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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认识
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要在21世纪成为研究型学院,离不开高水平国际合作交流这个推动力。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工作,为学院的发展注入必要的活力,配合学院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科研能力、教学质量和行政管理等方面迈向国际先进水平则是学院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的根本任务。
为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学院必须要形成一股合力,营造一种氛围,培养一支队伍,为学院国际合作交流创造满意的内部环境和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要采取切实措施,积极构建学院、教师和学生三位一体的国际合作交流框架,使国际合作交流深深根植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土壤之中,切实走入科研、教学、学生和管理等各个环节。
2主要思路
2.1为学科建设服务
建议和策划与世界一流大学及国外著名大企业的合作交流项目,推进和加强学院优势学科与他们的合作交流。通过合作交流共同开展科研项目、互派教师和留学生、共同举办高水平的国际会议等,逐步构成学院国际合作交流的核心网络。同时,针对重点学科建设,协助聘请一批国际知名学者、院士、政界和社会知名人士为学院名誉博士、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充分利用学科建设经费,针对优先发展的学科及方向,聘请国际一流学者来校作长、短期合作研究工作,传递最新、最前沿的科研成果、科研资讯。
2.2为人才培养服务
围绕学校人才培养的需要,通过把国际知名专家“请进来”的策略,提供与世界大师和知名专家直接对话的机会,在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营造培养一流人才的环境。坚持“走出去”的方针,选派计算机学科/学术带头人、青年教师和管理人员出国讲学、访学、进修、攻读学位和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并对学校国际合作交流人才培养方面的专项经费使用提出参考建议。同时,争取在上海大学主办高层次的国际会议和学术研讨会,藉此培养和锻炼师资队伍,物色国外高水平的专家学者,为学院国际合作交流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2.3为留学生教育服务
充分利用学院学科特色和优势,积极扩大留学生规模,提高留学生层次。积极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全英文授课课程,吸引更多国际学生来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学习。更多地关注以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为目标的各方面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公民。依靠这批高水平、国际化的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学生,进一步促进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国际合作交流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达到培养优秀学生的根本目的。
2.4为管理决策服务
学院成立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由主管外事的副院长担任主任,工作委员会从国际交流合作角度为学院的发展出谋划策,为学院管理决策过程当好参谋和助手。在不断完善学院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管理体制的条件下,加强学院外事工作人员的培养,要求学院教师人人增强外事能力,承担起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由工作委员会组织牵头,全面研究世界一流大学计算机学院的管理决策机制,密切跟踪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建立国际合作交流数据库,掌握世界一流大学,大公司、国际组织和科研机构的情况和信息,使得学院管理决策更加科学化、国际化。
3主要工作
3.1开展“请进来、走出去”的办学策略
本科教育是我院教育事业的基础,研究生教育是促进我院学科建设的助力器。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我院已在中外合作培养学生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类型的中外合作教育体系。利用国外先进的教育和科研资源,结合本学院的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实际开展合作交流,有力地推动了我院人才培养水平的提升。
学院要提高学科国际化水平,首先应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上有所突破。我院从1996年开始招收国外的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经过整整十年的发展,共招收了国外留学生64人,其中:本科生33人,研究生19人,高级进修生4人,普通进修生8人,这些留学生分别来自23个国家。一些优秀的留学生在完成学习计划后,继续留在学院进一步深造,从本科一直攻读至博士学位。来自蒙古的留学生爱德,以优异成绩完成本科学习后,获得中国国家奖学金资助继续在计算机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由于学院注重高水平英文专业课程的开设,还吸引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短期进修人员前来学习深造。学院优秀的师资力量和良好的科研环境受到了好评,扩大了学院在国际上的影响。学院不仅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国留学生们传授科学技术知识,还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生活环境,向他们介绍中国概况、中国文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历史等,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也为世界了解中国开设了一个窗口。
