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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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129—06

一、19世纪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历史学科学化的命题

史学源于人类的记忆能力，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必须从长辈那里学习以往的经验，需要记忆过去的事情，于是便产生了历史意识。史前人类使用口头传授、结绳记事、刻画符号等简单方法记忆过去的故事，后来随着文字的发明，人们创造了多种叙述历史的史书编撰方法。长期以来，历史一直被视为是人类知识的重要来源，正如17世纪欧洲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经验论的奠基人、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区分正对应于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历史对应于记忆，诗歌对应于想象，哲学对应于理智。”

然而，在近代历史科学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人类始终没有摆脱单纯记忆过去经验的习惯，没有将历史记录的意识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历史研究意识，未能形成一整套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欧洲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方告突破。

19世纪初期，英国天才史家马考莱爵士（Lord Ma—caulay，1800—1859）和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仍以艺术的标准衡量史书，并将著史的艺术水平推向了极致。马考莱被誉为“是第一个使人人对历史感到兴趣的英国作家”，这位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代言人注重史书的写作技巧，讲究以流畅优美的文笔展开故事情节。为写出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语言，他总是字斟句酌，甚至充分应用想象力将人物描述得生动感人。在他眼里，史学是一门艺术，历史著作是诗意和哲学的合成品。马考莱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微小事实构成的，是无规律的，“事实只不过是历史留下的渣滓”，只是为作者编写生动故事提供素材的。马考莱说：“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他甚至扬言：“如果我的著作不能在仕女们的心目中迅即超过最时髦的小说，那我是誓不甘休的。”

卡莱尔也强调史家的天职就是描述。他以激情写作《法国革命史》和《运动》，倾情描述自己所崇拜的英雄。在他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幽灵”般游移不定的思想。然而，最终他和马考莱一样，都因忽视史料的真伪而止步于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

尽管如此，19世纪欧洲飞速发展的科流还是推动了古老史学的蜕变，历史科学率先在欧洲破茧而出。从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开始，后经客观主义兰克史学、史学的不断改进，欧洲历史学率先完成了由传统学术向近代科学的转型。

19世纪欧洲产生了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和生物进化论三大科学发现，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最终形成。同时，以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要把历史学奠定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科学研究之上，使历史研究也能达到在确定性上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境界，从而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孔德把实证哲学的认识论推广到社会研究领域，从而为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整个近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他成为了近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1822年，24岁的孔德结合自己对世界文明史的深刻理解，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说法：人类心灵在反映现象时，自然而然地要经历三种主要的形态——即（中世纪及其以前）神学的形态、（文艺复兴以后）形而上学的形态、（19世纪）实证的（科学的）形态。这就是孔德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规律”。在他那里，人类的思维或认识是从神学阶段开始的，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发展到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科学显得无能为力，人们只能以直觉方式认识自然现象，那时各种宗教崇拜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在形而上学阶段，先前的神学支配地位发生动摇，理性开始发展，但仍然保留了神学阶段的认识原则，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实证阶段，人们用科学方法认识自然现象。孔德认为，实证精神是人们智慧成熟的标志，它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它首先要求确定事物的真象，然后是“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而不像神学或形而上学那样去“探求其最早来源和终极目的”，因为那是“无法认识的”。孔德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及规律性，为近代历史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孔德看来，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而“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他认为规律是为了解释现实，但它也应该适应于过去和预测未来。孔德指出，科学知识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门类，其中排在前面的几门学科相继进入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只有社会学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阶段，科学的社会学必须是实证的社会学。孔德出于一种远大的历史使命感，第一次提出了广义的“社会学”概念，并希望把社会历史研究建设为科学的研究。他率先把实验科学上的观察、实验、比较等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从而建立了基于实证研究的社会科学的基本体系。后在英、法、德等欧洲史学家的积极引导下，实证主义思想被应用于历史研究，并很快形成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潮流，从而奠定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基础。

孔德所讲的“社会学”指广义的社会科学知识（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而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分类上作为法学门类之一的“社会学”。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用“历史科学”泛指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孔德的“社会学”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一度使用的“历史科学”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后来，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时进一步补充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恩格斯晚年在致梅林的信中也曾指出：“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领域的简单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历史科学”也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划分意义上的“历史学”概念，而是泛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人文与社会科学。1 844年，在多年前编写大学实证哲学讲义的基础上，孔德发表了重要的《论实证精神》一书，阐述了他的实证哲学思想。孔德认为事物发展可以观察，可以从观察中总结归纳出规律，规律可以指导人们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尽管孔德错误地把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历史进化的规律说成是理性的“恒定不变”的，但他强调人的社会性，否认纯粹独立的个人的存在，这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孔德说：“单纯的个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可能是人类，因为无论从何种关系来看，我们整个发展都归功于社会。”这一历史认识论从思想源头上规定了近代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群体进化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论断。

在孔德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19世纪欧洲出现了实证主义史学流派，史学家狂热地追求科学，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们按照科学的模式建设历史学，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追寻“一般法则”的科学。他们关注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无论在课题研究或是史书编写的实践方面，他们都尝试运用逻辑学、心理学以及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人物与事件，力图寻找真实的历史规律，努力把史学建设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而实证的科学。例如，1839年德国学者大卫·斯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以实证主义方法考察耶稣生平，所著《耶稣传》曾引起极大争论，这是当时欧洲史学家努力构建科学历史学的积极尝试。

在19世纪欧洲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中，以英国博克尔、法国泰恩和德国的朗普雷希特最为著名。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是一位有着广泛兴趣且自学成才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所著《英国文明史》就体现了实证主义特点。他把“规律”这个概念引入历史学研究，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欧洲文明”与“非欧洲文明”，从而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明史体系，他的这一文明史观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思想界。博克尔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社会历史像自然界一样有规律可循，历史学家的崇高任务就是寻找文明发展的规律。在博克尔那里，历史规律有三种形态：一是以地理环境支配人类活动为代表的自然规律，二是抽象的人性道德规律，三是随着人类实践而不断增长的知识规律。在这三种规律中，博克尔相信知识规律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主导作用，这等于肯定了科学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博克尔批评将人类历史人为地割裂成彼此毫无关联的碎片的做法，反对一些史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窄眼光。博克尔重视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他认为“不借助于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建立”。然而，博克尔把自然科学的某些规律生搬硬套到历史研究中，在理论认识上混淆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无视社会历史发展自身的特点，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历史，因而导致了把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公式化的流弊。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甚至有学者批评说：“博克尔的史学体系是非科学的。”

泰恩（Taine，1828—1893年）长期在法国教授艺术史，他在广泛搜集大量事实后对历史加以解释，试图运用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所著《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现代法国的由来》、《古代政体》、《智力论》都体现了实证史学的特点。泰恩擅长运用心理学方法解剖历史，甚至认为历史就是“心理解剖学”。在《英国文学史》中，泰恩宣称：全书旨在阐明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决定于三种力量或元素：种族、环境、时代。泰恩认为，文明的产生是由种族、环境和时机三个要素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气候决定了民族的心理，而民族的心理对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泰恩的这一研究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是早期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历史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朗普雷希特（Lampreght，1856—1915）是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历史研究不仅仅研究精英人物，更应研究人类生活的总体。他所撰12卷本《德意志史》是一部德意志民族心理发展史，作者用心理学理论方法分析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试图突破传统的描述史学的束缚。他从心理学、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展变化，强调社会心理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尽管存在着理论解释多于事实论证的缺陷，但这并不影响朗普雷希特作为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的地位。

到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史学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标志性的成果之一便是1898年法国史学家郎格罗瓦和瑟诺博斯合作出版了《史学研究法导论》。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圆满勾画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实证主义史学家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确定性”的内涵，他们追求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强调历史研究的严谨性。这种方法注重资料积累，强调客观冷静地对待史料，力求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拒绝急功近利的草率之举。实证主义史学注重甄别与考订史料，通过考证资料的真伪树立客观的历史事实，为后来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证主义史学强调考证史料真伪的过程应遵循理性的逻辑法则，通过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科学研究方法增强史料考证的准确性。历史学家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拥有了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权。实证主义者坚信，经过实证的研究过程，历史学也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从真实可靠的资料中推导出符合逻辑的科学结论，从而使历史的事实具有确定性。

总之，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努力在历史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并将理性主义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达到了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境界，加快了历史学在近代欧洲的科学化进程，使古老的史学在19世纪的欧洲犹如老树开花一般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历史学由此步入了近代科学的殿堂。

二、19世纪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整合与完善

正如人们普遍看到的那样，欧洲的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此间实证主义、浪漫主义、客观主义、历史主义以及史学流派异彩纷呈，为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代欧洲历史科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诸多史学流派自然整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史学流派的具体贡献不尽相同，其中浪漫主义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客观主义史学主要奉献了取材与批判史料的方法，历史主义流派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辨的历史认识论，史学则因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成了历史科学体系的自我建构。

浪漫主义原本是在反思启蒙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它后来波及到了历史研究领域，并在近代史学科学化到来之际起到了开拓视野的积极作用。19世纪初期形成的浪漫主义史学上接欧洲启蒙思想，下启19世纪史学流派的百家争鸣，促进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当初，启蒙思想家出于反对中世纪神学统治的需要，提出了理性主义思想，强调世界一切事物都遵循理性法则，一切都是秩序井然的，并强调了人类历史的循序发展。后来，理性主义逐渐脱离了时展，演变成一种僵化的思想。由于过分强调理性的作用，致使机械唯物主义思想泛滥，人们的情感被称为非理性的东西受到了不应有的压制，文化的民族特色也被忽视了。于是在艺术、文学和文化领域，人们率先要求冲破理性主义牢笼的束缚，回归人性自然状态，因此浪漫主义应运而生。首先，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片肥沃的“浪漫主义的田野”。人们希望摆脱理性主义制造的单调模式，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性，强调生活的非理性因素。后来，这种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思潮从文学领域蔓延到了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并渗透到了历史学领域。

