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通论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古代文学通论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古代汉语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其涵盖的知识相当广泛，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还涉及天文、律历、姓氏名号、礼仪风俗、车马宫室、职官地理等相关知识，这些内容本身就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在。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些典籍大多以文言文写成，古代汉语课程的主要讲授对象就是文言文，因而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来，以实现古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承功能。现结合笔者的教学经验，对如何在古代汉语教学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一些看法。

一、从汉字入手，注重解析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上没有断流的文化，汉语汉字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利用汉字表意性强的特点，结合字形分析，不仅能让识记古词汇的过程更容易，同时也能让学生从中了解中国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因为对学生来说，从汉字入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以下略举几例。

1.从汉字入手，了解古代的宫室建筑。

《周易系辞下》（包牺氏之王天下）载：“上古穴居而野，後世}人易之以宫室。”《说文》：“穴，土室也。”字形从“宀”，像房顶，下应为“凵”，组合起来，其实“穴”是一个半穴居的土屋，下“凵”是向下挖掘成口袋状的洞穴，“宀”是在地面上用草扎制的屋顶。段玉裁注：“引申之凡孔窍皆为穴。”《说文》：“宫，室也。”徐复《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据半坡圆形房屋遗址复原，其房屋乃在圆形基础上建立围墙，墙之上部覆以圆锥形屋顶，又于墙中部开门，门与屋顶斜面之气窗孔呈‘吕’形，此种形制房屋，屋顶似穹庐，墙壁又似环形围绕，故名为宫。”

通过字形分析可见，最初人们是选择天然的洞穴居住的，后来发展到半穴居的土屋，后来才有地面式建筑。

《晋灵公不君》载：“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这里有两个动作“登”“下”“趋登”，教材注释：“快步走上堂去。”那为什么要有“登堂”和“下堂”之说呢？“堂”，《说文》：“堂，殿也。从土，尚声。”字形从“土”，意思是堂下有用土夯成的地基，所以“堂”是有屋基的正室，因为地势较庭为高，所以有阶，进入堂就有一个登阶的过程，堂后有室，故而成语有“登堂入室”，文选中也就有“登堂”和“下堂”之说。

2.从汉字入手，了解古代的车战。

《烛之武退秦师》载：“晋军函陵，秦军锬稀！苯滩淖⑹停骸熬，用如动词，屯兵。”《说文》：“军，圜围也。四千人为一军。从车，从包省。”段玉裁注：“包省当作勹，勹，裹也。，勹车，会意也。”“军”是个会意字，从“勹”从“车”。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从》：“字从车，从勹，会意。古者，车战，止则以车自围。”

古代以车战为主，以战车为中心，一辆战车上有甲士三人，有步卒七十二人，合称一乘。军队驻扎时，用兵车作为掩体，围绕在军队驻扎地的周边。所以，“军”可作动词表示“屯兵”，后引申作名词。

3.从汉字入手，了解古代的礼仪。

《晋灵公不君》有“稽首”这种礼节，如何行礼？《说文》：“稽，留止也。从，从尤，旨声。”“稽”是“停留”的意思。孔广居《疑疑》：“，木之曲头止不能上者也；尤者，色之美者也；旨，食之美者也。美食、美色皆足以留滞人。此三体会意也。”可见，“稽首”这种礼节在行礼时，头要在地面上停留一段时间以示尊敬，应当是一种比较郑重的礼节。

二、合理补充教材，注重文史知识的讲解，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

古代汉语文字繁难，学生很容易有畏难情绪，常常是学生学得苦，教师教得累。若能将生涩的文言文放在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中，不仅能够使学生加深理解，让课程妙趣横生，更能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以下略举几例。

1.适当补充相关历史背景的介绍。

《宫之奇谏假道》载：“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复”是“再一次”“又一次”的意思，有学生追问：“第一次借道是什么时候？”教师就需要补充《左传・僖公二年》所载：“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君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从中，学生既了解了第一次借道的经过，也对虞侯的贪婪以及宫之奇劝谏不成的原因有了一定的了解。

《齐桓公伐楚》载：“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齐桓公伐楚，为什么要侵蔡呢？补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的有关记述：“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荡舟，桓公大惧，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复召之，因复更嫁之。桓公大怒，将伐蔡。仲父谏曰：‘夫以寝席之戏，不足以伐人之国，功业不可冀也，请无以此为稽也。’桓公不听。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为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举兵为天子伐楚。楚服，因还袭蔡，曰：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因遂灭之。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仇之实。’”通过《韩非子》的记述，我们既了解了文选所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同时对管仲的深谋远虑也有了初步的认知。

2.适当补充相关风俗的讲解。

《段于鄢》载：“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郑武公在申地娶女子为妻，为什么要到申地娶妻呢？原因是“同姓不通婚”的风俗。郑国是西周王朝分封的最后一个诸侯国，郑国最早的诸侯是郑桓公，他是周厉王的小儿子，是周宣王的弟弟。所以郑国以“姬”为姓，这就意味着，郑国的诸侯不能从周王室以及其它的姬姓诸侯国娶妻。而申国为姜姓国，符合异姓通婚的风俗习惯。

《触龙说赵太后》载：“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有学生奇怪，为什么要握着脚后跟哭泣呢？据刘向《说苑・修文》的记载，古人亲迎时，男方要带上“屦二两”即鞋两双到女家，出嫁女的母亲要在夫家送来的两双鞋子中取一双给女儿穿上，然后整理女儿的发笄和衣裙。在穿鞋、正笄、整衣的同时，母亲就要作最后的叮嘱，让女儿善待公婆，对丈夫不要生出二心，千万“无敢回也”。然后，出嫁女拜辞母亲，母亲在房门口亲自把女儿交给女婿。接着，女儿在堂上拜辞父母，在大门口拜辞诸母，最后随夫上车。“持其踵为之泣”正是母亲“取一两屦以履女”时一个很自然的动作。因为要亲手给女儿穿鞋，自然要“持其踵”，而“为之泣”就是一边给女儿穿鞋一边叮嘱说：“无敢回也”。

3.适当补充相关礼仪的讲解。

古人的见面礼分为揖、拜、稽首等。这些见面礼在文选中经常出现，如不加区别，对理解文选会有较大的影响。揖，又称揖让，是最普通的见面礼，行礼的时候，左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并拢，左掌与右掌背交叉或平叠，掌心向内，左右拇指相扣，两手合抱于胸前，拱手为礼。这种礼节多用于文官。拜，也称拜礼，古人一般拜两次，称为“再拜”，如《齐晋之战》：“韩厥执絷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这种礼节较揖礼更为恭敬，行礼时，下跪后两手拱合，低头至手与心平。稽首则是最为恭敬的见面礼，多用于下级拜见上级，晚辈拜见长辈，臣子拜见君王。行礼时，先拜，然后双手合抱按地，头伏在手前边的地上，头要在地上停留一段时间以示尊敬，整个动作比较缓慢。《齐晋之战》所载“执絷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是春秋战国时期，战胜国的将领俘虏战败国的国君时所施的礼仪，手持绊马索进前，行再拜稽首之礼，恭敬地进献美酒。可结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载：“子展执{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子展在俘虏陈侯时以同样的礼仪对待陈侯。

4.适当补充车马制度的相关知识。

《齐晋之战》提及齐军和晋军主帅所在的战车以及车上三人的位置，若不明白他们各自的职责，对下文的理解就会有障碍。所以要补充古代战车中位置的相关规定：古人坐车，以左为尊，所以战车也是一样，一般尊者居左，主射；御者居中，主驭；车右自然在右侧，手持长矛或长戟，除了保护尊者，防止敌人靠近战车以外，还必须在车受到阻碍时，让车子顺利前行，故而车右一般都是孔武有力之人。因为主帅的战车之上有指挥作战的战鼓，所以尊者居中，御者居左，车右仍然在车子的右侧。

《齐晋之战》还有“骖\于木而止”一句，所以要补充说明骈、骖、驷。两匹马拉一辆车称为骈，三匹马拉一辆车称为骖，四匹马拉一辆车为驷。驾车的马是三匹或四匹，就有骖马和服马之分，中间负责驾辕的，为服马，两边的马叫骖马。

三、转变观念，采用多种先进手段和教学方法，完成传统文化的传承

教师应当改变教学观念，古汉语的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句、语法等知识的讲解上，更应当精心选取教学内容，塑造学生的品格，注重弘扬民族精神。如在讲授《论语》《孟子》《礼记》等儒家经典时，要能结合当前的大环境，引导学生理解古代为人处世的准则：《论语・学而》中注重自身道德文化的修养；《论语・微子》中“我行我义”的精神风范；《礼记・教学相长》中通过不断学习来发现不足，发现困惑，然后不断进步；《孟子》：中“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这些内容都反映着我国人民的优秀品质，通过教学能够让学生体悟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运用多样化的先进教学手段，如运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用图片、视频再现古代历史、诗词画面，引导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准确、生动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利用互联网，通过QQ群培养学生的自学意识，通过提供自学参考书和网站的方式，让学生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自主学习，变被动为主动，真正通过古汉语的教学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1][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M].长沙：岳麓书社，2002.

