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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国际金融危机挑战
世纪的新技术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新时代。但时至今日,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远远地落后于这个时代,不能有效地为现实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服务。从人类思想发展的根基讲,当代人更应该看到的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否尽快复苏,提出了现实的挑战,更是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挑战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的研究
关键词:金融危机 现代服务业 机遇
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在我国、日本等一些国家,现代服务业的逆势上扬成为经济发展的一道曙光。现代服务业是指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的、主要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采用现代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具有产业技术含量高、人力资本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长性和带动性强、全球化和专业化趋势明显以及自然资源依赖度低、能耗低、污染排放低等特征。
我国现代服务业在金融危机中发展势头强劲
金融危机对我国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冲击。2008年三季度以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落。从2008年6月份的16%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的5.1%。同时,金融危机对我国传统服务业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据有关方面的调查,约60%的服务企业受到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其中主要是传统服务业。相反,我国现代服务业的许多行业,虽然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依然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呈现出受影响晚、抗跌性强、增速高等特征。
(一) 软件服务业迅猛发展
2008年我国软件服务业的收入为7573亿元,是2000年的12.7倍;软件出口142亿美元,是2000年的35倍。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软件产业的增长、增速有所放缓,软件出口有所下降。但软件行业仍然保持了29.8%的增速,是我国所有行业中增速最高的。中国企业家调a查系统组织实施的“2009一季度企业经营状况快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行业,接受调查的企业中,有45%的企业认为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这个比例在所有的行业中是最高的,而认为目前经营状况不佳只有10%,比例是所有行业中最低的。在“良好―不佳”的指标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2008年为41.5,2009年第一季度为3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软件服务业的确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营状况有所下滑,但依然是金融危机中发展最好的。
(二)生产业异军突起
金融危机使众多行业受到冲击,但介于二、三产业之间的生产业异军突起,成为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力保经济增长的活跃力量。以北京市为例,2008年北京市服务业同比增长11.7%,服务业在北京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到73.2%。其中信息服务业、批发与零售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研服务与地质勘查业等生产业分别增长16.8%、15.6%、23.9%、23.1%。生产业产业规模的扩张极大地带动了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成为拉动北京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上海生产业也呈现出受影响晚、回升快的特征。据统计,2008年上海生产业主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188.94亿元,同比增长14.3%;利润272.15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不但高于全市GDP增幅,也高于第三产业增幅和制造业增幅。2009年1至4月,上海重点生产业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918亿元。其中,工程建筑、管理、信息集成等总集成、总承包领域服务收入环比均大幅增长,特别是4月,环比增幅达60.7%。
(三)服务外包业逆势上扬
据商务部统计,我国服务外包业在金融危机中保持了较快增长,2008年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近47亿美元。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进一步扩大,2009年一季度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达到15.8亿美元,同比增长98.6%,新增就业岗位13.9万个。截至2009年5月,我国服务外包企业5533家,从业人员超过101.1万人。工信部数据也表明,2008年第三季度我国多数行业发展缓慢,而服务业逆势上扬同比增长75%,服务外包增长幅度更大。另据杭州市外经贸局统计,2007年杭州服务外包产业总产值为11273万美元,而2008年的总产值增加到了20342万美元,增长幅度高达80%。
(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
金融危机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机遇。2008年,我国网络游戏产业增长高达76%,动漫产业增长超过了40%。在金融危机对我国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冲击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我国网络游戏出口2008年三季度比二季度却增长了21%。据统计,2008年1至8月,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单位实现收入3354.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3%,高于去年同期增幅,高于全市第三产业增速2.1个百分点。杭州市2008年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579.86亿元,增长17.6%,高于全市GDP增速6.6个百分点,高于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速3.8个百分点。在杭州高新区,动漫游戏产业2008年增长率超过了20%。上海、深圳等地创意产业增长率也远高于同期GDP的增幅。
金融危机为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一)促进了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向我国的转移
