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音乐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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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音乐周共五天,包括6场音乐会、10个系列普瑞马斯工作坊、6场相关讲座以及3天的国际论坛,其中有以上作曲家的作品音乐会、新生代的作品音乐会及非学院派作品音乐会等。“电子音乐(electronic music)可以泛指一切利用电子手段产生、修饰的声音制作而成的音乐,与由共鸣体自然发音的音乐相区别。”[1]电子音乐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电子音乐的教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电子音乐也有人称之为噪音音乐。电子音乐的音响冲破了传统乐器的演奏及音响概念,严格地说,电子音乐不是传统乐器演奏的,也不是传统音高、旋律、调性、和声、节奏等技法的运用,更不是当代电声乐器的概念,而是在实验室里运用电子设备,采样、录音、制作,利用各种音响进行作曲。

一、电子音乐暨计算机音乐综述

电子音乐的发展从1948年法国作曲家谢菲尔(schaeffer)的第一首电子音乐作品《火车练习曲》开始[2],经历了录音带音乐和合成器音乐二个发展阶段。而在电子音乐相当普及的今天,计算机音乐(computer music)已经是电子音乐的主流。“计算机音乐是指那些不仅利用计算机作曲而且其音响材料也出自计算机的电子音乐作品。”[3]确实如此,当今,电子音乐从构思、设计、创作、制作、播放及演奏无一不在计算机平台上,来自荷兰海牙的吉斯•塔泽拉教授重点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在《个人创作策略与作品展示》的论坛中详细的解释了电子音乐与传统音乐的异同,传统音乐无论如何都是有着音高、旋律以及和声等因素,而电子音乐则不是,而是非音高有的是大自然的各种声音,有的甚至是噪音的组合。他的实验室从1996年开始做计算机的创作、研究工作,以前的电子音乐音响的制作都是物理的模拟音乐制作设备,当今计算机的广泛使用早已淘汰与代替了原来的模拟音乐实验室。计算机有着产生各种声音的巨大的可能性;有着利用各种软件制作复杂节奏与丰富音响的能力,并且可以简化电子音响的制作过程和提高效率,有时只需简单改变一些菜单“指令”,就能变化出多种同首作品不同的音响演示版本,甚至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特殊音响效果。计算机平台上的电子音乐制作所展示的广阔前景,人们还难以预料,还有待致力于电子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们不断去挖掘。

二、电子音乐有感

这次上海音乐学院电子音乐国际音乐周同时也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论坛与专家讲座。其中2009.10.22日上午由武汉音乐学院刘健教授题为《电子音乐中音响主体的东方特制》的论文为与会的国内专家教师留下了较深刻印象和启示。这其中刘健教授一是主要谈到电子音乐创作是否需要“主题”,他谈到为了鲜明地表达音乐作品表现的目的,并且为创作音乐发展所提供的素材和材料,是需要设立一个创造主题的;二是变换创作技法,如运用一个较长的过程来逐渐发展并揭示出音乐创作的表现目的而发展成的电子音乐作品,这样的创作是不需要主题的。这些技法的作品在“非学院派电子原生”音乐会上有具体的体现。如其中一首作品是一种节奏×× ×× ∣0××× ×× 的电子“噪音”重复,若干小节后加入了不协和的音高,又进行了若干小节后,它的节奏和音高开始逐渐地加厚、加浓、速度加快、音响同时逐渐产生变化形成无主题的电子音乐作品;另外一首是作品一开始,只有一只小虫子微弱地在鸣叫,然后逐步地将鸣叫加多,意味着声部的加厚,最后到有众多虫子的鸣叫。还有一首作品纯属是电流噪声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声部由薄到厚的音响作品。

刘健教授还谈到,电子音乐和东方元素特制相互契合的问题。当使用音响材料并想构成具有主体内涵的乐队时,西方作曲家开始用音响的方式,而不是用音高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时,这种状态就已经接近了东方音乐的思维模式,并且使构成的某些主体元素具有了中国民族音乐的“音腔”式特征。“音腔”的概念是沈洽在他的《音腔论》中提出的。中国民族音乐的旋律可在每一个音上做到包括音高、力度、音色的细微量变,形成曲线音感。而西方音乐如钢琴它是运用音高来组合音乐的,没有音高、音色的细微量变。那么如何构成“音腔”特征呢?前提是作曲家希望有音味的主题;用不同的音响材料来区别主题的不同阶段,在技法上主要运用拼贴的手法等;用长音逐渐加强音高的方式来替代重音点,并使得音阶段落有所变化,在技法上主要运用电子设备进行调制变相的技术等。这个课题也是专业作曲家的创作研究。

在普通高等院校针对电子音乐的教学,有部分的院校开设了西方现代音乐课程;有的还只是选修课,这类课程将电子音乐的教学还停留在课堂上的一般性讲解和提及的充满,这也许是普通高校音乐院系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等教学层面的要求,因此,在普通高校这个层面对电子音乐和西方现代音乐的教学及普及就受到了局限。但就现代音乐和电子音乐的介绍与了解也应在一些有关的选修课程中加大教学的课时比重。另外,高校中双排键电子琴的教学是否可以涉猎电子音乐的创作与演奏,也是我们所思考与尝试的课题。