历史哲学家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的出版，标志着欧洲浪漫主义历史思潮的系统形成。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发展了康德的思想。他早在1784年出版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点》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历史事件并非是无规律的，而是正像自然事件一样是按照规律在进行的。”赫尔德把人类生命看作是与其在自然世界中的背景密切相联系的。就像柯林武德所总结的那样：“他所设想的这个世界的普遍性质，是一个有机体的性质。”在赫尔德那里，历史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具有内在发展规律的客观世界。在历史观念上，赫尔德否定了启蒙思想中抽象的人性的概念，认为不存在单一的人性模式，每个民族文化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发现和理解每一种文化的自身价值。在方法上，赫尔德明确将非理性的移情原则应用于历史研究。他说：“为领悟一个民族的一个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如张广智先生指出的那样：“在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历史哲学家的引导下，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在实践中运用和领悟着浪漫主义史学，为历史提供新的解释。”于是欧洲涌现了德国缪勒（Muller，1752—1809）、英国埃德蒙·柏克（Edmund Buerker，1727—1797）和法国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或因赋予历史作品以活的灵魂而打动读者（如缪勒），或因擅长用激情和情感讴歌历史而感动每一个人（如天才史家马考莱和卡莱尔及柏克），或以历史想象唤起人们的情感（如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尽管多数浪漫主义史学家后来被兰克为代表的职业史学家排斥在外，但是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浪漫主义思想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它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这种历史观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在它的启发下，“人们被引向认为过去全部都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是一个整体”浪漫主义史学拓展了传统史学家的思想空间，并帮助他们从单纯搜集和整理资料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最终在“寻找材料的人和思想家之间第一次建立了关系，实现了熔合”。浪漫主义思想给19世纪欧洲学术界带来的另一个变化，便是西方史学家从此兼具了思想家的光荣使命，大量历史材料背后的思想被发掘出来，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故纸陈编。

这无疑提升了历史学的社会认可度。

浪漫主义史学之后，长期引领欧洲历史流的学派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兰克是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的集大成者。尽管客观主义史学的创始者是柏林大学教授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但兰克仍被视为是客观主义史学的精神鼻祖，他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近代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大师”、“永远无人超越的史学家”。

19世纪30 40年代，诞生于德国的兰克学派在历史研究与史书编写的实践层面上将客观主义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兰克学派的产生有着近代欧洲学术职业化的背景。欧洲在完成工业化革命的任务后，逐步要求科学职业化，作为近代科学之一的历史学也被要求职业化。在这种趋势下，人们要求史学家更加严格地批判史料，以便获得精确的历史叙述。为满足人们追求真理的需要，标榜客观主义的兰克史学应运而生。兰克史学是一种历史撰述意义上的客观主义史学，它破除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先验论的观念束缚，将人本主义观念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将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了历史科学的成熟。因此，兰克史学一向被视为是真正的历史科学。

兰克学派的历史观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本体论，主张人类历史是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各色精英人物创造的。基于人本主义的兰克史学的方法论继承了实证主义方法，兼收德国狄尔泰的“移情论”，强调运用移情方法研究和重建历史，即用“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式的领悟方法”，从精心考证过的第一手史料中领悟精英人物的思想、目的、动机，进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具体的“个别描述”。兰克史学提倡客观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主张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史学家应“排除自我”，一切结论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用史料精确叙述历史，即“让史料说话”。

在兰克史学那里，历史学是以求真为旨趣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事实，而史著的任务就是要把过去所发生的事实如实地用文字再现出来，其间不需要掺入任何史家个人的主观因素。由于强调史料高于一切，兰克十分注重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档案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从而大大提高了史书的可信度。

兰克史学基本的治史方法是史料考证，即搜集大量的原始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严格的鉴别、辨析，运用内证、外证等专业方法考证史料及其内容的真伪，从而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所谓“内证”法是指通过对不同人所著内容相同的史料进行参照分析，结合对撰述人的身世、性格、心理等方面的考察，确定史料的可信度。所谓“外证”法，是通过史料表现的形式如语法、体例等是否合乎史料生成年代的规范来确定史料的真伪，通过不同著作、不同版本的相互校勘，使史料真伪自然显现出来。至今，兰克史学关于史料批判的方法，仍然具有科学的价值，一直为人们所沿用。

由于兰克的巨大影响，德、法、英、美等国涌现出了一批追随兰克的客观主义职业史学家，如德国的魏茨、吉泽布雷希，英国的斯塔布斯、阿克顿，法国的莫诺，美国的赫伯特·亚当斯等，这些兰克史学的继承者长期以一流史学家身份控制着欧美一些大学的讲坛和专业杂志。自兰克学派诞生以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一直是欧美历史学的主流，并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

当然，兰克史学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兰克史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该学派过分专注于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领域的研究，重视对精英人物的研究，而忽视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忽略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其次，兰克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强调用史料说话，另一方面又强调研究者的心理感悟能力，这使得兰克史学难以达到它所标榜的纯粹客观的境界。再次，兰克学派强调史实的再现，深陷于对史料的烦琐考证，见木不见林，对历史发展规律避而不谈，忽视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兰克史学这些缺陷不仅阻碍了它迈向更高层次的科学境界，客观上也为孕育20世纪西方新史学流派提供了空间。比如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便是在修补兰克史学缺陷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年鉴学派反对兰克史学“移情式”的历史研究法，主张运用包括计量统计方法等新实证方法研究历史，主张对群体史料进行定量的归纳和分析，揭示群体行为和现象的结构、模式或总体趋势。年鉴学派大大提高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在参与构建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过程中，历史主义史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主义”（Histo—rismus）一词最早于1797年由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格尔提出，他强调事物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进入19世纪以后，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史学家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以萨维尼、艾希霍恩、洪堡、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史学。该学派强调历史在时空二维元素中的连续性，并试图通过寻找真实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这就意味着该学派将历史研究纳入了遵从因果律的科学轨道上，使得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坚实和稳定。我们知道，自从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其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发现“因果律”（即“普遍的自然法则”）以来，因果律便被视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共同基础。康德的这一发现也为历史学步入科学殿堂提供了依据。正如柯林武德曾经指出的那样，康德揭示了历史遵循因果律的客观事实，即“历史学叙述人类行动的过程时，是把它作为现象的，因此就把它看作是服从自然律的”。在康德看来，自然律（因果律）能够适用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这实际上等于把历史学视为了科学。1821年，洪堡发表了奠定其历史主义史学家地位的《论历史学家的任务》的演讲，系统阐述了历史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历史主义的原则强调：“在历史认识过程中，首先必须确定历史现象的真实性，然后对这些现象进行理解，理解其中隐蔽着的理念。”

在近代欧洲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作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主义史学重要人物之一的哲学家黑格尔（He.geI，1770—1831）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在理论方法上确立了历史学的科学地位。人们普遍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整体上就是一种历史哲学，但真正代表黑格尔历史哲学成就的著作是他去世后出版的《历史哲学讲演录》。该书首版于1837年，第二版由其子K·黑格尔重订，于1840年出版。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逻辑原理运用于历史研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规律可循的特点，为历史学插上了科学的翅膀。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支配，这一点体现了黑格尔寻求关于整个世界历史合理性发展的一贯主张。黑格尔指出，当一个实际工作着的历史学家要解释一种历史过程或者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过程的时候，在他心目之中就有一种程序——用“恰当的概念”把组成它的各种事件“概括起来”，追踪普遍的规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黑格尔认为，人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的个体现象中寻找到普遍的、内在的精神发展道路。他还认为，总结历史规律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其他常识的角度做出概括。黑格尔肯定了历史规律的存在，在他那里，历史研究体现出了精神自我认识从不自由到自由再到绝对自由的过程。于是，历史研究成了一门寻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经过黑格尔的努力，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巩固。此后，史学在合理吸收了黑格尔的成果并加以改造和利用后提出了更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善了历史科学理论体系。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科学的日臻成熟。184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初步阐明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书中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过程，它依赖于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最根本的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观念是：人类社会生活各个不同的方面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有机地相联系着的。这一重要观点开辟了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原则，启发引导了历史学沿着科学的道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转变，进而引起社会根本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有机联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理论，它标志着历史科学的最终成熟。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了一门重要的科学。依照的观点，人们能够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要素联系起来做综合的考察，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改变了世界历史科学研究的方向，在他们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点由先前的政治史转移到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主流，人类历史的内涵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篇2

关键词：舞蹈，文化，软实力，表现状态

一.前言

艺术在国家文化软实力中作为一种中坚力量是最易传播、最生动、最有力量的体现。无论是历史的进程中，留给我们关于舞蹈艺术体现国家软实力的诸多史实；还是现代社会，各种艺术门类纷繁复杂的传播现象中，舞蹈艺术一直保持自己独特的个性，在国家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中，凸显着本国的实力与特色。舞蹈艺术已经作为国家文化实力的代表，在社会进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对于我国而言，舞蹈艺术无论是历史的过往、现在、或是未来中，它都是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方面。

二.历史进程中，我国舞蹈艺术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表现状态

历史的发展总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舞蹈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时间的推移从激情澎湃变得波澜不惊。遵循着自身的发展规律连绵不断的向社会传递着艺术的能量。并且在每个朝代的国与国之间总能找到舞蹈艺术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史证。

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舞蹈艺术最能代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方面就是它有着强势的发展状态。如果说周代的“六大舞”、“六小舞”是形成表演性舞蹈初期时，对于特定阶层的“特殊服务”的话，到了春秋时期，舞蹈艺术已经在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发展状态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就才有了历史上的“礼崩乐坏”。“礼崩乐坏”实质上就是民间乐舞的强势发展状态，影响了在周代就已建立起来的乐舞体制，导致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在乐舞时已屏弃了旧时的体制，从而也体现了社会制度即将瓦解的一个鲜明史例。也正是由于民间舞蹈的兴盛发展，才促进了舞蹈作为表演性艺术的形成，也培育出了一些专业的舞蹈人才。专业舞蹈人才的培养与发展，也增强了社会各阶层人民对于舞蹈的喜爱。同时，舞蹈的强势发展也造就了它对社会民众的巨大影响力。才进而出现“以舞相属”的礼节性舞蹈和即兴舞蹈。比如汉代宾客间就有相邀起舞的习俗，在当时如果你拒绝起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舞蹈能作为一种礼节仪式已经是它强势发展状态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得以肯定的表现。而即兴舞蹈普及性的发展，更可以说明社会发展过程中，这样独特的艺术形式所具有的强大感染力。作为礼节仪式的普及及老百姓可以自娱即兴舞蹈，可以看出在历史文化发展背景下，舞蹈艺术的发展状态是强势的。