近几年,我院积极开展本科生中外教育合作项目,在本科生层次开展海外实习计划。每年利用短学期和暑假的时间,选派优秀学生到国外的企业、机构和大学进行为期2-3个月的境外实习。学生们前往美国休斯顿多个知名企业、德国西门子公司及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等实习基地学习后,纷纷反映海外的实习经历使他们受益匪浅,既开拓了国际视野,对国外大学教育和企业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有了切身了解,又增加了自身价值、提升了个人职业竞争能力。还有些优秀学生通过海外实习计划被国外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并获全额奖学金。该实习计划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体验世界的机会。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我院也积极引进海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互派研究生交流计划。学院同日本早稻田大学建立了友好的合作交流关系,签订了双方留学生交流互换计划。双方每年互派研究生到对方学校学习,协助研究生导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此计划至今已执行三年,效果良好,达到了拓展研究生学术思维的目的。今年学院又与日本会津大学签订了国际双学位研究生培养协议,该项目充分利用双方教学科研资源,联合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全面推进院校间的合作交流与共同发展。目前学院正在筹措与美国田纳西大学(Knoxville)、澳大利亚阿德莱得大学、日本法政大学、法国里尔科技大学互派研究生交流的计划。学院开展了与国内知名企业联合培养工程硕士的项目。工程硕士教育是以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积极开展合作与交流是培养工程硕士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该项目引进国际化大公司,如IBM、SUN、惠普、Oracle及Cisco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和资深工程师,使学生能够快速了解国外先进的IT技术,进一步拓宽专业面,增强适应性,结合国内IT企业的现状,定制培养具有扎实的计算机系统知识和计算机应用开发能力的高端IT 人才。我们将继续开拓培养人才的渠道,丰富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
3.2加强中外交流与合作,提高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
学院积极鼓励并经常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为学院师生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加强与国内外的学科交流与合作,努力提高本学科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依托学院高性能计算学科平台,每两周举办一次系列研讨会,邀请国内外高性能计算与应用专家主讲,向大家展示国外最新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传递最新的学术信息,开阔了师生的学术视野。讲座研讨吸引了学院乃至学校其他院系的众多师生前来,并多次入选为上海市的“东方讲坛”系列讲座。
学院积极与国际机构以及外资企业开展国际合作研究,通过合作更好地促进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开展。学院与HP公司共同研发了 “自强3000”集群式高性能计算机(该机曾在2004年全球超级计算机top500的排名中排在第126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上海高校网格平台。该平台为跨学科、跨地区的科研交流创造了合作环境,为解决前沿学科领域的难题、推动基础理论研究的原创性突破提供了机会。学院同美国SYBASE公司联合建立了“上大-SYBASE实验室”,来自SYBASE的专家定期与计算机学院师生研讨应用技术难题,在WEB数据库和XML数据管理研究、移动商务应用开发等多个方面广泛展开合作研究,推动了学院数据库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学院还与安世亚太公司共同建立了“上海大学-ANSYS联合实验室”以及“ANSYS软件上海大学计算机培训中心”,该合作项目将学院的科研工作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推进了教学和科研同步发展,为上海大学高性能计算平台的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学院十分重视与兼职教授的合作交流。合作没有流于形式,而是选择若干研究方向,探讨合作交流的新方式。利用兼职教授在学科上的影响力和科研创新能力,参与学院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学院曾邀请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计算机教授Emile Chi、日本法政大学计算机系李为民教授、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数学系戴兴德教授、新加坡国立高性能计算中心刘子顺高级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埃尔文分校的专家担任上海大学“自强”教授,来校开设短期课程和学术讲座,带来了最新的科研信息,受到师生好评。学院还通过成立联合实验室以及联合申报项目等,使合作交流朝良性和双赢方向发展。目前担任我院兼职的海外教授有18人,这些教授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高校和国际大公司。
近几年学院利用各种机会,多次邀请国外知名教授来访,这些教授分别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如图灵奖得主N. Wirth教授, 美国SYBASE公司总裁程守宗先生等。通过与国际知名教授的学术交流,为学院的优秀人才提供与知名专家直接对话的机会,在学院营造培养国际人才的环境。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每年来院作学术交流的知名教授越来越多,为学院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带动相关学科的科研工作走向新的高度。我院教师与学生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人数在逐年递增,层次也逐步提高。
1 积累对外合作交流经验,展望中医药发展的未来
我国中医药对外合作初期以劳务输出、专家外出讲学等为
