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文体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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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丽”在诗文中可以理解为语言的华丽甚至是华靡。《文心雕龙・情采》中“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这里的“丽”是指委婉华美的辞藻和文采。此外，《小尔雅・广言》解释为“丽，两也”，通“俪”。在诗文中指句子的对偶或词语的对称，《文心雕龙・丽辞》“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丽辞，就是讲求对偶的句子。

曹丕诗“欲丽”的追求，不仅表现在华丽辞藻，而且在内容上表现了“丽”的思想内涵和情感；不仅表现在骈俪对偶，而且在形式技巧方面致力于用韵的对称和和谐。清词丽句的语言、纤丽细腻的情感、绮丽和谐的音韵、骈俪整齐的句式，使曹丕的诗歌呈现出“便娟婉约”[1]的风格。

一、清词丽句的语言

选词、造句和修辞的选用是曹丕诗歌历来备受推崇的重要依据。《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认为曹丕诗“蓄盛藻”，《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评》评价“文帝天资文藻”，明代诗评家胡应麟推崇曹丕诗歌的语言是“丽语错出”、“华辞既盛”。相对于汉大赋的富丽、齐梁诗歌的艳丽以及南朝诗歌的靡丽，曹丕诗歌的“丽”可以形容成“清丽”。正如吴云认为曹丕的五言诗“语言精醇，又能保有民歌化的特点，具有一种‘清丽’的特色。”[2]

“清丽”诗风的形成，一方面在于曹丕的诗歌多是从质朴自然的汉乐府发展而来，其中一半以上是沿用了乐府古题（据郭茂倩《乐府诗集》及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所收，约三十三题四十五首，其中乐府诗十七题二十四首）。另一方面，“清丽”的特色体现在清词丽句的辞采之中。《芙蓉池作》的诗句最具有代表性――“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作者以“卑枝”二句具体写嘉木的生长姿态：卑枝和修条通过“拂羽盖”和“摩苍天”，一下一上形象地写出了树木环渠而生，茂密葱茏。“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作者仅用十个字，把丹霞褪去、明月初升、华星璀璨、在云层间时隐时现的一幅色彩绚丽的画面呈现出来。语言运用中的清丽特点，正如《文心雕龙・才略》的评价：“魏文之才，洋洋清绮”。

二、纤丽细腻的情感

“怜风月、狎池苑”的诗歌内容在曹丕的诗作占一半以上，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作者纤丽细腻的情感，言情诗可以算是最佳的代表。曹丕的言情诗内容单一浅显，风格缠绵悱恻，“涕零雨面毁形颜，谁能怀忧独不叹”（《燕歌行》其二）、“佳人不来，何得斯须”（《秋胡行》）、“音声入君怀，凄怆伤人心。心伤安所念，但愿恩情深”（《清河作》）等等，几乎代表了曹丕言情诗的全部意境。

作者多写男女之间的相恋、相别，并且善于拟之情写思夫之苦，写被丈夫离弃的眷恋之苦，感情真挚、细腻、含蓄、纤丽。其中，《燕歌行（其一）》（“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是言情诗中顶峰之作。整首诗写了一位在秋夜里思念远方的丈夫，抒发了无限的相思和哀怨。秋风落木，摇撼心怀；群燕翔雁，念君情切；明月琴诗，派遣别恨；牵牛织女，触动情思。作者把写景与抒情有机结合，情景交融，笔致委婉，语言清丽，感情缠绵，意境凄楚，王夫之赞为“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

三、绮丽和谐的音韵

曹丕的诗歌在用韵的方面受到楚辞押韵的影响，注重韵部韵字的选择和使用，有些诗句合乎律诗的平仄和对仗。他的诗作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其中四言诗“都是偶句韵，虽然有转韵和合韵现象，但是四言诗中没有不入韵的句子”[3]；五言诗“二十三首是偶句韵，其中一韵到底的有十九首”[3]；六言诗有四首，“《黎阳作诗》、《令诗》和《董逃行》三首是句句押韵，《寡妇行》是偶句押韵”[3]。

