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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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民族传统文化、民族民间舞蹈、教学

1、前言

库尔特·萨克斯先生曾经将舞蹈视做一切艺术之母。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融合了包括文学、哲学、运动等多种学科为一体，同样也是文化和精神的具体表现。中国民族民间舞所谓世界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民间舞的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的舞蹈组合而成。由于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发展和地域风俗的区别，中国的民族舞艺术发展成为多种特色的民族民间舞蹈[1-3]。比如汉族的民间舞蹈：安徽花鼓戏、胶州秧歌、东北秧歌等；而少数民族也同样发展出藏族、蒙族、朝鲜族、壮族等各具民族传统文化的舞蹈。民族民间舞受到风俗、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影响，表演的方式也存在差异。

在中国民间民族舞的教学活动中，也必须要正视不同种类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对舞蹈的影响[4，5]。笔者作为一名民族民间舞蹈教员，将结合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对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的影响，以及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如何更有效的进行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经验，为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教学提供参考。

2、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对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影响

2.1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特性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民族民间群众创造的，带有鲜明的文化特质和地域特性的艺术形式[6]。民族民间舞蹈具有以下的特征：

（1）具有民族性与地域性。比如藏族舞蹈就很好的体现了藏族文化的特征与高原农牧的文化特性。

（2）具有自娱性和载歌载舞的传统。在我国一些民族民间舞蹈艺术中，比如花灯、秧歌等，都是载歌载舞的民族民间舞蹈。

（3）继承性。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文以载道、语以言志、舞以宣情”，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既是普通大众的情感宣泄，也是经过一代代的继承和改良而留下的民间艺术。

从民族民间舞蹈中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比如杨丽萍的《雀之灵》和贾作光老师的蒙族舞蹈《鄂尔多斯》，《盅碗舞》等都能够传达出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民族特色。

2.2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对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作用

舞蹈教学是实践性的教学，因此在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过程中，必须将传统文化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7]。因为民族民间的舞蹈学习，并不仅仅需要学习到舞蹈的动作和形态，还需要学习到舞蹈的精神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学习传统文化对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意义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1）传统文化是民族民间舞蹈的根源。在对民族民间舞蹈的动作进行讲解的时候，需要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舞蹈动作的来源以及所表达的情感，需要将传统文化的根源与舞蹈教学结合起来。只有将传统文化的学习融入到舞蹈动作之中，才能够准确分析得到动作的情感依据以及情感脉络，从而对民族民间舞蹈艺术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只有掌握传统文化这个“源”，才能够使自己的舞蹈动作更加生动活泼，具有民族民间的韵味。

（2）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学生学习不同风格的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民族民间舞蹈与地域文化、风俗文化等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只有了解到这些文化特质，才能够将舞蹈风格进行区分和理解。比如在教学中创造与所学习的民族民间舞蹈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借助服装、化妆技巧和音乐使学生能够身临传统文化的气氛之中，加深对所学舞蹈的理解。

3、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民族民间舞蹈进行教学

3.1设计传承传统文化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计划

民族民间舞蹈的源头是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继承与改造中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8]。因此在制定教学计划的时候，必须要把握“传承性”，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民族民间舞蹈艺术进行剖析，讲解舞蹈的来源以及分析舞蹈动作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从而达到中专艺术教育的文化传承。

教学计划除了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之外，还需要对训练性也有所把握。在教学计划的设计中须对民族民间舞蹈动作进行合理的编排，使教学内容连贯合理、循序渐进；从而使学生达到最大的锻炼，增强民族民间舞蹈的表达能力。只有将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与舞蹈设计的训练性相结合，才能在教学中使民族民间舞蹈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特色，又符合当代舞蹈艺术的审美情趣。

3.2设计融入传统文化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方法

（1）元素训练法

中专艺术院校采用的教材是以许淑瑛教授所提倡的“元素教学法”下整合而成。“元素教学法”中元素是基本的意思[9]，该教学法的主要特点，是将民族民间舞蹈中的技巧加以提炼分解成元素性动作，然后从元素性训练开始，进行基础、技能、组合等训练，实现从简单到复杂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比如旋转的技巧，在不同民族民间舞蹈中的表现方式不同，维族民间舞的夏克转、蒙古族民间舞的海青式吸腿转和朝鲜族民间舞的陀螺空转都有所不同，在元素训练法中应该对不同的旋转方式进行单一、重复的元素训练。然后将不同的元素进行集中重复的训练，最后完成一个综合动律组合，直到学习完整个舞蹈套路为止。

元素训练法的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的教学方法应该有所不同，在“开法儿”阶段，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示范并且详细的讲解舞蹈动作元素的要领以及所包含的传统文化内涵；在“巩固训练阶段”主要采取大量的集中训练，使学生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掌握动率特点。

（2）启发式教学法

由于中国民族民间舞风格差异较大，因此在不同类型的舞蹈教学方面，需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10]。比如“东北秧歌”较为活泼，而蒙族民族舞则较为豪迈。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除了对这些动作进行讲解和示范之外，还需要增强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增强学生的理解。比如东北秧歌中的“三点头”，就明显的反映出当地文化的特点以及舞蹈者的心态，所以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启发性的教学，使学生自行体会和理解舞蹈的情感表达。

（3）表演组合教学法

通过放映音像资料使学生产生在实地学习的感觉，从而体会到当地的文化以及民间舞蹈所具有的特点。而且同时制造一种具体的情景，使学生进行情绪上的体验，使学生在表演的过程中对所学习的民族民间舞有更深刻的认识。这种教学法可以将技巧、文化和情感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

4、结论

中专学校的民族民间舞蹈老师除了对学生进行教学外，还承担着对民族民间舞蹈进行保护和传承的使命。因此的教学的过程中，有必要将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民族民间舞蹈的学习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使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民族民间舞蹈的内涵与表达的意义。（作者单位：无锡文化艺术学校）

参考文献：

[1] 《民族民间舞蹈研究》（丛刊）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编.

