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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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产权滥用概述

知识产权滥用是相对于知识产权的正常行使而言的，它是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行使时超出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正当的界限，导致对该权利的不正当利用，损害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情形。①

知识产权滥用超出了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权利界限、违背了知识产权法的宗旨,损害了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也会阻碍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破坏社会竞争秩序，因此必须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有效规制。

二、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滥用的主要形式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因知识产权滥用而产生的争议频繁发生，规模和领域逐渐扩大。目前滥用知识产权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形式。

（一）拒绝交易

拒绝交易即知识产权人利用自己对知识产权所拥有的专有权，拒绝授予其竞争对手合理的使用许可，从而排除其他人的竞争，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例如，在曾经轰动一时的思科诉华为案中，美国思科公司就对其拥有的专利权不授权给任何其他企业，人为的阻止了不同企业设备的互通互联，形成了技术、市场壁垒。②

（二）搭售行为

搭售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捆绑成一种产品进行销售，以致购买者为得到其所想要的产品就必须购买其他产品的行为。例如美国微软公司滥用其在操作系统软件领域的垄断地位，将自己的媒体播放器Windows media和Windows 操作系统捆绑销售。

（三）价格歧视

价格歧视是指企业在提供或接收产品或服务时，对不同的客户实行与成本无关的价格上的差别待遇，构成了价格歧视。例如，美国微软当年新推出的Windows98在中国大陆市场零售价为1980元，在美国为90多美元，在日本的售价为600―1200元人民币，在香港为1600元人民币，这样我国消费者因为差别价格一年就要多支出10个亿。

（四）掠夺性定价

掠夺性定价指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价造成的损失，但却会给国内的竞争者生存带来困难。例如，微软公司为了打击我国国产软件WPS97，在WPS97前夕，匆忙推出97元超低价格的Word97版本。这与其在中国通常表现的垄断高价和价格歧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五）滥发警告函与滥用诉权

滥用诉权指知识产权权利人故意声称自己的知识产权遭到了侵犯，阻止他人合法商品进口或以民事诉讼程序防碍竞争对手的正当商业行动。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奇瑞汽车有限公司之间的知识产权争议就反映了此种滥用知识产权的形式。

滥发警告函指知识产权权利人谎称对方侵犯了自己的知识产权，自己准备提讼但并不真正提讼，其目的是使对方名誉受到损害或者影响其正常商业行动，国产数码相机领域就曾遭遇此类风波。

三、我国对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制及存在的问题

在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立法中，我国尚未形成系统的立法，有关规定主要散见在各部门法中，而且多为原则性规定。如《宪法》第51条、《民法通则》第6条、《合同法》第329条、《专利法》第63条、《著作权法》第22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和《反垄断法》第55条等。

通过对我国现行立法进行分析，我国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从内容上看，这些规定大多数都不够明确，原则性有余可操作性不足。可以说我国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还处于萌芽阶段。

四、各国对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立法经验

为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对滥用知识产权进行规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包括民法、竞争法等在内的控制措施，美国、日本和欧盟是当今世界主要的经济实体，其立法经验值得借鉴。

（一）通过法律基本原则防止知识产权滥用

知识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其行使也受到民事法律制度一般原则的制约。现代各国民事法律制度中，一般都确立了禁止权利滥用、公序良俗、公平、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知识产权的行使也需要遵循这些基本原则。如美国在1917年通过胶片案的判决确认了非法搭售专利构成专利权滥用。2006年Ebay案也确立了专利侵权救济不得滥发禁令的原则。

（二）通过知识产权法防止知识产权滥用

目前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都注意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与使用者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同时，对知识产权的行使进行了适当的限制。比如，在专利法中，一般都建立了专利侵权行为例外制度和强制许可制度；在版权法中，有的建立了合理使用制度；或者建立法定许可制度等。

（三）通过竞争法防止知识产权滥用

知识产权滥用的后果，除了直接损害对方当事人外，还可能构成排除或者限制竞争行为，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其竞争法中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规制，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在这方面有着比较完备的立法和丰富的司法实践。

1、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细则

一般在制定了反垄断法之后都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具体的反垄断法的实施指南。如美国在《谢尔曼法》后，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作为对谢尔曼法的补充。日本也有《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协议中的反垄断法指导方针》作为具体的指南。

2、“类选法”的运用

各主要国家在对具体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时，大体都把把知识产权许可行为分为合法的、中性和非法加以归类区别对待。欧盟将其涉及专利、技术秘密和其他知识产权的技术许可协议统一予以规范，将各种行为分为“白色清单”、“黑色清单”和“灰色清单”，规定了集体豁免适用的条件和基本范围。日本将限制性商业条款分为并非不公平的限制性条款、可能是不公平的限制性条款和极可能属于不公平的限制性条款。

3、设立专门的执法机关和执法程序

为有效规制知识产权滥用，发达国家一般都建立了有效的、可操作性强的诉讼制度和完善的执法程序。在专门的执法程序的基础上成立了专门且相对独立的执法机关，以保证执法的公平和公正性，统一执法解释和监督。例如，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日本的公平交易委员会等。

五、完善我国对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制的对策

（一）完善现有知识产权立法

在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律中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 就是要进一步明确、细化有关知识产权滥用的条款,这需要对我国《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专门知识产权法律进行进一步修改, 或采取其他配套的措施。

（二）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

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规定过于原则，远远不能满足有效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实际需要。因此，对于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立法，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1)明确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限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条件；(2)提高立法水平，增加兜底条款，将今后可能出现的新型滥用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纳入该法的规制范围。

（三）参照发达国家制定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实施细则

《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只有一条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高。因此，应参照美国、日本等国的经验，制定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将反垄断法的原则性规定进行细化，增强操作性，以弥补《反垄断法》的不足之处，从而让《反垄断法》真正地起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作用。

（四）建立国家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专门机构

近年来，知识产权滥用案件逐渐增多，这类案件具有涉外性、专业性以及隐蔽性的特点，案件审理的公正性、权威性以及时效性往往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因此应借鉴国外经验成立专门机构处理此类纠纷。这个机构负责对涉及知识产权的各种标准、指南的制定，并对具体案件提供专家意见。

（五）加强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监控

面对国际贸易中日益严峻的知识产权滥用问题，政府应加强知识产权监控，强化对外国专利等技术引进的监控，及时把握各国的知识产权发展动态。笔者认为可以在商务部组建专门机构，对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发展的相关信息进行预警分析，主动地、长期地、动态地为企业提供快捷的信息服务，使企业在积极利用的同时规避冲突，提高国内企业和产品的综合竞争力。

（六）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权利保护意识

要有效的规制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滥用，我国必须着力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权利保护意识。企业应当及时转变观念，大力发展科技，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积极应对知识产权带来的挑战。

注释：

[1]王先林:《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92页

[2]王以超:《思科之诉》，载《财经》2003年第4期，第3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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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照东、叶勇，大道之行律师所律师。通信地址：福建厦门湖滨北路振兴大厦六楼大道之行律师事务所，邮编：361012，电子邮箱：falv@8848.com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不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法律冲突，造成国际交往的法律障碍。因此，制定有关国际交往的统一法，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就显得很有必要。

早在1930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就着手拟定一项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以便协调和统一各国关于国际货物买卖的实体法。1964年海牙会议正式通过了《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由于这两项公约都未能达到统一国际货物买卖法的预期目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OTRAL）在上述两项公约基础上，于1978年完成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简称CISG）草案，并于1980年3月10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该公约。1988年1月1日，该公约正式生效。

鉴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国际商事惯例的需要，UNIDROIT于1980年成立一个由来自不同法律文化和背景、具有实践经验的众多合同法和国际贸易法方面的专家、学者、律师、法官组成的工作组，探求阐述国际商事合同的一般原则。1994年5月，UNIDROIT理事会在罗马召开的第73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简称PICC）。

本文将对这两个法律文件进行比较，展示PICC在合同法统一化进程中取得的新成就。

一、总体比较

作为合同法统一化在晚近发展的两大成果，CISG与PICC都是在国际贸易法统一化的背景之下，通过国际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法律统一化的结果，二者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国际商事合同领域，二者的目的都在于减少国际贸易的法律障碍，推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上述共性，为CISG与PICC的比较提供了可比性的基础。

1、文件的性质

就法律文件的性质而言，CISG是一项国际条约。作为国际条约，它是国家间的书面协议，其效力来源于各缔约国间的协议，对各缔约国都有法律约束力。各缔约国都有义务保证条约在本国的贯彻和实行。对于非缔约国，条约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对于PICC的性质，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项国际惯例，笔者较早也持这种观点。但是，经过近两年的思考，笔者认为这种定性是不恰当的。国际惯例是在国际交往中长期实践而逐渐形成的做法，它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效力来源于国家认可或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国际惯例“是由于各个国家或者某些国家的类似国际行为形成的。它的特点是长期使用和令人确信具有法律约束力。”1一般认为，“构成国际惯例，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时物质因素，即有重复的类似行为；二是心理因素，即人们认为有法律拘束力。因此，国际惯例一般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能逐步形成。”2对比国际惯例的上述特点与构成要件，PICC的性质显然不能界定为国际惯例，因为：（1）PICC在1994年才出台，至今不足十年，称不上“长期使用”；（2）各国商人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国际商事合同一般对法律适用做出了约定，即使未作约定，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在审理案件时一般也会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法院地法原则等私法冲突规则对使用法律做出选择，很少直接适用PICC作为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而且直接在合同中约定以PICC作为适用法律的也不常见，因此在物质因素上PICC缺乏经常“重复的类似行为”；（3）各国关于合同问题都有历史悠久的相关法律法规，而且以两大法系为代表的合同法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各国对合同法有着自己固有的不同见解，要在短期内消除所有分歧对合同法形成一致的认识确认PICC当然的法律效力是不可能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会自己就明确承认“它们还未被普遍接受”3，因此在心理因素上PICC缺乏“法律确信”。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PICC不是一个国际惯例，它只是国际组织制定的具有统一法性质的文件，充其量只能称之为“示范法”。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在合同立法上不断趋同，PICC在实践中也得到经常的适用，并且得到内心法律确认，那时PICC将成为一个国际惯例，但至少目前还不是。

区分两者性质的意义在于其效力的不同。根据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原则，当一国法律与该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时，优先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声明保留条款除外）。国际惯例的适用则受到诸多限制，由于它不具有强制适用的效力，所以只能由合同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或者在本应以一国法律为准据法，但该国法律及该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相关规定时才适用国际惯例。但是，作为示范法，只能由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或者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的法律时由仲裁庭或者法庭依据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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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80-02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当今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来发展本国经济，其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必然在世界市场，必然在对外贸易。而在长期的对外经济事务交往中，国际组织、国家和法人之间逐步形成的一些较为明确和固定的内容，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通用习惯和一般做法，我们即称之为国际贸易惯例。

一、国际贸易惯例的特征和适用性分析

国际贸易惯例形成和发展已有100多年的时间，对于国际贸易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100多年间，其主要特征有以下方面：

1.国际贸易惯例是经过当事人的反复贸易实践自发形成的。偶然的贸易实践不可能构成惯例，必须是在长期的国际贸易过程中，多次、重复、并且验证合理的贸易实践才可能形成惯例。