主。近几年来,随着国内对中医药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外专家学者对中医药关注的不断增大,逐渐开始了以中外双方高水平的研究机构、著名大学为主体的交流合作,甚至互相参与了对方国家基金资助的学术研究和医疗合作。
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后,由于媒体的广泛宣传,针灸开始为华人以外的社会知晓,并愿意尝试其治疗方法。针灸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小的热潮。鉴于当时经过正规训练的针灸师极为短缺,有的人甚至放弃其厨师职业开始为患者扎针。小热潮的形成并未给当地民众留下太多积极的影响。其后,随着许多经过正规训练的中医师、针灸师移居海外,同时也伴随着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医疗费用需求的不断增强,世界范围内的中医热又一次悄然兴起,也给了中医药再次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机。许多发达国家也意识到专业人员的重要性,开始从中国邀请、引进专家和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在发达国家的讲学和医疗实践,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中医药从业人员的水平,并为当地民众对中医药的临床疗效树立了信心,中医药已经愈来愈多地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目前,由于包括中医药在内的补充替代医学在医疗保健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和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随着循证医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补充替代医学日益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要求包括中医药在内的补充替代医学提供循证证据,说明作用机理的呼声也日益增强。许多发达国家高水平研究机构、著名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始了对相关领域的关注,并将上述问题作为他们的研究重点;政府机构也开始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大量资金,与中医药相关领域的研究课题不断增多。有些课题的研究结果已经从某一方面显示出中医药学在治疗慢性疾病上的价值,并部分阐明了相关作用机理,为中外双方在中医药领域内开展高水平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使中外双方在中医药领域内的进一步合作展现出光明的前景,为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2 加强对外合作交流,促进中医药研究水平的快速提高
对外交流的动力应当源于合作双方。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疾病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非感染性疾病,尤其是难以治愈的慢性疾病不断增加,使全球范围内的医疗费用迅速、持续增长。如何找到一种可以尽快解决或缓解上述问题的方法已迫在眉睫,成为医学界、经济界和社会学界等诸多领域专业人士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医药丰富的积累已经从许多方面显现出解决上述问题的独到之处,简、便、验、廉等诸多无法比拟的优势,使中医药作为补充替代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迅速普及。许多发达国家不但在著名的高等学府开设了针灸课程,还注册、开办了众多专门的中医、针灸高等学校,有些甚至开设了硕士、博士课程。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拥有数万名针灸医师。发达国家投入到补充替代医学研究项目中的经费仍有不断增多的趋势,积极参与其中,积累经验、开拓思路,对培养我国中医药研究人才、队伍,迅速提高我国中医药的研究水平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我们的积极参与也能为国外的合作者提供中医药研究思路,可以集思广议,避免在中医药的研究上走不必要的弯路。
在当前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的著名学府、研究机构拥有更多先进的研究技术和手段,是我们开展高水平中医药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了解发达国家在补充替代医学中的发展趋势,对我们今后开展中医药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研究经费相对充足的今天,如何尽快找到适合中医药研究的方法和途径,突破研究中的瓶颈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开拓思路,下大力气予以有效解决,为全球范围内的中医药研究起到示范作用,真正能够起到引领中医药研究方向的作用,促进中医药研究水平的快速提高。
3 注意知识产权保护和保密问题,确保双方合法权益
基于数千年来先贤的实践积累和自身长期的临床实践,我们在中医药研究方面较国外的专家学者先行一步,对中医药理论知识的理解更加深透,对中药的选择也更加精准,在药物的研究开发中发现阳性目标药的几率也相对较高。这也是发达国家科研人员在国内找寻合作伙伴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有些国内的科研人员为了获得国外同行的关注,以便加快其研究成果国际化的步伐,常常会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课题的关键技术展示于人前,由此引起的关键技术外泄已不在少数。由于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而导致关键技术外泄的,即使今后通过法律途径也很难讨回公道,举证困难是这类纠纷的共同特点,赢得官司的可能更是微乎其微。另外,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中成药处方的专利需要参照化合物组合进行保护,在某个方剂基础上的加减与原方差异的认定就会存在一定的困难,有时甚至是件非常复杂的问题。用何种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就成为摆在每位中医药科研人员面前的重要问题。在合作之前,通盘考虑相关问题,将所涉及的问题做个比较好的约定,签署好相关文件后,再出示核心技术也为时不晚。加强自我保护意识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关键所在。
