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市场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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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装备制造业平稳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国务院于2009年5月下发了《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规划期为两年。规划的具体内容传递落实到基层企业需要较长的时间，希望国家有关部门继续推进，使之更有可操作性，例如，牵头制定和推出鼓励使用国产首台（套）有关具体政策措施；对新技术装备给予适当减免税收的周期，促进高技术复杂产品的开发和技术改造。

二、加强反垄断管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最统一的市场，企业和产品一旦占据市场优势，就可以获得丰厚的收入和稳定的发展。为了促进中国企业成长和提升产品竞争能力，在一个时期内政府对许多行业都采用了“择优扶强”政策，迅速打造国家一流企业，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矛盾在不断地运动和转化之中，政府管理也要应时而变。要看到政府拉动、推动发展模式的副作用逐渐扩大而成为病垢，现实中有些一流企业把功夫用在仰仗政府支持上，利用这种支持垄断市场，导致创新能力退化；没有被扶持的企业受到压制，产品难以通过政府主持的行政许可或认可进入市场，生存艰难，造成市场竞争中的不公平。有些领先企业几乎是引进成瘾，国内没有的、引进了做旧的，就到国外找引进、再引进；有些大企业养成重视和投入精力花费在维系政府和客户关系上，少有真正的技术产品创新。欧美国家都有很完善的反垄断法，他们总是把矛头对准市场中最大、领先的企业，美国洛克菲勒石油大王被肢解成为几个公司，微软公司最兴盛时，政府要用反垄断法对微软罚款；后来，美国有了“苹果”，又有了“谷歌”、“安卓”等，总是有二流、三流企业和产品后来领先，以新产品创造需求和市场，也带动着经济的发展。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是二、三流和新企业最具创新能力，由于生存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寻找竞争差异点、开发新产品。因此，政府一定要树立反垄断、保护或支持二三流及不入流企业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才能不断地有后起之秀的繁荣发展。

三、加强反低价恶性竞争

低价恶性竞争是装备制造业中的恶魔。特别是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技术装备采购中不顾及生产企业的制造成本、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投入、员工收入等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在要求产品高技术、高质量、高责任追究赔偿的同时，极力压低采购价格，使装备制造企业经营困难，自然也造成整个行业市场中产品定价过低。一方面，装备制造企业员工收入低，缺乏忠于企业又能终生致力于专业的高技能人才，导致企业持续创新和经营发展十分艰难；另一方面，采购企业在运用装备时也无法得到良好的售后服务和长期的技术支持。目前我们国家的铁路、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重大技术装备，都是政府直接管理和运营的行业，虽然通过各种公司进行采购，但实质上技术方案、设备规格、价格的决定权都在政府管理的机构手中，低价恶性竞争尤为突出。这也是制约中国高技术装备发展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恶性循环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照国外的经验，一是企业要严格自律，把通过压低员工收入、压低企业更新改造投入的低价竞争作为不道德的管理行为予以摒弃。二是政府应担当起反恶性竞争、维护市场和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管理责任，特别是政府管理人员，要有尊重企业劳动者、尊重创新劳动的道德和职业操守，带头反对恶性竞争。三是在政府基础设施采购中发挥示范作用，在招标报价时，要确定投标人报价的规范和必备成本及费用科目，承认必要的产品开发费、技术改造购买设备费，同时人工成本不应低于社会或行业平均工资，使采购运用方和制造商共同良性发展。

四、打破国产化创新产品入市歧视

对市场必须的、使用量小、技术复杂的技术装备，国内暂时没有或产品正在成熟期中，使用单位都优先选用国外产品。歧视国产化创新产品入市，惯用的手法是在招标书中设定投标企业必须有相应产品的销售业绩或运用范例，把中国自主设计生产的产品排除在外。例如城市地铁轨道用打磨车辆，虽然中国城市地铁发展很快，但每年采购量也不足十几台，用户优先选用进口产品，都被欧美国家产品垄断着。因此，建议政府采用强有力的措施，在国内招标采购中，必须坚决地、毫无保留地废除“产品必须要有使用经验”或“要具有销售业绩”之类的歧视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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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我们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新发展鹇缘缆罚并明确了中国制造业经济转型升级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在"经济"新常态下，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已成为必然的选择。提高生产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现代劳动分工中，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联系日益密切。随着全球产业结构软化和工业服务的发展，服务投资在制造业中间投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服务业在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制造业价值链中起着主导作用，产业链的渗透和一体化效应增强。中国产业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服务业和制造业，面临从共生互动向一体化的转变，而服务行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地区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也面临着服务业国际化的两种基本形式。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生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制造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一重要因素。在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我国需要经济快速发展、产业转型和竞争力的提升，因此研究生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动因与模式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生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动因

