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金融学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新古典金融学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7-0048-04

2009年10月底,我国创业板正式开市。然而,创业板股票的发行价格显著高于主板,有着非常明显的新股抑价现象。新股抑价现象是指首日收盘价显著高于发行价的现象。截至2010年年底,创业板新股的平均抑价率已达50.8%,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百分之十几的抑价率水平。新股抑价现象使得资金倾向于流入新股市场“打新”,严重破坏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因此,对创业板新股抑价现象进行研究并探寻其原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在新股发行的整个过程中,新股价格同时受到一级市场以及二级市场两方面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此处将学者们关于新股抑价的研究按照分别从一级市场及二级市场寻找原因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1 与一级市场相关的学说

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是在一级市场上发行者、承销商和投资者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新股抑价现象。如Baron认为,通过新股抑价获得的收益是发行者对承销商提供资本市场信息而给予的一种补偿;Rock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劣质新股往往被缺乏信息的投资者购入,新股的抑价是为了使那些缺乏信息的投资者也能在购买新股的过程中获得收益而给予他们的补偿。Benveniste和Spindt认为,抑价是承销商为了使机构报价更接近真实价格而支付的代价。Welch提出,新股抑价是发行者向缺乏发行者信息的投资者传递其自身的优良资质的一种信号。Carter和Manaster研究表明声誉良好的承销商发行的新股其抑价程度较声誉一般的承销商要低,抑价是为了补偿投资者对声誉一般的承销商的不信任感。

1.2 与二级市场有关的学说

以下学说认为二级市场上存在的各类原因导致新股抑价。Aggarwal和Rivoli认为新股的发行价格实际上没有受到抑制,由于二级市场的投机因素使得投资者将价格推高而导致抑价现象。Ruud认为新股的首日开盘价高于发行价是承销商对新股价格的支持。陆建军建立模型证明了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导致了新股的高抑价率。熊虎等在研究中引入行为金融学行为金融学指将心理学，尤其是行为科学的理论融入到金融学之中。它从微观个体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心理等动因来解释、研究和预测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关观点,认为投资者的非理导致了新股抑价现象。

2 创业板新股抑价分析

为了解新股抑价是发生在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又或两个市场均对新股发行过程有所影响,下面将从一、二级市场两方面分别考虑其对新股抑价的作用机理。

2.1 一级市场对新股价格的影响

从上述文献综述中可以得知,西方学者对股票抑价原因的解释大多是一级市场上的发行价格被人为压低；而周孝华等却认为在我国一级市场上的股票发行不存在价格被人为压低的现象。至于在我国创业板上情况如何,本文将借鉴随机前沿方法对创业板股票在一级市场是否存在人为抑价进行研究。

在随机前沿方法应用于新股抑价研究之前,一般使用OLS回归对抑价现象进行研究。应用OLS进行研究时使用的因变量往往是股票首日收盘价减去发行价的差值。其中使用的发行价本身是否已经存在人为的抑价却无法确切得知,无法在OLS回归中观测到。而随机前沿方法却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随机前沿分析理论简述。随机前沿分析理论是Aigner,Lovell和Schmidt在分析公司的投入产出效率时提出,后由HuntMcCool等首次将其应用于新股抑价的分析。其主要方法概括如下：

将一级市场中对新股发行具有影响的各种与发行公司相关的因素作为产出随机前沿分析的投入,而发行价则相当于产出。即在一些相关因素的影响下发行价能够达到一个潜在的最大前沿面,即最大值。若多数股票的发行价与其前沿面价格相比偏低,则说明发行价存在人为的抑价。

与OLS回归法相比,随机前沿方法在OLS回归方程后加上一个非对称的随机项,此随机项若为统计显著,则说明公司投入有一部分是无效率的。此方法应用于新股抑价研究中则可以表示为一级市场的各种因素导致发行价格低于其潜在的最大前沿面,即出现人为的抑价。

根据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的具体回归方程可表示如①：

yi=αxi+ui-vi①

其中α代表回归方程的系数向量,xi代表因素向量。ui是随机误差项,服从N～(0,σ2)的正态分布,而vi则是一个非负随机量,服从N～|(0,σ2)|的从0截断的右半正态分布。vi代表了新股定价的非效率性。

此方程的估计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Coelli指出,当自变量和因变量均取自然对数时,新股的定价效率EFFi为：

由②③可见,γ的取值介于0和1之间,当其值接近1时表明σu很小可忽略不计,此时回归方程的误差主要由σv决定,而σv正是代表了定价的非效率性,此时说明新股定价中存在人为抑价；当其值接近0时则表示σv很小可忽略不计,此时回归方程的误差则主要由σu决定,此时则说明新股定价中不存在人为抑价。

于是,检验是否存在人为抑价可通过以下假设检验实现：

H0:γ=0；H1:γ>0

通过coelli制作的随即前沿分析软件Front4.1可以方便地得出EFFi值和γ值。

第二,随机前沿方法的变量选择。随机前沿方法中使用的变量应该包含上市公司在进入二级市场交易之前的所有信息,即包括了与公司价值、公司风险以及当时股市状态相关的因素。为此,本文参照HuntMcCool等的论文进行了如下的选择：

1)公司价值与其历史会计信息有关,因此选用每股赢利(MGYL)和每股净资产(JZC)来代表公司的赢利能力和公司规模。

2)资产负债率(ZCFZ)是公司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比值较大表示公司负债程度高,因此此处用作公司财务风险的衡量。

3)调查中小公司所需费用会比较多。中小公司的内在价值偏低,由于承销费用将与公司的内在价值成反比,因此承销费用(CXFY)能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

4)小公司的少量发行带有试探的性质,有经验的大公司则会选择大量发行。因此发行规模反映了公司的内在价值。发行规模可以用发行前总股本(ZGB)来代替。

5)公司的内部人持股比例(NBR)与股票价值相关。股票价值高则内部人有加大持股的倾向,因此反映了股票价值的发行价应该与内部人持股比例成正比。这里,将内部人定义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6)市盈率(SYL)代表了新股发行时整个市场的形势,市场形势往往会对发行人和承销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新股的发行定价。新股的发行价格水平往往与市场形势成正向关系。由于创业板创立仅一年多,过往数据无法取得,因此这里采用股票发行前一个交易日时深圳交易所所有股票的平均市盈率进行代替。

参考HuntMcCool等的做法,本文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如下：

Ln(FXJ)=β0+β1Ln(MGYL)+β2Ln(JZC)+β3Ln(ZCFZ)+β4Ln(CXFY)+β5Ln(ZGB)+β6Ln(NBR)+β7Ln(SYL)+u-v ④

第三,随机前沿方法检验结果及分析。此处所使用的数据包括2009年10月起至2010年12月底止在创业板上市的153个股票。将数据输入Coelli制作的随机前沿分析软件Front 4.1,得出结果如下：

从结果可以看出,γ的t值很小,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无法否认γ=0的原假设,即发行价格不存在人为的抑价；而且结果中EFF即定价效率的值为99.89%,这个值相当接近100%,即在一级市场上的股票定价并不存在人为的抑价。

2.2 二级市场对新股价格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创业板股票的价格在一级市场上没有受到抑制,新股抑价现象的产生很可能是受到二级市场的影响。以下分析将结合一些行为金融学的观点对二级市场上的新股抑价现象进行分析。

第一,使用行为金融学对二级市场上抑价现象的理论分析。在经典的证券投资理论中,证券市场上的行为者假定为理性人。实际上,行为者并不会使用可获得的关于市场的所有信息并在收益与风险之间进行理性的取舍,而会在其判断决策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导致非理性结果的出现。

在我国股市建立初期,政府参与了股票的发行交易,且股票供应量偏少,投资需求却很大,于是市价大大高于发行价,导致新股抑价现象出现。新股发行必出现无风险收益遂成为资本市场参与者的最初印象。行为学研究表明,在人的判断过程中,最初得到的信息会产生锚定效应从而制约人对事件的估计。人们通常以一个固定初始值对事件进行估计与调整。此现象发生在新股市场则会这样：作为初始值的“必定出现无风险收益”锚定人们的印象,使得市价高于发行价的现象继续存续下去。

接下来,繁荣的新股市场使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形成了一股乐观情绪,认为购买新股必能得到无风险收益。投资者的情绪互相感染,乐观情绪使其争相持有新股而使得新股价格持续上升,进一步推高了新股价格。客观上看,首日收盘价高于发行价,出现了新股抑价现象。

第二,对二级市场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及结果。新股不败的事实也出现在创业板。为分析创业板上新股从一级市场走向二级市场的过程中出现的抑价现象是否与投资者情绪或其他因素相关,本文选择了几个具代表性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下图为按照时间顺序统计每月创业板上市股票的平均抑价率及发行数量。图中可明显看出,每月的平均抑价率与当月新股发行数量变化趋势相近。发行数量较多时,新股的平均抑价率较高。而且,抑价率有随着股市涨跌发生变化的倾向。从2009年10月~2010年12月,股市在2010年2月、6月及12月的时段附近处低迷阶段,相应平均抑价率也较低；2009年12月、2010年4月、9月、11月这几个股市高涨时段,相应平均抑价率较高。同时,虽少数月份例外,发行数量的变化也与股市涨跌相关,高涨期的新股发行数量较大,反之则偏少。

创业板抑价率与发行数量变化图

对于这种状况,使用传统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法解释,但使用行为金融学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个现象：股市高涨期投资者的乐观情绪互相感染,出现高估新股价格的倾向,新股发行价与开盘价之间差距增大,平均抑价率增高；低迷期间则相反。

(1)变量选择。

因变量：首发抑价率(YJL)：首发抑价率=(上市首日开盘价-首发价格)/首发价格

自变量：

1)申购中签率(ZQL)：申购中签率是一级市场上投资者的需求量与股票供给量的比值,其值越低则表示投资者需求量越大,进而表明了投资者情绪的乐观程度。

2)上市首日换手率(HSL)：换手率是二级市场上投资者对股票需求量的直接表示,换手率越大表明投资者对股票的需求量越大,同时也反映出投资者情绪的乐观程度。

3)上市前七日深市平均市盈率(SYL7)：市盈率直接表现了投资者价值投资的意愿,当市场情绪较为乐观时,市盈率将偏高。由于创业板市场创立时间较短,此处采用了整个深圳市场而非创业板市场的平均市盈率。

