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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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在注重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索的同时，一些学者也把目光转向把其职业教育思想与、张謇、陶行知、杜威等教育家的职业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上。例如，王彪认为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具有继承发展的关系，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和开拓者，而他的学生黄炎培是我国近代这也教育思想的继承者和开创者。他们在职业教育思想上有着密切联系，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实践上，他们相互支持和帮助，共同推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淑丽对黄炎培和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她认为两人在相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职业教育思想，并具体从社会化、科学化、平民化三个方面来计较二者职业教育思想的异同。在杜威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方面，张晓明也进行了相关研究。马斌也对黄炎培与张謇、陶行知等教育家在职业教育的办学目的、办学方针、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日常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三者提出了各具个性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丰富的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此外，姜建、马万明对张謇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该文章主要从两者职业教育思想起源、职业教育实践形式、职业教育内容、职业教育原则进行比较，认为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先于黄炎培，并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参考的范例;在职教实践形式方面，两者都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但张謇更加注重校企合作，而黄炎培更加偏重职业指导;在职教内容方面，该文在张謇“事业之所至，教育之所至”的教育理念与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理念及职业道德教育方面进行了异同比较;在职业教育原则方面，作者认为两者都注重职业教育的实用性和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但从具体实践上看，黄炎培职教对象更为广泛。

篇2

（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冯友兰说：“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代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1]北京大学教授萧超然说：”如果中国古代最大的教育家是孔子的话，那么中国近代最大的教育家就是，是继古代孔子之后独步于中国近现代文坛的教育巨匠”。[2]

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恢弘浩淼，不啻于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一座宝库，而内容丰富、深蕴哲理的科学教育思想则是整个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奇珍，光芒万丈，辉映寰宇，泽被后世；似丰碑，立足近代，秉承古代，昭启现代。

的科学教育思想，基于他本人的经历实践和探索思考，基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环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源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非常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的。作为中国教育思想史乃至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的科学教育思想有其自身复杂的背景和广泛的来源。拙文就此二端稍作探析，藉以祈教于方家，冀获引玉之功。

一、时代背景：近代中国的落后及世界列强的入侵

作为封建社会的垂暮之年，清朝后期，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文化失落，教育废弛，社会动荡，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危机重重。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增加生产、扩大市场、赚取高额利润，从而肆意将殖民侵略的贪婪触角伸向了海外，积极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中国，作为世界上物产丰饶、地广物博的东方大国，早令列强垂涎欲滴了。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接踵入侵，《》、《》、《》、《》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落，中国进一步丧失了和领土的完整。1894年，中日爆发，中国再次惨败，《》的签订，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此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掀起了一个的狂潮，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

当于1868年诞生之时，正值中国因失败而遭受资本主义列强凌侮的时候，而的失败尤使震惊，面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西方列强，他深切感受到中国明显的衰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开始涉猎“新学”。“自甲午以后，朝士竞言西学，孑民始涉猎译本书。”[3]1899年，读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使他“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灵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梨洲氏、龚定庵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4]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只关注与治国安邦密切相关的那些圣人礼法和伦理纲常，科学长期遭受冷落。“我国人士，由来尤多好高骛远，专尚空谈，以致有科学落后之今日。若仍因循故知，不图努力精进，则恐唯有受天演之淘汰而已，然此亦因限于科学、智识之幼稚也。国内发明既寥若星辰，著作尤鲜若鸿毛，欲求一可读之书，殊不可得，深进研究，更属梦想。”[5]至于今日中国之学术程度，“则吾人益将无地以自容”。可是，世界列强则为另一番图景：“近来列强提倡学术研究，不遗余力。在国内，固然不惜用最新的设备，集中专门人才，使之致力于宇宙的秘奥，事物的创造，崭然有新的发见或发明，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名誉，而且高掌远蹠，肆力于国外，尤其眈眈于我国疆土。”[6]为中国缺乏现代科学而万分自愧，他认为，欧洲人所谓的某学某术受中国影响，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学术，而非中国当今的学术，在西洋科学发达而中国科学落后的现实形势下，今人无可引以解嘲。