2.国际贸易惯例是明确和固定的规则。国际贸易惯例在形成过程中，已经抛却了内容模糊的部分，不再是过分空泛和凭空想象。现行的主要条例和规则都已经归纳成文，给予明确的解释和定义。

3.国际贸易惯例具有普遍性和跨国性。国际贸易惯例调整的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关系，跨越了国界，而且其内容是为大多数国家的贸易相关方所普遍认同和采用的。

但国际贸易惯例毕竟不是法律规范，不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或是在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渐自发形成的惯常做法，或是由国际民间商业团体将商业习惯整理、编纂而成的规范文件，因此其不具有强制的约束性。

国际贸易惯例的价值在于事前公平、合理地对贸易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只有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示约定适用某一国际贸易惯例时，国际贸易惯例才对合同当事人起约束作用。“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已明示排除某惯例的适用，则不论该惯例如何广为人知，且被普遍尊重，均不可拘束此合同当事人”。如《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下简称INCOTERMS2000）规定：“希望使用INCOTERMS2000的商人，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该合同受INCOTERMS2000约束。”由此可见，当事人的选择是国际贸易惯例产生约束力的前提条件。当事人选择某一国际贸易惯例后，该国际贸易惯例确定的权利和义务便直接对双方当事人起约束作用。国际贸易惯例的特定约束力一经双方当事人选择成为合同具体条款的组成部分时，就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与法律的强制力直接结合起来。

因此，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惯例经当事人双方选择适用后，就会无条件地对其产生约束力。但由于国际贸易的复杂性，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还要受到种种限制，此处我们就对限制因素之一的公共秩序保留来进行分析。

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特征

公共秩序保留，是指一国法院依其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排除其适用的一种保留制度。公共秩序保留是国际私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对于维护法院地国的道德传统、社会秩序和根本利益起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是随着冲突规范的产生而产生的，只要有冲突规范，该制度就会存在。其次，在国际私法中，并非所有问题都可以识别为程序问题，或者是通过识别制度来适用内国法。这样在一旦适用外国法发生危害内国利益的情况下，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就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由于公共秩序的含义不明确，因此在实际运用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对于法官而言，可以充分发挥其自由裁量权，方便地决定外国法的适用是否违背了国内的公共秩序。

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赋予了法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排除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因时因地的主观判断，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将难以发挥其特有的功能。但是与此同时，自由裁量权的适用通常也会导致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滥用，法官会借助这一工具任意排除外国法的适用，从而妨碍了国际贸易的稳定和安全，并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公共秩序保留是否可排除国际贸易惯例适用

从国际贸易惯例的特性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价值功能出发，笔者认为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来排除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有很大的局限性：

1.从国际贸易惯例的特征来看。国际贸易惯例不是针对某个国家产生的，而是在长期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国际贸易惯例的普遍性说明，它反映的是国际贸易实践的需要而不是一国的利益，它不是仅仅有利于某个国家而不利于另一个国家，它的实施不具有“个性”。正因为如此，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一般不存在违反公共秩序的问题。

2.从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来看。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当事人双方自愿作出的一致选择，只要当事人的选择未违背本国强行法的规定，这种选择是允许的。即使双方约定存在一定偏差，体现了不太合理的国际贸易惯例，也可通过不予采用或在适用中加以变更的做法予以摒弃，而不需动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另一种是当一国国内法和一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时，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时，是否适用的决定权在法院。法院不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并不违法，因此不必动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3.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特性来看。公共秩序保留作为国际私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如果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则未免有退回到封建“属地主义”之嫌，并且与现代民商事关系的发展要求格格不入。现代国际私法以平等互利、促进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正常发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合理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等原则为宗旨，而适用公共秩序，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4.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社会已经逐步认识到国际私法应该更加注重公平合理，注重民商事法律关系稳定。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开始受到严格限制，被谨慎使用。国际社会是一个以互利和公益为基础的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即使仅为本国利益着想，也不愿将此行为放纵至为所欲为的地步。现在，对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加以限制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的要求。目前，各国立法和国际条约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公共秩序保留的范围进行了限制性规定，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规定，“凡以本公约规定所适用的任何国家的法律，只要在其适用明显违背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时，方可予以拒绝适用”，以此来减少国际贸易实施过程中法律方面的阻碍，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但我们必须看到，国际贸易惯例是在经济贸易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实践中矛盾调和的产物，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倾向，有些条款如果使用可能会损害当事人国家的权益。实际上，西方国家也从未放弃公共秩序保留的权利。所以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来排斥那些损害国家公共利益的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笔者认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应排斥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但在以下情况应提出例外：（1）违反根据国际条约应该承担的义务或国际上公认的一些原则如公平、正义；（2）外国的立法属于歧视性的条款；（3）与法院地国的强制性规范相抵触的强制性义务，如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制度，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等；（4）违反法院地国禁止性的规定如涉及国家和安全的事项。

归根结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和国际贸易领域制度的不断健全，任何国家在公共秩序方面的立法，既不能忽视本国国情和法律制度的差异，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也不能动辄以公共秩序保留为借口来否定既存的民商事法律关系，要从“优位”观念向追求“平位协调”转化，顺应国际社会关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改革的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完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以促进国际贸易的更好更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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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逐渐接轨“，国际贸易惯例”一词的使用频率日渐增多。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国际贸易惯例的涵义、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属性等问题上认识都较模糊，分歧颇大。由于国际贸易惯例对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和现代化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探讨。

一、国际贸易惯例要义阐释。

《辞海》“对外贸易”一词是这样定义的：“一国或一个地区与他国或另一地区之间的商品买卖活动，即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亦称进出口贸易”，而国际贸易则是“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1]（P411）如果认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则这一定义并无不妥。但在国际贸易学界，占主流意见的观点是，商品专指有形的物质产品，无形的产品即是服务。因此，国际贸易的对象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服务。长期以来，商品买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而所谓国际贸易惯例大多指有关商品买卖或与商品买卖有关的各类服务的惯例，这也是本文的讨论对象。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是从买卖双方贸易洽商到最终履约（或未能履约）整个过程的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所谓服务贸易范畴，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国交换，并为卖方交付商品和买方支付货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关服务也属本文的研究范围。惯例是一个经常使用却又语义含糊的词，也是一个在我国学术界备受争议的用语（国外也有类似争议）。学术界对惯例应用的普遍性和实践性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惯例的本质问题方面，则歧见颇大。

（一）惯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学者认为，惯例需经过民间国际组织或贸易协会的编纂后才会有明确的内容，才能称之为惯例。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固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却又为人所知并广泛采用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也是国际贸易的惯例。[2]（P13）笔者赞同后一种看法。从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贸易惯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贸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实际做法。由于这些公司具有广泛影响力，以及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减少贸易障碍等方面的作用，这些做法逐渐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手法或对同一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这就难免造成地区间或行业间的贸易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组织担当了统一解释和编纂工作，这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商会编写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广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没有载入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如纺织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开即不能退货的惯例。

甚至还有一些做法曾经被写入一些组织编写的国际贸易惯例，后因歧见消失、做法统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惯例。比如，国际商会在1980年出版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关于CIF术语卖方责任的表述中认为，卖方应提交清洁提单，但承运人在提单上对货物的内容、重量、尺码、品质等无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该提单是不清洁提单。但在1990年实行的新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里则没有这句话，这并不表明国际商会改变了看法，相反它正是显示了贸易界及相关各界已认同了这一点，从而无需再用文字描述了。也就是说，这并没有改变上述规定仍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事实。[3]（P527-528）（二）惯例的法律约束力。

惯例的法律约束力指的是不管合同当事人是否明示或默示甚至没有表示是否接受有关国际惯例的约束，惯例自动约束有关当事人，即惯例具有强制约束性。《法学辞典》持的是这一观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际贸易惯例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国家意志的结果，因而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法，不能对当事人进行约束。[4]（P7-8）第三种观点认为，惯例分两类：一类是不需要当事人选择都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一类是经过当事人选择才对其有约束力的任意性规范。[5]（P27-28）其实，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某国立法机关制定的正式文件，也不是国家间的国际公约，因而它不是法律；另一方面，由于惯例的广泛适用性和长期实践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合约当事人对自身及他人遵守惯例的心理期望，惯例对当事人各方又有一定的约束力。

这种约束力一般是在当事人明示接受惯例的情况下产生的，国际商会出版的《国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1990）在导言部分表达了这一观点《，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第1条也阐述了这个意思，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的这一规定符合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但是在一项国际贸易的契约中，不可能穷尽所有成文和不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规定，因此就产生了所谓的“默示”做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认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经常遵守。”签定该公约的国家同意，何为惯例由法庭来决定。该款规定反映了国际贸易惯例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约束性（自动生效）的一面，但是这也没有改变惯例作为任意规范的特点，当事人可以通过明示的方法排除对某一惯例或某一惯例部分条款的适用。

以上分歧的主要表现是学者们对一些英文单词的解释不同，特别是对custom、usuage的理解差异。有人认为custom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而usuage则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也有人认为custom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usuage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还有人有其它的看法。其实，翻查一下国际商会的出版文件我们会发现，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考究，在不同的文件中可能采用不同的词，甚至在同一份文件中也可能使用不同的用语。比如，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使用的是custom和practice,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使用的是usuage,而在《托收统一规则》使用的则是rule一词。可见，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看重，他们重视的是某一术语或某一做法在商业实践中的状况，只要这种术语或这种做法广为人知（widelyknown）和被业者经常遵守（regularlyobserved）,它们即是惯例，而不管在国际商会或其它组织的出版物中用何词来描述它们，或有没有见诸文字。至于惯例对当事人有无约束力，则要看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国际贸易惯例定义为：在国际商品贸易和与国际商品贸易有关的服务实践中形成的，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遵守的任意规范。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

如上所述，国际贸易惯例有成文和不成文之分，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惯例有两个渊源：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与不成文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指的是经过某一组织编撰和公示的规范化文件。编撰国际贸易惯例的主体可以是一些有影响的基于国家的国际组织，如国际商会；也可以是民间的国际组织，如波罗的海黑海航运公会；还可以是能对市场起到主导作用的商事组织，如通用汽车公司，它们的产出物因而也相应地表现为具有一定法规性质的文件。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一般依据过去已有而且现在仍然流行的商业做法而作出，其主要行为特征是必须有一个宣示的过程，因为比制订规范文件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广为人知。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之一，原因主要是多数国际贸易惯例从本质上讲就是国际商业习惯做法的一个演进形式，而且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过去活跃在跨国或者说超国家或地区利益之上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通过编撰和公示之后变成了国际贸易惯例。今天的习惯性的商业做法还在重复着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这样理解惯例的渊源，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步入认识的误区，或者认为惯例仅表现为成文化的规范，或者认为只能从过去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中寻找惯例。这两种僵化的认识不能反映现实，因而也不能指导发展中的国际贸易活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国之内或地方性的商业习惯做法也有可能演变成国际贸易惯例，这主要取决于该习惯是如何整合（incorperated）到国际贸易流程中去的。

例如，美国西海岸港口的码头工会为保护自身利益向集装箱货主收取近乎落地费性质的杂费，这种杂费被各国班轮公会列入班轮运价或班轮条款，因而这种做法就成了有关业者之间的国际贸易惯例。承认惯例的习惯做法渊源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因为从国际贸易惯例中体现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大都可以从习惯做法当中找到源头。从商业道德的视角看，所有国际贸易惯例都来自于千百年来一直在支撑着川流不息的国际贸易活动的一套伦理体系，借助它可以形成关于对对方行为的预期；通过它的应用———即对己对人的约束，各方在此体系下的权利和义务得以区分、履行和保障。这套伦理体系的强化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而未成文的惯例则归于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一类。

