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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高桥宝山烽堠碑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变迁的一个历史见证。明永乐十年(1412年)五月,永乐皇帝朱棣为在沿江修筑的土山烽堠立碑撰文,并赐名“宝山”。这是目前国内仅见的皇帝为航运而撰写的御碑,至今已整整600年了。本文从城市文化管理的角度,考察该碑的历史,探讨它在上海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多元文化价值。
一、宝山烽堠碑的历史
现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高桥镇高桥中学校园内的明代宝山烽堠碑,又称“永乐碑”或“御制碑”,是明政府为了保障长江口航运安全,在长江口航线南岸修筑的导航标志。
历史上高桥地区襟江临海,至少在唐朝已经成陆。最初这里是一个自然渔村,以捕鱼为主。宋朝时期外地移民陆续落户,开垦农耕,有清浦盐场,航运渐兴。这里是吴淞江水系重要港口青龙港、华亭港和上海港必经航路,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设立临江乡,属华亭县,明朝时期高桥行政区划隶属嘉定县。高桥沿江水域是元明时期重要港口太仓刘家港北运漕粮必经航道,也是郑和下西洋船队必经的入海口,航运频繁。由于长江口附近地区没有高山作为辨别方向的导航标志,遇到天晦夜暗,常给来往的船舶航行带来严重危险,海难时有发生。明朝负责漕运的总兵陈瑄(1365-1433年)奏请朝廷在清浦(今高桥)镇旱寨(驻军兵营)沿江平地垒筑土山,上建烽堠,作为长江口来往船舶的航标。朱棣准奏。陈瑄调派官兵在旱寨东北10里处垒土建山,仅十天就建成了东西、南北各长百丈、高30多丈的土山,上筑烽堠,白天焚烟,夜间燃火。由于海洋空阔,很远就能望见烽堠标识,极大地改善了长江口航行安全。朱棣亲自撰文,赐名“宝山”,并勒石立碑。《明史》中记载了这段历史,“瑄言:‘嘉定濒海地,江流冲会。海舟停泊于此,无高山大陵可依。请于青浦筑土山,方百丈,高三十余丈,立堠表识。’既成,赐名宝山,帝亲为文记之。”①宝山烽堠建成后,上海以沙船为主的航运业得到长足发展,高桥地区成为沙船之乡,沙船海运业成为明清之际上海三大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到明万历十年(1582年)七月十三日夜,高桥地区沿岸遭遇风暴袭击,海潮冲垮清浦镇东部李家浜段海塘堤坝,大片田地坍塌,宝山全部坍入海中,宝山城东北角也被冲坍。海潮退后,御碑被人运到东桥街清浦旧镇桥北,即现海滨村五队李家宅,建立碑亭。民国十七年(1928年)碑亭倒坍,高桥乡董钟玉良把御碑移入高桥公园(今高桥中学)内。1984年,高桥中学根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意见,重建御碑亭,把宝山烽堠碑立于亭内。
二、宝山烽堠碑的全文记述
宝山烽堠碑石质是青石,高160厘米,宽97厘米,厚30厘米。碑座高50厘米,宽116厘米,厚50厘米。碑额中部书小篆“御制”两字,两侧各有一条腾空的飞龙。碑文楷书17行,每行23字,共350字,字迹略有残损。
御制
宝山之
嘉定濒海之墟,当江流之会。外即沧溟,浩渺无际。凡海舶往来最为冲要。然无大山高屿,以为之表识,遇昼晴风静,舟徐而入,则安坐无虞。若或暮夜,烟云晦冥,长风巨浪,帆樯迅疾,倏忽千里;舟师弗戒,瞬息卷失,触坚胶浅,遄取颠踬,朕恒虑之。今年春,乃命海运将士,相地之宜,筑土山焉,以为往来之望。其址东西各广百丈,南北如之,高三十余丈。上建烽堠,昼则举烟,夜则明火,海洋空阔,遥见千里。于是咸乐其便,不旬日而成。周围树以嘉木,间以花竹,巍然奇观。先是未筑山之前,居民恒见其地有山影,及是筑成,适在其处,如民之所见者。众曰:是盖有神明以相之,故其兆先见,皆称之曰宝山。因民之言,仍其名而不易,遂刻石以志之,并系以诗曰:
沧溟巨浸渺无垠,混合天地相吐吞。洪涛架山[山集]嶫奔,巨灵赑屃声嘘歕。挥霍变化朝为昏,骇神褫魄目黯眢。苍黄拊髀孰为援,乃起兹山当海门。孤高靓秀犹昆仑,千里示表欎[火孛]燉。永令迅济无忧烦,宝山之名万古存,勒石悠久同乾坤。
永乐十年五月
宝山烽堠碑对于研究上海历史、航运史、灯标史以及长江口水系的变迁等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于现在上海城市发展也具有多元的文化价值。
三、宝山烽堠碑的多元价值
宝山烽堠碑已经传承600年,对上海城市文化建设来说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从城市文化资源视角观察,它身上蕴涵着文化的多元价值,值得我们探讨如何有效地保护、开发和利用好这笔文化资产,挖掘更多的文化价值以繁荣我们的城市文化,彰显历史与现实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的文化融合与文化创新。笔者围绕这些提出几点思考。
第一,宝山烽堠碑是上海航运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对上海航运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御碑记载了与上海航运历史的相关重要事件。首先,碑文记述了当时上海这一地区水运地理环境和航运的状况。高桥沿江是元至明太仓刘家港出海必经之水域。文献记载,明朝初期每年从刘家港起航海运粮船1000多艘,都航经上海水域再循海路北上天津。由于长江口两岸是冲积平原,缺乏自然航行标识,据《宝山县志》、《浏河镇记略》等记载,陈瑄到刘家河督办海运,“于是奏请将刘家海口东南涨沙之上筑一土山,建烽火台,以为洋舶海运船表识”。②宝山烽堠的修建,极大改善了进出长江口船舶的安全。宝山烽堠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人工航标,见证上海航运历史的变化。其次,御碑是上海与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下西洋密切相关的重要文物。