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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105-02
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已经进行了许多年,如今也有经济学者提出要创建中国的经济学口号,并且许多经济学人为之不懈奋斗。但是,中国学派的经济学到底是什么,论者对此意见不一。与此同时,中国似乎还有另一种潮流,那就是将西方经济学(或者说英美经济学)奉为至高的科学原理。而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对方法论的研究似乎不多,大多经济学者干脆忽略掉经济学方法论,将方法论的研究认为是做无用功,这些都妨碍了经济学的发展,禁锢了研究者的思想,从而很难做出突破性的成果。
著名演化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逊教授2001年的著作《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些根本问题有更好的理解。本书主要通过作者对历史学派的回顾而致力于“将历史特性问题的研究恢复到它的正确位置上去,从历史的成就和错误中学习,并且对于重建社会科学的研究日程提出一些建议”。贯穿此书讨论的中心是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般化倾向和历史敏感性倾向的争论。在德国历史学派到美国的制度学派那里,历史特性问题受到了重视,并且一直在与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等一般性理论家的争论中取得进步,然而历史中断了这一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大行其道,历史学派的创见逐渐被抹煞了。
一、经济学的定义及目的
经济学究竟在人类社会科学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大摇大摆地侵入其他学科的领地,将经济学帝国主义行为进行到底,还是循规蹈矩的坚守经济学的传统领域进行发展,其实可以从各位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定义中反映出来。萨缪尔森继承了这个定义,他的经济学教科书是这样定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并将“稀缺”和“效率”作为经济学的主题。这种定义将“稀缺性”当作是永恒、普遍的,而在作者看来,它是有局限性的。作者区分了“绝对稀缺”和“相对稀缺”两个概念。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作者认识到,关键问题是进行选择的行为者,在获取手段来满足给定目标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惟一问题。如果我们要理解任何社会――经济系统的功能,那么,经济学也就必须考虑资源在整体上是如何从系统中产生的,也就必须考虑人类的目标和需求如何改变。显然,稀缺性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不对这些区别进行考察,经济学对每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
二、一般性理论与历史特性
所谓“一般性理论”是指关于人类经济的或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行为的实质性解释或模型,这些基本特征和行为被假定对于绝大多数可能的社会或经济体系都是共有的。作者并不反对一般性理论,但是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因此把它放在应有的并且可以恰当发挥作用的位置上,“对统一性解释的追求不能被推进到这样一点上,即对特定解释的本质和价值不加重视”,并引用一位物理学家的非常形象地评论说,“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将整个宇宙都包括进去,也正是这一点使它毫无用处”。统一性的解释的局限性大致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前提假设的衍生性统一,它缺乏本体论的基础;另一种存在于本体高度统一理论中,任何反复发生的元素或者相似性的缺失都会对本体的统一施加限制。许多经济学中宣称的解释性统一都属于衍生类型,因此这些理论的局限与统一的边界无关,与可以被统一的项目数量也无关,而与解释的充足性有关。我们可以得到衍生性的统一,但是它自身是不可能形成对于真实现象的因果解释的。一个例子是效用理论,经济学假设每个人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一理论是不可证伪的,任何被观察到的行为都可以在经过调整以后与这个理论相符,那么这就将真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排除在外。
三、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的制度主义
(一)德国历史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一般以1843年罗雪尔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为标志,但更确切的说法或许是以1841年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标志。虽然,当时人们并不认为李斯特是历史学派的成员,但作者认为,他应该属于这一派别,因为他把注意力也放在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特定的特征之上。历史学派的价值就是抓住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历史特性问题。但是旧历史学派对于单纯描述的可行性普遍抱有经验主义的信任,仿佛事实能够自我解释一般,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因为对事实的描述,一定是在已经存在的概念基础上的。这场关于方法论的大争论改变了经济理论发展的路径,“对于门格尔来说,经济学不再是对经济系统和过程的研究,而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中经济方面的科学,它开始了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经济学最终由经济的科学转变成了选择的科学”。但是作者认为,门格尔只是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事实上,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都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例如马歇尔。对于历史学派的发展来说,虽然韦伯和桑巴特在进行社会分析时注重个人动机的影响,但是同时也注意到了社会以及文化(或精神)因素对个人的影响。同时,在韦伯的“理想型”概念和桑巴特对经济概念的“三分法”里都包含有创造理论和元理论框架的愿望。在经过了萨林和斯皮索夫的最后一搏后,终于,历史学派随着纳粹的兴起和二战的爆发而销声匿迹了,用1941年桑巴特的去世来标志德国历史学派的终结是恰当的。
(二)美国制度主义与历史研究的终结
凡勃伦作为美国制度主义的先驱,对作者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可以从第四部分中,作者试图建立自己的一个分析框架的努力中看出来。在这样一个框架中,作者以与维持性制度相关的法律基础和文化因素对社会形式进行了区分。在对每一种社会形式进行分析时,作者使用了优势原则和突现概念来对社会结构进行近似于生物演化论的解读,在其中的关于制度和行为的因果关系的论点中,作者明显受到了凡勃伦关于经济演化观点的影响。凡勃伦认为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必须从演化的视角来进行理解,他既反对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也反对集体主义的方法论,而是主张要探求社会与个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基础――市场经济进行研究,从而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由于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它们的区别则是根本的。
一、两者在市场一般层面存在相通之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依据《导言》的思想,市场一般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共同规定,是在思维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体制性特征;市场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场经济与一定生产关系的结合,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场一般的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存在相通之处。
(一)两者对市场机制的总体描述相似
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沦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描述:每个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的同时,却自然而然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微观经济学即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形式。在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以利己为动机从事经济活动,也即理性的经济人:消费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通过分析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
宏观经济学虽然承认“市场失灵”,承认市场机制未必能使全部资源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却认为通过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从而得出市场机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也从资本的利己本性出发来描述市场机制。资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样尽可能地吸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促使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缩减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使自己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在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中,资本家会竞相采用新技术。一旦新技术被普遍采用,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原来先进的生产条件就成为一般的生产条件,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二)两者对某些具体市场机制的描述相似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同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都是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的综合作用来实现的。如,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市场出现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状态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会使这种非均衡状态逐步消失,实际市场价格将回到均衡价格水平。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从而价格与价值的偏离虽然经常发生,但由于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这种偏离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在这里,“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使得市场价格在动态中趋于平衡。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运行是有规律的,平衡即意味着规律的存在。
二、两者在市场特殊层面存在根本区别
(一)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
不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事实上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
自1948年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在课堂上进行供求理论实验算起,实验经济学诞生已有60多年的历史。张伯伦的学生弗农·史密斯教授于1962年发表的《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被视为实验经济学的奠基性论文。2002年弗农·史密斯教授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领域确立了其合理地位。如何将传统的“旁观性”教学模式转变为“参与性”教学模式,是经济学教研领域长期关注的问题,将实验经济学引入课堂教学无疑为此开辟了新的思路。
一、实验过程(约40分钟)
1、情景准备(约5分钟)
为学习比较优势理论,教师设置的场景为甲乙两个邻国,两国的居民均只生产两种产品——面包和牛肉,两国居民习惯将面包和牛肉搭配成牛肉汉堡作为食品,1单位面包配1单位牛肉。
