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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高桥宝山烽堠碑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变迁的一个历史见证。明永乐十年(1412年)五月,永乐皇帝朱棣为在沿江修筑的土山烽堠立碑撰文,并赐名“宝山”。这是目前国内仅见的皇帝为航运而撰写的御碑,至今已整整600年了。本文从城市文化管理的角度,考察该碑的历史,探讨它在上海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多元文化价值。
一、宝山烽堠碑的历史
现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高桥镇高桥中学校园内的明代宝山烽堠碑,又称“永乐碑”或“御制碑”,是明政府为了保障长江口航运安全,在长江口航线南岸修筑的导航标志。
历史上高桥地区襟江临海,至少在唐朝已经成陆。最初这里是一个自然渔村,以捕鱼为主。宋朝时期外地移民陆续落户,开垦农耕,有清浦盐场,航运渐兴。这里是吴淞江水系重要港口青龙港、华亭港和上海港必经航路,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设立临江乡,属华亭县,明朝时期高桥行政区划隶属嘉定县。高桥沿江水域是元明时期重要港口太仓刘家港北运漕粮必经航道,也是郑和下西洋船队必经的入海口,航运频繁。由于长江口附近地区没有高山作为辨别方向的导航标志,遇到天晦夜暗,常给来往的船舶航行带来严重危险,海难时有发生。明朝负责漕运的总兵陈瑄(1365-1433年)奏请朝廷在清浦(今高桥)镇旱寨(驻军兵营)沿江平地垒筑土山,上建烽堠,作为长江口来往船舶的航标。朱棣准奏。陈瑄调派官兵在旱寨东北10里处垒土建山,仅十天就建成了东西、南北各长百丈、高30多丈的土山,上筑烽堠,白天焚烟,夜间燃火。由于海洋空阔,很远就能望见烽堠标识,极大地改善了长江口航行安全。朱棣亲自撰文,赐名“宝山”,并勒石立碑。《明史》中记载了这段历史,“瑄言:‘嘉定濒海地,江流冲会。海舟停泊于此,无高山大陵可依。请于青浦筑土山,方百丈,高三十余丈,立堠表识。’既成,赐名宝山,帝亲为文记之。”①宝山烽堠建成后,上海以沙船为主的航运业得到长足发展,高桥地区成为沙船之乡,沙船海运业成为明清之际上海三大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到明万历十年(1582年)七月十三日夜,高桥地区沿岸遭遇风暴袭击,海潮冲垮清浦镇东部李家浜段海塘堤坝,大片田地坍塌,宝山全部坍入海中,宝山城东北角也被冲坍。海潮退后,御碑被人运到东桥街清浦旧镇桥北,即现海滨村五队李家宅,建立碑亭。民国十七年(1928年)碑亭倒坍,高桥乡董钟玉良把御碑移入高桥公园(今高桥中学)内。1984年,高桥中学根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意见,重建御碑亭,把宝山烽堠碑立于亭内。
二、宝山烽堠碑的全文记述
宝山烽堠碑石质是青石,高160厘米,宽97厘米,厚30厘米。碑座高50厘米,宽116厘米,厚50厘米。碑额中部书小篆“御制”两字,两侧各有一条腾空的飞龙。碑文楷书17行,每行23字,共350字,字迹略有残损。
御制
宝山之
嘉定濒海之墟,当江流之会。外即沧溟,浩渺无际。凡海舶往来最为冲要。然无大山高屿,以为之表识,遇昼晴风静,舟徐而入,则安坐无虞。若或暮夜,烟云晦冥,长风巨浪,帆樯迅疾,倏忽千里;舟师弗戒,瞬息卷失,触坚胶浅,遄取颠踬,朕恒虑之。今年春,乃命海运将士,相地之宜,筑土山焉,以为往来之望。其址东西各广百丈,南北如之,高三十余丈。上建烽堠,昼则举烟,夜则明火,海洋空阔,遥见千里。于是咸乐其便,不旬日而成。周围树以嘉木,间以花竹,巍然奇观。先是未筑山之前,居民恒见其地有山影,及是筑成,适在其处,如民之所见者。众曰:是盖有神明以相之,故其兆先见,皆称之曰宝山。因民之言,仍其名而不易,遂刻石以志之,并系以诗曰:
沧溟巨浸渺无垠,混合天地相吐吞。洪涛架山[山集]嶫奔,巨灵赑屃声嘘歕。挥霍变化朝为昏,骇神褫魄目黯眢。苍黄拊髀孰为援,乃起兹山当海门。孤高靓秀犹昆仑,千里示表欎[火孛]燉。永令迅济无忧烦,宝山之名万古存,勒石悠久同乾坤。
永乐十年五月
宝山烽堠碑对于研究上海历史、航运史、灯标史以及长江口水系的变迁等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于现在上海城市发展也具有多元的文化价值。
三、宝山烽堠碑的多元价值
宝山烽堠碑已经传承600年,对上海城市文化建设来说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从城市文化资源视角观察,它身上蕴涵着文化的多元价值,值得我们探讨如何有效地保护、开发和利用好这笔文化资产,挖掘更多的文化价值以繁荣我们的城市文化,彰显历史与现实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的文化融合与文化创新。笔者围绕这些提出几点思考。
第一,宝山烽堠碑是上海航运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对上海航运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御碑记载了与上海航运历史的相关重要事件。首先,碑文记述了当时上海这一地区水运地理环境和航运的状况。高桥沿江是元至明太仓刘家港出海必经之水域。文献记载,明朝初期每年从刘家港起航海运粮船1000多艘,都航经上海水域再循海路北上天津。由于长江口两岸是冲积平原,缺乏自然航行标识,据《宝山县志》、《浏河镇记略》等记载,陈瑄到刘家河督办海运,“于是奏请将刘家海口东南涨沙之上筑一土山,建烽火台,以为洋舶海运船表识”。②宝山烽堠的修建,极大改善了进出长江口船舶的安全。宝山烽堠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人工航标,见证上海航运历史的变化。其次,御碑是上海与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下西洋密切相关的重要文物。太仓刘家港是郑和下西洋船队集结和出海处,自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开始,宝山烽堠是郑和船队进出长江口的重要标志。明代王世贞在《宝山堡记》中记述“其嘉定之南,百里而遥,其海多沮洳,不利漕艘,宜裒土若山者,以识之”,“中贵人和(郑和)等海舶之收启亦取标焉。”③《郑和航海图》中在“吴淞江”附近注有“招宝山”,图上并有针路注记:(往程)“太仓港口开船,用丹乙针一更船平吴淞江,用乙卯针一更船到南汇嘴平招宝……”,(返程)“……见茶山,用辛酉针三更,船取南汇嘴收洪,平宝山,用辛酉针三更船过吴淞江,到太仓港口系船”。④所记“招宝山”、“招宝”、“宝山”,均指高桥宝山。⑤从文献记载考察,宝山烽堠碑是上海地区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重要文物。它的历史价值不仅限于学术研究,而且对于我们构建现代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文化时,将成为上海国际航运文化的重要标志,从悠久的航运历史中展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文化积淀。
第二,宝山烽堠碑对于上海行政区划历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历史上上海行政区划变迁复杂。高桥(旧称清浦)居长江口要冲。自元末年开始,海寇侵扰沿海地区,到明朝定都南京,高桥成为扼守长江口的第一道关口。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镇海卫指挥朱永奏请在清浦建旱寨,一处设在清浦寨口,一处位于宝山旁。洪武三十年(1397年),太仓卫指挥刘源为加强对长江的镇守,把清浦旱寨建成高一丈六尺,广二丈五尺,周一百八十步的土城堡。明永乐十年(1412年)“宝山”垒筑后改称宝山寨。明人王世贞有言:“宝山何?海堠也。其称宝者何?志海防也。”⑥到明正统九年(1444年),都指挥翁绍宗奏请城堡向海前移,筑砖城。清浦寨与宝山寨相距十里,无法及时传递消息。从海防地位看,“宝山之瞭指掌于数百里外,于形势最便”。⑦万历四年(1576年)兵备右参政王叔杲与副帅都督黄应甲以“旧城去山较远,且城隘不足资控御”为由,联名奏请朝廷在宝山改建其城,所谓“山为堡。广其隍,崇其墉,坚其甓。既以北控川沙而南控吴淞”。⑧宝山堡,是古高桥的第四座兼水陆二路的军事要塞,周长九十五丈,高二丈六尺二寸,四门建楼,敌台十二个,为门四。万历六年(1578年),王叔杲奏准改名“宝山守御千户所”,隶太仓卫。明代宝山所管辖清水洼、铁猫港、沈家洼、沈家浜、界浜5个汛地。城中建制完整,有中丞署、兵务署、副师署、海防丞厅、练兵厅、千户所厅等机构及相应建筑物,并建有城隍庙、关帝庙,成为高桥历史上最大的军事城堡。后由于长江口北港航道逐渐淤寒,南港道又逐渐出现了长兴岛、横沙等沙岛,加速了长江水流对高桥岸线的冲刷,以至万历十年(1582年)的一次特大海潮冲毁了高桥的外护塘,使宝山城堡及宝山失去了保护屏障,宝山不久被冲没。宝山城在时现时淹中挣扎了几十年,最终各类建筑陆续坍废,士军流徙改业,海水日进,终于在康熙八年(1669年)全部没入海中。在清代康熙中期后,国力强盛达到一个新的顶峰。为了实行严格的海禁,也需要在要冲海边建立军事要塞。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在原宝山城西北二里处又建起一座新宝山城,此宝山城由苏州府海防同知李继勋督工,方广六十四亩,有内外护城濠,城门洞五座,为海防驻兵之所,至今尚存残迹保存于高桥镇北海滨村。清雍正二年(1724年),以嘉定东境置宝山县,1958年宝山县由江苏省归上海市。后来宝山的行政区划几经变更,成为上海市一个行政区,辖区不包括高桥地区。所以,宝山烽堠碑成为研究上海市行政区划沿革的重要文物之一。
第三、该碑是上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唯一由皇帝撰写碑文的御碑,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对于传承文化和再现历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56-1962年在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中,文博工作者在上海区县发现众多宋元以来的碑刻,包括政府颁发的各种禁令、告示,还有关于上海历史沿革、职官、航运业、商业、手工业、习俗等资料。1980年,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将其整理出版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书中收录碑文245份,⑨其中仅有“宝山烽堠碑”碑文是皇帝撰写的,在上海碑刻文物中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它具有鲜明的航运属性,对于研究中国灯标史、航运史以及上海航运地理变化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其次,它具有典型的航运文化特色。世界不少国际航运中心都拥有悠久的航运传统,如英国伦敦高度重视航运历史的保护,展示航运文化的影响力,该碑不仅能直接展现上海航运历史的繁荣,而且对于构建现代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文化建设也具有标志性的作用;再次,该碑应该作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提升上海文物的中航运文化特色。1983年,原川沙县人民政府将宝山烽堠碑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9月上海行政区划调整时,御碑定为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1月,浦东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御碑前立“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单位”碑。
同时代其他省相关碑刻,如永乐十四年(1416年)撰写的南京“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1957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等所立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1961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此,从宝山御碑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看,建议上海市相关部门应该考虑把该碑列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四,该碑可塑造地标性文化品牌,具有优化高桥地区文化旅游的价值。
浦东高桥地区历史上依江临海,历史底蕴深厚,是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据2009年上海郑和研究中心完成的《高桥航运文化资源调查与评价》课题研究,高桥地区航运文化资源丰富,拥有物质航运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海洋文化资源40多项,其中宝山烽堠御制碑、沙船、老宝山城遗址、东炮台、古海塘、张月英船宅,以及张瑄、朱其昂等航运名人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知名度。保存较好的宝山烽堠御制碑,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更加突出,可以塑造地标性文化品牌,与其它航运文化资源整合优化,形成具有航运特色的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文化旅游线路,体现浦东地区航运文化特色,构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软实力,挖掘宝山烽堠御制碑的文化旅游价值。
宝山烽堠御制碑的价值是多元的,还有对社会公众的科普教育、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文化塑造、对文化产品的开发等都值得关注。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它也会产生新的价值,如上海市选择宝山烽堠碑作为参加2012年韩国丽水世博会上海海洋文化的代表之一,体现了该碑在上海城市建设中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和创新性,启迪我们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应该关注和探讨文化价值的多元性问题,从而丰富并不断创新我们的城市文化。
说明:本文参阅了朱鉴秋教授《宝山烽堠碑历史价值研究》,对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明史》卷86,《陈瑄传》。
②转引自袁俊卿、黄慧珍主编《郑和史迹文物选》,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③⑥⑦⑧王世贞:《宝山堡记》,载清康熙《嘉定县志》。
目前,高职教育受到各个国家的普遍认同,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其三大职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的提高比物质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这更加凸显了高职教育事业的重要性。