4)首发数量(SFSL)：首发数量代表发行公司的发行规模,规模小的公司相对大规模发行的公司更容易受到炒作,因此首发数量可能会与首发抑价成负相关关系。

5)资产负债率(ZCFZ)：发行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则其财务风险越大,投资者的需求则越小,抑价率应该与其负相关。

6)每股收益(MGSY)：每股收益代表了发行公司的赢利能力,赢利能力越高则投资者的需求会更大,因而抑价率与其成正相关关系。

7)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DYGD)：这一比例越高则表示股权结构集中度越强。集中的股权可能导致其利用公司为其自身利益服务,因此投资者对股权过于集中的发行公司的股票需求较低,抑价率与公司第一大股东负持股比例负相关。

(2)回归结果与分析。根据上述变量选择,本文建立如下计量经济模型检验上述变量对抑价率的影响程度,以了解投资者情绪对创业板新股抑价的影响：

YJL=β0+β1(ZQL)+β2(HSL)+β3(SYL)+β4(SFSL)+β5(ZCFZ)+β6(MGSY)+β7(DYGD)+u ⑤

此处使用的数据包括从创业板开市的2009年10月―2010年12月共15个月中上市的153个创业板股票的相关数据。

使用Eviews 3.0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如表2：

由结果可见,回归方程的R2值为0.55,表示这些因素对方程有着一定的解释能力。其中,反映了市场的投资者情绪的两个变量,申购中签率及上市首日换手率均在0.1%统计水平下显著；代表公司发行规模的首发数量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而除去这三个变量之外的其他变量均统计不显著。

经过上述分析得知,最为显著的变量是申购中签率与上市首日换手率,这两个变量均在0.1%统计水平下显著。而上市前七日深市平均市盈率、首发数量、资产负债率、每股收益、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这些本该与股票的价值发现相关的变量却无法解释抑价率,从一定程度上表明投资者并未看重股票的自身价值。自从我国出现股票以来,投资新股可以获得额外收益的现象锚定了投资者的印象；与此同时只要一投资新股就能获得额外收益的现象使投资者容易过度自信,更加频繁地去投资新股,这样过度自信与锚定效应的反复影响使投资者对股票出现过度需求,直接表明了股票市场上投资者需求的申购中签率和上市首日换手率的统计显著性显然会很高。我国的大部分股票投资者并非抱着价值投资的想法,而是以投机为目的进入市场,这就很容易地造成新股上市首日的爆炒博傻现象。投资者乐此不疲,形成了一股乐观情绪。创业板是一个在2009年10月创立的面对高成长性公司的新市场,高成长性必然会伴随着高风险性。而投资者也将一直以来对新股投资的乐观情绪带入了创业板,于是新股抑价的现象也存在于创业板甚至更甚于主板的抑价现象。

3 结 论

在创业板市场上,一级市场上对股票的定价并未低估其价值,抑价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二级市场上投资者的乐观情绪造成。为改善这一现象,投资者应该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与判断力,变股票投机为股票投资；而监管部门则应该加强股票发行过程的透明度,使投资者不在盲目中选择跟随乐观情绪而加剧新股抑价现象。

参考文献:

［1］陆建军.中国股票市场新股发行高抑价率的实证分析［J］.华南金融研究,2002(4).

［2］周孝华，熊虎.发行机制、投资者行为、后市流动性与IPO价格［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3］Baron.D.P.A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investment banking advising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new issues［J］.Journal of Finance:1982(37):955-976.

［4］Rock.Kevin.Why new issues are underpriced［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6,15(1-2):187-212.

［5］Benveniste.Lawrence.Spindt.HOW INVESTMENT BAN-KERS DETERMINE THE OFFER PRICE AND ALLOCATION OF NEW ISSU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9,24(2)：343-361.

［6］Welch.I.Seasoned offerings,imitation costs and the Underpricings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J］.Journal of Finance:1989(44),421-449.

［7］Carter.Manaster.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andUnderwriter Reputation［J］.Journal of Finance:1990(45),1045-1067.

［8］Reena Aggarwal.Pietra Rivoli:Fads in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Market［J］.Financial Management:1990,45-57.

［9］Ruud.Judith S..Underwriter price support and the IPO underpricing puzzl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3,34(2).

［10］Aigner D.J..Lovell C.A.K..Schmidt P..Formulation and estimation of stock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77(6),21-37.

篇2

经济学和心理学两个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割不断关系的学科，在现在越来越表现出了相互融合的趋势。金融学作为经济的皇冠，在这场变革中当然也是产生出了行为金融学这一巨大的成果，集中体现就是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始终坚持自己是心理学家的Kahneman。但是在现在的行为金融学中，主要的心理学理论还是认知学派的，而且多是以经济学的方式来利用心理学的理论。本文就是在于探讨用除认知心理学以外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在改善投资者投资能力可能性，尤其是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

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来源

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此时经济学被定义为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那里，他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到的两个基本假设之一的:人们充分利用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做决策，这一假设就足见对人的重视。为以后经济学在在对人的讨论方面奠定了基础，虽然这里的人是完全理性的人。

1947年Herbert Simon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提出“有限理性”理论。“有限理性”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绝对理性”的否定，经济学对人的认识开始考虑现实的人的实际情况。

到了20 世纪70 年代， 心理学家Kahneman 和Tversky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 在“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 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现实人”假定。他们的《不确定状态下的判断:启发式法则和偏差》和《前景理论:风险状态下的决策分析》两篇文章中侧重于研究人们在风险下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提出了决策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前景理论”。Kahneman也因为在此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对行为金融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的提出标志着行为金融学的真正兴起。

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体系

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是一门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就是以决策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为基础，探讨投资者的真实投资决策过程中的行为规律及心理机制，试图去解释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过程是如何对投资者的具体投资活动产生作用的。行为金融学将金融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来研究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和金融产品的定价的影响。

Hersh Shefrin认为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主题分为三部分:直觉驱动偏差、框架依赖和无效市场。启直觉驱动偏差主要是指投资者在形成认知和做决策时存在着一些经验规则及与此相联系的系统性偏误， 从而导致个人在金融市场上表现出一系列的偏差。框架依赖是指个人因为情景和问题的陈述与表达不同会有不同的选择。无效市场是指在直觉驱动偏差和框架依赖的作用下导致价格偏离基本面价值。

在这三个主题中，要追究根本无疑前两个是主要讨论的对象，不只是因为无效市场是由他们产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前两个方面都是关于人的行为偏差的描述。在此试图用深度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这些行为的原因，已达到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来帮助投资者提高投资能力的目的。

在直觉驱动偏差中，Hersh Shefrin主要指出了下面的一些影响人正确抉择的经验规则:典型性、过度自信、锚定、模糊性规避。在框架依赖中主要指出了:损失厌恶、协调决策、享乐式编辑、认知与情绪方面、自我控制、后悔、货币幻觉。

三、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中的应用方式

从以上对现在行为金融研究的陈述，发现在行为金融学还是主要在研究一些“金融怪象”，这些现象是用经典的金融理论所解释不了的，而且用的方法基本就是由心理学借鉴过来的实验法，在此基础上利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作基础来帮助解释。也就是说，在现有的行为金融学里还是在用基于统计学的研究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那样对个人投资者来说，他们即便了解了这些现象但对自己的实际帮助在那呢?因为这些现象的根源很深，我们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尼要认识自己的这些错误都很难，你说要完全改过那就是更加的难上加难了。所以说需要用另外的眼光，用一种更加长远的方式来认识这些问题，从而寻找方法来逐渐帮助个人投资者来提高其投资能力

在Kahneman的理论体系里，他提出了一种将人的认知过程区分为“直觉”和“推理”，并对二者做出了详细的区分。通过这个行为金融学里重要的理论——前景理论的前提，会发现直觉是很多很多错误的根源。这也就自然的想到了荣格关于人的意识功能的划分:感觉、思维、情感和直觉。在荣格这里，直觉是“直觉这种功能使你看见实际上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你自己在事实上做不到的。但直觉能为你做到，你也信任它”;“在你必须处理陌生情况而又无既定的价值标准或现成的观念可遵循的时候，你就会依赖直觉这种功能。”和“但你处于一种直觉的状态，你通常不再注意细节。”，可以看出这和Kahneman给直觉的功能是一样的。

在荣格看来直觉更多的事无意识的表现，它可以无处不在的通过域下过程来影响你。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那就是要改变直觉，就需要深入我人类的无意识当中来认识它和改变它。也就是说，最深刻的变化应该是从无意识的工作进行起。在这种情况下，荣格学派代表的深度心理学就是要针对人类的无意识来进行工作的。那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领域，也就是在帮助个人改善投资能力是最彻底和最好的。

参考文献

篇3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0-0186-03

《货币金融学》是教育部确定的21世纪高等学校经济与管理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作为金融专业的基础性入门课程，同时也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主干课程，货币金融学是引导学生学习金融学基础知识和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的前提课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枢纽和核心，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当前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伴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相关金融理论与世界接轨的步伐越来越快，将不断发展和创新的金融理论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有效结合，解决我国实际经济金融中出现的问题，成为当前教学的重要特点。但在货币金融学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教学方法创新速度缓慢，以及教师金融理论更新程度不足等问题。作为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如果教师按照古典的金融理论教学，学生脱离实际只为考试而学习，势必造成学生工作后，所学非所用，所用无所学，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我国金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所以，货币金融学教学的创新，已经不仅仅是金融教育教学观念转变与金融教学实践的问题，也是影响着我国金融人才培养和实际金融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中国经济环境的改变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环境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研究经济转型期经济主体的行为转变，以及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对宏观经济与金融产生的影响，对金融学的教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经济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劳动雇佣成本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生产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少。据统计，2009―2012年，中国劳动力基本工资年增长率逐年递增，2012年上半年中国城市居民工资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3%，农民工工资也上涨了14.9%。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企业招工难。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老龄化人口占整个人口比重为8.9%。有研究表明，人口红利2015年左右将处于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人口比重在2011年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蔡P，2012）。这些使得曾经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今越来越受到挑战。

第二，原材料、矿产资源与土地价格上涨，环境保护政策加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高物耗、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事实上，由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制约所引致的种种弊端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这也是我国在经济转型中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高排放和高污染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迫使我国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科技含量高、污染低的新兴产业，将经济发展战略由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并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作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战略对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企业必须转变发展模式，由依靠资源要素驱动向依靠技术创新驱动转变，通过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在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的同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第三，从国际角度看，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企业产品出口需求下降，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利润下降。经济转型期，国家出口导向的弱化政策使部分出口导向型企业受到较大冲击。实行消费主导型战略而弱化出口和投资战略的功能必将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毫无疑问，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对拓展国内的消费市场，扩大消费容量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这一发展模式的实行，对于部分特别是出口型中小企业而言，将会带来较大的冲击。在无法或者难以依靠出口实现经济增长而在短时间内又无法拓展国内消费市场的情况下，这部分企业的发展将经受严峻的考验。