将学生分为两组(如是合堂教学,可按照行政班级划分),一组扮演甲国居民,一组扮演乙国居民。甲国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1.5小时,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1小时;乙国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2小时,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3小时。
在两国开始进行生产、交易和消费活动前需使学生理解:任何一国居民在生产和交易后,最终收益取决于其所拥有的面包和牛肉中数量较少的,因为多余的面包和牛肉无法制作成汉堡以供消费。
2、两国无贸易条件下的生产消费情况实验(约15分钟)
教师宣布,两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状态,并不开展贸易活动,给予各自20小时的生产时间,请学生安排自己的生产时间,以获得最大收益。
经过思考,学生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以经济人的思维,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结合本国国情进行生产。最终结论如下。
(1)甲国的最优产量。因为甲国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1.5小时,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1小时,以a代表面包数量,b代表牛肉数量,则甲国的生产函数为1.5a+b?燮20,假如甲国只生产面包,则最大产量为13.33单位,若只生产牛肉,则最大产量为20单位,根据已有的经济学知识,学生以(0,20)和(13.33,0)为两个端点,绘出了甲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1所示。图中,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各点意味着甲国居民充分运用了资源,又因为衡量收益大小的牛肉汉堡由1单位面包配1单位牛肉构成,故最优生产组合点为(8,8),即用12小时生产8单位面包,用8小时生产8单位牛肉。这样,甲国居民在无贸易情况下,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8单位牛肉汉堡。
(2)乙国的最优产量。乙国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2小时,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3小时,以a代表面包数量,b代表牛肉数量,则乙国的生产函数为2a+2b?燮20,假如乙国只生产面包,则最大产量为10单位,若只生产牛肉,则最大产量为6.67单位,同理,学生以(0,6.67)和(10,0)为两个端点,绘出了乙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2所示。并能找到最优生产点为(4,4),即用8小时生产4单位面包,用12小时生产4单位牛肉。这样,乙国居民在无贸易情况下,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4单位牛肉汉堡。
3、两国有贸易条件下的生产消费情况实验(约20分钟)
这一阶段的实验为该课程的重点,教师宣布假定两国居民仍有20小时的生产时间,但允许两国进行自由贸易,各国居民需合理安排面包和牛肉两种商品的生产时间,并提醒学生,生产和贸易的目的是使收益最大化。教师扮演贸易主管部门,主管进出口贸易,学生可根据其生产的两种商品的数量(四舍五入计算)到主管部门领取面包票和牛肉票以用于贸易。
学生在进行交易前,需要考虑两种商品的交易价格,即多少单位的面包与多少单位的牛肉等值。为简化操作过程,教师在此将两种商品的比价定为1单位面包=1单位牛肉。
本阶段的实验可进行多轮,使用表1来记录学生的交易过程。在一轮交易结束后,教师查看每个交易者的情况,如果学生手中还存有额外的无法相匹配的面包或牛肉,则意味着浪费(因其无法组合成牛肉汉堡)。之后,教师宣布本轮交易获得的票据在下一轮中失效,开始第二轮交易。与此类似,第三轮、第四轮……直至学生手中多余的面包和牛肉很少时,第二阶段的实验结束。
第二阶段实验结束后,要求学生将收益情况与第一阶段封闭状态进行比较,会发现第二阶段的收益较之前有所增加。
二、理论讲解与讨论(约20分钟)
1、基本理论
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很快就发现若想使同为经济人的两国居民均增加收益,每个国家应集中生产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如何确定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可以通过一国某种商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如:
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
如果一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另一国,则该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甲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0.67
乙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1.5
这就表示,甲国生产1单位牛肉的时间仅能生产0.67单位面包,而乙国生产1单位牛肉的时间则可以生产1.5单位面包,故乙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甲国牛肉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1.5
乙国牛肉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0.67
同理,甲国在牛肉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由于在交易中两种商品的比价为1∶1,故一个甲国居民将20小时全部生产牛肉,可得20单位牛肉;一个乙国居民将20小时全部生产面包,可得10单位面包。经过交易,一个甲国居民可获得10单位面包和10单位牛肉,构成10个汉堡的收益;一个乙国居民可获得5单位面包和5单位牛肉,构成5个汉堡的收益。结论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交易,甲乙两国居民的收益较之封闭状态下均有增加,验证了“贸易是无烟的工厂”。
2、适度展开
如果课堂时间允许,教师还可以提出两种商品的其他比价以供学生讨论,如1单位面包可兑换1/2单位牛肉、1单位面包可兑换2单位牛肉。
当1单位面包可兑换1/2单位牛肉时,甲国居民可将20小时所生产的20单位牛肉中的6单位,换回12单位面包,与剩余14单位牛肉组成12个汉堡,获得12单位收益。此时,甲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好,而乙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差。
当1单位面包可兑换2单位牛肉时,甲国居民可将20小时所生产的20单位牛肉中的14单位,换回7单位面包,与剩余6单位牛肉组成6个汉堡,获得6单位收益。此时,甲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差,而乙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相对要好。
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正在于,甲国在牛肉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乙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1单位牛肉对面包的比价越高,对甲国越有利;比价越低,对乙国越有利。
在对实验结果进行讲解时,教师应该重申比较优势理论成立的假设条件,如:存在两个国家;生产相同的两种产品;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两国的在同种产品上的劳动生产率不同;由此导致的相对成本差别;两国的技术水平不变;要素可在国内流动但不可跨国流动;规模报酬不变;交易成本为零等。
三、进行经济学课堂实验需注意的问题
将实验经济学带入课堂,可以很好地将传统“旁观式”教学转变为“参与式”教学,以上述比较优势理论的实验为例,它将以往教师在黑板上单一的演算,学生被动接受,转变为学生自觉思考、主动参与,对于启发学生的经济学思维并尝试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应用大有裨益,将经济学变为真实生动的科学。但在进行经济学课堂实验时,有一些必要的准备值得注意。
1、教师能够统筹安排
课堂实验能否顺利开展,取决于教师对整个实验过程的统筹把握。实验各阶段的时间控制、必要的道具准备、各阶段要取得的结果和意义以及实验最终结果和意义,都需要教师在课前充分准备并在课堂上全局掌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学生在实验中的探索始终沿着一条主线进行,真正体现课堂实验的价值。
2、课堂实验应相对简单易行
很多高校并没有专门的实验经济学专用教室,课程的讲授通常在普通教室进行,客观条件决定了课堂实验的选择应该简单易行,便于操作。实验的时间、环节、道具和学生的活动线路,都应该围绕日常的教学条件进行设计,这也是将课堂实验推而广之的前提。
3、合理控制课堂实验数量
经济学课堂实验的目的有很多,但哗众取宠绝不是其中之一,不能结合整体教学计划,随意安排课堂实验,效果只能适得其反。根据笔者的经验,在课程刚开始的几周,学生需要对本课程的内容有所了解,课程临近结束的几周,学生往往又会因考试而分心,在课程的中段进行实验效果最好。
关键词: 德国历史学派;保护贸易论;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Key words: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trade protectionism;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8-0004-03
1 德国历史学派简介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出现在德国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反对自由主义,代表德国产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把过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并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先驱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罗雪尔将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
1.1 德国历史学派的产生背景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19世纪初的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竞争机制不发达,民族工业脆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19世纪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对抗来自英国的工业品,19世纪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历史学派。他们指出,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想不甘落后,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因而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综上,德国历史学派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演绎法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中兴起的,反映了贫困落后的德国要求追赶先进邻国的历史使命感。
1.2 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基础
德国历史学派受德国哲学传统中广泛注重历史方法的深远影响。这种哲学传统反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反对自然秩序,反对将丰富和独特的社会现象付诸于概括性的理论。历史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重要哲学基础。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历史主义认为看待事物时应以动态的眼光,其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不可逆性,每时每刻都处于发展演变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观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因此很难有一个经济规律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它是归纳总结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
2 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度性与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本文笔者在此主要介绍李斯特的思想,并通过李斯特的思想来解读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主张。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三部分组成。我们分别通过这三个理论,来阐述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他论证保护贸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据。
