增长失去控制，但这一工具应该是与公开市场业务配合使用的，是在外汇占款出现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才可能会出现的。

2.信贷增速将会放缓，信贷结构面临调整

从目前的情况看，实现2010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信贷增长的控制。这是因为，经过2009年的迅速增长，银行信贷已经成为我国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驱动因素，如果要实现适度宽松，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将信贷增长控制在合理水平之内，不出意外，可能会控制在7万亿左右的水平，并且中央银行还会尽量使贷款保持均衡，防止季度之间、月底之间异常波动。

信贷政策在保持合理增长的同时，还要体现出的将是信贷结构上的变化。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信贷政策将更加侧重于产业的结构调整和支持内需的需要，将可能加大对消费信贷、三农、中小企业和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大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可能会发展“绿色信贷”，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

3.商业银行业务拓展会受到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中间业务将成为重要着力点

经过2009年的“井喷”，商业银行信贷出现快速扩张，这导致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2010年如果继续大幅扩张信贷，商业银行在今后的时间内将不得不面临无资本金规模可贷的境地，解决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增加资本，包括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但核心资本的增加需要在二级市场进行增发，在股票市场走势不好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很难通过这一渠道融入资本金，实际上目前银行股二级市场较低的估值水平就反映了这一预期；附属资本的增加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但银监会规定，商业银行附属资本只有在银行核心资本超过7％时才可发行，且发行的总额度不能超过核心资本的25％，这大大限制了附属资本的增长。因此，增加资本方面面临实际困难。另一类是降低风险资产，对我国商业银行来说，主要选择就是控制贷款的增长。

为了缓解资本充足率问题给商业银行带来的经营压力，商业银行未来需要通过发展中间业务，降低银行利润严重依赖存贷款的局面。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只有10％―15％左右是来自其向客户收取手续费的中间业务，这一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利润40％―50％的水平，这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商业银行也要加快资产证券化的步伐，通过把部分信贷资产进行证券化，可以将其移出银行资产负债表外，从而降低风险资产的总额，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困扰。

4.金融市场将会在曲折中稳步发展，制度建设与创新进一步增强

在这种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背景下，2010年我国金融市场将会在前期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发展，但在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金融市场的发展将会出现较大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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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5-0050-06

一、引言

现代经济学认为，环境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再生和永续供给是一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然而，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基本上还是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经济建设对环境资源的透支行为较为严重，造成环境状况日趋恶化，付出的环境代价比较惨痛。要确保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和谐社会的建立与实现，就必须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力度，增加环境保护投资。然而在国内，企业和社会公众进行环境保护投资的积极性并不高，环境保护投资主要还是依靠政府。这种环境保护投资主体投资意愿的低落与环境保护投资需求的高涨，直接导致当前我国环境保护资金供需矛盾的困境。要走出这种困境，确保我国环境保护的顺利进行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研究环境保护资金供需矛盾产生的原因以及环境保护投融资特有的内在机理，并据此改革和创新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环境保护资金供需矛盾及投融资机制创新的作用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环境保护也是属于投资领域的范畴，必须遵循经济学中投入产出的一般规律。投资主体将一定资金投入到环境保护事业以增加资本或资本存量，同时实现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这种社会经济活动就是环境保护投资。随着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念逐渐加强，人们关于加强环境保护投资力度的意识在日益加强，对环境保护资金的需求也在呈逐渐上升趋势。然而，虽然我国环境保护投资总量在逐步增加，但与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投融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日益旺盛的环境保护投资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满足，环境保护资金供需矛盾还很突出。

我国在“九五”期间环境保护规划投资总额为4500亿元(占GDP的1．3％)，而实际环境保护投资却只有3446．8亿元(占同期GDP的0．95％)，比规划数小了1053．2亿元。可以看出，“九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资金没有到位，资金缺口比较严重。“十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共需7000亿元，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3．6％，比“九五”提高一个百分点。从2001～2004年环境保护实际投资总额来看，“十五”期间较好地执行了环境保护投资计划，其中2004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比上年增加了17．3％，但是这与环境污染造成的庞大的经济损失所需要的环境保护投资额相比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现实投入与实际需求之间仍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现在的投资额仅占需要投资额的6．3％。

