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工业经济分析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县域工业经济分析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工业生产效益总体较好。20n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243.7亿元，完成工业增加值287.2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实现销售收入976.3亿元，比上年增长17.7%;利税88.2亿元，增长18.5%;利润抖.1亿元，增长20.0%。骨干企业发展势头良好。2011年全市共有新口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02家，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039.7亿元，销售收入过亿元企业达160家，规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993.3亿元，同比增长21.2%;实现利润47.46亿元，增长31.6%;实现税收11.62亿元，增长23.8%。全市利税过千万元以上工业企业188家。有圣泉l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主导产业支撑带动作用明显。形成了交通装备、机械制造、食品饮料、精细化工四大主导产业。20n年四大主导产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783.42亿元，同比增长20.0%，占工业总收入的80.3%。实现利润49.23亿元，增长24.0%;实现利税76.13亿元，增长23.2%。其中交通装备产业实现销售收入2邓.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收入的26.5%;机械制造产业实现销售收入275.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收入的28.2%;食品饮料产业实现销售收入46.9亿元，占全市工业总收入的4.8%;精细化工产业实现销售收入202.9亿元，占全市工业总收入的20.80/0。四大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初步形成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四大新兴产业，实现销售收入刃.6亿元，同比增长35.120/0，占全市比重6.10/0。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好。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企业137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34.1%;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实现产值487.6亿元，比上年增长9.3%，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46.9%。拥有济南市级以上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9家、企业技术中心27家。

(二)章丘工业发展的主要路径

(l)兴办园区助推工业经济腾飞。章丘抢抓机遇，1992年12月经省政府批准设立省级经济开发区—山东明水经济开发区，经过20年的建设发展，明水经济开发区成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先进机械制造业特色产业基地、国家级重型汽车特色产业基地、国家级有机高分子材料基地、山东省科学发展示范园区。2012年10月顺利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一是开放型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n年，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累计引进项目410个，合同投资人民币96叮乙元，实际到位资金68叮乙元，世界印明虽企业中有5家在章丘投资兴办企业。开发区现有重点出口企业34家，产品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开发区现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4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和技术中心13家;省级技术创新服务平台2个;先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16项，96项科技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经国家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79家。三是特色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开发区现已形成交通装备、机械制造、精细化工、食品饮料四大主导产业。四大主导产业销售收入占开发区总销售收入的85%以上。四是园区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开发区现有规模以上企业217家，47家企业纳税过千万;全区生产各类工业产品400多种，其中有5个为中国名牌产品，济南圣泉集团、银鹰集团、华凌电缆有限公司拥有中国驰名商标，拥有省著名商标11个，省名牌产品10个;山东章鼓的罗茨风机、天力干燥公司的干燥设备国内市场占有率处于全国首位;圣泉集团生产的高效空心防热材料为神州八号飞船成功返回发挥了保驾护航的关键作用。五是园区发展环境日益优化。开发区累计投资近100亿元，实现了路网、电网、水网、汽网、场地等“十通一平”，为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区内排水、排污管网完善，已规划建设污水处理厂3个，日处理能力巧万立方。

(2)招商引资支撑工业经济发展。重点抓招商引资，项目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招商，成立专门的招商队伍，瞄准世界50明虽和国内500强的企业招商，主动叩门招商，强化招商引资的激励机制，不断优化环境。坚持“三个并举”:即数量与质量并举、规模与效益并举、引资与引智并举，以商招商、专业招商、中介招商、对接招商等方式方法广泛得到应用。

(3)规模发展提升工业竟争力。大力实施规模发展战略，全市2011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有160家，其中过100亿、5叮乙元各有l家。其中重汽属地收入突破190亿元，圣泉集团收入近6对乙元，过2叮乙元、10亿元企业分别达到7家和l家。注重抓大项目和龙头企业，支柱产业逐步形成。一是制定出台扶持骨干企业的优惠政策;二是重点扶持大企业集团(2011年以来，章丘新增中国驰名商标2件);三是帮助企业拓展资本市场，成立企业上市领导小组。一大批规模企业成立了股份公司作为上市后备资源，现在深交所已上市企业有l家，上市办理中的后备上市企业已达到了20家，预计到“十二五”末，上市公司将达到5家。

(4)科技创新激活工业经济发展内在动力。多年来，章丘坚持走科技兴企之路，牢固确立传统产业高新化、传统产品高端化、高新产业规模化发展战略。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工业比重达到51.2%。(匀扶持本土企业避免产业空心化。一是规模档次不断提升。经过多年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规模大、创新能力强、成长能力突出的本土企业。圣泉集团的销售收入和利税从2006年的9.5亿和1.7亿增长到去年的64.8亿元和8.5亿元，5年间分别增长了7倍和5倍，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成长为亚洲地区同行业最大生产厂家;伊莱特重工几年间由一个手工作坊成长为年销售收入对乙多、利税近8000万元，在国际风电相关领域有话语权的国际性企业。二是财税贡献越来越大。目前章丘已形成机械加工、铸造锻打、建筑塔机、罗茨风机、汽车装备配件、炊具机械等本土企业集群。2011年，全市机械铸锻企业已达13刃家，产值7叮乙元，利税8亿元;建筑塔机企业46家，产值6叮乙元，利税7亿元;风机企业108家，产值4叮乙元，利税5亿元;炊具机械企业86家，产值8亿元，利税1.6亿元;汽车配件企业42家，产值22亿元，利税4.6亿元。三是创新能力日益增强。目前，全市初步建立起以圣泉、华凌2家国家级技术中心、9家省级技术中心(本土企业6家)、5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l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银鹰炊具)为支撑的国家、省、市、县四级企业技术中心体系，优秀本土企业已步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四是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在本土企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像圣泉集团的唐一林、伊莱特重工的牛余刚、华民铸锻的侯宇氓等一大批有思想、有魄力，开拓进取、善抓机遇的企业家群体。目前，本土企业拥有的各类人才中，硕士以上学历15人、正高职称10人、享受政府津贴l人。

(5)优化环境拓展工业经济发展能力。一是制定优惠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二是搞好服务。实行市级领导和部门包抓重点工业企业制度。所有服务部门全部进入政务大厅，为中小企业提供“一条龙”服务;三是积极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通过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减少收费项目，基本扫除了影响投资环境的政策障碍。