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考虑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他认为自由贸易原则不能是”唯利是图”,更不能把”唯利是图”当做是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且每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由贸易作为理想,其实本质上是从英国利益角度出发的。同理,德国实行保护贸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认为生产力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财富,它认为若具有生产力,穷可以变富,但若不具有生产力,富也不会长久。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是农工商业,其中工业是重中之重。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要想促进其长远发展,实行保护贸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认为要想真正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识到教育/科技对于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识到生产力进步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强调产业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四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进化。此外它还认为工业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环节,必须对其将其重视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识到工业对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进而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2.2 经济发展阶段论
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说”是保护贸易政策的一个主要根据。通过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要想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比如在农业时期,自由贸易是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农业发展,还能够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保护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减少了竞争压力,也有效促进了工业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自由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以便于我国现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最大贸易额。
经济发展阶段论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中都得到过验证,比如英国在农工业时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美国、德国处于农工业时期时,采取的是保护贸易政策,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贸易利益,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
2.3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李斯特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干预,因此,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都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基础。
他提出,当一个国家正处于农工业发展阶段时,需要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因此,他提出,保护关税政策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良方。
保护幼稚工业不是盲目保护一切产业,而是理性保护那些能增加国家物质财富,创造国民精神的产业。这里需要注意:①一国工业虽然幼稚,但没有强有力竞争者时,不需要保护;②只有刚开始发展且有强有力的外国竞争者的幼稚工业需要保护,且最高期限为30年,保护期限过后要有能力同外国竞争者进行竞争。因此,这种国家干预是讲科学,重过程,有节制的,保护也不是保护落后和低效率。[1]
3 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作用例证
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
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38个邦国,德国境内关卡林立,存在着多种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几百种地方性货币,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834年,38个德意志联邦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它是在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
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后,德国有了统一对外的关税政策,开始了工业革命。一开始该政策的实施是比较温和的,税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国的工业力量,但还是无法抵御英国压倒式的工业力量,面对这种形势,德国在李斯特的影响下当机立断,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属皮革/毛纺织品等税率,极大地促进了该时期的保护关税运动,一段时间后,该政策的效力真正地发挥出来了,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德国资产注意生产,还有效地抵制了英国竞争。
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德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2]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德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以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为显著特征的这一时期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为“李斯特时代”。
可以说,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就是针对德国经济发展不完全,经济较落后的情况,提出保护幼稚工业,针对德国各邦国经济上的独立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经济主张可以很好的发展德国经济。由此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国情,经济学说也要具备一定的阶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呢?
4 德国历史学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从上文中对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亟需寻找一个理论,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对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现象,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它的学说越来越被边缘化。
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一种“依附型经济学”之风,不仅忽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也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抛在脑后,导致了诸多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出现,比如技术落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针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我国应在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制定适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二是推动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三是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国历史学派被称为是”国民经济学”,它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使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级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没.面对这一现象,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效仿,希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壮大自身的实力,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重读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为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而奋斗。
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对德国历史学派了解不多,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不可能借鉴庸俗经济学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联系也就被割裂了。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根植于德国经济学的传统之中,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3]追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深受当时德国哲学思潮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与历史法学、生物进化论、法国大革命、经济与技术的巨大变迁等学术思想与历史事件,都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因此,重新发现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渊源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不可否认,德国历史学派对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该对此加强重视,但同时我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改革经验也不容忽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4]中国哲学传统包含着有机的、系统的和整体的世界观,这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传统有内在的统一关系。[5]此外,中国改革经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所遵奉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回溯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传统文化重新阐释,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是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而哲学基础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相似之处的德国历史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学说具有一般性,但更应该认识到其国度性和特殊性。因此,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矛盾出发,建立以中国存在的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途径,更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6]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GeofferyHodgson.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edge, 2001.
[4]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5]埃里克・S・赖纳特.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A].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7]桂莉.简论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保障制度[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05).
