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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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同时由于它与现实联系紧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有较大影响。笔者在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十多年的实践中,力求把教书育人的宗旨贯彻其中,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学生的文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搭建一个教学的平台。近几年来,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尤其在深化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教育创新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是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型教学,主要是从历时的角度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在此基础上,评述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应有的文学史知识。而作为文学史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的作品,其美感特征和审美教育的功能,常常被一些纷繁的文学史知识和抽象的理论分析所遮蔽和掩盖,并没有充分发挥它在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潜在功能。从教学实践看,许多同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的理解,过于依赖文学史教材中的学术定论,而忽略了个体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未能将自身的情感体验、生命意识融入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因而虽然获得了知识,但对自身的人格养成和素质培养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加之课时的限制,如当代文学部分在我校是开设一个学期,每周3 个课时,却要讲授从1949年到1997年近50年的内容,更使得这种讲授浅尝辄止。为使这种知识型的教学模式向素质型的教学发生转变,笔者在教学改革中,对《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大纲做了较大调整,在宏观把握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把教学的重心倾斜到了作品方面。绪论部分对当代文学的概念、分期、发展概况、重要的文学史事件进行介绍,通过这部分内容,学生对50年的当代文学史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轮廓和印象。正文部分精选能够覆盖当代文学三个发展阶段的十几部作品进行精讲,作品的选择原则是既要考虑审美性,又要兼顾文学史方面的代表性,同时在文体方面兼顾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多种体裁。

    与所讲篇目有关的文学史知识会在篇目讲授时再次强化,以区别于一般的当代文学作品鉴赏,这样在讲授过程中就能进一步把文学史教学具体深入到作品的阅读和解析中去,虽然讲授篇目不多,却能通过引导学生细致深入的阅读和体验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质,把获取文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增强人文素质结合起来,在学习本课程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艺术的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浸润。内容表述方面也作了革新,一改传统表述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刻板的套式,代之以一些富有诗意或哲理的小标题,如“人———诗意的栖居”、“了悟死亡”、“活着,永远的追问”等,给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直观上也给予了学生美的感受。

    为了弥补讲授篇目有限的不足,我在第一节课就拟定了一份本课程的必读书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要求他们制作索引卡片,写出评论摘要和自己的阅读感悟,期末检查评分,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计入期末总成绩。每堂课后再为他们提供与本节课有关的阅读文献与参考资料,使学生了解最新的科研资讯,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同时我还要要求他们充分利用教材。本课程所采用的教材是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本专业和本课程的最好教材之一。教材着重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在编写方法上,注重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在编写内容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做了深入的讲述和评析。配套作品选(四卷)更保证了学生的一定阅读量。与学界其他《现当代文学史》相比,它有着突出的优势,即所触及的内容相当扎实、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尤其注重史和作品相结合,力争多角度、多维度、多侧面地向读者展示现代文学史丰富的内蕴。教材编写重点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阅读、写作和批判、审美能力。正因为教材具有先进性,因此对教材的研读成为学生必做的功课。这样,课内与课外结合,点与面结合,经典性、人文性与审美性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是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尝试。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中心,整堂课基本是教师一个人的自我表演,这种教学方法有其优点,可以条理系统地传授知识,但缺点也很明显,即不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十分被动,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无法发挥,因而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现代教育思想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突出启发性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突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为达到此目的,我根据课程内容特点采取了多种教学方法。有的内容以老师主讲为主,但重视课堂上师生的交流,经常采用“提问式”教学法,提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激发学生思考,每次上课开始,都将上次教学中的精华和难点用提问的方式进行回顾,加深学生印象,促进学生有重点地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有的内容采用“讨论式”教学法,前几周就告诉学生要讨论的题目,让学生提前阅读作品,搜集材料,整理思路,写好发言提纲,然后课堂上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因为课前学生作了充分准备,所以学生参与积极、讨论热烈, 05级本科班的《黑骏马》讨论课,学生思维活跃,争相发言,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再加以点拨引申,对学生不懂处详加阐述,将讨论导向了深入,教学效果相当出色。

篇2

一

文学是什么，古今中外都有很多的理论阐述，抛开那些学术性的理论阐述，我们认为，文学其实就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且，要实现文学阅读与研究的创造性，就要有一种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自觉意识。文学阅读与研究的创造性之所以可能的前提，即是文学本身具有丰富的复杂内涵。文学是“人学”，“文，心学也”（刘熙载语）。文学可以说是人生与人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通过语言方式的一种艺术建构与呈现，所谓文学是世界的反映，那也是以人的情感、精神、心灵等作为中介实现，是一种感性与想象的把握，尽管其中也有理性的参与。任何一个文学文本，尤其是经典的文学文本，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其基本的特性，它不但有特定的时代内涵，还有丰富的超越时代的心理、情感、文化内涵，既有显在的意识，也包含了模糊的潜意识。

文学（文科）与理科的差异，站在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分析，如果从本文的立场出发，那么，他们的区别可以表述为：文学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理科刚好相反，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对于理科来讲，他们的目标是要将纷繁复杂的自然界以及人类世界，总是有一种将其简单化的把握冲动，对他们来讲最好的结果是能简化到几个公式，并且能够通过这样几个公式再去把握纷繁复杂的自然界与人类世界。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理科作为科学的特征是追求知识。而文学及其阅读研究就不是知识可以完全规范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的获得并不是文学及其阅读的主要目标，对于文学及其阅读与研究来说，追求复杂性是其本质要求。因此，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来说，“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其实是要求阅读者对所有关于文学作品的理解知识不能满足（不是不对）的自觉意识。

对文学的阅读研究，要求阅读主体有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自觉，在其本质上就是要求阅读研究的创造性，因此“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意识对于《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来说就显得相当重要。《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是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入门课程，一般在新生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设。从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课程逻辑关系看，该课程处于系列课程当中的起点，因此，一般认为，该课程的基本目标是为现当代文学史及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因此，关于课程培养目标的典型说法是，“培养学生阅读、分析和鉴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同时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概貌，认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征和成就”。这里既有阅读能力目标，也有素质目标和文学史的目标，显然，这种追求全面而宏观的描述反而模糊了该课程的目标。《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最为重要的目标应该是承担完成从“语文”教学向“文学”教学的转换，以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学称作“课文”）为对象的“语文”观与“文学”观的差别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教学中有无培养学生文本阅读与研究的创造性自觉，便是其中重要的方面。换句话说，《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教学中，师生应在“文学”的视野中通过“如何实现文本的创造性阅读与研究”的讨论，帮助学生完成非专业阅读向专业阅读的转换。

二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作为文学创造性阅读与研究的思维特征，在理论建构上主要把握三个对立统一。

首先要处理好文学阅读体验与与“文本知识”的对立统一。所谓“文本知识”，是指解读文学文本的已有观点，这些观点的历史就是文本研究的学术史，这些观点对于其后的阅读主体来说，都已构成了明晰性的知识；文学的阅读体验，是一种丰富复杂的情感心理现象，带有阅读者的个人经验，具有模糊性的感受性特征。

文本的学术史构成的“文本知识”与文本的创造性阅读，是一种复杂的辩证关系。“文本知识”是任何一个阅读主体进入文本阅读的知识场域，是不可摆脱的。它对于任何一个阅读主体的创造性阅读来说，是前提也是必要。因为所谓创新性阅读是相对已有的知识体系而言，不了解已有的知识体系，创新就可能是虚妄；另一方面，文学阅读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纯的对已有知识体系的印证，否则，文学阅读就会成为纯粹获取知识的行为，文学的创造性阅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突破现有知识体系的限制，通过阅读主体的个人化体验，去感受、梳理那些无法被现有知识体系解释的东西。

其次，“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就是要能处理好文学和时代的对立统一。任何文学都必然带有时代性，这几乎是一种常识。然而，这种常识性的真理，经常会成为我们解释文学的不二法门，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很多同学在阅读解释文学的时候，往往将文学直接和时代联系起来：如果作品是产生于五四，那就是反封建、个性解放、民主或自由，如果作品是产生于时期，那对作品理解就离不开民族主义，将文学产生的时代、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特征直接安在文学上。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可以从文学的时代性角度分析解读文学，不如说我们强调的是不能将问题如此简单化，时代的总体性特征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往往要经过许多的中介，尤其是要经过创作主体这个复杂的中介，文学的创作性阅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挖掘文学与时代之间的复杂性关系，尤其是它们之间的纠缠迎合，将看似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再次，“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就是要处理好文本的“意识”与“潜意识”的对立统一。弗洛伊德认为，人除了意识之外，还有潜意识，而且，后者往往更为本质，更内在地制约、牵引人的生命。因此，文学创作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一种人文现象、精神现象，文学创作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又是作家精神和情感的产物，作家的创作过程是理性和非理性的交织过程。