目前我国环境保护资金供需矛盾主要是由于环境保护产品的外部性以及环境保护产业自身的特殊性所共同导致的(参见图1)。环境保护产品具有强外部性与准公共性，环境保护产业同时具有社会公益与产品经济的双重性的特点，使得其建设与运营单纯在市场机制的利益驱动下难以出现大量竞争者，从而容易形成自然垄断的局面，限制了市场资金的进入。此外，环境保护产业运营的固定成本高，一次性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收益见效慢，这种特殊的投资特点较大地抑制了民间资本进入环境保护产业的积极性。环境保护这两种特性所导致的在环境保护投资中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等性，极大地影响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的积极性。目前，我国民间资本和外资等进入环境保护产业的比例还很低，环保产业仍只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企业和公众投资为辅。这与我国并不宽裕的财力状况所决定的有限的政府环境保护资金投入产生了较大冲突，直接导致了当前我国环境保护中资金供需矛盾。

通过图1及以上分析可知，日益高涨的环境保护投资需求与较为低落的环境保护投资主体投资意愿，共同决定了当前我国环境保护资金供需矛盾的困境。要走出这种困境，依靠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必须推进我国环境保护市场化进程，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环保产业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内在机制。而在这个过程中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是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改革与创新。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创新的重要作用及其机理，如图1粗箭头所示。在图1中，粗箭头方向表明通过深化环境保护投融资的机制改革和创新，可以激发投资主体的投资热情，从而促进环境保护投资快速增长，以改善人类环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三、我国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创新的对策

从整个社会资金流向和投融资内涵外延来分析，环境保护投融资主要应包括投资领域、融资领域以及贯穿其间的投融资方式。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创新就是要通过合理的机制设置、体制创新和制度安排来充分激励和调动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并正确地引导和调控其在这些方面的投资方式和投资方向。就我国目前而言，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创新应该做到：

(一)明确界定环境保护投资领域以及融资主体根据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市场需求情况的不同，笔者将环境保护相关企业划分为公益性环保企业、经营性环保企业和新兴科技型环保企业，如图2左部分所示。公益性环保企业是指建设与经营社会效益显著而经济效益不佳的环保项目的企业，这种企业的投资规模一般比较大，其经营领域一般具有如下特征：具有重大预期生态和环境保护效应，已经大面积(规模)严重影响公民正常生产和生活，大规模商业性资金不愿意进入。如负责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污染综合治理以及环境管理与监督等企业。经营性环保企业是指建设与经营具有一定社会效益且经济效益也较为显著的企业，这种企业的规模不限。新兴科技型环保企业是指建设与经营具有一定社会效益、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良好且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企业，一般属于中小型企业。这三种类型的企业建立后，为了扩大经营规模和提高经营效益往往需要进行再融资；此时，其原创投资主体就变成了新的环境保护融资主体。

(二)合理划分各投资主体的投融资原则、事权及其投资方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国家或政府的附属物，因此，相应的环境保护责任及其投资，从本质上说都是由国家或政府承担的，无所谓各投资主体投融资事权划分。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将

在遵循一定的投融资原则基础上重新划分原先为政府独立承担的环境保护事权。各主体的投融资原则及事权如表1所示。

各投资主体的投资方式可以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亦可以直接、间接共用。在各种类型环保企业中，公益性环保企业还将主要由政府来投资和负责，政府应从多方位筹集资金，无偿投资。而经营性环保产业的投资领域政府应该逐渐放开，实行公平竞争的市场准入政策，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环保产业，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筹资新途径及责权利相统一的经营机制。对那些可盈利的环境保护产品或技术及其开发和经营事权，即经营性环保企业和新兴科技型环保企业则应该划分给私人(企业和社会公众)来进行投资和管理(参见表1)。此时，这些企业的原创者采取的是直接投资方式。