在舞蹈艺术自然的互动中对别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舞蹈艺术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地域的迁移与他国的舞蹈艺术频繁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他国优秀的舞蹈艺术强大了自身的艺术表现力。对外交流中也对他国的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丝绸之路的开启，打开了东西方物质交流的通道，同时也激起了东西方艺术的碰撞。早在周代，中原地区乐器就曾传入西域。到了汉代东西方舞蹈交流更为频繁，西域乐舞也曾对汉代“百戏”的发展助力。而到了舞蹈艺术大发展得唐代，舞蹈艺术不仅继承了前代所留下的优秀乐舞文化，同时也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了本朝代的乐舞艺术，对他国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唐代乐舞对日本艺术的影响，当时由遣唐使带回日本的经典乐舞形式，至今也可在日本的雅乐、能乐中觅其踪迹。而朝鲜的音乐中的《唐乐》，演奏乐器都是我国一些传统的器乐。在艺术的碰撞中，被吸收的一方一定是有值得为之自豪的某些方面。在朝代更替的纷繁战乱中，舞蹈艺术也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在朝代的变更中形成自己的舞蹈美学思想，作为思想上的武器影响着战乱中的各国人民。比如儒家的乐舞理论，除了对舞蹈本质的论述外，它所提倡舞蹈的社会作用及政治作用。不仅在历史中被历朝历代所推崇，在现代社会还起有一定的作用。不仅对我国，甚至对周边国家的艺术思潮也有所影响。

舞蹈艺术对国家文化继承发展也产生了积极作用。艺术的继承是复杂而奇特的，时而清晰、时而模糊。舞蹈艺术到了明、清时期逐渐融入了戏曲艺术。在戏曲艺术的发展中，舞蹈是一种重要的因素，并且没有被湮没在这样一种综合的表演形式中。它不仅承载着戏曲艺术的传承，同时也维护着自我的艺术特性。也保证了后来的艺术家在戏曲中对它进行剥离。同时我们发现，历史中除了乐舞以外，其他的艺术门类，比如诗歌、戏剧、文学等等也有很多是通过舞蹈作为载体在表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如：汉代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传统文化没有区分明显的时候，诗歌的表达并不单纯是文字的书写，伴随着高亢的情绪，有时候是歌唱、甚至是手舞足蹈的形式。也许正是这么富有感染力的表现才值得人们记忆深刻。也正是舞蹈的这种特性，才可以让更多的文化通过这样生动的形式得到更多的人认可，同时也逐渐深入到社会中而得以保存。

三.结语

无论是历史发展脉络中的强劲动力；或是由于自身散发的独特魅力对别国文化艺术的影响；再或者在文化继承中作为鲜明的符号记录着自身发展脉络。这些都是舞蹈艺术作为独特的艺术方式在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发展状态。我们试着分析它可以更加深知舞蹈艺术的独特性，我们需要更多的分析历史中它所能代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诸多方面。这样，在现代社会中，会对我们更好地认知这门艺术，提供更好地借鉴、参考作用。由于水平有限，文章不足之处请多指教。（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体育学院艺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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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很多专家学者进行了分析探讨，说法不一。这里我们根据自己所了解到的城市规划和商业地产策划的经验，从实际操作层面出发，站在经营城市的角度来分析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开发。

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开发问题上，树立正确的保护和开发观念一直存在两种极端观点；一是认为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会阻碍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把那些“老古董”视为城市的“肠梗阻”，必欲除之而后快：二是认为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必须是全方位的保护，不能动其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否则就是破坏。这两种观点的一个共同错误，就是将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开发截然对立起来。如果用其中任何一种观点来指导实践，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城市的更新发展都将无从谈起。那么，如何处理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开发之间的关系呢？我们认为应该明确以下两点。

第一，历史文化街区及其历史遗存是城市的宝贵财富，必须加以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历史文化遗存及其历史文化环境不仅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彰显城市个性的载体。在人们对提高文化生活水平具有较高需求的今天，历史文化名城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已经成为十分宝贵的城市资源，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充分的挖掘，有利于塑造城市的形象和品牌，提高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还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最终有助于推进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巴黎、伦敦、巴塞罗那等世界历史名城以及国内的大理、丽江、苏州、杭州等地的实践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说，从短期看，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的更新、开发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矛盾，但从长期发展看，二者完全是可以统一和谐调发展的。

第二，对历史文化名城及其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环境、历史文化遗存仅仅施以保护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开发。当然，这里的开发不是简单的房地产开发，而是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存等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的发掘和利用，根据时代需要对其功能进行适当的更新和改变，以充分发挥这些宝贵资源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就郑州而言，像城隍庙和商城遗址这样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其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建筑物的功能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加之住居的人口数量巨大，成为脏、乱、差的典型，必须对其进行适当的整治和改造，使其能够符合现代生活的需要。此外，历史文化名城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是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体现，作为一项文化资源，如果让它始终处于沉睡状态，不进行开发利用，它最终只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地消失。因此对历史文化名城的适度开发和利用也是历史文化进行保护、延续和发扬的必要手段之一，也就是说，对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的保护和开发应实行综合规划城市是由各个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巨大的复合生态系统。判断一个城市是否良性运行，关键是要看这个城市的各个子系统之间是否持续协调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文化名城的改造开发一定要综合考虑城市的历史、环境、资源、交通市政、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等各种因素，协调好长期与短期、整体与局部、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历史文化名城的改造开发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参与.需要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需要进行合规划和周密策划，需要将宏观发展战略和微观的经营策略结合起来。但是，目前国内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开发一般是由政府或开发商主导.很少注重和遵守规划.或大多侧重市政规划和建筑规划.往往忽略历史文化保护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和详细的商业规划。其结果往往导致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城市空间体形态与商业经营内容、经济与文化之间不相协调，甚至是相互冲突：城市缺乏精神和个性。这显然不利于总体目标的实现。所以我们强调，在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保护和开发时，一定要站在城市经营的高度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战略定位和功能定位，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历史文化名城的综合规划，比如苏州，古城的历史文化遗产，把古城当做纯粹的旅游区，而新区则着重发展工商业，这样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发展了经济。只有如此，才能使综合规划具有战略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从而有利于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持续发展。

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应该实行统一规期.统一开发，分步实囊在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开发过程中，对于成片的、有内在联系的历史文化街区应当进行统一规划和开发，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该区域内历史文化风貌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又能发挥文化资源的规模效应，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

对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改造和开发最好交由一家投资开发公司承担.这样容易保证开发公司能够始终从该地区战略定位和功能定位的角度出发.对整个地区进行统筹安排，营造历史文化环境、提升区域文化形象、经营区域品牌.既有利于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又有利于获得长远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将成片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交由不同的公司开发，由于每个公司的实力、思路、各不相同，在加上经济利益的竞争关系，很可能将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搞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当然.选择一家公司开发时.对于面积较大的历史文化街区.在开发中可以实行分批分片开发.循序渐进.稳步实施。

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关系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开发往往是一项综合工程。它既可能是历史风貌保护工程，又是危旧房改造工程、商业区改造工程或旅游资源开发工程：既要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又要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社会目标和文化目标；既要对历史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又要进行持续经营。如此高标准的要求，需要采用一种最有效的开发模式。实践来看，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开发和经营上，有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两种倾向。但是无论是采取完全政府主导的开发模式还是完全企业主导的开发模式，都不利于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利用。

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由于政府自身职能和自身资源所限，既无法在短期内组织足够财力、人力和物力，又不具备经营和管理能力：而如果由企业主导，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则容易偏离城市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偏离保护历史文化、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社会目标。所以说，只有将政府的行政力量和企业的市场力量有机的结合起来，才会最大限度的有利于预期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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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个世纪初，作为奥迪公司前身四环之一的霍希公司，从建成伊始，就将自己定位为“只制造顶缴豪华汽车的制造商”。以领先技术，开拓高档车市场成为公司发展过程中虽历经磨难而迄今仍然坚定不移的宗旨。1926年，霍希推出了八缸发动机汽车――Horch8，这是全德国第一款八缸发动机汽车，被誉为汽车工业“繁荣兴旺”的那个年代的象征，使霍希公司牢固地树立起高档豪华的品牌形象。

一辆1935年产的奥迪轿车，对于当时月平均工资只有100码克的德国人来说，10300马克的俦价是相当昂贵的。

这之后由霍希・奥迪等四家汽车公司联合成立的汽车联盟股份公司推出了一系列超豪华顶级汽车经典杰作，无论是轿车还是敞篷车，都气派非凡，具备经典豪华的一切要素。

在奥迪公司历经百年的进程中，不论在什么时期，产品的高品质，高档次都是永远不变的追求。当今风靡全球的奥迪A8、A6、A4、TT等车型，无不凭借其超凡领先的技术．顶级豪华的配置与尊贵精致的工艺，不断刷新高档豪华汽车的标准，继承着百年奥迪延续下来的豪华传统。秉承“突破科技，启迪未来”的设计理念，奥迪凭借诸多领先科技在世界高档豪华车市场独领。奥迪全新12缸发动机可以输出450马力澎湃动力；quattro全时四驱系统在世界豪华车市场上无以伦比，它可以将发动机性能转化成澎湃推动力和横向支撑力；独家ASF全铝午身框架结构，更成为所有豪华汽车生产厂商所羡慕不已．堪称现代汽车制造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广受好评的MMI多媒体交互系统更是将豪华车驾驶的舒适便捷性推向了极至。

