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卫工人的感想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环卫工人的感想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二． 活动宗旨

体验来自社会最底层家庭的生存状况，了解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底层的开展情况，感受当代社会贫富差距的现状，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实践，锻炼当代大学生的吃苦耐劳品格，响应《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参与社会实践过程中重点在海洋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方面为“十二五”目标和任务的达成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三． 活动名称：我的世界与你不同

四． 活动主题

体验社会底层工作，以他们的视野看世界，寻求解决这种贫富差距的有效措施

五． 活动时间：xx年6月中旬

持续时间约两周

六． 活动地点：杭州市

七． 活动准备

1.团队组建

确定团队成员，组名，口号，明确分工与各自职责，具体如下：

团队成员：杜某，陈某，柳某，施某

组名：mvp(most valuable practice)小组

分工：

团队总负责人：杜某

组织策划部：柳某杜某

宣传联络组：陈某施某

财务保障组：陈某杜某

后 勤 组：施某柳某

小组成员定期商讨计划，提出建议。

2．合作准备

与合作部门（即所需体验身份单位所在地：如环卫工人所在环卫所，家政服务人员所在家政服务公司，擦鞋匠个体，废品收购站）取得联系获取支持，同时与部分媒体取得沟通。

3．宣传准备

（1）建立了博客“体验你我世界的不同”，主要更新一些已收集到的图文资料。关于团队的后续推广计划，团队管理相关制度以及实践结果团队感想会相应更新于博客中。

（2）通过人人小组活动的前期准备，工作过程及成果展示

4．前期调研

团队成员利用空余时间，调查问卷，了解社会大众以及在校大学生对于社会底层职业的看法，改善底层人民生活状况的建议以及感想。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为活动的具体展开积累前期经验。

八． 活动安排

1．6月19日晚，于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召开小组会议，确定具体身份体验人员以及相应保障工作。

2．6月20日，联系浙江省西湖区留下镇环卫所，确定具体工作安排及工作时间。

3．6月21日，由环卫工人体验者正式开始体验环卫工人的生活一天，并由宣传人员拍照录象。同时统筹人员联系相应家政服务公司确定第二项体验任务的工作安排及起始时间。

4．6月22日，家政服务体验者开工，并由宣传人员拍照录象，同时确定擦鞋匠的工作流程及时间方式。

5．6月23日，擦鞋匠体验者开工，并由宣传人员拍照录象。同时联系废品收购站工作人员，确定下一环节具体事宜。

6．6月24日，废品收购站体验者开工，并由宣传人员拍照录象。

7．以上任务体验结束后均需在博客和人人上相应更新并总结

8．活动后期，整理相应的文字、图片等材料发到各大媒体展示（计划），在校内以、校园网、人人等形式广泛宣传。

九．经费预算

款项

数量

单价

总价（元）

调查问卷

擦鞋匠工具租赁

食宿车费

宣传单

照片打印

篇2

[中图分类号] R737.3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5）16-0050-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effect of synchronous families cognitive intervention on mental，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in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Selected 60 cases with cervical cancer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three groups， each of 20 cases. Group 1 was nursed by routine care， group 2 was nursed by cognitive intervention only for patients， and group 3 was nursed by cognitive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and familie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urveyed by SAS， SDS and C type behaviors scale.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SAS and SDS of group 3 were lower than group 2， and group 2 was lower than group 1， which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Key words] Families； Synchronous； Cognitive intervention； Cervical cancer； Mental；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宫颈癌发病率在女性恶性肿瘤中仅次于乳腺癌及直肠癌，居第三位。随着筛查技术的发展，宫颈癌早期诊断率逐渐提高，也为临床上的根治提供了可能。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患者的心理情绪影响其对治疗的依从性及预后，而癌症患者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1]。癌症本身及其治疗对患者来说均为负性生活事件，导致患者出现不良的心理应激，影响患者的预后。患者家属在患者的治疗、康复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其本身也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问题，这也会进一步加重患者的负性情绪[2]。因此在对患者进行认知干预的同时也应注意对家属的认知干预。本研究分别比较患者及家属同步认知干预、仅对患者进行认识干预以及常规护理对宫颈癌围手术期患者心理、行为特征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1月～2014年6月在我院手术治疗的宫颈癌患者60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临床确诊为宫颈癌Ⅰ期、Ⅱ期的患者；②无药物依赖史及酒精依赖史；③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理解能力正常；④意识清晰，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⑤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订知情同意书；⑥纳入的家属干预对象年龄>18岁，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理解能力正常，意识清晰，能够表达自己意愿。排除标准：患者合并其他严重疾病，精神病史，严重认知障碍，视听障碍；家属有精神病史、认知障碍者。另外，排除在研究过程中因各种原因未能完成研究的患者及家属。60例患者随机分为3组各20例。第1组采用常规护理，第2组仅对患者进行认知干预，第3组同时对患者及家属进行认知干预。三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1.2 干预方法