[4]徐复，宋文民.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篇2

二、古典诗词的教学改革:以意象(群)为中心

广告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课程中内容太过丰富，鉴于广告人才能力的文化需求，我们选取古典诗词的意象教学为突破。古代诗词意象教学主要包括意象(群)的选取与内涵解析。古典诗词意象(群)的选取可以从题材上加入分类，以便充实学生的人文情怀。如先秦诗歌《诗经》中的黍离到姜夔《扬州慢》词作中的青青荠麦;从屈原《离骚》中的美人到曹植诗文中的《洛神赋》，再到晚唐五代温庭筠词作《菩萨蛮》中的慵懒等等;从陶渊明诗歌中的到孟浩然诗歌中的赏菊再到李清照词作中的残菊等等;从林逋诗歌的《山园小梅》到陆游词作的《卜算子•咏梅》等等;从苏轼的农材题村词作到辛弃疾的山水田园词，等等。如何准确地传授意象所蕴含的内涵是培养学生人文情怀的重要环节。如同为吟咏梅花，林逋的《山园小梅》与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表现形式不一。前者云:“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以梅花与众芳的对比叙写梅花的清高。后者云:“驿外断桥边，寂莫开无主。已为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同样是叙写梅花的清高与气节，陆游更多地融入自己的人生感受。这两首诗词的意象教学过程要注意将梅花的品质与诗人的人生经历结合在一起。如何将古典诗词的意象教学与广告学专业人才能力紧密结合在一起，需要在古典诗词的教学过程中增加一个环节，即古典诗词意象(群)的符号化。如上图所示，广告学专业古代文学文化课程主要为广告创意储蓄知识，具体到古典诗词的意象(群)的学习对应广告创意之后的符号、图形与图像表达，最后的共性是意象(群)与符号、图像等皆是为了传达某种情绪而形成一定的意境(境界)。如果广告学专业学生具备一定的速写能力，那么每篇古典诗词的意象学习之后，可以尝试以速写的方式运用符号将诗词中的意象简单勾勒出来，形成具有一定意境的画面。如此一来，广告学专业古代文学的学习很好地广告人才能力培养结合在一起，文化学习与广告速写巧妙融合，不会产生枯燥无味之感。

篇3

就面向过去的古代文学而言,其教与学的过程就是对历史维度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家、文学现象,以及内在规律进行全方位的探索与认知。而在这一历程中所面临的文本对象及其承载的文化精神内涵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传承下来的深湛智慧精华。对于后来者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可以在其中寻找一个精神的栖居之地,进行个人心灵、道德、价值观、人生观的洗礼与重塑。而这也就是悠久传统孕育的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的价值体现之一。

但是,即使一个蕴含丰富的矿藏也需要开采者得其矿脉而入才能真正发掘到其中的精髓,所以在古代文学人文精神教学传递的路途上,如何进行是需要在教学实践中慎重思虑和实施的。面对古代文学文本,教学的环境与一般的读者阅读有所不同,它不仅仅是个人化的阅读与随想式的感悟,更要在一种公共的语言环境中对文本进行品读、分析,其所面临的不单是一个个体对于文本的阐释问题,还需要在课堂的对话条件下对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进行适度和妥帖的传达,才能使其对学生主体自身的思想与情感产生一定的辐射影响,从而发挥出古代文学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价值。

一、以文为本

人文教育,因为其对于学生主体的道德完善与人格成长的重要意义而备受青睐。而对“人”的完善与培养,一直是其所追崇的目标。但是所谓“人”的塑造实现不是理论的空谈,它是要在具体的教学中凭依着“文本”所开拓生发的环境而衍生的。在教师、学生、文本三者构成的教学环境中,无论是作为导引者的教师,还是作为接受者的学生,他们二者对于人文精神的传达与领悟都离不开以“文”为本的立场。

在古代文学教学的进程中要解读历代作家的信念理想、人文情怀与艺术精神,就需要直接地接触作品,浸入文本思路,与文本共同思想进而体会领悟。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活动便是围绕着一定的文本,以一种师生对于文本的解读与阐释贯穿始终。所谓“论从史出”,一切的阐释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应以文本语义为基础,以忠实于文本原意为基本原则。而古代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经典文本,它对学生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其与当下语言与文化存在一定时空落差,尤其所呈现的语言文字的古老性,有时候会成为学生理解文本语义的一重障碍。

就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古老的一部诗集――《诗经》而言,如果不首先跨越文字的意义障碍,真正地解读似乎是很难继续深入的。就《诗经・豳风・七月》而言,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学生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首先被古老的文字语义与陌生的文化背景阻隔了深入的学习思维,文字的障碍就凸显出来。文字的困难性会让学生产生一定的挫折感,这在许多时候显然成为了学生学习进程中的一个问题。而更关键的是,在作品阅读中,如果文字意义的辩定与解析不明就会使得接下来文意疏通、诗意理解和精神升华等一系列的教学导向发生偏差与误读。譬如《诗经・豳风・七月》第二章有“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一句,从前句可辩,文意说的是春季女子采桑之事,但是暖暖的春日中,女子之伤悲与担心忧惧又作何解呢?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注释曰:“采桑女心里伤悲,害怕被公子们掳去。”显然这里是把“公子”理解为一种富贵人家的子弟的普遍意义。而学生往往会从自己习惯语言意识中判定:“公子”专指男性,再与“掳”字联系往往在脑海中解读成了一种强抢民女的意味。这时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相关文献进行深入的文字辨析:“公子,乃女公子也。此采桑之女,在豳公之宫,将随为公子嫁为媵,故治蚕以备衣裳之用,而于采桑时忽然悲伤,以其将及公子同归也。”[1]而“归”字之意也不是“回归”而是“女子出嫁”。由此,进一步引申出“古代贵族嫁女必以侄娣从之”的媵婚制习俗。而在此语义与文化的背景上,再发掘“女心伤悲”的情感蕴含就会从直接的“社会冲突意义”进而向女子“恐远父母兄弟”,以及“伤春悲己”的情感角度继续发掘。

上述所言的教学过程与思路作为一个例证突出的是对文本的解释与依赖,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有些趋于传统的知识性的辨析,但是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主张僵硬的知识灌输,而是着意表明一种“打好基础”的教学立场。毕竟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相对于其他文本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性,而无论从教师还是学生的角度讲,文本识别与语义辨析不是教学的终点站,而是我们搭建的必要的脚下的桥梁,有了它的沟通,教与学才能自然实现理解的目的。

二、引入性情

文学始终都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而通过文学作品接触与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是有着显而易见的效应的。而要达成这个目标效果,显然仅仅依靠古代文学教学中对作品文本的语义和文献的考证讲析和概念传达是不够的,真挚地深入文学作品解读其人文情感,还需在文学课堂上引入性情来体验与主导。这也就意味着,教师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方法解读文本,将学生带入古典语境,而且应在教学中“发扬真美,以娱人情”,[2]引导学生通过可感的形象,自然地感受文学的生命力。

经典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意象、深远的意境与不羁的想象,对于它的解读,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有时候往往会有损其情境的浑融和圆满,直接的结论宣导也无益于对作品真正的理解。而性情化的解读方式有时会对作品情志的传达起到一种直接的作用。

所谓性情化的作品解读实质上是一种倾向于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它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引入性情主导的文本教学,有时可以通过对经典原著文本的熟读,先获得文本语感,然后在反复吟咏体味中,感知古文意象,领会情境,积累情感,从而深入到对文本的深层体会中。当然这首先要建立在语义畅通、文化熟悉的基础之上。以《诗经・周南・]苡》为例,这是一首古老的歌谣。文学史中多称其是“一首描写妇女们采摘]苡的劳动之歌,全诗洋溢着欢愉之情”。但是这一主题概要显然需要具体的阅读体会才能真正被消化。而对这首十分简短的作品,许多理性分析与探究似乎并不利于帮助学生理解其审美之妙境。譬如从《诗序》说“妇人乐有子矣”出发考量“]苡”的“治愈不孕”药用之途,由此来发掘先民对生殖的崇拜和狂热的诗歌主题。这显然是一条深入发掘诗歌内涵的有益思路,但是却似乎忽略了诗中蕴含的情感与情绪的直接传达。《]苡》全诗十二句,只换了六个动词,形成了一种轻快的节奏,此时富有情感的诵读可以说是体会诗歌欢乐情绪的一种直接方式。而要体会整体的诗境,也不妨在理性解读与知识消化之后,以一种真实的心灵和想象来领悟《]苡》的完整情境:“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3]这种心旷神怡的陶冶,也是涵养性情与品格的重要方式。

教学中性情引入的主张,可以说是一种基于以“情”体“情”的思维,它虽然倾向于体悟性情感阅读,但却是应以一定的知识作为基础的。它追求的应是一种有知有情的既朴实又富有性灵的教学过程。

三、当下重塑

古代作品蕴含深厚的人文精神,但其要在教学中充分发挥效力,则需要跨越历史与当下的距离来形成最终的共鸣,从而能够走进当下,进入学生人格成长与培养的发展历程,彰显古代文学人文蕴含之于现实与人生的价值。

一般普遍认为,作品的意义和精神可以从很多层次上来理解,即作品创作时的原意、文本被作者完成之后流传中的阐释与当下对文本意义生成的理解。那么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显然需要面对这重重意义解读。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作品酝酿与诞生时的本意,它虽不一定是解读作品的唯一准则,但确是不能忽视的生成起点。而在其完成之后于历史变迁中不同文化视野下的解读,作为曾经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作品共生传播了。那么处于当下环境的教学,明显在时间与文化空间上与其所面对的文本存在距离,于是作为诠释者的教师则需要沟通“彼”与“此”,将历史语境中的文本移于当下文化语境中,让学生形成与文本的沟通。

于是,古代文学教学的课堂中便似乎面临着两个方向的发掘与引导。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之作本身所指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毕竟“解释传统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指向现在,射向当前”。[4]而古代文学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也恰在于这种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可以说既是对于它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但是含蓄蕴藉的古代文学本身,以及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文本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那些文学之作中既有一种于历史流变中凝固的价值核心,又具有随文化环境不停变化的丰富的意义和当下的多重阐释可能。于是在教学这个公共语言环境中,面对着当下多元的阐释与趋向过度的解释,古代文学作品中新的精神价值的重塑在注重其走进当下进程、体现当下关怀的同时,还需在慎重选择中以一种适度性的立场来贯通古今。

参考文献:

[1]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鲁迅.鲁迅全集(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篇4

论文摘 要: 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对其进行有意识的发掘与弘扬，有益于陶冶学生性情与塑造其价值信仰。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以文本为中心，使学生打好学识基础，引入性情领会，进而贯通历史蕴含与当下情怀，由此解读出古代经典文学作品的人文价值。

就面向过去的古代文学而言，其教与学的过程就是对历史维度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家、文学现象，以及内在规律进行全方位的探索与认知。而在这一历程中所面临的文本对象及其承载的文化精神内涵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传承下来的深湛智慧精华。对于后来者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可以在其中寻找一个精神的栖居之地，进行个人心灵、道德、价值观、人生观的洗礼与重塑。而这也就是悠久传统孕育的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的价值体现之一。

但是，即使一个蕴含丰富的矿藏也需要开采者得其矿脉而入才能真正发掘到其中的精髓，所以在古代文学人文精神教学传递的路途上，如何进行是需要在教学实践中慎重思虑和实施的。面对古代文学文本，教学的环境与一般的读者阅读有所不同，它不仅仅是个人化的阅读与随想式的感悟，更要在一种公共的语言环境中对文本进行品读、分析，其所面临的不单是一个个体对于文本的阐释问题，还需要在课堂的对话条件下对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进行适度和妥帖的传达，才能使其对学生主体自身的思想与情感产生一定的辐射影响，从而发挥出古代文学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价值。

