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08: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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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是基金管理人发行基金份额，管理运作投资者资金，进行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投资，并按基金投资者的投资比例对投资所得收益进行分配的间接投资方式。投资者之间“利益共存、风险共担”，基金管理公司按比例对基金资产收费，为持有人创造业绩回报。投资者与基金管理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但比通常委托关系更复杂的是，在基金管理公司内部，公司股东与公司管理层之间还存在另一重委托关系。
2.双重关系引发的问题
双重的委托关系造成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及公司股东三方的经营战略目标不一致。投资者是基金资产的所有权人和受益权人，选择投资基金并缴纳申购费、管理费、赎回费、托管费，是信任基金管理公司在市场分析、信息处理、风险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借“理财专家”之力获取更稳定丰厚的投资回报。基金管理公司依赖收费进行公司运营，运作管理基金资产为投资者创造价值，是基金资产的实际控制人。良好的投资收益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基金资产规模扩张能带来更多的费用收入，为达到该目标，基金公司要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分析、制定投资战略，并不断根据行情变动进行市场操作。基金公司的股东作为股权所有人，按比例享受管理费收入等带来的利润分红、股权溢价。从根源上看，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公司股东三方利益是统一的：优秀的投资业绩使投资者获得满意收益，基金管理公司赢得口碑和信誉，管理资产规模和管理费收入不断提高，公司价值增加，股东得到更多分红。这个皆大欢喜的利益关系倒过来意义就会有所差异：基金公司股东为得到更大收益———来自于公司分红或者股权溢价———董事会可能更欢迎使基金公司迅速扩张的经营规划，虽然这可能不利于投资者。在投资管理、人才储备、风险控制、监管制度不匹配的情况下，快速膨胀的基金规模和拉长的产品线对投资者、对公司股东都极其危险。根据WIND数据，市场现有的51只QDII基金，复权后净值高于1元的仅有10只，最低的嘉实海外中国股票目前净值在0.55左右。嘉实基金在2007年“QDII”概念正热时推出了嘉实海外中国股票，成立规模为297.5亿份。根据最新规模数据分析，成立四年来约有106.7亿元投资份额已认赔立场，若从成立起持有至今，不但没有一分投资收益，本金损失为45%。嘉实海外中国并不是偶然的例子，股东利益最大化和持有人利益最大化是“两难选择”，虽然制度体系和监管原则强调“持有人利益高于一切”，但难以避免的，基金公司股东可能做出牺牲基金持有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营决策。双重关系造成投资者与基金公司管理层隔离，管理层不直接对投资者负责，股东代表组成的董事会掌握着管理层的升杀大权。虽然在形式上每只基金都存在具有最高权利的持有人大会，但实践情况是由于投资者的高度分散化及流动性，基金持有人大会多流于形式，并不能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管理层不直接面对投资者压力，亦不会产生“持有人利益高于一切”的动力，投资者只能被动的用脚投票———采用份额赎回表达意见。
3.缺乏长期激励机制
二、托管人的认定
新基金法第89条规定，除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托管人是可以在基金合同自由约定的，除此之外，一般都是按照公募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的相关认定标准认定的。在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中为了行使监督权，“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不得为同一人，不得相互出资，或者持有股份。”而在新基金法中基金合同可以约定托管人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为同一人的现象，这样会出现不利于私募公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的疑问。笔者认为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原因在于：新基金法第94条规定在基金合同可以约定，基金管理人在基金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时对基金财产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由于基金管理人要对基金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能有效地避免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因而无须设置单独的基金托管人，这能有效地降低运营成本。
二、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行
