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规模分析范文

时间:2023-06-11 08: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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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众所周知,投资增加促使经济增长,同时又引起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适度投资规模从理论上应服从于整体宏观经济目标。即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长期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在经济实践中,这些客观经济目标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协调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矛盾的宏观政策是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通过对需求的调整来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在我国长期的经济实践中,上述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1)经济增长的客观需求与投资增加有限之间的矛盾;(2)现实资源未实现优化配置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3)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要解决.以上矛盾,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主要是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达到协调的目的,这就不得不从理论上对适度投资规模的标准加以限定。励以宁教授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合理投资的理论描述可作为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具体描述如下:“就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防止物价剧烈波动,提供较多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的作用而言,投资之后,至少其中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好转,而没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恶化,那么这样的投资就是合理投资”。

这一描述更多的是侧重于某项投资目标的合理性。要把这个合理性作为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还需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即用什么来衡量“至少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好转,而没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恶化”呢?这就涉及到适度投资规模的实际标准问题。

适度投资规模的实际标准

适度投资规模的实际标准,具体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

一一国民经济生产能力有所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比上年有所提高或实际经济增长率略有降低(在l个百分点左右),而不出现负增长

衡量实际经济增长的标志主要是GNP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国民经济主要部门产值的实际增长率。从长期趋势来看,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是稳步上升的,而投资规模也大致保持同样的增长趋势。

一一国民经济不出现剧烈波动

国民经济的剧烈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危害甚大,而引起这一剧烈波动的首要因素,是投资规模的剧烈波动。

建国以来,我国曾有几个时期投资规模出现过很大的波动,相应地国民经济增长也大致呈现相同的波动趋势。实践已反复证明投资规模的急剧膨胀和大幅度压缩,必然导致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协调稳定发展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一一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协调,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源于国民收入中的积累,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国民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已大体上决定了投资的规模,因此,积累率的高低是衡量投资规模是否适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笔者认为,合理积累率的确定,要把保证原有人口和新增人口当前消费水平不降低作为积累的最高限,把新增人口的就业所需平均资金装备作为积累的最低限。要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出发,在上述积累的最高限和最低限之间确定一个适度的积累率,以保证从长期累计来看的最优速度和人民的最大消费。

一一经济结构合理化

投资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的表现是,一国现存的产业结构不但从总量上决定着投资率的高低,还从流量上决定着投资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比例。即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是:一国的经济结构对其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起决定作用,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反过来强有力地影响着产业结构。因此,适度的投资规模不仅是总量概念,更重要的是结构概念。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也就成了衡量适度投资规模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一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基本平衡

财政信贷政策强有力地影响着投资规模。在其他方面投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过大,必然造成财政赤字,信贷逆差,物资也难以平衡,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过多的引进外资和扩大国际信贷规模,也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因此,_L述四大平衡是衡量投资规模是否适度的又一重要标志。理论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赤字无害、通胀有益,因而主张扩大投资,刺激需求.引导经济增长。其结果是事与愿违。从国力论的理论出发,从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的平衡出发,四大平衡仍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最终体现,因此也是适度投资规模的一个标志。

篇2

一、引言

现金股利与投资政策是上市公司按照其当年所实现的净利润所选择的分配方式。我国经济市场正处于上升发展的周期,为了有效规范我国资本市场,证监会自从2000年起就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制定并颁布了相应规章制度。证监会曾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规定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新的实施办法对我国的经济市场和相关企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能够从根本上保护上市公司中中小股东在企业中的地位和权益,有利于中小股东及时共享企业的现金收益与固定分红,让中小股东在享受企业利益的同时向市场传递公司利好信息。新的实施办法不仅关注中小股东权益,也规范了企业在融资方面的具体机制,它一方面制约了企业的外部融资,另一方面也能促使企业不断专注自身的发展,进一步规范企业日常财务决策运作的程序。证监会为了规范经济资本市场秩序和保护企业中小投资者的相关权益,要求上市公司严格遵守规定,披露相关信息。本文重点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对现金股利与投资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作用,所得研究结论可为上市公司的投资管理提供更为丰富的路径,有助于上市公司内部财务制度与政策发展的专业化、规范化和标准化,从而促进上市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Francis等(2005)研究发现,高质量的财务报告至少可以表明企业管理者产生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的可能性较小,能够保障企业盈利目标的实现。企业再投资是企业增值并获得长远发展价值的具体表现方式。因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包含着企业经营效益中最真实的数据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会为企业在重大战略目标上的投资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Deangelo和Stulz(2006)以股利的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认为处于不同成长周期的企业对于现金股利与投资要进行不同类别处理方式的具体选择。比如处于成长周期的企业通常会减少现金股利分红,而把目光放在效益更高的投资项目上;而处于成熟周期的企业,则会支付股利,避免无效投资。Han和Qiu(2006)通过具体数据的分析对财务报告与现金股利和投资问题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美国上市公司进行了融资约束和无融资约束的分组,通过对比分析多组不同数据,发现在美国融资领域存在限制和约束条件的上市公司中,对于现金流的敏感度较高,这类公司在融资约束条件下通常会持有高额的现金来保障其日常的发展运营,同时也会减少投资机会;在美国无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中,由于外部融资成本较低,其对于现金流的敏感度也较低,此类公司持有高额现金的动机较小,因此会发放现金股利。Duch?in(2010)通过研究发现,企业在融资方面所承受的限制和约束条件会对其现金持有决策构成较大影响。Altamuro和Beatty(2010)发现,与纳入《美国联邦储备保险公司促进法》管理范畴的上市公司相比,未纳入的上市公司由于缺乏必要的内控审计,其财务报告质量明显低于前者。