传统制造企业以“产品”为核心，以生产和制造环节为中心，以产品的最终销售为过程。经济“新常态”下，制造业发生了三个重大转变。第一，市场从产品短缺转向产品过剩，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制造企业为了加强市场的竞争力，从加强企业自身的战略为出发点，把重点放在消费者上，强调产品的质量和功能，并逐步延伸到相关的服务上。例如，产品服务升级、定制服务、交易服务、咨询服务、运输服务、保险服务、维修服务、回收服务等，提升了产品的整体价值，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对产品的高层次要求。第二，制造业通过详细的分工来提高生产效率，形成一个不断延伸的制造产业链。制造业企业之间的竞争正从产品的竞争转向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制造业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必须扩大研发设计和销售服务，或向外拓展服务业。第三，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为制造业产业链环节的分离、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业一体化和全球布局奠定了基础。制造型企业要迎合从以“产品”为核心到以“消费者”为核心，从“生产”到“产品+服务”或“服务”的新趋势。

（一）技术创新是产业融合的内在驱动力

技术创新改变了原有工业产品的服务和技术路线，从而改变了原有生产行业的功能。不同行业的技术相互整合，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技术基础，但不同的行业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这导致了产业融合的产生。信息技术在各产业融合发展，每个行业在客户、生产、财务、仓储、运输管理等方面推广在线信息处理系统，这样客户就可以立即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从而逐渐使得行业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信和信息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完善使得产业融合成为了全球产业发展的浪潮。

（二）在竞争环境中对利润的追求是产业融合的企业动因

企业在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中思考如何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以实现利润的持续增长，在竞争下寻求企业的发展和壮大。随着技术的发展，企业能够提供的产品也越来越多样，而为了有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必须在原基础上进行一些创新，实现一定程度的融合。

利润最大化，成本最低化是企业永恒的追求。产业融合的发展可以加强行业之间的合作，降低进入壁垒，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最终形成比较优势。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企业对利润的追求是产业融合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同行业的企业都有多元化，多样化的产品，他们追求经济效益，他们通过技术集成和创新改变了成本结构，降低了生产成本，通过业务整合形成了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通过引导客户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内容来实现市场整合，最终促进行业间的整合。

（三）跨国公司的发展成为产业融合的巨大推动力

一般来说，只有巨大的国际的直接投资，才具有支撑跨国生产经营的实力和能力， 因此，每个跨国公司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都是国际金融资本整合的结果。在国际一体化运行中，工业部门转变为工业一体化，“国民生产”产品转变为“生产”， 可以说，促进工业一体化的主要载体就是跨国公司。

三、生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模式

（一）结合型融合发展模式。结合型融合模式就是把生产业的价值链融入到制造业的价值链之中。在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时，企业需要将实物产品和生产结合出售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要。在这种模式下，生产业和制造业是相关的，但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并没有单独销售，而是通过资源、技术、管理和市场的互补融合进行组合销售，从而产生1+1>2的效用。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生产业和制造业的不同优势，占有不同的市场，即生产业的服务通过非替代性、低交易成本等优势来，促进产品的销售，生产的产品也可以通过它的优势，如品牌和渠道来扩大生产的需求。

（二）绑定型融合发展模式。绑定型融合模式是指基于同一价值链的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整合。换句话说，就是基于同样的价值创造，即将实际产品和服务绑在一起出售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生产业与制造业有着紧密的联系，只有通过这种整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的效用。在这种融合模式下，产品与生产有很强的相互依存性，产品以“产品+服务”的形式销售，为客户提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三）延伸型融合发展模式。延伸型融合模式是制造业产业链的延伸，在同一价值链上衍生出与生产产品相关的融合性产品。对制造业的产品特性进行分析，从研发到整个价值链的售后服务都需要寻找新的生产，从而挖掘出新的利润增长点，即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制造产品源于新的“用户导向”和“产品扩张”的服务需求，不仅要开拓新的制造业市场，而且还要促进生产的发展。在这两个不断整合的过程中，生产业为了提高自身的服务和外包能力，将更加细化分工，向R祷和集聚化发展。

四、生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基于结合型融合发展模式下的对策建议。在结合型融合模式下生产业和制造业表现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补性关系。企业通过转型升级将充分发挥生产业和制造业各自的优势，从而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由于转型战略多为大型品牌企业所用，而中小型企业易拘泥于陈旧体制，故管理和理念的创新是战略转型升级的前提和关键。我国的企业没有高程度的服务外包水平，应积极引导企业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现状，向专业化发展。建立结合互补发展的理念，创建高效的执行团队，推进生产业和制造业的结合式融合发展。

（二）基于绑定型融合发展模式下的对策建议。在绑定型融合模式下生产业和制造业表现为相互依赖的捆绑性关系。其中制造业和生产业在某种程度上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两者唯有搭配在一起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价值。在该模式下，我国企业应通过紧密合作来实现产品和生产的捆绑销售，但不能盲目选择合作伙伴，应针对自身产品或是生产综合考虑对方的信用、交易费用以及行业背景等因素，从而达到双方利益最大化。

与此同时，产品创新也是一大策略。投入一定的技术和资源对生产产品进行创新以开拓新的市场，在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带动生产的发展，又因两者的捆绑性而互相促进从而形成良性互动，促进两者绑定型融合发展。我国应基于现有的产业优势，不断创新，积极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制造业和生产业共同发展。

