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服务合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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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备受人们关注的医疗事故案件的内核是医疗服务合同，而何谓医疗服务合同、合同双方各有哪些权利义务等，我国法学界、法律界、医疗卫生界并未有统一的认识。

一、医疗服务合同的法律界定

从法律的角度观察，病人到医院就诊便与医院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我国学者一般将这种合同关系归入服务合同范畴，称为医疗服务合同。服务，就其基本语义而言，泛指为别人所做的工作。在经济学上它又被称为“劳务”，指不以实物形式而以提供劳动的形式满足他人的特殊需要[1]。服务合同则指由服务人提供技术、文化、生活服务，受服务人接受服务并给付服务费的合同，其标的特指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提供劳务的行为。由此来看，医疗服务合同应指就诊方与医疗机构达成的，由医疗机构向就诊方提供医疗服务，而由就诊方支付医疗费的合同。

许多外国民法也对医疗合同进行了规定，但冠以不同的名称，如瑞士法律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归入委任契约关系，德国和希腊法律将其称为劳务契约关系，法国、比利时则称之为医疗服务契约关系，这些都与我国学者将其归入服务合同并不矛盾。所谓劳务合同是以劳务为给付标的合同，其实就是服务合同。委任合同，即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2]。从本质上说，委任合同就是服务合同中的一种典型合同。因而，各国对医疗合同的规定存在的只是名称上的差异，在基本内涵、适用原则上应是一致的。

我国《合同法》草案曾专章规定了服务合同，医疗服务合同当属其中之一，新的《合同法》却并无服务合同的规定，因此，我国现实生活中的医疗服务合同尚属非典型合同，对这类合同的处理还需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合同法的一般规则，并参照最相类似的典型合同。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认为，非法律事务的医疗事务只能由准委任合同来调整，而准委任合同必将适用委任合同的一般规则。我国也应当借鉴这种观点。

与其他类型合同相比，医疗服务合同有其独特之处，我们可以将医疗服务合同的法律特征归纳如下[3]:

1）医疗服务合同是一种诺成、不要式、双务、有偿合同。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就诊方与医疗机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如挂完号，合同便宣告成立，并且无需采取特定形式。合同双方当事人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并互负义务。病人在接受医疗服务的同时还需缴纳相应的医疗费，至于实践中医院对医疗费的减收免收，总是基于某种特定原因，这并不能否定医疗服务合同的有偿性。

2）医疗服务合同的主体为就诊方与医疗机构。在医疗服务合同中，接受服务的一方可统称为就诊方，多数情况即病人本人，但也可以是其他人，如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婴儿到医院就诊，因其不具备合同主体资格而只能由其监护人或其他人担任合同一方当事人；同时还不排除健康人到医疗机构进行健康检查或接受医疗保健服务。合同另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医疗机构，与病人直接接触的医生并非合同主体，只有在一个医生个体开业而又未聘请其他医生时，才可认为该医生是合同主体。

3）医疗服务合同的标的是医疗机构向就诊方提供的医疗服务。与其他常见的服务合同不同，医疗服务合同的标的是医疗机构通过医生向病人提供谨慎和细心的、与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相一致的医疗服务，而不是保证治愈疾病，也就是说，医疗机构并不对医生没有治愈疾病负责，而只对他们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所具有的谨慎程度和采取的服务方式负责。

4）医疗服务合同的内容不由双方当事人约定。除少数情况外，绝大部分医疗服务合同的内容不由当事人双方约定，如医疗费用，由医疗机构在遵循国家的物价政策的前提下单方面决定；至于服务质量，是事先根本无法具体确定的，带有一定的或然性，由医生在诊治过程中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医疗技术规范自觉把握，医疗服务质量好坏的评定，主要根据医疗机构是否按照应有的谨慎态度和科学的治疗方案来提供医疗服务。

5）医疗服务合同的形式特殊。医疗服务合同没有书面或口头的合同形式，在实行挂号制的医院里，病人挂了号即表示已与医院达成了合意；不实行挂号制的医院，医生一旦对病人进行了诊断，即表示合同已成立；未经门诊直接住院的病人，则在接受医生检查时即与医院达成了合同关系，而不是在办理了住院手续后才成立合同关系。也正因为医疗服务合同形式特殊，也给合同纠纷的解决带来了困难，如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评定、双方是否存在医疗服务合同的举证等。