第四，技术更新环境发生变化，企业由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压力增大。过去几十年我国企业技术改进方式主要是向国外企业学习和模仿。但跨国企业在国内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随着国内企业不断“干中学”而逐渐消失。发达国家在研制出新技术初期，会严格控制其专利技术，以确保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随后为进一步获取利润才将已经落后的技术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学习和掌握了低端或一般技术后，我国企业若希望不耗费自主研究开发成本，直接复制模仿他国“高、精、尖”技术已基本不可能。另一方面，企业从国外引进高新技术，也因出口管制和贸易技术壁垒而难以进行。发达国家为维持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垄断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出口进行严格的限制，并采取技术壁垒等严密的高新技术保密措施，强化对技术输出的控制、抑制技术的转移，致使后者无法获取某些核心技术。

综上所述，我们在货币金融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注意以下3个方面。

（1）系统地讲解和分析中国经济转型给经济主体造成的各种压力和冲击效应。课程需讲授宏观经济转型压力和冲击对各类经济主体影响的机制，以及各类不同主体在具体经济环境下决策的动机、过程和最终达到的实际效果。

（2）货币金融学课程的讲授需将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别环境和制度因素，与微观个体的各种行为选择整合起来，再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宏观经济的途径和机制，说明其中蕴涵的经济学逻辑关系，并构建和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实验和计量分析。

（3）货币金融学需要讲解和比较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在上述经济机制中产生的作用和效果，研究各种具体情况下最优政策设计，分析给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的各项建议。

二、教学分析的理论框架

我们在进行货币金融学的教学分析模型建立时，主要可以参考小中型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为基础。小型模型主要参考Ireland（2003）和Ireland（2011）；中等大小的模型主要遵循Christiano、Eichenbaum和Evans（2005）与Smets和Wouters（2005）这两篇文献。下面我们不追求数学上的严格性，省略模型的推导过程和细节，主要介绍和说明模型的总体框架、研究思路和主要分析方法。

1.家庭部门。居民效用函数中包括消费变量和其滞后变量。这种设计主要是反映消费理论中的“习惯形成”和“棘轮效应”假说，也是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发展的一个近似描述。如果滞后消费变量前的常系数较小或为0，则效用函数中前期消费产生较小效应，甚至效用函数中不再含有消费滞后变量，消费带来的效用只取决于绝对消费量的大小。这种情况适用于经济发展的初期。居民从贫穷不能达到温饱的水平上获得消费，其效用当然增加较大。如果系数较大，则表示只有当期消费比前期消费增加较多时，效用函数才有所提高。当经济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模型结构比较适合描述经济现实。我国经济已从过去贫穷和温饱水平正转变为全面的小康水平，甚至有的地方已开始走向富裕水平，因此，模型中加入滞后消费变量是对我国经济转型较好的描述。工作时间变量（系数为）和其滞后变量的构建与消费变量的形式一致。效用函数中工作时间这样的构建可以反映我国就业状况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要，转变到劳动力供给不足，也即被称为“劳动红利消失”的现实经济转型过程。上述效用函数中对消费和劳动变量的设计，为我们下面研究转型对企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转型对宏观经济和政策产生的影响和效应，提供相应研究的技术支持。如我们可以考虑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如和等系数的变化，给企业行为和经济带来的影响效应。

2.企业部门。本部分我们关注在金融融资环境的影响下，企业债务融资行及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首先考虑企业家融资决策问题。经济转型中在来自需求或供给方面的冲击作用下，金融部门决定的贷款利率可能导致经济产生更大的波动。有利的企业生产冲击，如企业获得了更好的产权保护或者政府直接减税，都会使得企业利润上升从而净值增加。净值增加导致企业融资杠杆降低，金融部门要求的贷款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这些变化又使得企业在随后的生产中利润进一步提高，从而产生良性循环效应。这一现象被研究文献称为“金融加速效应”（Bernanke 等，1999）。同样的逻辑，经济转型的一个负向冲击，如劳动成本的提高，在金融加速器的作用下，会使得企业利润减少，企业净价值增值减少或为负，而融资成本提高。这都导致企业更难以获利或难以维持生存。

金融加速放大效应在我国可能更严重。国内中小型企业债务融资的逆向选择现象较严重，少数的几个大银行对小企业一般缺乏了解，贷款利率的杠杆效应较大。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银行与金融部门的改革与发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一个主题。近期，银行业引入竞争以及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趋势有所增强。什么样的金融改革方案，以及怎样的金融融资环境，才能使得企业债务融资的金融加速放大效应得以减缓，是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方面的重要问题，也是教学中关注的主要政策研究内容之一。

3.银行部门。为考察金融环境对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分析讲授商业银行的策略选择和行业竞争效应。对此的讲解可以使得学生对我国金融发展转型和银行业改革，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近年来，国内银行业引入竞争，打破大银行垄断地位的呼声越来越大。少数大银行的行业垄断，使得银行掠夺了企业的大部分利润。同时，少数大银行垄断和利率官方决定也使得信贷配给现象严重。大企业比较容易获得信贷支持，而小微企业则融资艰难。因此，银行业的垄断和竞争，以及利率市场化，这些现实分别会给企业和经济带来哪些不同的影响效应，是现在我国金融银行业转型改革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4.政府部门。我们将政府部门划分为两类，一类中央银行部门，另一类称为中央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行为决策给包括企业行为的经济各个方面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课程的重要目的就是研究各种转型压力下的企业决策和行为，以及这些企业行为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研究得出的这些基本现实和其中蕴涵的经济规律，可使政府管理部门增加对我国经济转型变化规律的认识，从而制定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种策略和政策。

为应对经济转型冲击可能给经济带来的波动，政府部门可以运用多种经济手段调节和干预经济。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每一期的货币发行量、存款准备金率和债券或票据发行利率来调节经济运行。中央政府可通过各种税务和直接采购或转移支付来调节经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情况，当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或衰退时，政府部门一般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发行、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恢复。这些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当经济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时，一定程度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环境较之以前已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从供给面角度，劳动工资增加，资源及原材料成本上升，企业生产技术和效率有待提高，产品附加值低而且缺乏竞争力。从需求面角度，产品的国际需求下滑，而且内部需求不足，私有投资乏力。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压力逐渐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部门还是采用上述政策，可能不但对经济调节效果有限，甚至产生负面的效果。如现时期政府再大规模直接投资，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因此，经济转型期政府部门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而这恰好是我们课程的政策应用关注的主要内容。课程应从政府调节经济的各种手段和途径来研究这些行为导致的宏观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评价哪些经济调节方式在各种具体的经济转型冲击环境下达到的效果，从而为政府制定具体背景下各种最优调节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三、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篇4

进化论在19世纪后由达尔文先生应用于生物学，专指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发展。演化经济学研究竞争中变化发展的市场过程，对应子静态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它以历史的不可逆视角观察经济现象。它研究开放的系统，关注变革、学习、创造。竞争过程是非均衡的，具有路径的依赖性的，被视为一种甄别的机制。

以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现代演化经济学已诞生二十年了，这也是达尔文先生孵化的新蛋。目前，演化经济学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标签。正如霍奇逊所指出的，在当代经济学中，许多经济学分支和流派都声称他们的方法是“演化的”。

篇5

引言

作为20世纪末2l世纪重要的研究成果，实物期权（RealOption）是为数不多的由金融学界“反哺”经济学界的经济理论。它的创立为投资决策提供了新的思维，同时也更好解释了一些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投资问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投资理论的不足。

实物期权由金融期权演变而来。Bachelier（1900）首次使用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和鞅（Martingale）来描述证券价格在连续时间中的运动过程，Sprenkle（1961）引入了几何布朗运动（Geometric Brownian Motion），之后在Boness（1964）、Samuelson（1965）等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Black and Scho～s（1973a）、Me～on（1973）正式解决了金融期权定价的问题。

Black-Scholes（1973a）之后，期权定价成为金融资产定价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文献开始另辟蹊径，利用期权定价的思想研究了不确定性下的决策问题，克服了传统NPV法则的不足。在新古典的投资理论中，企业投资决策往往会用到Jorgenson（1963）和Tobin（1969）的理论，而Dixit and Pindyck（1994）认为这两种理论背后的渊源均是NPV法则，也即当NPV>0时企业选择投资，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使得项目价值被低估，因而新古典投资理论的投资决策在不确定的投资环境中将偏离最优的决策，而且这一偏离将随着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而变大。Dixit and Pindyek（1994）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实际投资中不可逆、可延迟、未来现金流未定的特质决定了NPV法则的无效性。为了更好解决不确定下投资决策问题，学者们将期权引入到分析当中。Black-Scholes（1973b）首先引入期权定价的方法研究了公司负债的定价问题。Myers（1977）认为，当投资环境具有较强不确定性时，NPV法则将低估实际投资成本，认为企业拥有的投资选择权也具有价值。在此基础上Myers首次提出了实物期权的概念，认为企业的投资选择权也应包含在投资成本之中。Ross（1995）、Trigeorgis（2000）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进一步拓展了实物期权理论。

在模型的建立上，主流文献一般使用Bellman方法和或有债权分析法（contingent Claims Analysis）。或有债权分析法涉及寻找孪生证券（Twins Secu6ty），即在金融市场中找到一种能够刻画项目现金流的证券组合，将其市场价格直接作为投资期权的价值。Manson and Merton（1985）认为，如果能够找到孪生证券，实物期权定价就将迎刃而解。但是Trigeorgis（1996）指出，要找到这种证券相当困难，而且也涉及到折现率确定上的问题，因此或有债权分析法在文献中并不常见，这也是实物期权文献与金融期权文献的最大的不同之处。

从方法论的角度，主流文献一般认为实物期权能够有效改善NPV法则的不足。Myers（1977）认为，当投资环境不确定时，企业投资的选择权具有价值。从机会成本的角度，企业应当将这一价值考虑到投资成本中，在这种观点下，单纯使用NPV进行投资决策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过度投资。Trigeorgis（1996）用实物期权的思想改进了NPV法则，引入了战略NPV，将其定义为项目NPV加上投资机会的价值，弥补了传统NPV法则决策的不足。在实物期嗫蚣芟拢每个项目都会存在一个阈值（Threshold Value），当决策变量触发该阈值时企业就进行决策，否则选择等待。