1.2.1 各组干预方法 第1组入院后至出院均仅给予宫颈癌手术的常规护理。第2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发放《宫颈癌患者健康教育手册》，给予认知干预。第3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患者发放《宫颈癌患者健康教育手册》，同时给家属发放《宫颈癌家属健康教育手册》，进行同步认知干预。宫颈癌患者健康教育手册根据宫颈癌相关知识、高危因素、患者自我护理、自我心理调整、治疗方法、预后等情况采用简洁易懂的语言编写。宫颈癌家属健康教育手册根据宫颈癌相关知识、治疗方法、预后、如何护理患者、如何协助患者配合治疗、如何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如何自我心理调整等采用简洁易懂的语言进行编写。

1.2.2 认知干预内容 认知干预模式主要是重建认知、应付心理、解决问题。重建认知的方法是通过识别、分析，从而改变患者的错误认知及信念，重建积极的认知模式。通常是先通过交流了解患者情况，然后评估、识别、检验患者存在的不良认知以及消极的思维和信念，帮助患者重建积极的认知，改变患者的情绪及行为。患者入院后，与患者进行面对面交流，了解患者的病情，评估患者存在的负性情绪和不良认知，检验患者的负性情绪以及不良认知，并帮助患者建立新的认知，树立积极的心态。患者入院后每天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床边交流。内容主要是了解患者和家属出现的不良情绪问题，针对可能的原因给予相应的心理疏导和支持，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认知。鼓励患者倾诉内心的不安和痛苦，帮助患者寻找合适的宣泄途径，并积极应对。鼓励患者之间、患者与家属之间进行交流，并为这些交流提供条件，进行团体干预。第2组和第3组每周组织患者学习《宫颈癌患者健康教育手册》内容，第3组每周组织患者家属学习《宫颈癌家属健康教育手册》。让患者及家属了解宫颈癌相关知识、手术基本情况、术后护理配合及出院后的指导等，帮助患者及家属获得正确的认知，指导患者及家属积极应对负性情绪，培养患者及家属树立乐观的心态。

1.3评价方法

患者入院时采用自制的一般资料问卷对患者的人口学资料进行调查，包括年龄、家庭住址、文化程度、婚姻、家庭收入等，并搜集疾病治疗的相关资料，包括病理类型、分期、手术方法。入院时及出院时采用焦虑自评量表[3]、抑郁自评量表[4]、C型行为量表[5]对患者的焦虑、抑郁以及行为特征进行调查。焦虑自评量表共2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分数越高则患者焦虑情况越严重，正常：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及方差分析，P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三组焦虑情况比较

干预后，第3组患者焦虑评分显著低于第2组，第2组显著低于第1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干预前后三组抑郁情况比较

干预后，第3组患者抑郁评分显著低于第2组，第2组显著低于第1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干预前后患者C型行为各维度评价比较