一、以文为本

人文教育，因为其对于学生主体的道德完善与人格成长的重要意义而备受青睐。而对“人”的完善与培养，一直是其所追崇的目标。但是所谓“人”的塑造实现不是理论的空谈，它是要在具体的教学中凭依着“文本”所开拓生发的环境而衍生的。在教师、学生、文本三者构成的教学环境中，无论是作为导引者的教师，还是作为接受者的学生，他们二者对于人文精神的传达与领悟都离不开以“文”为本的立场。

在古代文学教学的进程中要解读历代作家的信念理想、人文情怀与艺术精神，就需要直接地接触作品，浸入文本思路，与文本共同思想进而体会领悟。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活动便是围绕着一定的文本，以一种师生对于文本的解读与阐释贯穿始终。所谓“论从史出”，一切的阐释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应以文本语义为基础，以忠实于文本原意为基本原则。而古代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经典文本，它对学生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其与当下语言与文化存在一定时空落差，尤其所呈现的语言文字的古老性，有时候会成为学生理解文本语义的一重障碍。

就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古老的一部诗集——《诗经》而言，如果不首先跨越文字的意义障碍，真正地解读似乎是很难继续深入的。就《诗经·豳风·七月》而言，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学生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首先被古老的文字语义与陌生的文化背景阻隔了深入的学习思维，文字的障碍就凸显出来。文字的困难性会让学生产生一定的挫折感，这在许多时候显然成为了学生学习进程中的一个问题。而更关键的是，在作品阅读中，如果文字意义的辩定与解析不明就会使得接下来文意疏通、诗意理解和精神升华等一系列的教学导向发生偏差与误读。譬如《诗经·豳风·七月》第二章有“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一句，从前句可辩，文意说的是春季女子采桑之事，但是暖暖的春日中，女子之伤悲与担心忧惧又作何解呢?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注释曰:“采桑女心里伤悲，害怕被公子们掳去。”显然这里是把“公子”理解为一种富贵人家的子弟的普遍意义。而学生往往会从自己习惯语言意识中判定:“公子”专指男性，再与“掳”字联系往往在脑海中解读成了一种强抢民女的意味。这时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相关文献进行深入的文字辨析:“公子，乃女公子也。此采桑之女，在豳公之宫，将随为公子嫁为媵，故治蚕以备衣裳之用，而于采桑时忽然悲伤，以其将及公子同归也。”[1]而“归”字之意也不是“回归”而是“女子出嫁”。由此，进一步引申出“古代贵族嫁女必以侄娣从之”的媵婚制习俗。而在此语义与文化的背景上，再发掘“女心伤悲”的情感蕴含就会从直接的“社会冲突意义”进而向女子“恐远父母兄弟”，以及“伤春悲己”的情感角度继续发掘。

上述所言的教学过程与思路作为一个例证突出的是对文本的解释与依赖，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有些趋于传统的知识性的辨析，但是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主张僵硬的知识灌输，而是着意表明一种“打好基础”的教学立场。毕竟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相对于其他文本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性，而无论从教师还是学生的角度讲，文本识别与语义辨析不是教学的终点站，而是我们搭建的必要的脚下的桥梁，有了它的沟通，教与学才能自然实现理解的目的。

二、引入性情

文学始终都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而通过文学作品接触与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是有着显而易见的效应的。而要达成这个目标效果，显然仅仅依靠古代文学教学中对作品文本的语义和文献的考证讲析和概念传达是不够的，真挚地深入文学作品解读其人文情感，还需在文学课堂上引入性情来体验与主导。这也就意味着，教师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方法解读文本，将学生带入古典语境，而且应在教学中“发扬真美，以娱人情”，[2]引导学生通过可感的形象，自然地感受文学的生命力。

经典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意象、深远的意境与不羁的想象，对于它的解读，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有时候往往会有损其情境的浑融和圆满，直接的结论宣导也无益于对作品真正的理解。而性情化的解读方式有时会对作品情志的传达起到一种直接的作用。 转贴于 　所谓性情化的作品解读实质上是一种倾向于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它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引入性情主导的文本教学，有时可以通过对经典原著文本的熟读，先获得文本语感，然后在反复吟咏体味中，感知古文意象，领会情境，积累情感，从而深入到对文本的深层体会中。当然这首先要建立在语义畅通、文化熟悉的基础之上。以《诗经·周南·芣苡》为例，这是一首古老的歌谣。文学史中多称其是“一首描写妇女们采摘芣苡的劳动之歌，全诗洋溢着欢愉之情”。但是这一主题概要显然需要具体的阅读体会才能真正被消化。而对这首十分简短的作品，许多理性分析与探究似乎并不利于帮助学生理解其审美之妙境。譬如从《诗序》说“妇人乐有子矣”出发考量“芣苡”的“治愈不孕”药用之途，由此来发掘先民对生殖的崇拜和狂热的诗歌主题。这显然是一条深入发掘诗歌内涵的有益思路，但是却似乎忽略了诗中蕴含的情感与情绪的直接传达。《芣苡》全诗十二句，只换了六个动词，形成了一种轻快的节奏，此时富有情感的诵读可以说是体会诗歌欢乐情绪的一种直接方式。而要体会整体的诗境，也不妨在理性解读与知识消化之后，以一种真实的心灵和想象来领悟《芣苡》的完整情境:“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3]这种心旷神怡的陶冶，也是涵养性情与品格的重要方式。

教学中性情引入的主张，可以说是一种基于以“情”体“情”的思维，它虽然倾向于体悟性情感阅读，但却是应以一定的知识作为基础的。它追求的应是一种有知有情的既朴实又富有性灵的教学过程。

三、当下重塑

古代作品蕴含深厚的人文精神，但其要在教学中充分发挥效力，则需要跨越历史与当下的距离来形成最终的共鸣，从而能够走进当下，进入学生人格成长与培养的发展历程，彰显古代文学人文蕴含之于现实与人生的价值。

一般普遍认为，作品的意义和精神可以从很多层次上来理解，即作品创作时的原意、文本被作者完成之后流传中的阐释与当下对文本意义生成的理解。那么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显然需要面对这重重意义解读。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作品酝酿与诞生时的本意，它虽不一定是解读作品的唯一准则，但确是不能忽视的生成起点。而在其完成之后于历史变迁中不同文化视野下的解读，作为曾经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作品共生传播了。那么处于当下环境的教学，明显在时间与文化空间上与其所面对的文本存在距离，于是作为诠释者的教师则需要沟通“彼”与“此”，将历史语境中的文本移于当下文化语境中，让学生形成与文本的沟通。

于是，古代文学教学的课堂中便似乎面临着两个方向的发掘与引导。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之作本身所指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毕竟“解释传统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指向现在，射向当前”。[4]而古代文学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也恰在于这种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可以说既是对于它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但是含蓄蕴藉的古代文学本身，以及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文本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那些文学之作中既有一种于历史流变中凝固的价值核心，又具有随文化环境不停变化的丰富的意义和当下的多重阐释可能。于是在教学这个公共语言环境中，面对着当下多元的阐释与趋向过度的解释，古代文学作品中新的精神价值的重塑在注重其走进当下进程、体现当下关怀的同时，还需在慎重选择中以一种适度性的立场来贯通古今。

参考文献:

[1]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篇5

一、课程实施方案关联“教什么”的问题，构建师生互动的教学关系关联“怎样教”的问题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首先要在明确认识课程定位与要求、该课程在专业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落实人才培养目标的作用的基础上，精心准备课程实施方案；要确定以学生能力和专业素质培养为核心、符合课程特点及学生实际、并兼及知识能力情感与价值观等的教学目标，明确课程对内容大纲的要求，准确把握重、难点，变传统的知识性教案为知识与教法设计并重、尽可能较好体现高教性、专业性及应用性的教案。笔者在准备古代文学史课程实施方案时，既突出了课程定位、课程沿革、国内代表性教材优劣分析以及各章节重难点知识的梳理与完善，也突出了前沿知识介绍，重难点如何突破的设计，力求既备课程，更备学生，使课程实施方案的内容切近时代和学生接受的实际，教学效果比以前明显提高。比如在向学生介绍该课程沿革、定位时，笔者表述如下：“自我国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以来，即在中文专业开设此课程。该课程也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最为核心、教科研实力最为雄厚的主干课程之一。在目前高校教学受商业文化、实用思想冲击的情况下，该课程坚持以‘立人’为本，既着眼于本科毕业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以及与中文有关的社会工作所需，也注重突出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在学习中通过具体的文学现象，去思考一代代前贤的心路历程，并由此培养我们对传统文化、对社会人生抱有一种积极的情感，保证我们精神世界的平衡性、完整性与丰富性……”。学生听后对此课程的性质、意义的认识比以前更为全面。

又如在学习《古代文学史•宋元部分》时，我先通过问卷和个别交谈的方式了解学情，发现大多数学生认为宋代文学、文化如同其衰弱的国势、外交一样，也很衰弱。于是，我就课前推荐阅读书目：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赵仁奎的《宋诗纵横》、沈祖棻的《宋词赏析》、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学术著作，并要求学生写出阅读摘要，课上交流。结果，学生普遍感到“惊讶与欣喜”：原来宋代文学、文化如此“炫目夺人”并初步形成以下共识：“尽管在版图、国力和事功方面，宋代远不及汉唐盛世，但在文化与学术方面，却呈现出承前启后、宏通广博的繁盛景象。论学术思想，宋学向来与汉学并称。讲文学艺术，且不说入宋后大放异彩的宋词，就传统的诗文创作而言，诗有‘唐音宋调’，文有‘唐宋家’之说。言及书画艺术和话本戏曲等通俗市民文艺，则又是宋元同列。……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宋代都是一个文化发达而文学昌盛的时代，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特别强调儒家道统文统而鼓吹文学的政治伦理功用价值与追求表情写意并行，维系社会政治次序而自觉产生的普遍深广的忧患意识与人生悲凉所导致的对个体生命珍视巧妙结合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使得宋代士人普遍具有一种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不过于热衷社会政治而趋于激进，亦不因淡泊名利而坠入空寂，无论穷达进退，都能在内心精神领域保持主体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精神风貌，从而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士大夫文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砍材不费磨刀功”，以上准备活动由于考虑到学生的学情与需要，普遍提高了学生学习宋代文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为后面的进一步学习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与氛围。

