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进行此方面研究的学人在开展自己的研究之前，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进行相关的学科训练，培养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阅读有关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著作，是十分必要且大有裨益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于二零一一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便是这样一部惠泽学林的方法论著作，全书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介绍，既有逻辑性，又有系统性，既有对文学思潮、批评视野、思维科学等理论层面的介绍，也有研究方法、学术伦理、论文写作等操作层面的评介，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十分具有启发意义。

      全书分为十讲，第一讲是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概述，要言不烦地阐明方法论的概念，介绍方法论课程的功能、作用及特点。第二讲介绍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编者在综述前人之说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分为四种类型：为兴趣、为致用、为求真、为自我完善。第三讲主要谈读书的方法，读书人人都会，但真正有效率“能吸收”的读书方法并不是每个人都掌握的，本讲编者总结出针对古代文学学科的读书方法，不仅具有极强地可操作性，而且层次分明，逻辑性强。首先，应该阅读有关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与目录学相关知识的书籍，培养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和相关文献的能力，此乃治学之基础。其次，精读本学科内的基本经典，古代作家作品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不读原典则研究无从谈起。再次，要阅读经、史、子及一些宗教学著作，自古文史哲不分家，古代文学研究是与邻近学科紧密联系、互为佐证的，如果对这些领域不了解的话，欲透彻了解深入研究古代文学，近乎痴人说梦。凡可称一代宗师的学术大家，都是各领域打通，以一种贯穿俯视的眼光治学的，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无不如此。最后，还要阅读古代文学领域的经典研究著作，可以借此了解研究现状、学习前辈的研究方法。编者在此处还不厌其烦地列出数十位学术大家的姓名，读者读书时按图索骥去查找相关著作即可，尤其于初学者大有指点迷津之功。第四讲、第五讲互为对应，分别介绍中学思潮和西学思潮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尤其可称赞的是第四讲中学思潮与学科研究，此讲以时间为序，分别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五部分来论述与古代文学研究之关系，注重历时性的梳理，极具系统性与逻辑性，此讲不妨可看作是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学术小史。而在历时性的梳理之外，又有共时性的概括，比如在讲到佛学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时候，分别介绍了佛教对古代诗歌、词、小说、戏曲、散文等十个方面的影响，这种分类，切实合理，易于读者掌握。第六讲探讨思维方法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第七讲介绍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之关系，第一节列举文献书目，尤以资料翔实宏赡见长，二、三节讨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学方法及文献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第八讲探讨思维方法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九、十两讲探讨学术伦理及学术论文写作。该书以问题立论，不尚空谈，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将宏观的考论与微观的考察相融合，不求像文学通史那样力求做到面面俱到，而力求在创新的原则下追求实质性问题的解决。

      综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导论》一书，有几个方面的特色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此书力避空谈，注重实际可操作性，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使学术研究有法可循。编者在第八讲分九节列举了九种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每种方法之下还有更细致的方法划分，又有具体学术案例的实证，使读者一目了然，有法可依。在讲到使用批判法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时，编者列举了两组非常规范的商榷文章，其一是莫砺锋先生与周裕锴先生关于“夺胎换骨”说的争论，其二是莫砺锋先生与李定广先生关于《唐诗三百首》中有无宋诗的争论，这两组文章确实是针锋相对，有破有立，而又都文采斐然，读来令人大有酣畅淋漓之感，确实值得读者仔细揣摩驳论文章的写法。

      第二，这本书引述资料宏赡，多贴近当下学术前沿，无枯燥说教之感，编者亦在书中独抒机杼，不人云亦云。如第七讲中述及文献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时，提到班固《团扇赋》的断句问题，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团扇赋》今存残篇，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原来系于赋尾。但编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根据《艺文类聚》所录班固《竹扇赋》诗判断《竹扇赋》并不是七言诗。虽有学者也意识到这一点，将《竹扇赋》重新断句，但其断句仍有不通之处，编者在此显示了良好的学术眼光与修养，并没有直接采用他人重新断句的结果，而是细心分析，查阅诸多典籍，将《竹扇赋》重新校点，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此书还提到了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争论的《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书中详细列举了各方观点，使初学者得以迅速了解这场学术论争的来龙去脉，编者只陈述客观事实，并没有掺入个人看法而遽下定论，其审慎态度可见一斑。

      第三，此书普适性强。虽然现在学界也有一些讨论词学或诗学研究方法的书，但其囿于一种体裁或一个时段，指导意义不是很大，而此书作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普遍适于古代文学学科的研习者使用。另一方面，此书并未固步自封，在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学科引进一些西方理论及现代研究方法，给人很大启迪。比如，在讲到研究方法时，既列举了传统的归纳法、比较法，又列举了较新颖的统计法和GPS与时空定位法，反映了编者与时俱进的眼光。

但此书也有白璧微瑕之处。首先，综览全书之后感觉无论是论述还是例证，其探讨的问题与资料中，唐、宋、清部分所占比重较大，而除唐、宋、清之外秦汉、魏晋、元明论述相对少一些，似乎不太均衡。其次，本书第一百四十页在提到著名唐诗启蒙读物《唐诗三百首》时，将其作者写作“横塘退士”，笔者查阅了好几个版本的《唐诗三百首》，包括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所处版本，“横”都作“蘅”，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字临西，无锡人。清乾隆十六年进士，著有《蘅塘漫稿》。

篇2

【中图分类号】G642

（本文是宁夏大学2010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立项“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之阶段性成果。）

独立学院是中国高校教育体制近十年来出现的新尝试，如何建设自己的办学内涵，形成自身鲜明的办学特色，走出一条全新的完全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需要的办学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学生的知识现状、学院的教学现状，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探索符合独立学院特点的新型实践性教学体系。本文针对笔者在独立学院承担《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工作所推行的实践性教学改革提出若干粗浅的看法。

一、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是切合学生实际知识结构与学习诉求的最佳教学途径。

毋庸讳言，独立学院所招收的学生绝大部分在中学阶段都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差，基础知识的掌握较为薄弱。笔者曾在汉语言专业四个年级的班级进行过问卷调查，问卷中罗列的问题从中学阶段是否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无兴趣？是否主动参加过古典诗词诵读活动？上大学之前是否阅读过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到进入大学以后对古代文学的兴趣有无变化？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学习古代文学的目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85%以上学生的回答竟然都是没有。由此可见，中学阶段以高考取得高分为目的语文教学使得一部分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兴味索然，在他们看来，古典文学就等同于杂乱无章的知识碎片，是老师强行灌输、注入于他们心田的，学生只需要机械地去背诵、接受即可。因为学生并没有被激发起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更没有养成以一种主动的精神去接受古典文学精品的浸润、熏染，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培育自身的人文情怀，所以进入大学以后，学生头脑中关于古典文学零碎的知识碎片，早已被时间的流逝荡涤殆尽，他们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感受力与领悟力存在着先天不足，故而，进入大学后，他们会带着某种成见来面对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绝大多数学生学习兴趣也就自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独立学院教学对象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现实基础。

与此同时，笔者的调查问卷中也涉及到了独立学院学生对古代文学教学的学习诉求与最佳教学途径。下列问题引起了接受调查的学生较为深入的思考：现在大多数人都不屑于古典文学，你对此抱有何种态度？95%以上的学生回答是古典文学并没有过时，学习它有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你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目的是什么？90%以上的学生回答是，了解古代仁人志士的优秀道德品质，更好的为自己修身养性；你希望教师以什么样的教学方式讲授古代文学？98%的学生回答是，联系现实，古为今用；你觉得采用n+2教学改革模式①的学习效果到底好不好？85%以上的学生回答是很好。

通过调查了解，独立学院的学生也有着比较强烈地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愿望，只是他们更加渴望这门课程的学习与讲授能够立足于他们自身的知识现状，能够为他们健全人格培养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进而为将来步入社会从事某种职业提供实际的能力培养。

二、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实践性教学目标不明确。

独立学院要创出自身特色，培养的学生在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就必须要有明确的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培养目标。它的“新”要以教学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普通应用型人才为核心目的，体现在教学上就是要探索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全面转型革新。《中国古代文学》作为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新闻、文秘等专业的必修课程，学时较长，内容广博，课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目前独立学院在对这门课程的教学中流行的教学模式，是“文学史”加上“作品选”，而以“史”为主，许多学校甚至将这门课程直接当做“中国文学史”。既然是“史”，所讲就多为作家地位、艺术成就、时代思潮、发展规律之类宏观问题。这种教学模式的局限与流弊是显而易见的：学生缺失对古代文学优秀作品魅力的直观感悟，凌空蹈虚的理论概述不但会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也会引导学生去应付教学、应付考试，使得他们只须死记硬背文学史上归纳的条条款款就能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轻松过关。这样的教学模式，既与学生学以致用的学习愿望想去甚远，而且学生走出校门也定会难以适应当今社会对文科人才的要求。

（二）实践性教学体系的建构不完善。

独立学院在成立之初多依附于一本大学，所以其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先天嫁接母体，教学基本上延续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素质培养的问题比较突出；实践教学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即使有实践教学的环节，也往往多半浅尝辄止，缺少系统性、多层次性和相对独立性；实践教学的内容比较单调，达不到培养学生实际能力的需要；课程考试多沿用传统的闭卷考试方法，实践教学的成果无法反映到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核之中。

（三）实践性教学资源相对不足。

独立学院发展速度较快，但似乎更多是在追求一种量的增长，不乏一些学校在盲目地扩大招生规模、拓展招生专业，无暇顾及教学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无力量投入经费保证实践教学的正常进行。实践教学需要的图书资料及相关的教学辅助设备得不到保障，从而导致学生实践训练不足，直接影响了实践教学的质量。