国际贸易惯例和国际商业习惯做法虽同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以对现有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贡献而论，由习惯而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后者在当今技术创新的条件下开始显露出重要性。

三、国际贸易惯例与其它法律规范的区别。

（一）国际贸易惯例与国际贸易公约。

由两国政府或多国政府签定的有关国际贸易关系的规范称为国际贸易公约。从公约法律约束力的角度，可以将国际贸易公约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强制约束力的公约；一类是任意性的公约。前者包括调整国家间经贸关系的一般性公约及约束某一具体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公约，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协定、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制定的有关海上运输合同的《汉堡规则》。强制性的公约要求缔约方或接受公约的国家在本国的法律与公约冲突时，修改本国的法律，使之符合公约的规定；而且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时以国际公约为准据法。既然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法律约束力大于国内法的效力，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效力当然优于没有取得正式法律地位的国际贸易惯例。但是，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的关系则不同。

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主要指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几个公约，即1964年的两个海牙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及二者合并而成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这些公约遵循合同自愿的一般原则，允许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采用或排斥这些公约的规定，即可减损公约条款的效力。在同为任意性规范的层面上，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十分类似，但是两者的法律地位不同，前者高于后者。对此《，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均有明确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虽未在这方面作具体规定，但它是由前两个公约发展而来的，据此也可认为该公约持同样的观点。由此可见，在国际贸易惯例与上述3项公约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采用惯例的规定。

（二）国际贸易惯例与国内法。

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惯例是在与本国利益无冲突的领域发展起来的，其所规范的领域大多与本国法律的适用范围没有重叠。从这个角度上讲，国际贸易惯例可以对国内法的不足起到补充的作用。但是，各国对国际贸易惯例拾遗补缺作用的态度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干脆把国际贸易惯例纳入本国的法律体系，使之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如伊拉克和西班牙就把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引入国内法。采取这种作法的国家不多，多数国家一般按照直接适用或间接适用的途径运用国际贸易惯例。直接适用指的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示或默示接受国际惯例的约束，法院或仲裁庭依据当事人选择的国际惯例进行裁决。法国、丹麦等国家采取这种方法。这些国家一般承认国际贸易惯例独立于国内法律体系之外，国际贸易惯例可直接应用于国际经贸往来，无需国内法的指引。与采用直接适用的国家相比，采用间接适用的国家更多，我国也是采用间接适用的途径。间接适用指的是国际贸易惯例不能脱离国内法而独立运用，必须经过国内法的指引，而且国际贸易惯例的应用有赖于国内法对国际贸易惯例明示或默示的接受。明示接受指的是在国内法中明文规定，对特定的民事关系可采用国际贸易惯例处理。默示接受则是指在某国的国际贸易活动和法律实践中普遍采用国际贸易惯例，从而可以推断该国认可国际贸易惯例的。

我国采用的是明示的方法。《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海商法》等都明确指出，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法律的效力高于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国内法关于国际贸易的规定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国际贸易惯例不可违反国内法的强制性规范，但可与任意性的规范不一致。因为国际贸易惯例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采用，只要当事人未明示拒绝惯例的适用性，国际贸易惯例就自动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尽管这部分并未以文字形式在合同中表示。然而，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则没有自动成为合同一部分的效能。由此可见，国际贸易惯例虽然是国内法的补充，但其效力仍优于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四、国际贸易惯例对合同当事人的约束力这里所讲的合同，指书面达成的合同。对于口头达成的国际贸易合同，我国不予承认。对此，我国在1986年核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时已表明了这一点。

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引用国际惯例的方法有3种：其一，引用国际商会、国际法协会或其它民间组织的条款或术语，如买卖双方以CIF价成交。普遍认为，采用了某一成文惯例的条款或术语，对该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应以该惯例为准。多数情形下，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但也存在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不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的情况，并且各惯例的解释不一致。如没有对具体采用哪一惯例作出规定，这时候的解决方法一般是以与合同最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所采用的国际惯例作为依据，而判断这一点往往是不太容易的。比如，对贸易术语FOB的解释就有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美国进出口商会等机构制定的《1941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两个惯例，这两个惯例对卖方交货地点等方面的解释差异很大。为防止事后买卖双方当事人就采用哪一惯例产生争议，合同当事人最好在采用条款或术语的同时明确规定采用哪个国际惯例。其二，采用国际组织或行业协会制定的标准合同，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成套设备和机器的出口合同、伦敦谷物交易协会制定的关于谷物买卖的合同。标准合同对合同全部或大部分条款都作了规定，一般只留出当事人名称、货价等项目供当事人填写，当事人可通过协商对印定的条款作出修改或补充。这类合同试图囊括有关合同关系的全部权利与义务，包括从合同的签定到合同的履行、解除和违反合同的救济的整个过程。由于在大宗货物的买卖中广泛采用标准合同，标准合同事实上已成为当事人普遍遵守的权威文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三，在合同中明确表示接受某一惯例的约束，这种情况包括以下几种类别：（1）合同中采用了惯例规定的条款或术语，并且合同对这些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与惯例的规定相同，或合同直接引用惯例条款或术语并未另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惯例与合同的规定并无二致。（2）合同中某些条款与惯例的规定不一样，此时应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以合同的规定为准。（3）合同中对某事项未作规定，但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会遇到这些问题。此时，当事人应按照惯例的规定履行合同或对合同救济。

在上述情形以外，即当事人未在合同中明示遵守国际贸易惯例约束的情况下，则采用下列两个标准：表示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主观标准；以国际惯例为标志的客观标准。主观标准似乎体现了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但如当事人未在合同中以文字表示他们的意愿，以后在当事人发生争议时，其真实意思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举证或判断的。可以想见，在实践中应用主观标准进行操作的难度很大。因此，在大多数国家的国际贸易实践中往往采用所谓的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即是国际贸易惯例。采用国际贸易惯例这一客观标准甚至也不以合同当事人知晓为条件。这就是说，即使合同当事人没有表示接受惯例的约束，同时也未明示拒绝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国际贸易惯例亦可自动地解释和补充合同并对合同当事人构成约束。

参考文献：

[1]辞海（经济分册）[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李双元。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实务新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篇5

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逐渐接轨“， 国际贸易惯例”一词的使用频率日渐增多。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国际贸易惯例的涵义、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属性等问题上认识都较模糊，分歧颇大。由于国际贸易惯例对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和现代化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探讨。

一、国际贸易惯例要义阐释。

《辞海》“对外贸易”一词是这样定义的：“一国或一个地区与他国或另一地区之间的商品买卖活动，即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亦称进出口贸易”，而国际贸易则是“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1 ] （P411） 如果认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则这一定义并无不妥。但在国际贸易学界，占主流意见的观点是，商品专指有形的物质产品，无形的产品即是服务。因此，国际贸易的对象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服务。长期以来，商品买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而所谓国际贸易惯例大多指有关商品买卖或与商品买卖有关的各类服务的惯例，这也是本文的讨论对象。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是从买卖双方贸易洽商到最终履约（或未能履约） 整个过程的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所谓服务贸易范畴，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国交换，并为卖方交付商品和买方支付货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关服务也属本文的研究范围。惯例是一个经常使用却又语义含糊的词，也是一个在我国学术界备受争议的用语（国外也有类似争议） 。学术界对惯例应用的普遍性和实践性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惯例的本质问题方面，则歧见颇大。

（一） 惯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学者认为，惯例需经过民间国际组织或贸易协会的编纂后才会有明确的内容，才能称之为惯例。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固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却又为人所知并广泛采用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也是国际贸易的惯例。[2 ] （P13） 笔者赞同后一种看法。从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贸易惯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贸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实际做法。由于这些公司具有广泛影响力，以及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减少贸易障碍等方面的作用，这些做法逐渐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手法或对同一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这就难免造成地区间或行业间的贸易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组织担当了统一解释和编纂工作，这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商会编写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广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没有载入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如纺织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开即不能退货的惯例。

甚至还有一些做法曾经被写入一些组织编写的国际贸易惯例，后因歧见消失、做法统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惯例。比如，国际商会在1980 年出版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关于CIF 术语卖方责任的表述中认为，卖方应提交清洁提单，但承运人在提单上对货物的内容、重量、尺码、品质等无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该提单是不清洁提单。但在1990 年实行的新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里则没有这句话，这并不表明国际商会改变了看法，相反它正是显示了贸易界及相关各界已认同了这一点，从而无需再用文字描述了。也就是说，这并没有改变上述规定仍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事实。[ 3 ] （P527 - 528）（二） 惯例的法律约束力。

惯例的法律约束力指的是不管合同当事人是否明示或默示甚至没有表示是否接受有关国际惯例的约束，惯例自动约束有关当事人，即惯例具有强制约束性。《法学辞典》持的是这一观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际贸易惯例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国家意志的结果， 因而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法， 不能对当事人进行约束。[4 ] （P7 - 8） 第三种观点认为，惯例分两类：一类是不需要当事人选择都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一类是经过当事人选择才对其有约束力的任意性规范。[5 ] （P27 - 28） 其实，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某国立法机关制定的正式文件，也不是国家间的国际公约，因而它不是法律；另一方面，由于惯例的广泛适用性和长期实践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合约当事人对自身及他人遵守惯例的心理期望，惯例对当事人各方又有一定的约束力。

这种约束力一般是在当事人明示接受惯例的情况下产生的，国际商会出版的《国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1990）在导言部分表达了这一观点《，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第1 条也阐述了这个意思，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的这一规定符合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但是在一项国际贸易的契约中，不可能穷尽所有成文和不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规定，因此就产生了所谓的“默示”做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 条第2 款规定：“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认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经常遵守。”签定该公约的国家同意，何为惯例由法庭来决定。该款规定反映了国际贸易惯例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约束性（自动生效） 的一面，但是这也没有改变惯例作为任意规范的特点，当事人可以通过明示的方法排除对某一惯例或某一惯例部分条款的适用。

以上分歧的主要表现是学者们对一些英文单词的解释不同，特别是对custom、usuage 的理解差异。有人认为custom 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而usuage 则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也有人认为custom 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usuage 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还有人有其它的看法。其实，翻查一下国际商会的出版文件我们会发现，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考究，在不同的文件中可能采用不同的词，甚至在同一份文件中也可能使用不同的用语。比如，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使用的是custom 和practice ，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使用的是usuage ，而在《托收统一规则》使用的则是rule 一词。可见，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看重，他们重视的是某一术语或某一做法在商业实践中的状况，只要这种术语或这种做法广为人知（widely known） 和被业者经常遵守（regularly observed） ，它们即是惯例，而不管在国际商会或其它组织的出版物中用何词来描述它们，或有没有见诸文字。至于惯例对当事人有无约束力，则要看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国际贸易惯例定义为：在国际商品贸易和与国际商品贸易有关的服务实践中形成的，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遵守的任意性行为规范。[ ]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

