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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在傩事活动中自始至终都起着神像的作用,是活动的神灵。早期原始社会的傩面具,主要是模仿动物,面部表情传达了一种狰狞、恐怖、凝重的情绪。通过面具制造的恐怖气氛达到躯鬼逐疫的目的,克服现实原型局限,表演者戴上面具就具有了神的神的威慑力。现代的面具根据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身份的不同确定不同的面部表情和色彩,面具神态更加自然趋向脸谱化,如红面的关羽突出他的忠义的品德,黑脸的包公表现他的公正、清正廉明等。[4]不管面具的造型如何,其神力从来没有消失过。现代的人们仍然坚信戴上面具就可以把天上的神请到人间和神进行对话,诉说人间的疾苦,通过一些供养的手段,让神能心情愉悦的为人们消除疾苦。如图2所示。现代的傩事活动中,表演和娱乐的成分逐渐增多,为了烘托活动隆重、喜庆的气氛,服装色彩上也逐渐丰富,但仍以鲜艳的颜色为主,服装表面纹饰增多,特别是傩戏的表演中,扮演者根据角色的要求,从头饰、面具到服装都搭配的非常完整。服饰的扮装拟态功能在傩事活动中清晰可见。
池州傩是以宗族为单位祭祀神灵、祖先的一种古老的仪式典礼。祖祖辈辈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对于土地的情感从傩事活动中清晰可见。据《贵池地区志》记载,“池州地区在6月至7月为多雨季节,大雨和大暴雨多数分布在5月至8月,南部多,北部少,山区多,沿江圩区少。多雨季节形成的洪涝灾害是最为突出的自然灾害”。这些水旱灾害,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畜疾疫及庄稼损失,给人们留下惨痛的记忆,这成为傩文化存续的一个内在的重要原因。[5]在傩仪和歌舞表演中,祭祀土地、自然神灵的内涵是不变的主题。如各村都保留的傩仪《问土地》,虽然土地爷的服饰面具造型有一定的差异,但祈福的内容基本相同。一年一度的青山庙会盛况不减。青山庙始建于元大德年间,原为昭明太子祠,每年的正月十五,姚村、茶溪汪、南山刘、南边姚、西华姚、荡里姚等各自在五色神伞和锣的开道下,抬着供奉有儺神面具的龙亭,在彩旗队、锣鼓队、“肃静牌”、“回避牌”及刀、枪、戟、锤、矛等兵器模型的簇拥下,穿着黄色对襟马褂,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青山庙前。人们在这里祭祀池州最高土主--梁昭明太子,祈福纳吉,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青山庙会把傩事活动推向。
民间信仰是指由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民间信仰的存在,使村民心目中自然生成一种自我约束机制。他们大多相信“抬头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6]此外,在当地的傩服俗文化中有许多不成文的禁忌和规定,体现着乡民们对于宗族信仰的坚守与重视。例如傩事活动,族长在打开面具和服装道具的箱子之前要洗手,用稻草把子上熏烟除秽。穿戴服装和戴面具的演员要先向面具行礼等。乐舞、戏曲只能由男性演出,戏曲中的女性角色要由男子扮演。女子是绝对不许参与操作的,否则便是对祖宗的不敬不孝。参加演出的人必须沐浴,还要提前三天禁绝,演员沐浴的目的是洗去身上污秽,禁绝是杜绝沾染妇女身上的秽气。跳傩人穿得鞋子的鞋底只能用旧的上衣制作,下装的材料是不能用在这个鞋子中的。这些口传身授的傩事服俗都是由村民们自觉遵守,以虔诚的态度传递着傩乡人淳朴的民间信仰和对神灵和祖先崇敬之心。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Www.133229.cOm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紧身胸衣与缠足实质上都是对身体进行变形,这种变形在其成长过程中受到谴责,并被扣上“刑具”的帽子。然而从性的角度来看,紧身胸衣是以强调曲线美来展现女性的性感的身体,缠足是以强调柔弱美来展现女性的性感的身体,它们都是显示性方面强势的一种服饰。同时也都表达了两个相反的欲望,即在束缚身体的同时又放纵了它。紧身胸衣最早产生于希腊克里特岛,直到中世纪之后的16世纪的上半叶,才在西班牙流行起来。人们以鲸须为骨架制成一种无袖胸衣,这种胸衣呈倒三角形,穿上身后从肩至腰都非常紧身,可调节的系带能将女人的腰肢勒到一个理想的程度,同时又把向上提高得更加丰满。与之相配合的下装则十分的膨胀,一种由鲸骨、藤条、木块或金属丝制成的圆环将吊钟状的裙裾层层撑起罩上长及地面的华丽面料,正面看去是X型,背部却很舒缓,这种曲线形体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完美的。但这种完美是残酷的,由改变内在生理机能而使其外在形体得到当时社会的认可,这是人类服饰史上绽放的一朵奇异的虐恋之花。由于当时人们性观念与并不保守,在给外界留下极为得体优雅和明显的性感印象的同时,紧身胸衣还以一种为大众接受的方式,赋予了女人表达自身对性的渴望的权利。并且人们还认为紧身胸衣能掩盖女性身上不够“理想”的部位,从而使她们看上去更妩媚动人。这一点在文学作品巴尔扎克的《贝姨》中有具体的描述:“在这一时刻,一个既不丰满又不苗条的女人,却美的非凡,她的曲线因不经意地遮掩而若隐若现、因闪光的衬裙褶皱和紧身胸衣下摆垂片的衬托而清晰可辨,这一切让她如此的性感可爱……。”和紧身胸衣并驾齐驱的缠足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始于南唐。缠足一般于六、七岁开始,要到十岁左右才能解除。用四尺长的窄布条将双脚紧紧地缠绕,除大趾外,将二趾紧紧约束,以后越来越紧,一直要缠到“小瘦尖弯香正软“才算大功告成。当这样的小脚穿上长三寸、尖锥型精美的小鞋,“三寸金莲”由此而产生了(如图3)。我们可以从南朝潘妃“步步声莲”、南唐后主李煜的窅娘帛步缠足轻歌载舞中看到,那纤小如初月的三寸金莲让女人们步态摇摆不定,身形婀娜多姿是多么的娇弱,让多少男人们迷恋。虽然女子缠足,要蒙受极大的痛苦,即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可是俗语说的好“女为悦己者容”,在这种痛苦中,由于男人的“注视”而使女人们得到。男人的“注视”最终决定女人的着装的趣味,使她们在精神上体味到虐恋的快乐。
2.纹身
虐恋美学现象并不仅仅限于缠足和紧身胸衣,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纹身和穿孔也成为时尚,是一种皮肤化妆,就如同人们穿各种漂亮衣服一样是藉此展现一种美、一种精神。美国著名的服装心理学家弗格博士认为:人的装饰形成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肉体装饰和外表装饰,而纹身绣面就是肉体装饰的最古老形式、是人类童年时期对美的一种追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深受人类社会的喜爱,谱写着人类追求痛苦和快乐的传奇。中国的纹身历史悠久,《礼记•王制》记载:“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这“文身”“雕题”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纹身装束之一了。纹身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同时纹身者也在痛苦中磨练意志,享受着快乐。纹身可以在很多部位进行,如脸部,胸部、背部,或者在性感部位如、臀部、腰部等。当我们进入纹身世界中,不论在哪个部位纹身,都会发现纹身同样是一种精神上的行为,它需要一种信念,就象缠足和紧身胸衣一样,在对人体本身进行改变的同时,精神上获得和满足。这已经不是原始的冲动,是一种思想信念的反映,是痛并快乐着的一种美的形式。
在影视作品中,外在服饰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传达出角色的信息,顺利转变着身份和内在。无论是君主与乞丐、英雄与抢匪、大家闺秀与风尘女子,服饰都可以准确地勾勒出角色的形象。不仅如此,连时代精神也可以在形象的表现之内。服饰拥有此种“魔力”完全源于其承载的文化内涵。这些内涵可以展现历史、展现社会状况、创造潮流、构建价值符号以及剖析文化解读视角等。笔者将从影视服饰具有的以上几个层面对文化内涵进行分析。
一、回顾展现历史
传承历史、展示历史的最初载体是文字,但抽象的描述终究不如视觉化形象来得生动。影视服饰可以将人物从抽象变为具象、从平面转为立体。服饰将对剧中人物刻画由外及内,深化至性格。
影片《铁蹄一生》将拿破仑的皇后约瑟芬塑造成上流社会的优雅夫人。色调轻柔的塔夫绸裙、缀满宝石的披纱上衣、镶嵌珍珠的淡粉色缎料鞋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上流社会贵妇所喜爱的服饰造型,影片还忠实地表现出当时社会的时尚历史现状。塔夫绸裙子是在白色紧身裙上套上彩色丝绸、缎子或天鹅绒制成的古典式束腰外衣。绣着精美的传统图案的云纹塔夫绸、平纹细布、细亚麻布、上等细布、漂白细软薄布、薄纱等珍贵面料备受当时18世纪末的法国贵妇喜爱。这面料被做成颇具古罗马风格的古典裙装。在剧中,约瑟芬的蓝色双眸与这些流光溢彩的服饰相映弥漫着迷人的光芒,好一个情波荡漾、勾人魂魄的贵妇。