三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不仅是对文学独特性的描述，同时也包含了方法论上的实践意义，就《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的教学实践而言，实现文学阅读的创造性能力培养，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文本的选择。《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是一门专业必修课程，课堂教学时间有限，而课堂教学的目标明确，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课程的教学学习目标，文本选择非常重要，它关乎到教学的效果及教学目标的实现。

文学作品浩如烟海，质量也千差万别，一般说来，首先，选择文本应注重选择那些具相当价文学价值（而不仅仅是具有文学史价值）的经典文学作品，越是文学价值高的经典，其复杂性越加丰富，可供解读的东西越多。其次，文体上兼顾多样化的前提下，应该更加重视小说与诗歌。相对而言，小说是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主体部分，也是当今最为重要的文体，具有最为广泛的基础；诗歌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一种没落的文体，而且人们普遍认为现代诗歌的成就远不如古典诗歌，但现代诗歌所拥有的丰富的复杂内涵是古典诗歌所不能比的，诗歌的个人性、隐晦性、深刻性为创造性阅读提供了更为方便的实践可能性。

其次，教学中应注重“细读”。“细读”一词在当前的学界流行的有些庸俗，但对于以创造性阅读能力培养为目标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教学而言，它仍然是十分有效的方法。“细读”理论本是新批评的重要理论方法，在新批评那里，细读理论主要针对文学研究中过分倚重文学研究的外部因素的传统，强调文学批评研究回到文学自身，回到所谓文学的内部，强调文学阅读应该以“文本”作为基础，不同的对于文本的理解最终需要回归文本才有所作为。

再次，“问题意识”的培养。“问题意识”的自觉是实现“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重要途径。所谓“问题意识”的培养就是要培养学生在尊重自己对作品阅读体验的基础上，对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方面提出问题。“问题意识”作为一种自觉的创新性能力，它与文本欣赏能力、分析能力等密切相关却又有所不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问题意识”，就谈不上文本的创造性阅读与欣赏。

篇3

种用荒诞扭曲的手法，来以揭示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即非理性的潜意识的反传统的新型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中表现出‘重写文学史”、“文学的现代性”、“现

代文学的转型”和“现当代文学的分期”等方面的问题讨论。新时期，我国社会从思想到现实的巨大变化，从创作、阅读领域都已经发生的种种变化，包括我国社会文学的进退、

纯文学的潮涨潮落以及通俗文学的持续走红，使得我国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文学的价值面临冲击和挑战，本文将讨论我国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文学的价值。

一、我国现代文学的价值

1、文学的人文属性和文化价值。新时期，不论是在创作还是阅读的领域，纯文学的领地都在不断缩小。“纯文学”在“纯”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单色的丝织品；而“文”方

面就是我们说的色彩交错、斑驳的器物或者是图案。“纯”与“文”两个字就是一对对立的定义。“纯文学”虽然属于文化方面，但是一方面体现出一个科学主义的口号，另一方

面展现出一个很难摆脱其想象性的东西形式。我们已经将一种本属人文领域的东西强行纳入科学的体系，但是结果出现的是很难不陷入一种难以克服的困境。假设我们用这样一种

科学主义的观念去寻找文学性，我们能得到的将是对文学语言的极端重视。而如果文学活动一旦脱离生活价值的领域，那么就将变成纯粹的“语言游戏”，这样他的存在意义也就

走到了尽头。 文化价值其实就是一种关系，也就是能够满足一种文化需要的客体和某种具有文化需要的主体，在文学理论和研究领域中，我们需要不断增强的对通俗文学的重视，

而且对正体现关于文学史的本体性追求的那种，并且采取以形式演化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我们也需要在适度释放了它的写作激情之后，但是最后慢慢的显出了它空洞与苍白的一

面。人们在 “纯文学” 中认识到关于理论、实践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所以在以后，我们只有不再执着于那种科学的追求，而应该是从充分承认文学活动的人文性和文化价

值，才能使得文学活动才能焕发出真正的活力。那么同时，对于新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或者是从文学转向文化研究，已经很极具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2、 我国文学民族生活价值。在全球化席卷中国之际,民族的文化就是世界的，为了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民族作家队伍急需输入新鲜血液, 当前，对于当代的人们已不会很

排斥，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类说词，来防御性的口号来为文化的多元存在的理由，更多的意识到世界文学存在。并不是一色的、单极的，同时需要构建全球化时代真正的

世界文学，由于近代以来，我国人民形成的世界观念往往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均衡的，尤其是在各部分之间意义对等的存在，而在以西方文化视域为中心形成的是逐次向外扩展的

放射状圆环。对于我国，在文学方面应充分理解，尤其是需要承认各民族文学文化生活自身的意义。那么，我们只有在冲破单一的文学史秩序，并且对于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世界

文学，需要在想象之中才能形成一种全新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才更深层的表现出真正文学的价值。

二、中国后现代文学的叙事价值

后现代文学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物，它全方位地批判现代文明发展的传统，主张反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束缚起来。后现代文学没有中心，对各种

不同的标准都给予充分宽容，没有固定的作家或批评家群体，也不存在任何可以一呼百应的纲领和宣言，充分展现了其“不确定性”、“非中心性”、“非整体性”、“非连续性

”的特性，后现代文学注重个人的价值体现及其个性的发展。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始于八十年底末，基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上的解放，使中国的文学附上了浓厚的后现代主义

色彩。这个年代的作家，深受的影响，具备烙印下特有的被遗弃的孤独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质疑，对现实感到迷茫和困顿，代表人物有苏童、余华、

陈染等作家，其作品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无中心主义、飘忽不定、多元化，他们主张没有限制的开放性、多样性和相对性，反对任何对文学创作产生制约的模式或规则。中国后现代

主义作家的支流派众多，各种思潮极度杂芜。中国后现代主义不但批判现实主义的旧传统，还反对现代主义的新规则，可谓将反传统推向了极致。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

，涵盖了地下文化，街头文化，广告语，消费常识，甚至是生活指南等等内容，可谓包罗万象，许多看似极其生活化，与文学价值联系不大的范围，被作家给予精心包装，得以登

上文学艺术的殿堂。其审美价值和内涵许多读者自行思索归纳，作家只是对社会、人及客体作相应的展示，而没有强加预先设定的意义。后现代主义作品体现了现代出文学与哲学

的完美相融，具有精深的哲理性。作家通过自我表白的话语欲望，对人物进行塑造，打破以人为中心讲述完整的故事，作品的情节内容也具有极为明显的虚构性与荒诞性，作家极

为注重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创新，体现出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例如，王朔的消费小说体现了反理性主义思想，对世俗化的欲望加以放大，并大力提倡，在《千万别把我当人》

、《浮出海面》等一系列作品中，王朔塑造了一批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属于真正独立但从社会体制角度看又是零余人的人物形象，他颠覆了传统的价值体系，解构传统的人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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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现代文学的价值