[2] 贾安林.中国民族民间初级教程[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9.

[3] 王次炤《艺术学基础知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4] 李赞等.论中国民间舞艺术[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5] 赵铁春《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3年1-2期.

[6] 于景春.舞蹈教育在民族舞蹈传承中的作用[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6，（4）.

[7] 赵国纬.舞蹈教学心理[M].中国舞蹈出版社，1989.

篇2

理论界关于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笔者通过维普数据库查询,在1989-2010年6月期间,与“科学文化”相关的文章有3578篇,探讨“科学文化”与“经济发展”或“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文章有102篇,而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则没有发现。笔者试图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皮尔逊相关分析法等现代统计理论,就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选定

国民经济数据选取我国199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科学文化数据共选取10个指标:投入选取2个指标:1995-2009年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WT),同期每年研究与开发经费(RD);科学文化产出选取5个指标:同期每年出版报纸的份数(BZ),同期年广播人口覆盖率(GB),同期年电视人口覆盖率(DS),同期年专利授权量(ZL),同期年技术成交额(JS);劳动者及素质选取3个指标:同期每年文化从业人员数(WY),同期每年科技活动人员数(KY),同期每年每万人中大学生数量(DX)(见表1)。

从上述原始数据来看,科学文化各项指标除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文化从业人员数据有些波动外,其余基本上呈现增长的趋势。

二、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

根据表1提供的全国1995-2009年科学文化各项主要指标数据,利用统计软件SPSS17.0做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根据降维的思想,将相关性很高的多变量转变为彼此相互独立且不相关的少数变量,从而达到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资料中的大部分变量的目的。通常是选出比原始变量个数少,能解释大部分资料中的变量的几个新变量,即所谓主成分,用以解释资料的综合性指标。

通过对表1中的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得出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矩阵(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大多在0.6以上,没有0.3以下的。同时还通过了KMO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本案的KMO值为0.588(大于0.5的最低要求),表示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另外,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97.571(自由度为45)达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成分存在。因此,上述数据适合于主成分分析和进一步分析。通过分析,得到1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86.922%,超过了85%的要求,它解释了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见表3)。

根据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该主成分的计算模型:

F=0.113BZ+0.100GB+0.103DS+0.112WT+0.086WY+0.113DX+0.111ZL+0.112JS+0.110JS+0.110RD+0.110KY

F为主成分得分。相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用于后面的分析。

(二)关联性分析

全国1995-2009年GDP及科学文化综合指标得分(即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全国GDP发展指标的趋势与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正向关系。因此,我们选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和双尾检验法(2-tailed)对表4GDP指标和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拒绝了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为零的原假设,科学文化主成分与GDP发展的相关性达到0.969,呈高度相关。这说明科学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确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一种先进的文化也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毫无疑问,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表5出了国民经济与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性。全国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研究与开发经费两个资金投入指标与GDP的相关性分别高达0.961和0.998,呈高度相关,这显示了资金投入的重要性,“一投就灵”非常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从科学文化产出的5个指标来看,除广播、电视两个指标与GDP的相关性数据分别为0.736和0.776,属于有较高的相关性外,其余报纸出版份数、专利授权量、技术成交额3个指标分别高达0.918、0.994、0.998,呈高度相关。报纸数量增多了,说明看报的人多了,这从侧面反映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专利授权量和技术成交额的增长,并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正是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力的最佳佐证。

从人员的3个指标来看,文化从业人员、科技活动人员和大学生数量与GDP的相关性分别达到0.637、0.995和0.962,文化从业人员与经济发展相关性不高,主要是因为文化从业人员的增长出现多次波动,如2000年、2001年文化从业人员出现下降,是因为同期国家对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减少,期间时值文化部门进行体制改革,实行人员分流造成。从2002年起,文化从业人员又开始增长,这与当时文化基本建设投资又开始增长是相吻合的。科技活动人员、大学生拥有量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相关,这反映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相关度很高,适合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降维。通过分析得出了一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在科学文化的10个指标上的载荷均在70%以上。

第二,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加大对科学文化的投入,提高科学文化的产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是提高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因此,加大科学文化的发展力度应作为十二・五期间各级党委、政府做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任志安,景治中.经济分析实验教程[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篇3

就目前我国大学英语的教学活动来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度明显不够，这也就使得对于大学生来说，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清楚地认识，进而使得其无法正确地使用英语来对中国的文化进行表述，使得交际活动难以开展，这样一来，将会使得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文化了解程度出现偏差，这也使得学生对大学英语的学习缺乏了民族文化的底蕴，其教学活动的开展难以延续。在本文中，通过对我国目前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实际开展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同时，结合对于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进而使得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开展能够对“失语”现象进行解决。

一、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失语”体现以及产生原因分析

1.现象分析

在进行大学英语教学的实际开展过程中，除去对英语专业的学生之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教育课程较少，进而使得对于中国文化的“失语”现象普遍存在。其主要的体现为：一是对比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开展过于注重对英语语法的学习，而忽视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介绍，使得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较低；二是针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特别是理科生来说，对于语言的学习缺乏系统性以及相关理论的学习，进而使得对于英语的学习拘于表面，难以深入。