(二)国内研究郭琦(2013)认为,不同程度融资约束下的公司的投资效率和资金运作的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异,其对融资约束和非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建立了随机边界模型来计算投资效率,并依据财务报告质量划分为等级不同的两个小组,通过对比分析来验证财务报告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与投资效率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相关关系。在企业发展的上升阶段,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会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随着企业发展阶段的不断推进和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其程度也会达到一个临界值,超过这一临界值,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会越来越弱。魏清明和石龙华(2007)以我国上市企业相关财务报告信息为样本展开分析时发现,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往往会留存高额的利润满足其投资欲望,国有企业现金股利的高额发放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国有企业过度的投资需求。刘本富(2010)选取我国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1999~2008年期间的财务报告为研究对象,经过对比分析发现,发放高比例现金股利的企业更容易控制自身的现金流,此时企业会因为资金不足而减少其他方面的投资。金海红和李玲(2015)借助中介效应程序检验法进行验证和分析,发现现金股利政策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所承担的股权成本,相应地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成绩。徐寿福和邓鸣茂(2015)以2004~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现金股利政策能够抑制融资约束公司中自由现金流产生的过度投资需求。

(三)文献评述本文主要阐述了以下内容:①财务报告质量对投资行为关系的影响,包括会计信息质量与冲动投资、保守投资及投资效率间的作用关系。②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对投资行为的作用关系,包含具备融资约束条件的企业内部现金流与投资行为的作用关系、股权改革对两者间作用关系的影响等。由此来阐释企业的融资约束较少时,企业会发放现金股利;有较强融资约束的企业则会寻求较高的投资项目来创造企业价值。通过以上回顾发现,目前的文献主要是对财务报告质量和投资效率间的作用关系展开研究,但尚未有学者在二者间的影响关系中引入现金股利这一变量,通过研究三者间的作用关系验证之前的结论。鉴于此,本文引入了现金股利这一变量,同时又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投资与现金股利政策间存在的不同之处。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现金股利与投资行为依据MM理论可知,在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中,股利政策与投资决策间不存在任何制约和影响关系,但在具体的经济社会中并不存在完美的资本市场。通过不完美资本市场的信号理论可知,现金股利的分配不只是公司维护股东权益的一种外在表现,更是公司向股东传递一种优势的发展信号的表现,公司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有效地提升了公司的形象。股东分配高额的现金股利可以增强投资者信心,但是在分配高额现金股利的同时企业也流失了一部分内部可流通的现金。在信息流通并不及时的资本市场中,企业对于投资信息的了解程度不同,就会使得公司在进行融资和投资时要充分考虑企业现有的现金流量。通过对比内部和外部融资成本,流动现金不足的企业通常会放弃外部更高价值的投资项目,转而寻求股东的投资。可见,分配高额的现金股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司具有更高价值的外部投资行为,导致企业错失发展良机。在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在政府主导、经济市场进行调节的方式下,国家的政策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国有企业由国家控股,其生产经营活动和投资决策都受政府政策的深刻影响,国有企业以外的上市公司也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由于国有企业有着政府的强大支持,在融资的过程中一般会受到金融机构的青睐。而非国有企业资金的积累和融资主要来自企业自身的经营成果及股东直接投资,与国有企业在融资方面的便捷优势相比,非国有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就要高得多,因此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要明显高于国有企业。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非国有企业中现金股利发放政策对投资决策的抑制作用明显高于国有企业。