（三）基于延伸型融合发展模式下的对策建议。在延伸型融合模式中，服务是由制造过程中的资源需求和客户对多样化的产品的需求产生的。生产是产品价值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也是形成产品与价格自主竞争的重要举措。在产品的完整产业链中制造只占了一小部分，研发、采购、销售、售后等生产才是产业产业链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服务的创新有利于缩短产业链的周期，为产品创造更高的附加值。通过改良后的产品、服务以及各种营销手段，结合口碑效应，能够提高企业的品牌价值。在这种模式下，生产业将集中发展，所以应致力于建设综合性的从设计、研发、采购、制造加工到产品销售、完善的售后服务的一个产业集聚区，并合理规划布局，通过政府相关政策引导，促进具有共同区位指向的服务业企业向集聚区聚集，切实做到布局集中、土地密集、产业集聚，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生产业和制造业在本质上彼此相互依存，但由于制造业的水平不足且生产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两者未能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因而针对这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通过结合型、绑定型和延伸型三种融合模式推动生产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最终实现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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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中国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关键是要形成创新的中国要素，而创新的中国要素则离不开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规模。不同于以往的“市场换技术”道路，基于本土市场规模的创新模式主要是利用市场扩大带来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来驱动企业寻求技术创新。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鼓励企业创新时不应该忽视本土市场的作用。“以市场促创新”应成为中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实现产业升级的新动力。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外学者对市场规模与技术创新(或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如Davis and Weinstein(2002)对日本的研究表明，区域市场规模每增加一倍都会使该地区生产率提高3.5%。 Acemoglu and Linn(2004)提出了潜在市场规模与创新之间的理论假说，即一种产品的市场规模越大，其通过销售刺激创新的可能性也越大。Klaus and Stephen(2010)从需求弹性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机制，即规模大的市场更容易提高企业竞争力，并进行生产工艺的创新。国内学者中，徐康宁和冯伟(2010)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与案例分析，提出了基于本土市场规模效应的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张国胜(2011)也借助案例分析，认为本土市场规模能够影响企业技术能力与产品市场需求。但总体来看，目前针对中国的经验研究仍比较缺乏。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推动了本土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对于一个市场需求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来说，可以通过本土市场的需求规模和容量所内含的对企业创新研发动力的激发，内在地培育出本国的自主创新发展能力，这被称之为“需求所引致的创新”(Zweimuller，Brunner。2005)。因此，中国制造业能否借助本土市场规模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以摆脱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现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二、理论基础

Krugman(1980)在提出本土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理论时指出，在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基础上，当两个国家进行不同质产品贸易时，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会产生大规模生产和高效率，并使本国在满足本土市场需求之外还能增加出口。本文所涉及的本土市场规模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但又有别于Krugman(1980)的思想，主要指一个国家(地区)内部的市场容量，突出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能够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并不包括外部市场规模或出口规模。

本文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市场范围”假说理论。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而由此也提高了人力资本，促进了技术创新。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提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市场范围”假说。市场范围的大小决定了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社会分工越精细，规模经济就越显著、生产率也越高。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假说也得到了众多经验研究的支持，如Ades and Glaeser(1999)等。Ossa(2011)以新贸易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模型推导，发现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专业化组织间的劳动分工更加深入，而分工深化与贸易自由化是企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从一个更为广泛的角度来看，Ossa(2011)一文也被认为是斯密“市场范围”假说的一个形式化表现。

本文的理论基础之二是市场需求引致技术创新理论。企业创新行为归根到底是一种市场行为，会受到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双重影响。当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时，市场需求也随之提高，企业出于对利润的追求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技术创新。因此，只要市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继而产生足够的市场需求，企业即有足够的激励和意愿增加要素投入，并进行技术创新。早在1912年，熊彼特在提出创新理论时就指出，在创新与需求的关系中，创新是主导的，是创新企业的市场努力使消费者改变了需求偏好。Schmookle(1966)认为专利活动或发明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基本上是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是受市场需求引导和制约的。他认为市场需求对创新和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市场需求牵动了技术创新，并由此提出了“需求引致创新”的理论。Mowery and Rosenberg(1979)提出的“技术创新与需求互动”理论则进一步认为市场需求与创新是以一种双向互动的方式在技术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生增长理论在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同时，还强调了市场规模在知识扩散、人力资本积累和R&D中的重要作用(Romer，1986; Lucas，1988)。Romer(1990)还指出新技术的产生主要是在市场利益驱动下，是追求新技术并最终盈利的结果，新技术的生产量是由新技术的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共同决定的，这一思想也是其内生技术变迁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市场需求推动技术创新同样也会受到市场理论与市场规律的影响。

