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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性、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 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
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成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曰:“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们高兴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骗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是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郭洪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关键词:儒家思想 医德 教育
中图分类号:R1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7484(2011)04-0011-03
推动医学进步和发展的,不仅仅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更需要医务工作者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需要不懈的努力,不断的探索。希波克拉底誓言、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体现的就是这种医德。医学的进步,发展和创新,个人认为依靠的就是医德。
何为医德?医德,即医务人员的从业道德,它贯穿医疗卫生部门的各级各类医务人员的职业活动中。因此从事医务工作的所有人员均应接受这方面教育,而不仅仅是指临床医生。国际卫生组织(WHO)和学会都制定有相关的文件和宣言,作为各类医务人员的行为规范。我国政府一九八八年也制定颁发了《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作为全国医务工作者的行为准则。
作为未来医药事业的继承者和接班人,在培养出精湛医技的医学生的同时,更需要注重培养医学生的医德。高等医学院校的医学生是国家未来的高级医务人才,在校期间就必须全面系统的了解医德知识,培养其良好的修养,这样将来才能称得上合格的“产品”。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在外界物质及利益的熏陶下,许多社会人士甚至医学生被这种社会环境所感染,在唯科学主义倾向思潮的影响下,置医德于不顾,医学生医德状况凸显我国医德教育所面临的困境。
目前医学院校虽然加强了德育的课程,但仍没有放在主要的地位,学校没有重视德育,尤其是医德教育在医学中的重要作用,仅把医德方面教育作为一门课程,而不是培养医学生的一种系统教育工程,往往年级越高,理论教育越缺乏。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自古就有关于医德的阐述,比如“医乃仁术”、“人命之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医学里就包含着医德的精髓。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主干,他代表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对医德影响是深远的。
在儒家伦理中心的思想体系中,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构成了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孔子所设想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圣人”是最高的理想人格,“君子”次之。在孔子看来,能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人就是圣人。中国古代儒家一直十分重视理想人格的设计,强调对个体完善人格的追求。对于个体完善人格的追求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临事不惧,不计成败得失,不问安危荣辱,具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崇高的道德理想。
儒家思想体系中所蕴涵的外在道德规范与内在的心理欲求统一的思想对于现实的德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道德教育本质上是个体人格和品德的建构过程,是个体的内在需要与社会道德原则的对话过程。
笔者认为,儒家思想对于医学生的医德教育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1 儒家的“仁”学思想对于医德教育的主导价值作用。
儒家认为,心为“仁义之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人皆有之”的“四心”:“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这里讲的人心,指人之“良心”或“本心”。 “良心”,是因为它代表着善,集中体现了作为人世之普遍道德标准的仁义礼智四德。 “本心”,是因为它是人所固有:“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医务工作者对病人要具有仁爱之心,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看到病人的痛苦,看到病人家属的忧虑,就会动恻隐之心,正如孟子所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同情之心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为了迎合谁,而是发自内心的“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就产生要尽力救治的冲动。有此仁爱之心其医术方能称之为仁术。同时,培养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情怀是医德建设的根本宗旨,这就要求医务工作者在医务工作中,同情和尊重患者,做到儒家所提倡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孔子多次以“爱人”说明“仁”的内涵,如“仁者爱人”,“节用而爱人”等等,都是“仁”所代表和体现的博爱精神,是儒家伦理的根本核心。医学生是未来社会上的医务工作者,对于培养医学生的“仁”,儒家思想具有很好的主导价值作用。因此,儒家“仁”学思想对于培养医学生医德具有巨大的指导价值。
2 儒家思想的“诚”、“信”对于医学生医德教育的借鉴作用。
儒家认为诚信为行为之本,强调做人做事要重“诚”守“信”。“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 。医务工作者面临的是活生生的生命体,面对这些生命体,在科学面前,我们必须以诚相待,以信相守。诚实守信是当今医务工作者不可缺少且尤为重要的品格。在医疗社会关系中,作为患者一方由于处于一种相对弱者的地位,更由于病患在身,往往对医师寄以极大的期望,这种期望是超乎理性的,具有强烈的“情”的色彩。在患者就医过程中,总会对医护人员产生信赖感、亲近感。如果医务工作者除高超医术之外,还具有认真敬业的精神,善良宽容的心态,向患者及其家属真实地陈述患者的病情,适当检查,对症下药,医院合理收费,争取让病人以最少的代价治好疾病。拥有这样诚实守信的品质,将更加吸引和影响病人,有利于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而且最终有利于促进医学事业的发展。正如《中庸》所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医学生培养最基本的“诚”、“信”,这不仅是提高医德素质的要求,更是一种个人综合魅力的升华。“言忠信,行笃敬”,这样才能做得“君子坦荡荡”。