电子音乐属西方现代音乐的一个分支,是音乐发展中时代的产物。它不是“音乐发展的唯一方向,它是一个品种,有了它,音乐创作和作品的展示又多了一种形式”[5]。正如上海音乐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孟东教授在开幕式的随感,审视20世纪音乐发展的历程大约有三,随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速而蓬勃兴起的大众流行音乐广泛传播;随19世纪末20世纪初浪漫主义音乐的衰败而产生并艰难探索的小众先锋音乐(即狭义的现代音乐)不断创新;随科学技术特别是传媒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电子音乐日益丰富并渗透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当代著名音乐史学家彼得•斯•汉森在其著作中所言,电子音乐“开辟了音乐史的新时代”,“它打开了新的音响之门[6]”,21世纪将不会出现某种单一风格的音乐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多样化很可能仍然是正常的状态。……如果我们承认所有一切风格体裁都有其实际的效用,这虽不意味着我们同等程度地喜爱所有的风格体裁,但却大大增加了我们从各种艺术中得到欣赏之乐趣的可能性[7]。”电子音乐“使音乐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同星际空间探索改变了我们关于地球的概念一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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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萨顶顶是一个无法用常规来定义的歌手。她的音乐交织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唱法与电子声完美融合的多种音乐元素。《万物生》和《天地合》两张唱片在全球的发行，不仅给她带来了世界性声誉，同时也使得中国的流行音乐在整体上得到了改观，将中国的流行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萨顶顶对于当前的中国流行音乐具有着“里程碑”的作用，诚如作曲家刘晓耕所说：“中国的乐坛上我们看到的是千人一面，都是一个模样，一种声音。这个其实会令人讨厌。而她（萨顶顶）的声音突然让我发现，怎么还有这样唱歌，怎么还有这种语言。我虽然听不懂她唱什么，但是她表达的音乐的信息，让我的神经触动。”（CCTV-10人物专访）萨顶顶以其极富颠覆性和开创性的音乐特质，给我们展现出流行音乐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一、超功利的创作理念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表现为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如《荀子·乐论》中就明确指出音乐的特殊社会作用：“乐合同”，音乐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同时它也有着“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移风易俗”的功用。这种观念直接给后世的音乐创作带来深刻影响，一直到近现代。在19世纪末，中国处于战争和社会大变革时期，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努力让音乐发挥启蒙作用、为时代服务，几乎是当时音乐创作的风尚。建国后，国内特殊的政治环境又使得音乐成为“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的武器”。时期，音乐仅仅是一种“政治声音”。

改革开放后，逐渐宽松的社会环境以及经济的繁荣，使得传统“严肃音乐”开始面临着依托文化工业而飞速发展起来的“流行音乐”的极大冲击。正如梁铭越先生所说，“由于人们已厌倦过去多年的说教音乐，取而代之的是通俗音乐的兴起”[1]。20世纪80年代，一个全新的重感性价值、日常生活审美化、世俗化的社会环境逐渐形成，流行音乐也越来越成为迎合大众文化心理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需要具有娱乐文化性质的音乐来使自己获得愉快。这种现象也一直保留至今，所以流行音乐的作者大多是为迎合大众的文化心理而进行创作，内容多以日常生活、爱情的题材为主……”[2]

传统音乐过于强调音乐的功利性，显然不符合音乐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当前流行音乐又过于强调其商业性与娱乐性色彩，这使得中国的音乐陷入一种发展困境。

萨顶顶音乐创作的突围成功，无疑给当今的中国流行音乐发展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借鉴和参考。首先体现在创作理念上。萨顶顶的创作理念不仅是对于传统功利主义创作美学的反叛，同时也是对于30余年来中国流行音乐的超越。萨顶顶不止一次地在访谈中说到：“当去做艺术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有目的性地去做。”（《MOGO音乐专访》传奇女伶萨顶顶专访）在她看来，最健康的创造艺术的方式，是使自己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萨顶顶认为，音乐应该不为任何目的服务，它只是一种不涉利害的自由的愉快，创作音乐就应该避免那种带着目的的不健康的方式。“我觉得艺术一旦带有了目的性，可能就会变得不是你最终想要的那个东西，也不会是你希望它达到的那个高度。”萨顶顶如是说。

音乐创作的“无目的性”，恰恰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某种“合目的性”。抛开功利主义的创作理念，萨顶顶十分强调音乐与人的精神世界的沟通。她曾多次说明，《万物生》是要给人带来宁静感，《天地合》则试图传达出一种喜悦感。萨顶顶认为，音乐与人的精神世界是冥冥之中没有任何目的地结合在一起的。萨顶顶将音乐创作中的“感觉”摆在十分显明的位置，她说：“艺术是某种感觉。”（雅燃独家专访萨顶顶）在创作一首歌时，她首先从感觉上进行定义，待感觉找到后，再把具体的内容填加进去。换句话说，“感觉”是首要的，而内容其次。从这个意义上看，音乐的内容首先就在于那种不依附于“具体歌词”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也即体现为一种“合目的性”。实际上，我们可以将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看作是康德“审美不涉利害”观念在21世纪中国音乐创作的回响。

著名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里克（Eduard Hanslick）在《论音乐的美》中指出：“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对抗、追逐和遇合、飞跃和消逝，——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并且使我们感到美的愉快。”[3]49萨顶顶的创作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汉斯里克的表述十分接近。她在拒斥功利主义音乐观念的同时，十分注重捕捉乐音的感觉，并试图将这种感觉延伸开来，使人听了之后能从现实环境中抽离出去，或者内心产生一种微妙的变化。“音乐作品是有思想情感的人的精神所创造的，因此作品本身也有充满精神和情感的高度能力。”[3]53萨顶顶的音乐所给我们带来的美的愉快，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正如汉斯里克所说的，是“与精神内涵有着最密切的关系”[3]52。

二、深刻的精神内涵

萨顶顶的两张唱片在精神内涵上有着一以贯之的承继性。她以孙子《天伦》中的一段文作为其依据，“天地合乃万物生”，并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她说：“我觉得这一句话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所以就用了《万物生》为名。”她说，万物生是宇宙间万物的开始，是不可阻挡、生生不息的一种生命力。第二张“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愿意和身边的事物相合，也能时刻提醒自己做人不要太骄傲，这是心态与理念的改变。”《万物生》中，萨顶顶选取作为背景，运用一些人和自然、和宗教的关系来表达对于信仰的思考。而在制作《天地合》时，萨顶顶已在全球巡演了22个国家和地区，在接触过多样的文化之后，她突然觉得：“与其让人去思考，还不如让人喜悦起来。”在她看来，喜悦很重要，它可以使人忘记很多的烦恼，可以解决一切矛盾和纠纷。这张唱片中，萨顶顶选择了西南少数民族的一些元素和内容，唱的是人和自然之间微妙的、美好的、喜悦的感情。

萨顶顶的音乐充满了想象。沉浸于她的富于灵动的歌声当中，我们似乎可以从所处的环境中抽离出去，眼前浮现起一系列美好而安宁的意象：万物初开的蒙昧早晨、圣洁的唐拉雅秀、月光下的村庄、傣家的米酒、蓝色的骏马、袅袅的炊烟等等。她用音符构筑了一个自由、仁爱、和谐的世界。我们只要闭上眼睛就仿佛能看见青山绿水、世外桃源。在那里，人们快乐简单，唱歌跳舞，敲着铜锣，辛勤劳作。我们感受着这无限永恒的世界，与它相溶。