与此同时，奥迪还在世界范围内积极致力于向消费者提供各种顶级豪华的文化、时尚、艺术盛事。充分展示了奥迪品牌所散发的既具典雅、尊贵，又兼时尚、动感的独特魅力。

布加迪100年

这是一个创立至今经济又百余年历史的法国跑车品牌，但可谓是命运多舛。1909年，埃托里－布加迪Ettore Bugatti在法国阿尔萨斯Alsacian小镇Molsheim创办了“埃托里・布加迪汽车厂”，虽然该公司后来更名为“布加迪汽车公司”，但品牌精神却延续了下来。它在1947年时因为创厂人Ettore Bugatti过世面终止了下来。它在1947年代中Roland Bugatti希望借由中置引擎的Type 251赛车回归车市。他请来了当时法拉利和玛莎拉蒂的设计师Gioacchino Colombo操刀，不过此车的原型车性能不如预期，所以最后并未生产，品牌继续搁浅，接下来的多年中，布加迪几经易手后卖给了Messier。1977年时，这两个品牌合并为Messier-Bugatti。1987年，狂热的车迷兼企业家Romano Artioli买下布加迪的品牌，在他努力奔走之下布加迪在意大利的Campogalliano邻近摩德纳复活，并且推出了像 EB 110这般脍炙人口的超跑级量产车。但昂贵的售价令人却步，最后公司营运困难，生产线在1995年关闭。直到1998年，大众汽车买下布加迪品牌和汽车制造权利，并推出了售价超过百万欧元的EB164威龙，成为最贵的量产跑车。

截至目前，布加迪已收到250多份订单，近200辆汽车已然交付。这就意味着，按照300部的原计划，目前仅余50多部威航可供出售。

摩根100年

摩根无疑是汽车制造企业中闻名遐迩的老牌子，就像一位年事已高但青春永驻的贵妇人。它诞生于英国的梅尔文市――一座宁静异常的乡间小城。该城有一座红砖建筑，打开紧闭的老式木制大门，既无接待处，也无女侍应生，来访者一脚便跨入了前店后厂的摩根汽车配件商店。

最早的摩根4／4车型两个“4”分别代表四轮和四汽缸发动机。该车型自1936年问世以来，样子始终如一。随后推出的摩根Plus 4车型外形也大体相同。只是配备了更强大的发动机而已。摩根汽车中最具跑车色彩的是摩根Plus 8。该车的外形与plus 4相比并无变化，但是因拥有一台184马力的强大发动机，行驶起来如电闪雷鸣。摩根Plus 8车身稍大些，可以让驾车者不至把胳膊伸到车厢外。

为了庆祝公司的百年华诞，英国摩根汽车公司推出一款超级跑车Aero SuperSports。古典的外观加之现代的生产技术注定这款车与众不同。“摩根Aero SuperSports是一款豪华的超级跑车，但是我们同样会延续采用超轻环保材料的设计理念。”查尔斯・摩根如是说。

许多客户在等待交货期间往往都要到梅尔文市小住几次。先是来挑选车身的颜色和皮料的花纹，随后再来察看自己订购的那辆车的制造进度，高兴的话还可跟工人聊聊天。最后则是选择“黄道吉日”从摩根家族人士的手中亲自领取车钥匙。

梅赛德斯・奔驰　银箭75年

追溯世界赛车历史，1934年问世的梅塞德斯－奔驰银箭赛车可以说是一个传去时代的象征。

银箭赛车的传去历史是从其身车型W 25参加750公斤方程式比赛的处女秀开始的：尽管特意进行了减重的设计，在角逐1934年7月3日举行的埃菲尔赛事的时候，W25重量仍然是比规定的750公斤还要重了一公斤。就在这时，戴姆勒－奔驰的赛车经理阿尔弗雷德・纽鲍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让机械式们在赛事开始的前一天晚上刮掉了整个赛车表面额白漆，露出了银白色的铝制车身。这个解决方案不仅使车身重量减轻到了规则范围之内，也让一直以白色外观示人的梅赛德斯・奔驰赛车获得了一次惊艳的转变。最终，驾驶着这辆赛车，曼弗雷德・冯・布劳希奇以在创纪录的成绩内赢得了艾菲尔赛。于是，德国媒体为这款梅赛德斯－奔驰赛车取了一个颇具敬意的名字“银箭”。

此时，W25的强劲对手也出现在了赛道上，它就是来自汽车联盟的昵称为“银鱼”的赛车。在竞争对手的挑战下，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W25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几年的时间内，“银箭”八缸发动机的排量从4升增加到4.7升，输出功率达494马力。到了1936年，梅赛德斯－奔驰赛车遇到了来自汽车联盟和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强劲挑战，W25在整个赛季只是赢得了个别分站赛事的冠军，它在赛道上的优势已不再明显。

迷你50年

篇5

上海这座大都市，一直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正因此，其发展脉络更具一般意义，我们可以从上海的历程探究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历史上的历次产业分工和生产要素的调整，都会带来城市发展动力的升级换代，都会造就一批时代特点鲜明的城市。工业化造就了一批传统城市，交通技术的发展变迁牵动了城市的兴衰，而如今信息化则是成为现代城市的必备要素，集信息和技术为一体的能力网络则更为城市崛起提供了新的契机。

底特律是经典的工业城市，在底特律的Down Town，虽然高楼大厦依旧，但已经看不见任何繁华，很多摩天大楼已经废弃很久；而在硅谷，则完全看不见传统工业文明的影子，看不到一根烟囱，看不到一栋高楼，但对这里全世界都投以尊敬的目光。

回到中国，我们往往感慨于历史，政治中心的位移、都城的变迁，往往都会决定城市的兴衰和经济重心的转移。甚至，建国后省会城市的迁移，都给某些城市发展带来了命运的改变，石家庄的迅速崛起，开封“何时开封”更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

然而，透过现象，我们更能看到，在这些现象背后，其实是多年城市发展的波澜不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行政手段是配置资源的主渠道，基本上所有的城市都是在按部就班，按照一个计划好的步调前进。大项目决定了那个年代的城市规模和发展速度，所有的大项目按照既定的计划在进行布局。自然，处于行政中心的城市必然会比其他城市更加拥有天时、地利、人和，这也就造成了城市之间发展差距拉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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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学的历史发展脉络

在18世纪中期，由英国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所写的《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当代财政学和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正式诞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财政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紧密连接着，财政学的理论更是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推动下而推陈出新[1]。对于西方的财政学发展史而言，其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经常将财政学归为两大传统，即“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以及“大陆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经济学家对两种传统理论的不断融合和创新，逐渐使得传统财政学向现代财政学进行转变。

“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是由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开创的。亚当・斯密对财政学持有的思想特点在于自由放任，其认为政府在国家财政上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富国论》中，亚当・斯密提到政府应该履行在提供国防、司法及公共工程建设三个方面的职能，因为其认为在国家的财政运行中，政府的支出是非生产性的。在这个观点提出后，亚当・斯密《富国论》理论的追随者李嘉图、萨伊和马歇尔等持有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古典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家将其逐渐深入，继而发展形成了西方财政学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2]。“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主张“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这一理论，其推崇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所具有的神奇作用，认为“看不见的手”会将私人利益引向公共利益。这一理论传统自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处于财政学以及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由于这一理论传统所持有的观点对政府的影响，使得政府过于注重对税收的研究而忽视甚至根本没有涉足对公共支出的研究，这也成为了该时期财政学的主要特征。该特征主要表现为在财政理论体系中税收原理处于无与伦比的最高地位，而财政的公共支出主要用于维持国家政府部门的自身运转。

“大陆传统”。与英国古典学派提出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相对的是由奥义学派和瑞典学派所开创的“大路传统”。尽管在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三十年代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经济学体系长期占据着欧洲主流的经济学地位，但还是有一些当时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对其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相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而言，这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在国家的经济职能方面更加注重其对于公共支出的积极作用，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详细分析，逐渐形成了国家公共财政理论的另一传统，被人们称为“大陆传统”。“大陆传统”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分布在欧洲的各个国家，并且形成了不同派系。其中包括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罗雪尔、瓦格拉；瑞典学派，代表人物有经济学家维克赛尔、利达尔；奥意学派，其中包括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财政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陆传统”这一理论中，作出最大贡献的就是瑞典学派的维克赛尔[3]。其不仅对普通的经济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将国家的公共支出和税收相结合并进行研究，得出国家公共部门的决策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和集体选择的过程这一理论。其后布坎南正是由于吸收了这一理论的重要思想并加以发展，从而创立了对世界财政学影响广泛的公共选择理论，同时该理论也成为了现代财政学的基础理论。

当代财政学的诞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与“大陆传统”这两种学派理论体系分别侧重了政府功能的两个方面，但由于国家社会经济问题以及俩派学者思想交流上的阻碍，使得对于理论需求方面相对匮乏，故两派理论体系是在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催生以及众多经济学家不懈努力之下，经过了漫长的社会变革继而慢慢融合到一起并归入财政理论学之下[4]。在此之后，财政学才拥有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打破了从18世纪中期所建立起的传统主流经济学只关注国家税收的理论传统。在全球经济危机后，由凯恩斯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逐渐渗入到各国的经济理论体系当中，该理论强调了在稳定宏观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应该起主要作用，倡导应由政府的财政支出来带动国民的经济增长，突出了公共部门的重要性。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传统经济理论学对于财政学的解释完全不能满足国家进行对公共部门活动的分析。在此前提下，经过布莱克、鲍文和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不断努力，使得财政学理论终于在20世纪中期发生了由传统财政学向当代财政学的转变。充分重视公共支出是当代财政学理论的基本特点，其不但分析了公共部门的决策过程及决策效率，还强调了在国家财政控制中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继而使得财政学的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得到了极大的扩展。1980年《公共经济学讲义》的出版代表着财政学公共经济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5]。

