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价值的理论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人生价值的理论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5-0041-06

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四时代谢，万物生长本是自然界之寻常现象，儒家却从中得到生生不息之生命意蕴的切身体悟，并将这种体悟融入到宇宙、人生乃至日常生活的解释之中，形成了极富生命特质的“生生之学”。那么，何谓“生生之学”呢？《广雅》日：“生，出也。”《说文解字》曰：“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属皆从生。”“生”之本义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而我们探讨儒家“生生之学”则不拘泥于本义，而是将其理解为一个“创生、养生、护生、成生、贵生、圆生”的完整生命历程。此“生生之学”彰显了儒家之伦理情怀，这种伦理情怀集中体现于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仁”中，我们不妨将此种“伦理情怀”称之为“仁生”。

一、儒家“仁生”伦理情怀的理论溯源

人类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必定有其可追溯的理论源头，中国古人对“生”之重视早已有之。在远古混沌初开之洪荒时代，自然环境异常恶劣，正如韩非子所描述的：“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韩非子・五蠹》在如此不利于生命生存的境遇下，“有巢氏”、“燧人氏”二位圣人为人民兴建房屋、改善饮食，呵护来之不易的生命。这份对生命的关怀自然深受众人拥戴。另外，在古代先民为捍卫生命尊严而与自然进行殊死抗争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诸如“开天”、“女娲造人”、“夸父追日”、“神农尝百草”等，这些是朦胧的神话诗意笼罩下珍视生命、注重生命创造力之生生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而“生生”二字最早见于《尚书・盘庚》：“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这是商王对大家的劝谕，建议大家到新开辟的土地上安居，以求得繁衍生存。同时，盘庚也明确申明自己的政治原则：“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尚书・盘庚》）借此表明自己不以商贾为业，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供养生命的坚定立场。因此，他提醒属下：“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尚书・盘庚》）此三处“生生”显然关注的是农业社会条件下部族之生存繁衍。如果说远古神话对“生生”的认识尚处于蒙昧之非自觉状态的话，《尚书》对“生生”的认识则开始了部族关系下的自觉认同。而真正奠定“生生”之生命基调的是《周易》。

“生生”是《周易》之核心理念，包含了其对整个世界的生命性解释。《周易》里的基本解释原则是“援天道证人事”，效法天地，取法自然，诚如《易传・系辞下传》所言：“古者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周易》看来，大干世界都是大化流行的生命现象，遵循“阴阳之道”不断伸展开来，“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传・系辞上传》）。人间社会伦理秩序也无不由此道衍生出来，“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序卦》）。如此，则天地、日月、雷电、风雨、四时，以及雄雌、刚柔、动静、显敛，万事万物，莫不分阴阳。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长养百骸。经络、骨肉、腹背、五脏、六腑，乃至七损八益，一身之内，莫不合阴阳之理。这样，《周易》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传・系辞上传》），展示了一个天、地、人相融共处，人与天地自然共同遵循同一生命法则，生命相互证成的和谐景象。对这种生命景象方东美先生曾这样描述：“时间创造化育，生生不已，象效天地大生广生之德，适以表现生命之大化流行，澈上澈下，旁通弥贯。在全幅时间化育之领域中，宇宙生命广大无限。就代表时际人之儒家心灵眼光看来，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生机，无一刻不发育创造，而生生不已，无一地不流动贯通，而无穷。”如此，生生不息的生命基调在《易》中确立起来。《易》又指出“天地之大德日生”，“日新之谓盛德”，如此“易道生生”就不仅是宇宙间的生成法则，更具有浓厚的伦理情怀，即“生生之德”。儒家的“仁学”极为推崇“生生之德”，主张“亲亲，仁民”而“爱物”，要求以仁爱之心和仁者胸怀来关照世间万物。于是，儒家的世界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生成方式：仁生。

二、儒家“仁生”伦理情怀的基本要义

所谓“仁生”，就是“仁”地对待生命，体现了儒家对宇宙中万物生灵之生命现象的伦理情感和伦理关怀，这种“仁生”伦理情怀体现在儒家看待生命本原、生命境界、生命历程的一系列观点之中。

1.追寻生命本原。这是儒家对生命现象的根本性追问。追寻生命本原就是对宇宙事物来历的询问和思考，体现的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本原意识和终极关怀。首先，生命本原的追寻体现在对生命创造过程的思考和描绘。儒家坚持以仁德的胸怀来看待生生不已的生命世界，认为生命本原在于天地有好生之德，是自然之造化使然。在儒家看来，世间万物都是天、地、山、水自然化育之结果，“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中庸》）。如此，天地自然经过了漫长的积累过程之后，日月星辰、山岳江河、山石草木、禽兽宝藏、鱼鳖蛟龙不断生殖繁衍，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天地自然创造出了芸芸众生之后，并没有因此停止，而是永不停止地创造，即生生地创造。故此，夫子喟然慨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此种永不停歇、充满仁爱的生生创造根源被宋明理学家归结为“道体”，程子日：“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此“道体”代表了理学家对生命的本原性思考，是对上天至诚不易品格的充分信任和肯定。同时，儒家也指出，天地自然虽然创造了世间万物，但却从不夸耀，而是默默无闻地创造，无声无息地创造，《诗经・大雅・文王》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天地自然不仅具有创造的能力，更有宽广的胸襟、谦逊的美德，天地自然的本原创造是无私的、无邪的、仁慈的、道德的，“纯亦不已”。其次，这种生命本原的追寻还体现在现实的礼仪制度中，主要是丧祭制度。就个人角度而言，生命本原的追寻表现在“祭祖”上，对于逝去的父母，儒家强调“慎终追远”，不仅要按照礼制安葬好父母，更要定时进行虔诚的祭祀，在浓郁的感恩氛围中，“孝子”思慕父母往日恩情，与逝者产生超时空情感互动，并提醒自己要时时感怀父母的生养之恩，不要忘记自己生命的源头。就国家层面而言，生命本原的追寻表现在“祭天”上，古代帝王都讲求明乎郊社之礼、稀尝之义，为的是以虔诚之心感念天地好生之德、创生之恩。

2.拓展生命境界。就生理层面而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之追求可以是无限的，这种无限的追求使得生命境界得以不断拓展。在儒家看来，人的生命潜能是无限的，人应该把自己的生命投射出去，只要按照生命的可能性扩充出去，就可以获得与天地参之生命境界和生命体验。儒家认为，人之崇高生命境界并非天生具有，同普通生物一样，人也有着自己的生理需求，如荀子所言：“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非相》）。也就是说，“人生而有欲”，但假如人把握不住欲望的度量分界，就会产生争乱，展现出生物性的一面，从而沦落到低下的生命境界。儒家的生命哲学尤为强调要超脱人之生物性的一面，认为人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因为于芸芸众生之中“惟人也得其秀也最灵”（《太极图说》）。所以儒家坚信“道不远人”（《中庸》），“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人能克除己欲，尽己之性，依靠“至诚”的修为使自身生命境界不断提升，通过不断的道德努力就可以达到孟子所说的“君子所过者化，所存着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直至参赞天地化育之境界。如此，就可以站在天德和性命的高度来把握世界、了解人生，也就是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而此种“天地之心”也就是所谓的“生生之仁”，而这种“生生之仁”就可弥散于天地之间，此时就可以达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在这种天地境界中，人可以超越渺小的肉体存在，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使得生命不留一丝渣滓。