音乐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意味”在萨顶顶这里实际上就可以归结为人与自然、与万物之间的和谐。而这恰恰也正契合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基调，张世英先生认为它“给中国人带来了人与物、人与自然交融和谐的高远境界”[4]。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儒道两家的哲学当中。道家偏重“自然”，强调人要顺应自然，以天合天，不做违背自然本性之事。儒家偏重“人文”，强调“性天相通”、“天人合德”。它们都反映了人对于“天”，即大自然的一种依赖感与亲和感。中国哲学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角度来考察二者之关系，认为人应当以自然界为精神家园，热爱大自然，与万物和谐共处。在现代工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恶化到自然要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地步，这是目前人类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对于由“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所引发的生态危机，有着重要的补偏救弊作用。也许就如季羡林先生所言：“在今天，只有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方能拯救人类。”[5]

然而，萨顶顶的音乐并不仅仅是对于传统“天人合一”文化精神的简单重复，它同时也标示出一种新的时代色彩。从萨氏的歌声中，我们甚至能感受到一种新型的生态美学观念，人类应该以一种普遍共生的审美态度对待自然，同自然形成中和协调、共同促进的关系。萨顶顶对于自然的尊重和赞美，恰恰也体现出一种“主体间性”的美学思想。

萨顶顶通过音乐来构筑人与自然之间的美好和喜悦情感。她认为语言（包括梵文）是人与自然的沟通和交流方式；音乐和灵感都是很自然的东西；而且她试图寻找最切合自然本性的抒唱方式（包括自语）；她对原始性的文化十分感兴趣，深深地被少数民族的和自然一起生活的状态所感染；她甚至明确表示自己向往原始社会的爱情，率性而天然。

萨顶顶在专辑《天地合》的扉页这样写到：“暂且放下我们作为人类骄傲强势的一面，慢慢地随着呼吸去寻找天地初始时人与自然的那份和谐统一。”在她的歌声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可以感受到她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抛弃。

三、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萨顶顶的音乐表现形式可以说是极为独特的。她是“中国第一个用梵文演唱歌曲的人”，她会用梵语、汉语、藏语和“自语”四种方式进行演唱，而其独创的“自语”又是她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萨顶顶善于从自然界的各种声响中寻求一种音乐旋律的可能性，并主张从各种不同的语言中寻求无限可能的声音张力，以此表达自己。对此，作曲家何训田做过如是评价：“这个歌手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她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是用别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甚至用别人的方式表达别人的思想。”

关于从自然界中寻求音乐旋律。在萨顶顶看来，声音是没有极限的，而我们学习连声的各种方法，“都是为了让你找到你声音的多种可能性”（快乐大本营09年5月23日专访萨顶顶）。这样的话，其实就完全可以把自己回归自然，去模仿自然界的声音，这个时候，你“可以是乐器，可以是动物、一汪泉水、一朵小花，可以是各种东西……”（雅燃独家专访萨顶顶）。萨顶顶的音乐和灵感来源于自然，她甚至认为，走在路上听到的汽车声音，包括生活中任何的声音，都可能变成音乐的灵感，它们都是一种自然的积累。如此一来，声音的塑造性将打开到一个极为宽广的层面，自然界的所有声音都可以成为音乐里的可能性，并运用到音乐里。如《锡林河边的老人》中就有模仿羊叫的音响效果，这种声音是经过歌者精心创作出来的，被有意识地编配在音乐作品的整体中，体现出一种创造性因素。

关于运用不同的语言进行表达。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着自身的发音系统和结构，就如萨顶顶所言，每一种语言的内部节奏及音序都不同。当要借助语言进行演唱时，就必然要尊重语言内部的机制。如果要尽可能地扩容音乐中的声响效果，采用多种语言进行演唱无疑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作为一个可以用梵语和藏语演唱歌曲的歌者，萨顶顶坦言，用梵语和藏语演唱，并不意味着自己就精通它们，“……最重要的是我发现了很多文字中都蕴含着旋律，我敢于把这些旋律用原本的语言表达出来”，“选择不同的语言演绎主要是因为当中有不同的情感”。正是触摸到了不同语言内部的旋律，同时又“希望还给音乐它最本质的功能”，萨顶顶于是选择了一种别人听不懂的语言来演唱，如梵语的《万物生》，藏语的《妈妈天那》。事实证明，这种实验性的操作具有着它的可行性。听者虽然听不懂萨顶顶所唱的歌词内容，但是她的音律一样能打动人。萨顶顶的这一探索正是要告诉听者，音乐是没有语言界限的，我们在不懂得语言的前提下，照样可以实现精神上的沟通。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萨顶顶所运用的多种语言都属东方语系。她认为，“东方很多文字中，传达出一种神秘、遥远的东西，一些不同于现实层面、物质层面的东西”。而这也正是萨顶顶音乐中所追求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对此，法国音乐家艾瑞克评价说：“我虽然不是很理解（她的歌词），但是中国那种感觉和歌曲的声音，对我来说像魔法一样，仿佛她的声音来自另外一个星球！”

关于自语。萨顶顶将其视作为是一种“艺术观点”。她说：“自语演唱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演唱形式，是我独有的音乐，我在自己独有的音乐中创造着自己，主宰着自己，表达着自己，我的音乐里面只有我自己的影子。”确实，自语是萨顶顶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她在访谈中都特别会谈到这一点。在她看来，自语无需用任何现成的语言作为歌词，而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咿咿呀呀地吟唱。这种独特的“自语”式演唱，以无意义的随兴哼唱表达自己情绪，来期待心与心的纯粹交流和感动。萨顶顶说，自语并不是胡言乱语，“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人们往往说话，语言到了一个层面之后，感情浓烈到一个程度，语言就有限了”（CCTV-10人物专访）。自语是超越任何语言的音乐情感的自然流淌，这也被萨顶顶认作是最初的、最朴质的情感表达方法。她认为，每一个人在没有学会复杂语言的孩童时期，都会经历一个最原生态的阶段。那个时候的情感是不受任何理性的、复杂的语言体系的束缚，因而也更加纯真和直接。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突破了歌词所陷入的局限，它完全是一种即兴发挥的偶然性音乐，“它本身的产生，就是很即兴、很意外的”。听者根本无法听懂萨顶顶自语中所演唱的内容，然而，为什么一定要拘泥于歌词呢？相反，没有歌词，人的想象力完全得到释放，这也使得萨氏音乐充满了无穷的意义张力。在谈到《锡林河边的老人》时，她说，当唱道“我的外婆，白云捎去我的歌声”时，竟感到歌词是如此苍白，“太有束缚感了，它束缚了我的想象和回忆”。于是，萨顶顶决定放弃歌词，用自语抒发感情。与之类似的如《希然宁泊》、《拉古拉古》、《云云南南》等歌曲，都是运用了一些非语义性的音符进行演唱。萨顶顶通过这些努力告诉我们：“语言和交流沟通，其实根本不需要符号，更多的需要心与心的对应。”人们完全可以忽略掉歌词，让自己的内心融入音乐。这种富于探索性的演唱方式，更是被环球唱片亚太地区总裁Max Hole称为“与神交流的语言”。