我国高校教育的主要目标和责任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特别是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有了长足进步,然而,(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政治、经济改革,处于“转型期”背景下的高校教育面临巨大挑战,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尤甚。在当前全球化和后现代的语境下,充斥着各种文化和价值观,传统的单一主流文化和权威社会影响渐微,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要在这种多元信息、多元价值竞争中取得胜利,无疑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难度。
一、多元文化与全球化—无法回避的教育背景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愈来愈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导致了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势必意味着主导价值观念的号召力下降。这是目前各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无法回避的背景条件。
所谓“文化多元主义”,C·W·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将其定义为一种历史观和公共政策,也定义为一种文化观和教育观。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观,核心是承认文化多样性及其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作为教育观,则要求学校帮助学生了解、尊重和欣赏其他文化,消除对其他文化的误解和歧视,正视文化冲突。由此可见,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化的评价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是经济全球化和后现代话语背景的产物,并依托此背景不断强化。
“全球化”的定义有很多,常规意义上的定义大多基于外在物质层面的表现,即认为全球化就是国家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在政治和经济上相互依存,形成全球意识。全球化涉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通过全球化,世界各国都得到了实在的利益,中国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然而,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全球化的意义不单体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上,而且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此框架下,我们可以认为全球化就是国外各种领域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商品、传媒的裹挟中渗入并扩展的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全世界的产品和信息带来各种不同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并随着传播和运输手段的现代化而充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迈克·费瑟斯通在其所著的《消费文化》中,对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化形象进行了分类,认为一种形象是某一种文化向外扩展至它的极限,并不断吸纳和整合其他文化,最终这种文化遍及全球,成为主导文化;另一种文化形象则是不同文化的浓缩,以前相互远离的事物现在彼此接触并共存一处。不同的文化不经过整理融合,一味叠加,导致文化变得过于繁杂庞乱,没有清晰的组织原则和处置模式,无法形成统一的信仰原则、指引方向和实践知识。”可见,第一种文化形象带有霸权意味,第二种文化形象更加贴近现实。
促成上述第二种文化形象形成的原因,除了全球化背景之外,还有所谓的“后现代”。 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相当复杂,在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都有不同侧重的表现;但表现在不同研究对象和领域中的“反叛”特征却是相似的,具体表现为对权威、传统和一致的反叛。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失序、破裂、消解成为一种常态,而通过一种主流价值与传统实现社会的团结成为奢望。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话语似有超越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书中“玛格丽特·米德将特征概括为“全体社会成员以目今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这种流行却绝不会是传统和固有的约定俗成。
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人生中思维最活跃的时期,对新鲜事物的理解甚至认同都相对容易。在上述背景之中,大学生群体面临的不仅只是信息、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带来的迷茫,还有在认知、评价态度方面的无所依从。
二、困境分析—迷茫与压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压力是非常严峻的;而准确的分析问题的表现形式和把握问题的本质是我们寻求解决之道的前提。由此,在多元文化视阈下,理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压力是我们首要解决的问题。
教育过程本质上可以概括为教育主、客体之间以一定教育方法和手段为依托的互动过程。很显然,欲图完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需要“整合”功能的发挥;或者说,单纯某一方面的努力(或某一方面努力的缺失)不足以很好地完成教育任务。由此,我们对当前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困境的分析可以通过以下思路:主体压力—客体困境—互动障碍。
(一)主体压力
一般而言,教育主体方面的压力主要源于传统教育手段和方式相对现代教育观的不适应。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教育背景下,传统的教育模式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即教育的效果大幅降低。因此,我们基本认为,改变传统的教育手段是当前教育主体面临的主要压力。
1.根本压力。教育主体面临的根本压力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有待提高,二是高校缺乏将教师与学校各部门、各位教师的教育手段和方法进行相互整合的平台。这种压力的存在,主要源于我国高校在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如教师的整体思想政治素质水平不高,呈现严重的良莠不齐现象;又如,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资源不足,无法形成对主体的协调、整合,发挥整体的优化作用。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源于多元化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导致了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当前社会呈现出更多新思想、新观念,如自由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不仅对思想尚未成熟的学生观念造成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位居神圣职位的教师,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体制走向,使得社会教育体制下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变得趋于形式化和功利化。因此,教师思想政治素质水平和教育观念,以及学校的整合能力将是教育主体面临的最根本压力。
2.表层压力。我们在前面提到,教育主体面临的表层压力就是教育手段和方法的更新。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需要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及学校开展的各种活动中转变传统的教育手段和方式,以便高效地完成教育任务。如何转变教育手段和方法是教育主体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尤其是伴随当前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教育客体进行学习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传统的教育方法明显落后于当前教育理念的发展速度,教育主体很难通过一些传统的校园宣讲、社团活动等方式来高效率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如何和互联网等新媒体进行互相融合,创造出新的、富有吸引力的、便于被接受的教育方法,将是每一位教育主体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客体困境
换一个角度,我们站在受教育者,即大学生角度来分析其面临的困境。很多极端的评论都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表现得忧心忡忡。对“80后”、“90后”的种种表现给予了“垮掉的”“物质主义的”等标签,对“90后”甚至有“脑残”的蔑称。但是,面对着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采取悲观的态度。毕竟,我们在2008年的雪灾、地震和奥运等事件中,看到了他们积极的表现和工作中的责任。我们姑且脱离这种简单评价的困境,站在青年大学生成长这个更高的层次。在这里,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就变成了:在思想政治学习和塑造过程中,大学生群体遇到了哪些问题?然后涉及到是该如何破解的问题。由此,我们暂且将大学生思想政治优势和积极因素放在一边,采取“问题取向”;再结合本文对相关教育背景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这种“客体困境”概括为: 转贴于 1.信息、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带来的迷茫。在当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学校的主流价值观念受到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以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落后三方面的综合影响,出现了多元化的学校价值观。因此,学校的价值观取向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取向,使得当前大学生群体中的价值观取向呈现多元化形式。大体表现为三种,即坚定支持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坚决反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和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保持中立的模糊态度。其中,前两种价值取向在学生群体中占少数,多数学生的价值取向处于模糊状态。这种现象是学生在多元化的价值观念面前感到迷茫的表现,不利于他们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取向。
2.认知、评价标准方面的无所依从(认知、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带来的无所依从)。与价值观多元化对应的,是价值观选取标准的多元化。根本上,诸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是由其本身的说服力决定的。随着改革尤其是开放地不断深入,长时间相对封闭环境中才会有的主流价值观念独领的场景已然较难回归了。而主体面临上述“压力”却没能很好地找到解决之道。面对着思维活跃、对新思想和观念抱有极大热情的青年大学生群体,相关教育的方式和手段没能体现出足够的吸引力。传统教育方式在传统相对封闭环境中能很好地扮演其应当的角色,而新环境中,影响力的式微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造成了大学生群体在面对纷繁复杂地价值观冲击中的无所依归,混乱而迷茫。从而,出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的互动障碍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互动障碍
教育过程以及预期的教育效果应通过教育主客体的良性互动来实现。互动出现问题,教育初衷就不可能沿着预期的路径实现。在我们这里的研究主题中,由于教育主体现有的教育方式和手段不能满足客体在内容和吸引力、说服力方面的要求,从而会出现整个教育过程流于形式的危险。即使完整地甚或超值地完成了教育过程,效果却很难保证。可想而知,没有“成就感”的努力是不会持久的,如此“恶性互动”会一点点侵蚀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处在客置的大学生群体求知而不得,只能压抑其对价值观方面求知的渴望,在混乱和迷茫中无所适从。
教育的本质要求教育的过程只有通过主客体之间的积极互动才能实现教育的最终目的,成功完成教育的任务。如果教育的主客体中的任何一方表现出互动的消极怠慢性,将会导致教育的实现不再具有其真实意义,变得更加富于形式化。通过上述对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存在的困境分析,我们认为当前的教育背景下,教育主客体之间存在教育主体的教育手段落后于教育客体对教育内容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方面的要求,出现比较严重的互动困境问题。这样的教育形式如果长期存在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会侵蚀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也会压制大学生的求知欲望,使得他们在多元化的价值观体制下,变得更加迷茫和无所适从。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时代的变迁已经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带来地严重冲击。寻求解决之道,刻不容缓。
