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价值的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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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5-0041-06

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四时代谢，万物生长本是自然界之寻常现象，儒家却从中得到生生不息之生命意蕴的切身体悟，并将这种体悟融入到宇宙、人生乃至日常生活的解释之中，形成了极富生命特质的“生生之学”。那么，何谓“生生之学”呢？《广雅》日：“生，出也。”《说文解字》曰：“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属皆从生。”“生”之本义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而我们探讨儒家“生生之学”则不拘泥于本义，而是将其理解为一个“创生、养生、护生、成生、贵生、圆生”的完整生命历程。此“生生之学”彰显了儒家之伦理情怀，这种伦理情怀集中体现于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仁”中，我们不妨将此种“伦理情怀”称之为“仁生”。

一、儒家“仁生”伦理情怀的理论溯源

人类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必定有其可追溯的理论源头，中国古人对“生”之重视早已有之。在远古混沌初开之洪荒时代，自然环境异常恶劣，正如韩非子所描述的：“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韩非子・五蠹》在如此不利于生命生存的境遇下，“有巢氏”、“燧人氏”二位圣人为人民兴建房屋、改善饮食，呵护来之不易的生命。这份对生命的关怀自然深受众人拥戴。另外，在古代先民为捍卫生命尊严而与自然进行殊死抗争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诸如“开天”、“女娲造人”、“夸父追日”、“神农尝百草”等，这些是朦胧的神话诗意笼罩下珍视生命、注重生命创造力之生生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而“生生”二字最早见于《尚书・盘庚》：“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这是商王对大家的劝谕，建议大家到新开辟的土地上安居，以求得繁衍生存。同时，盘庚也明确申明自己的政治原则：“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尚书・盘庚》）借此表明自己不以商贾为业，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供养生命的坚定立场。因此，他提醒属下：“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尚书・盘庚》）此三处“生生”显然关注的是农业社会条件下部族之生存繁衍。如果说远古神话对“生生”的认识尚处于蒙昧之非自觉状态的话，《尚书》对“生生”的认识则开始了部族关系下的自觉认同。而真正奠定“生生”之生命基调的是《周易》。

“生生”是《周易》之核心理念，包含了其对整个世界的生命性解释。《周易》里的基本解释原则是“援天道证人事”，效法天地，取法自然，诚如《易传・系辞下传》所言：“古者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周易》看来，大干世界都是大化流行的生命现象，遵循“阴阳之道”不断伸展开来，“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传・系辞上传》）。人间社会伦理秩序也无不由此道衍生出来，“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序卦》）。如此，则天地、日月、雷电、风雨、四时，以及雄雌、刚柔、动静、显敛，万事万物，莫不分阴阳。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长养百骸。经络、骨肉、腹背、五脏、六腑，乃至七损八益，一身之内，莫不合阴阳之理。这样，《周易》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传・系辞上传》），展示了一个天、地、人相融共处，人与天地自然共同遵循同一生命法则，生命相互证成的和谐景象。对这种生命景象方东美先生曾这样描述：“时间创造化育，生生不已，象效天地大生广生之德，适以表现生命之大化流行，澈上澈下，旁通弥贯。在全幅时间化育之领域中，宇宙生命广大无限。就代表时际人之儒家心灵眼光看来，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生机，无一刻不发育创造，而生生不已，无一地不流动贯通，而无穷。”如此，生生不息的生命基调在《易》中确立起来。《易》又指出“天地之大德日生”，“日新之谓盛德”，如此“易道生生”就不仅是宇宙间的生成法则，更具有浓厚的伦理情怀，即“生生之德”。儒家的“仁学”极为推崇“生生之德”，主张“亲亲，仁民”而“爱物”，要求以仁爱之心和仁者胸怀来关照世间万物。于是，儒家的世界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生成方式：仁生。

二、儒家“仁生”伦理情怀的基本要义

所谓“仁生”，就是“仁”地对待生命，体现了儒家对宇宙中万物生灵之生命现象的伦理情感和伦理关怀，这种“仁生”伦理情怀体现在儒家看待生命本原、生命境界、生命历程的一系列观点之中。

1.追寻生命本原。这是儒家对生命现象的根本性追问。追寻生命本原就是对宇宙事物来历的询问和思考，体现的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本原意识和终极关怀。首先，生命本原的追寻体现在对生命创造过程的思考和描绘。儒家坚持以仁德的胸怀来看待生生不已的生命世界，认为生命本原在于天地有好生之德，是自然之造化使然。在儒家看来，世间万物都是天、地、山、水自然化育之结果，“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中庸》）。如此，天地自然经过了漫长的积累过程之后，日月星辰、山岳江河、山石草木、禽兽宝藏、鱼鳖蛟龙不断生殖繁衍，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天地自然创造出了芸芸众生之后，并没有因此停止，而是永不停止地创造，即生生地创造。故此，夫子喟然慨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此种永不停歇、充满仁爱的生生创造根源被宋明理学家归结为“道体”，程子日：“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此“道体”代表了理学家对生命的本原性思考，是对上天至诚不易品格的充分信任和肯定。同时，儒家也指出，天地自然虽然创造了世间万物，但却从不夸耀，而是默默无闻地创造，无声无息地创造，《诗经・大雅・文王》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天地自然不仅具有创造的能力，更有宽广的胸襟、谦逊的美德，天地自然的本原创造是无私的、无邪的、仁慈的、道德的，“纯亦不已”。其次，这种生命本原的追寻还体现在现实的礼仪制度中，主要是丧祭制度。就个人角度而言，生命本原的追寻表现在“祭祖”上，对于逝去的父母，儒家强调“慎终追远”，不仅要按照礼制安葬好父母，更要定时进行虔诚的祭祀，在浓郁的感恩氛围中，“孝子”思慕父母往日恩情，与逝者产生超时空情感互动，并提醒自己要时时感怀父母的生养之恩，不要忘记自己生命的源头。就国家层面而言，生命本原的追寻表现在“祭天”上，古代帝王都讲求明乎郊社之礼、稀尝之义，为的是以虔诚之心感念天地好生之德、创生之恩。

2.拓展生命境界。就生理层面而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之追求可以是无限的，这种无限的追求使得生命境界得以不断拓展。在儒家看来，人的生命潜能是无限的，人应该把自己的生命投射出去，只要按照生命的可能性扩充出去，就可以获得与天地参之生命境界和生命体验。儒家认为，人之崇高生命境界并非天生具有，同普通生物一样，人也有着自己的生理需求，如荀子所言：“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非相》）。也就是说，“人生而有欲”，但假如人把握不住欲望的度量分界，就会产生争乱，展现出生物性的一面，从而沦落到低下的生命境界。儒家的生命哲学尤为强调要超脱人之生物性的一面，认为人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因为于芸芸众生之中“惟人也得其秀也最灵”（《太极图说》）。所以儒家坚信“道不远人”（《中庸》），“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人能克除己欲，尽己之性，依靠“至诚”的修为使自身生命境界不断提升，通过不断的道德努力就可以达到孟子所说的“君子所过者化，所存着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直至参赞天地化育之境界。如此，就可以站在天德和性命的高度来把握世界、了解人生，也就是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而此种“天地之心”也就是所谓的“生生之仁”，而这种“生生之仁”就可弥散于天地之间，此时就可以达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在这种天地境界中，人可以超越渺小的肉体存在，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使得生命不留一丝渣滓。

3.完善生命历程。生命历程是指从生到死的生命过程。儒家尤为重视来之不易的生命，在儒家看来，判断一个人仁者与否的标志就在于能否“遂其生”，如戴东原所言：“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孟子字义疏证・理》）所谓“遂其生”就是成就一个完善的人生，使生命按照其本性自由伸张、扩充，按成中英先生的说法这是“仁”之自然情操：“若就仁的天性或自然性而言，仁就表现于仁成长过程中自然情操”。首先，重视人的生命。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高贵的，如邵雍所言：“人者，物之至灵者也。”（《皇极经世书・观物内篇之九》）因此，要重视至灵的生命，哪怕是在严格的礼法制度下，也不能忽视此至高的原则。例如，《礼记・曲礼》载：“居丧之礼，毁瘠不形，视听不衰”，“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孝子行居丧之礼，要节制悲哀，不致毁伤身体，危及生命；齐人淳于髡问孟子：“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肯定地答日：“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离娄上》）可见，在孟子眼中森严的礼制也不能伤害生命的至高价值，更不应以礼为见死不救的口实，否则就如禽兽一般。其次，重视生物生命。从孔孟时期就非常看重生物生命。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所谓“钓而不纲”为的就是不要赶尽杀绝，使其物种得以繁衍，“弋不射宿”就是不要射杀归巢之鸟，使得“家”中嗷嗷待哺的幼雏得以喂养，使得它们得以延续天伦。孟子更为强调恻隐之心，他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后儒对此恻隐之心作了更为宽泛的理解，理学开山周茂叔“不除窗前草”只为“常见造物生意”，程颢当面直谏宋哲宗勿折柳枝，因为“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折枝”。在儒家眼中“一草一木总关情”，万物都有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理应受到重视和善待。再次，关照弱势群体。由于人的生理条件之差异和人生中的种种意外，出现一些弱者或疾者也是在所难免的。在儒家看来，应该对此等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关照。例如，孟子认为仁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注老者，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礼记》记载：“妇人不居庐，不寝苫；丧父母，既练而归；期、九月者，既葬而归。”（《礼记・丧服大记》）妇女体弱，服丧可以不住倚庐，不睡草苫，相应的服丧期限也有所缩短。对于残疾人，儒家也强调给予特殊的关照，荀子说：“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荀子・王制》）“五疾”，唐人杨惊注曰：“五疾：瘩、聋、跛蹙、断者、侏儒。”（《荀子集解・王制篇第九》）也就是说，不仅要使这些人得到养护，还要让他们有事可做，日常生活变得更为充实。最后，物质供养与精神供养并重。孔子特别强调二者的同一，对待赡养父母，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论语・为政》）孟子也强调“富而教之”，坚持“制民之产”与“恒民之心”的统一。总的来看，儒家从来都是积极致力于生命历程的守护和延续，对生命的重视可谓达到了敬畏的高度，其仁者胸次深厚真切，这份对生命的厚重责任、执着坚守和美好期望也许可以用这样一段话来概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此“所终”、“所用”、“所长”和“所养”就是一个完美的生命舒展历程。也就是说，面对诸多非人力所能为的现实，儒家特别强调要多一份关爱，使得生命按照应有的轨迹产生、生长、结束，而不忍其早早夭折，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

三、儒家“仁生”伦理情怀的特质

通过上述“仁生”伦理情怀之基本要义的了解，我们对其有了框架性的认知，儒家思想也正是遵循此理路不断地反思、追问、拓展、伸张。与此同时，“仁生”伦理情怀的特质也逐渐显现出来。