二、展现社会经济状况
影视作品无疑可以成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经济状况的一个窗口。电影《摩登时代》中,卓别林大师扮演成一个穿着工装裤的工人,整日在工厂不停地工作。影片映射出工业革命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资产阶级富庶的生活与工人痛苦麻木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可以说影视中对剧中时代经济状况会以更为强烈的冲击力去表现。《乱世佳人》剧中曾经风靡一时的奢华服饰,因生活压力增大、物价上涨、经济危机等,令人们整日为生活劳苦奔波,谁能有精力去顾及服装的高贵与否。在此时,牛仔裤、工装服的女性外貌取代了高雅、性感的服装成为影视剧中表现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具有工作能力的体现。
三、创造社会时尚
影视文化产业生产出一个个明星,明星们掀起一股股时尚潮流。影视中的经典人物必然创造出经典的服饰装扮,服饰装扮自然也成为流行的重要元素。如电视剧《裸婚时代》中男主角的一件黑色法国品牌Moncler羽绒服,还有一件红色意大利品牌Duvetica连帽羽绒服,都成为影迷追捧的时尚装扮。
又如,影片《罗马假日》中,奥黛丽?赫本的俏丽短发,发梢微微向上翘起,简洁的罗马式露趾凉鞋,都成为19世纪50年代欧洲的时尚经典。她凭借着这个形象掀起了“奥黛利?赫本风潮”。20世纪50年代的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得主就是此剧服的设计师纪梵希。《纽约时报》评论:“《罗马假日》奥黛丽?赫本改变了女孩们。她们青睐的流行时尚是像赫本一样清爽俏丽的邻家女孩的形象,而不再将内衣填得满满,不再蹒跚地踩着像钻孔椎般纤细的高跟鞋行走。”纪梵希的审美理念将女性从自虐般的身体自我预设中解放出来,增添清纯的感性美。由此看来,服饰是电影与时尚联姻的媒介。服装设计师与演员一起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影视时尚神话。
四、构建文化价值符号
文化类别的矛盾与张力之间的外在冲击源于创造性的服饰外观。他的集结点就是文化价值符号系统。
(一)英雄文化
超人、蝙蝠侠和蜘蛛侠是西方娱乐文化创造的英雄。他们几乎可以称之为标志性的服饰形象,在社会中深入人心。他们是人们心目中为维护人类和平而奋斗的英雄主义符号。超人身穿宝蓝色紧身弹力衣,肩披大红色斗篷,胸前衣服上印着一个黄底红色的字母“S”。而其套在紧身衣之外的红色短裤,也暗合着当年摇滚歌星麦当娜的内衣外穿风潮。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如此严肃的形象居然也如此时尚。蝙蝠侠的服饰设计中采取了威慑性设计手法。蝙蝠侠的服饰也是紧身衣,面料为诺马克斯防弹衣。内层能够保温,防冻,属于多功能型的服饰。黑披风是由降落伞尼龙布制成。设计师采用静电的设计技术,所以披风表面的黑色富于流动感。蜘蛛侠的整体造型采用仿生设计手法,借鉴了蜘蛛网状结构为装饰,面料为弹性人工纤维。蜘蛛侠的眼部采用暗色反光的太阳镜镜片制成,在光下具有反射感。超人、蜘蛛侠、蝙蝠侠这些具有英雄主义幻想的服饰形象,共通之处就是紧身面料的使用,既是为了突出他们希腊雕塑般完美强健的身躯,又可以有效烘托出英雄那高大的形象。其配件的高科技含量也成为创造英雄的设计手段之一。
(二)享乐文化
浮梁县千年的茶文化深深的扎根在了每一个古村落中。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活动中,浮梁县有二十余古村落中发现大量茶文化遗迹,以严台、沧溪、瑶里、磻溪、勒功等乡村茶文化遗产最为丰富。严台村,2009年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殊荣,目前村落中保存较好的主要是两个茶叶的制作作坊、制作茶叶的相关器具以及大面积的茶园。村内存有民国四年纪年铭文的茶叶桶,桶上写有“民国四年江恒丰店办用”;严台“天祥”茶号所产功夫红茶所获得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奖牌现存于浮梁县博物馆。沧溪村,2010年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殊荣,沧溪现有茶园800亩,制茶、茶油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清末民初村内曾有6家茶号,村内现存有完整的茶商宅院,宅院占地面积大、装 饰精美,可见当时沧溪茶叶贸易的兴盛。村内还保留有传统的制茶技术。磻溪村,古时是浮梁北部的古茶市,历史上的磻溪以茶叶为支柱产业,茶园面积最大时有3000亩,产量900担,茶号数十家,茶商收茶后直接送上海出口。清末民初,村内有茶号24家,是红茶传入浮梁的起始站。磻溪村现存有大茶商汪腾蓬茶号防伪木刻印章及其茶号账本;并且在民居中发现有民国时期制茶的茶袋子和茶箱。浮梁的茶文化与古村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茶文化的兴盛造就了现今村落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大量遗留的茶号和茶商豪宅是古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古村落的巨大历史和文化价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文化村落”。
(二)相得益彰的陶瓷文化
景德镇生产陶瓷始于汉,唐代是景德镇瓷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唐代饮茶风气兴起并且浮梁作为江南的茶叶集散中心极大促进了对陶瓷的需求。明清景德镇成为了全国瓷业中心,两个朝代的都将御窑厂设于此地。从古代到现代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中相当一部分即为茶具。如1983年新加坡一家打捞公司在南中国海上打捞出水的乾隆十五年(175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沉没的货船上,打捞出水的10万余件景德镇青花瓷中,约有茶具4万余件。精美绝伦的景德镇陶瓷茶具毫无疑问是浮梁茶文化旅游可开发利用的重要资源。
二、浮梁茶文化旅游衰落的原因
浮梁的茶文化在景德镇瓷业不断的兴盛与衰落中发展,从唐宋时期的鼎盛到明清时期的衰落,从清末民初的复苏到民国末年的萎靡,再从建国初期的快速发展到今天的没落,这一系列曲折发展的背后都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浮梁茶文化的衰落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瓷文化与徽州文化的遮蔽
景德镇长期隶属于浮梁县,但是伴随着瓷器贸易的发展,景德镇的地位大大超过了浮梁县,从宋真宗时期御赐“景德“名,到元代在景德镇置中央直属机构浮梁瓷局,再到明清时期至高无上的御窑厂,无不显示着景德镇作为“瓷都”的崇高地位。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基于此,景德镇的瓷业经济与文化大大超过了浮梁的茶叶经济与文化。在景德镇瓷业不断的兴盛之下,浮梁的茶叶经济不可避免的相形见拙。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以贾代耕”、商人足迹“几遍宇内”的经济活跃之区;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文风昌盛之地。因此徽帮有一个特色:“贾而好儒”。这既使徽州成为文化昌盛之地,而且文化的昌盛也对徽商从事商业经营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徽州文化伴随着徽商贸易在全国的展开,逐渐扩散到全国,徽州文化在这期间展现了强大的影响力。浮梁处在景德镇与徽州之间,属于两者之间的中心位置。浮梁的茶叶文化就是处在两种强势文化之间,容易受到景德镇的瓷业文化与徽州文化对浮梁茶文化的强烈冲击,造成了浮梁茶文化的衰落。
(二)浮梁古村落文化的衰落