4 重视合作交流中的法律问题,保障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科研人员,在对外合作中比较关心如何从技术角度完成既定的研究目标,对合作中的法律问题却不甚关心。但在与发达国家科研机构和著名高等院校的相关科研合作中,法律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签署相关的合作协议、契约是合作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和国外著名高校都有其专门的法律顾问或律师,甚至还有专门负责法律事务的部门,负责为研究人员在相关的合作中起草协议、契约,替科研人员在签署协议、契约时把关。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232-02
一、国内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制约因素分析
在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社会对高校创新人才培养表现出了更多的期待,高校也围绕培养创新人才做出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效果普遍不明显。究其原因,其中有学生自身因素,而更重要的是外部因素。
(一)自身因素
首先,学习目标的片面性导致学习动机的外在化和功利化。在学习的定位上,多数学生一般都是将知识作为学习的唯一目标。其实,知识既不是学习的唯一目标,也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学习是促进生命完满和谐、发展和开发人的生命潜能、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只有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人的情感、陶冶品性、提高能力,形成良好的人格,才能使大学生获得人生命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健康、活泼、全面、和谐地发展。据调查,当前大学生学习最主要的动机是为得到一个好职位、出人头地、报答父母、想在某方面有所建树等,多涉及自我及个人利益方面。学习动机的外在化和功利性,造成大学生学习目标价值追求的近视或短浅,学习心态的浮躁,学习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妨碍了需要以长期、稳定的学习作支撑的创新能力的发展。
其次,学习方式单调以及学习内容狭窄。目前,大学生的学习方式主要是接受学习,而且以课堂学习为主,个人自学为主。通过这种学习,大学生可以学习和继承前人已经发现的知识,获得个体经验,但其创新能力是难以形成与发展的。大学阶段,主要是专业教育阶段,目的是为大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打下扎实的专业知识方面的基础。这种专业教育使得大学教育,分科过细,知识成点线结构。大学阶段这种分科过细、专业性太强的学习内容,导致大学生知识面狭窄,限制了大学生的思路,不利于大学生成才。
(二)外部因素
首先,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制度弱化和异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制度弱化主要体现在本科生参与研究制度以及小班化教学制度。在美国,专业教育已经过度到研究生教育阶段,美国的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无不设有本科生研究计划,并将之作为一种必要的人才培养制度。中国的高校在这方面也开始了有益的尝试,如浙江大学的“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中国科技大学的“大学生研究计划”。但我国高校起步较晚,没有形成成熟、完备的体系,更没有在高校中产生普遍效应。美国大学特别重视小型讨论班对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作用,这种人才培养的方式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也有利于学生批判性、创造性习惯和精神的养成。然而我们由于考虑教学成本,更多选择了大班上课,显然研讨无法展开。
其次,教师及学生评价制度。按照教师活动的主要内容,对教师的评价可分为教学评价与科研评价,相对而言,由于科研提升学校地位与层次见效快、科研考核易于操作,教师评价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如何把教师在科研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传递给学生,如何把创新能力、创新成果转化为学生的能力、教学成果,在我国这些方面普遍没有成为教师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不断推动高校把“创新”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内涵之一,但我们看到高校纷纷提出培养创新人才目标的同时,学生的评价制度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创新人才一个主要特征是可持续发展,对学生的评价应该延伸至毕业后的若干年,所以评价主体不应该仍然是学校范围内的教师评价与学生自我评价,还应该注意社会评价主体;当评价指标与评价主体发生变化时,评价方式也必然发生变化。统一化、刚性化的评价方式只会抑制“创新”的出现,培养创新人才必然呼唤多样化、柔性化的评价方式。
二、中外教育交流合作背景下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中外教育交流合作背景下,大学国际化是创新人才培养途径的必然选择。正如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所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一个‘全球性大学’必须具备四个要素:更多地吸纳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在教学和科研中注入更多的国际化内容;与国外大学建立联系,加强校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国际网络教学,通过先进的通信科技将世界更多的听众带入课堂。”耶鲁校长的话充分表明了大学国际化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全球性大学”的四个要素与创新人才培养过程的环节密切相关,大学国际化为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提供了更多路径。