此外，曹丕的诗出现了转句换韵的新尝试，五言杂诗《西北有浮云》就是换韵的典型。“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首先，这首诗隔句押韵，在形式上形成叠韵，音韵和谐，读起来琅琅上口；其次，这首五言诗打破了偶句押韵、一韵到底的固定模式，“前面八句都用入声月韵，最后两句转真韵”[3]，范文在《对床夜雨》中认为此诗正是“转句换韵之始”。

更为肯定的是，曹丕在诗中喜欢选用阳韵，情感的丰富多彩与韵字的选择和词语的搭配是有关系的。如他的代表作《燕歌行（其一）》采用阳韵，韵字的色彩也偏向悲凉之情，并且选用了带有秋天和孤独意象的韵字组合，如“天气凉”、“雁南翔”、“多思肠”、遥相望”、“守空房”等等，读后有缠绵悱恻之感。总体来说，和谐流畅的音节形成连贯而起的诗意，层层渲染，一唱三叹。

篇2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2

晚晴“诗界革命”对诗歌文体形式进行变革，主要体现在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改良派诗人的创作，因其语言选择的守旧，限制了诗体尝试的限度，诗体形式大部分是传统的诗歌样式，真正的诗歌文体上的创新并不多，但是新名词、白话、长短句的出现，诗歌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的初步转型，为五四时期白话新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五四，诗体的“大解放”、白话新诗的发展正式开启了新诗现代性的道路，现代诗人表现出强烈的反叛精神，他们对已有的诗歌体式不满，积极大胆地探索各种诗歌文体形式，诗歌的文体形式开始处于一种不定型的状态。现代诗歌发展史上，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文体形式，如自由诗、格律诗、讽刺诗、叙事长诗、十四行诗、小诗、图案诗、政治抒情诗、马雅可夫斯基体等，如果按照诗歌文体理论将这些文体形式加以归类，现代诗歌的文体形式可以分为：自由诗体和格律诗体。下面将从这两大类诗歌文体形式出发探讨诗歌形式的现代性。

一、自由诗形式建构的现代性

自由诗的基本特点就是用日常口语来表现诗人情感的变化，诗无定节、节无定字、自由灵活，适应追求自由、解放的现代诗人的内心要求，自倡导以后，迅速得到诗人们的认同，产生了一批自由体诗歌，自由体诗渐渐成为现代诗坛的主流，为富于创造精神的现代诗人开拓多样的新诗体式和表达现代人的情绪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自由诗体不同于格律诗，不讲求押韵、节奏、行与节的排列形式，它追求诗歌内在韵律的变化。在其《尝试集》的自序之中说道：“因此，我到北京所做的诗，认定一个主义：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大解放’。诗体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①认为用白话作诗、自然的音节，长短不一形式是白话新诗的重要特点，注重自然和自由，注重自然的音节，强调自然美，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趣。作诗如作文的主张解构了传统的文体形式，每一首诗歌都有一种自己的文体，使新诗成了“无体之体”。郭沫若在的“诗体大解放”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自由的诗体。郭沫若认为：“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②。这里的“内在的韵律”，郭沫若是指文学与生命的关系，郭沫若认为，文学是生命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诗歌的创作就是把生命的感受和生命体验表现出来的过程，生命的韵律和节奏也是诗歌的韵律和节奏。郭沫若是一位偏于主观、偏于冲动的诗人，其情绪起伏变化较大，诗人的强烈情绪构成了诗歌作品的内在旋律，这在其诗歌创作中都有体现，《天狗》、《凤凰涅》等表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而在《死的诱惑》、《上海印象》等作品中表现了诗人低落、颓废的思想情趣。戴望舒与艾青等诗人延续了郭沫若“内在律”为主的观念。戴望舒认为：“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所谓形式，绝非表面上字的排列，也绝非新的字眼的堆积。”③艾青：“当诗人被被某种事物唤起感情，产生一种联想寻找形象的冲动，通过富有韵律的语言，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才能产生诗。”④表现情绪，以情绪为诗歌的内在律已经成为现代自由诗的一个重要特征。自然的音节、自然的节奏、自然的情绪以及叙述的手法等构成了现代诗歌新的艺术追求。