与此同时，各投资主体还可以采取间接方式投资环境保护产业(见图2右半部分)。首先，政府除了将财政收入和国债收入直接投入公益性环保企业外还可以通过采取新型投融资方式BOT、ABS等参与投资公益性环保企业，此时，其投资方式就是间接的。其次，不同类型的企业其间接投资方式可能不同。不管金融性企业还是非金融性企业，作为社会资源的消费者它们都必须向国家交纳各种税收，这为政府财政收入提供来源，间接成为环境保护投资者；此外，所有企业还可以通过购买国债、环保企业债券等，或是参与创业板块、新型融资方式BOT、ABS以及私人募集中，为各融资主体提供资金，成为间接投资者。除了以上方式外，投资公司还可以通过购买环保型企业的股票或为其提供贷款的方式间接参与环境保护投资。最后，社会公众环境保护间接投资方式主要表现为向政府交纳各种税收，购买国家债券、企业债券、企业股票、创业板块证券以及为私募融资提供资金供给。

(三)实施投资主体多元化，努力促成融资格局多样化

从市场经济招商引资的活动中，不难看出投资主体对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同样，在环境投资领域，应该首先关注融资的源头――环境投资主体。环境保护融资体系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投资市场，以吸引和形成更为多元化、社会化的环境保护资金来源，即开拓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这也是属于融资体系的范畴。除了传统的投资主体――政府以外，多元化的环境保护投资主体还应该包括本国企业、社会公众和国外投资主体。

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不言而喻。而如上文所述，本国企业和社会公众除了直接投资外，还可以通过采取间接方式成为环境保护的投资主体。把国外投资者作为我国环境保护的一种投资主体，有其客观性和重要性。因为，在今后15年，全世界对绿色工程贷款的投资银行数量将增加2倍，这些资金将把环境保护项目作为贷款直接投资优先考虑的重点。因此，努力争取国外投资者对我国环境保护的投资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环境保护企业建成后，不管其原始投资者是政府、企业还是社会公众或是外国投资者，这些企业可以采用的融资方式如图2左部分所示。图2表明，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环保企业的融资方式除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国债投入外，还可以采用银行贷款、国际信贷和新型融资方式BOT、ABS等融资方式。由私人主导的经营性环保企业的融资方式在获取创始人的原始投资后，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银行贷款、私人募集等方式进行融资；一些经营较好、规模较大的企业甚至可以争取上市，通过股票市场进行融资。而新兴科技型环保企业以高科技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通过银行贷款和私人募集等方式融资较为容易；但是由于受其规模和资本较小的限制，这些中小型企业很难进入国内股票市场融资，可以尝试向国内中小板或香港创业板市场进行融资。从整个社会资金流向来分析融资体系，在图2左部分所列的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和国外投资者所可以选择的各种投资方式也都是属于社会经济体系的融资方式。这样，在整个环境保护产业领域中多种融资方式的串并联，共同形成了一个十分齐全的、多样化的融资格局，如图2所示。

(四)创新环境保护投融资方式与渠道

创新环境保护投融资方式，除了要继续加强政府在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外，更需要进一步拓展环保融资的新思路，采用债券、股票、创业板块和新型融资方式如BOT、ABS等资本市场融资方式，以及采取银行贷款、私募方式与国际信贷等其他融资方式(见图2)，这些融资方式在前文都有涉及，这里做进一步的分析。