在中外教育交流合作背景下,大学国际化与创新人才培养是相互融合的统一体。培养创新人才为大学国际化指明了方向,国际化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条件和资源;培养创新人才在国际化进程中体现了人才培养的更高标准,国际化也因立足创新人才的培养而获得前所未有的推动。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融入了人才培养的动态过程。大学国际化只有从外部的人才流动转向内部的人才培养,渗入人才培养过程的核心要素中,才能真正找到深化大学国际化的突破口。若从基本要素考察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龙头,课程与教学是着力点,实践环节是催化剂,师资团队是保障,而培养高质量的创新人才是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要素形成了一个循环系统。大学国际化只有涉及专业、课程、教学、实践及师资等核心要素的深层次变革,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三、中外教育交流合作背景下的创新人才培养的实现途径
(一)优化专业结构,重置课程体系
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特点,立足我国实际,通过社会对专业的需求预测,建立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制度,旨在引导专业建设与国际接轨。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按照个性化原则设置特色明显、社会急需、交叉综合的专业,以满足社会对创新人才的需求。培养创新人才需具有国际认可的专业人才质量标准,因此加入国际认证是专业建设国际化的重要举措,对于优化专业结构意义重大。我国的课程国际化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才能与国际接轨。一是课程体系要冲破学科壁垒,优化重组。根据创新人才应具备的知识、素质和能力要求,按照初级、中级、高级的不同层次模块重新设置,建立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体系,融理论课程、实践课程、自主研学课程、网络助学课程于一体,课程的内容尽可能多地加入国际前沿;引入国外教材,供学生比较学习。二是要提高双语课程在课程设置中的比例。当前,我国高校的双语课程实施问题颇多:双语课程设置没有统一规划、双语课程覆盖面不够广泛、双语教学理念不清、双语课堂中“仅学习外文单词或翻译”的做法普遍。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双语师资的严重缺乏不无关系。
(二)开展国际联合教学,促进教学水平的提升
引入先进教学理念的关键是改进教学方法。耶鲁大学校长莱文认为,教学方法影响创新能力培养,制约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应该是教学方法的问题,不同的教学方法取得的效果大不一样。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批判思维的能力,严密分析的能力,从不同视角看问题的能力,这种教育对社会的贡献是最大的。国际联合教学有助于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中寻求平衡点,既可学习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模式,又可推广我国教学的优势与特色;通过学分互认,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学子来中国学习和交流,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校园环境。构成国际化联合教学的基本要素有:国际公认的办学特色和人才标准、具备一定数量的学分互认课程、国际知名教授的理论与实践教学、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高水平师资。
(三)重视学习体验,扩大国际交流
目前,我国大学在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并未能充分重视学生的学习体验,其实验教学、毕业设计、专业实践往往局限于国内的实验室与企业。这样的学习体验常常难以与国际前沿相联系,学生的思维也难以在全球化的视角下得到激发,最终必然影响国际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大学重视学生学习体验的紧迫之举是扩大国际交流,使学生的学习体验由国内延伸到海外。国外学习体验、国际合作项目和研究有助于学生获取更广泛的国内外信息、发展批判性思维、深化对多元文化的认知、建立广泛的学习和研究兴趣,这对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不无裨益。
(四)教学科研结合,培养国际化师资
〔分类号〕G250
A History Review of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in the Library Fields Since 1979
Wang Lei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This paper makes a history review of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in library fields since 1979. It firstly explains the major participants, means and contents of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libraries. The major participants mainly comprise government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here are about six means of exchange, such as studying aboard, friendly tours, visits, inspections and academic exchanges abroad, organizing and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ranslation, books exchange and so on. Then, by summing up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work,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backgrounds and conditions of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come more and more better, bilateral exchange mechanism is gradually improv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re playing leading roles, and that the main exchange groups are coming into being.