1.根本性。所谓根本性是指“仁生”是儒家理解万物生命的根本性原理。在儒家看来，人与万物之所以蓬勃向上、生意盎然、欣欣向荣、生生不息，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仁”之动力，以“仁”为根基，天、地、人遵循同一生生不已的生命法则。儒家“援天道而证人事”，将此“天人合德”之理念熔铸到生命的境界、修养、价值等观点之中，使得“仁生”不仅成为天地万物的本原，而且也是道德本原。王阳明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惟其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悌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树木要有“根”才能抽芽、发干、生叶，才能枝繁叶茂，无此“根”便会“死”；人之道德也有个“发端”，此即“亲亲”，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然后生发出“仁民”、“爱物”。朱子也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朱子语类》卷六）否则，道德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2.共生性。所谓共生性是指各种生命样态在同一个生存场域内都能得到发展和完善，同时不妨碍其他生命的自由产生、发展。每个人都要发展自己的生命，这体现了对生命的基本尊重，但是儒家认为，“己生”不能妨碍他人之“生”与万物之“生”。如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也就是说，虽然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上下相亲渭之仁”（《礼记・经解》），即“仁”是讲求“亲亲尊尊”的，但可贵的是儒家没有因其浓厚的血缘情结而变得对其他生命冷漠，而是由“仁之本”生发出暖暖的情意。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也即“泛爱众”，《礼记・祭义》也强调“立爱自亲始”，即将这种仁爱之心推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直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因此，如果说“仁之本”体现的是对生命本原之深深眷顾的话，那么，“泛爱众”则彰显了儒家对于生命维护的那份责任与担当！同时，儒家的“他生”理念又不仅仅限于“他人”，而是囊括天地万物。在儒家看来，只要认识到“仁”之本性，人与天地万物本是一体的。故此，程颢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二程遗书》卷第二上，《二先生语二上》；《识仁篇》）那么，何种路径可以通达此种情景呢？《中庸》里是这样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不仅能够发挥自己的本性，成就个体生命，即“成己”；还可以“尽物之性”，成就天地万物之生命。如此，“诚”发挥到极致，就能“成己成物”，人与天地并立为三。生命彰显出本来的面貌，各种生命各遂其性，互不妨碍，各得其时，按照其本性自由发展、伸张。诚如刘述先先生所指出的，“儒家的生命观是一种真正开敞的生命观”，这种“真正开敞的生命观”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共生性。

3.积极性。所谓积极性是指儒家所说的“仁生”是一种积极进取、刚健有为地“生”，即展现的是一种自信、豁达的生命状态。首先，从正面来说，无论对于生命本原的追寻、生命境界的拓展，还是生命历程的完善，儒家总是抱着积极地态度去思考、面对和践行。对于生命本原，儒家积极理解、体认天地化育之生生大德，“继天为善”，并努力模仿、参照，用诸于人世之道德安排，为人间道德秩序寻求本原性回答；对于生命境界，儒家始终致力于净化掉生命中的生物性成分，变化气质，自觉超越自然生命洗染性之限制而获得道德自由之境界；对于生命历程，儒家也是自觉地、积极地弥合生命中的不幸，延续着生命的历程。其次，就侧面而言，儒家以积极姿态面对生命之困境。一般而言，所谓“生命困境”有两种：一种是生存资料的匮乏：缺食、少衣、陋居、逆旅等；另一种是生存压力的表征：穷困、危难、孤立、死亡等。人最困顿的时候往往不是生存资料的匮乏所致，而是精神意志的困顿。面对人生逆境时，“仁生”遂展现出一种充满内力的进取状态，如李幼蒸所言：“仁学实践未带来仁者之外实践成功，反而加深了其痛苦和挫败，可见仁学存在的原始意义不在社会现实之改进，而在个人精神之提升。仁学的功用在于为人类生存提供伦理学之判断、精神之境界以及人格之范型”。“仁生”体现的是面对生命困境时的进取精神，而不是消极逃避。概言之，儒家所说的“仁生”伦理情怀展现的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于困境中不忘提升境界之生命态度。

四、儒家“仁生”伦理情怀的当代价值

“仁生”伦理情怀作为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情感和伦理关怀，其对当今社会人之生命观、生态观和生活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篇2

或许是因为厂商决策行为决定汇率传递效应的显现过程并不具有直接性，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汇率传递的决定因素、进出口产品的价格指数、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厂商的定价策略等方面。①诚然，这些分析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汇率波动对出口产品的传递效应，但没有在厂商基本行为方式的层次上对汇率传递效应作出分析。针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中国进出口产品定价的汇率传递效应，有影响的研究文献则主要集中于汇率对出口产品价格的影响机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进出口产品价格的相互作用、出口产品价格的地理分布特征等方面。②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以传统宏观经济学还是以开放宏观经济学为假设前提的有关汇率变动之于出口产品传递效应的现有研究，基本上是以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决策理论为依据的，这样的分析框架容易忽视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某些偏离理性决策的行为，难以从基础理论角度对汇率传递效应作出关联于厂商决策行为的描述。

其实，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的出口产品定价，可以在理论上看成是受汇率波动驱动而关联于物价水平、产品结构、技术梯度、国际收支平衡等的函数，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厂商行为决策的属性而言，出口产品的定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厂商的行为决策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③。当从以上函数来认识厂商的定价决策时，我们就会注重在现实操作层面上来分析人民币升值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作用机理；当从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来研究人民币升值之于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时，就有必要在基础理论的层次上关注厂商决策行为对出口产品价格形成的作用过程。就基础理论分析与现实操作层面分析的联系而论，对厂商决策行为基础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在现实层面上理解汇率波动对出口产品定价的传递效应。现代主流经济学对行为决策的分析和研究，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决策理论为底蕴的，它们通过自利假设来定性决策动机和演绎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把追求效用（利润）最大化看成是厂商理性决策的主要乃至于唯一依据。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偏好内在一致性的不确定条件下选择的二元关系的理论描述，假定厂商在可供选择的全部子集中，具有能寻找到选择X子集比选择Y子集更受偏好的理性化能力；在自利动机驱动下具有这种理性化能力的厂商，会在全部子集中选择特定子集，而这个特定子集正好由选择X比选择Y更受偏好时的最大化元素组成（Richter，1971）。当我们将自利与效用最大化联系在一起，并依据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来分析行为决策时，追求自利就会使偏好成为效用的函数。这种分析方法和分析视角对于人民币升值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理解有以下解读：只要厂商追求自利，他们就会产生将汇率波动有可能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的偏好，并通过这一偏好和出口产品价格变动来说明汇率传递效应。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出口产品价格变动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汇率传递效应，属于厂商的效用函数问题。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所涉及的效用函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如果厂商可以把汇率波动所造成的损失百分之百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以至于能够实现期望的利润值，那么，相对于汇率传递效应而言，厂商的效用函数达到了最大化；（2）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如果出口产品价格变动只是部分产生汇率传递效应，亦即以美元或其他主要外币计量的出口产品价格变动导致厂商按人民币计量会出现利润损失时，厂商的效用函数不仅难以实现最大化甚至会出现较低的期望值，但根据笔者所接触的文献，有关效用函数负值的讨论比较少见，或许因为如此，经济学者在有关汇率传递效应的分析中，通常把厂商对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看成是理。尽管传统宏观经济学与开放宏观经济学在汇率传递效应的基本假设上存在区别，但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之于行为理性的理解，两者并不存在分歧。作为对汇率传递效应与厂商决策行为的一种分析性探讨，有必要从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的角度来分析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上的行为决策属性，从而在基础理论上解说厂商出口产品定价时有可能存在的非理性决策。

二、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

厂商的选择偏好与决策动机、效用函数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不仅表现为决策动机会影响选择偏好，而且表现为选择偏好会影响厂商的效用函数，即厂商在不同选择偏好支配下的决策会出现不同的效用函数值。从厂商决策行为与汇率传递效应的联系来看，由于厂商面对汇率波动是在自利动机和转嫁利润损失的偏好下进行决策的，因而，可以将厂商转嫁利润损失的这种微观层次的汇率传递效应，看成是厂商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在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厂商追求利润所期望的主要路径，通常是将汇率波动有可能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因而，可以把厂商的这种行为过程看成是厂商效用函数的实现过程。一国货币的升值或贬值所产生的在宏观层次上的汇率传递效应，主要反映在国际贸易的顺差和逆差上，这种宏观层次上的汇率传递效应是全体厂商行为决策的结果。也就是说，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可以看成是全体厂商行为决策之集合的效用函数。

从效用函数的视角来分析厂商的选择偏好，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只是把追求自利看成是厂商决策的唯一动机，那么，便会局限在效用最大化的理念下理解和讨论厂商的选择偏好。诚然，厂商理性决策的动机和目的是追求效用，但效用的宽泛内容绝不是仅仅指利润最大化。例如，厂商选择某一投资项目，或以未来利润预期，或以公共福利，或以帮助亲朋好友，或以完成祖父辈心愿，或以爱国主义，甚至是以上述因素的某种组合为动机。①也就是说，厂商的决策动机并不仅仅是追求自利而是包括利他、互惠和公平等，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厂商的决策过程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做出的，即便厂商完全是追求自利，也需要对影响决策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整合、加工和处理，以至于产生特定的思考和认知，这些思考和认知是与厂商的决策动机、选择偏好和效用函数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中，厂商的决策动机是多重的，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那种以直线方程表征的线性函数，而是应该刻画为一个具有多维变量（多重动机）的线性函数。与此相对应，厂商的选择偏好也应该是一个多元的系列，并不仅仅是新古典经济学以二元系列作为考察对象时所描绘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特征的一般图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厂商多重决策动机会致使选择偏好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的选择偏好必然会导致厂商不确定的效用函数。我们可依据以上的理解来认识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决策动机、选择偏好和效用函数。

在汇率波动的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是在与外商讨价还价的博弈中进行的。厂商面对短期、中期和长期产品订单的定价决策，要分几种情况来理解，当厂商预期本币升值呈趋势化时，通常偏好于短期产品订单的定价选择；当预期本币币值稳定或波动不大时，厂商有可能偏好于中期或长期产品订单的定价选择。撇开厂商与外商博弈的具体过程，这里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讨论：（1）厂商的决策动机主要有哪些因素构成？（2）为什么厂商的选择偏好是不确定的？（3）针对厂商某种具体的决策行为（如出口产品定价），如何评说其效用函数？（4）当厂商某种具体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确定后，如何界定厂商的行为理性属性？显然，回答这些问题是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及其决策进行研究的理论分析基点。关于第一个问题。厂商的决策动机是追求自利并期望达到效用（利润）最大化，这是曾被“理性经济人”范式充分刻画的。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除自利动机外，厂商行为还兼有利他、互惠和公平等决策动机，这种认识已在非主流经济学的论著中形成了一种有待于进一步确立的一般分析假设。利他、互惠和公平等之所以会成为厂商（包括个人或其他团体）行为决策的动机，乃是因为经济决策行为与社会活动息息相关。以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而言，追求自利和利润最大化是厂商行为决策的主要动机，但完全排除或否定其他决策动机则是不符合现实的。厂商在与外商的出口产品订单的价格谈判中，有时处于谈判博弈的有利方，有时是处于谈判博弈的不利方，如汇率的大幅波动、原材料价格的涨跌或国际市场供求巨大变动等都会影响厂商的博弈地位。现实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无论厂商或外商处于有利方还是处于不利方，他们在价格谈判的博弈过程中通常会遵守“考虑对方适度利润空间”的原则，这实际上是利他、互惠和公平的决策动机，同时，我们也可将其理解为是厂商在与外商出口产品订单的价格谈判中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关于第二个问题。厂商的选择偏好是否以自利追求和效用最大化为唯一理论依据，一直是行为决策理论关注的问题。冯•纽曼、摩根斯坦（VonNeu－mannandMorgenstern，1947）与阿罗和德布鲁（Ar－rowandDebreu，1954），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所证明的以偏好一致性为核心内容的期望效用理论，曾被行为经济学代表人物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斯基（KahnemanandTversky，1979，1973）及实验经济学代表人物弗农•史密斯（Simth，1994），通过行为实验予以质疑性的批评。行为经济学通过确定性效应、代表性法则、易得性法则、锚定效应、确定偏差、情景依赖，揭示了偏好的不确定；实验经济学则运用复制和控制为手段的实验分析来证明偏好的不确定。非主流经济学的这些行为决策理论，实际上是主张不应以假设稳定性偏好的某种数学程式来设定选择函数。客观地说，非主流经济学的行为决策理论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是符合现实的，决策的多重性会影响到偏好的不确定，而将选择放置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内的内在一致性理论，简化了偏好与效用的关系，这是分析厂商决策行为所必须正视的。