1、文学的人文属性和文化价值。新时期，不论是在创作还是阅读的领域，纯文学的领地都在不断缩小。“纯文学”在“纯”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单色的丝织品;而“文”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色彩交错、斑驳的器物或者是图案。“纯”与“文”两个字就是一对对立的定义。“纯文学”虽然属于文化方面，但是一方面体现出一个科学主义的口号，另一方面展现出一个很难摆脱其想象性的东西形式。我们已经将一种本属人文领域的东西强行纳入科学的体系，但是结果出现的是很难不陷入一种难以克服的困境。假设我们用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观念去寻找文学性，我们能得到的将是对文学语言的极端重视。而如果文学活动一旦脱离生活价值的领域，那么就将变成纯粹的“语言游戏”，这样他的存在意义也就走到了尽头。文化价值其实就是一种关系，也就是能够满足一种文化需要的客体和某种具有文化需要的主体，在文学理论和研究领域中，我们需要不断增强的对通俗文学的重视，而且对正体现关于文学史的本体性追求的那种，并且采取以形式演化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我们也需要在适度释放了它的写作激情之后，但是最后慢慢的显出了它空洞与苍白的一面。人们在“纯文学”中认识到关于理论、实践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所以在以后，我们只有不再执着于那种科学的追求，而应该是从充分承认文学活动的人文性和文化价值，才能使得文学活动才能焕发出真正的活力。那么同时，对于新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或者是从文学转向文化研究，已经很极具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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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作为少有的擅长“讲故事”的先锋派代表，与格非、叶兆言、余华等都同属南方作家，但却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像他这样迷恋地描写南方、想象南方，他用自己的一系列小说营造了一个“南方”世界，成为了一个空间和年代的标记。对“南方”意象的研究亦不计其数，本文则旨在寻求这一独特意象背后的深层意义，即不仅提炼出“南方”意象的象征意义，更要挖掘其背后的终极指向——精神原乡的永不可得。

1.“南方”意象的象征意义：欲望和罪恶的深渊

关于象征，余华的一段话也许是非常透彻的：“小说传达给我们的……应该是象征的存在……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之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①

苏童的“南方”，就是他所寓居的世界的象征，正如他自己在《世界两侧·自序》中所说，“人们就生活在世界的两侧，城市或者乡村”，他也将自己的“南方”世界分为城市和乡村两类，城市界域以“旧城少年”与“红粉”系列为代表，乡村界域则以“漂泊者”系列为代表。

“旧城少年”系列或称“香椿树街”系列，以《城北地带》与《刺青时代》为代表，是苏童所塑造的南方“城市”的缩影，“它充满了阴私和罪恶，欲望和血腥，死亡和流言。它是一个充满腐败气息而又充满魅力的所在。”②香椿树街象征着人类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古老、凝固的历史文化，表现了苏童对人与生俱来的“恶”和难以摆脱生存苦难的悲悯；而“红粉”系列以《妻妾成群》、《南方的堕落》为代表，通过塑造一系列敏感颓废的女性形象，表现了来自人的最基本与原始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空虚感，和即使得到满足以后仍然无法解决的宿命似的痛苦。

在以《米》和《罂粟之家》为代表的“漂泊者”系列中，逃亡与回归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既矛盾又融合的关系，表明了无论乡村与都市，都只是罪恶的深渊，人物不断逃离又不断回归的历程正暗含着人类艰难跋涉的漫长的精神旅程，是对孤独的徒劳的反叛。

这样一来，“南方”作为一种象征意象的意义已经呼之欲出了——欲望和罪恶的深渊。

结构主义学者霍金斯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③。作家余华也认为，“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的……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④苏童创造的“南方”世界更多的表现的是他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或者说，他自身感受到的他与世界的关系，他的“南方”世界没有常规的价值观念，虽然用的是仿古的手法，写的也是旧的故事，表现的却是自己与现实世界相处的种种价值判断。

“南方”象征着欲望和罪恶的深渊，那么为何在苏童的思维里，世界和人类的关系是这样痛苦不堪却又不可自拔呢？这样，我们便要越过“南方”的象征意义，进一步去窥探苏童的“南方”世界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指向。

2.“南方”意象的终极指向：精神原乡的永远失落

苏童生长于苏州，定居南京，是一名纯正的江南少年，因此在创作小说时，不可避免的以“本地人”的身份把故事铺排于南方，而他于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终于有了以大视角来俯视南方的机会，也使他在描写南方时情不自禁地以“旁观者”的视角进行观察。因而苏童笔下的“南方”不像一般“寻根文学”中对故乡世外桃源般的塑造，倒更像一个冷漠的外乡人的质疑，污秽杂乱、痛苦不堪，充满了血腥暴力、逃离和死亡。王德威在《南方的堕落与诱惑》中说苏童的乡愁是一种“既真又假的乡愁”，“总已沾染了后见之明，或后见不明的色彩”⑤，正是因此而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南方”的子民，苏童占据了一个暧昧的位置：他是探秘者，用“外乡人”的眼光来观察探寻“南方”的秘密，不惜曝光这里的阴私和罪恶；同时他也是揭示者，从本地人的角度渲染描绘“南方”的传奇，因此人物才鲜活真实。这种暧昧的位置使苏童始终带着不可遏制的漂泊感和孤独感。而这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在鲁迅那里早有出现：“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如何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⑥。

苏童的“寻根”由于上述理由，“寻”便变成了一个“造梦”的过程，“根”也不再是实在的而是虚浮的，他总是迷恋着“根”繁华绮丽的传奇，又厌恶着这远离北方政治闳域的偏安之国。他创造的“南方”是“共和国的‘史前史’，一个猥潮湿，散发着淡淡鸦片幽香的时代”，没有宏大的历史运动和共和国那套约定俗成的历史叙述，只有“耽美倦怠的男子任由家业江山倾圮，美丽阴柔的女子追逐无以名状的欲望。宿命的记忆像鬼魅般的私下流窜，死亡成为华丽的诱惑”⑦。

既然“南方”是这样一个无时空的深渊，没有政治没有历史也没有是非，只承载万年不变的人类原欲，那为什么苏童还要迷恋它，不断一边逃亡一边回归地在这里“造梦”呢？

那正是因为“南方”着他的欲望——寻找精神原乡的欲望。

众所周知，原乡的渴望来自作者（与读者）个人离乡背井后的感情投射，原乡的诱惑源于离乡甚或无乡的惶惑，这一点从前面苏童身世上已能看出端倪。西方文学将上帝的乐园看做人类的原乡，其失落是因为“亚当夏娃的罪恶”，因此流浪是人类自出生那一天起就与生俱来的对原罪的承担；而在中国，原乡却没有一个特定的存在，它神秘不可捉摸，每个人都在试图勾勒它的面貌，有人认为它是平和健康的家园，有人认为他是生机盎然的处女地。

对故乡充满虚浮感的苏童来说，似乎要越过欲望和罪恶的深渊（南方）才可以到达传说中神秘圣洁的精神原乡，但“南方”却成了与生俱来的不可逃脱的羁绊永远横在了人类和精神原乡之间，因为无人能摆脱欲望和罪恶。所以他笔下的主人公们一次次努力又一次次失败，最终只能堕落在“南方”，这一点，与西方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之后的流亡之路何其相似！而对于信仰缺失的苏童一代人来说，连宗教的救赎也成为奢望，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无一不在现实中被欲望和罪恶纠缠，想重回精神家园却无路可走，不是走向疯狂就是走向死亡。

3.结语

苏童作为一位南方意识很强的作家，既浸透了南方的风韵味道，又拥有在北方的生活经验，从而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个既熟悉又神秘的“南方”，作为“故乡”与“原欲深渊”的重合象征。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漂泊于洪水中，不断寻找遥远模糊的“原乡”而始终不得，因为无人能摆脱欲望和罪恶的纠缠，他们无奈痛苦的生存状态，也正是当代人类精神家园缺失的表现。(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注解

①曹文轩．《20世界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②王爱松．《苏童：南方的孤独与忧郁》．《当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③霍金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④余华．《虚伪的作品》．见：洪治纲编．《余华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⑤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见：王德威著．《当代小说二十家》．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⑥鲁迅．《在酒楼上》．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⑦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见：王德威著．《当代小说二十家》．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参考文献：

［1］朱寨、张炯主编．《当代文学新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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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中较新的专业之一，本文针对此专业的教学现状与教学环境提出“三分法”的课程建设目标，并对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的教改情况进行了初步研究与总结。

关键词 ：教学改革；“三分法”；世界文学；比较文学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12—0045—02

本文系吉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重大项目。

收稿日期：2014—06—20

作者简介：李军（1973—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欧美现当代文学，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中较新的专业之一，各个高校在这个专业的设置与建设过程中都遭遇了类似或迥异的困难，也相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教研室以吉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重大项目工程为契机，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在该专业的分型建设与教学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与实践。