干预后，第2组患者焦虑维度、抑郁维度得分显著低于第1组，第3组显著低于第2组（P

3讨论

宫颈癌是女性高发恶性肿瘤，死亡率位第三位。目前宫颈癌的发病具有年轻化的趋势，随着筛查技术的发展，早期确诊的患者也逐渐增加，为手术治疗提供了可能，因此手术比例增加。宫颈癌以及手术对女性患者均为严重的负性生活事件。癌症威胁到患者的生命，而手术治疗影响女性的性特征及性生活，对于未生育的女性，甚至丧失生育能力，患者容易产生负性情绪，影响患者的治疗。目前社会对宫颈癌的认知不全面，来自社会、家庭的压力更容易使患者产生悲观的情绪。围手术期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是突出的心理问题，尤其是术前。研究显示，术前的心理疏导能够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6，7]。术后患者疼痛、并发症的发生也会增加患者的心理负担，并且手术使患者失去女性生殖器官，容易产生自卑、悲观的情绪，患者还会提前导致绝经，均会增加患者的焦虑等情绪[8]。家庭成员罹患癌症对家属来说也是严重的不良生活事件，加上经济压力，同时还要照顾患者，均增加家属的精神压力[9，10]。而家属的负性情绪并不能表露，长期压抑，甚至会将情绪发泄在患者身上，也会影响患者情绪，不利于顺利治疗。

C型行为模式是癌症易感特征，主要特征为童年时形成压抑、内心痛苦不向外表达、克制的性格，行为特征表现为不自信、过分忍耐、过分合作、害怕面对矛盾、愤怒不向外发泄、屈服于外界的权势压抑自己等焦虑、抑郁情绪。C型行为容易焦虑、压抑、愤怒，这些情绪通过刺激下丘脑激活交感神经，抑制副交感神经，儿茶酚胺释放增加，作用于免疫细胞，降低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吞噬细胞、NK细胞等数量以及功能；这些情绪还会增加患者肾上腺皮质急速分泌，引起中枢及外周相应的反应，降低患者免疫力，收缩内脏血管，影响代谢功能[11，12]。

认知干预是6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其理论基础是认为认知过程影响到人的情绪以及行为，是一种定式的、短期的、有结构性的、针对目前心理的治疗方法。认知是认识过程、认识活动，包括思维、想象、信念以及信念体系[13，14]。不同的认知产生的情绪不同，对人的行为也具有不同的影响。认知理论认为错误的认知和想法会影响到患者的情绪以及行为，通过评价及矫正患者的错误认知，改变其认知过程，可以改善患者的情绪以及行为。在认知干预过程中，常见的干预技术及心理辅导是重建认知、应付心理、解决问题[15-17]。重建认知的方法是通过识别、分析，从而改变患者的错误认知及信念，重建积极的认知模式。通常是先通过交流了解患者情况，然后评估、识别、检验患者存在的不良认知以及消极的思维和信念，帮助患者重建积极的认知，改变患者的情绪及行为。

本次研究将认知干预方法应用于宫颈癌症患者及家属的干预过程中。给第2组和第3组患者发放《宫颈癌患者健康教育手册》，给第3组家属发放《宫颈癌家属健康教育手册》。研究者每周组织患者、家属对健康教育手册内容进行详解、分析、答疑，使患者及家属对宫颈癌以及宫颈癌的治疗、预后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为重建患者认知提供理论基础。入院后通过一对一的面谈，了解患者、家属存在的心理问题，评估患者、家属的不良认知，帮助家属、患者建立正确的认知，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改善患者的行为特征，分别对患者焦虑、抑郁、C型行为特征进行评价。干预后，第3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显著低于第2组，第2组显著低于第1组，说明干预后，有效缓解了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尤其是家属同步认知干预的第3组，改善更显著。研究显示C型行为特征是癌症的易患因素。干预后，第3组患者C型行为有了显著的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维度得分显著下降，乐观维度、社会支持维度均有显著的改善。

综上所述，家属同步认知干预能够显著改善宫颈癌手术治疗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改善患者的行为特征，有利于患者的预后。

[参考文献]

[1] 王晓梅. 癌症患者的心理护理及其健康教育[J]. 中国医药指南，2014，12（26）：328-329.