在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有关本土市场规模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作用机制或途径的问题也逐步得到了回答。Combes et al.(2007)认为，规模大的市场的生产率优势主要来源于集聚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和企业选择效应(Firm Seleciton Effect)，集聚容易增强企业之间的互动，而企业选择效应则是通过竞争使得更有效率或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得以生存。可见，本土市场规模的作用机制主要可以归纳为两大类：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一方面，市场规模越大的行业，越容易吸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集聚，而集聚又会产生“集聚租”，如规模经济、技术溢出等，这将会对行业生产率增长及行业内企业的创新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市场规模效应有助于强化产业的竞争力，并诱导企业大量投资大规模的生产设备、发展技术、提高生产率(波特，2007)。另一方面，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数量和产品种类也会不断增加。企业数量的增加使得企业之间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进行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也会“逼迫”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同时，企业为了保持原有的技术优势，也必须要不断地进行创新。Melitz and Ottaviano(2005)研究发现更大规模的市场导致了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由此带来了更低的市场价格和更高的生产率，无论是在封闭的经济模型中还是在开放的经济模型中，都得到了这一结论。Klaus and Stephen(2010)认为，在规模大的市场中，随着需求价格弹性的变化，激烈的市场竞争不仅会驱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且还使得企业更便于吸收先进的技术。规模更大的市场中的企业与工人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这主要得益于集聚经济的作用，集聚经济的影响是通过一个多样化的机制产生的(Duranton and Puga，2003)。同样，竞争效应也可以通过一个多样化的渠道发挥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各类要素的流动与整合，而这一过程对技术创新或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是多样化的。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传统的方法是索罗余值法，这一方法实际上暗含了100%技术效率水平的前提假设，但经济决策单元(DMU)在现实中可能并没有达到其生产可能性的前沿边界，使得生产率的变化不仅可能源自技术进步，也可能来自效率的改进。因此，为了避免人为设定生产函数及其相关参数带来的估计误差，我们采用了基于产出视角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来计算反映生产率增长的Malmquist指数，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效率改进指数(EFFCH)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

1.计量模型

本文使用2001—2010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实证分析本土市场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之间的关系。根据相关理论及研究目的，我们设定了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制造业行业和第t年。被解释变量TFP代表生产率增长指数、 EFFCH代表效率改进指数、TECH代表技术进步指数。解释变量HMS表示本土市场规模，Control为控制变量(具体见下文变量说明)，c为常数项，α、β为相关变量所对应的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ln为自然对数符号。

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根据前文所述，我们采用DEA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DEA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以非参数方法构造出最佳生产前沿面，所有观测点都位于这个前沿面之上或之下，然后将决策单元的生产组合与最佳前沿面进行比较，进而得到各决策单元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的相关指标。

总产出、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是DEA分析必不可少的三个变量。本文的总产出数据以各行业的增加值表示，为了消除不同年份间的价格差异，我们采用各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行业增加值进行平减，最终折算为以2001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数值。劳动投入以各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均人数表示。关于资本投入，大多数文献都是以固定资本来衡量，但如果仅以固定资本表示，可能会使固定资本依赖性强的行业产出率偏低，所以还应该考虑流动资本的投入(钱学锋等，2011)。因此，我们最终以固定资本加流动资本作为资本投入的原始数据。在计算的过程中，流动资本使用统计资料中的流动资本净值平均余额表示。为了计算固定资本，首先需要确定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目前我国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分为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设备价格指数和其他费用指数。参考李小平、朱钟棣(2005)和钱学锋等(2011)的做法，我们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设置为：

(2)核心解释变量：本土市场规模(HMS)。目前，有关本土市场规模的衡量方法主要有几种：一是以总产值减去出口额加上进口额表示(Weder，2003);二是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占工业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表示(杨汝岱，2008);三是以行业销售产值减去行业出货值来表示(邱斌，尹威，2010)。考虑到分行业研究的特征，我们最终采用邱斌和尹威(2010)的方法来衡量本土市场规模。

(3)控制变量包括资本密度(K)、研发密度(RD)、人力资本(H)、对外开放度(Open)。各变量具体衡量方法及数据来源详见表1。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制造业分行业数据，时间跨度为2001—2010年。由于2004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分类发生了变动，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连续性，我们剔除了发生变化的“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和“废弃资源与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最终选择剩余的28个行业。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所有统计资料中均未公布2004年及2008—2010年各行业的增加值数据，我们通过其他方法寻求替代数据。其中，2004年各行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郭克莎(2007)，2008—2010年数据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行业增加值增速计算而得。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由于模型可能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在选择计量方法时，如果直接采用OLS进行估计很可能得到有偏误的结果。通过对模型进行White检验和D.W.检验，我们并没有发现非常严重的自相关问题，但异方差现象较为明显。考虑到有些指标跨行业的变化程度较小，不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杨汝岱，2008)。我们最终采用了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模型进行估计，以此克服模型中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1.整体估计

表2给出了模型(1)、(2)、(3)的整体估计结果。其中，第1、2列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的估计结果。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时，本土市场规模变量(HMS)的系数为0.017，并在1%水平上与TFP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这不足以表明两者之间就呈现稳定的正向关系，需要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来作进一步分析。根据表2第2列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在控制了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后，HMS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0.021)，但系数显著性有所降低。表2第3、4列是针对效率改进指数的估计结果。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HMS的系数显著为正(0.042)。加入控制变量之后， HMS系数仍显著为正(0.023)。这一结果说明随着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效率改进指数也呈现上升的趋势。表2第5、6列为技术进步指数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本土市场规模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0.022)。加入控制变量后，HMS系数同样十分显著(0.018)，但作用力已相对减弱，且显著性也有所降低。总体来看，整体估计结果表明，以“市场促创新”或“以市场规模驱动创新”的假说是成立的。本土市场规模每增加1%，将会促进生产率指数增长0.021%、效率改进指数增长0.023%、技术进步指数增长0.018%。总体来看，本土市场规模对效率改进的作用最为明显。