1．进一步通过财政收入融资。在环境保护中政府还应该成为公益性环保企业主要的建立者和经营者。政府的部分财政支出依然是环境保护重要的融资方式。当前，加强环境保护的政府财政收入融资方式要做到：首先，逐步做大做实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预算中设置生态和环境保护专项建设资金科目。其中，中央财政主要从当年新增财政收入中解决，地方财政则主要从所征收的城市建设维护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国有土地出让收益的一部分以及当年地方新增加的财政收入中解决，其次，设立新的税种(如巧境治理税或生态环境补偿税)以筹集资金，用于建立国家和省两级专项生态和环保基金。使用上，主要采取周转金和有偿使用方式以及招标、政府采购等形式，重点投向纳入国家和地方政府专项规划的建设项目和工程，以及用于大幅度提高城镇居民交纳垃圾、污水等处理费后的部分补贴。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分阶段将现行各级地方政府收取的针对各类企业交纳的污染排放费和城镇居民污水、垃圾处理费用以及相应的罚款收入等逐步过渡到由费改税。最后，加快政府资产变现，并且作为扩充财政专项资金的重要来源。如，出售现有国有环境保护企业资产产权、转让经营权和特许经营等形式所取得的政府收入，以及允许条件较好的环境保护类上市公司在国有股减持上所取得的变现收入，都可以按比例纳入同级政府财政专项科目。

2．挖掘并创新资本市场融资。环境保护资本市场融资方式主要包括债券融资方式、股票市场融资方式、创业板市场融资方式和BOT、ABS等新型融资方式。

(1)债券融资方式。债券融资方式包括国债融资方式和企业债券融资方式。国债融资是政府将发行国债的一定比例作为财政支出投入到环保产业，这是一种间接的环保融资方式。对于政府而言，仅仅依靠财政收入的增加来加大环保产业的投入是十分有限的，而发行国债则可以缓解政府压力。因此，应该大力利用发行国债，吸收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环保产业。环境保护企业还可以凭借其自身的信誉和经营业绩发行债券，进行企业债券融资。相对于国债融资、银行贷款和股票市场融资方式，企业债券的融资方式更为主动、融资成本更低。由于我国企业债券项目的确定一直是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进行的，企业债券的发行方式沿用传统的审批模式，发行规模实行额度管理，总体上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十分缓慢，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十分有限。然而，由于政府将提高在产业政策下对环保产业的

支持，在按照行业发展规划管理债券发行的体制下，环保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将有很大的空间；另一方面，环保企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将为企业债券的发行和偿还提供优异的经营业绩支持。因此，环保企业债券融资将具有巨大潜力，这也为缺乏资金的环保产业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融资机会。

(2)股票市场融资。在现代经济中，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越来越明显，充分发挥股票市场的功能是金融支持环保建设与发展的重点。对于效益好规模大的环保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并推荐上市。在上市公司的审批上，国家应给予优惠政策，加快从事环保投资的企业的上市速度，鼓励和支持环保企业上市发行股票，通过社会融资实现企业资本的筹集和扩张，增强企业的环保投资能力。

(3)创业板市场融资。新兴科技型环保企业以高科技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但由于其规模和资本一般都比较小，这些中小型企业很难进人股票市场融资，可向国内中小板或香港创业板市场进行融资。

(4)BOT、ABS、彩票和环保基金等新型融资方式。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一运营一交付)。采用BOT方式进行环保融资，是指通过政府或所属机构为投资者提供特许协议，准许投资方开发建设环保项目，项目建成后在一定期限内独立经营获得利润，协议期满后将项目有偿转交给政府或所属机构。BOT实际上是由于缺乏资金建设项目而利用的间接融资方式。随着BOT方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应用，由于具体操作不同，演变出TOT(转让－经营－转让)，UBFO(设计－建设－融资－运营)，BOOT(建设－拥有－经营－转让)，BOO(建设－拥有－经营)，BOLT(建设－拥有－租赁－移交)和BRT(建设－出租－移交)等形式。ABS(AssetBackedSecuritization，资产证券化融资)，是指以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以该项目未来的收益为保证，通过在国际市场上发行高档债券来筹集资金的一种证券融资方式。然而，由于实施ABS要求较高的市场成熟度以及较健全的法律体制支撑，目前在我国直接进行还存在着一定的障碍。但这并不是说，我国目前绝对不能实施ABS，一个可能的途径就是将符合要求的环境保护方面的资产实施证券化后在国外发行，这样可以避开国内严格的法律限制，利用国际投资银行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实力，并且在与国际投资银行合作的过程中，也能够迅速获得操作技术，在积累一定的经验后再在国内展开。同时，我们一定要抓紧制度创新，争取早日实现在国内实施ABS方式融资的合理化、科学化和标准化，以将国际债券市场上更多的资金利用到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此外，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环境保护融资还可以采用发行环境保护彩票和建立环境保护基金等形式。发行彩票是政府为满足特定的社会公共需求所采取的一种辅筹资手段。还可以通过建立环境保护基金的方式筹集资金。当前，已有一些地方建立了政府环境保护基金、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环境保护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环境保护团体等多种形式的环境保护基金和资金渠道，丰富了环境保护资金的投资主体和融资载体。