除了解决投资问题以外，实物期权在很多领域都有用武之地，正如期权的英文Option原意为选择，只要涉及到选择，从本质上就是实物期权的问题。这个选择可以是选择是否投资（见McDonald and Siegel，1986），是否融资并且以什么方式融资（见Haekbarth，2008），是否合并（见Lambreeht，2004和Tarsalewska，2015）。

本文首先对实物期权的方法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将实物期权的求解过程详细展现在读者面前；之后，试图从模型的角度，结合已有文献提出自己对实物期权方法的一些质疑；最后，将介绍实物期权应用的几个经典的例子，以期让读者感受到实物期权在决策上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思维方式。

一、实物期权的数学原理

（一）基本假设

实物期权模型往往有如下的假设：

（1）项目期限为无穷大；

（2）项目期内状态变量连续变动（比如企业连续分红）；

（3）资本收益率要大于项目收益的增长率（在模型中表现为：r>a）。

篇6

一、演化金融学的起源及在证券市场上的研究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解释复杂的市场现象时遇到了困难，比如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羊群效应等。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演化的理论解释分析金融问题。演化金融学用生物进化理论来研究和阐释金融市场中各种价值判断和价值规律，借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来研究金融市场，其核心思想是进化、突变和复制。研究范围包括行为金融学、演化证券学、金融危机理论、金融制度演化、货币演化等。目前，演化金融学正逐渐成为金融研究的大方向，国外已有不少的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国内的研究仍然十分滞后。演化金融学作为分析金融问题的新方法，虽然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障碍，却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基于有效市场假说，Friedman（1953）意识到金融市场中也存在达尔文进化论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他意识到了演化思想在金融领域的重要性。随后，Fama（1965）认为通过市场机制，金融市场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是理性预期的策略生存下来，而非理性策略被淘汰，市场将在长期达到有效状态。但以上论证需在Eugene Fama（1970）的有效市场假说下才成立。由于证券市场并非完全有效，理性预期下的套利是有风险的。在长期里，非理易者亏损后会退出市场，但不断有新的非理易者涌入。Leonid和Ross（2006）分析了非理易者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得出非理易者在长期中可以生存且对市场价格持续造成影响。Blume、Easley（1992） 率先建立演化模型来分析金融市场，认为演化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市场上投资策略之间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之后，Blume、Easley（ 2003）又证明了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并不一定能达到有效市场。赵鹏举、刘玉敏（2011）提出了一个应用生灭过程研究非理易者和理易者共存的证券市场演化模型，证明了非理易者即使平均而言是亏损的，他们也未必在证券市场中消失，非理易者在市场中的生存与消亡取决于其初始财富、其进入市场的速率以及其交易的盈亏情况等多种因素。

演化金融学理论认为，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都是异质交易者且证券市场上存在学习机制，证券投资者具有学习适应能力，因此也有不少学者从交易者角度来进行研究。李备友（2011）在二分网络上研究发现，交易者之间不同的学习概率服从不同的分布，因此当交易者学习概率不同时，羊群效应的强弱不同。姚程（2012）进行了证券交易者的博弈研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得出，在市场规模有限的证券市场中，演化博弈结果既可能是理易者占优，也可能是过度自信的噪音交易者占优。演化金融学也可采用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建模，Blake，L（1995） 分析了圣达菲人工（ Santa Fe Artificial） 股票市场进行的实验，考察交易者通过学习是否可以达到理性预期均衡。

二、证券市场演化研究的现存问题

新古典金融学的基本假定有：理性人假定；金融市场完全竞争；金融市场信息有效。而这些假定与现实相悖，因此现实的金融证券市场中有许多现象是不能被解释的。基于此，演化金融学具有很现实的研究意义，但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一种科学只有成功的运用了数学以后，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由于演化金融学比起传统的金融学更加现实，它所探讨的金融市场更加的复杂、精确。演化金融学尚缺乏公理化的演绎分析体系，常用的计量分析工具对其进行检验困难，因此演化金融学尚不能完全成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演化金融学下一步发展需要转化为更加逻辑严密的定量分析，这样才能对证券市场进行更准确的模拟。

其次，真实证券市场价格变动，交易者的行为都更加的复杂，用常见的分布来模拟现实，或者不考虑理易者与非理易者的相互作用等虽然可以简化模型，却只能得到不精确的结果。借助演化金融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即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给这样的复杂系统建模，是演化金融学可采用的一种工具。但金融市场复杂和不确定性还需要基于主体的计算金融研究的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FAMA E. The Behavior of Stock Market Prices[J]. Journal of Business， 1965， 38： 34 - 105

[2] Blume， L.， Easley， D. Evolution and market behavior[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92， 58： 9-40

[3]Blake， L.Experiment in Evolutionary finance.Working paper August1995 revised： 1995

[4] Friedman， M.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M].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53

篇7

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已有200年之久，其间许多经济学家都为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经过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派再到新古典主义学派，已经发展得越来越完善。任何学术理论都要经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经济学理论也不例外。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各个阶段不同学派的核心思想以及他们对后世的影响。

一、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十七到十八世纪在欧洲颇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认为金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来积累财富。这种政治经济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财富的意义。

二、古典经济学

在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诞生之前，经济学理论无疑被古典主义学派所统治着，并对经济学未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以后的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其中以英国跟法国的经济学家贡献最大。英国的威廉·配第和100年后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尓和魁奈。斯密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是巨大的，他详细地分析了重商主义，让人们对重商主义有了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认识，自从他指出重商主义的缺陷之后，重商主义也就开始走向末落。斯密从几个方面指出了重商主义理论的缺陷。首先，他批判了重商主义认为金银才是财富的组成的观点。他指出只有增加一国的劳动产出，或是增加一国的国民收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的增加。其次，他认为，尽管后期重商主义的理论有所改进，从认为必须把货币贮藏在国内到后期的放宽要求，认为只要保证输出大于输入（即有净输入）以获取货币流入本国，但是依然是值得怀疑的。综上所述，斯密是自由贸易理论的热衷者，是贸易管制理论的反对者。影响斯密对重商主义看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英国的环境，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产生在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在这个时期，英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时期，英国打败了西班牙夺得了海上霸权，之后通过大量的海外殖民疯狂地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英国的资产阶级们在这个过程中攫取了空前的利润，从而为英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由于之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当时的种种贸易保护政策开始逐渐表露出对英国继续发展经济的限制。同时英国的资本家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在其他国家的竞争当中已经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更加促使他们推崇自由贸易的学说。从而影响到斯密自由主义的观点。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堪称古典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使得工业化不再停留于发明机器制造产品的阶段，而是真正对社会发展起了革命性的意义。如果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那么斯密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

三、新古典经济学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古典主义学派得以发展，经过一系列的革命，经济学理论被赋予了大量的新鲜血液。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众多著名的经济理论学家对此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不得不承认马歇尔是当仁不让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标志性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经济学原理》一书把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的古典经济学，以及边际主义学说等，组织和融合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体系之中。然而这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随意拼凑，而是有巧妙的构思和严密的体系。这是继约翰·穆勒对古典经济学进行综合之后的又一次经济理论大综合，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几乎包含了当时经济学界绝大部分的观点和主张，把自由竞争时代的经济学作了最为全面的总结，因而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经济理论体系，居于欧美经济学界的主流和中心地位达数十年之久。他的经济学说构成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培育出来的一大批弟子。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的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实际上，庇古在帮助马歇尔传播其经济理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通过在剑桥大学为学生们讲课，帮助马歇尔传播了他的理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那就是他的另一个得意门徒——凯恩斯。在马歇尔的众多弟子中凯恩斯不算是最突出的，但毫无疑问，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一个全新的独立经济学体系的诞生。标志着凯恩斯完成了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向自己创立的新经济体系的过渡。

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了传统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古典经济学派相信经济规律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同时也认为在这种经济规律下，供给本身能够创造需求（萨伊定律），因此只要倡导自由主义，就能够实现均衡。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理论貌似非常完美，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他有大量的脱离现实实际情况的假设。就比如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可以自行创造需求，因而不存在经济危机。但是1929到1933年爆发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严重等问题的出现，根本无法解释，更不能为摆脱危机提供“有效”对策。这种主张自由经济的思想在国富论酝酿出版的时候可能是实用的，因为毕竟世界刚刚进入工业革命的大门，生产力的发展虽说有提高，但是没有达到无法控制的状态，当时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斯密关于人们是经纪人为了谋求自己私利而做出决定的假设。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渐递进，世界资本财富的迅速积累，垄断厂商的出现，信息量迅速上涨等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种种违背斯密经纪理性人的假设出现的时候，这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就失灵了。凯恩斯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他认为无法充分就业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是指预期可给雇主（企业）带来最大利润量的社会总需求，亦即与社会总供给相等从而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而总供给可以看作一个外生变量它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但是，在现实情况中，放任经济自由发展有效需求往往是不足的，因此为了提升国家的财富，他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革命。伴随着预期革命，以及张伯伦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四、结语

这一时期确实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非同寻常的一页，在近200年的时间内，有众多的经济学家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经济学理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重商主义到古典主义学派再发展到新古典主义学派，从主张贸易保护，到推崇自由发展经济，再到凯恩斯的倡导政府干预，这么快的理论发展是不常见的。正如我们所知，一种新的理论的发展一定伴随着有问题的旧的理论的消亡，如上面所述，虽然古典经济学派在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期风靡一时，但是由于他的前提假设条件苛刻等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经不住历史的考验，比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西方经济经历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无法为古典主义理论所解释，就必然会引起学者们的反思，促成新的理论诞生。这样，最终便必然导致一场西方经济思想创新的浪潮。西方经济学在上述时期所取得的重要发展和成就，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所有这些，我们应当给予高度评价。

【参考文献】

[1] 付莹莹.浅谈西方经济史学初期发展[J].消费导刊，2009（23）.