2.原因分析

教学观念老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今天，对于中国文化应当如何实现在西方的有效传播，应当是我国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对于大学生来说，作为推动时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对于我国文化的了解是实现该项任务能够顺利完成的关键所在。但是，就目前其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发展模式存在着由于教学观念的老旧而导致教学活动的开展成效难以实现这样的现象。

二、大学英语的教学活动应当主动融合中国文化

1.在英语教材中，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

就目前，我国大学的英语教材内容来看，其内容主要是对西方文化的介绍，而对于我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介绍的较少，使得西方的文化观念、社会习俗以及风土人情能够实现在我国的有效传播，而我国自身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显得束手无策。针对于这一现象的产生，我国相关教育部门在进行教材编写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体现，使得学生能够在系统的学习中，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进而使得其英语表达能够顺畅，最终，促使中西方文化能够实现更好地融合。

2.将对中国文化的学习纳入教学大纲中去

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开展是在教学大纲的要求下进行的，因此，想要使得大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与认可度能够进一步发展，将这一要求纳入教学大纲中去，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3.注重于对词汇的比较，实现传统文化的教材融合

对于词汇的有效记忆，能够推动中西方文化的具体结合，其结合方向不仅局限于对表达形式、发音不同，文化所指也不尽相同：西方人提到早饭，头脑中想到的是牛奶、鸡蛋和面包；而中国人提起早饭，头脑中想到的是稀饭、包子、馒头、豆浆、油条、鸡蛋和咸菜。在教学中，如果遇到英文“breakfast”这个词，教师就可以同时让学生知道豆浆、油条、包子、馒头和咸菜的英语表达形式，并融入东西方饮食文化习惯。

4.将对中国文化的学习纳入对英语水平能力的考核中去

通过测试的方式来实现对大学生英语水平的考查，是英语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了使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得以进一步发展，将其纳入对其具体考核内容是极为有效的。为此，应对评价订体系进行改革，将中国文化纳入大学英语测试与评价体系之中，制定符合大学英语教学特点的文化测试标准。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关注意识，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消除原有测试与评价体系的片面性，使大学英语测试与评价体系更具科学性。

篇4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7-0063-02

提到高校英语教学中的文化，人们往往就会想到欧美文化。但是，高等院校英语教学的目标就是为了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输入文化，因此一定要注重中国民族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问题。虽然英语所承载的西方文化已经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主流，但是怎样去解读和理解西方文化，就十分需要丰厚的民族文化基础。这就意味着在传达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中国民族文化不仅是一种依托，而且还是根基之所在。一旦离开这一根基，就难以对西方文化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这样一来，外来文化也只能成为虚设。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的新形势下，我国的改革开放自然也需要引入更多国外先进文化，然而，先进外来文化一定要由本民族的语言进行表达，才能发挥出有效的作用。但是，如今中国民族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现状却是在了解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对于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掌握却到了让人难以容忍的程度。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基本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大学英语教学的价值。这不但是高等院校英语教学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而且也是全球一体化进程之中值得关注的重要社会现象。这就意味着在高校英语教学之中，中国民族文化的应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一、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民族文化的必要性

（一）培养民族文化传承人的需要

我国的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已经形成了自身十分独特的文化形式，主要有民族歌谣、舞蹈、曲艺、民间故事等各种以民间文化、物质文化、口头文化、非物质文化等多种形式。比如，我国侗族地区的耶歌与琵琶歌等歌谣，瑶族所创作的歌谣《盘王大歌》，壮族所创作的史诗《布洛陀》等均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以及文学性。以上优秀文化均为我国民族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组成要素。鉴于我国大量民族本土文化均没有文字性的记录，只能依靠言传身教进行世代流传，只有有土生土长的本民族接班人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民族文化之精髓。比如，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生源主要就来本地区，这些大学生从小就是在其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氛围之中成长起来的，理所当然地是民族文化最为理想的继承人。而这批大学生之中的英语学习者肯定会成为民族地区实施对外交流的重要主体。因此，地方院校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更需要强化民族文化之输入，从而让大学生们成为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

（二）对外宣传中国民族文化的需要

中华民族并非是单一的民族，而是由五十六个兄弟民族所共同组成的一个复合型的民族共同体。这里书说的一体，是指五十六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之中结合而成的，彼此依存的统一体。中国多元化文化在实质上主要是由不同的区域民族文化所组成的部分。民族文化主要有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等两个组成部分。前者是指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基本精神，具备代表性的古代传统文化典籍、中华各民族所特有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和我国所特有的节日等。后者则是指从中华传统文化以及西方外来文化之中吸收有用的成分，并且和现代精神以及中国特色相互结合的文化，可谓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延伸与升华。由于民族文化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并不多，所以十分有必要加快民族文化的传播速度。因此，高等院校在培养英语人才的过程中，不仅担负着为当地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优质服务的重要任务，而且还是对外交流的重要使者，其良好的民族文化素养将是传播中国民族文化的基础与保障。

二、中国民族文化在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运用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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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创造等方面的地位与作用不同,但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成就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构成中包括主流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的文化。正如斯大林所说:“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1]因此,在多民族国家中,应该包括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教育。如何在民族高校中有效地开展思政教育―――既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又照顾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高校外国语学院则又有新的文化交际,在学习外语过程中,必然要学习外语母语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俗等。因此,增强思政教育的的实效性是目前民族高校外国语学院思政工作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

一、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多元文化存在的现状

西南民族大学有56个民族师生近2.5万人,少数民族占65%,其中外国语学院有1280人,少数民族495人,有满族,朝鲜族,蒙古族,藏族,彝族等30多个民族,占全院的38.6%,现有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点一个,有英语、日语、法语、朝鲜(韩)语四个本科专业,一个应用英语专科专业,并且承担全校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和研究生外语教学。在社会主义主旋律教育中,还存在着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以及外语国家母语文化的交际,表现出多元文化共存的现象。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在思政教育方面积极思考,做到几个方面的兼顾,让学生在学习外语、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既宣扬主旋律的思想教育,又发扬传承本民族文化。