3．合理采用其他方式融资。除了依靠政府财政收入和资本市场进行环境保护融资以外，还应该采取如下方式融资：

(1)银行贷款融资。银行贷款依然是环保产业间接融资的主要方式。但是由于环保产业具有投资周期长、产出效益低、风险较高的特点，且大多环保企业当前规模都还较小，所以从银行直接取得贷款较为困难，事实上环境保护银行贷款的融资规模增长一直较为缓慢。当前，国家必须针对环保类企业的银行贷款采取更高的利率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以加强银行贷款融资方式在部分环境保护投资中的运用。这部分环境保护投资主要包括以市场融资为主但需要政府给予扶持的环境保护产品、服务和技术开发与运用，以及区域性的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的建设和经营，大中城市的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和经营，城市环境监测工程的建设和运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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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趋势

（一）增强监管框架的风险敏感度

巴塞尔协议中，资本框架风险敏感度被视为国际资产证券需要改进的重点之一，巴塞尔管委会指出：风险敏感度一方面指不同风险暴露的资本占用要充分反映其个性特征，即计量系统针对风险特征设置不同风险权重的细分程度；另一方面指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能尽可能反映银行实际财务状况。新资本框架增强风险敏感度主要表现在：在这三层阶梯系统中，如果只是以简化监管计算公式基础下的内部评级法，对不同风险权重进行计算所得出的结果将会产生较大差异。即使采用与外部评级法相似度较高甚至有紧密联系的评级基础法进行计算，所得出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大多表现在细分差异性有所增加，这一差距尤其表现在长期外部评级债券的B+及以下级的情况中。在巴塞尔Ⅱ体系中统一将1250%设置为风险权重。而新框架下，外部评级基础法将每个级别以及期限都设置了独立权重。除此之外，权重计算的动态特征也能侧面反映出风险敏感度的变化。具体来说，在巴塞尔Ⅱ的标准法和评级基础法框架下，一般只有外部评级变更才会对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有所改变。但是，由于在实际情况下外部后续评级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间隔性导致风险权重的数值一直处于静态状态。在新框架简化监管公式法中，资产池加权平均违约率（LGD）、受损结合点（A）、全损分离点（D）及债券期限（MT），作为标准法风险因子的滞期比（W），都是动态连续的，使风险权重也开始具有动态连续的特征。

（二）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依赖

2008 年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外部评级的失准，以及巴塞尔资本监管系统对外部评级机械依赖导致对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不准确问题。在危机过程中，外部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对众多优先层级债券在内的大量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导致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急剧恶化。对于评级失准的原因，一是认为由发起人买单的评级费用支付模式，导致评级过于乐观。二是认为评级模式不稳定，包括特定资产池信用风险计量模式、交易对手风险处理方式等变化较为频繁，且外部评级机构对存量债券的后续评级方式缺乏连续性；三是外部评级机构对资产支持证券的评级结果与基础资产所在地区主权评级的机械联系。巴塞尔新证券化框架改善了对外部评级结构过度依赖的问题，一是外部评级基础法不再是三层梯级系统的首选方法，而是将内部评级法作为新资本框架“三层梯级”系统的顶端，引导监管当局及银行机构尽量使用简化的公式模型来计量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二是即便提供了外部评级法下的风险权重表，也将外部评级法使用的裁量权赋予监管当局，并且将其他风险的驱动因素进行考虑，例如非优先级风险暴露的期限及层级厚度等因素。