如上所述，国际贸易惯例有成文和不成文之分，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惯例有两个渊源：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与不成文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指的是经过某一组织编撰和公示的规范化文件。编撰国际贸易惯例的主体可以是一些有影响的基于国家的国际组织，如国际商会；也可以是民间的国际组织，如波罗的海黑海航运公会；还可以是能对市场起到主导作用的商事组织，如通用汽车公司，它们的产出物因而也相应地表现为具有一定法规性质的文件。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一般依据过去已有而且现在仍然流行的商业做法而作出，其主要行为特征是必须有一个宣示的过程，因为比制订规范文件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广为人知。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之一，原因主要是多数国际贸易惯例从本质上讲就是国际商业习惯做法的一个演进形式，而且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过去活跃在跨国或者说超国家或地区利益之上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通过编撰和公示之后变成了国际贸易惯例。今天的习惯性的商业做法还在重复着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这样理解惯例的渊源，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步入认识的误区，或者认为惯例仅表现为成文化的规范，或者认为只能从过去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中寻找惯例。这两种僵化的认识不能反映现实，因而也不能指导发展中的国际贸易活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国之内或地方性的商业习惯做法也有可能演变成国际贸易惯例，这主要取决于该习惯是如何整合（incorperated） 到国际贸易流程中去的。

例如，美国西海岸港口的码头工会为保护自身利益向集装箱货主收取近乎落地费性质的杂费，这种杂费被各国班轮公会列入班轮运价或班轮条款，因而这种做法就成了有关业者之间的国际贸易惯例。承认惯例的习惯做法渊源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因为从国际贸易惯例中体现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大都可以从习惯做法当中找到源头。从商业道德的视角看，所有国际贸易惯例都来自于千百年来一直在支撑着川流不息的国际贸易活动的一套伦理体系，借助它可以形成关于对对方行为的预期；通过它的应用———即对己对人的约束，各方在此体系下的权利和义务得以区分、履行和保障。这套伦理体系的强化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而未成文的惯例则归于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一类。

国际贸易惯例和国际商业习惯做法虽同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以对现有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贡献而论，由习惯而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后者在当今技术创新的条件下开始显露出重要性。

三、国际贸易惯例与其它法律规范的区别。

（一） 国际贸易惯例与国际贸易公约。

由两国政府或多国政府签定的有关国际贸易关系的规范称为国际贸易公约。从公约法律约束力的角度，可以将国际贸易公约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强制约束力的公约；一类是任意性的公约。前者包括调整国家间经贸关系的一般性公约及约束某一具体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公约，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协定、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制定的有关海上运输合同的《汉堡规则》。强制性的公约要求缔约方或接受公约的国家在本国的法律与公约冲突时，修改本国的法律，使之符合公约的规定；而且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时以国际公约为准据法。既然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法律约束力大于国内法的效力，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效力当然优于没有取得正式法律地位的国际贸易惯例。但是，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的关系则不同。

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主要指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几个公约，即1964 年的两个海牙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及二者合并而成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这些公约遵循合同自愿的一般原则，允许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采用或排斥这些公约的规定，即可减损公约条款的效力。在同为任意性规范的层面上，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十分类似，但是两者的法律地位不同，前者高于后者。对此《， 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均有明确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虽未在这方面作具体规定，但它是由前两个公约发展而来的，据此也可认为该公约持同样的观点。由此可见，在国际贸易惯例与上述3 项公约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采用惯例的规定。

（二） 国际贸易惯例与国内法。

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惯例是在与本国利益无冲突的领域发展起来的，其所规范的领域大多与本国法律的适用范围没有重叠。从这个角度上讲，国际贸易惯例可以对国内法的不足起到补充的作用。但是，各国对国际贸易惯例拾遗补缺作用的态度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干脆把国际贸易惯例纳入本国的法律体系，使之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如伊拉克和西班牙就把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引入国内法。采取这种作法的国家不多，多数国家一般按照直接适用或间接适用的途径运用国际贸易惯例。直接适用指的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示或默示接受国际惯例的约束，法院或仲裁庭依据当事人选择的国际惯例进行裁决。法国、丹麦等国家采取这种方法。这些国家一般承认国际贸易惯例独立于国内法律体系之外，国际贸易惯例可直接应用于国际经贸往来，无需国内法的指引。与采用直接适用的国家相比，采用间接适用的国家更多，我国也是采用间接适用的途径。间接适用指的是国际贸易惯例不能脱离国内法而独立运用，必须经过国内法的指引，而且国际贸易惯例的应用有赖于国内法对国际贸易惯例明示或默示的接受。明示接受指的是在国内法中明文规定，对特定的民事关系可采用国际贸易惯例处理。默示接受则是指在某国的国际贸易活动和法律实践中普遍采用国际贸易惯例，从而可以推断该国认可国际贸易惯例的。

我国采用的是明示的方法。《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海商法》等都明确指出，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法律的效力高于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国内法关于国际贸易的规定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国际贸易惯例不可违反国内法的强制性规范，但可与任意性的规范不一致。因为国际贸易惯例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采用，只要当事人未明示拒绝惯例的适用性，国际贸易惯例就自动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尽管这部分并未以文字形式在合同中表示。然而，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则没有自动成为合同一部分的效能。由此可见，国际贸易惯例虽然是国内法的补充，但其效力仍优于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四、国际贸易惯例对合同当事人的约束力这里所讲的合同，指书面达成的合同。对于口头达成的国际贸易合同，我国不予承认。对此，我国在1986 年核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时已表明了这一点。

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引用国际惯例的方法有3 种：其一，引用国际商会、国际法协会或其它民间组织的条款或术语，如买卖双方以CIF 价成交。普遍认为，采用了某一成文惯例的条款或术语，对该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应以该惯例为准。多数情形下，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但也存在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不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的情况，并且各惯例的解释不一致。如没有对具体采用哪一惯例作出规定，这时候的解决方法一般是以与合同最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所采用的国际惯例作为依据，而判断这一点往往是不太容易的。比如，对贸易术语FOB 的解释就有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美国进出口商会等机构制定的《1941 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两个惯例，这两个惯例对卖方交货地点等方面的解释差异很大。为防止事后买卖双方当事人就采用哪一惯例产生争议，合同当事人最好在采用条款或术语的同时明确规定采用哪个国际惯例。其二，采用国际组织或行业协会制定的标准合同，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成套设备和机器的出口合同、伦敦谷物交易协会制定的关于谷物买卖的合同。标准合同对合同全部或大部分条款都作了规定，一般只留出当事人名称、货价等项目供当事人填写，当事人可通过协商对印定的条款作出修改或补充。这类合同试图囊括有关合同关系的全部权利与义务，包括从合同的签定到合同的履行、解除和违反合同的救济的整个过程。由于在大宗货物的买卖中广泛采用标准合同，标准合同事实上已成为当事人普遍遵守的权威文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三，在合同中明确表示接受某一惯例的约束，这种情况包括以下几种类别： （1） 合同中采用了惯例规定的条款或术语，并且合同对这些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与惯例的规定相同，或合同直接引用惯例条款或术语并未另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惯例与合同的规定并无二致。（2） 合同中某些条款与惯例的规定不一样，此时应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以合同的规定为准。（3） 合同中对某事项未作规定，但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会遇到这些问题。此时，当事人应按照惯例的规定履行合同或对合同救济。

在上述情形以外，即当事人未在合同中明示遵守国际贸易惯例约束的情况下，则采用下列两个标准：表示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主观标准；以国际惯例为标志的客观标准。主观标准似乎体现了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但如当事人未在合同中以文字表示他们的意愿，以后在当事人发生争议时，其真实意思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举证或判断的。可以想见，在实践中应用主观标准进行操作的难度很大。因此，在大多数国家的国际贸易实践中往往采用所谓的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即是国际贸易惯例。采用国际贸易惯例这一客观标准甚至也不以合同当事人知晓为条件。这就是说，即使合同当事人没有表示接受惯例的约束，同时也未明示拒绝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国际贸易惯例亦可自动地解释和补充合同并对合同当事人构成约束。[ hi138\Com]

参考文献

[1 ] 辞海（经济分册） [ Z]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 ] 李双元。 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实务新论[M] .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篇6

国际贸易惯例是指在长期的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适用的、具有确定内容的贸易规则和行为习惯。由于早期的国际贸易只是货物买卖，早期的国际贸易惯例也主要是国际货物买卖惯例，因此，国际贸易惯例又被称为国际货物买卖惯例。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惯例也主要是货物买卖惯例。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任何国家想谋求本国经济发展，都脱离不了国际市场，都离不开对外贸易。我国加人WTO后，对外贸易交往呈现出更加繁荣的局面。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国际贸易惯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认真研究国际贸易惯例，尤其是研究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对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国际贸易惯例的特点

国际惯例可分为国际公法上的惯例和国际经贸惯例。国际公法上的惯例应称国际习惯，它具有不同于国际经贸惯例的强制拘束力。国际贸易惯例属于国际经贸惯例的内容’，有别于国际公法上的惯侧international custom )。国际贸易惯例为国际贸易交往当事人提供约束手段，可以事前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使他们在确立经济交往关系时，就可以对各自的行为后果有所预见，在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时有章可循，出现争端时，国际贸易惯例也可以成为解决争端的依据。

(一)产生方式的自发性和编幕主体的民间性

长期的贸易实践是国际贸易惯例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国际贸易惯例并不是因为社会现实对某种规范的社会需要才促使特定的机关来创制或认可该规范。它往往以一定事实存在于贸易实践中，并且有着长期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也有广泛的普遍性。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其自发产生发展的基础上，它才被一些行业性专业组织或机构整理而成系统的规范群体。这些行业性专业组织或机构多是民间团体，如国际商会。它的决议不具有任何强制执行力，所以从产生方式上看，国际贸易惯例并不是通过严格意义上的立法程序产生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选择。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内容具有多样性和不完全统一性

国际交往中形成的国际贸易惯例，因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当事人利害关系的冲突，其表现并不是惟一的，针对同一行为存在着不同的惯例。如同为国际贸易术语，就有国际商会《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国际法协会的《1932年华沙一牛津规则》和美国《1941年对外贸易定义》，其中对同一种贸易术语(如FOB， CIF等)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国际上较有影响的组织，如国际商会，虽一直致力于国际贸易惯例的统一工作，但由于它们各自产生的历史条件的差异，其工作虽有成绩，但效果不太显著。

(三)国际贸易惯例表现形式是成文和不成文并存

国际贸易惯例既有以不成文的形式出现的，也有以成文形式出现的。不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一般散见于国际组织决议、政府声明和宣言，一些公司拟定的标准合同以及实务中的通常做法;而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是由国际民间组织专门制定的明确规范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准则。大量的国际贸易惯例是以不成文形式存在的。国际贸易实践中具有广泛影响，且被国际贸易当事人经常适用的惯例往往都已成文。目前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趋势是成文化。

二、国际贸易惯例效力的特殊性

国际贸易惯例已被普遍认为是国际经济法的渊源之一，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国际贸易惯例毕竟不是法律规范，不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或立法机关授权的其他机关制定和认可的，因此，它对当事人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表现为任意性规范，只有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适用某一些国际贸易惯例时，该国际贸易惯例才约束当事人。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体现出以下特殊性:

(一)国际贸易惯例的约束力兼具既存性和间断性

国际贸易惯例的既存性是指国际贸易惯例一经特定当事人选用，其效力即溯及到惯例规范汇编时，国际贸易惯例就在实践中约束着普遍性的贸易实践。只不过针对具体的当事人，其效力处于“休眠”状态，一旦选择适用它，其拘束力就被激活。也就是说针对特定当事人时它需要重新选择才具有拘束力。因此，它并不像普通法系国家法院先例的既存力具有连续性，而是表现为间断性。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具有间接的强制性