太仓刘家港是郑和下西洋船队集结和出海处,自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开始,宝山烽堠是郑和船队进出长江口的重要标志。明代王世贞在《宝山堡记》中记述“其嘉定之南,百里而遥,其海多沮洳,不利漕艘,宜裒土若山者,以识之”,“中贵人和(郑和)等海舶之收启亦取标焉。”③《郑和航海图》中在“吴淞江”附近注有“招宝山”,图上并有针路注记:(往程)“太仓港口开船,用丹乙针一更船平吴淞江,用乙卯针一更船到南汇嘴平招宝……”,(返程)“……见茶山,用辛酉针三更,船取南汇嘴收洪,平宝山,用辛酉针三更船过吴淞江,到太仓港口系船”。④所记“招宝山”、“招宝”、“宝山”,均指高桥宝山。⑤从文献记载考察,宝山烽堠碑是上海地区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重要文物。它的历史价值不仅限于学术研究,而且对于我们构建现代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文化时,将成为上海国际航运文化的重要标志,从悠久的航运历史中展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文化积淀。
第二,宝山烽堠碑对于上海行政区划历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历史上上海行政区划变迁复杂。高桥(旧称清浦)居长江口要冲。自元末年开始,海寇侵扰沿海地区,到明朝定都南京,高桥成为扼守长江口的第一道关口。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镇海卫指挥朱永奏请在清浦建旱寨,一处设在清浦寨口,一处位于宝山旁。洪武三十年(1397年),太仓卫指挥刘源为加强对长江的镇守,把清浦旱寨建成高一丈六尺,广二丈五尺,周一百八十步的土城堡。明永乐十年(1412年)“宝山”垒筑后改称宝山寨。明人王世贞有言:“宝山何?海堠也。其称宝者何?志海防也。”⑥到明正统九年(1444年),都指挥翁绍宗奏请城堡向海前移,筑砖城。清浦寨与宝山寨相距十里,无法及时传递消息。从海防地位看,“宝山之瞭指掌于数百里外,于形势最便”。⑦万历四年(1576年)兵备右参政王叔杲与副帅都督黄应甲以“旧城去山较远,且城隘不足资控御”为由,联名奏请朝廷在宝山改建其城,所谓“山为堡。广其隍,崇其墉,坚其甓。既以北控川沙而南控吴淞”。⑧宝山堡,是古高桥的第四座兼水陆二路的军事要塞,周长九十五丈,高二丈六尺二寸,四门建楼,敌台十二个,为门四。万历六年(1578年),王叔杲奏准改名“宝山守御千户所”,隶太仓卫。明代宝山所管辖清水洼、铁猫港、沈家洼、沈家浜、界浜5个汛地。城中建制完整,有中丞署、兵务署、副师署、海防丞厅、练兵厅、千户所厅等机构及相应建筑物,并建有城隍庙、关帝庙,成为高桥历史上最大的军事城堡。后由于长江口北港航道逐渐淤寒,南港道又逐渐出现了长兴岛、横沙等沙岛,加速了长江水流对高桥岸线的冲刷,以至万历十年(1582年)的一次特大海潮冲毁了高桥的外护塘,使宝山城堡及宝山失去了保护屏障,宝山不久被冲没。宝山城在时现时淹中挣扎了几十年,最终各类建筑陆续坍废,士军流徙改业,海水日进,终于在康熙八年(1669年)全部没入海中。在清代康熙中期后,国力强盛达到一个新的顶峰。为了实行严格的海禁,也需要在要冲海边建立军事要塞。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在原宝山城西北二里处又建起一座新宝山城,此宝山城由苏州府海防同知李继勋督工,方广六十四亩,有内外护城濠,城门洞五座,为海防驻兵之所,至今尚存残迹保存于高桥镇北海滨村。清雍正二年(1724年),以嘉定东境置宝山县,1958年宝山县由江苏省归上海市。后来宝山的行政区划几经变更,成为上海市一个行政区,辖区不包括高桥地区。所以,宝山烽堠碑成为研究上海市行政区划沿革的重要文物之一。
第三、该碑是上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唯一由皇帝撰写碑文的御碑,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对于传承文化和再现历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56-1962年在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中,文博工作者在上海区县发现众多宋元以来的碑刻,包括政府颁发的各种禁令、告示,还有关于上海历史沿革、职官、航运业、商业、手工业、习俗等资料。1980年,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将其整理出版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书中收录碑文245份,⑨其中仅有“宝山烽堠碑”碑文是皇帝撰写的,在上海碑刻文物中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它具有鲜明的航运属性,对于研究中国灯标史、航运史以及上海航运地理变化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其次,它具有典型的航运文化特色。世界不少国际航运中心都拥有悠久的航运传统,如英国伦敦高度重视航运历史的保护,展示航运文化的影响力,该碑不仅能直接展现上海航运历史的繁荣,而且对于构建现代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文化建设也具有标志性的作用;再次,该碑应该作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提升上海文物的中航运文化特色。1983年,原川沙县人民政府将宝山烽堠碑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9月上海行政区划调整时,御碑定为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1月,浦东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御碑前立“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单位”碑。