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趋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这种转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了服务外包业务向我国的转移。国外很多企业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纷纷采取将非核心技术和业务外包的方式,降低成本和风险。我国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巨大的市场优势、丰富低廉的人力资源、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以及专业化的服务水平成为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有利因素。我国服务外包业在金融危机中的不俗表现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二是促进了外商投资向服务领域的聚集。2008年1至9月,我国服务业领域使用外资的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服务业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10537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15.7亿美元,增长了42.6%,占同期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数和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比重分别为50.7%和42.5%。这说明,虽然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在全球经济形势普遍低迷的情况下,我国依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地区,而且这种投资更多地流向了服务业领域。
(二)物流等行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将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为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从2009年1月14日到2月25日,我国陆续出台了汽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物流等10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随后又在9月26日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物流业和文化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振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将直接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在其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也对促进本行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给予了特别关注。如在《汽车行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和《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分别把发展“现代汽车服务业”和“现代制造服务业”作为主要任务;在《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把“软件和信息服务收入在电子信息产业中的比重从12%提高到15%”作为规划目标,并把“加快培育信息服务新模式新业态”作为主要任务;在《纺织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和《轻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都把“建设和完善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信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产品设计与开发、成果推广、产品检测、人才培训等服务”作为主要任务。这些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必将有力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三)加速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
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2008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长三角“努力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为长三角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08年9月初,上海及时出台审批、财税等系列改革政策,对金融、商业连锁、专业服务业、会展、现代物流、总部经济等给予支持,引导现代服务业发展。自2008年9月1日起,从事现代服务业的企业可享受按收入减支出的差额缴纳营业税的税收优惠政策。2008年9月27日,《浙江省服务业发展规划(2008-201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浙江省推进服务业发展工作机制》三个推进服务业发展的文件密集印发,提出到2012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7%,通过相关扶持措施,使服务业成为浙江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广东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做出了推动经济“腾笼换鸟”转型升级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根据新近出台的产业发展部署,广东将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形成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为核心、高新技术产业为引擎、优势传统产业为辅助、现代农业和基础产业为基础的主体产业系统,现代服务业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的重要选择。
(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加快转移将促进其现代服务业发展
金融危机加速了我国东海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同时也加速了沿海地区产业向我国中西部和东北的转移。上海市有关部门领导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表示,根据专家测算,到2010年,仅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需要转出的产业产值就将达到1.4万亿元左右。转移的产业主要以加工制造业为主,集中于纺织、服装、制鞋、塑料等轻工产品及机械制造、铁合金、化工等传统产业,以及对资源、能源依赖较强的产业。从产业转移的区域方向上看,已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合作体系,如福建省主要转向江西、湖南等地;江苏省主要转向苏北地区以及湖南、河南、江西、安徽;上海主要转向重庆、安徽;山东省主要转向本省的西部地区。目前,承接转移正在成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新的发展焦点。湖北、陕西、四川、湖南等地已将发展加工贸易作为对外开放、富民强省的重要战略举措。湖南、陕西等省也在积极研究指导意见、制定战略、安排部署。在东北地区,2008年9月,吉林省政府与深圳市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建设吉林-深圳产业合作示范区,深圳市多家企业进驻示范区。东部沿海地区加工制造业的加速转移将会有力拉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物流、研发、金融等生产业以及其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结论