（三）制定简单、透明、可比的资产证券化标准

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证券化结构复杂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累积：复杂和不透明的结构将导致投资者难以预计证券化资产的外来现金流入情况，以及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现金流断裂等突发事件。并且，导致投资者在评估其信用风险及为这些资产定价时，出现不易模型化的问题。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有关证券化风险评估尽量充分的信息，委员会计划制定定性标准（简单、透明及可比）来帮助交易各方（发起人、投资者以及承担受托责任的其他各方）更好地评估一项证券化的风险及收益，并致力于提高相同类型基础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可比性，促使金融市场发展简单透明的资产证券化结构。委员会对符合STC标准的风险暴露进行资本优待处理，据委员会的定量影响测算：新的符合STC标准的资产支持证券的资本要求平均可以减少16%至22%的资本计提，这表明委员会引导发展简单、透明、可比证券化市场的导向。

（四）设置合适的风险权重减缓监管资本套利

巴塞尔委员会也认为巴塞尔П框架系统为资产支持证券设置的风险权重不合理，评级基础法下为高评级证券设置的风险权重过高，而对低评级证券设置的风险权重过低。这一方面在危机期间造成了“悬崖效应”，即随着外部评级机构大幅降低评级结果，导致持有资产支持证券银行的风险储备资本急剧上升。另一方面，不同风险计量模式之间风险权重设置的差异导致监管套利空间存在，由于评级基础法对高评级债券设置的风险权重过低，相同类型的资产，证券化前后其监管资本的要求差别较大，这给监管套利留有空间。同时，在巴塞尔资产证券化新资本框架的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都将简化监管公式作为风险计量模型进行使用参与计算，在新的外部评级法中已经在权重确定因素中增加了债券期限、档次厚度等风险因子。这些计算方法的提升和完善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计算结果的可靠性，使三种计量模式最终得出的风险权重计算结果相差无几，极大程度减小了利用监管漏洞牟利的空间。

（五）强化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要求

信息披露是巴塞尔协议第三支柱市场约束的核心，主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目的是提高市场透明度。但在危机前，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只要求发起人向投资人披露有关基础资产总体特征方面的信息，投资人并不能获得单笔基础资产的个体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机构对内部评级法的使用而只能依赖于外部评级。新证券化资本框架提高了在交易账户的证券化暴露、证券化发起人、证券化度量模型、证券化估值、证券化过程中管道及仓储风险、发起人留存份额、基础资产池及单项基础资产等方面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及监管现状

（一）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现状

2015 年起，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正在紧随金融市场发展的步伐稳步推进，证券发行效率逐年稳步增长，呈现良好态势。根据目前发行市场结构来看，我国已初步形成了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保险交易所三大发行市场。从最初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为主，到现在各类金融机构都参与到发行机构的行列中这一趋势来看，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正在实现发行机构的多样化。随着近年来产品创新的程度不断提升，产品更新的步伐逐渐加快，创新产品例如绿色资产和住房公积金资产证券化、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以及创新交易结构例如特殊目的载体（SPV）、信托型资产支持票据（ABN）、循环购买等也开始在市场上崭露头角。尽管受到疫情影响，我国共发行标准化资产证券化产品9363.23 亿元，相较于去年同比下降1%，但从6 月末市场存量分析，证券化产品市场存量为43307.92 亿元，同比增长26%。上半年信贷ABS发行2077.24 亿元，同比下降42%，占发行总量的22%；存量为19646.83 亿元，同比增长22%，占市场总量的45%。ABN发行1676.84 亿元，同比增长40%，占发行总量的18%；存量为4822.42 亿元，同比增长73%，占市场总量的11%② 。