第三代诗人以比更加激进的态度来解构一切，实现了真正地诗体大解放。第三代诗人利用现代科技创造了诗歌的超文本形式，用现代电脑技术将诗人的思想情感与独特创意直观的呈现出来。所谓超文本就以网络为载体，把音乐、图片、动画甚至视频组装进文学文本，运用视觉和听觉效果把文学作品更加直观的呈现出来。这种形式为传统诗歌的形式注入了新的元素，为诗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现代自由诗从的“诗体大解放”到超文本形式，现代自由诗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诗人们努力寻找表现现代人思想情趣的艺术形式，并努力为现代新诗建构一套范式。

二、格律诗形式建构的现代性

自现代诗体大解放开始，自由体诗人进入了文体的狂欢状态，他们没有了束缚，可以随意的书写，但是他们也陷入了文体创新的焦虑状态，而且带来了新诗散漫化的流弊。部分诗人开始不满诗歌的非诗话、散文化，要重回格律诗。

30年代，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开始反驳自由体诗，提倡新格律诗。但是仅仅指出他们对于形式的探索还不够，因为古人对诗形式的追求不亚于新月派，因此必须看到新月派不同于以往对形式的追求所蕴含的现代性因素。新月诗派的诗歌理论主要由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朱湘以及梁实秋等人的阐述构成。闻一多看出了古代律诗的局限，并建设性地扩充了新诗格律的内涵。他认为：“律诗也是具有建筑美的一种格式；但是同新诗里的建筑美的可能性比起来，可差的多了。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这是律诗和新诗不同的第一点。”“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这是它们不同的第二点。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这是它们不同的第三点。”⑤白话文有自己的特点，现代律诗也和古代的律诗有很多不同之处，现代诗人们用白话语言写诗，并努力寻求白话诗的格律，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梁实秋也主张写诗的人自己创造自己的格律，“现在新诗的音节不好，因为新诗没有固定的格律。在这点上我不主张模仿外国诗的格调，因为中文和外国文的构造太不一样，用中文写Sonnet永远写不象。唯一希望的是你们写诗的人自己创造格调，创造出来还要继续的练习纯熟，使成为新诗的一个体裁。”⑥梁实秋是针对新月派模仿外国诗，引进西方十四行诗、马雅可夫斯基体等形式提出的建议。陈梦家对于新月派的新诗形式的探索有一个总结：“影响于近时新诗形式的当推闻一多和饶孟侃，他们的贡献最多，中国的文字以单音组成的单字，但单字的音调可以别为平仄（或抑扬），所以字句的长度和排列常常是一首诗的节奏的基础。主张以字节的谐和，句的均齐和节的匀称，为诗的节奏所必须注意而与内容同样不容轻忽的，使听觉和视觉全能感应艺术的美（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使意义音节（Rhythm）色调（Tone）成为完美的谐和的表现，而为对于建设新诗的格律（Form）唯一的贡献，是他们最不容抹杀的努力。”⑦寻求格律是新月派诗人的共同追求，但是新月派反对格律限制诗人情绪的表达，追求外在格律与内在情绪的同一，这是新月派在新诗形式探求上所表现的现代性的体现。随着徐志摩的去世，新月派的解体，新月派新诗格律的探求开始告一个段落。