古村落是茶文化的物化,一旦古村落文化被破坏,那么浮梁古老的茶文化就会逐渐的衰落。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浮梁古村落文化衰落几不可避免:一是村落古建筑的拆除。古建筑是承载茶文化最直接的载体,提别是一些茶号建筑,更是茶文化的直接体现。伴随着古建筑的拆除,建筑内的相关制茶、运茶、售茶的器具都会被丢弃或者销毁,这样就再也还原不了历史悠久的茶文化。二是制茶技艺的失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去工作而放弃学习传统的制茶技艺。目前大部分的技艺传承者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年轻人压根对学习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毫无兴趣。三是古遗物的严重破坏。在浮梁县古村落的文物普查中,古遗物的破坏随处可见,在严台、沧溪、瑶里等古村的街巷中,随处可见当作铺路石的古碑刻,经过长年的磨损,碑刻的字迹大部分漶漫不清,有些甚至是记录茶叶贸易规定的碑刻。四是茶园种植面积的减少。由于经济原因等因素,茶园的种植面积大量减少,还是以浮梁县严台村为例,在严台村江氏族谱中,绘制着晚清时期的村落图,图中耕地环绕村落,面积相当可观,由于严台村在过去主要种植茶叶,所以图中的耕地其实就是茶园的面积。但是在2008年与2013年的两次对严台村的调研中,严台村的土地萎缩严重,从十九世纪末的4000亩茶园,到如今的1700亩茶园,可见缩减幅度之大。茶叶种植的萎缩必然会造成茶叶贸易与茶文化的衰落。
三、古村落角度下的茶文化振兴的措施
(一)加大浮梁古村落中制茶技艺的传承
目前的浮梁县古村落的制茶技艺中,以严台村的工夫红茶制作技艺最出名,已经被评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景德镇市所有49个非遗项目中,严台村的浮梁工夫红茶制作技艺是唯一入选的茶叶制作技艺类非遗项目。景德镇之所以能有今天极具影响力的地位,除了瓷器就是茶叶,所以在非遗项目中不能只认可瓷器的生产技艺,应加大对村落中茶叶制作技艺的扶持重视。制茶技艺的认可与扶持,对于浮梁县的茶文化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加强古村落建筑的保护与复建
伴随着经济的大开发,浮梁的古村落破坏十分严重,加强古村落的保护刻不容缓。要在制高点对古村进行鸟瞰视线控制,体现灰墙黛瓦、岚光瑞霭、屋顶韵律之美,要保持浮梁古村落的徽派风格,对严重影响或破坏古村鸟瞰视觉完整性和统一性的近、现代建筑责令其改造或予以拆除处理。对于村落内的古民居要区分等级进行保护,等级越高证明其越重要,对等级高的建筑物要加大保护的力度和投资。对于浮梁古村落中的古建筑中有关茶叶的茶号、作坊、茶商的宅地、茶楼以及其他与茶叶有关的建筑要尤其特别的标明,在每个建筑物门前要立详细的解说牌,对于坍塌的要第一时间予以复建。
(三)建设古村落茶文化历史馆
为了保护古村落的历史文物,应在省级和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村中建设茶文化历史馆,展示历史悠久的茶文化。2013年12月,浮梁县通过对严台村村史馆建设的提案,正式开始建设村史馆。通过茶叶种植历史、茶叶产销历史、制茶相关古物以及制茶的相关技艺为主要内容,来展示严台村悠久丰富的茶叶历史和文化。村史馆的建设,既加强了对于茶叶文化的建设,也提高了对于古村落保护的重视。大量古老的制茶器具进入村史馆,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制茶的技艺在村史馆展示也让人们对此种技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传承这项技艺。同时村史馆村史馆也作为旅游的景点之一,可以吸引大量游客,提高其茶叶历史与文化的知名度,间接地促进古村落茶叶贸易与文化的发展,为浮梁的茶文化复苏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加强古村落生态旅游建设,主打“茶叶”牌
古村落文化在今天吸引了许多莫名而来的游客,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人们更多的愿意在古村落的安逸氛围中放松自己,回归自然。浮梁古村落众多,虽然村落建筑有些许破坏,但是村落的面貌还在,村落文化还在,具备了建设生态旅游的条件。浮梁古村落的生态旅游应该主打“茶叶”这张牌,通过茶文化来吸引更多的游客。目前在浮梁的各个古村落尤其是省级和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村中都开始打造生态旅游。比如:磻溪着力复原浮北古茶市的盛况,引导游客感受茶叶市场的盛况,了解茶叶贸易中的趣事,感受博大的茶叶文化。严台村就是着力打造“茶文化农家乐”,在村外的河道两边建设生态茶馆,让每位游客都可以亲身试一试茶叶的制作。瑶里就是主打瓷器与茶叶这张牌,瑶里的古码头是昔日茶叶与瓷器贸易的主要码头,瑶里通过对瓷器和茶叶贸易的重现,让游客感受到当时贸易的繁华,感受浮梁茶文化与瓷文化的有机结合。目前浮梁古村落的生态旅游建设正在逐步展开,更多的古村落通过对浮梁以茶文化与历史为切入点,来开展神态旅游的建设。生态旅游建设的展开,既促进了浮梁茶文化的复苏,拓宽了浮梁茶叶的销售渠道,也促进了浮梁古村落的保护。
一、现象:古装商业影片的汉服
古装商业影片,成为近年中国电影主体市场的亮点,从《十面埋伏》《英雄》、《无极》,到备受关注与争议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都赢得不菲的国内票房。这些国产商业影片有一个基本共性,即基本的故事构成要件贫弱,反之,服装与美术设计等作为视听综合艺术的形式要素,表现得别出心裁、美仑美奂,大有喧宾夺主之势,成为电影受众议论的焦点与影片的亮点。就《满城尽带黄金甲》而言,那数量千万的金色与银色的铠甲,那充满杀机并不乏唯美色彩的围巾,还有宫女嫔妃穿的低领V字开口艳装,着实让人吃惊不小,这部影片为之获得美国电影业服装设计工会奖中历史类最佳电影服装设计奖《英雄》的服装设计也较有成就,章子怡一袭红妆,领口与衣带缀绣花纹,李连杰则黑冠带、黑发额、黑盔袍、黑剑盾。张曼玉与梁朝伟都着翠绿纱衫,红色、黑色、绿色被分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
电影演员的服装是由美工组的服装师设计出来的,电影服装设计是电影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古装商业影片而言,服装设计注意的要点很多,不仅拘牵于剧本、剧情,而且还有导演业已成熟的艺术风格。另外还需有利于演员在典型环境中的形象塑造。所有这些都建立在一个既定的前提之下。即电影服装设计要基本符合人物形象所处历史阶段的服饰风俗或传统。
在历史语境内,中华民族的服饰传统就是汉服,汉服有自己约定俗成的基本特点,那就是“上衣下裳,束发右衽”。《周易・系辞下传》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上衣下裳”是华夏民族最早的服饰传统,“衣”指上衣。有方领与交领之分,交领又叫“衿”,交领处有结,腰间系带,男性常用革带。女性常用丝带。贵族多穿帛衣和皮衣,贫民则着粗麻或兽毛制成的短衣,汉代学子常服青色交领上衣,因此,曹操《短歌行》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表达其功业未就而求贤若渴的充沛感情。“裳”指下衣。追根溯源,是由上古先民的遮羞布演变而来,裳有帷裳,或者称“帷”,帷者,围也,指围在下身的布帛,《论语・乡党》云:“非帷裳,必杀之”,杀指杀缝,想必帷裳是不必杀缝的,可见帷裳是裳的最初形式。就裳而言,郑玄称:“凡裳前三幅,后四幅也。”大致样式指前面由三幅连缀,后面由四幅连缀,腰部带褶,褶的多少大小。以裳的上腰部与穿着腰身粗细为度。“束发右衽”也是华夏民族最早的服饰传统。古人“束发”出于礼义的要求,《礼记・冠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男子束发以加冠,女子束发以加笄,成为成年男女的日常服饰特点。古人之“衣”,均为右衽,指衣襟右掩。系于腋下。束于腰间。其直接功用在于遮掩裳的开口之处。
“上衣下裳,束发右衽”表现出来的汉服基本特点,以及它在不同时代的流行款式,已经成为古装商业影片中电影服装设计的重要参照。具体表现为,反映不同时代的影片要求相应的汉服特点,在大致遵循汉服形制的前提下,演员着装的具体款式与颜色搭配可根据影片类型、演员风格与角色性格决定取舍,甚至可以加进某些现代设计元素。电影服装设计最终做到的。是能够将服装设计化入人物形象塑造,使之成为剧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传递出与影片主题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内涵。
二、符号:民族文化的形象识别
汉服所具备的独特的审美特征,与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尚书・武成传疏》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华夏”成为我国的代称,暗含着服饰之美是我国的伟大象征。中国美学体系是以“意象”为基本范畴的审美本体论系统。美的创造表现为“意象”的产生及向境界的升华。“‘象’既是意象之本,也是美之本。无象则无美。”汉服之美不仅表现为古人对美的追求与创造,尤其表现为汉服所自觉呈现的审美意象。同样作为认知世界的方式,“象”比“言”可能更接近现实本身,因此,才有《周易・系辞上传》“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就汉服的审美意象而言,它必然会传达出一种精神内涵,换言之,汉服是一种“道”的外化与象征。而这种“道”指称什么呢?