二、章丘工业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

1.工业经济总量不够大，发展质量总体不高。章丘是济南的工业重镇，也是一个人口大市，工业经济总量占到了济南市的近10%，排县域第一位。在济南来看，章丘的工业有一定的特色，有较高的地位，有较强的实力。但放眼全省全国，可看到明显差距。从上表可以看出，章丘市工业发展各项指标都不靠前:GDP排全省第11，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最少的平度还少8对乙元;固定资产投资仅高于邹平;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还没有过千亿，还不到邹平、龙口的一半;规模企业利润不到龙口的三分之一，新泰的一半。与国内先进地区相比，差距则更大。昆山市2011年工业总产值7001.29亿元，比上年增长20.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530.86亿元;利税总额512.16亿元;利润总额412.00亿元;产品销售率99.1%;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211.4%。江阴市2011年工业企业实现产值5976.6亿元，比上年增长18.2%。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942.4亿元;实现利税578.对乙元;利润430.9亿元。绍兴县2011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459.80元，比上年增长21.6%。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2939.23亿元，增长28.9%，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保持较快增长。通过横向对比，我们发现，章丘工业经济总量还不够大，整体竟争力不强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强市。与发达地区相比，工业投入力度不够、质量不高。“十一五”期间全市工业投入年均增长7.2%，工业增加值、销售收入、利税、利润等指标年均增幅仅在20%左右，自2003年工业投入总量首次超过利税总额以来，几年差距逐步拉大，到2011年工业投入总量高出利税总额23.7亿元，这说明章丘仍未摆脱粗放型的增长模式。

2.产业集聚水平有限，大项目拉动作用不强。目前章丘仅交通装备产业、机械制造、精细化工产业过百亿，2011年的销售收入分别达到2邓.3亿元、275.3亿元和202.9亿元，全市各门类工业的产业集中度和产业规模化经营水平函待提高。而昆山市已形成了l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和8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其中千亿级集群IT产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实现产值3282.41亿元。章丘工业企业规模小，带动力弱。大企业不多，尤其是缺少顶天立地的大企业，拉动力不强。章丘全部工业单位总数为9845个，其中规模以上为402个，仅占4.0%，与省内部分工业强县相比，差距十分明显。龙口全部工业单位总数只有2548个，规模以上有310个，虽然比章丘少，但比重为12.0%，远超章丘的4%;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为2180.1亿元，是章丘的两倍。与荣成、邹城、胶州等市比较，在规模以上企业个数、比重、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等方面比较，差距也比较大。章丘传统产业、传统产品所占比重较大，市场竟争力不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部分企业出现产品滞销、库存增加，导致开工不足、不能满负荷运转。四大主导产业除食品饮料外，产业效益下滑明显，对章丘工业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3.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结构调整压力巨大。从产业结构来看，传统工业比重大，新兴工业发展相对缓慢。从企业组织结构来看，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仅占规模以上企业的39.8%，大部分企业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差。从企业技术结构看，相当一部分企业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落后，主要依靠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来支撑企业发展。

4.科技创新能力薄弱，高新技术企业偏少。目前，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仅有11家，数量少，企业普遍存在技术开发资金投入不足，缺乏人才等方面问题，导致产品技术含量和档次不高，附加值低，产品竟争力不强。(l)企业开展科技创新的比例偏低。在402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大中型企业只有犯家，其中大型企业只有3家(不包括济钢、重汽)，还没有形成理想的“纺锤型”优势。面对激烈的市场竟争，前景不容乐观。(2)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不足，科技含量有待提高。工业经济增长的方式仍为粗放式，高技术行业科技产出与先进水平差距较大。2011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1.980/0，比重还比较小。(3)创新要素供给不足。特别是技术人才严重缺乏，影响了章丘工业企业科技创新的开展。在全部科技创新活动人员中，拥有高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比例偏小，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4)工业企业重引进、轻消化，自有知识产权不多。在技术引进中，章丘企业对核心技术的引进不够，大部分还是引进硬件，对技术及设计图纸工艺专利的引进还很少。

5.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受地域、自然条件、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对外开放度不高，利用外资偏少，经济外向度较低。除与沿海几个区市进出口、实际利用外资比较处于劣势外，与新泰、邹平、诸城相比，差距也比较大。

6.企业融资困难，导致发展后劲不足。2011年全市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190.6亿元，而其中个体私营贷款比重非常小。了.土地供需矛盾突出，瓶颈急需破解。一方面土地供应指标紧缺，再加上存量土地相对不足，项目用地的实际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土地利用比较粗放。目前工业用地基准价都在10万元/亩左右，远低于土地开发成本，也比沿海等地低很多。跟发达地区比，章丘的土地利用效率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加快章丘县域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一)培育园区特色，整合优势资源，壮大工业经济规模1.打造特色专业园区，夯实产业发展载体。一是加强一区四园建设管理。要乘着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的东风，对开发区项目区加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力度。二是持续打造特色园区。加快规划建设济南高端制造服务园区和章丘电子信息产业园，吸引一批域外新兴产业项目落户园区，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和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新兴产业规模，打造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载体。三是着力引导集聚发展。支持中小企业较多的镇(街道)规划建设工业园区，积极引导中小企业进园区，打造中小企业集聚发展的新载体。2.整合优势资源，促进集群发展。以大型优势企业为核心，发展关联及配套企业，坚持打造大型优势企业与发展中小企业并重，推动产业升级与扩张产业规模并举，争取形成有特色、有优势的县域“块状经济”与产业集群。3.壮大工业经济规模，实现产业扩规提效。一是提升传统产业。章丘要抓紧抓实四大主导产业提升行动。发挥资源优势和品牌效应，引进龙头项目，拉长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层次，做大做强交通装备、机械制造、精细化工、食品饮料四大主导产业，确保主导产业销售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稳定在80%左右。二是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章丘工业要以实施四大新兴产业培育行动为契机，立足产业基础和发展趋势，加强政策扶持引导，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制药产业，力争“十二五”末，新兴产业销售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10%以上。三是振兴优势产业。加快技术设备升级，加大品牌创新力度，改造提升以章丘重型锻造等为龙头的铸锻铸造产业，以大汉建机等为龙头的起动机械产业，以华明水泥等为龙头的建工建材产业，以泉永印务等为龙头的印刷包装产业，力争“十二五”末，实现销售收入200亿元以上。四是“保姆式”服务呵护优质实体项目。坚持和完善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三定四包”责任制(即定项目、定责任、定时限，包项目建设进度、包问题协调解决、包政策落实到位、包项目产出效益)，对市级领导包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进展情况，实行定期调度、超期督办和结果公示，每月一调度、一通报。4.加大上市推进力度，实现借力资本市场发展。一是找准市场定位，科学制定上市规划。加快民企股份制改造，指导重点企业尽快上市，对已进入辅导期的企业，做好指导、协调、沟通工作;二是加大民营企业上市扶持力度。支持行业龙头民营企业重组发展、做大做强。5.强化以企招商，实现现有企业增资扩股。做大做强现有企业，鼓励企业重组整合。通过合资合作、股权收购等方式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和子公司，开发新产业、培育新品牌、开拓新市场，引导现有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来做大做强，促进产业链的延伸，促进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不断放大现有企业的辐射带动效应。