6）医疗服务合同订立过程中不存在承诺的撤回。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过程中，病人发出要约，医疗机构一般要表示承诺，尤其是危、急、重病人更是如此。而且，医疗机构一旦作出承诺，便不得撤回，这一方面因为承诺是以行为做出且立即送达要约人，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自然人生命健康权的重视与保护。即便是在医疗机构限于技术水平和医疗条件而让病人转院的情况下，也只能认为是医疗机构在特定情况下解除合同，而非撤回承诺。

二、医疗服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一）就诊方的权利

1）自主选择医疗机构权。合同之精髓是当事人自由意志之汇合[4]。据此，作为医疗服务合同一方的就诊方应当享有自主选择医疗机构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医疗机构都不得强制病人就诊。

2）获得相应医疗服务权。获得相应医疗服务权是就诊方的重要权利，主要包括对不必要服务的拒绝权和对必需服务的要求权。有些医疗服务的内容由双方当事人约定，如医学美容，这类合同中，就诊方获得相应医疗服务权容易实现。但在多数病例中，就诊方对病情不了解，一切取决于医疗机构的技术、设备等因素，从而对服务的内容就无法约定，哪些服务是相应、必需的，哪些是多余、不必要的，这些都属于合同中的默示条款，因而难以把握，给就诊方该项权利的满足带来了一定难度。

3）知情权。医疗服务是专业性极强的活动，而就诊者并非个个精通医学知识，在实际中看完病拿完药对自己病情仍一知半解的不乏其人，这不利于就诊者病情的好转，也不利于就诊方对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因而应保证就诊者享有知情权。具体而言，知情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就诊方有权询问有关医疗机构的经营方向、营业时间，以及有关服务的情况，包括对病人的诊断结果、诊疗方案、诊疗进程、负责诊疗的医务人员、药物的使用方法等情况，医疗机构应予回答；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对就诊方提供的上述情况应当是真实的。

4）损害赔偿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就诊方必享的权利。行使这项权利的前提是有损害的发生，并且，损害是因医疗机构方所致。这里所称损害，既包括就诊方人身的损害，也包括就诊方财产的损害、精神的损害。就诊方在行使上述损害赔偿请求权时，还需证明损害的确有发生。

（二）就诊方的义务

1）缴纳医疗费的义务。医疗服务合同是有偿合同，这在前文已作论述，就诊方应为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支付相应的医疗费，包括挂号费、诊治费、住院费、护理费、药物费等项目，这也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医疗费的多少由医疗机构遵照国家法律法规、物价政策、诊疗实际单方决定。

2）配合义务。医疗服务是一种双向行为，就诊方应积极配合医疗机构的诊疗活动，按时按地接受服务、如实告知病情、回答医生有关询问，以便医生作出正确判断，采取合理措施，同时还应遵照医生要求换药、服药等。因就诊方不履行配合义务，从而导致医疗事故的发生，医疗机构可主张免责。

（三）医疗机构的权利

1）获得医疗费的权利。与就诊方承担的缴纳医疗费义务相对应，医疗机构有权收取医疗费。一般情况下，医疗机构采用预收医疗费的方式获取医疗费，如先挂号后看病，先缴费后取药。不过，并不绝对如此，在病人情况危急或就诊方与医疗机构建立了稳定的信任关系，医疗机构都可能垫付医疗费，但垫付不是其义务。在此还需指明，医疗费的预收并非合同成立要件，不与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构成双务关系，不成立履行抗辩，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方未预付医疗费而拒绝为其诊疗。

2）自主采取相应医疗服务的权利。医疗服务专业性强，在合同履行中，医疗机构应当有权针对病人情况自主采取治疗措施，而不受来自就诊方及其他方面的非法干预。

（四）医疗机构的义务

1）与就诊方订立医疗服务合同的义务。医疗服务合同有别于其它合同，医疗机构负有与就诊方订立合同的义务，一旦就诊方发出要约，医疗机构一般都要表示承诺，这种特殊规定与医疗服务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相一致。虽然我国医疗机构在各自经营方向上有差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于危重病人，任何医疗机构均不得以营业方向受限为由拒绝救治，否则，即存在缔约上的过失，就诊方可援引《合同法》第42条予以救济[5]。