这是根源于国际贸易惯例并不是由权威性或有强制力的机关创制、认可或保证实施的特性，它与国家强制力并不具有天然的联系，完全依靠当事人自觉地遵守。当事人选择适用国际贸易惯例时，必须凭借中介—国内法或国际条约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保护—实现其规范内容，即国际贸易惯例的实际需要凭借当事人选择的中介获得强制力的保障。

(三)国际贸易惯例效力具有非规范的普遍性

不同于有权机关创制或认可的规范性文件适用于一定范围的人或事，国际贸易惯例的普遍性拘束力是以当事人普遍的自愿选择为基础的，这种普遍性是任意的实然的普遍性，而不是应然的普遍性。

三、国际贸易惯例效力的实现方式

(一)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惯例的价值在于事前公平、合理地对贸易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当事人一旦选择，便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正是基于国际贸易惯例效力的特殊性，人们通常认为国际贸易惯例对当事人的拘束力只能基于当事人的同意。“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已明示排除某惯例的适用，则不论该惯例如何广为人知，且被普遍尊重，均不可拘束此合同当事人。诸多富有影响的国际贸易汇编，。也有肯定这种观点的倾向，如《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规定:“希望使用INCOTERMS2000的商人，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该合同受INC07’ERMSZ(l00约束。”《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500)也规定:“国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应适用于所有在正文中表明按本惯例办理的跟单信用证(包括在其适用范围内的备用信用证)，除非在信用证中另有明确规定，本统一惯例的条文对有关各方都有约束力。”

当事人的选择是国际贸易惯例对其有拘束力的前提条件。由于国际贸易惯例效力的特殊性，特定当事人是否选择某一国际惯例，并不损害该国际贸易惯例的存在和其潜在的拘束力，相反正是肯定了其约束力的独特性，但特定当事人的选择会影响到该惯例是否约束这特定的当事人。当事人的选择至关重要，如何选择呢?·有的认为只能是明示的同意，言外之意是默示和行为均不能视作选择适用。笔者以为从国际贸易惯例的目的、鼓励交易的原则出发，明示选择自然适用，那么如果能从当事人长期的贸易往来、交易习惯中推知虽然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择适用某一(些)国际贸易惯例，实际上是按某一(些)国际贸易惯例来确立自己、对方的权利义务，那么该国际惯例当然应对其当事人有拘束力。或者双方当事人用各自的贸易行为表示同意选择某一(些)国际贸易惯例，那么该国际贸易惯例也应该对当事人有拘束力。这样理解既与国际贸易实践相一致，又符合意思表示的法理内涵。明示选择仅仅是意思表示的一种方式。

当事人选择适用某一(些)国际贸易惯例后，该国际贸易惯例确定的权利和.义务便直接约束双方当事人。由于国际贸易惯例是任意性规范，当事人在适用国际贸易惯例时，当然可以在合同中明确排除某部分的适用或改变其中部分的规定。当事人一旦选择某一(些)国际贸易惯例，该国际贸易惯例全部内容的效力便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当然，当事人选择的国际贸易惯例，并不是代表当事人全部的权利和义务，而只是为了简化合同文本。当事人也可以完全改变国际贸易惯例的内容，但应当指出的是国际贸易惯例一经当事人自行变更，就不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惯例了，而是转化成为当事人之间任意的自行约定。“这种自行约定明显不同于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惯例的意图是为了尽最大限度统一国际经济交往，自行约定只是为了满足当事人的特殊需要。

当事人选择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惯例则成为合同的具体条款。国际贸.易惯例的特定的约束力一经当事人选择而被“激活”，就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与法律的强制力直接结合起来。

(二)国际贸易惯例能否自动适用于当事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是否存在不经当事人选择即具有“强行法”意义的国际贸易惯例?笔者认为虽然国际法中有“强行法”的提法，国内法中也有“强制性规范”，但由于国际贸易惯例本来就没与权威性的意志连接起来，而且其拘束力也具有间接的普遍性，各国法院和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也未提出国际贸易惯例的特别强制性，因此，不宜提倡在国际贸易惯例中也发展出一种“强制性的规则”。况且，国际商会作为具有“权威性”的国际贸易惯例编纂机构，也曾特别警告说它所制定的这些惯例仅仅是私人机构制定的，只有在当事人直接或间接采用时，才对他们有拘束力，不可轻率地肯定其具有法源地位或法律拘束力。

当事人明示或默示选择某一(些)国际贸易惯例，当然适用该国际贸易惯例;当事人没有选择，则表明当事人不愿意受该惯例的拘束，国际贸易惯例不应该具有主动适用于当事人的属性。至于“我国政府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的观点是极不恰当的。其一，把适用与否的决定权赋予法院，是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剥夺，尤其是在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主张适用的情况下，对个人自由的剥夺更是显而易见。其二，在经贸迅速发展的今天，当事人在贸易往来中，对自己的权利、义务了解得非常清楚，对于适用或不适用国际贸易惯例，适用哪一个国际贸易惯例，他们比法院更明白，也更关心，不会不做出协商和选择。其三，在法制建设日益完备的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将某一国际惯例转化为国内法，从而赋予法定的拘束力。没有赋予国际贸易惯例法定的拘束力，也就意味着国家将是否适用的选择权赋予了当事人，又怎能以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予以剥夺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际贸易惯例对当事人的效力在于当事人的选择。当事人选择，是国际贸易惯例对其发生拘束力的惟一方式。当事人没有选择，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处于“休眠”状态，即使在国内法、国际条约均未有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也无权主动适用国际贸易惯例来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四、国际贸易愤例效力的限制

国际贸易惯例并不是一经当事人选择适用，就无条件地对其发生拘束力。国际贸易惯例还要受到其他方面限制，主要表现在不能违背国内法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共秩序保留。具体而言:

(一)当事人明示反时

主权国家明确表示反对某一(些)国际贸易惯例或其中的部分条款，则该国际惯例或其中部分条款即使被当事人选择了，也不能约束当事人。因为一般来说“国际惯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约束反对其适用的国家和当事人”。这也是国际贸易惯例是非强制性规范的体现。

(二)违背国内强制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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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惯例是指在长期的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适用的、具有确定内容的贸易规则和行为习惯。由于早期的国际贸易只是货物买卖，早期的国际贸易惯例也主要是国际货物买卖惯例，因此，国际贸易惯例又被称为国际货物买卖惯例。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惯例也主要是货物买卖惯例。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任何国家想谋求本国经济发展，都脱离不了国际市场，都离不开对外贸易。我国加人WTO后，对外贸易交往呈现出更加繁荣的局面。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国际贸易惯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认真研究国际贸易惯例，尤其是研究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对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国际贸易惯例的特点

国际惯例可分为国际公法上的惯例和国际经贸惯例。国际公法上的惯例应称国际习惯，它具有不同于国际经贸惯例的强制拘束力。国际贸易惯例属于国际经贸惯例的内容’，有别于国际公法上的惯侧internationalcustom)。国际贸易惯例为国际贸易交往当事人提供约束手段，可以事前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使他们在确立经济交往关系时，就可以对各自的行为后果有所预见，在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时有章可循，出现争端时，国际贸易惯例也可以成为解决争端的依据。

(一)产生方式的自发性和编幕主体的民间性

长期的贸易实践是国际贸易惯例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国际贸易惯例并不是因为社会现实对某种规范的社会需要才促使特定的机关来创制或认可该规范。它往往以一定事实存在于贸易实践中，并且有着长期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也有广泛的普遍性。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其自发产生发展的基础上，它才被一些行业性专业组织或机构整理而成系统的规范群体。这些行业性专业组织或机构多是民间团体，如国际商会。它的决议不具有任何强制执行力，所以从产生方式上看，国际贸易惯例并不是通过严格意义上的立法程序产生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选择。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内容具有多样性和不完全统一性

国际交往中形成的国际贸易惯例，因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当事人利害关系的冲突，其表现并不是惟一的，针对同一行为存在着不同的惯例。如同为国际贸易术语，就有国际商会《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国际法协会的《1932年华沙一牛津规则》和美国《1941年对外贸易定义》，其中对同一种贸易术语(如FOB,CIF等)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国际上较有影响的组织，如国际商会，虽一直致力于国际贸易惯例的统一工作，但由于它们各自产生的历史条件的差异，其工作虽有成绩，但效果不太显著。

(三)国际贸易惯例表现形式是成文和不成文并存

国际贸易惯例既有以不成文的形式出现的，也有以成文形式出现的。不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一般散见于国际组织决议、政府声明和宣言，一些公司拟定的标准合同以及实务中的通常做法;而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是由国际民间组织专门制定的明确规范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准则。大量的国际贸易惯例是以不成文形式存在的。国际贸易实践中具有广泛影响，且被国际贸易当事人经常适用的惯例往往都已成文。目前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趋势是成文化。

二、国际贸易惯例效力的特殊性

国际贸易惯例已被普遍认为是国际经济法的渊源之一，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国际贸易惯例毕竟不是法律规范，不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或立法机关授权的其他机关制定和认可的，因此，它对当事人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表现为任意性规范，只有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适用某一些国际贸易惯例时，该国际贸易惯例才约束当事人。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体现出以下特殊性:

(一)国际贸易惯例的约束力兼具既存性和间断性

国际贸易惯例的既存性是指国际贸易惯例一经特定当事人选用，其效力即溯及到惯例规范汇编时，国际贸易惯例就在实践中约束着普遍性的贸易实践。只不过针对具体的当事人，其效力处于“休眠”状态，一旦选择适用它，其拘束力就被激活。也就是说针对特定当事人时它需要重新选择才具有拘束力。因此，它并不像普通法系国家法院先例的既存力具有连续性，而是表现为间断性。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具有间接的强制性

这是根源于国际贸易惯例并不是由权威性或有强制力的机关创制、认可或保证实施的特性，它与国家强制力并不具有天然的联系，完全依靠当事人自觉地遵守。当事人选择适用国际贸易惯例时，必须凭借中介—国内法或国际条约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保护—实现其规范内容，即国际贸易惯例的实际需要凭借当事人选择的中介获得强制力的保障。

(三)国际贸易惯例效力具有非规范的普遍性

不同于有权机关创制或认可的规范性文件适用于一定范围的人或事，国际贸易惯例的普遍性拘束力是以当事人普遍的自愿选择为基础的，这种普遍性是任意的实然的普遍性，而不是应然的普遍性。

三、国际贸易惯例效力的实现方式

(一)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惯例的价值在于事前公平、合理地对贸易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当事人一旦选择，便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正是基于国际贸易惯例效力的特殊性，人们通常认为国际贸易惯例对当事人的拘束力只能基于当事人的同意。“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已明示排除某惯例的适用，则不论该惯例如何广为人知，且被普遍尊重，均不可拘束此合同当事人。诸多富有影响的国际贸易汇编，。也有肯定这种观点的倾向，如《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规定:“希望使用INCOTERMS2000的商人，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该合同受INC07''''ERMSZ(l00约束。”《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500)也规定:“国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应适用于所有在正文中表明按本惯例办理的跟单信用证(包括在其适用范围内的备用信用证)，除非在信用证中另有明确规定，本统一惯例的条文对有关各方都有约束力。”