（四）实践性教学所需要的指导教师较为匮乏。

由于独立学院成立时间较短，师资力量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近年新招进的老师都比较年轻，普遍缺乏教学经验，外聘教师的流动性较大，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形成一个固定的教学团队，良好教学传统的传承更是无从谈起。而《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又对教师的教学技巧与自身的知识储备、科研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如果因为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不足，或是指导实践的教师频繁变动，实践教学自然会失去对学生应有的吸引力。实际上，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队伍质量，已然成为了能否推行实践教学的瓶颈。

三、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的策略与方法。

（一）确立以综合素质的提升为培养目标的教学模式。

笔者认为，独立学院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不应该简单地把这门课程当成“史”或“论”来教学，而应该着重讲授中国各体文学本身，应该引导学生多读和细读经典文学原著。通过多读与细读，去感受中国文学的艺术魅力，从而培养学生典雅的气质与高雅的情操。“我们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使他们不仅具有开拓新知识的创造力，而且具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具有正确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及对社会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成为对社会有贡献有价值的一分子，他们才能作为一个完整人格的人度过更有意义的一生。”[1]完整的人格应该具备乐观豁达，积极向上，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等一系列基本特征。而《中国古代文学》俯拾皆是的真善美的内涵，不但完全能够提供完整人格塑造的基本素材，而且它还能以厚重的文化濡染力量，沁人心脾的优美意境，润物无声地发挥对学生理想人格的熔铸作用。袁行霈先生说过：“中国文学的创作注重表现意境，文学的鉴赏当然也应该力求感受和进入意境。当我们读着那些意境深远的作品时，可能暂时忽略了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整个心灵沉浸在想象的世界之中，有时是自己的审美经验被唤起，并和诗人取得共鸣，有时会对一种新生活、新的性格，对宇宙和人生得到新的理解。有时会感到超越了故我，在人格和智力上走向更加光明和智慧的世界。”[2]

在基础知识的掌握方面，重点要求学生体悟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此同时，辅以背诵与模拟练习，将古典名篇的语言艺术化为己有，从而转化为一种实用的技能，即能以优美雅致的文笔撰写各类文章，包括应用文，学术文以及美文等。至于文学发展史一类见仁见智的理论问题，作初步了解即可。事实上，独立学院中文系的培养目标，主要是社会各行业包括国家各级机关广泛需要的文职人员，而不可能是作家、诗人或文学批评家。众所周知，作家或诗人无法由高校批量生产，而文学批评家则社会所需有限。所以，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应该既务虚又务实，以培养学生的气质、情趣、谈吐与文笔等为主要目标。

在能力培养与提升方面，通过《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要求根据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以就业作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具的具体要求，着重培养学生以下几方面的能力：第一是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能力：作为中小学语文教师应具备的古典诗词教学的实践能力和分析归纳与综合鉴赏作品等专业技能。第二是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够通过古注阅读古典文学原著，具备文本解读的基本能力；能够检索使用文献资料，并且把握学界相关问题的研究动态，具备独立撰写文学专题研究报告或文献综述的能力。第三是从事其他行业的竞争能力：未来从事与汉语言文学相关的职业，诸如文秘、新闻、传媒等职业所具备的人文素养、综合素质与听说读写的能力。

（二）制定以自我实践为导向的课程改革措施。

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如何对学生进行实践训练？通过我们几年的教学实践验证，以下措施效果颇好：

首先，任课教师要对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有明确的认识，课堂教学要围绕形成学生能力为核心而展开。具体做法是，通过古典文学原著的精讲来建构学生听说读写实训的基本内容。譬如古典诗词的讲读，不能只停留在一般性的鉴赏和了解古诗词体制常识层面，而是要让学生在掌握古诗词鉴赏技巧的同时，能够自己去作诗和填词，对学生写作能力进行训练，以学生的古诗词创作代替传统的课后练习，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更加感性地巩固了所学的知识，另一方面，达到了学以致用，强化了学生的写作能力与学习兴趣的目的；“文读百遍，其义自见”，古典文学经典作品需要大量吟诵，课堂教学中，适当组织学生学习吟唱古典诗词作品，或者进行诗词的背诵与诵读比赛，让学生在朗朗读书声中去体验作品的美感，培养学生的审美感悟力以及对传统经典作品内在精神的把握能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也应积极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通过播放一些优秀文学作品的声像资料，以更加灵活有趣的方式来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也可以让学生将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片段排练成话剧或情景剧的形式在课堂上演出，通过场景的再现，真正引领学生走入古人的世界，去切身感受他们作品所表达的喜怒哀乐之情。笔者曾在讲授屈原《九章》和司马迁《史记》的时候，就曾让学生自导自演过《山鬼》和《高祖本纪》中的鸿门宴，学生的反映非常好。

其次，以学生知识的应用与提升为目标，拓展学生学习与实践的平台。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要时常有一种引起学生思考一些学术问题意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或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可以在课堂上介绍给学生，并给学生提点一些思考的门径，让学生课下去尝试搜集相关资料，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解决的方案。另外，教师也应该将学生纳入到自己的课题研究工作之中，按照一定的步骤与计划让学生参与一些研究的基础工作。通过引导学生进入古代文学的现代研究，让学生去了解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而促进学生科研能力的形成。

再次，教师要注意培育《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学习的氛围，注重发挥一种积极参与的群体效应。可以组织学生成立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小组，以团体的形式让学生分工协作去制作一些课件在课堂上进行演示；也可以根据学生不同兴趣成立读书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分享阅读感受；也可以组织部分学生成立古典文学研究小组，由教师给出相关的问题，让学生利用团队的优势去锻炼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最后，要注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教学效果的检查。独立学院课程改革的实施，不能只停留在某种方案的提出，而是要落到实处并且使任课教师和学生都看到实效。从学院教学管理的层面来说，要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检查的办法，切实保障实践性教学的常态化，从具体任课的教师来说，不但要担负学生一系列实践活动的指导教师，而且也要负责考核检查学生的实践成果。

（三）完善实践性课程的管理体系。

独立学院推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着眼于课程管理体系的完善与建构，制定好本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标准、实践教学教学质量规格、反映实践教学成果的考试大纲、实践性教学指导纲要等教学文本，从体现实践性教学大纲的指导性和规范性出发，不仅结合每章的教学内容，设定考核目标作为评价实践性教学效果和实践性教学目标完成的尺度，而且制定统一的实践性教学质量规格要求。同时，还要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和课堂延伸的学习内容的指导，提供相应的参考书目和具体学习要求，使学生的学习有明确的指向，真正在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中能将自己锻造成为人格健全、具备一定实际能力的合格人才。

注释

①“n+2教学改革模式”是我院采取的一种教学、考试模式。其中n是指教学的动态化管理或教学过程考核，包括课堂实践、讨论、考勤、作业等，原则上n要求大于或等于3，2是指读书笔记加期末考试。这三项考核成绩构成本课程最终成绩，其比例是40%+20%+40%。

篇3

（一）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校注

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方面目录整理工作起步较早。1980年至1981间朱永邦先生搜集整理出了《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作家简介》，连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收录了58位作家，作了简单的生平简介，并附以著作名。后又有翟胜健刊于《民族文艺论丛》（现已不多见，无法考证收录作家的具体数字）的目录。两位学者的目录搜集为后来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1984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王叔磐、孙玉溱）选注了86位蒙古族作家的330多首汉文诗，这本选注是至今为止收录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比较全面，且选注作品比较多的诗选集，为后来学者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文本资料。此外，有些学者把蒙古族汉文创作译为蒙古文，付之以刊刻。丹碧和星汉编著的《汉蒙合璧古代蒙古族汉文诗词选》（2002年8月）用蒙汉合璧的形式蒙译了49位作家的108首诗歌，博、博彦在《清代蒙古族汉文诗选》（1999年）里蒙译了45位蒙古族诗人的160首诗歌。这两本书为广大的蒙古族学者认识和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媒介。《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家研究》只收录了蒙古族汉文诗人阿鲁威和梦麟。古代蒙古族汉文诗人中有诗集留存下来的很多，但都是未校注的线装本，现见于世面的校注本只有三本。孙玉溱主编出版了《那逊兰保诗集三种》（1991年），张凌霄校注了倭仁的《倭文端公遗书》11卷，题为《倭仁选注》（199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池万兴校注了和瑛《西藏赋》（2013年齐鲁出版社）。而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第一次被编入文学史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情，1989年荣、苏赫等人主编的《蒙古族文学史》收录了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被冷落的文学遗产才在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以上学者所搜集、整理和校注的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作品为我们探索，研究文本内涵提供了既便利又有价值的资料。