2）高度注意义务。根据德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研究，专家（医生）从委托人（就诊方）那里得到两种意义上的信赖。其一，信赖专家对其专门领域的工作具备最低基准的能力保证；其二，信赖专家关于裁量的判断，像医生对于病情存在几种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案的情况下，就诊方只能信赖医生的判断，委由医生选择治疗方案[6]。我国学者也认为，专家所从事的工作对当事人之利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关系重大，如果疏忽大意，势必给当事人造成严重的损害；与其说当事人是与专家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订立合同，倒不如说是基于对专家的信赖而将其重大利益乃至生命安全托付给专家[7]。正因为就诊方给予了充分的信赖，医疗机构必须尽到与其专业技术相一致的高度注意义务，以高度谨慎、勤勉的态度为病人诊治，遵循有关法律、法规、行业和医院管理规章制度、各种操作规程以及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要求等进行诊疗护理。日本法律规定，医疗专家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必须尽到符合现代医学水平的注意义务，如果违反这一义务，即表示医疗专家主观上有过失[8]。这一点值得我国借鉴。

3）忠实义务。《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高度的职业道德、信任关系，可以导出医疗专家负有与委托人的信赖相符的为委托人的利益而行动的忠实义务[9]。具体而言，医疗机构的忠实义务应包括:其一，医疗机构一旦做出承诺，便不得随意撤回，非因特定情况并为就诊方利益着想，不得将亲自实施服务的义务转交他人；其二，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应维护就诊方的合法权益，选择最合理的医疗方案；其三，对在医疗服务过程中获知的有关就诊方的隐私、秘密，不得泄露；其四，应详细告知就诊方有关服务的情况，提供相关材料及有关医疗费的票据等。

三、医疗服务合同的违约责任与损害赔偿问题

医患双方之间是合同关系，任何一方不履行义务，便构成违约，如就诊方拒付医疗费，但更多的是医疗机构基于其优势地位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结果往往导致医疗纠纷的发生。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都规定了相应的违约责任，主要有支付报酬、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但支付违约金在医疗服务合同中极少采用。对就诊方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我们容易理解，但对于医疗机构造成的医疗事故到底应基于合同追究上述违约责任，还是基于其行为已侵害了就诊方的人身、财产权利而追究侵权责任，世界各国还存在差异。瑞士、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一般认为应承担违约责任；而英、美、日本等国，立法和判例都一致主张医疗机构承担的责任属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在我国，对于医疗机构应承担的责任，也存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是违约责任[10]，也有学者认为是侵权责任[11]，还有学者主张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12]。

从理论上说，医患双方既然形成的是合同关系，那么医疗机构承担的应当是违约责任。但问题在于“，违约责任”顾名思义即违反合同约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一般合同对于双方当事人的应为行为都作了规定，但医疗服务合同是一种独特的合同，在合同成立时，双方当事人一般并未对合同内容进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全依法理、法规推定，合同内容应属法律上的默示条款。既然医疗服务合同中没有约定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内容、质量，到底怎样才算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就会因没有明确的标准而陷入困境。其次，若采用纯粹的违约责任，则可能导致医疗机构基于其特殊地位，随意在合同中约定免责事由，从而损害就诊方合法权益。同时，违约责任以合同的合法成立为前提，如合同尚未成立，就谈不上违约，但实际中，医院对危重病人按常规病人的收诊致使尚未收诊而造成不良后果的，此时合同尚未成立，若依违约责任追究恐怕难以实现。

基于以上原因，纯粹基于合同的原因追究医疗机构民事责任难以切实维护就诊方权利，而应当援引侵权责任，我国《合同法》第122条其实就作出了相应规定。因而可以说，医疗机构承担的是一种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相竞合的责任，当事人双方有合同约定，可基于合同约定追究责任，而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合法、不全面的，可基于权利的受损追究侵权责任，这也正是医疗服务合同与其他合同相比较而独具特色之处。