[2] 张凤林.从马歇尔到凯恩斯—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一页[J].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篇8

古典金融理论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一直是以“货币与实物经济相分离”的古典经济学“两分法”为手段，从实物经济的层面出发，对货币的职能、银行的流动性、信用机制、货币与经济的关系、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的决定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相当成就。该阶段所出现的影响较大的理论成果有：甘末尔学说（1907年）、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1911年）、马歇尔的现金余额数量论（1923年）、庇古的剑桥方程式（1917年）、哈耶克的中立货币理论（1931年）、莫尔顿的银行可转换性理论（1918年）、勒纳等的弹性理论（30年代）、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1922年）、阿夫塔里昂的汇兑心理理论（1927年）、凯恩斯与爱因齐格的利率平价理论（1930年）等。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问世，这不仅在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称为经济学的一场革命，特别在古典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凯恩斯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把货币资产融入实际经济中，指出货币对就业、产出、收入等实际经济有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填平了货币与实物经济之间的“两分”，创立了以货币经济为特征的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之后，希克斯与汉森于1949年创立了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相结合的IS－LM模型，鲍莫尔于1952年提出了平方根定律，弗里德曼于50年代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

50、60年代，由于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不断创新，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在金融理论方面，不仅出现了商业银行的负债管理理论，而且出现了大量以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微观金融理论。尤其是，1952年马柯维茨提出了证券组合理论，创立现代金融理论之开端。以风险—收益理论、期权定理、有效市场理论与公司理论为四大支柱，构建了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并推进金融理论研究由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方向发展。该阶段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普鲁克诺的银行预期收入理论（1949年）、银行负债管理理论（60年代）、莫迪利亚尼与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年）、夏普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58年）、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1958年）等。

60、7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国际金融形势出现了较大的转变。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日益频繁，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逐渐代替。此外，一批优秀的经济金融学家开始关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该时期出现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孟德尔的国际收支与货币分析法（60年代）、讷克斯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以及布莱克的发展中国家汇率理论（70年代）等。

70、80年代，各种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为了防范各种衍生金融风险，各种套期保值工具日益多样化，金融机构的业务向纵深发展，对国际汇率制度的研究有所完善。有关金融工具的定价、风险估测及金融规避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由此，产生了汤姆与齐曼的股市风潮理论（1975年）、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1977年）、多恩布茨的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70年代）、布兰查与沃森的投机泡沫理论（1982年）。并且，一门以现代金融理论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分析方法，兼收经济学、投资学、数学等学科的新型交叉学科——金融工程学在西方兴起，并呈方兴未艾之势。

80、90年代，接连爆发了西方股灾、拉美债务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关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危机的生成原因、防范机制、监管模式等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该时期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奥布斯特菲尔德的危机预期理论（1994年）、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

综观百年，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古典走向现代，主要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其一，分析工具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承袭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侧重于理性研究，进行问题的纯理性描述。而现代金融理论越来越多地运用数学、模型分析法，侧重于定量分析，对问题进行较严格的科学论证。其二，问题研究层面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无论是对货币的供求，还是对通货膨胀、就业等问题的分析，较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对金融问题进行探讨。而现代金融理论在宏观层面之外，越来越多地从微观层面对金融进行研究，成为指导微观金融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其三，研究领域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的研究集中于经济金融领域，而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已跨出这一领域而走向社会工程化。

二、20世纪金融理论的重大贡献

20世纪以来，金融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主要内容集中于以下6个方面：

（一）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货币金融理论一直都是金融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前，货币金融理论集中研究货币的本质、职能与作用。1936年，《通论》发表，凯恩斯率先在其《通论》中提出了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而且是一种资产，可以进行选择与替代；在实际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是非中性的，从而实现了对早期的传统货币数量论、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其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经济学流派相继形成。他们对货币金融理论的争论，客观上促进了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从而在货币需求、货币供给、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利息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货币需求理论，从本世纪初以甘末尔与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等为代表，通过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间接体现对货币需求的决定，发展到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的平方根定律、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新剑桥学派的货币需求三类七动机说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货币需求理论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独立的理论体系。

货币供给理论，以1952年米德首次在《货币数量与银行体系》一文中用货币供应对货币供给与银行系统作出系统研究为标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正式形成，并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间，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货币供给理论体系。在对货币供给的研究中，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集中于探寻货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本世纪上半叶，凯恩斯在他的货币供给理论中率先提出外生货币论。但随后的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学派都摒弃了这种论调，提出内生货币论。他们认为货币供应量不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除由中央银行之外，还要受商业银行以及社会大众行为影响的内生变量，使货币的概念更贴近真实状况。

通货膨胀理论，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而逐渐形成。凯恩斯最早于1936年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半通货膨胀理论”，他认为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是间接的。而此后，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西德学派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货币量过多。除此之外，经济金融学家们还对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传导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产生了较成熟的通货膨胀理论，例如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以及通货膨胀的北欧模型等。70年代，理性预期理论广为流传，货币金融理论界由此又发展了包含预期因素在内的全球性通货膨胀模型（林德白克，1980年）以及预期通胀理论。

利息理论，在传统的均衡利率论中以分析资本供求来研究利率的形成与决定机制。对于货币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各学派各有己见。后凯恩斯主义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量增加将会使利息下降，利率是传导枢纽；货币学派则认为货币量增加会在短期内降低利率，而在长期使利率上升；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公众的理性预期，会使货币量的变动对利率失去效力。

（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从传统走向现代化

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银行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银行经营管理理论在短短几十年里也经历了几次变革。

首先，银行家们突破了古老的真实票据理论，莫尔顿于1918年提出了可转换性理论、普鲁克诺于1949年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前者认为银行贷款不一定要用于自偿性项目，可将资金投入具有次级市场条件的证券，这样，就将银行的资产业务拓展到证券投资业。后者强调银行发放贷款可以借款人的预期收入为基础，从而鼓励银行将资产业务从短期贷款扩展到中长期贷款。

此外，60年代银行学家提出了商业银行负债管理理论，强调商业银行以借入资金的方式保持经营的流动性。到了70年代，银行学家又提出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如偿还期对称理论、资产分散理论、资产分配理论、缺口管理理论等，将银行的经营重心从负债方扩展到资产方，要求通过对资产结构与负债结构的共同调整，实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要求。

（三）金融市场理论横空出世逐步走向系统化

20世纪是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时代，与此相呼应，金融市场理论日益丰富并逐渐系统化。随着对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定价等金融微观企业行为的关注，金融市场的理论研究也从定性分析推向了科学的定量分析。

公司金融理论方面，莫迪利亚尼与米勒于1958年《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奠定了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

风险收益理论方面，马柯维茨于1952年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奠定了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基础。6年后，威廉·夏普、约翰·林特纳、简·莫辛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模型），根据证券预期的收益与风险方差寻找最佳证券结合。1971年，斯蒂芬·罗斯从影响证券报酬率的各个因素出发，建立了套利定价模型（APT模型），从而为实践中的证券投资决策提供良好的理论参考。

期权定价理论方面，1973年肖尔斯与布莱克发表了《期权与公司债务的定价》，1973年密尔顿又发表了《合理期权定价理论》等文章，为期权及其他衍生金融商品的定价提供了可选择的计算公式，为今后金融定价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股市投机理论方面，齐曼于1974年、汤姆于1975年共同提出了股市风潮理论，布兰查与沃森于1982年提出了投机泡沫理论。前者已经开始将股市参与者区分为“保守者”与“投机者”，将投机风险因素正式从股市中抽离出来。后者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投机孕育了虚拟的资产泡沫，并将成为股市崩溃的直接隐患这一思想，从而为更科学地对股市进行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并为今后的金融风险、金融安全理论的产生发展作了铺垫。

（四）国际金融理论得到了繁荣发展

国际金融理论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通货膨胀理论。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在20世纪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际金融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分支理论。30年代大萧条时期，产生了国际收支弹性理论，解释了国际收支中贸易差额的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产生了国际收支的吸收理论，解释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至70年代，产生了国际收支的货币理论，这是当代西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中最流行的一种学说，解释各国国际收支的联系以及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过程，并通过强调货币供求对国际收支平衡的直接影响，实现了对大卫一休谟的“价格—现金流动机制”的超越。这三种国际收支理论在很大程度是互补而非相互替代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分析法上，弹性理论和吸收理论注重短期和中期的均衡条件分析，货币理论注重长期收支均衡条件的分析。其二，分析对象上，弹性理论解释贸易差额，吸收理论解释经常项目差额，货币理论解释整个国际收支。其三，在分析的理论层面上，弹性理论是对商品市场的微观经济分析，吸收理论和货币理论分别是对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宏观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以传统理论为主流，即购买力平价理论（20年代）与利率平价理论（30年代）。70年代，浮动汇率制的日益盛行、金融创新活动的兴盛，使得一批新型汇率决定理论向传统汇率理论提出挑战，其中主要的代表理论是：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阿尔盖的汇率国际收支说（1981年）。在汇率决定理论的新旧更替之间，经济金融学家们在一般均衡分析法之外，又发展了收益—风险分析法，实现了对研究领域的层层拓展，即从最初的商品市场，拓展到货币市场，最终将证券市场也包括在内。

国际通货膨胀理论，基本有两个分支，一是国际传递结构论，一是国际传递货币论。结构论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只是简单地概括出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5类机制。而货币论从70年代初出现后，已自成体系，其理论分为4大类：社会成本推进分析、世界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分析、小国开放模型和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派分析。研究集中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

（五）经济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以金融理论为核心的分析体系

金融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而且还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直以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往往脱离金融而集中于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的要素分析。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才注意到金融发展的滞后已成为阻碍许多国家，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至此，金融与经济才得以结合，成为一个研究整体，并相应形成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经济金融发展理论：戈德斯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金融理论也从分析体系的边缘走向了核心地位。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理论中将各国的金融现象归纳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结构。一国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构成了该国的金融结构。他还提出以金融相关率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唯一特征，由此开创了现代金融发展理论。

爱德华·肖与罗纳德·麦金农则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具体分析过程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统一，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形成广义的货币金融概念，并提出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应该放弃过份的干预与管制，以推进经济增长。

在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出于规避政府管制的目的，如火如荼地开展金融创新活动。各种探讨创新原因的创新理论也相继形成，如技术发展论、货币因素论、财富增长论、约束一诱导论、回避管制论、交易成本下降论、制度因素论、结构变化论等。

（六）金融危机理论成为世纪末理论研究的焦点

自本世纪30年代拉开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序幕以来，灾难性的世界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对金融危机理论提出了挑战。

现有的金融危机理论主要是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以及一些相对零散的危机模型。金融体系脆弱性假说在分析上缺乏微观基础，因此难以称为理论，而成为假说。它主要包括以明斯基为代表的对危机产生的周期性解释，以及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对危机生成的货币性解释两大分支。随着80年代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的兴起，它们被经济学家作为有效的分析手段尝试着用于研究微观金融层面中金融风险的生成机制，从而将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在金融危机模型方面，最成形的是货币危机的三代模型。第一代，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说明财政赤字导致货币金融危机的必然性。第二代，奥布斯特菲尔德的预期模型（1994年），说明金融危机可以脱离宏观经济状况的好坏，具有自促成性质。第三代，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说明道德风险对危机的产生有触发与推动作用。