近代中国的落后，引发了的深切思考，他在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比较中西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进行科学教育，方是振兴祖国，改变落后状况的有效途径。“欲救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7]20世纪初，世界科学迅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发达，科学竞争日趋激烈，世界上的强国，无不是工业兴隆，对于声、光、化、电的学问研究得细致入微的，说：“今人竞言科学救国矣。夫科学何以救国？岂不以人类所以进化之秘奥，他学所不能明者，科学能之；国家所赖以生存之要素，他术所不能致者，亦为科学能之。并世各国之富强，正与科学之发达以骈进。”[8]指出了科学的重要作用及科学发达与国家富强之间的正比关系。他数度出国留学，将中国与西方进行比较，探求西方诸国国富民强的奥秘，认为中国在近代以后科技已经落后，要想富强发达，唯有学习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指出现代文明源于欧美，“盖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因此，我国要发展，“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呵！”[9]的科学教育思想正是在这种近代中国落后及西方列强凌侮的时代背景下盟生的。

二、广泛来源：中西方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1、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

就“百家争鸣”而言，赞誉如是：“我国先秦时代，诸家风流，颇具科学途径，治哲学者有道学，治道德政治之学者有儒学，治论理学者有名学，治法学者有法家，治词学者有纵横家及小说家，治农学者有农家，治理工之学者有墨家，其学说皆有独到之处，足与希腊学者抗衡。”[10]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其科学途径深深地激发了的民族自豪感。正如他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所说：“种种学说并兴，皆以其有为不可加，而思以易天下，相竞相攻，而思想界遂演为空前绝后之伟观。”[11]事实上，确如所言，奇伟壮观的“百家争鸣”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百家争鸣”中所反映的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精神深深融入了的精神世界，成为他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百家争鸣”中各派学说所呈现出的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成为“兼容并包”思想的源头；“百家争鸣”中寻求变革、促进发展的学术理论，成为冲破传统、积极变革的原动力；“百家争鸣”中崇真尚实、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成为科学精神的主要来源。综上所述，“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成为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正向来源，从正方向上丰富了科学教育思想的内容。

2、对儒学独尊的深切反思

认为，在我国学术史上，法家偏重群性，道家偏重个性，二者均不适合我国民族的习惯，只有儒家能兼顾个性与群性，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年而不被更替。但是他随后又对儒学展开了深切的反思：“中国墨学中绝，故以后科学不发展，而宗仰孔子之儒家，自汉以来，不能出烦琐哲学之范围。”[12]虽然墨家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在我国科技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在“儒学独尊”强势冲击下，同为显学的墨家，不得不急流勇退，归于沉寂。认为，在我国最近的一千年内，国人的思想为烦琐的哲学所束缚，因而科学极不发达，科学上的进步也特别缓慢，根本就不能与科学发达的世界各国作同一速度的演进。对我国汉以后儒家学者的治学方法也做了一番深思：“自汉以后，学者偏重读书，如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阳城读书集贤院，昼夜不出户，凡六年，皆为人所艳称。使人以此为学，真古人所谓专己守残者耳。”13]在古代中国，科举取士成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途径，激起了众多学者的学习热情，但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央集权专制下，儒家经典是考生重点研习的内容，儒学理论是考官判别优劣的标准。“学而优则仕”，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吸引到科举这座“独木桥”上来，科举制度成为向知识分子灌输儒学教义、向全国普及儒学理论的强有力手段，这比行政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命令更有效地“罢黜”了“百家”，使诸子成为被禁之列，结束了新学术、新思想的百家争鸣。

在近代中国，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崩溃，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逐步发生了动摇，这引发了先进知识分子的反思，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是标准的儒家学者，但他却能对儒学思想进行深切反思，这一点尤为可贵。对“儒学独尊”的深切反思，成为科学教育思想的逆向来源，儒学重伦理教育、轻自然科学教育，儒学尚继承、轻创新等弊端，从反方向上给科学教育思想以重要的启示。

(二)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数度留学西洋，对国外文化也颇有研究，而这些又成为其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

1、康德哲学思想的指导

康德是18世纪德国著名的古典主义哲学家，在世界范围内，他第一次提出有科学价值的天体起源学说。他用自然自身具有力量的观点将太阳系描绘成一个有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该过程无需神力的“第一推动”，从而在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上打开了最初的缺口。

1907年以后，五次走出国门，其中三次留学于德国大学，留德期间，他几乎每个学期都在大学开设的康德哲学讲座上听课，其中有冯特所讲的《新哲学史-从康德至当代》和福尔特所讲的《康德哲学》等。听课、读书之余，他翻译了德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鲍尔生根据康德哲学思想撰写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留学法国期间，还草拟了《康德美学述》一文。