二、民族院校外国语学院大学生多元文化下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

1.人际交往和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

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多数生活在民族地区,在一个比较淳朴的社会群体中长大,大多数少数民族同学比较粗犷、热情、好客。很多同学都是由于上大学读书,第一次来到大城市,大城市的文化氛围等和他们以往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加上受到当地一些相对较为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各民族的生活习惯、、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都有各自特点的制约,使很多少数民族同学陷入人际交往的边缘,人际交往的范围更加狭窄,与其他民族同学交往少,人际关系单纯,社会化程度还不够高。

笔者从事多年思政工作,发现很多少数民族同学在新生刚入学期间,大多数以同族或者同乡之间交往联系,而且有些同学在大学四年的择友改变不大。比如,新疆的大多数维吾尔族同学,由于语言和民族习惯,基本上是本民族交往比较多,很好的朋友也都是本民族同学,还有一些就是地缘和风俗习惯相近的(哈萨克族、回族等)民族进行交往。

外语学习跟外语基础有一定的关联。由于地方性差异,东部发达地区的外语教学水平要高于西部民族地区,很多民族在初高中阶段又是母语授课,汉语水平也不高,导致很多同学学习跟不上,丧失学习信心和兴趣。一部分新学生入学后,发现自己的在专业上没有任何优势,加之经济生活困难等,很容易产生自卑、封闭、孤独的心理,为他们人际交往带来负面影响,给少数民族大学生带来困惑和压力。

2.在学习外语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从新生入学开始,所有的骨干课程基础都接触外国文化。从外语专业学课程分布的情况来分析中外文化的交际,以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为例:大学一年级上学期开设基础英语(一)6个学分、英语口语(一)2个学分、英语听力(一)4个学分,英语阅读(一)2个学分、英语语言2个学分,下学期开设基础英语(二)6个学分,英语阅读(二)2个学分,英语听力(二)4个学分,英语口语(二)2个学分,英语语法2个学分;大二阶段开设基础英语(三)6个学分、英语阅读(三)2个学分、英语听力(三)4个学分、英语口语(三)2个学分、英语写作(一)2个学分、基础英语(四)6个学分、英语阅读(四)2个学分、英语听力(四)4个学分、英语口语(四)2个学分和英语写作(二)2个学分。基本上是一个学分一节课,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按修读指南要求须修满179.5个学分方取得毕业资格,其中有88个学分是英文授课的,而英语口语等课程则全部由外籍教师授课。

在英语专业大学本科一、二年级期间,专业课程受英美文化影响较大,很多专业教科书都是英美的专家编著,其中作品都赋予作者所在国家的文化和背景。在大学三,四年级还会增加高级英语,英美文学等课程,教师要进一步分析作者的背景,西方的文化等情况。很多同学(包括汉族)就在学习中盲目的崇拜西方的文化,认为西方的道理伦理和社会制度比较优越,开始学习西方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个别部分同学还出现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极端现象。这样就会危及民族高等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危及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民族大团结。

3.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教育中出现的问题

在当今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就是:以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具有先进性并体现时代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是我国根本价值观之所在,是我国社会强大凝聚力之源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以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集中、简洁地表达了我国当今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内涵。[2]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成长于本民族的宗教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本民族固有的、理论道德、行为准则等,由于长期受民族心理的熏陶感染,在他们的心目中,与本民族的文化习俗、信仰相符的道德感、美感等定势心态早已形成,因此在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加强主流文化教育过程中,存在着“先入为主”的现象,一小部分少数民族同学在接受主流文化方面存在着一些困难。

三、民族院校外国语学院思想教育工作的对策

民族院校外国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问题很多。随着改革开发的的深入,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变化,这本身就是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时刻关注和探索的课题。为了使民族高校外语学院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顺利,笔者从多年思政工作实践中,认真研究和思考,注重如下几个方面:

1.加强大学生心理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在新生入学后,很多高校都开展了新生入学前的心理辅导等,但是由于民族院校的特殊性,加上学习外语后可能出现的多元文化的冲击,这就要求必须建立外语学院专门的长期心理干预体制。新生入学初,由于大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受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等影响,存在一定的民族狭隘心理,像自卑、多疑、敏感等不健康的心理特征及行为倾向。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在开学初期就跟同学做好心理的沟通,消除他们自身的不足,通过开展班级活动,增加同学们的友谊,消除摩擦。要耐心指导学生适应新的环境,要满腔热情地帮助有困难的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在毕业时,鼓励少数民族同学回到西部民族地区就业,利用他们自身的语言和文化优势,更好的促进当地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使各民族共同繁荣。

2.勿忘民族文化,强化教师自身的民族文化素养

这里的民族文化包括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学习外语过程中,思政工作者要时刻注意大学生的思想变化,积极和外语专业老师沟通,强化教师自身的民族文化素养。使同学们在学习外国文化时候勿忘民族文化,引导同学们思考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问题,培养学习者的文化差异敏感性,增加主流文化教育,在跨文化交际中,区分丑美善恶。既帮助学习者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又扩大了视野,形成对世界各族文化的正确态度。

