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经济与管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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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这一词语最先出现在英汉对照读本《传播媒介之职能》一书中。早在1996年，联合国就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概念，此后克林顿在1997年直接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从知识经济发展来看，知识和经济密不可分，二者存在着密切关系，知识可以创造财富，知识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一、知识经济与传媒的概述

1.知识经济的定义。早在1996年时，联合国就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这个报告对知识经济的定义给出了明确的界定。认为知识经济就是指一种交流过程，这种交流的基础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配置。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了解到信息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并且知道，信息也是一种商品，知识可以被加工，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利益。

2.传播及传播媒介的内涵。所谓传播是一个知识和信息传递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自我传播。也就是一个人的自我回忆，触景生情或是内疚等属于这种情况。第二是亲身传播，也就是知识是通过过面与面的交流实现的。第三种是指团体传播，这种传播方式主要是以团体为单位，以开会或者是讨论交谈等形式来实现。第四种就是大众传媒。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报纸杂志和网络等形式。

3.传统的传播媒介与现代传播媒介。既然我们当前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对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选择合适的途径来把握信息。信息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被传播到下各个地方各个领域，要想使信息真正的发挥其作用，创造出经济价值就必须要让信息流通。信息和金钱一样，只有不断流通才会具有价值，但是信息的流通必须借助传播媒介，要想通过信息来创造财富必须要有传播媒介的参与。

我们知道，传媒已经作为一个作用巨大的行业而存在着必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一个行业要想发展就必须要累计相应的财富和资本，只有拥有足够的资金才能支撑起发展壮大。传媒行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传统到现代的阶段。传统的传媒，主要是借助于广播、收音机、报纸、杂志等方式来进行信息交流，这种传播方式效率低且成本高，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现代的传媒方式不断发展，出现了互联网以及电视等新颖的传播方式。现代传播方式让我们获取信息的效率不断提高，并且能够使之产生新的财富。

二、我国现行传播媒介的管理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已经很难以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

1.这是由我国当前国情的国情决定的。虽然我国的传播媒介正在不断改革和发展，但是我国仍然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社会环境复杂，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也就需要传播媒介管理制度进行相应的改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改革的深入，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展的需要。

2.我国当前传媒行业缺乏信息真实性。我国当前的管理体制具有诸多弊端，限制了我们信息的畅通，出现了诸如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保护主义等现象，这种现象最终就导致了各种媒体例如报刊杂志，新闻媒体等只报喜不报忧，对一些重要的具有负面影响的信息不予报道，这种行为完全忽视了信息的真实性，也忽视了媒体的可信度问题，对社会资源造成了极大地浪费。

三、要想适应当前知识经济时代，就必须要对传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改革的方式多种多样，弹最为普遍的方式一般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从自上而下的途径进行改革，第二是可以从自下而上的途径进行改革，第三，对传媒的思路进行改革。我国已经逐渐开始从这些方面着手进行了，相信长期坚持下去会收到不错的成效。针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宏观政策来调节，国家通过颁布各种法律条令来约束传媒机构，保证信息真实性。自下而上的改革主要是传媒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获得生存而自动进行变革。

1.政府的政策改革。就当前而言，“报刊”仍然是最重要的传媒方式之一，国务院为了加强对报刊的整改，特地出版了《关于落实中央“两办”30号文件，调整报刊结构的意见》，这一文件不仅对中央的文件报刊进行了报道规定，还明确指出地方性报刊遵循同样的标准。信息的真实性作为首要目标，如果不按照规定，就会被撤下。以前我国还会有专门的政府机关报刊，但如今也已经改变了这种方式，各大传媒机构自负盈亏，政府不再对其资助，这使得报社也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

2.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的改变。我国当前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国家不再对传媒负责，让其自负盈亏已经实行了多年，因此，这让各类传媒机构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规律，如果传媒机构能够经得住市场的考验，那么就能在市场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良好的口碑和真实的信息会为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当然，国家也会对一些高精尖领域的报刊杂志进行资助，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在这个知识就是财富的时代，让科学家及时了解国际前沿的科技信息有利于增强我国综合实力。