1.募集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的设立和运作的第一步就是基金的募集，不同国家对基金发起人的资格和限制要求不同，在我国基金的募集和设立必须通过中国证监会的审查和批准。在美国，公募基金的设立实行注册登记制，就是说基金发起人只需要向证券监督机构提交法律规定的相关材料，通过申请登记注册成功，便可设立发行证券投资基金。这种审查制度监管当局只需要对报送材料进行形式上审查，而其内容上的实质性审查则由独立的中介机构来进行。在我国实行的是审批制，也就是由证券监管当局对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在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后，还要满足《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中对申请设立募集基金的条件的具体规定，才可以进行基金募集申请。在设立投资基金之前，还要对设立基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并制定基金方案。基金方案应该包括设立基金的类型、基金的运作方式、基金开放时间和地点以及基金的规模和存续时间等情况。
2.发行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行方式按照发行对象和发行范围的区别，可以分为公募发行和私募发行。公募发行的发行形式包括包销、代销以及自销。包销是指由证券机构先行将基金全部买入，再按照发行价格出售给投资者，如果发行期内未能将全部的基金售出，剩余的基金份额则由证券机构持有，可见包销对证券机构的风险要求较高。代销是指由证券机构进行基金的销售，但是不承诺在发行期内将全部基金售出如果在发行期内无法达到预计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结果就是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行失败，证券机构并无义务和责任保证销售完全。自销方式就是省去了证券机构的中间环节，由基金公司自行销售。公募发行具有安全性、经济性和公平性的特点。在基金的发售过程中计划周密、过程规范、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执行、结算方式明确、收付款结算准确，并可以通过证券机构的专业化销售降低操作成本，另外由于公募发行是公开的，时间地点信息完全，也防止了舞弊行为的发生。投资基金的私募发行是指基金的发起人面向少数特定投资者，或者投资机构发行基金的方式，私募基金的规模较小，发行成本较低，监管政策也相对宽松。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运营管理
证券投资基金的运营主要涉及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持有人和投资基金的服务机构。他们之间既是相互合作的关系，又有相互制衡和监督的性质。基金发起人也就是设立和组织基金的法人，如果是契约型基金，发起人也就是后来的基金管理人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股东。而在公司型基金的组织形式下发起人是基金管理公司的主体，公司的股东是基金持有人。基金的持有人是基金的投资者和受益人，基金管理人主要负责具体的投资操作以及基金公司的日常管理，也就是说基金的所有权归投资者而经营权归属管理者。基金的资产保管和清算是由基金托管人进行负责，为了有效的监管资金资产，保证资金运行的高效率，基金管理人只对基金资产进行投资操作。在资产管理和资产的保管上是严格分开的，可以说基金管理人是基金公司的经营者而基金托管人要对基金资产进行监管和控制，这也是对基金公司的法律约束。基金公司的治理强调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和相关者治理。内部控制的基本框架是由管理风险的和防范风险的制度构成，主要包括内部控制的法律、投资风险的管理、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
私募基金是市场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适应了投融资双方的需要，在发达市场很流行，并不是可以人为制造或取消的。目前在我国私募基金尚无明确的法律地位，缺乏像公募基金那样的法律规范。但我国存在私募基金却是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
首先是金融机构作为管理人的私募基金，如信托公司的集合资金信托、证券公司的集合资产管理、基金管理公司的专户资金管理等。实际上，集合的投资计划、理财计划就是基金，非公开募集就是私募。由于国内金融业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为避免跨业经营嫌疑，有关金融机构以及监管部门只能巧立名目，不称萁为私募基金。这部分私募基金是得到国家承认的，也处在监管之中，监管机构想方设法让其存在、促其发展。实践中也发生过类似金信信托乳制品计划不能按期兑现的风波，提示我们正视私募基金正名并完善规范的问题。
其次是民间的私募基金，由一些财务、投资、咨询公司，甚至是个人的理财工作室在管理，数目与金额不断增大，质量上参差不齐，目前处于无监管状态，其在为证券市场提供巨额资金的同时也隐含着巨大风险。这部分私募基金急需规范，但短期内国家尚不会为其专门立法，因此需要主动按现行已有法制规范，争取早日取得确定的法律地位。有人建议将民间私募基金搞成民间信托，但要注意，根据我国信托法，营业信托由具有经营资格的信托公司承担，民间信托是不能以赢利为目的(收成本除外)。有的实践将民间私募基金搞成中介形式，在私募完成后将基金交由金融机构管理，这也应遵守委托或居间的相关规定。
《证券投资基金法》授权对金融机构作为管理人的私募基金单独制定规范，政府也正加紧相关工作。但目前这方面立法进程中，并未特别照顾到民间私募基金。这其中有市场发育与实践基础的问题，也有认识与理论的问题，金融市场中的很多事情不发展到一定阶段就立法反而会变得很被动。民间私募基金可能会在规范与不规范之间较长期存在，但要自觉遵照执行相关规范，寻求合法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得触犯法律。要严格与非法集资、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划清界限，特别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带头大哥这样的假冒私募基金的欺诈行为。