当事人的选择是国际贸易惯例对其有拘束力的前提条件。由于国际贸易惯例效力的特殊性，特定当事人是否选择某一国际惯例，并不损害该国际贸易惯例的存在和其潜在的拘束力，相反正是肯定了其约束力的独特性，但特定当事人的选择会影响到该惯例是否约束这特定的当事人。当事人的选择至关重要，如何选择呢?·有的认为只能是明示的同意，言外之意是默示和行为均不能视作选择适用。笔者以为从国际贸易惯例的目的、鼓励交易的原则出发，明示选择自然适用，那么如果能从当事人长期的贸易往来、交易习惯中推知虽然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择适用某一(些)国际贸易惯例，实际上是按某一(些)国际贸易惯例来确立自己、对方的权利义务，那么该国际惯例当然应对其当事人有拘束力。或者双方当事人用各自的贸易行为表示同意选择某一(些)国际贸易惯例，那么该国际贸易惯例也应该对当事人有拘束力。这样理解既与国际贸易实践相一致，又符合意思表示的法理内涵。明示选择仅仅是意思表示的一种方式。

当事人选择适用某一(些)国际贸易惯例后，该国际贸易惯例确定的权利和.义务便直接约束双方当事人。由于国际贸易惯例是任意性规范，当事人在适用国际贸易惯例时，当然可以在合同中明确排除某部分的适用或改变其中部分的规定。当事人一旦选择某一(些)国际贸易惯例，该国际贸易惯例全部内容的效力便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当然，当事人选择的国际贸易惯例，并不是代表当事人全部的权利和义务，而只是为了简化合同文本。当事人也可以完全改变国际贸易惯例的内容，但应当指出的是国际贸易惯例一经当事人自行变更，就不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惯例了，而是转化成为当事人之间任意的自行约定。“这种自行约定明显不同于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惯例的意图是为了尽最大限度统一国际经济交往，自行约定只是为了满足当事人的特殊需要。

当事人选择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惯例则成为合同的具体条款。国际贸.易惯例的特定的约束力一经当事人选择而被“激活”，就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与法律的强制力直接结合起来。

(二)国际贸易惯例能否自动适用于当事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是否存在不经当事人选择即具有“强行法”意义的国际贸易惯例?笔者认为虽然国际法中有“强行法”的提法，国内法中也有“强制性规范”，但由于国际贸易惯例本来就没与权威性的意志连接起来，而且其拘束力也具有间接的普遍性，各国法院和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也未提出国际贸易惯例的特别强制性，因此，不宜提倡在国际贸易惯例中也发展出一种“强制性的规则”。况且，国际商会作为具有“权威性”的国际贸易惯例编纂机构，也曾特别警告说它所制定的这些惯例仅仅是私人机构制定的，只有在当事人直接或间接采用时，才对他们有拘束力，不可轻率地肯定其具有法源地位或法律拘束力。

当事人明示或默示选择某一(些)国际贸易惯例，当然适用该国际贸易惯例;当事人没有选择，则表明当事人不愿意受该惯例的拘束，国际贸易惯例不应该具有主动适用于当事人的属性。至于“我国政府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的观点是极不恰当的。其一，把适用与否的决定权赋予法院，是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剥夺，尤其是在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主张适用的情况下，对个人自由的剥夺更是显而易见。其二，在经贸迅速发展的今天，当事人在贸易往来中，对自己的权利、义务了解得非常清楚，对于适用或不适用国际贸易惯例，适用哪一个国际贸易惯例，他们比法院更明白，也更关心，不会不做出协商和选择。其三，在法制建设日益完备的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将某一国际惯例转化为国内法，从而赋予法定的拘束力。没有赋予国际贸易惯例法定的拘束力，也就意味着国家将是否适用的选择权赋予了当事人，又怎能以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予以剥夺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际贸易惯例对当事人的效力在于当事人的选择。当事人选择，是国际贸易惯例对其发生拘束力的惟一方式。当事人没有选择，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处于“休眠”状态，即使在国内法、国际条约均未有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也无权主动适用国际贸易惯例来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四、国际贸易愤例效力的限制

国际贸易惯例并不是一经当事人选择适用，就无条件地对其发生拘束力。国际贸易惯例还要受到其他方面限制，主要表现在不能违背国内法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共秩序保留。具体而言:

(一)当事人明示反时

国家明确表示反对某一(些)国际贸易惯例或其中的部分条款，则该国际惯例或其中部分条款即使被当事人选择了，也不能约束当事人。因为一般来说“国际惯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约束反对其适用的国家和当事人”。这也是国际贸易惯例是非强制性规范的体现。

(二)违背国内强制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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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转基因技术的普及，转基因作物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面积种植，国际转基因产品贸易也逐渐成为了国际贸易的新领域。然而，为了保护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各国逐渐开始限制和禁止此类对人类和环境存在潜在损害影响的国际贸易。起源于国内环境法领域的风险预防原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向了国际贸易领域，试图合理约束对环境存在潜在危害的国际贸易，有效调整环境与贸易之间的关系。

风险预防原则在WTO体系中的体现

（一）GATT 1994第20条（b）项

GATT 1994第20条的条文内容为“各缔约国可以采取或加强下述措施： ……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等，1994），意即在不构成贸易歧视或者变相限制贸易的条件下，各国可以以保护人类或动植物的生命健康、避免对其构成危险为目的而采取相应的例外措施。风险预防原则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从这一点上来讲，GATT第20条（b）项的规定正好就体现了风险预防原则的目的。但是，在1998年加拿大诉欧盟影响石棉和石棉制品措施案中，专家组在提及GATT第20条（b）项时强调了“充分的科学证据”。由此，WTO以判例的形式否定了风险预防原则在GATT第20条（b）项中的确立。

（二）《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定》

《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定》（以下简称SPS协定）第3条第3款规定“各成员可以实施或维持比以有关国际标准、准则或建议为依据的措施所提供的保护水平更高的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但要有科学依据……”。由此可以看到，该条款再次呼应了WTO以判例的形式在GATT第20条（b）项下确立的规则，要启动一项预防风险的卫生检疫措施，必须是在有科学依据进行了风险评估的前提下。

但是，SPS协定并不是完全沿袭了GATT第20条（b）项的精神，根据其第5条第7款，在科学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一国仍可启动临时性的预防风险的卫生检疫措施。专家组虽未明确将SPS协定第5条第7款表述为风险预防原则，但是根据2002年美国诉日本苹果案，该条款是符合风险预防原则“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健康”的目的以及“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确定风险的存在”这一启动条件的。

风险预防原则在WTO体系中的现有地位

在WTO的贸易争端案例中，明确涉及到风险预防原则的争论的典型案例有1996年美国诉欧共体荷尔蒙牛肉案以及2003年美国、加拿大、阿根廷诉欧盟转基因产品案。下面将分别对两个案例中专家组对风险预防原则的态度进行分析，以体会风险预防原则在WTO体系中的地位。

（一）1996年美国诉欧共体荷尔蒙牛肉案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共体陆续制定一系列法案，限制或禁止进口因促生长需要而被人工添加具有特定荷尔蒙作用的物质的牛肉制品。而美国大部分的食用牛都使用荷尔蒙以缩短饲养时间，因此，美国国内的牛肉制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进入欧共体市场，其畜牧业也遭受重创。1996年初，美国向欧共体提出磋商，同年4月，美国以欧共体的一系列法案违反WTO的相关规定为由，请求WTO争端解决机构设立专家组以解决争端。专家组最终裁定欧盟败诉，认定其违反SPS协定第3.1条及第5.5条的规定。

在该案中，美欧两方面分歧最大之处便在于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问题，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作出裁定。根据上诉机构的意见，专家组负有判断SPS措施所依据的科学证据是否充分的责任，但在判断过程中应考虑到“一具有责任感的政府对其境内可能发生的无法抗拒的风险所采取的谨慎立场和态度”。据此，可以说上诉机构以判例法的形式与SPS协定成文法中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内容进行了呼应。

在该案中，专家组及上诉机构都未明确风险预防原则究竟是否可以称为一项“普遍的国际习惯法”或国际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美欧之间关于风险预防原则法律地位的分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是，美欧荷尔蒙牛肉争端案却已经解决了，从中可以看出，欧共体实际上是因为未正确适用风险预防原则而败诉，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并没有否定风险预防原则在WTO中的适用，只是明确了其应如何正确适用。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究竟应该如何在WTO中进行适用这一问题，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报告中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这些说明也将为今后进一步明确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问题提供WTO判例法上的有效依据。

（二）2003年美国、加拿大、阿根廷诉欧盟转基因产品案

美洲地区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地区和输出地区，2003年，该地区的美国、加拿大、阿根廷三国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申诉，指控欧盟针对其转基因农产品实施的一系列事实上的限制和禁止行为，认为其违反了SPS协定等相关WTO法律文件。专家组最终裁决欧盟败诉，认为其违反了SPS协定附件C（1）a关于程序上的“不适当的延误”的规定以及附件A（4）、第5.1条、第5.7条关于风险评估的相关规定。

专家组在此案中回避了对风险预防原则的讨论，对于在荷尔蒙案中没有解决的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这一问题，在本案中其依旧未予明确。转基因产品是否会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威胁和危害？会造成多大的威胁和危害？虽然依据现有的科学条件人类还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一国不能因此就凭空臆断，也不能跃过“竭尽所能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这一步骤，而应在“竭尽所能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之后再宣告现有的科学证据不充分，并以其它“有关信息”作为依据，最终才能采取临时的限制或禁止的措施。就本案来说，虽然专家组裁决欧盟败诉，但是其并没有否定欧盟在国际贸易领域所一贯主张的风险预防原则，似乎只是又一次地告诫欧盟，在国际贸易领域尤其是转基因产品这种特殊贸易领域应如何正确适用风险预防措施。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仍然没有明确，但是体现了风险预防原则的SPS协定的5.7条的适用似乎又被进一步推进了。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地位将会随着国际国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得到巩固，其含义与内容也将逐步完善。

风险预防原则在WTO体系中的发展方向

（一）风险预防原则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习惯法

从上文的两个案例中可以知道，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问题仍是不明确的，美欧之间关于该原则在贸易领域的争论也是一直存在的，那么该原则究竟能否在国际贸易领域被称为是一项普遍的国际习惯法呢？本文对此进行如下分析：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丑）项规定：“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据此风险预防原则是否已发展为一项国际贸易习惯法了呢？