同时代其他省相关碑刻,如永乐十四年(1416年)撰写的南京“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1957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等所立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1961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此,从宝山御碑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看,建议上海市相关部门应该考虑把该碑列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四,该碑可塑造地标性文化品牌,具有优化高桥地区文化旅游的价值。
浦东高桥地区历史上依江临海,历史底蕴深厚,是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据2009年上海郑和研究中心完成的《高桥航运文化资源调查与评价》课题研究,高桥地区航运文化资源丰富,拥有物质航运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海洋文化资源40多项,其中宝山烽堠御制碑、沙船、老宝山城遗址、东炮台、古海塘、张月英船宅,以及张瑄、朱其昂等航运名人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知名度。保存较好的宝山烽堠御制碑,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更加突出,可以塑造地标性文化品牌,与其它航运文化资源整合优化,形成具有航运特色的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文化旅游线路,体现浦东地区航运文化特色,构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软实力,挖掘宝山烽堠御制碑的文化旅游价值。
宝山烽堠御制碑的价值是多元的,还有对社会公众的科普教育、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文化塑造、对文化产品的开发等都值得关注。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它也会产生新的价值,如上海市选择宝山烽堠碑作为参加2012年韩国丽水世博会上海海洋文化的代表之一,体现了该碑在上海城市建设中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和创新性,启迪我们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应该关注和探讨文化价值的多元性问题,从而丰富并不断创新我们的城市文化。
说明:本文参阅了朱鉴秋教授《宝山烽堠碑历史价值研究》,对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明史》卷86,《陈瑄传》。
②转引自袁俊卿、黄慧珍主编《郑和史迹文物选》,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③⑥⑦⑧王世贞:《宝山堡记》,载清康熙《嘉定县志》。
目前,高职教育受到各个国家的普遍认同,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其三大职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的提高比物质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这更加凸显了高职教育事业的重要性。
我国高校教育的主要目标和责任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特别是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有了长足进步,然而,(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政治、经济改革,处于“转型期”背景下的高校教育面临巨大挑战,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尤甚。在当前全球化和后现代的语境下,充斥着各种文化和价值观,传统的单一主流文化和权威社会影响渐微,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要在这种多元信息、多元价值竞争中取得胜利,无疑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难度。
一、多元文化与全球化—无法回避的教育背景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愈来愈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导致了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势必意味着主导价值观念的号召力下降。这是目前各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无法回避的背景条件。
所谓“文化多元主义”,C·W·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将其定义为一种历史观和公共政策,也定义为一种文化观和教育观。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观,核心是承认文化多样性及其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作为教育观,则要求学校帮助学生了解、尊重和欣赏其他文化,消除对其他文化的误解和歧视,正视文化冲突。由此可见,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化的评价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是经济全球化和后现代话语背景的产物,并依托此背景不断强化。