私募基金在发达市场是个成熟事物，但在我国，有些基本问题在理论上还是应该深入探讨，以统一认识，为规范制定奠定基础、提供依据。
如基金的性质，不论是公募或私募，公司式或契约式，基金都应该具有信托性质。与日本将基金作为财团法人不同，在中国，基金既不是法人也不是机构，是个虚的东西，基金管理人才是实体。所以基金规范并不能简单照抄照搬。
又如管理人的资质问题，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及投资者保护至关重要。金融机构作为基金管理人的已无问题，其资格规范即将明确；而民间的、非金融机构作为基金管理人也要有准入规则，以防止鱼目混珠，不给欺诈者钻空子。
还如私募基金的投资者资格问题，现在投资者比较混乱，很多私募基金的门槛是很低，谁都可以作为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当然问题出在管理人身上，这也是政府担心的一个问题。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一般的小投资者是不能投资私募基金的，小投资者应投资公募基金；只有资金量较大的投资者才投资私募基金，这样就有比较大的承受能力，才不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以及基金本身的安全。现在金融机构管理的私募基金，已将投资门槛大大提高，这是趋势。其他私募基金也应按此办理。
灰色地带的阳光化
我们说私募基金法律地位不明确，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主要是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这样一种以非公开方式投资于企业股权的投资方式则是完全合法的。从中央到地方，对其都是大力扶植的，甚至在一些风险投资公司中参股。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曾明确表示，私募股权投资投资于未上市的股权，用现有的民事和公司、证券法律框架，完全可以约束其法律关系，因而其法律地位是明确无疑的。
而对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并未作出明确规范。因此目前并无专门规范私募基金的法律、法规、规章。虽然《公司法》、《民法通则》、《合伙企业法》、《证券法》、《信托法》等可以给予私募基金一定的间接法律支撑，一些专家也认为“法无明文禁止即不违法”，虽然目前我国法律中只规范了公募基金，但现行法律也没有任何禁止私募基金的规定存在，所以不能说私募基金是违法的或非法的。但是必须承认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仍处于“灰色地带”，实际中理财工作室、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均无法律上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准生证”，处于地下的半公开状态。因此抓紧研究适合中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合法形式并尽快出台是当务之急，银监会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实施，使信托成为目前私募基金合法化的主渠道。随着《合伙企业法》实施，有限合伙也将成为私募基金合法化的重要渠道。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对这一市场的监管应当维护和保障市场的安全和稳定，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基于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不同的特点和功能，确保使其在自有规律的路径内发展，有利于其固有功能价值的实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特点有1、其在经营管理方面有更大自由度和多样性的投资方式；2、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委托关系比较简单，委托链短，投资人与基金经理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和紧密利益关系；3、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类适合于高收入富有阶层的投资方式，而不是向广大的普通投资者开放。
这些特点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特有的价值所在，相应的监管立法和实践别要注意几点：1、限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向普通投资者吸纳资金，仅允许其向资金实力雄厚、自我保护能力较强的投资者销售；2、为了更好地发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应当在相关立法中明确界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这一法律概念，获得市场的认可；3、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具体运作放松监管，充分发挥其投资灵活、激励机制作用大等优势。
私募基金的法律定位
对私募基金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需辨析下列几组关系。
私募基金不是“私人的基金”或是“私有的基金”，私募基金只是按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特定投资对象募集资金而设立的投资基金，它与财产所有权制度或私有制并无直接的紧密联系。将私募基金看做是“私人的基金”，或者认为它是“私有的基金”、“私营企业”的观点都是对私募基金的误解。
私募基金不是“乱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