（二）作家生平的考证

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考证工作是既艰巨又考研耐力的工作，但对于渐行渐远的古代文学作品和作家不去做考证的话我们的文学评论研究就会面临有失准确、严谨的学术问题，为此对于迎难而上，孜孜不倦的前辈们感到由衷的敬仰。在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品和作家的考证中对于单个作家、作品的零星考证较为多见，而对于整个群体的考证存在很大的空白。白、特木尔巴根老师编著的《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考证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的著作。著作中写到“我们已整理出170余人的创作目录，其中刻有诗文集的作家已逾80余名。这又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文学遗产”①该著作从元代蒙古族帝王的汉文创作考略，出身贵胄世家之作家考略，科第出身之作家考略，明代蒙古族作家考略，博明生平事迹考，翰宛名流梦麟、法式善、锡缜考略，边疆重臣松筠、和瑛、三多考略，八旗蒙古作家考略等部分，对元明清三朝主要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做了详细的考证，并附有现存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及见录，主要作家传记资料擷要，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研究论著要目等，这些考证、记载不仅为我们这些后辈们研究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提供了准确、可靠的资料，而且还引导着年轻的学者们用严谨的态度探究学术问题。细查作品、作家的考证史不难发现在众多作家的族属问题上争论最多的莫过于元代作家萨都剌，对萨都剌的族属大致有蒙古族，色目人，回族，汉族等不同观点，目前尚无定论。现聊举一二例，仅供其作为参考。云峰老师1995年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上发表“元代杰出的蒙古族诗人萨都剌”，认为萨都剌为蒙古族。房建昌在《江汉论坛》（1983-02-10）发表“萨都剌为阿拉伯人”的论文，认为萨都剌为阿拉伯人。周双利《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2-31）发表“略论萨都剌的家世与族属”的论文，认为萨都剌为色目人。刘守刚在《中国民族》（1988-08-28）发表的“萨都剌的族籍”一文，认为萨都剌的祖籍为回族。对于萨都剌的祖籍问题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近50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公开发表的论文100余篇。此外，因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博明的生平资料未见与官载书，故对博明的生平也有零星的考证研究。如：王荔《文学界》2012年6月上刊登的“清代蒙古族诗人博明研究述评”。白、特木尔巴根老师著的《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里旁征博引更为准确 、明了地论证了博明的生平，履历。除外有些学者对蒙古族汉文作家的家族成员开始研究和考证。如：米彦青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11年3月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清代中期蒙古族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贾熟村在《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6月）刊登的“晚清社会的倭仁家族”等。除外，对于其他的作家的生平，履历也有零星考证和论述。对于作家生平的考证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作家作品内涵和理解时代文学的全貌。

（三）对作品的解读和评价

对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品解读和评价成果较为可观，对于单个作家或者单篇作品的系统研究也偶有可见。就作品研究现状看，对清代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探索和研究的较多。如：法式善，和瑛，那逊兰保。西北师范大学的2009级中国古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王娟娟的硕士毕业论文“法式善及其诗歌研究”，依据法式善现存三千余首诗作，分类介绍法式善诗歌的题材意蕴，同时解读诗歌作品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法式善诗歌的总体风格，以及含蓄蕴藉、富有禅味，运用孤清幽寂，高洁脱俗等意象组合的艺术特色。对于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法式善的研究更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中央民族大学2004级硕士李前进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论法式善《梧门诗话》美学观”，针对法式善诗学主张和观点做了详细的阐述。除外还有新疆师范大学2007级硕士研究生黄建光的硕士毕业论文“《梧门诗话》诗学思想研究”等等。对和瑛的创作来讲，《西藏赋》系统研究的较多。内蒙古民族大学2003级硕士乌日罕的研究生论文“清代西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评《西藏赋》”，从《西藏赋》内容，文体特征和文学、社会价值等多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西藏民族学院2006级硕士孙福海硕士毕业论文“卫藏方志 雪域奇葩”也较详细地评析了和瑛《西藏赋》。对清代蒙古族女诗人那逊兰保的创作研究主要围绕着《芸香馆遗诗》展开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玉霞2005年6月编写的硕士毕业论文“那逊兰保和她的《芸香馆遗诗》”首先，援用可靠的历史文献考证了那逊兰保的生年，世系。之后就《芸香馆遗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并据以总结概括那逊兰保的诗论。最后援据《芸香馆遗诗》及相关的文献资料，论述了那逊兰保的生活观。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李晓涛2006年6月述写的毕业论文“清代蒙古族诗人延清及其《庚子都门纪事诗》”对《庚子都门纪事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思想内容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除外对元代蒙古族汉文诗人秦不花、伯颜，清代蒙古族作家梦麟、博明，倭仁，松筠创作也有很多零星解读和研究，在此不一一举例评述了。

二、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存在的问题

1.对作品的选注、校注存在很大的空白。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古族文学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各民族文化、文学交流的见证，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庞大，留存下来的作品相当可观，据白、特木尔巴根老师的统计，“从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到清朝末年，操用汉文进行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共计179名。其中元代42名，有诗集者5名。明代7名，有诗集者6名。清代130名，有诗集者75名。”②由此可见，光有诗集者就有86名，对作品的研究空间很大。但是想要研究作家、作品的话对作品的解读是首要的，没有进行原文解读的话研究只会成为空谈，因此对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校注显得尤为重要。元明清文学离我们渐行渐远，有些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只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或者各高校图书馆或者在民间，世面上很少看到此类文学的流传，现能找的校注本只有三种，一是倭仁集注，二是那逊兰保诗集三种，三是《西藏赋》校注。其他作家的个别作品选注只散见于各类作品选中。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2.从蒙汉文化交流的视角，对“汉文化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多，对蒙古族汉文作品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的几乎没有。很多蒙古族学者认为非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品中根本不存在民族文化特征，也不值得去探讨，或者避而不谈，或者持否定态度，而汉文学研究者大多从蒙古族作者吸收中原文化视角去解读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的民族文化特征，民族文化心理研究一直被搁浅。对于此荣、苏赫老师这样说过：“蒙古族文人的汉文创作，由于采用非本民族语言文字，加之有的作家远离故土，甚或生长于汉地，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与本土的传统文学相比，民族特色较为淡薄。但淡薄不等于没有，更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没有”，③可见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是存在蒙古族民族文化特征的。白、特木尔巴根老师在《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中对此问题也表述过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在元明清三代蒙古族作家群中产生了许多人情陈达、世事洞晓、造诣深厚、创作丰富的作家。尽管他们使用的是汉语言文字，然而民族文化心理、时代意识与个体情绪交织凝结在他们的创作中，浑然而为一体，构成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特有的文化品性。舍弃文化品性的深层探讨，汉文创作研究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④显而易见，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民族文化特征是融合于作品之中的，解读和研究民族文化特征不仅要对作品本身有足够的理解，而且对蒙古族文化特征、蒙古族生活习俗、蒙古族心理特征有足够的认识和深入的掌握才能完成此项研究。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意义的重估

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古族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清一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数量甚至超过了同一时期的用蒙古文创作的作品。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研究任何一位作家或者作品都应将放在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探究其作品的深层内涵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自身社会地位的变迁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作者的内心和创作。如：和瑛历任西藏帮办大臣，驻藏八年之久，熟知了西藏的一草一木，并时刻抱着保卫边疆和平的使命感创作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唯一一部以赋这种文体描写西藏的巨著《西藏赋》。那逊兰保亲历两次，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能体察到她的丈夫、哥哥参战离别时的悲痛心理。延清深陷危城，亲眼目睹了庚子过程后创作了《庚子都门纪事诗》。可见其作者的创作受环境影响之深。我们在研究古代蒙古族 汉文创作时不该孤立地研究其作品和作家，而是应该把它们放在当时广阔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和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古代蒙古汉文创作的搜集、整理和校注仍处在停滞阶段，很多作者的作品仍沉睡在古籍堆里，此项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可利用文献学的方法，将目录、版本搜集整理后进行校勘和校注，为研究者提供准确、有力的资料。从研究视角上来说，不应单从文学的角度，或者从文学交流的角度去研究，也应从从民族学、民族审美心理学、民族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蒙古族汉文创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前50年间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注重了蒙汉文学交流的角度去分析汉文化对蒙古族作家的影响，如果用跨学科的视角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具体分析和阐释蒙古族汉文创作中蒙古民族心理的体现的话，能够深化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蒙古族作家独具民族特色的汉文创作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用蒙古“民族气质的眼睛”④去描述和解读了元明清时期的社会概貌，是其他民族文学所不能代替的。并且有些作者的创作水平已达到和汉族文人比肩的程度，如：蒙古族杂剧家杨景显的18部杂剧《西游记》对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西游记》提供了蓝本。清代蒙古族作家法式善、梦麟、和瑛等人的作品思想、艺术水平已达到当时时代的高度。深入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是探索蒙古族文学发展规律和蒙汉文学交流发展规律的需要，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形成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国内少数学者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但这远远构不成体系。从文献的搜集、整理、校注到文本的系统研究，若能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多视角，多层侧研究和阐释的话，能够拓展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的传统视野，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去发现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社会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为推到蒙古族文学发展做出贡献。

——————————

注 释：

①②④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考[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3，170，20.

③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631.

④别林斯基.1841年的俄国文学.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78.

参考文献：

〔1〕嘎尔迪.蒙古文化专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篇4

新疆古代被称做西域，是中国最大的行政自治区，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民族众多，风俗奇特，其历史、民族、文化内涵和自然景观充满神奇色彩，因此令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也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翻阅古今中外关于西域的书籍文献，其浩瀚博大令人咋舌，笔者查阅了相关文献，并将其以西域文学研究为中心做了梳理。