(二)财务报告质量、现金股利政策与投资决策当企业面临较高的外部融资成本时,就会转向使用企业内部投资。在现金股利的重要分配中,公司也会对内部资金运用的具体方向进行讨论,并在现金股利是发放还是参与企业的其他项目投资之间进行权衡。Jensen(1986)在其提出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中指出,当企业持有较多流动现金时,管理者控制和利用这些现金的欲望和动机将会增强,也就会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此时就会损害企业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他提出企业的资源应在合适环境下进行充分利用,只有极大程度地减少管理层持有的盈余现金,企业的管理者才能将有限的盈余资金进行更优化的配置与合理的利用。Bhattachaya(1979)在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全新的股利信号模型理论。在这种理论价值的影响下他们认为,与企业内部管理层相比,外部投资者因为获取信息的渠道不畅构成了信息障碍。外部投资者与内部管理者存在极其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外部投资者仅仅通过股价等信息来预测公司的发展情况,而内部管理层掌握和控制着公司的更多信息。在信息渠道不通畅的情况下,只有内部管理层发放现金股利才能传递利好信号,从而吸引外部投资者的目光。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不仅能够体现出企业各个投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外部投资者的信息渠道。拥有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企业会将公司发展情况积极地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使公司更有可能获得外部融资。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高质量财务报告能够稀释或降低现金股利政策对企业投资决策构成的消极影响。公司的发展周期与公司分配现金股利存在着一定关系。处于成长期的具有上升发展趋势的公司更倾向于将用于发放股利的现金投入到有利于企业规模扩大等的项目中,助力企业的良性发展,此阶段的企业管理层往往会制定较低比例的现金股利发放政策。当公司处于成熟期且不再有任何上升发展需求时,管理层往往将企业实现的利润以现金股利的形式发放给股东,以稳定投资者,进而寻求更佳的投资时机。公司不同的成长阶段是影响其现金股利发放政策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实证来研究处于成长期的上市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对现金股利政策与投资决策间关系构成的影响。现阶段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结论都较为一致,学者们认为处于成长上升期的公司运用现金股利进行投资会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因为处于上升期的公司发展空间大、发展动力足。高质量的财务报告蕴含着企业未来投资项目可获得的现金流、有效执行的合同关系等信息,能够进一步提升管理者进行科学投资决策的能力,由此来缩小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在信息掌握方面的差距。因此,本文认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在促进外部投资者和内部管理者的信息平衡与对称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3:在处于成长期并表现出强烈发展诉求的企业中,高质量财务报告能够有效降低现金股利政策对投资决策的负面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及数据来源本文实证研究部分所选数据来自我国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由于评价财务报告质量需要采用滞后一年的财务数据,因此本文所选数据均为股份改革后的企业报告信息。本文所选的数据来自2010~2014在沪深上市的公司,所研究的各项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对所收集的全部数据进行汇总,依据研究需要剔除不合理数据:不考虑金融行业;同时考虑到不同时期上市的企业在实证分析中会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也剔除了2009年1月1日以后上市的公司;剔除ST公司。