“全球化”的定义有很多,常规意义上的定义大多基于外在物质层面的表现,即认为全球化就是国家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在政治和经济上相互依存,形成全球意识。全球化涉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通过全球化,世界各国都得到了实在的利益,中国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然而,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全球化的意义不单体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上,而且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此框架下,我们可以认为全球化就是国外各种领域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商品、传媒的裹挟中渗入并扩展的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全世界的产品和信息带来各种不同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并随着传播和运输手段的现代化而充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迈克·费瑟斯通在其所著的《消费文化》中,对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化形象进行了分类,认为一种形象是某一种文化向外扩展至它的极限,并不断吸纳和整合其他文化,最终这种文化遍及全球,成为主导文化;另一种文化形象则是不同文化的浓缩,以前相互远离的事物现在彼此接触并共存一处。不同的文化不经过整理融合,一味叠加,导致文化变得过于繁杂庞乱,没有清晰的组织原则和处置模式,无法形成统一的信仰原则、指引方向和实践知识。”可见,第一种文化形象带有霸权意味,第二种文化形象更加贴近现实。
促成上述第二种文化形象形成的原因,除了全球化背景之外,还有所谓的“后现代”。 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相当复杂,在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都有不同侧重的表现;但表现在不同研究对象和领域中的“反叛”特征却是相似的,具体表现为对权威、传统和一致的反叛。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失序、破裂、消解成为一种常态,而通过一种主流价值与传统实现社会的团结成为奢望。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话语似有超越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书中“玛格丽特·米德将特征概括为“全体社会成员以目今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这种流行却绝不会是传统和固有的约定俗成。
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人生中思维最活跃的时期,对新鲜事物的理解甚至认同都相对容易。在上述背景之中,大学生群体面临的不仅只是信息、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带来的迷茫,还有在认知、评价态度方面的无所依从。
二、困境分析—迷茫与压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压力是非常严峻的;而准确的分析问题的表现形式和把握问题的本质是我们寻求解决之道的前提。由此,在多元文化视阈下,理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压力是我们首要解决的问题。
教育过程本质上可以概括为教育主、客体之间以一定教育方法和手段为依托的互动过程。很显然,欲图完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需要“整合”功能的发挥;或者说,单纯某一方面的努力(或某一方面努力的缺失)不足以很好地完成教育任务。由此,我们对当前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困境的分析可以通过以下思路:主体压力—客体困境—互动障碍。
(一)主体压力
一般而言,教育主体方面的压力主要源于传统教育手段和方式相对现代教育观的不适应。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教育背景下,传统的教育模式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即教育的效果大幅降低。因此,我们基本认为,改变传统的教育手段是当前教育主体面临的主要压力。
1.根本压力。教育主体面临的根本压力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有待提高,二是高校缺乏将教师与学校各部门、各位教师的教育手段和方法进行相互整合的平台。这种压力的存在,主要源于我国高校在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如教师的整体思想政治素质水平不高,呈现严重的良莠不齐现象;又如,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资源不足,无法形成对主体的协调、整合,发挥整体的优化作用。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源于多元化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导致了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当前社会呈现出更多新思想、新观念,如自由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不仅对思想尚未成熟的学生观念造成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位居神圣职位的教师,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体制走向,使得社会教育体制下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变得趋于形式化和功利化。因此,教师思想政治素质水平和教育观念,以及学校的整合能力将是教育主体面临的最根本压力。