三、跨世纪的两大金融前沿问题

21世纪，金融理论将面临以下两大前沿问题：一是宏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二是微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金融工程问题。

1.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金融稳定问题是当今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各国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金融稳定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篇9

关键词：智能交通；交通运输；经济学

大众对交通安全、交通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旺盛需求说明了人们通过智能交通提升生活品质的愿望，城市交通拥堵的大面积爆发让人们对智能交通改善交通环境带来更多的期望。当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城际智能交通企业、安防企业开始进入城市智能交通市场时，我们都明白城市智能交通迎宋了快速发展的好时机。

当代西方经济学集大成者的萨缪尔森将马歇尔传统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并将其整合成为目前为经济学界所公认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然而，这个经济学研究基础框架，也不断受到来自于经济学内部发展的挑战。如有研究者指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组织问题关系不大。大多数经济学家借助于新古典生产函数(它确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而与企业的内部组织无关)这个黑箱，将企业的内部组织略而不计。尽管存在这样那样对于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争议，但是发端于斯密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尤其一系列的基本假设还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在现代金融学中引入时间和货币等因素，取得像期权定价等理论研究上的突破；还有公司财务领域，也是在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修正基础做出相应的成果；还有激励机制设计、最优税收制定等等理论研究突破，都从给予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做出的。这些成果许多获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研究者的认同。研究实践表明，对经济学中假设的某些部分进行修正，并在相关研究领域做出相关的说明，将有助于该经济学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基础，主要还是来自于自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的《国富论》，以及将古典经济学理论化、概念化的马歇尔的这一支经济学研究脉络。交通运输经济研究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脉络联系，并不在于交通运输经济学一定需要获得主流经济学的承认。相反应当通过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实践，丰富和完善主流经济学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领域的解释力，使之分析框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通过修正来自于微观经济学的假设，交通运输经济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微观经济学为交通运输经济研究提供理论假设的基础，交通运输经济研究又反过来对经济学研究提供深化研究的样本。这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有从特殊到一般的研究过程。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基础或理论假设前提也是从微观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产品需求、生产供给的角度展开。

第一，在微观经济学中，假设具有理性的个人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个人的利益。在价格机制作用下的市场，作为有效率的配置社会资源方式，可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这一基本假设也同样适用于交通运输经济研究领域，但是需要对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作进一步的界定。在西方经济学中基本的一个假设就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显然交通运输资源就是那些能够用于改善交通运输状况的社会资源，而这些资源又应当如何进行最优配置呢?在交通运输经济领域价格机制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比较低，相反一些非价格机制的组织活动对于交通运输资源的配置却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自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以来，不通过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而透过公共领域资源配置资源就成为的研究领域。个人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理性的选择，这一点假设同样适用于交通运输经济中资源配置问题研究。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分析框架下，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必定上升。只有需求定律存在才能保证，价格机制正常的工作，协调资源的有效配置。

需求定律实际上一个理性化的假设，因为任何物品所满足的需求都不会是一样的。交通运输产品的需求至少是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空间不同点之间的位移达成；二是时间不同点之间的协调；三是交通运输过程中的可靠性。这些不同的需求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有时是单质的需求，如只求快速到达、或者对于价格比较敏感等等；有时又是多质的需求，如既要快又要舒适等等。在交通运输产品需求中时间的缩短和准点成为重要的需求指标，而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除了金融、货币等领域通过利息研究时间价值外，对于时间的需求研究如何涵盖在需求定律中却还没有进一步的讨论。

篇10

春节期间，我读了一本好书――《财富的起源》（The Origin of Wealth―Evolution，Complexity and the Radical Remaking of Economics）。作者贝哈克（Eric Beinhocker）是麦肯锡高级咨询顾问。他在书中总结了经济学研究最新成果，并得出结论：市场是一个不断演化并进行适应性调整的体系，它和自然界“适者生存”的达尔文法则极为类似。

作者试图阐释这样一个观点：价值与人类的基本需要息息相关。比如，达尔文认为人类进化是由于不同个体相互竞争资源，并复制繁衍自身的过程。而在以前，权力和财富使得许多男人能够吸引众多异性，从而保证优秀的基因得以存续繁衍。从这个意义上说，财富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有利于实现人类生存的欲望。

正是基于这种洞察，可以看出人类为了生存，往往会按照适应性的模式调整自己的行为。由此引发了一个新兴的经济学理论，即所谓的“复杂性经济学”（Complexity Economics）。 这本书很好地阐释了这个理论。

按照书中逻辑，许多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经不起推敲。例如，我们用于评估市场收益和风险的各种模型（如马尔科维茨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甚至市场是一个随机漫步过程的假设都可能是错误的。曾做过金融学教授、现在是基金投资主管和风险顾问的阿维纳什佩尔绍德（Avinash Persaud），最近对传统金融理论有一些独到的评论。在他看来，第一，马尔科维茨的模型通常假设只有一个投资者采用这一模型，而在实际市场交易中，可能许多交易者都采用同一模型，这往往造成所谓的“拥挤易”（crowded trades），最终市场波动要比理论预测大得多。第二，利用衍生工具来转移风险的办法，也可能会加剧市场的波动性。因为对冲基金并非风险的吸收者，而是风险的交易者。一旦发现自己手中持有的资产风险过大，如次级抵押债券，他们就会迅速转手逃离，这无疑加大了市场的波动。第三，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和投资工具都会带来风险，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同时看投资者的行为和其所使用的投资工具，两者都会造成风险状况的迅速改变。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总是有效的，这并不必然真实。复杂性经济学理论则认为，金融市场是由相互竞争的交易策略组成的不断演化的生态系统。市场是一个高水平的处理器，能对市场参与者分散拥有的信息进行有效整合，但是因为相互竞争的不同交易策略和复杂的行为模式，市场仍然可能会剧烈波动。市场中存在复杂的反馈机制，许多专业投资者总是期望那些个人投资者的平均预期发生变化，因为后者的行为会造成市场的波动，在泡沫明显的市场上则会触发急剧的市场调整。

复杂性经济学能更好地解释动量交易，毕竟市场也是路径依赖的。这一理论框架显然更加实际，因为没有一个投资者具有完美的信息、零交易成本和无限的资源。反而大部分投资者只有非常不完美的信息、极高的交易成本和相当有限的资源。如果按照新古典的理论去指导交易，你就需要动用无穷的资源来支持重要的市场决策，这正是十年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所发生的故事。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债券市场偏离了均值15个标准差；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使用的模型仅仅考虑了4个标准差的波动。最终他们崩盘了。同样地，许多华尔街公司仍然对基于有效市场理论的模型顶礼膜拜，结果在次债危机发生后损失惨重。

复杂性经济学的分析更贴近我们对真实生活的观察。因为市场是由不同策略相互竞争所驱动的，所以你需要了解市场上其他的投资策略和你自己的策略存在多大的差异。

过去许多年，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关联相当微弱。时过境迁，今天商品和服务贸易已经全球化，市场比过去更紧密地相互连接，许多投资者的投资模式也大体相似。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国内市场的价格开始受到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反过来，中国国内价格的波动，也会对国际市场造成一定冲击。市场不仅相互连接，而且相互影响。

篇11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2-0016-00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cn

*基金项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基础领域研究课题“国际经济金融结构研究”

作者简介：唐时达（1983―），湖南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农业银行博士后，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互联网金融、金融风险管理与劳动力市场;巴曙松（1969―），湖北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与金融市场监管。

一、引 言

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不是决定就业水平的唯一因素。金融发展领域的大量实证文献表明，金融市场对就业有着显著的影响。金融深化提高了金融资产收益率，降低了实际利率，因此推动与之相关的产业发展，从而增加就业。金融发展对就业水平有直接和间接双重效应：直接效应在于金融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会根据市场导向作出合理的战略调整，创新出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吸纳更多的劳动力;间接效应在于金融发展通过发挥其资金融通的功能，推动不同行业的成长，促进产业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带动就业增长。

最新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相互作用对就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关的理论研究认为，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对就业水平有不良影响，而影响程度则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在这一领域，大多数的实证研究侧重于考察劳动需求的因素，并采用微观数据考察金融市场对劳动需求的影响。然而，采用宏观数据对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而关于中国方面的经验研究则仍是缺失的。本文的研究对此是一个补充。

当前，正是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时期，而中国金融结构也在迅速调整，故研究中国金融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借鉴Donatella、Christophe & Anne-ga？c（2012）的研究，采用中国1999―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就业水平。研究的目的在于：第一，考察金融结构、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第二，考察金融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特征的交叉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

二、计量模型、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计量模型

为考察中国金融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影响对就业的作用，本文借鉴Donatella、Christophe & Anne-ga？c（2012）的研究设立如下计量模型：

lnEi，t=c+？琢i+vt+？字・lnlabori，t+？啄・lnfini，t+

？酌・lnlabori，t・fini，t+？渍lnCVi，t+？着i，t（1）

其中，Ei，t是就业率，？琢i是省际固定效应，vt是时间固定效应，？着i，t为残差项。labori，t为劳动力市场特征指标，fini，t为金融结构指标，labori，t・fini，t为劳动力市场特征指标与金融结构指标的交叉项，用以考察金融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交叉作用对就业的影响，CVi，t为其他的控制变量。我们使用的是中国29个地区（1）1999―2012年的数据。数据的来源如下：各省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各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各省上市公司的IPO、SPO、配股增发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等来自相关年度的Winds数据库和《中国金融年鉴》，其他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的经济统计公报。

（二）变量选取

1.就业水平指标

本文所采用的就业水平指标为各地区就业人数与其总人口的比重，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金融结构指标

已有文献普遍认为，“金融结构”一词指的是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在这类文献中，金融结构被分为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这一定义被林毅夫（2009）、贾玉革和李健（2005）等学者称为“狭义”的金融结构。“广义”的金融结构则包括金融工具的结构、金融机构的结构和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等。

本文重点考察“狭义”的金融结构。因此，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反映金融结构：市场主导型融资结构和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直接融资比例（M-finance）变量反映了市场主导型融资结构，银行集中度（B-finance）变量反映了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