一、国外研究西域文化历史的情况概述

国外学者研究西域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日、英、德、法、俄等国家。如，日本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阐明了古代西域各国的人种、东西交通的意义、与汉民族间的关系现状，以及各国间宗教和美术，整个回鹘时代的文明。羽溪了谛的《西域的佛教》，论及了佛教在中亚及土耳其斯坦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德国沃尔特施密特（Waldschmidt，A.）的《贵霜，库车・吐鲁番――中亚中世纪早期艺术导言》（莱比锡，1925年）对西域各国的艺术问题做了概述性论述。针对西域“丝绸之路”进行考证的还有日本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上、下）》，就特定时期内的新疆历史情况进行了研究。田宅米吉的《古代亚欧大路交通考》（《地理与历史》1900年）、一雄的《丝绸之路的历史》（研文社，东京，1979年）和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史研究》（图书刊行会，东京，1979年）等著作，则涉及古西域的历史和地理交通情况。德国赫尔曼（Albert Herrmann）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柏林，1910）探索了《汉书》中所记载的西域各国的名称及其里数的特点。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于1900年至1931年间进行了四次中亚考察，考察的重点地区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其《西域游历》系列著作中的《重返和田绿洲》、《从罗布沙漠到敦煌》、《穿越塔克拉玛干》，考古范围包括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在这些地区调查和发掘的重要遗址有阿克铁热克、喀达里克、麻扎塔格、尼雅、安迪尔等遗址，米兰佛寺遗址和吐蕃城堡遗址，楼兰古城及其附近遗址，焉耆明屋及其附近的石窟寺和遗址。全书以考古学为核心，基本上涵盖了前述诸多学术领域，内容十分丰富，在考古调查和挖掘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影响力。这部著作中提及了发现的佛经残本，为后人研究西域文学提供了材料。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录》涉及新疆古代的历史和文化艺术。此外还有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其中有关于新疆的内容，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展现了新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法国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是世界史学界公认的关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三千年历史的经典史著，对古代西域草原上的民族作了描述。新疆人民出版社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把中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对西域的重要研究成果编定系列，出版了《西域探险考察大系》共14册，其中有11册是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如斯文・赫定的《罗布泊探秘》，详尽地记录了塔里木地区水文、地质、人口的状况，以及扑朔迷离的罗布人，神秘莫测的楼兰古国。瑞典贡纳尔・雅林的《重返喀什噶尔》，则以一个东方学家的眼光，通过对喀什噶尔的回忆思考，对喀什噶尔历史性的变革做了准确、客观、入木三分的描写。这些文献分别从各自的着眼点对西域的地理风光、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进行了考察和介绍。20世纪初，在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德国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勒柯克（A.von Le Coq）发现大批写在棕榈叶上的梵文佛教写经。随后，德国著名的梵文学家吕德斯教授（Heinrich Lüders）对这批写经进行了研究，并于1911年校刊出版了《佛教戏剧残本》。

据笔者收集的不完全资料，国外研究涉及西域的著作非常多，研究内容较为丰富，范围较广，并有其精深度。但是，国外的研究多在史学考古的层面上，重在民族、历史、人文的考察研究，对西域文学的研究和考察还比较薄弱，并且多是在考古探险的专著里有所涉及，关于西域文学的有影响力的研究专著还未见到，对新疆各民族历史和文化价值及其旅游资源的挖掘也较欠缺，能够从西域文学层面上关注文学与经济、与旅游的关系，目前还没有见到。

二、国内研究西域文学的情况述评

国内最早涉及西域的文学作品，是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汉代以公主身份嫁乌孙昆莫（王）的刘细君的《乌孙公主歌》（又作《悲愁诗》）描写了西域的居室与饮食，可算是西域汉文诗歌最早的杰作。汉代至魏晋时期，有传播佛教的僧人，经过西域留下一些释教的诗文，如西汉高僧安世高等。东晋时期康国高僧康僧渊，写下了描写胡人容貌的诗歌《答琅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相戏》。唐代，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和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了许多文人先后进入西域，其中有骆宾王，因为西域的经历而写《从军行》，岑参的边塞诗最丰硕，《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和《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描绘了西域奇丽多姿的生活，《火山云歌送别》、《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首秋轮台》、《玉门关盖将军歌》等，则描写了边塞的奇俗异景，别有一番景象。高适《燕歌行》，描写沙漠的荒凉环境，雄厚豪健、悲壮浑朴、豪迈动人。王之涣的《凉州词》，王维的《出塞作》、《陇西行》、《从军行》、《凉州郊外游望》等，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边塞诗派，他们的诗作传颂千古，其诗句中的西域，西域广袤奇异的自然景观和神秘多样的文化习俗，令人称奇。至北宋时期，维吾尔族伟大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于公元1069年写出了长达85章共计13290行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是当时用回鹘文写成的第一部大型文学作品。1072至1074年维吾尔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编写出了用阿拉伯文解释突厥语词的大型著作《突厥语辞典》，内容极其广泛、明确，收录了大量的猎歌、战歌、挽歌、春歌、夏歌、情歌等三百多段，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元代，耶律楚材的《阴山》，描写了西域天山的形象，回回人马祖常，其诗文中也有对西域的描写，最著名的是西域少数民族诗人贯云石、萨都剌等，其作品极富西域民族与地域特色，被古今的学者津津乐道、高度评价，还有西域散曲家马昂夫，其作品颇为人称赞。这些诗人及其作品堪称古代西域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并且在以汉族作家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占重要地位，享有极高声誉。

到了清代，因为旅游、流放、戍边等各种原因，更多的文人涉足西域并留下诗文，如洪亮吉的《天山歌》、和瑛的《题巴里坤南山唐碑》、裴景福的《三月十四日夜至长流水》等，赞美了新疆的奇异风光；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二十四首，则涉及了新疆的景观、宗教习俗等；纪晓岚贬官新疆期间也有《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其中大量关于新疆风土习俗的诗歌，反映了新疆的各个方面；游历新疆二万里的萧雄长期接触并深入考察新疆的风土人情，写下了《西疆杂述诗》，其中有许多关于新疆地理风俗人事的诗歌，如《歌舞》、《丧葬》等；的左宗棠不仅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了著名的左公柳，而且留下了屯田守边的爱国诗《燕台杂感八首》之三；其他如李銮宣，流放新疆时写有《浮云》等百余首有关新疆风土人情的诗歌，王岂孙的《西陬牧唱词》六十首，对蒙古族、维吾尔族的民俗描写非常精彩。这一时期还有许多描写新疆各地风景民情和戍边生活的西域诗歌留存于世，就不一一罗列。在现代的一些作品集中也收录有关西域新疆的文学作品，如旅游作品选方面，张《中国旅游文选》中的《穆天子见西王母》，茅盾的《新疆风土杂忆》等，均用文学的笔法再现了西域的风土文化。

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对古代西域文人及文学创作的研究，我国史学泰斗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性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从文学、儒学、佛老、美术、礼俗等各个方面考察了元代进入中原的西域人（色目人）逐渐为中原文化所同化的情况，其卷四文学篇专门讲到了西域之中国诗人、文家、曲家等，对这一地域孕育出的杰出文人及其创作做了分析。在多个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中，都论及西域的文人并涉及西域的文学作品，西域文学研究的专著也陆续出现。新时期以来，马大正等《西域考察与研究》，余太山主编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西域通史》将西域历史的大致轮廓做了勾勒，其中也都论及了西域的文人。何芳川、万明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在研究考察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每一个历史时期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时发现，作为中西交流的陆路唯一通道，丝绸之路所处的西域，必然成为东西方关注和研究的焦点，西域在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当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与西域有关的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游牧民族、文人官宦，他们的事迹作为创作素材延续千年，对历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猜想。

现代的国内学者研究西域文学的专著和论文则更为纷繁。范友悦的《论古代西域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对西域文学的特点做了总结，对政治讽喻性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的价值和意义非常重视。郎樱的《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段宝林编的《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李国香的《维吾尔文学史》等，主要表现在对西域的维吾尔族文学研究非常具体深入。黎蔷的《西域文学艺术的戏剧化》，对新疆的文学艺术的形成和特征做了论述和分析。研究有关西域边塞诗人与创作的论文也非常丰富，这些论文和专著，以及一些山水旅游文学的研究专著，都从不同的层面，分析探讨了古代西域的作家和作品，对西域文学孕育的土壤和生存发展的空间进行了研究。因为篇目实在太多，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三、新疆研究西域文学的现状

对古代西域的文化名人和文学资源最为关注，投入最大热情、进行执著研究的当属新疆的学术研究机构，以及身处新疆或者曾长期生活工作于新疆的一些学者和文化工作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倾力出版了历代西域文学家作品研究丛书，包含诗抄、选注、评传、游记类十本书，囊括了古代西域著名文人及作品。钟兴麒、王有德选注的《历代西域散文选注》，旨在介绍自汉代至明清反映西域风土人情和开发建置的优秀散文，帮助人们认识了解西域的过去。新疆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的《福乐智慧研究译文选》和《福乐智慧研究论文选》、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曼主编的《维吾尔文学史》、王堡与雷茂奎主编的《新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郝延霖主编的《西域文学论集》、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编的《玛纳斯研究》等，一系列书籍相继出版，推动了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成果日趋深入和全面。周珊与朱玉麒主编的《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第1辑收录近30篇关于西域文学的论文，其中有18篇涉及了西域文学具体的作家、诗人、作品和文学艺术的样式，尤其对生活在西域的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的文学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张玉声的《试谈西域文学特点》和《谈西域文学的两翼》两篇论文，对西域文学的发展特征及分类做了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述。胥惠民的《各族人民团结建设和保卫边疆的赞歌――漫论西域诗的爱国主义》和《古代西域文学论纲》，认为“西域文学由三部分构成，即各族人民用自己母语创作的作品，或者他们到中原以后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以及内地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到西域后创作的描绘边疆各族人民生活以及山川风貌的作品”。新疆龟兹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杰的《中的龟兹史迹》分析了西域诗歌对龟兹的描述。陈冬季、蔡宇知的《西域文化论稿》，详细阐述了西域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包括西域民族原始文化――岩画、西域民族精神的原始形态――萨满教、西域民族精神的艺术形态――古代文学及西域民族人生历程的宗教化――人生礼仪等。沈子华的《新疆多元文化的形成》，对新疆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做了分析和论述。薛天纬、朱玉麒主编的《中国文学与地域风情：文学遗产西部论坛论文选萃》，收录了近30篇学术论文，围绕着地域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展开了集中讨论，研究者们不仅把地域理解为文学创作、作家活动的客观背景，而且看做渗入文学内质中的能动因子。其中有不少篇目涉及西域文学中的神话传说、诗歌的发展及西域文人和艺术等内容。近年来，疆内的一些高校还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2006年新疆师范大学成立“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并创办学术论集《西域文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一辑，是新疆本土与世界学术潮流相呼应的集刊，显示了新疆师范大学西域研究学科已经跻身于该领域世界学术之林，并且获得了很好的成就。朱玉麒教授的《徐松及其西域著作研究述评》，对截止到2004年以前有关徐松的生平、学术及西域著作和其他著述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综述与评价，《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认为吐鲁番文书从外形到内在的“双重碎片”模式，以其丰富性、多样性，构建了中古时期吐鲁番汉文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与现场。这些成果令人振奋，也鼓舞更多的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文学作品的研究方面，中央文史研究馆吴蔼宸先生选辑的《历代西域诗钞》，共搜集了汉魏唐宋元明清各代内地部分诗人文士吟述我国西部边疆地区人情风物的诗歌一千余首，材料颇为丰富。当代学者星汉所著《清代西域诗研究》，对西域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更细致和深入，该书对西域历史、民族、文学文化的传承研究和作品研究可谓丰富，从中可见古代西域诗的大体面貌。还有胥惠民教授选编的《现代西域诗抄》，将西域文学作品的研究延续到了现代。2000年孙钢主编的《当代西域诗词选》（庚辰版），2012年邓世光主编的《当代西域诗词选》（戊子版）等，则集中收录了当代文人描写、讴歌西域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的诗词。