虽然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也为我国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契机,积极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无疑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抓手之一。
当前,我国还存在一些制约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问题:一是服务业总体技术含量不高,劳动生产率较低,科技对服务业的贡献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服务业创新能力有待加强,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我国所提供的产品和信息服务基本处于产业链低端,经济效益很低;三是服务人才短缺,尤其是结构性短缺一直制约着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四是大多数服务企业,由于规模小、信用低以及缺乏足够的抵押品等原因,很难从银行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贷款;五是服务业规模偏小、品牌效应差。
我国要充分利用金融危机的有利时机,采取针对措施,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一是以发展生产业为抓手,努力提高现代服务业的科技含量和创新水平;二是以此次金融危机所形成的强大的市场需求为契机,首先在软件和服务外包相关专业,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并逐步扩展到其他现代服务业领域,最终形成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三是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契机,加快形成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融资模式;四是充分利用金融危机的有利时机,通过鼓励并支持现代服务企业开展以市场为中心、以产权为基础的多种多样的并购,鼓励现代服务企业开拓国际客户资源,进一步完善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软硬件环境等手段,提升我国现代服务业的规模和品牌。
一、世界金融危机的概念及爆发诱因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从表面上看,次级债问题是由美国低收入者的房贷所引发的。实质上,本次危机是源于刺激经济的目标下过度的信贷以及信用风险互换等衍生工具的滥用,使状况愈演愈烈终致危机恶化。而贯穿始终的问题是:无论是监管者、金融机构和个人都存在着忽视信贷风险管理的通病。金融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在追求业绩的利益驱使下,片面的追求业务规模和业务利润的快速增长,而忽视风险甚至无视风险。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与风险管控水平直线下降;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对金融衍生工具过分信任,认为一切风险可以通过工具创新转嫁给别人,忽视了衍生工具内在的风险,最终导致金融风险被成倍地放大。
商业银行作为专门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具有高负债性和高外部性的特点,这就使其不仅追逐收益性,也必须关注安全性和流动性。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银行又担负着“转型与发展”的双重使命,这必然使信贷风险不断积累。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信贷风险管理已不再是对风险的规避和对冲的博弈术,而是一种保值增值的差别化技能。 信用评级机构则在此中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甚至故意为投资银行提高其产品的信用等级,某种程度上对金融风险的扩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监管者的角度,由于长期的经济繁荣和市场繁荣,自由主义的理念在监管者的头脑中占据上风,放松管制、让金融更加自由化成为这一阶段监管者的核心价值观。比较而言,美联储对银行的监管是严格的。而恰恰次级债以及衍生产品均由美国证监会监管,作为长期监管股权资产的机构,对债权资产的利害关系肯定不如美联储,监管错位也可以看作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二、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可能面对的信贷风险及存在的问题
1.信用级别管理不严及住房贷款比例增大可能导致个人住房贷款者信用风险的集中爆发
由于信用体系的缺乏,我国商业银行在实际贷款发放过程中,无法得到借款人的信用保证。相对于美国的信用等级而言,我国的借款人甚至达不到次级信用级别。我国商业银行在审核个人住房贷款申请时,主要是通过申请者从单位开具的收入证明来审查其收入状况,导致资信较差的借款者可能凭借虚假证明从银行得到贷款,进入房贷市场。银行为了扩展业务规模,按揭成数都比较高,近几年仍然维持在70%左右,甚至是“零首付”。目前,随着国家对房地产业进一步进行法规及商业银行控制风险的要求,2005—2006年按揭成数下降到了60%左右,但是这个数值还是偏高,依然蕴含着很大的风险。
2. 抵(质)押物的评估价值相对较高且缺乏更新机制致使商业银行过度放贷
商业银行发放的大量贷款中,有部分贷款是抵(质)押贷款,其中有很多抵(质)押物的价值评估是在我国经济上行时进行的,那时的宏观经济背景还比较乐观,现在经济处于下行中,银行的抵(质)押物的价值已大幅缩水。而住房按揭贷款又被我国商业银行视为优质资产业务而大力发展。行业间的激烈竞争和巨大的利润空间又促使其不断降低办理条件,进而对贷款审查流于形式。许多银行还通过推出各种优惠业务刺激个人房贷消费,从而抢占市场份额。这种风险意识的缺失使银行业的风险正在不断累积。而且,商业银行对在建工程、未办理产权证件房屋作抵押的抵押物跟踪管理薄弱,没有建立动态更新机制,甚至会出现抵押的在建工程已经完工,还没有办理好后续抵押登记手续,使银行的抵押权“悬空”。
3. 信贷投放过于集中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房地产业促使风险加大
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房贷风险暴露期通常为3到5年,而我国房地产行业个人信贷业务是最近4年才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我国银行业已进入房贷风险初步显现的时期。基于房地产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它已成为宏观政策重点调控的行业。2006年以来,住房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借款者低估了潜在风险;同时,贷款机构风险控制意愿下降,使行业风险加大,最终导致从紧的货币政策出台。2007年连续加息导致住房开发成本高,同时也推高了贷款买房者的还贷成本。随着次级债危机影响下的经济下行,收入预期下降,还贷压力增大,个人住房贷款者可能选择提前还贷或断贷,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市场上借款人无力还款的情形。
三、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措施
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进行信贷风险管理,首先要明确信贷风险管理的目的不仅是保护资金的安全,而且还要提升构成银行经营模式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组合水平。信贷风险管理应遵循保本、稳健的原则,保护银行资产的安全,保证存量资产质量的稳定,这是银行生存的基础。对内生不确定性引致的风险,如银行由于内部的信息传导不及时、相关制度不完善而发生的操作失误、贷款抵(质)押物价值没有及时更新等,可通过加强控制程序和业务检查力度来实现。
1.严格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
商业银行必须使用内部控制的标准流程从严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严格检查每一笔房屋按揭贷款业务,信贷员必须要与贷款申请人见面,而且必须面对面地签订贷款合同。对于新收到的房屋按揭贷款申请,由信贷工作人员到单位核实收入证明,通过核实贷款者真实身份。