（二）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规定

我国现行的资产证券化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标准与方法体系基本沿用了巴塞尔Ⅱ的理念，《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中资产证券化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规则规定：商业银行使用标准法还是内部评级法计算某类资产证券化的资本要求，取决于该证券化对应基础资产信用风险的计量是否经过银监会批准使用内部评级法，这与巴塞尔Ⅱ及巴塞尔Ⅲ的相关规定一致。在方法体系方面，我国的规定与巴塞尔Ⅱ基本相同，包括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其中内部评级法包括评级基础法和监管公式法。在标准法下，按照合格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确定相应证券化资产的风险权重。而在内部评级法下，批准使用监管公式法需要计算五个指标，即：基础资产证券化之前的内部评级法监管资本要求（KIRB）、该档次的信用增级水平（L）、该档次的厚度（T）、资产池风险暴露有效数量（N）和资产池加权平均违约损失率。

三、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化规范发展方向

（一）针对不同类型基础资产，引导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引导STC证券化市场的思路，我国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时，在注重基础资产同质性的同时更要提高基础资产的分散性。一方面支持零售贷款证券化，根据零售贷款入池笔数多、同质性较高、易于估值、基础资产历史绩效较好等特点控制证券化风险。另一方面契合我国经济发展特点，支持发展绿色资产证券化。以银监会将绿色资产证券化作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内容为基础，发行基于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基础设施等各类证券化产品。此外，从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PPP资产证券化及互联网金融类基础资产证券化将会成为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主要方向。资产支持票据（ABN）的产品结构虽然与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类似，但其并不受投资人数量的限制，可借鉴既有信托型ABN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基础资产类型，发展资产支持票据满足非金融企业的融资需求。

（二）加强信息披露，规范信用评级业发展

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者难以充分评估风险是引起资产证券化风险较高的重要原因，巴塞尔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加强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的力度，以此对证券化产品结构的透明度进行提升。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才刚刚起步，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信息披露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可更好地防控风险。要持续改善信息披露质量，提高信息披露的标准化程度，增强有关基础资产历史绩效等信息的披露。在规范评级行业发展方面，增加监管机构实现对评级机构进行更严密的监管。除了要对评级机构中失职甚至违法人员进行处理，还要加强评级机构本身的信息披露使投资者能够深入分析评级机构的状况和能力。特别要完善对评级机构评级技术的监管，改善信用评级结果与风险收益关联性不足的问题，通过引进国外更为完善的评级系统及方法，对现有产品质量进行更细化的评价以实现更精确的质量控制。

（三）审慎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及再证券化业务

一方面，在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法律条件的满足；应慎重选择基础资产，基础资产要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已经坏死、呆账的不良资产坚决不能纳入基础资产池；同时也要保证估值定价的合理性，吸引投资者资金的同时也要维护银行债。另一方面，针对我国证券化起步发展的实际情况，现阶段应不再进行进一步资产证券化，将产品结构尽量公开透明以保证最终风险承担者能够对风险收益进行明确。

（四）加快完善市场基础设施，提升市场流动性

巴塞尔资产证券化资本框架最突出的特点是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因此对需要完善的市场基础予以帮扶才能高效实施。我国应逐步在法律、会计、税务等基础制度方面完善有关资产证券化的处理规定，通过推出新的政策，在维护现有统一政策管理标准的同时，对存在的漏洞进行填补，并在法律层面上对资产证券化进行定义与规范。对法律、会计、税务、评级、评估等中介机构推出帮扶政策，以使其更好地帮助政府实现各个市场板块的互联互通，对目前已有的证券资产化市场基础进行巩固，尽快实现高效统一的证券市场化体系。面对我国资产证券化利差不足、价格发现功能不强的挑战，可尝试通过以吸引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投资以及其他交易机构的参与等方式对现有资产证券化市场进行扩张，打破目前其与银行互相对峙的金融格局。

（五）发展简单、透明、可比的资产证券化业务

巴塞尔委员会的STC标准详细描述了市场上不同类型证券化产品的结构特征，可以极大减少证券化产品结构的复杂性，更容易捕捉证券化业务中的风险因素，有助于引导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我国可借鉴巴塞尔Ⅲ的STC标准，在遵循巴塞尔STC标准核心内容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建立我国资产证券化简单、透明及可比标准，减少标准描述的复杂性，引导我国证券化市场规范发展。

参考文献

［1 ］BANKFORINTERNATIONALSETLEMENTS，BaselⅢDocumentRevisionstothesecuritizationframework［S］.bis.org.2014.