3.完善生命历程。生命历程是指从生到死的生命过程。儒家尤为重视来之不易的生命，在儒家看来，判断一个人仁者与否的标志就在于能否“遂其生”，如戴东原所言：“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孟子字义疏证・理》）所谓“遂其生”就是成就一个完善的人生，使生命按照其本性自由伸张、扩充，按成中英先生的说法这是“仁”之自然情操：“若就仁的天性或自然性而言，仁就表现于仁成长过程中自然情操”。首先，重视人的生命。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高贵的，如邵雍所言：“人者，物之至灵者也。”（《皇极经世书・观物内篇之九》）因此，要重视至灵的生命，哪怕是在严格的礼法制度下，也不能忽视此至高的原则。例如，《礼记・曲礼》载：“居丧之礼，毁瘠不形，视听不衰”，“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孝子行居丧之礼，要节制悲哀，不致毁伤身体，危及生命；齐人淳于髡问孟子：“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肯定地答日：“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离娄上》）可见，在孟子眼中森严的礼制也不能伤害生命的至高价值，更不应以礼为见死不救的口实，否则就如禽兽一般。其次，重视生物生命。从孔孟时期就非常看重生物生命。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所谓“钓而不纲”为的就是不要赶尽杀绝，使其物种得以繁衍，“弋不射宿”就是不要射杀归巢之鸟，使得“家”中嗷嗷待哺的幼雏得以喂养，使得它们得以延续天伦。孟子更为强调恻隐之心，他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后儒对此恻隐之心作了更为宽泛的理解，理学开山周茂叔“不除窗前草”只为“常见造物生意”，程颢当面直谏宋哲宗勿折柳枝，因为“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折枝”。在儒家眼中“一草一木总关情”，万物都有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理应受到重视和善待。再次，关照弱势群体。由于人的生理条件之差异和人生中的种种意外，出现一些弱者或疾者也是在所难免的。在儒家看来，应该对此等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关照。例如，孟子认为仁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注老者，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礼记》记载：“妇人不居庐，不寝苫；丧父母，既练而归；期、九月者，既葬而归。”（《礼记・丧服大记》）妇女体弱，服丧可以不住倚庐，不睡草苫，相应的服丧期限也有所缩短。对于残疾人，儒家也强调给予特殊的关照，荀子说：“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荀子・王制》）“五疾”，唐人杨惊注曰：“五疾：瘩、聋、跛蹙、断者、侏儒。”（《荀子集解・王制篇第九》）也就是说，不仅要使这些人得到养护，还要让他们有事可做，日常生活变得更为充实。最后，物质供养与精神供养并重。孔子特别强调二者的同一，对待赡养父母，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论语・为政》）孟子也强调“富而教之”，坚持“制民之产”与“恒民之心”的统一。总的来看，儒家从来都是积极致力于生命历程的守护和延续，对生命的重视可谓达到了敬畏的高度，其仁者胸次深厚真切，这份对生命的厚重责任、执着坚守和美好期望也许可以用这样一段话来概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此“所终”、“所用”、“所长”和“所养”就是一个完美的生命舒展历程。也就是说，面对诸多非人力所能为的现实，儒家特别强调要多一份关爱，使得生命按照应有的轨迹产生、生长、结束，而不忍其早早夭折，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

三、儒家“仁生”伦理情怀的特质

通过上述“仁生”伦理情怀之基本要义的了解，我们对其有了框架性的认知，儒家思想也正是遵循此理路不断地反思、追问、拓展、伸张。与此同时，“仁生”伦理情怀的特质也逐渐显现出来。

1.根本性。所谓根本性是指“仁生”是儒家理解万物生命的根本性原理。在儒家看来，人与万物之所以蓬勃向上、生意盎然、欣欣向荣、生生不息，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仁”之动力，以“仁”为根基，天、地、人遵循同一生生不已的生命法则。儒家“援天道而证人事”，将此“天人合德”之理念熔铸到生命的境界、修养、价值等观点之中，使得“仁生”不仅成为天地万物的本原，而且也是道德本原。王阳明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惟其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悌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树木要有“根”才能抽芽、发干、生叶，才能枝繁叶茂，无此“根”便会“死”；人之道德也有个“发端”，此即“亲亲”，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然后生发出“仁民”、“爱物”。朱子也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朱子语类》卷六）否则，道德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2.共生性。所谓共生性是指各种生命样态在同一个生存场域内都能得到发展和完善，同时不妨碍其他生命的自由产生、发展。每个人都要发展自己的生命，这体现了对生命的基本尊重，但是儒家认为，“己生”不能妨碍他人之“生”与万物之“生”。如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也就是说，虽然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上下相亲渭之仁”（《礼记・经解》），即“仁”是讲求“亲亲尊尊”的，但可贵的是儒家没有因其浓厚的血缘情结而变得对其他生命冷漠，而是由“仁之本”生发出暖暖的情意。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也即“泛爱众”，《礼记・祭义》也强调“立爱自亲始”，即将这种仁爱之心推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直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因此，如果说“仁之本”体现的是对生命本原之深深眷顾的话，那么，“泛爱众”则彰显了儒家对于生命维护的那份责任与担当！同时，儒家的“他生”理念又不仅仅限于“他人”，而是囊括天地万物。在儒家看来，只要认识到“仁”之本性，人与天地万物本是一体的。故此，程颢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二程遗书》卷第二上，《二先生语二上》；《识仁篇》）那么，何种路径可以通达此种情景呢？《中庸》里是这样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不仅能够发挥自己的本性，成就个体生命，即“成己”；还可以“尽物之性”，成就天地万物之生命。如此，“诚”发挥到极致，就能“成己成物”，人与天地并立为三。生命彰显出本来的面貌，各种生命各遂其性，互不妨碍，各得其时，按照其本性自由发展、伸张。诚如刘述先先生所指出的，“儒家的生命观是一种真正开敞的生命观”，这种“真正开敞的生命观”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共生性。