三、脱离困境—如何引导大学生取“正确”的一瓢饮
面对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念的时代背景,及其带来的大学生思想政治过程中的问题,我们应何去何从?如果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势必遭到更大地冲击。采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应对,是毋庸置疑的。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欲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缓解主、客体之间互动的障碍,保证教育效果的实现,工作更多地应该交给教育主体来完成;而具体的方向选择,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
(一)教育主体的再教育
教育主体作为学生政治教育中的主要传授者,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是教育主体面临的主要困境。对于如何提高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在高校教师的准入门槛标准中,将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的比重提高;第二,对高校教师进行再教育,让他们通过不断地学习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第三,在教师的绩效考核中,将思想政治素质作为其中的一项评价指标。
(二)教育方式的革新
作为教师主体面临的表面困境问题,教育方式的改革也变得刻不容缓,因为它作为一种教学途径,对教育方式的有效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教育方式的革新方面,我们认为可以采用课堂教学、网络教学和集体活动教学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并在教学中融入当前的时事或者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将教育做到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只有这种新鲜的、有吸引力的教育方式才能被当代大学生所接受,让大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教学环境中获得更多新知识的同时,也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TU8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的近代建筑,是指在我国近代社会发展以及历史时期中所建设的国内建筑。一般而言,从建筑的样式以及表现形式来看,我国近代建筑主要分为西式建筑、传统建筑以及新式近代建筑等三个类型。在我国,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在政治方面经历了二十余代皇帝的改朝换代与更替,在文化方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对外的交流与合作。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传统文化依然是单一的一元文化体系。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与背景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近代建筑的形成与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我国近代建筑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其基本方法以及建筑原则都是融会贯通的。1840年以后,我国开始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近代社会,由此拉开了我国近代建筑的发展进程。期间,我国近代建筑也被动地受到了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影响与推动,具体表现在:一是对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承,二是对西方建筑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可见,这两个方面建筑文化体系的相互作用下,不仅构成了我国近代建筑体系的主要框架,而且也使得了我国近代建筑呈现出中西结合的错综复杂的发展现状。本文认真探讨了在多元文化下我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见证,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思考与探索,以期全面推进我国近代建筑的保护与研究。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式建筑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的近代建筑主要是以模仿或者照搬照抄西方建筑为特征的。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但是各地以及各个时期的发展极不平衡。一般而言,在我国沿海、沿江地区,因为受到新兴轮船运输业的影响,加上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很多城市较早地作为商埠对外开放。因此,这个时期,我国近代建筑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思想及观念的影响,在这些沿海、沿江城市先后出现了一些西式建筑。我国的西式建筑,主要以北京的东交民巷使馆、资政院、大理院等建筑为代表,其设计一般都是由国外的建筑设计机构或建筑设计人员完成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我国大部分内陆地区交通不便,几乎处在同外界隔绝的状态,因而表现为强烈的传统建筑思想与文化。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传统建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的传统建筑主要以模仿古代建筑或者对其进行改造、创新为基本特征的。这一时期,我国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一个方面显示了来自世界近代建筑思想与体系的影响。另一个方面,也显示出了我国现代建筑设计人员面对西方列强入侵而激发的强烈民族思想及意识。在这两个方面的相互碰撞、融合与交叉作用下,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近代建筑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我国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主要是在二十年代建筑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群、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及燕京大学校园建筑等。值得深思的是,我国所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群,其设计都是国外的建筑设计机构或者建筑设计人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我国近代多元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建筑人员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吸收与追求。
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式近代建筑
宁夏民族地区档案是宁夏发展的历史见证,它真实、准确、原始地记录了宁夏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方面的内容,把宁夏独特的回族风情、灿烂的西夏文化元素应用到民族文化旅游中,将促进宁夏旅游业的发展。民族地区档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独具特色,具有多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丰富民族地区文化资源
宁夏是我国回族聚居区,这里三分之一的居民为回族。因此,宁夏少数民族档案特色鲜明。如回族的古尔邦节是牺牲和奉献的意思,回族在节日期间要提供行善和施舍,要将自家宰的牛、羊肉分给穷人和亲友,这样才完成了这个节日宰牲的目的,这是教义规定穆斯林必须具备的善举。不仅起到教育的作用,而且给游客以心灵的震撼。
根据民族地区档案记载,宁夏重塑民族文化景观。如位于宁夏灵武的“中华回乡文化园”和“中国回族博物馆”。整个建筑将伊斯兰文化艺术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有机结合在一起,增加了浓浓的历史文化氛围。它通过文物史料等各种方式,展示了一个民族完整的发展历程,是国内仅有的一座回族文化专题博物馆。博物馆设计独具匠心之处体现在平面布局呈“回”字形,再从“回”字字形上看,是回旋封闭状,无限循环,引申为回族生生不息,回族文化绵延万长之意。中国回族博物馆通过文献整理与探索,在把握大量中国回族与伊斯兰文物古迹信息资料的基础上,找出具有典型意义并具有时代特征、地域特征、民族特征的代表性遗存,发掘其内在的演变规律。按照《回族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伊斯兰文明与人类文明的交往互动》《中国回族的形成与其文化习俗特征》《中国回族在华夏文明史上的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五大主题进行策展。让游客了解中国穆斯林是如何继承伊斯兰文明传统,走和平发展之路。西夏风情园是以西夏档案史料记载为依据,以西夏文化的全景展示为主线,融合文化与旅游,并以西夏古国党项部落作为园区寨堡的原型,园内建筑凝练了西夏建筑的精粹,是旅游观光的绝佳胜境。
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是民族延续与发展的基础。而少数民族地区档案承载着本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是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在民族文化传承中具有重要作用。
(一)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根据档案资料记载回族有长期从事商业活动的历史,拍摄的纪录片《印象宁夏》中《吴忠回商》就介绍了回族善于经商精明能干的特征。而《回族婚礼》则体现了回族婚俗强烈的宗教色彩和地方风情。
(二)鞒蟹俏镏饰幕遗产。近年来,宁夏高校先后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如宁夏大学音乐学院自编《花儿演唱教程》和《花儿十讲》等专业课程特色教材,并聘请自治区内著名的“花儿”传承人走进音乐学院课堂,为学生传授原汁原味的“花儿”。宁夏电视台根据少数民族档案整理播出的大型纪录片《印象宁夏》中《花儿的家乡》由于受宁夏地域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的影响,使宁夏六盘山区的花儿独具特色。既有“花儿”的某些特征,又受当地山歌(如信天游)和小调以及伊斯兰教赞圣诵经音调的影响,形成了“山花儿”独特的音乐特征和鲜明的个性,深受当地群众和游客的喜爱。
三、彰显历史辉煌
宁夏人民在历史上勾画出辉煌的历史,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如宁夏六盘山纪念馆,展示了中的上百件遗物、文物、图片。每年吸引无数的游客到此参观旅游。
回族档案作为回族文化的承载者,记录了回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等方面的重要内容,有助于人们全面、真实了解回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如在回族人民生活中广为流传的关于回族族源的民间传说《回回原来》,讲述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反映了回汉人民团结互助的历史根源以及回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重要地位的历史。为游客了解回族文化奠定了基础。
四、凸现艺术价值
艺术反映的是民族性和地域性,个性越典型,其艺术价值也就越高。宁夏的剪纸、泥塑等极富特色的民俗文化,以活态传承的方式,蕴含在宁夏百姓日常生活中,构起精神文化家园,并以其鲜活的生命力,恰如其分地彰显着丝绸之路上民俗文化深厚底蕴。回族的花儿、口弦、踏脚、回族刺绣等受到人们青睐,其优秀成果已成为非物质文化的精髓得以保护、传承和发展。
西夏档案凝聚了西夏党项民族的智慧,处处体现出西夏人民对美的追求和创造。西夏档案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建筑、雕塑、绘画和篆刻艺术等方面:1.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西夏王陵、西夏古佛塔的构件上。如瓦当是用于建筑物上,将绘画和雕刻艺术融为一体,起到了装饰的作用;摩羯是用于殿宇屋脊上的装饰物,形象奇特,色彩艳丽,党项民族用于消灾免祸,逢凶化吉;伽陵频伽是佛教里会唱歌的神鸟,双手合十于胸前呈祈祷状,翅膀展开,尾巴高翘,艺术美感强烈。2.雕塑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最有特色的是力士支座(又称人像石碑座)。2008年宁夏新修建好的宁夏博物馆就采用这一艺术构思作为建筑装饰,成为宁夏博物馆建筑外观的一个亮点。3.西夏绘画品种丰富,有木版画、版画、壁画、还有绘制在纸、帛、布上的各种卷轴画(包括唐卡)。由于受传统佛画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具有较高水平影响和显著特色。4.篆刻艺术主要用于西夏文字雕刻,西夏文字由于笔画繁复,撇、捺较多,体现出来的篆刻艺术结构工整,遒劲有力,挺拔而美观,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五、具有科学研究价值
宁夏民族档案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包含大量的科学知识。如回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宁夏具有丰富的回族医药档案资源,在对回族医药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多年来在科研人员不懈的努力下,“先后整理出版了《回药本草》《回族医学奥义》《中国回族医药学》《回族方粹》《回族医学简史》等回族医药文献。”对促进宁夏回族医学技术发展、宣传回族医药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西夏时期科技档案如天文档案、历法档案、医药档案、地图档案、印刷技术档案等是西夏科技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夏王朝的珍贵史料,为游客了解宁夏回族文化和西夏文化提供独有的迷人的文化底蕴,体验更多的异域文化。