2012年8月31日，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新疆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唐代西域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台湾地区、香港，以及韩国、新加坡、日本、美国的140余位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及学者出席了此次学术会议。与会者就唐代西域与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行了交流，并实地考察了吐鲁番、吉木萨尔、库车等地的唐代文明遗存。这些活动表明西域文学研究成为世界范围内史学界和文学界共同关注的对象，西域学（或曰丝绸之路学）已经成为国际“显学”，“西域热”高涨。

西域文学的研究成果是丰硕和颇有建树的，但是我们看到，新疆针对西域文学的旅游资源的研究和开发还是比较薄弱的，与内地的此类研究相比是滞后的。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域文学与社会经济的联系受到重视。金璐在《新疆文化旅游发展路径选择》和《论新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两篇论文中，以新特的地缘、人文优势为基础，研究了当前新疆文化旅游发展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认为新疆文化旅游产业应将新疆丰富的各民族文化融入到秀美的自然景观中，构建新有的人文景观，充分挖掘新疆旅游产业中的现代文化内涵。还有一些关于西域文学与新疆旅游的研究的学术论文，如阚耀平、焦黎、蒙莉的《新疆文化遗址旅游资源及开发思路》，提出了对新疆文化遗址旅游资源开发很有价值的建议。郑亮、王开元的《唐、清边塞诗对西域旅游文化贡献之比较》，认为唐代文人“开创了游边旅塞的航道”，他们的“边塞山水诗奠定了中华民族对西域旅游的审美情趣”，而清代文人“对历史、地理、风俗、人情、风土的详细记录，为今日的西域旅游增添了历史的民俗的文化内涵”。他们的诗歌“为今日的旅游风俗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魏凯旋的《新疆旅游景观艺术中的形象仿生设计》，从艺术的角度出发，运用建筑学和仿生学的知识，对新疆旅游景观的设计提出了一些新想法，对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有启发意义。道尔基、李煜辉的《汉唐丝绸之路文化内涵与新疆现代旅游业发展对策》，分析了新疆旅游业对“丝绸之路”的利用现状，指出旅游产品的开发对西域的“文化及历史内涵挖掘不足”。石利娟的《古代汉族西域散文中的新疆自然人文特色研究》，则梳理了历代西域散文作家的作品对新疆地域、文化、风情的描述。盛春寿的《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思考》，因其提到的遗址与中国唐代边塞诗人及作品的密切关系，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梳理文献时，我们注意到，国内一些学者专家重视文学与旅游的关系研究，注重挖掘文学资源在旅游景观中的价值，尤其内地这方面的论文等研究成果很多，如张维亚的《文学旅游地的遗产保护与开发》，丁晨的《论文学的旅游价值与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徐秀敏的《浅论旅游文学在发展旅游事业中的价值》，喻学才的《论文学名著型模拟景观的开发》，杨秀玲、王军华的《试论我国文学艺术旅游资源的开发》，张畅的《论文学旅游资源的价值与开发策略》，余靖华、李江风、刘蕊的《文学旅游开发驱动要素及局限性研究》，孙杰的《论文学与旅游的勃兴互动》，陶少华的《体验经济视角下的文学旅游发展策略――以文学作品的旅游开发为例》，等等。这些论文都从文学与社会经济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学与旅游经济的关系，都意识到文学对旅游的影响作用，都在努力探讨开发文学旅游资源的途径和策略。因此让国内外旅游者看到内地的许多风景名胜点，在当地学者的关注下，努力挖掘文学对旅游的促进作用，在许多景区都能够感受到文学与旅游的紧密联系。内地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在新疆的很多景区，致力于西域文学的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成果，目前还是极为少见的。内地的经验和成功之处对我们的研究应该是极具启发的。

四、研究西域文学资源对新疆旅游经济影响的意义

我们看到，西域文学的研究成果在新疆在学界已经取得瞩目成就，区内外学者从文学价值、文人创作缘由的角度研究西域文学的成果非常丰富，从民族、区域层面研究“西域文学”的价值和影响的也比较充分，从文学遗产的实用性层面――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的角度关注“西域”的较少。到目前为止，把西域文学与新疆旅游发展联系起来，探讨西域文学对新疆旅游的影响及其资源在新疆旅游经济中的开发与利用，这方面的成果还是很不够的。笔者认为，西域文学资源对新疆旅游经济影响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西域文学作品对新疆的旅游业具有广告和宣传的作用。众多来新疆旅游的人，是被西域边塞诗中的“天山”和“大漠”所引领，是被《西游记》中的火焰山所吸引，是被塞外的奇景和民俗所吸引。西域文学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对西域文学的旅游资源进行研究，是西域文学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延伸和扩展。

2.西域文学能够向旅游者传导新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及价值，满足旅游者的精神需求。新疆这块宝地，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积淀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瑰宝是神奇瑰丽的，也是丰富多彩的。这种文化内涵和价值，是需要西域文学作品向旅游者进行传递和解读的。西域文学资源能够成为许多旅游地的点睛之笔，重视并努力挖掘西域文学资源的旅游价值，是在开发一座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的宝库。

3.西域文学提高了那些来新疆旅游的游客的兴趣。西域文学知识能够使游览者在面对新疆的苍茫辽阔、神奇雄伟的自然景观时，因为名篇佳句的引导和感召，心生豪迈、情绪高涨，为文动情、为景动容。可见西域文学对游客是十分重要的，它能让旅行充满诗情画意，给游客增添无穷乐趣。

研究西域文学对当代新疆旅游经济的影响，借助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推进新疆民族文化发展的大目标，我们可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西域”研究还可以从文学与旅游价值的可利用、可开发、可操作性方面取得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刘文锁，译.重返和田绿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英]奥雷尔・斯坦因，著.赵燕等，译.从罗布沙漠到敦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译.穿越塔克拉玛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英]奥雷尔・斯坦因，著.殷晴，等译.沙埋和阗废墟记[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出版社，1994.

[5][瑞]斯文・赫定，著.凌颂纯，译，马忠英逃亡记[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6][瑞]贡纳尔・雅林，著.崔延虎，等译.重返喀什噶尔[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7][德]阿尔伯特・冯勒柯可，著.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8]余太山.西域文化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

[9]耿世民.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0]尚衍斌，西域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1]陈冬季，蔡宇知.西域文化论稿[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

[12]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3]马大正等.西域考察与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14]拓和提著.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15]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6]荣新江著.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7]周菁葆，邱陵，丝绸之路宗教文化[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18]吴蔼宸.历代西域诗钞[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19]钟兴麒.王有德选注，历代西域散文选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10.

[20]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西域文史[C].北京：科学出版社，1-5辑.

[21]薛天纬，朱玉麒.中国文学与地域风情：文学遗产西部论坛论文选萃[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22]星汉.清代西域诗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3]袁志广，刘琳.天山南北的民俗与旅游[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

[24]樊传庚.新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25]周珊，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C].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26]张玉声.试谈西域文学特点[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2）.

[27]张玉声.谈西域文学的两翼[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

[28]胥惠民.古代西域文学论纲[J].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5，（1）：1-8.

[29]范友悦.论古代西域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J].语文学刊，2012（13）：10-12.

[30]阚耀平，焦黎，蒙莉.新疆文化遗址旅游资源及开发思路[J].干旱区地理，2000，2：149-154.

[31]郑亮，王开元.唐、清边塞诗对西域旅游文化贡献之比较[J].昌吉学院学报，2003（4）.

[32]黄耀丽，吴兆宁，郑坚强.基于区域竞争力对比的新疆旅游资源开发分析[J].干旱区地理，2006（3）.

[33]道尔基，李煜辉.汉唐丝绸之路文化内涵与现代新疆旅游业发展对策[J].文博，2010（3）.

[34]石利娟，余红莲.新特的自然人文氛围与清代西域边塞诗[J].新疆社科论坛，2006（1）：89-93.

[35]石利娟，古代汉族西域散文中的新疆自然人文特色研究[J].石河子大学学报，2011（1）.

[36]金璐、刘会强.新疆文化旅游发展路径选择[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1（5）：79-85.

[37]金璐，论新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2（3）：38-45.

[38]孙杰，论文学与旅游的勃兴互动[J].赤峰学院学报，2006（1）.

[39]陶少华.体验经济视角下的文学旅游发展策略――以文学作品的旅游开发为例[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3）.

[40]张畅，论文学旅游资源的价值与开发策略[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2）.

[41]余靖华，李江风，刘蕊.文学旅游开发驱动要素及局限性研究[J].理论与改革，2009（1）.

[42]陈学军.基于旅游资源学视角的文学艺术的特征与功能[J].黑河学刊，2010（10）.

[43]张维亚.文学旅游地的遗产保护与开发[J].旅游学刊，2007（3）.

[44]丁晨.论文学的旅游价值与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J].湖南社会科学，2006（2）.

