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经济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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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科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由于部分经济学教师不能熟练掌握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导致学生对这门课的理解产生偏差。很多高校本科生的计量经济学课程，主要介绍理论方法，除了一些课后习题和文中例题外，几乎没有关于结合理论进行应用的专门章节，即使有也特别老旧。有很多经典著名的国外教材也是如此设计。然而国内的很多高校教师仍然是不加修改的照搬国外的经典教材。此外，这些教材中很多例子适用于欧美的经济情况，很多教师上课的时候不能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修改和补充。而且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孤立的课程，看不到它与经济学其他课程之间的联系，就更加难以理解它在整个经济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甚至会觉得它是一门应用数学类课程，这种想法无形中会影响到学生，致使部分学生反感这门课程。由于计量经济学的学习需要数学、统计学、线性代数等数学基础知识，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度强调数学推理，使得学生将计量经济学当作一门数学课进行学习，因此达不到这门课程应有的效果和目的，无法使学生认识到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和地位。过多的强调理论公式的推导，使得计量经济学很难被经济学类的学生接受，陷入理论推导的怪圈，降低了经济现象方面想象能力和求知欲望。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理论部分的理解又需要较好的数学基础。而目前我国大部分需要学习计量经济学的学生属于经济学类专业，此专业中的绝大多数的学生是文科生。而对于文科生而言，数学基础会稍微差一些，对数学敏感性较差，逻辑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能力也较低。因此，当接触到计量经济学这门学科时，若得不到教师的正确引导，学生不难很难理解到理论计量的精髓而且也很难将计量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实证研究。大部分学生就会认为计量经济学就是统计学或者数学，对其自身经济学科而言是不需要的。这种负面思想也会影响到下届学生。

1．2教学安排不合理

一般情况下，计量经济学每学期54学时，因为课时有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能着重理论课程方法的介绍，而并着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当前，我校计量经济学在授课过程中以基础课程为主，而对于处理实际经济问题涉及较少。原因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材主要是介绍理论及其推导；第二，如果讲授计量经济学的应用，则需要如下过程：首先建立或选择需要的模型；然后收集相应的数据；其次对模型进行检验并进行异方差、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等计量经济学检验，然后使用学到的计量经济学理论估计模型中的待估参数；估计参数后，利用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实际问题的分析，例如，经济现象的分析，政策建议，经济预测等。而计量经济学设定的课程学时较少，课时有限，故不能完成此种程度的教学任务。Eviews等相关计量经济学软件是在实际应用分析常用的统计软件，在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有限，学生上机进行实际软件操作的机会少，训练不足，这使得学生在学习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后出现不会应用的问题。实验环节在高校培养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最重要的部分，经济管理类的实验环节比理工类要薄弱很多。另外，为了满足社会进步的需要，近年各高校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上不断地提高和改善。绝大多数高校已经实现了多媒体教学应用。由于多媒体的广泛应用，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以多媒体为主，板书为副，这虽然加快了教学进度，但无形中加大了学生的思考负担和思维强度，使得学生对必要的需要数理推导的理论部分无法理解深刻。

1．3教材内容分布不合理

现阶段计量经济学教材的内容主要侧重于计量经济学方法和理论知识的介绍，对实际问题的分析研究介绍的较少。学生在刚接触计量经济学时，就会看到大量的公式和数学符号，对学生的学习造成了较大的困难。在学完计量经济学后，学生不知道如何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另外，大量的计量经济学教材的符号并没有统一，同一术语不同的教材用不同的符号，使学生眼花缭乱，不知从何入手。

2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如何解决计量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的学科，具有应用性较强的课程。计量经济学强调理论、案例和实验三者的有机结合。为了加强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了解，知道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得该课程的教学达到预定的效果，能够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笔者根据自己数年的教学经验，有下面几点建议。

2．1教师应正确理解

计量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并且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理论与应用并重首先教师应该正确的认识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程的位置及重要性。挪威的经济学家RagnarFrisch作为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33年曾经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对于经济学数量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即使部分经济理论有数量特征的，但经济统计学、一般的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也不能将计量经济学简单地看作是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只有真正的清楚经济问题的数量关系并将其结合着理解，我们才能理解计量经济学的内涵及本质。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由统计学、经济学和数学相互结合的交叉学科，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将计量经济学看作是经济学、统计学、或者应用数学在经济学上的一种应用，而应将其看作一门在经济学科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其次，计量经济学教学应当理论与应用并重。计量经济学笼统的可以分为理论和应用计量经济学两部分。理论计量是以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为主，以数学推理为基础，强调理论的数学证明与推导；应用计量侧重理论的应用，以经济学为基础而对实际问题进行处理。在这方面的教学中，尤其应侧重结合我国国情，设计相关的实例分析教学，使得学生能够结合应用模型，加深对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应用理解和训练。教师应当将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程作为经济学人才所需掌握的基本方法论来设计。如果学生能够掌握这些基本的方法论原理，就具备了解决经济学中的相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本科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内容的设计中，应当坚持应用和理论并重，着重让学生通过解决实际案例，加深对计量理论的理解程度。再次，对于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思路是优于数学过程而更加需要重视的部分。描述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离不开抽象的数学语言叙述过程，但让本科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这些数学过程，一方面是具有难度的，另一方面，也是不必要的。学生可以通过自学从而掌握详尽的数学推导过程。而有限的时间内，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能够理解整个学科的发展脉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需要学生建立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思路。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掌握这种思路。例如，某一种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其思路的关键是什么？计量经济学是一门不断发展壮大的学科。在冗繁的模型和方法中，能够建立整体的框架和思路尤为重要。是学生能够提纲挈领的感受到淘汰旧的理论方法的原因以及发展新的理论方法的驱动力，这需要教师的引导和灌输。比如新产生的方法怎样突破旧的理论框架，解决了原来没有考虑或者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教学目的也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掌握这些框架和思路，因为思路不仅反映了方法论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动力更主要的是学生如果能够深刻理解这些，才可能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创新。所以，在整个的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应该秉承这一思想，给学生介绍整个计量经济学体系的脉络。掌握好这个总的脉络，就能够提纲挈领，提高对计量经济学的整体认识。

2．2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合理改革

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实验软件，积极挖掘学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教师应当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专业从而安排相应的结合其专业的案例和实验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在掌握计量经济学原理的同时，能够很好的将计量理论应用于解决本专业的实际问题中去，同时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加深对理论计量的理解和认识。为了使学生能够有时间在课堂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并且切身体会到计量经济学在其相应专业的应用价值和意义，学校应该在原54课时的基础上增加课时，增加的课时用于是学生掌握必要的经济和统计学软件的使用。使得同学不仅学完统计检验、参数估计等理论基础知识，而且能够在掌握这些理论知识的同时，可以应用这些基础知识解决与自身专业相关的实际应用问题。由于当前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是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与实际的经济例子、软件操作，经济理论分离，因此，笔者认为，教师在授课时应选用一种软件，比如Eviews，在讲授完基本的计量经济学理论后，结合具体的经济实例，首先教学生如何使用软件来实现相应的理论结果，不需要解释为什么使用软件，只是让同学知道软件是解决问题的一种简单的工具。比如，在学完前几章的参数估计和检验后，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实际问题，然后使用Eviews软件完成参数的估计和检验，最后让学生对所得到的估计和检验结果做合理的解释，这样不仅使学生深刻掌握了所学习的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而且也提高了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和分析能力。

2．3教材内容存在问题的合理改善

首先市面上不同的教材应该进行符号和内容统一，对于一些内容不同的理解应该给于详尽的解释。；其次，教材的编写应该按照不同的层次进行区分，对于本科生使用的教材，建议删除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结论所需要的数学推导过程，主要侧重于学生对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应用；而对于研究生教材，不仅要着重详尽数学推导过程，也要注重对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和内涵的理解，同时也不能放弃理论方法与实际相结合。最后，无论本科生教材，还是研究生教材都要引进最前沿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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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研究流通领域经济运行的流通经济学却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陷入了低迷状态(纪宝成，2001)。21世纪是商业的世纪，正是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黄国雄，2002)，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却陷入了贫困状态(夏春玉，1999)。应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的、多样的流通实践更加需要正确的流通理论予以指导，研究流通理论应该得到重视，流通理论应该得到大发展。但现实却是：流通经济学被作为三级学科，流通经济学的博士点为数极少(只有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几个单位)，全国大部分高校砍掉了流通经济学专业，或改为市场营销，或改为国际贸易，或改为产业经济学，如今，保留流通经济学专业(贸易经济)的只有16家。流通领域研究的专业期刊只有几家，即《财贸经济》、《商贸经济》、《中国流通经济》、《商业时代·理论版》、《商业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其他流通类期刊流通方面的文章所占比重大大减少)。