关于第三个问题。效用函数是针对决策行为有可能产生的各种效用值的一种理论描述，评判效用数值的大小或高低，一方面取决于决策者的决策期望，另一方面取决于效用函数的变量设置（这里的讨论与第四个问题有关）。既然以函数来描述效用，其数值就不仅包括正值而且应包括负值。从效用函数应包括正负值的角度来分析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行为，汇率剧烈波动下厂商效用函数的取值区间，应该落在反映自然数的数轴上。基于汇率剧烈波动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行为效用，通常以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转嫁或吸收汇率风险的出口产品定价来表示，可以用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显然，相对于厂商出口产品定价，汇率传递效应是直接结果，相对于厂商的利润收益，汇率传递效应是间接结果，但这不影响用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效用函数。关于第四个问题。当我们把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效用函数时，有必要在理论上说明这个效用函数的变量设置。在主流经济学行为决策理论的分析框架中，理性决策的效用函数的变量设置主要以最大化为核心内容的，“理性经济人”范式提供的有关理性决策的一般图景是：偏好一致性＋效用最大化。其实，效用函数应当包含效用损失、行为准则等①。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涉及决策者的行为理性属性。厂商的行为理性属性的界定，不能只依据决策者追求自利的动机和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而是要考虑到决策有可能产生的效用损失。厂商决策出现了效用损失，这种决策究竟具不具有行为理性属性，要点在于厂商在决策前有没有对影响决策的信息进行整合、加工和处理，有没有形成有关这项决策的特定认知，也就是说，行为理性属性的界定，不仅要考虑行为动机和决策结果，而且要关注决策过程。当汇率出现大幅波动时，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各种决策行为，有可能通过产品定价吸收了汇率风险，但也有可能难以把汇率风险转嫁到产品价格上。此时，汇率传递效应的函数值就有可能出现正值或负值。厂商行为决策动机的多重性、选择偏好的不确定性以及效用函数会出现正值或负值的现实性，给我们研究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提供了一种分析基础。在理论上，运用这样的分析基础来考察现实中厂商的决策行为，或许能对厂商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三、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理论分析

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或其他国际货币的升值，会削弱出口产品价格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利润空间会支配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以货币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效用函数，主要是基于它反映了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会通过转嫁价格损失来弥补利润的考虑。厂商作为理性经济人，出口产品定价的行为决策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在人民币升值的约束下，厂商决策时会产生利他、互惠或公平等选择偏好，这种多维的选择偏好所导致的决策，有可能降低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效用值，用我们划定的厂商产品出口定价的效用函数来讲，汇率传递效应就有可能出现较低值。针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某一行业出口产品定价所作出的有关汇率传递效应的实证分析（毕玉江，朱钟棣，2007；王菁，张鹏，2009），如果这些分析能够结合厂商决策的多维选择偏好来展开，则对汇率传递效应或许会有深层次的符合现实的理论认识。在人民币升值趋势化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受多维选择偏好影响的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效用函数是非线性的，它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描述的那种线性的效用函数；对非线性的效用函数的数理模型刻画，存在着很多一时还难以逾越的困难，需要考虑到多重决策动机和多维选择偏好及其组合。我们先运用定性分析来描述这一非线性的效用函数，具体方法是把行为准则、效用损失等引入效用函数。事实上，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成本与收益之间利润空间的缩小，会驱动出口产品的提价，而产品提价会压缩外商的利润空间，这就是说，价格博弈中的厂商效用函数值是不确定的。

通过效用函数值的不确定性来揭示效用损失，是可以用大量现实来证明的，但解释效用函数应该包含行为准则，需要某种迂回的说明。在厂商与外商的价格谈判协商、契约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出口产品的定价客观上有着一些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行为准则。在行为理性的范围内来认识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行为决策，可以将客户关系维系、利润分享等行为准则看成是影响厂商决策从而影响效用函数的变量。摆在厂商面前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外厂商来说，要求重新确定出口产品的价格体系。换言之，中外厂商要实现自己期望的效用函数值，他们的行为决策动机、偏好就不像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单一和具有内在一致性，而是要发生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不仅涉及对效用函数的真实世界的认识，而且要求对厂商理性决策的行为过程作出解说。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厂商很难掌握未来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充分信息，很难获悉交易伙伴未来的行为对策及其他的环境因素变化，很难摆脱有限理性约束而准确预知出口产品价格调整后的效用函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厂商调整出口产品价格的决策行为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来讲，当人民币在某一阶段升值幅度较大时，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是厂商取得期望的汇率传递效应的最佳路径；反之，当人民币在某一阶段贬值幅度较大时，厂商则希望维持前期的出口产品价格或通过适当的降价来取得期望的汇率传递效应。但对应于以上两种情形的提价或维持价格不变（包括不到位的降价），通常会封杀国外市场的有效需求，于是，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中，就不得不遵循利润分享和客户关系维系等行为准则。以厂商的行为决策过程而言，厂商会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影响汇率传递效应（效用函数）的信息，力图在遵守交易行为准则的基础上探寻并形成对出口产品定价的适时适度的认知，然后再作出调整价格的决策。

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有时会出现不满意的汇率传递效应，即效用函数较低甚至出现负值，但针对这种情况，不能武断地将这一结果归结为是厂商的非理性决策。从理性决策的行为过程来考察，只要厂商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了思考并形成认知，即便效用函数较低甚至出现负值，也属于理性决策。厂商出现非理性决策，是没有对影响汇率传递效应的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没有对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各种环境因素变化进行思考，以至于没有对出口产品如何定价形成特定的认知，而只是简单地依据人民币升值幅度来调整出口产品的定价幅度并作出决策。理解行为理性决策的属性，是解说汇率传递效应与厂商行为决策相互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厂商的行为偏好受决策动机和效用的制约，但特定事件（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改变或重塑厂商原有的偏好系列。这一带有结论式的理解，是从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非主流学派有关行为决策的论著中得到启发的。

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化，并不改变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决策动机，但它会强化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行为准则，这种强化或多或少会使厂商的选择偏好不同于人民币升值趋势化之前的选择偏好。这种偏好变化最明显的几个不同点，是厂商考虑到国外市场的需求会把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从最优降至次优，把原来通过维持一定价格基准的模式转化为通过降价式的数量扩张以获取最大利润的模式，把原先主要依赖于出口补贴转化为对降低产品成本的关注，等等。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出口产品定价的效用函数，说到底，是能否通过价格转嫁以回避汇率波动风险，从而实现厂商的利润期望问题，我们可以在理论上认为，厂商利润期望的调整会改变厂商的偏好，从而改变厂商的行为决策。假如我们以Y表示汇率传递效应，以X1、X2、X3、X4依次表示动机、偏好、汇率和出口产品价格，在人民币升值趋势化的情况下，可以将函数Y＝F（X1，X2，X3，X4）理解成是一个复合函数。其中，X1至少可以看成是自利追求（A1）、互惠（A2）、利他（A3）和公平（A4）的函数，即X1＝f1（A1，A2，A3，A4）；X2至少可以看成是收益最大化（B1）、客户关系（B2）和利润分享（B3）的函数，即X2＝f2（B1，B2，B3，）；X3至少可以看成是利率（C1）、经济周期（C2）的函数，即X3＝f3（C1，C2）；X4至少可以看成是国际产品供求（D1）、价格（D2）的函数，即X4＝f4（D1，D2）。于是，汇率传递效应函数的复合形式为：Y＝F（f1，f2，f3，f4）。这一复合函数的理论描述包含着厂商决策时的信息、环境等极其复杂的内容，在计算机统计和测算功能达到很高的水平时，我们可否更一般性地通过Y＝af1＋bf2＋cf3＋df4＋ε进行回归计量呢？这一分析思路值得进一步研究。函数Y给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展现了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景，但实际的定价决策并没有那么复杂。概括而言，厂商对X1＝f1（A1，A2，A3，A4）中的决策动机会作出理智的选择，会在X2＝f2（B1，B2，B3，）中确定出有利于提高效用的偏好，并依据X3＝f3（C1，C2）和X4＝f4（D1，D2）所含括的信息和环境等变量进行思考、认知和决策。

相对而言，厂商在理性决策的范围内思考和认知X1和X2的时间要短、程度要浅，而思考和认知X3和X4的时间要长、程度要深。厂商思考和认知的时间越长和程度越深，他们的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就越高，但这并非意味着效用就越高①。厂商受有限理性约束是一回事，但决策能否实现较高的效用是另一回事。准确地说，只有当厂商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了正确的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时，才能产生较高的效用。换言之，只有当厂商对X3和X4中影响定价决策的主要变量进行深刻思考并形成正确的认知时，汇率传递效应才能出现较高的效用。世界经济运行所显现的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国际市场产品供求关系及价格变动，是厂商出口产品定价时必须提前预测和始终要深入跟踪研究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讲，厂商会搜集、加工和处理与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关联的经济周期资料，在产品定价时，不仅充分考虑产品的国际供求关系及价格波动，而且关注替代品的国际供求关系及价格波动；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和不同国际市场的产品供求格局及价格体系下，厂商会对出口产品的价格决定采取不同的决策。联系汇率波动来看问题，当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时，为了维持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厂商通常会采取降价决策并辅之扩大出口数量来提高或维持效用；当人民币升值幅度不明显时，厂商通常倾向于采取维持出口产品价格不变的决策。当然，如果产品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并且其在国际市场中占有率极高，厂商也会采取提价的决策把汇率波动的损失乃至于增加的生产成本转嫁到产品价格上。此时，汇率传递效应便取得非常高的效用值。汇率波动影响出口产品价格的过程，通常是与利率波动交织在一起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及其与物质资本的联系，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集中体现在各国的利率之中。厂商会把人民币升值幅度与产品进口国的汇率波动和利率波动进行比较，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定价策略。一个最简明的比较分析方法，是把产品进口国的汇率和利率上升、下降、不变的三种不同情形，分别对应于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结合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基础上，分别考察这三种不同情形下外商得到期望利润的价格接受区间，以在保证外商能够得到期望利润的前提上决定出口产品价格。厂商依据这样的定价原则所采取的决策，不仅在维系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体现了利他、互惠和公平的决策动机，而且实施了维系客户关系和利润分享的行为准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行为选择偏好。当然，汇率与利率交织在一起的波动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影响远非这样简单，但就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的理论分析而论，沿着这样的思路，可以依据实际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汇率传递效应展开讨论。

函数Y＝F（f1，f2，f3，f4）之于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所显现的汇率传递效应，从结果来看，会引导经济学者注重对现实问题展开实证分析，但从过程来看，则会引导经济学者从效用函数角度关注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值。总之，在决策动机和偏好选择既定的情况下，汇率传递效应所反映的效用值的大小和正负，是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理智思考、形成认知和决策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和认识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汇率传递效应与厂商决策行为”这一专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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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天，环境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危及人类生存的迫切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提倡回归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追根溯源，我国古代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该思想虽然不能直接指导我们解决生态危机，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不少有益的教诲和启示，进而去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出路，以缓解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构建和谐社会。

一、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天人观中始终居于绝对主流地位，而其文化渊源当首推儒家。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天人合一”思想历经千年仍熠熠生辉。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万物一体”：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与自然置于同等的地位，强调“万物一体” 的整体观念，把天地万物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生命系统，认为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孔子虽没有明确提出过“天人合一”，但他思想中却包含了“万物一体”这一层面。他主张敬天畏天，但他并不认为天就是神，他眼中的“天”主要就是自然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以及“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也就是说，天是自然的，但又是可认识的，人与自然是可以统一的。可见，他将人和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整体。由此可看出，中国先哲早已认识到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存在系统，人类只有和自然环境相互融合，和谐相处，才能共存和受益。