[45]肖洪根.再论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J].华侨大学学报，1998（3）.

篇5

3."仁爱"与"兼爱":两种不同的和谐文化传统朱传棨，ZhuChuanqi

4.春秋时代以德治国观念之生存论基础张洪波，ZhangHongbo

5.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阶段的思想袁银传，乔翔，YuanYinchuan，QiaoXiang

6.人学观的历史变革及其当代启示赵士发，ZhaoShifa

7.人学视野下的马克思实践范畴李志，LiZhi

8.科举文学与"科举学"刘海峰，LiuHaifeng

9.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关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几点说明陈文新，ChenWenxin

10.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余来明，YuLaiming

11.影视与文学名著的日渐疏离金宏宇，原小平，JinHongyu，YuanXiaoping

12.影视的传播与文学的接受简敏，JianMin

13.中和性人格的心理学分析谷传华，陈会昌，GuChuanhua，ChenHuichang

14.中国早期者的宗教观蔡双全，CaiShuangquan

15.刘澜波抗日救亡活动之武汉篇张万杰，ZhangWanjie

16.自来水与清末民初汉口的城市生活方秋梅，FangQiumei

17.试析近代早期英国对乞讨的限制张佳生，ZhangJiasheng

18.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济贫法的演变刘涛，LiuTao

19.从科技新闻看公众科技信息知情权之缺失秦志希，王琼，QinZhixi，WangQiong

20.新闻史研究思路和方法讨论述评崔萍，CuiPing

21.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全国第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综述陈熙

22.全方位地把握东方戏剧文化的特征——评《古代戏曲与东方文化》康保成

23."2008武当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徐萍，陈方园

1.主体性理论的三个维度骆郁廷，LuoYuting

2.马克思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洪小兵，HongXiaobing

3.中国大陆近30年来的宗教哲学之争及其学术贡献段德智，DuanDezhi

4.现代民主视域下的禅宗制度陈洁，ChenJie

5."此在"——海德格尔生存与思想的合一唐桂丽，TangGuili

6.在知识、意识形态与政治之间——关于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深层次剖析欧阳英，程晓萱，OuyangYing，ChengXiaoxuan

7.比较哲学与意义问题费定舟，FeiDingzhou

8.沈祖棻的生年及其他吴志达，WuZhida

9.论沈德潜的宋诗观王炜，WangWei

10.清代神鬼剧、凶戏之禁毁丁淑梅，DingShumei

11.妙玉的修行与方外的悲剧胡晓明，HuXiaoming

12.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跨文化传播的意义胡丽娜，HuLina

13.流水对类型新论罗积勇，张鹏飞，LuoJiyong，ZhangPengfei

14.《诗·大雅·荡》中"荡荡"等词语辨释罗庆云，LuoQingyun

15.评林则徐对两湖盐务的整顿及其成效萧致治，XiaoZhizhi

16.论晚清的财政搜刮蔡国斌，CaiGuobin

17.明代北京行部与行在六部考辨邱进春，QiuJinchun

18.论晚明士大夫的禅悦风气刘春玲，LiuChunling

19.德国"新东方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研究张才圣，吴友法，ZhangCaisheng，WuYoufa

20.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比例代表制陈从阳，ChenCongyang

21.西方民主政治视野下大众媒介的功能异化及后果郭小安，GuoXiaoan

22.视觉传播符号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解读陈祁岩，ChenQiyan

23.20世纪道教文学研究的历史性总结——读《想象力的世界——二十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论丛》有感陈文新

1.中国化思想的源流汪信砚，WangXinyan

2.中国者论苏联哲学普遍性——论中国哲学与苏联哲学源流关系何萍，HePing

3.乾嘉时代之前的中国语言哲学思想片论吴根友

4.从墨家"名"论看其语言哲学思想刘湘平，LiuXiangping

5.孟子语言哲学思想发微彭传华，PengChuanhua

6.简论汉唐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彭公璞，PengGongpu

7.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孙邦金，SunBangjin

8.试论两宋儒学的文本观及其经学中的语言学思想黄敦兵，HuangDunbing

9.方以智的语言哲学思想刘元青，LiuYuanqing

10.当代西方生态学生态危机理论评析陈食霖，ChenShilin

11.略论生态学的消费价值观万健琳，WanJianlin

12.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当代视角刘小英，LiuXiaoying

13.关于《牡丹亭》和青春版《牡丹亭》的研究郑传寅

14.《牡丹亭》与宗教智慧郑传寅，ZhengChuanyin

15.妙在离合之际——论青春版《牡丹亭》的剧本整编何博，HeBo

16.青春版《牡丹亭》"花意象"的艺术功能邓斯博，DengSibo

17.20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王建国，WangJianguo

18.生命与历史的迷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轻与重"的思考谭玮，TanWei

19.音乐剧《猫》的成功之谜孙琳，SunLin

20.现代汉语"不料"复句考察刘平，LiuPing

21.美国内战前关于问题的论争宋云伟，SongYunwei

22.英国重商主义思想的分期问题李新宽，LiXinkuan

23.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日经济政策探析徐建华，XuJianhua

24.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岁时节令刘礼堂，熊燃，LiuLitang，XiongRan

25.南朝"行事"考鲁力，LuLi

26.论唐五代敦煌的民间社邑——对俄藏敦煌ДХ11038号文书研究之一乜小红，NieXiaohong

27.唐代多娶习俗之下的夫妇丧葬实态万军杰，WanJunjie

28.长江中游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化与拓新张建民，ZhangJianmin

29.作为象征的宗族公产——以黄梅县程氏宗族为例徐斌，XuBin

30.试论广告传达意识形态信息的方式阮卫，RuanWei

3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业的扩张路径刘静慧，LiuJinghui

1.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冯天瑜，FengTianyu

2.历史的解构与重构:泛化"封建"的话语分析吴宗杰，WuZongjie

3.论"封建"的内涵叶文宪，YeWenxian

4."封建"名实问题管见聂长顺，NieChangshun

5.汉译西书与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的形成孙建军，SunJianjun

6."杂志"近代含义的生成周光明，郑昱，ZhouGuangming，ZhengYu

7.试论"汉学"对日本文化和文学的浸润与涵养武德庆，WuDeqing

8.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张应凯，ZhangYingkai

9.和谐发展理念的升华:建设生态文明孙金华，张国富，SunJinhua，ZhangGuofu

10.选择与会通:中国化的文化意蕴张西山，ZhangXishan

11.试论思维的基本特征陈东明，ChenDongming

12.武汉大学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李维武，LiWeiwu

13.芳情不悔说启蒙——读萧萐父《吹沙三集》、《萧氏文心》等著作的体会高瑞泉，GaoRuiquan

14.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萧萐父先生"历史接合点"思想初探秦平，QinPing

15.秦、楚文化对战国至秦汉统一格局影响之比较研究胡克森，HuKesen

16.李东阳的文学传播意识薛泉，XueQuan

17.《红楼梦》"矛盾"现象研究述略曹金钟，CaoJinzhong

18.南宋散文研究的困境与出路闵泽平，MinZeping

篇6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309-01

神话是一种重要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神话故事。神话的身上生生的镌刻着它赖以产生的和传承的人类思维，情感和社会生活的烙印。感生神话,就是我国神话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其又称贞洁受孕神话，它是关于人类始祖诞生的一种神话类型，即某女（通常为处女）身体接触或感受到某物，或者意念涉及到某物而受孕，而产生人类的始祖，而该女性为人类始祖之母。

中国古代感生神话起源甚早，其中商周祖先契和后稷的感生故事在文献上出现最早。《诗经・商颂・玄鸟》曰: “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周本纪》根据《生民》云: “周后稷, 名弃。其母有邰氏女, 曰姜, 姜为帝喾元妃。姜出野, 见巨人迹, 心忻然悦,欲践之, 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史前英雄人物如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也莫不是感天而孕, 感天而生的。

纵观中国所有感生神话，都具有一下两个特征：①都是一女子, 无论是吞吃了玄鸟卵、月精、朱果、椰子水, 还是践触了雷泽、巨人迹；无论是感遇了白龙、赤龙、沈木, 还是感遇了神鹰血和日光, 都是瞬间与外界事物有感,而怀孕生子的。②这些男孩又分别是以他们为开始的氏族、部族、民族的祖先。原始人通常用这种“非常现象”来凸显其所生子女的神圣性，用来将其民族主神赋予神圣威灵的血缘关系上。本文根据相关史实资料记载分析，重点在分阶段性的基础上探讨归纳感生神话的起源及本质特征。

早期感生神话产生客观基础

早期的的感生神话的起源，主要特点就是以植物和动物为感生源，这是基于对自然的局限认识, 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现实曲折地、虚幻地反映，但它们确实以现实为基础, 是当时社会现实的折射和反映，是原始思维的本质反映。只是人们对世界、人类以及部族的起源无法作出理性解释下的一种解释，就好比我们今天把这一问题诉诸科学一样，虽然各种神话都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但早期的感生神话产生动机较单纯，目的较简单。

《山海经》曾记载“ 司幽之国”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 ,晏龙生司幽, 司幽生思士,不妻, 思女, 不夫。郭璞注析为“ 言其人直思感气通天配合生子。” 思士思女仅凭直思感气即能生孕使人眩惑。

从这段记载中不难佐证，原始人以为受孕是自然天象感应的结果。而原始感生神话的产生就是基于此，其产生首先就是基于当时人们对于男子在生育中的作用或是一无所知, 或是颇感朦胧, 始而它以自然天象的感应形态见诸于世。这种现象刘宝才先生有过一段很精辟的分析，他说：上古人们有一种观念，认为子女是超自然力量的恩赐，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不绝。但这种观念并不排斥“男女构精”而孕的认识，只是对后一现象的宗教性解释而已。在古人看来，子女是鬼神所赐，但“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成”，两者并不矛盾。就如我们当今在很多科学目前都无法做出解释的领域里，人们潜意思里的“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的冥想。所以原始感生神话产生的最本质的原因，就是来源于原始始民的自我局限这个客观基础上。