无论追究的是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其中可能涉及到继续履行、赔礼道歉等，但主要还是损害赔偿。从范围而言，损害赔偿应当包括人身损害赔偿、财产损害赔偿以及精神损害赔偿，三者并不互相排斥，可以同时适用，这已为法学界所公认。但现阶段，我国有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主要适用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及各省制定的《实施细则》，而这些规定还存在以下问题。

问题之一，《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8条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经济补偿”，条文中措词“补偿”，补偿并非赔偿，这已为法学界认同，且“补偿”与《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相冲突，同时补偿的数额由各省人民政府规定，一般在100～4000元之间，与《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范围相去甚远，难以弥补就诊方所受损失。这种规定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制定时我国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阶段、医疗为社会福利的状况相符，但现在我国实行医疗体制改革，医患双方处于平等的主体地位，承受对等的权利义务，且对医疗事故进行高额赔偿已是国际趋势，有利于人权的保障、就诊方合法权益的维护以及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所以，对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的保守规定已与实际情况脱轨。

问题之二，目前，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确认了名誉权、隐私权受损的赔偿，但对因医疗事故导致人身损害的抚慰金赔偿却未作具体规定，并且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也无统一标准，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难免影响判决的公平合理。

问题之三，要赔偿就必须有损害事实，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对医疗事故的范围规定过窄，排除了间接因素对病人致损的民事责任，排除了医务人员故意行为致损时医疗机构的民事责任，排除了不及“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程度的损害的民事责任，这些都带有明显的部门保护倾向，不利于就诊方权利的维护。

上述问题说明，我国有关医疗机构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定尚不健全。有损害必有救济是现代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于医疗事故，世界各国都采用损害赔偿制度，我国当然也不能墨守陈规，而应当借鉴国外有益做法，从保护就诊方合法权益、规范医疗机构服务行为出发，对《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有关条款尽快予以修改、补充，从立法上完善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注释:

[1]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0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6条。

[3]屈芥民著:《专家民事责任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9～101页。

[4] 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5]参见《合同法》第42条中“（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6] （日）能见善久著:《论专家的民事责任——其理论架构的建议》。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507页。

[7]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54，257页。

[8]冯建妹著:《现代医学与法律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9]（日）能见善久著:《论专家的民事责任——其理论架构的建议》。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507页

篇2

医疗服务合同是指由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签订的由医疗服务机构为特定的疾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并由医疗保险机构支付医疗服务费用的合同。世界各国为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均采用了医疗服务合同的形式来明确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后，应充分利用医疗服务合同，明确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为大学生提供价格合理、诊治到位、服务高效的医疗服务。

一、大学生医疗服务合同的性质界定

医疗保险体系的首要功能是为参保者提供医疗保障，确保他们不会因为支付困难而不去看病。医疗保险体系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建立医疗服务的第三方购买者。当人们把医疗费用付给医疗保险机构后，医疗保险机构就形成了强大的购买力，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它代表病人向医疗机构购买服务，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大学生医疗服务合同涉及参保方、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医疗机构三方关系，具有如下性质特征：

1.大学生医疗服务合同是的为他人利益订立的合同。在这—合同中，大学生只享受权利而不必承担义务，合同的订立无须事先通知或征得他们的同意。但自合同成立时起，他们就是债权人，享有独立的权利，在医疗服务机构不履行合同时，可以直接针对医疗机构行使所享受的权利。大学生可以接受医疗合同中为其设定的权利，也可以拒绝接受该权利，但不能变更合同规定的权利，合同的更改权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行使。由于大学生无权参与合同的订立和变更，为了确保合同订立和变更能够真正围绕学生的利益而进行，并能有效地监督和保证全面实际地履行，必须有一个主体集中代表大学生的利益，向经办机构反映诉求并实施监督权，高等学校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大学生医疗服务合同是行政性合同。首先，医疗服务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医疗保险机构，它是行政性的机构或具有行政性的事业机构，而它在订立合同时也是以执行行政性事务的名义与医疗服务机构签订合同。其次，医疗服务合同的内容是为疾病患者提供特定的医疗服务，它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再次，在医疗服务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中，医疗保险机构享有行政优益权，即医疗服务机构享有单方面对合同履行监督权，单方面强制履行权和单方面的合同解除权以及单方面的制裁权。最后，医疗服务合同争议的处理只能依据行政程序进行，即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3.大学生医疗服务合同具有平等性和隶属性。平等性体现在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在签订合同时，医疗服务机构既可以同意与医疗保险机构订立合同，也可以不同意与医疗保险机构订立合同，并可就订约内容相互之间进行协商。但是合同一经签订，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便具有管理和被管理性质。医疗保险机构有权对医疗服务合同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行使制裁权。因此，大学生医疗保险合同能否顺利签订，签订之后能否完全实际履行，经办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大学生医疗服务合同现状及原因