1．完成了“教什么”的问题后，教学方法的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改革教法有许多途径，本文主要就构建师生互动的教学关系加以阐述。课堂的主体是由师生共同构成，师生课堂关系的和谐与否将直接关联课堂教学的效益。但大学教学重知识轻方法，重理论轻实践，重实用轻人文的总体倾向直接导致大学课堂教学时至今日，师生课堂关系仍以老师的讲授，学生的记、背、练、考为主，师生双方处于彼此割裂孤立的状态。就《古代文学史》教学而言，上述问题仍然存在，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一般认为大学课堂只要老师知识渊博、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即可，即使有学生讨论、发言等环节，也是给予学生的时间与机会很少并缺乏系统性，这实际上还是传统“教师中心主义教学观”的反映。事实上，大学老师教学的成功与最高价值不仅在于你自己在教学中不断成长与提高，更在于你的学生在你的“导与讲”中逐渐“爱学”、“会学”、在于你的学生在你的“导与讲”中完善知识完善人格。

如此，学生就有课堂“主人翁”的感觉，就有成就感和被尊重的感觉，师生的课堂关系也就会逐渐实现由“教师以讲为主”的单向方式到“师生共同学习”的双向和谐关系的转变，课堂教学效益自然会不断提高。这就需要大学老师也要研究每一届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学情，制定相应的课程实施方案和便于学生“接受与提高”的教学方法。比如围绕教学目标、学生学情精心设计有序有效的提问，适时点拨启发，展开讨论，让学生多读、多说、多讲、多提问，教师适时调控学生发言、讨论的方向、深度。而这又意味着作为古代文学科任教师要在保证“专”的前提下努力成为“杂家”。广泛阅读，不止文史哲史地生，乃至音乐、艺术都要涉猎，并要批判性地阅读，有识见有眼光有继承也有创新的阅读。同时，要让课堂富有知性与诗意的美好，要让学生成为有思想、有素养、有情趣的人，教师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不喜欢不认同，不学习不研究，不阅读不思考，没有良好人格与优雅情趣的古代文学史教师，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一个认同和喜欢古代文学，进而体认和喜欢传统文化，对历史和现实生活抱有积极情感、有思想有情趣有素养的学生来。所以，在日益物质化的当下，做一名古代文学授课教师是艰辛的，做一名真正地、优秀的古代文学老师更为艰辛。首先，这意味着你要在物质化、商业化的大氛围与人文性、精神性的大趋势所构成的巨大矛盾与阵痛中努力去平衡和坚守，使在围困与迷茫中，你也不能逃避，只能在讲台上担当。因为你首先是一名师者！“师者，孔子誉为‘万世之表’；韩愈认为‘传道授业解惑也’；古往今来的前贤都认为师者是能够在尘世中也‘仰望星空’的一类人。”[2]#p#分页标题#e#

2．作为《古代文学史》教师尚要注意细节、以及对细节的理解和运用。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每个章节后的注释要加以关注，每个章节中所选作品的注释、评析以及如何发挥袁版教材信息量大、学术性强、语言表述饱含深情等优点的问题。但又要思考如何克服袁版教材零散不系统，与学生中文功底相距甚远的问题？又比如教师要熟悉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章培垣《中国文学史》、马积高《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代表性教材的异同，并在教学中相互参证、补充，必定为教学增色不少。

3．作为《古代文学史》教师还要有针对不同学情及时处理文学史与作品选、文学史与实践性教学关系的能力。“目前的大学中文系普遍压缩古代文学课时，比如文学史由传统的每周6—8节变为每周4节。这使得知识量宏大的古代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许多老师往往赶进度且略讲宋元以后的文学史，作品赏析与研读就更是浮光掠影。”[3]这样的教学模式最终使学生增加了从理论角度的理性认识，减少了从作品角度的感性积淀。这种失衡的知能结构既不利于学生以后的深造学习和研究，也不利于学生将来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因此，加强古典文学作品的诵读、背记、品评、讨论、改编、创作、表演以及板书等直接关联学生习得，关联学生古典文学素养提升与情趣培养的实践教学活动就很关键了。

二、课堂的主体是由师生共同构成，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不仅与教师直接有关，也与学生密切相关

总体而言，目前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多是针对教师，对学生的分专业、分年级的具体学习要求与评价尚不系统、不深入，多为专业点或科任教师个人制定要求，进行督促，尚缺乏普遍的约束力和科学的导向性。具体到学生和古代文学的课程学习，有以下问题需要学生关注，以求实现师生的良性互动，并最终实现古代文学教学艺术的构建，课堂教学水平的提高。

1．学生要逐渐、也要尽快养成课前预习的习惯，从中逐渐增强自主学习的意识，增强阅读资料、筛选有效信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与学习的成就感，尽快实现“他律”向“自律”的转变，“要我学”向“我要学，我会学”的转变，中学语文学习状态向大学中文专业学习状态的转变。《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中文专业时间跨度最大，知识量最大的一门课程。在课时压缩的大背景下，同学们走在老师的前面，提前预习相关章节及相应的作品选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预习包括小到字词的读音释义，概念的辨析界定；大到前后知识的衔接比较，相关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社团的基本情况等等。这样的预习可以是个人完成，也可以是几个人合作完成，然后将归纳、整理的结果或者发现的问题在课堂上讲述或者提出来，师生一起讨论、解决、归纳，如此将会有机统一课内外并大大提高《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效益。

篇6

自古以来，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就一直存在着。一个人在生前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求得长生；等到这个愿望破灭以后，就退而求其次，希望自己的尸体不腐朽。让自己身后不朽的目的可能有两种：一是将来可以再生；二是在阴间继续享福。这两种目的，都首先要求尸体能得到妥善的保存。为让自己身后不朽，古代的埃及人和中国人都想了不少办法。有两种办法是在全世界都闻名的：埃及人是把死者制成“木乃伊”；中国人是给死者穿上“金缕玉衣”。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古代埃及人和古代中国人在希望保存遗体的想法上不约而同，但在具体方法上何以完全不同。揣度其原因，大约是：古代埃及人要制作“木乃伊”，必须除去死者体内的五脏，这一点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是相悖的；而古代中国人以为玉能够使人不朽的观念，也是埃及人所难以理解的。

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带有神秘色彩的。这种观念，从古到今都没有什么变化。古人既然将这种温润坚实的石头比诸君子之德而加以崇拜，用玉制成的各种器物当然也含有灵性。

然而，迟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才在总结前人认识玉的基础上，提出对玉的科学性解释。《说文》：“玉，石之美有五德者。”将玉确认为：玉的本质是石；玉是美丽的石；玉有五种道德品性。至于第三项内容，则是予玉以五种道德品性（仁、义、智、勇、洁），属于哲学价值取向，反映出中国人特有的爱玉、崇玉的思想感情和历史传统。《周礼・春宫・典瑞》：“共（供）其玉器而奉之”；《礼记・学记》：“玉不琢，不成器”。二说可以看成“玉器”这一专用语词的最早依据。1后来这句名言用来喻人，好比人，如果没有得到良好的教导和培养是很难成大器的。由此可见古人十分注重人的品性和才能的培养。

目前出土的秦代玉器非常少，所以秦代玉雕艺术面貌还有赖于地下考古的新发现。汉代玉器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尤其崇尚白玉，大量和田玉进入中原，白玉通透的质地看似洁白无暇，如君子纯洁的品质以及汉人对人素养的一种期待。

汉代是华夏传统文化确立的时期，玉器在其中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的《淇奥》篇咏道：

瞻其淇奥，绿竹猗猗。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g兮，赫兮I兮！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2

诗中把卫武公的文采与品德比喻成像角牙一般切磋过，像玉石一般琢磨过那样高洁美好。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八个字，从此便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曾见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十三“玉五德七德”条云：《五经通义》云：温润而泽，又似欲智；锐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挠，又似于义；有瑕于内，必见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坠，有似于礼――是曰智、仁、义、信、礼者，玉之五德也！《礼记》曰：“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粟，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扣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x然，乐也；瑕不掩瑜，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是曰仁、智、义、礼、乐、忠、信者，玉之七德也！顾君子比德于玉也。3在传统艺术品中，没有什么能像玉那样同道德紧密联系。唯有玉，一直是中国传统美德的象征。古人对玉进行具有哲学意味、伦理意味的解释，这种自然的趋势毫不奇怪。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方形石器演变为圭而被天子、王侯专用时，当圆形石器演变为璧而成为祭祀天地的礼器时，玉器本身自然就有了超出自身的特殊意义。君子用玉来比喻德，实际上是以玉来比喻自己，因为只有他们才拥有最高贵和最昂贵的美玉。4

儒家要求“玉不去身”，要求“比德于玉”，要求“守身如玉”，要求“宁可玉碎不愿瓦全”，都表现出儒家的两重性――强大和虚弱。他们是强大的，他们把他们的理念或教义扩大到一切地方，哪怕是小小的玉，也被他们用来作为步道的工具；但他们又是虚弱的，他们知道自己的思想同人们的自然需求相对立，所以不得不处处设防，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他们的谆谆教导。玉作为儒家修身养性的“辅助教材”是这样发挥作用的。因为宣扬只有君子才配佩玉，玉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所以君子们纷纷以佩玉为荣，从而增强了君子们的道德自信心。孔子把儒家思想渗透到玉这种无知无觉的材料当中去，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社会所面临的深刻危机。一方面是不可阻挡的“礼崩乐坏”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是坚决要求“克己复礼”的主观努力。孔子把他的道德观念灌注于并无生命的玉石之中，其实并不代表他的强大，而是出于他的无奈。如果一切社会秩序依然如孔子所想象的那样井井有序，他还有必要这样处心积虑的通过玉来到处宣传他的社会理想吗？

秦汉基本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项制度（政治、文化、生活、礼仪等），又因为在汉代“独尊儒术”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之下，玉、玉器、玉文化（儒家玉文化崇拜理念）及其代表的：尊礼仪、尚道德、崇美德、重温良，特有的文化精神由此传承下去。人们对玉器的崇拜达到痴迷的程度，物质上对玉石的追求主要是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发展中将玉与人性相结合融会贯通，水融的结果，而玉石作为精神文化影响才是深远的。中国传统文化极具本质性的特征是阴阳二元文化及其“中和”思想，而“阴柔”又是它的主要文化内涵。玉的本质是坚利、厚朴和温润；而温润（阴柔）是其特质，因此，玉和玉器的文化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相一致，加之玉器的产生、发展贯穿了中国文化史的全过程。因此时至今日，国人崇玉在文化史中仍占有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玉璞风华》 书海出版社 2004年4月第1版