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思索。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大发展，流通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刘国光，2001)和基础产业(黄国雄，2002)的时代，流通经济学却被社会遗忘，却出现了流通研究的低潮?夏春玉(2000)提出了四点：一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使流通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中消失；二是经济学的格式化过程间接影响了经济学对流通的关注和研究；三是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经济学家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经济学关注流通的视野；四是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并不是完整的流通理论。全国高校商经教学研究会主持的《关于贸易经济学科建设的思考》课题报告(2001)认为，西方理论缺少对交换问题的专门研究和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一般性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是流通经济学出现低潮的主要原因。纪宝成(2001)指出，对贸易经济学科冲击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内部因素表现在：学科分离，内外贸专业的分离；缺乏与新学科、新专业的相互协调；非盈利专业与盈利专业相混淆；队伍建设问题。外部因素有：政府机构改革，撤销了贸易局；教育部对专业目录的调整；盲目照搬别国经验；教育学科的重理轻文等等。

这些认识也许并没有抓住流通经济学贫困的要害。首先，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交换贸易的研究，从重商主义的自由贸易论到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交换论，从德国历史学派的贸易保护论到埃奇沃思方框交换契约论，无不充满着对交换、贸易的研究。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如新制度经济学也是从交易出发，研究交易费用和产权的关系，核心是研究制度和交易费用在交易中的关系，而且康芒斯把交易分为三类，其中一类就是平等的交易即交换，杨小凯、黄有光(1998)等人还尝试从分工交换的角度研究流通，杨小凯指出，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之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其次，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是十分完整的流通关系论，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开始，从分工入手，详细论述了商业资本的流通和商人、商业的地位和作用，阐述了商业劳动的性质和商业利润的来源，研究了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同时还创造性地研究了国际贸易问题。再次，内外贸学科分离本身有一定道理，因为国际贸易毕竟是不同国家的经济贸易交往，这种贸易和国内贸易不同，它时时要受汇率、关税、国家的贸易政策所制约，因此，在研究领域上与国内贸易有相当大的区别；教育部对学科调整并不会妨碍一个学科的深入研究，只要这个学科是具有生命力的，就会形成研究群体。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入门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教育部并没有规定理论经济学中有制度经济学的学科，然而还是有众多学者乐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可见，流通经济学的贫困问题还是要从流通经济学的内部人手才能解决。本文尝试从核心概念和学科研究对象的角度进行分析，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以新的研究范式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流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求教于国内专家同仁。

二、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任何一种规范的经济学研究必然有其核心概念，该概念是对众多经济现象的高度逻辑抽象，概念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同时又是对事实的高度概括。

商品流通是连续不断的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马克思指出，“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可见流通应该作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因为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实质，更能体现出流通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表现在：商品流通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运行的过程，而且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多次不断的运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沟通地位，错综复杂的商品循环更能反映出流通的复杂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运行的规律，研究如何有效地处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资源配置。这一概念，既包括了交换，又涵盖了市场，还暗含了商业出现的必然性，因为如此复杂的商品交换没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业是不可想象的。可见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应该成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对流通的专门研究，是政治经济学所难以涵盖的。因为政治经济学虽然也研究商品流通，但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商业资本的增值和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资本和剩余价值。西方经济学也研究交换和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如要素禀赋理论、比较利益理论、H-O理论等，但它侧重于把交换看作一种外在的机制，没有触及商品流通的内核，把国际贸易作为开拓市场的手段，轻视对国内贸易的研究，西方经济学把一国内的商品流通当作一种黑箱(夏春玉，2000)。因此，流通经济学有必要把流通作为核心概念对商品流通进行专门的研究。

三、研究对象的确定与学科体系的构建

确定学科研究对象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只有在学科对象确定后，才能确立研究范式，进而建立研究的逻辑框架，才能进行演绎推理，结合实证研究，解决研究对象的问题。目前，对流通经济学的对象有四种观点：关系论、规律论、服务论、主体论。

关系论认为，由于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地位，流通经济学一方面要研究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的外部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领域内的商业内部关系。规律论认为，社会商品交换既受普通经济规律的影响，也受流通过程特有经济规律的作用；流通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动中的这些特殊规律。服务论认为流通产业是由处于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中的所有中介人即商人构成的一个特定的产业，商人从事的活动表面上看来是进行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在流通产业内提供以“为卖而买”为核心内容的商业服务活动，即为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提供服务活动；既然商业活动的本质是提供商业服务，那么，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商品或商品交换活动本身，而应该是商业服务。主体论以流通领域中的每一个行为主体如商人、商业企业等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流通领域中的具体问题。

以上这四种研究对象论各有特色，但是都普遍忽视了一点，即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应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流通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必须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问题。即研究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推动商品运动的各种行为，如采购、运输、仓储、加工、销售等不断地社会化、规范化最终达到最优化。由于现代流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因此流通领域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实际上就演变为流通产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这里有一个难题，就是流通领域与流通产业的关系。领域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在《资本论》里，流通领域包括两个环节，即G-W阶段和W-G’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商品与货币的转化都需要有流通组织的劳动耗费，从事这类活动组织的集合就成为流通产业。因此，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配置，具体到流通产业才能够体现出来。从实践来看，人们把研究农业、工业、流通业分别作为一、二、三产业，并分别叫做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服务经济学等。所以，可以把研究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流通经济学称为流通产业经济学。如果不从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研究过渡到对流通产业资源配置的研究，流通经济学只能是停留在关系论、规律论的层次，无法上升到从产业层面来研究的高度。那么，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

明确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大致构建流通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流通的基本假设。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该学科所公认的基本假设，一个学者的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也必须有贯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设，否则，其提出的理论模型之间容易出现自相矛盾而难于前后一致。笔者认为，流通经济学基本假设主要有：流通时间节约假设，假设t1<t2，设U1为花费t1给流通企业带来的效用，U2为花费t2给流通企业带来的效用，则必有U1=F(t1)>U2=F(t2)；流通费用最小化假设即满足：maxC(x)stC(x)=f(x)，U(x)≥U(x0)；理性经济人假设，即maxU(x)，stU(x)=px-cx。第二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组织理论，即流通组织的SCP分析，流通产业组织的博弈分析，流通产业的竞争模型。第三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结构，即流通产业的不同业态之间的比例关系，流通产业的规模，流通的空间结构、地区结构的均衡，流通产业布局的合理化、产业的投入产出。第四部分，研究流通产业政策，用IS-LM模型和AD-AS模型分析由于流通产业政策的变动对流通增加值的影响，同时研究各种政策的配套和协调。第五部分，研究流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流通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和溢出效应，分析国内商品流通与国际商品流通的相关关系。第六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的发展趋势，运用产品生命周期假设等研究流通业未来的发展。第七部分，流通经济学专题，主要研究流通经济学中的电子商务问题，物流现代化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流通企业的跨国经营问题等。

四、流通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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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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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是伦理学的核心研究内容，“美”是美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儒家思想强调“里仁为美”，注重善与美的统一，是中国传统伦理美学的主干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礼”和“仁”，孟子的“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3]，董仲舒的“德莫大于和”。以“中和”为美，是中国伦理美学基本特色。“和”是宇宙万物自然本真和最具生命力的状态，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统一，体现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执中协调，体现出个人生命形态的和谐。儒家伦理美学认为“中和”是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的最高原则。“尽善尽美”、“中庸”等是中和的典型形态。

（二）崇尚超然的“意境”美学

佛家禅宗的审美观以“清净、超脱”为主，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共生一体基础上的人生彻悟，是破除我执、摆脱妄念，回归自然自在的心性修持。禅宗主张“无我”和“无物”，舍弃了现实的我和物，追求一切皆空，忘却，超越自我的超然意境。六祖的“本来无一物”，足以让人体会出禅宗美学思想的“空”、“悟”、“净”，这让人们以清静无为的本心去体悟人生、体悟自然、体悟世界。禅宗的美学思想直接引导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美学范畴之一——“意境”。这个玄妙的境界以极其精致、细腻、丰富、空灵的精神体验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审美经验。中国传统的伦理美学思想对日本的园林，尤其是茶庭景观设计，以及西方极简主义风格的景观设计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伦理美学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启示

（一）以人为本，意境在先

在“天人合一”、和谐美学的伦理美学影响下，中国古典传统园林尤其是以私家园林为代表，创造了如诗如画的自然山水园林，“虽由人作，宛如天开”。这些作品多是根据园主的意愿甚至在园主直接参与下而完成的，以某种意境入手，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这些作品与园主的行为、心理需求紧密结合，在园主与自然环境要素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因此中国古典园林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二）和谐自然，注重整体

在中国古典私家园林中，建筑通常是非常自然的融入环境之中，与山水、花木彼此协调，互为补充，在总体上达到一种人工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境界，一种“天人合一”的哲理境界。但是在我们的现代城市景观中，建筑的表现更多的是标新立异，突出风格，尤其是在建设单栋建筑时，很少为整体环境而做统一考虑。现代城市的景观设计，应该在充分考虑地域环境因素的基础上，以整体设计的观念把握景观设计艺术中具体的设计要素，如空间、建筑、公共设施、自然要素、雕塑、灯光、色彩、材质等，注重设计施工完成后给人的整体效果，注重各要素相互协调、相互加强、相互补充的综合效应，并注重加强整体的概念和各个部分的之间的有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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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逻辑学的开端：从纯粹的自我意识到存在