2.表层压力。我们在前面提到,教育主体面临的表层压力就是教育手段和方法的更新。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需要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及学校开展的各种活动中转变传统的教育手段和方式,以便高效地完成教育任务。如何转变教育手段和方法是教育主体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尤其是伴随当前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教育客体进行学习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传统的教育方法明显落后于当前教育理念的发展速度,教育主体很难通过一些传统的校园宣讲、社团活动等方式来高效率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如何和互联网等新媒体进行互相融合,创造出新的、富有吸引力的、便于被接受的教育方法,将是每一位教育主体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客体困境
换一个角度,我们站在受教育者,即大学生角度来分析其面临的困境。很多极端的评论都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表现得忧心忡忡。对“80后”、“90后”的种种表现给予了“垮掉的”“物质主义的”等标签,对“90后”甚至有“脑残”的蔑称。但是,面对着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采取悲观的态度。毕竟,我们在2008年的雪灾、地震和奥运等事件中,看到了他们积极的表现和工作中的责任。我们姑且脱离这种简单评价的困境,站在青年大学生成长这个更高的层次。在这里,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就变成了:在思想政治学习和塑造过程中,大学生群体遇到了哪些问题?然后涉及到是该如何破解的问题。由此,我们暂且将大学生思想政治优势和积极因素放在一边,采取“问题取向”;再结合本文对相关教育背景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这种“客体困境”概括为: 转贴于 1.信息、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带来的迷茫。在当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学校的主流价值观念受到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以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落后三方面的综合影响,出现了多元化的学校价值观。因此,学校的价值观取向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取向,使得当前大学生群体中的价值观取向呈现多元化形式。大体表现为三种,即坚定支持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坚决反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和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保持中立的模糊态度。其中,前两种价值取向在学生群体中占少数,多数学生的价值取向处于模糊状态。这种现象是学生在多元化的价值观念面前感到迷茫的表现,不利于他们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取向。
2.认知、评价标准方面的无所依从(认知、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带来的无所依从)。与价值观多元化对应的,是价值观选取标准的多元化。根本上,诸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是由其本身的说服力决定的。随着改革尤其是开放地不断深入,长时间相对封闭环境中才会有的主流价值观念独领的场景已然较难回归了。而主体面临上述“压力”却没能很好地找到解决之道。面对着思维活跃、对新思想和观念抱有极大热情的青年大学生群体,相关教育的方式和手段没能体现出足够的吸引力。传统教育方式在传统相对封闭环境中能很好地扮演其应当的角色,而新环境中,影响力的式微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造成了大学生群体在面对纷繁复杂地价值观冲击中的无所依归,混乱而迷茫。从而,出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的互动障碍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互动障碍