在控制变量中，资本密度(K)对生产率指数、效率改进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资本深化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这与李小平和朱钟棣(2005)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他们发现资本形成是1998年后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

研发密度(RD)对效率改进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均不显著，总体上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也不显著。研发投入没有明显地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在很多文献中都得到了印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研发投入本身存在的时滞效应;二是行业研发的使用效率和投入结构等存在一定的问题①。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当期增加研发投入不仅不会迅速发挥作用，反而会因占用更多资金而无法显著地推动生产率的增长。

人力资本(H)对效率改进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总体上对生产率指数的影响也显著为正，这充分说明提高人力资本对生产率增长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对外开放度(Open)对效率改进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一正一负，且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体上对生产率指数的影响也显著为负。由于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有很大的比重。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及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生产过程切片化、生产流程组装化的分工形式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加工贸易模式。这种面向全球生产网络的生产流程，对生产效率要求颇高，这必然会推动企业提升效率，但同时由于产业链短、生产过程模块化、可供技术学习的机会和空间却极为有限，因而可能产生在低端价值链和低技术水平上的锁定(邵军，徐康宁，2011)。尽管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有越来越多的FDI流入中国，但邱斌等(2012)发现FDI大多流入了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FDI进入这一制造业环节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不利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

2.分行业估计

考虑到制造业28个行业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有必要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本土市场规模对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行业间是否存在差异。参考谢建国(2003)的方法，我们按照要素密集程度将28个行业分为三类，即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②。表3报告了分行业的估计结果。

表3第1—3列是针对生产率指数的分行业估计结果。其中，本土市场规模变量(HMS)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虽系数为正(0.005)，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可见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明显地促进生产率的增长。但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HMS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3第4—6列为是针对效率改进指数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三类不同行业中，本土市场规模与效率改进指数都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关系。表3第7—9列是针对技术进步指数的回归结果。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HMS的系数非显著为正。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HMS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本土市场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行业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显著地促进了效率的改进，但对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却并不明显。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均显著地促进了生产率增长、效率改进以及技术进步。从系数绝对值大小来看，本土市场规模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最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最弱。由此可见，本土市场规模作用的发挥更依赖于行业的技术密集程度与资本密集程度，而对行业的劳动力密集程度则并不敏感。

技术密集型行业聚集了大量的科技资源，整体上科技水平较高、创新能力较强。当本土市场规模扩大时，巨大的市场需求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更容易激发创新，这更有利于生产率的增长。此外，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由于对技术依赖程度较高，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才能赢得市场竞争。如IT行业中著名的“摩尔定律”(每18个月产品的性能提高一倍)，说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更新十分频繁，如果不注重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率，将会被市场所淘汰。劳动密集型行业尽管拥有广阔的市场，但由于对劳动力本身较为敏感，而科技水平却普遍较低，创新意愿也普遍不足。在缺乏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情形下，劳动密集型行业依然走着一条“粗放”的发展道路，也容易产生创新“惰性”。但为了能赢得市场竞争，引进先进的设备、培训熟练的工人，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效率是必要的。中国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大多数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始终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事实也证明劳动密集型行业无法很好地获得技术的外溢和创新的激励，但跨国公司更青睐于生产效率较高的代工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率的增长，一味地依靠劳动力资源丰裕的比较优势是无法很好地提高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的，加快技术创新才是实现产业升级的根本出路。资本密集型行业是一个国家(地区)由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所需大力发展的行业。在此类行业中，资本的大量投入不再是为追逐廉价的劳动力，而开始注重对技术的追求。尽管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整体上不如技术密集型行业，但市场规模的扩大对技术创新的驱动也不会像劳动密集型行业那样存在明显的“惰性”。此外，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关键要素——资本的投入会显著增加，而由此形成的规模经济也会驱动企业进行创新。朱钟棣、李小平(2005)通过对中国制造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同样发现行业之间创新的差异导致了行业之间生产率增长的差异。

在控制变量中，资本密度(K)对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行业间存在着差异。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资本密度对效率改进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与技术进步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总体上对生产率的影响也显著为负。我们在前文提及，生产效率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砝码。

--------- 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企业愿意采取各种方法改进效率。但由于技术水平低、创新激励不足，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劳动密集型行业往往会将本应用于研发提高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资金用来继续扩大低端的生产线和生产能力，这很容易形成创新“惰性”，并陷入技术创新的“死胡同”。而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度对三个指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与整体估计结果是一致的。

研发密度(RD)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三类行业间差异较大。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研发密度对效率改进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却非显著为负。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研发密度对效率改进、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的正向作用均未通过至少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技术密集型行业，研发密度对效率改进、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很可能与各行业的科技水平以及研发投入的使用效率有关。如技术密集型行业科技实力比较强，研发效率相对较高，增强研发投入会迅速发挥作用。