1制度经济学前提
1.1制度经济学简介
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Economics)是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制度经济学在一定基础上为审计理论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持,为其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从契约经济学作为入口,用于探讨契约经济学在审计理论中的具体体现。
1.2契约经济学是建立审计原则的重要基础
契约经济学的快速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它已成为当今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契约经济学通过契约理论对当今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进行剖析,为我们充分认识审计理论发展提供重要的依据,也为推进审计制度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契约理论在审计的体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从委托理论来看委托理论开创了一个新的审计视角,它将委托的关系视作一个全新的整体。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中,我们将每个主体作为一种“理性人”,即利用有限的资源为自己谋得经济效益最大化。在基于审计理论的委托中,审计的需求者———企业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会计师事务所拥有不一样的利益目标,审计的需求者追求审计质量的可靠性,而审计工作的执行者则追求其自身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两者在行为上有巨大的偏差。因为人有自己的利益追求,这就使得委托人必须要对人进行一定的激励以及承担用以约束人越轨活动的监督费用来使人朝着有利于委托人的方向发展。外部监督作为一种手段,能够有效降低委托人所承担的成本。②从审计制度建设来看审计制度的设立需要经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审计的本质作为出发点,审计制度用于约束委托方和受托方两者行为的同时,也是一种特定的契约关系,是对双方责任、权利、义务、行为和规范等的一种协议。从审计的独立性来看,审计只有保持其本身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才能被委托方所接受,才能够有效的控制和保障契约的执行,并且不断的进行完善;其次,从契约费用以及成本方面来分析契约制度的合理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设计合理的激励制度以及增加适当的激励成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双方的利益,减少彼此的利益冲突。应当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进行审计收费、审计规范、审计质量检查结果的公示,都能提高审计工作的专业性。综上而言,现代的契约理论促进了审计理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审计理论的内容,使我们能够更加科学认识审计工作的客观规律,更全面的考虑我国当前审计所存在的问题。
2产权经济学前提
2.1产权经济学简介
产权经济学(EconomicsofPropertyRights)是流行于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学派,它起源于60年代以后。它是从产权结构或产权制度的角度研究资源配置率的,研究如何通过界定、变更产权安排,创造或维持一个交易费用较低而效率高的产权制度。产权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上个世纪30年代。
2.2审计理论中产权经济学的体现
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审计就是产权结构变化的产物,它是为了监督企业契约的制定而出现的。现代产权经济学在审计中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审计的发展。具体体现如下:①从审计的基础上看,审计是随着经济责任各方存在产权利益纠纷而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体现经济责任各方的产权所有关系,所以,审计的产生与发展基于深厚的产权关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断定审计就是产权关系的延伸与拓展。②从审计的本质上来看,审计就是为了协调经济责任体制各方的产权所有关系,它是为了解决利益冲突产生和发展的,是一种外在的契约保障机制。审计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经济体制各方的权益,产权经济学要求产权的平等分配关系,而基于利益主体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审计理论的发展。③从审计的发展过程来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产权制度,而产权制度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的利益分配关系,经济运行体制与产权结构关系拥有严格的逻辑对应关系。审计在对经济进行评价的同时,它所反映的就是该时期的产权制度。经济体制的变动影响审计的发展,进而决定审计工作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伴随着产权经济结构的发展,审计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多样化、层次化等,促使审计朝着更深层次的地方发展。因此,产权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审计理论的发展,丰富了审计理论研究的内容,从而开阔了我们的审计视野。
3技术经济学前提
3.1技术经济学简介
技术经济学是一门相互交叉的科学,是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合而成,是一门经济应用科学。技术经济学把技术与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选择最佳技术方案。技术经济学开阔了审计理论的视野,为审计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3.2技术经济学的方法论在审计领域的体现
审计方法中的技术分析方法充分体现了应用经济学内容中的技术经济学原理。一个方案的实施需要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但不管如何我们要确保决策的实现能够保证最适宜的消耗。因此,在经济效益审计中,需要运用一定的技术方法来对其进行评价,从而提出合理的改进建议。这种方法原理体现了技术经济学的原理,为审计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审计的基础。在方法论方面,技术经济学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在当今的审计工作中,审计人员需要面对大量的审计资料,这就要求审计人员要构建经济模型,利用数学工具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来预测审计的风险和被审计单位的信誉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审计的风险,并且提高了审计的效率,保证审计的工作质量。
4信息经济学前提
4.1信息经济学简介
信息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于50~60年代,到70年代基本发展成熟。信息经济学是信息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研究信息的经济现象及其运动变化特征的科学,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信息的经济作用、信息的价值、信息的产业结果等多个领域的内容。信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不对称信息反映了审计关系双方所掌握信息量的不同,而基于这一前提,对审计工作质量的衡量则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4.2不对称信息在审计工作中的影响
在审计工作流程中,涉及经济体制双方的各自利益。一方面,委托方作为审计成本的承担者,希望以最小的成本代价获得更高质量以及渴望经济主体获得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审计判断;另一方面,受托方作为审计工作的执行者,基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职业道德,要坚持合理并且严格的行为规范。委托方希望更多的表露经济体制的优势所在,受托方则需全面考虑经济体制的各项经济因素进而作出合理的符合其职业道德的审计判断。因为,基于这一前提,委、受托各方对经济体制的信息掌握量则会存在很大不同。在受托方处于信息劣势的情况下,要充分掌握经济体制的经济信息,这就要求受托方要进行全面的信息猎取以做出合理的审计判断。审计工作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由经济体制各方履行其职责而共同促进其产生的。委托方需全面披露企业各项真实的经济因素,受托方要利用其专业知识对其进行合理的判断,两者相互协作,共同促进,审计就是在这样一种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发展过程之中不断前进的。
5结论及后续研究进程
经济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其理论更加趋于完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审计的发展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从本文的内容可以看得出来,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审计的理论,并为审计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把经济学的思路运用在审计之中,为审计工作者提高其工作质量,完善审计信息,改善其工作效率指明新的方向。对于本文只是自身归纳,在具体理论方面还有些许不足,还需进一步的加深研究。如计量经济学在审计之中的体现会在很大程度上推进审计工作质量以及技术经济学在审计中的应用都会推动其发展。因此,审计理论与经济学原理的结合需要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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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6)06-0025-02
利益问题是当前经济改革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时代的发展已经迫切要求我们加强对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的研究。任何研究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以某种方法论为前提,不同的方法论将导致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结果,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指导利益问题的研究是理清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前提。
一、利益的出场路径