[2] 赖银清. 患者家属健康教育对晚期癌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 健康导报：医学版，2014，19（7）： 220.

[3] Zung WWK. A rating instrument for anxiety disorders[J]. Psychosomatics，1971，12（6）： 371-379.

[4] Zung WWK. 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J]. Arch Gen Psychiatry，1965，12：63-70.

[5] 岳文浩. C型行为模式[J]. 医学与哲学，1990，11（11）：13-15.

[6] 朱伯琴. 心理护理对宫颈癌手术患者配偶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J]. 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14，7（28）：120-121.

[7] 张意玲，夏晓清，张常乐. 宫颈癌手术患者不同时期心理状态的调查分析[J]. 护理与康复，2012，11（12）：1118-1120.

[8] 马迪，侯爱和，瞿舒培. 心灵关怀对宫颈癌患者配偶心理应激的影响[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3，19（12）：1390-1392.

[9] 徐文. 健康宣教对癌症患者家属心理压力和行为的影响[J]. 当代护士：学术版（中旬刊），2014，21（10）：132-133.

[10] 贾艳玲，黄俊波，谢灵英. 晚期癌症患者家属的病情告知态度探究[J]. 医学与哲学：临床决策论坛版，2014， 35（5）：47-48.

[11] 汪涛，亓小改，刘孜，等. 宫颈癌患者及家属C型行为研究[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4，23（29）：3245-3247.

[12] 张波，赵阳，郭丹. 妇科恶性肿瘤住院患者的C型行为模式特征分析[J]. 中国误诊学杂志，2011，11（3）：558.

[13] 张颖. 认知行为干预对恢复期住院流浪精神病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J]. 中国民康医学，2014，26（22）：117-118.

[14] 肖体友，张秀琼，冯咏梅. 认知行为干预对初产妇产后负面情绪及社会支持的影响[J]. 海南医学，2014，25（19）：2954-2956.

[15] 吴涛，刘蕾，吴波. 认知心理干预对改善垂体瘤患者内镜术后生存质量的应用效果评价[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4，30（15）：18-19.

篇3

要做好采访前的准备。著名作家、记者麦克道尔说过：“音乐家、科学家、作家、政治家以及其他有名望的人，往往都鄙视那些表现出对他们的活动和名声不甚了解的记者。”因为，任何学有专长的人都感到同一个对他的专业领域一无所知的人交谈是件索然寡味的事。”可见，要想深入地搞好采访，必须提前从侧面了解采访对象的工作、爱好及近期的有关活动，做好前期准备。掌握的材料越全面、越详细、越广泛，记者就越能掌握采访的主动权，就越能避免采访中说外行话，闹出不该出现的笑话。有了知识储备后，还必须精心拟写采访提纲。可根据掌握的材料和线索，大致定个题目。在这个中心之下，将设想需要提的问题一一罗列清楚，现场采访时再根据情况临时添加或更正。从而使采访有的放矢、从容不迫，有效地防止临时漫无边际的提问，避免出现既耽误了双方的时间，又没有采访到真实的语言的情况。

要营造轻松的现场采访气氛。多数被采访者面对话筒时都有些拘谨，有的甚至有所谓“晕话筒”的现象，就连一些颇具表达能力的作家、知名学者，甚至某些有相当地位的上层领导，一旦进入采访现场，反而没了风采，变得僵硬和笨拙。何况绝大多数被采访对象都是普通人，面对记者的提问，一般都会惶恐紧张。这种现场紧张感使其行为能力大大降低，阻碍了语言的正常表达。

