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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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是学术界对城市化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已有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参考。本文从城市民族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问题三个层面，对近期一些学者的调查、观点、结论等做了简要介绍。

一、城市民族问题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指的是由于城市民族成份日益齐全，城市少数民族常住和流动人口不断增加，从而在城市管理与服务等方面出现的新旧问题。

沈林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若干民族问题探讨中，将城市化过程中的民族问题概括为九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被边缘化。即由于体制和城市化发展对人才需要的特性，导致少数民族群体在城市竞争中很难生存下去，甚至受到排挤。二是城市化与民族文化关系问题。即城市化同民族文化脱节或结合的问题。三是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生态问题。即城市化进程对民族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四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平等权力的保障和管理问题。五是旧城改造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消失问题。六是如何做好城市社区民族工作问题。七是城市少数民族文化心理需求与城市少数民族社团发展的困惑问题。即建立单一少数民族社团同法律法规的抵触问题。八是城市民族工作中的一个理论问题。即谁来关注重视城市中的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问题。九是法律缺失问题。即有些民族问题的处理尚没有可参考的法律依据。⑴吴大华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中，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分为普通务工型、特色经营型、盲目流动型和迁徙城郊异地开发型四类，并指出某些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后会引起城市管理难度增加问题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等。李筱文对广州民族社团组织在城市中的作用研究中，认为城市民族社团为增进民族之间的融洽关系发挥着参谋作用、桥梁作用、示范作用、纽带作用和带头作用，民族社团的建立及活动的开展问题是促进城市各民族关系和谐的关键。周建新将移居社区向移民社区转化模式分为文化象征模式以瑶族“千家峒”为代表、唐人街模式以侨居国外的华人社区为代表、新凤凰模式以广州新凤凰村为代表和终结模式，对城市外来民族群社区问题进行了分析。杨庭硕从城市功能的定位分析了影响城市民族街区形成的因素问题，认为影响民族街区能否形成的关键是城市规划者是否将其纳入规划中，是否对民族街区的形成给与了支持和帮助。⑵杜发春从新型城市化的生态观出发，突出了城市化进程中对生态环境、公共资源保护问题的重要性。⑶陈运飘讨论了城市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问题，将城市文化及城市少数民族文化概括为宗教、少数民族族群、象征符号意义、亚文化团体及文化、饮食文化等，指出城市少数民族文化对城市社会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⑷

二、少数民族城市化问题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问题主要指的是，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包括进入城市的原因、对城市的适应性、社会关系网的建立及文化特征的体现等问题。

马建钊、陈晓毅对深圳“民俗村”的实地考察研究中，从少数民族员工在物质层次（吃、穿、住、行等）、制度层次（道德伦理、社会规范、典章制度、法律等）和精神层次（艺术、音乐、文学、戏剧、宗教等）三方面讨论了文化适应性问题，并指出外来少数民族文化适应对推进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缩小东西部差距和社会和谐均有所裨益。⑸

王琛、周大鸣以深圳为例研究了城市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将少数民族迁移模式分为：一是因调动、转业、毕业分配和应聘等形式。二是因招工扶贫而来。三是少数民族个体来深圳务工、经商和作小生意。将少数民族居住模式分为：一是企业招工形成的民族聚居。二是进城经商形成的少数民族聚居点。进而分析了不同模式下的少数民族社会交流网络，并指出在族际交流融合过程中，风俗习惯、民族性格、语言、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差异仍是影响民族交往的深层次因素。⑹

刘朝晖、杨正军在厦门市外来穆斯林的城市适应问题研究中认为，厦门市外来穆斯林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首先是从寻求牛、羊肉开始的，这是网络关系建立的内部因素；外来穆斯林同当地人群的文化差异是这些穆斯林相互之间形成联系的外部因素，外来穆斯林主要通过“拉面馆”这一传统职业形式来积极融入城市生活；其次是通过自己的宗教文化来加强“族群边界”，在城市文化的包围中力图保留自身的文化特色，并借此塑造了“内敛性”的社会关系网络。⑺

马强对广州穆斯林群居现象研究中指出，穆斯林哲玛提（伊斯兰教对哲玛提的理解，是相对不稳定的、没有时间确定性的，临时组成的穆斯林人群的称谓）是城市穆斯林宗教社区的重要形式，并将哲玛提分为：一是清真寺（怀圣寺、濠畔寺、先贤古墓、小东京寺和新市回族坟场）。二是家庭型或家庭联合型（主要是外来穆斯林中建立在业缘、地缘和朋友关系基础上家户之间的互动）。三是公司型或公司联合型（中外穆斯林开办的公司之间的相互联系，尤其指在斋月时期同一写字楼或同一楼层公司之间的频繁往来）。四是清真餐厅型（位于大街小巷的清真餐厅，经常会成为来广州找工作或旅游的穆斯林首先接触的穆斯林象征物）。五是学生构建的哲玛提（到广州读书的穆斯林学生）。六是国内外旅行社宣教团（台布里厄－主要指民间传教组织）。七是网络哲玛提（主要指从事阿拉伯语和英语翻译工作的，国内外穆斯林创办的BBS论坛）。认为在都市社会中，一方面看到的是少数民族传统的失落，另一方面却也能感觉到民族文化、信仰的回归。⑻

张莹、马京在昆明回族移民“城中村”迁移者的文化适应和社会调适研究中，认为迁移调试是一个持续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决定时期、与过去断绝时期、过渡时期和适应时期。⑼周大鸣、王挺以广州H区为例研究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治理对策。认为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治理并不是单一的政府职能部门单方面的公共行政行为，而是牵涉群体摩擦、文化变迁、族 群认同等多方面内容的复杂过程。其有效实施的关键是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相互认同。⑽

三、民族地区城市化问题研究

民族地区城市化问题是指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人口分布、生产生活习惯等，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有别于散杂居地区的一些问题。近年，我国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一方面，这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表现，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高永久、刘庸在西北民族地区社区研究中，认为由于民族因素的影响西北民族地区城市社区丰富多样。并从六个角度进行了分类：一是按民族特色分类（单一民族社区和混合民族社区）。二是按功能特征分类（经济型社区、文化型社区和旅游型社区）。三是按民族文化类别分类（汉族文化社区、回族文化社区、藏族文化社区等）。四是按地域特点分类（中心社区和边缘社区）。五是按宗教信仰分类（无宗教信仰社区和有宗教信仰社区）。六是按社区管理归属分类（单位型社区、寺院型社区、混合型社区和特殊社区）。指出西北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多元化发展趋势，对民族社区的存在和发展有利有弊。一方面，多元化发展方向有助于民族社区保留民族特色文化和传统；另一方面，民族社区内部在财产、地位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有可能导致社区的分异和流动。⑾