我国大学生医疗保障制度一直未能很好地实现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的职能，保险经办机构通过设定自付线、起付线、封顶线、可报销药品目录等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就医行为进行严格的控制，但是对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却近乎不闻不问。学生作为单个病人出现在医疗服务机构面前，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没有能力要求医疗服务机构提供与其支付费用相匹配的医疗服务。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传统大学生医疗费用报销模式妨碍了医疗保险经办方谈判权的行使。改革开放后的大学生医疗保险分为两类，一是大学生公费医疗，二是由各高校自行组织学生参加的商业保险。不论是高校公费医疗的经办，还是商业保险公司费用的报销，都是要求学生在就医时必须支付全额医疗费用，然后再向学校和保险公司寻求报销。在这种模式下，学校和商业保险公司处于被动状态，无法有效行使医疗服务购买者的职能。

2.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由于角色定位不当，未能行使购买者的权利。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办机构往往忽视了医疗机构内在的盈利动机，在医疗保险的运作过程中，仅把参保者作为防范对象，没有对医疗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管。这突出表现在经办机构长期以来只注重医疗保险费用需方控制而忽视供方控制这一现象上。因此，虽然目前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付和补偿已逐步由后付制向预付制过渡，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对等谈判的条件也开始形成，但如果经办机构的观念和角色定位不转变，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后，其购买者的权力仍然无法实现。

3.医疗服务市场发育不成熟，卖方市场没有形成，经办机构难以进行公平对等的谈判。由于我国医疗机构的分布和设置不能满足国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因此吸收民间资本以充实和发展医疗卫生行业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大趋势。但由于医疗机构准入门槛过高，限制了民营资本的进入，目前在医疗服务市场发挥作用的，还是数量、条件都有限的公立医院。由于市场发育不充分，没有对公立医院形成竞争压力，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公立医院处于独家垄断的地位，经办机构没有选择和谈判的余地，难以进行对等的谈判。

三、充分发挥医疗服务合同的作用，为大学生提供公道合理的医疗服务

要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订立大学生医疗服务合同，必须理顺医疗保险机构和医院以及保险机构与学校的关系，在政府的参与下，推动大学生医疗费用的支付从公共报销模式向公共契约模式的转型。医疗保障机构必须代表学生同医疗服务机构订立契约，在契约中采取各种支付手段(如费用包干制、按人头收费、按病种收费、按服务内容收费等)的组合，来引导医疗服务机构在控制费用和维持质量上保持平衡，为学生争取最大权益。

1.健全完善医疗费用预付机制，为公共契约的订立创造条件

预付制是订立公共医疗服务契约的前提条件，医疗费用由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向医疗服务机构提供，经办机构便可以有效地行使其医疗服务购买者的职能，迫使医疗服务机构不断提高医疗水平和保证服务质量。随着医疗保险费用支付和补偿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供方控制越来越受重视并日益加强对其监控的力度，预付制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后付制成为医疗保险费用的基本方式，订立医疗服务合同的条件正在形成。目前这项工作的重点是要尽快理顺医保经办机构与各级医院(特别是初级医院)的经费预付关系，为经办机构全面履行医疗服务购买职能创造条件。