(二)调整工业结构，加快技术改造，推进循环经济发展1.重视本土企业的发展，推动本土企业转型升级。一是像伊莱特重工那样拿出优势资源寻求对外合资合作，在引进国内外资金、技术的同时，拓展市场;二是像章鼓那样对企业进行包装实施境内外上市，吸纳更多资金，增强转型升级能力;三是像圣泉那样发挥自身资金、人才等优势，利用国家产业政策，加强产品研发和技术改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实现内生扩张、自我转型提升。2.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实现信息化引领发展。一是提升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加强企业内部研发、生产、管理、销售等关键业务的综合集成应用，集中打造“两化”融合标杆企业;二是加强信息资源共享。加强信息技术培训，使之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信息资源共享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重点领域信息技术应用。3.突出企业管理创新，实现提质增效发展。一是加强战略管理的创新。调整企业内部价值链，加快品牌升级;二是重视精细化管理。企业要增强自我创新能力，在管理模式、业务流程、关键控制点、授权机制、监督机制、反馈机制、评估机制、分析模型等方面进行管理研究，要敢于进行业务模式重组(BMR);三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营造一种知识分享、员工之间和谐相处的气氛，创建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4.着力抓好市场开拓，实现促销扩销发展。一是多措并举拓市场。突出抓好分公司营销部所在地的客户服务部建设，保持完善现有的客户服务部;二是利用展会放大品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瞄准目标市场，积极搭建企业对外宣传展示的平台。5.抓好节能降耗，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一是以科技进步及创新提高节能效率。重点抓好关键技术开发、陈旧设备及落后工艺技术的更新改造工作，督促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和节能措施;二是拉长产业链，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打造强的核心产业和企业，吸引各地更多的中小企业主动与之配套等;三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高新技术促进工业结构升级。大力实施四大优势产业振兴行动。加快技术设备升级，加大品牌创新力度，改造提升以章丘重型锻造等为龙头的铸锻铸造产业，以大汉建机等为龙头的起动机械产业，以华明水泥等为龙头的建工建材产业，以泉永印务等为龙头的印刷包装产业，力争“十二五”末，实现销售收入20叮乙元以上。

(三)提升创新能力，注重人才培养，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一是坚持走产学研相互合作的研发途径。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形成技术创新联盟，双方进行紧密合作，优势互补，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企业自身也要加大对研发的投入，以争取在合作中占优势。二是通过海外购并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企业可以通过收购、兼并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或科研单位，从而获得这个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和能力，将企业外部的技术资源转为企业的内部资源。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打造自己的第一品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技术创新活动建设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保护企业技术创新的合法权益。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将品牌创建工作纳入企业重要发展目标来重点落实。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切实加强吸收凝聚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工作，重视引进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引进紧缺人才和特需人才，特别要重视吸引出国留学人员和华人科学家。

篇2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10-0045-06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科技知识的贡献率占到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经济增长的80%[1]。作为“知识生产工厂”的高等教育也更为直接地参与进经济发展中来。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要求高等教育能够建立一套与之相匹配的体系。经济发展与教育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教育经济功能的凸显是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2]。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其强调按照职业分类，根据一定职业岗位（群）实际业务活动范围的要求，培养第一线实用性（技术应用性或职业性）人才。我国高职教育从无到发展壮大经历了短短二十几年时间，特别是近十年，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校数量和招生人数和本科院校已然相当，见表1和表2。高职教育立足于服务地方，与区域经济具有更为紧密的联系，因此，研究高职教育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模型的构建

在教育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几种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丹尼森的计量模型等，可以通过对这些模型的修正，科学确定劳动简化系数，对高职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做出探讨和研究。

（一）模型的构建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Denison， E.F）认为，劳动的构成因素不仅有质量方面，而且也有数量方面。教育对经济的增长贡献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提高劳动力质量实现的，换言之，教育的作用就是在初始劳动力投入量的基础上成一定比例增加[3]。因此，可以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力L分为不包含教育的初始劳动力L和教育投入E的乘积，于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变形为：

Y=AKα（LE）β （1）

对此式两边去自然对数后，求时间t的全导数，且两边同时除以Y，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经过推导，得到国民收入产出增长速度模型：

Y=a+αK+βL+βe （2）

其中，Y代表一定时期国民经济的年增长率，a代表技术进步的年增长率，K代表资本技术进步的年增长率，L代表不含教育质量的劳动技术年增长率，e代表教育投入量的年增长率。那么，通过这个公式单独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βe占国民经济年增长率Y的比重，则可以变形为：

Re=βe/Y （3）

这个公式是目前教育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计量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的模型，也是本研究所采用的模型。Re代表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Y代表国民收入总增长率，e代表教育投入量年增长率，但在本文的实际计算中，我们用教育综合指数年增长率来代替教育投入量的年增长率，这是因为教育综合指数是以劳动力受某一级教育为基准，根据一定的劳动折算系数所折算出来的人均受教育程度，它的年增长率与教育投入的年增长率呈正相关，更好地反映了教育投入的实际效果，所以，从理论上看，用教育综合指数年增长率来代替教育投入量年增长率是可行的。