萨顶顶是一位真正自由的歌者，她把自己对于音乐的体会通过一种最为独特的表现方式演绎了出来，她的音乐超越了概念的框定和语言的界限，她用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带给了听者以精神上的享受。萨顶顶说：“……艺术是需要不断创新的，而真正的艺术家就是要在艺术上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引领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并且把这种艺术形式充分地展现出来，让大众都从这种艺术形式中得到享受。”她做到了。

四、多元化的音乐元素

萨顶顶的音乐中交织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唱法与电子声完美融合的多种音乐元素。对此《观察家报》做出评价说，萨顶顶的“音乐令人惊艳，她融合了细致优雅的东方民族旋律与西方的节奏和电子音乐”。就传统意义而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与世界之间是一种对立性存在，而萨顶顶致力于消除这种对立，实现融合，并借此展示出音乐元素的多元化并存。

首先看传统东方元素。萨顶顶的音乐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她曾表示希望把融合各个民族音乐的大中华文化背景介绍给听众，要将中国古老文化的精髓通过音乐的方式带到全世界。“我歌曲的灵魂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在这样一种清醒自觉的民族性自主意识的支配下，萨顶顶“蛰伏四年，游历各国采风”，以此来为自己的音乐创作汲取充足的养分。在她看来，亚洲的音乐在西方音乐面前很不自信，在这种情况下，萨顶顶毅然决定开发出自己独特的音乐。她挥起民族古老文化的大旗，给世界音乐带去东方神秘的色彩。“我要打入他们（欧美）市场，秘诀还是得用自己本土的音乐。”“我一直坚信，只有从自己民族和传统文化中发掘出来的音乐，才能真正的影响世界。”带着这种自主意识，萨顶顶积极地从民族文化的原始宗教、民间音乐、乡土音阶中吸取养分，巧妙地将藏族、蒙古族、云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风格融汇一起，将质朴的歌谣、独特的民族乐器以及原生态的人生呈现了出来。在演唱风格和舞台妆扮上，萨顶顶也给我们呈现出瑰丽的民族特色和异域风情，带给听者一种强烈的视觉震撼。她将民俗风情元素推广至广阔的世界舞台，充分展示了东方的神韵之美。

再看现代西方元素。研究电子音乐元素一直以来都是萨顶顶的兴趣之一。萨顶顶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2000年的CCTV歌手大奖赛，随后她发行的专辑《自己美》，使她成为“中国第一电子女声”。事实上，萨顶顶的音乐融汇了很多的现代西方元素，她把东方的音乐融进西方的电子音乐，充分展现出民族的东西和产业化的制作结合所潜藏的无限生命力。在西方电子音乐元素的烘托之下，其音乐骨髓里的东方特质得到进一步强化，显得更加出彩和现代。就像音乐制作人Tom Nichols所说：“……当把她的嗓音和这样的现代音乐形式，充满了鼓点，贝司、吉他和其他制作技术结合起来的时候，实在是非常酷，听起来非常非常酷。”

不仅如此，萨顶顶的个人乐队也同样充满了多元的特质，不仅有欧美的电音器材，还有中国传统的乐器。古筝、琵琶、马头琴、葫芦丝、竹笛、芦笙、键盘、电吉他、贝司、架子鼓等在萨顶顶的音乐中得到了完美融合，形成一股异常强大的听觉震撼，彰显出萨顶顶不同寻常的多元化音乐风格。对此，萨顶顶说：“我不拘束于任何一个音乐元素，不捆绑任何的单一文化，也许我的音乐蕴涵着太多的文化信息，并且这些信息之中没有唯一性和重复性，但我用这些已有的文化信息重新组建了自己的音乐体系，使得这些文化信息得到了重生的机会，让古老和现代糅合在一起，让各个民族元素融合在一起，让世界和中国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的音乐，这就是我独特的处理音乐方式……”

五、结语

萨顶顶的音乐以一种超功利的创作理念、深刻的精神内涵、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多元化的音乐元素，给当代中国的流行音乐带来了冲击。这也使得“萨顶顶音乐”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最富于反叛性和开创性的具有开先河意义的新的音乐形式。其音乐所发生的影响，萨顶顶自己曾做过恰切的估价：“我觉得是新东西对人心态的锻炼，由于我的给予，观众的接受度会发生变化，不再以固有心态判断和欣赏新东西；而很快也会有别人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形成一股风潮，最终，中国流行音乐的整体得到改观。”“如果没有我，中国流行音乐应该挺不多样性的。”萨顶顶音乐创作的探索和实践，不仅给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参考，甚至给整个亚洲音乐的发展带来启迪。

需要指出的是，萨顶顶富于先锋性意义的音乐极大地扩容了人们的音乐听阈范围，一旦这种特质性的东西演变成为一种普遍性，如她所言“形成一股风潮”了的话，那么人们是否还会带着如此欣喜和惊奇的心情去期待和追捧？萨顶顶曾表示说，自己的第三张唱片“绝对不会再有地域元素了，我会再想出新的内容”。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她的进一步创新。另外，关于“自语”，萨顶顶表示这是一种很即兴、很意外的偶然性音乐，而当这种偶然性音乐反复被巡回演唱时，它是否已经仅仅成为了一种表演，而失却了其本真的意义？然而不管怎么说，萨顶顶的音乐使得中国的流行音乐变得更为丰富和多元化，在整体上得到改观，将中国的流行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梁铭越.社会意识形态与中国音乐风格的相关性[G]//中国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2]庄元.论流行音乐的三大基础[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4（3）.