3.在各方面充分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授说:“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本民族的标志。”[3]少数民族成员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的各个方面,如语言服饰、节日礼俗、生活习俗等。思想政治教育是做学生思想的工作,要从细微着手,在各个方面关系和照顾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维护他们的权益。建立起班级干部与辅导员合作的工作机制,在组织班级活动,比如出游,聚餐等,要充分考穆斯林同学的饮食习惯等。在少数民族节日时,班级同学一起祝福参见等,增加集体友谊,让各民族同学感受到家的温馨。

4.加强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开展专题主题活动

民族高校的将《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课作为必修课,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马克思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团结为基本内容的教育,包括民族实体,民族发展,民族关系,民族问题,民族观及民族政策等[4]。每个民族大学生都应有维护民族团结的义务和责任,任何出于狭隘的民族意识的利益之争都是有害的。但是理论学习与实践是有差距的,因此要开展丰富的民族团结的主题活动,增加同学们的主流文化意识。西南民族大学着力构建以“五讲五做五风尚”为主题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长效机制,将每年的9月确定为“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月”,在“主题月”期间,学校将集中开展多项以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动员全校各单位和各族师生广泛参与,引导全校各民族师生弘扬“和合偕习自信自强”的民大精神,争做民族团结的模范。外国语学院在结合本专业特点,开展团支部风采大赛,西南民族大学外语戏剧节等活动,把专业知识和主流文化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结合起来。

总之,随着民族高校外语学院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新形势的要求,进一步针对性地做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根据民族高校,外语教学,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点,应着力从形式、方法、机制等方面进行理论创新和改革,更好开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民族高校少数民族文化,外国语学院外国语母语国家文化等多元文化交际,使民族高校外语学院思政工作更上一步,促进我们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参考文献

[1]斯大林.与民族、殖民地问题[M].张仲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381.

[2]陆岩.试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J].学习与探索,2007(2):14-16.

篇6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2－0086－05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扩大文化消费，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文化消费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观光等方面。文化消费对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升消费主体素质，乃至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西方对其研究的理论较多。凡勃伦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理论，皮埃尔・布尔迪厄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区分的独特模式，同一时期，丹尼尔・米勒提出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中国关于文化消费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是用西方理论诠释中国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这一研究不断深入。郭志仪、马丹丹(2011)通过模型分析发现，满足一定条件时，不同的文化形态对于人们的消费水平有重要影响，当一种文化形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时，国民消费水平和居民效用会得到提高，整体社会福利会相应增加。河南文化产业发展研究课题组(2006)对河南1020户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河南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着比例偏低、消费结构单一、消费预期较低等问题，提出改变文化消费观念、营造文化消费环境、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有效文化服务及产品等促进文化消费的对策。关于中国农村文化消费的研究较少，张金桐、刘雪梅(2007)指出，河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投入比重较低、消费结构单一、农民的文化生活单调，提出引导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培育农村文化消费市场、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对策。马元斌、李平贵、李宝芬(2011)指出，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日趋凸显。当下农村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总体上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塑造和提升农村文化软实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也重视农村文化消费，提出“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在国家致力于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的背景下，了解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现状，找出制约因素，提出促进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对策对于促进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现状

随着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从2002年的46.25％降为2010年的41.1％，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开始追求文化方面的满足，用于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不断扩大，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从2002年的210.31元增加到2009年的340.56元，如表1所示。从文化消费内容来看，看电视是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传统方式，且电视机的档次逐年提高，黑白电视机从2002年底平均每百户48.14台下降到2009年底的7.65台，彩色电视机从2002年底平均每百户60.45台上升到2009年底的108.94台，如表2所示。农村居民观光旅游增多，旅游人数从2002年的4.93亿人次增加到2009年的9.99亿人次，旅游支出总花费从2002年的1030.3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949.9亿元，旅游人均花费从2002年的209.1元增加到2009年的295.3元。农村旅游人数的增加也带动了旅游随身设备消费的增加，农村居民照相机从2002年底平均每百户3.34台上升到2009年底的4.76台。农村居民拥有的现代化娱乐工具即家用计算机拥有数量迅猛提高，从2002年底的平均每百户1.10台上升到2009年底的7.46台。农村网民人数也不断增加，2011年6月底达到1.3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也不断提高，从2005年的2.6％提高到2009年的15.0％。

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绝对支出虽然不断增加，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文化消费占纯收入的比重即文化消费倾向呈倒u型，2009年文化消费倾向与2008年相同，说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增长缓慢；农村居民用于子女教育费用高，用于自身教育培训的费用低；用于文化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支出多，用于读书看报与文化服务方面的支出少；上网比例还比较低，网络购物、在线音乐、网络电视的消费较少；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中还存在赌博、迷信等消极的一面。

三、制约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的因素

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之所以存在上述种种问题，是因为存在制约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因素，本文选取了其中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1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表3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收入等级越高，文化消费支出比重越大，高收入户高出低收入户3.02个百分点，说明随着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提高，文化消费支出会随之增加。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居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低下，2009年中国东、中、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为1.87：1.26：1，这使得农村居民收入在去除子女的教育费用外所剩无几，无力承担娱乐、旅游等其他文化消费支出，降低了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付能力，影响了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的扩大。从农村居民储蓄来看，2009年末中国农业存款达到14568亿元，是2002年的3.87倍。由此，农村居民的低收入与农村居民的高储蓄出现了矛盾，其原因在于中国当前尚不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国虽然建立了新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但还很不完善。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居民医疗负担，但存在医疗费用高、报销手续繁琐、医疗费用不透明的问题。2010年末全国列入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地区参保人数10277万

人，人数较少；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用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影响着农村居民的预期，且当前农业化肥、食品等物价的不断上涨也使农村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他们把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都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