因此，作为一个记者，要想采访到生活中原汁原味的真实语言，必须还采访对象以常态：一个生活中的自然状态人的环境，一个轻松的采访现场氛围。为营造这种氛围，一是记者要“形似”，即在服饰上要与现场的人和事物融为一体。记者穿着要入乡随俗，看时间、地点、事件性质以及采访对象而定。如大连电台全国百佳记者王永海在采访环卫工人时，换上工作服，爬上掏粪车，与掏粪工人一起边干边聊，采访到了环卫工人许多掏心窝子的话，使听众为之感动。二是记者要“神似”，即放弃自我，融入环境，时刻随着环境、任务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语言行为。始终围绕采访对象，揣摩其心态，决定自己的表达方式，修正采访形式，尽量缩短与采访对象的心理距离，使之尽快进入采访情景，从而获得其真实语言。

提问要具体，要有较强的针对性和逻辑性。在紧张的现场气氛和惶恐的状态下，是不可能采访到生活化的真实语言的。提问也是如此。如果问题不具体，没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较轻的逻辑性，也照样采访不到真实的语言。

篇4

中图分类号：F272.92；C9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2-0027-04

1引言

战略联盟同时面临着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的问题，这就引起联盟中合作与竞争之间的拉锯，从而把组织置于选择“背叛”或“合作”的“社会困境”[1]。Lind[2]提出公平感的启发特性能够帮助人们应对合作中的“社会困境”，提高合作的成功率。虽然现有研究已经揭示了组织在联盟中的公平感能够激发组织的合作行为，抑制非合作行为[3]，但是深入理解公平在联盟中的作用，还需要对不同情境因素下公平感作用的变化规律进行探究[4，5]，以回答以下问题：不同特征的组织，在不同的外部环境和不同的联盟关系特性下，会对不同类型的公平感做出如何的反应。

在对外部环境作用的研究中，现有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任务环境（即市场环境）下，公平感对联盟行为的影响，而对于制度环境的影响则很少研究。而为了获得持续竞争优势，保证长久的生存与发展，组织不仅要考虑由任务环境决定的效率，还应考虑由制度环境决定的合法性[6]。因此，本文选取同时面临高度市场与政府影响的我国医院联盟作为实证研究的背景，以承诺作为合作行为的代表，重点研究不同的任务环境和制度环境强度下，公平感与联盟合作行为之间关系的变化。

2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组织管理对公平的研究以描述性的方式研究人们主观上认为什么是对的，也就是研究公平感。在构成公平的多个维度中，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在联盟中最受重视。分配公平认为人们不仅关注个人所得多少，而且关注个人所得与他人所得相比较后的一种状态[7]，分配公平在联盟中的定义为相对于联盟伙伴各自的贡献、承诺和所承担的责任，伙伴之间把对合作成果的分享视为公平的程度[8]。程序公平认为人们对于最终的分配结果感到公平与否，会受到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是否有控制权的影响[2]，如果分配程序通过一定的原则增加了人们对过程的控制，就会提高人们的公平感。在联盟中，程序公平是指影响联盟各方收益与利益的联盟决策过程与程序被认为公平的程度[8]。

组织制度理论采用开放系统的组织观，认为组织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任务环境与制度环境。任务环境是指这样一种环境，组织在其中进行产品和服务的交换，并因为对工作过程有效地及高效地控制而获得回报[6]。在任务环境中组织需要考虑各种活动的经济性，努力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并在竞争压力下提高其效率和对环境的控制，才能取得成功。制度环境以各种规则和要求的详细描述为特征，制度环境强调服从所带来的生存价值和符合制度规则与规范所带来的合法性[9]，组织服从于制度环境给组织带来的优势包括：提高稳定性、合法性、社会支持和声望[6]。但是组织与制度环境的关系会约束组织运行自身核心任务的自由，组织服从于国家的规则与制度实际上构成了对组织当前活动的“政府干预”[9]。

2.1联盟公平与联盟承诺

承诺是指组织愿意维持一个稳定的联盟关系，并且期望这一关系持续到未来的程度[10]。前人的研究已经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发现了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对联盟承诺的正向影响作用[7，10]。分配公平能够提高组织对联盟的承诺是因为：当合作伙伴认为在联盟中的努力得到了公平的回报，将会增加其对现有合作的满意度，进而增加对联盟的承诺。程序公平能够提高组织对联盟的承诺是因为：公平的程序使组织能够对联盟运作过程进行控制，以保障自身利益；同时公平的程序也表明了联盟伙伴间对相互价值的认可及重视，会增加组织之间的依恋。基于这些论述，本文也认为组织在联盟中的公平感正向影响它们的联盟承诺。