2.加快医疗体制改革，发育完善医疗服务市场

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在于同行业之间形成竞争，优胜劣汰，迫使每一经济实体不断改进技术，提高服务质量。从政策上来说，占我国各级医疗机构绝大多数的公立医院，既不是完全财政拨款的福利性单位，又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经济实体。这种政策上的盲区致使它既没有能力为国民提供医疗卫生福利，又没有担心生存发展的危机。由于患者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别无他选，只能接受由他们单方制定的各种条件，毫无讨价还价之力。加大医疗体制力度，放低医疗领域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实行充分竞争，是克服上述问题的最好良方。通过竞争，让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让那些条件苛刻，经营无方，不能为患者提供等价优质服务的医疗单位失去订单和市场，迫使他们改进和提高服务水平。

篇3

    原告陈祝,女,1993年9月3日出生,土家族,,住所同上。

    原告覃晓晓,女,2002年2月9日,土家族,住所同上。

    法定人覃秀蒿,即本案原告,系陈祝之继父、覃晓晓之生父。

    委托人田玉,湖北楚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方正秀,女,194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大堰乡竹林湾村第4组。

    原告宋益典,男,1939年9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同上。

    委托人覃卫东,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告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大堰乡卫生院,(以下简称大堰卫生院),住所地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大堰乡大堰村。

    法定代表人李大胜,该卫生院院长。

    委托人刘定雄,该卫生院副院长。

    委托人余文群,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告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晓麻溪卫生所,(以下简称晓麻溪卫生所),住所地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大堰乡晓麻溪村。

    法定代表人覃家焱,该卫生所所长。

    委托人许贵松,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原告覃秀蒿之妻宋方益于1971年10月5日出生,因丧偶后,于1998年11月10日同原告覃秀蒿结婚,宋方益与其前夫于1993年9月3日生育一女陈祝。2002年5月宋方益怀孕,在怀孕期间,宋方益曾到晓麻溪卫生所和大堰卫生院做过数次检查,被确诊为正常,并推定预产期为2002年2月10日。2002年2月9日中午,原告覃秀蒿陪同宋方益到晓麻溪卫生所要求住院分娩,晓麻溪卫生所值班医生付正欣(有合格助产士证)接收住院后,对宋方益进行了检查,并且根据要求进行人工诱发分娩。当日晚约10时,宋方益分娩一女婴(现取名覃晓晓),付正欣医生处置好婴儿后来检查产妇时,发现宋方益出血不正常,随即采取止血措施,并派人喊在家休息的晓溪卫生所所长覃家焱,覃家焱来所 后参与抢救,让付正欣医生打电话向大堰卫生院求援。当晚11时,大堰卫生院的两名医生赶来参加抢救,但因宋方益出血过多,抢救无效,于2002年2月9日晚11时23分死亡。

    因临近春节放假,晓麻溪卫生所当日值班医护人员只有付正欣一人,事件发生后,晓麻溪卫生所付给原告覃秀蒿安葬费等损失9400元,但双方就纠纷的解决未达成协议。晓麻溪卫生所于2002年2月20日申请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宋方益死亡原因为产后大出血导致失血休克,因缺乏尸检和相关资料,不能确定是否属于医疗事故。

    另外,宋方益之父宋益典、之母方正秀共有三女一子,宋方益是其第三女,宋益典、方正秀未与宋方益共同生活,尚有部分劳动能力,还未受到宋方益生前实际扶养。

    上列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覃秀蒿与宋方益的结婚登记通知书。

    2、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长医鉴函(2002)01号鉴定意见。

    3、付正欣、陈开珍的证言。

    4、晓麻溪卫生所给覃秀蒿付款凭据。

    5、付正欣医士合格证。

    6、原、被告座谈协商记录。

    7、原告覃秀蒿的收款凭据。

    8、晓麻溪卫生所于1999年2月26日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相关证明。

    9、晓麻溪卫生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10、晓麻溪卫生所孕妇管理卡、用药处方等。