一、 教学现状与分型建设

高校本科生大规模扩招后，急剧增加的学生人数对各个专业的师资力量配置、教学手段和方法的重新调整与组合都提出了挑战。目前，我院外国文学教研室的本科基础主干课有3门，即“欧美文学史”、“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其中，“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每届人数约为5060人；而“欧美文学史”的授课对象却包括6个专业的所有本科生，每次上课人数基本在250人以上，同时，我们还要为全校本科生开设4～5门大选修课。科目数在大幅增加，但每科的课时数却被急剧压缩，这就造成了教师和学生间双向的难分重点与顾此失彼。首先，学生所学专业不同，素质不一，使得其对教学程度的要求、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教师也缺乏明确的标准来解决这种众口难调的尴尬局面。其次，目前，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还不够丰富，小课堂和大课堂没有区别，导致在小课堂上很难充分发挥培养学生的自主性与学术潜力，而在大课堂上又受限于面积和人数，不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再次，各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很难协调，课程配置急需改进。针对不同的课程要求，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尽快解决的问题。

面对新形势下的教学环境，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外国文学总课程的“三分法”建设目标，即“分型、分层、分流”教学。教育的重要规律之一是因人施教，即使是相同的课程，面对不同的接受对象，也要采用不同的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所谓“分型”就是要把“外国文学”课程拆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双语教学三大类型，制订各自可行、可循的教学目标与任务，完成具体而系统的课程建设；所谓“分层”即根据授课对象所学的专业和素质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所谓“分流”即根据课堂大小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辅助教学手段。如“欧美文学史”是校精品课，也是各专业必修课，我们就将其列为教改重点，重新确定教学大纲与授课重点；“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是选修新课，为了保证专业基础知识的平衡延展，我们就在小课堂上尝试多种教学方法，强化对学生学术素质的培养；校选修课属于“通识教育”，需要深入浅出，我们就在课件和教学辅助手段上下功夫，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文学基础常识为目的。

二、教学目的与教学内容的改变

我教研室在进行广泛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每周一次的业务学习时间，针对当前教学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新的教学目标。21世纪是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时期，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已处于人文精神的最前沿。在讲授主干课时，如果继续拘泥于单个学科和单种文化的界限，不仅会造成学术方法的枯燥单一，也无法充分满足当今学生日益复杂、深化的学术需求。为此，在教学研究与实践中要大胆革新，打破课程壁垒，以“总体文学”的新观念将3门主课融为“一体三段”，在保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以东西文学史为底、以比较原理为纲的教学方法，训练学生的横向思维，开拓他们的学术视野，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完成异质文化间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

明确的目标确定下来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教学内容的重新确定与调整。因为目前使用的基本都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出版的教材，受时间和观念所限，其不能充分反映近十几年来的学术变化与热点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立足教材的基础上，秉持一种合理、纯粹的学术立场，有意识、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一些新的学术理论与内容，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补充教材的不足之处。例如，在讲授古典欧洲文学史时，从对英国“湖畔派”的阶级性否定转变为对其艺术性、唯美性的公允肯定；在对《简·爱》等世界名著的讲解过程中，引进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等西方先进的理论方法；在近现代欧美文学史部分，增加过去被忽略的黑人文学、犹太文学等亚文学流派。

另外，我们还注意培养学生的横向发散思维，锻炼其学术研究与实践能力，在教学中大量引进“比较”内容，帮助学生对异质文化与文学间的交叉渗透进行分析，加深理解。例如，在讲解美国现代犹太文学时，鼓励学生联系古代东方文学中的希伯来文学部分，就两者间的渊源和联系进行对比分析；在讲授中古波斯文学的五百年黄金时代时，可以通过介绍其一些代表诗人对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比较分析东西方在文化与文学上的互动与联系。

三、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的现代化

第一，利用并制作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我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在讲授“欧美文学史”时利用集文字、图片、声音、动画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第二，系统使用Powerpoint文稿展示功能。“欧美文学史”为多专业共修课，授课人数经常在百人以上，必须在阶梯大教室进行授课，许多学生反映上课时听不清老师的声音，看不清老师的板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鼓励教师充分利用先进设备，全程使用PowerPoint展示教案板书，这样既避免了上述的尴尬局面，满足了学生的需求，也保证了教师上课流程的连贯性。第三，利用互联网进行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互联网在大学的迅速普及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我们抓住这一新的时代产物，将专业讲授与学习从传统的班级授课转变为讲课与网上答疑、辅导相结合，促进了师生间深层次的沟通与互动。第四，利用录像、展览等手段记录、展示教学成果。我们用录像机将教改过程记录下来，以便对教改方法的优缺点进行有的放矢的具体分析。此外，我们还发动学生将师生互动的教改课程布置成可观、可感的平面展览，在教学楼内巡回展出，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学习兴趣。

我们围绕创新人才的培养这一中心积极地探索，在教学方法上也做到了不断推陈出新，成功实验了多种先进的教学方法。例如，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广泛应用了讨论参与法，从学生求知创新的促进者和合作者的立场出发，改变传统教育中“惟师是从”的专制师生观，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有的教师在“欧美文学史”课堂上采用表演式学习方法，发挥文科学生的艺术水平，让他们亲自演绎所学名著中的场景，以加深理解，如讲解《圣经》时，要求学生分组自由选择《圣经》中的精彩典故进行表演。而校选修课的教师们专门抽出自己的业余时间，在周末或晚上为学生放映与欧美文学相关的戏剧、电影名片，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些尝试都收到了很好的反馈。

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育人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我专业在近两年的专业建设中以高度的创新意识和责任感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在吉林大学和文学院的历次教学检查与评估中均位列前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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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林精华.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与改革开放30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金丹元.“后现代语境”与影视审美文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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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胜的新著《文学的命脉》对此进行了有深度的探索。王兆胜的这本文集，收录了他近期发表但未结集出版的22篇论文，它们既重人文精神，又强调不能忽视天地道心;既有较强的学理性，又注重心灵的感悟;既视野宏阔，又具有细致入微的精研功夫;既保有一颗中正平和之心，又不失激越锐气。

仔细披阅此书，最鲜明的感觉是书中充溢的古典人文情怀。作者衡估一切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有四条，“第一，关心民生疾苦，理解他们的血泪与心声;第二，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将人类的健全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尺;第三，有天地情怀，不能仅仅限于从‘人’的视域理解问题;第四，强调美的力量，因为没有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文学艺术是缺乏生命力的”。这个标准及评论体系就续接上了中国人文传统和文论传统。关注世道人心、追求天地境界、强调“言而有文”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精神的核心命题与追求向度。

但这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却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一种“惟新是务”的“现代性”冲动带领中国文学向前迈进，因此，古典情怀的表达与古典情怀的书写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中国文学的“中国性”身份却建基于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的基础之上，古典人文情怀有如中国文学的血脉生生不息，正如人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一样，这股传统人文趣味深潜于种种“合时宜”或者“不合时宜”的文学书写之中。由此，“传统与现代”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与评论中的“元典”性问题，选择的两难性存在决定了该时段文学的丰富复杂性。而古典人文情怀的包容性与选择的多元性却可以超越这种选择的两难。从这个角度而言，王兆胜标示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真正体现了古今中西的交融互补特征，因此尤其能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显著的“中国性”。

王兆胜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局限性分析得很到位，“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先驱的载道思想、忧患意识和偏激思维方式，所以在矫枉过正、推动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同时，总体说来，他们又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那就是:第一，对天地自然之道失去了关注的热情;第二，丧失了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之心;第三，缺乏纯粹文学的本体性建构;第四，忽略了人类文化健全发展的理性自觉”。中国传统文学中固然有关注世道人心的优良人文传统，但这种传统却不易操之过急，使用过度。在王兆胜的衡估体系与价值分层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天地境界，他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应该处理好如下关系:“现实社会与天地自然、人与神、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自由与道德、快与慢等。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文学应该如同飞机一样，从地面起飞，它可以穿越人为的各种疆界，在高天自由地飞翔，最后还要落到大地。只有这样，文学才会真正获得它的高远、广大与深厚，也才有可能达到自由、丰实、优美和神圣的品格及境界。”这种论断是合情合理、很能服人的。