［2］《赏玉与琢玉》 百花文艺出版社 刘道荣 王玉民 崔文智著

［3］《古代玉器通论》 紫禁城出版社 尤仁德著

［4］《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袁世硕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

注释

1《古代玉器通论》 紫禁城出版社 尤仁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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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阶段，一些教师讲授《中国文化概论》，往往受到学时、教材以及学生接受能力的限制，在教学过程中容易走马观花，难以深入。就教材而言，大多依据张岱年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冯天瑜等所著的《中国文化史》以及阴法鲁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等教材。这些教材各有千秋，大多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渊源、经济基础、发展历程等入手，再分章节讨论中国文化之分流如宗法制度、文学艺术、宗教文化、历代官制、天文历法、建筑风格等，内容涉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有些教材侧重于分章讨论，但内容显得驳杂浩瀚、难以精专；有些教材则注重对中国古代文化史发展历程的揭示，分各个时段进行论述，脉络虽清晰，但宏观阐释不足。这些教材有助于学生对中国文化基本知识点的学习，但也易流于表面，讲授深度往往受到牵制。研究生阶段，如果再将这些教材的知识点复述一遍，将有悖于研究性教学的总体特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会大大降低。

有鉴于此，笔者结合研究生教学要求，设置若干专题，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深入细微，旨在提升学生的独立思考及科研创新能力。笔者给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共计36课时，大约每6个课时讨论一个专题，分“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先秦文化典籍精读”、“中国学术思想概论”、“中国史学概论”、“中国历代制度史”、“中国美学通论”这六大专题对中国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其中“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在于宏观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脉络，揭示其内在起承转合规律，探讨各阶段文化之总体特点。“先秦文化典籍精读”通过经典阅读，引导学生掌握先秦文化原典的思想精髓。具体选择《论语》、《老子》、《庄子》、《周易》、《礼记》、《诗经》等原典，采用现代比较规范的注本进行精读，追寻经典之本意，思考其中的现实参照意义。学术是中国文化的命脉，“中国学术思想概论”侧重于探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传承、士人道德操守及其中国文化之影响，分先秦诸子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等进行集中探讨。“中国史学概论”在讲述中国史学史的基础上，通过精读《史记》文本，初步了解中国史学思想及文化影响。中国历代制度演变与文化发展紧密结合，因此“中国历代制度史”主要探讨某一时段政治、经济及文化制度之兴衰演变，以求通过制度反思而关照当下。“中国美学通论”则讨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宗教等审美特质，揭示中国美学的独有内蕴。之所以如此划分专题，既考虑到中国古代文化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又涉及古代文化的经济、政治、学术、思想、艺术等诸多方面，将宏观和微观结合，力求深入浅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反响较好，大多觉得上课收获颇多。通过学习这些文化史专题，他们既能宏观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进程，又能对一些文化史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二、讲论结合，互动交流

研究性教学重在引导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转变其固有思维方式并提升其科研能力。因此，在授课方式上，不能采取传统填鸭式教学方法，更要将授课、研读、讨论、互动相结合。笔者采取的讲授方式为：讲论结合，精读原典，分组讨论，课程作业。所谓讲论结合，是指每个专题先由教师讲解两个课时，或是总体论述该专题，或是论析某本典籍，或是对某个具体话题深入探讨，内容不拘，形式自由，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精读原典，主要让学生课后对中国文化史上主要典籍及经典学术著作进行阅读。具体六个专题各列出书目，如“中国文化发展历程”阅读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先秦文化典籍精读”阅读《论语》、《老子》、《庄子》、《周易》等书，“中国学术思想概论”阅读钱穆《国学概论》、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中国史学概论”阅读王伯祥《史记选》，“中国历代制度史”阅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美学通论”阅读李泽厚《美的历程》。每个专题大约要精读一到两本书，在精读原典的基础上，再让学生讨论则有话可谈，言之有物。

“学而不思则罔”，阅读经典之余，更要乐于思考、敏于答问。本课程在教师讲授以及课后阅读之后，也颇重视课堂讨论，对中国文化史诸多专题进行较为深入地探讨。先秦思想文化中儒家与道家思想存在异同，在课堂讨论时，笔者将学生分为儒家、道家两方，分别阅读儒家和道家原典之后讨论儒家及道家关于“道”的理论，有学生认为儒家思想不太关注个体而重视群体性道统，当时就有学生反驳说儒家也重视个体的尊严、道德修养等。在激烈讨论之后，笔者对双方论点进行评析，指出先秦思想的复杂性，不可仅以儒家或道家笼统论之，即使儒家内部不同学者之间也有差异性。通过大胆质疑、相互切磋，学生的视野得以开阔，研究视角日趋新颖，为日后科研及学习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课堂讨论之后，笔者要求学生将各个专题以课件的形式展现给在座同学，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独立收集材料、开展研究的能力，也活跃了课堂气氛，使得学生自身讲课水平得到提高。如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这一练习过程中，有学生做出“情迷唐代”的精美课件，讲述唐代历史文化，并解读其热衷于唐代文化的原因，受到在座学生的好评。又如阅读《史记》时，一些同学详细分析《史记》中诸多不大出名的历史人物，通过分析历史人物的命运，解读中国历史的诸多特点，令人耳目一新。再如讲到“中国美学通论”时，有同学对汉服极为感兴趣，作出“儒雅的汉服”的学术报告，整个报告图文并茂、内涵丰富，让在座的同学皆感受到传统服饰之美。通过以上诸多授课方式，使得原本单调的课堂丰富多彩，对于学生课后准备、课堂反应、积极思考等方面也作出了较高的要求，使学生得到极好的训练。

三、实地考察，经世致用

古语有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典籍记载的传统文化往往不够形象可感，学习中国文化史也要重视实地考察，充分借助博物馆、历史遗迹等资源，通过实地探访，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借助课余时间，笔者组织学生参观了扬州的寺庙、博物馆等历史遗迹。通过实地考察，学生了解到佛寺的基本布局、佛像的宗教内涵、民间的特点等，使得原本颇有距离的宗教文化变得切实可感。在博物馆参观时，笔者侧重讲解“广陵潮”、“雕版印刷馆”等几个颇有特色的馆藏。学生进一步了解到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成就，历代扬州文化的发展等知识，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刻板及印刷也有了深刻认识。这些不仅使得书本知识落实到实处，也增加了学生的兴趣，为日后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国文化强调经世致用，学习中国文化课程也当如此。在课堂上，笔者较为重视文化的传承及人文情怀的培养，呼吁学生将传统文化学以致用。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贤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平时的课堂讲授中，笔者有意识地让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载道”等话题进行讨论，试图让学生建立起文化自尊感和历史责任感。通过阅读经典，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文化反思能力。与此同时，笔者还提醒学生要熟悉民族文化精髓，从而在跨文化交流中充满底气。注重提升自身涵养及人生境界，不断自我完善与心态调整。通过学习文化经典，形成健全的价值观及家庭观，实现社会价值及人生价值。诸如此类，皆是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照出发，培养研究生独立思考、反思社会、传承文化、自我实现的能力，这些也是《中国文化概论》这门课程的最终目标。

总之，笔者通过对教学内容的设置、课堂形式的改革、课外教学的拓展等诸多方面的探索，对《中国文化概论》这门课程进行改革创新。通过诸多尝试，使本课程既能符合研究性教学的要求，又能增进学生学养，树立起良好的价值观念，为日后的工作及生活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湖南：岳麓书社，2003.

[2]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联书店，2005.

篇8

doi：10. 16083/j. cnki. 1671-1580. 2017. 03. 042

中图分类号：1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3-0141-03

古代中国是典型男权社会，两性之间并不平等，女性被定位为男性的附庸，长期处于附属、服从的劣势地位，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亦然。实际上中国女性很早便参与到文学创作中去，且历代不断，谢无量在《中国妇女文学史》中称“妇女文学，自古已盛”（谢无量：《谢无量文集第五卷・中国妇女文学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但与此同时谢氏亦承认“然自来文章之盛，女子终不逮于男子”（谢无量：《谢无量文集第五卷・中国妇女文学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而词这一文学样式产生于饮宴、游弋，具有艳媚的特点和要眇曲折、深邃幽微的姿态，较之诗、文等其他文学样式而言先天适合女子创作。因而自词这一文体出现始，历朝历代从来不缺乏女性词人的存在，在词最为兴盛的宋代更是如此，就词人、词作数量而言，宋代女性词人、词作数量之多可谓空前，宋代女性词人各个社会阶层，上至宫妃贵妇，下至民妻婢女均广泛地投入到词的创作中去，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就。笔者拟从思想意识方面人手，着重探讨宋代女性词中体现的女性意识、家国意识，从一个侧面对宋代女性词所取得的成就加以探讨：

一、鲜明的女性意识

法国思想家伏波娃在其女性主义理论著作《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女性是男性眼中的“他者”，是“被男性所观看的”，女性所处的不是“人”的位置而是“物”的位置，在此理论指引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批评家们纷纷提出“以往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对女性有歧视的扭曲”、“一般书写的语言都带有男性的意识形态”等观点，并呼吁女性要“以写作实践写出一种自己的语言，而不欲被限制在男性意识的界限之中”。虽然与成熟系统的西方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相比，宋代女性词人的创作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形象重塑和女性意识觉醒，但就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而言宋代女性词人词作中表现出的女性意识却是带有极强进步性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对“物化女性”写法的超越

宋以前的女性文学创作中“物化女性”的写法是极为常见的。这里所言之“物”主要指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较为突出之物，多为人为之物。如班婕妤《怨歌行》中以团扇自况的笔法就有鲜明的“物化”色彩：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作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此诗以“皎洁如霜雪”、“团团似明月”等语写诗人自己作为女性的美，都是从自己对男性的欣赏价值出发，将自己置于被审视、被把玩的地位。而追忆其与汉成帝旧日恩情时写“出入君怀袖”，感叹自己被冷落、抛弃的命运时写“弃捐箧笥中”，都是就团扇的功能性、使用性而言的。虽然中国诗歌托物言志的传统自有其独特的理论基础而不能简单地以西方文艺理论生硬嵌套，但如班婕妤等女性诗人诗歌创作中“物化女性”的倾向及其被后世文学广泛继承的深远影响仍是值得注意的。而同就托物言志而言，宋代女词人最常用的托喻对象则是花、絮等自然事物，如吴淑姬遭受冤狱在面对主审官时其自陈之词《长相思》中“烟霏霏，雪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从何处回”之语，以饱受雪霜摧残的梅花自况写自己饱受欺压、陷害的悲惨遭遇，雪与梅花都是自然之物，雪压梅花也是自然界之景象，与由人制造、存在价值即被人使用的团扇等事物有着明显的差异，此处虽也以物自比却并不存在“物化”倾向。而且其所自比之物――梅花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意象，常被视为高洁、坚定的象征，选取梅花自况也可视为词人不畏、坚贞不屈的人格的象征。