京派同样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形式上过于散漫，需要强调格律与规范来加以纠正。梁宗岱、叶公超的诗论更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图。1928年，梁宗岱就极为推崇法国后期象征派严守格律的追求。他认为五四以来的多数新诗人一味追求自由体诗，已经走到一条“无展望的绝径”，自由体诗很难达到和“有规律的诗”那样，以其形式效果直接而强烈地施诸读者的视觉和听觉。即使是西方诗歌史上声势最浩大的自由诗运动象征主义，也有事过境迁的时候，就连英国现代最成功的自由诗人爱略特的诗也有句法和章法上的成套和滥调。叶公超认为，格律具有形式美，能把诗情组织得很精美。卞之琳、林庚、梁宗岱是京派诗人的代表，其中卞之琳善于调和中西，并醉心于新诗格律形式的探索和试验，广泛尝试中外各种诗体，被闻一多冠以“技巧专家”。50年代，、何其芳提倡现代格律诗创作，这一次的探索失败了，但说明了新诗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对其自身形式进行约束。现代新诗格律化是诗歌形式探索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既有对传统的批判的继承，也有对西方格律诗的借鉴，更有根据现代汉语的音节及现代诗的特点创造的新的格律诗的形式。但是过于强调对于格律的要求必然会导致诗歌的僵化，不利于新诗的发展。新诗的自由化和格律化都需要一个度的限制，要遵循诗歌内在的韵律和诗情。

三、新诗形式未来形态的展望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发展，新诗形式的未来形态必然离不开对于网络的利用，超文本的出现可以说是对传统诗歌文本的一个挑战，但也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超文本利用文字、图画、音响等创造了一个综合的诗歌文本，扩大了读者阅读的空间和审美体验。台湾诗人在这方面走在了大陆诗人的前面，台湾诗人李顺兴、苏绍连、曹志涟等人以“歧路花园”、“现代诗的岛屿”、“涩柿子世界”等网站为创作平台，进行了大量的多媒体超文本诗歌的创作活动，有效地引领读者调动各种感官去欣赏、感受文学作品，从而丰富、拓展了文学原本抽象的表意空间。另一位中生代诗人苏绍连，他的《现代诗的岛屿》、《FLASH超文学》经营近百种奇花异卉，特别擅长FLASH制作，时时花样翻新，表现出惊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还有诗人白灵的《文学船》、《象天堂》，以及后起的新锐须文蔚的《触电新诗网》等等，都不断在放射“多样性”火花。超文本的实验需要诗人独特的精神创造，否则就极可能造成苍白无力的文本拼贴。借助多媒体，诗歌的传播与接受方式将会极大地改观，诗歌的魅力和影响将会得到极大的释放。超文本诗歌创作将成为未来诗歌的一个趋势，但是并不是说传统诗歌推出历史舞台，诗歌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纸质媒介将会一直成为诗歌的一种表现形式。目前，对于超文本诗歌的创作还只是少部分诗人的努力，它的发展还需要更多诗人的探索，让这一适应时代的文本形式焕发出它的魅力并为读者提供崭新的阅读体验。

参考文献：

[1]龙泉明、邹建军著.陆耀东主编.《现代诗学》[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2]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M].花城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3]龙泉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4]熊 辉.《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5月，第34卷第3期。

[5]张 春.《超文本文学创作的形式实验及其美学价值》[J].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注解

①《尝试集・自序》，姜义华主编：《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1页。

②郭沫若：《论诗三扎》，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③戴望舒：《望舒论诗》，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④艾青：《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页。

篇3

在“论文叙笔”部分，《序志》篇曰：“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因此，“论文叙笔”的论述过程就包括这四个方面，即先叙述各种文学体裁的起源和流变，然后解释不同体裁的名称，并阐明其意义，接下来从选取不同时期的典型作品进行评价，最后总结不同文体的创作方法和写作特点。以如此全面而系统的方式考察各类文体，便使《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首先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意义，即成为一部空前的分体文学史。笔者试以《明诗》篇为主并结合其他篇目，分析刘勰象喻批评中的逻辑建构特征。