以康德的“二元论”哲学为指导，建构了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体系，他认为世界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现象世界，即物质世界，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均属之，它是相对的，有形的，有限的，受因果律的制约，与时间、空间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是可以经验的，属于政治范围；一为实体世界，即本体世界，一切精神现象均属之，它是绝对的，无形的，无限的，不受因果律的制约，无时间、空间的限制，是超越经验之外的，是超政治的。依据上述划分，认为属于物质世界（现象世界）的自然和社会永远不可能进入本体世界（实体世界），只有人的精神才能进入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只有通过人的精神才能与本体世界相通；而与本体世界愈接近，人的精神就愈趋于自由高尚，人也就愈变得纯真完美。本着这样一种对宇宙人生、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指出：“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14]认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世界的两个方面。他认为联合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的津梁就是教育。教育虽然立于现象世界，不排除对现象世界幸福的追求，但其最终目的却在于追求实体世界的最高精神境界。所以，他认为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帮助受教育者发展其能力，养成“完全人格”，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恪尽一份责任。

在以康德哲学思想为指针而制定的民国教育宗旨中，将科学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康德的哲学思想毫无疑问是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2、德法科学文明的激励

就科学而言，在西方文明世界中，尤为推崇德法两国，“近世言科学者，率推德法两派。法人多创见，德人好深思，两者并要，而创见尤为进化之关键也。”[15]以为德法两国的科学程度各有千秋，德国注重精细分析的研究，法国注重发明新法的研究，我国学者应充分吸收两国特别是法国科学家的发明锐气。这种发明的锐气在看来，它的实际表现则是：在近代社会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世界各国竞相发明新的器具，德国的飞艇、法国的飞机，为人们的交通旅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两国能够持久作战，究其原因，认为是两国科学的发达。他如此推崇德法的科学文明，这与他在这两国的留学经历是密切相关的。1907年夏，赴德留学，学习德文；1908年进莱比锡大学学习，历时三年六个月；1912年9月，再度赴德留学，继续在莱比锡大学学习，至1913年6月止。他在德国留学所修的课程主要有《心理学原理》、《儿童心理学与实验教育学》、《心理学实验方法》、《德国现代文明史：其过去与现在》、《德国古代与中世纪的文明》、《德国现代文明史：世界观与科学观》、《古典时期的德国文明》、《欧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的历史》、《作为一个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歌德》、《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成就》等，就这个粗略的课程目录，可以看出几点：（1）在选课方面特别重视文化史、文明史方面的课程学习，他并没有从狭义上来理解教育，而是将教育的内容即文化道德和教育方法理论即心理学联合起来学习；（2）在研究西方文化方面，他尤其注重对科学基础的探讨，此后又将之与中国文化作了比较研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中国开创了文化史比较研究的传统；（3）善于学习那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科学成果，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欧洲文明怎样过渡到近代文明的这个根本问题。可以说近代化、现代化是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特别注重学习一些自然科学。1913年，赴法国留学，学习法文，从事著译、考察和研究，积极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至1916年10月受命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止。此间，除了翻译康德的著作外，于1915年以德国哲学家鲍尔生与冯特所著《哲学原理》为基础写成《哲学大纲》。1920年10月至1921年9月，赴欧美各国考察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先后去了德法等十个国家，访问了这十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拜会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1923年7月至1926年2月，又一次赴欧洲，在德法等国从事讲学、考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十分重视吸收外来文化，在面对技术先进的西方各国时，他毅然离开发展停滞的祖国而抵达近代化的国度，学习并且精通西方新出现的科学文化知识。他的理念是：一个民族，不能不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犹如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的空气及饮食，否则就不能有所长进。

德法两国的科学文明对的影响极大，他在欧洲各国留学和考察期间，耳濡目染，深受其熏陶，德法两国的科学文明是科学教育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时值民族危机，抛弃了封建士大夫的头衔，踏上了资产阶级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吸收西洋文明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科学教育思想，它是在立足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对东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A].见中国研究会编：纪念集[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8.

[2]萧超然.与近现代中国教育改革[A].见丁石孙、萧超然、梁柱等著：研究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

[3]转引自研究会编：论[C].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203-204.

[4]高平叔.全集：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4：96.

[9]高平叔.年谱长编：卷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35－536.

[11]、[14]高平叔.全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4：9；133.