梅方权在以西藏昌都地区为例的非工业化与藏区城市化研究中，认为藏区城市化的支撑机制不应过分依赖工业，而是要突出藏区贸易中转站作用（昌都地区位于川藏线和滇藏线上，基本与以前的茶马古道的驿站重合，应进一步发展大区间的贸易流通）、以牧业为本实现牧业现代化，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促进城镇经济增长、发挥特色产业的带动作用（民族手工艺制造业和藏药业等）及鼓励农牧民进城。昌都乃至整个藏区缺乏发展工业的生态条件，完全可以通过发展畜牧业、特色产业和旅游业等来推动城市化进程。 12

张来成在流动人口和甘南州社会转型研究中，认为在推动甘南州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人口及人口流动变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口流动、迁徙、聚居、城镇化推动着甘南州社会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牧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并将甘南流动人口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指令性流动（1949-1978）。二是自主流动（1979-1992）。三是经济诱导流动（1993-2004）。同时指出制约甘南州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有经济社会基础因素、体制限制和思想观念限制。加快甘南州工业化、城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思路为：一是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城市化水平。二是以劳务输出为动力，引导州内人口流动。13

张涛对甘南州牧民定居与效益分析中，指出甘南州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是生态环境退化。生态环境退化和牧民贫困的广泛存在，放大了生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之间的循环累积效应，制约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为此，必须选择一种全新发展模式，消除牧民贫困的同时减轻生态环境压力。而牧民定居正是改变传统牧业生产方式，建立现代化牧区生产与生活模式的根本保证。14

文章对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三个层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及观点作了简要综述，除上述研究成果以外，还有诸多学者均作了深入研究，这一方面的理论探讨不断得到完善，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备受学术界及管理部门的广泛关注。

参考文献：

[1]沈林. 民族工作缺失与民族工作过度——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若干民族问题[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⑵-⑾、⒁ 周大鸣、马建钊主编.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研究[C].民族出版社，2005年11月.

篇2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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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优化

2.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优化是通过系统结构的涨落有序体现的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优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整体优化，尽可能发挥该系统的最大功能，取得最佳效果。系统优化的实现，是通过系统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改进来实现的。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没有有效的建立国内各地的传播环境，政府主导与民间开发不能有效结合等多种原因，致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不能发挥整体功能。

2.1.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就必须保障传播途径的通畅性必须保证大众反馈的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达到该文化传播与传承的效果。在现有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中，如武术的传播，包括学校、电视等都只重视动作本身的华丽，忽视了文化本身，这样就破坏了武术传播与传承的整体性，致使武术文化缺失，必然导致其稳定性被破坏。

2.1.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协同关系

2.1.2.1研究目的与大众的需求之间的协同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受传播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若是研究的内容不能满足大众的好奇心与需求度，便会相对会抑制这一系统的有序发展，便会否定该系统的稳定性。若是所研究的内容超出大众的现有水平，则循序渐进地向人们灌输这一文化。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这一文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众的接受效果，阻碍了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在此方面发展较好的是潍坊风筝，在该活动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风筝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健身与娱乐功能，唤醒了人们的文化自觉，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这些就反应出了研究目的与大众需求完美协同的效果。

2.1.2.2政府、研究者、大众三者心理层次的协同这里指三者精神层面的高度一致性。在传播与研究过程中，政府与研究者只有抓住了大众的心理、了解了大众的现有精神层次，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与制定相应的措施。三者之间要形成良好的循环关系，这样可以更好地挖掘该文化所拥有的多方面内容，更利于其传播与传承。

2.1.2.3政府、研究者、传播媒介与大众之间的协同政府与研究者向大众输出该文化信息或大众向二者反馈信息都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例如措施、电视，电影、物质设备等。但是并不是哪一项传播媒介都对该系统有效，应依据大众需求、文化传播需求、研究目的、传播目的等选择相应的传播媒介。以传统武术文化节目为例，有影响的是“武林大会”、“武林风”。这两个节目都是技击武术打斗的“真人秀”类型，完全撇开了传统武术文化“形意相合”的“精、气、神”内核，缺少对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资源的针对性传播。如“武林大会”中就没有充分体现北少林的刚猛强健、朴实简练。

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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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是为了改善民生，而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推动和促进社会充分就业，实现“劳有所得”是社会和政府共同努力的目标，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贵州作为一个移民大省，拥有着较其他地区更为复杂的人口组成成分，其中有一些民族群体因各种各样的问题未能明确其少数民族身份，而拥有这种“未识别民族”身份的群体在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困难。随着一代代“未识别民族”青少年踏入高校，步入社会，他们的就业问题逐渐凸显，迫使我们要关注这一类问题。

一、贵州省高校毕业生目前的就业现状

从大西部整体就业水平来看：中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等十二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疆域辽阔，但大部分属于我国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2013年，西部高校毕业生数量高达176.08万，而贵州高校毕业生人数为9.6168万人，就业率为87.3%，乍一看贵州省高校的就业率颇高，较当年全国就业率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得出，仅2013年贵州高校未就业人数就高达26000余人。加之前几年的遗留未就业人数，来年的就业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从全省就业状况来看：全省的就业工作总体呈现“一稳、二法、三缓、四新、五服务”的特征，即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一法一条例”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高校毕业生、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镇就业困难人群的就业压力得到了较好的缓解，但“一大两难三突出”的特征仍然存在。

二、“未识别民族”――“穿青族”大学生的就业境遇

（1）贵州省高校近年来的蓬勃发展，招生范围的扩大，“未识别民族”学生进入学校学习，给高校的教学管理都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课题。贵州师范学院（以下简称“我校”）作为新建地方高等院校，其主要生源对象多来自贵州西南地区，其中贵州生源超过每年招生生源半数以上，其中以“穿青族”学生为代表的“未识别民族”群体身份认证问题在全校各个专业都有体现：①根据现存问题的产生，笔者对我校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通过被调查的100名学生发放的问卷统计得出，拥有像“穿青族”一类的“未识别少数民族”群体占抽样群体的11%，数量庞大，但该群体学生普遍表示在日常的学习和集体事务办理时，民族身份难以界定；②该群体的民族文化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但是民族文化在现代的学生群体中不能很好地得到发扬和认可；③在面对相关的少数民族扶持政策时，“未识别民族”显然处于一种尴尬地位，能否享受少数民族身份待遇多半依赖当地职能部门负责人员主观判断。

特别是近两年来，我校第一、二批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毕业生逐渐踏上社会，“未识别民族”学生群体的就业初现端倪：一方面，少数以“穿青族”为代表的“未识别民族”从各自的民族意识中，他们认为自己拥有自己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同时也愿意传承自己的民族风俗，不愿意被汉族或者其他民族同化，后期会由于民族问题未明不能办理有效身份证，甚至有些因证件不全无法参加国家组织的相关资格考试，最终导致无法顺利就业；另一方面，多数的“未识别民族”在民族方面的特殊性使得他们不得不妥协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他们文化和待遇得不到充分的理解和享有，如许多“穿青族”学生在进入高校学习之后，只能将民族改为汉族而不能享受少数民族政策。