既然黑格尔把最高的统一性原则（理念）置入主体的思维当中，把纯粹的思维等同于最高的统一性，那么为何黑格尔把逻辑学的开端界定为纯存在，而非纯粹的自我意识或自我的原始同一性呢？

（一）纯粹自我意识与哲学的开端从先验哲学的角度，纯粹的自我意识能够充当最高的统一性原则，似乎能够作为《逻辑学》的开端。首先，因为这个纯粹自我意识始终是同一个自我。理由很明显，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任何的思想或认识归结为同一个自我的意识，我们便无法意识到一个能够思维任何对象的自我。既然我们能够意识到能够思维一切的自我，这个自我就必须是同一个自我。其次，由此便容易推出，这个自我意识具有统一性，它能够把一切的思想综合到纯粹的自我之中。这就是康德所说的“我思必须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再次，这个纯粹的自我意识也是空无一物的自我意识，它是抽象掉一切内容的纯粹的我思，否则的话它就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同一性的自我了。由于这个纯粹自我意识既具有统一性又是最抽象的，它无需任何认识的中介，那么这个纯粹自我意识似乎是符合一般意义上开端的含义，即作为直接性的东西。“无需任何认识的中介”并非是说抽象的纯粹“我思”无需任何对象还能被我们思维到，因为只要是“我思”就必须要有思维的对象，而是指只要对象被给予意识，意识对此进行思维时，我们便能够直接意识到纯粹的我思。但是，这里的纯粹自我意识不是反思的结果吗？它怎么能够是直接性的呢？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地区分认识事物的中介和事物本身的中介。比如说某物X，如果我们要说出它是什么，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知性范畴才能对之进行规定，这被称为认识事物的中介；当我们说X只有在Y的条件下它的存在才是可能的，这就被称为事物本身的中介。因此，纯粹自我意识既然不能够通过特殊的知性范畴对之进行界定，那么它显然就不能够通过认识的中介来被认识。在观念论中，它一般被规定为“理智直观”，它无需认识的说明，是我们直接就能够体验到的。但这并没有排除它本身的存在是经由中介得出的，即只有在一定的对象被给予的条件下，才能对我思进行理智的直观。因此，这个进行理智直观的纯粹自我虽然是中介的结果，但它仍然可能是直接性的。当然，黑格尔并没有否认纯粹的自我意识能够充当最高的统一性原则。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就已论证，康德的作为彼岸存在的自在自物世界其实就是纯粹的自我意识的抽象［7］113－114。在《小逻辑》中，黑格尔直接认为康德的理性对象“即无条件东西或无限事物，无非是自相等同的东西，或者说，是已经提到的思维中的自我的原始同一性。理性就是把这种纯粹同一性当作对象或目的的抽象自我或思维”［3］110。但是，黑格尔却明确反对它能够充当逻辑学的开端。在对费希特以自我为哲学的开端的批判性考察中，黑格尔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首先，黑格尔认为，虽然费希特以自我为出发点并考虑到“一切后继的东西都必须从最初的真的东西演绎而出”和“最初的真的东西是一个已知的、尤其是一个直接确定的东西”［8］61，但是由于这个纯粹的自我并非在意识中是直接现成的，所以以它作为哲学开端便是不当的。黑格尔所指责的这个自我不是直接现成的，是指这个纯粹自我是在除去意识的一切具体性之后的一个纯粹的综合活动，也就是费希特所说的“本原行动”。黑格尔虽然正确地指出了费希特的自我在此意义上并不具有开端的直接性含义，但是当他把存在作为逻辑学的开端时，也遭受到人们这样的指责（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具体指出这种指责）。其次，由于这个纯粹的自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与客体对立的主观自我，而是客体与主体统一的纯知，既然如此，在黑格尔看来，就没有必要再以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的纯粹自我作为开端了。它不但容易引起人们把它与普通的自我相混淆，而且通过更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它仍旧是一个主观的自我。因为从自我出发的科学真实发展，“表明了对象经常具有并保持着对自我说来是一个他物的规定”［8］140，所以这个自我并非是完全克服了主体与客体对立意识的纯知。最后，黑格尔认为纵使作为理智直观的纯粹的自我能够作为开端，但是一方面由于科学（逻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自在的或内在现成的东西，而是“思维中内在的实存（Dasein）和这思维中这样的实存所具有的规定性”①，［8］64，另一方面理智直观固然是没有认识的中介，能够被我们直接体验，但是它说出来的东西，都比简单直接性要更多些，比方纯粹的自我、绝对等。因此，黑格尔认为，纵使纯粹的自我意识能够充当统一性原则，即克服了意识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但是它仍然不能充当逻辑学的开端。

（二）《逻辑学》的开端和存在与无的相互转化虽然黑格尔从开端所具有的直接性含义方面否定了纯粹自我意识能够充当逻辑学的开端，但是这里仍然具有的疑问是：在科学还未得以论证之前，我们如何知道科学必需要有一个开端？显然，我们对此的任何说明将是前科学的，也就是说，这种先行的界说无法合理地证明自身就是科学的。对此，费尔巴哈曾用一种反讽的口吻说道：“人为什么一般地要有这样一个开端呢？难道开端的概念不再是一个批判的对象，难道它是直接真实并普遍有效的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在开始的时候抛弃开端的概念，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现实的东西为依据呢？”［9］黑格尔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他在《小逻辑》中明确指出：“哲学的开端仅仅与决意作哲学思维的主体有关，而不是与这门科学本身有关。”也就是说，在我们对科学本身进行论证时，我们必须要有个出发点，至于这个出发点是什么才是最合理的，在科学本身得以论证之前，我们确实是不知晓的，但我们进行哲学思维时必须要有个出发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用一个事物或假设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因为只要我们假定任何一个具体事物作为出发点，我们就必须对此进行说明，而这样的说明在科学本身尚未界定之前无疑是不合理的。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必须用什么作为科学的开端才能无需另外的说明？这也是上文所说的，它无需通过认识的中介才能被我们意识到，尽管它本身可能是中介的结果。黑格尔有时干脆把这样的开端称为“无规定的直接性”（dasunbestimmteUnmittel－bare），即它是无需任何认识的中介就能被我们意识到的东西。至于费尔巴哈最后的指责，即“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现实的东西为依据呢？”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曾回答过相似的质疑。这种质疑是，既然存在和本质的真理是概念，那么为何不用真正真的东西作为开端，反而用不真的东西作为开端呢？黑格尔明确地回答：“在求得思维认识的地方，之所以不能以这个真理为开端，是因为这个真理在构成开端时，是以单纯的保证为基础，而被思考的真理本身却必须向思维证明自身是可靠的。”通过上述这番说明，黑格尔为何把逻辑学开端的无规定的直接性同时也称为存在的问题就不难被回答了。我们知道，存在（Sein）在德语中是经由系动词的原型（sein）名词化得来的，由于它一方面是任何定义必须首先要使用的，包括对它自身的界定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切存在物总体的抽象，所以我们无法按传统的“种加属差”的方式对之进行定义。但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没有妨碍人们对它的使用，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在对存在的使用中，我们“‘无需深究’，谁都懂得。谁都懂得‘天是蓝的’、‘我是快活的’。然而这种通常的可理解不过表明了不可理解而已”［10］。这与上文中所指出的开端的无规定的直接性含义是一致的，即我们仅仅知道我们的思维必须要有一个开端，但这个开端是什么，我们则毫无所知。在此情况下，把存在界定为《逻辑学》的开端就是最恰当的选择了。从这一层面来看，存在并非完全不同于纯粹的自我意识。上文已经指出，这个纯粹的自我意识也是最抽象的不可定义的东西，并且它能够被我们直接意识到，所以，这个纯粹的自我意识在此意义上就是纯粹的存在。黑格尔由此认为：“假如纯粹作为形式，还应该被认为与纯有的统一体有所不同，那么，纯有也就是纯知的内容。”［8］57既然黑格尔是从《逻辑学》的开端的无规定的直接性方面推出它同时也能被表述为存在，那么显然，从无规定的直接性中也能直接推出它就是无①。因为无规定的直接性已经蕴含了否定性，即它是对一切规定性的否定（un－bestimmt），也是对一切中介的否定（un－mittel），所以它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否定。因此，有和无是相互过渡的统一体，当我们谈论纯粹的存在，其实它已经是无，当我们谈论纯粹的无，它已经是纯粹的存在。但是，从“无规定的直接性”出发论证存在与无的辩证关系，并非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见解，无需任何怀疑。黑格尔在世时，就已经有大量的异议针对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为了使人们避免一些可能的误解，黑格尔在《逻辑学》阐发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一章中增加了在篇幅上远远超过正文的四个注释。尽管如此，在黑格尔逝世后，他的诸多阐释者和反对者对存在能够作为逻辑学的开端以及对存在与无的辩证法的解读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争论仍然不断。