2　农村文化“硬件”落后，“软件”缺乏。文化“硬件”包括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文化“软件”指农村文化工作人员。文化基础设施是文化消费的场所，是文化消费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所以，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状况也影响着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中国大部分农村尚无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文化广场、戏楼等基础设施，网吧、学校较少。中国乡镇(街道)文化站不增反降，从2002年的39 273个减少到2009年的38736个。有的乡镇虽然设有文化站，但要么用作其他用途，要么只是摆设，没有充分利用，产生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不足。2009年，广播节目农村覆盖率为95.10％，电视节目农村覆盖率为91.9％，全国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17523万户，农村为6863万户，占全国的39.2％，比重较低，2009年农村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只有27.77％。从“软件”方面来看，农村文化人才缺乏。学前教育在农村还很薄弱，农村教师数量不够多，教师整体知识水平有待提高；2009年乡镇(街道)文化站从业人数为86325人，平均每个乡镇(街道)文化站从业人数只有2人，专职人员少。2009年农村化技术培训学校(机构)有129443所，教职工数为212637人，其中的专任教师只有96967人，占教职工数的45.6％。有的农村文化工作人员知识更新速度慢，专业水平低，导致乡镇文化站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　农村文化消费产品供给少，质量不高。文化消费要以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为前提，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数量取决于文化供给。文化供给主体不外乎两个――政府和市场。近年来，政府实施“文化”、“科技”下乡工程，推动了农村文化供给的增加。但中国乡镇尚无官办文艺团体，农村也没有固定的文艺表演团体，导致农村的娱乐活动少，难以满足农村居民对文化的需求，农村居民看电影难、看戏难的问题依然突出。从市场对文化的供给来看，由于交通的因素，市场供给的文化产品如报刊书籍、磁带、音乐CD、影碟等较少，农村居民可选择的余地不大。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质量也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科学、健康的文化产品及服务能提高农村居民素质和各方面能力。当前，面向农村的一些文化产品及服务粗制滥造，精品稀少。因为一些文化创作人员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没有深入到农村中去，而是闭门造车，导致创作出来的作品难以引起农村居民的共鸣。电视是农村居民经常消费的文化项目，但针对农村居民的节目少，广告多。一些面向农村居民的书籍，专业性强，农村居民难以读懂，数据更新慢，时效性不强。且由于农村监管存在漏洞，文化消费市场法律法规滞后，农村文化市场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盗版侵权更是常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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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147-01

中国的民族文化多彩纷呈，历史悠久。不同地区的文化艺术形式形成不同的艺术特点，各具风彩。然而，在众多的文化种类中，作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灿烂文化艺术代表的戏曲艺术更绚丽多姿。中国戏曲种类繁多，丰富多彩。古今名人、名曲、名段和剧目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近几十年的文化观念的影响，在一些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忽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戏曲知识的传播。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冶学生情操，振奋民族精神，是音乐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从戏曲艺术作品中了解中国民族精神

中国的戏曲艺术在世界艺坛中独树一帜，是融表演、演唱为一体，是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结晶，它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体系，具有颇为丰富的各种表演手段。戏曲文化的发展史也体现了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过程。所以，中学生学习戏曲艺术，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民族民间音乐的认识，进一步了解民族民间音乐发展，而且能促进学生学国传统的音乐文化。戏曲艺术含有丰富生动的历史知识，因此，对戏曲艺术的学习和欣赏，有助于学生历史知识的丰富，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当今中学生对我国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诸如戏曲、曲艺所见甚少。特别是近些年中小学生以学习西洋乐器为主，都在接受西方音乐的教育，有些学生对西方音乐卓有兴趣，对贝多芬，莫扎特、施特劳斯，特别是对一些钢琴曲作家了解掌握较多，而对中国音乐杰作知之不多。尤其对我国戏曲艺术知之甚少。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徽班进京，什么是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对千百年传唱不衰的戏曲剧目与代表人物知之甚微；对中国自己的戏剧创作大师、表演大师、戏剧大师。如世界著名的三大戏剧表演体系其中我国的梅兰芳大师被誉为梅派表演体系。对古往今来著名的戏曲剧作《红楼梦》、《窦娥冤》、等等剧目缺乏了解。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在中国各地方的戏曲作品中深刻体现，民族英雄、仁人志士在不同时代戏曲代表作品都颂扬传唱。艺术形式与艺术追求和思想意识与精神风貌密切相关。不同的形式与追求其结果不尽相同。从中小学音乐教育找到与戏曲艺术结合的切入点异常重要。通过戏曲艺术教学，使更多学生知道我们的国家是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在这些遗产中戏曲则是独具风貌的重要艺术形式。这里有令人拍案叫绝的表演，有长久传唱不衰的乐曲，还有传播范围极广的民间传说。这些必将激起中小学生对中国戏曲文化的追求与兴趣，激发他们的民族信心与自豪感。因此，为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对中小学生进行戏曲艺术教育是音乐素质教育的迫切需要。

二、让中国戏曲走进中学课堂

传承国粹、京剧进校园教育部对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有关京剧的教学内容，并将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开。让学生了解京剧的形成历史，行当中的生、旦、净、丑。特别是京剧服饰的考究及文化人文内涵。特有的京剧唱腔韵味，更有国剧之称的京剧脸谱都是中学生学习继承传统艺术之重要所在。由于当前中小学生普遍存在民族文化艺术鉴赏能力低的问题。京剧是国粹，纳入学校教育非常有必要。现在很多国家都把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纳入基础教育中，京剧进校园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同时不妨增设地方戏曲课，戏曲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优美的旋律和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饱含乡土气息的品性，都会让学生产生强烈的审美感受，而且很多戏曲都反映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美德，对于陶冶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具有独特作用。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戏曲教育、熏陶，有利于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养成对祖国传统戏曲亲切、熟悉的情感。中国戏曲地域宽广，有着极强地方性，对于当地学生学习接受很方便，更为重要的是能通过学习地方戏曲更多的了解当地文化底蕴。