关于市场主导型结构指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划分标准，债券和股票为直接融资，杨俊和王佳（2009）认为在中国地区金融数据缺失严重的情况下，非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是一个相对较好的表达市场主导型程度的指标，并在其实证研究中用债券和股票的规模/总融资规模对市场主导型结构指标进行度量。本文借鉴其做法，用债券和股票的规模/总融资规模来度量市场主导型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04―2012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关于银行主导型结构指标，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所有金融机构统称为中小金融机构。本研究借鉴其做法，用各地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占该地区全部金融机构总贷款余额的比例来衡量银行业集中度程度。该比例越高，说明该地区金融结构越偏向于银行主导型。

3.劳动力市场特征指标

当前，正是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具有二元经济和新古典的双重特征。中国劳动力市场正从二元经济的模式转向新古典经济的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既有二元经济的特征又有新古典经济的特点。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由于存在劳动力区域转移和部门转移的制度障碍，劳动力供求关系无法通过工资水平的调节得以出清，所以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在新古典模式下，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调节达到市场出清的状态。因此，本文用劳动流动指标来衡量中国劳动力市场从二元经济模式向新古典经济模式转型的程度：劳动流动程度越高，向新古典经济转型的程度也越高。

目前，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文献中，衡量劳动自由流动程度的指标有以下几种：

Parai & Beladi （1997）构造了一个劳动力流动弹性指标（w1/w2）=（L1/L2）1/？着。w1为农村部门的工资，w2为城镇部门的工资，L1为农村部门的劳动力，L2为城镇部门的劳动力。ε为两部门间劳动流动弹性，0<ε<∞，当ε=0时，劳动力完全无流动，当ε=∞时，劳动力完全流动。

蔡P（2001）利用农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衡量劳动的流动程度和两部门的劳动配置效率。比值在0到1之间，如果劳动要素完全流动，那么各部门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相等，则比值为1。反之，如果政策和部门间的障碍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限制，则比值小于1，比值越低，说明劳动自由流动的程度就越低。

与蔡P（2001）类似，王泽填与姚洋（2009）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单位劳动力增加值的比率来衡量劳动力的流动程度。其假设部门的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与工业部门的工资呈正比，而工资是吸引劳动力流动的唯一因素。因此，如果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越高，则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之比越接近于1;反之，如果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越低，则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之比越接近于0。

王泽填、姚洋（2009）和蔡P（2001）对衡量劳动自由流动程度指标的构造思路基本相同，具有较强的理论依据和可实现性，能较好地衡量中国劳动自由流动程度。唐时达和刘瑶（2012）的实证分析表明，与蔡P（2001）相比，王泽填与姚洋（2009）构造的指标能更好地表达劳动自由流动程度。因此，本文将采用王泽填与姚洋（2009）的构造方法来度量中国劳动自由流动程度，检验劳动自由流动程度对就业水平的作用。

4.控制变量

以往研究表明，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城镇化进程等因素均对就业水平有着确实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使用的控制变量包括了人均受教育程度（edu）和城镇化水平（urb）。温怀德（2010）的研究认为，人力资本（高等教育）系数不利于就业的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可能仅仅改善了个人就业状况，而对就业整体不利。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十分迅猛，劳动力市场受到巨大冲击，在巨大的人口及就业压力下，不仅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人就业逐渐困难，而且挤出了教育水平不高或者非熟练工人的就业。众多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认为城镇人口比例增加会降低农业就业人口，有利于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增加。本文用eduit表示i地区t年的人均受教育程度，urbit表示i地区t年城镇化进程。关于人均受教育年限（eduit），1987年至2001年数据引用了陈钊、陆铭和金煜（2004）的数据，2002年至2012年数据为作者根据同样的方法独立测算。其中小学毕业教育年限设为6年，初中毕业教育年限设为9年，高中毕业教育年限设为12年，大学毕业设为16年。独立测算所需相关数据均来源于2003―2012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关于城镇化率（urbit），本研究用各地区城镇人口数与其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表示。

我们以（1）式为基础，从模型（1）至（5）依次进行如下回归：模型（1）检验了劳动流动（labor）和市场主导型融资（MF）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了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与市场主导型变量的交叉项（labor*MF），以检验两者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模型（3）检验了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和银行主导型融资变量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模型（4）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了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与银行主导型变量的交叉项（labor*BF），以检验两者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模型（5）将所有变量都纳入进来，查看计量模型的稳健性。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为防止出现“伪回归”问题，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前，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若数据平稳，则可用上述解释变量对就业指标进行回归;反之，则继续对其进行协整检验。根据数据特点，本文主要采用五种常用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LLC 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根据AIC准则选取的最大滞后期为7，检验结果如表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5种检验方式的绝大数情形均证明，所有变量均为不平稳单位根过程，而其相应的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则表现为平稳过程。接下来估计面板回归方程，在估计回归方程之前，利用Stata11.2统计软件的vif和hettest命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也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所有自变量的vif都小于10）。

（二）面板协整检验

接下来本研究对变量之间进行协整检验。关于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1）Kao（1999）、Kao and Chiang（2000）利用推广的DF和ADF检验提出了检验面板协整的方法，这种方法零假设是没有协整关系，并且利用静态面板回归的残差来构建统计量。（2）Pedroni（1999）在零假设是在动态多元面板回归中没有协整关系的条件下给出了七种基于残差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和Kao的方法不同的是，Pedroni的检验方法允许异质面板的存在。（3）Larsson et al（2001）发展了基于Johansen（1995）向量自回归的似然检验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这种检验的方法是检验变量存在共同的协整的秩。我们对lnE、lnLabour、lnMF、 lnBF、 lnlabour*MF、lnlabour*BF、lnedu和 lnurb进行KaoADF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 的面板协整检验结果，Kao ADF 统计量在1%的检验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直接对原方程进行回归。

（三）回归结果和分析

我们进行了面板回归，表4给出了样本的估计结果。

1.关于金融结构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从（1）和（3）可以看到，直接融资指标（MF）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间接融资（BF）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为负值，但在5%的水平上不显著。实证结果印证了Rendon（2001）的研究，如果金融发展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证券（直接融资）来减少其劳动调整成本（即金融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替代），金融发展会促进就业。直接融资使得中小企业能直接从金融市场融资，从而可以优化资金配置，增强企业活力，而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因此能够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银行集中程度的提高使得信贷不可避免倾向于大型机构，大型机构的就业吸纳能力通常来说不如中小企业，因此银行集中度越高，越不利于提高就业水平。

2.关于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劳动流动程度（labour）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降低劳动流动障碍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这与Wacziarg & Wallack（2004）和Kambourov（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Wacziarg & Wallack（2004）认为劳动自由流动程度的提高会对就业水平产生有利影响，劳动力市场临时解雇成本的降低和限制政策的减少也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Kambourov（2009）构建了一个开放、劳动流动和就业结构转变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数值模拟，其结果也表明劳动自由流动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就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提高就业水平。

3.关于金融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从（2）和（4）可以看到，直接融资指标与劳动流动指标交叉项（labour*MF）的系数显著为正，间接融资指标与劳动流动指标交叉项（labour*BF）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越高、直接融资程度越高，则对提高就业水平有促进作用;而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越高、间接融资程度越高，对就业水平的提高反而有负面影响。实证结果印证了donatella、christophe和anne-ga？c（2012）的研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程度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会有利于新兴小企业的诞生，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动自由流动才能与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匹配，从而提高就业水平。另一方面，直接融资的提高有利于劳动者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从而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

4.关于其他控制变量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从（1）―（4）可以看出，一是人均受教育水平（ edu） 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虽然（5）中人均受教育水平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这与我们的直观印象有一定出入，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国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主要表现为高中、职专等中等教育规模和大学教育规模的比例失衡;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积累可能仅仅是改善了个人就业状况，其劳动效率的提高反而导致了其他人的失业。二是城镇化率（ edu） 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人口不断涌入城市以及农村自身的城镇化，使得农业劳动人口不断地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而且这样的就业人口的产业间调整一直在进行，使劳动要素达到最优配置，提高了就业水平。

5.关于模型的稳健性：从（5）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纳入全部变量之后，虽然有些变量显著性不够，但是在方向上依然与模型（1）―（4）保持一致，因此样本期内，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四、结 论

本文探讨了金融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1.金融结构中，市场导向型融资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就业。市场导向型融资使得中小企业能直接从金融市场融资，从而可以优化资金配置，增强企业活力，而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因此能够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反之，银行集中度的提高则有可能对就业造成负面冲击，中国银行业结构以国有大型银行为主，银行集中程度的提高使得信贷不可避免倾向于大型国有企业，从而对就业水平有负面影响。

2.劳动流动自由程度与就业水平呈正比。这表明降低劳动流动障碍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而且要重视创造条件让劳动要素在不同产业、不同层次之间的流动。

3.金融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交叉作用能够影响就业水平。当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趋低的时候，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就业;当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趋高的时候，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就业。

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特征看，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二元经济所导致的城乡分割状态逐渐向新古典经济的自由流动状态转变，劳动自由流动程度大幅提高;从我国人口结构看，随着人口结构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跨越“刘易斯拐点”、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负债”，不仅会在中长期内影响一国的资产负债的稳健度，而且也会在短期内影响这个国家的负债融资能力、资产配置能力以及使用杠杆率的能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间接融资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决定了银行信贷成为M2扩张的渠道。然而，在劳动自由流动程度逐渐提高之后，银行信贷所带动的杠杆扩张功能将受到限制。因此，无论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还是从金融市场的角度出发，我们都应该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的规模和比重。

注释：

（1）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本研究剔除了、台湾，将重庆的数据合并到四川之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国研网相关标准划分，这29个地区包括――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西、海南; 中部： 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 西部： 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人口结构的宏观金融含义[J].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12，（9）：21-29.

[2]蔡P.劳动力转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J].社会学研究，2001，12（4）：44-51.

[3]蔡P，太阳生.抓住劳动力市场新特征[J].珠江水运，2012，9（3）：51-53.

[4]陈钊，陆铭，金煜.中国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对于面板数据的估算[J].世界经济，2004，73（12）：25-31.

[5]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58（8）：4-17.

[6]唐时达，刘瑶.贸易自由化、劳动流动与就业结构调整[J].世界经济研究，2012，30（3）：58-62.

[7]王勋，方晋，赵珍.中国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31（9）：59-64.

[8]王泽填，姚洋.结构转型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J].世界经济，2009，68（4）：38-49.

[9]杨俊，王佳.金融结构与收入不平等：渠道和证据――基于中国省际非平稳异质面板数据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2，32（1）：116-128.