3 儒家思想中的“利”、“义”观对医学生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论语•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以上这些基本观点表明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主张是“以义制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行为带有一定的盈利性质,办医的目的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医师也变为一种谋生的职业。这与儒家的思想并不冲突,儒家并不反对“利”,而是反对非“义”之“利”。儒家讲“义以生利”、“因义成利”、“以义驭利”。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下的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弘扬正确的义利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医德建设所面临的严峻考验。这就要求广大医务人员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当医学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发生矛盾时,坚持医学人道主义第一的原则;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舍小家而顾大家,舍小利而重大义。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是医生的工作目标,爱护患者的生命,关心患者的幸福,尊重患者的人格,保护患者的权利,实行医学人道主义,又是医务人员的行为准则。医生要千方百计为患者解除病痛,按照患者的健康需要为他们服务,不论其身份高低或金钱报酬多寡,一视同仁。对那些贫困的人,更应当给予特别的关照。正如唐孙思邈所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这既是医德建设的基本要求,也与中国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一致。
如何把握正确的利益观,如何面对社会上形形的利益诱惑?早在几千年前的孔子就提出了见解。《论语•尧日》中提倡的“欲而不贪”,简单、直白地道出了道德把握尺度和检验标准。正如清代费伯雄所说:“欲救人而学医则可, 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
4 儒家思想的“吾日三省吾身”对于医学生的自律作用
大学教育有必要补上“自省、自律”这一重要道德升华过程。强化大学生的“内省”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应该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儒家文化中深刻的自省、自律意识教育,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认识自我、激励自我、控制自我的自我教育、自我评价、自我管理能力。大学教育不仅要重视知识的传授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更重要的还有行为习惯的养成和道德品质的加强。如果在大学教育中增添传统儒家思想的人文内涵,让大学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处处浸润在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文化思想的交织杂糅中,那么未来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一定会出现令人欣喜的局面。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趋向是儒家思想,它贯穿着中国的整个思想发展史。儒家的伦理思想影响甚至决定了所有的方面,儒家思想浸润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烙印。作为医学在中国是中医也不例外,中医本身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儒与医基本上是不分家的,很多医生就直接被直呼为儒医。我国的传统医德更是建构在儒家伦理思想基础之上的。基于现代医学所走入的困境,我认为利用儒家的部分思想,对于建设医学生医德价值框架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陈利民.论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M].《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26).
(1)认为《易传》与思孟学派有关,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这一观点认为,《易传》非一人一时之作,其各篇章之间亦有先后早晚之分,但从《易传》内容的思想倾向看,《易传》的创作年代在思孟学派的形成和兴盛时期,其为思孟时期的作品则是可以肯定的。(2)认为《易传》与荀学有关,成书时间在荀子之后甚或更晚。如郭沫若先生说:“两者(指《荀子·大略》和《彖下传》)之相类似是很明显的。……《易传》显明地是把荀子的话更展开了。它把他的见解由君臣父子的人伦问题扩展到了天地万物的宇宙观上去了”,“《系辞传》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也明明受了荀子的影响,从思想系统上可以见到它们的关系。”13李泽厚先生也说:“《易传》讲了许多人类历史和宇宙事物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从整体上说,它更近于荀而不近于孟”,14“(《易传》的思想)就总体实质言,……与荀子无神论思想接近。《易传》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与荀子神道设想的思想便完全一致。”15(3)《易传》属于道家学派的作品。陈鼓应先生通过对马王堆出土帛书《黄帝四经》、帛书《系辞》与易传的比较研究,通过老庄思想与易传的比较研究,通过稷下道家、黄老学派与易传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易传》属于道家学派作品的观点,打破了千百年来学术界形成的传统看法。16
以上所列《易传》成书时代、学派归属等问题自唐宋以来至今已经争论了一千多年,尽管20世纪以来已经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易经》、《易传》,学者们通过比较研究,否定了一些传统的观点,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可以说,在更新更多更有价值的史料文献发现之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还将长期进行下去。笔者在此只是依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得出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易传》各个篇章的写作年代有早有晚当无争议,其基本部分约成书于战国中后期或秦汉之际,也就是说,其中,《系辞》、《说卦》的基本内容约形成于战国中后期,而《彖》、《象》、《文言》、《序卦》、《杂卦》等可能是秦汉之际或汉初的作品,是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观,在大量吸收和借鉴道家思想及阴阳家思想的基础上,把它们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纳入儒家思想的体系中去,以建构儒家形而上本体思想体系为目的的儒家思想学说,从而达到为儒家思想寻求一种形而上的本体论依据。
《易传》吸收和借鉴了道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观点,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在更高的层次上建构了儒家的天道观17和人道观。
自殷商以来,对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到战国末期,经过荀子对天所做的自然性回归,思想家们已经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如何寻求天道之规律以更好地为人类自身服务这一轨道上来。