（二）β值的计算

国内许多学者在研究教育对经济贡献时，为了便于与西方学者的研究进行比较，取β值为0.7，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走资本消耗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小，β值应该是低于0.7的。在本文中，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β值的系数值对模型的影响较大，因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根据各省市数据重新计算出β值，以便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

Y=AKαLβ （4）

两边同时除以L，假定α+β=1，得

（5）

取自然对数，构造线性回归模型，

（6）

采用统计软件Eviews进行计算，得出α的值，从而再得出β的值。

高职教育从1999年扩招发展到2012年，只有14年时间，时间序列短，地区差异大，用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都不能满足分析的需要。因此，在计算各个省市的β值时，需要分析和比较横截面观察值和时间序列观测值结合起来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也称为时序与截面合成数据。因为面板数据模型综合利用样本信息，可以减少多重共线性带来的影响。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yit=αit+βit'xit'+uit（i=1，…，N； t=1，…，T） （7）

式中，αit为常数项，xit=（x1it，x2it，…xkit）为生变量向量；βit=（β1it，β2it，…，βkit）为参数向量，K是外生变量个数，N为截面单位总数，T是时间总数。随机扰动项uit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同方差。

如时间序列参数齐性，即参数满足时间一致性，也就是参数值不随时间的不同而变化，模型（7）可以写为：

yit=αit+βi'xit+uit （8）

在参数不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下，截距和斜率参数可以有如下两种假设：

H01：回归斜率系数相同（齐性）但截距不同，模型为：

yit=αi+βi'xit+uit （9）

H02：回归斜率系数相同和截距相同，模型为：

yit=α+β'xit'+uit （10）

判断样本数据究竟符合哪种模型形式，可以利用协方差分析构造式来检验统计量。

（11）

（12）

式中，S1，S2，S3分别代表式（8），式（9），式（10）的残差平方和。

在零假设H02和H01下，统计量F2和F1Z服从特定自由度F分布，如果F2大（等）于某置信度（如95%）下的同分布临界值，则拒绝H02，应继续检验，找出非齐性的来源；反之，利用模型式（10）拟合样本，在已确定参数存在非齐性的基础上，如果F1大（等）于某置信度（如95%）下的同分布临界值，则拒绝H01，应该用模型式（8）拟合样本，反之，用模型式（9）拟合。

通常，我们称形式如式（9）的panel model模型为变截距模型（variable intercept），式（8）为变系数（variable model）模型，式（10）为混合回归模型。在本文中，判断所选取的样本究竟符合哪种模型，利用协方差分析构造式（11）和式（12）来计算F的统计量，根据计算，得到F2=22.037>F0.05（30，300）=1.6998，F1=29.375>F0.05（15，300）=1.479，因此本文采用变系数模型[4]。

不管是变截距模型还是变系数模型，都有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分，并分别对应不同的参数估计方法。本研究选取的样本横截面大，时间序列小，样本并不是总体的随机抽样，所以本研究不进行Hausman检验而直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由于模型仅对各地区的个体差异情况进行研究，为减少面板数据造成的异方差性，在回归估计时选取“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即GLS方法来对模型进行估计，通过B-G序列相关性检验和white异方差性检验，可以得出结论，在显著性水平0.05下模型没有明显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故模型拟合较好。

（三）β值的估算结果

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本文的研究目的出发，总产出指标Y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资本投入量K用固定资产表示，劳动投入L用年末从业人员数表示。研究选取2001～2012年相关数据为样本，所有的数据都以1978年为基期，模型采用固定效应的变系数面板模型。其中，R2=0.997，F=1486.2，DW=1.892，所有的t值都通过检验，因为本文只需要弹性系数，因而没有列出变系数模型的截距项。全国及各省市β值见表3。

表3 全国及各省市的β值

二、各地区高职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计算起始年到终止年年平均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

本文将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高职高专、大学本科及以上。在所收集的数据中，由于统计年鉴中并未单列出高职院校，只是列出了大专院校，根据国家近年来所出台的政策，要求现有的专科院校通过改革、改组和改制，逐步调整成为职业技术学院，因此，本研究采取大专院校的数据来代替高职院校从现实上讲是可行的。根据公式13和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分别推算出2001年和2012年各省市人均受教育年限，2001年的数据根据《2002年人口统计年鉴》和《2002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整理得出，2012年的数据来自于《2013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①。根据我国目前各级教育的现行学制，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高职、大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年、3年、3年、3年、4年、3年。按下式计算出各地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13）

其中，Hi为从业人员人均受各级教育年限，Ni为受各级教育年数，fi为受本级及其以上级别教育比重之和，计算结果见表4。

（二）确定从业人员的劳动力简化系数

受不同程度教育对劳动力质量影响肯定是不同的，考虑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质量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收入上，因此，本研究采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受小学教育从业人员年均收入为基准（劳动力系数为1），折算出小学、初中、高中、高职（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劳动力系数。2001年的劳动力系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和城镇贫困研究课题组开展的2000年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由2001年受小学、初中、高中、高职（大专）、本科以上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的年平均收入（元）为2683、3443、3692、4043、4866，推断出受小学、初中、高中、高职（大专）、本科以上高等教育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的比例倍数为1、1.28、1.38、1.81、2.20。这样就得出接受小学、初中、普通高中、高职、普通本科教育的劳动力简化系数为：1，1.28，1.38，1.81，2.20。2012年的劳动力系数根据范静波研究我国教育收益变动趋势时所使用的样本数据得到的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推算，劳动力简化系数为1，1.902，2.652，4.261，6.228。

（三）计算2001～2012年人均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综合指数及年增长率

首先根据式（14）计算教育综合指数，其中，E为教育综合指数，Hi为各级受教育年限，Li为劳动力简化系数。然后利用公式（15）计算出各个省市的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年增长率e。丹尼森等西方学者的通行算法，依据工资差别而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增长率（即由教育程度提高带来的劳动量增长率）用0.6折算[5]。由此得出各省市的教育投入劳动量年均年增长率e’，结果见表5。

E=∑（Hi×Li） （14）

（15）

表5 2001～2012年教育综合指数年增长率（%）

（四）计算各地区高职教育指数增长率占年均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的比例

在分离高职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本研究采用的模型是由杨毅、谭届忠提出的“指数增量法”[6]。通过对丹尼森模型综合教育指数及增长率计算方法与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决定各级教育占整个教育指数增长率的比例是各级教育的指数增量，因此，用各级教育指数增量作为确定该类教育占整个教育指数增长率的权数，既考虑了各级教育指数增长率，也考虑到了各级教育指数存量。其数学模型是

（16）

其中，γi为i级教育占总教育指数年均增长率的百分比，Ei为i级教育指数增量，等于i级教育指数增长率和教育基期指数存量的积，即

Ei=Ei×Eio （17）

其中，ei为i级教育指数增长率，Eio为i级教育基期指数。E为综合教育指数增量，等于各级教育指数增量之和。计算结果见表6.