［2 ］王远胜.巴塞尔协议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新框架述评［J］.证券市场导报，2015 （12 ）：58-64+73.

篇11

1我国国际收支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收支不仅在总量方面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开始出现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变。从1999年到2006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八年“双顺差”，经常项目特别是商品贸易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

2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2.1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方面主要表现为储蓄过剩，资金闲置以及资金利用率低等现象。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相对于如此之多的国家储备，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观念的差别，使得在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储蓄，微观经济主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储蓄。政府对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也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

由于内需不足，使得国内资金利用率低。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明显偏低。而且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之下，可以用来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资金，大多数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这些造成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2.2资源不合理利用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得经济持续发展不能持续。一方面，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最近几年内钢铁、电解铝、焦炭等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并形成了过大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消费的能力，因此相关产业必须通过出口找出路，这是我国钢铁产品、电解铝、焦炭等“两高一资”类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近几年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以机电产品为主导的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使我国成为部分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国际制造中心。一些产业生产能力大大超出国内市场需要，这是出口大量增加和贸易顺差等不平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2.3相关政府政策的不足

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但是，这种政策使得我国受资源约束，进口产品以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为主，出口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为主。在国内投资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造成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进口增速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造成出口大量增加。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政策。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各地政府的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并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吸引外企的政府优惠税收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政策、“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等多项税收减免政策，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

2.4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目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3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1）增加政府职能，扩大内需。在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况下，增强国内消费是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产能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持续、稳定、合理比重的国内需求是维持GDP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国内需求也是解决“双顺差”不平衡最根本的途径。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以及教育体系，加快对相关公共设施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和发展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通过政府和媒体抵制资源不合理利用。在政府方面，应当在各地政府当中，积极推广并采用更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体现经济外部性的绿色GDP来衡量各地政府的绩效。通过政府从更加宏观的方面把握整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媒体方面，可以通过媒体来加大宣传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等观念，从人的价值观上来影响微观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引导其更加健康合理地消费。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4）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5）对于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应当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

篇12

1我国国际收支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收支不仅在总量方面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开始出现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变。从1999年到2006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八年“双顺差”，经常项目特别是商品贸易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

2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2.1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方面主要表现为储蓄过剩，资金闲置以及资金利用率低等现象。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相对于如此之多的国家储备，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观念的差别，使得在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储蓄，微观经济主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储蓄。政府对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也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

由于内需不足，使得国内资金利用率低。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明显偏低。而且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之下，可以用来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资金，大多数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这些造成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2.2资源不合理利用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得经济持续发展不能持续。一方面，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最近几年内钢铁、电解铝、焦炭等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并形成了过大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消费的能力，因此相关产业必须通过出口找出路，这是我国钢铁产品、电解铝、焦炭等“两高一资”类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近几年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以机电产品为主导的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使我国成为部分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国际制造中心。一些产业生产能力大大超出国内市场需要，这是出口大量增加和贸易顺差等不平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2.3相关政府政策的不足

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但是，这种政策使得我国受资源约束，进口产品以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为主，出口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为主。在国内投资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造成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进口增速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造成出口大量增加。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政策。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各地政府的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并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吸引外企的政府优惠税收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政策、“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等多项税收减免政策，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

2.4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目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3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1）增加政府职能，扩大内需。在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况下，增强国内消费是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产能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持续、稳定、合理比重的国内需求是维持GDP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国内需求也是解决“双顺差”不平衡最根本的途径。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以及教育体系，加快对相关公共设施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和发展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通过政府和媒体抵制资源不合理利用。在政府方面，应当在各地政府当中，积极推广并采用更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体现经济外部性的绿色GDP来衡量各地政府的绩效。通过政府从更加宏观的方面把握整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媒体方面，可以通过媒体来加大宣传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等观念，从人的价值观上来影响微观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引导其更加健康合理地消费。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4）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5）对于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应当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