(二)变量选取1.被解释变量。Investment即公司投资。国内外不同文献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公司投资的定义,本文所研究的公司投资是指公司在第n年研发支出加上购置无形资产、固定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减去处置以上资产获得的相应现金差。新增公司投资是指本年度公司投资总量减去上年投资总量,但该差值有可能是负数,此处为了避免出现负数,以其绝对值进行稳定性检验。2.解释变量。(1)现金股利(Dividend)。国内外表示现金股利的方法多种多样,普遍采用的形式有企业每年发放的现金股利以及每年发放的现金股利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冯兴武、章庆(2013)采用变量0和1来定义不同的现金股利政策,0意味着企业当年没有发放现金股利,而1则意味着企业当年发放了现金股利。本文则采用第n年发放的现金股利与前一年度企业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表示。(2)财务报告质量(RQ)。本文在收集和整理国内外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并对其质量进行分析和研究后发现,大多数学者善于利用DD模型来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因此本文也借鉴该模型,将应计质量作为财务报告质量的衡量标准。依据该模型对RQ进行评价,并且从每个行业中(金融业除外)至少选取20家上市企业的报告数据,所选行业依据我国现行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的具体标准,其计算方法如下:Accrualsi,t=α+β1CashFlowi,t-1+β2CashFlowi,t+β3CashFlowi,t+1+εi,t(1)上式中,Accrualsi,t=(ΔCA-ΔCash)-(ΔCL-ΔSTD)-Dep。ΔCA代表流动资产的增减变动,ΔCash代表货币资金的增减变动,ΔCL代表流动负债的增减变动,ΔSTD代表短期借款的增减变动,Dep为累计折旧与累计摊销额,CashFlow等于非经常性项目产生的净收入与Accruals的差值。然后计算所有参数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利用该模型计算出残差,企业第n年的RQ被界定为n-5年到n-1年这五年间依据该模型计算出的残差的标准差,用-1与所得标准离差相乘,最终结果越大意味着财务报告质量越高。3.控制变量。在有效筛选以及总体分析以上特征变量与治理变量的基础上,笔者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有形资产占比、资产负债率、现金流、是否盈利、公司绩效、现金、行业、公司上市年限。在笔者选取的控制变量中,公司成长性这一变量的计算主要受到两项因素的影响:一项是账面价值,而另一项则是市场价值。前者与变量之间是一种反比例关系,而后者则与变量成正比,其表达式为:控制变量=市场价值/账面价值。通常情况下,此处的临界点为数值“1”。在大于1的情况下,表明公司有着较高的市场价值,此时的股票价格较高,公司可对当前的发展规模做适当调整。在此过程中,其成长性高的特征也会逐渐显现出来。而这种变化,会给公司投资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模型选择为了验证H1,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模型(2)进行分析:Investmenti,t=α0+β1Dividendi,t+β2Dividendi,t×SOE+β3Tangibility+β4Lev+β5Cfop+β6Loss+β7Roa+β8Cash+β9Size+β10Age+∑Ind+εi,t(2)企业的性质不同,在模型中SOE(产权性质)的取值也会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国有企业的代表值为1,而非国有企业的代表值为-1。为了取得更好的评估效果,本文最终选择了以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Investmenti,t=α0+β1Dividendi,t+β2Dividendi,t×RQi,t-1+β3RQi,t-1+β3Tangibility+β4Lev+β5Cfop+β6Loss+β7Roa+β8Cash+β9Size+β10Age+∑Ind+εi,t(3)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对于财务报告质量的评估,本文是借助DD模型来完成的。根据上面的模型,我们可以求得残差的值。同时,结合相关的计算公式,分别计算t-5~t-1年时间段的残差及其标准差。表2就是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根据表2,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投资水平处于一种较低的层次。而且,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目前还处于一种非均衡发展的状态。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上市公司也应根据经济市场发展的规律把握投资的时机与方向,从而增加企业经济效益。在现实中,各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水平是有差异的。此种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两项指标,一项是公司当前的现金股利值,另一项则是公司上年的总资产。两者之间的比值,即为发放现金股利水平。从Dividend来看,其均值、极大值、极小值分别为0.0021571、1.081882、0,说明该水平普遍较低,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成反比例关系,更说明某些上市公司存在着损害股东权益的行为。针对这种现象,证监会必须出台相关的政策来规范上市公司损害股东权益的行为,在为中小股东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中小股东对企业的再投资。在RQ方面,通过计算得到均值、极大值、极小值分别为-0.03219099、-0.0000967、-2.390098,这直接反映了当前我国RQ即财务报告质量的个体差异较大。低质量的财务报告会给投资者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在收集和整理信息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将很难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上市公司应该让财务报告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加规范化、专业化,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财务报告机制,使各类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除这两大控制变量以外,还可通过其他一些控制变量,做出正确的判断,明确当前的发展状况。

(二)相关性分析模型(2)和模型(3)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分别用PartA和PartB来表示,具体见表3。从最终结果看,各个变量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三)回归分析表4为对现金股利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由表4可见,现金股利的水平是较高的。投资程度是影响现金股利水平的一项重要因素,而且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在公司融资约束程度比较高且外部资金有限时,企业外部资金的不足会促使企业转向有限的内部资金。为切实保障每位股东的合法权益,国家加大了政策调整力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面对好的投资机会,投资者却往往变得犹豫不决,既不想丧失投资机会,又怕资金被套住,从而影响现金股利水平。除此之外,还存在许多影响投资程度的正向因素,如资产负债率、有形资产占比、公司规模等。对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假设其当前的现金流是充足的,那么公司更愿意把现金股利进行更有价值的项目投资。本文采用一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以此来验证H1。在此过程中,本文重点是分析和判断β2的系数情况。因为此项系数的大小将直接反映出企业的性质,以及当前企业现金股利水平的高低。表5即为模型(2)的回归结果。由表5可见,R2在调整前后,其值分别为0.31752、0.31523。与此同时,交叉项Dividend×SOE的系数为0.02723。依据此项数值判断,其水平并未达到我们的预期。这项数值说明非国有企业中现金股利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比国有企业中现金股利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H1得到验证。但我国上市公司所处的环境和我国特殊的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等因素都在积极地对其产生影响,导致其结果并不显著。因此,在理论上预测非国有企业中现金股利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比在国有企业的情况会更加突出和明显。然而,现实情况却存在诸多的变数。