（2）据调查拥有这样“未识别民族”身份的“穿青族”学生在贵州省的各个高校都确实存在，且占全体学生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3.17%（民族大学除外），这样一个庞大的学生数字，这样一个庞大的不能“平等对待”的就业群体，对贵州省的高校就业工作是有一定影响的，而越来越多以“穿青族”学生为代表的“未识别民族”群体得到来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颇具必要性。

三、化被动为主动，抓机遇迎挑战

1.把握政策，产业兴“族”

首先，充分利用各方政策。现今，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注热度一直呈上升趋势，大到国家中央，小到地区单位，民族政策的制定还是相对宽松的，随着《贵州省就业促进条例》的出台，以及国家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的推出，无论是否是“未识别民族”身份，都应该充分了解，积极准备，主动出击，趁势而起。

其次，正视自身民族特色，合理选择就业途径：“未识别民族”就是“特色民族”，“穿青族”就是“穿金族”。2013年来贵州考察时说：“要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将来贵州可以生产‘空气罐头’”，这是奠定了贵州旅游文化城市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贵州拓宽就业发展上的一条特色之路。在贵州大山深处的神秘的民族，正是贵州生态旅游文化发展道路上的瑰宝，特殊民族身份的高校学子在选择就业途径的同时应该着重选择富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工作，创造民族特色文化旅游地，建立神秘未知民族风俗民情馆，同时带动地方食品、民族饰品等民族特色产业链的发展。

最后，走出大山看世界，走进大山促发展：弱国无外交，弱族识别难。无论是穿青、尔苏还是摩梭族人，他们被划归为“未识别民族”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共同存在的原因有一个，那就是“弱”，弱在人口稀少，弱在经济贫困，弱在科技落后，弱在文化缺失。一个人的富裕并不能带动一个民族的兴旺，要想“被识别”首要做的就是带动民族的共同发展，走出大山不易，走进大山更难。当一批高校的学子回到当地，通过自身努力带动起一个特色民族产业的兴起时，“被识别”不难，“就业”更不难。

2.“反哺”促建，特色富“族”

（1）“未识别民族”的成因就是因为该族群的可识性很少，人口、文化、饮食、风俗皆有待挖掘，“穿青族”作为贵州特有的民族之一，若能充分对该民族文化进行研究、挖掘及发展，对贵州省的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

（2）发展特色经济文化是开拓贵州省就业渠道的有利途径之一。在贵 州这样工、农、服务都欠发达的地区而言，特色民族文化经济是发展的首选途径。以“穿青族”为代表的“未识别民族”高校毕业生既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又有先进的思想观念，既有蓬勃的服务热情又有扎实的知识功底，作为回乡“反哺”的不二人选，他们不仅能解决个人的就业，更能带动一大批的当地人群就业。

（3）“高校就业”和“特殊民族”作为两大当今热门话题，期间特殊人群遭遇特殊境遇更是引人深思。笔者从实际工作得出感悟，力求改善社会之中各矛盾关系，旨在促使贵州省就业工作真正做到“特殊民族特殊就业，充分解读政策需要；正视自身民族特色，发展本族文化产业；‘反哺’就业优势强大，链条产业劲头更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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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资源诅咒”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正式文献中是Auty（1993）在对矿产丰富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所提出。对于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来说资源对于经济增长不见得全是有利的条件，相反可能是一种限制。这种观点给当时学术界对资源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的看法截然相反。之后的一些学者对于“资源诅咒”这一假说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开创性的验证，取得了丰富的实证结果同时总结了一些理论。

国内学术界对于“资源诅咒”这一命题的时间较晚，相关文献也只是最近的几年才开始陆续出现，我们国家对于这一命题的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尤其对于民族地区的研究更少，并且研究的范围也比较有限。本文对我国尤其是对民族地区“资源诅咒”问题的存在性以及传导机制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二、验证“资源诅咒”

（一）省级层面的存在性检验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在中国“资源诅咒”问题在省级层面是是客观存在的。徐康宁，王剑（2006）以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以后得出了在我国的省级层面“资源诅咒”这一假说同样成立，我国主要的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省份的丰裕的自然资源条件并没有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成为了制约经济的增长的因素。胡援成，肖德勇（2007）以各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实证的验证了我国在省际层面具有“资源诅咒”的事实。张菲菲等（2007）选取了自然资源中的能源、矿产、水、耕地、森林等五种资源，对我国不同种类资源丰裕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证实：“资源诅咒”在中国内部区域仍然成立。韩亚芬等（2007）将我国各省区能源生产与消耗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结果显示：经济总量大、增长速度快的省区，能源的消耗量就较大，相反，如果能源的消耗量低；能源储量就丰富，生产量大的地区，往往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都较低的地区，出现了“富饶的贫穷”现象。段利民（2009）认为“资源诅咒”在我国省际层面存在，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那些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省份其经济增长往往相对缓慢，自然资源没有起到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

（二）特定地区存在性的检验

邵帅，齐中英（2008）选取了西部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我国的西部地区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得出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能源的开发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张千友，王兴华（2011）分析内蒙古、贵州、宁夏、新疆、云南、青海、广西等七个民族地区得出现阶段民族地区“资源诅咒”效应依然存在。周亚雄，王必达（2011）得出甘肃省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特征，甘肃省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荷兰病”的困境。李昊邈（2008）证明了云南省矿产资源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许彦（2008）认为四川省虽然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由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当，资源优势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导致“自然资源的诅咒”。

（三）对“资源诅咒”存在性的质疑

不同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方颖（2011）认为已有的文献中普遍将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度量指标度量为一个和GDP相关的经济变量的相对值，导致自然资源丰裕程度错置的指标倾向于得出“资源诅咒”的结论。因此他提出人均概念用来衡量资源丰裕度，进而得出的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郑长德（2006）认为自然资源丰裕度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与经济增长率间的关系不显著，甚至可以说不具有统计意义。丁菊红、邓可斌（2007）认为“资源诅咒”的命题在我国并不明显，因此“资源诅咒”这一命题在我国是否成立仍需进一步研究。

三、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研究

（一）“荷兰病”效应

鲁金萍等（2009）选取贵州欠发达资源富集区作为实例，证实了该类地区产生了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现象，如工业产业结构日渐单一、采掘业的迅速发展削弱了制造业的发展、财政总支出中科学事业、科技项以及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逐年递减等等“荷兰病”效应的典型体现，最终具有陷入“资源诅咒”困境的可能性。

（二）挤出效应

1.挤出教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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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家庭教育;少数民族随迁子女;民族文化;文化传承

近年来，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相对于一般的随迁子女而言，少数民族随迁子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特点。如今，由于他们离开故乡，生活环境、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方面面临差异与多重困难。其民族文化受到冲击与挑战，甚至出现了代际之间的文化断层。而家庭作为少数民族成员学习本民族传统文化最主要的场域，影响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绵续，其传递传统、维持传统的中心单位因而显得更加突出，因此，为了民族自身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必须加强家庭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家庭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优势功能。那么，这些随迁子女其家庭教育如何在传承民族文化中发挥这种场域功能，是笔者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促进少数民族家长民族文化的教化意识，发挥家庭文化传承的功能，需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加强家长自身建设、提高文化素养