（二）是对“男性化”写法的突破

中国古代文学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男性手中，其中尤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男性士人为主，他们的写作习惯、文学思想、思想倾向甚至于他们惯常的语气口吻、思考方式等都具有天然的正统性、权威性。女性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从属，当她们介入文学创作时以男性文学家为标尺，在方方面面对男性书写进行模仿、学习，以期贴近则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且难以避免的状态，此即属于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所言“一般书写的语言都带有男性的意识形态”。即使是以社会风气开放、女性地位较高著称的唐代，女性诗人的这一特征也尤为明显，如有“女中诗豪”之誉的女冠诗人李冶的许多诗作中便含有这种男性的意识形态化书写，与她而言着重凸显为士大夫化的思想倾向，如其中年时蒙天子召见，入京前辞别友人时所作的《恩命追人留别广陵故人》一诗：

无才多病分龙钟，不料虚名达九重。仰愧弹冠上华发，多惭拂镜理衰容。驰心北阙随芳草，极目南山望旧峰。桂树不能留野客，沙鸥出浦漫相逢。

诗中所勾勒出的诗人自身形象极其接近经历长期怀才不遇后忽得天恩知遇的士人，而其因“名达九重”而振奋非常、因渴望尽早得到君王召幸而“驰心北阙”等表现的背后都隐藏着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士人文化心理，可以说李冶的这种写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对男性文人的模拟性的。而宋代女性词人的词作中却鲜有刻意向“男性化”写法靠拢者。这当然与词作为“郑声艳歌”本不同于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要承担“言志”、“载道”等重任有关，但也促成宋代女性词人在情感上注重自我宣泄，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真实情感，有着鲜明的自我意识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们真实地表露自我，确立自身的生命价值，而在她们的词作中“我”的意识空前强烈，塑造除了与以往男性从“观者”角度塑造出的传统女性形象迥然不同的全新自我形象。即使身份尊贵如鲁国夫人魏玩的一品命妇也敢于在词中直言“谁念我，就单枕，皱双眉”、“我恨你，我忆你，你争知”，敢于描绘“荡漾木兰船，船中人少年，荷花娇欲语，笑人鸳鸯浦，波上暝烟低，菱歌月下归”的青年男女欢好场面，而更广为人知如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朱淑真“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天易见，见伊难”、郑文妻孙夫人“愁登临，海棠开后，望到如今”、聂胜琼“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r隋”等更是此中佳作。

二、突显的家国意识

家国意识本质上不属于女性意识，但在中国古代特殊的环境下又与女性意识存在一定关联。家与国的同构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由此产生了家国观念，又与孝忠节等观念互相结合，要求臣民对君主及以其为象征的封建国家有父权认同，使其政权的“合法性”变得更加牢靠。这种父权认同在本质上与今天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倡导的理念本有抵触之处，但在中国古代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却又是一种“人”所有共有的崇高观念，主要是针对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男性群体提出的要求，集中表现为忠君、臣节等思想观念。

篇9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010-02

一、关于《文论十笺》一书

《文论十笺》是程千帆任教武汉大学与金陵大学中文系时编写的教材，收录了古代与近代的十篇文论，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五篇是概说部分，下辑五篇专论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在这本书中，程千帆对每篇文章都详加笺注，文后附有谨按，并结合古代文学与当时的文学观念做延伸探讨，同时也提出自己的文学观念。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史上，该书的编撰独具特色：首先，收录的文章与笺注所引用的不仅有古代文论，也有近代文论，还涉及一些西方学者的文学论说。其次，所收文章的作者除了陆机为公认的文论家外，其他几位都是史学家、朴学家。此外，该书既有考据还原，延续了古代文论“综合前人说法的基础上抒发己意”的特点；同时也有理性而抽象的论述，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有别于古代文论模糊的、形象的感悟模式，呈现出现代学术研究的某些品质。

程千帆先生自陈，采用这种特殊的编纂形式主要是为了矫正当时有关文论的两种较为突出的弊端：“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郅夥，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加以议论偏宕，援据疏阔，识者病之。”①文学作品创作的增加、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以及东西思想更多、更频繁的交流，中国文学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而当时的文学观念与批评理论，无论持中、西哪一方观点都因缺乏对这些理论之渊源与体系的了解，只能流于浅层争论，作者才编撰此书为教材，希望矫正时弊。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基础来研究中国文学的现象已蔚然成风，而《文论十笺》仍然坚持从古典文论的视角出发，并在民族文学、各种“主义”之争泛滥的时期，始终坚持从文学的视角谈论文学的问题，显得“别具一格”。更为重要的是，对文类划分也就是文体学的探讨作为一种潜在的线索贯穿了上下辑的十篇文章，而文类划分其实关涉到传统文体意识与现代文体意识，这与传统文学研究向现代过度时期，文的观念、文学理论体系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潜在的线索这也正是《文论十笺》一书最大的特点：从古典文学理论的视角出发，在其内部进行革新，力图以变革中国文学理论自身而非全然借引西方文论来解释新的文学现象，促成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二、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沟通及其困境

（一）“文”的观念的确立

《文论十笺》一书以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开篇，程千帆为这篇文章拟的副标题为“论文学之界义”，即对“文”的观念的界定。在《文学总略》中，章太炎开宗明义，将“文”界定为“文字著于竹帛”②，并对其做词源学上的考察。他指出，中国古代对于“文”有两种解释：“彰”与“文章”。“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也就是说，“文章”事实上是指有形质而自成首尾的篇制，而“彰”只是特指其中富于文采、藻饰和情韵的部分，因而只是“文”的其中一小部分。然而，由于古无“彰”二字，多以“文章”假借，所以造成了后人“文”的观念的混乱。

《文学总略》作为《文论十笺》的开篇文章，其实也是程氏文学观的基本出发点。程千帆推崇章太炎：“以此‘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来界定文学，范围至广，一切学术文化皆属，最早可追溯到先秦；而近世则以抒情美文为文学。”③事实上，无论是章太炎还是程千帆，都在界定“文”的概念时将它回溯到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的概念中。

中国古代的“文学”实际指的是“文章学”，包含“文字”与“词章”两个部分，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杂文学”，迥异于西式的“纯文学”体系。晚清以降，受西方文学观念以及文类概念的影响，国人开始借助新视角审视并重塑自己关于“文”的观念，在此过程中，正是通过清除文章学中的诸多“非文学”成分，才建构起以诗歌、小说、戏剧为主体，兼及部分散文的现代“文学”观念。④这种转变有其正面意义：大量被传统文学观藐视和排斥的文体，如小说、戏曲等得以被纳入文学史视野，这是重要的发现和拓展。然而，此种转变也遮蔽了文章学原有的深广内涵：一方面，一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曾受到重视、具有文化研究价值的传统文学家和作品则被搁置甚至排斥，影响了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理解与阐释；另一方面，文章学本身所蕴含的传统的文、史、哲思想及其所折射的文化心理也在此过程中或被忽视遗忘，或被割断了联系。程千帆强调回到文章学，也正是强调在学术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审视“文”的观念的变迁史及其背后的人文现象、文化心理积淀。

同时，以现代学术观点来看，文章学所包含的学说、历史、典章、公牍、杂文，以及诗、词曲等等极其广阔、复杂的范围，实可视为一个涵盖了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的现代文化研究思路，它甚至比西方文化研究思潮涵盖更广，也更适合中国。可见，程千帆将“文”的观念回溯到传统文章学，似乎是一个比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更适合中国文化现象的学术思路，值得今天的文化研究学者重视。

（二）文类体系的重建

在“文”的观念确立后，程千帆致力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文体辨析有三难：“体式孳乳，与日俱新”，指的是小说、戏剧等新文类不断出现；“观念锢蔽”，则是由于小说的题材近鄙俚而不被纳入传统的文类位阶中，按照传统的文体分类法无法为愈加兴盛的小说作品找到合适的位置；而“体义混淆，自来即尔”，时人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用”代“体”为标准，而区分“文”为说理、记事、抒情三类，而这种分类法难以满足文章学的驳杂体系。

事实上，通观全书，无论是论文学与时代、地域、道德、性情，还是论文学的制作体式、内容外形、模拟创造，其实都是在探讨文类划分的标准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传统的文类划分标准尽管不再适应时人的文学研究需要，但仍有其价值所在，因为它们背后隐含了中国文学史上“体”的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体”的含义十分宽泛、含混，既有哲学意义上的“本体”之义，也有“形体”之义，兼形而上与形而下、抽象与具象于一体。而“体”之于古代文学研究，除了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体裁”或“文体类别”的含义以外，还具有文章或文学之本体、文体内部的质的规定性（体要或大体）、风格（体性或体貌）、以及章法结构、修辞手法、具体的语言特征等多种含义。⑤而与之相比，西方文学理论的文体分类始终贯彻着一个逻辑标准，并以此揭示文体之间内在的逻辑层次与本质联系，所以必须有统一的文体分类规则。或许可以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实则是“文章”体系，但文章学本身在中国古代并未形成一个严密的、现代意义上的“体系”观念。在新的文类不断出现的时期，如何构建一个沟通古今文类的严谨的现代文类体系，是晚清以来诸多学者所致力的工作，这项工作随着三十年代的时局而有所放缓，唯程千帆先生的《文论十笺》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程千帆认同章太炎，他们都从传统的广义文章学出发建构文类体系，同时，把小说从历史和其他文类中单独列出，正式作为文之一“体”，与学说、历史、典章、公牍和杂文并列，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文类分类方法――“经、史、子、集”四分，开始重视小说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三）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的沟通及其困境