春秋以降,中国上层社会兴起宽衣博带,并将其视为尊贵加以推崇,有这样的社会风气,衣与裳被时人缝缀在一起,称之为“深衣”,取象于“披体深邃”。汉代以前袍服已经盛行,何谓“袍”?《急就篇》注云:“长衣曰袍。下至足跗”,指衣的长度达到脚脖的衣服。由于深衣在中国服饰史上出现早,流行时间长,及其对现代服饰的巨大影响力,人们将其视为华夏服饰的重要代表,我们以深衣为例说明。《礼记・深衣第三十九》记载深衣形制云:“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圆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礼记・郊特牲第十一》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被视为儒家经典,深衣形制讲究“规”、“方”、“直”、“平”,强调“天人合一”和等级秩序,隐含着其符合儒家思想要求的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乃至伦理观念。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文化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这个意义上,深衣不仅是汉服的一种款式。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实存,甚至是华夏文明的一种表征。
深衣如此,其他汉服款式亦如此,如汉服的上衣下裳,《周易・系辞下传》中就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的记载“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那么上衣下裳取向于天地又有什么意思呢?《礼记・乐记》记载:“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天尊地卑,决定了君臣之间君尊臣卑的等级关系。而上衣下裳的冠服制度,则成了标志和维护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这就很明显的把服饰创造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彰示了古代服饰的文化功能。在这里,上衣下裳的服饰不单单是指服饰本身,而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象征、一个统治工具,从而形成中国古代独特的“服饰治世”文化现象。汉服作为电影服装设计审美意象之“道”即在于此。
事实上,在较为严格的文化学理论范畴 内,汉服仅仅是表征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事象,对于整个华夏文明而言,可能并不那么重要。文化研究专家霍夫斯塔德(Hofstede)把文化分层解析,将一个民族的文化比喻成一个洋葱,由表及里分别为象征物(Symbols)、英雄人物性格(Heroes)、礼仪(Rituals)、价值观(Values)。在他的这个理论里,汉服与语言、建筑物等一样,人们能够看得见,并很容易分辨出来,它们共同隶属于最外层的象征物。但是。也应当看到,在象征物意义上的汉服出于礼仪的需要,常常关系到个体在社会交往与生活中的行为方式甚至方法。因此,汉服又隶属于礼仪层。事实上,无论是作为象征物或是礼仪。汉服毋庸置疑地都能够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按照巴尔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电影服装设计成为使用影像加工与创造银幕世界的一种“代码”。它也存在表层和深层两个结构系统。既可以为视觉形象地感知,又可以不断生成意义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电影视觉符号的汉服具有生产功能,它生产出一定的意义。即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不仅如此,作为电影视觉符号的汉服。也会生产出相应的社会解读和文化认同。由此生发出个体的身份认同和相同的意识形态。换言之。汉服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事象。其传达的不仅仅是高超的美学工艺,还是汉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与理想追求,每一位华夏子孙都会从中寻找到某种精神皈依,体会到历史的厚重感,增强实现民族腾飞的责任感。
三、视觉:服装设计的审美期待
因此,我们根据其内涵,结合西方行政改革的实践,把推行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作为提高政府有效性的一条重要途径,其为我们所借鉴的形式主要有:
1.政府业务合同出租。政府将某些公共服务以合同的形式承包给私人部门,私人部门必须在合同规定的框架内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2.建立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大多数西方国家将政府投资兴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工程,通过招投标的形式交给私营企业,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约了资金。
3.公共服务社区化。从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向社会转移来看,主要是将政府过去承担的一些职能从政府中剥离出来,交由社会中介组织来承担。
4.有选择地实行公共服务使用者付费制度,部分地取消了“拨款”,其主要目的是想通过付费把价格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中来,这样能够克服免费提供公共服务所导致的对资源的不合
理配置和浪费,从而使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得以良好运用,缓和政府的财政危机。
二、我国实现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的现实基础及存在的问题
1.实现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的现实基础
在国外新公共管理改革趋势形成的同时,中国的政府改革也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
(1)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初步形成为公共服务方式多元化提供了经济基础和体制基础。中国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形成并日益成熟。
(2)法律和制度体系的建立及完善为政府职能的外移提供了法律保障。我国已基本上形成了适应公共服务方式多元化需要的法律法规体系。
(3)社会中介组织等非政府公共组织迅速建立起来,为公共服务方式多元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如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组织,公共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
(4)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大大增强,形成了公共服务方式多元化的人才基础。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直接参与或间接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
(5)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建立灵活高效政府,推进公共服务方式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
2.公共服务方式改革过程中的负面影响
(1)政府的管理和监督不到位。不少政府部门将市场化改革当作一种推责任、卸包袱的方法,疏于管理和监督,对公共服务中的问题听之任之,使公众利益受损而得不到政府保护。
(2)公共服务提供结构缺位。从现实情况看,许多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政府服务未能及时跟上,如老龄人口服务、农村公共服务、贫困群体服务、信用服务、法律服务等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位现象。
(3)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仍未理顺。事业单位依然主要由政府举办,社会组织官办色彩较重,公共服务意识不强。
三、实现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的途径
1.培育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体系
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要求是一种开放式的休系,在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领域,其强调打破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使公共服务不再由政府独自承担,政府不再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机构,许多非政府公共组织加入到公共服务提供者的队伍中来。
2.推行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的配套改革
进行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政府就要进行配套的行政管理方式变革。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进行行政组织架构的调整。政府将成为网络组织体系的协调者和组织者,成为社会合作力量的发动者和促进者。
(2)规则的制定。在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法制建设相当落后,《社会中介组织法》、《执业条例》等都还是一个空白。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才能使得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合作有法律保障。推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合作。这就要求政府努力在市场和社会之间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推动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的进展。
3.转变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关系
各类非政府公共组织进入公共服务领域,与政府分担责任,可以使政府从具体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从而以一种监察者和指导者的身份审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非政府公共组织可以利用自身多样和供给优势,与政府形成互补关系。政府可以把许多不宜直接插手干预,或者干预成本过高的公共事务,交给非政府公共组织来做。政府成为社会合作力量的发动者和促进者,通过一些合理的机制“激活”社会力量,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输出。
参考文献:[1]杨冠琼.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10.