（五）计算各省市2001～2012年GDP年均增长率

以本国货币价格不变计算的增长率称为实际增长率，根据2002～2013《中国统计年鉴》上各地区GDP指数（上一期=100），计算出2001～2012年各地区GDP实际年增长率。

（六）计算2001～2012年各地区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根据前面所推导的模型Re=βe/Y来计算各省市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结果见表7。

三、结论

第一，如表7所示，2001～2012年全国高职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仅为0.36%，这个值是较低的，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有一定差距，主要原因在于β值的估算。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β的取值一般是采用丹尼森所计算出来的取值0.7，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走的基本还是以资源消耗来发展经济的道路，因此，劳动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都低于0.7，况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也有差别，因此，β值决定了本研究的估算结果更切合各省市实际。

篇3

(一）领导思想观念滞后，职工教育未被重视。部分站段领导对铁路面临挑战与冲击的严峻形势缺乏应有的认识，忧患意识差，没有危机感，职工竞争意识淡薄，学习观念落后，企业从上到下没有树立终生学习理念。职教工作没有因职工素质是企业的核心而受到应有的重视。职工教育仍然是说起来重要、抓起来次要、忙起来就可以不要的“软任务”致使铁路企业职教工作时紧时松，缺乏长期有效的实施策略，特别是在财力物力投资、制度落实、远期规划等方面距现代企业教育制度的要求和标准还有很大差距。

(二）职工文化基础薄弱，学习新技术困难。铁路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各部门多为熟练工种，岗位技术性相对偏低。铁路行业主要工种的基本素质仍然是处于较低层次。很多职工从来没有经过规范、严格的专业教育，对规章死记硬背，无法达到活学活用，工作中完全凭经验，非正常情况下的应急处理能力差。主要表现为：心中没底，不敢处理；无从下手，没有头绪，程序错乱。由于文化基础差导致发展潜力不足，随着TMIS、DMIS、PMIS等信息系统的完善，计算机知识的普及越来越迫切，而相当一部分职工不会使用计算机，在新技术、新设备面前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在实现知识与技能高度一体化的进程中困难重重。

目前，铁路新增的职工主要来源于政策性的复转军人。全路每年接收复转军人约2万人“十一五”期间接收的复转军人将达到10万人，仅呼和浩特铁路局每年吸收复转军人约500人。复转军人文化基础薄弱，没有接受过铁路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和培训，这对铁路企业的职工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对这些复转军人进行入职前的教育和培训就成为了铁路职工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内容和一大难题。

(三）培训机制不健全。铁路企业曾经有庞大的教育培训体系，现在这些教育培训机构已经从铁路分离出来，目前的培训资源大大不如从前，高素质专业培训人才严重不足，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对职工整体素质的提高作用不显着。同时，基层站段机制落实不到位是职工教育徘徊不前的重要因素。各种培训、考核机制虽然齐全，但由于逐级负责、考核奖惩等运行机制在车站、班组的落实没有完全到位，致使职教工作缺乏足够的压力和应有的动力，教育室教师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职教工作进展缓慢。

(四）培训质量不高。培训是提高职工素质的主要手段，职工培训缺乏强化培训质量的积能动性实效性措施，在计划安排、师资配备、教材选编、组织实施及质量考核等重量环节疏于管理或流于形式，导致职工培训质量低，效果差。

(五）师资队伍建设欠缺。铁路职工教育师资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教师的学历达标率较低；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有待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不高；教师的科研能力较差“双师型”教师的比例较少；教师队伍不稳定。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相关制度欠缺，例如准入制度、日常管理制度、考核制度、培训制度、激励制度等。教师的工作业绩与个人收入、个人发展没有很好的挂钩，无法激励起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教育培训教师消极怠工，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制约了师资队伍的发展，最终阻碍铁路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二、提高铁路职工教育培训质量的对策

(一）转变教育观念。企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教育是企业发展关键。企业领导必须切实转变观念，牢固树立教育优先发展的大局观念，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提高职工素质作为企业发展的一项基本策略，职工教育才会有持久的驱动力。铁路企业领导要站在企业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教育的投入与产出问题，并加大教育资金投入。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加强教育培训信息和技术的交流和共享，铁路局可以开发和建设适合于铁路行车主要工种的微机考试题库，并实现全局共享、全路共享。

(二）提高培训质量。培训是职教部门的重点工作，针对铁路部门点多、线长、岗位分散、集中脱产难度大、企业必须从职工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工作时间和岗位分布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并本着主要工种、关键岗位和素质较差人员优先的原则，制定全年培训规划，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次，提高教材编写质量，在广泛进行现场调查，突出岗位需要的基础上，发动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专兼职教师和工人技师共同参与教材的编写与制作，力求培训教材具有企业特色，形式多样，既能突出岗位的基本业务知识和应变技能，同时还可以根据企业新技术、新设备的采用，实现培训教材的动态升级与完善，以全面适应企业教育培训提高的需要。培训实施是职工培训的最后一工序，企业必须探索适合职工特点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改变单纯的理论讲授，多采用课堂教学、实操演练、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现场模拟、研讨交流等多种教学方法，力求以职工易于接受培训内容的教学模式开展培训，全面增强培训效果和提高培训质量。