人力资本(H)与对外开放度(Open)在三类行业中表现相同，与整体估计结果也是一致。其中，人力资本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作用最为明显，尽管作用程度不如技术密集型行业，但这也充分表明人力资本在促进低技术行业生产率增长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Young(1998)认为，他人可以通过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可以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可以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润。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也就愈多，这样“偷生意效应”(Business Stealing Effect)也会大大增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会出现负的规模效应。因此，Young建议政府不应更多地激励产品的模仿，而应制定政策立足于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研究的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

当前中国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所谓“山寨”商品，这正是一些企业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利润的典型表现，而这些商品又主要集中于技术水平较低的行业。产品模仿由于其成本较低，很容易进入并占领市场，但产品模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因为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别人手中。当这些低技术行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时，企业往往更愿意进行模仿，并生产更多的“山寨”产品，而不愿意进行真正的技术创新。长此以往，必将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即使在本土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的前提下也得不到提高。我们分行业的估计结果印证了这一现实，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

一般来讲，当本土市场规模足够大时(假设不存在垄断)，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或升级，以便长期保持一种优势。但如果自身技术水平较低，企业往往会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且时常处于被跨国公司“俘获”的地位，很难真正分享因市场规模扩大而带来的规模递增效应，这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得到了印证。而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虽然行业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但整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明显，所以还应借助本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带来的优势，依靠市场来驱动创新。

五、本土市场规模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分析

实证研究表明，总体上通过不断扩大本土市场规模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一假说是成立的。那么本土市场规模又是如何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其作用途径或机制是什么?这些作用途径的影响程度如何?则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

1.作用机制影响程度计算

根据表2的结果，我们发现在控制了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等变量之后，本土市场规模变量的系数及显著性程度与未加入控制变量之前相比均发生了变化，这表明本土市场规模主要通过上述几个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影响，换句话说，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是本土市场规模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作用途径。为此，我们根据表2的估计结果，建立如下回归模型，分别考察各个成为作用途径的变量与本土市场规模之间的关联情况，并在此基础进一步计算各作用途径的影响程度。

式(5)中，作用途径Ζ包括模型(1)—(3)中的控制变量，即资本密度(K)、研发密度(RD)、人力资本(H)和对外开放度(Open)，c为常数项，γ为相关变量所对应的系数，这也是我们所需要获得的数值。

表4给出了本土市场规模作用途径的估计结果，其中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与本土市场规模都呈正相关关系，并且都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本土市场规模扩大可以带动固定资本投资、增加研发投入、增强人力资本水平以及提高对外开放度。但这些作用途径对生产率指数影响如何?还需要对表2和表4中相关变量的系数值进行计算才能得到各作用途径的影响程度，最终的结果具体见表5。

针对生产率增长指数的计算结果中，资本密度、研发密度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均为正，对外开放度的影响为负。可见，本土市场规模扩大通过提高资本密度、研发密度和人力资本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正向作用，而通过对外开放度则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所有的正向作用中，人力资本贡献了47.06%，资本密度贡献了29.41%，研发投入贡献了23.53%。

在针对效率改进的计算结果中，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度的影响均为正，这说明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通过提高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以及对外开放度对效率改进产生了正向作用。在所有的正向作用中，人力资本贡献最大，为47.83%;其次是资本密度，贡献了30.43%;第三是对外开放度，贡献了13.04%;研发投入贡献最小，仅为8.70%。

在针对技术进步的计算结果中，资本密度、研发密度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同样均为正，但对外开放度的影响为负，这与针对生产率增长的计算结果一致。在所有的正向作用中，人力资本贡献了47.37%;资本密度贡献了34.21%;研发投入贡献了18.42%。

总体来看，本土市场规模对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正向作用主要通过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与人力资本等途径传递。本土市场规模对效率改进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以及对外开放度等途径传递。在所有的作用途径中，人力资本的作用最大，对三大指数的贡献均接近50%。

2.作用机制影响分析

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过程中，就突出了知识和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Lucas(1988)指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有助于提高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而人力资本作为影响生产率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也不断地得到证实。在本文的所有作用机制中，人力资本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是最大的，主要是得益于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两个关键性作用：一是人力资本决定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Romer，1990);二是人力资本对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的速度产生了重要影响(Nelson and Phelps，1966)。中国作为一个非技术前沿的国家，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对世界先进技术的吸收和模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则是吸收和模仿的主要实行者(彭国华，2007)。从这一点来看，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有利于提高本国的技术吸收能力。此外，人力资本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最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本具有“同化器”的作用，如许和连等(2006)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度主要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尽管学术界关于资本投入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仍存在争论，但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基础性要素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技术进步是一个长期投资并不断积累的过程。技术进步也并不是独立于资本之外，投资的过程往往也是物化技术得到应用的过程，因而投资规模的扩大有助于促进技术的进步(邵军，徐康宁，2011)。李小平等(2008)也认为，由于资本品内含一定的技术水平，更新的资本品也代表着更高的技术水平。因此，资本深化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一般认为资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其技术含量也越高，技术进步也越快。但盲目过度的投资往往会导致资本的边际效益递减，这应当值得关注，而在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整体上并不高，而且这一作用在统计上也并不明显，这表明可能存在一些因素制约了研发投入作用的发挥。李小平和朱钟棣(2006)、李小平等(2008)的研究均发现研发投入对生产率增长和效率改进不仅没有产生正向的作用，反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他们就此认为中国工业行业研发的使用效率和投入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认为研发投入的使用效率与结构不仅与中国固有的体制环境有关，还与行业本身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而分行业研究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对外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是复杂的，它阻碍了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但却促进了效率的改进。李小平等(2008)认为中国出口贸易主要是由劳动力、土地、优惠政策等优势所致，这不仅不能提升工业行业的效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反而会使工业行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和压力，从而阻碍生产率的增长。但参与国际分工就必须要适应全球生产网络的流程，加上迫于跨国公司的代工要求与压力，参与出口的中国企业只有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才能赢得更多的订单。比如，苹果公司为什么将很大一部分产品交由富士康公司生产，除了成本低廉外，主要看中了富士康的高效率③。