三、对逻辑学开端的批判与反批判

根据迪特•亨利希的考察，在历史上，人们对黑格尔存在与无的辩证法的批判粗略地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否定的批判，他们认为根据黑格尔所阐发的开端观念，不可能发展出存在与无的统一性的辩证法，并没有什么思想的前进运动；第二类是肯定性的批判，他们认为如果黑格尔整个体系要能够保持一致性，那么人们就必须放弃黑格尔所阐发的开端的辩证法形态［11］76－84。由于本文主要是从黑格尔对统一性哲学思想的构想推出逻辑学的开端所必须具有的含义，而第一类的批判基本是针对这样的解读理路，因此下文将集中阐述这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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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由于具有快速、环保、运能大等特点,已成为各大城市发展公共交通优先考虑的项目。据统计,我国现有20多个城市正在建设或规划建设地铁等轨道交通项目,在建线路总长度超过390公里,有1500公里线路正在规划建设中。轨道交通在给人们带来便捷舒适的同时,也面临着由于人、车辆、机电以及社会灾害等因素而导致的安全问题。

轨道交通的安全性,对城市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对轨道交通安全问题作出一些思考。

1轨道交通安全的“公共产品”特性思考

“公共产品”是指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非竞争性是指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就是同一单位的公共产品可以供许多人共同消费,某些人对该产品的享用,并不影响他人的享用;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一旦提供给公众,不论何人都可以享用,任何人不得加以排斥。

安全属于社会秩序的范畴,是对人、对财产、对环境保护类的无形产品。轨道交通安全具有“公共产品特性”,表现在消费上不具有排他性,不会因一些人的“消费”而影响其他人的“消费”。但是,会因某个人或某一些人的不安全行为而导致安全这一公共产品的隐性短缺或显性短缺。例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在没有形成事故以前,个人是“免费”消费着他人所制造的“安全”这一产品。但若个别人不遵守安全规程甚至违法犯罪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将会危及无辜,不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同时会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例如,今年7月份英国伦敦地铁爆炸;1995年3月日本东京地铁毒气;2003年2月韩国大邱地铁纵火;2004年2月莫斯科地铁爆炸、大火等案件,伤亡惨重,损失、影响巨大。

地铁公司作为企业,其力量毕竟有限,不可能无限制地承担这类公共安全的社会责任。市场取向的改革带来了发展和繁荣已被实践证明,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公共产品的特性导致市场失灵,使政府调节成为必要。关系到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共交通安全问题,单个企业无力承担起全部义务,政府应当作为公共产品来供给。

公共产品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公共产品是指政府通过微观参与提供生产性基础设施。轨道交通的投资与建设可由政府部门负责,授权地铁运营公司以经营权,并将基础设施以租赁形式租赁给地铁运营公司,象征性地收取租赁费。由于轨道交通安全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完成相关任务。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国家,国家比任何个人更有全局观念,更关注社会的均衡发展与民众的利益,能够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充分考虑社会效益。相对而言,非国有市场主体往往更注重经济效益,不愿意为承担社会责任而承受利益损失。因此,从轨道交通安全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出发,经营轨道交通产业一般仍应以国有经济为主,有条件地允许一部分非国有经济的介入。

广义的公共产品除了基础设施外,还包括立法执法、反恐防暴、公共政策、各项制度安排等。针对地铁运营中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故,需要政府向社会提供防治这些社会性灾害的公共产品。为保证轨道交通运行的安全,越来越需要政府提供如公共政策、政府规制等广义的公共产品。公共政策是政府实施调控和管理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可以为轨道交通各经营主体提供行为规范、基本准则和行动指南,并为广大乘客制定安全乘车的行为依据。政府规制作为政府的一种治理工具,意味着政府通过制定特定规则约束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也就是要约束因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的过分膨胀而导致他人与社会公众安全利益受损。

在保证轨道交通安全问题上,政府的作用应当进一步加强,要根据需要和可能不断推进政策创新,保证公共产品供给的安全性。

2轨道交通安全的生产力特性思考

安全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物态和条件,还是一种具有经济效益的活动,是通过对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合理组织、控制和调整,以减少事故和降低事故损失,达到人、技术、环境的最佳结合,间接促进了经济增值的一种活动。安全活动既具有自然属性,又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它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还受到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因此,安全具有生产力的特性。

生产力是生产能满足人类需要的有用物品的能力。轨道交通安全具有生产力特性,一方面是指它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具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属性,由于轨道交通安全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已成为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轨道交通安全状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从一定程度上讲,轨道交通安全程度是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

生产力是由人的要素和一系列物的要素结合而成的有机体系,轨道交通安全也是受到人、车辆、机电等人的和物的因素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轨道交通事故分析证明,这些因素是导致轨道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从人的因素看,既有因乘客未遵守安全乘车规则所导致的事故,也有因为工作人员职责疏忽而引发的险性事故。从物的因素看,车辆、轨道、供电、信号等故障都可导致事故的发生。

生产力反映的是人类的劳动能力,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是人类科学知识、实践经验、操作技能和社会结合能力不断累积和提高的结果,因而人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

统计表明,几乎每一起重大事故都与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有关,所以抓运行安全首先要抓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包括法制教育,技术教育,安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使工作人员牢记“安全第一”的运营准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心存侥幸和麻痹大意。

迅速的反应和正确的措施是处理紧急事故和灾害的关键,只有增强员工对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才能把事故与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为了保证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除了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思想教育,还必须进行事故应急处理模拟演练,逐步提高各有关专业和工种工作人员的应变能力、协同配合能力和对事故的综合救援能力,达到锻炼员工队伍的目的。

为了提高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和运输效能,提高生产力水平,还必须抓住其他车辆、轨道、供电、信号设备等一系列物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都直接关联到列车的安全运行,必须引起建设和运营企业的高度重视,采取相应对策。

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能力的发展,而人的能力的发展又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通过革新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扩展新的劳动对象、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促进管理的科学化等多种途径,被运用于生产过程,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取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的作用渗透于轨道交通安全的每一个要素,离开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应用,安全运营就不可能得到强有力的保证。首先要用科学技术促进人员素质提高,用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思想观念教育广大员工,使他们掌握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工作方法,掌握岗位所需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其次要提高车辆等装备的科技含量,用新技术、新设备提高运营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其中采用自动化程度高、安全性能好的系统设备,是提高运营系统安全性的重要基础。现代城市中,地铁是人流最为密集的公共场所之一,其可靠运行是地铁安全运营的前提条件。把这些机电设备纳入统一的智能化的管理,通过自动化系统对这些设备进行科学高效的监控管理,是确保地铁内安全的关键因素。

3轨道交通安全的资源配置特性思考

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可分为“自由物品”和“经济物品”。“自由物品”是指人类无需通过努力就能取用的物品,如阳光、空气等,它的数量是无限的;“经济物品”是指人类必须付出代价方可得到的物品,即必须借助生产资源通过人类加工出来的物品。相对于人的无穷无尽的欲望而言,“经济物品”或者说生产这些物品的资源是不足的,稀缺的。从经济资源稀缺性的事实出发,就产生了资源配置的问题。

轨道交通安全属于“经济物品”,它是通过政府、企业、乘客和车辆、轨道、控制系统等一系列因素相结合而生产出来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对安全的投入受到客观经济水平的限制,它的数量不是无限的,如何在有限的安全投入下,获得最大的安全效益?这使轨道交通安全具有了资源配置的特性,即必须在现有的条件下,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最大限度地增进轨道交通的安全,实现最优化。

安全资源配置是安全活动与安全产品生产之间的资源配置比例和安全活动各环节之间的资源配置比例问题。可以这样认为,轨道交通的设计和建设属于安全产品的生产,而轨道交通的运营则属于安全活动。

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可控资源是一定的,这些资源一部分配置在产品生产上,另一部分配置在安全活动上。产品生产与安全活动之间的资源配置比例决定着生产与安全之间能否协调统一,决定着轨道交通安全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所以,在安全资源配置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安全资源配置问题首先要解决多少资源配置在产品生产上、多少配置在安全活动上,安全资源配置应该以最优化作为配置效率的标准,以实现安全产品生产与安全活动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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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未婚同居是指未婚男女间没有合法婚姻关系而在一定时间内共同生活。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是用合同法而不是婚姻家庭法来调整未婚同居关系，如果未婚同居双方当事人没有事前协议，因同居而发生的纠纷很有可能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男女双方愿意采用这种担负较少义务的形式?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对待愈演愈烈的未婚同居？