六、提升经济价值
民族地区档案是发展旅游业的一个重要资源。宁夏根据民族档案内容,围绕生态休闲和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确立了“天高云淡六盘山”品牌形象,把旅游作为“十三五”发展的重中之重,举全力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形成“高原绿岛、圣山、丝路重镇、丹霞奇观、回乡风情”等旅游品牌。去年“十一”黄金周,仅固原市接待游客42万余人次,收入1419.07万元,创历史新高。2015年大型史诗纪录片《神秘的西夏》在央视热播以来,西夏王陵景区游客量较往年大幅上涨,经济效益巨大。西夏文化遗产在经济价值方面另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持续增长性。西夏王陵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座西夏时期的帝王陵,又是国家公布的100项大遗址中宁夏仅有的两处大遗址之一,所以它的价值和挖掘潜力是不可估量的。西夏时期古佛塔、重建的中华回乡文化园和西夏风情园等旅游景点在满足游人视觉享受的同时,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七、利用民族地区档案文化,落实全业融合的新举措
(一)利用民族地区档案文化,促进旅游与特色文化融合。充分挖掘少数民族档案文化资源,在体现宁夏特色和宁夏味道上下功夫,在宁夏历史文物开发利用上下功夫,推动宁夏旅游业的发展。
(二)利用民族地区档案文化,推动旅游与优势产业融合。全力促进旅游与新业态发展,创新旅游精品线路,提升旅游发展水平和综合价值。
(三)利用少数民族档案文化,推动旅游业与新生活方式融合。利用少数民族档案文化,培养发展旅游与教育融合,旅游与休闲的融合,旅游与健康的融合,旅游与新型养生的融合,旅游与互联网等全域旅游的新业态,打造集“食、住、行、游、购、娱”和“环境、科技、文化、休闲、信息”诸多要素为一体的旅游综合体。实现来宁夏考察时明确指出的“塞上江南越来越美,孕育着新希望。希望宁夏在西部大开发中不断闯出新路、创造美好前景”。不断提升宁夏旅游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吸引力。
(本文是宁夏大学2014年校级社科基金项目,课题号SK1412)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均有独特的文化历史,多元化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随着我国与世界的交流愈加频繁,中国文化一方面主动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主动创新发展自身,多元化态势明显。文化多元化导致了价值观多元化。社会的价值判别标准多样化,人们陷入了一种价值判断困境。有学者指出,现在至少存在着三种价值判断体系:原有的、不定的、新生的[1]。原有的价值观不断受到冲击、挑战,不定的价值观尚未受到普遍承认,新生的价值观又未被广为人知,文化多元化导致了价值观多元化。
图书馆价值观是图书馆和社会共同一致的认识和行为准则[2],价值观多元化格局令这些认识和行为准则变得模糊,给图书馆管理带来了困难。曾有学者对图书馆价值观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多基于传统社会背景下,针对多元文化背景的研究较少。本文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公共图书馆价值观理论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现行图书馆价值观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价值观建设对策。
1 相关理论
1.1 图书馆价值观的含义
有什么样的需要论也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论,价值的种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需要来解决[3]。价值是指事物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图书馆的价值一方面在于其典藏的书籍文献、档案及其他类型的数据信息和图书馆员所拥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在于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的服务。
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立场、态度、行为与观点,是衡量事物价值的标准。人们相信什么、需要什么、坚持什么,追求什么,是价值观所持有的内容 [4]。图书馆价值观反映人们对图书馆的信念、希望与追求,即人们对图书馆价值的观念和定位[5]。图书馆价值观既可以是图书馆人所拥有的,也可以是对社会大众而言的,最理想的情况是双方的图书馆价值观相吻合,图书馆价值观决定了图书馆的基本价值取向,“为人们自由、平等、便利地利用信息和知识服务”应该成为当代图书馆的主流价值观[6]。
本文认为图书馆价值观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对于图书馆和馆员,图书馆价值观是指图书馆职能、使命的理念和观点;第二,对于社会大众,图书馆价值观是指图书馆所应具有的作用。
1.2 多元文化的含义及其对图书馆价值观的挑战
文化包括有形和无形两方面,有形的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的音乐、艺术、语言文字、文献等,无形的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的风俗习惯、宗教、人种特征和社会制度。有形和无形的文化指导着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人的思想和活动则是价值观的具体表现,价值观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是文化的深层次体现。
从地域和空间维度来看,多元文化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民族或部落的所有文化;从时间维度来看,多元文化是指文化在同一社会中所经历过的变迁。多元文化强调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平等对待。从我国漫长的历史来看,各民族文化、各区域文化相互辉映,互不可取代;从我国现今社会来看,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小众文化与大众文化等存在且将长期存在,加之外国文化的渗透,我国社会的多元文化格局愈加复杂。
多元文化给图书馆价值观带来了挑战。在单一价值观的社会里,人们往往只遵循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观念,社会价值永远放在第一位,人们的需求相对简单。从馆员角度来看,由于他们没有过多的个人要求,往往习惯于机械地遵照着图书馆制度行事;从读者角度来看,传统的图书馆只需做好单一性的读者借阅工作即可,即使服务质量较差、服务种类单调,人们也未必意识到问题所在。在多元文化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取代了过去单一性价值观,客观的重要性变得较弱,每个人都从自身出发思考问题,需求变得多元化。多元化的需求会令人们陷入价值取向的困境,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图书馆管理问题。
2 多元文化背景下图书馆价值观存在的问题
2.1 价值主体冲突
价值主体冲突主要体现为图书馆的社会本位价值观与馆员或读者的个体本位价值观的冲突。
第一,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社会环境下,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发挥个体的能动性,满足个人的利益需要。图书馆员有生存、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但图书馆有服务社会大众,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公共社会责任,于是公益、自由、平等的社会本位价值观与馆员的个体本位价值观产生了冲突。
第二,图书馆的资源是有限的,在社会本位价值观的指导下,图书馆的目标是公共利益最大化。但在个体本位的价值观影响下,当读者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产生矛盾时,读者可能会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于是图书馆的社会本位价值观与读者的个体本位价值观产生了冲突。
2.2 价值取向冲突
不同的利益主体有不同的价值观,呈现为价值取向的不同,由此产生了价值取向的“一元”与“多元”的问题。
价值取向的一元化具有普遍的规范功能,是人们共同的目标追求。例如,在面临图书馆的对外事务,馆员会自觉地团结起来共同维护馆的形象和利益。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不同利益追求的表现,对于图书馆和馆员来说,既要建设群众满意的图书馆,又要实现和维护自身各种利益;对于读者来说,既要遵守公共图书馆的相关制度规范,又要追求自身各种个性化需求的满足。这些多元的价值取向,往往令人无所适从,从而陷入价值取向冲突。
2.3 价值选择的决策问题
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发生冲突,就面临着价值选择的决策问题。
第一,从馆员角度来看,不少图书馆员对于图书馆建设也有不少的理论和见解。然而就我国来说,仍然有许多不利于非盈利非政府部门发展的因素存在,因此如何做,做什么便成为难以决策的问题。图书馆和馆员可能会将决策标准定在短期的利益追求上,而忽视了长期发展,导致了功利主义,进一步凸显了价值选择的冲突。
第二,从读者角度来看,当读者的个人利益受到规限时,受个体本位价值观影响,一些读者往往会通过一些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来满足个人需求。如读者会偷偷地将笔记本带入参考书库作记录之用。对此图书馆应该是加强监管力度,还是修改章程,加大参考书库的开放力度以满足读者的需求呢?
3 图书馆价值观建设的对策
3.1 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
核心价值观是居于主导地位,是基本价值标准。强有力的图书馆核心价值观,能主导图书馆馆员的理念,能在读者大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品牌,能将大家的思想在不放弃个人利益的前提下统一到一起。如果图书馆提出一个能让多方认同且遵守的核心价值观,有助解决社会本位价值观与个体本位价值观的冲突。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价值观已不能满足多元文化馆的发展要求,本文提出多元文化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包容、博爱。
第一,对于图书馆来说,自由是指图书馆要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向社会,让读者能自由地在图书馆中得到信息,让馆员有一个更宽松的工作环境;平等是指馆要平等对待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和馆员;包容是指馆在资源分配、制度制定、服务提供方式上要顾及弱势或亚文化社群;博爱是指馆要关怀每一个参与图书馆的馆员和读者。
第二,对于馆员来说,自由是指减少对读者的不合理干预;平等是指平等对待每一位读者;包容是指对于要更有包容心去对待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博爱是指要热爱本职工作,热爱图书馆事业,热爱读者。
第三,对于读者来说,自由是指大众的利益。读者在馆内应时时顾及大众利益;平等是指平等地对待馆内其他读者;包容是指更加包容图书馆、馆员或其他读者的一些行为和现象,多从他人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博爱是指热爱图书馆的环境,与馆员、其他读者和平共处。
要全体人员共同认可核心价值观,单靠官方的提出与宣传并未足够,还须在核心价值观和馆员和读者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两者中找到共通点,努力将三者结合起来。例如进行馆员服务质量调查,将调查结果作为馆员职业发展和绩效工资的依据之一;将图书馆的未来发展与馆员的职业发展联系起来,努力建设员工的归属感;加强对馆员的继续教育,使馆员对核心价值的认识得到加深,并在日常读者服务工作中努力实践;将“自由、平等、包容、博爱”作为对外品牌进行图书馆宣传,同时加强读者客户关系管理,既搞好图书馆公共关系又能对读者起到教育作用。
3.2 尊重和研究读者文化、馆员文化,构建和谐的图书馆
多元文化提倡各种类型文化的共存共发展,平等地看待每一种文化。因此,面对不同的馆员和读者,图书馆管理者并不能加以扼制或排斥,而应尊重和研究他们,通过各项管理方法去消除冲突,构建和谐的多元文化图书馆。
持有相似价值观的读者形成了读者群,他们在阅读兴趣、对图书馆认识、个性化服务需求、图书馆服务感知上有共同的地方,形成了独特的读者文化。首先,图书馆和馆员必须去理解研究这些读者文化,只有理解了构成原因、存在情况和特点,才能开展读者服务工作;其次,图书馆和馆员必须去接纳这些读者文化,才能够提升服务质量;最后,还应努力将不同的读者文化与图书馆串联起来,使读者文化与图书馆文化得到融合,在允许不同读者文化存在的前提下,共同遵守同一图书馆文化。
面对不同馆员,首先,图书馆应该民主地对待馆员文化,承认馆员的个体利益,尊重馆员的价值取向,使馆员价值观与图书馆价值观取得协调;其次,馆员文化应该是积极向上的,只有这样的馆员队伍才能以健康的形象展示在读者大众面前,敢于创新、自觉学习、文明讲礼、品行高尚是不同文化背景的馆员所应共有的,图书馆也应努力地培养这种员工文化;最后,馆员间应该是团结协作的。只有在对话的环境中,馆员的思想才能得到交流,好的价值观才能指引不良价值观,从而抵制不良行为,使馆内的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图书馆应该应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加强馆员队伍的凝聚力建设,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均能在和谐愉快的环境中工作。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等.当代中国价位判断体系的转型[J].社会学研究,1995,5.
[2]纪清华.浅议图书馆的价值观建设[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年第19卷第9 期,39-41.
[3]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观若干问题的思考[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3.