早期感生神话产生动机

早期的感生神话的产生，就族群而言，意在解释族群或族群祖先的来源，有相当程度的意义是在解释人类的起源；就个人而言，是在突显出其祖先个人的神圣性，使其与众不同，有非等同于常人的意义。

我们从历史文化的的进程与思考来判断，通观各民族早期感生神话的发生，都是产生在以英雄祖先做出显赫业绩为前提下，拿因果逻辑来按历史顺序的推断来说，感生神话是“果”，而英雄祖先做的显赫业绩为“因”，原因是推导结果的必要条件，而感生神话只是其后体现其价值与从不同的附属条件，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从结果研究结果，而不反思其发展史实顺序，只能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研究感生神话的动机研究，不能心存主观，我们往往应该让观点跟着资料走，而不是让资料跟着观点走，以错误的归纳来推演，这不仅无法将求证过程交代清楚，而且让人有种越推越不明白的不适之感。从历史逻辑发展我们不难得出对于祖先产生的神奇出生的记载是基于其以后功成名就的补充，其动机更倾向于人类思维质朴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是单纯为了解释族群的来源，或是反应当时人们智力发展的程度，以及对大自然力量的敬畏，所以其出目的性是较单一质朴的！

感生神话后阶段产生客观基础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思维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由于人们已经对生理和怀孕等现象有所了解，所以一般人已经不可以接受以往感生神话，所以便出现了感生神话的修正，这是感生神话第二阶段出现的客观基础，其主要表现在利用天象等感生模式对自然天象的崇拜。充分表现为从动物自然的崇拜到拟人形态的社会神过渡，但都源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这时的感生神话直接将帝王，将其认为是龙的化身。如《隋唐 高祖本纪》记载:“皇妣尝抱高祖,忽?头上角出,遍体?起”。

第二阶段感生神话的政治目的

从纬书中三皇五帝的感生神话，我们不难看出，与含蓄、质朴的商周始祖的感生神话相比，其“宠神其祖，取威于民”的用意更加突出，完全是裸的神权政治。如《史记・ 高祖本纪》记载“ 刘媳尝息大泽之破, 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 太公往视之, 则见蛟龙于其上, 已而有身, 遂产高祖。”《史记》虽为司马迁所著但此段文字所记载的“ 事实” , 未必是司马迁的本意。此刻的感生神话将统治者与神秘的天象放在一起，彰显其高高在上的地位和权利。此阶段的感生神话用一句话说，就是宣扬帝王受命于天的“君权天授的思想”的政治工具。这个阶级阶段的感生神话已经由解释人类的无知和神秘的生理知识而演变成一种政治工具，其目的就是增加帝王的权威和统治的合法性。

综述

神化自己家族的祖先是中国历史上普遍的文化现象，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感生神话, 与阶级社会中, 统治阶级为宣扬夭命、神化君权而编造的所谓“ 感生神话”截然不同, 这和阶级社会中生编硬造的所谓“ 感生神话”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两个阶段的感生神话有着本质区别。由于这时感生神话所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等已不复存在了。当然, 我们也要考虑到感生神话在流传到阶级社会的过程中, 必不可免地会被时代、阶级、人为的因素所影响,我们在研究中可以本着去伪存真的精神剥离那些人为的因素,这样才能更加真实的去还原感生神话的真实面貌。

おげ慰嘉南祝

[1]刘宝才.先秦文化散论[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2]高洪兴.妇女风俗考[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篇7

当前文化界对戏曲的态度总体上“遗产保护”多于“文化研究”，这样的态度对戏曲的存在与发展无疑是最大的困境。一种艺术形式被判定为“遗产”，本身就是对这种艺术现世存在的最大否定——“遗产”这个词总是使我们更容易注意它的历史价值而非其本身的艺术魅力。是否戏曲和戏曲剧本真的走到了它的尽头了呢?是否戏曲的存在只具有历史文化学的意义，只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科学理性时代，人们对一件无价文化艺术品的珍视和崇敬”[1]呢?

“文学的古典与现代，仅仅是两种形态，实在无所谓先进与落后，无所谓深刻与浅薄。”[2](P.587)任何一种文学形态，只要它可以承载特有的符合时代和人类共同心灵的内容，就可以继续存在并且不断繁衍，形式结构的创新只是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而已。这个道理正如我们今天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即使再如何花样百出也无法否认莎士比亚的伟大一样，文学的最终评判标准在于它是否启发或回应了人类的情感与思索。虽然由于本身语言形式的问题，戏曲剧本不大可能被学术界划入“当代文学”这个充分强调反叛传统主题的文学研究范畴，但作为“当代”这个时间概念中的文学样式，戏曲剧本理应保有在“当代”的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当代文学史对于当前戏曲剧本的莫肯一顾，更多的只是由于戏曲剧本自身的原因——当前戏曲剧本缺乏足以受到当代文学界关注的创作。

创作群体的局限，新作品的缺乏，是当前戏曲剧本创作存在的一个问题。谢柏梁先生的《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是国内唯一一部以“文学”命名中国当代戏曲剧本的专著，这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当代戏曲剧本创作作出统计和评价的专著之一[3]。与其他文学史中名家名作往往星罗棋布、熙熙攘攘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部文学史里，只列出了郭启宏、魏明伦、郑怀兴、陈亚先、王仁杰、周长赋、罗怀臻、陈西汀、顾锡东、马少波、李学忠等十数位比较知名的剧作家，而且往往某个剧作家只有一至两部作品可堪一观。与全国剧种总数超过250个、演出团体超过1500个、全年演出超过25万场的演出规模[4]相比，戏曲的剧本创作滞后状况令人担忧。创作人群狭隘，创作成果自然相应地稀少，许多剧团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旧有剧本，将那为数有限、质量也有限的几个剧本翻来覆去地搬演，作品严重脱离当前的现实，与现代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尚奇的审美需求越来越远。戏曲在许多年轻人观念中的陈旧形象，创作人群的狭窄与新作的稀疏要负一定的责任。

情节的不够严谨不够精彩还比较容易弥补，相比从前的剧作，当代许多新编的戏曲剧作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不乏这方面的精品，例如京剧《曹操与杨修》、黄梅戏《徽州女人》、蒲仙戏《秋风辞》等。其实对于当代戏曲剧本的创作而言，情节的缺陷只是小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思想性的缺失。当前大量作品的创作思想基本停留在传统文学时代，主题上多是宣扬精忠报国、善恶报应，内容上无非贫女含冤、公子落难、忠臣蒙屈，这些作品中，人物经常严重背离现实可能，情节也常常粗陋不堪、缺乏吸引力。与当代许多电影或电视剧情节上的环环相扣、悬念上的此起彼伏、人物形象上的真实可亲相比，大量戏曲编剧的粗陋更是表露无疑，这是许多年轻人不愿意走进剧场、甚至羞于走进剧场的原因之一。

曹文轩先生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和《第二世界》中有几处精彩论说，我以为谈到了当前大部分中国戏曲的病根:

(中国戏曲)较多地注意到了人在物质上的痛苦，而很少注意到人在精神上的痛苦。对痛苦的感情缺乏克制，缺乏风度。它做不到像西方文学那样将崇高感作为悲剧的效果，而是将怜悯感作为悲剧的效果。[5](P.64)

……西方悲剧最终产生的是震撼灵魂的力量，而中国悲剧仅仅流于悲苦感情的倾诉，最终缺乏崇高之美感。[6](P.304-305)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戏曲被请出了当代的文学殿堂，也丢失了对新一代知识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只是越来越沦为老年人——特别是知识底层老年人——的“过时”消遣。

戏曲剧本的当代文学身份缺席，是对戏曲当前困境的又一增遽:市场上，与流行文化相比，戏曲显得过于边缘化、过于雅致;文化上，与当代文学相比，戏曲又显得过于粗陋、过于俗白——这种两难的中间者困境却绝不是像金庸武侠小说或者好莱坞电影那样能够雅俗共赏的潇洒悠游。这样的两难困境造成了戏曲演出的严重不景气。城市中上知识阶层很少参与戏曲消费，宁愿将文化消费托付于电视或者明星演唱会。戏曲演出虽然受到了一部分下层百姓特别是老年观众群的追捧，但演出票价低廉，市场潜力有限，欣赏群体知识素养的低下也不利于戏曲本身艺术性的提高。由于这种不景气，大城市的剧团经常要仰仗政府资金扶持，中小城市的各类剧团则举步维艰、濒临破产解散的境地;农村的民间剧团固然演出频繁，但水平低下，欣赏群体也只限于中老年观众，同时受到日渐普及的电视网络的冲击，日渐萎缩。戏曲演出的严重不景气，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文峰研究员的《戏曲的生存现状和应对措施——<全国剧种剧团现状调查>综述》[7]文中已经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此处不再多言。

戏曲如果想要求取复兴之途，必须先提高自身的创作水准，在剧本上首先重回当代文学殿堂。而戏曲剧本如果想要重回文学的殿堂，在思想上，必须立足中国文化思想传统，充分参考世界思想进程，由政治学、道德学的附庸转向人类普遍命运的思索者和探究者，追求具有穿透时空的永恒魅力;情节上，必须改变原有的物质关注套路(仅仅关注于某些固定的物质层面的失去，例如忠臣复国、孝女含冤等)，将眼光放及人类面临困境时候的一切搏击;语言上，则必须处理好文言唱词与白话的关系，处理好雅词俗句的比例等问题。我们看到，当前一部分剧作家正在做着各种各样的探索努力。魏明伦的《潘金莲《》巴山秀才》等改革川剧，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等新编京剧，王仁杰的《枫林晚》《、董生与李氏》等经典梨园戏，郭启宏的《南唐遗事》、《司马相如》等创作昆曲……这些剧作家有意识地注意到了人性的复杂生活的冲突，对戏曲的浅俗之痛作了一定的矫正，虽然也尚存在着各种不足之处，如过于偏离文化传统、情节过于荒诞，将人的欲望放纵视为人性的自然解缚加以颂扬，将真实无条件地等同于艺术的美……但是毕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增加了戏曲剧本的文学素养。