在本文最开始，笔者从知识经济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知识经济的起源以及简单的介绍了发展过程。随后笔者对知识和信息可以创造财富进行了论述，此外还对知识信息产生财富的途径进行了探讨，即传媒。最后分析了我国当代的传媒管理体制面临着的弊端。由于篇幅有效，笔者探究的东西不都深入全面，对于现阶段管理体制中面临的问题没有提出具体妥善的解决方案，这是本文的一大不足。的那本文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探讨传媒管理体制对知识信息创造财富的制约问题以此让大家意识到改变传媒管理体制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顾英伟，杨昆明.知识经济时代──以人为本，依人建业[J].商业研究， 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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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4-0027-2

一、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

传媒产业经济学它以经济学为主导，以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传媒产业经济学可以借助一般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也有其特有的规律，因为提供信息产品的传媒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所没有的特殊性。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整个传媒业及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总体经济。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提出，传统经济学是无法对传媒经济进行准确描述和深入研究的。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对传媒经济却不适用，如对信息产品的消费是不符合这一规律的，它是可以反复使用并且边际效用往往是递增的。况且，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传媒经济系统，而传媒经济系统的构成是由以传播过程为载体相伴发生的一些经济过程或者经济增值活动。所以我们只能运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它。系统科学中的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都可以在传媒经济研究中大展拳脚。它还可细分为报业经济学、电视经济学、广播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多个分支学科。目前，这些学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传媒管理经济学它以管理学为主导，以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研究对象为媒介实体以及消费者。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传媒管理经济学是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经济学基础，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经营管理中。由于经济管理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许多人误以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大同小异。事实上经济学和管理学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它们对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行为主体的关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统一性较强；管理学的权变性、艺术性、多样性较强。认识两者的区别有助于两门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两门学科的交叉或边缘学科的研究。现在我国许多新闻院校都开设这门课程，但名称五花八门，有些叫媒介经营，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经营管理，笔者认为叫媒介经营管理较合适，而且这门课在新闻学本科开设较为适宜，传媒产业经济学则应设为研究生课程。媒介经营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的翻版，在西方，传媒就是企业，可以直接移植企业管理这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当然，在我国则不一样，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中国传媒必然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传播政治经济学它以传播学为主导，融合新闻传播、文化批判、政治经济等多学科理论，研究对象为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等。这一学科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经济学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对前面两个学科理论的批判与修正。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传媒经济中的传媒两字包括三层含义：作为产品的传媒、作为企业的传媒和作为产业的传媒。而产品、企业和产业都是经济问题，因此，传媒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把传媒作为产品、企业和产业，新闻传播学解决的是传媒的意识形态问题，而经济学解决的是传媒的经济问题，两者分工明确，泾渭分明。因此，传媒经济学就不是一门交叉科学。说传媒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实际上是混淆了传媒和传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经济属性的传媒理解成传播，从而把传媒经济学当成了传播经济学。综上所述，以经济学为主导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畴实际上仅限于传媒产业经济学和传媒管理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它不能算是传媒经济学，它只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校正器。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周鸿铎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他理解的传媒经济实际上是以传播学为主导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尽管周鸿铎是我国较早提出传媒经济的学者，但我们认为：无论是谁创立了所谓的传媒经济学科，无论一个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都不影响别人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传媒经济现象。至此，我们可以把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的划分作了进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限定在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这两个学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二、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

在明确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之后，我们还必须选择研究的进路。那么，该如何选择有力推进传媒经济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最佳进路呢？目前，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门，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1.致力传媒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如吴克宇的电视媒介经济学，金碚的报业经济学等，以周鸿铎编著的传媒经济系列、媒介经营与管理系列丛书（共2部）最为庞大。这些系统性的研究尽管还稍显粗糙，但其开拓性是值得称道的。

2.将新经济理论如注意力经济、竞争力经济引入传媒经济研究中，提出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概念。这些研究往往从国外经典案例出发，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