长期以来,师德认知理论与师德建设实践不相匹配,究其原因,乃是师德认知理论没有全面反映师德实践的主、客体全貌。认识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性反映,认识论是实践反映论。师德认知理论即师德认识论,应该也必须遵从的实践反映论。它是按照实践认识论原理,在师德建设实践基础上建构的认知理论。而长期以来,师德认知理论脱离师德建设实践的主客体结构,形成了一条片面的师德认知路线和一个单极认知思维定势,成为制约新时期师德建设的一大理论症结。
1.学界流行的师德问题认知“三步走”路线
翻开有关师德问题的专著、论文、教材等,不难发现,这些成果均把师德建设的对象瞄准了一线任课教师,把师德问题的始作俑者定位于一线任课教师身上,并大致按照一条片面的师德认知路线,采用单极思维方法,建构自己的师德建设理论。这种片面的师德认知路线和单极思维大致如下。
第一步是列举出一大堆师德失范的种种表现,如理想信念淡漠、人生观与价值观扭曲、物欲膨胀、以教谋私、以分谋私;敬业精神缺乏,不备课、不学习,学术浮躁,急功近利,学术造假;言行举止不文明、为人师表意识淡薄、示范作用欠缺;上课自由散漫、体罚学生、侮辱学生,等等。
第二步就是找出造成师德失范的原因,诸如市场经济导致教师极端个人主义观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抬头,价值观发生偏颇;我国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大量外来腐朽观念侵蚀了教师的灵魂,使部分教师的价值观扭曲、功利主义加重,看重物质上的索取,背离了“为人师表”的价值取向;教育管理者对教师的监管措施不到位,管理力度不够;师德监督乏力、评价机制不健全。
第三步就是依据上述师德失范表现和缘由,提出应对策略或者拿出针对一线教师师德的一篮子整改措施。如强化师德建设的组织领导,成立师德建设领导小组,使师德建设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加强师德教育,强化师德自律;落实有关师德规章制度,维持对师德失范的高压态势,使师德他律刚性化;加强师德监督力度,健全师德评估体系,学校要成立专门的督导机构,随时查找师德问题;不定期组织学生评教,以开展“人民战争”的方式,将教师的一言一行纳入广大学生的监督视野,把人民教师置于“天罗地网”似的监控之中。
上述就是学界比较流行的师德问题认知的“三步走”路线,即师德下滑表现——成因——对策。这是典型的师德认知的单极思维,它的片面性和单极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师德问题的成因上,把教学一线教师看作是导致师德下滑的“元凶”,师德就是教师的职业道德,师德问题是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不履行责任与义务而造成的师德失范。另一方面,在应对策略上治标不治本。由于对成因的片面理解,消除这些成因的措施与对策当然也是片面的。现实也表明,只面对教师一方,而忽视师德问题的更深层次根源的揭示,无法从根本上找出解决师德问题的应对措施。
2.对师德认知单极思维的哲学分析
师德认知的单极思维违反了马克思创建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原理。
第一,师德实践主、客体认知的片面性。
无论是师德实践,还是师德建设实践,都具有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师德实践的主体是教师,师德实践的客体主要是学生,也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师德建设的主体既包括教师、也包括领导与学生,甚至还包括社会各界,他们都负有建设师德的责任与义务。教师师德的好坏,固然与教师自身的道德素养有关,但是,也与学生的学德、领导的官德、全社会的公民道德密切关联。师德实践是师德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行为过程,而非教师单方面的行为结果。的实践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凡是实践活动,均有自己的主体和客体。实践结果由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相互作用而促成,并非实践主体单独一方所致。师德建设也是一项实践活动,师德建设实践的效果如何,不单独取决于教师一方,而是取决于师德实践的相关各方的共同作用。而学界一直流行的师德考查方法,并未将师德相关的各方都考虑在内,只是把眼睛盯在一线教师身上。治理师德下滑,就是单独治理教师,不包括对“教育管理者”的官德治理。“管理者”来领导实施师德建设与师德培育,他们具有师德建设的决策权和师德评价的解释权,而他们也是师德培育的重要对象。师德与师德建设的实践结果,由管理者、学生、社会公民与教师共同相互作用而形成,怎么可以把师德治理的对象搞一边倒,片面对准一线教师呢?
第二,形而上学的绝对静止道德观,导致师德认知上的偏差。
一谈到道德下滑,人们就不由自主地将这种下滑的根源归之于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导致人们见利忘义、诚信缺失、道德滑坡。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直观独断论,是形而上学绝对静止观点的翻版。向来反对超时空道德论,认为道德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道德,也不存在一种一劳永逸的道德。在封建社会,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由其决定的道德观念必定是男尊女卑、家国不分的封建皇权至上论、等级秩序观、家族宗法礼教,等等。在封建社会的家庭中,男家长具有至上权威,因为全家老小全靠他种地打粮维持生存。一个家族是一个小家,整个天下就是由这些小家组成的一个“大家”(国家),这个“大家”的家长就是封建皇帝。因此,包括君主制、家长制、等级制等意识形态,因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均具有进步意义。与此相应的师德观念,“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也是当时生产力状况的产物,我们现代人能说这些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在当时是错误的吗?同样,今天我们实行市场经济,也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而由市场经济内生出的道德理念,也具有进步性。市场经济就是平等交易、自由买卖,因此自由、平等就是最合理、最正义、最大的道德。自由、平等、竞争、物质索求,都是市场经济内生出来的正当道德取向,树立这些市场观念都是道德的。既然如此,能说我们的人民教师有物质诉求是错误的吗?既然我们实行市场经济,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教师的正当物质诉求有何不道德?即便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有引起道德滑坡的可能,但是人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当今社会道德和师德滑坡现象。当今的公民道德滑坡和师德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总体爬坡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表面看是道德滑坡,实际上是在生产力发展总体过程中的道德爬坡。人们不能只看到眼下表面的道德滑坡,而看不到道德总体上的爬坡。道德滑坡是道德爬坡总过程中的阵痛,不代表当今道德发展的主流。同样,师德也是如此。这就是道德、师德发展的辩证法。不懂得这一辩证法,就不能正确看待当下的师德问题和师德建设;不懂得这一辩证法,就把教师的正当物质诉求看作是师德下滑,把教师看作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超人乃至“神”,而不是把教师当做“感性的人”“现实中的个人”[1]来对待;不懂得这一辩证法,就会把师德建设引向偏离社会现实的歧途,导致师德培育畸形化。
第三,师德认知理论的偏差还体现在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原理在师德认知论中的缺失,以及对待多元道德的片面性。
道德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意识具有历史继承性与社会存在的不完全同步性,因此,道德、师德也同样有这两个特点。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漫长的国家,有着2 000多年的封建传统道德脉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些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道德思想,如孝德、诚信等应该积极继承,而有的道德观念则需要抛弃。但是有些腐朽没落的道德流毒却遗留了下来,甚至正在死灰复燃。考查师德必须充分重视当今多元道德文化并存的现状,并且要充分考虑到它们对教师、学生、教育教学管理者的影响,把握好它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应发挥作用的限度。比如,强调师道尊严可有利于抵制学生辱师现象的发生,强调市场平等、贯彻师生民主平等,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但是,过分强调师生平等,并完全与市场平等混同,则会淡化“尊师重教”,又不利于教育事业的长期发展。我国封建等级制度与等级伦理思想,以及“”期间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使得中国下层劳动人民,当然也包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长期受到人格尊严上的压抑。我国市场经济的实行,一下子唤醒了国人的自由、平等和个性意识,往往会产生对这些旧道德观念矫枉过正的现象。新的道德观念在冲垮“师徒如父子”等旧师生等级观念的同时,也重创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所以,正确对待多元道德,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极端化,对于师德认识理论的合理建构,意义不可小视。
新时期师德认知所违反的上述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原理,正是新时期师德建设与培育陷入误区的理论症结。
二、现实症结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文化价值结构的多元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依然存在着如下多种文化价值:封建官文化价值、等级文化价值、功利主义文化价值、竞争文化价值、极端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这些文化价值形态在当今并存[2],都对师德认知与师德建设产生影响。现实中不乏这样的情况:管理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依靠自己手中掌握的教育教学资源(比如课时、教学岗位、职称评定、工资晋级、专业培训、学历进修、评优选模,等等)的优势,顺势掌握起了师德建设的领导权、解释权、评价权,将自己凌驾于教师之上。一线教师只好依附于人人称呼的“领导”或者管理者。在这种情势下,一线教师如何保持自己的高尚道德?这必然导致部分教师势利眼、落井下石现象的发生。教师岗位聘任制、绩效工资制的实施,在某些学校导致的现实后果是教育内部阶层的分化:一方是官文化群体,一方是教师亚文化群体;一方是“资本家老板”,另一方是这些“老板”雇用的“工人”(一线任课教师)。“老板”高高在上,不断强化官文化价值和竞争文化价值,挑起教师之间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和矛盾加剧,而“老板”趁机从中渔利,充当他们矛盾的天然裁判,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和权威。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作用下的竞争,嬗变为一种新的竞争文化价值,被“老板们”看中,在教育界越来越发挥着一种极其特殊的作用。个别教师为了维持自己在单位部门里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昧着良心,不择手段,讨好“老板”,而老实人只能充当最好捏的“软柿子”,在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长此以往,就出现了“老板”无“官德”、“工人”无师德的局面。
在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内部,职务级别严格、上级聘用下级,虽有民主成分参与,但由于官文化价值与思想的残存影响,形成了下级依附上级、一线教师永远是最底层下级的局面,可谓封建等级文化价值有了新的变种。初级阶段多元文化价值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多元并存、相互交织、互相嫁接、独特的文化价值生态。多元文化价值的存在与相互作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而这正是新时期师德建设与培育中的现实症结所在。
新时期,师德实践与师德建设理论,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人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新形势下师德问题所发生的新动向、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尤其要看清,新形势下多元文化价值格局的存在现实及其对师德建设和师德培育的影响与挑战;看清师德认知理论中存在的单极思维定势、绝对静止的形而上学观点和片面的师德反映论。唯如此,才能提出新时期师德建设的新目标、新策略,引导我国的师德建设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本文系北京市“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时期多元文化价值格局下师德建设的症结与师德培育路径研究”(课题号:DIB111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多元文化背景下高职生价值观现状
当前高职生面临着丰富多样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受到方方面面的诱惑,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同样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困扰。在高职生思考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过程中,逐渐对某种价值产生了十分强烈的感情和欲望,促使其在外界的“引导”下自发行动。现如今高职生逐渐形成自己的生命价值观、自然价值观、婚姻价值观、事业价值观、金钱价值观和世界价值观。本文将对某些方面进行简单描述。
关于生命价值观。大部分高职生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自己能够学到多少东西,能够取得多少成就,在不断地摸索中丰富自己的人生。在自己拥有能力的基础上,不断为社会作出贡献,将自己融入社会中。同时还有一部分高职生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是否得到了家人、朋友及社会的认可。大部分学生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生命态度,认真积极地看待生命,然而也存在小部分学生有藐视生命的行为。关于自然价值观。现如今高职生很少能够得到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随着科技发展,对“人定胜天”的看法有了潜移默化的支持。尽管大部分学生存在保护环境意识,但是很浅显。关于婚姻价值观。现如今大多数学生能够保持良好的婚姻价值观,想法都是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但是随着多元文化的深入,一些学生产生了许多困惑,在婚姻价值观方面表现得很茫然。尤其涉及“非婚同居”这样的话题时,产生“时代变迁了,传统礼节太繁琐”等想法。同时在择偶方面,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逐渐增强。事业价值观方面。绝大多数高职生关于就业、择业、敬业的态度趋向是积极的。很多高职生有着很强的事业心,能够较早地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然而现在高职生的就业多偏向于得到更高的经济收入和更好的福利待遇,存在一定的轻劳动重索取倾向。一部分学生甚至存在家庭社会背景关系差,未来就业就不好的消极态度。关于金钱价值观。现如今一部分学生的金钱价值观很模糊,对于获取金钱的手段及金钱与人尊严的关系的看法存在一定的误解,一定比例的高职学生存在“拜金主义”。关于世界价值观。大部分学生能够为国考虑,关注国内外形势,能够积极主动地为国家发展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正确处理好国家和社会同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希望未来多奉献、多索取。期待世界能够和谐发展。
2.多元文化背景下高职生价值观特点