3.积极性。所谓积极性是指儒家所说的“仁生”是一种积极进取、刚健有为地“生”，即展现的是一种自信、豁达的生命状态。首先，从正面来说，无论对于生命本原的追寻、生命境界的拓展，还是生命历程的完善，儒家总是抱着积极地态度去思考、面对和践行。对于生命本原，儒家积极理解、体认天地化育之生生大德，“继天为善”，并努力模仿、参照，用诸于人世之道德安排，为人间道德秩序寻求本原性回答；对于生命境界，儒家始终致力于净化掉生命中的生物性成分，变化气质，自觉超越自然生命洗染性之限制而获得道德自由之境界；对于生命历程，儒家也是自觉地、积极地弥合生命中的不幸，延续着生命的历程。其次，就侧面而言，儒家以积极姿态面对生命之困境。一般而言，所谓“生命困境”有两种：一种是生存资料的匮乏：缺食、少衣、陋居、逆旅等；另一种是生存压力的表征：穷困、危难、孤立、死亡等。人最困顿的时候往往不是生存资料的匮乏所致，而是精神意志的困顿。面对人生逆境时，“仁生”遂展现出一种充满内力的进取状态，如李幼蒸所言：“仁学实践未带来仁者之外实践成功，反而加深了其痛苦和挫败，可见仁学存在的原始意义不在社会现实之改进，而在个人精神之提升。仁学的功用在于为人类生存提供伦理学之判断、精神之境界以及人格之范型”。“仁生”体现的是面对生命困境时的进取精神，而不是消极逃避。概言之，儒家所说的“仁生”伦理情怀展现的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于困境中不忘提升境界之生命态度。

四、儒家“仁生”伦理情怀的当代价值

“仁生”伦理情怀作为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情感和伦理关怀，其对当今社会人之生命观、生态观和生活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篇2

或许是因为厂商决策行为决定汇率传递效应的显现过程并不具有直接性，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汇率传递的决定因素、进出口产品的价格指数、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厂商的定价策略等方面。①诚然，这些分析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汇率波动对出口产品的传递效应，但没有在厂商基本行为方式的层次上对汇率传递效应作出分析。针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中国进出口产品定价的汇率传递效应，有影响的研究文献则主要集中于汇率对出口产品价格的影响机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进出口产品价格的相互作用、出口产品价格的地理分布特征等方面。②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以传统宏观经济学还是以开放宏观经济学为假设前提的有关汇率变动之于出口产品传递效应的现有研究，基本上是以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决策理论为依据的，这样的分析框架容易忽视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某些偏离理性决策的行为，难以从基础理论角度对汇率传递效应作出关联于厂商决策行为的描述。

其实，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的出口产品定价，可以在理论上看成是受汇率波动驱动而关联于物价水平、产品结构、技术梯度、国际收支平衡等的函数，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厂商行为决策的属性而言，出口产品的定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厂商的行为决策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③。当从以上函数来认识厂商的定价决策时，我们就会注重在现实操作层面上来分析人民币升值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作用机理；当从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来研究人民币升值之于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时，就有必要在基础理论的层次上关注厂商决策行为对出口产品价格形成的作用过程。就基础理论分析与现实操作层面分析的联系而论，对厂商决策行为基础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在现实层面上理解汇率波动对出口产品定价的传递效应。现代主流经济学对行为决策的分析和研究，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决策理论为底蕴的，它们通过自利假设来定性决策动机和演绎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把追求效用（利润）最大化看成是厂商理性决策的主要乃至于唯一依据。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偏好内在一致性的不确定条件下选择的二元关系的理论描述，假定厂商在可供选择的全部子集中，具有能寻找到选择X子集比选择Y子集更受偏好的理性化能力；在自利动机驱动下具有这种理性化能力的厂商，会在全部子集中选择特定子集，而这个特定子集正好由选择X比选择Y更受偏好时的最大化元素组成（Richter，1971）。当我们将自利与效用最大化联系在一起，并依据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来分析行为决策时，追求自利就会使偏好成为效用的函数。这种分析方法和分析视角对于人民币升值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理解有以下解读：只要厂商追求自利，他们就会产生将汇率波动有可能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的偏好，并通过这一偏好和出口产品价格变动来说明汇率传递效应。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出口产品价格变动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汇率传递效应，属于厂商的效用函数问题。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所涉及的效用函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如果厂商可以把汇率波动所造成的损失百分之百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以至于能够实现期望的利润值，那么，相对于汇率传递效应而言，厂商的效用函数达到了最大化；（2）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如果出口产品价格变动只是部分产生汇率传递效应，亦即以美元或其他主要外币计量的出口产品价格变动导致厂商按人民币计量会出现利润损失时，厂商的效用函数不仅难以实现最大化甚至会出现较低的期望值，但根据笔者所接触的文献，有关效用函数负值的讨论比较少见，或许因为如此，经济学者在有关汇率传递效应的分析中，通常把厂商对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看成是理。尽管传统宏观经济学与开放宏观经济学在汇率传递效应的基本假设上存在区别，但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之于行为理性的理解，两者并不存在分歧。作为对汇率传递效应与厂商决策行为的一种分析性探讨，有必要从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的角度来分析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上的行为决策属性，从而在基础理论上解说厂商出口产品定价时有可能存在的非理性决策。

二、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

厂商的选择偏好与决策动机、效用函数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不仅表现为决策动机会影响选择偏好，而且表现为选择偏好会影响厂商的效用函数，即厂商在不同选择偏好支配下的决策会出现不同的效用函数值。从厂商决策行为与汇率传递效应的联系来看，由于厂商面对汇率波动是在自利动机和转嫁利润损失的偏好下进行决策的，因而，可以将厂商转嫁利润损失的这种微观层次的汇率传递效应，看成是厂商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在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厂商追求利润所期望的主要路径，通常是将汇率波动有可能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因而，可以把厂商的这种行为过程看成是厂商效用函数的实现过程。一国货币的升值或贬值所产生的在宏观层次上的汇率传递效应，主要反映在国际贸易的顺差和逆差上，这种宏观层次上的汇率传递效应是全体厂商行为决策的结果。也就是说，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可以看成是全体厂商行为决策之集合的效用函数。

从效用函数的视角来分析厂商的选择偏好，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只是把追求自利看成是厂商决策的唯一动机，那么，便会局限在效用最大化的理念下理解和讨论厂商的选择偏好。诚然，厂商理性决策的动机和目的是追求效用，但效用的宽泛内容绝不是仅仅指利润最大化。例如，厂商选择某一投资项目，或以未来利润预期，或以公共福利，或以帮助亲朋好友，或以完成祖父辈心愿，或以爱国主义，甚至是以上述因素的某种组合为动机。①也就是说，厂商的决策动机并不仅仅是追求自利而是包括利他、互惠和公平等，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厂商的决策过程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做出的，即便厂商完全是追求自利，也需要对影响决策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整合、加工和处理，以至于产生特定的思考和认知，这些思考和认知是与厂商的决策动机、选择偏好和效用函数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中，厂商的决策动机是多重的，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那种以直线方程表征的线性函数，而是应该刻画为一个具有多维变量（多重动机）的线性函数。与此相对应，厂商的选择偏好也应该是一个多元的系列，并不仅仅是新古典经济学以二元系列作为考察对象时所描绘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特征的一般图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厂商多重决策动机会致使选择偏好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的选择偏好必然会导致厂商不确定的效用函数。我们可依据以上的理解来认识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决策动机、选择偏好和效用函数。