家庭是文化传承的摇篮，家长对孩子文化传承具有启蒙作用，孩子正是在家庭中耳濡目染，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而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没有家庭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如同无源之水终将枯竭。而“父、母、子的三角结构，维持着人类种族和文化的绵续”因此，对于离开故乡的少数民族家庭来说，家长在民族文化传承的中占有主导作用。首先，少数民族随迁子女的家长应该树立现代教育理念，对以主流文化为主的异文化要有认同意识，在家庭教育中既要督促孩子学习主流文化又要积极主动地传授民族文化，这样既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又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在家庭中家长的文化素养直接关系到孩子接受民族文化的程度，家长有意或无意的通过平常的师范把本民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传递给孩子。因此，家长应加强民族文化的教化意识，通过言传身教，知晓民族文化。从小就培养孩子热爱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正确的情感态度，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其次，家长应主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与学校教育配合。另外，作为家庭当中担负绝大多数教养责任的母亲，尤其应该重视自身文化素养。例如:母亲可以在孩子课余时间通过讲故事的形式给孩子用民族语言文字讲述民族历史文化、英雄史诗，激发孩子学习民族文化的兴趣，使孩子从被动学习民族文化知识到主动参与学习。

二、更新教育方式、增强亲子互动

随着现代化与信息化步伐的加快，以计算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普及，正在影响少数民族的教育方式。在异域他乡，由于他们没有原有的文化场域，因此少数民族随迁子女的家长要与时俱进，更新教育方式，在家庭中让孩子有选择的通过电视、网络等学习科学知识，了解当前社会发展，在课余让孩子能有机会接触到民族文化。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增强亲子互动，丰富家庭精神生活，优化家庭的民族文化教育的内部环境，营造民族文化的家庭氛围，将民族文化知识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家长还应利用好各类民俗活动，有意让孩子参与其中，让孩子感受民族文化，丰富和完善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来实现对孩子民族文化的传承教育。

三、提升家长传承民族文化的“文化自觉”

“任何精神文化都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而“文化教育是指一个民族社会通过各种途径对民族个体进行包括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及文化知识的教育。”那么，“首先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要实现‘文化自觉’。只有这样，才谈得到让人家来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民族文化的传承需要家长树立孩子的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要有一定的文化危机感，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使民族文化在课外得到强化、延伸，持主动、自觉的态度。

四、增强家校互动，共同发挥民族文化传承功能

为弥补学校教育民族文化传承的不足，家长应主动与学校沟通，摒弃阻碍学生融入集体的狭隘观念，不仅要帮助在校教师理解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协助学校，帮助孩子融入到集体活动当中，通过学校、家庭的合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教育和宣传活动，真正实现家校有效互动，共同发挥民族文化传承功能。进而不仅加深对学校师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优化家庭文化传承的外部条件”，同时通过此项工作不断改善家长的教育观念。

参考文献:

［1］．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75页．

［2］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第434页

［3］著．刘豪兴编．文化的生与死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95页

［4］王莲花．蒙古族家庭教育及其传承研究［硕士论文］．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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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指生产和提供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为主要内容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为主的产业，包含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的传媒、歌舞演艺、手工艺品、风俗娱乐，节庆会展等行业。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有利于发挥少数民族自身文化优势，优化民族地区产业结构，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技能，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融资指特定产业中企业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等资金持有者筹集资金，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一种经济行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指生产和提供民族文化元素为主要内容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为满足发展需要而进行的筹资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是产业的血液”，融资是一切产业活动的基础。产业融资一般用于新产品研发、生产规模扩大，企业兼并等需要，有利于整体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合理化。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创建和生产都需要大量资本，然而在实际中却面临严重的融资问题，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一种约束。

一、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问题突出

（一）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缺乏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主要依靠自筹以及少量的银行信贷，且信贷规模很低。据统计2013年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信贷总额不到民族地区信贷总额的0.4%。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从各级政府文化专项扶持资金中获得的资金总额和比例也远小于主流文化产业。目前资本市场上真正从事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上市公司几乎没有，只有两家“旅游”与“丽江旅游”两家旅游公司，融资额度也很低。至于债券融资、文化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外资投资、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等融资方式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活动踪迹难觅。

（二）少数民族文化企业融资差异性较大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中不同类型企业融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从企业性质角度，国有企业、区域垄断企业、事业单位等具有“公有”性质的企业融资渠道更多，融资额度大；而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狭隘，获得融资数额很小。从企业规模分析，在我国无论是政府扶持资金，还是银行、资本市场、风险基金等金融机构，都更偏好支持大型企业。少数民族文化企业90%以上都是中小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融资机构青睐。

（三）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成本普遍较高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80%的融资来源于信贷，据估计贷款利率比基准利率普遍高10到20%左右，企业还要承担除利息外的融资交易费用，如资本管理费、财务顾问费、审计费、抵押评估费、担保金等，核算下来目前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成本年化利率高达13%至15%，其中利息费用占总融资成本的60%至70%，融资交易费用占30%至40%。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平均的融资成本要高于目前平均利润率，因此很难依靠长期融资来推动产业发展。

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问题分析

(一)产业高风险特性导致融资能力较弱

少数民族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过程具有高风险特性，经营收益很不稳定。文化产品研发过程是人的思维创作过程，主观性较强，生产过程很难统一控制，产品质量波动相对较大。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属于非生存必需的小众文化产品，其需求受市场口味、经济形式、政府政策、推广渠道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销量很不稳定。少数民族文化产品投入成本较高，而消费成本与复制成本较低，很可能因为盗版、仿制等问题导预期产业投资的预期收益大幅降低。除了经营风险较大外，少数民族文化企业轻资产较多，以民族元素为内容资产价值很难评估，而可抵押的有形资产较少，担保能力相对较差，这都使产业吸引外部资金能力不足。

（二）薄弱的产业基础造成融资途径狭窄

少数民族文化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治理程度低，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经营效益差，自筹资金能力很弱。从产业整体发展程度分析，产业盈利模式还不成熟，企业大都分散经营，缺少龙头企业，产业流程较短，产品附加值低，类型雷同，产业内部大量企业无序竞争，没有知名品牌，产业间缺乏联系，依存度很低，无法形成产业集群，对民族地区经济辐射性推动不足。弱小的企业实力、较低的产业化水平，导致少数民族文化企业很难利用现有的融资渠道。