2.2任务环境的调节作用

当战略联盟的形成更多地受到任务环境的驱动时，组织的联盟行为将主要受到任务环境特征的影响。任务环境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确定性[11]，对于联盟来说，不仅面临着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同时也面临着内部的不确定性，也就是绩效风险和关系风险[12]。在这两种风险存在的情况下，组织在联盟中的决策就面临着合作亦或不合作的“社会困境”。也就是说，只有采取合作行为，联盟才有可能最小化绩效风险的影响，创造更多价值；但是采取合作行为也因关系风险而存在被合作伙伴利用和盘剥的可能，即使联盟总体上获得了良好的绩效，自身也未必能够获得与投入相匹配的回报。

而公平启发理论认为[2]，公平作为一种启发工具是人们应对合作中“社会困境”的一种重要方法。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综合而形成的总体公平判断会引导和规制人们在合作中的投资和参与行为，以便这些行为与他们的公平体验相一致。当人们认为自己在合作中得到公平的对待时，他们就会合作性地回应对方的需求和要求；而当人们认为自己在合作中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他们回应合作方需求的决策就会转向短期的自利导向。

由于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的不同特点，在面对来自任务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时，其在公平判断形成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及对相关合作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首先，从先后顺序上来说，联盟合作中的过程信息一般总是发生在结果信息之前，也就是说合作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能产生回报，从而产生分配公平与否的问题，在此之前组织之间在合作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行为遵循程序公平准则的程度对组织公平判断的形成产生主要影响。其次，从稳定性上来说，由于任务环境中的绩效风险和关系风险，组织所接受到的结果和与其相关的分配公平一般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而程序及程序公平具有持续稳定的特质[2]。第三，从评价难易程度来看，程序公平涉及到合作伙伴具体的行为，在联盟双方日常交互过程中更容易被观察到，也更容易进行评价，而分配公平的评价则需要组织对联盟内部和外部变化的一些因素进行推测并进行假设[4]，其评价则困难的多。因此分配公平的确信程度要低于程序公平。第四，从可控性的角度来看，联盟结果不仅受到合作伙伴的影响，还受到组织自身及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只有程序公平可以直接归因于合作伙伴自身的控制。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当战略联盟受到任务环境的影响增大时，在应对联盟中的绩效风险和关系风险过程中，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由于发生的先后顺序、稳定性、评价的难易程度以及可控性的差异，使程序公平在总体公平判断的形成中更加重要，对组织合作中行为的影响也更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随着任务环境对联盟合作影响的增大，分配公平与联盟承诺之间的关系变弱。

H2：随着任务环境对联盟合作影响的增大，程序公平与联盟承诺之间的关系变强。

2.3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为了获得合法性，组织需要服从来自制度环境的要求。制度环境包括规制环境、规范环境、认知环境三种类型[13]。本文主要关注来自政府的规制环境及其引起的组织间合作行为的变化。规制环境发生作用的过程就是规制化的过程，规制化的过程是指组织与规制机构之间明显的交互过程[14]。规制机构对组织的命令或要求就形成了规制环境。

规制环境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对组织间的合作行为发生影响[[14]：强制机制和诱导机制。强制机制通过政府机构的命令或法律的形式来直接或者间接约束组织间的合作行为[14]。来自政府的规制在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过程中，通过强制性机制可能会使联盟一方的福利受损，而另一方的福利增加。而鉴于合法性的需求，组织一般都会服从来自政府的强制要求，这就会增加合作双方的“紧张”情绪，使组织在合作过程中更加挑剔，对公平感的敏感性也会更高。一方面组织会更加谨慎地评价合作中的投入产出比，并以此来指导自己在合作中的行为，因此分配公平对组织合作行为的影响会增强。另一方面，较高的规制环境影响实际上意味着对组织自治性的约束[15]，而程序公平，例如双向沟通、决策参与、解释等行为可以增加组织对合作过程的控制，不仅从实际上、而且从心理上弥补对组织自治性降低的影响，因此程序公平对组织合作行为的影响也会增强。