教育过程以及预期的教育效果应通过教育主客体的良性互动来实现。互动出现问题,教育初衷就不可能沿着预期的路径实现。在我们这里的研究主题中,由于教育主体现有的教育方式和手段不能满足客体在内容和吸引力、说服力方面的要求,从而会出现整个教育过程流于形式的危险。即使完整地甚或超值地完成了教育过程,效果却很难保证。可想而知,没有“成就感”的努力是不会持久的,如此“恶性互动”会一点点侵蚀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处在客置的大学生群体求知而不得,只能压抑其对价值观方面求知的渴望,在混乱和迷茫中无所适从。
教育的本质要求教育的过程只有通过主客体之间的积极互动才能实现教育的最终目的,成功完成教育的任务。如果教育的主客体中的任何一方表现出互动的消极怠慢性,将会导致教育的实现不再具有其真实意义,变得更加富于形式化。通过上述对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存在的困境分析,我们认为当前的教育背景下,教育主客体之间存在教育主体的教育手段落后于教育客体对教育内容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方面的要求,出现比较严重的互动困境问题。这样的教育形式如果长期存在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会侵蚀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也会压制大学生的求知欲望,使得他们在多元化的价值观体制下,变得更加迷茫和无所适从。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时代的变迁已经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带来地严重冲击。寻求解决之道,刻不容缓。
三、脱离困境—如何引导大学生取“正确”的一瓢饮
面对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念的时代背景,及其带来的大学生思想政治过程中的问题,我们应何去何从?如果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势必遭到更大地冲击。采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应对,是毋庸置疑的。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欲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缓解主、客体之间互动的障碍,保证教育效果的实现,工作更多地应该交给教育主体来完成;而具体的方向选择,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
(一)教育主体的再教育
教育主体作为学生政治教育中的主要传授者,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是教育主体面临的主要困境。对于如何提高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在高校教师的准入门槛标准中,将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的比重提高;第二,对高校教师进行再教育,让他们通过不断地学习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第三,在教师的绩效考核中,将思想政治素质作为其中的一项评价指标。
(二)教育方式的革新
作为教师主体面临的表面困境问题,教育方式的改革也变得刻不容缓,因为它作为一种教学途径,对教育方式的有效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教育方式的革新方面,我们认为可以采用课堂教学、网络教学和集体活动教学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并在教学中融入当前的时事或者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将教育做到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只有这种新鲜的、有吸引力的教育方式才能被当代大学生所接受,让大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教学环境中获得更多新知识的同时,也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TU8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的近代建筑,是指在我国近代社会发展以及历史时期中所建设的国内建筑。一般而言,从建筑的样式以及表现形式来看,我国近代建筑主要分为西式建筑、传统建筑以及新式近代建筑等三个类型。在我国,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在政治方面经历了二十余代皇帝的改朝换代与更替,在文化方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对外的交流与合作。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传统文化依然是单一的一元文化体系。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与背景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近代建筑的形成与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我国近代建筑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其基本方法以及建筑原则都是融会贯通的。1840年以后,我国开始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近代社会,由此拉开了我国近代建筑的发展进程。