理论界历来对“利益”多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从经济的角度、从物质利益的角度去使用这个概念。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熟知非真知,恰恰是对这个人们看起来都十分熟悉,从而运思不多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地反思。现实说明,这一反思正是通向正确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桥梁,只有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出发,才能真正把握利益概念。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利益是出现频率较多的概念。但由于马克思并未在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中明确界定这一概念,因此“利益”历来未受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视。其实,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对利益的正确理解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出发点。起初,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他早期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法和法哲学上。众所周知,法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与物(占有物)和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从法哲学的视野开始探索人的问题。早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已提到自己正编纂一个涉及一切法的领域的法哲学体系:“我在前面叙述了若干形而上学的原理作为导言,并且把这部倒霉的作品写到了公法部分,约有三百印张。”正是通过对法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注意力转向市民社会,并得出结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当然,我们也不能停留在单纯的观念分析的层面上,还必须考察马克思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事实上,马克思自己已对我们做了如下的提示:“我作为莱因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因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当马克思回顾自己在《莱因报》工作期间对有关物质利益的争议感到困惑时,这样写道:“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这段重要的论述表明,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研究,马克思告诉我们:要解开利益之谜,就要对市民生活进行解剖,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诉诸政治经济学。可见,利益只有与政治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才可以真正揭示其内涵。
二、利益的研究方法
首先,马克思坚持理论研究的真正出发点是现实的人。他指出:“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他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的人。”这种关系本身也是每一个“现实中的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间结成的关系,并且这些“现实中的个人”在这种关系中进行自主选择活动来实现自身利益目标。依据这一原则,以现实的、处在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中的个人作为观察和研究现阶段利益问题的出发点就是题中之义了。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237-02
经济学是否需要数学的公理化方法一直以来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早先的一些文者愿意通过对各种现象、事例、故事的描述、罗列、区分,使人们从中悟出许多有哲理的“文学文化”的方法去认识经济学、金融学的一些方面。1847年1月法国经济学家L.Warlas发表了他的论文《交换的数学理论原理》,首次公开他的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主要观点,这一原理是唯一的对经济整体提出的理论,他把一般的经济均衡的思想表达成数学形式(线性方程组),但由于他数学修养的有限,他提出的“数学论证”在数学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个问题经过数学家和经济学家们80年的努力,才得以解决。其中包括大数学家J.von Neumann,他投身到一般经济均衡的研究中去,并因此提出了他的经济增长模型。在20世纪70年代有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用数学的方法定量研究经济体中的量与量之间的平衡关系、稳定关系,形成了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均衡原理,从而奠定了经济学的数理基础。正如法国Bourbaki学派的数学家G.Dbreu所说的:“坚持数学严格性,使公理化已经不止一次地引导经济学家对新研究的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使适应这些问题的数学技巧用得更好。这就为向新方向开拓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基地。它使研究者从必须推敲前人工作的每一细节的桎梏中脱身出来。严格性无疑满足了许多当代经济学家的智力需要,因此,他们为了自身的原因而追求它,但是作为有效的思想工具,它也是理论的标志。”
金融学是指金融市场的经济学,现代意义下的金融市场至少已有300年以上的历史,他从一开始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但现代金融学通常认为只有不到50年的历史。这50年也就是使金融学成为可用数学公理化方法架构的历史。主要体现在被认为的两次“华尔街革命”。第一次革命是指1952年H.M.Markowitz的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问世;第是指1973年F.Black与M.S.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的问世。这两次革命的特点就是避开了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框架,一直在很长的时间里被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异端邪说”,但是他们也确实在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市场上引起了革命,从而最终也使金融学发生了根本改观。
以上应是经典的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及思想,那么,近些年来经济学的发展又怎样呢?其实我们通过近些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可以知道当今经济学研究的方向与思路。
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以奖励他们对具有不对称信息的市场的分析。所谓的完善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市场具备信息的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价格会发生畸变,当前令中国人深恶痛绝的假冒伪劣商品市场就是有不对称的信息市场:卖方做了手脚,买方则蒙在鼓里。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价格会发生畸形:或劣等品卖个好价钱,或者优等品被贱卖。而金融市场中的信息尽管比其他市场中的信息更透明,但仍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市场都处于需要迅速完善的过程。在我国这种历史发展较短的证券市场中常出现:公司管理层透漏公司的重大消息,基金与公司有一定的暧昧关系,而大多数散户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买卖股票,最终散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盲目跟进或盲目抛盘,造成经济损失。其实,在美国那样相对成熟的市场中,近年来作假账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如2007年轰动全球的“安然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用均衡和无套利来为金融资产定价显然是不合理的,于是市场有效性就成了大问题。早在1980年就曾提出了关于市场有效性的悖论:如果市场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有关的市场信息,那么,经济活动就没有必要收集市场信息;但是,如果所有经济活动者都不去搜集市场信息,那么,市场价格怎么能反映所有有关的市场信息?这样,经典的市场有效性理论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关于这一悖论的研究对金融经济学影响极大。其主要解决方案是在市场的一般经济均衡模型中须要引入有成本的信息,引进掌握不同的交易者。这样一来,就走出了经典金融学的无套利框架。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心理学家D.Kahneman和美国经济学家V.L.Smith,以奖励他们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对D.Kahneman,奖励他把心理研究融入到经济学科中,特别是有关在不确定环境下人们的判断和决策。对V.L.Smith,奖励他在经验经济分析中,特别是在被选市场机理研究中,建立了实验室试验D.Kahneman与A.Tversky,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倡导人。他们在对不确定环境下决策的研究上,与传统的利用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处理完全不同,他们要考虑感知、信念、情绪、心态等许多方面,以至决策变为一个复杂的交替过程。这两位心理学家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提出他们的所谓“小数定律”、“展望理论”等等。不过,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理论与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完全对立,而是前者代表在不确定的环境下的完全理性的决策行为,后者则代表人们在复杂的现实条件下可能有的“非理性”行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理想状态,或者说是不断的接近状态。
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美国经济学家R.F.Engle和英国经济学家C.W.J.Granger,以奖励他们对于分析经济时间序列的方法上的贡献。他们的研究主要是方法论上的,而不是思想上的,他们分别提出了所谓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及所谓的“协整”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针对经济数据随时间的变化不那么稳定的情形给出的,而经典的Markowitz理论与Black-Scholes期权定价理论都是假定所涉及的股票的平均收益率和方差为常数。我们知道,当股市变化较大时,这样的假定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这样作实证分析不能反映股市现实。而ARCH模型就是一个能够反映方差随时间变化的自回归模型;“协整”是考虑经济数据随时间变化很不平稳时,要先找出有类似的不平稳变化的经济数据之间的关系,即所谓的协整关系,它使得有同类不平稳变化的经济数据组合变为有平稳变化的经济数据,从而可以用通常的方法来处理。
从这三年的诺贝尔经济学的颁奖来看,人们努力走出过于理想的一般均衡框架假设环境,去解决与实际环境较接近的“不对称信息”、“非理”、“非均衡时变”。但是,这些并不能取代经典理论所解决的范畴,事实上,到现在为止,要给出某个金融商品的定价,稳定的均衡状态假设仍然是须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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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ocalypse from the maths and physics financial economics theory development to us
ZHANG Ying-qin 1,ZHU Zhi-wei 2,CHENG Hui-qin1
(1.Maths and physics and biology college,Inner Mongoli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Baotou 014010,China;
1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进行现代社会的建设中,为保证经济管理的全面展开,就需要从多个方面来加强对人才方面的培养。而新时代下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研究经济的问题,其根本就在于经济变量之间的数据变化。对于不同经济理论以及原则上的探究解析,可根据现有的经济价值,以及数学的现实意义进行综合分析。
一、数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在进行数学感念以及经济学概念等的历史的发展情况来看,其中不同的进程以及累计的基础等,都需要从文明的结构基础来进行不同信息之间的相互关联。而这其中,对于不同的社会发展结构,其经济的促进以及设施的教学基础等,可通过现有的社会生产形式来进行整合分析。而对于经济学中的抽象感念,以及概括的理论知识等,可以通过这些理论来进行相应的尝试性经济问题分析。
而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在进行社会经济市场的分析过程中,结合现有的教育基础,并依照发展的经历需求,实现对多重教学知识,以及经济体系管理上的密切分析,并依照其中的相互促进,实现最终的共同发展。
二、高中数学教学中的知识与经济中的应用分析