上述一系列文类划分标准的转变、文类体系重建的意图，都在于促使传统文学理论向现代过度，而在此过程中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之所以是核心问题，是由于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的诗、词、戏、曲等文学体裁已不足以表达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伴随而来的是更适合对其进行表现的小说在数量和创作形式上的迅速发展，将小说纳入文学理论体系已是必然趋势；而之所以是最大的难题，则是由于在此过程中，如何既使小说获得与诗、词、戏、曲以及学说、历史、杂文等体裁同级的文类位阶，又使新的文类体系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清晰严谨，也就是各种文体的内涵不混淆，是程千帆之前的学者遗留的难题。对于此难题，程千帆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取代“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划分试图做出调和，而具体到小说批评理论，则诉求传统的史学理论，借鉴史学理论中的文论、史论观点观照小说批评。

然而，诉求传统史论来沟通文史从而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这种尝试缺乏深入的讨论，存在着各种问题。一方面，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尚简”、“用晦”倾向并不适合作为现代小说的批评范畴，因为传统的历史书写远不足以用以剖析现代的小说创作；另一方面，史学理论与小说批评只有通过严谨的比较和成体系化的沟通才能形成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学术理论体系，而这些问题在《文论十笺》一书中均未提及。最重要的是，程千帆先生不算成功的“沟通”也正折射出在古典文论内部进行现代化革新的困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文”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变动不居的概念，并且有其独有的文类和体系，而在这背后则是经久积淀的文化心理，既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与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有差别，因而古典文论自身进行现代革新看似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却涉及文化沟通这一复杂背景。此外，中国古代的文章学有很大的局限性，文论家们始终没有明确形成一般性的文学理念而只有具体的诗歌概念、小说、戏曲的鉴赏理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缺乏体系性正是其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同时，自晚清以来，“现代生活”的开启、“现代人”观念的觉醒，以及社会现代化诉求的加强，使得文学创作和理论都不得不将目光转向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精神世界，而这些恰是难以被古典文章学理念纳入其中的。

“体系性”是学术现代化的“崇高理想”，而文章学又是难以割舍的学术情怀，程千帆在“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议题中所体现的困境与矛盾，又何尝不是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呢？

注释：

①贺昌盛.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著作辑要[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p141.

②程千帆.文论十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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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2 ― 0160 ― 02

古代汉语课程是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之一，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素养，阅读古籍能力，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然而，由于古代汉语课程内容理论性较强，距离今天时间久远，内容比较枯燥，教师教学困难，学习不愿意学，教学课堂死板成为目前古代汉语教学的普遍状况。尤其是现在注重应用本科高校建设背景下，古代汉语教学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

一、目前古代汉语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1.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普遍使用的是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采用繁体字，把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文选中所选文章都是有代表性的历史名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全书注音、释义准确，成为大多数高校首选的古代汉语教材，但是由于教材是1962年出版的，使用年代较长，教材修订相对比较滞后，文选部分与中学教材重复部分较多，如《左传》的《段于鄢》《烛之武退秦师》等篇，学生在中学阶段已学过。文选中有些字词注释较模糊，通论部分有些难理解的概念如古今字、异体字的讲解也较少，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近年来教材对新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知识相对陈旧。

2.课堂的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由于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内容比较枯燥，从目前教学情况来看，古代汉语的文选部分的讲解多是逐字逐句讲解，字词解释都是根据各种参考书的解释，古汉语通论部分纯理论的讲解更为枯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兴趣不大，觉得教学内容枯燥，古汉语的术语难以理解，对繁体字书写的课本产生畏难情绪，感到沉闷、乏味，久而久之就产生对古代汉语课程的厌倦感，加上学生对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学生认为古代汉语实用性不强，远离现实生活，对今后就业关系不大，对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古代汉语存在的价值充满怀疑。

3.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单一。古代汉语目前的教学方法主要采取“满堂灌”的填鸭式授课方式，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仅仅依靠课堂教学，忽视课外学习的作用。虽然教学手段上大多数高校都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也不过是课堂内容是从板书到PPT的转变，与传统的授课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很多学生只是在把PPT拍下来，考试前再突击学习，课堂教学中缺乏学生的积极主动的参与和探讨。学生的上课积极性不高。

4.学校不够重视。在现在注重应用本科高校建设背景下，一些高校单纯重视学科的应用，将传统的语言类课程逐渐削减，甚至取消了《语言学史》等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古代汉语的课时量也逐渐减少，这与古代汉语课程的中文专业的核心课程地位极不相称。

二、提升高校古代汉语教学的策略

针对古代汉语课程尴尬的处境和学生学习的现状，面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新的需求，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需要进行重新调整，教学工作要改变当前的传统的填鸭式授课方式，应转移为注重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应注重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以及语言的理解运用能力和写作能力。针对目前的教学现状，提出以下改革的策略。

1.优化教学内容，调整教学计划，要突显古代汉语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课的地位，同时教学计划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古文应用能力。教学内容的设计上要针对教学大纲进行合理的拓展和补充，教学过程中可将文选、通论相结合，分章节教学，课程讲解中要注重与现代语言生活相贴近，教材所选文选篇目较多，教师可重点选择有代表性的篇目，中小学教材学过的篇目可不再讲解，教师未讲的篇目可作为课堂作业布置给学生。

在讲文选部分时，可以将古代文史知识融入文选部分的教学中，从字词的讲解扩展到对古代的思想文化的讲解上，将二者结合起来，既要讲好字词，又要将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结合起，利于学生理解，将生涩难懂的文言文放在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中，引入相关历史背景知识和文化地理知识，提高学生的兴趣。如《论语？公冶长》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就可以讲解古代的车马的称谓，战国以前，车马是相连的，古人所谓御车也就是御马，所谓乘马也就是乘车，两匹马拉的车称为骈，三匹马拉的车称为骖，四匹马拉的车称为驷，古人乘车以左为尊。《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这不在于说他有四千匹马，而在于说他有一千乘车。

通论部分的教学内容包括词汇、语法、诗词格律以及常用的字词典等内容，内容较广，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内容进行整理，在语法教学如“判断句”、“否定句”、“疑问句”的讲解时可注重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让学生自己归纳总结规律。教师要更新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提高古今贯通的能力，密切与现代汉语的联系，培养学生运用古汉语的知识解决现代汉语中遇到的问题，现代汉语也是由古汉语发展而来的。

2.在古汉语教学中，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利用各种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建议配合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使教学内容更形象丰富，在教学方法上，要综合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如启发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等，在课堂中提高学生主动参与性，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培养学生学习的热情，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在课堂中，教师可以提出某个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或者布置一些小论文让学生在课堂外完成。如在讲解古今感彩的不同的几种情况时，教师可以先举例让学生说明一些字词各自古今的含义，然后再让学生来归纳古今感彩的变化有哪几种情况。

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教育技术，缓解古代汉语课的枯燥、乏味，增强古代汉语课程的趣味性，可以将相关的背景资料和知识点通过PPT展示给学习，扩充教学内容，节约大量板书的时间，通过一些有趣的背景图片和视频，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如在讲解《战国策》的有关篇目时，就可向学生展示出自《战国策》的一些成语的图片，如“亡羊补牢”，“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如在讲汉字形体的演变时，举例讲解“行”字时，依次展示出“行”的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行书等古文字形的图片，使学生能够清晰地看出“行”字的演变，加深学生对古文字的印象，避免了教师讲解的含混不清及板书的不准确，节约了课堂时间，也使教学过程变得生动、有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教会如何利用网络查询资料，如可通过《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查询字词义，可通过“汉字字源”网查询6552个常用汉字的的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各种形体，教师也可在课堂中进行在线演示。

3.加强课程实践环节的教学，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古代汉语课程理论性较强，现有的教学内容没有体现出文化应用的内容，因此应充分考虑到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重新思考古代汉语的课程结构，根据各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及时引进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注重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新颖性，将教学内容与现实社会有效地结合起来，突出课程的实践。

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着力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为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打好基础。关注古代汉语的现实价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可突出古代汉语的应用功能，将古代汉语的教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现实社会有效地结合起合，如对于毕业后有意考公务员和从事文秘工作的学生，可鼓励学生多读名家名篇，提高写作技巧；对于想考古代汉语专业研究生继续深造的同学，可鼓励学生对古代汉语进行深入透彻的学习，并多阅读古汉语其它的教材和相关的参考书籍，如《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中国语言学史》等；对于有志于做中小学教师的学生，可鼓励学生多阅读并熟悉文献，掌握中小学古汉语中常用的文论知识，熟练使用《古汉语词典》《辞源》等工具书，并可选择一些中小学课本的古文文章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并备课，形成教案，并让学生在课堂上讲解，这个环节对学生的能力提升作用很大。

4.加强高等学校教师古代汉语教师专业素质的培养，古汉语教学需要教师具有扎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很多高等学校古代汉语专业的教师毕业后很少再进行古代汉语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很多教师自身就对古代汉语课程的相关知识理解得不透彻，在讲解时难以向学生阐述清楚，学生自然就感到晦涩、枯燥，难学。因此，应加强对高等院校古代汉语教师队伍的培养，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注意平时的积累学习，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对古代汉语进行系统的、专业的学习，以及古代汉语教学中最新的研究成果，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能够掌握古汉语的新动态、新现象，并能将现代化教学元素和传统相结合并运用到教学中，革新传统的教学方法。同时教师应注重自身的科研能力的培养，通过科研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并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5.在考核中，传统的“古代汉语”课程的考察是单一的期末考试制度，无法体现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因此新的形势下，需要探索新的考核模式，考核命题要以教学大纲为依据，考试内容要反映大纲规定的基础知识、理论和技能，并要反映课程的主要内容，要体现学生对课程掌握和古汉语的综合运用能力。考试的类型可包括多种形式，如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平时作业等多种方式，考试内容应注重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可建立包括课堂回答问题和课堂讨论情况，平时作业、考勤制度和考试相结合的考核制度，把期末考试的一次考核变为多次考核，记分方式为百分制，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30%，其中平时作业和课堂提问讨论情况占平时成绩的20%，考勤占平时成绩的10%，平时的各单元部分的考核成绩总共占总成绩的70%，这样便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课堂内容，也能促进学生对平时上课的重视，最终有效地促进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

〔参 考 文 献〕

〔1〕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1.