期间,我国近代建筑也被动地受到了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影响与推动,具体表现在:一是对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承,二是对西方建筑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可见,这两个方面建筑文化体系的相互作用下,不仅构成了我国近代建筑体系的主要框架,而且也使得了我国近代建筑呈现出中西结合的错综复杂的发展现状。本文认真探讨了在多元文化下我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见证,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思考与探索,以期全面推进我国近代建筑的保护与研究。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式建筑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的近代建筑主要是以模仿或者照搬照抄西方建筑为特征的。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但是各地以及各个时期的发展极不平衡。一般而言,在我国沿海、沿江地区,因为受到新兴轮船运输业的影响,加上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很多城市较早地作为商埠对外开放。因此,这个时期,我国近代建筑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思想及观念的影响,在这些沿海、沿江城市先后出现了一些西式建筑。我国的西式建筑,主要以北京的东交民巷使馆、资政院、大理院等建筑为代表,其设计一般都是由国外的建筑设计机构或建筑设计人员完成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我国大部分内陆地区交通不便,几乎处在同外界隔绝的状态,因而表现为强烈的传统建筑思想与文化。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传统建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的传统建筑主要以模仿古代建筑或者对其进行改造、创新为基本特征的。这一时期,我国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一个方面显示了来自世界近代建筑思想与体系的影响。另一个方面,也显示出了我国现代建筑设计人员面对西方列强入侵而激发的强烈民族思想及意识。在这两个方面的相互碰撞、融合与交叉作用下,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近代建筑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我国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主要是在二十年代建筑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群、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及燕京大学校园建筑等。值得深思的是,我国所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群,其设计都是国外的建筑设计机构或者建筑设计人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我国近代多元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建筑人员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吸收与追求。
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式近代建筑
宁夏民族地区档案是宁夏发展的历史见证,它真实、准确、原始地记录了宁夏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方面的内容,把宁夏独特的回族风情、灿烂的西夏文化元素应用到民族文化旅游中,将促进宁夏旅游业的发展。民族地区档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独具特色,具有多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丰富民族地区文化资源
宁夏是我国回族聚居区,这里三分之一的居民为回族。因此,宁夏少数民族档案特色鲜明。如回族的古尔邦节是牺牲和奉献的意思,回族在节日期间要提供行善和施舍,要将自家宰的牛、羊肉分给穷人和亲友,这样才完成了这个节日宰牲的目的,这是教义规定穆斯林必须具备的善举。不仅起到教育的作用,而且给游客以心灵的震撼。
根据民族地区档案记载,宁夏重塑民族文化景观。如位于宁夏灵武的“中华回乡文化园”和“中国回族博物馆”。整个建筑将伊斯兰文化艺术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有机结合在一起,增加了浓浓的历史文化氛围。它通过文物史料等各种方式,展示了一个民族完整的发展历程,是国内仅有的一座回族文化专题博物馆。博物馆设计独具匠心之处体现在平面布局呈“回”字形,再从“回”字字形上看,是回旋封闭状,无限循环,引申为回族生生不息,回族文化绵延万长之意。中国回族博物馆通过文献整理与探索,在把握大量中国回族与伊斯兰文物古迹信息资料的基础上,找出具有典型意义并具有时代特征、地域特征、民族特征的代表性遗存,发掘其内在的演变规律。按照《回族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伊斯兰文明与人类文明的交往互动》《中国回族的形成与其文化习俗特征》《中国回族在华夏文明史上的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五大主题进行策展。让游客了解中国穆斯林是如何继承伊斯兰文明传统,走和平发展之路。西夏风情园是以西夏档案史料记载为依据,以西夏文化的全景展示为主线,融合文化与旅游,并以西夏古国党项部落作为园区寨堡的原型,园内建筑凝练了西夏建筑的精粹,是旅游观光的绝佳胜境。