[3]爱德华·汉斯里克.论音乐的美[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

篇3

由于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其学科建设的理念、理论基础、架构模式、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其分支学科的设置和建构等都需要从欧美地区的音乐学学科建设中引进范式、经验，以资借鉴，所以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音乐界或者是有大量的留学生赴欧美留学，学成归国，在实际研究、教学工作中传播欧美各国的音乐学学科理论，或者是大量译介欧美学者的音乐学研究成果，运用在教学、研究工作之中。人民音乐出版社于1954年成立以来，在译介欧美学者音乐学研究成果方面的贡献是显著的。

建国初期，在“一边倒”的政治背景下，人民音乐出版社主要译介的是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的音乐学理论著作，如苏联的A.康津斯基等《西洋音乐通史（第一、二册）》、IO.凯尔第什《俄罗斯音乐史》、克列姆疗夫《音乐美学问题概论》、玛采尔《论旋律》、加拉茨卡娅等《外国音乐名作（1-4）》、斯波索宾等《和声学》、《曲式学》、斯克勃列科夫《复调音乐》、瓦西连科《交响配器法》、阿拉波夫《音乐作品分析》和匈牙利的B.萨波奇《旋律史》、波兰的丽莎《音乐美学问题》等。为对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作曲技法理论、旋律学的研究提供了参照系，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i为音乐史和作曲技法理论的教学提供了相关的课程教材，有利于专业音乐学校和普通学校音乐教育教学质量水平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和频繁，人民音乐出版社对国外音乐学名著的译介不仅地区、国家增多，而且领域、品种也日趋丰富。出版了美国的H.朗格《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P.汉森《二十世纪音乐概论》、E・索森《美国黑人音乐史》、N.斯洛尼姆斯基《拉丁美洲的音乐》、D.柯克《音乐语言》、萨姆・摩根斯坦《作曲家论音乐》、佩尔西凯蒂《二十世纪和声――音乐创作的理论与实践》、莫・卡纳《当代和声――二十世纪和声研究》，米盖等《理解后调性音乐》、艾伦・帕・梅利亚姆《音乐人类学》、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贝内特・雷然《音乐教育的哲学》及《音乐教育的哲学：推进愿景》，克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格劳特・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第六版）；奥地利的E.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E.托赫《旋律学》；法国的郎多尔美《西方音乐史》、R.罗兰《贝多芬传》、查・柯克兰《对位法概要》、TH.杜勃瓦《赋格与对位教程》、维多尔《现代乐器学》、科尔托《钢琴技术的合理原则》：德国的H.迈耶尔《音乐美学若干问题》、F.魏因伽特纳《论贝多芬交响乐的演出》；英国的D.F.托维《交响音乐分析》、温奈斯特朗《二十世纪音乐精萃》、布克《音乐家心理学》；匈牙利的Z.柯达伊《论匈牙利民间音乐》、魏纳・莱奥《器乐曲式学》；日本的岸边成雄《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星旭《日本音乐简史》、属启成《音乐史话》、林谦三《东亚乐器考》；加纳的J.H.克瓦本纳・恩凯蒂亚《非洲音乐》；朝鲜的文河渊《朝鲜音乐》；埃及的哈菲兹《阿拉伯音乐史》等。这些译著从不同视角介绍了音乐学的学科理论、作曲技法理论、各相关国家的音乐发展历史，为中国的音乐学研究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中，《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哲学》的翻译出版，对中国音乐学术界了解、理解和研究该两门学科及其理论、方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推动了该两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对西方现当代作曲技法理论的译介，开阔了我国音乐创作界的视野，引起了音乐界的普遍关注，有利于音乐创作界打破思维定势，追求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不断创新。

二、大量出版高质量的中国学者写作的音乐学专著，大力支持中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

在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许多有识之士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中华民族音乐的基础，借鉴国外的科学方法，致力于中国人的音乐学术研究工作，已经和正在出现一批优秀的成果。在这60年来，人民音乐出版社对这些成果是十分珍惜、爱护和支持的。

首先，对有突出贡献的老一辈音乐研究家的研究成果高度重视，从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以出版物的形式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予以继承，既出版他们自身的研究成果，又出版对他们的研究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贡献的研究成果。如：出版韩立文、毕兴编的《王光祈年谱》、王光祈《东方民族之音乐、东西乐制之研究（二种）》、本社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的故事》，陈伯吹、沈家英编著《中国古代音乐家故事》、育辉《刘天华音乐生涯》、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河北定县管乐曲集》，杨荫浏、阴法鲁《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查阜西编篡《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缪天瑞《律学》《缪天瑞音乐文存》、傅惜华编《古典声乐论著丛编》、邱琼荪《白石道人歌曲通考》、吕骥《吕骥文选（上、下）》、李焕之《音乐创作散论》、李凌《音乐漫谈》、吉联抗译注《古代音乐论著译注小丛书――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论音乐》、李纯一《先秦音乐史》、[明]朱载口撰，冯文慈点注《律学新说・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丛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溯流探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等，对以上这些为我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辈音乐家和他们的著作进行出版具有音乐文化传承保存的意义，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音乐文化财富，成为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和后人继续推进相关研究的重要的基础性经典性参照。

第二，及时关注各历史时期各研究者的优秀研究成果，通过出版给予支持，使之得以传播、推广，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例如：在音乐美学、音乐批评学、音乐史学方面，出版了于润洋《音乐美学史学论稿》《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何乾三选编《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张前《音乐欣赏心理分析》、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音乐美学史论》、许健《琴史初编》，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论》、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明言《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交响音乐博览》、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中国当代音乐学》、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音乐史学研究与音乐史学批评》，刘东升、袁荃猷《中国音乐史图鉴》：在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面，出版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概论》、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杜亚雄《民族音乐学》、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曾遂今《中国乐器志――气鸣卷》，王同、丁同俊、温和《汉魏乐府新考一汉乐府相和大曲及魏晋清商三调研究》、易存国《中国古琴艺术》、庄裙华《音乐文学概论》、郭树群《中国乐律学百年文论综录》、王耀华《音乐中的中国人》，王耀华、郭小利《文明古国的历史回响》，王耀华、王州、刘富琳《中华民族的心声》等。其中的《音乐美学史学论稿》《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中国音乐美学史》等，代表了当代中国音乐学相关学术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起了树立研究标杆的样板作用，无论是在研究视野或者是研究方法方面都给读者予以深刻的启示，引领着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前进方向。