一、未婚同居——理性的选择

自上世纪60年代，未婚同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以英格兰为例，1960—2000年，每1000名男性中，首次结婚的人数由70人降到30人。人们新婚的年龄明显上升，例如，在英格兰，男女结婚年龄比以前大三岁。在出生人口中，未婚生育由原来的5％增加到35％。此外，20—50岁的女性中，同居的比例是原来的三倍。[1]在我国正如婚姻法学者巫昌祯教授指出：“从古到今，都不是每个人都会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地过完一生。……（同居）在国内随着观念的开放也越来越多。”[2]由下图可以看出，在我国人口增长的情况下，1994年以来结婚人数在减少。[3]依据中国人口年鉴记载，我国离婚总对数从1979年的31.9万对上升到1993年的90.9万对，15年里增加了59万对，平均每年增长7.8%；与此同时，我国的粗离婚率从1979年的0.33%提高到1993年的0.79%，平均每年增长6.4%；结婚离婚比从1979年的5.04%提高到9.9%，平均每年增长5%。90年代中国平均每10对结婚的就有1对离婚。[4]另椐笔者的调查，长沙地区法院2003年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107件，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048件；2004年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921件，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168件，近年来长沙地区离婚率持续上升。[5]据新快报报道，按照广东省民政厅有关部门的调查，在全省1976万多个家庭中，有将近1/10的“家庭”，即200万个“家庭”由于种种原因，夫妻没有结婚证。[6]仅广东省就是如此，全国的情形如何，可想而知。这种趋势说明人们的行为已经不同于以往，正远离婚姻。其主要表现是结婚率下降，而离婚率上升，未婚同居现象蔓延。

结婚注册统计人数图

要分析人们为何选择未婚同居，必须将未婚同居与婚姻对比。笔者一直认为婚姻的本质是契约。在婚姻契约观下用经济分析法对比婚姻和未婚同居，着实更为有说服力。经济分析将婚姻和未婚同居视为当事人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婚姻市场，男女缔结婚姻契约的第一步是寻找，但在一个人到达了寻找过程的约会阶段之前，他还需克服两大主要障碍。第一，向条件合适的大量市场参与者传递自身的信号，并且或者得到对方的信号；第二，该市场参与者必须寻找一个途径，使自己从陌生人的地位转变成熟人。想像中，这些行为似乎很直接、成本很低，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行为常使人们内心感到不安、不确定、困窘甚至痛苦。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基本上可以用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向整个市场或特定个体传递信号。可矛盾的是，信号传递的方式的多样化不但没有降低交易成本，反而导致了交易成本惊人的增长水平。微弱的信号常会丧失或被误解，而明显的信号又经常使信号接受者认为信号发送者缺少应有的社会教养，甚至更糟。对暗示的信号做出反应是极大的冒险行为，最常见的就是使自己陷入窘境。当我想买某物品被拒绝时，我并不觉得丢脸，因为这只是我的要约报价不足而已。但是，如果我对爱情的“要约”被拒绝时，这说明我配不上对方。可见寻找结婚对象的成本很高。由于婚姻契约的长期性，离婚成本之高，使得婚姻市场参与者在寻找结婚对象更加慎重，这又增加了寻找结婚对象的成本。未婚同居，由于不受法律保护，意味着一方可以将另一方驱逐出门，但被驱逐方无权主张任何权利。因此寻找同居对象的成本较寻找结婚对象的成本低。

婚姻和未婚同居都要求双方承诺互相扶持。在婚姻中，夫妻的利益紧密相连，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受法律保护，这种扶持比未婚同居更有价值。由于婚姻、生育子女和年龄增长，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价值遭受损失在许多国家里都是明摆着的事实。以同居代替婚姻实际上对女性更为不利。由于法定义务的存在，可以说婚姻为当事人提供了保险，特别是对家庭投资较多的妻子更是如此。

在未婚同居下，双方只能依靠同居关系中的自然“抵押”，以避免或限制因未婚同居而带来的种种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抵押’’可能是孩子，有了孩子，同居中的一方可能希望保持这种契约关系。而且寻找新的同居伴侣的成本或单身生活所受的非议，可能会使人们长期居住在一起。在婚姻状态下，这种“抵押”包括子女及配偶的扶养费以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等。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未婚同居解体和婚姻破裂对子女抚养费的支付没有区别。但对那些希望在关系终结时避免承担义务或减轻义务的人来说，选择未婚同居更明智一些。

表面看离婚诉讼成本的增加，婚姻法定义务的存在，类婚姻状态的未婚同居确实是理想的选择。但未婚同居由于不受法律保护，没有权威的、统一的行为规范指引、规范，这使未婚同居产生的纠纷可能得不到合理合情的解决。因此，笔者认为，未婚同居应有一个理想的水平。

理想的未婚同居状况是什么样的?从同居者的角度来看，当双方彼此了解，知道未婚同居的预期利益，这些预期利益正是自己所需要的，并且都不愿意受长期的法定婚姻义务约束时，此时未婚同居达到最佳效果。而在存在欺诈时，如一方谎称不能结婚，则同居不是最佳的。同样，如果一方错误地认为婚姻法规定了长期的财产分享义务，而采用未婚同居方式，这时，同居也不是最佳的。因此，借用合同法上的术语，至少有些未婚同居是基于重大误解，这时，未婚同居对双方来说并不是最佳选择。为了避免未婚同居纠纷的发生，为了使未婚同居纠纷能较好地解决，当事人应在未婚同居前，就同居签订协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未婚同居并不是结婚的前奏。确切地说，未婚同居是由于各种原因，个体回避婚姻而选择的一种结合方式。因此，可以说，未婚同居是当事人的理性选择。

二、未婚同居——对经济状况变化的反应

关于未婚同居理性选择的另一个问题是，同居的急剧增长是否是对社会状况变化的一种理性反应。明显的社会变化是，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男性进入经济成熟期步伐的减缓以及女性经济上的独立性，推迟了结婚时间。这时，未婚同居变得更有吸引力。

笔者对有关资料分析后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起，25岁左右的年轻男性的平均收入相对于45岁左右的男性的平均收入来说有所下降。因此，年轻男性需要更多的时间达到经济成熟期。他们对渴望婚姻的女性不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失业的几率较大，而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却很难。现在的工作比二十年前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的投入。

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起，25—40岁的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与同年龄段的男性相比，从40％增长到80％。女性实际工资在同时期也有所增长，尽管仍比男性工资低。女性积极参与到工作中来，尽管她们并未完全意识到这种现象的价值。

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和男性经济成熟期的减缓，增加了过早结婚的不确定性。根据贝克尔[7]的寻找理论，这种情形会引起两种理性反应：其一，人们将更认真更广泛地寻找一个长期的，因此，将结婚推迟了。

其二，人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和评价未来的伴侣，这样，未婚同居为减少婚姻的不稳定性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此外，由于现代避孕方法的使用，意外怀孕的风险大大降低。可以说，即使同居关系终结，但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避免了一场失败的婚姻。

如果上述分析说明了未婚同居是降低婚姻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下面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未婚同居现象的蔓延。

男女两性生物学意义的差异，使他们向婚姻市场提供的服务——丈夫和妻子——也大相径庭。在传统的婚姻里，女性是用家庭服务换取长期的经济扶养。由于女性的生育和扶养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其对婚姻的投资更大，主要是对子女的投资，投资于子女的成本及从中的收益需要一生的时间，这种长期投资的质量取决于其特定性，因为在婚姻关系终结时，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会发生变化。在过去(或现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子女是一种投资产品，因为父母期望对他们的投资可以得到经济上或至少是物质上的回报（如养儿防老），而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子女主要是一种高成本的消费品。当作为一种投资品时，子女的出现可以维系其父母的婚姻，或在一方抛弃另一方时，减轻这种行为的损害。另一方面，抚养子女可能对父母特别是母亲来说是沉重的负担(高成本)，一旦婚姻破裂，对子女的投资变为成没成本。因此，随着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女性对婚姻和家庭的依赖减低，类婚姻的未婚同居当然是婚姻的最好的替代品。

三、结语

对婚姻法与个人选择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表明，未婚同居是双方为减少对彼此承担的义务或为寻找理想的结婚对象的一种高度理性的选择。我们承认未婚同居合理,并不意味着这种权利会被无节制的滥用，从而导致社会的堕落。虽然未婚同居的选择可能比较符合经济学原则，但人类的行为动机显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是更复杂的众多因素（包括道德的、伦理的、法律的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理想状态的未婚同居以合意开始的，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在自愿、诚信的基础上生活，它将会成为一种新的两性关系形式并与婚姻关系并行不悖越来越普遍存在。当然笔者也并不否认婚姻仍然是当今社会两性结合的一种基本形式，法律应该保护合法的婚姻关系这是不容置疑的。但笔者也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同样应该给子未婚同居以理性的、清醒的认识和认可，不管它是双方最终的选择还是只是婚姻的前奏。法律应该是社会的产物，相信会有相应的法律来回应这一社会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言:“立法者应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8]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W.丹尼斯编，离婚与结婚的法经济学分析[M]，王世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2]新浪网2003年6月3日报道：访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巫昌祯：同居女性请三思而后行。

[3]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1982—2001）[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4]同[3]

[5]王琪主持湖南省教育厅课题《离婚妇女财产权益之经济分析》调查资料，课题批准序号04C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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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4（b）-0001-02