根据上述现状可以总结出如下当代高职生的价值观特点。第一,价值观主体由社会本位向个体本位发展。第二,价值观目标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第三,价值意识由外部灌输向自我体悟转变。第四,价值取向由唯美主义向功利主义转变。第五,价值行为由知行一致向知行矛盾转变,第六,价值评价表现出多重性和宽容性。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高职生价值主体由社会本位向个体本位发展,有个人本位主义膨胀的趋势;价值目标趋向于现实主义,价值取向由唯美主义向功利实用转变,往往被繁杂世事遮蔽理想追求;价值观念趋向于世俗化、实惠化,价值评价表现出多重性和宽容性,往往导致价值认同失衡、价值标准错位、价值行为失误等问题,给高职生价值观教育带来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因此,针对高职生价值观现状与特点,加强高职院校价值观教育,需要高职生明确价值观教育理念、目标与方法,从而提高价值观教育实效。
3.多元文化背景下高职生价值观教育对策与建议
3.1增强高职生价值观教育的合理性,更新教育理念
正确的教育理念是引导高职生实现价值观的基础。我们首先需要确立“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价值观教育理念。掌握好高职生价值观教育的系统科学性,并将这种思想深入到教学思想范围中。正确的教育理念是实现教育目标、获得良好教育效果的基本前提和保证。因此,在当前高职价值观教育中,教育工作者更应全面了解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顺应时代要求,加强学习,提升自身综合素质,转变自身教育理念,以适应当前教育形势,为高职生价值观教育把握好前进方向。
3.2强化高职生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明确教育目标
高职学生教育的针对性、明确性强,有助于促进高职生价值观的发展。明确教育目标的趋向性,逐步构建起富有层次的高职生教育目标,使其能够充分明确人生中的“真”、“善”、“美”。设定高职生价值观教育正确明确的目标,从根本上决定着教育效果。如果目标不正确,将导致价值观教育方向性错误;如果目标不明确,将导致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不强。因此,推进高职生价值观教育必须确立科学目标。
3.3增强高职生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创新教育方法
高职生在年龄上已经是成年人,有思想、有主见、有个性,教育者习惯使用的传递、灌输、教训、限制、规定、惩戒等方法和手段对他们来说显得非常枯燥,不受欢迎是肯定的,效果微乎其微甚至是负面的。结合高职生价值观教育实际,我们应更多地使用认同、渗透、交流、体验等方法加强高职生价值观教育。
4.结语
随着多元化不断渗透,高职生的思想意识不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在日常价值观思想教育过程中,我们同样应明确教育理念,设定教育目标,创新教育方法,促使高职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健康成长。
通俗音乐在西方称为“popularmusic”,泛 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亦称流行音乐。通俗音乐一词,最早见于19世纪的演出报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通俗音乐通常包括爵士乐、拉丁美洲的伦巴和探戈等歌舞音乐、电影音乐、音乐剧、世界流行的地方性音乐(如美国新民歌、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歌曲、法国小曲、黑人灵歌、夏威夷音乐、中国的时代曲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俗音乐的名目更为繁多,除了上述类别之外,又加进了摇滚乐、乡村与西部音乐、黑人的灵魂乐与布鲁斯、迪斯科、怡情音乐,其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变种等等。
通俗音乐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商品化的产物,是大众文化的重要样式,在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是大众音乐消费的主流。作为人类文化形式的一种,通俗音乐对人众文化的走向,特别是大众主流文化的走向起着价值引导作用。也就是说通俗音乐具有极强的价值导向性。文化性和商品性是通俗音乐的两大特性。而要实现通俗音乐的价值导向作用,前提需要文化消费大众接受和认同通俗音乐这种文化产品。欲使文化消费大众接受和认同一种文化产品就要使这种文化产品的审美气质主动适应文化消费大众主体的多元的审美心理需求。
通俗音乐的审美价值取向是指通俗音乐作品在使人们获得审美经验时所引发出的审美趣味趋向。它是区别于严肃音乐和民族民间音乐以及其它音乐艺术品种的一个最本质和最重要的审美指标。其主要表现为:大众性、叛逆性、娱乐性与新颖性。
1.大众性 所谓“大众性”即是蕴含于通俗音乐之中的一种先天的“平民意识”。这是一种与高雅音乐和主流文化截然相反的艺术品格。其主要崇尚和主要表现的是普通下层劳动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真情实感。平民性意味着通俗音乐不需要过分的形式美和过分的斧凿与雕饰,其本质追求,是希望酣畅淋漓、朴实无华地宣泄与表达劳动人民内心的积淤和渴望。所以说,一切真正有价值的或者说有生命力的因素,往往都还来自于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生活与情感、创造与智慧。如:《纤夫的爱》、《常回家看看》等。
2.叛逆性 所谓“叛逆性”是指表现在通俗音乐之中的一种强烈的需要表现出的“叛逆性格”。这是一种长期遭受生活挤压和文化遗弃的思想与情感的迸发,是一种对命运不公平的抗争,是一种心理被伤害的呐喊。叛逆性既是劳动人民争取自我存在价值的一种抗争,同时又是劳动人民智慧和才华的一种展现。如:《一无所有》、《无地自容》等。
3.娱乐性 所谓“娱乐性”是指包含在通俗音乐之中的一种浓厚的“商业性”气质。它既是取悦欣赏者的手段,又是通俗音乐赖以生存的目的。娱乐性意味着通俗音乐不需要过多地关注、思考或表现社会生活的重大题材,也不必对所表现的对象作过多的哲理性思索。在很大程度上,娱乐性追求的是演出收人,是暂时的使“自我”以及欣赏者获得注意转移或精神解脱。如:《回娘家》、《梦里水乡》等。
教科书是教育的基础,也是教育教学活动正常进行的根本依据,是对学生进行知识、技能和观念培养的载体。因此,教科书往往难以保持价值中立,其中蕴含某种特定的价值取向,代表着某种特定团体的利益。其中,语文教材作为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化教育的思路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对于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内涵
价值取向是指在原有价值观的基础上,主体在进行各种矛盾、冲突处理时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立场、态度及价值倾向。价值取向是被个体所认同的,内化在人格和行为内部的思想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体评价事物、唤起态度以及指引和调节行为的产生,对于主体自身、主体之间以及其他主体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价值取向分为人们有关最终目标理想实现的信念和人们对实现既定目标手段和方法的看法两种。多元化是价值取向的本质特征之一,可以从经济取向、政治取向、社会取向、理论取向、审美取向和宗教取向等诸多方向对人类的价值行为进行引导和控制。
就语文教育来看,语文因其本身的特殊性与其他学科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是对学生语言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全面培养。因此,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大致可以分为人文价值、工具价值两大类,一方面强调学生对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另一方面强调学生的理解、感悟、想象、创新等能力。在新的课程标准下,现代教育教学体制要求语文教材的编制必须遵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特征从多个角度关注对学生技能和情感的全面教育。
二、语文教材价值取向多元化的重要性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科书编写过程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已逐渐成为各学科改革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语文教材的编写中,价值取向不断趋于多元化,给语文教学带来了巨大影响,对于现代教育教学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其他学科教学的顺利开展
语文教育是我国教育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核心内容。作为一门语言学科,语文具有专业性和技能性特征,有着明显的独立性。但在某种程度上,语文因其语言的特点,与其他学科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其他学科教学的顺利开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语文教材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将直接造成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使得学生在单纯提高语言能力的同时其理解力和想象力都有所提升,有利于其他学科教学的顺利开展。
(二)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语文教学是我国的国语教育,在每个阶段的学生教育工作中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关系着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近年来,语文教材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给语文教育体制改革与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使得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显著提高,尤其表现在人文精神上,得到了传统语文教材单一价值取向所不能实现的目标。
(三)有利于新课程改革的深化
我国现代教育体制新课程改革要求,要对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模式进行系统性改革,强调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理解能力以及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养等综合素质的培养,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高水平、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语文教材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对我国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教育体制对于语文教育的新要求,有利于现代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因此,语文教材价值取向多元化有利于新课程改革的深化。
(四)有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语文教材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我国教学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环境下的必然趋势。就我国的传统语文教育来说,单一的技能性培养是应试教育体制下的产物,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对于人才培养的需求,其局限性势必会给学生成长造成不良影响。语文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重视人文精神,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三、我国语文教材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表现
语文教材价值取向是对语文教育内容中的教学目标实现其指导和规范作用的观念理论,其多元化是对语文教学目标的拓展和丰富,使得学生能力得到综合培养和全面提高,更加适用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语文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必须严格进行价值取向的研究定位,实现语文教材价值取向多元化对语文教育水平的有效提高。当前,语文教材价值取向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中心取向
我国语文课程的目的在于社会本体,主张教育目的应当根据社会要求来确定,课程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掌握社会的知识和规范,从而使个体社会化,并为社会服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人与社会不和谐而造成的孤独感构成了社会中心取向的价值理念。
(二)人与自然和谐取向
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人要利用自然,从自然中获取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使用价值,同时要善待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语文教育中反应现代社会主流意识的价值取向。
(三)重视传统文化取向
在语文教育中,古代文学作品占有重要地位。这一价值取向下语文教材的编写,是为了提高学生对古诗文语言的感受力,增强文化意识,从而弘扬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
(四)对人生的体验思考取向
生命教育就是进行关于生命现象、体验、理解、感悟的教育,其在语文教材编写中的体现,树立了学生的生命意识,提升了学生的生命境界,这是语文人文性的具体体现。
(五)语言应用取向
语言应用是语文教育的本质目标。在语文教材中,课后的“读一读,写一写”强调的是对字、词的朗读及拼写能力。而研讨与练习主要是对句子、段落及课文思想与主题的把握。
四、结语
受我国教育不断发展和教育投资及受益主体多元化的影响,教育课程知识体系多极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就语文教材的编制来说,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极大地反映了对学生人文价值的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才培养,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建设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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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引进来和走出去,经济全球一体化及信息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文化,各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相互激荡,融合加剧,多元文化的格局使得当今高校大学生的核心价值教育形成环境变得很复杂,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挑战与机遇,如何改革核心价值观教育方法,培养适合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变成高校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摆在我们面前。
一、当前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现状
1.价值观选择更趋多元化
改革开放在赋予人们更多物质选择的同时,也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精神追求。个人的价值选择不再像过去那样,只为国家、为社会努力进取的单一选择,而是既要国家安定,又要个体幸福,既要顾全大家,也要快乐自己。现在的学生个人选择会考虑自身及外界因素。
2.个体本位意识加强,社会责任意识淡薄
“个人本位”意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地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上很多孩子从小是父母溺爱的对象,更少考虑到外界尤其是社会责任。大学生的这种价值选择要及时进行纠正,予以正确的引导。