在汇率波动的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是在与外商讨价还价的博弈中进行的。厂商面对短期、中期和长期产品订单的定价决策，要分几种情况来理解，当厂商预期本币升值呈趋势化时，通常偏好于短期产品订单的定价选择；当预期本币币值稳定或波动不大时，厂商有可能偏好于中期或长期产品订单的定价选择。撇开厂商与外商博弈的具体过程，这里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讨论：（1）厂商的决策动机主要有哪些因素构成？（2）为什么厂商的选择偏好是不确定的？（3）针对厂商某种具体的决策行为（如出口产品定价），如何评说其效用函数？（4）当厂商某种具体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确定后，如何界定厂商的行为理性属性？显然，回答这些问题是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及其决策进行研究的理论分析基点。关于第一个问题。厂商的决策动机是追求自利并期望达到效用（利润）最大化，这是曾被“理性经济人”范式充分刻画的。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除自利动机外，厂商行为还兼有利他、互惠和公平等决策动机，这种认识已在非主流经济学的论著中形成了一种有待于进一步确立的一般分析假设。利他、互惠和公平等之所以会成为厂商（包括个人或其他团体）行为决策的动机，乃是因为经济决策行为与社会活动息息相关。以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而言，追求自利和利润最大化是厂商行为决策的主要动机，但完全排除或否定其他决策动机则是不符合现实的。厂商在与外商的出口产品订单的价格谈判中，有时处于谈判博弈的有利方，有时是处于谈判博弈的不利方，如汇率的大幅波动、原材料价格的涨跌或国际市场供求巨大变动等都会影响厂商的博弈地位。现实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无论厂商或外商处于有利方还是处于不利方，他们在价格谈判的博弈过程中通常会遵守“考虑对方适度利润空间”的原则，这实际上是利他、互惠和公平的决策动机，同时，我们也可将其理解为是厂商在与外商出口产品订单的价格谈判中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关于第二个问题。厂商的选择偏好是否以自利追求和效用最大化为唯一理论依据，一直是行为决策理论关注的问题。冯•纽曼、摩根斯坦（VonNeu－mannandMorgenstern，1947）与阿罗和德布鲁（Ar－rowandDebreu，1954），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所证明的以偏好一致性为核心内容的期望效用理论，曾被行为经济学代表人物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斯基（KahnemanandTversky，1979，1973）及实验经济学代表人物弗农•史密斯（Simth，1994），通过行为实验予以质疑性的批评。行为经济学通过确定性效应、代表性法则、易得性法则、锚定效应、确定偏差、情景依赖，揭示了偏好的不确定；实验经济学则运用复制和控制为手段的实验分析来证明偏好的不确定。非主流经济学的这些行为决策理论，实际上是主张不应以假设稳定性偏好的某种数学程式来设定选择函数。客观地说，非主流经济学的行为决策理论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是符合现实的，决策的多重性会影响到偏好的不确定，而将选择放置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内的内在一致性理论，简化了偏好与效用的关系，这是分析厂商决策行为所必须正视的。

关于第三个问题。效用函数是针对决策行为有可能产生的各种效用值的一种理论描述，评判效用数值的大小或高低，一方面取决于决策者的决策期望，另一方面取决于效用函数的变量设置（这里的讨论与第四个问题有关）。既然以函数来描述效用，其数值就不仅包括正值而且应包括负值。从效用函数应包括正负值的角度来分析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行为，汇率剧烈波动下厂商效用函数的取值区间，应该落在反映自然数的数轴上。基于汇率剧烈波动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行为效用，通常以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转嫁或吸收汇率风险的出口产品定价来表示，可以用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显然，相对于厂商出口产品定价，汇率传递效应是直接结果，相对于厂商的利润收益，汇率传递效应是间接结果，但这不影响用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效用函数。关于第四个问题。当我们把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效用函数时，有必要在理论上说明这个效用函数的变量设置。在主流经济学行为决策理论的分析框架中，理性决策的效用函数的变量设置主要以最大化为核心内容的，“理性经济人”范式提供的有关理性决策的一般图景是：偏好一致性＋效用最大化。其实，效用函数应当包含效用损失、行为准则等①。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涉及决策者的行为理性属性。厂商的行为理性属性的界定，不能只依据决策者追求自利的动机和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而是要考虑到决策有可能产生的效用损失。厂商决策出现了效用损失，这种决策究竟具不具有行为理性属性，要点在于厂商在决策前有没有对影响决策的信息进行整合、加工和处理，有没有形成有关这项决策的特定认知，也就是说，行为理性属性的界定，不仅要考虑行为动机和决策结果，而且要关注决策过程。当汇率出现大幅波动时，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各种决策行为，有可能通过产品定价吸收了汇率风险，但也有可能难以把汇率风险转嫁到产品价格上。此时，汇率传递效应的函数值就有可能出现正值或负值。厂商行为决策动机的多重性、选择偏好的不确定性以及效用函数会出现正值或负值的现实性，给我们研究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提供了一种分析基础。在理论上，运用这样的分析基础来考察现实中厂商的决策行为，或许能对厂商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三、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理论分析

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或其他国际货币的升值，会削弱出口产品价格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利润空间会支配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以货币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效用函数，主要是基于它反映了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会通过转嫁价格损失来弥补利润的考虑。厂商作为理性经济人，出口产品定价的行为决策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在人民币升值的约束下，厂商决策时会产生利他、互惠或公平等选择偏好，这种多维的选择偏好所导致的决策，有可能降低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效用值，用我们划定的厂商产品出口定价的效用函数来讲，汇率传递效应就有可能出现较低值。针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某一行业出口产品定价所作出的有关汇率传递效应的实证分析（毕玉江，朱钟棣，2007；王菁，张鹏，2009），如果这些分析能够结合厂商决策的多维选择偏好来展开，则对汇率传递效应或许会有深层次的符合现实的理论认识。在人民币升值趋势化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受多维选择偏好影响的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效用函数是非线性的，它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描述的那种线性的效用函数；对非线性的效用函数的数理模型刻画，存在着很多一时还难以逾越的困难，需要考虑到多重决策动机和多维选择偏好及其组合。我们先运用定性分析来描述这一非线性的效用函数，具体方法是把行为准则、效用损失等引入效用函数。事实上，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成本与收益之间利润空间的缩小，会驱动出口产品的提价，而产品提价会压缩外商的利润空间，这就是说，价格博弈中的厂商效用函数值是不确定的。