3.通过对传媒产业的数字化定量描述，试图作出对传媒产业走势的判断。近年来数百种传媒市场实证调查研究报告问世。以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清华大学崔保国、中央电视台张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为我国传媒产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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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经济环境下新闻传媒管理工作的特点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新闻传媒工作的管理难度越来越大，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进行新闻媒介的传播与管理工作，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方面，新闻传媒工作在资金方面不能像过去一样得到政府的支持与帮助，而是需要靠自身努力来获取业界运行、发展的资金与投资；另一方面，各大新闻传媒都在通过自身的努力积极从市场上获取一些支持自身发展、运行的资金，不过目前许多新闻传媒的管理者仍未从过去计划经济的体制特点中跳脱出来，对目前市场上的一些规律不很熟悉。[3]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新闻传媒需要将意识形态与产业两种属性同时体现出来，管理者在二者之间取得一定平衡后，才能进一步促进新闻传媒业的发展。

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新闻传媒工作日趋复杂化，因此管理工作也会更加复杂。经济与文化自身的特点较为封闭，而传统的新闻传媒方式也较为单一，因此为了实现新闻传媒的规范化管理工作，需要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法以及创新制度来促进新闻传媒工作的发展与进步。[4]就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来看，更多国外的文化与观念渐渐进入我国人民的视野之中，近几年这种现象发生得更加频繁，发达国家对于我国的文化渗透现象渐渐深入，这一方面影响了我国人民的传统文化理念，另一方面也对我国人民的思想价值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影响。[5]

人民对于不同的价值的接纳度渐渐加大，我国国民的价值观日渐个性化、多元化、复杂化，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我国新闻传媒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国民社会价值的改变使得目前我国的新闻传媒事业的管理工作也日渐复杂。[6]而在此环境与条件下进行新闻传媒工作的管理，需要增添新闻传媒的技术含量，为新闻传媒管理工作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现代传媒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同时传播的效果也越来越显著，因此在我国新闻传媒界对于现代化的新闻传媒管理工作进行改革，加强对于传媒三大媒体的管理工作，同时也需要提高对于新兴的第四媒体的管理力度。在对第四传媒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首先应当考虑对于网络新闻、信息的鉴别与挑选工作，进而在新的网络舆论环境下加强对于网络安全的指导工作，避免出现网络犯罪行为。

2.市场环境下的新闻传媒管理内容

2.1新闻传媒自身的舆论属性以及机构特性

新闻传媒事业属于一种思想文化传播事业，新闻传媒工作的主导机构是一些舆论机构，因此加强对于新闻传媒工作的管理，不仅能够提高对于舆论监督的力度，同时也能够加强我国新闻传媒事业的有序发展。舆论传播媒体不仅需要充当社会思想的主要引导部门，同时也是社会舆论的集合主体，因此它的良好发展对于舆论的导向具有着重要的价值。舆论机构主要由物质媒介以及从事传媒舆论工作的人员构成，其中主要包含了新闻媒体、出版机构等等，因此在不同的体制内，根据不同的政治制度来设定新闻传媒机构的属性能够体现一国的意识形态的特质。[7]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过程中，新闻传媒工作不仅能够在人们之间形成一种固定的社会舆论，或者正面，或者负面，而且对于一些能够支配传媒传播权利的集体或个人而言，新闻传媒工作还具有一种充当舆论工具的性质，因此新闻传媒工作具有多方面的特点，若简单理解并进行管理，会对新闻传媒工作造成较大的影响。

2.2新闻传媒管理工作的受众、舆论导向

借助于大众传媒进行新闻信息的传播，首先应当考虑舆论传播具有与社会组织之间不同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借助大众传媒来传播新闻信息，首先应当考虑到新闻传媒的传播速度、传播范围，其次还应该考虑新闻传媒社会舆论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等。而新闻传媒的舆论导向的正确性，不仅能够影响到某一个事件在人们面前呈现的积极性与消极性，同时也会在社会公众的心理层面产生较大的影响作用。舆论导向正确，能够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进而凝聚人心。而在错误导向的影响作用下，容易对社会公众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情况，进而影响到公众对于新闻传媒事业的理解。