篇3

二、墨家的艺术教育思想

墨子是与孔子齐名的著名教育家，墨家弟子众多，《吕氏春秋•有度》云：“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云：“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墨子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墨家教育理论，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墨子在艺术教育的功能、意义、作用、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也有独到见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墨家艺术教育思想，成为墨家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艺术特别是民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国艺术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一）关于艺术教育的功能

艺术教育的功能是指艺术教育活动的结果和作用。墨子认为，艺术教育的功能是教人“为义”（《墨子•尚贤上》，以下只注明篇名），即通过艺术修养和教育，培养和塑造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有用人才。“义”，就是“爱人利人”（《法仪》），就是“爱利天下”（《尚同下》），“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下》），“相爱相利”（《法仪》），“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为义”，就是做“爱人利人”的事，不做“恶人贼人”（《法仪》）的事。其中，墨子所谓的“利”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互利互惠的实利，它以互助互爱的“兼爱”为基础，即“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兼爱下》）。另一种是指天下之利，即“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经说下》），“利，所得而喜也”（《经上》），“害，所得而恶也”（《经上》），“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总之，在墨子看来，利以爱为基础，爱以利为条件，爱在利之中，利也在爱之中，义与利是统一的，爱与利也是统一的。墨子在劝人学习时指出，教育和学习都是“为义”，“今子为义，我亦为义”（《公孟》）。教师和学生是艺术教学过程中的主客体，双方都是从事“为义”的共同体，而且，“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亦进哉”（《鲁问》）。艺术教育的教师既是“为义”之人，也是教人“为义”的人，是对社会有大贡献的人。

（二）关于艺术教育的目的

艺术教育的目的是通过艺术教育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墨子认为，艺术教育的目的是塑造人、影响人和发展人，陶冶情操，健全人格，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贤良之士”（《尚贤》），为服务和改造社会“献贤而进士”（《亲士》）。“贤良之士”又叫“兼士”（《兼爱下》），就是“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天志中》）的人，这种人被墨子称为“国宝”（《亲士》）。通过艺术教育，可以健全身心、陶冶情操，使其能够更好地为社会和国家服务，为构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的和谐社会而努力。

（三）关于艺术教育的基本观念

1.墨家倡导艺术教育的最终目标是“竞为义”（《尚贤上》）。明确艺术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墨家艺术教育的首要内容。墨子认为，人们通过艺术修养可以成为“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修身》）的人，但他明确指出，艺术教育的最终目标不是比谁的艺术技能高，而是“竞为义”，是比谁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大，谁能为集体争光、为社会造福，这与现代艺术教育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墨家积极倡导“以爱人利人为荣、以恶人贼人为耻”的荣辱观，努力培养团结互助、“相爱相利”的团队精神，坚决反对自私自利、“相恶相贼”（《法仪》）的卑劣行径，这与现代艺术教育提倡团队合作精神、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的观念也是相一致的。

2.墨家倡导“主动施教”的艺术教学观。墨子在其一生上说下教的教育活动中，一贯坚持“有道相教”，强调“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公孟》）。墨子还以撞钟为例，强调主动施教对影响他人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意义，明确反对儒家“叩则鸣，不叩则不鸣”（《公孟》）的被动施教行为。墨子认为，被动施教与“隐匿良道不相教”（《尚同上》）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施教者的失职和耻辱，也是造成教育缺失、引发社会混乱的原因之一。艺术教育作为教育之一种，同样以升华人性、健全人格为目标，如果坚持被动施教或者“隐匿良道不相教”，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尚同上》）。

3.墨家倡导能够改善民生、提高生活水平的艺术活动，提倡勤俭节约的艺术消费观。《墨子•鲁问》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墨子的观点很明确，凡是有利于人的艺术和技能，就是巧妙的、有益的；凡是不利于人的艺术和技能，就是笨拙的、无用的。墨子认为，在战争连绵、生灵涂炭的大环境下，摆弄飞鸟玩具既解决不了“民之巨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上》），而且“亏夺民衣食之财”（《非乐上》），是雪上加霜，而非雪中送炭，所以要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节用上》）。墨家这种“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艺术消费观，与现代艺术界所提倡的普及低碳型艺术项目、节约办大型艺术活动的理念是相一致的。