从现代教育的发展形式来说,不同的教育基础,对整体的社会发展规划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在这个过程中,为满足对不同社会领域以及基础设施的进步调整,可以结合高等教学的知识体系,以及经济的发展经济管理需求来实现对这个经济体系理论上的分析。对于经济学的教学知识理论,以及经济的管理渗透应用等,可从现有的教学公式,以及模型的结构建设标准来进行整理分析。
对于经济管理的导向作用,我们根据教学的知识,以及整体模型的饮用管理体系等,可结合经济学的理论以及单纯的定性分析和发展的形式来确保经济学的管理理念。其中教学的数学公式,以及教学的理念等,可以根据定性分析的发展理论,以及推动经济理论发展的定性结构,完成对整体的模式分析。而为促进对整体经济的发挥需求,在定量分析上,也应当保证其协调发展的科学性。
而对于经济体系的分析,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数学知识在经济中的优势,就十分的明显。通过数学模型,以及定理知识的分析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就促进了对经济理念以及使用规范上的调节调整,并极大的满足了在不同理念和基础设施上的执行。对于教学感念,以及使用的理论抽象问题等,也可以根据实际的生活来实现对教学性质上的探讨分析。在进行经济分析中,对不同的直接与错觉的分析,可以得出输血的概念应当从现有的教学理论来进行抽象分析。而这个过程中,结合实际的生活体验,以及社会实践进行应用调节,也可以更为合理的完成对不同学科的统计研究。在进行经济的严密分析过程中,为实现对实践经济成分的需求上,也可以更好的完成对社会经济学的有效分析。
最后对于经济的简化诠释,数量以及关系之间的经济问题,解释了在经济事件中可能发生事情的根源,而对于成本,以及价格和生产利润等需求理念的分析,也可以从实际的使用规格来进行整体的经济领域分析。对于新型学科的有效性发展理念来看,不同的经济学,以及学科的相互联系问题等,可以结合现有的经济发展进步情况,实现对经济学和相关研究领域的应用分析。在进行现代经济的发展与分析中,从现有的经济状态,根据实际的新型学科的教学形式来确保其发展需求,同时,根据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基础,实现对高等教学知识,以及辅教学手段的应用体会,并以此来完成对经济学的社会发展理解。
三、数学知识在经济运行中的使用途径
从现有的经济投资费用以及应用的基础来看,经济投资的费用,以及主流的前期投资需求等,实现对不同时间段以及经济的预测,其中对经济的经费投入,对于后期的经济费用投入,在进行人力资源以及物力需求的应用,可以结合经济的发展状态来进行整体的资源调整,并依照相应的经济预测方法,实现对不同时间,以及发展等层面的预测分析。对于整体的经济预测分析,也可以对经济的发展需求,进行函数的解救分析,以此实现对目标函数,以及整体函数极值得使用分析。
四、结语
总的来说,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在进行现有的价值明确性分析上,可结合相应的应用标准,以及使用的规格知识体系分析,完成对视角上的经济学展望分析,以此来完成对成本和支出新量上的总结。这样对经济的发展,也都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从参考考核的现代社会价值来说,高中数学知识作为大学数学知识的基础,格外重要需要高度重视其教育的需求,以此来满足对当下社会快速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现象引起经济学界、管理学界及地理学界的重视。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世界各国经济广泛存在的现象,成为一种新型的不同于以往单纯市场或单纯企业的经济现象,带来了巨大的竞争优势。许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他们从不同的地方着手对产业务集群的竞争优势进行分析。
一、 经济学家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分析
(一) 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外部性理论
最早对产业集群发生兴趣的是马歇尔,马歇尔强调大量专业化中小企业地域集中和发展的重要性。在产业集群内部,大量企业集聚在一起,使区域内企业通过分工与协作,实现规模经济。劳动分工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既是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动因,又是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所在。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劳动高度分工,存在大量工序型企业和中间产品交易市场,上下游企业进行密切交流,促进集群内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创新,直至整个弹性生产综合体创新与发展。劳动分工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既降低了创办企业的资本要求,也降低了单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使单个企业承担某个特定的工序成为可能。产业集群创造了一个较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对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更大。
马歇尔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因为外部规模经济所致。他认为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或存在产业关联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使用专门人才、专门机构和原材料,这样产生很高的使用效率,而这种使用效率是处于分散状态下的企业所不能达到的,它产生了外部经济。外部经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地方具有专用性劳动力市场,第二是生产专业化而取得的中间产品,第三是可获得的技术与信息。
企业通过共同使用公共设施,减少分散布局所需的额外投资,可以形成共同的购买原材料市场,设定共同销售市场,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共享,有利于形成区位品牌。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科斯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到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除了直接的实物生产过程的成本和运输成本之外的所有其他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有可能取代市场。当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成本时,企业便会取代市场。
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网络组织。集群内企业之间往往采取垂直分离或水平一体化联系方式,彼此之间既有合理的分工,又有紧密的合作。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企业与企业之间产生了信任,经营者之间也建立了稳固的个人网络和社会网络。
威廉姆森从交易过程中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机会主义的出现以及资产的专用性角度出发指出,当交易一方的资产专用性较高,未来的不确定性较大,交易次数频繁时,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较大,从而市场交易费用也较高。
杨小凯将劳动分工和交易效率结合在一起指出:“市场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最重要的两难冲突是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分工越发达,则交易成本越高。”
因为位置较近,增加了供需双方的了解。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通过建立网络关系进行交易,利用空间接近大大降低了每次交易的费用。集群企业的经济活动根植于地方社会网络之中,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一致的价值观念。在这种环境中,区内成员经过长期的交往与交易积累起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为各经济主体间的市场信息搜索与交流和契约的达成与履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每个企业的失信与违约成本相当高。失约意味着面对集群全体企业的惩罚。另外,有限区域范围内聚集了足够数量的同类企业,使企业可以较为容易地在当地获得替代的、同质的交易合作伙伴,形成多个人竞争的网络结构,增强谈判力量,从而减少和克服因资产专用性而可能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
(三)信息经济学中不完全信息的部分解决
一、引言
培养创新性人才是当今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传统教学强调的被动学习、填鸭式教学成为制约学生创造性的障碍。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认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产品”。其强调学生非被动的、消极的接受知识,而是主动的、积极的探究知识。研究性教学模式就是基于布鲁纳的“发现学习模式”构建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该模式强调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学生学习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记住教师和教科书上所讲的固化内容,而是要参与建立该学科的知识体系的过程。相应地,教师的作用在于形成一种学生能够独立探究的情境,而非提供现成的知识。因此,教师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创设类似科学研究的情景和环境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教学的过程就是让学生在独立的探索、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理解知识、吸收知识、应用知识,从而实现创新人才培养的一种教与学互动的实践活动。
不同学科课程的研究性教学需要有不同的模式。对于理工类学科,可能实践导向的创新性教学下培养的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最有效;对于管理学科,或许案例或项目导向最能激励学生主动学习;而对于经济学,学习的首要目的并非经邦济世,而如萨缪尔森你所言,“要解释问题,而非解决问题”。因此,与传统教学相比,经济学的研究性教学的特色和优势在于其更能激励学生主动学习从而更科学的理解经济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学的研究性教学模式不能简单的限制为项目或实践驱动。熊彼特认为,要想更好的理解经济现实,必须掌握三方面的知识:历史、统计与经济学理论。据此,经济学的研究性教学目标应该是启发学生更主动的掌握这三方面的知识,而教学模式应该围绕这三种类型的知识来设计。
二、文献综述
尽管研究性教学在中小学教育的某些课程教学中有一定程度的介入,比如英语和数学课程。Peter Sullivan(2011)指出澳大利亚学校数学学习的目标、对学生数学学习的评估以及有效研究性教学的几个原则。但是,一般认为,研究性教学的主要实施阵地还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研究性教学最早出现在美国,关于研究性教学的广泛关注是在近20年。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教学和研究之间的联系(Benson&Blackman,2003)。研究性教学将教师为中心的学习转变为学生为中心的学习(Kember&Kwan,2000)。此后,Finkelstein(2016)以研究性教学的原则为基础描述了教和学的方法,这些教学原则能够对学校产生实践和理念性的影响,并对不同听众的思考空间提供一个框架,这个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共享目标、语言和价值。这些原则包括:学术挑战、与同伴一起学习、与教师的互动、学校的文化环境以及高强度实践。这些教学原则主要是针对传统的教学模式,传统的教学模式由教师的“讲”和学术的“听”为主要内容,学生缺少主动、积极的参与。
国内的研究性教学也同样是针对大学教育。吴攀升(2012)对研究性教学进行了理论梳理,审视人文地理的学科和教学特征,对人文地理实施研究性教学的理念、原则、研究性教学内容选择、实施过程进行了理性分析、思考,对人文地理实施研究性教学的教育特征以及产生的教育意义进行了深入的评估探析,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人文地理研究性教学模式。研究性教学有多种实施方案,伍国勇(2012)论文阐述了专业写作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专业写作课程的开放式研究性教学内客,与教学组织方案,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2007年学生为对象,进行实践应用探索。陈灵、彭成红(2010)结合金属材料专业本科生实验教学中研究性实验的开设情况,探讨了研究性实验对本科生在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素质培养的作用和意义,说明了研究性实验的设计思想、宗旨和实施过程等。