二、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通过指标体系衡量得出北京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存在的突出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通过指标体系衡量的差距
建立指标体系的目的是量化测度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未来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值。这里按照指标体系,分别衡量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差距。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1.公共图书馆的差距
硬件设施方面,主要体现为每10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数(世界3个,北京0.1个)、平均服务半径(世界1.35千米,北京14.46千米)、人均馆藏量(世界3.62册,北京2.5册)、人均新购藏书量(世界0.21册,北京0.06册)、每万人拥有计算机数(世界6台,北京1.4台)、人均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世界0.03平方米,北京0.007平方米)差距很大。这说明北京公共图书馆的数量需要增加,空间布局还要更加合理,在体现均等性和便利性上尚需下大功夫。人力资源方面,主要体现为每万人拥有专业馆员(世界5.4名,北京1.41名)差距很大,而专业馆员占总员工比例(世界为33%,北京为34%)差距不大。这说明北京公共图书馆专业馆员总量不够,内部结构也需优化。服务质量方面,主要体现为注册读者占常住居民比例(世界为45%,北京为3.08%)、年人均借阅量(世界5.85册次,北京0.4册次)、年人均到馆率(世界3.81人次,北京0.58人次)、居民对图书馆的满意度(世界67.5%,北京41.2%)差距很大。这说明提高服务质量是北京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突出问题。
2.文化馆的差距
硬件设施方面,主要体现为每10万人拥有文化馆及类似设施数量(东京为2.9个,北京为1.7个)存在一定差距。人力投入方面,主要体现为每万人拥有从业人员数量(世界为2.88名,北京为1.2名)存在较大差距。服务质量与效能方面,主要体现为参与活动的人群比例(世界为27.2%,北京为24.7%)、居民满意度(世界为67.5%,北京为40.8%)存在一定差距。这说明北京文化馆的服务质量还需提高。
3.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差距
硬件设施方面,主要体现为每10万人拥有博物馆数量(世界为1.6个,北京为0.8个)存在较大差距。这说明北京博物馆数量还需要不断增加。服务质量方面,由于数据缺失,目前来看主要体现为参观者对博物馆/美术馆的“满意”和“很满意”比例(世界为79%,北京为29.7%)存在较大差距。这说明北京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服务质量还需要提高。
(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把握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的实际情况,准确找出存在的问题,课题组到首都图书馆,密云县图书馆、文化馆、溪翁庄镇文化站,朝阳区潘家园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垡头地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与通过指标体系衡量的差距基本吻合。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下:
1.经费的增长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首都图书馆,密云县图书馆、文化馆、溪翁庄镇文化站均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他们指出,虽然近年来公共文化投入不断增加,但以实物形式的配给较多,直接拨付资金相对少,经费的增长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不仅文献购置经费增长缓慢,而且员工的工资待遇低。密云县文化馆建筑面积为2724平方米,有60名员工(其中35名在编),其设施和文化活动情况在区(县)级馆中属一流,深受群众欢迎。但是县财政每年给其拨付的经费只有130万元到140万元,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群众文化需求,导致他们不得不采取“限流”措施——各场馆和设施轮流开放,未能达到应有的利用率。
2.重设施建设轻服务管理
调研中反映,近年来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场馆设置率不断提高,但是场馆建成后由于缺乏后续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设备维护更新、文献和藏品购置等经费不足,导致设施使用率不高,影响了服务水平的提升。如一些场馆为了节省开支,只在上级检查和兄弟单位参观时开放,平时则闲置;一些乡镇文化活动中心有很好的电影室和放映设备,但缺少群众需要的影片,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益;一些区(县)公共图书馆和街道、乡镇图书室的图书得不到更新,即使有些地方有更新,但是更新的图书基本为上级配送的不受群众欢迎的书籍,导致利用率不高。
3.设施分布不均衡
调研表明,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分布有以下特征:北城相对密集,南城相对稀疏;三环内相对密集,三环外相对稀疏;核心城区相对密集,远郊区县相对稀疏。以公共图书馆为例,北京目前根据行政区划建公共图书馆,这就导致有些人口高度密集的小区,如天通苑、西三旗,由于没有一级政府而没有公共图书馆(室);行政级别相同的朝阳区和石景山区尽管人口规模差异很大,但同样都只有一座区级公共图书馆。有的财力雄厚而较重视公共文化建设的区,如朝阳区,在尽力改变这种状况,初步建成了200座“24小时自助图书馆”服务网络,实现了43个街乡的全覆盖;还建设了覆盖五乡一街的垡头地区文化中心,该中心有剧场、图书馆、展厅、影厅、培训学校、文化志愿者俱乐部、工业遗址图片资料库、老年活动室等设施与相关服务,但是就全市而言,公共文化设施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
4.缺少专业人才
首都图书馆反映该馆缺少图书馆专业人才,专业人才只占总员工的10%左右,低于全市的水平,更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一些非专业人员通过关系调入该馆,影响了员工整体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另外员工收入低,不仅难以吸引专业人才,而且导致既有专业人才流失。密云县图书馆、文化馆也反映了类似问题。溪翁庄镇文化站反映乡镇级文化站普遍缺少专职人员,一些有专职人员的文化站其专职人员也不是专业人才。从全市看,核心城区的专业人才状况好于远郊区县,人才方面的城乡差距较大。
三、存在差距的原因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差距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结构性矛盾
由于忽视对公共文化产品样式与服务内容生动多样性研究,造成公共文化产品数量见长但精致度不够,文化活动数量增加但吸引力不足,文化服务项目增多但质量不高等问题,导致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较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文化诉求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除了要最大限度的动用公共财政和公共资源直接运用于文化建设,同时还要最大范围的调动社会资源用于公共文化建设的领域,使社会资源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这方面需要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公共政策,要注意发挥好政府和社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公共文化服务做到资源的最大化和支持的最大化。
(二)资金投入机制单一
由于一直以来对政府保障公共文化利益的职能认识不够清晰,公共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农村的文化建设非常薄弱。通过调研,北京一些区县多年来只保证文化部门基本的人头经费,而业务经费和文化设施建设经费严重不足。由于投入不足,造成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的公益性得不到充分体现。随着整个社会经济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文化需求从原先的隐性、附属的位置逐步进入主流生活层面,成为公民的权利诉求和社会公共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需求的结构已经发生改变。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各种文化权利的实现,已经成为现代政府必须承担的文化责任和公共责任。从公共需求和基本福利而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一开始就要体现公益性原则,即公民可以免费获得,其所需的费用已经由公共财政实现转移支付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只有加大财政支付转移的力度,公共文化服务的免费空间才能逐步扩大。从发展的趋势看,一是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公共财政的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二是拓宽融资渠道,让企业参与进来,形成良性互动。
(三)文化设施配置规律把握不准
公共文化设施是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的主要领域,但是随着北京城市化发展加快,城乡融合过程中,如何科学布置公共文化设施是个亟待解决的课题。目前还缺少全市性的文化事业或者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规划,还不能从宏观上科学把握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功能缺少和浪费的矛盾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北京有近1000万外来人口,流动性较强,公共文化设施的供求配置成了制约基层加强公共设施建设的困难。
(四)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
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直接或间接提供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但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按行政区域或行业条块分割设立的现状,使原本就极为有限的公共资源因为管理权的分离而被人为浪费和闲置,弱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和方针,这也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但是政府主导并不等于政府包办,而且从资源特点来看,政府文化资源是有限的,但社会和民间蕴藏着巨大的资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要充分利用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来承担社会责任,比如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大量的文化传播公司以及实力较强的文化企业,都拥有大量的人才资源、创作资源和节目资源等,应该成为政府关注和利用的重点。因此政府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要大胆创新服务机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和政策,引导、吸引和调动社会文化资源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对策建议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和北京市情,推进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一)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有一定基础
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党和政府大力支持公共文化事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入不断加大,制度保障水平明显提高,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得到加强,行业管理更加规范,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有效提升。北京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不乏现代文化元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向世界发达城市学习、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1.基本实现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覆盖
北京市基本形成包括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和文化演出、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在内的市、区县、乡镇、社区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且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全覆盖。其中有市、区县图书馆、文化馆45个,街道乡镇文化中心(站)322个,建有率100%;城市社区文化室2465个,建有率89.28%;行政村文化室3884个,建有率98.55%。市、区县图书馆均为国家一级馆;区县文化馆中除丰台区和石景山区文化馆是国家二级馆和通州区、昌平区文化馆在建外,其余15个馆均为国家一级馆。不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五达标”和“一村一品”扶持工程,基本完成城乡“四网合一”工程建设和500个文化社区创建工作,全市4165项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实现“村村通”,提前4年完成国家广播电视“村村通”的十一五规划目标。