二、财政学的近期成就

目前财政学的发展已近深入到经济学的各项领域，并且成为了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逐渐吸收了计量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理论思想和实践工具，使得当代财政理论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税收理论发展。帕累托有效税收的结构研究。所有财政扭曲都是由政府税收导致的，但是财政扭曲数量的减少不会使税收制度总体的超额负担随之减少。基于这样的前提下，帕累托有效税收的结构是根据在给定技术的和其他方面进行约束时，在他人的近况变差下，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境况会发生好转。具体的社会福利数据可能在帕累托有效税收结构中选择一个对社会能产生最大福利待遇的税收结构。在政府知道每一个国民所有信息的前提下，就可以根据每个国民的不同特征进行收税，因为一次性的总赋税可以体现出帕累托的税收效率。但是对于某些对信息约束其关键作用的方式，这样的结构所产生的结果并不如拉姆齐所描述的那样，比如闲暇和消费之间一旦分离就不会产生商品税[6]。

税收的激励理论。税收对劳动力供给、风险承担、企业融资、个体储蓄以及企业红利发放等方面的影响是税收的激励理论主要研究的方向。其中分析个人所得税对劳动者供给决策的影响以及对比累进税对劳动力供给的激励效应是国家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主要研究方向。而税收对个人储蓄的影响主要是依靠分析利息税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影响，并使用代数的推算方式表达出利率的变动，进而判断个人所得税的实际收益下降会对个人储蓄行为造成不良的影响。风险承担在税收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则是通过分析税率的波动对投资者造成影响来进行判断的，其中如果税率的变化与风险投资资产的数量呈同比变化时，就会增加风险的几率。企业投资过程中如果受到税收的影响，则集中表现在税收抵免政策对企业投资的激励所产生的效应上。

2.最优化的税收理论

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热潮最初是由米尔里斯关于最优税收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所引发的，米尔里斯也凭借此项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后就出现了大量有关于最有税收理论的相关文献。其中最著名的最优税收理论是拉姆齐法则，它指出在政府无法不能征收归总税的前提下，可以针对不同需求的商品使用不同的税收政策，以确保税收效率利益损失的最小化。当然有关于最优税收的理伦还有其他相关的法则出现，例如科利特-黑哥法则。其主张针对不同的商品进行不同程度的课税收缴，以实现最优化的商品税和所得税之间的联系。

公共选择的理论发展。公共选择理论是由布坎南与塔洛克发表的《同意的计算》一书所开创的，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也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其取得成就主要表现在对于投票规则的研究、对官僚制经济学发展的分析、探讨公共选择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关于讨论寻租理论的发展等方面[7]。

政府预算的理论发展。在经济学家芬劳和瓦尔达沃斯基的不断努力下，公共预算理论构建在20世纪中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使得渐进主义学派在国际社会中风靡一时，一度占据着公共预算理论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主流理论。渐渐地各国的公共预算专家不再满意于公共选择理论和渐进主义对公共预算的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宏观预算模型（政策过程模型）这条新的用于研究公共预算的路径。

三、财政学面临的未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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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的问题，自从韦伯提出“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以来，学术界就有了许多的争议和看法。韦伯认为宗教力量（其实就是新教）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中扮演着主要和关键的角色，但同时也承认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还受其它力量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呢？

1“资本主义精神”根源的历史追溯

1.1犹太教徒与新教徒的功利主义精神比较

对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促成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逻辑推理，最富影响力的支持莫过于对不同群体对成就需要的比较研究。麦克莱兰就指出：①新教改革运动强调的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要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别人；②信仰新教的父母改变了培养儿童的方法，教他们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从而导致孩子具有更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要；③更为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要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而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而格哈特•伦斯基则对人们对工作的愿望、抱负和态度的相应特点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果是：“（最向上进取的）是犹太人，第二是新教徒，……”这意味着，犹太人比新教徒还要积极进取，还要注重个人成就。而此现象用宗教改革或新教伦理是难以解释的。那么，犹太教徒更为进取、更为理性的功利主义倾向源自何处呢？

犹太人自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一直是个流浪的民族，没有国土，信仰单一，受到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歧视。犹太教的教义就是天主教《圣经》中的《旧约》，和天主教义如出一辙，这个宗教千百年来也没有进行类似于基督教的改革，我们自然无法用来阐释犹太人积极进取的行为导向的根源。同时，古犹太国的遗迹中也难以发掘出这个民族擅长商业、积极进取精神的痕迹。结合犹太民族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实犹太人积极进取精神的形成根本上还是与他们的流浪生活状况有关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无法耕种粮食，这样就断绝他们建立王国和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能，他们只能客居在他乡，从事封建社会中的末业－商业。基于客居他乡所带来的生活不稳定感和所受到的排挤，及落后就会沦为宗主国人民的奴隶的现实，犹太人对自身积极进取重要性的感受更为迫切。久而久之，这个民族形成了行商的传统，有了一套完善的行商道德，这就是犹太人擅长商业的根源。犹太人正是因为其独特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们的积极进取的素养远高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宗教信徒。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相较与宗教教义影响，恶劣的生存状况同样可以激发人的向上动机，甚至在更多情况下比宗教教义的影响更为显著。

1.2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分析

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韦伯有其独特的观点。他指出：“商业贵族中那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既不是我们在此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体现者，也不是这种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只有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才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1]23如果说韦伯的观点完全正确，那么为什么只有中产阶级才是这种精神的主要载体和主要奉行者呢？难道当时社会各阶层中仅仅只是中产阶级信仰新教所致吗？

通过对当时社会的分析可知，收入水平上的三个阶级在上并无差异，而也并不是以收入水平来分层的。基于上文的分析思路，我们同样可以从当时三个阶级的生活处境中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13-16世纪的无产阶级缺乏经济基础，经济上还是依附着地主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产业，在工作中他们仍持着一种被迫的态度（正如韦伯在计件工资制下发现到的雇工的情况一样），当然那种宏远的功利欲望就很难提起。同时也由于大多数无产阶级教育文化水平低，所以他们的精神只能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麻木不仁和逆来顺受状态，这种精神思想就是在现代还流传的“小农意识”、“小市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生活处境下无产阶级要完全具备资本主义精神是不可能的。转而再来看看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这部分人群大多在当时已经学会了用工商业来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壮大其总体实力，似乎颇有些“积极进取”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他们的获利很多情况下是靠政治扶植、人缘关系和战争掠夺等非理性方式达成的，自然大资产阶级也不能成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了。反观韦伯所说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在14世纪初主要是指中小地主和城市家庭作坊主以及小商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知识水平，从而使他们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实现自身欲望的能力和空间。由于当时总的社会生产水平还不高，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无法令其满足，而他们又缺乏像大资产阶级和贵族一样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如果不努力进取实现人生的攀升，自己和后代就很有可能沦为无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生活情境下，这些所为的工业中产阶级在新航路开辟之后，面临社会需求急剧增多的机会，他们积极进取，在没有特权的情况下，理性的遵守王国法律和商业道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理性经营方式，最终也因此形成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精神”。因此，与上文一样，笔者认为艰难的生活情景是催生“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的主要动力之一。

1.3“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真正来源

正如上文所说，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实质有二：其一是积极进取的功利主义精神，其二是理性对待功利的态度。而人类生来就有对功利的欲望，而对事物持客观理性的看法至少在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存在。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学家们已经会用一些自然现象来客观理性的解释世间万物。而在我国古代荀子的“至天命而用之”的言论已显示出古人对待事物客观理性的态度。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精神”在人类社会出现不久就有了零碎的影子。转

那么古时“资本主义精神”的零碎影子是何时及如何被整合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呢？笔者认为贯穿其中的是人类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努力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到中世纪，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劣，生活总体水平一直不高。且当时各国君主大都不重视经济发展，王朝战争时有发生，经济发展非常缓慢，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或者说欲望的满足大多采取夺取这种非理性的手段。因此，这一时期的工商业者既要想实现人生的功利欲望，又须用理性的态度去对待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缺乏成熟的条件。直到13-16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而后新大陆的发现又开辟了新航线，这些都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繁荣。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逐渐形成，借贷记账法这一新型核算方法也出现了，银行、公司等一系列的理性商业机构产生了，这就标志着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与之相随的是同期的宗教改革运动爆发，随之产生的新教伦理不可否认在西欧很多地区对人的精神意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脱离时代所处的经济情景，要把人群信仰的改变看成是一种人类行为动机产生的主要动力，其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低物质生活水平时期的人类是不会把诸如对上帝的虔诚等情感需求放在个人需求的首位的，他们的物质需求显然要排在对上帝的精神需求之前。因此，笔者认为在宗教改革影响之外，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根源最主要还在于当时中产阶级仍旧低下的生活水平，以及新航路开辟以来社会需求增加的刺激所致。

2“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美国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背后，是韦伯对美国经济后来居上原因的分析，韦伯甚至将美国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韦伯认为美国国民普遍信仰基督新教，有着富兰克林式“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持，使其人民理性的奋斗，最终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但是为什么韦伯就能论断这种进取并且及其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受到了新教伦理的决定性影响才最终形成的呢？美国腾飞时期的西欧主要国家除意大利外都接受了这种宗教伦理，为什么整个西欧却被美国所超过呢？清教禁欲主义只是给了正当地获取财富一个通行证，正如上文所述，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勃发的原因除了宗教改革的影响之外，还在于其具有一些社会优势。超级秘书网

新生的美利坚民族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要远低于当时的世界中心—西欧。在没有奴隶封建社会的经历下，其人民的社会分层也没有西欧那么明显和严重，因此其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这主要是源自当时美国社会总体社会生产水平不高所致。在诸如“西进运动”、“门罗主义”（这里是表示美国对美洲地区的经济殖民主义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经济发展得以拥有了广阔的市场。美国政府又把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第一要务，使经济发展很少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在以上因素的刺激下，美国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起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这种物质刺激下，自然就不自觉的成为了最具“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而由于中产阶级占了美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这种阶层精神就逐渐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精神。这种积极进取而又理性的精神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一种精神气质，随之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社会也就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精神”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美国的经济奇迹由此诞生。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样作为过英国殖民地，也同样广受清教主义影响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则缺乏这样的广阔市场，导致整个社会的精神色彩也就没有美国社会那么上进和理性，从而“资本主义精神”没能在这些国家广泛传播。至此，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3结语