（三）落后的金融发展水平阻碍产业融资效果

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体系发育迟缓，很不完善，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种类、数量较少，区域分布不均。在民族地区，产业融资高度依赖政策性融资、大型国有股份银行、农村合作性质银行、信用社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社会直接融资的比重很低，资本市场几乎不发挥作用，股权与债权融资效率低下；产业基金、信托、保险、融资租赁、互联网等金融组织稀缺；融资中介与服务组织严重不足。此外，现有金融机构发展也很滞后，金融人员素质较低、设备技术不足。落后的金融环境直接阻碍了产业融资效果。

(四)融资政策难以支持与保障产业融资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对于文化产业融资重要性认知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少数民族文化企业融资政策制定与执行体系很不完善。首先，基层具体融资扶持政策稀少，缺乏差异化的融资扶持措施，中央精神难以落实；其次，现有的融资政策在扶持对象，条件、覆盖范围、扶持内容、实施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与实际脱节的现象，其合理性有待改进。再次，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政策执行效果差，存在资金投入不足，政策宣传力度小，资金分配与使用机制混乱，资金投入效率低等各种问题。

三、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优化的对策

（一）增强产业对融资的吸引力

政府合理规划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既要打造区域内的核心企业和特色企业，又要因地制宜培养大量“小、精、尖”文化企业，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重点支持具有区域资源优势的产业，构建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条和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具有本区域民族特色并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民族品牌。

(二)创新产业融资渠道与方式

借鉴东部发达地区新型信贷产品，引入或者创新适合少数民族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信贷产品，因地制宜的采用知识产权质押、预期收入质押、融资租赁贷款、小企业集合贷款、产业链集合贷款等多种贷款模式来支持不同的类型、行业的文化企业。加大资本市场对少数民族文化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创业板、新三板、企业债券融资。引入资产证券化、风险投资、众筹、产业基金等新型融资方式。

(三)增强对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政策支持

政府应根据民族地区文化资源、金融资源以及企业发展情况，出台一系列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政策。政策重点是落实中央文化支持精神，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降低非公资本进入门槛，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要以政府为主导打造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融资服务平台，实现区域内融资政策咨询、扶持资金申请、企业信息与融资需求信息共享，文化产权交易等多种功能。

参考文献

[1]王克岭.微观视角的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2]贾银忠.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3]张岩.对改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融资难的思考——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为例[J].西部金融,2011,06.

[4]袁家菊.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投融资困境与对策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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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现状调查

大部分高校对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思路比较明确，较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实现了顺利就业，但是必须看到，随着大学毕业生的持续增加，往年未安置从业人员、下岗再就业工作人员的大量增加，给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经调查：以内蒙古科技大学为例，近三年，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就业率为65.62%。与普通毕业生相比处于较低水平。

笔者对内蒙古科技大学200名少数民族学生（以大学三年级学生为主）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显示：86.27%的少数民族学生认为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感觉到就业压力大，就业目标不明确，竞争力差，没有自信，这主要是由于平时积累少，专业技能不过关造成的。68.40%认为平时独立性较强，小团体主义明显，尤其是与本民族学生抱团，与其他民族学生交流不多，造成在毕业时感觉表现力不强，不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表现力。闲暇大部分时间以上网游戏，看电影等形式度过，没有很好进行专业学习与研究。89.16%认为，学校的教育资源较少，课程设置不合理，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要求不够严格，造成了部分学生过关大吉的心理，不愿进取，考试应付。74.10%担心不能适应其它地方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坚持选择回生源地进行工作，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少数民族毕业生择业范围小，无形中抢夺就业资源，增大就业难度。另外，调查显示79.26%学生表示对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有要求，64.0%认为实现理想职业的可能性不大。56%的人认为学校提供的就业资源有限，认为学校除了在就业信息栏公布用人单位信息外，应该做好多渠道就业指导，比如考取公务员、特岗、支援西部等就业手段，这部分人表示对国家的很多相关政策不是很了解，需要教师的点拨与引导。

以上就是针对200名大三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调查后得出的主要数据报告，通过这一报告，我们不难发现，少数民族学生就业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学校以及社会共同关注，为少数民族学生就业群力群策，既体现教育公平的原则，又体现民族团结的意义，那么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有哪些？笔者试着做以分析，力求找到解决途径。

原因探析

1、社会历史原因

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疆地区，环境恶劣，与中原地区，

交通不便，信息传达不畅，经济落后，教育资源相对短缺，进入高校后，与汉族学生在很多方面存在差距，容易形成不良心理情绪，进而不能很好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毕业的时候没有足够的积累。

由于学生步入大学年龄大约在十八九岁，正值后青春期阶段，自我意识非常强烈，常常表现出敏感、自尊极强、希望自我强大等等心理特征，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是生活方式的明显不同，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性格上更具有独立性，不愿意屈从外界的法规原则，形成不愿意依从外界的观念，容易形成对本民族强烈的认同感，随之而来的是对其他民族的排斥与敌意。

2、学校原因

在高等学校大幅扩招的背景下，很多学校的教学资源跟不上学生数量的增长速度，少数民族学生本身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基础薄弱，虽然很多高校看到这一问题，设置了民族预科班，让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正式的四年编制大学生活前，有一年的时间进行专业预热，熟悉环境，但是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很多专业课流于形式，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紧跟学生思想动态，没有给学生切实的指导。

3、自身原因

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没有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能确立明确的职业锚，职业锚的形成是日后学生进步的动力，明确的职业锚是择业的预想目标，没有良好的职业锚就不能形成健康的就业观念，不能树立良好的择业观，势必影响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就业观念淡泊陈旧，对就业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毕业生对以后工作的期望值过高，要求待遇好，环境好，很多学生对就业认识不全面，认为只有到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以及事业单位才算就业，很多民营企业则被认为是不稳固不可靠的单位，这也增大了毕业生的就业难度。

解决对策

造成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通过以上的原因分析，找到对策，对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以及民族团结进步都具有深远意义，针对以上原因我们找到几条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路径，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问题。

1、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问题。在就业渠道以及就业方式上向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进行倾斜，在少数民族地区鼓励企事业单位吸纳少数民族毕业生，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名额分配，比如在国家事业单位少数民族要占一定数量。在非少数民族地区，在同等学力、能力等条件下应该给予少数民族毕业生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优先录取等等。

2、高校从多角度出发为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创造条件

（1）、合理专业设置，科学人才培养

学校应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以及潜在市场的内在需求为依据，不断优化专业设置、结构调整，拓宽专业口径，使学校的专业设置与市场的经济发展相协调。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知识水平、领悟能力进行专门的专业设置并自主进行考核，使他们能够对开设的课程以及技术充分理解掌握，娴熟用于生产，不可求大求全，一方面没有实际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学生掌握吃力，甚至出现跟不上课程，不能顺利毕业的现象。鼓励毕业生多种渠道就业，改变就业传统观念。

（2）、建立健全指导体系，实现对少数民族学生全方位关怀

学校要成立辅导机构，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大学初期，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明确目标，分析市场，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进行针对性指导。成立心理咨询室，培训真们的心理辅导老师，对出现心理障碍的学生及时关注，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3）、少数民族大学生应该不断提升自己素质

首先，少数民族大学生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使自己成为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增强社会竞争力。要不断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 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自己强大起来，能够适应变化市场的需求。其次，进行了良好的职业生涯规划，在大学期间一定要树立明确目标，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或为找工作增加社会实践发麻，或为继续深造进行理论学习，不断武装自己。

以上我们一调查报告为依据，分析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原因以及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以及促进民族团结稳定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哈经雄.民族教育学通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5.