2.数字化社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北京市已建成100个数字化文化社区,拥有300万册电子图书、万余种电子报刊以及首图讲坛、北京记忆等多种音视频、数据库资源。全部完成高清交互宽带有线电视网络应用软件和无线应用子系统软件的设计与开发工作,并在数字文化社区中应用高清交互宽带有线电视网络应用软件挂接的视频资源有376部13963分钟,图片资源总量40余个,电子图书5000本,电子期刊50种。首都图书馆还建立了“数字文化社区”、“市民学习空间”网站,通过网站更多的数字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多种获取数字文化资源的途径。
3.公共文化资源的品牌和特色效应逐步显现
具有品牌效应和北京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增多,“相约北京”已成为我国最大的两个综合性国际艺术节之一,也是具有全球范围的关注度和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品牌;形成了以26个奥运文化广场活动为核心的全市广场文化活动体系,已成为具有北京特色、展示城市形象、丰富文化生活的公共文化平台;“北京记忆”网站依托互联网和数字化馆藏,为公众提供丰富的北京历史文化资料和多媒体资源,已成为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高端项目。
4.政府对公共文化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增大
“十一五”期间,全市各级财政对公共文化总投入45.5亿元,年均增长12%,公共文化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0.76%。2012年全市16个区县共获得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文化资金2.3亿元,用于基本补助和专项补助,各馆(站)和各类活动的补助经费均比上年大幅增加④。
(二)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路径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需要重点解决资金投入不足,设施数量特别是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数量不够,设施分布不均衡,服务质量不高,缺少专业人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借鉴国内外有关先进经验,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法律体系
建立健全公共立法,使政府和社会对公共文化的投入机制在法律的保障下长效运行。法律体系是一个由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作为首都整个法律体系的一个分支,公共文化法律内部也应有自己的体系框架。我们认为,北京公共文化立法应当在两个层次开展。第一层次是公共文化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它们是发展文化事业,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要求的具体化。主要是公共文化事业促进法,文化事业促进法的宗旨是把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公民的文化权利和义务等法制化,确立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律制度。第二层次是公共文化专门法,一是保障文化领域的各项事业的发展的法律。具体有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如《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二是促进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法律,可以考虑的有《图书馆法》、《博物馆法》和《公共文化捐赠法》等。
2.构建“三体联动”的公共文化管理模式
构建政府主导、行业管理、企业参与的“三体联动”公共文化管理模式。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的供给主体是政府,这是世界的普遍原则。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更应该在公共文化建设与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在依法管理公共文化事业的基础上,允许企业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与管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加公共文化活动、支持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建设公共文化的良好局面。具体来说,可以先由政府牵头成立“企业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协会”,负责协会的日常工作管理,以行业协会为载体,打通企业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渠道;以行业协会为纽带,通过行业协会的沟通与协调,调动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参与北京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以行业协会为平台加强管理,使企业有序的参与北京公共文化建设;同时,通过行业协会调配民间建设北京公共文化的资源。待行业协会发展的较成熟时,政府撤出行业协会,将行业协会交由企业自治管理,政府只起宏观调控的职能。政府应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如税收政策、补贴政策等,对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企业给予支持和帮助,鼓励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形成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公共文化投入机制,最大限度弥补因政府财力有限而导致的投入不足。构建这种多元化的公共文化管理模式,是解决公共文化建设中突出问题的基础条件,是提高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水平值得探索的重要路径。
3.完善绩效评估与问责评估机制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必须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机制既是反映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监督管理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措施。为了保证公共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率,发达国家都有一套健全的公共文化绩效评估机制为保障。因此,建议北京完善公共文化绩效评估机制。设立一套科学完整、尽可能量化、且专业的评估指标体系,以问卷、电话等调查方式面向公众开展民意调查,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动态式管理,了解公众对政府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服务质量、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是对工作进行数据分析、量化考核、绩效评估的统计指标体系,是规范管理的科学依据,设置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当包括发展规模指标、政府投入指标、社会参与指标等,监督评估结果要与相关责任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业绩报酬和升迁挂钩,通过问责和奖惩机制,确保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不满意情况进行问责、提出质询、要求改进等权利。
4.多措并举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北京公共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应当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革选人聘用考试内容和方式。公共文化领域是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北京公共文化的发展要着力培养一支热心基层文化事业、专兼结合、相对稳定、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基层文化工作队伍。在考试内容上,就必须在公共文化领域的选人标准上改变以往“不同部门一张卷,不同岗位一张卷”的局面,应该改为专业科目测试,测出作为公共文化领域专业人才该具备的专业素质。在考试方式上,可通过毕业生分配、在校生实习、举办定向群众文化艺术班、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和文化事业单位未聘人员,以及从获得社会艺术考级相应资格的优秀年轻人员中视情录用等方式,为基层配备业务人才。二是要对现有人力资源优化组合、岗位培训。要建立健全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街道)文化机构的工作岗位规范,逐步实行工作人员从业资格认证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基层文化骨干培训网络。通过采取办培训班、挂职锻炼、人才交流、远程培训、送高等院校学习深造等多种办法,加强现有人员的职业培训和教育,提高基层文化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素质。四是要大力培养和发展民间文化队伍。对那些植根民间、活跃于基层的各类民间艺术团体及艺人,要积极鼓励扶持,使之成为开展基层文化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5.积极拓展志愿者参与渠道
拓展沟通渠道,建立信息对接交流平台。广泛招募信息,让社会各界人士获取文化志愿者岗位需求情况。精心设计文化志愿者报名表,包括专业、服务意向、服务目的等,掌握文化志愿者的各项情况,便于公共文化服务单位根据情况安排相应的志愿服务岗位、时间。建立“文化志愿者交流平台”,为文化志愿者提供休息、联络交流的场所。加强文化志愿者管理工作,建设高素质的文化志愿者队伍。抓好文化志愿者日常管理,做好文化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登记、活动开展情况登记、文化志愿者人员情况登记等工作。开展文化志愿者培训工作,组织各区文化志愿者培训班。建立文化志愿者骨干队伍,各个公共文化单位设文化志愿者工作负责人,负责本单位文化志愿者的招募、管理等各项工作。同时,在开展文化志愿服务中,选拔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工作认真负责的文化志愿者作为文化志愿者骨干,协助开展文化活动。落实文化志愿者工作经费,在示范区创建经费中安排文化志愿者工作经费。研究制定文化志愿者激励制度,鼓励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文化志愿服务。
6.逐步实现社区文化中心连锁化、个性化和形象化
社区文化中心连锁管理的显著特点就是统一产品,统一服务,满足各门店群众需求。社区文化中心连锁管理总部可以统一创新文化产品,统一设计特色文化服务,然后推广于各门店;反之,各门店可以及时反馈群众信息,连锁管理总部综合各门店的优秀意见进行文化产品和服务改进或创新,及时推出群众需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让连锁管理各个文化中心共享,这样有利于加强和提高社区文化中心的服务效率和效果。由于连锁管理模式实现管理的规模化,规模化就会带来若干规模效益。连锁管理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管理理念的统一、识别系统的统一、产品与服务的统一,三方面内容统一于各门店,覆盖不同区域,不仅使连锁社区文化中心在视觉上冲击各区域的公共文化参与者,在理念、产品、服务方面也给群众以强大的冲击力,形成一种品牌优势。另外,把将一切工作都尽可能地细分,表现在总部与各社区中心门店的专业分工,也表现在各个环节、岗位、人员的专业分工上,既有纵向专业分工,又有横向专业分工,实现“专业化”管理;同时要求一切工作按照规定的标准去做,使每一个部门、环节、工作人员、门店都按统一的标准执行运作,实现“标准化”管理。在建立社区文化中心连锁管理时,要做好标准化的管理。标准化经营理念的内涵是提高群众的满意度,以让群众满意作为服务的标准。为了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政府主管部门应制定相关的管理政策。另外,所有的标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社区文化中心要更好地适应社会,与时俱进,更新标准,但不能随意改变,一切都应以社会和群众的需求为准。建立标准化的信息系统,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现信息管理的系统化,连锁管理跨地域和实体的多门店协调依靠信息管理标准化。
2003年12月30日,梅艳芳去世。她的逝去迅速和《十面埋伏》扯上关系,为这部尚未开拍的影片平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2004年5月13日,张艺谋携《十面埋伏》参加嘎纳影展,国内媒体报道说观后掌声达26分钟之久,引起多方质疑;
2004年6月22日,继沈阳万名观众宣布将签名声援影片首映后,福建2.7万名观众也在当地院线的组织下,联合签名声援《十面埋伏》全球首映庆典礼。主办者称,这一行动将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一时引起不小的震动;
2004年7月10日,《十面埋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全球首映庆典,巨星云集、六个分会场、200个城市电视台的轮番轰炸,就连春节联欢晚会也只能自叹不如,张伟平更是给予了首映礼“观众一进来,保准傻眼”的不菲期望;
2004年7月16日,在美国大片《特洛伊》草草放映完毕,留了一个星期左右的空档期后,《十面埋伏》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在所有影院独揽放映全的电影……
7月16日至8月2日,短短18天,国产大片《十面埋伏》在国内(不含港、台)狂卷1.503亿元票房,超过进口大片《后天》、《特洛伊》的票房总和。这似乎说明《十面埋伏》无论从商业宣传还是影片本身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另有权威人士认为,《十面埋伏》的票房高涨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观众被之前媒体的四面炒作勾起了兴趣,电影本身的好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张艺谋的名气和观众们被一波狂胜一波的宣传轰炸吊起的胃口。从网上和媒体的反应看来,现在对《十面埋伏》总体上来说是贬大于褒的。《十面埋伏》一面继续享受着成功宣传炒作后的票房奇迹,同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骂声震天”,不少观众由高期望陷入巨大失望之后,开始对张艺谋产生了“炒作信任危机”。在《十面埋伏》之后,张艺谋和张伟平的这种“轰炸是宣传”是否还能让观众乖乖买帐?