国内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探讨研究性教学的意义和思想、或者某一模式的具体实施方案,总体上缺乏对某一专业研究性教学的实施进行系统说明。本文针对经济学类公共基础课,探讨实施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必要性和思路、实施方案以及评价体系。
三、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教学现状及实施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必要性及思路
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程的绝大部门内容的教学都采用了课堂上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以《公共经济学为例》,该课程涉及的内容主要是政府活动,包括如何配置资源、如何进行收入再分配以及如何调控宏观经济。但从实际教学效果来看,最终学习完这门课,学生仍然是以掌握概念及理论为主,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理论与现实的联系都有所欠缺。更严重的是,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事实上,该课程与历史、统计与实践方面的知识关联程度很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改革都离不开财政与税收制度的改革,通过对税收知识的学习至少可以激励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对欧洲发展史与美国发展史有浓厚的兴趣,当然,对于中国的朝代更替与“黄宗羲定律”也应该会有更深一步的理解。更具体一点,为什么西方社会和中国的个人捐赠差异很多,这其中就有税收激励的考量。遗憾地是,通过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很多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没有被预期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状态往往是为了考试而学习,这样的学习就与培养创新性人才有一定差距。
传统教学方法中,教师讲的理论很少和实践结合起来,不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维度和深度。学习维度会提供给学生一个更好的选择平台,有利于学生选择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深度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相关知识点或知识面的理解。目前,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的部分内容通过课后习题的形式巩固。与欧美国家的习题设计相比,中国经济学相关课程的习题设计对于知识的运用大多都是直接测试,缺少多个知识点综合运用的测试以及对现实环境的模拟,习题的“练习”特征很明显。因此,改革教学方法,从传统教学转向研究性教学已是刻不容缓。首先,研究性教学方法能够拓展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励学生找到感兴趣的具体领域和具体问题,随着学生进一步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理解,其对该问题的认识程度直接决定了将来进一步研究的深度或者走向社会参与工作的行业选择以及创业的领域选择;其次,对于未来直接参加工作的学生来讲,研究性教学对于学生更容易的适应社会,熟悉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和具体工作大有裨益。综合来讲,研究性教学提供了使用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更多“武器”。有了这些“武器”,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当代经济现实。
既然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的学习是通过这些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综合学习,最终实现对经济现实的更好解释,而解释现实需要的工具有历史、统计和经济理论。因此,研究性教学方法的设计思路就应该是让学生更好的掌握这三个工具。掌握这三个工具的前提是要让学生更有兴趣选择更偏好的其中一种或几种工具。如何在研究性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兴趣?根据不同的课程和具体的学习内容设计不同的模式,有的学习内容可能设计一种模式,而有的学习内容就可以设计成多种模式。设计模式后,教师应当把教学模式具体模块化,然后将学生分组,细分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实现对具体学习任务的完成以及最终掌握这些解释现实的工具。
四、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研究性教学的模式与内容
(一)知识点―跨学科理论学习
随着多学科的融合,经济学类课程也逐渐出现了与其他社会科学交叉解释现实的趋势。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与心理学交叉形成的新研究领域,放松了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同时将心理学中实验的研究方法带入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的具体内容在很多学校里是在研究生阶段才讲授,但是很多行为经济学的思想却在本科阶段的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都有体现。比如,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决定理论中虽然假定消费者理性,但在现实中,有些消费者进行消费时的非理性消费就可以通过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进行部分解释。再比如,公共经济学中公共产品的提供一般是由政府征税来提供,但是有时候私人也可以提供公共产品。私人在什么情况下愿意提供公共产品?私人提供公共产品时会收到同辈人或周围邻居的影响吗?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可以借助实验经济学来进一步阐释。那么,在具体知识点的教学中,可以先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行为经济学的思想,激发学生对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产生兴趣,然后布置具体的文献任务要求学生阅读,再设计问题,通过课堂讨论来交换观点,进一步丰富学生对该问题的认识。跨学科的视角和研究一方面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丰富了对现实的解释。
(二)知识点累积形成的相关历史研究
在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程中,有很多与历史知识直接相关。相关历史研究的研究性教学方法的模式有效推行的前提是学生研读重要的相关历史文献与著作。在讲授具体知识点时,通过历史专著与历史文献的研读,使学生对整体经济学发展的脉络有一个清晰的理解,也通过对经济史的分析,对现实经济现象有进一步的认识。比如关于税收制度,在讲授这个知识点时,可以设置一些问题激发学生阅读欧洲经济史,或者英国历史。从相关历史知识中,学生可以把握英语预算制度的确立,明确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的关系,并能够比较中国改革开放前“量入为出”与西方“以支定收”的财政制度的差异,进一步明确市场与财政的关系。再比如,讲授经济危机的内容时,可以进一步引申历史上的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和郁金香泡沫,以此为基础,激励学生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21世纪初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并比较这两次危机的异同点,鼓励学生阅读《美国大萧条》以及《大萧条》,通过阅读,明确不同学派在解释经济事件的逻辑差异,最后要求学生撰写读书笔记并讨论。
这种模式看似好像没有后面要提到的参与项目等吸引学生,但是通过相关的历史研究,可以让学生明确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使真正对历史研究感兴趣的学生对将来研究方向有一个预备性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研究可以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目标。
(三)知识点与项目的耦合
通过一门课程或者一系列系统知识点的学习,学生可以参与相关项目的研究。参与项目的教学模式需要学生有一定的数据处理基础并能熟练掌握一些统计软件。这一模式最好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或三年级运用。在参与项目前,教师需要对项目研究的目标、方法、技术路线、数据来源等内容进行说明,很多项目还需要调查数据,因此,还需要对数据调查与处理进行培训,在此基础上,模块化项目,将学生分组,明确每一个小组的具体项目任务,具体项目任务包括项目研究思路、问卷设计与调查、数据获取、数据处理、稳健性检验以及最后的论文或研究报告的写作。定期要求参与学生进行进度汇报,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在项目结束时,每个参与小组就参与项目的具体内容形成报告,内容包括该模块的整体实施思路与方法、实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解决办法。不同小组选派代表汇报,并相互交流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而达到对项目研究的整体把握,最终实现对知识的综合运用。不仅如此,学生对于项目研究报告的撰写、学术论文的写作流程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掌握。在项目选择上,既可以让学生自愿参与到教师所从事的项目中,也可以鼓励学生组队申请学校或省级的学生创新项目中,在申请项目时,注意项目和所学知识的联系程度,尽可能选取能综合运用经济学知识的项目。
五、研究性教学实施效果的评价
教育是为了发现受教者的比较优势,经济学的教育也不例外。通过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实施,激励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将其感兴趣的领域筛选出来,成为“比较优势”,更有益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那么,如何衡量研究性教学的实施效果呢?
本文认为量表对于评价研究性教学效果一方面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对于具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势能够清楚显示并在量表中反馈,对于进一步优化具体教学模式以及改进原有模式中的问题都具有直观效应。量表的设计需要由学生的自我评价和教师评价共同构成。量表评价对不同的教学模式设计不同的测评内容,主要包括学习兴趣激励、学习主题、活动目标、学习方法掌握以及目标实现(包括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量表评价可以是定性评价也可以是定量评价,或者是二者的结合。
量表的设计目的有两个:第一,是为了体现和反映当前研究性教学的效果,细化研究性教学比传统教学更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方面;第二,从量表测量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教学中不同研究性教学模式的优劣,以及比较学生自我评价和教师评价结果的差异。从不同研究性教学模式的评价效果中,可以发现某一模式的实施过程的问题以及改进思路,并且在今后的教学中可以继续实施效果更好的模式。从学生和教师评价的差异挖掘不同评价主体对同一教学模式产生不同认可的原因,在有差异的基础上,通过跟学生座谈交流发现学生在学习中的问题以及改进措施。尤其是某些模式会带来学生的工作量倍增,学生可能消极参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学生暂时“偏好”传统性教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需要与学生不断沟通,消除学生的疑虑,鼓励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效学习”。