4.墨家倡导“贵义”（《贵义》）的竞技观。“贵义”就是以义为贵，墨子认为，“万事莫贵于义”（《贵义》），而且，“义，利也”（《经上》），义就是利，是天下之大利。军事艺术竞技是古代艺术竞技的一种形态，在《墨子•鲁问》中有这样一个典故：公输子为楚国制造了大量先进军事器械和装备，并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公输般以自己精工善作，对墨子说：“我的战船有钩镶，不知道你的义有没有钩镶呢？”墨子说：“我行义用的钩镶，要比你在战船上用的钩镶好得多。我的钩镶是用爱和恭敬制成的，不用仁爱作钩镶，人们不会和你亲近，不用恭敬作钩镶，人们就会傲慢无礼。互相亲爱、互相恭敬，才可以达到相互受益。现在，你用钩镶去钩住别人，别人也能用钩镶来对付你；互相钩，互相镶，就是互相残害。所以，我行义的钩镶，比你在战的钩镶要好得多。”公输子在墨子面前炫耀自己的技艺，却被墨子用“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的“贵义”观所驳倒。公输子在与墨子面对面模拟攻城守城的竞技（参见《墨子•公输》中“墨子止楚攻宋”的典故）中失败之后，就不再制作军备竞赛的器械，而是专门从事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技术发明和艺术创作，造福社会。

（四）关于艺术教育的方法

1.注重因材施教，根据学生自身特点加以培养和塑造。在《墨子•耕柱》中记载的一段对话，说明了这个道理：“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注意从施教对象的实际出发，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主张艺术教育要与学生的个人实际水平相适应。

2.提倡专心致志、量力而行，反对三心二意、自不量力。在《墨子•公孟》中记载的一段对话，说明了这个道理：“二三子有复于子墨子学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也。今子非国士也，岂能成学又成射哉？’”墨子弟子在求学时，又向墨子请求学射，墨子说：“不可以，凡是有学识者都必须量力而行。战士在战场上都做不到既要打仗，又要救护伤员，而你们又不同于战士，怎么能同时做到既要完成学业，又要学习射箭呢？”墨子认为，不管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要专心致志、量力而行，做力所能及之事，一心不能二用，不要自不量力、盲目行事。

3.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统一。墨子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修身》），既强调艺术理论教学的重要性，又重视艺术实践教学的实效性。同时，墨子要求弟子们严格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即“合其志功而观”（《修身》），把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统一起来。墨子强调“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的做人原则，注重培养和锻炼弟子们的意志，要求弟子要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故墨子门下多侠士和勇士，“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成就了一大批甘于“为义”而牺牲的社会精英。

4.把科学思想和科技内容融入到艺术教育中。墨家是诸子百家中最富有科学精神、最注重科学方法的一家，墨家主要科技著作《墨经》是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的集合，所涉及的学科门类有辩学、哲学、光学、力学、数理学、几何学、心理学等诸多方面。墨家把科技知识（包括生产和军事科技知识，以及自然科学知识）融入到了艺术教育中，目的是使“兼士”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健全身心、陶冶情操，同时真正掌握“各从事其所能”（《节用中》）的实际本领。这种方法既是对中国传统主流艺术教育的补充，也与现代艺术重视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的大趋势遥相呼应。

5.要求学生勤于思考，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在《墨子•公孟》中记载的一段对话，说明了这个道理：“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墨子问儒家学者为什么要作乐？答复是作乐是为了作乐，这好像问为什么要盖房子？答复是盖房子是为了盖房子一样。这种答法是不能使受教育者得到“知其所以然”的知识的。由此可见，墨家这种勤于思考的严谨学习法，是高于一般儒家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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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学生进行教育

在数学中到处充满着辩证的方法和思维，中学数学的教学大纲指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阐明教学的内容，这样学生既有利于学习基础知识，学生又有利于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数学的教学中可用以下几点来渗透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1．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认识水平也是在不断提高的。数的扩充、代数与几何的结合，某些定理、推论的推广，发展的观点由此得到体现。

2．物质的根本属性是运动。在数学当中，面可以看成点线运动的轨迹，旋转体也是平面图形运动的结果，直线是向两边无限延伸的，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强调这些，使同学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到辩证法中运动的观点。

3．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正数与负数、有理数与无理数、实数与虚数等，这些不同的概念是对立的，同时又是统一的。加与减的转化，乘与除的统一，乘方与开方的互逆，在教学中强调这些数学规律，让学生从中接受到矛盾与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观点。

4．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渗透于教学中，数学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与实践，同时在数学教学中，也要加强对学生数学精神的培养，加强德育的渗透，让学生领悟到数学中的辩证关系，从而初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