篇11

关键词： 古代汉语；教学；问题；简论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teaching；problems；brief discussion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2-0209-02

0引言

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是为中文系汉语言文学、语文教育等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主干专业基础课和工具课，一直受到各开课部门的重视。但是有人认为古代汉语教学从上世纪末以来，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种观点是否公允，作为古代汉语教学者不做辩解。但是提出这种观点至少说明近一二十年来的古代汉语教学起色不大，个别高校的古代汉语教学甚至陷入了窘境。作为主干基础课程之一的古代汉语教学面临这种境况，不得不引起每一位古代汉语教师的深思。结合多年的思考、研究和古代汉语教学经历，发现目前古代汉语教学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这其中有学生方面的问题；也有教学内容、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师的古代汉语综合素养方面的问题；还有社会现实方面的问题。要真正改变目前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必须从根本上揭示导致这种局面的症结所在，并对症下药地予以诊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1学生古代汉语基础下滑，心存畏难情绪，缺乏学习的动力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决定教学活动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学生的古代汉语知识基础、学习心态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势必影响到古代汉语教学。

1.1 高校扩大招生数量以来，各类高校学生对学科基础知识的掌握有明显的下滑，尤其是对传统学科基础的掌握在整体上明显不如扩招以前的整体水平。我国大学扩招以来，招生人数比扩招前翻了几番。我们假定中学教学质量不变，只看扩招，通过简单的分析就会发现，扩招是把原本录取不上的学生录取上了。比如原来每门课平均分达到80分才能达到录取分数线，现在可能降低到50分，这样势必造成大学入学的部分学生的综合素质的下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比过去宽泛了，对外界的了解也比过去多了，但是这却分散了对专业课程的学习，尤其是对与现代生活联系不十分密切的传统课程的学习影响最大。这造成了当代中国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普遍性薄弱、甚至缺失，特别是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极端生疏。以上两方面的因素都给古代汉语教学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1.2 学生对古代汉语学习心存畏难情绪很多学生和教师都认为古代汉语课程是中文系所开设的课程中最难学、最枯燥乏味的一门课。古代汉语课程包含的内容多、涉及的知识面广，它所涉及的字、词、句、语音、语法、修辞与现代汉语差距很大，所以古代汉语学起来枯燥乏味，读起来诘屈聱牙，有时感觉是在读天书。即使经过刻苦学习，古代汉语综合素养也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大幅度提高。这样，很多学生必然产生畏难情绪。

导致学生对古代汉语学习产生畏难情绪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目前配合中学语文教材的文言文翻译参考书越来越多，学生贪图简单，只读译文，不读经典原文，导致学生接触古代经典原文的机会越来越少，文言文感悟能力也就越来越差，学起来也就越来越困难；二是古人行文简略，省略较多，有时失之过简，造成文意的跳跃，甚至脱节，理解起来不连贯，要真正读懂古代经典原文，必须反复推敲上下文，费时费力；三是古代汉语距今年代久远，其语言所传递的社会生活、文化信息与今天差异太大，要读懂古代文献，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古代天文、地理、历法、礼仪、习俗、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背景知识。如果不了解这些背景知识，阅读古文往往茫然不知所云，这势必挫伤阅读的兴趣。学生心理上存在畏难情绪，这给古代汉语教学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1.3 学生对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要性理解不够，缺乏学习的兴趣。学习古代汉语不仅仅是阅读古代文献、了解一些古代词语、句式的用法，培养继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人才，学习古代汉语还可以帮助提高理解、使用现代汉语的能力，提高人的综合素养，同时也是学习研究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医学等学科的必备利器，是一门实用性极强的课程。但是很多学生对古代汉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以为古代汉语在时间上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很多知识在现实生活中又用不上，以为只要以后不接触古籍，就没有必要学习古代汉语。

另外，要学好古代汉语，要求学习者必须静下心来，具有坐冷板凳的精神，一字一句细心地、慢慢地品味、咀嚼。而目前社会心理浮躁、急功近利思想倾向普遍，古代汉语又不是技术性很强的学科，不可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虽然古代汉语可以提高理解语言和应用语言的能力，提高人的综合素养，但是这些效果的取得需要循序渐进、长期积累才能凑效，这也势必挫伤学生学习的兴趣，甚至打消学习古代汉语的想法。

2一些古代汉语教师的古代汉语综合素养存在问题

作为教学活动主导的教师，其专业素养、教学态度、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因素都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而教师这个群体的综合素养也是参差不齐，部分古代汉语教师在以上这些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

2.1 一些教师本身的古代汉语综合素养方面有欠缺古代汉语是一门具有复杂知识体系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课程，知识繁多、内容复杂。要讲好古代汉语，对教师的综合素养要求是非常高的：首先要有较强的语言方面的综合素养，对古代字、词、句、语音、语法、修辞的特点、古今差异以及发展演变规律必须烂熟于心。其次要真正讲好古代语言，必须把古代语言放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大背景下进行，否则很多问题只能停留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连知其所以然的程度都达不到。因此古代汉语教师在有较强的语言素养的基础上，还必须熟悉古代的天文、地理、历法、礼仪、习俗、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综合知识背景。除了具备上述两方面素养，古代汉语教师还必须具有一名优秀教师具备的一般素养，这也就是有的古代汉语教学者所说的古代汉语教师必须具备的六个方面的素质：对古代汉语有浓厚的兴趣，有驾驭教材的能力，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能力，激发学生试讲的能力。笔者认为除上述素质以外，古代汉语教师还必须具有较强的教研科研能力。只有具有较强的教研和科研能力的古代汉语教师，才能把握学科发展的最新动向和研究成果，并创造性地进行教学，增强古代汉语课堂的教学内涵，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要求同时具备上述综合素养，谈何容易，没有多年的刻苦磨砺是不能达到的。一些古代汉语教师缺乏这种综合素养，课堂上就不能左右逢源，古今贯通，举一反三，讲授内容枯燥乏味，这必然影响到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

2.2 教学方式、方法不够灵活，死板单一有些古代汉语教师在教学中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敷衍应付，在教学中不能主动地去探索教学方法，不能主观能动地驾驭教材、主宰教材，不能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去改进教学方法和调整教学内容，上课照本宣科、做教材的传声筒，知识对号入座，一个萝卜一个坑，条条框框地罗列知识。因此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创造性和求知欲，学生也只能被动地接收知识，死记硬背，没有余暇去思维想象。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学生也变成了教材的附庸，学得枯燥乏味。

教师教学方法不灵活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教师缺乏教学主观能动性、创造性以外，教师的古代汉语综合知识素养有缺陷也会影响到教学方式、方法的灵活运用。同时，还有两方面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是目前高校教师普遍有重视科学研究、轻视教学研究的倾向。有些教师认为教学研究属于雕虫小技，不屑于在这方面花费时间和精力。从2000年以来，古代汉语方面的科研成果硕果累累，但是教研方面的成果不多，尤其是高质量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教研成果非常匮乏，甚至有些古代汉语教师基本不进行教学研究。有些古代汉语教师自身专业素养非常深厚，但是不进行教学研究，没有灵活、生动、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不能成功地把自身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二是古代汉语教师跟不上时展的步伐，不能把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古代汉语教学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能极大地增强教学的直观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教学效果。但是有些古代汉语教师无视这些变化，仍然坚持单一陈旧、越来越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传统教学方式，造成的局面是教师在讲台上津津乐道、口若悬河，学生在下面疲惫不堪，昏昏欲睡。

2.3 只讲不练习或缺少练习在全国普通高校普遍压缩专业课时的大背景下，很多教师都感觉到学时不够，教学内容讲不完，于是就剥夺学生练习的机会，采用多讲少练甚至基本不练的教学方式，试图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传授给学生更多的知识，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好的，结果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违背了教学基本原则。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练习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学生把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理论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这样一方面可以巩固知识，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知识顺利解决实际问题，可以给学生带来学习的成就感，激发新的学习动力和自信心。如果只讲不练，学生疲于接收知识，没有吸收、消化的机会，这样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学习疲劳，挫伤学习的动力和自信心，自然很难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3古代汉语教学内容不适应目前的教学要求

目前，我们古代汉语教学内容基本上还是上世纪60年代王力先生所确立的文选、通论、常用词三者结合的教学模式（常用词属于通论内容，其实质是文选、通论两结合的教学模式），古代汉语教材编写也基本沿袭王力先生《古代汉语》的编写体例，没有多少实质性创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王力先生关于古代汉语教学的思想对古代汉语教学确实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笔者也没有挑战王力先生所确立的古代汉语教学模式权威性的意图。然而古代汉语教学内容经过这么多年没有多大调整，这本身就说明其中存在问题。上世纪60年代教学目的、教学对象、社会环境等方面因素与目前存在很大差异，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的古代汉语教学似乎没有因为这些差异而调整教学内容。文选与通论相结合的古代汉语教学模式其宗旨是正确的，关键在于我们古代汉语教学应该随着教学各方面因素的变化对教学内容适时进行内部调整。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古代汉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研究型人才，而目前的主要教学目的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加之目前大学生古代汉语基础较上世纪60年代有明显的下滑，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古代汉语教学内容应该做些什么样的调整，目前尚缺乏实证研究。面对学生古代汉语基础普遍下滑，传统的面面俱到的教学方式必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教学内容调整方面，必须把强化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放在首位，但是在这方面目前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案和成功的教学范例。正是因为教学内容不能适应目前的教学要求，影响到了古代汉语教学效果。

总之，导致目前古代汉语教学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问题引起的，我们首先必须正确地揭示、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古代汉语教学才有可能焕发新的生机。至于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另撰专文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王力.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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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六朝地志物类记述之溯源

第一节 先秦之物类记述

六朝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史部脱离经部的附属成为独立的门类,其中地志作品呈现出繁盛的景象。物类记述是这一时期地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文学价值。 物类记述最早应该追溯至《诗经》、《楚辞》中的动物、植物、器物等的描写,虽然其中的物类多起比兴、象征等作用,但它们对自然物性的潜在性关注是物类记述的滥觞,其中的不少物类也成为六朝地志中物类记述的对象。此外,《山海经》中大量异兽的描写,或实或虚;《逸周书?王会解》对所献物类的描述。至汉代,武帝开疆扩土,四方异物纷纷来献中原,蛮夷的物产风俗载于史册。名物罗列在西汉大赋中频频出现,题东方朔《神异经》、《十洲记》中记述了数量颇多的异物,而东汉咏物小赋往往对某一事物进行详细描摹。沿着这样一条发展脉络,东汉杨孚《异物志》的出现,直接开启六朝地志中的物类记述之先河。中国古代涉及动植物以及器物等物类的典籍较多,《诗经》、《楚辞》以及《尔雅》三书都涉及了大量的物类。《逸周书》、《山海经》中也包含了数量可观的物类记述,尤其是《山海经》中,记述了大量的奇异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或实或虚,或进行客观详述,或具有荒诞恍惚的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