    11、原、被告各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

    [审判]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覃秀蒿之妻宋方益选择到晓麻溪卫生所住院分娩,晓溪卫生所予以接收入院,双方之间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中,宋方益产后大出血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因当事人一方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害方有权选择要求对方按合同法承担违约责任或按其他法律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原告方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合法。由于被告晓麻溪卫生所未能提供得力证据证明其医疗行为与宋方益之死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也未履行及时转诊义务,故被告晓麻溪卫生所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原告覃秀蒿、陈祝、覃晓晓对晓麻溪卫生所的诉讼请求合法,依法应予以支持。因大堰卫生院与晓麻溪卫生所是两个独立的医疗机构,故原告方要求大堰卫生院承担民事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宋益典、方正秀因未受宋方益生前实际扶养,且尚有部分劳动能力和一定生活来源,故其要求赔偿生活费的理由不充分,其诉讼请求难于满足,原告方要求赔偿300元交通费因未提供证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晓麻溪卫生所给五原告赔偿宋方益的死亡补偿费29200元(10年×8元/天×365天)、陈祝的生活费11680元(8年×365天×8元/天÷2)、覃晓晓的生活费23360元(16年×365天×8元/天÷2)及哺乳期护理费3650元(20元/天×365天÷2),合计赔偿67890元,已给付9400元,下欠58490元,限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清。

    2、 驳回覃秀蒿、陈祝、覃晓晓对大堰卫生院的诉讼请求。

    3、 驳回宋益典、方正秀要求赔偿生活费、交通费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4130元,法院决定由晓麻溪卫生所负担3100元,宋益典与方正秀负担1030元。

    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没有提起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1、本案的案由定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而不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其依据是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卫生局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宋方益的死亡进行医疗鉴定时,认为宋方益的死亡原因为产后大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但由于缺乏尸检报告和相关原始资料,对其失血原因难于准确判定,因此无法断定此事件是否属于医疗事故。法院在处理这一纠纷时,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即服务合同双方在履行医疗服务合同时是否严格按照医疗服务合同的要求履行了义务,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晓麻晓溪卫生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对死亡人宋方益的医疗过程中尽了所有义务,不能证明其医疗过程无过错及医护行为与宋方益之死无因果关系,因而,被告晓麻溪卫生所不能免除责任。

篇4

医疗服务合同是指由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签订的由医疗服务机构为特定的疾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并由医疗保险机构支付医疗服务费用的合同。世界各国为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均采用了医疗服务合同的形式来明确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后，应充分利用医疗服务合同，明确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为大学生提供价格合理、诊治到位、服务高效的医疗服务。

一、大学生医疗服务合同的性质界定

医疗保险体系的首要功能是为参保者提供医疗保障，确保他们不会因为支付困难而不去看病。医疗保险体系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建立医疗服务的第三方购买者。当人们把医疗费用付给医疗保险机构后，医疗保险机构就形成了强大的购买力，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它代表病人向医疗机构购买服务，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大学生医疗服务合同涉及参保方、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医疗机构三方关系，具有如下性质特征：

1.大学生医疗服务合同是的为他人利益订立的合同。在这—合同中，大学生只享受权利而不必承担义务，合同的订立无须事先通知或征得他们的同意。但自合同成立时起，他们就是债权人，享有独立的权利，在医疗服务机构不履行合同时，可以直接针对医疗机构行使所享受的权利。大学生可以接受医疗合同中为其设定的权利，也可以拒绝接受该权利，但不能变更合同规定的权利，合同的更改权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行使。由于大学生无权参与合同的订立和变更，为了确保合同订立和变更能够真正围绕学生的利益而进行，并能有效地监督和保证全面实际地履行，必须有一个主体集中代表大学生的利益，向经办机构反映诉求并实施监督权，高等学校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大学生医疗服务合同是行政性合同。首先，医疗服务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医疗保险机构，它是行政性的机构或具有行政性的事业机构，而它在订立合同时也是以执行行政性事务的名义与医疗服务机构签订合同。其次，医疗服务合同的内容是为疾病患者提供特定的医疗服务，它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再次，在医疗服务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中，医疗保险机构享有行政优益权，即医疗服务机构享有单方面对合同履行监督权，单方面强制履行权和单方面的合同解除权以及单方面的制裁权。最后，医疗服务合同争议的处理只能依据行政程序进行，即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3.大学生医疗服务合同具有平等性和隶属性。平等性体现在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在签订合同时，医疗服务机构既可以同意与医疗保险机构订立合同，也可以不同意与医疗保险机构订立合同，并可就订约内容相互之间进行协商。但是合同一经签订，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便具有管理和被管理性质。医疗保险机构有权对医疗服务合同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行使制裁权。因此，大学生医疗保险合同能否顺利签订，签订之后能否完全实际履行，经办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大学生医疗服务合同现状及原因