当规制机构认为不适合通过强制机制影响组织之间的合作时，他们可能会通过诱导机制来实现影响的目的。诱导机制通过向组织提供服从的激励来改变组织间的合作行为或方式[14]，例如通过在资助中伴随着相关要求，政府可以对组织的合作产生影响。诱导机制所伴随的激励投入在组织的合作中又产生出了新的公平问题。一方面对这些诱导资源如何在组织间进行分配，使组织对程序公平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合作行为受到程序公平影响的程度也在提升；另一方面这些诱导资源的分配结果提升了组织对分配公平的关注程度，也就使得分配公平对他们合作行为的影响程度在提升。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随着制度环境，特别是规制环境对组织间合作影响的增大，在强制机制或诱导机制的影响下，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对组织合作行为的影响都提高了。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随着制度环境对联盟合作影响的增大，分配公平与联盟承诺之间的关系变强。

H4：随着制度环境对联盟合作影响的增大，程序公平与联盟承诺之间的关系变强。

3研究方法

3.1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对山西、陕西、山东、河南4省医院之间合作关系进行的问卷调查。本文参考以往国内外的研究进行了问卷设计，并咨询了相关医院管理专家。在问卷初步设计完成之后，在陕西省选取了5家医院进行预调查，并依据预调研的结果对问卷进行了完善。在当地卫生局的协助下，派出调研小组前往医院当场进行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共调研250家医院，得到了216家的反馈问卷，问卷的总回收率为86.4%，其中190家提供的数据有效，有效率为87.9%。

3.2变量测量

分配公平、程序公平、承诺的测量使用李克特5点量表。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指标的设计改编自Kumar和Scheer[4]的量表，分配公平使用4个指标来测量，如“我们医院的收入与我们在与该医院合作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和投资相比较是公平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3。程序公平使用5个指标来测量，如“合作医院的政策和计划中认真考虑了我们的反对意见”，Cronbach α系数为0.89。承诺使用李垣等人[10]研究中使用的量表，用5个指标来测量，如“即使其他合作医院提供更好的交易条件，我们也不愿终止和该合作医院的关系”，Cronbach α系数为0.89。

任务环境和制度环境的测量也使用李克特5点量表，本文依据其定义进行了测量指标设计。任务环境的测量包括3个指标：由于业务发展需要，我院主动联系对方要求进行合作；由于医疗技术需要，我院主动联系对方要求进行合作；患者的要求对我院与该医院达成合作影响很大，Cronbach α系数为0.68。制度环境的测量包括3个指标：政府的正式文件要求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建立影响很大；政府口头指令或鼓励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建立影响很大；政府所创造条件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建立影响很大，Cronbach α系数为0.76。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医院规模、医院的等级、医院的位置、是否为医保定点医院、对联盟伙伴的信任。医院规模采用床位数的对数来衡量，医院等级和医院位置分别使用两个虚拟变量来衡量。医保定点医院采用一个虚拟变量来衡量。信任改编自江旭[16]对善意信任的量表，使用3个指标进行测量，Cronbach α系数为0.91。

对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承诺3个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因子载荷值都大于0.7，模型拟合指标：χ2=149.13，df=70，RMR=0.03，CFI=0.96，GFI=0.90，AGFI=0.85，表明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各变量的测量结构效度较高。

对任务环境和制度环境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形成两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而且各指标都较好地测量了其所对应的潜变量，除了“患者的要求对我院与该医院达成合作影响很大”这一指标的载荷值为0.55以外，其他指标的载荷值都大于0.7。因此，对任务环境和制度环境的测量也具有较高的效度。