“百家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戏曲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要传承中华民族的戏曲艺术，发挥戏曲艺术的教育功能，让学生接触中国戏曲文化，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将戏曲与现代音乐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让中国戏曲走进中学艺术课堂。

学习戏曲艺术是发展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需要，戏曲是我国传统的综合性艺术，它涉及文学、音乐、美术、表演、武术等艺术领域，结合在中学音乐课程中，促进学生多种艺术能力发展的方向相一致。戏曲有着非常强的表现力，它的表现形式中国人喜闻乐见，完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更让许多外国朋友赞口不绝。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髓。它通过唱腔、表演来感染观众、表现社会生活。在弘扬民族文化的今天，戏曲音乐引进中学课堂尤为重要。戏曲艺术进课堂首先给我们提出了教师的培养，在师范学校的音乐专业教学中要设立或建立戏曲课，才好配合中学的音乐教育。还有教材的编写要表演性、趣味性于一体，既使音乐教学增加活力，又使这些丰富的教育资源发挥了作用。通过听赏、演唱，丰富了学生的音乐知识，也使本土文化得到了发扬和传承。戏曲艺术教育的初级阶段是了解和赏析的阶段。教师从戏曲的形成、发展、历史出发，试从经典剧目、剧中人物、著名表演艺术家的生平等一般性知识入手，将学生逐渐引入戏曲艺术的欣赏之中。由欣赏著名艺术家，如梅兰芳、马连良、尚长荣、叶少兰等有代表性的演唱与表演，进而发展到对戏曲艺术风格、表现形式、内容主题及典型人物的分析与鉴赏。

要把赏析与学唱、学做结合起来。除课堂教学外，还可通过看录相、听录音、看演出，让学生直接接触戏曲表演艺术实际。通过真真切切的看和明明白白的听，化被动为主动，很快进入学唱阶段和学习表演阶段。只有进入这样阶段，学生的鉴赏力才能得以升华。这一阶段要努力开发学生内在的表演才能。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与喜好，选择一些易学、易唱、易做的剧目进行学唱与学做，使之循序渐进地步入不同角色和人物的学习之中。

京剧作为音乐课程的重要内容走进中小学生课堂，是在教育界开展新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大大丰富了中小学艺术课的内容。新课改提倡学生的学习应由单一学科向综合学科过渡，京剧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形式，它的唱念做打、它的舞台服装等就蕴涵了多学科的内容，又属于美术课的内容。孩子们可以通过学习京剧接受品德教育、感受艺术之美，整个教学过程体现了寓教于乐，对传统文化回归的一种呼应。今天的中国国富民强。每位家长都怀揣着自己儿时的梦想，为培养孩子音乐能力可以倾其所有。但需要传承和学习的不只是现代音乐、舞蹈、钢琴，还有京剧，更多的地方戏曲更为重要。京剧作为音乐课程的重要内容走进中小学生课堂，是在教育界开展新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大大丰富了中小学艺术课的内容。一个民族，学艺术的人越多，这个民族就越有活力；一个国家，自愿从事艺术事业的人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于创造精神。京剧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西方的歌剧，它既是大雅的，也是大俗的。京剧进校园能了解中国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更要引以为荣的是我们国家戏曲艺术的博大。能陶冶终身，会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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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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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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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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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概念的阐述：“民国文学史”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一直是困扰学界的一个大问题，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似乎每一次命名都不能很准确地表达这一学科的性质。在这次研讨会上，此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西南民族大学李光荣的《论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游移与中华民国文学史的缺位》指出，“打通近、现、当代”的努力因为“近代”、“现代”、“当代”这些没有明确时间界限的词语的不科学而难以成为事实，解决的方法就是确立“中华民国文学史”概念。四川大学李怡《从历史命名的辩证到文化机制的发掘――我们怎样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认为，“民国文学史”不仅是时间的概念，也是意义的概念，应该有自己的意义维度和规范，即“民国文学机制”――民国的经济形态、法制形态、教育机制以及民国独特的精神气质与人文性格。西华大学王学东提出“民国文学”概念有“三个还原”的价值，即还原这一时期文学的真实历史境遇、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内部的多重“张力”、民国文学作为整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面目。西南民族大学汤巧巧分析了民国文学史建构的现实可行性与操作性。四川大学马睿的《词语的命运：现代中国的“文学”定义》探讨了“文学”这一词语的意义演变。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中，“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对自身的调整与重组。

二、再次回到文学本身：文本细读所呈现的多种解读视角

文学研究最根本的在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此次研讨会，台湾学者带来了最新的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研究。成功大学苏伟贞《不安、厌世与自我退隐：南来文人的香港书写――以一九五零年代为考察现场》通过对个案作家的解读，指出南来文人不安、厌世与自我退隐的原因，是空间的转变导致的自我认同的矛盾。东华大学黄宗洁通过对施叔青《风前尘埃》与钟文音《昨日重现》的细致分析，探讨了日常物件的文化符号作用。东华大学刘秀美通过对里慕伊•阿纪等四位女作家创作的分析，探讨了族群女性在追寻自我存在的价值过程中传统民俗所扮演的角色。台湾大学黄美娥通过对曾今可文字的重新阅读，探讨了曾今可这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去台前后的心理历程。中国文化大学宋如珊分析了刘恒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小说中的生存欲求与死亡界限两大主题。台湾师范大学石晓枫分析了苏童小说《刺青时代》与《城北地带》中的“身体暴力的残酷美学”，这些暴力的渲染是“”中中国“政治身体”反映到“少年身体”上的文化展现。岭东科技大学魏美玲解读了韩少功散文集《山南水北》中所描写的“乡土世界”，其中也体现了韩少功的新寻根倾向。台湾政治大学张堂以无名氏（卜乃夫）1940年代的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题材处理、文字风格及其时代意义。东华大学魏贻君以战后迄今台湾原住民族的汉语文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属性的性格内涵。中原大学的曾阳晴比较了张资平的《约旦河之水》与北村的《施洗的河》，分析了这两篇小说中的哲学意味。