本文并不是对韦伯观点的全盘否定，也并不是和一些反对韦伯观点的学者站在一边。笔者只是用一种回顾历史的手段，来阐述自身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些新的看法。笔者认同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认为其是这种精神产生的支配力量。宗教改革只是欧洲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历程，它只能代表对“资本主义精神”在欧美的特殊作用，而这种特殊作用也只可能是辅助作用。因为本来就是精神上的，它没有个人欲望和经济刺激来的那么实际，那么有分量。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回顾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的历史背景分析，作者认为：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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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末期，城市化的影响使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西奥多・德莱塞的作品《嘉莉妹妹》是当时人们实际城市生活的一面镜子。当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缩短时，精神距离却延长了。在一定程度上，城市中的人际关系是由钱维持的。

1.两性关系

传统上，女性地位低于男性，普通女性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依赖于丈夫。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可避免，占人口一半的女性首次成为一支重要的劳动力量。女性获得了自立的机会。

通过嘉莉的“成长”，和小说中其他女性人物的描写，读者可以看到在美国历史的转型时期女性所经历的重大改变。

当嘉莉终于在一家制鞋公司找到一个职位时，她相信，她可以做好，生活会更好，她也会幸福。工厂里，大多数工人都是女性。她们可以赚钱养活自己甚至家人。在一定程度上，她们开始拥有话语权并开始拥有自己的梦想。她们渴望成功，就像嘉莉意识到自己有表演天赋并且努力成为职业演员。

当然，没有职业的女性，无论她们的社会阶层怎样，都注定迎合男人的需要。小说中，当嘉莉与杜洛埃同居时，由于害怕失去现有的舒适生活，她一次又一次地照镜子以确保能打扮得更好以取悦他。明妮是另一个例子，当汉森在家时，明妮总是小心翼翼地观察他的一言一行，不敢大声说话。至于嘉莉，当她看清杜洛埃是什么样子，就放弃了依靠他的想法。物质的成功使她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取得优势。

当嘉莉由于赫斯渥的失业而不得不养家时，嘉莉“开始忘记了吃晚饭的时间”。当赫斯渥询问她时，嘉莉“觉得这个问题侵犯了她的自由。显然，当她获得了经济大权，才有权力改变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

2.阶级关系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中产阶级获得了力量。但贫穷的工人面临着许多问题：拥挤的住房，微薄的薪水，糟糕的工作条件。不同阶级的关系非常紧张。

嘉莉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又脏又矮的环境中做着劳累，低薪的工作。而她姐姐一家为了生存不得不努力工作。他们没时间没钱去享受娱乐活动。中产阶级的赫斯渥则住着舒适的房子里，家里也享受得起更多的娱乐消遣。他们可以驾车出去参加很多社会活动：观看赛马，购物，看戏等等。我们可以想象穷富之间的差距。

在最终章，对赫斯渥最后时日的描写生动地再现了极度贫困的人的生存状况。尽管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却与他们无关。

3.家庭关系

城市化的发展使家庭空间不再是生产的中心，也给下班之后的人们提供了更多在家庭之外消遣的机会。婚姻不再是一件神圣的事，它只是一种人身关系，是随意可以终止而不需要慎重考虑的。

传统的以爱为基础的家庭关系似乎离开了人们。曾经，失去工作的嘉莉宁愿跟杜洛埃同居也不愿回家，因为家里无法给她足够的钱让她过舒服的生活。“她要挣脱，她要向外发展，因而家庭不过是阻碍嘉莉获取成功的羁绊，她一次又一次地离开家，而家在她心里也没留下太多印象，不过是她暂时的经济安排”。

在赫斯渥家里，这种淡漠的亲情关系更加明显，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喜好和利益，从不真心为家人着想。因此，赫斯渥的离家以及最后的悲剧似乎也是无可避免的。

4.邻里关系和友情

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城市化进程中的邻里关系和友谊的变化，那就是“漠不关心”。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忙于生计和工作。人们没有兴趣也不想浪费时间去关心他人。

篇9

还记得前苏联儿童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吗？姐弟俩小时候在家中就经常进行这种“联想式游戏训练”。拿出一张白纸与一盒彩笔，爸爸妈妈和孩子每人轮流画一次，通过添加，使图画完整。比如：爸爸画了一条直线，妈妈把直线画成了篱笆，孩子可以在篱笆下配上几朵小花……

实践游戏

动手能力是将创造力升华为实践成果的重要步骤，家长不妨鼓励孩子自己动手制作小礼物，送给小朋友或亲戚。购买一些彩色卡纸、包装缎带和小的干花束，和胶水、剪刀、透明胶等工具一起摆放在桌面上，让孩子自由发挥。也许在他眼中，卡片可以是心型的，包装缎带还可以卷成小扇子呢！

创意游戏

如果没有条件常常带孩子到海边玩沙雕，那么在家中做泥工也是不错的选择。商场一般都有彩泥玩具出售，有些还配有塑料模板，将泥巴压制成固定形状，其实，让孩子随意发挥想像力捏造泥工更有趣。泥巴变幻无穷的形态能一次次消化孩子的探索和尝试，创造出千姿百态的世界。

情景游戏

角色扮演和情景代入是孩子最喜欢的游戏，也就是俗称的“家家酒”。不要小看了这些情景扮演，这是孩子体验生活和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和孩子一起玩家家酒时，可以给他更多的主导权，比如情景和角色的选择、剧情的发展等，即使情节离奇也无所谓，但需要求孩子能自圆其说，考虑因果，把故事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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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023-01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至今，关于“文学已死”的论调一直不断。这样的说法建立在纯文学阵地被市场被不断挤压甚至抛弃的残酷现实上。相对于亚文学的繁荣和内挂外联而言，纯文学领域越来越像一座孤城，城里住着纯文学的守夜人。孤城将盛世的扰攘与喧嚣隔开，独享一份保存与提升文学审美力和创造力的清醒与清凉。当50、60年代作家的创作进入大后期，70年代作家就成为了坚守孤城的主力。事实上，他们很自觉的坚持并享受着这样一种身份与责任的定位。

今年年初，十家核心文学刊物编辑，包括《作家》、《人民文学》、《十月》的王小王、徐则臣和宗永平等人，联手推出“新实力华语作家作品十年选”系列作品，包括爱情卷《水妖的声音》、城市卷《看不到尽头》、农村卷《掌心里的风》和自我卷《杀死柏拉图》。此系列已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在各大门户网站强势展出。作品以70年代作家为主要甄选对象，将他们进入本世纪十年来的文学收获作了一个集体展示。

这次编选活动是编辑们文学理想的一次尝试。他们将70年代作家定位为“新实力”，意图在于破除人们关于这代作家作品的荒芜想象，而将当代由70年代作家扛鼎的纯文学的真态揭示给对文学抱有各种想象、持有各种评价的人看。关于评论界对于70年代作家与他们的作品的评价，“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之类让人耳熟能详。身处50、60年代作家与80年代作家的夹缝中，70年代作家显得异常尴尬。他们年轻时，正值纯文学的巅峰盛世，但这时的文学时代属于50、60年代作家。当他们怀着一腔关乎文学与人类的光荣梦想一头扎进文坛时，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商业热潮异峰突起，像盛宴之后的酒阑人散，凄清寂寞得让人难以忍受。未几，80年代作家又带着一脸的调侃表情横空出世。这批新生作家们应时而生的调调迎合着消费时代的眼球与口味需要。于是，轻松的写作与阅读在新世纪合作得越来越默契。光荣梦碎而又深陷夹缝的70年代作家一边承受着内心的紧张与撕扯，一边应对着评论界的猛烈批评：他们与纯文学的辉煌和实力无关，却与消费文学的浮躁和浅表有染。这样的批评从上世纪90年代持续至今。日新月异的时代，文学如暗流，在地底奔涌不止。讽刺的是，我们的批评却十年如一日，一成不变，人云亦云。因此，此次70年代作家作品的集体亮相包含着编辑们为70年代作家“祛蔽”的初衷：文学未死，70年代作家已具有为新世纪文学担纲的实力。

这样的实力首先体现在70年代作家所依恃的文学经验与生活经验上。有后继力的文学写作要依靠丰富的文学经验与广阔的人类生活记忆。评论界认为70年代作家既没有前辈作家沉重的历史与生活记忆，也没有后辈作家对当下现实的轻松和狂欢化体验，属于所谓的“两头不靠”。他们的经验与体验都被认定为是贫瘠而荒芜的。这种“遮蔽”其实是被大众媒体操纵的评论界与图书市场共同努力的结果。与50、60年代的作家相比，70年代作家或许缺乏前者的历史沉重感与纵深感，但他们拥有丰富的外国文学资源以及转型时期细致而复杂的生活体验，这不是缺点，而是另一文学时代的特色。70年代作家作为文学盛世的最后一批见证者，文学曾在他们心中埋下光荣而单纯的梦想。80年代，国外的文学理论与作品被大量引进，催生了一场异彩纷呈的文学革新活动，但这个文学时代的主角仍然不是后起的70年代作家们。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文学盛世，却也受益匪浅。视域的开阔与经验的成熟和积累使他们成为了中国文学创新与发展的真正后继力量。

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经过众声喧哗式的兴起之后，终于在中后期迎来了它的不应期。此时70年代作家异军突起，终于引来时代的关注。但这种关注有些变味。比如被强行概括与命名的“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70年代的作家们大多很反感这种定位，但媒体炒作的需要对他们进行了强行的归类与有选择的遮蔽与突出。大众消费的窥私与猎奇心理得到满足后，这代人对宏大政治叙事的彻底颠覆、对人及人性的发现、对身体的新鲜经验、对身处转型期的迷惘与痛苦的描述、对文学形式、文学叙述方式的创新，都被评论界与市场有预谋的忽略了。而这却是70年代作家经过中外丰富的文学经验和切身的生活体验双重洗礼之后，对文学的殷切贡献。经过这种有预谋的误导与忽略，大众投向纯文学的视线至此也被折射到了轻松而多声色的亚文学领域。纯文学开始走入被人遗忘的寂寞孤城。