〔Keywords〕China and United States library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cholarly exchange foreign exchange
中美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真正走向了全面交流。对两国图书馆界交流合作历史回顾和总结,有助于把握其特征与内在规律,汲取经验,推动及促进两国图书馆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中美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的主体
中美图书馆界主要交流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三类,尤以社会团体和个人占主导地位。如中国图书馆学会设有国际交流与合作委员会,协调我国图书馆对外交流与合作事务。许多地方图书馆学会、图书馆、高校图书情报院系、研究机构更是中美交流与合作中积极活跃的单位,如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图书情报院系机构。其中的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原信息管理系)已连续十多年受美国岭南基金会资助,派遣10余名青年教师赴美访问学习和交流。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邀请林瑟菲、兰开斯特、李华伟、陈钦智等美国图书馆专家来华讲学,介绍美国图书馆理论和经验等。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许多图书馆专家纷纷赴美进行学术访问与讲学,传播我国图书馆发展经验及成果,极大地促进了中美图书馆间的交流与合作,如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2004年被美国《图书馆季刊》聘为编委,等等。
2中美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的方式
2.1互派留学
根据美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协会(ALISE)[1]年度报告和相关文献[2]统计,中国赴美攻读图书馆学人员自1980年的17人增至2002年的381人,累计近有3800余名图书馆学留学人员。学历层次包括硕士、博士及其他(包括本科、大学肄业生等)(见表1)。硕士生人数为2 790人,占总人数的72%;博士生人数为628人,占总人数的16%;其他类人数195人,占总人数的5%。这不仅与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一般只设有研究院机制有关,也与两国对彼此教育学历体系的认同存在差别有关,美国只承认中国高等教育的本科学历。
2.2中美互访
据不完全统计,1978-2005年我国图书馆界与国外的大型互访约有258次,中美间的互访尤为突出(见表2)。
从表2可知,1978-2005年间,中美重要互访活动总计161次,占我国图书馆对外交流活动62.4%。其中中国访问美国共29次,美国访华共132次,可见美国对中国的访问占两国交流的主导。这一交流时期出现了三个高峰,即1980年、1986年和1996年,这与中国图书馆发展进程、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关系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正式推出,中美两国文化协议正式签订,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美国图书馆代表团成功回访,迎来了建交后两国交流的第一个高峰。1996年,第62届国际图联年会在我国召开,极大地促进我国图书馆界与国际图书馆界的交流;同年8月,中美图书馆界在北京联合举办 “第一届中美合作会议――全球的信息存取:挑战与机遇”,标志着中美图书馆界进入了一个开放、正规、有效的交流与合作阶段。
2.3参加和举办国际会议
中美两国参加和举办的国际会议主要有三种形式:①共同参加国际图联年会、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等国际性会议。自1981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图联的合法席位至2003年止,中国图书馆界派出代表参加国际图联年会人数达1 780多人。21所大陆机构及香港特别行政区5所图书馆、澳门特别行政区3所图书馆、台湾地区8所图书馆均已成为国际图联的机构会员[5]。②在两国国内举办国际会议,1980-2006年间,我国共举办重要图书馆国际会议约42次,主要围绕图书馆技术领域开展交流。2000年以来,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成为中美交流的一个新平台,美国每年派代表来参加年会。有的图书馆在国际交流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上海图书馆承办会议达8次之多。③“中美图书馆合作会议”迄今已举办三届,两国图书馆界人士以此为平台,探讨彼此共同关心的问题,引线搭桥,积极寻求和促成有效的合作(见表3)。
2.4译作
据相关文献的不完全统计[7-9],在1980-2004年间我国有关于美国图书馆学的译著58部、译文约627篇,内容涉及图书馆现代技术、读者服务工作、图书馆管理等领域。据表4显示,1980-1990年间为译作出版发表高峰期,约占83%,有译著21部、译文327篇,共计348部。20世纪9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界逐渐开始理性看待外来理论与思想,译作数量有明显的回落态势。但这一时期美国著作的译作比例相对有很大提高。这与美国图书馆网络化、数字化高速发展以及中美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有着密切的关系。
2.5书刊交换
自1978年起,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正式恢复了国际书刊交换工作。此后一些省级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图书馆等单位,如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陆续开始与国外图书馆开展交换工作。