（二）“仁民爱物”：人对自然的道德关怀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尊重自然、仁爱万物视作人类的崇高道德职责。在儒家哲人眼中，“仁”意味着一种和谐共存的品德，由于“仁”根源于天地“生生之德”，所以，“仁”者不仅要“爱人”，还要关爱万物，即把对人类之爱扩大到对自然万物的爱。这样，一方面，伦理道德具有了保护环境的功能，另一方面扩展了人类的道德关怀，提升了人类的道德境界。

《周易》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名言，借此告诫人们不仅应“自强不息”，充分发挥天赋于人的道德主体性，而且应“厚德载物”，效法大地，将仁爱精神推广到自然界，关爱宇宙万物。可见，这些思想都是儒家歌颂生命价值，仁爱自然万物，要求人类对自然进行道德关怀的生动体现，这是一种保护地球上生物共同体完整和美丽，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思想。

（三）“尽物之性”：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

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人类在与自然的长期交往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凝聚着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的高超智慧。“尽物之性”是它强调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尽性”就是应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和本性。《礼记·中庸》指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意思是说，天下至诚之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本性，就能发挥万物的本性，也就可以赞助天地促成万物的生长。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不仅注重人的价值的发挥，也注重自然万物价值的实现。

二、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2009年1月8日在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精辟地指出：“生态危机比金融危机对人类的危害更大，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不会很长，经济萧条了可以再次繁荣，但生态危机的危害不是几年、十几年，而是上百年甚至很难逆转。”①的确如此，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地球的健康长寿，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格局，所以，生态危机成为迄今为止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

在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人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伴随现代性发展而来的生态环境恶化这一事实。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本来就是十分有限的，而人们又在利益的驱使下，对其进行无计划、不合理大规模地开采，使得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人类这种肆意追求效率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环境危机的爆发。近年来，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全球变暖、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酸雨降落、“臭氧空洞”等现象日益突出，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而这根源显然就是自然对人类贪欲的报复。

三、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敲响了警钟，而重新研究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是我们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解决生态危机的手段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价值进行深入挖掘。

（一）强调尊重自然规律，有利于实现经济和环境的良性发展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我国在经济发展上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却日益突出，人和自然的关系紧张。这是我们每个人所不想看到的。而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有着极大的借鉴价值。它主张“赞天地之化育”，人要顺应尊重自然规律，尊重自然万物生长的权利。孔子“畏天命”思想中的“天命”指的就是自然界不为人所见的自然规律，再加上一个“畏”字明显看出他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其都明确认识到自然界的运行变化存在客观规律，强调人们应严格按规律办事并根据四季变化安排生产，使天地万物更好地造福人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在今天，如果我们能积极吸收儒家文化这些生态道德，充分认识到自己对社会和自然的责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自然能承受的限度结合起来，遵循自然内在的规律，必定会实现经济和环境的良性发展。

（二）强调节约自然资源，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

当今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不少人依仗他们手中的资金和技术，过着远远超过生存基本需要的挥霍自然资源的生活，但是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这导致人与自然矛盾的产生。所以，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就应合理地、节俭地使用自然资源，大力提倡资源消费的节约观。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应当成为全社会崇尚的一条生态伦理规范。懂得自然资源不是供人们无限挥霍的财富，而是要为子孙考虑的珍惜的资源。在这方面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非常值得借鉴，儒家强调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有限度的索取，因为有限索取才能用之不竭。孔子就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论语·述而》）以及“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的生态消费观。这对今天我国建设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启发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的误区

“人类中心论”把人类整体之长远生存利益当作终极目标，以此为基础，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把自然当作沉默的羔羊加以征服利用，无限索取。殊不知，这只能加剧人与自然之间本来已紧张的关系，严重破坏了自然内在的平衡系统，招致自然的严酷报复。而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以与自然共生共存为基本态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倡导“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等超我的仁爱观念，这十分有利于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它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让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的误区，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主要强调人对自然的服从，对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不够，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自然的探索和改造，从而阻碍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但是，从主流方面来讲，它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态环境的和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为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还能给予正受到生态危机困扰的现代人类以有力启示，使人们有可能找寻到一条通向人与自然和谐的道路。所以，我们应结合当代社会实际，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既注重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中所蕴涵的合理成分，又要运用现代多种技术手段以及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来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唐忠英，唐建国.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生态启示[D].重庆：西南大学，2005.

[2]高德菊，韩照波.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文明[D].山东：莱芜职业技术学院，2008.

[3]李晓.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D].青海：青海师范大学，2004.

[4]杨通进.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6）.

篇4

从人民币汇率本身更大弹性的角度做出的制度性改革是有必要的，但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日本泡沫危机的教训，在压力下升值可能是产生泡沫经济的主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流动性过剩与过去不一样的大货币环境下，人民币升值可能不符合在“所有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下的经济学理论上的各种结论。

市场预期的升值而非真实的供求关系

下面是几种主张人民币加速升值的理由，笔者认为是不成立的。

第一，市场存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首先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国外，非常明显，国外的压力更多带有政治色彩而不是经济问题。国内的升值预期是人云亦云地“炒作”更多一些。特别是资产类的市场上，人民币升值成为资金不断流入支持价格上涨的重要理由，投机资本有非常大的动机不断强化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更重要的是所谓市场预期的概念有误。人民币不可交割远期市场的预期，证券投资和投机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是贸易对货币的需求，是资本增值愿望的反映；是资本赚钱的需求，不是真实意义上对人民币的需求。所以，不能作为人民币的真实“供求”关系来决定汇率。不能把贸易的供求关系决定均衡汇率的理论，偷换成投机需求决定汇率的概念。

第二，顺差过大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不到位。外贸顺差是一个总量问题，宏观经济学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内部储蓄和投资不平衡导致贸易顺差或者逆差。对于中国来说，外贸顺差扩大主要是内部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和内需的推动不足所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应该是美国内部储蓄不足消费过大所致。

日本关于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泡沫的研究中，对当时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以及引发日美贸易摩擦和由此导致的日元升值压力的分析，就明确指出是美国内部的储蓄不足所致。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元已经过度升值，经济整体进入萧条，但对日美之间巨大的贸易收支不平衡一直没有被解决过。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日元在压力下升值的历史正在中美之间上演。中国一定要避免重蹈日本覆辙。

第三，快升则热钱快流入，慢升则热钱慢流入，最后流入的总量是一样的。这里有一个重要假设，流入资金总量有限。这个假设显然不是现在的情况。第一波全球过剩的流动性输入带来的国内经济各方面的失衡，包括流动性过剩、投资过热，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极大地困扰中国内部。由于次贷危机，全球三大主要储备货币的注资行动带来新一波的过剩流动性又蜂拥而至。这里的问题是，当前热钱的总量是在增加的，企图流入的资本越来越多，不会随着快速升值而减少，结果就是资产价格泡沫膨胀。

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两年的实践证明，全球流动性过剩造成的升值压力，或者说热钱贪婪的升值预期，不是升值快慢能够改变的。日本教训非常明确地印证了这一点。日本当时就是快速升值，一年之内从250日元对一美元升值到130多日元对一美元，升值46％，不能说不快。日元一直升值，但热钱基本没有停止流入。1990年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以后，日元继续过度升值，1995年达到78日元兑换1美元，经济大幅衰退。当前的货币环境，不符合“本币快速升值到位可以遏制热钱不断流入”的条件。快速升值只能鼓励更多的热钱流入，关键在于什么是升值到位，还没有准确的衡量标准，过度升值危害经济后果是很严重的。

升值难解通胀

第四，升值遏制通货膨胀。这个观点有两方面的理由。有讨论认为，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高于名义汇率，可以加速提升名义汇率来遏制通胀。实际汇率为什么高于名义汇率?因为实际汇率=名义汇率+中国通胀水平一美国通胀水平，近期中国通胀水平高于美国通胀水平，所以实际汇率高出名义汇率。这里有一个关系一定要理顺，目前是因为通胀上升，导致实际汇率大幅提升。所以提升实际汇率可以减低通胀的观点，存在因果关系上的颠倒。

另一讨论认为，近期通胀是流动性过剩所致，而流动性过剩是资本流入太多，资本流入太多是人民币升值不够。在正常的国际货币秩序下，资本大量流入可能主要归咎于本国货币价格的扭曲。但笔者坚持认为，在目前这种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元大幅贬值、华尔街次贷危机导致资本流出的非常规大环境下，资本的不断流入不可简单认为是人民币汇率低估之过。连欧盟都有不堪重负之感，何况存在诸多内部不平衡的中国经济。

适度保持资本流进、流出的主动权，可能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给我们保留有序调整内部结构，以适应不断深化改革和开放形势的一个阶段性政策空间。

加速内部结构调整和改革

我们认为，上述一些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学的理论都有前提假设，前提假设不满足，可能不能带来―般的结论。

欧洲人必须明白，欧元大幅升值与人民币压力一样，是美元贬值的原因。有研究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如果在“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突然发现了大量黄金，黄金马上不值钱了。在当前“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制下，美元发了太多的钱，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就大幅贬值，比如石油、黄金，还有其他大宗商品。其他各国货币作为一种货币性产品，由于美元的贬值也会相对升值。

至于在本轮美元贬值中，欧元升值较大，应该与欧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有关。欧元基本是目前唯一可以对美元有替代性的货币。美元贬值，资金就会流向相对高价值的货币和资产，欧元升值与石油和黄金价格上涨的性质是一样的。人民币也在被动承受升值的压力，欧元转嫁压力给人民币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解决问题的。

我们自己也需要明白，给定中国目前国内的各种经济体系中的复杂矛盾，特别是通货膨胀上升，内部结构问题显现货币贬值的压力，中国可能承受不了国际社会转嫁的升值压力。加速内部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可能是解决当前国内外矛盾的正确途径。

陈志武观点：金融价格的调整不能用“渐进”

股市泡沫、房价失控、外汇储备膨胀、出口顺差飞涨，还有就是银行存款真实利率为3％，因此以利率调整为宏观调控手段难以奏效。这些失衡现象从表面看好像彼此孤立，但实际上都是由人民币升值太慢所致，或至少是众多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很多人说正是为了避免重蹈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衰退的覆辙，而让人民币缓慢升值；可是，这样做的真实结果恰恰会导致中国经济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

在相对开放的经济里，金融价格的调整不能用“渐进”，至少不能太慢地“渐进”。就以人民币汇率为例，人民币是一种金融资产，它跟美元的汇率是其相对美元的价格。如果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并能自由浮动，任何未来升值预期都能立刻在

市场价格中反映出来，换言之，由于人民币作为金融资产的高流动性，对它的需求和供给都能即刻产生，所以，只要有人民币升值预期，这种预期就不需等到未来才实现，升值在今天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受当天货币供求关系的影响，但更受未来升值、贬值预期的影响。