除了文学经验与生活经验之外，70年代作家的实力还体现在丰富的写作经验与文学收获上。此次入选的作家都是一直坚守在纯文学领域，并已取得一定影响力的文学中坚力量，如《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徐则臣和他入选2006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的中篇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荣获过《十月》“新锐人物”奖的王棵和他的《看不到尽头》；“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浩和他的《失败之书》……除此之外，还有生于80年代，却与70年代作家的写作有莫大关系，获得“华语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的笛安和她的《莉莉》，以及被评价为“最有才情女作家”的张悦然和她的《吉诺的跳马》……不同于亚文学的轻松与追求声色刺激，这些当下文坛的中坚力量关注的更多是时代转型给个人留下的记忆以及个人对于现代生活以及情感的私密体验。也有披着“新历史写作”外衣的作家，其旨归也无不在当下的生活、情感体验。

不同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作家对外国文学技巧的生搬硬套，经过时间与实践的累积与沉淀，70年代作家已将文学技巧自然的融合进文本间，浑然一体。时至今日，70年代作家已经将文学创作拉进到并不单纯追求形式与手法的创新，而关注文学的人文旨归时代，这是他们区别于前辈与后辈作家的创新点，也是他们调整文学态度的尝试与努力。

篇11

1、生命力概述

由无机物合成有机物是生命的一次跨跃，分子构成复杂到一定程度并形成特定的链接秩序时便形成了有机物的分子构成，形成生命的物质起源。而生命力（vitality）即生命或生活的能力，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生命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强度也就是生命力的体现。生命力是衡量生物体生活能力大小程度的标尺。生命力实际是生命系统要素的一种激活状态，生物从胚胎发育、组织和器官的分化，逐步长成为成熟的个体，这种复杂但具有高度智能和适应性的有机体的成长，内因就是由本身的生命力需求所促动的生命体内部运转，而外部只要为有着特定结构的机体供应相应能量即可。

2、城市生命力

城市生命力是城市适应环境、维持其功能和形态演进等生命过程的能力，也是衡量城市运转状态、生存能力大小的标尺。

2.1城市生命力的外在表现

城市生命力是城市保持“活体”状态，维持各系统运转的一个必要条件。其外在表现就是“城市活力”。城市活力是城市生命力中具有丰富活跃的、创造性的因素的一部分。有“活力”的城市生机勃勃，城市的活力、创造力都是城市生命力的重要表现形式。

城市生命力源于城市各系统及组成部分间的差异，而功能和空间上的异质性意味着特色，也往往决定着城市的持久发展动力。差异在城市这个复杂巨系统中以相互关联的状态存在着，并以一定的“序”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既是城市生存发展所必需的，也是具有内在主动性的城市系统所主动追求的。这些差异在城市自身发展扩张的无限需求性和与外界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系统自身的局限性、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竞争和协同之间不断地形成一个个短期的平衡，同时不断产生出新的矛盾，以推进城市体系的持续运转。

城市生命力表现为城市“核心聚集”及“内在秩序”。“核心聚集”保留和凝聚了城市生命中的异质性因素及其核心构成，是生命存在的基础；“内在秩序”则使这些因素或单元之间建立起关联，共同形成整体，参与更大环境的构成和竞争。沙里宁将城市的增长过程同有机组织的生长过程相比较，指出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任意扩散必然会导致一种杂乱无章的无序状态，沙里宁的思想还反映了对城市结构与功能相融合的努力，在他看来，中世纪城镇丰富的表现内容正是内在结构有序的反映。

城市作为聚集和秩序的结果反映着特定空间的组织方式和结构特点，也表现出生命结构与形式的内在统一。亚历山大提出的“半网络结构”则是对城市构成方式的一种解释。

2.2城市生命力的作用方式

城市是一个由多个子系统及要素构成的、具有生命特征的复杂系统，这些要素和系统一方面按照自身的行业特点和需求遵循着相对独立的运转规则，另一方面要素与要素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又相互联系与促动。这其中存在着垂直和水平两种组织结构边界：（1）垂直边界。主要表现为由垂直组织结构引起的系统内部等级制度，组织设置为层层结构，各层都界定了不同的地位、功能的上下限，其中各个系统要素都有明确职能、位高和权重；（2）水平边界。水平边界存在于城市不同的职能部门、不同产业或群体之间，它的存在保证了各个系统或部门能够相对独立的运行。

城市的复杂度决定了城市内存在的矛盾数量及相互作用程度，直接影响着城市生命力的强弱。影响城市生命力的另一主要因素是速度。城市变化的速度越快，其外部环境变化而引起的内部矛盾就越剧烈，对城市的应变力、稳定性、社会凝聚力的要求就越高，要求城市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以适应速度及变化。

强化城市生命力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1）在原有规模及复杂水平程度上适当提升发展速度就可提升城市生命力；（2）在保持既有发展速度的前提下，适度增加城市复杂性，包括扩大城市规模与提高聚集程度，也可以增强城市生命力。这两种途径也可同时使用，但都受限于阶段内城市生命力的极限强度。

2.3城市生命力的内在规律

如前所述，城市的生命力源于城市内部各系统及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外在表现为城市的核心聚集和内在秩序。而影响城市生命力的因素主要有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等，它们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城市的自组织运转。城市生命力的核心异质性因素则在于城市的地域性和文化特征。

2.4城市生命体的复杂性

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可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类。就物质空间结构来说，它包含：空间结构―街道、绿地、建筑群等以一定的关系构成的结构；景观结构―景观、视廊、视觉中心等相互联联系而构成的结构；功能结构―聚会空间、交往空间、流通空间、游憩空间等不同功能的相互关联。非物质性结构，它包括：意象结构―空间环境作用于人所形成的空间知觉及心理表象的相互作用；意义结构―空间作为场所的意义，包括事件及事件的发生等。这些不同层面的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作用，构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总体，具有很强的整体关联性。在城市的这种复杂结构中，任何子系统的变动都会带动其他部分的改变，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调试与整合又会带动城市整体的发展变化。

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资源和价值对象的有限性、个体需要与个体创造价值对象之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使城市具有了生命系统才具备的高度复杂性。各子系统之间、各层次之间均存在着高度的非线性机制的作用。城市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之中，促成其运动变化的是其内部所固有的自组织运动机制，这种高度复杂性正是城市区别于一般复杂系统的基本特征。本文用功能界定法，即特征的集合定义和性质定义来将城市特征与生命特征进行比较（见表1）。

表l 生命现象与城市演进生命力现象的比较

生命现象 城市演进生命力现象

复杂、自组织和整体性 城市演进是建立在复杂、自组织性和系统开发基础上的空间运动，城市结构、功能、空间和形态在发展和分化的同时保持着整体性

新陈代谢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形成的高度组织化不断地推动着城市的自我更新，淘汰、修复并与外界进行资源信息等能量交换

应激性 由外部环境或内部结构引起的突然变化能够感知并迅速自发组织应对，表现出明显的合目的性

生长发育 城市发展过程中伴随着量变和质变，逐渐形成完整的功能和自组织结构；它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城市组织结构具有流动性、可生长性和变化性的特点。城市发展受其自身条件和自组织规律的制约

繁殖和遗传 区域功能发展到一定程度会产生新的有相关联系的子产业及相应空间载体。城市发展存在其地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与文化的延续性，同时会根据其外部环境需求或内生需求产生新的功能、空间和运转模式

适应性 自发地调整组织内容和发挥功能的潜能，或发生结构变异和更新，与功能需求和环境保持动态的平衡与互动

3、城市演进的生命力

普利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论，描述从混沌到有序的过程：在非平衡的系统中即不确定的混沌状态中，存在无限的可能性即必然有一种自组织，将把越来越多的物质和能量纳入到一种相互关联的秩序里，最后形成一种复杂而确定的有序结构。

城市演进过程的延续性是城市整体特征的一部分。任何城市的发展都是一个连续的行为。城市的生成和演进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作为历史发展的延续，城市的演进总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延续进行的，“有机城市生长”与“有机更新”理论都强调城市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也在不断地进行着状态更新和意义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城市的发展没有终极目标，只有阶段性意义。阶段意义的实现是建立在上一阶段的成果之上，同时它又激发出新的意义，为下一阶段的运行做准备。

3.1城市演进系统运转的复杂性

简单的遗传基因经过长期迭代组合创造出复杂的生命，城市也是由简单的空间结构经反复的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空间构成。原始城市从几种最简单的功能出发，经过无数次的叠加，伴随着发展方向的随机性及演化的不定型，逐渐造就了今日复杂的城市。

城市由无数的个体和组织组成并且是在特殊的地缘经济、政治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物质社会文化的空间实体。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习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相互作用以及时间不可逆、多重因果反应环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城市处于一个不均匀的时空中，一直处于动态的调整过程中，具有极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

城市在功能和制约因素上的多元化趋向，规模的扩大、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信息化的深入都使城市功能更加多元化、多中心化，人口、物质、文化、信息的流通都在加快城市演进的速度和频率，观念的变化、价值的多元、信仰的各异，也使城市的运转方式更趋复杂多样。城市总会产生或创新出与其所在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的内容及其运转体系，新旧体系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使城市运转形式更加复杂化。

3.2城市演进的自觉性与主体性

城市演进的自觉性和主体性源于人的自觉性和主体性。城市形成的根本动力在于人的需要、目的和效率。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主体性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历史活动中，蕴含着个体发展的有限性和人类发展的无限性的统一，人的实践的自发性递减和自觉性递增的规律，特殊个人作用的递减与人民群众的作用递增的规律。人类社会结构的最初状态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结构，它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过程中自组而成的，是在个体自觉水平上自发形成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社会系统中，人们的活动总是自觉的、有目的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或发展的需要；而不同人的同一活动或不同活动之间的交互作用过程及其结果，却是人自身无法设想和完全自觉操纵的。