对这些,制片人张伟平一直坚持《十面埋伏》既然是个商业片,就应该运用商业化的宣传手段,在商场上怎么宣传都是天经地义。然而,他忽略了一点,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不但具有商业属性,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公益性尤其不能受到半点挑衅和质疑。
在现代产业经济学中,产业是指介于微观经济细胞(企业和家庭)与宏观经济单位(国民经济)之间,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企业群。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层意思其二,文化产业是由企业群组成的,在现代经济学中,企业被界定为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因此,文化产业像其他一般产业部门一样具有经济属性,必然是以追求利润、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增值为目标的。这一特点,也使文化产业与以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为最高目标的公益性文化(如学术研究、学术性书刊、图书馆、博物馆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一,文化产业是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的行业,因而与生产和经营物质产品的一般产业不同,具有特殊的精神或文化的属性。
柏拉图阐明,客观地、内在地不真实的东西也不可能在主观上对人类是好的和真实的。即使是文化产业的商业维护者们也很难公开与柏拉图的观点相左。虽然说文化产业的编造物并不是什么幸福生活的向导,也不是富有道德责任的新艺术,而是被商业鼓吹者们抬的高高在上的经济利益。它所大肆宣传的"一致同意"强化了这种盲目的、不透明的权威。正因为如此,它的社会角色,它的质量,关于它的真实性或非真实性,关于文化产业所表现的美学水准等核心问题没有被突出出来,或者说至少被排除在所谓的传播社会学之外了。即使它触击了无数人民的生活,某种东西的功能也不能保证它的特殊品质。美学与它残存的交流性的若干方面的混合,并不导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艺术走向与所谓艺术家的势力相对的公正的位置,而是导致艺术以多种方式维护它的有害的社会后果。文化产业在大众的精神构造中的重要性,并非绝对不是由认为它自己注重实效的科学赋予的,这种赋予是对它的客观的合法性的反映,是对它的存在本质的反映。正相反,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反映变得必不可少了。像它的无可质疑的角色所要求的那样严肃地对待文化产业,意味着批评性地严肃对待它,而不是在它的垄断性格面前当懦夫。社会公益性和美学艺术本身应该占据文化产业的主导,商业利益虽然是文化产业的车轮得以转动的驱动器,但它也仅仅应该起到一个驱动的作用而已。
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无疑同西方一样,也具有“消费社会”逐渐形成这一宏观的社会背景。在詹明信看来,文化消费乃是消费社会的孪生儿,是“消费社会本身的要素;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像这个社会这样,为记号和影像和影响所充斥”。与消费社会相适应,在中国文化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人们不但通过消费来表达某种意义或信息,而且消费品作为符号所表达的内涵和意义本身,也构成消费的对象。在匮乏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年代,消费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持温饱,精神文化的消费的空间无疑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随着小康社会的到来、教育的普及,至少在中国当代城市以及一些沿海地区,已经有中国相当一批人的消费已经超出了维持“生活水准”的标准并潜入了文化的精神的因素,不再仅仅是满足生存的生理性和物质性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符号活动、交流活动和表现活动。符号消费因此成为相当一批人的一种基本的生活风格和生存体验。这正是当代中国消费性、娱乐性、休闲性、益智性大众文化产品需求急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在当代中国,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化受众,呈现出了对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它既可能是对如街头雕塑、广场音乐会等人们无须支付价格就可满足的非商品性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可能是对人们必须支付一定价格才能满足的商品性的娱乐性文化产品的需求;既可能是对武打、言情等通俗文学和科普读物的需求,也可能是对生理感官上的颐养、休憩或享受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无疑需要社会“大批量的生产指向消费、闲暇和服务,同时符号商品、影像、信息等的生产也得到技术的增长”因此,像西方一样,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所导致的大众对于娱乐性、消费性、益智性、消遣性文化产品的需求,在中国也催生出了一种以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即文化产业。
文化消费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美的需求,而对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为社会,特别是成人提供教育和培训也是文化产业的一项内容。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在1994年就指出:“持续学习”将成为人们越来越重要的需求,这种需求必将支撑起一个日益庞大的产业。根据需求分类,文化产业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诸如唱片业、影视业、出版业、教育培训业、电子游戏等,由于多媒体及互联网的发展,各行业在载体和内容上的交融日益增强,从而不断产生出新的领域,如电子图书、MP3、在线点播等,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相互交融。由于各种行业大都是买方市场,在市场上的竞争异常激烈,如何获得消费者的好感便成为取胜的关键。
然而,文化产业的商业化是一只锋利的双刃剑,过分商业化将扼杀文化的高雅与魅力;没有商业成分,不进行产业运作,纯粹的文化将难以续存。
前两年冯小刚的《大腕》,应该说也是这样一部身份模糊的泛中国电影。这部影片由华谊兄弟太和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和刚刚在全球成功发行华语电影《卧虎藏龙》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联合出品。据报道,影片的投资规模为300万美元,哥伦比亚为主要投资方。虽然对于好莱坞来说,300万美元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制作,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它已经超过了国产电影一般投资规模接近10倍。正是这样一种跨国生产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大腕》的文化定位:首先,它与目前大多数国产电影不同,没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政府资金注入,因而它的基本功能是在保证政治底线的前提下、在中国国情许可的情况下,争取市场风险的最小化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为投资方换回成本和获得利润;其次,它的操作方式是市场化的,从成本核算到制作方式、从演职员阵营到市场营销方式,都是按照市场规则来设计的,例如影片将市场划分为中国本土和其他亚太地区、欧美地区不同市场,还计划了电视、录像等市场,并将中国大陆本土票房指标确定为3000万以上,由中国合作方负责发行,同时则通过哥伦比亚的国际营销资源开发中国本土以外的市场,来获得其余三分之二以上的成本回收和利润创造;第三,为了适应这样的市场规则,影片将放行档期定位在贺岁片档期,邀请中国最近几年来票房记录最好的导演冯小刚、既具有本土影响力也曾经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影帝头衔的葛优及其长期组合的班子为主创,同时邀请来自好莱坞的名演员DonaldSutherland和来自香港的女明星关之琳为男女主要演员,对中国化的贺岁片进行国际包装,一方面既通过这种包装使电影有一种西化的符号意义诱惑中国观众消费,同时也使中国以外的观众能够容易地与这部具有国际包装的华语电影更好地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腕》是全球化的结晶,其投资方式、制作方式和发行方式都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所谓中国电影、国产电影,它只能说是一部华语电影,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部具有地域重点的世界电影,是好莱坞电影工业国际化战略的一个棋子。好莱坞跨国电影生产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将来可能会让人们所谓的与狼共舞、所谓的对抗好莱坞、所谓的民族电影事业繁荣都面临一种困惑,狼就在羊的血液中了,狼的基因也许最终将改变羊的属性,此羊早就非彼羊了,民族电影、中国电影的概念将被一种跨国电影或者泛中国电影的概念所冲击,中国电影文化也将改变它原来的面貌。