那么，如果像现在这样，大家都知道人民币应该再升值15％，只不过政府只允许它每年升值5％，“渐进”时间还有三年，其后果会怎样呢?这必然带来各种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失衡和高度经济风险。首先，这意味着人民币作为金融投资资产的价值远高于其价格，而且它必然按每年5％的速度升值，下跌风险甚小。对于任何投资者来说，这种几乎肯定的年回报至少5％的投资品种吸引力如此之大，都想往中国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上冲。为应对这些，中国要想尽一切办法堵，让热钱进不来。可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率均在3％-4％的情况下，稳定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所带来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人民币价格偏离价值实在太多，所以，这几年的博弈不断升级，让境外投资者的热钱哪怕是要通过虚假出口贸易的形式进入中国，他们也愿意。 其次，是国内人民币储蓄不愿意出去。虽然去年开始推出QDII制度，也允许个人投资QDII基金或金融品种，但没有太多人有兴趣，因为把钱投到境外后，所赚外币回报的第一个换成人民币后，等于没赚，这5％只是对消了人民币5％的升值预期。而在没有承担风险的情况下，美元、港币、欧元、日元资产的回报不可能有5％。所以，在人民币每年“渐进”升值5％的预期下，没有几个人有兴趣利用QDⅡ从国家手里买外汇到境外投资，帮助分摊国家承担的外汇风险。

这就有了第三种失衡，外资热钱往中国冲的同时，国内人民币资金又不愿意出去，再加上人民币汇率被人为压低使中国出口顺差进一步膨胀，结果是，国家外汇储备直线上升，已经到了1.4万亿美元，并且还在快速上升。有了这么多外汇怎么办?到哪里投资?由谁来投资?本来，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在投资决策上效率低是出了名的，否则，就不会进行民营化了。但是外汇储备膨胀的后果是让中国政府承担太多的外汇风险，美元贬值、美国降息随时都会使中国承受直接损失。这就有了由各大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到境外买项目和企业的必要，也有了成立中国投资公司的必要，让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成了大的投资商，由此带来的问题、挑战和浪费，这里就不多说。

第四种后果是贸易顺差的暴升。我们可以把人民币的汇率看作中国劳动力的价格、环境价格、资源价格，那么，让人民币尽快升值等于是让中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更高，让污染中国环境的代价提高，也让消耗中国资源的成本更高；相反地，把人民币汇率人为压低，等于让中国劳动力、环境和资源能继续很便宜地被消耗，也当然使中国的贸易顺差继续猛增。

股市泡沫是中国未来几年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一旦股市泡沫扩大并破裂，它比任何其他市场的崩溃都更能引发社会动荡，中断近30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进程。

是调整金融政策的时候了。首先要做的是从源头开始，让人民币尽快升值。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周洛华观点：通胀无牛市

股票价值从根本上说，体现的是企业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组织生产效率提高的能力。举个例子，如果给你700亿元人民币，你能够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构架一个和振华港机具有相同竞争实力的企业的话，你是不会去买振华港机的股票的。如果你从市场上花530个亿，也无法组建一个像中兴通讯那样有竞争力的公司，那么你倒是可以考虑购买中兴通讯的股票。大家之所以购买公司的股票，并不完全是为了分红，在成熟市场上，高分红的股票往往表现很稳定，不涨也不跌。我们买股票更多是看好公司创造新价值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是不断增长的，也是我们无法在市场上复制的。通货膨胀说明企业的能力改善的前景到了极限，这时候我们应该抛出股票。如果企业这种能力得到继续提升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看到通货膨胀。设想，如果上海汽车能够开发出具有规模应用前景的新能源汽车，我们就根本不用担心石油涨价了，我们放心继续持有上海汽车的股票就是了。

有人说，通货膨胀应该提升类似西部矿业等资源类股票的价值。我刚刚用同情而惋惜的口吻挂断了我那些前赴后继买入西部矿业股票的朋友的电话。他们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安慰的话，可惜的是，我帮不了他们。通货膨胀是会导致原材料涨价，但是石油价格暴涨并不等于中国石油公司或者埃克松美孚石油的股价上涨。金融学认为：如同能量存在于一切物质之中，头寸存在于一切资产之中。石油公司的股票存在两个头寸，一个是石油看涨的头寸，一个是看好该公司找油能力的头寸。那些不具有进一步找到新油田能力的公司会被市场抛弃，既然是看好石油上涨，就应该直接买入石油而不是美孚的股票。

一般来说，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会在当年出现物价上涨，如果假设我国明年物价上涨幅度在10％左右，那将显著降低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我曾说过，人民币升值能够克服通货膨胀，但是既然人民币只能缓慢升值，那么2008年的股票投资价值将低于房地产的投资价值。一句话，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能扼杀优质成长的企业，泛滥的流动性则无法支撑稳定的牛市。

(周洛华　上海大学金融学副教授)

郭凯观点：坚定持有美元

如果一个股评家推荐持有一只肯定要跌的股票，那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人脑子大概是出问题。如果我说，我觉得中国应该坚定地持有一种肯定要贬值的货币，肯定也会有很多人觉得我脑子有问题。可是，我确实觉得中国应该继续坚定地持有美元，也许我的脑子是有问题。

两年前，我遇到了一位在美国做房地产生意的华裔小亭。也许我对他在言语上的尊重让他觉得很有面子，在临别的时候，他拿出一张名片给我，说：Call Me，眼神中的含义似乎是：有什么地方需要罩着的，来找我。然后就坐着他那辆漂亮的大奔走了。那张名片当然是我回家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但我们吃饭的时候聊了很多。他告诉我他只做商用住宅，不做民用住宅，因为民用住宅做起来麻烦。他告诉我，他从来都是两个党都捐钱，而且捐一样多。理论很简单也很实在：生意是要做一辈子的，政党却是轮流坐庄，当然两边都要搞好关系。当然，他告诉我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做生意的方式：经济低谷地价低的时候屯地，经济好的时候地价涨的时候出手。

你听完他的话，大概会想，一个人要脑子多有问题才在经济好的时候买房啊?不是摆明了给别人赚钱吗?大家都应该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买房，这样才划算，不被上面这位赚钱。你再―想，可能又觉得不对了，经济不好的时候谁有钱买房啊?要是大家都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买房，那经济就不会不好了。或者反过来说，要是经济好的时候大家还不买房，那经济还怎么好?

说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回到美元身上。作为个人，你当然可以在看准美元要贬值的情况下，更多的持有别的货币，就像上面的那位地产商一样逆周期操作来赚钱。但在宏观层面，美元走弱的原因是对

美元的需求相对于供给减弱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外汇大国抛美元是什么后果?只能是让原本就弱的需求变得更弱，原本要慢慢贬值的美元立刻就贬值。

美元贬值的“原罪”是什么，众说纷纭，从危言耸听的阴谋论到天不会塌的乐观派都有。从道理上讲，如果美元贬值不是中国的错，中国就不应该承担美元贬值的代价。可是，这已经不是一个各扫门前雪的时代了。现实地说，现在要讨论的问题不是应该不应该，而是如何去面对这件事情。抛美元，对美国来说是落井下石，对中国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中国就在那口井里。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14日在华盛顿表示，中国的外汇储备仍将以美元为主，此一政策立场相当坚定。谢谢同意。

(郭凯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生)

叶檀颜点：先A后H的实质是为最终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打基础

中国中铁充当先锋，走上了先A后H的发行之路。从先H后A，到A+H，到先A后H，这是中国资本市场一次困难的三级跳。

这首先说明A股市场重新夺回了对于国内大型企业的市场定价权。随中铁之后的太保集团拟发行不超过9亿股H股，H股发行价格将不低于A股价格，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从国际投资者手中夺回定价权的目的。

H股定价权存在天然缺陷。由于港币是非货币，必须由挂钩的货币如美元代为定价，其中的汇率风险、市场风险通通表现在过低的定价之中。香港民众虽然分得杯羹，但利益的大头被国际投资者俘获，因为国际市场的路演无法避开这些体形庞大的国际投资者。中石油中石化1块多港币的IPO价格形如明显的利益输送，谁让你自己将定价权拱手交给了别人呢?

先H后A模式同样存在境外投资者大肆获取无风险溢价的问题。根据摩根大通分析，在11家回归A股上市的H股之中，A股上市前的三个月H股股价不论市况都会逐步上升，逐步上升是一种温和的遮羞说法，在A股上市前中人寿等公司的股价暴涨，提早收割内地溢价的红利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而内地不得不一再在投资者不胜寒的高价发行新股。一旦A股正式上市后，H股表现各异，差价逐渐收窄。据摩根大通估计，明年A股与H股差价可以收窄至35％，主要是由于内地可望有300亿美元QDII资金投资于港股所带动。先A模式挤占了剪内地投资者羊毛的空间。

以往发行H股或者红筹股一为收集外汇，二为在东亚金融危机后扶持香港市场，三因A股市场容量过小，只能在“大局”之下行无奈之事。如今随着政府做大内地资本市场、人民币汇率逐步市场化决心已定，收回定价权宜早不宜迟，让国际投资者动辄收获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港币，以有限财力行无限好事的无谓利益输送不能再干。大型企业在香港市场定价从一开始就是权宜之举，行之于长远将对中国经济造成破坏行影响。

篇5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进步和发展需要科技的推动，但也离不开伦理的支撑和维系。我们看到，在生命科技发展的过程中，生命伦理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人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科技与生命的价值。事实上，从器官移植、生殖技术、安乐死、医学实验到基因、克隆技术等等，生命科技的发展给社会伦理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困惑和冲击。笔者认为，生命科技和生命伦理之间其实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发展中有着共同的人文价值追求，我们应探索并把握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人文价值新的平衡点，并促成其合力的发挥。

一、生命科技人文价值的历史反思

纵观生命科技发展的发展，我们看到其有着厚重的社会背景。马克思认为:“科学是现代生命科技的伦理问题研究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 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科技得到全方位迅猛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发展的第一要素，科技实力实际上成了决定各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美国一位科学家所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科学领域在为人类谋福利和在基本知识的积累上有像目前生命科学那样的广阔前景”。[2] “基因工程、人体基因组计划、克隆技术”成功实现了生命科学的三大突破，预示出二十一世纪生物学革命和生命科学世纪的到来。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科技的价值取向被定位于探索未知与求利，从而人们不得不把思维的视角从科技认知与实用价值集中到科学技术的人文社会价值本身上来。

长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与科学技术一样，“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于杀人。”[3]从本质上讲，生命科技不断被人类所拓展、运用，其根本目的是为人服务，其价值贯穿并体现着“关心人、爱护人，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创造尽可能的良好条件”的人本主义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生命科技的进步必然引发人们传统生命伦理的重构。人的存在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其它物体的“自为的存在”，而自为的存在总是表现为主动的和积极的存在，它要不断地否定和超越自己，总是在变化，没有停息。”[4]因此笔者认为，生命科技的研究和运用的人文价值应是追求真与善的统一，生命科技活动的好奇心必须服从责任心，求真是手段，求善才是生命科技追求的终极目标。

二、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碰撞中丰富内涵

生命科学的发展催生生命伦理内涵的不断丰富。爱因斯坦说:“单靠知识和技巧并不能使人类走向幸福和高尚的生活”，因为，“关于真理的知识本身虽然是了不起的”，但是，“它却很少能起指导作用，它甚至不能证明向往这种真理知识的志向是正当的和有价值的” [5]。在人类新开辟的各种活动领域，其各种关系的调整需要成了相应伦理产生的逻辑必然，现代应用伦理学中的生命伦理学正是在这种历史逻辑下产生、发展，并不断得到完善。我们可以说生命伦理的研究是随着分子生物学、生物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人类基因组计划、辅助生殖和克隆技术等的研究和实施，需要做出理性的思考和道德判断而产生的。生命科学的研究和实践使得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政府决策机构和公众汇聚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领域，共同探寻生命科学研究的规范措施和对策。