困境是客观存在的，但我认为，中国的戏曲远没有达到凄凄惶惶走上绝路的地步。

篇8

当下的戏曲剧本，优秀者寥寥无几，许多戏曲剧本要称之为文学作品甚至都颇可踌躇。各种文学选本基本不选当代戏曲剧本，各类文学史基本不提及当代戏曲剧本——从这个标准上来说，当前的戏曲剧本已经基本被剔除出当代的文学范畴。戏曲剧本的没落伴随着戏曲行业的整体衰弱，让许多学者慨叹戏曲在一个不再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已经死亡，“戏曲属于古典艺术范畴，这不仅因为它的蕴育、形成、兴盛的时间属于古典时期，而且还因为它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文化精神。美学价值等都属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体系，这是戏曲所应属的历史坐标”[1]。

当前文化界对戏曲的态度总体上“遗产保护”多于“文化研究”，这样的态度对戏曲的存在与发展无疑是最大的困境。一种艺术形式被判定为“遗产”，本身就是对这种艺术现世存在的最大否定——“遗产”这个词总是使我们更容易注意它的历史价值而非其本身的艺术魅力。是否戏曲和戏曲剧本真的走到了它的尽头了呢?是否戏曲的存在只具有历史文化学的意义，只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科学理性时代，人们对一件无价文化艺术品的珍视和崇敬”[1]呢?

“文学的古典与现代，仅仅是两种形态，实在无所谓先进与落后，无所谓深刻与浅薄。”[2](P.587)任何一种文学形态，只要它可以承载特有的符合时代和人类共同心灵的内容，就可以继续存在并且不断繁衍，形式结构的创新只是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而已。这个道理正如我们今天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即使再如何花样百出也无法否认莎士比亚的伟大一样，文学的最终评判标准在于它是否启发或回应了人类的情感与思索。虽然由于本身语言形式的问题，戏曲剧本不大可能被学术界划入“当代文学”这个充分强调反叛传统主题的文学研究范畴，但作为“当代”这个时间概念中的文学样式，戏曲剧本理应保有在“当代”的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当代文学史对于当前戏曲剧本的莫肯一顾，更多的只是由于戏曲剧本自身的原因——当前戏曲剧本缺乏足以受到当代文学界关注的创作。

创作群体的局限，新作品的缺乏，是当前戏曲剧本创作存在的一个问题。谢柏梁先生的《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是国内唯一一部以“文学”命名中国当代戏曲剧本的专著，这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当代戏曲剧本创作作出统计和评价的专著之一[3]。与其他文学史中名家名作往往星罗棋布、熙熙攘攘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部文学史里，只列出了郭启宏、魏明伦、郑怀兴、陈亚先、王仁杰、周长赋、罗怀臻、陈西汀、顾锡东、马少波、李学忠等十数位比较知名的剧作家，而且往往某个剧作家只有一至两部作品可堪一观。与全国剧种总数超过250个、演出团体超过1500个、全年演出超过25万场的演出规模[4]相比，戏曲的剧本创作滞后状况令人担忧。创作人群狭隘，创作成果自然相应地稀少，许多剧团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旧有剧本，将那为数有限、质量也有限的几个剧本翻来覆去地搬演，作品严重脱离当前的现实，与现代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尚奇的审美需求越来越远。戏曲在许多年轻人观念中的陈旧形象，创作人群的狭窄与新作的稀疏要负一定的责任。

情节的不够严谨不够精彩还比较容易弥补，相比从前的剧作，当代许多新编的戏曲剧作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不乏这方面的精品，例如京剧《曹操与杨修》、黄梅戏《徽州女人》、蒲仙戏《秋风辞》等。其实对于当代戏曲剧本的创作而言，情节的缺陷只是小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思想性的缺失。当前大量作品的创作思想基本停留在传统文学时代，主题上多是宣扬精忠报国、善恶报应，内容上无非贫女含冤、公子落难、忠臣蒙屈，这些作品中，人物经常严重背离现实可能，情节也常常粗陋不堪、缺乏吸引力。与当代许多电影或电视剧情节上的环环相扣、悬念上的此起彼伏、人物形象上的真实可亲相比，大量戏曲编剧的粗陋更是表露无疑，这是许多年轻人不愿意走进剧场、甚至羞于走进剧场的原因之一。

曹文轩先生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和《第二世界》中有几处精彩论说，我以为谈到了当前大部分中国戏曲的病根:

(中国戏曲)较多地注意到了人在物质上的痛苦，而很少注意到人在精神上的痛苦。对痛苦的感情缺乏克制，缺乏风度。它做不到像西方文学那样将崇高感作为悲剧的效果，而是将怜悯感作为悲剧的效果。[5](P.64)

……西方悲剧最终产生的是震撼灵魂的力量，而中国悲剧仅仅流于悲苦感情的倾诉，最终缺乏崇高之美感。[6](P.304-305)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戏曲被请出了当代的文学殿堂，也丢失了对新一代知识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只是越来越沦为老年人——特别是知识底层老年人——的“过时”消遣。

戏曲剧本的当代文学身份缺席，是对戏曲当前困境的又一增遽:市场上，与流行文化相比，戏曲显得过于边缘化、过于雅致;文化上，与当代文学相比，戏曲又显得过于粗陋、过于俗白——这种两难的中间者困境却绝不是像金庸武侠小说或者好莱坞电影那样能够雅俗共赏的潇洒悠游。这样的两难困境造成了戏曲演出的严重不景气。城市中上知识阶层很少参与戏曲消费，宁愿将文化消费托付于电视或者明星演唱会。戏曲演出虽然受到了一部分下层百姓特别是老年观众群的追捧，但演出票价低廉，市场潜力有限，欣赏群体知识素养的低下也不利于戏曲本身艺术性的提高。由于这种不景气，大城市的剧团经常要仰仗政府资金扶持，中小城市的各类剧团则举步维艰、濒临破产解散的境地;农村的民间剧团固然演出频繁，但水平低下，欣赏群体也只限于中老年观众，同时受到日渐普及的电视网络的冲击，日渐萎缩。戏曲演出的严重不景气，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文峰研究员的《戏曲的生存现状和应对措施——<全国剧种剧团现状调查>综述》[7]文中已经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此处不再多言。

戏曲如果想要求取复兴之途，必须先提高自身的创作水准，在剧本上首先重回当代文学殿堂。而戏曲剧本如果想要重回文学的殿堂，在思想上，必须立足中国文化思想传统，充分参考世界思想进程，由政治学、道德学的附庸转向人类普遍命运的思索者和探究者，追求具有穿透时空的永恒魅力;情节上，必须改变原有的物质关注套路(仅仅关注于某些固定的物质层面的失去，例如忠臣复国、孝女含冤等)，将眼光放及人类面临困境时候的一切搏击;语言上，则必须处理好文言唱词与白话的关系，处理好雅词俗句的比例等问题。我们看到，当前一部分剧作家正在做着各种各样的探索努力。魏明伦的《潘金莲《》巴山秀才》等改革川剧，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等新编京剧，王仁杰的《枫林晚》《、董生与李氏》等经典梨园戏，郭启宏的《南唐遗事》、《司马相如》等创作昆曲……这些剧作家有意识地注意到了人性的复杂生活的冲突，对戏曲的浅俗之痛作了一定的矫正，虽然也尚存在着各种不足之处，如过于偏离文化传统、情节过于荒诞，将人的欲望放纵视为人性的自然解缚加以颂扬，将真实无条件地等同于艺术的美……但是毕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增加了戏曲剧本的文学素养。

困境是客观存在的，但我认为，中国的戏曲远没有达到凄凄惶惶走上绝路的地步。

现代城市文明的崛起让许多评论家慨叹“在现代的文化格局中，文学已注定是一个迟暮老迈的角色，尽管它想方设法保存元气、黾勉自撑，甚至不惜以体衰之身迈开大步来追赶年轻的已不属于它的时代，但是这都不可能改变它日薄西山的命运”[8](P.62)这样的评论对于文学的当前困境作了充足的审察，但这样的评论显然没有注意到世界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当前“困境”的产生背景。与十九世纪以前曾经高达80％的文盲率相比，现代化所带来的公民普及教育大大减少了文盲的比例，这样的受众环境应该是越来越适合文学发展的，而绝非导向文学没落的悲叹。文学界所慨叹的文学“边缘化”更多的只是由于话语权的失落——在遥远的文盲众多的时代，文学素养较高的人群曾经把持着话语权以及对于话语权的叙述权，文学充当了如同柏拉图理想国中幻想意义上的“哲学王”角色，做的是不大符合自己身份的僭越之举。然而事过境迁，文学对话语权和叙述权的掌控随着国民教育的普及而失落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人群分摊了文学的叙述权，而话语权则被国家和媒体所攫取。这种情况下，文学的“边缘化”身份才被广为流播。然而，得失之间仔细斟酌，相比于从前依靠话语权掌控而在文盲群体中形成的敬畏感，现代文明时期回归自我的拥有更为广泛读者群体的文学实际上要更富有生命力。今天一个普通的欣赏者，他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对于文学发展所提供的作用相信要远远大于《儒林外史》里面那个打了中举的范进后便感觉“手隐隐疼了起来”的胡屠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