我国大学生医疗保障制度一直未能很好地实现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的职能，保险经办机构通过设定自付线、起付线、封顶线、可报销药品目录等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就医行为进行严格的控制，但是对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却近乎不闻不问。学生作为单个病人出现在医疗服务机构面前，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没有能力要求医疗服务机构提供与其支付费用相匹配的医疗服务。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传统大学生医疗费用报销模式妨碍了医疗保险经办方谈判权的行使。改革开放后的大学生医疗保险分为两类，一是大学生公费医疗，二是由各高校自行组织学生参加的商业保险。不论是高校公费医疗的经办，还是商业保险公司费用的报销，都是要求学生在就医时必须支付全额医疗费用，然后再向学校和保险公司寻求报销。在这种模式下，学校和商业保险公司处于被动状态，无法有效行使医疗服务购买者的职能。

2.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由于角色定位不当，未能行使购买者的权利。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办机构往往忽视了医疗机构内在的盈利动机，在医疗保险的运作过程中，仅把参保者作为防范对象，没有对医疗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管。这突出表现在经办机构长期以来只注重医疗保险费用需方控制而忽视供方控制这一现象上。因此，虽然目前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付和补偿已逐步由后付制向预付制过渡，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对等谈判的条件也开始形成，但如果经办机构的观念和角色定位不转变，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后，其购买者的权力仍然无法实现。

3.医疗服务市场发育不成熟，卖方市场没有形成，经办机构难以进行公平对等的谈判。由于我国医疗机构的分布和设置不能满足国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因此吸收民间资本以充实和发展医疗卫生行业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大趋势。但由于医疗机构准入门槛过高，限制了民营资本的进入，目前在医疗服务市场发挥作用的，还是数量、条件都有限的公立医院。由于市场发育不充分，没有对公立医院形成竞争压力，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公立医院处于独家垄断的地位，经办机构没有选择和谈判的余地，难以进行对等的谈判。

三、充分发挥医疗服务合同的作用，为大学生提供公道合理的医疗服务

要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订立大学生医疗服务合同，必须理顺医疗保险机构和医院以及保险机构与学校的关系，在政府的参与下，推动大学生医疗费用的支付从公共报销模式向公共契约模式的转型。医疗保障机构必须代表学生同医疗服务机构订立契约，在契约中采取各种支付手段(如费用包干制、按人头收费、按病种收费、按服务内容收费等)的组合，来引导医疗服务机构在控制费用和维持质量上保持平衡，为学生争取最大权益。

1.健全完善医疗费用预付机制，为公共契约的订立创造条件

预付制是订立公共医疗服务契约的前提条件，医疗费用由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向医疗服务机构提供，经办机构便可以有效地行使其医疗服务购买者的职能，迫使医疗服务机构不断提高医疗水平和保证服务质量。随着医疗保险费用支付和补偿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供方控制越来越受重视并日益加强对其监控的力度，预付制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后付制成为医疗保险费用的基本方式，订立医疗服务合同的条件正在形成。目前这项工作的重点是要尽快理顺医保经办机构与各级医院(特别是初级医院)的经费预付关系，为经办机构全面履行医疗服务购买职能创造条件。

2.加快医疗体制改革，发育完善医疗服务市场

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在于同行业之间形成竞争，优胜劣汰，迫使每一经济实体不断改进技术，提高服务质量。从政策上来说，占我国各级医疗机构绝大多数的公立医院，既不是完全财政拨款的福利性单位，又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经济实体。这种政策上的盲区致使它既没有能力为国民提供医疗卫生福利，又没有担心生存发展的危机。由于患者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别无他选，只能接受由他们单方制定的各种条件，毫无讨价还价之力。加大医疗体制力度，放低医疗领域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实行充分竞争，是克服上述问题的最好良方。通过竞争，让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让那些条件苛刻，经营无方，不能为患者提供等价优质服务的医疗单位失去订单和市场，迫使他们改进和提高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