第一个问题是，风险预防原则的国家实践是否必须要具备持续性？至今为止，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上产生和运用起来的时间是比较短的，但是国家实践的存续时间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即成的习惯法”在国际法的发展史上也是存在过的，例如有关外太空的一系列习惯法的形成便是如此。因此，不应当用存续时间的长短来限制风险预防原则发展成为一项国际习惯法。随着转基因产品贸易的发展，我们更应结合当今国际贸易环境的新变化和新形势，灵活处理形成一项国际习惯法的各国实践之持续性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风险预防原则是否已有充分的国家对其进行实践和法律确信？在贸易领域，分别以美欧为代表的两大阵营对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贸易领域运用的态度分歧巨大，不妨就来看看各自阵营的代表欧盟和美国在此方面的法律实践分别是怎样的。欧盟自不必说，在上文述及的荷尔蒙案与转基因农产品案中就可以看出，其区域内的一系列贸易法、贸易措施、贸易指令等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风险预防原则的精神，无论是在法律实践上还是法律确信上，其都是支持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贸易领域的适用的。而美国方面，虽然其国内法并未纳入风险预防原则，并且始终通过各种渠道声明其坚持科学证据原则，但在贸易实践中，美国却多次实施了与科学证据原则完全相悖而与风险预防原则相符的行为。如在2010年美国限制中国禽肉产品案中，美国方面以中国禽肉产品不安全为由，通过参议院法案的方式禁止了中国禽肉产品出口到美国。美国的这一行为有悖于科学证据原则，没有掌握任何能证明中国禽肉产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科学证据，仅仅只是以谨慎的态度，考虑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便采取了禁止中国禽肉产品出口到美国这一风险预防措施。虽然对于美国在上述事件中的做法，我们不一定完全认同，毕竟其做法是不符合SPS协定有关规定的，甚至还体现了一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却充分表明了美国在贸易实践中是在践行着“风险预防原则”的精神的。如此说来，各国对风险预防原则的充分实践毫不阻碍该原则形成一项国际贸易习惯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基本发展成为一项国际贸易领域的国际习惯法。

（二）SPS协定第5.7条明确为风险预防原则

篇9

1建立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法院的必要性

1.1履行我国入世承诺的需要

我国在加人WTO的法律文件中承诺:“中国应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以便迅速审查所有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10条第1款、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审查庭应是公正的，井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审查程序应包括给予须经审查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进行上诉的机会，且不因上诉受到处罚。如初始上诉权需要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该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关于上诉的决定应通知上诉人，作出该决定的理由应以书面形式提供。上诉人还应被告知可进一步上诉的任何权利。”

1.2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

中国现在在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中位列第三，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举足轻重。随着中国贸易实力的增强，中国和别国的贸易摩擦也随之增加。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从传统的反倾销发展到反补贴、安全标准等技术贸易壁垒以及卫生、防疫等其他非关税壁垒。对于进口贸易摩擦，我国国际贸易救济立法与实践成绩斐然。现在基本上建立了以《外贸法》为核心，以《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这对维护我国公平的贸易秩序，保护本国产业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些法律法规都是国际贸易行政救济措施，但司法救济措施却只有2003年实施的最高院的三个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我国法院开展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的司法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这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司法审查的需要。

1.3我国现行的法院体制不能充分满足变化了的涉外行政诉讼需要

人世以后，我国行政诉讼工作将日趋复杂而严峻，主要表现有:

(1)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不断扩大。根据我国的人世承诺，凡是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终局等原来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最后都要纳人到司法审查的范畴。

(2)涉外行政诉讼的增多。人世后，进出口贸易额大增，大量的外国企业、公民涌人国内市场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国际贸易数量和范围的扩大，这使得涉外行政诉讼案件数量日趋增多，案件类型五花八门，诉讼当事人更为复杂，涉及的法律法规更加复杂。

(3)涉外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复杂化。我国承诺国内法律要与WTO规则保持一致，所以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将被清理、修改、废除，如果是由于法制工作的相对滞后，将造成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法律适用上的模糊和混乱，由此也必然造成我国行政诉讼的错综复杂。

2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法院之管辖权

篇10

一、涉外经济合同法律选择的必要性。在对外贸易中，无论利益取得还是受损，都取决于涉外经济合同的效力、实际履行和司法保护状况。也就是说，利益取得和受损的根本点是法律。对此，由于世界各国法律制度不同，对争议处理的有关组织来讲，就存在一个适用哪国法律的问题；对合同当事人来讲，按照国际惯例，虽然争议的解决方式及其在哪国解决都由当事人选择，但法律适用最为关键。对于这个问题，随着国际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国家间的民事交往也日益频繁和密切，本着互利互惠和对等的原则，争议无论以何种方式解决及在哪国解决，任何国家都不会一味地从保护本国和本国当事人利益出发作硬性规定，而是允许当事人有条件地选择法律或者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律。又由于当事人一般对以最密切联系地为连接点的准据法较难预测和把握，合同中的法律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有效地选择也就成为国际私法实践中常见适用法律的来源。因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涉外经济合同中合理地选择法律，是当事人通过有效的司法保护实现其合同权益的可靠保证。

二、对涉外经济合同中法律选择的规定。1、必须适用我国法的合同。必须适用我国法，就是不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即使选择了，也属无效选择。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有些情况可能涉及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甚至，因而当事人就不得选择解决该问题所适用的法律，而必须绝对地服从一国法律。这是世界各国常见的通行做法。根据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5条第2款规定，必须适用我国法的合同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这三种合同当事人各方共同的履行地必须都在中国境内，即上述三种企业必须在中国境内举办，在境外举办这三种企业涉及的有关合同，不受此约束。有人主张这三种企业的含义应不受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对外商投资企业解释的限制，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国有关部门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时需要注意的。2、选择外国法而不予适用的规定。当事人选择了外国法而不予适用，除上述三种合同必须适用我国法外，还有两种情况：第一，外国法的适用可能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就是国际私法理论中的公共秩序保留，也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国际私法法则。第二，当事人选择了程序法和冲突规范。无论仲裁还是诉讼，都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外国实体法的适用一般不直接涉及本国国家利益，但如果当事人选择了外国程序法或冲突规范，将直接危害本国司法独立和国家，或者因应适用的法律难以查明和识别而导致纠纷一时无法解决。3、当事人选择我国法时的法律适用。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当事人选择我国法时的法律适用，分为我国法有规定和无规定两种情况。当事人选择我国法，我国法又有规定的，当然应适用我国法律规定，但我国法律与有关国际条约规定不一致时，则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在解决涉外经济合同纠纷案中，这里的“有关”，一是指适用的公约与争议的涉外经济合同有关；二是我国与对方当事人所在国均为所要适用的国际条约的缔约国或参加国。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不能适用。试举一例：我国某公司与美国某公司3月3日达成协议，由中方公司向美方公司出口一批黄豆，合同采用CIF价格条件，要求中方公司于5月10日前将货运至旧金山港交货，争议处理选择适用我国法。合同签订后，中方公司按合同要求，将货物于5月9日运至旧金山港，但美方以迟交货为由，要求中方公司赔偿13万美元，中方公司不允，美方公司遂向我国法院提讼。在案件审理中，美方公司说合同签订后，双方又口头约定将交货期限提前至4月25日，而实际交货时间为5月9日。法院就此询问中方公司时，公司业务员说确有此事，只因将变更交货日期忘记，才于5月9日交货。显然，解决这一纠纷的关键是合同变更是否有效，而根据当事人的选择，解决这一问题应适用我国法。对此，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32条规定：“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通知或者协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对我国和美国均有效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1条规定：“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销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这时，由于我国法与该《公约》规定不一致(除合同形式外，还有合同主体资格、违约救济方法等)，应适用该《公约》规定，但我国在加入该《公约》时对该条规定声明保留(我国同时声明保留该《公约》第1条(1)款(b)有关适用冲突规范的规定)，不能适用。这样，根据我国法，变更因形式不合法而无效，中方公司按约交货，不存在违约。

当事人选择我国法，有时，我国法无相应的法律规定，则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所谓国际惯例，是指在长期的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被世界各国商人普遍接受的一系列例行做法的总和，即国际贸易习惯。这里应加以注意的是，普遍接受并不是指每个商人都接受。因此，对合同当事人来讲，它的约束力要比国际条约弱。既然如此，一个国家对其完全可以有选择性地适用，而对国际条约，除非声明保留的条款，则应当适用。

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的情况，是指与所争议的合同有关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当事人住所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和合同标的物所在地等。实践中，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或者选择的法律无效时，就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即密切联系地法的适用以当事人无选择或选择无效为前提。可见，从仲裁和审判实践角度看，适用法律坚持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两个原则，并且有先后之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人民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法律的通常情况是：1、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适用合同订立时卖方营业所所在地法律。如果合同是在买方营业所所在地谈判并订立的，或者合同主要是依买方确定的条件并应买方发出的招标订立的，或者合同明确规定卖方须在买方营业所所在地履行交货义务的，则适用合同订立时买方营业所所在地法律；2、银行贷款或者担保合同，适用贷款银行或者担保银行所在地法律；3、保险合同，适用保险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4、加工承揽合同，适用加工承揽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5、技术转让合同，适用受让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6、工程承包合同，适用工程所在地法律；7、科技咨询或者设计合同，适用委托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8、劳务合同，适用劳务实施地法律；9、成套设备供应合同，适用设备安装运转地法律；10、合同，适用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11、不动产租赁、买卖或者抵押合同，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12、动产租赁合同，适用出租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13、仓储保管合同，适用仓储保管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

三、法律选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对选择的法律必须有充分的了解。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的法律是用以衡量自身行为性质及处理的标准，选择的法律不同，处理结果就不一样。因此，合同当事人对选择的法律事先有充分的了解是必要的。那些一味地或概括地认为某国法律公证而不详细了解的选择，则有失偏颇。2、法律选择必须与主管选择相结合。前已述及，合同争议解决方式及其在哪个国家解决，都由当事人自由选择，这就是主管选择。以在英国通过诉讼解决并选择英国法为例，从诉讼制度类型上讲，我国采用传统的纠问式诉讼，当事人及其人在诉讼中的作用相对较小；而英国采用控辩式诉论，当事人及其人在诉讼中的作用相对较大。这样，我国当事人及其人可能会因不熟悉或不适应该诉讼制度而陷入被动。另，根据英国法律，英国是可以适用冲突规范的国家，所以法院最后适用的准据法可能就不是英国法。因此，把法律选择与主管选择结合起来，一旦发生争议，当事人可以运用自如，达到预期目的。3、法律选择要具体。美国是目前世界贸易大国，当事人在实践中都更多地选择了美国法律，相关合同争议也较多。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除联邦法律外，还有以州为单位形成的各自独立的法律体系。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了美国法，到底适用美国联邦法还是美国当事人所在州的地方法律，目前在国际贸易法理论界看法还不一致，各国实际做法也不一样。

注意参考投资保护协定和司法协定。

篇11

一、信用证的基本法律问题

（一）信用证的定义与特征

所谓信用证是指以国际贸易为基础依开证申请人向开证行提出开证申请，开证行按要求向受益人签发的一种书面凭证。在受益人满足了开证申请人的要求时，开证行向受益人履行付款义务，即信用证是银行有条件付款书面凭证。信用证的基本法律特征包括：

（1）信用证属于银行信用，银行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

（2）信用证的独立性，是指开证行根据信用证对受益人所负的债务为独立于开立信用证原因的货物买卖合同之外的债务。

（3）信用证交易为单据交易。为保障信用证交易的快捷与安全，信用证交易依据的是受益人所提供的单据与信用证的要求是否完全一致、单据间是否一致。

（二）信用证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信用证业务中，开证申请人（国际货物贸易中的买方）、开证行、受益人（国际货物贸易中的卖方）是最基本的三方当事人。有时为了信用证业务的顺利完成往往还需要通知行、议付行、保兑行等当事人的协调配合。因此在信用证支付中，众多当事人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