生命伦理强调的是生命的价值，它认为，人的生命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因此生命伦理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应包括：有利、尊重、公正和互助。生命伦理的价值精神首先应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人的生命本身是珍贵的。二是任何一个享有生命的人，他们的生命都是同等宝贵的，都是应当受到尊重和珍视的。第三，保存生命、尊重生命的原则，在次序上是最优先的，优先于所有其他的道德原则。生命价值的普遍性和优先权，基本是人们的共识。目前，对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价值冲突存在不同的认识，原因是当代生命科学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实践，在辅助生殖中的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代孕及克隆技术等方面产生了形形的伦理道德难题。所以，生命伦理在探讨生命的价值问题时，着眼点不应仅仅放在对生命价值的方方面面进行最终论证上，而应在维护人类共同幸福这一主导思想下，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

三、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和谐社会追求中融合

首先，追求人文价值是生命科技发展的原动力。J.M.斯托登梅尔认为，“脱离了人文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有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容器。那些设计、接受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益都必将体现在技术的身上。”[6]马克思指出，人性是人与其它动物区别的重要表征，其包括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人不是固有的抽象物，其根本属性是现实性上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在研究分析人性的需要时就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思维，在特定的时空中加以界定。因此，对生命质量的关注达到了新的层次，人们开始习惯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思考生命的伦理意义。在生命面前，科技必须寻求更加人性化的发展方式，必须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必须警惕生命科技可能引发的对人性需要的扼杀。

其次，生命科技的人文价值是社会文化完善的现实需要。人们对科学技术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有一部分人试图将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相分离。其实，科学首先是作为文化而存在的，生命科技亦是如此。人在自然中生存，人解释自然，为自然寻找秩序，为自己制定行为规范，这就形成了文化。社会文化是对人性的反映，人性方方面面的需要自然也会反映到文化中。 “人之所以在其它生物面前有优先权是因为人是有道德行为、道德意识的主体，是有自我意识的理性之人，因而认为只有具有理性之人才谈得上拥有作为社会心理过程的一种结果的完全道义上的生命权利。”[7 ]康德指出，一个理性的存在者产生能自行选择目的的能力（从而其在自由中），就是文化。因此，至于人类种族，我们有理由归于自然的最终目的的，只能是文化……。可见，人类文化的核心和生命力就是对人类价值的追求，体现了典型的人文终极关怀。社会越发展，社会文化越进步，生命科技的人文价值也必将更加彰显。

再次，在人文价值引领社会前行中实现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和合。坚持生命科技研究为人类的生存、幸福和发展服务的宗旨，坚持行善避恶、趋利避害、公正的恒久道义，不但有利于促进生命科技的健康发展，而且对和谐社会的重构，促进生命科技与道德文化协调发展，提高人类生存质量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指出，在当今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要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生命科技的研究本身对其成果的运用有直接导向作用，在项目研究以前和过程中就应当有文化价值的正确导向。总之，在生命科技发展中必然与自由的把握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其中和谐与高质量的生命、生活是其基本表征。生命科技的运用应该为人服务，生命伦理也是更好体现人文关怀，而不是相反。正如学者沈铭贤在《科学哲学与生命伦理》一书中指出：在当前经济长足发展，人们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征程中，我们应该同时举起两面旗帜――科学的旗帜和科学与人文交汇的旗帜，不能只呼吸一种文化空气，促进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良性互动。在科学技术成为强势文化的今天，生命伦理学更必须对生命科学给予深刻仁爱社会文化的关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页。

［2］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4页。

［3］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6页。

［4］《西方哲学智慧》 张志伟等主编，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1版，2001.4二次印刷，第107页。

［5］《生物医学的法律和伦理问题》，郭自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篇6

一、生育行为是一种理性经济人的行为

“经济人”(Home Occonomicus，或Economic Man)，简单地说指人是自私自利的，其经济行为的原始驱动力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个人追求的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那么就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并不一致;因而，个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使社会得到最大利益，有时甚至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损失。

家庭的育龄夫妻作为经济生活的理性人，其所进行的生育行为是一种经济人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我国(特别是农村)的多胎生育以及男孩偏好正是经济人假说的表现。在传统社会里，为了实现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家庭希望多生育小孩。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1)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子女.的多少代表劳动力水平的强弱，子女多(特别是男孩多)，劳动力足，在平时的生产中，就能担负起更重的体力的投人，因而就能有更多的产出，家庭的经济收人也得到增加;(2)成年子女不但能增加劳动力的投人，同时，也是父母养老的保障。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生命周期长度要大大长于其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只是其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为了在失去劳动能力后仍然能维持生活需要，人们必须将劳动时期获得的收人的一部分积蓄起来，而适于积蓄的物资财物是土地、房产、贵金属和珠宝等商品，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有能力进行这种物资财物积蓄的人仅仅是少数，对于绝大多数的人而言，消费的剩余可能很少，因此，其终身的资源分配就难以利用财富或货币进行储蓄，而只能用人力储蓄的方式，即生育子女。子女及其劳动能力具有永久积蓄的特点，因而成为重要的养老资源。同时，土地、房产、贵金属和珠宝等商品的价格不稳定，保值增值的不确定性因素多，而子女却能给家庭带来永久的收益期望。多子女与独生子女相比，在劳动力投入与增殖保值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另一方面，从非经济利益的角度，也即是效用最大化:(1)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多子多福”，儿孙满堂，子女多，幸福感强;(2)“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育子女特别是男孩，也满足了孝文化的需要。所以，多育以及男孩偏好，能实现经济人假说的效用最大化的要求。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子女多，老年人从子女处得到的养老保障费用也多。

假设2:子女多，老年人从子女处得到的精神安慰高。

二、数据收集

本次采用整群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先在湖南新邵县新田铺镇下辖的29个行政村中抽出5个行政村，然后在被抽取的行政村中普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养老方面的基本状况。除少数老年人迁居外地或因其他原因未能被调查外，共回收有效资料310份。由于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文化程度一般较低，因而均以问卷访谈的方法来取得资料，即笔者对每一位老年人进行直接入户访问，由笔者亲自填写问卷。问卷内容除了关于老年人的年龄、性别、文化水平、身体状况、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居住状况等基本情况外，还包括老年人赡养的各方面状况，包括老年人自我养老状况、子女供养状况及对养老状况的满意度和养老中的主要问题与困难等。

三、子女及计划生育户养老保障状况

1.为了本文的研究需要，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调查数据:(1)生育状况:在样本中，有31位老年人没有子女，其中巧人完全没有子女，而16人通过过继的方式续绝，从而拥有一个儿子。有279人育有子女，占90. 6%，平均生育4.45个子女。从性别来看，平均生育儿子数为2.39个，女儿数为2.05个，其中育有儿子最多为7个，女儿最多为4个。在样本中，有子女老人289人，约占样本总数的93.22% o ( 2)在样本中，286位老年人无固定收人，依靠自己的劳动投人或子女供给获得经济来源，占总人数的68.39%(表1)。

篇7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同学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在高中阶段，我们学生正处于人生观和价值观建立健全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如果价值观和人生观发生偏差，最终可能对我们今后的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我们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是每个同学都应该为之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中学生人生价值观的主要影响

1.1给高中学生人生价值观带来的正面影响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我们学生人生价值观的建立健全带来全新的契机。在社会转型的时期内，各种多元化的思想和思维相互碰撞，产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的基础之上，越来越多具有正能量的思想喷涌而出，为我们学生的人生价值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1]这些具有正能量的人生价值观与时代的发展相协调，更加“接地气”。很显然，面对这样的人生价值观，我们学生更加容易接受。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生价值观的教育要求变得更高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对于人才的培养有着更加高层次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的开放性要求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具有明确且正确的政治方向，面对纷繁复杂的花花世界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很显然这是对新形势之下的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2给高中学生人生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各种负面思想不断滋生，给我们学生人生价值观的建立健全带来了诸多不良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开放的大平台之下，各种舶来思想层出不穷，这些思想良莠不齐，而缺乏辨别能力的同学们自然首当其冲成为了这些不良思想的的“牺牲品”。[2]很多同学将所有的外国思想视为至理名言，对其盲目崇拜。拜金思想、攀比思想在同学之间不断蔓延并呈现燎原之势。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之下，我们同学间也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在原先计划经济时代之下，我们的思想十分单纯，信仰明确。但是在现如今鱼龙混杂的社会中，我们学生却常常感到十分迷茫，不知道自己该信仰什么，也不知道究竟该怎样正确进行信仰。理想和信念的崩塌是这一代的我们普遍遇到的问题之一。

2市场经济条件下高中学生人生价值观确定的主要策略

2.1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进行人生价值观的确定

我们学生在建立健全人生价值观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原则，在此基础上联系国际国内的最新形势变化，并以我们自身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为基础，正确引导我们学生面对人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既要考虑到同学间的共性，又要针对每个不同的同学因材施教，切勿在人生价值观的教育上“一刀切”，各种事例的选择也必须具有说服力，让人信服的人生价值观教育才是正确恰当的教育形式。

2.2在主导与主体相结合的原则下进行人生价值观的培养

对于正处于高中阶段的我们来说，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的我们情感体验变得日渐丰富，各种观念逐渐成熟，是帮助我们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的好时期。在教学中，宽松和谐的课堂氛围十分重要，准确把握我们学生的思想，积极引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并为我们以后的成长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注重我们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十分重要，此时的我们已经具有一定的意识和主见，在这个阶段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切勿太过于主观，而是应该以尊重我们学生为基本前提，在此大前提之下，我们学生能感受到足够多的重视，并在此种重视感中提升我们自身的情感体验，进而让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变得更加丰沛。

2.3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下进行人生价值观的培育

在建立健全我们高中学生人生价值观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这二者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有的同学认为人生价值观仅仅是停留在书本上的内容，与自己的实际生活距离十分遥远。[3]很显然，这就是错误将人生价值观的树立进行理论和实践的相互隔离。让人生价值观的建立不健全。因此，在建立健全我们高中学生人生价值观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将理论和实践进行相互的统一，并从中找到相互的结合点，让人生价值观的建立更加顺利有效。

3结束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高中学生人生价值观的培养十分重要。为了让我们学生的人生价值观更趋完善，社会、学校、家庭应该多管齐下，让我们能在健康和谐的氛围中健康成长，成为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作者:伍慕子 单位:长沙市长郡中学

参考文献：

篇8

一

人活着一般都有自己的生活欲求和人生看法，人的生活欲求和人生看法不仅实实在在地普遍存在，而且还因人而异或因时而异而有不同的内容。在人生理论里，我们把具有稳定性、综合性、持续性的，表现为非“冲动”之形式的，人在人生方向上对自身意义的价值定位称为“人生价值观”或“人生价值取向”。通俗地说，“人生价值观”或“人生价值取向”就是人对人生价值的最一般看法或取向。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定位和实际追求，人们会在纵横纷纭的社会利益关系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不一定一旦完成就一成不变。这，就是人生价值①的择定。

当然，人在选择自己的人生价值定位时，也往往会对别人的人生价值定位作出期望和预设。也就是说，人们一般不仅会对自己的人生应怎样作出心理期望和预设，而且往往会对他人尤其是对其亲近的人的人生应怎样作出心理期望和预设。这，也是人生价值的一种择定。因为人的存在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的人生价值定位的择定必定既具有自我性，又具有非自我性。

人的人生价值定位的择定，其基本原则是利倾性原则。从个人角度说，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价值定位是围绕着人自己心理认定的利益进行的——既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利益，也包括以社会为中心并内化为自身需求的利益，它都直接或非直接、直观或非直观、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价值主体的利益倾向。