[2]袁振国.当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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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学基础设施薄弱

虽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效果取得了明@进步，办学规模得到了扩大，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在积极建设中小学校，使少数民族的学生都尽量能够接受教育，但是现阶段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还不太先进，有不少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提高。

2.教育观念相对落后

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观念方面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是一些地处偏远的地区，部分家长由于自身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对教育缺乏应有的重视。

3.经费不足，教育不均衡

尽管国家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分布比较分散，地域面积大，所以在经费分配、资源配置等方面不容易达到均衡，管理上比较困难。

4. 师资队伍缺乏稳定性

目前，我国从事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教师不断增多，教师的待遇也得到了相应提高，但是少数民族地区教师数量较少，质量相对较低，甚至一些学校还存在一个教师承担多科教学任务的情况。此外，和发达地区相比，教学环境还比较恶劣。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队伍还是不稳定，选择留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教师比较少。

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对策

1.加大投入，推动基础设施教育进程

国家在继续加大对少数民族教育投入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基础设施教育，这是解决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存在问题的重中之重。要提高教学硬件设施， 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为少数民族地区配备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提高教学基础设施；同时要大力推动少数民族的信息技术教育，为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设立自己的局域网，建立专门的计算机室，从整体提高教师的现代化教学设备运用能力，缩小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另外还可以设立帮扶体系，各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实施互助，即条件相对好的地区对相对差的地区提供一定的帮助，共同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2. 改革教学内容，凸显民族特色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要有较大的发展，就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对教学内容进行大的改革，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进行调整，结合民族特色开发具有少数民族特点的课程，设立少数民族的地方课程，在提高少数民族教育程度的同时，还要使具有少数民族自身特色的民族文化能够得到传承。另外，还要在完善双语教学的基础上，采取三语的教学方式，以缩小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之间的距离。同时，有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要逐步普及英语课程，采取三语教学方式。

3.运用多种举措，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力量

壮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力量，确保师资力量的稳定性。首先，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针对现有教师普遍开展培训。其次，要持续加强本地区民族师范院校建设，针对本地老师以及具备本地特点的教师，要加大培养力度，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最后，构建教师队伍的保障机制，从而保障师资队伍的稳定性。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教育是促进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支撑，我们要高度关注少数地区的教育现状，从各方面加大力度，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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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我国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壮族的总人口是现今我国少数民族中最多的一个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邻近的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贵州省从江县。壮族服饰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与发展起来的，在壮族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中，创造了独具风格的服饰文化，不仅体现了壮族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同时也反映出壮族的独特审美观。作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壮族服饰文化的研究有利于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发扬与传承。以往对民族服饰的研究往往偏重于民族服饰文化的研究，大多以服饰变迁中的宏观历史、服饰的外显形态特征以及服饰本身的文化内涵进行阐述，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冯敏[1]认为目前关于民族服饰的研究停留在民俗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较少。总结我国在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过程中，学者都是在基于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视角，所研究的对象中的关注点也不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尽相同。基于此，在对壮族服饰文化传承中的问题研究需要深入探讨，怎么样更好的深化壮族服饰文化思维研究，如何从不同的视觉来审视壮族服饰，在现代服饰文化的创新中怎么样体现壮族服饰文化特色，使得壮族服饰得以传承、创新与发展，这就需要采用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方法，可从传播学的视角为研究切入点，研究壮族服饰的历史、文化、现状与未来，其目的为了让壮族服饰文化的传播在这一微观动态过程中得以传承与发展，解决壮族服饰文化应该如何传承以及怎么样传承。

2壮族服饰文化的研究现状

笔者通过文献检索与分析了解现阶段我国壮族服饰文化研究现状。在文献梳理中发现，壮族服饰文化的研究也都遵循以下三个视角，这里，以研究实践历程为轴，总结了我国壮族服饰文化研究经历初期扫视、服饰关注、细节关注三个研究时期。

2.1早期对壮族社会调查、族源研究中涉及服饰的研究

最早关于壮族服饰的记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战国策赵策》《庄子逍遥游》中描述了瓯越先民“披发文身，错臂左衽”，从中可以看出壮族先民的服饰特征。东汉时期的《汉书地理志》记载壮族先民的服饰为“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2]到唐宋时期的朱辅、周去非、范成大等都对岭南地区的壮族服饰有较为详实的记录。明清时期谢启坤和王锡祺记载了壮族服饰的外观特征。民国时期刘锡藩的《岭表纪蛮》一书中对壮族服饰的色彩、衣长、刺绣装饰图案、服饰面料等描述的较为详细。

2.2对壮族服饰形制与文化内涵的研究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壮族服饰，但是以壮族服饰文化为主体的专著的并不多。例如，玉时阶[3]是从广西各民族服饰的起源、服饰的制作工艺、服饰的色彩分析、服饰的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并从民族的社会发展、自然环境、风俗文化、审美情感、宗教信仰等进行了较为深入阐述。陈丽琴[4]的《壮族服饰文化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讲述了壮族服饰的文化，一方面讲述了壮族服饰的制作工艺、服饰形制特征与历史演变历程；另一方面探析了壮族服饰的文化内涵。李元君[5]的《美丽的锦绣：壮族服饰》一书，着重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较为直观来呈现壮族各个族群的服饰特征，属于收集整理类的专著，对壮族服饰的理论知识研究较为困乏。另外，陆续也有一些学者从多个不同的视角解读壮族服饰及其文化，从审美的角度和探讨了壮族服饰艺术，并对壮族人特有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追求进行了分析，如王杰、王朝元[6]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梳理广西的壮族服饰，认为壮族服饰并不是简答的“汉化”和“西化”的趋向，只是壮族服饰由过去传统不同族群的服饰演变成单一化、简单化，但仍然保留其壮族服饰的特色，对壮族服饰文化的传承具有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2.3对壮族服饰细节专题的研究

除了上述对壮族服饰分地域的综述及分析以外，一些学者对壮族服饰中的部分“精华”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如壮族服饰的结构、壮族服饰的色彩等。

2.3.1服饰形制关于壮族服饰的形制的研究中，田玉玲[7]对广西那坡的黑衣壮服饰结构形制进行了较为详细表述，并对服饰的结构进行改良设计并结合到现代时尚服装设计中；何鑫[8]撰写的学位论文涉猎了黑衣壮服饰结构特征。从上述的研究看出，对服饰的结构研究仅仅只有在“黑衣壮”这一族群的服饰研究，壮族因分布广，族群多，各个族群的服饰因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气候因素、地域状况、生产水平以及审美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壮族服饰呈现出种类繁多、丰富缤纷和各具特色的服装形制。因此，“黑衣壮”服饰仅仅是壮族族群的一个族群，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壮族服装的结构形制。