三、史料发掘的意义：新的学术发现与旧问题的重新阐述

史料报刊杂志的发掘与解读是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生命力所在，在史料的钩沉中，一方面可以重返历史语境，感性体验20世纪的社会现场，另一方面也是对文学史抒写中既定结论的一种重新思考与透析。四川大学陈思广的《史料发掘与〈骆驼祥子〉研究视野的新拓――以梁实秋和华思两篇被忽视的接受史料为例》一文，探讨了这两则史料对《骆驼祥子》研究的重要意义，即纠正了《骆驼祥子》接受研究中的偏差。绵阳师范学院杨华丽的《“XY”与钱玄同――兼论吴宓“艳体诗”事件》通过翔实的史料梳理与解读，展现了“艳体诗”事件的全貌，重新定位了“艳体诗”事件的性质。四川大学周维东的《青年、必读、书与新文化――鲁迅〈青年必读书〉中隐含的问题》则是对史料的重新解读，指出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答复其实是对现代学院派文化在新文化中的强势地位表示不满。四川师范大学段从学《答复这个问题：娜拉走后怎样？》重新考察了鲁迅关于启蒙问题的论述，提出 “鲁迅的启蒙”失败源于他自身对启蒙的消解。四川大学冯宪光《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形成的原因》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关于文体的叙述与对中国传统文体分类的继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张中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辛亥”》指出研究现代文学中的辛亥要还原历史，要注重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同时也要重视历史史料中的文学因素。台湾中原大学的李宜涯教授探讨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很重要的刊物《青年进步》中的小说作品，丰富了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西南大学张武军《中国现代悲剧理论的大飞跃――从王国维到陈铨》分析了陈铨的“悲剧观”，指出他对王国维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四川大学姜飞的《左右逢源：新文学史上的新写实主义》重新梳理了新文学史上“新写实主义”的来源与在国共两党的不同意味。乐山师范学院的廖久明以扎实的史料与翔实的考证，重新解读了郭沫若回国与陈布雷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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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中英语文学阅读重视的深层根源

民国时期英语开始作为一种工具引入大学教育，听、说、读、写、译作为英语的五项基本要求也即受到重视。阅读作为输入的来源，作为了解西方文化的主要途径、作为扩大词汇量与提高写作水平的主要载体在英语教育的各项能力中尤为突出。探究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中英语文学阅读重视的深层根源，得出自主开放的办学定位、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是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英语文学阅读重视的深层根源。2.1自主开放的办学定位依据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发的《大学令》，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普遍遵循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办学理念。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办学理念下形成的是自主开放的办学之风。具体在英语教育上即成立教授会，在英语学科的教授中选拔，大致以1/5的比例选拔，成立的教授会是该门学科的最高指导机构，该组织厘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教师的晋升制、英语教学的课时安排、学生成绩的判定等。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办学并没有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统一的教学通令与章程，而是以自主开放、兼容并包的定位开展办学。英语文学阅读在自主开放的办学条件下能根据当时的社会要求制定相应的课程时间、课程要求等，民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时期，而英语文学阅读是输入的重要来源，也在此背景下英语文学阅读可以自主的定位并得到重视。2.2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理论以通才学达为宗旨，1932年的《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中即明确规定：“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所，其所研究之学科，必由基本而专门，作有系统之研究。”（教育部，1934）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也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得到了有效贯彻，如清华大学在大学英语教育的教育方针上则不仅仅是掌握听、说、读、写的能力，而是强调“中西兼重”之原则，以英语的学习了解西方文化，进而“整理国故”，以中西文化之博雅救国兴国。大学英语教育还结合各系学科的特点，将英语学习与相关学科如历史、中文、哲学等相结合，如在历史系则强调中外历史的并重、中文系则强调中外文学的接融、哲学系则强调东西方哲学的互补。北京大学则在1932年《国立北京大学学则》中明确规定国文系学生需要外文佳、外文系学生则需要国文佳，通德通才。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也在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散文家朱光潜的论述中可给解证。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提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梅贻琦，2001）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运用在英语教育中则需要听、说、读、写、译等各项能力的相通，阅读在各项能力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也即受到了相当的重视。2.3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传统本位论”、“全盘西化论”、“中西为体、西学为用”等是这一时期各仁人志士为那一时期的中国的救亡图存开出的处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始开启了中西文化交融的开端，而后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不断推进。北京大学的校长则在大学教育层面推进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将西洋近代哲学、科学思想等陆续介绍到中国，从“传统本位论”“、全盘西化论”“、中西为体、西学为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推进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学习。中西交融的文化下也彰显着对英语教育的重视，如1938年国立清华大学对英语科目作出的介绍为“英文也是6个学分，为第一年所必学。本科之主要目的，在培养学生之英文根底，使能通熟应用，首先注重温习文法及纠正发音，又就会话、默写、尺牍、作文诸端多多练习，俾使学生咸能以英文表达其思想，自然正确而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