4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的方法进行假设检验，在进行调节效应分析前首先对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然后计算变量交互的乘积。

表1中模型2显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都有利于提升组织在联盟中的承诺，他们与承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0（p

表1中的模型3用于检验任务环境和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如模型3所示，任务环境与分配公平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19，且p

同理，如模型3所示，制度环境与分配公平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20，且p

5讨论与结论

基于任务环境和制度环境的观点，本文重点研究了任务环境和制度环境下，公平感与联盟合作行为之间关系的变化，研究发现随着任务环境对联盟影响的增大，分配公平对联盟承诺的影响降低，而程序公平对联盟承诺的影响则在增强。随着制度环境，特别规制环境对联盟影响的增大，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对联盟承诺的影响都提高了。一方面，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组织会对不同类型的公平感做出如何反应这一问题。另一方面，本研究表明任务环境和制度环境对联盟运作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有力地弥补了当前研究中缺乏对任务环境和制度环境进行比较这一不足。同时本研究中任务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影响实际上对应了Oliver[15]所提到的自愿型合作与命令型合作，因此本文对理解自愿型合作和命令型合作的差异及作用机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组织的联盟管理实践来说，组织应当注意提升联盟中的分配公平感和程序公平感，以激发联盟伙伴的合作行为，保障联盟的成功运作。随着任务环境对合作影响的增强，程序公平在激发组织合作行为中的效用在递增，而分配公平在激发组织合作行为中的效用在递减，所以组织应当注重程序公平原则的运用，通过程序公平达成融洽的联盟合作关系，而不是太过注重通过利益调整促进联盟合作伙伴行为的变化。在制度环境下，特别是规制环境下，组织之间的合作面临着“政府干预”，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在激发组织合作行为中的效用都在递增。这也就表明，这时组织要同时注重联盟中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氛围的建立，而不能因为偏废某一种类型的公平，使合作过程中的努力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对制度环境的研究只反映了规制性制度一个维度，其他维度的影响还需进一步分析。其次，本文并未涉及到制度环境和任务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自医院行业，其结论的一般性还需要在其他行业进行验证。

参考文献：

[1]Mccarter M W， Mahoney J T， Northcraft G B. Testing the Waters： Using Collective Real Options to Manage the Social Dilemma of Strategic Allianc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6 （4）： 621-640.

[2]Lind E A. Fairness Heuristic Theory： Justice Judgments as Pivotal Cognitions in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A]. Greenberg J S， Cropanzano R. Advances in Organizational Justice[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2001. 56-88.

[3]史会斌，吴金希. 个人关系对联盟中组织公平感形成的影响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13， 232 （2）： 3-12.

[4]Kumar N， Scheer L K. The Effects of Supplier Fairness on Vulnerable Reseller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95， 32 （1）： 54-65.

[5]Narasimhan R， Narayanan S， Srinivasan R. An Investigation of Justice in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Performance Impact[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3， 31 （5）： 236–247.

[6]Oliver C.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and Task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The Canadian Construction Industr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1997， 34 （1）： 99-124.

[7]Liu Y， Huang Y， Luo Y， et al. How Does Justice Matter in Achieving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2， 30 （5）： 355-367.

[8]Luo Y. The Independent and Interactive Roles of Procedural， Distributive， 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in Strategic Allianc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 （3）： 644-664.

[9]Meyer J W， Rowan B.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83（2）： 340-363.

[10]李垣， 杨知评， 史会斌. 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影响联盟绩效的机理研究[J]. 管理学报， 2009（6）： 759-766.

[11]彭伟， 符正平. 联盟网络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知识资源获取的中介效应与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J]. 软科学， 2012（4）： 17-22.

[12]龙勇， 王炳杨. 基于产业角度对联盟风险以及联盟治理机制的研究[J]. 软科学， 2011（12）： 1-6.

[13]Scott W R. Approaching Adulthood： The Maturing of Institutional Theory[J]. Theory and Society， 2008， 37 （5）： 427-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