总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图书馆的书刊国际交换工作有很大的发展,以上海市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的发展较为突出,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为薄弱。在高校图书馆系统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图书馆是其中的佼佼者,如中山大学图书馆近年来全力拓展国际交换业务,相继与美国多所著名大学和机构建立了联系。2005年8月,美国哈佛大学向中山大学图书馆赠送15万册图书,此种规模在国内尚属首次。
2.6合作项目
中美图书馆界开展的合作项目涉及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以及图书馆事业规划与管理、业务活动等多个领域。
其中,合作办馆、姊妹馆的形式发展得比较成熟。如1986年在旧金山设立的上海――旧金山友谊图书馆,南京大学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交流中心等。在图书馆学教育上,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美国西蒙斯图书馆学院建立了为期3年的交流合作关系;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邀请多位美国专家前来讲学。此外,两国还合作设立各种名目的奖学金,推动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如由美国韦棣华基金会委托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的韦棣华奖学金,是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类最高级别的奖学金。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与美国华人图书馆学会及曾程双修女士积极联系与合作,成立了“沈祖荣沈宝环纪念奖学金”,奖励和支持该系学生专业学习。
近年来,中美增强了数字图书馆建设、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开发,在项目规划、人员培训、技术开发、资源共享、资金筹备等方面也有所拓展。 如“中国教育科技数字图书馆”(Chin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Digital Library,简称CERDLIB)和“中国记忆网”项目等。
3中美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的成就
中美图书馆间已经由最初的单项、单一、小范围零星交流逐渐发展为良性的双向、全方位、多形式、多层次、大规模的交流局面,主要成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稳定、平等、自由和开放的环境
随着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中国图书馆事业迎来了20世纪80-90年代的发展,整体实力得到不断提升,两国间逐渐形成稳定、平等、自由和开放的交流环境,图书馆事业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以及中美两国共同致力于和平、友谊、平等发展的结果。
3.2双向交流机制逐渐形成与完善
随着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许多中国图书馆专家、学者应邀赴美作访问学者、讲学以及事业考察等;我国很多图书馆学著作亦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出版、转载等。此外,我国图书馆界积极出席国际会议,在提交和会议交流的论文质量与数量上不断上升。中美图书馆间的交流逐渐呈现双向交流、良性互动的交流特征和机制,这对推动两国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事业与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更有利于提高中国图书馆界在国际图书馆界的地位及影响。
3.3民间社团形式的交流逐渐占主导地位
民间社团形式一直是中美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形式,主要以中国图书馆学会及各地方图书馆学会为中心。在地方图书馆学会中,上海、江苏和广东图书馆学会是重要的典范,如上海市图书馆注入国际化发展理念,积极与美国图书馆界进行广泛的交流。近年来,它又大力开展数字图书馆及其技术领域的研究,相继成功举办了多次元数据国际研讨会议。广东图书馆学会积极邀请美国学者来穗讲学,接待外国图书馆专家访问考察以及选派人员赴美访问和考察等国际交流工作。
3.4致力于推动中美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的主要群体逐渐形成
推动中美和中外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的三大交流群体逐渐形成,包括中年图书馆学者、专家和领导群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学者和领导群体和海外华人图书馆员群体。
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中年图书馆学者、专家和领导者群体,如丁志刚、刘季平、孙承鉴、鲍振西、杜克、孙蓓欣、徐引篪、孟广钧、庄守经等,在中美建交及建交后的初步发展时期,为两国的交流事业做出了贡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学者和领导群体,广泛参与国际图书馆界交流与事务,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是目前我国图书馆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中坚力量。海外华人图书馆员群体,主要指美籍华人图书馆院及其组织――华人图书馆学会,他们是中美图书馆界的“天然使者”、“特殊使者”,在中美图书馆界之间起到了桥梁和中介作用。可以说,三大群体共同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以及中美图书馆交流努力着并贡献着。
4结语
在中外图书馆交流与合作中,中美图书馆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随着世界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融合,中美两国图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将不断深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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