现代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显示出时代的丰富性与历史语境的复杂性。王兆胜以《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为题，细致地分析阐释了《红楼梦》这一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典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关联，从主题上的“反叛专制与追寻自由”，哲理上的“存在悲剧与人生况味”，人物艺术形象上的“女性形象谱系”，工具技术层面上的“叙事模式及技巧”等角度，全面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对《红楼梦》的超越与局限，于个案分析中寄寓总体性意义，足堪说明中国古典之于现代文学的重大意义。在20世纪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整体语境中，出现那么多对《红楼梦》情有独钟的作家和作品，本身就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红楼梦》鲜明的反专制反权威的自由诉求，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内在契合性。而贯穿于《红楼梦》全书的存在悲剧，则以其深刻性、超越性和超强的感染力，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同时，王兆胜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取法《红楼梦》的局限性作了三点归纳:“第一，对于《红楼梦》，20世纪中国作家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或用在繁琐的考证上，或用在政治、阶级斗争的解释上;而对其哲学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价值重视不够”。正确的态度还是应该立足于文学本位，视《红楼梦》为一本真正的“元典”。“第二，过于模仿《红楼梦》势必影响作家的突破与创新”。“第三，20世纪中国作家的《红楼梦》情结从一方面说是好事，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是限制，它极容易为作家设下一个陷阱，使他们容易沉落其间，一面僵化了创造性，一面乐不思创作”。这种在经典面前，“眼前有景道不出”的“失语”或者“沉迷”是应该引起创作家们特别注意的。

《文学的命脉》强烈的古典情怀还表现在作者论文评世时的“仁者”胸怀。在《作家与评家》中，王兆胜这样规劝某些势如水火、对峙不已的作家与评家，他说:“在如今的文化语境中，在当前的文坛，一个人要想完全摆脱功名利禄的影响，成为庄子笔下的‘真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是虚伪和做秀。但作家将心怀放得宽大些，容忍评家自由地论说;评家也能够设身处地，更多地以友善和理解的方式与作家对话，从而使文坛更加宁静、自由和健康，这恐怕是明智之举，也是必要和可能的。同时，每一个文化人包括从事文学的人如果能够多一些自我反省和批判的精神，恐怕也是相当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具体到对某些作家作微观批评时，王兆胜亦秉持这种“中允平和”的文学批评观，在论述有些散文家在处理“知识”材料的失误时，他说:“在散文中，知识是一些材料，它必须被思想和智慧点燃，才会获得个性及其生命。最为重要的是，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一旦崇拜知识，越过了自己研究的疆界，那是极容易将常识当新知而津津乐道，有时还会出现难以避免的知识硬伤。这也是余秋雨散文常遭批评的一个原因。在这方面，王英琦散文的问题不少。比如，任何知识、概念、命题都是有前提和语境的，也是有其历史感的，如果脱离了这些而一般化地谈论是靠不住的。”这种批评持论公允，言辞温逊，相较于那些剑拔弩张，与批评对象势如冰炭的批判式文章，相信会更让人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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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1.内容丰富与课时缩短的矛盾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就是内容丰富。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到近代，上下纵贯3000年，经典作品浩如烟海，内容庞杂，头绪繁多。课堂上的讲解内容不仅包括对文学史的诠释，作品的分析，还涉及古典文献学、历史、文艺理论、文化学、哲学、美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运用。而随着我国大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各门课程的教学课时量一再压缩，新的古代文学教学大纲由原来六个学期每周6学时的教学时间，压缩为现在的四个学期每周3学时，实际教学时数仅为240课时左右。仅就教材而言，就有四大本文学史和六本历代文学作品选。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教学计划所规定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全部内容，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既要让学生系统地掌握中国文学史的基础知识、基本观点、发展脉络，各种文体的产生、发展、流变等情况，各种流派产生的背景、成就以及地位影响等，又要让学生对经典作家、作品有个全面的解读，实在不易。其结果往往造成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在讲授文学史时只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对于作品的解读更是流于形式，很难深入。

2.难度大与基础差的矛盾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难度大，对于三本的学生来说学习的难度更大。一方面其文本距离我们现代很遥远，留存的作品是千百年前就存在的，其中涉及到古代的一些人物、事件、历史故实、民俗地理等与现代人相差甚远，这些都给学习这门课程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三本学生相对于二本和其他重点、名牌高校的学生来说，入校成绩普遍较低，学生的传统文学文化修养总体偏底，自制力相对来说也较差。与一本、二本的学生相比，学生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学习兴趣难以提高。再加上很多三本院校的老师基本都是二本的，很少有自己独立的教师队伍，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二本几乎完全一样，这样就很难根据三本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取得预期的目标和效果。按照专业目标，通过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等课程的学习，中文专业的学生应能够熟读、背诵一定数量的经典作品，能够借助工具书和注释基本读懂一般的古籍，并能对比较浅易的古籍进行校点，能够运用文艺理论独立地对历代文学现象、文学流派等进行正确的批评，对难度适中的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鉴赏。“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为数不少的学生虽然如期拿到了毕业证，但他们甚至对常用文言词汇和句式、常用的典故、一般的文学常识、古代文学的基本发展脉络以及最起码的文化典章制度等都不能很好掌握，至于阅读、校点、分析和鉴赏古籍的能力等，则更是不敢恭维”[2]。

因此，学生在上课前如果不预习，不去读一些代表作家的作品，仅凭上课时教师的讲解，虽然也能对文学史的脉络有个大体的把握，但大多是一知半解。因为教师在课堂上不可能有时间对很多经典的作家、作品一一进行解读，有的只能简单地提一下，学生如果没有读作品的话，基本没有什么印象。其结果往往造成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疏离与隔膜，无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就业压力与学习无用的困境

随着高校的一再扩招，高校学生的就业普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与难点。即便是重点、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就业都很困难，何况是三本的学生，他们在择业时往往受到歧视。而很多三本的学生在进校时之所以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多数是被调剂过来的，他们为了能读一个本科，很无奈地被迫选择了这个专业。因此他们多数对此专业并不感兴趣，语文功底也比较差。很多学生认为：“学习古代文学远不如学习法律、经济管理、财务会计、公关营销等课程实在而更能顺应人才市场的需求导向，多背几首唐诗或宋词也远远不如多熟悉掌握几条计算机命令更能获取就业择业机会。”[3]因此他们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各种考证与社团、社会实践活动上，这样可以增加他们在就业中的筹码。因此，对很多学生来说，学习古代文学就是钻故纸堆，坐冷板凳，对以后的就业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在市场经济社会下，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压力下，学生心浮气躁，学习日趋功利化，许多传统学科面临尴尬的处境，而古代文学更甚。当然，要改变这种思想观念，并不能仅仅靠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教师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二、进行的探索与实践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时，对课堂教学实践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并初步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针对本门课程的特殊性，指导学生如何预习教材，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课堂上激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参与，提高其兴趣。课后要求学生主动进行延伸学习，加深对课程的理解。

1.课前预习的指导与探索

针对当前古代文学课时量缩短，课程教学内容丰富，三本学生专业基础相对较差等，积极指导学生进行课前有效预习，这是保证课堂教学效率的前提。在每一次课后都布置学生预习下次课的相关内容，包括文学史的通读、作品选的阅读背诵、资料的查找等等。为了克服三本学生的自制力差、不能按时完成预习任务等，积极督促学生的预习，并进行定期的监督检查。如每次课前抽查个别学生背诵经典作品的情况，上课时通过提问、讨论等进行检查预习情况，并把这些作为平时成绩纳入期末综合考核中。实践证明，这样能有效地督促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背诵经典作品，为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打好了基础。

2.课堂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课堂教学最主要、最常见的教学方法就是讲授法，如何讲授才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值得探讨，笔者近年来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与文献资料辅助法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堂教学效率。随着现代信息科技的推广，课堂教学采取多媒体辅助已经很平常。它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优点，可以借助直观形象的画面、声音、视觉艺术来生动地展现教学内容，还可以创设一定的情境来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比如古典诗词中的意境比较抽象，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出来，更好地促进学生去体悟理解。古典文学牵涉的内容广泛，涉及到史书的记载、前人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以及一些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可以通过ppt展示出来。为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免去学生忙于记笔记而忽略听课，教师可以把每次上课前所需的文献资料、作品补充、每一章的精读与阅读篇目、思考练习、推荐阅读书目等，提前给学生打印复印，人手一份，这样在课堂上需要引用到某一文献资料或补充作品时就非常方便，也为学生课后预习、复习提供了资料。另外，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研讨式[4]、启发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演讲辩论法、参与表演法、研究性教学法、分类教学法[5]等，通过互动，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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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质在人的整体能力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现出来。尤其是当今大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后的种种不尽人意的表现,促使我们思考: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固然重要,而人文素质的培养,则关系到年轻一代对人生终极目标与幸福的追求。