一.原始以表末

对于诗歌的源起，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人具有不同的思想情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产生感触，心有所感而吟咏情志。刘勰的观点本于他的“自然之道”的基本思想，这对当时文坛创作缺乏真情实感而矫揉造作的文风有救补时弊的作用。接下来，刘勰将诗歌的源头追溯到葛天氏乐辞。其曰：“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对于文学的起源及上古传说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刘勰无法作出明确解释。刘勰先依据神话传说和史书记载对先秦诗歌的发展情况作了简要概述。汉以来，从“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到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成熟的五言诗体，诗体经过了从雅润的四言向清丽的五言转变的过程，然后出现了建安时期“五言腾踊”的盛况，自此，刘勰开始详细论述了五言诗的发展脉络。建安五言“慷慨以任气”，骨气爽朗劲健；正始年间“诗杂仙心”，诗歌流入浅薄；西晋诗歌“稍入轻绮”，笔调靡丽，内容肤廓；东晋诗坛“溺乎玄风”，多寡淡无味；宋初一改谈玄风潮，诗人们“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力求华美和新变。这样，刘勰就基本概括了先秦至今的诗歌发展的历程。

二.释名以章义

在释名章义部分，刘勰强调诗歌“持人情性”的教育作用，即体现了其“道圣经”三位一体的思想。刘勰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就是说，诗歌必须扶持陶冶好的情性。他把“诗”训为“持”，“持”的含义是扶持，可引申为端正、规范。而“持”的对象是人的“情性”，所谓“三百之蔽，义归‘无邪’，实际上是要求诗发挥教化作用。刘勰在中国两千多年以来“诗言志”的基础上，主张“为情而造文”。自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明确主张后，“言情”说大量出现，且成了众多诗人创作实践的指导思想。但是，六朝时期的言情之作由于“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很快偏离了正轨，滑向邪路：或“艳歌婉娈”、“辞在曲”，或“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而多作“无贵风轨，莫益劝戒”之作。因此刘勰论诗讲究情志并重，正如《征圣》所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并且，“情”的表达要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的政教观，“为情者要约而写真”“情深而不诡”，思想感情简要而真诚，深厚而不虚假，从而突破狭义的志，约束泛滥的情，走向“情志合一”。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顶峰之作，刘勰也以其“婉转附物，怊怅切情”的特点为情志合一的诗歌典范，喻其为“五言之冠冕”。诗人把主观的情形象化，融于具体的物象之中，即通过鲜明可感的客观外物，透露出诗人内心的哀乐，使读者如亲历身受，才能在潜移默化中起到“持人情性”的作用。

这种释名章义的方法被刘勰广泛应用于解释不同的文体名称，如《铭箴》篇曰：“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箴，是一种具有规诫性质的韵文，攻疾防患，讽刺缺失。刘勰在这里将其喻作治病的石针，可谓恰如其分。《书记》篇曰：“牒者，叶也。短简编牒，如叶在枝，温舒截蒲，即其事也。”将“牒”喻作叶，用短小的竹简编成碟，就像树枝上的树叶，形象切物。《颂赞》篇曰：“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可见，刘勰的“释名以章义”主要采用形象喻事的思维方法，以训诂来解释各种文体名称的含义。尽管有些解释是不免牵强，甚至比较陈腐，缺乏周密性和准确性，但他能用极其简洁的形象喻示概括各种文体的主要特征，时有新见，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刘勰是第一个为各种文体全面定名的人，后世论文体者，如明吴纳《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体明辨序说》、清林纾《春觉斋论文》等，其中对文体名称的不少定义，都受刘勰的影响很深。