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是全世界最大最权威的引文索引数据库。[1]我国高校非常重视学校师生的论文被SCI收录情况和被引用情况，并已经成为公认的评价一所高校的科研实力与水平、衡量学术地位的重要指标和重要依据。

本文通过对2004年至2012年SCI收录的北京交通大学科技论文进行计量分析，从论文数量、学科分布、被引用情况等不同维度，了解北京交通大学的科研论文的产出情况及相关学科的发展现状，为学校今后的学科发展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以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Expanded）数据库为统计源，以北京交通大学为单位，对2004年至2012年发表的论文进行了统计。考虑到该校2003年恢复使用“北京交通大学”校名，在高级检索页面，编写检索式：“AD=beijing jiaotong univ”，时间跨度选择“20040101-20121231”，在所有出版文献类型和语言中检索。共检出3810篇，对检出文献逐一核对，结合数据库平台的分析工具以及Excel数据表的统计分析、筛选计算等功能，对北京交通大学SCI论文进行了计量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论文数量和增长趋势

SCI收录的论文数量是衡量科研国际化水平和实力的重要指标，直接反映了学校的科研生产力。2004年至2012年北京交通大学共有3810篇文献被SCI数据库收录。通过对发表年度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到：八年来，北京交通大学SCI论文呈快速、平稳增长趋势，在2004年发表SCI论文158篇，2012年高达606篇，是2004年的近4倍，年平均增长率达11.11%。（见图1）说明北京交通大学近年来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科研成果的增长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2.2 论文作者分布和合作情况

2004年至2012年SCI收录北京交通大学的3810篇文献中，共有1910名作者参与，其中发表10篇以上的332人，发表50篇以上的23人，发表100篇以上的7人。说明北京交通大学SCI发文的参与面广，参与学者比例较高，而且核心科研人员队伍已经形成。表1所列为发文量位居前10的学者。

再通过对3810篇论文的作者署名单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北京交通大学的科研合作伙伴遍及美国、新加坡、加拿大、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37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最多，共266篇，其次为加拿大，共77篇。如图2所示。

此外，北京交通大学与世界范围内400多个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关系。其中，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合作密切，不过从前20名可以发现（表2），国内机构占了绝大多数，说明北京交通大学与国内其它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度较高，但需进一步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和机构的合作研究。

2.3 论文学科分布

通过利用Web of Science 的分析工具对3810篇论文的学科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到（图3）：北京交通大学科技论文的学科覆盖面很广，共涉及103个学科类别，广泛涉及电子电气、物理、材料科学、光学、计算机科学、电信学、数学、力学等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其中，共有23个学科的论文产出总数达到百篇以上，可见电子电气、物理、计算机科学、工程学是北京交通大学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

2.4 刊载论文的期刊分布

检索出的3810篇文献分布于519种国内外期刊上，平均每种期刊刊载7.34篇。载文最多的是《ACTA PHYSICA SINICA》，高达136篇，其次为《SPECTROSCOPY AND SPECTRAL ANALYSIS》，刊文117篇。其中，共有83种刊物上的载文在10篇（含10篇）以上，占论文总量的53.4%，说明论文分布比较集中。

从排列前10位的来源出版物可以看到（表3），有5种期刊来自中国，说明学校论文收录在国内刊物较多，国际影响力不高，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等学科是北京交通大学SCI论文的重要载文期刊和学科来源，应得到相关科研管理人员的重视。

2.5 论文被引用情况

论文被引频次反映了该论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论文被引频次越大，说明论文的利用率越高，论文在同行中引起的关注就越多。北京交通大学被SCI收录的3810篇论文，被引频次总计13095次，去除自引的被引频次总计10448。施引文献达10019余篇，去除自引的施引文献8692篇。

经过统计发现（图4），单篇文献被引用频次30次以上的共54篇，10～29次共326篇，6～9次共305篇，1～5次共1587篇，1538篇无被引。可见，北京交通大学论文的总体影响力偏低。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SCI收录的北京交通大学科技论文数量呈现出持续、平稳增长的趋势，该校近年来科学研究气氛活跃，科研实力、科研水平逐年递增。

其二，从论文作者统计结果看出该校的科研人员比例较高，核心科研人员队伍已经形成，该校科研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金字塔式的人力资源保障。

其三，从收录论文的学科分布来看，该校的优势学科集中在工程类应用学科，其中工程学、物理、计算机科学是今后的优势学科。

其四，刊载论文的期刊和论文篇均被引用频次都较低，说明该校的论文影响力较低，论文质量需要提高。

通过本文的分析，希望借此能引起学校相关部门的重视，在今后科研政策的制定上要引导师生加强对论文质量的重视，加强对外国际交流，提高学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要制定相应的学科发展规划，保障优势学科向更高、更强的方向发展，并培育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以及协调发展薄弱学科。“没有科学的评价，就没有科学的管理；没有科学的评价，就没有科学的决策。”[2]希望本文有助于北京交通大学开展科学的管理和评价，为今后的发展和研究提供参考和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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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货币供给因素

中国通货膨胀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国家货币供给太多，过多的货币并没有均匀的分散到各个行业，而是流入某些特殊行业，使这些行业的物价水平提高，带动收入水平提高，又带动了投资水平的提高，使这些行业所需物的价格升高。近几年来，银行对外贷款和国家外汇储备增长迅速，增加了金融市场上货币的流通量。货币流通量过大时，开始转入房地产行业，使房地产市价升高。股市发展壮大时，货币又流入股市，加大了股市泡沫。如此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发生。

1.2资源紧缺拉升需求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基数大，资源人均占有量少，在资源发生供小于求的情况时，造成产品的价格上涨。这一点在自然资源产品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产品价格上涨可以反映出产品的原材料成本上涨，初级产品和中级产品价格上涨导致了成品最终价格的上涨。企业对于产品原材料成本上涨采取的策略是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消费者就间接的成为原材料成本上涨的买单者。由此可见通货膨胀可由资源紧缺或产品成本改变引起。

1.3受国际环境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积极发展经济，对于外部国际市场的依赖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项对外金融指标过高。我国和欧盟贸易额并列世界第一，表面我国在经济上高度的对外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导致我国受贸易国经济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敏感，贸易国一旦发生通货膨胀也会牵连到我国经济金融秩序。汇改后，人民币对外升值速度加快，人民币升值会导致通货紧缩现象，但国际上的热钱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大，大量涌入中国，还有贸易顺差都对国内金融市场带来了较大的波动性。在此环境下美元进行主动性贬值，国际上美元标记物价格大大提高，比如原油、金属和粮食等。

2. 通胀时采取的策略

2.1加强宏观调控

固定资产投资过高导致GDP处于高位增长。避免我国金融市场过热发展的首要任务要靠国际的宏观调控，减低固定资产投资发展速度。近几年我国陆续出台了针对性调控的措施，比如加强土地管理、清查投资项目、控制信贷增长速度等。再取得了相应的政策效果同时还应进一步加强落实力度。要归结经济和法律手段，加大对耗能高产业的结构调整，升高市场标准，在出口上严格坚持两高一资原则不动摇。不能放松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力度，研究资源环境相关保护法规。充分调动资源在金融市场上的分配，鼓励促进企业进行产业优化调整活动。

2.2防止资产泡沫

目前我国供过于求问题十分突出，流动性泛滥严重。国际收支上国家间顺差现场持续增加、货币创造量变大，导致流动性还会升高。资料表明，流动性过大导致过量的资金流入短期内高回报的金融市场，引起产品价格升高，加大了经济泡沫，严重时还会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比如这几年发生的热钱流入房地产行业，带动了房价的升高，热钱流入股市，加大了股市的资产泡沫。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金融风险加大，国际游资在寻找新的投资途径时会首先考虑中国金融市场，中国人民币的升值又加大了对国际游资的吸引力。对此要加大资本管理力度，防止国际游资大量涌入，加大反洗钱工作力度，严格防范银行信贷存在的安全隐患，防止资产泡沫不断的扩大。

2.3减少市场货币量

采用货币紧缩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市场上货币的流通量，使供过于求的市场压力降低，进而减低通货膨胀压力。对于市场上过多的货币量，央行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率，目的是缩紧银根。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可以让银行的可贷资金减少，使人们的投资行为减少。单一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率，对CPI指数影响不大，加息政策对股市影响不大。在加息的同时公开市场操作，加强对外汇的监管，保证汇率水平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为了防止国际游资大量的涌入中国经济市场，对经济市场造成恶劣的影响，还要做的加大短期投资的管理和外债的管理，鼓励境外集团使用国内资金，扶持国内机构对境外的金融投资。

2.4信息制度公开化

阻止通胀预期最好的办法是公开现在控制通胀的实际效果。央行进行宏观调控时注意人们的就业情况，要根据已有的资金储蓄流向情况预测通胀趋势。政府在处理通胀问题时要公开操作的透明度、政策的透明度，让公众产生反通胀政策产生良好效果的信心。