研究性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在学校期间学习专业知识,而且对于学生以后走向工作岗位,尽早适应工作环境、提升自我学习能力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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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展开,“‘结构’涉及制度框架,‘变迁’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诺思认为,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该理论包含三大理论基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将国家定义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 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诺思认为契约论、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释国家:国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根据有关经济组织的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实绩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影响交易费用。这里所谓的经济组织安排,就是通常所说的产权形式。不同的产权形式对经济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交易成本、组织密不可分。市场交换需要产权制度,否则交换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必须有使交易成为可能的基础,那就是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即需要一套产权制度。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关系紧密,产权的创建和实施又与国家相关。诺思指出,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双重目标: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借助国家理论,诺思解释了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不好的产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方面是受到两方面制约的:一是政治市场的竞争;二是交易费用。但是交易费用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国家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使制度变迁顺利,降低变迁成本,抑制“搭便车”行为,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内存化,从而节约变迁成本。
上述背景条件构成了作者的理论基础,经济环境的变化(如资源条件的变化、 相对价格的变化等)构成了推动产权变动的力量,产权变动向着减少制度费用的方向发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在其自身动机的约束下确认并执行有效产权,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有助于降低经济组织成本,上述过程有效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机制。
本文将着重探讨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本书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
二、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议题”,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是要研究经济的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解体,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经济方面,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多边经济组织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各种区域经济组织不断产生,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第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在贸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环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钱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些政府无法控制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来解决的。第三,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问题,国际体系经济权力的分布也发生很大改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同时,参与全球化体系的主体从民族国家拓展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
针对这样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很多学者已逐步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割裂的狭隘研究视角,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由“国家——市场”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在新添加的社会层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集团,特别是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下图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在国内层次中分别以国家、企业、国内利益集团为主体,在国际层次中分别以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同时,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交织,界线越来越模糊。
三、结论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诺思的制度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期(1990年至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可借鉴之处,具备一定解释力。
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流派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并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归结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义流派强调世界市场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贡献更大;激进主义流派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现有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试图推进不满足于现状的力量,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进步。诺思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史中结构变迁的因素——经济组织的形式、国家对新兴产权形式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关注的对象。
第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物质偏好,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在国家层面,从国家对产权结构界定的角度,诺思认为,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国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在市场层面,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民族国家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国公司等企业成为世界市场上日益活跃的角色,它们以世界市场为舞台,又影响着世界市场的运行发展,对国家间关系也施加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在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调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影子。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全球化时期,社会集团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程度,影响到国家、市场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观念的分裂,基于利益与认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反应。如何塑造社会的普遍认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维护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解释了这些现象,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专门化引起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一直因种族(地理)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国家利用暴力规定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扬,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扩展,进而影响制度的选择、安排和变迁。
第三,“全球化在将来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疑问之一,也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伊肯伯里和格里科两位学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国穷国很可能封闭自己,为了保证国际体系的开放和稳定,需要国际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种方式作用。米尔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推进全球化与保护民众免受全球化冲击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期,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由关税和种种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货币互换安排降低了各国央行持有外国货币的成本;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种种新现象。上述过程中,既有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又涉及国家在新产权形式认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国家租在这一过程中的提高。诺思的制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层面和历史层面来谈的,面对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思想延伸到国际制度层面,也就是说制度费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减少,可以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演变、全球产权结构转变的因素。这同样验证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理性一无政府状态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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