2.3新闻传播事业下的舆论机构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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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传媒经济学赖以腾飞的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科学史表明，一门学科生命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社会对这门学科的需要程度，还取决于这门学科基础理论的扎实、深厚程度。传媒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传媒运作实际问题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应用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另一方面，因此渐渐滋长了一种价值取向：传媒经济学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要有经济效益，进行应用研究才是正道，研究那些抽象理论有何用？于是，在当今传媒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

这种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功利倾向影响了传媒经济学科的成长，现阶段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实用主义―――有不少成果乃是传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二是依附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新闻学、传播学、管理学、营销学等等）；三是由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对传媒经济进行多角度、多学科、多层面、多方法的考察，因而，关于传媒经济的内涵、外延、要素、功能，关于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方法、内容等问题上的见解，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商榷”文章不断。一些文章甚至不屑于进行此类划分和定义，完全凭自己对传媒经济的常识性理解来展开研究，使得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局面。

仅以传媒经济学的定义为例，就出现了许多纷争。现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者中除了原来研究传播学的以外，还有许多是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各学科的研究者都试图把传媒经济学朝着自己研究方向上靠。原先研究经济学的学者认为：传媒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一些知识来回答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些经济现象，必须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传媒问题；研究管理学的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关于传媒业经营和管理问题的研究；传播学研究出身的学者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研究媒介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学科。定义的纷争加剧了“传媒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的疑问。确实，它是什么，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研究范围难以确定，那么传媒经济学是单单考察报刊、广电、网络等媒体，还是包括印刷、造纸、采编、广告、出版发行等支撑其发展的产业链上的各环节，抑或包括数字技术支撑、电信、网络、数字信号处理、传输技术等？是以媒体为研究主体，研究媒体在传媒运作中所起的作用和获得的成效，还是以受众为研究主体，研究受众在传媒运作中获得的利益和受到的影响？是研究单纯的传媒经济活动，还是研究包括影响传媒经济活动的政策、法律、社会大背景？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传媒经济学的归属也成了问题，一些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另一些人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个独立的应用学科。这里又可分为很多观点：

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下属的应用学科的，如周鸿铎教授：“传媒经济是应用传播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播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也有人认为它应属于管理学、营销学等。无论是哪种划分，似乎传媒经济学就是个大杂烩。

显然，从这些纷争中建立一门与各相关学科相区别的、有自己独特而确定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的传媒经济学是困难的。必须借助基础理论研究，对寓于各相关学科中的要素进行理性抽象，从而把与各相关要领相关学科混合、粘结在一起的概念、原理从这些概念、学科中剥离、独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明确传媒经济学独特的不与其他学科相混淆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并制订出传媒经济学的发展战略。

回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当传播学刚引进时也呈现出与今天的传媒经济学研究纷争不断的现象，这或许是一个新学科引进的必然过程。

当时也有一批学者发出呼吁，要重视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仅仅关于新闻、传播的定义就讨论了很多年。检索当时的论文，有关新闻定义、传播功能、传播模式、传播效果研究的讨论比比皆是。当然，大讨论的结果是可喜的，至今，关于新闻学、传播学基础理论已基本定型，新闻学、传播学都已走向成熟，形成了完备的学科体系。同样，传媒经济学的引进也应实施这样的重视基础研究的思路，根扎得深了，才能枝叶繁茂。

在当前传媒经济学界厚此薄彼，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理论研究的背景下，有必要强调重视传媒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但在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上，所有国内学者提交的几十篇论文中，只有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梅笑冬提交的论文《对传媒业流通产业性质的初步认识》属于探讨基础理论问题的。看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需要宏观研究，也需要微观研究

传媒经济学需要宏观研究，但更需要贴近实际、指导实践的宏观研究；需要微观研究，但更需要能抽象出来、引申为普遍原理的微观研究。

从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从宏观方面研究传媒经济的论文居多，探讨传媒体制改革思路、研究报业发展趋势、思考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论文比比皆是，这主要源于中国传媒经济的特殊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传媒的市场化还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话题，此后，传媒市场逐渐放开，这是个变化的过程，传媒管理机构在逐步完善和发展适合国情的传媒政策体系，调整和变革不断，文化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在此前提下，研究传媒经济，就不得不紧跟传媒政策变化，研究影响传媒运作的大环境变化及对传媒运作造成的影响和前景展望，这是特定研究阶段的必然。