2009年秋季,我们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活动,对1000名专科层次的在校师范生进行了一次现当代文学作品阅读情况摸底调查。从调查结果看,在传播媒体多元化的今天,传统的阅读要求和经典阅读篇目已经受到严重冲击。

1.多媒体时代精英文化的式微

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学生对课堂上推荐阅读的经典篇目不感兴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要求阅读篇目学生没有读过甚至没有听说过。在选择喜欢的阅读内容时,集中在言情、武打、恐怖小说和一些由网络游戏改编的读物。对流行于网络的作品非常熟悉,甚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偶像。相比于传统的只有文字的书籍,学生们更喜欢有插图或以图画为主的书。在阅读形式上,网上阅读占了很大比例。在阅读渠道上,受电视网络影响较大,有时尚化倾向,不太关注官方的导向,精英文化受到草根文化挑战。

2.功利性教育的后遗症

尽管我们国家多年前就在提倡素质教育,但是高考指挥棒的无穷威力,使它成为基础教育的风向标。初高中阶段由于应试教育造成的语文教学上的误区,严重异化了学生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阅读兴趣,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的语文教学变得枯燥无味。在升学率的诱惑下,许多中小学甚至丢弃文学素质教育,强化数理化和外语;学业重负使学生不可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文学素养方面的课外阅读;独生子女政策,让家长变得孤注一掷,将未来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孩子的学业上。望子成龙心切,积极配合学校的应试教育,“惟分数论”、“惟结果论”,禁止孩子阅读文学社科类书籍;当今社会也轻视人文素质教育,文凭重于一切,这种功利性教育一步步加剧了当代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的严重缺失,导致青少年在成长过程或走上社会后,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犯罪率升高。

3.人文教材、课程设置的不匹配

长期以来,大学人文教学遵循一定的模式,比较僵化,内容缺乏时代感远离现实的现象相当严重,一些文学教育工作者不考虑语境和对象,在狭义文学的小天地里画圈子,使文学教育脱离时代、远离对象。许多高职高专院校在课程设置等教学领域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色,基本沿用大学模式,教材也是选用大学课本,所设教学科目基本按照大学模式,针对性不强,相对学生的实际素质难度偏大,作为公共课的《大学语文》,课时少,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4.高职高专自身的劣势

众所周知,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相对于大学的学生,素质普遍较低,学习兴趣不大,学习自觉性差。缺乏主体意识、自律意识、责任意识和群体观念,更谈不上有远大的抱负、宽阔的胸怀。而且由于高职院校大多数是由原来的中专校直接升级而来,大学的校园文化积淀还很薄弱,人文教育的环境氛围不够浓厚,没有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和有效的教学管理机制,没有开发出更适合学生学习的教材。

二、女生现状分析

1.大专院校女大学生人格缺失现状

问卷调查的结果,反映出女大学生中不同程度存在着人格缺失问题。究其原因是受传统观念以及社会现实的影响。

(1)自我意识强,不善于合作

目前在校女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她们的行为做事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加之越来越物质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强化了她们的自主观念和竞争意识,她们重视个人的利益,看重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崇尚自我奋斗,追求自我成功。这种观念势必冲淡了传统的集体观念,相互间的合作意识淡薄。“孤独”成为女大学生最具代表性的感情体验。此外,她们缺乏挫折教育,团结协作能力较差。遇到困难挫折极易产生“失望”情绪,感情脆弱,畏缩不前。人生价值取向功利化,人生目标短期化,只顾眼前,不顾长远。

(2)道德意识淡薄,价值取向扭曲

有些女生缺乏基本的礼仪常识,爱慕虚荣、贪图享受。对物质享受和满足虚荣的过分追求使她们毫无自爱自尊之心,毫无原则地寻求短暂的生理、物质或虚荣心的满足。缺乏道德支撑的价值观势必是扭曲的、不健康的。面对“芙蓉姐姐”、“凤姐”、“拜金女”之类不堪入目入耳的现象,女大学生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的茫然与道德选择的混乱正是我们需要及时关注的重心。

(3)自立性差,传统观念意识存在

受传统“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更多的是贤惠温淑、端庄持重、相夫教子。女性生存的空间仅仅限于家庭,女性生存的意义也仅仅在于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上。相当一部分女大学生自觉地用传统性别角色,去展现生活、诠释人生,认为干得再好也不如嫁得好,自觉局限在“自己是女人”的自我意识之中。由此对学业的态度呈现出一种矛盾性,就业竞争的压力使绝大多数的女大学生对待学业的态度都非常认真,但她们成就水平较低,这是传统伦理的女性角色轻视的观念影响所致,使女大学生对自己成才的可信度产生怀疑。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尊严也被排挤了。

2.健全女大学生人格的重要意义

在国际化、知识化、信息化的新时代,女性作为有竞争力的群体越来越多的参与到社会发展和竞争的过程中,成为社会宝贵的人力资源,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更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当代女大学生作为高层次青年文化人群体,是中国女性青春智慧的象征,是中国知识女性的时代性代表。一方面,她们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推崇个性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理想,用实力证明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身为女性,她们要对家庭和事业双重责任有着清晰的认同,作为未来的贤妻良母,她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一点来说,女性不仅是独立的个人,而且具有民族主体的身份。这就决定了女生的人格塑造不仅关系到中国妇女解放的未来前景和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目标的实现,而且作为母亲,女性人格素质偏低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民族未来的人口素质。因此,当前加强对女大学生人格教育,不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未来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成为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

在师范类的大专院校中,女生的比例在逐年增加,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她们具有未来教师和未来母亲的双重身份,基于此,对女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尤为显得重要。为此,我们试图通过课题“大专院校人文课程设置与女生健全人格培养的关系研究”,从大专院校女生群体的特殊性出发,对人文课程设置进行深入而详细的研究,以冀有所突破和创新。我们以本院为基地,进行了大专院校女大学生的心理现状的调查问卷,并整理数据,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对女大学生目前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分析;针对调查情况,综合女大学生中不同类型人格问题采取相应的人文课程设置,并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的实施;建立试验班级,精心准备课程,开设女性文学赏析、中外名著中的女性形象等相关课程;选编相关人文课程教材,有目的、有指向性地培养女大学生的健全人格;聘请本院校教师进行专题讲座,并与本院心理学会联合举办有针对性心理辅导及健康心理导向活动。

三、人文课程设置与女生人格健全的关系

结合大专院校教育,我们通过对人文课程设置的研究,提出了用人文精神来塑造大专院校女大学生完全健康的人格的基本思想。人文教育是一种习得过程,更是一种赋权过程。一方面要应积极创造条件为女大学生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人文素质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并渗透在具体的学科、教学之中的。我们分析了全院开设的人文类课程,提出了要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贯穿人文教育的精神,渗透人文精髓,并使之内化为女大学生的品质的自我需求。

在这里我们要探讨一下人文教育的实质,人文教育的实质是精神性、智慧性的。人文教育的特点是要解决人们的“心灵”问题,到达心灵的“深度”。探讨人文教育的特点,首先须以人文教育的“精神性”为突破点。

人文性的本质是心灵融合与还原的过程,是潜入生命深处的实验。人文课程的设置,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学等,文学类课程的设置尤其有着这种感动生命的力量。如中文系开设《中外名著中的女性形象》选修课,讨论学生耳熟能详的名著中的女主人公:简爱、娜拉、莎菲、江姐等女性形象,探讨了具有人格魅力的人物,魅力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如师生共同深深地感动于简・爱那自尊、自爱、自强、平等、独立的人格魅力。当简爱面对盛气凌人的绅士发出那不折不扣的“人权宣言”时,学生灵魂深处的震撼具有了生动而鲜活的参照物。

纵观中外国文学发展历史中那灿若星河的女性人物,无数个令女性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人物至今依然光彩夺目。她们身上既有女性的柔美,又柔中带刚;她们既有女性的奉献精神,但又不屈从于一切势力;她们既追求美好的爱情,但又决不委屈求全;她们既向往丰富优越的物质生活,但决不依靠别人。总之,在这些女性身上,自尊独立的人格成为核心。类似这样的人文课程的设置与实施,正是女大学生人文学习和思想创造的基础,也是她们塑造自我的基础。