第三，以深邃的历史、文化眼光，组织编撰多部音乐学系列丛书，进行文化积累。其中，比较重要的系列丛书有：1.祖振声、袁静芳、王耀华总主编《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系列》，含田青《佛教、基督教、少数民族宗教音乐》、史新民《道教音乐》、王耀华《20世纪新兴学科卷（上、下）》、袁静芳《传统器乐与乐种论著》、肖学俊《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01-1969）》、吴晓萍《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70-1989），张伯瑜、谷雅《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90-2000），李诗原、齐柏平《音乐表演艺术与作曲理论》，汪毓和、胡天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01-1949）》、梁茂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50-2000）》、伍国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樊祖荫《中国民间歌曲（上、下）》、姚艺君《中国戏曲音乐》、杨民康《民间歌舞》，冯光钰、李明正、周来达《曲艺音乐》等，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各种体裁形式、各个历史时期音乐发展状况的研究角度，来总结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的成果，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综合性历史记录。2.戏曲音乐研究丛书，含：刘吉典《京剧音乐概论》、武俊达《昆曲唱腔研究》、《京剧唱腔研究》、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粤剧唱腔音乐概论》、武兆鹏《晋北道情音乐研究》、路应昆《高腔与川剧音乐》、黎建明《湘剧音乐概论》，张九、石生潮《湘剧高腔音乐研究》、王基笑《豫剧唱腔音乐概论》、时白林《黄梅戏音乐概论》，刘荣德、石玉琢《乐亭影戏音乐概论》、何为主编《评剧音乐概论》、高鼎铸《山东戏曲音乐概论》、韩溪《唐剧音乐创论》等，各书分别对各剧种音乐、唱腔的渊源、流变、发展、音乐结构、旋律特点及其唱腔创腔规律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此外，还有《21世纪中国音乐学文库系列》《音乐文集、传记系列》《西方音乐经典译著文库》、建国10周年纪念《音乐建设文集（上、下集）》等，均对相关领域的音乐文化积累起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三、创办和办好各种音乐期刊，及时发表音乐学学术研究成果，促进音乐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民音乐出版社在经过“”的停办于1977年恢复后，共出版7种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期刊，包括：《人民音乐》《音乐研究》《音乐译文》《音乐创作》《歌曲》《儿童音乐》和1980年创办的《词刊》。其中，除《音乐译文》于1983年停刊之外，其余6种期刊一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到1986年底，1987年初转交中国音乐家协会杂志社出版。至1987年9月，《音乐研究》又再次由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1988年10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创办了《中国音乐教育》，1996年2月创办《钢琴艺术》，2011年1月更名为《歌曲艺术》并于2014年1月改为《歌曲世界》，现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共有四种期刊，分别在综合性音乐学术研究、音乐教育研究、钢琴艺术研究与声乐艺术研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尤其是《音乐研究》以其所刊载学术论文的高质量水平，审稿、编辑、出版的严谨规范，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和业界的崇高评价，现已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成为国内外音乐学术期刊的佼佼者，对音乐学学术研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四、重视教材和工具书的编辑、出版，为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基础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人民音乐出版社从成立开始，就重视对音乐教材的编辑、出版，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李重光的《简谱乐理知识》《基本乐理简明教程》《五线谱入门》等乐理、识谱教材，几经修订、数10次重印，已经被几代人使用了几十年，成为一致公认基础音乐教材；吴祖强《曲式与作品分析》、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张洪岛《欧洲音乐史》等，已经成为专业音乐院校的基本教材，在音乐教育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上世纪60年代集全国民族音乐教育界之力编撰的《民族音乐概论》，成为我国音乐教育中的第一部有关民族音乐理论的教材，具有重要的民族音乐理论学科建设的开拓性意义，几十年来，被全国各音乐学院、师范院校音乐系（科）采用为大学本科、研究生教材，它所创用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五大类分类法，至今仍然被民族音乐界广泛使用，对民族音乐理论的学科建设起了开拓促进作用。此外，还出版了一系列教学用书，如：[苏]斯波索宾《和声学教程》，茅原、庄曜《曲式与作品分析》，姚恒璐《作曲的基础训练》、杨儒怀《音乐的分析与创作》、段平泰《复调音乐》、陈铭道《复调音乐写作基础教程》、施咏康《管弦乐队乐器法》、樊祖荫《歌曲写作教程》等。另有：《音乐自学丛书》19册、“音乐赏析”系列丛书、《伟大的音乐》10套、《国韵华章》10套、《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53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教材》20册等。

篇4

一、 风格多样的音乐会

纵观此次音乐节所举办的音乐会，纯粹实验性的、表现主义的、从形式出发的音乐作品所占比例较少，而更多是表现当代人的生活与精神状况的作品。例如5场交响音乐会与“青年中国”专场音乐会都体现了这种创作趋势。而重中之重的则是开幕式音乐会――晨曦微光。整场音乐会演奏了3位作曲家的作品，上半场是日本作曲家武满彻的管弦乐作品《晨曦微光》与格鲁吉亚作曲家吉雅•坎切利的《第五交响曲》，下半场是叶小纲的《第三交响乐“楚”》。《晨曦微光》这部单乐章的管弦乐作品作于1988年，采用了神秘的远东音乐元素，以幻彩般微妙的音色、力度变化表现出日落时暮光趋于黑暗的瞬间，同时也利用多层次的声部交接描绘出缕缕阳光从不同角度洒向大地的生动画面，具有印象主义音乐的特征。《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77年，以“父母的回忆”为标题，在大乐队之中插入了一台古钢琴专门演奏暗示过去时光的曲调，与代表现实的乐队形成了对话。音乐在回忆与现实之间来回转换，真切地展现了作曲家内心的矛盾冲突。一曲奏毕，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下半场是叶小纲的七乐章《第三交响乐“楚”》。交响乐《楚》的第一稿作于2002年，并于2007年进行了修改，是依据灿烂的古代楚文化而创作的具有现代思维的交响乐作品。全曲分别以序、乐舞、丝、逍遥、青铜、西陵峡、魂为标题。作品具有浓郁的庄子散文般的气质。尤其《丝》乐章中调性游移飘渺的女声、《青铜》乐章中编钟打出铿锵的乐音、以及《西陵峡》乐章中具有强烈张力的大乐队丰满的音色等等，无不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楚文化的历史面貌。值得一提的是，年轻的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在指挥家吕嘉的带领下精彩地诠释了这三部风格迥异作品。无论是细腻的音色处理，还是多层次的声部交接，以及从音响张力的大幅度对比，乐队都能做得游刃有余、几无挑剔。