3.价值主体更趋功利倾向
调查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开始抛弃虚无的精神假设,不再沉浸于对理想的幻想,他们更愿意扎扎实实、掷地有声地做些实事。他们更关注与自己实际利益密切的理想目标的实现。他们尊重和服从国家利益,但不希望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他们愿意为社会、为他人提供帮助和服务,但也看重自己从中有无实惠;他们憧憬未来、勾画蓝图,但首先考虑自己置身其中的价值体现。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价值观念被削弱了,开始慢慢关注现实生活,追求更多的物质回报,在社会交往中对目的性和获取实际利益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人伦道德和人格修养的重视。
4.缺乏诚信意识,公德意识淡漠
实用主义泛滥,大学生按照符合自身价值标准进行价值行为的选择。考试作弊、剽窃、投机行为屡见不鲜。事不关己,独善
其身。
二、多元化文化视野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影响
1.文化多元化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有着积极影响
首先,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丰富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同时,为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其次,多元化拓展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思路和思维。多元化有助于高校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采取更有说服力、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使得价值观教育更具有活力。最后,多元文化的交汇,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文化多元化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又有着消极影响
首先,使得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面临着价值认同的危机。一方面强调马克思理论系统的教育,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怀疑这一理论的情绪。价值选择上存在着困惑彷徨的情绪,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特别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部分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不稳定,精神家园迷失。其次,多元化带来多元的价值评判体系,使得大学生无所适从,容易引起行为方式混乱和是非不分。最后,多元化使得教育对象更具复杂性,多元化强化了大学生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意识,削弱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导性。
三、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途径
在当今各种文化思想融合激荡的时代,要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教育和引导,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批判腐朽的思想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帮助大学生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对国家和民族的兴旺、社会的和谐进步,无疑有重要意义。
1.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学生价值观形成
坚持以引领大学生思想。是唯一被实践证明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体系,要切实将作为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思想信仰。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凝聚大学生意志。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和追求。要求大学生明确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关系,坚持社会理想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坚持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促进大学生进取。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思想根基,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是强大动力。要求大学生了解历史,珍惜现在,共创未来。
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规范大学生操行。多元化价值道德观中,以此规范大学生言行,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摒弃不良思想道德观念,培养崇高人格品行。
2.坚持以课堂教育巩固大学生价值观教学阵地
学校要坚持改革教学方式、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内容。将最新的热点问题融入教学之中,把书本知识和社会生活实际结合起来,趣味性和思想性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感染力。
3.坚持以价值观教育方法的创新促进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
形成
将价值观的教育从课堂扩展到课外,扩展到社会大课堂之中,抓模范,树典型,采取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双向交流和思想互感相结合的方法,将教育内容渗透到教育对象所处的文化、娱乐、服务和管理等日常生活环境中,两者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实现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4.坚持以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创造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温床
优秀的校园文化是一种潜在的教学资源,会潜移默化地对在校学生发生作用。要建设一种自由、活泼、向上、温暖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文娱活动、学术研讨、专业竞赛、讲座交流、社会实践等校园文化载体拉近师生距离,促进学生形成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学会处理个人与国家、自己与社会的各种关系。
总之,当前多元文化环境迫切要求加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学校应该改变传统教育观念,通过多途径、多方式将此教育融入学生日常生活,引导其系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造就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本领过硬的优秀人才,使其真正成为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成为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王会玲,白江涛,龚理.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途径的探讨[J].承德医学院学报,2011,28(02).
[2]许燕.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社会取向[N].科学时报,2006.
(一)高等教育价值判断问题
“所有标准都是判断问题。”在高等教育评价标准的选择与制定过程中,判断的基础决定着标准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公共认可度。由于判断基础的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评价标准,即相对标准与绝对标准。
1.相对标准
以参照组的数据资料为基础而选择与制定出来的评价标准称为高等教育评价的相对标准。参照组一般与评价指标是一致的,其数据资料是评价标准选择与制定的“硬”基础。如一所高校的生师比,学生的毕业率、就业率,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博学位的比例,获得的某项资格或资格证书等。
高等教育评价相对标准的选择与制定,与处于同一教育层次、相同类型的国内外高校的某些数据资料相关。如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在通用标准中规定:“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含外语)约为总学分安排的15%;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约为总学分安排的15%;工程基础类课程、学科专业基础类课程与专业类课程约为总学分安排的40%;实践环节和毕业设计(论文)约为总学分安排的25%”。如果这种工程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在课程结构与比例上被认为是科学合理的,就可以作为工程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通用评价标准。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发现,使用这一标准进行认证的专业课程来培养的毕业生,在实践操作能力方面并不合格,那么,我们就要对课程设置的实践环节标准做适当调整。
在使用相对标准来评价高校的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水平时,有时需要加以调整,例如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中,把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博学位比例大于或等于50%作为评价教师队伍建设的一个A等级标准;这个标准在过去几年是比较合适的,可是对于不断发展着的高校,特别是对于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来说,这一标准也许只是B等级,甚至是合格水平。
2.绝对标准
在理性与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与制定出来的评价标准称之为高等教育评价的绝对标准。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以及管理运营的学者或专家了解某类高校在某些方面能够做到的程度和水平,并根据他们的经验对高等教育进行价值判断。
例如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中,把“具有先进的教育思想观念,办学思路明确,质量意识强”作为教育思想观念的A等级标准。再如特色项目中,规定“特色是指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淀形成的,本校特有的,优于其他学校的独特优质风貌。特色应当对优化人才培养过程,提高教学质量作用大,效果显著。特色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应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得到公认。特色可体现在不同方面:如治学方略、办学观念、办学思路;科学先进的教学管理制度、运行机制;教育模式、人才特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以及解决教改中的重点问题等方面”。这些标准是评价专家的经验判断,带有主观性和描述性。
为获得关于绝对标准的一致性意见,所有的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都应有机会参与到绝对标准制定过程中。表达绝对标准时应尽可能清楚和明确,并且在情景发生变化时,需要做出调整或修改。
(二)高等教育价值基准线问题
1.高等教育整体价值的基准线:政府的标准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评价逐渐成为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对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希望获取高等教育在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与科技、提高全体国民素质、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最大价值。因此,政府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综合性的,体现了高等教育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融合与统一。
政府既是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又是各利益群体的协调者,政府往往通过行政、经费、法律等手段,控制高等教育资源,其评价带有行政性特点。因此,政府高等教育评价的标准具有强制性和诱导性特征,其评价标准是高等教育整体价值要求的基准线。
2.高等教育外在价值的基准线:市场的标准
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发展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一方面为社会企事业单位输送所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为社会产业界提供科研成果与技术服务。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的这种供需关系构成了高等教育市场。在经济市场中,企业所追求的最终价值是“利润”。在高等教育市场中,企业所关注的是高等教育机构为其提供的“产品”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它实现最终价值的需求。在这种场合,市场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功利性、工具性的,体现了高等教育外在价值或社会价值的基本特征。
高等教育的外在价值取向重视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的需求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实现程度和水平。如在高等教育市场中,评价一所高校是合格还是卓越,主要根据这所高校为社会提供科研成果的多少、对企业提供的服务质量的高低、毕业生的就业率与用人单位的反馈等。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与水平是高等教育外在价值的基准线,是高等教育市场对高等教育评价的标准。
3.高等教育内在价值的基准线:高校的标准
在高等教育评价活动中,高校既是评价客体又是评价主体。作为评价主体,高校与其他评价组织相比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正如伯顿・克拉克所提出的:“广阔的知识领域是高等教育机构和系统的一个独特和主要的特征,为这一特征所驱使而形成的高等教育特殊形态并非是习惯于其它社会部门组织生活的那些人所易理解的”。在高校里从事高深知识活动的人,他们忠于自己的学科或专业,服从于知识本身的内在规律,这种服从往往比行政规定或市场规则更具自觉性。在高等教育评价活动中,高校以高深知识为核心的各种活动,满足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程度是高等教育内在价值的基准线,也是高校的自我评价标准。
4.高等教育个体价值的基准线:学生的标准
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化、社会个体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个体适应将来的社会生活,以及实现个体价值打下坚实基础。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体性,表现出高等教育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并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育人环境。