2.5完善住房系统

住房需要是每个公民的基本需求，房价问题是很重要的民生问题，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导致了水泥、钢筋、建材等相应原材料产品价格的上升，引起消费指数上升。通过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建造保障公民基本需求的安居工程，改造县镇乡村危房工程，使公民的住房资金、土地政策按照法律条文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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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双性同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

弗吉尼亚·伍尔夫，英国的意识流小说大师，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随笔家，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者。她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双性同体思想，成为后来众多的女权主义者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在伍尔夫的理论中，双性同体被赋予了文学的意义，那便是借于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相互补足从而能够达到的艺术最高境界。伍尔夫认为，伟大的脑子是双性同体的，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在进行创作中首先应该摆脱的就是个人的‘单性意识’，从双性角度去考虑问题以达到创作的最佳境界。双性同体可说是伍尔夫对于艺术家进行创造寄寓的理想，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女性因素的提出，意味着伍尔夫的“双性同体”作为一种诗学理论第一次明确地强调女性特征这基于伍尔夫作为一名女性对男女不平等的现实的那种清醒、深切而痛苦的认识。她一直试图探索一条重建女性自我，恢复女性社会地位，树立女性坚强自信的道路，也就是主张女性“成为自己”。所以，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对女性因素的强调，是重视现实的结果，无形中打破了历来人们重视男性因素的偏见，使得“双性同体”不至于远离现实的基础而落入空泛。实际上，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是解构男女二元对立这样的父权制原则的概念，它为以后女性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对女权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使得后来的女性批评家或者女性作家更加冷静睿智的看待父权社会施加与女性作家的压力。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敏感性”，这种文学敏感性不是女性的，而是双性的。但伍尔夫这位被后人看作女性主义的先驱人物，对自己这一性别写作的有限性保存了高度的警惕。她清楚地认识到，种种原因使得女性处在一个“被剥夺”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并不必然导致“真理”，导致写作方面的任何优越性。在追寻女性写作的传统时，她对写作上的女祖先一一加以清点。她发现较长时间的封闭生活给女性的写作生涯带来了明显的损害，甚至伤害很大。女性被摒弃于生活之外，猜想着外界的情况，并且不可避免地夸大了内心的经验；而等到能够接受外部世界的阳光时，她却又显得太虚弱了，她过于急切地捕捉自己的感受，可是这种感受能力具有太多的主观成分，致使她本人不能确切地知道到底什么是自己真正看见的和感受到的。而更为糟糕的是，她有时会被来自性别处境的“愤怒”所压倒和支配。以夏洛蒂·勃朗特为例，“她并不想去解决那些人生问题，她甚至根本就没有觉察那些问题的存在，她的全部力量——那是愈受压抑就愈显示其强大的——都投入这麽一种断言之中：‘我爱’，‘我恨’，‘我受苦”’。因而读她的书，找不到对于人物性格的细致观察，她的人物帮是既生气盎然又性格单纯的；找不到喜剧性的情节，她的情节既严酷又粗糙；找不到关于人生的哲学观点，她的观点不过是一乡村牧师女儿的想头。尽管她有十分强烈的感受，但那等激烈，那等愤慨，使得她无法把她的天才完完全全地释放。另外，在温奇尔西夫人和乔治·艾略特等人身上也能看到这一点，而在一些二流的女作家那里更是可以时时见到这种情况。这具体表现在她们所选择的题材上，以及她们对现实的愤怒引起的不自然的逞强好胜，对现实的隐忍引起的不自然的温良驯顺中。更甚的是其中虚伪态度的广泛渗透，她们屈从于权威，其想象变得或是太男性化，或是太女性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完美整体性，也即失去了艺术的最根本的品质。为此，伍尔夫写下的这些话对于今天我们当下的“女性写作”似乎更有启发：“像女人那样写，但是像忘记自己是女人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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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内障手术是眼科常见手术，依照眼科手术切口分类方法，该切口属于Ⅰ类(清洁)切口，需要严格控制抗菌药物的使用。同时，手术本身造成的眼内组织细胞损伤，血-房水屏障的破坏，人工晶状体的植入等导致术后炎症反应的发生，需给予药物治疗。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单方制剂)、左氧氟沙星联合氟米龙滴眼液(复方制剂)已成为白内障术后常用抗炎药物，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目前已有文章评价上述2种药物在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后的有效性、安全性，但药物经济学评价较少，故进行此研究，旨在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2月2013年10月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三医院临床诊断为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133例(133眼)。排除全身疾病和其他眼部疾病;排除术前1周内全身应用糖皮质激素、非甾体抗炎药和免疫抑制剂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单方组66例(66眼)和复方组67例(67眼)。单方组男性32例，女性34例，年龄19～71岁，平均(32.258.35)岁;复方组男性30例，女性37例，年龄21～58岁，平均(26.5210.23)岁。2组性别、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手术全部手术均由同一医师完成，术前常规散瞳，表面麻醉，透明角膜切口，连续环形撕囊，超声乳化吸出，注意吸净皮质，植入折叠式后房型人工晶状体于囊袋内。术毕球结膜下注射庆大霉素20mg和地塞米松2mg。

1.2.2给药单方组滴用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爱尔康公司)2周，第1周6次/d，第2周3次/d。复方组滴用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参天制药)和0.1%氟米龙滴眼液(参天制药)2周，第1周各4次/d，第2周各3次/d。每次1滴，滴入结膜囊内，术后24h开始滴药。

1.2.3临床评价术前1d和术后1、3、7、14d进行视力、裂隙灯显微镜、直接检眼镜、眼压、前房闪光值检查，询问症状，观察体征。全部患者的症状体征评分由同一位医师完成，该医师不知患者术后用药情况。评分项目包括症状(畏光、异物感、流泪、眼痛和眼痒)与体征(球结膜充血、球结膜水肿、睫状充血、纤维素样瞳孔膜和虹膜后粘连)。症状和体征的评分依据其程度以0～4分表示。对每次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分，综合评分为各项症状和体征的评分乘以权数后相加所得出的分数。不同的权数反映不同症状和体征在炎症评价中的重要性。对于白内障术后患者，前房闪辉和细胞反应的权数为2，其他各项症状和体征的权数为1。有效率=(术后3d总评分-术后14d总评分)/术后3d总评分。记录不良事件发生率作为安全性评价方法。

1.2.4药物经济学分析采用成本效果比(C/E，单位效果所花费的成本)分析治疗成本和效果，在对不同治疗方案进行分析比较时，有的方案可能花费的成本很多而产生的效果也很好，而增加效果需要增加患者支出，这时就要考虑每增加1个单位效果所花费的成本，即增长的成本效果比(C/E)，它代表了一个方案的成本效果与另一个方案比较而得到的结果。成本(C)分为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它不仅指药物的成本，还包括检查成本、给药成本、治疗成本、时间成本等。除药费成本外，其他成本几乎相同，故采用药费成本效果分析。每例药品费用(元)=疗程用药量药品单价(元)。所有费用均按2012年的价格计算，2组疗程均为2周。单方组：前1周每天6滴，需42滴，后1周每天3滴，需21滴，合计需要63滴。复方组：前1周每天各4滴，各需28滴，后1周每天各3滴，各需21滴，合计各需49滴。根据1mL液体大约滴20滴，5mL瓶装滴眼液，完成上述治疗，单方组需要1瓶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复方组需1瓶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和1瓶氟米龙滴眼液。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单价37元，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单价35元，氟米龙滴眼液单价22元，故单方组成本是37元，复方组成本是57元。3种进口药品已在临床应用多年，价格波动较小，可不考虑敏感度分析。1.3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重复测量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2组眼部症状和体征综合评分比较

2组术后第3天眼部症状和体征综合评分最高，第7、14天明显降低;单方组下降明显，组间、时点间和组间时点间交互作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2组眼压比较

2组术后第3天眼压较手术前升高，术后第7、14天降低;单方组下降明显，组间、时点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时点间交互作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3安全性单方组有4例患者诉轻度眼痒、异物感，2例患者诉轻度眼干，不良反应发生率为8.955%;复方组有6例患者诉滴药时有一过性刺激感，8例诉轻度眼痒、异物感，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0.896%。单方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复方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3.910，P=0.048)。以上不适症状均较轻，未对症处理，术后14d访视时，不良事件消失。2.4药物经济学以临床总有效率计，单方组、复方组的C/E分别为48.826元和76.139元，复方组治疗成本高，增长的成本效果比(C/E)是27.313元，即单方组每获得1个单位效果比复方组多花27.313元。