通过效用函数值的不确定性来揭示效用损失，是可以用大量现实来证明的，但解释效用函数应该包含行为准则，需要某种迂回的说明。在厂商与外商的价格谈判协商、契约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出口产品的定价客观上有着一些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行为准则。在行为理性的范围内来认识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行为决策，可以将客户关系维系、利润分享等行为准则看成是影响厂商决策从而影响效用函数的变量。摆在厂商面前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外厂商来说，要求重新确定出口产品的价格体系。换言之，中外厂商要实现自己期望的效用函数值，他们的行为决策动机、偏好就不像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单一和具有内在一致性，而是要发生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不仅涉及对效用函数的真实世界的认识，而且要求对厂商理性决策的行为过程作出解说。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厂商很难掌握未来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充分信息，很难获悉交易伙伴未来的行为对策及其他的环境因素变化，很难摆脱有限理性约束而准确预知出口产品价格调整后的效用函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厂商调整出口产品价格的决策行为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来讲，当人民币在某一阶段升值幅度较大时，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是厂商取得期望的汇率传递效应的最佳路径；反之，当人民币在某一阶段贬值幅度较大时，厂商则希望维持前期的出口产品价格或通过适当的降价来取得期望的汇率传递效应。但对应于以上两种情形的提价或维持价格不变（包括不到位的降价），通常会封杀国外市场的有效需求，于是，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中，就不得不遵循利润分享和客户关系维系等行为准则。以厂商的行为决策过程而言，厂商会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影响汇率传递效应（效用函数）的信息，力图在遵守交易行为准则的基础上探寻并形成对出口产品定价的适时适度的认知，然后再作出调整价格的决策。

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有时会出现不满意的汇率传递效应，即效用函数较低甚至出现负值，但针对这种情况，不能武断地将这一结果归结为是厂商的非理性决策。从理性决策的行为过程来考察，只要厂商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了思考并形成认知，即便效用函数较低甚至出现负值，也属于理性决策。厂商出现非理性决策，是没有对影响汇率传递效应的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没有对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各种环境因素变化进行思考，以至于没有对出口产品如何定价形成特定的认知，而只是简单地依据人民币升值幅度来调整出口产品的定价幅度并作出决策。理解行为理性决策的属性，是解说汇率传递效应与厂商行为决策相互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厂商的行为偏好受决策动机和效用的制约，但特定事件（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改变或重塑厂商原有的偏好系列。这一带有结论式的理解，是从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非主流学派有关行为决策的论著中得到启发的。

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化，并不改变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决策动机，但它会强化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行为准则，这种强化或多或少会使厂商的选择偏好不同于人民币升值趋势化之前的选择偏好。这种偏好变化最明显的几个不同点，是厂商考虑到国外市场的需求会把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从最优降至次优，把原来通过维持一定价格基准的模式转化为通过降价式的数量扩张以获取最大利润的模式，把原先主要依赖于出口补贴转化为对降低产品成本的关注，等等。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出口产品定价的效用函数，说到底，是能否通过价格转嫁以回避汇率波动风险，从而实现厂商的利润期望问题，我们可以在理论上认为，厂商利润期望的调整会改变厂商的偏好，从而改变厂商的行为决策。假如我们以Y表示汇率传递效应，以X1、X2、X3、X4依次表示动机、偏好、汇率和出口产品价格，在人民币升值趋势化的情况下，可以将函数Y＝F（X1，X2，X3，X4）理解成是一个复合函数。其中，X1至少可以看成是自利追求（A1）、互惠（A2）、利他（A3）和公平（A4）的函数，即X1＝f1（A1，A2，A3，A4）；X2至少可以看成是收益最大化（B1）、客户关系（B2）和利润分享（B3）的函数，即X2＝f2（B1，B2，B3，）；X3至少可以看成是利率（C1）、经济周期（C2）的函数，即X3＝f3（C1，C2）；X4至少可以看成是国际产品供求（D1）、价格（D2）的函数，即X4＝f4（D1，D2）。于是，汇率传递效应函数的复合形式为：Y＝F（f1，f2，f3，f4）。这一复合函数的理论描述包含着厂商决策时的信息、环境等极其复杂的内容，在计算机统计和测算功能达到很高的水平时，我们可否更一般性地通过Y＝af1＋bf2＋cf3＋df4＋ε进行回归计量呢？这一分析思路值得进一步研究。函数Y给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展现了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景，但实际的定价决策并没有那么复杂。概括而言，厂商对X1＝f1（A1，A2，A3，A4）中的决策动机会作出理智的选择，会在X2＝f2（B1，B2，B3，）中确定出有利于提高效用的偏好，并依据X3＝f3（C1，C2）和X4＝f4（D1，D2）所含括的信息和环境等变量进行思考、认知和决策。

相对而言，厂商在理性决策的范围内思考和认知X1和X2的时间要短、程度要浅，而思考和认知X3和X4的时间要长、程度要深。厂商思考和认知的时间越长和程度越深，他们的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就越高，但这并非意味着效用就越高①。厂商受有限理性约束是一回事，但决策能否实现较高的效用是另一回事。准确地说，只有当厂商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了正确的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时，才能产生较高的效用。换言之，只有当厂商对X3和X4中影响定价决策的主要变量进行深刻思考并形成正确的认知时，汇率传递效应才能出现较高的效用。世界经济运行所显现的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国际市场产品供求关系及价格变动，是厂商出口产品定价时必须提前预测和始终要深入跟踪研究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讲，厂商会搜集、加工和处理与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关联的经济周期资料，在产品定价时，不仅充分考虑产品的国际供求关系及价格波动，而且关注替代品的国际供求关系及价格波动；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和不同国际市场的产品供求格局及价格体系下，厂商会对出口产品的价格决定采取不同的决策。联系汇率波动来看问题，当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时，为了维持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厂商通常会采取降价决策并辅之扩大出口数量来提高或维持效用；当人民币升值幅度不明显时，厂商通常倾向于采取维持出口产品价格不变的决策。当然，如果产品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并且其在国际市场中占有率极高，厂商也会采取提价的决策把汇率波动的损失乃至于增加的生产成本转嫁到产品价格上。此时，汇率传递效应便取得非常高的效用值。汇率波动影响出口产品价格的过程，通常是与利率波动交织在一起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及其与物质资本的联系，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集中体现在各国的利率之中。厂商会把人民币升值幅度与产品进口国的汇率波动和利率波动进行比较，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定价策略。一个最简明的比较分析方法，是把产品进口国的汇率和利率上升、下降、不变的三种不同情形，分别对应于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结合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基础上，分别考察这三种不同情形下外商得到期望利润的价格接受区间，以在保证外商能够得到期望利润的前提上决定出口产品价格。厂商依据这样的定价原则所采取的决策，不仅在维系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体现了利他、互惠和公平的决策动机，而且实施了维系客户关系和利润分享的行为准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行为选择偏好。当然，汇率与利率交织在一起的波动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影响远非这样简单，但就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的理论分析而论，沿着这样的思路，可以依据实际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汇率传递效应展开讨论。

函数Y＝F（f1，f2，f3，f4）之于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所显现的汇率传递效应，从结果来看，会引导经济学者注重对现实问题展开实证分析，但从过程来看，则会引导经济学者从效用函数角度关注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值。总之，在决策动机和偏好选择既定的情况下，汇率传递效应所反映的效用值的大小和正负，是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理智思考、形成认知和决策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和认识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汇率传递效应与厂商决策行为”这一专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篇3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天，环境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危及人类生存的迫切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提倡回归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追根溯源，我国古代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该思想虽然不能直接指导我们解决生态危机，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不少有益的教诲和启示，进而去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出路，以缓解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构建和谐社会。