同时,通过举办人文与自然科学讲座、开列必读书目等形式,增强女大学生的文化底蕴。找到人文课程与人格完善的契合点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它有利于学生去吸纳具有宽广性、交叉性和时代性的科学文化。第二课堂活动和校园社团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我们说校园文化的导向和陶冶作用是通过潜移默化去实现的。学生通过参加校园活动,如演讲比赛、话剧演出、诗歌比赛、书画展览、文艺活动等可以提高自信心,增进同学之间的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审美也可以使女大学生净化自己的心理环境,陶冶情操。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对周围世界的美感能陶冶学习的情操,使她们变得高尚。”

校园文化犹如一种无形的力量,对女大学生不断地渗透,从而对女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产生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校园文化氛围,为女大学生成长创造和谐的环境。女大学生从丰富的校园文化中完善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女大学生在校园文化的实践中实现了个人目标、角色及人格的社会化,对未来多重社会角色有了深刻的了解和思想准备,其人格得到了升华和完善。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人类文化的发展也显得丰富多彩。当前女大学生的文化修养和相关的人文知识,是女性素质的重要组成,也是自身全面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我们致力于培养女大学生自尊、自爱、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树立性别平等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充分认识女性的性别特点和优势,完善女大学生的人格,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输送更多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张祥云.人文教育特点新探.高等教育研究,1999(6).

[2]王艳凤.外国文学教学与女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4).

[3]阙敏.女大学生健康人格塑造剖析.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4).

[4]白海燕.当代女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与可持续发展.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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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197-02

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昆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2001年联合国评鉴首批“人类口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将其列入其中，这同时也意味着，像许多传统文化一样，昆曲也正面临着生存危机。如何更好地保护这种古老的传统戏剧形式，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令我们思考的问题。

传统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媒介，随着媒介形态的发展，昆曲施展魅力的场所由最初的舞台，走向广播、影视。由于昆曲在文学和艺术上的特殊性，需要读者（观众）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艺术积累才能理解其内容、欣赏其表演艺术。而大学生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使得高校成为昆曲生存的沃土。因此，倘若能够借助网络媒体的力量，将高校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传承相结合，无疑是一条可行性路径。

一、古莲种子的新土壤：互联网时代的昆曲传播

莲花种子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植物种子，千年前的古莲种子经过培育，依然能发出新芽，绽放出绮丽的花朵。倘若我们将以昆曲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比喻为沉睡千年的古莲种子，那么互联网便是能使它们焕发出全新生机的土壤。

网络媒介具有跨时空传播、即时性强的特点，其强大的多媒体功能更是兼具了纸媒的文字表达和电视、广播的视听功能。常见的网络传播形态有门户网站、论坛、搜索引擎、博客（微博）、播客、即时通信工具等，以此呈现的昆曲文本形态也十分多样。例如，中国戏曲学院“雅音新赏乐团”在推广昆曲艺术时，充分利用微博和微信公众账号的平台，推出微博“雅音新赏昆曲在线”及微信公众账号“雅音新赏”，通过这些平台最新演出资讯、昆曲常识，及演员个人动态，既及时有效地传达信息，又能够通过一幅幅精美的图片让青年观众从视觉之美进入到昆曲的绮丽天地。

此外，网络媒介还具有鲜明的交互性和信息小众化的特点，与受众间的互动加强，使得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媒介与昆曲专家、演员进行互动。如“昆曲义工”白先勇的个人微博，内容涉及昆曲演出信息、幕后花絮、昆曲v座、昆曲研究文章等与昆曲相关的方方面面。而微博同时也为昆曲观众提供了参与的机会，观众可以通过微博平台，撰写自己对昆曲的认识，成为其他媒介有效的补充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兼有信息接收者和传递者的双重身份，体验感增强，并能自觉推进昆曲更为广泛地传播。

二、珠联璧合：昆曲与高校文化建设

昆曲进入高校，在传播昆曲的同时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与我国现代大学创立同步的。早在我国第一所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创立之初，时任北大校长的就聘任昆曲学家吴梅担任词曲教授。20世纪40-50年代，俞平伯在清华大学组建“清华谷音社”，赵景深在上海组织“上海昆曲研习社”，其成员大多是高校师生。改革开放以后，高校又有了普及昆曲的学术、实践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白先勇的“北大昆曲传承计划”，以及青春版《牡丹亭》的各地公演。

2009年秋，在白先勇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启动“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该计划“将在北京大学开设昆曲公选课，举办包括演出、展览、讲座等活动在内的昆曲文化周，推动数字昆曲工程等，力求保护昆曲文化、培育昆曲传承新生血液、用全社会的力量推动昆曲文化的复兴。”这项计划一经展开，立即引发不小的影响。而这一传承计划之于我们的意义并非只是对昆曲的传承，它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所做的尝试，无疑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北大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本身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以昆曲教育为例，自将昆曲教育引入北大后，北大一直有昆曲传统，以吴梅、俞平伯、吴小如为代表的几代师生不遗余力地研究、创作、推广昆曲艺术，让昆曲之美在北大校园内不间断地一直传承下去。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先勇为何选择将他的“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率先在北大校园进行推广了。北大的昆曲传统为“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提供了最佳平台，而在这项传统艺术中，北大的校园文化亦在无形中得以丰富、深化。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校园文化建设其实有着相辅相承的互动性，我们甚至可以说，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就应当是高校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因此无论传承民族传统文化还是进行高校文化建设，都需要长期坚持下去。校园文化是高校办学理念、校园精神、管理水平的集中展示，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项持久的、集各方力量共同完成的事业。建设校园文化不能存功利主义之心，须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三、“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传统与“今天”对话

正如昆曲经典《牡丹亭》里的唱词那样：“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在将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的过程中，我们唯有真正进入传统艺术的“园林”之中，让传统与“今天”对话，使传统文化能成为大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这一方面，“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便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样本。

（一）让多元主体为高校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推动高校文化建设需要高校自身的努力，同时更离不开高校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多元互动。“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得以成功，与高校、市场、社会之间的合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前，我国已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依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特征的描述，从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化教育阶段，其表现并非仅是毛入学率数量指标的变化，数字表象背后所呈现的，则是高等教育若干方面质的变化。在诸种质的变化之中，无法忽视的便是高校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正不断发生着变化，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发展至普及阶段，高校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同市场、社会的互动协作，适当地借助来自于校外的力量，不失为一种为高校文化建设注入“新鲜血液”的良好方式。

市场可以为高校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在“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其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分别得到了来自可口可乐公司、美国FCCH基金会的资金赞助。在“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中，经费的投入是各项活动如演出、展览、讲座等得以开展的必要条件。当前高校的文化建设，其经费多来自财政拨款，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商业资本同文化之间不断交织缠绕并形成复杂丰富的耦合机制。文化事业同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只要建立起完善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高校文化建设也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顺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与企业、演出机构、个人等市场力量共同搭建平台，携手促进高校文化建设的繁荣与发展。

社会对于高校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专业技术支持上。“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中所开展的一系列昆曲课程、讲座中，其师资团队囊括了国内昆曲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及昆曲表演艺术家，而以青春版《牡丹亭》为代表的昆曲演出则依托苏州昆剧院等演出团体。由此可见，高校文化建设离不开市民和社会的支持，高校应打开校门“拥抱”社会，寻求全社会范围内专业社会团体及个人的技术支持。借由此路径，以昆曲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可以传播至更广的范围。

（二）利用新的传播平台进行传播

“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设有官方网站、官方博客、官方微博、微信公众账号，最新的演出、讲座等活动资讯及详情，会通过这些平台，使学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此外，这些平台还会进行一些昆曲相关知识的介绍，虽然这些介绍在学术深度上稍有欠缺，但其富于趣味性，对于昆曲的普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网络媒体的交互性特点也使得其成为学生与昆曲专家、表演艺术家互动的平台，在互动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同时也能真正参与到昆曲的传承之中。

（三）创新学生参与形式

2010年3月，北大进行了一场校园版《牡丹亭》海选，通过海选，北大昆曲工作坊接纳了80名学员，这其中大部分学员都是不具备戏曲基础的。经过一系列昆曲教育后，进入排练阶段，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姚继j以及青春版《牡丹亭》主演都曾多次到F场指导这些学生的表演，到2011年4月，校园版《牡丹亭》终于在北大进行公演。这种让学生参与到民族传统文化之中的新形式，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学生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而是具有一种新鲜的吸引力，让学生乐于接近、了解，无形中达到了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了时代意义与民族传统兼具的校园文化。

四、结语

互联网时代，以高校文化建设为依托，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今日的努力，可以守住那些不应被时间隔断的文化，让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白先勇北大昆曲传承计划. http：///maywalk/KunOpera/.