人生价值定位的择定依择定主体划分，可以分为自为和他为两种，即自命价值和他命价值两种。自命价值就是自己心理择定的价值定位或价值期望；他命价值就是他者择定而赋予个人的价值定位或价值期望。按价值择定主体的实际状况分，他命价值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我谓之“单性他命价值”。“单性他命价值”是指特定的社会个体对某一社会成员即对真正价值主体所期望的人生价值定位。其择定主体通常指一两个数的亲属、老师、朋友、同学、同事等。单性他命价值的择定主体一般与真正的价值主体关系较亲近，对价值主体的心理和行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第二种类型我谓之“合性他命价值”。“合性他命价值”是指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对某一社会成员所期望的人生价值定位，如某一单位、某一村庄、某一城市社区对某人的价值期望。这种社会群体和真正的价值主体在空间上较接近，能通过社会言论等对价值主体的价值定位之选择发生较直接的影响。第三种类型我谓之“复性他命价值”。“复性他命价值”是指整个社会尤其一个国家内的社会整体对价值主体所期望的人生价值定位。这种价值期望一般通过社会的主导性道德价值观和社会的主导性舆论倾向对价值主体的人生价值定位之选择发生相关的影响。

单性他命价值、合性他命价值、复性他命价值因择定主体与真正的价值主体的亲近性不同，而一般情况下呈现出具体性、直接性递减和抽象性、间接性递增的排列趋势。特别是复性他命价值，因为它是整个主流性社会文化对价值主体的一种最普遍、最一般的价值期望，所以它往往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要求，符合一般社会历史进程的价值期望——这里假定主流性的社会文化就是最合理的社会文化。当然，应当说明的是：文中把他命价值分为单性、合性、复性三种类型，是为了分析相对于价值主体的他者对价值主体自我价值定位的不同影响力，即为了分析非自我价值期望的多样性。实际上，三者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并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二

为了深入地认清人生价值观尤其是“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的问题，下面再来详细分析人生价值观中的自命价值这一内容。

人对人生价值的自我定位和追求，一般来说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定位于实现对物利的享有，第二个层次是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定位于实现对名位的享有，第三个层次是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定位于实现对道义的享有。鉴于从最一般意义上讲名誉追求、地位追求和道义追求也是一种利益追求，我们为讨论的需要就把这三个层次分别简称为“物利实现”、“名利实现”、“义利实现”，并把其价值定位的对象性体现分别称为“物利”（物质之利益）、“名利”（名位之利益）、“义利”（道义之利益）。

物利实现的人生价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价值、意义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对物质利益的享有；名利实现的人生价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价值、意义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对社会名誉、社会地位、社会尊严的享有；义利实现的人生价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价值、意义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对社会道义的享有。而社会名誉、社会地位、社会尊严和社会道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对社会名誉、社会地位、社会尊严和社会道义的追求一般也就是对他人或社会实际利益的增长的推进。换句话说，具体的实际利益一般情况下的非共享性和非共生性，决定了对他人、对社会实际利益的增长的推进，往往同时就也是对自我实际利益（尤其是非精神之实际利益）的付出。当然，这里的“义利实现”是泛指一切自觉地把实现他人或社会的实际福祉作为自我人生价值追求的价值实现。

在现实生活中，要实现他人或社会给予的荣誉、地位、尊严等精神性利益，一般就必须为他人或社会的实际福祉作出贡献，作出自己的付出；要实现自我认可也是社会认可的社会道义，一般也必须为他人或社会的实际福祉作出贡献，作自己的付出，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付出。可见，名利实现的层次是对物利实现的层次的一种超越；义利实现的层次呢，也是对名利实现的层次的一种超越。物利实现为享有直接的物利，名利实现为享有外在的名誉、地位，义利实现则为享有社会道义及他人、社会实际福祉的增进。每一种层次的超越，都是对自我物利的相对否定和对他者物利的相对肯定，都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和道德人格的完善。实际上，在进步而合理的社会道德观和社会评价下，要获得他人、社会的巨大承认，要获得外予的名誉、地位、尊严，则他必须为他人或社会作出更多的工作，更多的创造，更多的成就，更多的付出。如果说名利实现的人生价值定位还不是一种真正高尚、自觉的人生价值取向，那么义利实现的人生价值定位则是一种主要为他人、为社会谋福祉的高尚而自觉的人生价值取向了。

转贴于 义利实现的追求是对自我能力实现的追求，是对他人或社会实际福祉的增长的追求，它已经提升到了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有较高的人生境界，而把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的潜能并以此来推进他人、社会实际福祉的增长。这种义利实现的追求的最重要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物质利益，也不是为了社会名位，而是为了他人的福祉，为了社会的福祉，为了自我认可的一种道义或事业。可以说，借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概念，本文所论及的义利实现之追求就是一种合乎社会道义的自我实现之追求，就是一种人生的利益指向和社会道义的利益指向相吻合的人生价值追求。

把自命价值分为三个层次，也是为了讨论的需要。现实生活中单个的人往往既有名利实现的追求，也有物利实现的追求，甚至还有义利实现的追求。但我们认为一般一个人只有一种主导性的价值定位和价值追求，并且这种主导性的价值定位和价值追求在人的一生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物利、名利、义利实现的归纳与分类，也不能完全包括所有的人生价值取向类型，比如某些艺术的、宗教的人生追求，其主导性的人生价值定位往往既不在于物利实现，也不在于名利实现，更与所谓的社会道义的实现相距甚远。也就是说，有些人的人生价值定位及实际追求可能浮于这三种类型之间，也可能浮于这三种类型之外，也可能是这三种类型中的一种。

总之，从整个社会来看，自命人生价值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有层次相关的上述三种基本类型。而从社会个体来看，自命价值也不是唯一的和不变的，自命人生价值和他命人生价值一样，都具有多样性和变化性。

三

很明显，自命人生价值和他命人生价值是来自不同方向的人生价值定位或人生价值期望，两者往往是不一致而有冲突的。自命人生价值最能体现社会个体的自我利益要求，最能体现社会个体对自我人生的模式预设和价值追求；而他命人生价值最能体现他人、社会的利益要求，最能体现他人、社会对个体人生的模式预设和价值期望。各种人生价值观的矛盾和困惑，往往恰恰发生在自命价值和他命价值的冲突中，发生在自命价值和单性他命价值、合性他命价值、复性他命价值的各种冲突甚至是他命价值的内部的各种冲突中（如下图）。特别是他命价值中的复性他命价值，是社会整体对个人人生的最一般的模式预设和价值期望，它与自命人生价值的内容往往具有最大的差异和距离。自命价值最具有个体性、直接性、具体性，而他命价值中的复性他命价值最具有非个体性、非直接性、非具体性，自命价值与复性他命价值往往也就存在最大的矛盾和冲突。——本文的“复性他命价值”这一概念与传统人生理论中的“社会价值”这一概念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 人生价值矛盾关系图②③

A：自命价值

B：他命价值

B1：单性他命价值

B2 ：合性他命价值

B3：复性他命价值

在承认人生价值观和人生价值事实是两回事的前提下，通过对人生价值定位的自命和他命的区别，通过对自命人生价值和他命人生价值各自内容的分析和相互关系的考察，我可以看到他命人生价值的多样性和变动性，也可以看到自命人生价值的多样性和变动性。而一个人人生价值观的实际矛盾和心理困惑，就存在于自命价值和他命价值的冲突中，存在于具体的自命价值之内容和具体的他命价值之内容在排列组合上可能构成的种种关系中。依据我们现有社会的主导性道德价值观和社会的主导性利益倾向，则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应不断地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超越，从物利实现向义利实现发展，从而不断地与他命价值中的最高价值类型——“复性他命价值”趋于吻合，也即与主流社会赋予的价值期望趋于吻合。只有自命价值和他命价值尤其自命价值和复性他命价值双向运动，特别是自命价值向复性他命价值趋向运动，自命价值与他命价值的实际紧张关系才能得以缓和或消除，自我和他人、社会的多维关系才能得以协调和统一。

【 注 释 】

① 本文文中的“人生价值”是“人生意义”意义上的人生价值，而不是“人生功过”意义的人生价值。前者属于人生观，后者属于人生事实；前者指向人生的未来，后指向人生的过去；前者存在于人的主观心理中，后者存在于人的客观事实中。本文的讨论，都是在人生观的层面上展开，而不是在人生的实际功过层面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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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不断发展，高中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发展正处于关键的时期，所以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就非常重要，高中学生正是处于发展人生观的重要时期，如果在这个阶段之中，人生观和价值观出现偏差的情况，那么会极大的影响到高中学生以后的成长，所以一定要不断的提升学生的思想价值观，这是每个同学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中学生人生价值观的主要影响

（一）给高中学生人生价值观带来的正面影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对于建立学生的人生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契机，在社会进行转型的这段时期内，有许多比较多元化的思想以及思维进行相互碰撞，并且在碰撞之中发生了让人惊喜的火花，我们需要在发扬优秀的传统这个基础之上，发展出越来越多的比较正能量的思想，为我们的学生人生价值观的建立提供了思想背景。而，而且我们所建立的这些具有正能量的人生观，也适应了时展的潮流，使其变得更加“接地气”。并且这样的人生价值观也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在市场经济发展体制下，对于人生价值观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社会主义经济正在不断发展之中，所以我们对于所培养的人才，有着比较高层次的标准，社会主义市场具有比较开放性的优势，它所要求培养的人才，一定要明确国家的政治方向，并且能够在复杂的世界中拥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这是在新形势发展之下，对人生价值观高要求的体现。

（二）给高中学生人生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也会滋生出各种负面思想，这也会极大的影响影响到学生建立人生价值观，会对其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现在市场经济比较开放，也有许多层出不穷的舶来思想，而这些思想是需要我们拥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来进行判断的，而没有辨别能力的同学，自然也会受这些不良思想的影响，建立出不正确的价值观，从而影响其一生。现在有许多同学会崇拜外国的思想，把它当成至理名言，比较盲目的崇拜，并且在同学之中也有许多拜金思想和攀比思想在不断蔓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同学之间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信仰危机，所以在以往的经济时代之中，我们的思想十分单纯，并且具有明确的信仰，但是现在的社会鱼龙混杂，我们的学生经常会感觉到迷茫，不知道什么样的信仰是正确的，也不知道自己该信仰什么，不该信仰什么。这代普遍遇到的问题就是出现理想和信念的崩塌。

二、高中学生市场经济背景下人生价值观存在的问题

（一）对个人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的重视程度缺乏一致性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高中生会因为过于重视自我的价值，而忽视了社会的价值，这也是现在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许多学生在进行学习的过程中，有大部分的同学自我表达意识还是比较强烈的，具有自我独立意识，在进行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每个问题都会过分强调自身的主体意识，高度重视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只有少部分学生在重视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会高度重视社会价值，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是通过为社会做贡献，而只注重自身价值的同学，会比较重视自我价值的体现，所以通常是自我中心的情况。

（二）对物质利益以及精神追求的重视程度缺乏一致性

高中生在建立人生价值观方面，会有许多严重的问题存在，比如比较重视物质上的利益，而对于精神方面的追求比较匮乏。这同时也会影响到高中同学人生价值观的建立。在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大部分同学都比较追求功利，十分重视物质的利益，只有少部分的同学会比较重视精神上的追求，这同时也反映出来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人生价值观的问题所在。

（三）对才与德的重视程度缺乏一致性

除了上面我们所提到的问题之外，我们在人生价值观方面出现的第三个大问题就是比较重才轻德。因为许多同学在进行学习过程中，普遍都认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关键是机遇，社会关系等等，而个人的优良品质不可以帮助实现其人生价值，所以并没有足够的重视人的道德品质，这种观念其实是错误的，同时也是比较片面的。

三、确定高中学生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生价值观的策略

（一）注重结合理论以及实践来确定人生价值观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之下，要想使学生建一个比较成熟的人生观，价值观，必须要做到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起来，同时还要根据国外发展的形势及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发展我们的理解和认知能力，同时把它作为树立人生观的基础。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面对人生的各种问题，同时在整个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学生之间的共同特征，还是要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差异，根据学生的差异性进行因材施教，为每个同学选择比较合适的教育措施。