相比于非国有企业的股东,国有企业的股东更加注重稳定的回报,担心各种形式的冒险。再者,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国家在近期也调整了相应的政策,以预防国有企业浪费资源和过度投资的现象。对于H2的验证,则在模型(3)中新加入了RQ,即财务报告质量这项指标。经过大量的数据验证我们发现,现金股利对投资的负向作用会因RQ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减弱。基于这样的关系,本文对H2做了进一步的验证。对于此项验证,要想获得准确的结果,需要有一个基本前提,即Dividend×RQ的系数为正。然而,基于上文的分析,除非RQ这项新指标能够抑制现金股利负向作用的发挥,否则这个前提条件根本无法满足。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系数果真为正,则说明RQ对现金股利的抑制作用是客观存在的。表6即为模型(3)的回归结果。由表6可见,R2在调整前后,其值分别为0.35052、0.34853。与此同时,交叉项Dividend×RQ的系数为0.02577。此项数值说明其对投资具有正向的影响。RQ值,即财务报告质量越高,则信息反馈得越及时、越全面,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将越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信心会显著提升,拓宽外部投资者的信息渠道也促使管理层和投资者之间信息均衡,逆向选择程度和道德风险得以降低。综合这些变化,说明RQ对公司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对于发放现金股利,其也会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可见,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各上市公司应以更加规范、真实、完整、高效等方面的要求来约束自身,全面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发挥财务报告的正向作用。本文提出的H2得到了表6中相关数据的有效印证。由表6数据可知,控制变量中公司绩效与其投资表现出明显的正向作用关系,意味着当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较强时,其投资也相应提高;当企业实现的盈利较高时,预示着企业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此时企业管理者往往倾向于将当期实现的盈利更多地用于扩大投资规模而减少现金股利发放金额。

公司投资规模、有形资产占比、现金、资产负债率等与投资之间表现出明显的正向作用关系。当企业不断扩大其规模时,该企业往往具备较大的发展潜能,此时融资的途径逐步增多,因此管理者往往加大投资力度。企业自身资金充沛时进行投资显然是最佳的情形,但也要关注资产负债率,保持这一比率的稳定和平衡是企业获得长足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企业当前的资产负债率较高,就会不断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严重时甚至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现象,这对于企业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是非常不利的,也会影响到企业在实现关键战略目标中的投资决策。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公司成长性的不同,对它们进行分组研究以及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7、表8。由表7、表8我们不难发现,高成长性公司与低成长性公司的系数差别很大,前者的水平是显著的,而后者则是不显著的。在现实中,公司的成长性不易判断,而且经常发生变化,这无疑会削弱投资者的信心。面对这种情况,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可以有效缓解这种局面,增强投资者信心,抑制现金股利政策对投资的负向影响,从而验证了H3。

(四)稳健性检验为了增强本文论证结果的权威性,最终对验证结果展开稳健性测试,所选数据期间为2009~2014年,各参数选用的是该研究区间各年投资额。采用因变量替换法进行稳健性测试,而因变量则是每年企业实际投资额,其他参数值不变。由此对模型(2)和模型(3)进行检验,验证结果仍然支持原有结论,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以财务报告质量、现金股利与投资行为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2010~2014年上市公司的具体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分析并总结出了“现金股利对投资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国有企业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结论。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固有特点以及现代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密切相关。现金股利与投资的负相关作用不利于上市公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笔者根据实证分析得出了现金股利与投资的负相关作用能够在公司的高质量财务报告分析下被改变这一结论。与此同时,笔者将上市公司的成长周期和规模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进行了分组研究,发现处于不同时期的上市企业的财务报告对其现金股利和投资的影响作用也有着较大差异。财务报告对处于成长上升周期的上市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此时企业的财务报告更能有效地抑制现金股利与投资的负相关作用。本文针对财务报告质量对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投资决策间的关系展开了分析和验证,极大地丰富了企业投资决策领域相关处理的理论方法,也有助于企业规范其财务方面的相关制度与政策,使其更加专业化、标准化,从而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政策建议1.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不断建立和完善会计信息披露机制。我国经济市场的起步较晚,与国外的经济市场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国目前会计信息披露的程度还不够深入,这直接导致企业外部投资者与内部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给利益相关者的科学决策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时,投资者中间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倾向。这种情况下,即使摆在企业面前的是利好投资政策,但苦于投资者资金投入不足,也只能放弃这一有价值的发展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企业的发展。因此,我国政府和证监会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不断建立和完善会计信息披露机制,在不损害企业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加大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力度,缩小企业内外部在掌握信息方面的差异,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以保障企业拥有较强的外部融资能力。2.企业内部应建立健全有关财务报告质量的监管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较高的财务报告质量,从而避免上市企业管理者产生道德风险。应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提出更为严苛的规范性、可靠性和科学性要求,构建科学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严格监管会计信息的披露过程,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能作用,以保障企业内部财务报告的可信度与可靠性。此外,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与执法力度,从源头上遏制类似违法违规行为产生的可能性,以此保障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Francis,Jennifer,RyanLaFond,PerOlsson,KatherineSchipper.TheMarketPricingofAccrualsQuality[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2005(39).