[2]江巨荣.汤显祖研究论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吴安新，邓江凌.政府和社会力量参与高校治理问题研究――基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J].现代教育管理，201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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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让合适、优良的教科书成为独立思考的基础和“跳板”

良好的教材是讲授任何一门课都必须具备的条件。伴随着我国影视教育的逐渐普及，各式各样的影视教科书大量涌现，仅以影视文学为例，其教材版本已多达60余种。面对众多的教材，选择教材的标准应符合课程的基本教学定位和目标，应针对院系专业、学员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应尽量做到“以教材为主线，但又不拘泥于教材”。因为教材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而对于影视文学的阐释却会随着社会文化浪潮的嬗变而不断地迅速调整和变化，针对相对固定的教材，可适量地增加一些新的观点，让学生发现一些新的问题，鼓励和启发学生跳出教材，甚至质疑教材。如对中国上世纪30年代的商业电影阐释，有的教材简略地将其介绍阐释为“庸俗的小市民电影”。针对这一观点的保守和偏执，可以放映一些20世纪30年代商业电影的具体片目，适当补充有关背景资料———上世纪3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大都市上海商业繁盛发展的状况，让学员思考和讨论“电影与观众、商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也许可以较好地突破和超越相对稳定的教材固有阐释。美国著名电影教育专家罗伯特•卡尔菲曾指出:“教材必须能够促进思考，促进问题的解决和真正的理解，教学才能摆脱老套模式。被动地阅读一些陈述内容不会产生深刻且融会贯通的学习效果，只有从几个层面深入教材内容:从事例入手，同时对事例提出疑问，探求更深广的内涵，将新的信息与先前的知识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够掌握真正的概念和技巧。”［3］

三、精选观摩影片，从“讲授作品”到“研讨文本”，双向互动

影视文学教学中，首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材料的选择，即在浩如烟海的中外影视作品中进行鉴别、遴选。学生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到影片的遍览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要将电影史上的“珍珠”挑选出来，即精心选择观摩影片，再用富有逻辑的知识体系把它们作为一些互有关联的“珠子”串起来，呈献给学生。在这里教师的作用至关重要，教师首先充当的是“把关人”的角色。［4］23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观看。有教育专家指出:“在这个传媒操纵的时代，我们急需掌握评判的能力以抵制各种各样媒体强大的攻势，我们最不该做的就是向学生灌输从书上生搬硬套的想法。明智的做法是:不折不扣地理解，敏锐地探察盲点和隐藏的细节，最后还需要批判、疑问、质疑……我们必须停止讲授作品，而要开始研究文本。”［2］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强调作品的年代，这就意味着必须重视和关注文本不同层面、角度的释意。学员看完一部影视作品，会有多种多样的反应和感受。教师这时不应采用教科书上的一家之言束缚学生，而应让学员展开对影片的讨论，启发和鼓励学员把自己独特、鲜活的感受尽可能自由地表达出来。教学实践证明，这种对文本的重视和探讨是富有意义和卓有成效的。每次观摩完一部影片，教师都要组织学员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学员不是跟着教科书“鹦鹉学舌”，而是各抒己见，真正实现了以“我心、我思”读电影。优秀的影视作品会在讨论中从僵硬的阐释嬗变为鲜活的思想和启迪。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主要完成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精选影视欣赏节目。按照电影/电视、国际/国内、大片/低成本电影、艺术片/商业片、历史片/现代剧等标准，选择涵盖面广、代表性强的影视作品组成一个欣赏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影视欣赏节目库，储备世界上著名的影视节目约1000部(集)。第二，深研模式。认真分析好莱坞电影类型片生产模式，以2课时100分钟为一个完整的时间段限，按照时间分布、情节设置、设置的不同要求，将影视文学课设置为12个片段。各片段之间纵向深入，不同片段间横向展开。浅中深三个层面结合，即将浅显的背景知识介绍、影视节目观看与中层的学生讨论、影视信息传播与深层的学术研究、理论分析三个层面结合在一起。6大手段相互结合，即将文字、图片、声音、动画、影像、解说等6大手段融合在一起。首尾两端衔接好，即上课有导入语、下课有提示语，中间有时间显示，把握好教学节奏。采取总分总三大结构，即映前介绍，映后问答，答后评说。3次重复5个环节，即每2次课放映3次节目，每次都有背景介绍、图片欣赏、片段观看、我问你答、教师总评5个环节。第三，持续完善。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将教学模式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力求整体完备与细节完美的有机结合。建构类型片似的影视文学教学模式，既在理论上可行，又在实践中可以操作。从可行性上讲，类型片与教学模式是异曲同工的。类型就是历史规定性的积淀。类型片是随着电影的大量生产以及对观众的意见反馈整理后，总结出的受观众喜爱的十几种有着固定模式的影片，并且每一种类型都有其成功的范例可以学习。这种电影的创作模式，对电视节目的编排和电视品牌栏目的发展都有相当的启迪作用。同样，类型片对于影视文学教学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四、以教师为主导，横向拓展、纵向训练，全面提升学员的影视艺术鉴赏评论能力

建构一种不同于传统被动、单向的课堂关系，对学生的独立、自主思维予以肯定和鼓励，这是启发式教学应有之义。教学中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在专家的精深理解与学生常识理解之间提供沟通、印证和碰撞的机会，让学生参考专家观点自我思考，直至摆脱自己不成熟的见解，使学识和见解不断增长。初涉影视专业的学生大都具备敏锐的感受力、独特的思考力，但系统的知识构成、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深刻的洞见却是他们所缺少的。针对这一实际，课题组成员在课程规划上，以影视文学为中心，又相应地增设了相关拓展课程。比如中外电影史论、港台电影简评等课程，一方面在作品作者方面进行扩展与补充，另一方面在理论、评论等角度加以强化和深化。教学中相关时代的文化艺术思潮是把握和理解一部影视作品的基础和前提，是积极、多元讨论的触媒。之后则是专业的鉴赏品味、品评讨论水准的点“睛”环节，即相对理论化的概括和提升。我们在面授教学中，以老师讲授为主，辅之以少量课堂交流和讨论。自学阶段，教师充当的角色是引路人和研究方法的指导者，鼓励学员开拓更多的个人兴趣点和研究方向，发挥学生阅读原著、课外自学的积极主动性，由学员自己去探索、充实和归纳具体研究内容。因此，在教学中最具有价值和意义的是针对一个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与交流。这个阶段学员们应该具有一种更加积极、更加介入的状态，探讨的话题更多的是学员们大量课下阅读、观摩品味、独立思考和质疑所带来的。

五、注重课堂与课外、学习与练习、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促进

影视专业教育与传统基础学科的最大不同是它的实践操作性，这就要求学员必须既动脑又动手。教师遵循预习、学习、复习连续互动的模式，在课堂上讲解和阐述基础知识点，给学生布置预习和复习作业，在此基础上，教师再作最后的理论归纳和总结，这样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课堂有限时间中获得的知识可以得到拓展和深化，对于提高学员的独立思考能力大有裨益。此外，需要特别关注和努力探索的是，要积极鼓励学员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影视剧本，创作、拍摄DV短片等创作实践活动。活动中学员自然会把平时学到的知识、领悟到的体会运用于自己的创作和动手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和障碍，学员会积极地反观影视作品，主动学习、独立思考，收获和创新会更多。他们自发成立了影视创作小组，在业余时间创作、拍摄作品和DV短片，动手实践能力显著提高。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方式是课堂与课外、学习与练习、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的结合及互动促发。让学员积累较好的影视理论学养，又不断提升学员的创作与动手能力，使之养成良好的习惯，形成学习、反思、创作的良性循环。以上是我们对学员培养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