(三）完善机制运作。企业要形成职工下岗、培训、竞争上岗的机制。对职教岗位实行公开招聘，使“上岗靠竞争，竞争靠技能”的竞争观念贯彻企业用人制度的始终。促使全体职工为自己保岗，竞岗和获得更高的福利待遇而不断提高素质，推进企业职教工作发展。建立和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考核办法和奖惩措施，发挥职教人员工作主动性和激发职工学习积极性。加强对专兼职教师工作成果与职工培训效果的考核力度，使教师授课质量与待遇挂钩，职工培训成绩与考核挂钩，并在严格实施考核激励的基础上，推行教师等级评定与职工持证上岗制度，激发教师与职工的学习意识。

(四）制定切实可行的科学的培训计划。铁路站段是实施铁路职工教育培训工作的最重要环节，站段教育室应该从本站段实际需要出发，制定出实用性强、易于操作的培训计划。要在突出理论知识和实贱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要结合岗位，结合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规章的使用，不断的更新、补充和完善培训教计划的内容，提高教育培训的质量和实用性。同时加大教学设施的投入，开发多媒体教学课件和微机考试题库，建设模拟仿真演练台、实物设备等教学设施，训练职工的实贱技能操作能力，有效解决职工教育培训职工文化基础差，底子薄学习困难和“学用脱节”的问题，铁路局还应该适时的举办各种岗位知识竞赛、岗位技能竞赛，教育培训教师教学课件评比、教学效果评比等等，督促各个站段努力的提高职工教育培训工作质量。

(五）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铁路企业要建设一支覆盖企业主要生产、技术工种，专兼职职教师能胜任理论教学和技能指导，工作扎实，勇于创新的职教教师队伍。安排专款用于职教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促进职教教师的个人发展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教师不脱岗的情况下，定期接受企业外部和企业内部的教育和培训，参加进修班、培训班，专题讲座和研讨会，开阔视野，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促进优秀人脱颖而出。同时设立职业教育奖励基金，定期对职业教育教师的工作情况进行评比，对优秀者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并以此作为今后评优评先、培训修、升职加薪的重要依据。

篇4

中图分类号：F810．4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2-0082-07

一、切入角度：区域而非全国

按照经济普查的行业分类，卫生行业属于第三产业中的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卫生行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在任何经济中，影响劳动力质量的因素除了工作经验、正规教育及培训外，卫生保健的作用也相当明显。据世界银行测算，在过去的50年里，世界经济增长的大约8%―10%归功于居民健康；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大约30%―40%的亚洲经济奇迹源于居民健康。

近年来，政府卫生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倍受国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杜乐勋（2001）使用分布滞后模型实证分析公共卫生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后得出，卫生服务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并不比教育投资差，而比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好。苗俊峰（2006）利用协整模型实证分析了公共卫生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我国公共卫生支出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互馈效应，公共卫生支出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明显，但经济增长并没有使公共卫生支出有太多增长。刘勇政、张坤（2008）应用经济计量方法对中国1981―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公共卫生支出作为非直接的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影响，而其具有的间接性生产性投资特点又使其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作用。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关于卫生行业政府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认为二者是正相关关系，也有人认为二者不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1-2-3-4]。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切入角度过于宏观。现有的研究多从全国角度进行分析，但中国地区间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的差异较大。以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为例，2004年，全国卫生行业政府投入最高的广东省投入额为43．12亿元，投入最低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仅为2．81亿元，投入最高省份是最低省份15倍还多；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最高的北京市，为2 270．73元，而投入最低的贵州省，仅为144．25元，人均投入最高省份是最低省份15倍还多。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统计总体的统计特征时，往往会因为组间差异的抵消而扭曲统计总体的本来面貌。因此，从统计总体上显示出来的全国卫生行业政府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有可能被扭曲。这也是为什么本文不是从全国的角度，而是从分区域角度讨论卫生行业政府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原因所在。其次是数据的利用问题。中国的首次经济普查是在2004年开展的，由于此前的数据是未经经济普查调整的资料，因此，数据不够全面。经济普查后，国家统计局对历史数据进行了调整，使数据更为客观。本文采用经济普查资料，保证了数据的时效性。此外，已有研究成果大都使用常规统计资料而非经济普查资料。经济普查资料与常规性统计资料相比的优势是分组更细、样本更全，这又保证了资料的可信性与全面性。利用经济普查资料而非常规性的统计资料是本文的一个特点。

二、解释变量：规模而非人均

在研究卫生行业政府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总投入规模为切入点，还是以人均投入为切入点。从已有研究成果看，有人选用总投入规模指标，有人选用人均投入指标，从表面看，这两个指标都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既然都是反映区域差异的指标，那么，为什么选择其中的一个指标，而不选另一个指标，大多数研究并未进行详细说明，即使有的研究做了说明，也只是理论上的分析，没有进行统计上的检验，为此，本文首先探讨指标选择的机理。

1．卫生行业政府投入规模差异的检验

卫生行业属于向社会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生产部门，其发展需要政府财政的积极参与，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既有利于提高卫生行业服务效率，又可以实现社会相对公平。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东、中和西部各省份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差异较大，表现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投入强度大，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投入强度小。2004年，政府投入偏多的省份是广东、北京和山东，投入额分别占卫生行业全国政府投入总额的9．89%、7．77%和5．88%。政府投入偏少的省份是和宁夏，投入额分别占卫生行业全国政府投入总额的0．70%和0．65%。

从总体上看，中国东、中和西部在卫生行业政府投入方面似乎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否显著，还需要进行统计检验。我们设定假设：

H0：μ东部=μ西部=μ中部；H1：μ东部、μ中部和μ西部不全相等。

这里，μ东部、μ中部和μ西部分别为东、中和西部地区各省份的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的总体均值。

我们对上述假设做单因素方差分析。在分析中，取显著性水平α=0．05，利用SPSS软件得到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p值=0．026，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故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在卫生行业政府投入规模上存在显著差异。

进一步，从东、中和西部地区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均值大小看，西部地区最小，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大，那么从统计角度看，三者是否存在递增的趋势呢？

我们设定假设：

H0：M1=M2=M3；H1：M1≤M2≤M3。

这里，M1、M2、M3分别为西、中和东部地区中各省份卫生行业政府投入额的中位数。

检验采用Jonkheere-Terpstra检验。

首先，设Uij=样本i中观察值小于样本j观察值的对数=＃（Xik＜Xji，k=1，2，…，ni，l=1，2，…，nj），这里，Xij为第i个样本的第j个观察值，i=1，2，3。然后，对所有的Uij在i＜j范围内求和，就得到了Jonkheere-Terpstra统计量J。