同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传媒经济运作都与它们的媒介政策、法律法规分不开。与中国相比，只是西方国家的传媒政策法律体系已趋于完善，不需太多调整。表现在传媒经济的研究上，就是研究宏观传媒环境少，研究微观传媒运作多。

但是，现在传媒经济的宏观研究却存在着不贴近实际，难以指导传媒实际运作的问题。建议引入报刊的退出机制，但却不提及报刊退出之后，原有人员怎么安置、遗留下来的债权债务问题怎么解决；呼吁传媒集团整合由物理变化转为化学反应，但如何去实现，如何有效合理整合资源，却拿不出有效措施来；讨论打破行业壁垒，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但却未考虑引进多元资本后，如何管理多元资本、多元资本如何利益分成的问题；强调应明确传媒产权，强化产权责任，却忽视了传媒产业的现状……。传媒经济学要成为显学，要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必须加强学界与传媒业界的沟通与交流，以实践来推动理论，以理论来指导实践。

传媒经济的微观研究少，而且，许多微观研究属于媒体的成果展示，或经验介绍，业内人士戏称为“述职报告”。此类研究的特点表现在：

以偏概全，常将某媒体的成功归功于某一项新措施的实施，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就现象谈现象，就问题说问题，研究深度不够；重感性思维、轻理性研究，很少运用数理逻辑及经济学理论构建传媒经济模型；研究中描述性、解释性成果居多，预测性成果较少；理论性不够，对于媒体运营实践的指导性不强。这些微观研究不具备科研成果特性，无法抽象成普遍原理，很难被推广，成果作用也得不到发挥。

针对这种微观研究现状，应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使其成为一般性的媒体经济实践决策的科学依据。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很可能并不完全等同传媒经济运作的实际情况，但是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抓住传媒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只要灵活应用，便可帮助人们更好地解释、分析、预测传媒经济运行的规律，帮助传媒经营者制定运营策略。

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传媒经济学不仅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既要避免过分重视定性，轻视定量的研究方式，也要避免过分重视定量，轻视定性的研究方式。

已有多篇文章批判过现今传媒经济学过分偏重于定性研究，而不重视定量研究。如陈积银的《试论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不足与突破》（《今传媒》2004年第7期）、潘力剑的《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闻记者》2004年第7期）、郭炜华的《传媒经济的研究进路》（《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等。有许多学者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教育报刊社的陈中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保卫教授也曾谈到传媒经济学研究缺少定量方法。数据论据能使研究成果的论点更具说服力，量化研究指标建构数理模式也能使研究更具可读性和科学性。但为什么中国的传媒经济学者还是偏重于用定性方法来研究传媒经济呢？为什么在前几年就有人批判这种现象，到了现在依然普遍存在呢？

这主要与当前传媒学术界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有关。最早开始从事传媒经济研究的学者大都是学习新闻传播及其相关专业出身的，中国新闻学传统上更主要地是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缺乏经济学的数理统计分析研究手段，缺乏实证研究成果积淀，因而很难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展开研究。

其次是研究传媒经济的学者缺乏进行定量研究所必须的数据。国外传媒许多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它们必须定期披露运作信息，这就为他们的传媒经济学者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公开数据源。从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收到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许多国外学者所做定量研究的数据很大部分都源于上市媒体公司的公开数据，如瑞典延雪平大学国际商学院、瑞士卢加诺大学的CinziaDalZot toandBenedet taPrario的《全球化传媒公司：如何应对跨国传媒实体组织？》、韩国首尔女子大学JaeminJun g的《全球传媒巨鳄的合并与并购：对经营领域、整合模式、国外地区的偏好》、美国乔治亚大学的JunXu的《美国传媒产业的集中：复制与延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