DeangeloH.,L.Deangelo,R.Stulz.Dividendpolicyandtheearned/contributedcapitalmix:Atestofthelifecycletheory[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06(81).

DuchinR..Cashholdingandcorporatediversification[J].JournalofFinance,2010(3).

AltamuroJ.,BeattyA..Howdoesinternalcontrolregulationaffectfinancialreporting?[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2010(1).

郭琦.融资约束、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1).

魏明海,柳建华.国企分红、治理因素和过度投资[J].管理世界,2007(2).

肖珉.现金股利、内部现金流与投资效率[J].金融研究,2010(10).

篇3

(1)点多,全省规划片区达到2312个。

(2)面广,2312个片区分布于我省16个州(市)的127个县(区)及管委会。

(3)三是数据合理性差,规划中的基础数据来源是采用县乡水利部门调查(报)州、市水务局汇总(报)规划编制组(复核)的办法,复核中发现由于基层水利部门技术力量有限,加之各县已实施的高效节水项目较少,导致基层水利部门对此项目经验不足,所以上报的工程投资合理性较差(亩均投资低至几十元高至几万元均有较多上报)。

(4)工程项目现仅处于省级规划层面,各片区还未进行深入设计,无法对各个片区进行单独投资计算。

1.2投资规模方法的确定及原则

在全省已实施的管、喷、微灌项目中各选取2~3个典型工程,分别以各州(市)2013年材料价格计算投资,最终加权平均得出该州(市)的亩均投资,以此做为该分类工程的综合投资指标,最终推算规划总投资。

推算总投资的关键在于管、喷、微灌典型工程的选取,所以应遵循以下原则:①典型须在已实施的项目中选取。②项目设计合理、施工规范、效益突出、管理到位。③项目无论在工程规模、工程特征及工程措施上均须具有本类工程的普遍代表性。④所采用的工程量须为典型工程的实际工程量。

2.高效节水单位投资

以昭通市2013年材料价格水平计算得出规划中该地各类型工程亩均投资的过程。

2. 1典型工程概况

(1)管灌

选取大理州永平县岩北管引灌溉工程作为典型工程,灌溉面积3611亩。建设内容:防渗改造引水渠8.72km,共铺设PE管道32.13km,配套闸阀及闸阀井30个(座),φ25球阀568个;新建50m3~500m3调节水池9座,30m3减压池16座。

(2)微灌(不含自动控制系统)

选取华坪县荣将镇龙头芒果基地高效节水灌溉示范项目作为典型工程,灌溉面积2013亩。建设内容:新建倒虹吸0.91km,新建150m3、300m3水池各1座,新建泵站1座,铺设DN250无缝钢管0.60km,新建管理房2座,共铺设pe管21.13km,滴灌管447.63km,配套闸阀332个,闸阀井26座。

(3)微灌(含自动控制系统)

选取元谋县小垮山、小丙岭片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作为典型工程,灌溉面积480亩。建设内容为:新建200m3蓄水池1个,新建加压泵站1座,新建水肥控制及电脑控制室1座,面积为60m2,内设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1套,砂石过滤器1组,碟片过滤器6个,施肥罐1个;铺设PVC及PE管道共2.93km,滴灌带共369.02km,配套闸阀井22座。

(4)喷灌

选取砚山县国家级现代化农业综合示范园高效节水灌溉示范项目作为典型工程,灌溉面积3703亩。建设内容:新建2000m3水池1座,新建过滤房18m2,内设过滤器8台,铺设管道总长170.07km,喷头9912个;配套闸阀井38座。

2.2基础单价

(1)人工费

根据云水规计[2013]157号文中引水及河道工程人工费计取,工长:7.51元/小时,高级工:7.16元/小时,中级工:6.47元/小时,初级工:4.29元/小时,机械工:6.47元/小时。

(2)施工用电、水、风价格

电预算单价(由电网供电)=云南省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1~10kvA基本电价0.722元/kw?h÷(1-高压输电线路损耗率4%)÷(1-35kV以下变配电设备及配电线路损耗率5%)+供电设施维修摊销费0.02元/kw?h=0.81元/kw?h。

水预算单价=水泵组时总费用19.58元/组时÷(水泵额定容量之和50×水泵能量系数0.75)÷(1-损耗率8%)+供水设施维修摊销费0.02元/ m3=0.59元/m3。