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等可以说是本土市场规模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作用途径，这些作用途径可以进一步归纳为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随着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大量的资本、人才、技术等会加速集聚，主要表现为资本投入的增加、研发费用的增长、人力资本数量的增加以及对外开放度的提高，等等。另一方面，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也会加剧市场内部的企业为了生存而引发的竞争，这也会促使企业增加资本投入、增强研发能力、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等。而行业集聚程度、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强本土市场规模的规模递增效应和专业化分工效应，从而促进了行业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企业间集聚与竞争行为也加剧了本土市场的竞争程度，而竞争的存在客观上也驱动着企业为了生存而创新。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1—2010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分析了本土市场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以“市场促创新”或“以市场规模驱动创新”的假说整体上是成立的。本土市场规模每增加1%，将会促进生产率指数增长0.021%、效率改进指数增长0.023%、技术进步指数增长0.018%。此外，资本密度、人力资本对生产率增长、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研发密度对效率改进、技术进步及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对外开放度对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一正一负，总体上对生产率指数的影响也显著为负。分行业估计结果表明，本土市场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行业存在一定的差异。本土市场规模作用的发挥更依赖于行业的技术密集程度与资本密集程度，而对行业的劳动力密集程度则并不敏感。

篇4

伴随人口结构的变化，非织造卫生用品的发展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市场潜力与日俱增。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亚洲新兴市场如中国、印度通过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不但促使本国经济复苏，同时也使各自的非织造布卫生用品市场获得了快速增长。

全球非织造布卫生用品市场将走出经济萧条的阴影。2009年全球非织造布卫生用品市场销售额达 680 亿美元，2010年估计突破 700 亿美元，其中婴儿纸尿裤位居第一，全球占比超过 45%；女性卫生用品次之，占比接近 25%；增速最快的是成人失禁用品，家用擦巾则增长动力不足。按照地域划分，亚太、西欧和北美三大地区的非织造布卫生用品全球占比接近 75%，其中亚太地区占比接近 30%，增长速度也最快，约为 7%。以下重点分析和阐述女性卫生用品、纸尿裤、成人失禁用品及擦巾的市场发展现状。

1主要非织造卫生用品的市场发展现状

1.1女性卫生用品

女性卫生用品主要包括妇女卫生巾、卫生护垫和卫生棉条。2009年妇女卫生巾市场销售额达 160 亿，约占整个女性卫生用品市场的 70%，成为拉动整个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目前美国宝洁公司在全球女性卫生用品市场的占有率超过 25%，主要品牌为护舒宝（Always/Whisper）和丹碧丝（Tampax）；强生和金佰利位居 2、3 位，市场占有率均在 10% 左右。近几年亚洲地区女性卫生用品市场发展迅速，全球十大妇女卫生巾制造商中有三大制造商的基地就在亚洲，他们分别是：日本的尤妮佳（Unicharm）、中国的恒安（Hengan）和日本的花王株式会社（Kao Corp）。欧美女性卫生用品制造商除强生在2009年凭借其在拉丁美洲的Sempre Livre品牌以及西欧的Vania品牌帮助其全球市场份额增加外，其它制造商的市场份额都略有下降。

卫生护垫在2009年增长较快，市场销售额约达 30 亿美元。卫生棉条市场销售额约为 30 亿美元，2009年增长率仅为 1%，预计未来总体将呈现负增长。由于发展中国家消费者使用卫生棉条的意识不足，因此卫生棉条的市场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目前卫生棉条产品的类别比较单一，仅在外包装设计或材料使用方面有所改进，市场渗透率较低。

卫生保健功能是女性卫生用品未来发展的方向，如中性pH值、抗菌以及添加益生菌等。在攻破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功能性产品应该能为制造商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并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1.2纸尿裤

即便在金融危机下，2008年全球纸尿裤市场的销售额仍以超过 7% 的速度增长，至2009年达 310 亿美元。亚太地区的婴儿潮以及中低消费群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带动了纸尿裤市场的增长。纸尿裤的增长趋势呈现地域的差异，在西欧、北美、澳大利亚、西亚等地区，市场销售额以较低的个位数增长；而在亚太、拉丁美洲、中东等地区则以两位数增长，特别是拉丁美洲，2009年同比增长 16% 以上。亚太、拉丁美洲、北美地区的纸尿裤市场销售额位居全球前 3 位，其在全球市场的占比率均在 20% 左右。