[10]杨小玲.中国金融发展、就业效应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9，24（7）：5-12.

[11]Acemoglu.D.Credit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persistent unemployment[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57（45）：665-679.

[12]Arnold，L.Financial market imperfections，labour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business cycles[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104（09）：105-124.

[13]Amar K.Parai，Hamid Beladi.imperfect labor mobility and unemployment in LDCs[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1997，64（1）：180-188.

[14]Ana Revenga.Employment and Wage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Case of Mexican Manufacturing[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97，69（5）：20-43.

[15]Benito，A Hernando.Labor demand，flexible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factors： New evidence from Spain[J].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8，70（4）：283-301.

[16]Belke，A& Fehn，R.Institutions and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Do 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 matter？[J].Ifo Studien Zeitschrift f■r empirische Wirtschaftsforschung，2002，48（7）：405-451.

[17]Belke，A，Fehn，R.， Foster，N.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labour market performance： A panel data analysis，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management[J].special issue on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4，89（9）：5-19.

[18]Caggese，A，Cunat，V.Financing Constraint and fixed-term employment contract[J].Economic Journal，2008，118（12）：2013-2046.

[19]Donatella Gatti，Christophe Rault，Anne-Gal Vaubourg，.Unemployment and Finance： How do Financial and Labor Market Factors Interact？[J].Oxf.Econ.Pap，2012，64（3）：464-489.

[20]Fechs，R，Fuchs，T.Capital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venture capital： Do they affect unemployment and labor demand？[R].CESInfo Working Paper，2003，（898）：898-912.

[21]Feldman，H.Banking Deregulation around the World，1970s to 2000s： The Impact on Unemployment[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2012，56（24）：26-42.

[22]Gueorgui Kambourov.Labor Market Regulations and the Sectoral Reallocation of Workers： The Case of Trade Reform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9，76（4）：1321-1358.

[23]Greenwald，B， Stiglitz，J.Financial market imperfection and business cycl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89（5）：74-114.

[24]Koskela，E，Stenbacka，R.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nd credit market imperfections： The critical role of labor market mobility[J].CESIfo Working Paper，2002，99（654）：221-233.

[25]Lakstutiene，A，R.Krusinskas，and J.Platenkoviene.Economic Cycle and Credit Volume Interaction： Case of Lithuania[J].Inzinerine Ekonomika-Engineering Economics，2011，22（5）：468-476.

[26]Nickell，S，Wadhwani，S.Employment determination in British industry： Investigation using micro-data[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6（58）：955-969.

[27]Nickell，S，Nicolitsas，D.How does financial pressure affect firm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9，87（43）：1435-1456.

[28]Sharpe，S.Financial market imperfections，firm leverage and the cyclicity of employ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12）：1060-1074.

篇12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2-0078-03

一、我国金融学专业课程与西方大学的区别

(一)我国金融学专业课程的特点

目前我国金融学科内涵的理解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1　传统金融学科的内容。从我国目前的教学与研究实践(包括综合性大学和财经类大学，不包括理工类大学)来看，传统金融学专业的主要对象是货币经济学(包含货币起源、职能，货币供求理论，货币政策理论与操作)、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其中最主要的是银行的运作和管理，包括银行的计划、财务、人事等方面)以及金融市场的运作(多强调金融市场的功能性因素，忽视其对微观主体如公司和个人投资者的作用)，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金融理论的宏观分析层面和金融理论的微观分析层面。

2　“海归”人士对于金融学内容的概括。“海归”人士对于金融学科内容的概括实际上代表欧美大学商学院(其中以美国大学商学院为主)的看法。他们把传统金融学的宏观层面内容归纳为Money Econourics，认为它属于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应该把它抽离出来，放在经济学院讲授。真正的金融学应是Finance或Financial Economics，这一部分内容应该放到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或管理学院。目前我国理工类大学的金融学科课程体系就是这样设置的。

(二)西方国家金融学专业的内涵

1　西方国家金融学专业的内涵。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c・默顿教授在其《金融学》一书中指出，金融学是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因此，国外金融学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二是投资者行为；三是金融资产的价格行为和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设计；四是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及投资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的运作。可见，国际通行的金融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精神，其核心是从微观角度研究不确定条件下。能够实现资本最优配置的金融资产均衡价格。事实上，Finance在美国已演变为一门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决策为核心的学问。就其主要内容来看，翻译成中文，多以“金融市场学”、“资本市场学”、“投资学”、“证券学”等名目成书。至于分别就其中的某一方面，如风险管理、资产评估、衍生工具定价等单独讨论的著述和译著，种类繁多，很难一一列举。特别地，自从1958年莫迪利亚尼与默顿・米勒通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一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后，原本不相关的投资学与公司财务学就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金融学整体――Finance。从美国历届金融学诺贝尔奖得主以及罗斯、伯瑞汉姆和费玛等著名金融学家对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看，都是把资本市场理论(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效率市场理论等)和公司财务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因而他们也被称为财务学家。

2　西方大学金融学课程的组成。1997年，美国学者RonaldW.Melicher等在他们的著作《Finance》(金融学)第九版中将金融学分为如下三个部分：金融系统(The Financial System)、投资学(Investments)与公司理财(Business Finance)。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著名金融学家钱颖一教授则认为，美国的Fi-nance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Corporate Finance，即公司金融，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司融资，包括股权，债权结构、收购合并等；二是公司治理问题，如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等问题。第二部分是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它是对证券市场不同金融工具和其衍生物价格的研究。这两部分合起来就是国外所指的Finance，即金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融学家郎成平更进一步认为：“金融学领域基本上包括了两大主流：第一是投资(Investment)；第二是公司财务(corporateFinance)。投资学主要是探讨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期权和期货)定价模式。关于课程方面，投资学领域可以开设如下课程――投资学(探讨金融市场的组织和特性，股票，债券和期权与期货的基本特性和基本定价)，固定收益债券(专门探讨政府债券和公司债的特性和定价)，国际金融市场(介绍国际金融市场的组织、运作和金融工具的运用，利率，汇率的定价和特性等等)，期权与期货(专门探讨期权与期货的特性和定价)。公司财务主要是探讨公司实物投资与财务运作的决策过程。公司财务学领域可以开设如下课程――公司财务，公司兼并与收购，公司治理。公司财务课程讨论如何评估(实物)投资项目的收益与风险，投资项目的融资，股利政策和破产与重组等等课题。公司兼并与收购课程探讨如何利用公司财务课程所学到的评估与融资手段进行企业或项目的收购。公司治理探讨公司财务政策对股价的影响，也就是如何透过公司财务的运作以追求公司价值极大化。”

可见，中西方大学在金融学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二、我国企业界迫切需要精通金融学与财务学的CFO人才

(一)现代公司制度中CFO的作用与职能

CFO(Chief Finance Officer)意指公司首席财务官或财务总监，是现代公司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顶尖管理职位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美国的少数跨国公司设立CFO的职位。到了20世纪末，随着公司经营环境的变化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在资本市场充分发达的国家，CFO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位。在一个大型公司运作中，CFO是一个活跃在金融市场操作和公司内部财务管理之间、不可缺少的角色。其第一个任务是进行投资决策，第二个任务是融资。当公司的发展需要融资时，CFO就要到金融市场上去，分析哪些融资手段所获得的资金成本最低，最适合公司的资金操作模式并在时间上也匹配，并进行相应的融资安排。此外，CFO作为CEO的真正伙伴还参与公司决策，对公司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在现代商业社会中CFO是职业经理人最向往的职业之一，但做一名成功的cFO并不容易。CFO必须具备丰富的金融市场和公司财务的理论知识和实务经验。

在美国，CFO要负责财务、会计、投资、融资、投资关系和

法律等诸多事务。公司的财务部门、会计部门、信息服务部门都归CFO管理。除了负责公司与投资人的公共关系，CFO还要保证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拥有足够的现金，要保证有足够的办公和生产经营空间。此外，公司自身的投资事务和复杂的法律事务，也都由CFO来统筹管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国内对这一职位的字面理解不同，在美国担当CFO的人才并非财务人员，而通常是具有丰富金融市场运作经验的人。在公司并购活动频繁发生的今天，资本运营已成为公司财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个合格的CFO必须不断地盯着金融市场，寻找那些适宜的并购目标，或是发现哪些公司正在试图并购自己的公司，并进行相应防范。事实上，美国优秀的CFO通常在华尔街做过成功的基金经理人。

(二)目前我国企业CFO的知识结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国内企业面临着空前激烈的市场竞争。残酷的市场现实对国内企业在规模扩张、资本规划、融资筹资、资金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企业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在资本管理水平上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据调查，目前我国只有极少数外向型的大企业设置有CFO职位，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企业的CFO主要有两类不同的工作经历背景：一类来自于传统的财会管理人员，另一类具有投资分析的工作履历。因而我国CFO的工作重点都有些偏颇：前者只注重于成本节约控制和风险管理，后者则只注重在投资领域利用财务杠杆和创新机制创造更多的财富。通过对比我们看到，现代经济社会对cFO的职能要求不仅包括以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知识为重的会计核算、融资与资金调度、成本与风险管理等传统职能，还更多地体现在以投资学知识为主的企业并购和价值管理等战略职能要求上。显然，目前我国CFO这种单一的知识背景远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转型对其角色的要求。因此，国内企业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CFO财务体系已迫在眉睫。

三、CFO的职能为我国金融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CFO的职能为我国金融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CFO的职能实际上是与美国Finance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的。1985年、1990年莫迪利亚尼和默顿・米勒分别获诺贝尔奖，他们的成名作，即把投资学与公司财务学结合在一起的MM定理也作为Finance的奠基理论而成为显学。马科维茨、威廉・夏普、罗伯特・默顿、迈伦・斯科尔斯等著名Finance学者在1990年和1997年纷纷获得诺贝尔奖终于使金融学，财务学在美国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而这一时期正是CFO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脱颖而出和大放异彩的时代。

与之相对应，我国CFO的知识结构缺陷可以追溯到我国金融学的方向设置。

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金融学专业侧重于投资学方向，并不重视财务管理方面，也极少安排公司财务学方面的课程。正是这种课程设置安排的缺陷，导致我国无法培养出合格的CFO人才。CFO人才的缺乏又进一步影响我国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不过，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需要比一百所大学更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企业界对于精通投资学与财务学的CFO人才的迫切需要，对我国金融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二)借鉴西方大学经验，金融学专业应该担负起培养CFO人才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