城市的自觉系统使城市能够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刺激并能及时做出反应和选择，使城市表现出一种具有“主动性”的特征，如区域范围的参与、竞争、合作等等，这种内部秩序调整与外部环境作用通过城市“自觉系统”而形成内外信息、能量交换的平台，为自己的生存发展提供更优的条件。这样，城市就具有了主体性的特征，成为一个有自身内部运转规律、有知觉、有主观能动性的行为主体，这种主体性的存在使城市与一般的非生命的复杂系统有了根本性的区别，从而具备了生命系统最主要的特征。

3.3城市演进的整体性

城市演进的整体性表现在时间的连续性、内部空间和组织结构完整性和对外部空间的适应和互动三个方面。它们反映了城市生命演进过程中内部结构的稳定状态维持和发展动力产生以及演化过程的开放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构成了整体性的内涵。

（1）城市演进过程中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与互动

城市演进的整体性体现在对于外界的开放和能量交换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表现出内外高度的统一和协调。城市除了能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内部资源以外，其与环境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对环境所能提供的生存条件的依赖。复杂性产生多样性，城市、城市群与物质环境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稳定状态的能力，是同整个系统组织结构的多样、复杂性呈正相关的。组织层次和结构越多样复杂，则其抗干扰的能力越强，因而也更易于保持其动态平衡的稳定状态。城市之间形成的城市环境网络为个体城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机会和约束，各个城市的功能、产业结构、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又导致了群体环境的稳定性和资源利用、信息交流的高效性，从而提高群体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这种效应又会使单体的城市受益其中，成为单个城市的一种生存前提。

（2）城市演进过程中内部空间和组织结构的完整性

一个阶段的城市整体组织结构、运转规律和空间形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定层次上的整体性成为其上一层次整体性的基本构成，它同时规定了下一层次整体性的组构方式。城市演进的整体性就是建构在具有一定等级结构、完成某种特定功能、紧密关联的层次整体性之中。城市的演进是一个周而复始、循环演进的程，它是由整体系统内部各构成元素相对和谐的一种状态。从城市个体来讲，城市存在着一个生长、发育、突变、再生、衰亡与再生的过程，城市个体的演进过程会聚集推动城市群体的功能进化和结构重组。

从本质上讲，城市演进现象是城市不断调适自身功能结构的表现。这种调适有的表现为功能渐进性调适为主，即调适城市结构内部各系统和要素，使其协调地朝一定方向演进，多表现为城市的生长和发育，即城市的发展过程；有的表现为结构性调适，主要是针对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存在的一些靠自身功能调适仍无法解决的结构性不适，或城市面临着重大发展机遇或事件、灾害等。城市通过自身结构的重组、扩张或紧缩等方式以适应其生存及环境变化。这种调适往往表现为城市的突变和再生，是一种快速的、相对剧烈的改变，城市的整体功能结构和空间形态也会相应地突变。

（3）城市演进的时间连续性

城市演进的实质本是一个具体的时间过程，它联系着历史、延续到现在、贯穿于未来。在时间的延续中，城市的空间和形态被赋予了意义与内涵。传统城市的演进中，时间的印记显而易见，而现代城市也同样体现着时间的贯穿。时空连续，使城市具有了整体性的特征。人类为了自身的延续和发展，就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场所体系。而在人的意向中，空间是场所，时间是场合，因此，人必须融合到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中去。因此，空间整体性的获得是时空融合的结果，而这种融合是建立在时空连续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时空连续决定了城市空间的整体性，而且，时空连续并合而为一，构成了城市演进的基本线索。

参考文献

[1]康育义.生命起源与进化[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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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金融交易理论基础追溯

理论是对规律的总结与归纳。吉林财经大学宋冬林教授提出不能架空碳金融交易，需要密切关注碳金融对传统理论的传承与扩展。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指出，适应实践发展和时代需求，开展碳金融研究是理论研究的重大责任。吉林大学杜莉教授认为，碳金融交易机制既承接了产权理论、功能金融理论、金融监管理论的现有内涵，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上述理论的外延。

结合传统的价值理论，逄锦聚教授对碳排放交易标的的商品属性进行了认定。价值理论将商品定义为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的基本属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逄锦聚教授认为，碳排放额的减少来源于技术改进，而技术进步离不开劳动，故碳排放额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劳动产品，一旦用于交换，便具有商品属性。碳交易表面上交易的是碳排放额度，实质上交换的是碳减排的技术以及协同的一系列复杂的人类劳动，故碳排放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其使用价值体现在可用于碳减排活动，其价值体现为凝结在碳排放额度中的人类一般劳动。

北京环境交易所周丞认为，碳是政府授信并在特定市场具有流转功能的商品，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货币。碳市场以产权理论作为依托，是科斯定理与现代金融的完美结合，产权的正确界定对于减少环境问题，避免公地悲剧具有重要意义。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将碳金融与低碳经济的理论根源追溯到的绿色发展观和以生态危机理论、双重危机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生态主义，从指导实践的角度，强调准确界定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内涵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碳金融的实践进展

1.碳市场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源于系统工程学，意旨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碳市场的顶层设计涵盖了基本制度设计、发展路径及评价体系等各个环节，顶层设计的合理程度决定了碳市场的运行效率甚至成败。

中央党校郭兆晖将碳市场的构建路径划分为三个基本模式：以欧盟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混合的模式。周丞与郭兆晖均认为中国比较适合以日本为蓝本，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混合的构建模式，积极发挥“干中学”的作用，推动中国碳市场的建设和完善。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攻坚阶段，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即刻构建全国范围的碳减排体系的条件尚不成熟。郭兆晖建议以三年作为一个区间，逐步由区域性碳市场向全国性碳市场过渡。关于碳市场的基本制度设计，郭兆晖认为，不仅要考虑环境有效性与成本有效性，也要关注产业接受性、行政可行性以及政策的公平性。建议由国务院确定履约期长度、排放上限、交易对象、管制行业，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负责配额分配、管理与抽查等供给机制的设计，构建一个囊括政府部门、常规金融机构、经纪商、交易所、法律服务机构、研究咨询机构、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制度体系，并建立本土化的新型经济评价体系。

关于碳交易的机制设计，周丞认为应采用总量交易模式。首先，应创新总量设置模式，选择某年为基准年，将基准年之前已经运营的设施排放的温室气体设为存量，基准年之后的为增量。以存量作为总量控制的目标（Cap），效仿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期初采用历史排放法对排放总量进行分配，随后逐步转向拍卖方式。增量采用高基准线，规定若干年后，将部分增量转化为存量，进入控制和交易；其次，设计碳市场的柔性机制，包括允许配额无条件储备，允许低效机制、履约期以三年作为基准、建立碳价格“安全阀”机制、建立配额储备库、不允许配额借贷等；再次，设计碳泄漏规避机制，即通过扩大管制区域范围、细化机制设计、输入产品纳入管制、降低境外产品需求等措施，减少碳泄漏；最后，设计碳市场的测量、报告、核查（MRV）机制。

2.碳市场及碳金融交易的实践

中国碳市场交易已初步试水。周丞先生以北京环境交易所为例，介绍了中国碳交易平台建设的实践活动。目前，北京环境交易所主要有三大业务线：一是由CDM、VER与“双特（特定行业特定区域）试点”所构成的多层次碳交易业务；二是节能量与排污权交易业务；三是由节能环保技术投融资、低碳转型服务组成的低碳发展业务。

当前，国际市场较为活跃的碳金融活动主要包括碳信贷、碳基金、碳保险、碳期货、碳期权、与碳相关的金融中介服务等等。中国受制于碳市场起步晚、金融体系相对薄弱等因素，碳金融活动以绿色信贷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曾刚副研究员归纳总结了国外绿色信贷抗拒、规避、积极、可持续发展四个阶段，介绍了赤道原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口信贷与环保指南、德国与日本先行国家的经验，梳理了中国.自1995年至今绿色信贷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中国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开展过程中暴露的财政税收激励政策缺位、技术标准与风险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并从制度完善、产品创新等角度为绿色信贷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郑州大学武魏巍副教授从期货等衍生产品的角度切入，总结了国际现行碳交易平台期货、期权运作的经验，通过对比瑞典城市马尔默与中国大庆，深刻剖析了中国推出碳期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对中国碳期货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吉林财经大学刘吉舫教授介绍了绿色保险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从理念培养、标准确立、产品创新等层面，对中国绿色保险的开展提供了建议。

为推进碳交易及碳金融的进一步发展，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陈柳钦教授均提出要建立珍惜、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念，即推动思想环保、理念环保。此外，蒋南平教授建议尽快制定中国乃至全球的自然资源、能源消耗及补偿标准，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束缚，避免资本对自然资源统治力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应该将科技作为重要手段，加速生态修复和清洁发展。陈柳钦教授建议在产业布局过程中，要从网络、空间的视角着眼，避免思维和落脚点的单一性和局限性。

3.碳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助推

结合会议主题，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碳金融对碳市场发展乃至绿色经济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陈柳钦教授认为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提出“给金融一个支点，金融一定能撬动低碳经济发展”的论断。蒋南平教授认为借助碳交易体系与发达国家争夺国际碳市场份额，通过广泛意义的碳排放权全球营销，来捍卫国家利益具有必要性。周丞指出碳金融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实现低碳经济、推动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化工具和抓手，能够为政府提供税费体系之外的转移支付手段，促进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引导GDP高质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转移等政策意图的实现。武魏巍副教授重点从碳期货的视角，归纳了碳金融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碳经济效益、增强碳交易话语权、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重要意义。

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论点，逄锦聚教授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金融确实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不宜夸大金融的功能，应更多关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匹配，避免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繁荣。杜莉教授认为应充分发挥金融对低碳经济的助推，而风险防控机制亦是碳金融交易机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4.关于碳金融交易机制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碳金融交易作为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其进一步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关于研究队伍的搭建与合作模式，逢锦聚教授提出了“反木桶原理”，即研究团队中，首席专家的科研与管理水平，决定了该科研团队研究成果的层次和质量。杜莉教授指出，宜采用合理分工，责、权、利相匹配的模式，真正做到任务到人、经费到卡，充分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发挥协同作用，挖掘科研协作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