学生作为高等教育利益群体之一,有着发展自己、实现个体价值的需求,希望高等教育为满足他们的需求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高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学生的需求,体现了高等教育的个体价值,这是高等教育个体价值的基准线,也是学生对高等教育评价的标准。
二、高等教育评价标准的多元化
高等教育评价标准是高等教育价值判断问题,是高等教育价值的基准线。由于评价主体不同,其标准所体现出来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作为评价客体的高等教育,其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高等教育评价标准的多元,主要表现在:实施不同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及其高等教育机构,决定了标准在类型上的多元化;不同的评价手段及方法,决定了标准在内部构造上的多元化;不同的评价目的与任务,决定了标准在层级上的多元化。
(一)标准类型的多元化
纵观大学发展的历史,从教育内容上看,基本形成三种价
值取向,一种是学术性的,一种是职业性的,一种是素质性的。不同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在课程上的不同体现,形成了不同形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如果以培养人才的类型、层次与规格等作为划分高等教育评价类型的依据,就会形成相应的多元化评价标准,如研究型大学评价标准、应用型院校评价标准、高等职业技术型院校评价标准。
如果把高校所含学科的多少作为划分高等教育评价类型的依据,也会形成相应的多元化评价标准,如学科门类在6个以上的综合性大学评价标准、学科门类在3―5个之间的多科性大学评价标准、学科门类在2个以下的单科性大学评价标准。
如果把学科专业作为划分高等教育评价类型的依据,根据每一种学科专业自身的特点与发展要求,就会相应产生更多类型的评价标准,如医学类专业评价标准、法律类专业评价标准、工程类专业评价标准等。
如果把高等教育的某个方面或领域作为划分高等教育评价类型的依据,也会产生相应的多元化评价标准,如科研水平评价标准、教学水平评价标准、课程评价标准、学生学习成果评价标准等等。
(二)标准构造的多元化
斯克里夫认为,“评价本身是一种方法论的实践……这一活动仅仅在于收集和综合用一套己被赋予权重的目的量表测出的成绩资料,以便进行比较评定或数值评定,以及在于证明(a)资料收集的工具;(b)权重;(c)目的等选择方面的合理性。”诚然,评价的确需要选择合理的方法,可是不应把评价专家等同于质量检查员,把评价工作看成是验证性的。事实上,在评价实践活动中,评价标准的选择与制定是一种探究性的工作。
当今的许多评价活动很少使用单一的方法,即便是“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与“绩效评价”等也是多种评价方法的综合运用。正因为评价方法的多元,才决定了评价标准在其内部构造上的多元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质化标准
质化评价是将事物现象进行本质化的判断过程,在评价之前不能提出某些价值的假设,也没有既定的理想价值状态作为参照,完全根据评价者对资料的分析,其目的是为了发现新的价值,所以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我们把这种在质化评价中没有明确评价标准的“标准”称为质化标准。
虽然这种评价没有明确的标准,但它不是纯主观的,也不是定性评价。因为质化评价依据的是事实资料,是第一手资料,最具客观性,会告诉评价者关于评价客体的一切,评价者的判断确实带有主观性,但这种判断不是“武断”,而更接近于“发现”,是建立在评价者理性和经验基础上的判断。质化评价与定性评价的区别在于评价之前是否有既定的理想价值状态作为参照,评价的目的是发现新价值还是判断与既定价值的契合程度。
2.定性标准
“所谓定性评价,是指在己有的价值理论指导下,根据既定的价值结构,运用非数学方法对评价对象的价值结构与既定价值结构的一致性作出判断的评价,定性评价的直接目的是确认事物是否具有现有的某种价值。定性评价也是逻辑而系统的评价。”我们把这种定性评价中的既定价值结构,即由评价主体事先设定好的理想价值状态称之为定性标准。
定性评价与质化评价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借助于表现事物价值的文字资料、行为体现和事实状态等评价客体,不提倡使用数学方法。与质化标准相比,定性标准是明确的,并且是事先制定好的。
3.量化标准
量化评价是评价主体在没有把握评价客体价值的前提下,将评价客体所表现出来的现象视为特定数学系统中的“数”,从而得到一些数据,再利用这些数据对客体进行价值判断,试图发现新价值的过程。由于量化评价的目的是为了证实价值创新的需要,在收集资料时,其范围与手段都是未知的,所以不存在明确的评价标准。我们把这种在量化评价中没有明确评价标准的“标准”称之为量化标准。
由于量化标准的不明确性,量化评价带有主观色彩。这与定量评价的客观性形成鲜明的对比。量化评价是从量的角度为人们提供了发现新价值的一种方法,从开始就没有特定的价值理论体系作为指导,只是用归纳的方法建立起一种普通的、与客体价值结构相对应的假设数学结构,其评价结果多体现为量表,评价结论存在着效度问题。
4.定量标准
定量评价是运用定量数据对评价客体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是评价主体用已经建立起来的、与数学结构模式相对应的价值结构模式,去判断评价客体当前的价值是否具有他们所需要的价值。我们把在定量评价中的既定价值结构,即评价主体事先已经制定好的、与数学结构相对应的价值结构称之为定量标准。
定量评价与量化评价有相同之处,它们都需要运用数学科学与技术,二者的联系在于量化评价的结果通常是定量评价的前提,定量评价强调按着量化评价所建立起来的、与价值结构相对应的数学结构进行评价。与量化标准相比,定量标准是非常明确的,事先制定好的,并且具有客观性,体现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现实价值的需求程度。
(三)标准层级的多元化
在高等教育评价活动中,根据评价的目的与任务,对所要考察的高等教育某些领域或整体的价值要求程度不同,其基准线水平也不一样,如合格基准线、良好基准线、优秀基准线等。基于不同水平要求的基准线形成了评价标准的层级结构,具体由不合格、合格、良好、优秀等构成。不同基准线之间是一个评价标准要求的范围空间,合格是最基本要求,作为评价标准的第一个层级,其次是良好和优秀,即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其程度逐步提高。
评价的目的和任务不同,所选择的评价标准也不同,产生评价标准的结构也不尽相同。如认证评价,只选择与制定了一个最基本的评价标准,即合格标准,属于第一层级,其评价结果只有通过与不通过。选优评估则是几个层级评价标准的综合应用,即合格标准、良好标准和优秀标准,评价结果也相应出现了合格、良好和优秀。评价标准的层级还具有潜在性,如以排序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评价,如大学排行,在评价之前,需要构建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其评价标准的层级表现并不明显,在评价结果产生之后,其标准的层级才显现出来。从整体上看,高等教育评价标准在层级上是多元化的。
三、高等教育评价标准的选择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是因为她具有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固有属性。然而,大学又没有停留在最初形态上,其多样化发展又使今天的大学与过去的大学不可相提并论,每所大学都有各自的特殊性。大学的共性与个性,给高等教育评价标准的选择带来了两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们深入认识高校的共性与个性,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共性:通用标准
高等教育评价标准不是某一特定高校的标准,它必须关注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学科或专业的整体发展程度与水平。因此,研究高校的共性,选择与制定评价的通用标准,是高等教育评价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
共性是通用标准的基础,对于共性,我们应该从两个维度上去认识它,即评价客体本身和客体发展的程度。评价客体本身的共性,是指评价对象的同一性与可比性,如相同类型层次的院校、同类专业或学科等,它是通用标准选择的前提;客体发展程度的共性,是指评价对象的发展水平,如合格、优秀、一流等,它是通用标准选择的基准线。
(二)个性:特色标准
“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高等教育机构个性彰显的结果。个性是高校的内在品质与外显特色。每所高校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与众不同的内外环境,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院校的文化积淀、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风格。它隐藏在高校的办学思想和目标之中,孕育在教育实践活动之上,最终体现为高校的个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媒体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意识,不能另立山头,自我标榜。如果高高在上,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群体身上,那么,就会出现信息失衡的现象。
事实上,现在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已经习惯于利用媒体宣传他们的观点,如果对这种现象缺乏足够的警惕,相反地,沉浸其中,享受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所带来的各种便利,那么,媒体就背离了职业道德准则,不再是社会公器,而是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如果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最终却沦落为少数人表达意见的工具,那么,这不是改革的方向,而是中国新闻界的耻辱。
坦率地说,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多元化包括新闻媒体的多元化,新闻媒体寻找市场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市场细分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自己利益群体的过程。这种寻求共识的过程,也是一个重塑价值观的过程。媒体应该自觉地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并且逐渐与社会利益群体靠拢。在相互取暖的过程中,媒体从业者要学会总结规律,从而使自发行为变成自觉行为。
一
媒体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并不可怕,我们应该提倡各类媒体重新寻找自己的着力点,确定自己的报道方向,靠拢自己的利益群体,高举自己的旗帜。
然而,媒体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或者投资者的利益,它代表着群体的利益,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公器。所以,如果媒体只关注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强调本阶层或者本群体利益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相关利益群体,或者,在有意无意之中伤害了其他利益群体,那么,媒体寻找支持者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割裂共识、分化族群、制造矛盾的过程。这样的媒体,非但不会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
媒体可以自我标榜,甚至可以高举自己的旗帜,但是,一定要学会倾听,学会尊重不同意见,照顾到相关群体成员的切身利益。不能自娱自乐,把自己的表达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二
从技术操作层面来看,媒体在表达本群体意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点的平衡。在采访报道的过程中,记者可以充分地行使自己的选择权,但是,不能借助于采访报道,故意屏蔽反对意见;媒体在发表评论的时候,可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对于不同意见应当给予必要的表达空间,让不同的观点在理性的碰撞中显现出来,让真理的光芒在辩论中得以充分展现。假如媒体在发表批评性言论的时候,不允许被批评者提出反驳意见,那么,这不是在体现自己的价值观,而是在滥用新闻报道权。这样的操作模式,与其说是自由主义,毋宁说是对自由主义的羞辱。
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尊重,媒体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尊重他人的观点。对不同意见可以保持沉默,但是,当新闻媒体批评他人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宽以待人,允许被批评者公开反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彰显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反过来,如果利用媒体的垄断地位,自我设置议题,对他人进行批判,却不允许反对者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典型的专制主义。
少数媒体从业者认为,自己的报纸可以公开发表批评意见,被批评者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如果不是幼稚,就是有一种流氓心态。不同的媒体表达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被批评者在其他媒体上作出回应,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交锋,但是,由于媒体介质不同,受众也不相同,所以,很难达到平衡的效果。新闻的平衡性要求媒体在设置批判性议题、指名道姓批评他人的时候,必须为被批评者保留足够的空间,以便形成平衡的观点市场。
多元化社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少数新闻从业者混水摸鱼,只允许他们批判别人的观点,不允许别人提出反对意见。这不是自由主义,这是在打着自由主义的幌子自娱自乐。
三
现在,一些媒体捕捉到了社会公众的情绪,他们打着为弱势群体请命的幌子,不断地设置议题,在社会上掀起一个又一个波澜。西方将这些媒体作为马前卒,不仅在广告的投放上主动向他们倾斜,而且提供各种各样的培训机会,让这些媒体的从业人员死心塌地地宣传西方的价值观。部分媒体从业人员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尴尬的处境,反而乐在其中,时时处处与政府作对。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极为特殊的新闻现象,值得新闻界的同仁关注。
中国尚未真正开放传媒市场,外国资本还不能正大光明地进入中国的新闻出版行业,他们只能以广告投放的方式,间接支持少数媒体。但是,他们已经以提供海外留学的机会,奖赏那些为他们鞍前马后效命的媒体从业者。部分媒体从业者一方面利用党政机关兴办的媒体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则借助于社会或者刑事案件,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这种炒作路径注定不会长远。新闻从业者应该有一颗方正之心,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充分反映所代表利益群体意见的时候,至少应该考虑到社会效果,尊重不同意见。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尊重。
“代言人”不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如果低估了中国人的智商,或者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把西方国家的奖赏或者鼓励当作对抗政府的武器,把普通民众当作可以奴役的工具,那么,最终很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媒体从业者要意识到,在多元化时代更应该小心翼翼,既不得意忘形,自吹自擂,又不能刻意地制造悲情气氛,把自己塑造成被打压的对象。这种近乎于表演的做法,非但不能为媒体增光添彩,反而会损害媒体的公信力。
多元化社会需要不同的价值观,但是,不管价值观如何体现,媒体都应该尊重职业道德,遵守新闻基本规律,以自己精彩的作品,吸引公众的注意。假如玩弄小聪明,在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同时,不允许出现反对意见,或者,习惯于进行造势活动,通过炒作自己,吸引公众的关注,那么,这种引火烧身的做法,早晚有一天会毁灭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