2.增强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流动性
从宏观层面看,2007年央行10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6次加息、每周发行定向票据,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回收了银行体系内相当数量的流动性。而在 金融 危机过程中,保持自身流动性成为银行渡过难关的重要手段。
3.加强金融创新监管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金融创新会给银行业带来双重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和交易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必须清醒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审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过程发现,即使美国在监管体系完善的市场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监管缺失,尤其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金融产品的复杂化导致了对其认识上的盲点和监管上的空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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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正逐步复苏,2010年第一季度利率、股票和外汇衍生品交易比前一季度增长了8%左右,达到555万亿美元。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出现了增长的态势。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经过早期的尝试及近年来快速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股指期货的推出,国债期货等更多金融衍生品将指日可待。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有效防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阐述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并透过金融危机分析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特征,进而针对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状况提出了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监控对策。
金融危机后对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的再认识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相关的企业特定风险(Firm-specific Risk)有五种:第一,市场风险,即衍生品价格发生不利变动而给市场参与者带来的价值损失风险。第二,信用风险,即交易对手违约对市场参与者造成损失的风险。第三,流动性风险,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市场流动的风险,即由于市场业务量不足,导致交易者无法获得市场价格,进行平仓;二是资金流动风险,即交易者流动资金不足,出现合约到期无法履行支付义务或无法按合约要求追加保证金。第四,操作风险,即由于技术问题(如计算机故障)、控制系统缺陷以及价格变动反映不及时等引致损失的风险。第五,法律风险,指合约内容在法律上有缺陷或无法履行的风险。
金融衍生品的上述风险具有复杂性、隐蔽性、传染性、表外性、集中性等特征。大部分金融衍生品结构比较复杂,不太成熟的投资者并不了解其中的风险,从而造成对风险的忽视。一些金融衍生品结构化层次过多,其中隐含的风险不仅交易者不明了,甚至发行者和监管者都很难明了其风险转移的复杂链条。金融衍生品交易涉及的参与者众多,而且和基础资产市场环环相连。一旦基础资产或衍生品的流动性出现问题,在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作用下,就会通过金融衍生链条迅速传染到整个金融交易市场,并影响实体经济。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表外化导致其风险的表外性,金融监管部门和评估机构对金融衍生品的风险很难进行准确评估。金融衍生品交易多集中于大型金融机构,风险的集中程度比较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因为经营金融衍生品交易而遭受损失的案例数不胜数。英国巴林银行倒闭,美国桔县在利率衍生品上损失了17亿美元,德国MGRM公司在一次石油衍生产品交易中损失将近15亿美元,日本大和银行账外买卖美国联邦债券造成11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从事衍生产品交易时造成了5.54亿美元巨额亏损。
金融衍生品交易不光对微观经济主体带来风险,从宏观来看,金融衍生品交易可能对一国金融体系带来金融风险,并可能酿成金融危机。这就是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系统性风险是由涉及整个金融活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造成的,它指的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由于金融衍生品在本质上是跨越国界的,系统性风险将更多地呈现出全球化特征。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极大渗透性,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增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衍生品交易打开了金融风险跨国传导的渠道。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开放性和全球性使国际性的大金融机构之间普遍建立起借贷关系网,信用链上个别机构的违约可能威胁到这些重量级机构的流动性,进而可能酿成全球性金融危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由于次贷违约率上升导致以次贷为基础的众多金融衍生品(如ABS、CDS、CDO)出现流动性问题,并导致拥有这些次贷衍生品的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并最终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充分彰显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上述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此外,它还进一步揭示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由于证券化层次过多、市场结构不完善、透明度不足、跨市场传染等引起的一系列风险问题。
资产证券化层次过多隐含巨大风险。金融衍生品是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但如果被滥用,将造成严重的后果。过度衍生的场外市场、资产证券化层次过多正是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次贷危机中,由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复杂性、表外性和透明度不高,市场对于风险严重估计不足。当基础资产和交易对手出现问题后,大量的信用风险沿着资产证券化的链条逐级传导,从而危机整个金融市场。
场外市场流动性不足,仅靠行业自律无法控制风险。金融衍生品交易包括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场外市场风险更大。场内市场是有组织的集中市场,监管环境严格,透明度较高,交易所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如保证金制度、涨停板制度、逐日盯市、中央清算、谨慎经营要求等大大降低了信用风险。而场外市场没有正式的组织结构,是个性化的、分散的市场,缺乏逐日盯市结算与中央担保方的机制,监管环境非常宽松,主要受市场机制约束,透明度不高。