三.选文以定篇

刘勰纵观历代诗歌创作，论述了从汉代的韦孟、枚乘到三国的王粲、曹植，西晋的潘岳、陆机，以至东晋的孙绰、郭璞等十余位作家的创作风格，通过对各个时期作家的代表作进行简要而精确的评述，反映历代不同的文体的创作情况，在仅用八百多字的短小篇幅，就把先秦至今的诗歌创作情况，作了宏观的描摹勾勒。事实上，“选文以定篇”的部分可以看作一部语言精炼的分体文学史，不同时期的文体发展情况如何，读者可以从中把握其清晰的脉络。《明诗》篇说：大禹治水成功，因而得到歌颂；夏帝太原荒失国，就有“土子之歌”发出怨恨。刘勰据此提出“顺美匡恶，其来久矣。”呼颂美德和匡正过失是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刘勰认为“持人情性”是诗歌艺术的特点所起的作用.它既可以熏陶人的善良之性，也可以诱发人的邪恶之情。《乐府》篇就讲到这种情形：“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雅正的乐府诗是温和严肃的，但人们听了厌烦得打呵欠、瞪眼睛；奇异的乐府诗却使人听来十分亲切，甚至喜欢得拍着大胆跳起束。这也是诗歌艺术“持人情性”的作用。

四.敷理以举统

这是“论文叙笔”的最后一个部分，主要通过分析历代不同文学体裁的创作实际，从中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得出不同文体的写作规律，从而避免其失而汲取其优长，为后人的文学创作指明道路与方向。可以说，这部分是整个“论文叙笔”的核心所在，也是刘勰《文心雕龙》的写作意图，即建立一定的原则与标准去规范当下文学创作，为后世文体写作提供理论指导。《明诗》篇末，刘勰主要阐述了四五言诗歌的异同：四言“雅润”，五言“清丽”。从艺术表现手法上看，四言简单、粗糙，而五言因比四言多一字，而显得字词间的转折承递圆美流转，更多一重婉转回环的美感，比四言更富有表现力，建安文坛“五言腾踊”，故形成了比先秦时期更为梗概多气，风清骨峻的文风。但从儒家传统的诗教观来来看，刘勰又认为四言胜于五言：“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他以一“华”一“实”为喻指明四五言风格之异，四言为正体，“雅润”而偏朴实；汉魏以来新兴五言则是流调，“清丽”而偏华美。显然，刘勰一方面试图从宗经的角度来提高四言诗的地位，另一方面肯定了建安以来五言诗主导诗坛的事实，力赞五言清丽的特征，并用较多的篇幅细述了五言诗的演进与流变。

由上述分析可知，刘勰运用象喻批评论述了文体渊源、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作家才能等一系列问题，不仅没有纷繁杂乱之感，反而使读者感受到其条分缕析、绪密思清的阐述过程，这与《文心雕龙》“纲领明、毛目显”的逻辑建构体系是分不开的。也正因如此，《文心雕龙》才能在“师圣体经”的同时，穷究古代文学的流变，“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

参考文献

[1][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M].1958年.

[2][梁]刘勰撰，刘永济校释.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M].1962.

[3]张少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北京大学出版社[M].1982.

篇4

一、引言

文体学,通常被定义为“文体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引用《文学术语词典》上的定义,文体学是“涵盖语言表达的各个方面:音系学、韵律学、形态学、句法学、词汇学的分析科学”。然而现代的文体学却从20世纪Charles Balley开端,他运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发展了古典修辞学,在20世纪60年代被作为大学课程的一门学科确立下来。虽然它是语言学和文学间的交叉学科,但如今,它对其它领域如翻译理论和符号学影响深远,在不远的将来将对更多的学科如计算机科学、跨文化交际有更大的影响。

诗歌语言因其极富美感的文学性语言和独特的表达形式而具有与众不同的文体特征。《未选择的路》选自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山间洼地》,是一首短小精悍的诗。弗罗斯特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曾四次获普利策奖。他的诗歌多以新英格兰乡村为背景,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诱人的田园情趣,质朴清新,富含哲理,既继承了传统诗歌的创作技巧,又具有自己的风格。他连同艾略特、庞德、威廉斯、史蒂文斯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诗坛的五巨擎。