一、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天人观中始终居于绝对主流地位，而其文化渊源当首推儒家。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天人合一”思想历经千年仍熠熠生辉。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万物一体”：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与自然置于同等的地位，强调“万物一体” 的整体观念，把天地万物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生命系统，认为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孔子虽没有明确提出过“天人合一”，但他思想中却包含了“万物一体”这一层面。他主张敬天畏天，但他并不认为天就是神，他眼中的“天”主要就是自然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以及“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也就是说，天是自然的，但又是可认识的，人与自然是可以统一的。可见，他将人和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整体。由此可看出，中国先哲早已认识到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存在系统，人类只有和自然环境相互融合，和谐相处，才能共存和受益。

（二）“仁民爱物”：人对自然的道德关怀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尊重自然、仁爱万物视作人类的崇高道德职责。在儒家哲人眼中，“仁”意味着一种和谐共存的品德，由于“仁”根源于天地“生生之德”，所以，“仁”者不仅要“爱人”，还要关爱万物，即把对人类之爱扩大到对自然万物的爱。这样，一方面，伦理道德具有了保护环境的功能，另一方面扩展了人类的道德关怀，提升了人类的道德境界。

《周易》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名言，借此告诫人们不仅应“自强不息”，充分发挥天赋于人的道德主体性，而且应“厚德载物”，效法大地，将仁爱精神推广到自然界，关爱宇宙万物。可见，这些思想都是儒家歌颂生命价值，仁爱自然万物，要求人类对自然进行道德关怀的生动体现，这是一种保护地球上生物共同体完整和美丽，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思想。

（三）“尽物之性”：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

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人类在与自然的长期交往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凝聚着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的高超智慧。“尽物之性”是它强调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尽性”就是应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和本性。《礼记·中庸》指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意思是说，天下至诚之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本性，就能发挥万物的本性，也就可以赞助天地促成万物的生长。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不仅注重人的价值的发挥，也注重自然万物价值的实现。

二、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2009年1月8日在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精辟地指出：“生态危机比金融危机对人类的危害更大，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不会很长，经济萧条了可以再次繁荣，但生态危机的危害不是几年、十几年，而是上百年甚至很难逆转。”①的确如此，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地球的健康长寿，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格局，所以，生态危机成为迄今为止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

在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人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伴随现代性发展而来的生态环境恶化这一事实。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本来就是十分有限的，而人们又在利益的驱使下，对其进行无计划、不合理大规模地开采，使得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人类这种肆意追求效率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环境危机的爆发。近年来，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全球变暖、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酸雨降落、“臭氧空洞”等现象日益突出，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而这根源显然就是自然对人类贪欲的报复。

三、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敲响了警钟，而重新研究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是我们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解决生态危机的手段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价值进行深入挖掘。

（一）强调尊重自然规律，有利于实现经济和环境的良性发展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我国在经济发展上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却日益突出，人和自然的关系紧张。这是我们每个人所不想看到的。而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有着极大的借鉴价值。它主张“赞天地之化育”，人要顺应尊重自然规律，尊重自然万物生长的权利。孔子“畏天命”思想中的“天命”指的就是自然界不为人所见的自然规律，再加上一个“畏”字明显看出他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其都明确认识到自然界的运行变化存在客观规律，强调人们应严格按规律办事并根据四季变化安排生产，使天地万物更好地造福人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在今天，如果我们能积极吸收儒家文化这些生态道德，充分认识到自己对社会和自然的责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自然能承受的限度结合起来，遵循自然内在的规律，必定会实现经济和环境的良性发展。

（二）强调节约自然资源，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

当今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不少人依仗他们手中的资金和技术，过着远远超过生存基本需要的挥霍自然资源的生活，但是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这导致人与自然矛盾的产生。所以，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就应合理地、节俭地使用自然资源，大力提倡资源消费的节约观。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应当成为全社会崇尚的一条生态伦理规范。懂得自然资源不是供人们无限挥霍的财富，而是要为子孙考虑的珍惜的资源。在这方面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非常值得借鉴，儒家强调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有限度的索取，因为有限索取才能用之不竭。孔子就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论语·述而》）以及“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的生态消费观。这对今天我国建设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启发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的误区

“人类中心论”把人类整体之长远生存利益当作终极目标，以此为基础，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把自然当作沉默的羔羊加以征服利用，无限索取。殊不知，这只能加剧人与自然之间本来已紧张的关系，严重破坏了自然内在的平衡系统，招致自然的严酷报复。而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以与自然共生共存为基本态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倡导“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等超我的仁爱观念，这十分有利于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它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让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的误区，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主要强调人对自然的服从，对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不够，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自然的探索和改造，从而阻碍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但是，从主流方面来讲，它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态环境的和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为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还能给予正受到生态危机困扰的现代人类以有力启示，使人们有可能找寻到一条通向人与自然和谐的道路。所以，我们应结合当代社会实际，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既注重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中所蕴涵的合理成分，又要运用现代多种技术手段以及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来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唐忠英，唐建国.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生态启示[D].重庆：西南大学，2005.

[2]高德菊，韩照波.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文明[D].山东：莱芜职业技术学院，2008.

[3]李晓.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D].青海：青海师范大学，2004.

[4]杨通进.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6）.

篇4

从人民币汇率本身更大弹性的角度做出的制度性改革是有必要的，但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日本泡沫危机的教训，在压力下升值可能是产生泡沫经济的主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流动性过剩与过去不一样的大货币环境下，人民币升值可能不符合在“所有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下的经济学理论上的各种结论。

市场预期的升值而非真实的供求关系

下面是几种主张人民币加速升值的理由，笔者认为是不成立的。

第一，市场存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首先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国外，非常明显，国外的压力更多带有政治色彩而不是经济问题。国内的升值预期是人云亦云地“炒作”更多一些。特别是资产类的市场上，人民币升值成为资金不断流入支持价格上涨的重要理由，投机资本有非常大的动机不断强化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更重要的是所谓市场预期的概念有误。人民币不可交割远期市场的预期，证券投资和投机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是贸易对货币的需求，是资本增值愿望的反映；是资本赚钱的需求，不是真实意义上对人民币的需求。所以，不能作为人民币的真实“供求”关系来决定汇率。不能把贸易的供求关系决定均衡汇率的理论，偷换成投机需求决定汇率的概念。

第二，顺差过大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不到位。外贸顺差是一个总量问题，宏观经济学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内部储蓄和投资不平衡导致贸易顺差或者逆差。对于中国来说，外贸顺差扩大主要是内部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和内需的推动不足所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应该是美国内部储蓄不足消费过大所致。

日本关于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泡沫的研究中，对当时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以及引发日美贸易摩擦和由此导致的日元升值压力的分析，就明确指出是美国内部的储蓄不足所致。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元已经过度升值，经济整体进入萧条，但对日美之间巨大的贸易收支不平衡一直没有被解决过。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日元在压力下升值的历史正在中美之间上演。中国一定要避免重蹈日本覆辙。