这次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CDS完全在场外各机构间进行交易,没有中央清算系统,没有集中报价系统,交易信息完全不被监管者掌控。缺乏公开、透明的二级交易市场,导致了CDS产品的流动性很差。因此,一旦出现问题,这类产品便变得有价无市,如果抛售则导致其价值大幅度缩水,进而带动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大幅波动,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
金融危机爆发时,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主要依靠行业自律,包括行业协会与市场参与主体的风险内控两个层面,基本不受官方监管。美国1936年《商品交易所法》和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CFMA)将多项场外衍生品交易排除在监管范围之外,场外市场发展基本上是一个自治的市场。危机表明,仅靠行业自律无法有效控制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
市场透明度不够导致人们对风险认识不够。金融衍生品市场透明度不够导致市场参与者、监管部门和市场评级机构对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认识不足,防范意识不强,是此次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由于监管缺失,危机爆发前有关法律基本上没有要求产品的提供者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投资者无法真正了解衍生品的真正价值,他们眼里只有利益,而完全忽略风险。此外,现有会计准则无法为金融衍生品准确定价,评级机构也无法准确为金融衍生品准确评级。现有的会计和评级体系只能适应传统的股票和债券等证券产品,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和价值揭示不够。这样,有限的由资产负债表所揭示的信息根本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准确的。
金融衍生品风险具有很强的跨市场传染性。金融衍生品交易中涉及众多市场参与者,衍生品市场和现货市场也具有天然的关联性,这样,单个市场的风险可能迅速在各市场传递,并引发不同市场间同时产生风险。在此次危机中,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本身的规模与美国金融市场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但由于投资者预期迅速变化,导致市场瞬间由流动性过剩变为流动性缺乏,并引发恶性循环,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动荡。
金融危机后美国对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监管体系的改革
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和不足,反映了微观金融主体的逐利行为与金融体系稳定性之间的矛盾。2008年以来,西方各国纷纷开展金融监管体系的重建改革, G-20峰会围绕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重构形成了一些共识。2010年7月15日,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即《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是自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来最重要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以《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为标志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奠定了后危机时代美国金融监管的基石,将对美国金融市场和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体系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控制
联邦政府将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之上设立更高级别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该委员会主席由财政部部长担任,其他成员分别由负责监控和管理美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现有监管者组成。该委员会主要负责收集金融行业的各类监管信息,识别并监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协调各监管机构的关系,提高金融监管效率该委员会可根据金融企业的财务健康状况,强制企业重组、限制高管薪酬甚至拆分破产。
(二)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扩大美联储的监管权力
美联储被赋予更大的监管职责,成为“超级监管者”,是美国未来金融监管最主要的防线。美联储内部建立一个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将目前分散于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机构手中的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职权,统一集中到新成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避免政出多门而效果不彰以此解决此前存在的“系统性风险”。美联储将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确保高管薪酬制度不会导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美联储将提供纲领性指导而非制定具体规则,一旦发现薪酬制度导致企业过度追求高风险业务,美联储有权加以干预和阻止。
(三)扩大金融监管领域,加强对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
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范围,提高场外衍生品市场运作透明度。大部分衍生品须在交易所内通过第三方清算进行交易,并且要求规模高达数百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必须透明且通过清算机构清算,对非中央清算的衍生品交易将实行保证金制度,以控制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对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实施特别的资本比例、保证金、交易记录和职业操守等监管要求,为防止银行机构通过证券化产品转移风险,要求发行人必须将至少5%的风险资产保留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取消信用评级机构法律豁免权,提高评级机构监管水平。对信用评级机构采取同会计事务所、证券分析师同等的执法和处罚要求;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对评级方法和假设前提都要进行详细披露;对信用评级的历史数据都要进行披露,要求每次评级调整披露。
(四)采取“沃尔克法则”,对金融机构的投机易进行限制
与“沃尔克法则”有关的金融改革内容有:限制商业银行规模,规定单一金融机构在储蓄存款市场上所占份额不得超过10%,限制银行利用自身资本进行自营交易;禁止银行拥有或资助对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的投资,让银行在传统借贷业务与高杠杆、对冲、私募等高风险投资活动之间划出明确界线;美联储有权对受其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制定更加严格的资本或其他量化要求。
沃尔克法则的根本目标是金融市场的“去杠杆化”,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自营交易方面,允许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但资金规模不得高于自身一级资本的3%。在衍生品交易方面,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要求商业银行将信用违约互换(CDS)、商品和股票互换交易等业务剥离至资本充足的子公司,但可以保留为对冲自身风险进行的互换交易、利率互换、外汇互换等交易。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监控对策