风预算单价=(空压机组时总费用138.96元/组时+水泵组时总费用46.62元/组时)÷(空压机额定容量之和26×60min×空压机能量利用系数 0.7)÷(1-损耗率8%)+供风设施维修摊销费0.002元/m3=0.18元/m3。

(3)主要材料预算价格

包括钢筋、水泥、木材、汽油、柴油、炸药等主要材料,按昭通市2013年材料综合价格加材料到达工地分仓库的运杂费、材料采购保管费3%、运输保险费0.4%计算,砂石料预算价格以外购价加到达工地运输费计算。

2.3费率

间接费(土方工程取4%,石方工程取6%,模板工程取6%,混凝土浇筑工程取4%),现场经费。企业利润取7%。典型工程均不在城镇,综合税率为3.28%。

2.4典型工程投资

篇4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转型时期教育扩展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研究》(BFA030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敬宝(1977-),男,安徽利辛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理记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241.21;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4-0082-03 收稿日期:2007-05-13

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投资规模连年增大,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人大众化阶段。同时,大学生就业也越来越困难。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国外已经有很多成果(Niall O'Higgins,2002)。从市场需求角度,工作岗位的缓慢增长、与大学毕业生的迅速增加形成反差(Carnoy,1977)。从市场供给角度,失业是大学生不愿降低工资的结果(Blaug,1969)。国内的许多学者也展开了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探讨。林毓铭(2002)指出,大学生就业难与“过度教育”有一定的依存度。文东茅(2005)强调,工资竞争理论、工作分层理论和工作竞争理论在我国都有一定的适用性,表明高等教育规模与毕业生就业关系的复杂性。赖德胜、田永坡(2005)认为“知识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引起的,是一种相对过剩的结构性失业。

高等教育投资规模扩大是否成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根本原因?笔者将通过实证分析加以说明。本文采用典型调查的研究方法,首先界定了调研对象的“典型性”:在高校层次上,属于一般普通高校(非部属或211院校),它们在全部高校中占绝对多数、也是高等教育扩招的主体;在学历层次上,以本科生为主,本专科生和研究生的合理比例,代表着我国高校的一般水平;在学科结构上,与毕业生的专业结构相对应,以工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至少跨6个学科门类、有25个以上的本科专业。经过论证,北京某大学为北京市属高校,以工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覆盖6个学科门类、29个本科专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调查对象。

一、实证分析

高等教育投资规模主要是通过大学生人数体现的,自1999年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投资规模一直增长较快。扩招政策具体是通过高校来实现的,而所有高校扩招规模的总和便构成了全国高等教育扩招总规模。对于某大学生而言,本校扩招的影响表现为就业“小”环境的变化,具体体现为校内同学科、同专业之间的竞争对手增多,全国扩招则表现为就业“大”环境的变化,体现为全国同学科、同专业的毕业生增多,就业竞争加剧。下面,以就业率为因变量、以对应年份的招生规模为自变量,做形式为E=a+bs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其中,s表示生规模。

1、该校扩招与大学生就业率的相关性分析

该校招生规模和就业率的数据如表1、表2所示。以1996年~2001年本科招生规模为自变量、以2000年~2005年本科生就业率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中的M.所示。可见,就业率与招生规模是负相关的,招生规模每扩大100人,就业率就下降1.685个百分点。判定系数为0.897,能通过t检验和F检验,拟合效果很好。同理,可以得到专科生模型M2。专科生的就业率与招生规模也是负相关的,每扩招100人、就业率就下降0.842个百分点。但拟合优度很低、也无法通过检验,拟合效果较差。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专科生人数较少所致;另一方面,可能由于该校重点发展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专科生招生规模波动太大所致。对于研究生来说(如M1所示),招生规模每增加100人、就业率就下降4.551个百分点,且该模型的模拟效果较好。综合看来,同样扩招100人,研究生的就业率下降的幅度比本专科生就业率下降的幅度更大。

下面,再对不同学科专业的大学生做同样的分析。由于专科生和研究生人数较少、理学本科生只有两年毕业生,因而,我们仅以经济学、法学、文学、工学、管理学本科生为分析对象。将经济学本科生招生规模作为自变量、将对应的就业率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得到方程M4。可见,经济学本科生的就业率与招生规模也是负相关的,每扩招100人、就业就下降2.92个百分点。同理,由方程M5可知,法学本科生的就业率对扩招特别敏感,招生规模每增加100人、就业率就下降近40个百分点。但拟合优度较低,也无法通过检验,表明这种模拟效果的可信度不高。文学本科生就业率对扩招也比较敏感,每增加100人就业率、下降近10个百分点,但模拟效果也不太好。工学本科生每扩招1百人将带来就业率下降4.314个百分点(如M7),而管理学本科生每扩招100人、将会带来就业率下降近10个百分点(如M8)。