5月22日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了当代作品音乐会。包括里盖蒂《大气》、庞•那荣《第三世纪》、卢托斯拉夫斯基《献给巴托克的挽歌》、池边晋一郎《第五交响曲》、史蒂文•斯塔基《第二管弦乐队协奏曲》。其中久负盛名的《大气》在中国大陆是首演，作品中的微复调、音块、微分音技术对于演奏家与指挥而言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在指挥家张国勇的带领下，中国爱乐乐团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其余四部作品都各有特色，但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易懂”，作品中的音乐语言不再是那么生涩难懂，与观众的情感交流也变得更为直接。5月23日晚，波兰新音乐团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带来了一场专场音乐会。音乐会开场前，来自波兰大使馆的主持人表达出对北京现代音乐节的肯定及对中国的热爱。因此，特意选择了两首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演奏，贾达群《水墨画意三则》与虞鹏飞《晚唐》。前者表现了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后者则表现了晚唐时一片萧夷的景象。 5月25日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了“青年中国”专场音乐会，5位80后甚至是90后的青年作曲家联手奉献了一场充满青春与动感的音乐会。沈逸闻《单簧管协奏曲》清新、简洁而具有抒情的气质，李劭晟《青年中国》则充满了张力与朝气，而霍菲菲《达幽》则是音乐会上最为“安静”的，音响呈现空灵与徐缓的氛围。整部作品几乎没有一个正常的“乐音”而是通过各种乐器本体所发出的“空间的声音”的组合，贴切地表达了一种宗教中“达幽”的境界。5月26日晚，澳门乐团为听众带来了一场《大师作乐》澳门乐团华人作品专场音乐会。曲目包括林乐培《春江花月夜随想》、陈怡《朔》、陈培勋《心潮逐浪高》、林品晶《澳门五景》以及叶小纲《岭南四首》。这场音乐会是2011年北京现代音乐节期间最为“传统”的一场音乐会。上半场的三部作品基本沿用了传统的创作技法与表现风格。《澳门五景》则尝试用音乐去描绘景色，其中运用了许多模仿自然音响的手法，为我们展现了澳门独特的风土人情。《岭南四首》是2011年为澳门乐团的委约之作，以唐宋明清四首富有岭南特色的诗歌为词，创作的以中国古典诗词吟咏为主、融合现代音乐技法而成的大型交响乐作品。叶小纲用其极富个人色彩的音乐语言，为灿烂的古代文学作品插上音乐的翅膀，抒发了当代艺术家的豪迈情怀。

5月27日晚，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迎来了由北京现代音乐节音乐总监胡咏言担任指挥的音乐节的压轴之作闭幕式音乐会！音乐会上演奏了四部大型作品，周龙《序曲1911》、梅西安《四重协奏曲》、勋伯格《华沙幸存者》、邹航《2011》。两位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是北京现代音乐节的委约作品。今年是100周年，围绕这一主题音乐节组委会特别委约周龙和邹航创作了处于百年首尾的交响乐。《序曲1911》包括“风云”、“潮流”、“未来”三个部分，表现了1911年跌宕起伏的革命风暴，以及革命者誓死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革命精神。而《2011》则在宏大的交响音乐语言中加入了摇滚乐的鼓点与清新的童声合唱等流行风格，甚至能听到同主音大小三和弦的交替进行的简约手法的使用。《2011》成为了融合多种风格的“混合体”，反映了处于急剧转型期的社会状况与人们的精神状况。这两部“横跨百年”的交响音乐作品浓缩了一个国家的百年沧桑与历史巨变，彰显了转型后的北京现代音乐节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此外，音乐节期间还上演了10场不同风格的国际重奏专场音乐会。如以现代风格为主的德国Ensemble Recherche音乐会、奥地利音列乐集音乐会、波兰籁声重奏乐团音乐会、美国东方二重奏音乐会、“璇音雅集”台湾作曲家音乐会；以传统风格为主的波兰新艺术合唱团音乐会、缅甸Hsaing Waing 打击乐重奏团音乐会；以电子音乐为主的美国斯坦福新音乐团音乐会；一场青年作曲家发展计划YCP入选作品音乐会。如此众多与风格多样的音乐会，让听众在短短一周内接触了大量的新音乐信息，极大地丰富了音乐视野。如叶小纲所言：“我们的演出包括了世界各地的演出和学术交流，什么都有，如同万花筒一般。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二、 智慧的碰撞，心灵的沟通――高峰对话

5月24日下午，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演奏厅迎来了精彩的“高峰对话”。此次高峰对话所邀请的嘉宾都是作曲家：叶小纲、秦文琛、坎切利、斯塔基、池边晋一郎。在音乐节执行总监陈小龙的精彩主持下，五位作曲家围绕音乐创作的诸多问题畅所欲言表达了各自的观点。

在谈到如何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作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时，斯塔基认为：“没有简单的办法，需要协调与分享。有时候是相当自私的，只为自己。”

在谈到池边晋一郎的作品中的日本元素的重要性，以及日本音乐的发展倾向性等问题时，池边晋一郎答道：我不太喜欢在我的创作中存在某种体系，而是应该从头脑中去理解音乐。东方因素的体现，在作曲过程中应该是同中有异。音乐创作应该是人的本性的自然流露。世界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音乐体系，不管是序列音乐还是简约派，它们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东方作曲家们应该得到欧洲的承认，这样会有认同感，但是我更希望与西方作曲家站在同一平台上面。