3讨论

白内障超声乳化设备、技术的进步使得术后并发症及眼内炎症的反应有所减少，但是物理刺激、超声作用、黏弹剂与灌注液的使用，以及人工晶状体的异物反应，仍有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发生，需要控制。上述因素会产生导致炎症反应的前列腺素，从而使房水屏障功能遭到破坏，并诱发眼前房充血，使蛋白及一些炎症细胞进入房水及房水闪辉与房水细胞反应，还可导致眼压升高、角膜水肿及虹膜粘连等，阻断前列腺素的产生是目前白内障术后用药的焦点。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是一种复合型抗生素和糖皮质激素，是眼科的常用抗炎药。妥布霉素属氨基糖苷类，抗菌谱广;地塞米松为肾上腺皮质激素，可抑制磷脂酶A2产生花生四烯酸，从而减少前列腺素和白三烯的产生而表现较强的抗炎作用，其还能抑制多种炎症因子的产生，诱导细胞凋亡。氟米龙与地塞米松均为皮质类固醇激素，但氟米龙是一合成的氟化皮质类固醇，与其他类固醇激素相比，激素性免疫反应较轻;氟米龙为中效激素，无明显的体内蓄积效果，而地塞米松是长效激素，半衰期长，药效持久，易产生蓄积作用。本研究通过评估术后眼部症状体征评分及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比较了单方、复方制剂在白内障术后的抗炎效果，结果显示，单方组在术后眼部症状和体征总评分方面明显优于复方组，单方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也低于复方组，说明单方组在控制术后炎症反应及不良反应方面明显优于复方组。同时发现，手术前后眼压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后眼压低于术前，可能与植入人工晶体镜片的厚度低于正常人晶状体有关，但不能排除测量误差、眼压本身的波动性等因素，具体原因待于进一步研究。临床实际中，通常将用药的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三者结合起来评价，以求真正为临床合理治疗和用药的决策科学化提供客观依据。从成本-效果分析寻求的治疗方案看，本研究单方组的成本-效果更具优势，同时患者在用药期间易记、方便，更值得临床推广。

药物经济学论文范文二：二次文献药物经济学论文

1二次文献研究方法介绍

1.1概念及特点

PE范畴内的二次文献研究，主要是指利用已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对不同药物及治疗方案进行系统的药物经济学综述分析。在模型法研究中，可通过二次文献研究方法对临床试验中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Meta分析，其分析结果是模型中假设参数的主要来源。二次文献研究的特点是研究时间快，研究成本小，但必须基于充足的现有文献，以及不同研究文献的可比性等假设条件。

1.2二次文献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我国已有近20年的历史，在国内仍然是一门新兴发展的学科。笔者经文献检索发现，自1999-2000年起，每2年为一跨度，至2009-2010年，国内有关PE研究的文献数量基本呈逐步上升趋势(见图1)，文献的主要撰写者为医技人员和药师，选用的评价方法以成本效果分析为主。部分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在PE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方面发展较早(70年代初)，同一阶段其对PE评价方法的应用实例更多(主要是药品研发和生产企业及相关学术研究机构)，对分析方法的选择和操作也更为成熟。单以成本-效用实例论文为例，其在1998-2001年的数量为305篇，比1976-1997年22年间发行的数量高出77篇;同时在PE评价内容上也更为全面和规范，主要体现在明确了研究角度、成本和效用的贴现分析、成本效用的增量分析等评价内容。这些高质量的外文文献也可作为二次文献研究中的数据和方法来源，服务于我国医疗机构的药事决策和管理。

1.3方法及步骤

1.3.1文献检索提供临床研究论文的国内外数据库主要包括: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以及PubMed/MEDLINE、EMBASE、CochraneCentralRegisterofControlledTrials等。国外研究者发现，Medline和EMBASE数据库包含10%～87%的RCT研究论文。检索词主要有研究设计的类型、干预措施、评价方法以及研究对象等。除此之外，还可向有关临床试验的研究人员索要已发表或尚未发表的临床信息，供本机构使用。

1.3.2文献筛选文献筛选的主要方法是对检索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质量评估，剔除不符合要求的PE评价报告，以增加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内容上，除了必须包括研究目的、研究角度、评价方法、研究设计、干预措施、成本产出计算、贴现分析、计算结果及敏感性分析等项目外，在文献质量上，以上各项目也应符合PE评价的标准和规范，针对此步骤，SANCHEZ制定了一项PE研究资料评估标准表(表1)，供研究人员剔除和筛选PE文献。而后Rijdt等也发明了一种得分卡(scorecard)的工具来判断文献的质量，结果以分数高低来决定纳入的PE评价文献。另外，Ofman等则利用名为QualityofHealthEconom-icStudies(QHES)的工具，识别出较高质量的成本-效果分析数据。除了上述对PE评价资料进行系统检查的工具，也有筛选工具是针对PE评价中的某一项内容而设立的。值得注意的是，多数PE评价报告易忽略对其临床和经济数据的外推性的讨论，二次研究时仍须借助其他途径或工具，对文献的外推性进行评价和判断，Heyland(1996)、Welte(2004)、Drummond和Antonanzas(2009)等为得出某PE评价结果外推的可能性，提出了相关的方法，这些方法多是将判断外推性的标准以列表的形式呈现，推断其研究或者系统综述的结果能够外推于本医疗机构的程度。受篇幅影响，具经筛选所得文献水平，直接影响到下一步骤的实施，即利用统计学工具来处理或应用文献中的数据。

2文献分析及利用方法

通过文献研读笔者发现，在PE领域中，共有三种分析方法:即Meta分析、敏感性分析以及经济学模型分析，可用于临床治疗方案筛选、处方集遴选等药事决策。

2.1Meta分析Meta分析是用统计学方法对收

集的多个研究资料进行分析和概括，以提供量化的平均效果来回答研究的问题。其优点是通过增大样本含量来增加结论的可信度，解决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Meta分析是对同一课题的多项独立研究的结果进行系统的、定量的综合性分析。通过Meta分析，可避免不同研究资料带来的偏倚，更精确地评估各种健康产出指标，帮助决策者做出合理的判断。通过Meta分析，可综合相同研究设计但样本量较小的系统的PE评价报告。运用Meta分析工具确定治疗方案，Garg和Yusuf运用了此方法，结合几个样本量较小的PE研究资料，重新评估了两种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抑制剂在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方面的临床疗效和经济价值，通过Meta分析图表，可以显著反映抑制剂A和B在临床疗效和消耗成本方面的不同，最终遴选出了针对不同患者类型的适用药物。此外，利用Meta分析中的发表偏倚，可以判断所得文献是否过分强调了阳性结果，并隐瞒了部分或所有的阴性结果。目前发表偏倚的结果多以漏斗图来表现，分析方法简单，可视化结果利于观察者做出结论。但也有人认为该方法主观性较强，不同观察者在查看漏斗图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鉴于此，人们提出了更科学的统计学方法来检验发表偏倚。目前应用最多的是Eggers检验，用来判定小样本研究的临床效果是否有更大的效用量，即是否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临床产出。其他检验方法，如Beggs检验和Macaskills检验也陆续被开发应用于分析发表偏倚，但目前尚未有学术研究阐明各检验方法的适用范围。

2.2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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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令人关注的焦点，成为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为2.57：1，1983年一度缩小到1.7:1，而后的十几年间，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2.8∶1经济学论文，2007年则达到3.33∶1。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仅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也使城市和农村形成强烈反差，构成了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最终会阻碍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因此，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中，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诠释，但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资源性原因（吴敬琏、温铁军、李朝林等），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源于农民增收困难，而制约农民增收的根本矛盾是人地关系矛盾，即大量的农民劳动力与稀缺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论文开题报告范例。二是制度性原因（陈锡文、易秋霖、吴光炳、李伯霞等），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偏向的政策造成的，他们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村财政和税收制度分析了制度的不合理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三是市场性原因（于凤芹、彭腾等），认为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完善、农业信息渠道不通畅、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以及农业投资过少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四是观念性原因（吴碧君、于凤芹等），认为整体上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科技素质低，直接影响了科学种田经济学论文，也不利于寻找其他就业机会，导致农民整体收入增加困难，因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这些结论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现象，但是，城乡收入分配研究无论是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上，还是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上，还存在一些不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描述和预测缺乏系统、科学的指标体系；没有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有充分地理解；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传导机制并不十分清楚等。本文利用1980～2007年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作实证分析。

二、城乡收入差距模型分析

（一）测度指标

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但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发展类因素；二是二元化类因素。发展类因素主要包括物价水平、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经济实力、投资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和外商投资情况等方面的指标。二元化类因素则主要包括城镇化水平、农村工业化水平、财政支出结构、城乡投资对比、农业贸易条件以及惠农政策等方面的指标。经过比较、甄选，结合指标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原则，最终选取15个统计指标作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体系（表1）。

表1 城乡收入差距测度指标体系

 

影响因素

主要指标及代表符号

主要指标解释

发展因素

CPI

反映物价水平

人均GDP

反映经济发展总体水平

一产占GDP比重

二产占GFP比重

三产占GDP比重

财政总收入

反映经济实力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反映投资发展水平

进出口占GDP比重

反映外贸依存度

实际使用外资额

反映外商投资情况

二元化影响因素

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反映城镇化水平

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农村人口比重

反映农村工业化水平

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反映财政支出结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城乡比

反映城乡投资

工农商品综合比价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