通过对东、中和西部卫生行业政府投入数据的比较，得到U12=68，U23=69，U13=92以及J=229。由于样本较大，无法获得精确分布的临界值，故采取正态近似：

Z=J-（N2-∑ki=1n2i）/4［N2（2N+3）-∑ki=1n2i（2n+3）］/72（1）

利用（1）得到Z=5．966，p值=0．00001，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西、中和东部的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的确有递增趋势。

通过统计检验，我们得出结论：中国西、中和东部地区在卫生行业政府投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三者依次递增。中、西部地区政府投入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承担的卫生支出过少，地方政府的卫生支出过大，这样的财政分权显然不利于中国卫生行业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地区间的医疗卫生行业发展的结构失衡。特别在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财政的实力大为削弱而且地区差距非常大。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偏低，因此，地方卫生支出的绝对数必然要低于东部地区。而且，由于卫生服务投入大、产出小，地方财政困难的地区，为了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往往更重视生产性财政支出，轻视非生产性财政支出，这也是造成中、西部地区地方卫生支出规模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2．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差异的检验

进一步，我们检验在剔除人口因素的影响之后，区域卫生行业政府投入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设定假设：

H0：μ东部=μ西部=μ中部；H1：μ东部、μ中部和μ西部不全相等。

这里，μ东部、μ中部和μ西部分别为东、中和西部地区各省份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的均值。

在检验中，取显著性水平α=0．05，利用SPSS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p值=0．187，大于显著性水平0．05，故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没有充分理由拒绝原假设，即东、中和西部地区在人均政府投入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东、中和西部地区在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只是说明三个区域从整体上看差异不显著，但不代表两两区域之间差异不显著。从人均政府投入的均值看，2004年，东部地区人均支出最高，为631．6元，西部地区次之，为458．4元，中部地区最低，为270．36元。故很可能出现东、中部地区差异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差异不明显的情况。

为此，我们设定假设：

n1和n2分别为两个样本容量，S21和S22分别为样本标准差。

由SPSS软件得到统计量t为1．893，自由度为10．95，p值为0．085，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东、中部地区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差异不显著。

我们再设定假设：

H0：μ西部=μ中部；H1：μ西部与μ中部不全相等。

由SPSS软件得到统计量t为2．077，自由度为15．739，p值为0．055，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西、中部地区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差异不显著。

3．对检验结果的讨论

上述检验与我们一般的看法存在较大的差异。通常，我们认为东部地区由于经济整体实力强，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会因此而明显地高于中、西部地区，但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假设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卫生行业的人均政府投入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区域之间平均值的差异主要是由于部分省份的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偏高造成的，整体上看不存在显著差异。2004年，中国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偏高的省份只有北京、上海、和新疆，而其他地区相差并不明显。因此，从统计意义上看，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差异主要表现为规模差异，而不是人均水平的差异。通过统计检验，我们得出结论，在区域卫生行业政府

投入与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中应该以投入规模作为地区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变量。

三、模型设计：卫生生产函数的建立

在目前全国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区域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的规模差异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区域居民生活质量和劳动力素质间的差异，从而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为了度量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创造性地应用生产函数，提出了卫生生产函数，并以此函数作为实证分析工具。

设初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这里，Y、K和L分别代表总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α1和α2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产出弹性，A为效率参数，表示除了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之外，其它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它不仅包括地区资源禀赋、制度差异和跨时间的影响，还包括那些不可度量的因素的影响。

考虑到增加投入，可以促进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进而提升劳动力质量，也就相当于使初始劳动力的投入量按一定比例增加[5]，因此，可以把劳动力L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0与卫生投入E的乘积，并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两边取自然对数之后得到：

LnY=LnA+α1LnK+α2LnL0+α3LnE(3)

为了考察卫生行业不同投入主体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还进一步将卫生行业投入分解为政府投入和非政府投入两部分。这样，就得到了卫生生产函数模型：

LnY=LnA+α1LnK+α2LnL0+α3LnE1+α4LnE2+ε(4)

其中，E1表示卫生行业的政府投入，E2表示卫生行业的非政府投入即社会和个人投入，α3和α4分别为政府投入和非政府投入的产出弹性。由生产函数理论，上式揭示了不同主体的卫生行业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用弹性系数来表示。

我们以全国31个省份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数据拟合全国卫生生产函数模型。其中，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用各地区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得到的卫生行业收入中的财政拨款额表示，非政府投入用卫生行业收入中剔除了财政拨款额后的其它部分；经济增长用2004年各省份生产总值表示，劳动力投入用2004年各省份从业人员数表示；物质资本投入量指标用2004年各省份的固定资产净值表示，由于在统计资料中还无法直接获得各省份的固定资产净值，为此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固定资产净值进行了估算，估算中本文参考了李京文等人的资料[6]。

由于卫生生产函数模型中的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直接使用OLS估计无法保证参数的有效性，因此，我们采用主成分估计法对模型（4）进行参数估计，得到包含卫生投入变量的生产函数模型：

R2=0．969，调整R2=0．967，F=444．115，Sig=0．000

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参数均通过了t检验,R2和调整R2都较高。由拟合结果可以看出，从全国范围看，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且影响是正向的，即加大卫生行业的政府投入对促进经济增长是有效的。在计量模型中包含的4个影响因素中，卫生行业的非政府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弹性系数为0．338；其次为物质资本存量，弹性系数为0．313；位于第三位的是卫生行业的政府投入，弹性系数为0．2915，政府投入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使国内生产总值提高0．2915个百分点；排在最后一位的是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弹性系数为0．1727。

四、结果分析：东、中、西部地区的比较

虽然我们实证分析了全国范围的卫生行业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显著，但在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卫生投入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地区之间居民生活质量和劳动力素质之间的差异，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因此，对于不同区域来讲，卫生行业投入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征可能并不相同。为此，我们还需要针对不同区域进行重新考虑。而且，通过对不同区域医疗卫生发展影响其经济增长特征的考察，可以使各地区政府充分认识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这对于各级政府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和规划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们利用东、中和西部地区的样本数据对（4）进行拟合，得到东、中和西部东部地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带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带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共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回归方程的拟合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各模型均拟合较好，R2都超过0．96，且模型的参数均通过检验。