全球纸尿裤市场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宝洁和金佰利这两大公司之间。纸尿裤向着更干爽、更薄、更舒适的方向发展，为此拥有强大资金和研发实力的宝洁帮宝适（Pampers）和金佰利好奇（Huggies）品牌不断进行产品的差异化开发和创新，并主导着全球纸尿裤市场的发展。即使在经济萧条及复苏期间，他们都采用大量的产品创新及市场推广策略来巩固其市场地位。2009年宝洁公司约占据了全球纸尿裤市场销售总额的 1/3，而金佰利公司约为 1/4。目前以宝洁和金佰利为代表的全球性品牌（global brand）的竞争对手主要来自于各地区的私家品牌（private label）。这些私家品牌不再甘于成为国际巨头的跟随者，他们立志成为本地市场的引导者，特别是在市场相对成熟的地区，零售商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他们所需的产品，这为私家品牌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2008及2009年的经济萧条时期，私家品牌依然有很大的增长，至2010年约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 8%。

目前大型的纸尿裤制造商基本采取两种策略进驻国内外市场。对于成熟的市场，一般通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其利润水平。而对于新兴市场一般采取就近设厂的方式，接近消费群体，如2010年宝洁投资上百万美元在南非和埃及建厂；2010年6月金佰利在俄罗斯投资组建生产线；2010年8月Daio纸业宣布在泰国投资 3 600 万美金建立婴儿纸尿裤工厂等。因此，通过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品附加值来巩固已占领的市场，努力开拓新兴市场是纸尿裤企业维持长久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1.3成人失禁用品

2010年成人失禁用品的销售额首次突破 50 亿美元，增长速度同比增加约 8%，其中亚太地区全球成人失禁市场占比超过 30%。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是推动该行业快速发展的最直接原因。就民众对成人失禁用品的接受程度而言，中国和日本有很大差距。2010年底，中国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约 1.2 亿，约占全球同龄人口的 23%，而成人失禁用品的市场占有率仅有 1%；日本则不同，其 65 岁及以上人口在全球的占比约为 5%，成人失禁用品的市场占有率却达 25%，全社会对成人失禁用品的接受程度较高。

目前，爱生雅和金佰利是全球成人失禁用品的最大生产商，这两家公司分别依托自有的添宁（TENA）和得伴（DEPEND）品牌在日本和美国市场占有绝对的优势。2009年，爱生雅和金佰利的销售额均约占全球成人失禁产品市场的 1/4，而日本的尤妮佳约占 1/8。但该类产品市场的集中和垄断使大型企业逐步减少了在技术创新、细分市场和市场营销上的投入。而在成人失禁领域，细分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失禁并非老年人的专利，世界范围内有上百万年轻人受到失禁的影响，由于羞于提及，经常被忽略。因此生产商应根据使用者的性别、重量以及运动强度等差异，设计不同类别的产品。目前成人失禁产品朝着更干爽、更舒适、更薄、更贴身的方向发展，而市面现有产品品种少，选择不多，且舒适度、产品结构的设计等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在细分市场的同时，要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

目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成人失禁用品市场渗透率较低，仅有美国和日本的市场销售额超过 10 亿美元，法国位列第三，市场销售额超过 2 亿美元。巨大的潜在市场，对还没有进驻成人失禁用品市场的卫生用纺织品制造商来说仍然是一次机会。

1.4擦巾

2009年全球非织造布擦巾市场增长较缓，全球消费量超过 70 万t，市场销售额超过 100 亿美元。从用途来说，擦巾分为个人护理用、家用及工业用，个人护理用擦巾又分为婴儿护理用擦巾和成人护理用擦巾。2009年个人护理用擦巾的市场销售额超过 80 亿美元，其中拉丁美洲、东欧及中东地区的个人护理擦巾在该地区整个擦巾市场中的占比均超过 90%；婴儿护理用擦巾在个人护理擦巾中的比重较大，其中拉丁美洲、中东和西欧的婴儿护理用擦巾在该地区整个个人护理擦巾中的占比均超过 60%。

从类别来看，湿巾的市场销售额超过 70 亿美元。从材料的加工工艺来说，水刺非织造布湿巾的市场销售额超过 50 亿美元，而复合非织造布擦巾目前占比小，但发展空间较大。从区域来说，北美、西欧和亚洲等 3 个地区对全球擦巾市场的总占比超过 90%，其中北美市场销售额约为 45 亿美元，西欧约为 35 亿美元。

2全球非织造布卫生用品的发展方向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一次性卫生用品的普及，全球非织造布卫生用品的市场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根据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的统计数据，2014年全球非织造布卫生用品的市场容量预计将达到 820 亿美元，其中女性卫生用品的市场销售量预计达到 2 580 亿片，纸尿裤约为 1 460 亿片。巨大的市场空间促使全球性品牌和私家品牌纷纷扩大产能以提高对市场的占有率，尤其是在中国等新兴市场，新的卫生用品品牌层出不穷，各种品牌的市场渗透率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持续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创新、对健康的关注和环境保护就成为影响整个卫生用品行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