随后五位作曲大师就宗教与生活经历对音乐创作的影响讲述了各自的观点。坎切利谈到：“俄罗斯音乐虽然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但是我做了改良，因此会有所区别。我出生在苏联，以前我的偶像是列宁与斯大林，直到20岁时才真正意识到有宗教的存在。我后半生一直在寻求如何接近宗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颠覆。我希望我的音乐能融入宗教，因为只有在我的音乐中体现宗教的独特性才叫真正的独特性。我的《第五交响曲》就包含了善于恶的对比与冲突，交响曲当中善的力量应该超过恶的力量。”池边晋一郎谈到：“日本虽然有基督教与佛教，但是并不深入与虔诚，因此真正的宗教音乐很少见。”叶小纲谈到：“我认为有所畏惧总会好一些。”斯塔基认为：“宗教在美国的情形较为复杂，美国是移民国家，不同的宗教界限分明，但没有看到宗教与音乐有更多的联系”。

随后叶小纲提出，现代音乐创作中极端的个性与人类共性是否会产生矛盾？艺术的创作应该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斯塔基答道：“极端的个性必须要进行表现，音乐需要个性才能有新的发展，如果随大流就不太好。”坎切利的回答则不大一样，他认为个性只能与共性联系在一起。

在谈到20世纪的音乐对我们有何启迪与教训时，斯塔基道：“20世纪是非常复杂的世纪，一战时是简约，二战后拒绝一切从头来过，70年代后则是百花齐放，那有没有共性的音乐呢？这种期待并不可能，21世纪应该是融合的世纪，在我们的作品中应该没有语言障碍。”池边晋一郎认为：“20世纪的音乐做到了极致，几乎所有的技术都使用过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反思，并且持续到现在，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应该忘记什么。”

最后，作曲家们就全球化对于音乐创作的影响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秦文琛认为：“每个民族都有优秀传统，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以前我去能够看到弦子舞，我担心如此好的音乐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消亡。”陈小龙说：“我是土家族人，我们的语言已经消失了，但是音乐仍然存在。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在面对世界时是否需要保持民族特色，民族风格的存在是否有意义？”斯塔基以为：“对于一些文化的消失我感到很伤心。对于年轻作曲家如何保持本民族的特色我很难给出建议。”坎切利说：“我不认为全球化有何威胁，它只是涉及到某些领域。不管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格鲁吉亚的民族音乐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着。全球化并不会带来语言的统一，我们还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着，全球化不会让我焦虑。”

三、 高水准的学术活动――学术讲座、大师班

本次音乐节的学术交流活动颇为频繁，学术讲座、大师班与中国新音乐论坛占据了音乐节期间大部分白天的时间。如此高强度、高密度的学术活动为参会者提供了充分的学术交流机会。

学术讲座与大师班的主讲人都是作曲家：坎切利、斯塔基、池边晋一郎、博格、以及陈怡与周龙（由陈怡代讲）。作曲家就自己的创作理念与部分作品创作手法向听众们做了详细的介绍，并且现场点评了部分青年学生的作品，回答了听众的提问。大师们独特的创作理念与巧妙的创作技法给予现场的听众很大的启发与思考。如，博格讲述了他的电子音乐作品Jiyeh创作经历，这是一部描写黎巴嫩某个小镇的海面上因为战争而致使原油泄露的场景以及人们面对人祸感到悲凉与无助的心理。坎切利说：“我的每部作品都需要花费两三年的时间，而我会将这几年之间的灵感都放进去。直觉对于我来说很重要，创作应该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有些人创作是为了祖国、为了人类，而我的创作则只是为了我自己。我有意在作品中不使用自己民族的传统音乐，因为那都是无名作曲家创作的，是原原本本不能改动的。对我来说，传统和声与现代和声是没有界限的，现代和声是源于传统的（并在钢琴上做了示范）。最后我想给青年人一个建议，不要在大街上随大流穿某种类型的衣服回家后才换上自己的喜欢的衣服，在生命当中一定不要害怕表现自己的本真！”池边晋一郎先生则谈到了电影音乐与专业音乐的关系以及如何体现本国民族特色两个问题。他认为，电影音乐创作与专业音乐创作就像骑自行车，二者可以同时前进，但又互相影响与限制；民族特点的体现有抽象的与具象的两种方式，在乐队中加入民族乐器是一种具象的体现，在音乐中融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则是一种抽象的体现，例如日本作曲家芥川也寸志“减法思想”。斯塔基在讲座上以获得普利策奖的《第二乐队协奏曲》、《打击乐协奏曲》为例， 他认为：在作品的前期设计中和声的设计是首要的并且是至关重要的步骤；在写作中追求大的对比而非统一，这可以有效地并置不同的想法。陈怡就如何使用民间音乐素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民族素材的使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简单的民歌改编、第二是以民间音乐素材为本，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第三是把民间音乐的理念内化到血液中再外化出来，从而具有民族的神韵。

大师班与学术讲座活动不仅让学子们对作曲大师的创作理念与具体方式有所了解，而且也为音乐爱好者更好地欣赏当代音乐提供指引。

四、2011中国美育论坛――中国新音乐跨界

今年是第二届中国美育论坛，主题为“中国新音乐跨界”。是由刘索拉策划并首次联合国际知名作曲家以及国内各界艺术家和学者的大型文化论坛，探索中国音乐与艺术的现状与未来。

本次论坛，既有作曲家讲述他们的作曲技术和创作过程，如坎切利《价值的尺度》、斯塔基《我的音乐创作》、陈怡《我的创作过程》、高为杰《跨一步万紫千红――兼谈继承传统的收敛式思维与发散式思维》、郭文景《与戏曲演员的合作》、瞿小松《虚幻的主流》、刘索拉《跨界创作点滴》、池边晋一郎与台湾作曲家陈茂萱的发言等；也有我国在国际艺术领域中知名艺术家以介绍自己作品的方式，阐述具有独立个性的现代艺术创作理念，如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画家潘公凯《论跨界创作》、艺术家谭平《关于个人创作》、艺术家汪建伟《多媒体艺术展――黄灯》、艺术家《天书与地书》、电影导演宁瀛《现代电影语言》、作家廖一梅《现代艺术的舞台》等；还有作家和学者参与关于中国现代艺术问题的自由研讨，题目包括媚俗文化、商业文化、现代音乐艺术的自我认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音乐艺术。

跨界论坛意在通过跨界式文化交流，使对现代音乐和艺术的探索更加知性化和理性化，在多元化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和平等的国际交流。

五、2011年北京现代音乐节将延伸至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