第三，快升则热钱快流入，慢升则热钱慢流入，最后流入的总量是一样的。这里有一个重要假设，流入资金总量有限。这个假设显然不是现在的情况。第一波全球过剩的流动性输入带来的国内经济各方面的失衡，包括流动性过剩、投资过热，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极大地困扰中国内部。由于次贷危机，全球三大主要储备货币的注资行动带来新一波的过剩流动性又蜂拥而至。这里的问题是，当前热钱的总量是在增加的，企图流入的资本越来越多，不会随着快速升值而减少，结果就是资产价格泡沫膨胀。

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两年的实践证明，全球流动性过剩造成的升值压力，或者说热钱贪婪的升值预期，不是升值快慢能够改变的。日本教训非常明确地印证了这一点。日本当时就是快速升值，一年之内从250日元对一美元升值到130多日元对一美元，升值46％，不能说不快。日元一直升值，但热钱基本没有停止流入。1990年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以后，日元继续过度升值，1995年达到78日元兑换1美元，经济大幅衰退。当前的货币环境，不符合“本币快速升值到位可以遏制热钱不断流入”的条件。快速升值只能鼓励更多的热钱流入，关键在于什么是升值到位，还没有准确的衡量标准，过度升值危害经济后果是很严重的。

升值难解通胀

第四，升值遏制通货膨胀。这个观点有两方面的理由。有讨论认为，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高于名义汇率，可以加速提升名义汇率来遏制通胀。实际汇率为什么高于名义汇率?因为实际汇率=名义汇率+中国通胀水平一美国通胀水平，近期中国通胀水平高于美国通胀水平，所以实际汇率高出名义汇率。这里有一个关系一定要理顺，目前是因为通胀上升，导致实际汇率大幅提升。所以提升实际汇率可以减低通胀的观点，存在因果关系上的颠倒。

另一讨论认为，近期通胀是流动性过剩所致，而流动性过剩是资本流入太多，资本流入太多是人民币升值不够。在正常的国际货币秩序下，资本大量流入可能主要归咎于本国货币价格的扭曲。但笔者坚持认为，在目前这种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元大幅贬值、华尔街次贷危机导致资本流出的非常规大环境下，资本的不断流入不可简单认为是人民币汇率低估之过。连欧盟都有不堪重负之感，何况存在诸多内部不平衡的中国经济。

适度保持资本流进、流出的主动权，可能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给我们保留有序调整内部结构，以适应不断深化改革和开放形势的一个阶段性政策空间。

加速内部结构调整和改革

我们认为，上述一些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学的理论都有前提假设，前提假设不满足，可能不能带来―般的结论。

欧洲人必须明白，欧元大幅升值与人民币压力一样，是美元贬值的原因。有研究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如果在“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突然发现了大量黄金，黄金马上不值钱了。在当前“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制下，美元发了太多的钱，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就大幅贬值，比如石油、黄金，还有其他大宗商品。其他各国货币作为一种货币性产品，由于美元的贬值也会相对升值。

至于在本轮美元贬值中，欧元升值较大，应该与欧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有关。欧元基本是目前唯一可以对美元有替代性的货币。美元贬值，资金就会流向相对高价值的货币和资产，欧元升值与石油和黄金价格上涨的性质是一样的。人民币也在被动承受升值的压力，欧元转嫁压力给人民币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解决问题的。

我们自己也需要明白，给定中国目前国内的各种经济体系中的复杂矛盾，特别是通货膨胀上升，内部结构问题显现货币贬值的压力，中国可能承受不了国际社会转嫁的升值压力。加速内部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可能是解决当前国内外矛盾的正确途径。

陈志武观点：金融价格的调整不能用“渐进”

股市泡沫、房价失控、外汇储备膨胀、出口顺差飞涨，还有就是银行存款真实利率为3％，因此以利率调整为宏观调控手段难以奏效。这些失衡现象从表面看好像彼此孤立，但实际上都是由人民币升值太慢所致，或至少是众多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很多人说正是为了避免重蹈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衰退的覆辙，而让人民币缓慢升值；可是，这样做的真实结果恰恰会导致中国经济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

在相对开放的经济里，金融价格的调整不能用“渐进”，至少不能太慢地“渐进”。就以人民币汇率为例，人民币是一种金融资产，它跟美元的汇率是其相对美元的价格。如果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并能自由浮动，任何未来升值预期都能立刻在

市场价格中反映出来，换言之，由于人民币作为金融资产的高流动性，对它的需求和供给都能即刻产生，所以，只要有人民币升值预期，这种预期就不需等到未来才实现，升值在今天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受当天货币供求关系的影响，但更受未来升值、贬值预期的影响。

那么，如果像现在这样，大家都知道人民币应该再升值15％，只不过政府只允许它每年升值5％，“渐进”时间还有三年，其后果会怎样呢?这必然带来各种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失衡和高度经济风险。首先，这意味着人民币作为金融投资资产的价值远高于其价格，而且它必然按每年5％的速度升值，下跌风险甚小。对于任何投资者来说，这种几乎肯定的年回报至少5％的投资品种吸引力如此之大，都想往中国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上冲。为应对这些，中国要想尽一切办法堵，让热钱进不来。可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率均在3％-4％的情况下，稳定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所带来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人民币价格偏离价值实在太多，所以，这几年的博弈不断升级，让境外投资者的热钱哪怕是要通过虚假出口贸易的形式进入中国，他们也愿意。 其次，是国内人民币储蓄不愿意出去。虽然去年开始推出QDII制度，也允许个人投资QDII基金或金融品种，但没有太多人有兴趣，因为把钱投到境外后，所赚外币回报的第一个换成人民币后，等于没赚，这5％只是对消了人民币5％的升值预期。而在没有承担风险的情况下，美元、港币、欧元、日元资产的回报不可能有5％。所以，在人民币每年“渐进”升值5％的预期下，没有几个人有兴趣利用QDⅡ从国家手里买外汇到境外投资，帮助分摊国家承担的外汇风险。

这就有了第三种失衡，外资热钱往中国冲的同时，国内人民币资金又不愿意出去，再加上人民币汇率被人为压低使中国出口顺差进一步膨胀，结果是，国家外汇储备直线上升，已经到了1.4万亿美元，并且还在快速上升。有了这么多外汇怎么办?到哪里投资?由谁来投资?本来，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在投资决策上效率低是出了名的，否则，就不会进行民营化了。但是外汇储备膨胀的后果是让中国政府承担太多的外汇风险，美元贬值、美国降息随时都会使中国承受直接损失。这就有了由各大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到境外买项目和企业的必要，也有了成立中国投资公司的必要，让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成了大的投资商，由此带来的问题、挑战和浪费，这里就不多说。

第四种后果是贸易顺差的暴升。我们可以把人民币的汇率看作中国劳动力的价格、环境价格、资源价格，那么，让人民币尽快升值等于是让中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更高，让污染中国环境的代价提高，也让消耗中国资源的成本更高；相反地，把人民币汇率人为压低，等于让中国劳动力、环境和资源能继续很便宜地被消耗，也当然使中国的贸易顺差继续猛增。