二、《未选择的路》文体分析

文体分析关注于文本本身的细节特征识别,通常一个文本有多个文体特征,被称为文体标识,可分为正式标记和非正式标识。正式标识包括语音标识、句法标识、词汇标识和修辞标识。非正式文体标识通过作品的表达方式、作品的基调和作者的性格表现出来。以下主要从正式标识的四个方面探讨一下这首诗的文体特点。

“The Road Not Taken”――Robert Frost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And be one traveler,long I stood/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Then took the other,as just as fair,/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Oh,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and I――/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首先是语音层面的文体风格或语音标识。为求艺术上的美感,语音标识如头韵、腹韵和尾韵被广泛使用。弗罗斯特的诗歌一般遵循传统诗歌的韵律和形式,包括押韵的双行诗、四行诗、十四行诗等。他非常注意诗歌的音乐效果,强调音和义之间的和谐统一,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有意义的声音”这一概念,从此成了他的诗美学的核心。他曾说:“对我来说,所有的诗歌首先是一种声音。”这首诗在形式上是传统的抑扬格四音步,但音步可变(含有不少抑抑扬的成分)。共分为四节,每小节五行,严格按照abaab押韵,四个小节中就有三小节的第一、三、四行都是以元音结尾,如第三小节的[ei]和第四小节的[ai]。在朗读时,元音口型张开拖长的效果就更加给这首诗增添了一种意味深长、惆怅满怀的余韵。而且在每行中也有大量的押韵,如第一行中的road和yellow中的[ou],第二节中第三行中的was,wanted和wear,最后一行的them和same中的[m],第三节中的telling和this。这些韵律使全诗充满了一种回环曲折的音乐感。

其次是词义层面的文体风格或词汇标识。词汇标识通过词语选择反映作品风格。同一意义的不同表达方式会给读者带来完全不同的感受。弗罗斯特的诗虽继承传统,但也确立了自己的语言风格,把朴素随和、鲜活自然又具有地域特色的新英格兰口语融入了传统的抑扬格律之中,从而把华兹华斯推崇的口语入诗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这首诗在遣词造句方面朴实无华,很少有艰深晦涩的词语出现,除了diverge,undergrowth,以及tread的过去分词trodden稍难,中学生都能读得懂这首诗,但就在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背后却蕴含着耐人寻味的真理和智慧。

再次是语法层面上的文体标识。长短句、主动被动句、简单句和非简单句是一些常见的句法标识。诗歌语言由于其独特性,在语法方面经常不符合常规、出奇制胜,例如卡明斯的诗歌中句子和单词常常不完整、支离破碎,但给人印象深刻。这首诗在语法方面遵循传统诗歌的规则,句子平淡朴实,变化不大,多是简单句。尽管在形式上较为保守,但基调和结构是现代的。

最后是修辞层面上的文体标识。古代罗马美学家Longinus说过形成完美风格的一个要素就是“恰如其分地使用修辞”。本诗运用了象征手法,诗人的“两条小路”象征着现代人面对生活时的两难境地。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虽着眼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却使人窥见智慧的光芒,体会人生的哲理。这与弗罗斯特始终追求“诗以情趣开始,以智慧结束”的美学原则是一致的。

三、结语

不同的文本类型有不同的文体特征,同一种文体在不同的作家手中也具有不同的风格。弗罗斯特的诗歌在朴实无华的语言、日常平淡的生活中发掘生命的内在意义,其中蕴含的哲理发人深省。这首诗兼有传统诗歌的韵律和形式和现代诗歌的主题和基调,表现了他的诗歌与众不同的文体特征。

参考文献:

[1]Katherine Kearns.Robert Frost and a Poetics of Appeti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2]Brow Reuben A.The Poetry of Robert Frost.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