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经过早期的尝试及近年来快速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的来说,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中国的经济总量、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速度与规模远远超过了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符合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对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管理金融风险,提升金融竞争力等具有积极作用。但金融衍生品是一把双刃剑。金融衍生品运用得当可以减少、规避和转移金融风险,促进资本市场稳定;但操作不当、监管不力、恶意投机等则会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风波,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为保证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必须加强风险监控。借鉴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有关措施,本文对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监控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
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应该把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作为监管的首要任务。可以强化中国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的职能,或者借鉴美国金融监管的改革模式,在目前“一行三会”体制之上设立一个更高级别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主要负责识别并监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协调各监管机构的关系,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二)提高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水平
必须对市场参与者普及风险意识,让他们对金融衍生品的风险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成为理性的市场交易主体。在市场参与者理性的情况下,他们在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时才会认真选择交易对象,进行成本、收益和风险的全面考量,减少盲目跟风,降低“羊群效应”。市场参与者,应该建立完善的风险内控机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三)完善法规与监管体系
为保证金融衍生品交易安全运作,必须建立完善的法规与监管体系。应该尽快制定和完善有关金融衍生品的法律、法规,使金融衍生品交易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尽快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的立法,从立法的高度实现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行业自律,特别是场外市场。充分借鉴ISDA的经验,制订科学合理的行业标准,加强行业培训和人员的资格管理。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要履行社会责任,保证自身信息和披露的权威性、准确性、及时性。
(四)完善金融监管覆盖范围
充分借鉴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将场外市场交易的衍生产品与场内市场交易的衍生产品统一纳入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范畴,将大部分衍生品交易通过中央清算机构进行清算,并逐渐转移到交易所场内交易。规定所有的衍生品交易必须向证券监管机构报告,以便控制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从现在起就应该严格监管,监管部门应该及时跟踪场外市场交易商的动向。
场外市场的交易商要及时提交准确的交易数据,并对重要的资产类别和产品进行充分说明;从事场外交易的机构需持有部分资本储备金以预防风险;所有衍生产品交易都要求提供并保有足够和适当的抵押品(押金);交易者应对衍生品进行组合管理,利用净额结算和抵押协议提高风险控制能力。为提高场外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对金融衍生品的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规则应该准确披露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程度。应按照最新国际惯例,改善金融衍生品的会计处理方法,特别是流动性不足时的公允计价问题。
(五)对国际游资建立适时监控和防范预警制度
如果允许国际资本进入本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必须建立有效的防范预警措施,防止其利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恶意冲击本国金融市场,制造金融风波。金融衍生品可以规避金融现货市场的风险,但是它不能完全消除风险,而且由于衍生品自身的交易特点,如高杠杆性,在交易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新的更大的风险。因此,应该建立风险预警制度,防患于未然。
(六)加强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监管协调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证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的金融体系中独善其身。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超国家性质也需要加强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监管协调,建立信息共享与合作机制,解决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全球化、监管本地化问题。因此,国内监管部门要积极参与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我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加强与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IOSCO)、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国际互换和衍生产品协会(ISD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G20等国际组织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合作,积极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共同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加强双边与多边交流与合作力度,在信息共享、会计准则、法律制度协调等方面加强合作,建立信息共享与合作机制、突发事件下的监管合作和危机磋商机制,加强对系统性风险和顺周期经济政策的协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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