（二）注重结合主导以及主体来培养人生价值观

高中阶段，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之中，我们的思想正在不断的发展成熟，这个对于人生价值观的形成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们需要营造比较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能够正确的引导我们的思想发展，来帮助我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注重统一理论以及实践来培育人生价值观

只能在书本中学习人生价值观，对于人生价值观的建立，只能局限于课堂，和实际的生活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要想为高中生建立一个健全的人生观价值观，就需要把理论知识以及实际生活情况相互统一，从而实现高中生人生价值观的成熟。

四、结语

市场经济发展的比较迅速，所以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高中生的思想，而这个阶段，却是我们发展人生观的关键时期，所以学校家庭及社会都应该高度重视培养高中生的人生价值观，从而让学生能够健康的成长，促进其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要想进行全面的培养人生观，就需要实现多管齐下的措施，不断的创新各种方法，从而把高中生培养成对社会有贡献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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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生价值的基本涵义

人生价值是人生观体系中的重要的范畴，是价值在人生观方面的最佳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人生的价值是人生在社会现实中的正面作用的体现，评价人生价值的大小，可以从人生对社会的意义方面理解和认识，理解人生意义的大小，人生价值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1.价值尺度

首先，评价人生价值的根本尺度是指一个人的人生活动是不是与社会发展规律相符合，是不是有利于社会历史的进步，是不是对更广大人民有利。

其次，对于人生价值评价的基本尺度，是劳动以及通过劳动对社会和人们所做出的贡献，这是评价人生价值的基本标准。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一个分子，总是应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存在，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在现实中，人们会选取自己的生活道路并通过相应的生活方式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生的社会价值是人生价值的最基本内容。一个人的生命有什么价值，从根本上而言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而社会对于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主要是以他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为标准。

2.如何实现人生价值，需要具体的条件

人生价值目标的实现是实践方面的过程。社会实践又是确立人生价值目标的根源。在社会实践中，人在价值关系中的主客置不是固而不变的，人既是客体，同时又会是主体，它是主客体关系的相统一。

故，树立哪种类型的价值观就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反应。要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就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且要为之而不断奋斗。

主客观条件制约着人生价值，这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及个人的主观要素。其中主观条件是确立科学的人生价值目标，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实践能力，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等。而相对而言的客观条件则主要指，政治经济制度及思想意识形态，舆论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个人主观因素则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个人对自我认识、自我改进、自我发展的能力，来满足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索取。故，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要求我们必须完全的全方位的改造自己。

二、个人人生价值的索取与贡献

1.贡献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要求，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与物质财富必须靠每个社会成员来通过创造性劳动，作出贡献才能完成。若成员只求索取而不谈贡献或付出，社会将难以存在，发展更是难而不在话下的。

2.贡献是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志，人生价值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合理满足，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辩证的和有机统一的。而社会对个人的满足应当以个人对社会贡献为根基，这是社会得以前进的外在要求。因此，人生价值并非是看社会为他提供贡献多少，也或者说他有多少社会的金物财器，其权势多大，位子多高，而是要看他为社会的贡献是什么是多少，以此为标准而进行切实衡量。

人生之价值其存在之根基在于奉献，人们常言要实现人生价值，但人生之价值又谓为何物？我认为，人生之价值即为奉献。何人对社会奉献大，其实现的人生价值就越大。不管是行政官员，科学人士，企业人员，艺术大家，还是一心利他者之英雄人物，甚或一介凡夫俗子，其均存有人生之价值。或许会有人言：非也！人生之价出之于索取。谁取索得越多，相对而言，其实现的人生价值通常往往会大，诚然，谁取所得越多，他个人的社会财富必然会越多，但如果不用在造福社会，造福人民上，那么，即便财富多多，亦无任何社会价值意义可言！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的价值，应看其贡献，而不是仅看其取得了什么，也或其取得了多少。”他又说，“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他还是，“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人生的意义可言。”所有这些对人生价值的论述都是相当精辟的，对我们十分有好处，值得深切体味，让我们以春蚕和蜡炬为榜样，终生奉献为乐，以奉献为荣，把奉献作为自己的应有职责，不止的去征战人生的疆场，努力去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结论

我们应坚持正确的人生取向，在现今，特别是要处理好个人、集体与国家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最后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所树立的正确价值观才能经得起生活的考验，才能在向社会所取的同时更好的为社会乃至国家做贡献。

最后，不管是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还是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它们都源于人的创造力，也是对人生的行为与目的的一种社会评价，因为它们，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杠杆，也是正确选择人生道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条件。对于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实现需要在树立了科学的价值观之后个人对社会贡献，达到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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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生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一、人生价值认知与实践

人生价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我价值，即个体的实践活动对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对自身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二是社会价值，即个体的实践活动对社会和他人所具有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个人对他人和社会所作的贡献；其中，人生的社会价值最基本的价值。对于人生价值而言，人生价值的实现即价值客体的人所创造的物质或精神成果对社会、他人需要的满足程度。价值既然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那么价值的实现就与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满足程度有关。在现实中，不同人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不同，如何科学理解人生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要义之一。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生价值实践中的作用

（一）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人生价值实践。人生价值的实现与人生价值观有关，也与人的素质也有密切的关系。人的素质越高，越有利于开展各项活动，从而越有利于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素质中最重要的是思想政治素质，它影响着其他素质如智力、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进行教育，从而促进人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能提高人的心理素质。人的智力素质的发展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人的智力发展过程中需要有坚强的毅力、执著的态度、良好的心态，这些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所给予的。通过对人们进行有效的思想引导、心理辅导、情绪疏导，帮助个体保持健康的心态，使得每个个体能够正确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正确对待生活中的得与失，积极主动地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为创造社会价值奠定基础。

（二）思想政治教育为人生价值实践提供导向。人作为有意识的生命存在，一切活动行为都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人是否具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即人生价值观对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否有重要的影响。人们在人生价值观方面容易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主要表现为：过分关注眼前的需要，忽视长远发展的需要；过分关注自我需要，自我价值的实现，对社会价值的关注较少。通过对个体进行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教育，使个体的思想和行为符合社会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对社会或社会群体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而有助于人生价值的实现通过对个体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规范的思想引导，使人们认识到个人不仅是自我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

三、促进人生价值实践对策

人生价值实践受很多因素的制约，主要体现为类价值主体、价值客体以及它们之间需要与被需要的价值。价值主体即个体的人、价值客体即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和价值关系赖以形成的外部环境。

（一）注重唤醒人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就是从思想政治品德上唤醒和弘扬人的主性。它通过对受教育者主体性的激发、保证、引导和培育、来增强人的主体意识，培养人的主体精神，开发人的主体能力，塑造人的主体人格，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强化自己的主人翁责任感。

（二）注重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对事物发展的进程有加速和阻碍作用。对于人生价值的实现问题，不仅要考虑人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身，也要考虑外在的环境。在指导思想方面，坚持和巩固的指导地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舆论方面，加强党对宣传理论工作的领导，通过媒体宣传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新人物、新思想、新风气，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在教育资源方面，要大力开发有利于思想教育的环境资源，如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反映党领导革命队伍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优秀文艺作品，各地设立的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及名胜古迹等。

在微观环境方面，应调动家庭和学校在促进人生价值实现中的作用。家庭是人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站，家庭环境与人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们的言行对孩子的人生观、世界观有重要影响。重视父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开展有关提高父母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和正确行为模式、家庭教育观念的课程，提高父母的素养。学校应大气力营造优良的校园精神文化环境，充分利用学校的德育工具如广播、校报、宣传栏、网络阵地等引导优良学风、宣传高尚道德风气、传播健康科学的生活知识，为个体的个性发展、品质形成、行为的养成必须建构浓郁的学校育人环境。

（三）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改进、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才有利于个体从内心深处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当今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流转速度和准确度日益增强。随着科学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大众传播媒介迅速普及，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依赖现代大众传媒来满足自己的信息需求。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空间就显得更需要拓展，可以利用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力量，结合时下热门事件对其进行讨论，给予必要的思想政治引导，使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人们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参考文献：

[1]刘海春.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人本回归[J].思想教育研究,2004,(4).

[2]杜庆华．论合理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J]．思想教育研究，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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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生价值观的含义

要研究研究生的人生价值观的现状，必须首先明白人生价值观的涵义。所谓人生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人生目的和实践活动进行认识和评价时所持的根本观点和看法。“说到底就是关于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和“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的观念。

二、研究生人生价值观的现状

处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人生价值观同时存在着传统的价值观、西方传入的价值观、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价值观等多种观念的综合影响，几种情况交织在一起，显得相当复杂，出现了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听到了这主旋律中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音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态度

由于整个社会心态的浮躁与功利思想的泛滥，浮躁气氛弥漫又全面渗透到大学，神圣的学术殿堂也出现了功利性的倾向，品行培养和思维训练被忽视，功利取代了追求。在这样的环境下，部分研究生追求实惠，对事物价值的评论纯粹以功利为尺度，对政治学习、理论学习不感兴趣，其学术道德必然滑坡。

2.研究生有情绪化个性

由于一部分研究生是“校门对校门”方式入学，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个性上尚未成熟，做事经常带有情绪化。其个性的情绪化主要体现在思想和行为容易被不健康的情绪所影响，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者遇到挫折，受到一点儿刺激，这种情绪化一旦得不到合理的排泄与引导，就会向消极的方面发展。

3.矛盾与困惑并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应持什么样的人生哲学和信仰，不知所措，无所适从。社会上多元价值观念的并存及其差异加剧了研究生们的困惑、迷茫和惊慌之感。尤其表现在对毕业后的工作的困惑和担忧上。

三、研究生人生价值观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1.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淡化了研究生人生价值观的精神崇高性

现代社会已经由传统的同质的单一社会转向异质的多元社会。多元社会的开放性对多元价值的包容，使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念不再是人们行为必须的价值取向，其结果必然弱化人们对社会整体利益与社会价值的认同，从而淡化人们价值观之社会价值取向。

2.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淡化了研究生人生价值观的精神崇高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地给个人追求自身幸福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的同时，也易使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还有就是外来思想文化中健康成份与腐朽因素的混杂，给研究生的价值观带来正负两面效应。

3.主体观念的偏颇是价值观问题产生的主观原因

市场经济是一种强调个体利益、凸显个体之间利益区别的经济，它强化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功利意识，使人们容易产生个体本位观念，认为个体利益优先于社会整体利益，从而将个体利益与幸福作为行为的出发点和唯一的价值标准。

四、研究生科学人生价值观之重构

1.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引导机制提升研究生人生观的素养

自从我党建立一来，我党就非常重视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人生价值观教育，曾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人生价值观被广大学生视为大而空的话题而忽视。因此，必须加强对我校研究生的人生价值观引导，提升他们的人生价值观素养。

2.重建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体系

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体系，否则就没有凝聚力，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立足于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时期，吸取中西价值观的积极因素，建立体现我们时代精神和我校特点的新型价值观体系。“立身为公，学以致用”的校训正是我们延安大学新型价值观体系的核心。只有这样，才能使我校研究生的价值观变化具有正确的价值导向。

3.研究生要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时代竞争激烈，生存压力加大，要求我们必须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去面对挫折与苦难。能否保持一份豁达的情怀，能否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需要博大的胸襟，非凡的气度。要在逆境中磨炼出你的意志，让自己的思维活跃起来，行动起来，积极为自己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俗话说得好：上帝关上一扇门，必然会打开一扇窗。世界上很多事，换一种思维方式，就会找到人生另外的一扇窗。

参考文献：

[1]袁贵仁：《价值学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