关键词:儒家思想;价值伦理;“爱”;人道主义;福利思想
一、儒家的“仁爱”思想与社会工作“爱”的价值伦理
1、儒家的“仁爱”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孔子的仁爱思想。孔子曰“仁者,爱人”。对于“爱人”的要求,孔子指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实际上,孔子的仁爱思想是一种爱有差等的思想。他提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思想,主张他的“仁爱”是由近及远、由己推人的一种爱,他的“爱”是有着“差序格局”的。正是这种思想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2、西方的“博爱”思想
西方的社会工作也主张“博爱”的思想。“博爱”(来源于基督教),简而言之,就是对全人类普遍的爱,是一种博大的爱。基督教的“博爱”包括着两层含义:
(1)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平等是博爱思想的基础。人人平等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同等的以博爱之心对待别人。
(2)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原罪观念要求人们通过“博爱”的方式来赎罪,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3、中西社会工作“爱”的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
(1)在根本的人性善恶的观念上,儒家的“仁爱”推崇的是“人性本善论”,每个人都有能力来通过自身的修行来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并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状态[2]。所以,儒家的“仁爱”是自我修炼的方式和对自己的要求;而西方的“博爱”则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人性本恶论”的基础上的,“博爱”仅是人类赎罪的工具而已。
(2)儒家的“仁爱”在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差序格局的爱,是逐渐推进的由近及远的带有鲜明层次的爱,越远的层次爱的力量就越弱;而西方的“博爱”思想则认为“爱”是能够超越身份地位和国界的,全世界的人都应该通过博爱使自己进入天堂。
(3)儒家“仁爱”的实现,首先要求个人的自我修炼,一个人只有自己在品德上达到“仁者”的标准,才能更好地去爱人;而西方的“博爱”的实现要求人们在生活中主动去爱别人、帮助别人。
二、儒家的人道主义社会工作人道主义的价值伦理
1、儒家的人道主义思想
儒家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中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儒家人道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仁爱”思想和“孝道”思想中。
儒家的“仁爱”思想,主张将一切人都视为人来看,孔子一方面提出了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权利的观念,主张统治者“富民”、“教民”;另一方面又主张“仁者”,强调的不是个性自由、个性解放,而是压抑、忍让、服从,是要节制自己,遵从社会规范1,如非礼勿视、勿言勿动等。
2、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
西方的“人道主义是善待一切人的思想体系;人道主义是使人成为人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的根本观点是,认为人本身乃最高的价值或尊严”[3]。人道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提倡以人为中心,反对天主教会的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它是人类追求真、善、美,发扬人性,把人的价值、尊严、权利、自由和发展放在首位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
人道主义思想告诉社会工作应该怎样看待一个人,在对待人方面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1)应该尊重每一个人并且平等对待每一个人;(2)应该秉持自由的理念;(3)要博爱;(4)奉行人有自我改变的能力,要求助人自助。[5]
3、中西社会工作人道主义思想的区别:
(1)儒家的人道主义中关于个人的尊严、权利等的要求是统治者给予人民的权利,是上层给予下层的一种福利;而西方的人道主义认为人对于自由、权利、尊严、价值等的要求是“天赋人权”,是自然存在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
(2)儒家的人道主义认为,君主是整个国家的主体,人民都是君主的附属,是为了君主而存在的;西方的人道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国家只是人民选举出来为人民服务的一个组织。
(3)儒家的人道主义对人的自由和价值的相关论述缺乏,并且其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上的,在此基础上的人才有相关的权利;西方的人道主义提出了人的自由、权利和价值等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儒家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社会工作福利思想的价值伦理
1、儒家的社会福利思想
孔子在《礼运・大同篇》中提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大同理想所追求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工作的目标是极为吻合的,这是孔子的福利思想。孟子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主张政府应该先救助弱势群体。同时,提出应该“制民之产”,顺应时节,使人民富足,还提出人与人之间应“出入相友,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来达到“百姓亲睦”的局面。[6]
2、西方的社会福利思想
西方的社会福利是随着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早期的社会工作主要做的是救社会福利的工作,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大量失业人员出现,社会问题开始频发,人们意识到个人的、零散的救助已经满足不了这个社会的要求到19世纪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每个社会成员都由可能沦为社会的弱者。
3.中西方社会工作福利思想的差别在于:
(1)在中国,最低层次的社会福利一般是由家族来完成的,政府组织的社会福利也是以救助型为主,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统治秩序;西方社会注重个人主义的理念,秉持契约的思想,认为政府和公民是有契约的,政府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权利和享受生活的权利,政府是公民的服务机构。
(2)中国目前的社会福利的实现方式,基本上是通过个人或国家的方式,组织的作用没能发挥很大的效果,这是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遇到的问题;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是通过国家和组织或个人这三种方式来完成的。
参考文献:
[1] 刘强.论语[M].蓝天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