2、全国高等教育扩招与大学生就业率的相关性分析

全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数据如表4所示。以1996年~2001年全国本科生招生规模为自变量,以该校2000年~2005年本科生就业率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得到表5中的M9。可见,全国本科生每扩招100人、与该校本科生就业率下降0.0024个百分点相对应。本模型拟合优度很高,模拟效果很好。与本科生不同,该校专科生的就业率与全国专科生招生规模的关系却是正相关的(M10。),即全国专科生每扩招100人与该校就业率上升0.002个百分点相对应。但拟合优度很低、也无法通过检验,表明模拟的这种线性关系不强。这可能由于该校专科生人数较少、招生不连续所致。如方程Ml1所示,全国研究生每扩招100人,该校研究生就业率就下降0.0059个百分点。显然,扩招对研究生就业率下降的影响比本专科生更加明显。

从学科门类角度,该校以工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全国经济学、工学和管理学本科生的招生规模对该校就业状况的影响可能会更直接一些。由于管理学作为新独立出来的门类、其统计资料不完整,我们就只对经济学和工学本科生的情况加以分析。如M12:所示,全国经济学本科生招生规模与该校就业率也是负相关的、而且影响力度更大,每扩招100人将导致该校就业率下降0.02个百分点。与经济学模型相比,工学本科生就业率受到扩招冲击的力度较小,如M。,所示,全国工学本科生每扩招100人,该校工学本科生就业率水平就下降0.0067个百分点。

3、北京市高等教育扩招与大学生就业率的相关性分析

该校是北京市属高校,北京高等教育扩招形成了该校大学生就业的“中”环境。在统计年鉴中,北京市本专科招生的数据是合在一起的,没有按学科统计的资料,也没有研究生招生的数据,因而,我们只做3个模型。如表5中的方程M14。所示,北京本专科生每扩招100人会导致该校就业率下降0.036个百分点。由M15可知,北京财经院校本专科生每扩招100人,对应该校就业率下降0.693个百分点。而理工院校本专科生每扩招100人,仅仅带来就业率下降0.078个百分点,显然,比财经院校的就业率下降幅度更小。

二、结论分析与政策建议

1、结论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从总体上,招生规模与大学生就业率是负相关的。几乎所有的模型都表明,扩招会带来大学生就业率的下降。(2)对于不同层次的毕业生,扩招对大学生就业率的影响程度不同。不论是高校扩招,还是北京市或全国高等教育扩招,对学历层次更高的毕业生的负面影响程度更大。(3)对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扩招对大学生就业率的影响程度不同。全国或北京高等教育扩招100人,给工学毕业生带来的负面影响小于给经济学毕业生带来的负面影响,给理工院校毕业生带来的负面影响小于给财经院校毕业生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本校扩招100人,管理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下降的幅度最大、工学其次、经济学最小,这表明扩招给管理学毕业生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工学和经济学毕业生。这似乎存在一个矛盾。尽管在同样扩招100人给经济学毕业生带来比工学更大的压力的宏观背景下,由于经济学专业的名牌效应(经济学在该校合并以前就有些名气),该校经济学毕业生受到扩招冲击的力度仍然小于工学毕业生。(4)不同层次的扩招,对于该校大学生就业率的影响程度不同。不论是对于该校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范围越小的扩招给就业率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大。即全国扩招100人所带来的就业率下降幅度小于北京扩招100人所带来的就业率下降幅度,而北京市扩招100人所带来的就业率下降幅度又小于本校扩招100人所带来的就业率下降幅度。

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这是高等教育投资规模扩大导致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增大、收益下降的表现。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Schultz,1961)认为,受教育有助于提高人们的人力资本、使其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且,收入反映了其劳动生产率。贝克尔(Beeker,1983)等也证实了受到更好教育的人们能获得更多的收入。然而,收入和教育的关系是不完全的,其中,市场供求关系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大学生作为高层次的人才,如果高等教育投资规模仍低于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学生数量,即使扩招规模较大,大学生也能够迅速被社会所吸纳,从而不会产生失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较快,对大学生形成了较强的需求,但作为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面临着艰难的“职工下岗分流”,减弱了对大学生的吸纳。而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大学生迅速增加。当大学生的规模增长超过社会对大学生吸纳的规模增长时,失业就成为必然的结果。实证分析表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大学生就业率呈现下降的趋势,表明接受高等教育这种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增大。对于某大学生而言,在就业风险和就业压力普遍增大的背景下,投资收益存在着下降的压力。成本一收益比较是投资决策的一个基本准则,当风险增大、收益下降时,无论是作为微观投资主体的个人、还是作为宏观投资主体的国家,都应该对投资规模进行调

2、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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