股市泡沫是中国未来几年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一旦股市泡沫扩大并破裂，它比任何其他市场的崩溃都更能引发社会动荡，中断近30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进程。

是调整金融政策的时候了。首先要做的是从源头开始，让人民币尽快升值。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周洛华观点：通胀无牛市

股票价值从根本上说，体现的是企业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组织生产效率提高的能力。举个例子，如果给你700亿元人民币，你能够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构架一个和振华港机具有相同竞争实力的企业的话，你是不会去买振华港机的股票的。如果你从市场上花530个亿，也无法组建一个像中兴通讯那样有竞争力的公司，那么你倒是可以考虑购买中兴通讯的股票。大家之所以购买公司的股票，并不完全是为了分红，在成熟市场上，高分红的股票往往表现很稳定，不涨也不跌。我们买股票更多是看好公司创造新价值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是不断增长的，也是我们无法在市场上复制的。通货膨胀说明企业的能力改善的前景到了极限，这时候我们应该抛出股票。如果企业这种能力得到继续提升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看到通货膨胀。设想，如果上海汽车能够开发出具有规模应用前景的新能源汽车，我们就根本不用担心石油涨价了，我们放心继续持有上海汽车的股票就是了。

有人说，通货膨胀应该提升类似西部矿业等资源类股票的价值。我刚刚用同情而惋惜的口吻挂断了我那些前赴后继买入西部矿业股票的朋友的电话。他们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安慰的话，可惜的是，我帮不了他们。通货膨胀是会导致原材料涨价，但是石油价格暴涨并不等于中国石油公司或者埃克松美孚石油的股价上涨。金融学认为：如同能量存在于一切物质之中，头寸存在于一切资产之中。石油公司的股票存在两个头寸，一个是石油看涨的头寸，一个是看好该公司找油能力的头寸。那些不具有进一步找到新油田能力的公司会被市场抛弃，既然是看好石油上涨，就应该直接买入石油而不是美孚的股票。

一般来说，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会在当年出现物价上涨，如果假设我国明年物价上涨幅度在10％左右，那将显著降低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我曾说过，人民币升值能够克服通货膨胀，但是既然人民币只能缓慢升值，那么2008年的股票投资价值将低于房地产的投资价值。一句话，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能扼杀优质成长的企业，泛滥的流动性则无法支撑稳定的牛市。

(周洛华　上海大学金融学副教授)

郭凯观点：坚定持有美元

如果一个股评家推荐持有一只肯定要跌的股票，那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人脑子大概是出问题。如果我说，我觉得中国应该坚定地持有一种肯定要贬值的货币，肯定也会有很多人觉得我脑子有问题。可是，我确实觉得中国应该继续坚定地持有美元，也许我的脑子是有问题。

两年前，我遇到了一位在美国做房地产生意的华裔小亭。也许我对他在言语上的尊重让他觉得很有面子，在临别的时候，他拿出一张名片给我，说：Call Me，眼神中的含义似乎是：有什么地方需要罩着的，来找我。然后就坐着他那辆漂亮的大奔走了。那张名片当然是我回家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但我们吃饭的时候聊了很多。他告诉我他只做商用住宅，不做民用住宅，因为民用住宅做起来麻烦。他告诉我，他从来都是两个党都捐钱，而且捐一样多。理论很简单也很实在：生意是要做一辈子的，政党却是轮流坐庄，当然两边都要搞好关系。当然，他告诉我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做生意的方式：经济低谷地价低的时候屯地，经济好的时候地价涨的时候出手。

你听完他的话，大概会想，一个人要脑子多有问题才在经济好的时候买房啊?不是摆明了给别人赚钱吗?大家都应该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买房，这样才划算，不被上面这位赚钱。你再―想，可能又觉得不对了，经济不好的时候谁有钱买房啊?要是大家都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买房，那经济就不会不好了。或者反过来说，要是经济好的时候大家还不买房，那经济还怎么好?

说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回到美元身上。作为个人，你当然可以在看准美元要贬值的情况下，更多的持有别的货币，就像上面的那位地产商一样逆周期操作来赚钱。但在宏观层面，美元走弱的原因是对

美元的需求相对于供给减弱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外汇大国抛美元是什么后果?只能是让原本就弱的需求变得更弱，原本要慢慢贬值的美元立刻就贬值。

美元贬值的“原罪”是什么，众说纷纭，从危言耸听的阴谋论到天不会塌的乐观派都有。从道理上讲，如果美元贬值不是中国的错，中国就不应该承担美元贬值的代价。可是，这已经不是一个各扫门前雪的时代了。现实地说，现在要讨论的问题不是应该不应该，而是如何去面对这件事情。抛美元，对美国来说是落井下石，对中国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中国就在那口井里。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14日在华盛顿表示，中国的外汇储备仍将以美元为主，此一政策立场相当坚定。谢谢同意。

(郭凯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生)

叶檀颜点：先A后H的实质是为最终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打基础

中国中铁充当先锋，走上了先A后H的发行之路。从先H后A，到A+H，到先A后H，这是中国资本市场一次困难的三级跳。

这首先说明A股市场重新夺回了对于国内大型企业的市场定价权。随中铁之后的太保集团拟发行不超过9亿股H股，H股发行价格将不低于A股价格，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从国际投资者手中夺回定价权的目的。

H股定价权存在天然缺陷。由于港币是非货币，必须由挂钩的货币如美元代为定价，其中的汇率风险、市场风险通通表现在过低的定价之中。香港民众虽然分得杯羹，但利益的大头被国际投资者俘获，因为国际市场的路演无法避开这些体形庞大的国际投资者。中石油中石化1块多港币的IPO价格形如明显的利益输送，谁让你自己将定价权拱手交给了别人呢?

先H后A模式同样存在境外投资者大肆获取无风险溢价的问题。根据摩根大通分析，在11家回归A股上市的H股之中，A股上市前的三个月H股股价不论市况都会逐步上升，逐步上升是一种温和的遮羞说法，在A股上市前中人寿等公司的股价暴涨，提早收割内地溢价的红利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而内地不得不一再在投资者不胜寒的高价发行新股。一旦A股正式上市后，H股表现各异，差价逐渐收窄。据摩根大通估计，明年A股与H股差价可以收窄至35％，主要是由于内地可望有300亿美元QDII资金投资于港股所带动。先A模式挤占了剪内地投资者羊毛的空间。

以往发行H股或者红筹股一为收集外汇，二为在东亚金融危机后扶持香港市场，三因A股市场容量过小，只能在“大局”之下行无奈之事。如今随着政府做大内地资本市场、人民币汇率逐步市场化决心已定，收回定价权宜早不宜迟，让国际投资者动辄收获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港币，以有限财力行无限好事的无谓利益输送不能再干。大型企业在香港市场定价从一开始就是权宜之举，行之于长远将对中国经济造成破坏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