2.3.2服饰色彩张爱丹[9]与罗起联[10]的文章都以色彩为关键词，由分析壮族服饰的色彩搭配，逐渐延伸到探讨其色彩选择背后的文化意义，尽可能由表及里进行文化探索。在对壮族服饰的的色彩研究，不能只研究文化意义，文化意义更多是一种符号化较为表象显现，更多的是要从服饰的色彩的成因因素来研究，研究壮族先民在地域环境和自然条件中能生产出服装染色的原材料。

3壮族服饰文化的有效出路

壮族服饰是壮族民族文化的载体，它是构建壮族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它既是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同时它所蕴涵的服饰文化则属于非物质文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举目的成就，在现代化的生活中，人们的衣食住行也都发生了巨变，服饰首当其冲的发生改变，如何有效的面对逐渐消失的民族服饰，是我们当务之急所需要解决的问题[11]。

3.1现代社会中壮族服饰的境遇

在现代社会中，受到多元化的影响，来自西方文化与汉文化的冲击影响下，穿西装或汉装一件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穿壮族服饰的人越来越少，壮族服饰仅成为壮族人民节日时所穿着，演变成为民族盛装。笔者通过对壮族地区的进行田野考察时，通过采访壮族人民为什么现在日常生活中穿着壮族服饰少的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壮族服饰制作材料缺乏。制作壮族服饰是一项复杂的过程，面料都需要自纺、自织、自染，现在壮族农村地区的农田都以甘蔗、水稻、香蕉、速生桉等经济作物为主，已经没有人愿意种植苎麻和蓝靛草，导致制作服饰的原材料匮乏。第二，壮族人民的审美发生变化。在时尚潮流服饰的服饰影响下，黑色的壮族服饰显得极为单调，色彩缤纷的潮流服饰已被壮族人民生活中首选，他们已经开始否认自己的民族服饰，不再喜欢穿民族服饰，也只是在节日时穿着，并且传统的黑色壮族服饰已经变成大红、蓝色艳丽服饰，这些问题的出现，必然会导致传统服饰的消失。第三，掌握壮族制作服饰的传承人越来越少。由于现代年轻的壮族人开始走出大山，融入现代生活中，年轻人也都不愿意学制作壮族服饰，都愿意直接从市场买现成的成衣穿着，不仅省事、省时还方便，这也导致能掌握壮族服饰制作的工艺人越来越少，传统的服饰技艺也面临失传的危险。

3.2壮族服饰的传承与发展策略

壮族服饰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形成对立的矛盾体，面临这一现实的问题，我们更多的需要去抢救性保护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并传承与发展好壮族服饰的精华。然而，这需要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发展的规律，需要构建一种新的民族文化体系，在尊敬传统民族文化，也要与时俱进，以“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来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民族服饰文化[12]。

3.2.1保护策略首先，对壮族服饰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和记录壮族服饰，对壮族服饰的结构形制和制作工艺进行全面的记录，绘制出壮族服饰不同族群的服饰测绘图、裁剪图，并制作出服饰的标本，对制作工艺的过程可以采用全程录像作为图像记录的资料保护。其次，在弘扬与传承民族文化应该从小就开始，在小学生的日常教学中，鼓励壮族的小学生每周至少要有一天穿壮族服饰，从小养成以爱穿民族服饰为荣，同时也可以把壮族服饰的一些刺绣、印染等手工课融入到美术实践教育课程中，让小学生自觉的承担起保护与传承壮族民族文化。最后，加大保护壮族服饰制作的传承人，目前，壮族服饰的传承人趋于老龄化，新生代的传承人少之又少，因此对于保护这些传承人迫在眉睫，更多需要给予他们生存空间和创作时间，让传承人参与保护与开发中来，从中获得经济效益，激发传承人招徒授艺，让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传承人。

3.2.2改革策略随着壮族人们的生活改变，传统的壮族服饰已不适应当代的生活方式，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创新与改革壮族服饰，使壮族人民接受、喜欢和爱上民族服饰。在对壮族服饰进行创新设计时，并不是传统民族服饰的再现，而是应注重民族服饰与时尚元素的融合创新设计，民族元素与时尚元素的有机结合，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同时也要不定期的举办壮族服饰的学术交流会、壮族服饰的创新设计大赛、壮族服饰的流行会等，让全壮族人民都参与到壮族服饰的传承与发展中来，例如在这一点上可以借助蒙古族服饰的传承与创新，内蒙古每年都会举办自治区级别的蒙古族服饰设计大赛，使得蒙古族服饰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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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039-0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格局逐渐被打破和户籍制度约束力逐渐减弱，中国大量的农民涌进城市打工。就目前中国具体情况而言，进城务工人员达到2.3亿，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造成约2 000万农村留守儿童出现。民族地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大量增加，造成的民族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不断的增加。由于他们短期或长期失去直接监护人，在缺乏父爱母爱的环境中成长，“留守儿童”事实上生活在“单亲家庭”或“隔代家庭”中。由于长期情感缺失和心理失衡，导致许多“留守儿童”心理不能健康发展，如：厌世自闭、社会逆反、空虚、自卑、胆怯、没有精神寄托等，家庭生活和教育的缺陷使他们轻者经常逃学、打架，重者违纪犯法，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一、民族地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表现

解放岩乡位于湘西州东南方，与吉首、凤凰两县交界，系泸溪县最为偏远、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山区乡。全乡总人口15 000人，绝大部分为苗族。受经济因素的制约，该乡青、壮年大多长年在外打工，各村留守儿童的比例非常高。目前解放岩乡所辖学校13所，其中九年一贯制中心完小1所，联村片小12所。在校学生1 456人，其中留守儿童828人，所占学生比重高达56.9%，留守儿童教育状况令人担忧，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成绩较差。因为父母长年外出打工，留守儿童大多是交给爷爷、奶奶或亲戚照顾，由于监护人或者由于年龄大、文化水平低，或者由于要承担沉重的家庭内外事务，时间精力有限，基本上不能对孩子的学习起到任何监督、辅导的作用。在调查176份四年级留守儿童平时的数学作业本和测试试卷时，发现近18.5%的留守儿童连最基本的四则运算都不会，近34.3%的留守儿童理解能力达不到课程标准的总体要求。

2.辍学率比较高。通过走访和调查，大多数留守儿童家庭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由于家庭贫困，父母往往没有能力供他们上学读书，或者只能选择供一名基层较好、肯专心学习的孩子上学，其他的不是在家闲逛就是外出打工，以此来减轻家庭负担。另外，农村地区还存在相当浓厚“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贫困家庭甚至只让男孩子上学，姐姐打工供弟弟上学和妹妹打工供哥哥上学现象比较普遍。此外，“读书无用论”也在农村很是盛行。