开具信用证的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关系是以开证申请书以及其他文件为基础确定的委托合同关系，是最基本的信用证关系，开证行向受益人承担独立的，最终的付款义务。开证申请人和受益人以信用证为基础形成法律关系，信用证的类型不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当信用证是可撤销信用证时，在其他银行付款、议付、承兑以前，开证行可以随时在不事先通知受益人的条件下撤销信用证，因此开证人与受益人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对于不可撤销的信用证，则当信用证送达受益人时，在开证行与受益人间成立特殊合同关系。在该合同关系中开证行依据单证一致、单一致即严格相符原则审单后，则承担无条件付款义务。开证行与中间行的法律关系，在信用证业务中，中间行主要是通知受益人付款的银行、受益人提示单据后议付货款的银行以及保证银行在满足条件后付款的银行等，它们与开证行之间的法律关系总体来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中间行与受益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

（三）信用证的法律性质

由于国际贸易的买卖双方隶属不同国家，信用证纠纷往往是涉外纠纷，而涉外纠纷的解决依赖于准据法的选择，确定准据法最基本的方法是确定法律关系的性质。因此研究信用证的法律适用问题应当首先确定法律关系的性质。

对于信用证的法律性质学理上没有统一的说法。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学者，都从解决受益人和开证行的法律关系问题入手，来探寻信用证的法律性质，目前主要有合同说、信托说、说以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说等。以上观点各有利弊，笔者赞同合同说。开证银行向受益人发出要约，而受益人按信用证规定提交单据和汇票即为对该要约的承诺。这样的事实过程并不需要开证行和受益人再有其他的意思表示，直接导致合同的成立。

二、信用证的法律适用

（一）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为了减少因各国银行对信用证的解释不同而引起的分歧，国际商会在1930年拟定了《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其后国际商会对此规则进行了多次修订，现行文本是2007年修订的，即国际商会第600号出版物，简称UCP600。UCP600具有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UCP600第一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作为一套规则，适用于所有在其文本中明确表明受本惯例约束的跟单信用证（包括在其可适用范围内的备用信用证）。”因此从理论上说，信用证关系的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也可以排除适用。目前世界各国法院都将UCP600视为处理跨国跟单信用证的准则。但是它仅规范了信用证法律适用中实体法的确定，对于冲突法的选择未作规定。对于信用证纠纷实体法的规定，UCP600也存在漏洞，例如在银行破产、法律时效等方面未作出具体规定。同时由于UCP600是国际商会制定的，不具有国际公法性质，属于惯例，信用证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可以选择适用，在当事人排除适用时，信用证纠纷的解决只能依赖国内法。

（二）《联合国独立担保与备用信用证公约》中的相关规定

《联合国独立担保与备用信用证公约》是信用证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公约，由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1995年起草的。《公约》第六章对备用信用证的法律适用做出以下规定：“独立担保和备用信用证法律由当事人选择管辖自愿的，这个选项可以是：（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示或暗示的选择；（二）在合同外第二十二条当事人选择的适用法律，法律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准据法，即由担保人或承保行的国家法律根据《公约》的规定，依法适用。在实践中，当事人明确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时，则直接适用国际信用证纠纷；如果协议中列举了几个营业地，则与信用证纠纷有最密切、最真实联系的地方，为其营业地。

《公约》虽有法律效力，但在解决国际信用证纠纷实践中并没有发应有的作用，反而回避了法律适用、缺乏强制力、实体规定不全等缺陷的UCP600得到了更广泛的适用。出现这种情况，反映出硬性统一各国相关法律难度很大。因此，《公约》的规定对完善我国信用证法律适用制度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不是唯一的选择。

（三）国外对信用证法律适用的观点

1.美国

美国以大量的判例调整信用证的法律适用。1995年，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美国法学会在重新修订《统一商法典》时，以示范法的形式将大量判例所确立的关于信用证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确立下来，供各州采用。其中第五编对信用证做了规定。其基本内容为：第一，允许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可以是专门就某一问题订立的特别协议，也可以是信用证、保兑书或其他承诺中的一个法律选择条款。第二，冲突规范指引的某一法域的法律不包括冲突法，排除了反致、转致的存在。第三，惯例优于国内法，但惯例的优先适用不能排除该法典关于信用证的强制性规定。

2.德国

德国没有专门的信用证成文法，其相关规定均根植于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具体条文之中。在国际商业交易方面，德国法院往往参照国际上的商事习惯、惯例和法规，特别是国际商会提供的半官方性质的文本中的条款，例如关于信用证的统一条款和规则。

德国学理认为：“如果受益人直接向开证行交单请求付款，则开证行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通常适用开证行所在地行之有效的法律”。在开证行和受益人之间关系上，往往和开证行所在地具有最密切联系，因此开证行所在地法律将得到适用。但是，如果在中间行同时又承担了付款义务的情况下，付款地的法律往往会被法院推定为当事人意思倾向所应该适用的准据法。推而言之，一般付款地的法律会被推定为当事人意思倾向所应该适用的准据法。因为付款地是处理信用证业务的重要地点，付款地也常常是受益人提示单据并获得信用证付款的地点。

三、我国信用证法律适用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一）我国信用证法律适用现状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外贸易更多地通过信用证支付方式结算，信用证纠纷也越来越多。在确定信用证的法律适用时，首先遇到的便是识别问题。如前所述，对信用证法律性质笔者赞同将其识别为合同。因而，应结合合同法律适用的原则确定信用证的法律适用问题。

我国没有关于信用证的专门立法，关于其法律适用问题亦未明确。《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司法实践中，法院都无一例外地严格遵守UCP出版物。

2005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第2条：人民法院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时，当事人约定适用相关国际惯例或者其他规定的，从其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适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或者其他相关国际惯例。第6条：人民法院在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中涉及单证审查的，应当根据当事人约定适用的相关国际惯例或者其他规定进行；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应当按照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以及国际商会确定的相关标准，认定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是否在表面上相符。

总体来看，该司法解释在某种程度将信用证下有些法律关系识别为合同关系，如开证行和开证申请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担保关系、独立的票据关系等，但没有完全肯定信用证关系都是合同关系，并且好似有意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开证行和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该司法解释并不是在对信用证法律关系进行识别之后才确立的，也无法创立新的法律选择方法，只是更加强调了最高人民院在审理信用证纠纷的立场与原则。

（二）完善我国信用证的法律适用

1.坚持信用证独立原则

坚持信用证独立是信用证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确定信用证法律适用时也应坚持该原则，它要求信用证的法律关系独立于基础合同，信用证的法律适用与基础合同的法律适用之间，相互独立。

2.参照国际通行做法

信用证是在国际贸易中产生的，国际上为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对信用证法律适用立法比较完善。要完善我国的信用证法律适用制度，应参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在本文第二部分，已经对国际上有关信用证法律适用的一般作法进行了总结，我国在相关制度的完善中应予以考虑。

3.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辅”的法律适用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多数国家解决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的首要原则，我国立法也确立了该原则，在当事人未明确选择其适用法律时，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适用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国际贸易中信用证纠纷往往具有涉外性，因此信用证的法律适用应当适用此规定。而对于与信用证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持不一致的观点，主要有开证行所在地法和付款地法这两个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我国可借鉴大陆法系的做法，适用开证行所在地法。

4.条约优先和惯例补充

篇12

WTO规则作为一部庞大的"法典"，是由多边、诸边和双边条约所组成的；中国作为WTO的一员，这些条约与我国国内法律的关系及这些条约在国内如何适用等问题需要及时研究和解决。在近一年来，有关WTO规则与中国国内法律的关系及WTO规则在国内适用等方面的讨论非常激烈，在讨论的同时产生了一些争议。

本文从我国国内法和国际法律制度两个角度，就WTO规则与中国国内法律的关系及WTO规则在国内适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通过讨论和分析，笔者认为，讨论WTO规则在我国的适用问题，首先要分析WTO本身的性质和WTO规则的特点，也要考虑条约在我国适用的真正含义，而不能够将WTO规则在我国的适用简单地等同于法院依照WTO规则处理具体的国际贸易纠纷案件，从而简单地否定了WTO规则在国内的可适用性。

对于WTO规则在我国的适用应当从广义上进行解释，其本质就是我国履行WTO相关条约下的义务和责任；WTO规则在我国的适用，包括政府部门的适用、司法部门(法院)的适用和其他部门和机构的适用等多个层次，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和不同层次区别对待和分析。

关键词

世界贸易组织(WTO)WTO规则条约在我国的适用司法部门(法院)的适用

目录

引言4

一、WTO规则及其特征4

二、条约在国内适用的国际法理论5

三、条约在国内适用的国际实践6

四、WTO规则在我国的适用问题7

我国关于条约适用的规定7

WTO规则在我国的适用问题8

结论10

主要参考资料10

引言

2001年11月，我国经过漫长的谈判，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加入WTO一方面意味着我国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权利和优惠，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作为WTO的成员国之一要履行WTO众多条约下的国际义务，需要通过履行条约的义务而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我国加入WTO以后，我们既要严格履行WTO框架下的义务，又要善于利用WTO规则来保护自己。

WTO规则作为一部庞大的"法典"，是由多边、诸边和双边条约所组成的，中国作为WTO的一员，这些条约与我国国内法律的关系及这些条约在国内如何适用等问题需要及时研究和解决。在最近一年来，有关WTO规则与中国国内法律的关系及WTO规则在国内适用等方面的讨论非常激烈，在讨论的同时产生了一些争议。

为此，本文在分析WTO规则本身具有的特征的基础上，从中国国内法和国际法律制度两个角度，就WTO规则与中国国内法律的关系及WTO规则在国内适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WTO规则及其特征

在讨论WTO规则与中国国内法律的关系及WTO规则在我国适用等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对WTO规则及其特点进行分析。

WTO法律文件共包括29个协议、协定，还有20多个部长宣言、决定，其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内容相当广泛。这50多个法律文件确立了WTO一套规则，其目的在于通过确定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活动规范和行业准则，并且通过建立一套机制（主要是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监督各成员有关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力求为世界提供一个开放、公平、统一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

总体来看，WTO规则有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WTO规则作为国际条约的一部分，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就成员国而言，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为了保证WTO规则的实施，确保WTO规则能够有效地调整成员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迅速、有效地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WTO规则确立了WTO框架下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这些机制具有准"司法"机制的特点，其目的在于确保WTO规则在成员国范围的有效实施。

其二，WTO规则在于规范和约束成员的政府行为，旨在消除或者限制各成员政府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一些国际贸易方面的条约和国际惯例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2000贸易术语通则》等的内容主要是规定国际货物贸易相对人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具体的权利义务，主要属于“私法”的范围，而并不规范缔约国政府的行为；与此不同，WTO法律文件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消除和限制成员国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而展开的，确立和体现非歧视、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三大原则，而并不规范国际货物相对人在交付货物、支付货款和所有权及风险的转移等方面的问题，属于“公法”的范围，WTO规则下的义务和责任属于一国政府而非公民和企业，所以国外有的学者把WTO规则称之为"国际行政法典"。

其三，WTO规则在要求各成员一体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又适应不同成员的不同情况，为其履行WTO框架下的义务留下一定的灵活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区域同盟。为了在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一全局、长远目标的过程中，兼顾不同成员在不同方面的局部利益，使WTO法律文件有关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条款在实践中能够行得通，它们确定的原则和为成员规定的义务都不是绝对的，而是设立了若干例外，并为发展中成员作了一些过渡性的灵活安排。因此，WTO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协调世界贸易自由与各成员正当利益、协调法定规则与各成员贸易政策的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