1．政府卫生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显著

卫生行业的政府投入对3个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而且都是正向的。其中，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68、0．561和0．292，即政府卫生投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东、中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将增加0．168、0．561和0．292个百分点。政府卫生投入的弹性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增加卫生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将显著地加快区域经济增长。这也提示我们，各级政府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政府对卫生行业的投入，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而且对于加快经济增长也是十分有利的。如果不适当地削减卫生投入或者不能适应社会医疗卫生需求而相应地增加投入，表面上似乎是节省了财政支出，但结果反而是降低了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

而现实情况是，近年来，中国卫生行业政府投入比重在逐渐下降，卫生投入增长更多地依靠个人和社会投入。在目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增长速度还不很快的情况下，单纯地依靠个人和社会来大幅度地提高医疗卫生投入显然不很现实。特别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其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的弹性系数明显超过东部地区，也就是说，同样数量的政府卫生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超过东部地区，因此，加大政府卫生投入也是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尽快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的有效途径。

2．政府卫生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域特征明显

通过对相关变量弹性系数大小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高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卫生行业投入对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政府卫生投入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最大，为0．561，其次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和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更应加大政府卫生投入，以更好地促进该区域经济发展。从区域自身的比较看，东部地区相同比例的卫生行业的非政府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政府投入，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卫生行业的政府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非政府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此可见，中国卫生行业的投入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我们认为，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特征的合理解释是：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由于经济基础相对落后，医疗卫生设备较差、医疗卫生人员专业化水平较低，当地居民对公共基础医疗和卫生防疫等基本服务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这使得医疗卫生水平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的瓶颈。此时，由政府投入的公共卫生投资边际收益较高，因此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较大。而对于东部地区来讲，由于经济比较发达，医疗卫生设施较为齐全，卫生服务水平也较高，居民对基础医疗和卫生防疫等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因此由政府投入的基础医疗和公共卫生投资的边际收益相对较低，政府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也就相对较低，公共卫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也就有了下降的趋势。这也提示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卫生行业的财政投入，因为这不仅可以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和可及性，使所有人能够享有更好的公共卫生服务，同时对于拉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也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

五、政策建议

在变量选择中我们得出结论，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在卫生行业政府投入规模方面差异明显，中、西部地区低，东部地区高，投入规模应该作为区域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其经济增长贡献分析的起点。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其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中、西部地区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其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东部地区，增加卫生政府投入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有效途径。但目前中、西部地区政府卫生投入仍低于东部地区，这对于中、西部地区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以及尽快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十分不利。因此，在政府卫生投入方面我们必须有所改进。

1．完善公共财政政策，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本文的分析表明，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的投入产出比是可观的，不适当地削减政府卫生投入或者不能适应社会医疗卫生需求而相应地增加政府投入，从表面看似乎是节省了财政支出，但其结果却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对卫生行业的投入，提高卫生支出在财政支出和GDP中的比重。而且，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公共健康、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等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必须依靠政府的投资来支撑，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责[7]。各级政府应把提供普遍和公平的医疗服务作为核心职责之一，明确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和维护居民健康权益的责任，建立以政府财政为主导的公共卫生投入机制，加大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增加公共卫生支出规模，确保卫生支出的增长不低于本级财政支出的增长，全面提高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满足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2．加大对预防和卫生防疫等部门的财政投入

由于财政资金困难和补偿机制的不健全，许多公共卫生和防疫机构从计划免疫、疾病监控等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转向提供有偿性的医疗服务，甚至对不少计划免疫内的项目也实行收费。这就直接导致享受公共卫生和防疫服务面的缩小，造成对全社会居民健康状况的危害。为此，政府应增大对预防和卫生防疫等部门的财政投入，力争实现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的服务由政府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

3．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卫生行业财政支持力度

首先，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政府卫生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明显大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因此，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卫生行业的财政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率要高于东部地区。其次，加大卫生行业投入也是中、西部地区的迫切需要。目前，医疗卫生服务仍然是中、西部地区最为需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支持的公共服务项目之一。由于中、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差，饮食习惯不卫生现象比较普遍，卫生结构、床位数和专业技术人员数都存在明显不足，因而难以满足当地居民对卫生保健的基本要求。再加上当地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如果没有基本的公共卫生制度保障，相当数量的人会陷入“因病致贫，因贫致病”的困境。因此，现实情况也需要通过中央、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来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卫生保健能力和水平。

4．加大对东部地区个人与社会卫生投入的财政扶持力度

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卫生行业的非政府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明显大于政府投入，也就是说，相同比例的个人与社会的卫生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率要高于政府投入，而且东部地区的居民和社会相对而言更具加大卫生投入的经济能力。因此，对于东部地区来说政府应当采取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扶持政策等有效措施，鼓励和引导居民和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建立政府主导与市场引导有机结合的筹资机制，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医疗卫生机构，在宏观层面上形成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私立医院、股份制医院等多种所有制的医院并存，公平、竞争有序的医疗卫生服务格局，在保障居民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需求。

5．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缓解卫生行业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发展中国家，医疗资源有限，医疗卫生服务发展不平衡，而且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不平衡性又进一步加深。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距巨大。从城乡看，全国最贫困的人口基本上集中在农村，但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重心却在城市。资金、设备、医疗人员大部分投向城市，大量农村人口所占有的卫生资源却十分有限，城乡居民获得的医疗卫生服务差距较大。中国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不平衡发展显然不利于社会成员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各级政府应加强统筹规划和宏观调控，通过财政制度上的相应安排，调整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广大农村及落后地区卫生行业的投入。

参考文献：

［1］ 梁中堂．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J］．经济问题，2006，(3)．

［2］ 王谦．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6，(2)．

［3］ 谭永生．中国卫生总费用存在的结构问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卫生经济研究，2005，(6)．

［4］ 刘军民．公共财政下政府卫生支出及管理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5，(94)．

［5］ 蒋萍，田成诗，尚红云．人口健康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5)．

［6］ 李京文，乔根森(美)，郑友敬，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7］ Mayhew,Leslie．Health and Elderly Care Expenditure in an Aging World［R］．IIASAWorking Paper RR-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