在各民族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服饰色彩作为一种明显的生活符号,代表着各民族的民族习惯和民族情结,而对于浙江丽水景宁畲族人来说,努力追求服饰颜色上的厚重感和平实感成为他们体现民族思维和存在价值的关键。生活中的畲族人民,其服饰颜色一般是以黑、蓝两色为主,整个色调显示出他们古朴、深沉之感。特别体现在畲族妇女的服饰上,她们多穿自织的青蓝色大襟麻布衣,衣领、袖口和右襟处多镶有各色鲜艳纹样,不同的颜色搭配,不同的色调和谐,体现出畲族人对于美的一种努力和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讲,颜色的选择成为了当时畲族人社会生活的真实折射。但随着畲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断向往,现在其装饰的织带纹样由单一的色调慢慢发展为五彩缤纷的彩色织带表现个性和自由。比如水红、水绿等颜色多用于此,多彩的织带被畲族妇女们有序地搭配在蓝色或黑色的底子上,鲜艳亮丽如彩虹般,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感,而且突显出一种神秘的质朴美。
在浙江景宁畲族服饰中,注重的是人本与艺术符号达成精神上的和谐统一,不论造型如何变换,只要自我观念在纹样造型形象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和体现,便是最为理想的规范。畲族服饰中表形达意的纹样造型符号,不仅代表着自己民族的民族风格和审美看法,而且是区别于其他民族服饰的重要依据。畲族服饰主要由纹样造型的不同结构展现出来,由各种纹样编织后镶嵌在服饰的特定位置上,呈现出畲族人民特有的审美情结,畲族服饰的纹样造型主要是以音形符号和动植物造型表现出来的。
1.植物花卉纹样造型
自然万物的美是一种秘密规律的体现,假如美的内在价值没有被揭示出,则它的美也只是表象的。畲族服饰纹样的内涵凝结着他们特有的审美感受,在表达方式和创造装饰上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由于畲族先民的生活来源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得他们的服饰与自然密切相关,服饰中透露出畲族人纯真、达观的性格特点。在很多畲族服饰上,纹样造型常用植物花卉作为主要元素,常见的纹饰有荷花、牡丹、梅花等,更多的是一些不知名的闲花杂草。智慧的畲女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模仿自然寻找美的规律创造了一系列圆满、柔和的纹样,这种富足、完满、灵动、向上的视觉形象呈现出畲族人民对吉祥如意的向往与祝愿。
2.动物纹样造型
另一种纹样造型则以动物纹饰居多,畲族人把自然当作生活的根本,同时自然也陶冶了他们的情操和对一切美好来源的向往。往往这种动物造型纹样同联想是分不开的,以联想为基础,将两种相关联的关系巧妙地结合成一种艺术上的共识,使形象更为生动传神,不仅增添了服饰的趣味性和感知性,而且在内涵上体现出丰富饱满的艺术效果。很多动物纹饰如蝴蝶、喜鹊被绣在女性的围裙上,意作保护之意,如围裙或挎包上绣有莲花和鲤鱼,则表示寓意为“连(莲)年有余(鱼)”等,这种以相同或相近的发音来表示祥和美好之意,把审美情调同客观自然交融在一起,并依照自己的主观精神需求,体现了自己的理想和对美好事物的愿望。
3.汉字符号纹样造型
汉字符号造型体现出的审美价值不仅仅是各个纹饰的构成形式,更在于它所反映出来的审美情趣与文化观念,以及视觉形式上传达出的美好氛围。在很多畲族服饰中,汉字符号纹样造型多以组合形式出现,因为畲族服饰的纹样多数是出现在衣服的襟口、袖口、裙边,组合形式的纹样造型更为立体。比如土字代表大地、正字代表开始、工字代表平等、王字代表诚心诚意、万字代表敬日、中字代表融合、田字代表家业兴旺,山字代表丘陵高坡等。还有一类是类似文字纹样,这类奇怪神秘的符号文字纹样只有年老的畲妇或民间工艺大师才能读懂。他们把美好的生活和自然连接一起,体现在每天形影不离的服饰中。如三条折线上下排列叫“天长地久”、S型为“曲折”、Ⅹ型意为“日”、中加点为“怀孕”、两山相背而相连叫“山连山”、两山相对叫“聚会”、两个菱形相连叫“交流”等类似文字的纹样,在畲族人民的世代相传中成为对自然和生活的一种特殊交流方式。
二、戏曲服饰中的传统文化
中国历史经历了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发展,也经历了长久的沉淀,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艺术风格。随着中国戏曲的发展,在其表演的过程中,对戏曲舞台表演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受到封建社会的影响,中国戏曲服饰也具有封建等级制度的特色,戏曲表演中,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服饰,在戏曲表演的过程中,宁可穿着破旧的戏曲服饰,也不能出现穿错戏曲服饰的情况。戏曲服饰的不同分类,体现着不同的身份,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非常浓厚。从戏曲服饰的样式上进行分析,戏曲服饰的样式有限,为了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力,需要加用不同的图案、花纹、色彩,而形成不同的戏曲服饰,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戏曲艺术,将戏曲艺术完美的呈现出来。例如褶子,褶子是戏曲服饰中最为常用的样式,其中采用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纹饰、不同的布料,将贫富、老幼等在戏曲中的角色呈现出来。戏曲中文生这个角色的褶子一般是梅、兰、竹、菊,而武将的褶子多为虎、豹等兽纹,将武将的勇猛体现出来。不同的戏曲服饰呈现出不同的戏曲人物,同时将戏曲人物的性格体现出来,有效的将戏曲的表演艺术呈现在观众的面前。戏曲服饰上的花纹、色彩、图案,和戏曲演员的角色有密切的联系,在戏曲表演中,身着合适的戏曲服饰,加上相应的舞台妆容,就可以呈现出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在戏曲服饰中呈现出来的传统文化,除了戏曲服饰的纹饰、角色文化之外,还具有服饰设计的搭配文化艺术,在戏曲服饰设计的过程中,基本的色调是相同的,服饰的造型和色彩是同线型,戏曲服饰其他方面的设计,也具有相互映衬、相互搭配的特点。
临床前基础医学综合实验从2008年秋季学期首次在2006级临床医学和麻醉学专业开设,共5个班,总计有8个实验组成,78学时,其中理论课18学时,实验课60学时。由解剖学、病理学、医学微生物学、病理生理学4个系承担。截止2012年已有四届学生四个专业(临床医学、麻醉学、生物技术、临床检验)层次开设该课程,参加授课的教师共有24名,有实验室4个,实验技术人员2名,实验仪器和设备90多台(套),基本可满足现有开设实验课的需要。
本实验课程的特色教学方法为:少量理论课加大量的实验课,以病案为中心、以动物模型制作与观察分析为手段。通过典型病例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强调学科的实用性。教师引出问题后,带着问题将解剖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病理生理学知识贯穿于机制的阐述,引导学生热烈的讨论,以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4年来,临床前基础医学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团队采取了多项切实可行的创新性改革措施,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1强调多学科参与、资深教师与青年教师同时开课,共同备课,并实行课程负责人督导制由于此课程是多学科综合实验课程,为了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保障教学质量,由课程负责人根据所承担的课程内容统一制定培训方案,以课程内容确定单元组长,各任课组长通过备课(包括理论和实验操作)规范教学要求。理论教学实行试讲制,试讲时多学科同行参与并点评。让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优秀的高年资教师负责师资的培训和实验教材的编写,通过多种渠道强化青年教师的理论基础和实验技能。
2根据教学目标增加实验课程内容,灵活应用从理论-实践-理论的螺旋式提升的教学方式学时由原来的78学时增加为80学时,开设实验10个,增加了关于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课程的2个实验。
作为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早期衔接的创新性课程,采用了由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上升为理论的教学法。理论教学主要是根据实验内容进行多学科知识复习,给予典型病例的思考,由学生课下查阅资料寻找答案,在进行完实验操作和观察后,针对现象和问题再作分析,经过教师讲解—示范—看录像—学生操作—动物手术操作—讨论—教师小结,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动手实践的能力。
3借助课程内容和思路,推动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学生根据学习兴趣在实验室展开科技创新活动,如学习了第八章肝损伤致肝功能不全内容后,学生组成两个科研创新小组,开展了“卵巢去势对小鼠急性免疫性肝损伤的影响机制研究”、“氧化槐定碱对急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等课题研究,研究成果经过总结,参加了2010年4月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举办的首届医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及实验设计大赛,两个项目分获优秀奖。
4早期接触临床活动,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开展假期走进基层医院活动,多层次的接触各类患者。通过从浅层次的理论认识到深入的接触临床实践,提醒学生基础知识是临床课程学习的支撑,为临床前基础医学实验课程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活动结束后,组织学生再分组讨论,交流相互的心得体会并根据调查问卷的材料进行初步统计整理,写出书面总结报告。
5改革考核方式成绩由6部分组成,①理论课:检查出勤率,占总成绩的10%;②实验课:在试验前针对与实验有关的相关知识、操作步骤进行提问,检查复习、预习、讨论和查阅文献的情况,占总成绩的10%;③针对实验操作的规范情况进行评价,占总成绩的10%;④评价实验报告的书写和讨论内容的全面、深度情况,占总成绩的20%;⑤课程结束后进行实验操作技能考核,采用随机抽题的方式,占总成绩的20%;⑥针对实验方法、步骤、设计、结果、讨论以及相关的基础知识进行笔试,占总成绩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