3.心理发展不健全。留守儿童正处于身心发育成长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更多的关爱和引导，但由于远离父母，缺少起码的与父母交流的机会，再加上监护人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关注不够，从而导致不少留守儿童性格内向、情感淡漠、情绪低迷、心理承受能力差、不愿意也不善于同他人交往、有较强的孤独感。笔者统计调查，45.5%的留守儿童心理处于不同程度的亚健康状态，这极大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4.行为习惯较差。留守儿童多数是由爷爷、奶奶照顾，在隔代监护下，老人对孙辈的溺爱有加，往往重养轻教，忽视了留守儿童的品德和行为习惯的教育；而父母由于愧疚心理也往往在物质上尽量满足孩子，在孩子教育问题上也是重物质、轻精神，因而容易使留守儿童造成道德缺失，形成一些不良习惯。主要表现在: 缺乏自控、不服管教、放任自流、我行我素; 不尊敬长辈、不诚实守信、狭隘自私；有的孩子迷恋游戏机，上网成瘾; 有些孩子沾染上了赌博、小偷小摸等恶习，严重者甚至有违法乱纪行为。

5.安全隐患较多。大多数留守儿童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差，自制能力弱，缺乏一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患能力，同时监护也不到位，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溺水、车祸等意外伤亡事故以及拐卖、绑架、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二、民族地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

篇12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往往与各民族的音乐、舞蹈以及美术等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艺术的源泉。民族艺术中的舞蹈、戏剧、杂技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关系最为密切。许多民族的现代文艺是由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发展演变成舞蹈、戏剧。目前许多被挖掘、整理出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黎族的跳竹竿、景颇族的刀术、苗族的狮子上金山等，把竞技、舞蹈、娱乐、体育融为一体，既有娱乐、健身的作用，又有艺术欣赏的价值。随着各民族、文化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将为现代民族艺术提供无穷无尽的发展源泉。

民族艺术促进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往往与各民族的音乐、舞蹈以及美术等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如苗族人民喜爱的跳芦笙，健美的动作，配合内容丰富的歌词和优美的曲调，身着漂亮的民族服饰，边唱边舞，边跳边吹，说唱、交谊、运动三位一体，既交流思想感情，又得到娱乐和健身。又如黎族的跳竹竿，击竿者，时跪、时蹲、时站，节奏越打越快，难度越来越大。跳竿者随竹竿的分合、高低、快慢，灵巧地跳跃其间，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展现出各种优美的姿势，美不胜收。参加者不仅要求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还要具备较高的音乐素养和舞蹈技巧，形成了高度体育技巧性同高度艺术性统一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舞蹈

民族传统舞蹈是取得群众确认而流传下来的舞蹈形式，是由各族人民根据现实生活直接创作的，反映了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的情感和态度。民族舞蹈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都属于人体艺术形态，有着深厚的民族群众性基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舞蹈与体育共生共存，栖息相伴的现象是有目共睹的。民族舞蹈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种人体艺术文化、人体艺术形态。我们可以举出不少的实例来说明“舞中有体、体中有舞”的现象。我国的剑术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融舞蹈与体育于一身的艺术形态至今仍受到群众的欢迎。

从历史上看，远在先秦时期，在东北、内蒙地区的阴山岩画和乌兰察布岩画中的原始狩猎舞蹈。魏晋南北时期，西南僚人的铜鼓舞。明清时期，中南地区瑶族的盘王舞。民国时期，朝鲜族的刀舞等等都有上述的特点。民族舞蹈侧重于内心情感的表述，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则以健身及竞技取胜为侧重，形成现在这种有分有合、以分为主的状况，即民族舞蹈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形态，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则形成另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

此外，从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需要层次来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和民族舞蹈都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实践，都是人类愉快、活力和自由的源泉，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参与身体活动的目的既具有健身性目的又具有审美性目的，既为了满足身体本身的需要，也为了满足心理和情感的需要，对身体活动的多目标追求将逐渐成为人们参与身体活动的重要特征。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舞蹈这种“舞中有体”，“体中有舞”的融合形式，将成为一种趋势，将共同构成人们余暇生活的重要内容。

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服饰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和民族服饰共同体现各少数民族的特点。我国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常常在佳节吉日借助民族传统体育来寄托美好心愿，表达欢娱的心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形式。又因不同的自然环境、生存方式、、生活习俗、审美心理等，形成了各具风采的民族节日盛装。这些民族盛装被广泛应用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它们在服装款式、色彩搭配、纹样装饰、饰品造型乃至整体着装风格上，既涵盖了少数民族服饰的日常样式，又荟萃了少数民族服饰的精华，因而具备了各少数民族服饰最直观的民族形象表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和民族服饰互相促进，共同发展。随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演变出全方位、多层面的形式，反映出少数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动作也无限变幻，难度高超。此时的民族服饰为了配合视觉效果，必须将少数民族盛装原生的装饰、佩戴及穿着体系打散、解构其中最具少数民族服饰风采的元素，诸如款型、饰品、图案纹样等，作为少数民族形象的象征，被有选择地用于或重新组构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服饰的设计中，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服饰变得艺术化。而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设计的少数民族盛装，因其涵盖着少数民族服饰的日常式样，深受群众的喜爱，因而许多优秀项目经过多次的精选、提炼，世代传播，魅力无穷。

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器具

由于民族特色、地域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每个少数民族拥有不同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和民族游戏，而不同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别有不同的民族体育器具。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器具相互依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表演和比赛与民族器具的使用密不可分。民族体育器具在许多的民族传统体育竞赛和表演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纳西族武术“东巴跳”，是纳西族特有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它集中了纳西族有代表性的传统武功。纳西族每当祭风、祭神、消灾、除秽、开丧、走荐、求寿等七种道场，都要举行盛大的“东巴跳”。典礼时，人们头戴五色飘带佛冠或鸡冠帽，身披龙凤小旗，腰系黑红彩带，穿着各种彩色法衣或兽皮服饰，手执刀、剑、弓、弩、叉、矛、盾等武器，以及板铃、手鼓、大鼓、铜擦、铜锣、海螺、楞锤、魔样等民族器具进行演练。如果没有民族器具作为道具，“东巴跳”就不可能表达出应有的感彩。因此，民族器具在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和传播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民族器具的认识。多数人对哈尼族、普米族的“磨秋”和阿昌族的“车秋”没有太大的印象，但是通过各个级别的少数民族竞赛或少数民族项目表演等，人们就会认识到，“磨秋”是“打磨秋”运动的器材。“车秋”是阿昌族的“车秋”运动项目的器材，“车秋”形状略似纺车，有四根木柱分立两边作为支架，中间横担着秋辊，左右各用两根木柱交叉的镶在秋辊上，类似车的辐条，在顶端左右相连，挂着秋千绳。每架“车秋”可同时坐4人或8人，节日期间，阿昌族青年都身着节日服装，悠荡秋千，尽情娱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