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是民族延续与发展的基础。而少数民族地区档案承载着本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是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在民族文化传承中具有重要作用。
(一)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根据档案资料记载回族有长期从事商业活动的历史,拍摄的纪录片《印象宁夏》中《吴忠回商》就介绍了回族善于经商精明能干的特征。而《回族婚礼》则体现了回族婚俗强烈的宗教色彩和地方风情。
(二)鞒蟹俏镏饰幕遗产。近年来,宁夏高校先后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如宁夏大学音乐学院自编《花儿演唱教程》和《花儿十讲》等专业课程特色教材,并聘请自治区内著名的“花儿”传承人走进音乐学院课堂,为学生传授原汁原味的“花儿”。宁夏电视台根据少数民族档案整理播出的大型纪录片《印象宁夏》中《花儿的家乡》由于受宁夏地域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的影响,使宁夏六盘山区的花儿独具特色。既有“花儿”的某些特征,又受当地山歌(如信天游)和小调以及伊斯兰教赞圣诵经音调的影响,形成了“山花儿”独特的音乐特征和鲜明的个性,深受当地群众和游客的喜爱。
三、彰显历史辉煌
宁夏人民在历史上勾画出辉煌的历史,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如宁夏六盘山纪念馆,展示了中的上百件遗物、文物、图片。每年吸引无数的游客到此参观旅游。
回族档案作为回族文化的承载者,记录了回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等方面的重要内容,有助于人们全面、真实了解回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如在回族人民生活中广为流传的关于回族族源的民间传说《回回原来》,讲述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反映了回汉人民团结互助的历史根源以及回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重要地位的历史。为游客了解回族文化奠定了基础。
四、凸现艺术价值
艺术反映的是民族性和地域性,个性越典型,其艺术价值也就越高。宁夏的剪纸、泥塑等极富特色的民俗文化,以活态传承的方式,蕴含在宁夏百姓日常生活中,构起精神文化家园,并以其鲜活的生命力,恰如其分地彰显着丝绸之路上民俗文化深厚底蕴。回族的花儿、口弦、踏脚、回族刺绣等受到人们青睐,其优秀成果已成为非物质文化的精髓得以保护、传承和发展。
西夏档案凝聚了西夏党项民族的智慧,处处体现出西夏人民对美的追求和创造。西夏档案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建筑、雕塑、绘画和篆刻艺术等方面:1.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西夏王陵、西夏古佛塔的构件上。如瓦当是用于建筑物上,将绘画和雕刻艺术融为一体,起到了装饰的作用;摩羯是用于殿宇屋脊上的装饰物,形象奇特,色彩艳丽,党项民族用于消灾免祸,逢凶化吉;伽陵频伽是佛教里会唱歌的神鸟,双手合十于胸前呈祈祷状,翅膀展开,尾巴高翘,艺术美感强烈。2.雕塑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最有特色的是力士支座(又称人像石碑座)。2008年宁夏新修建好的宁夏博物馆就采用这一艺术构思作为建筑装饰,成为宁夏博物馆建筑外观的一个亮点。3.西夏绘画品种丰富,有木版画、版画、壁画、还有绘制在纸、帛、布上的各种卷轴画(包括唐卡)。由于受传统佛画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具有较高水平影响和显著特色。4.篆刻艺术主要用于西夏文字雕刻,西夏文字由于笔画繁复,撇、捺较多,体现出来的篆刻艺术结构工整,遒劲有力,挺拔而美观,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五、具有科学研究价值
宁夏民族档案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包含大量的科学知识。如回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宁夏具有丰富的回族医药档案资源,在对回族医药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多年来在科研人员不懈的努力下,“先后整理出版了《回药本草》《回族医学奥义》《中国回族医药学》《回族方粹》《回族医学简史》等回族医药文献。”对促进宁夏回族医学技术发展、宣传回族医药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西夏时期科技档案如天文档案、历法档案、医药档案、地图档案、印刷技术档案等是西夏科技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夏王朝的珍贵史料,为游客了解宁夏回族文化和西夏文化提供独有的迷人的文化底蕴,体验更多的异域文化。
六、提升经济价值
民族地区档案是发展旅游业的一个重要资源。宁夏根据民族档案内容,围绕生态休闲和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确立了“天高云淡六盘山”品牌形象,把旅游作为“十三五”发展的重中之重,举全力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形成“高原绿岛、圣山、丝路重镇、丹霞奇观、回乡风情”等旅游品牌。去年“十一”黄金周,仅固原市接待游客42万余人次,收入1419.07万元,创历史新高。2015年大型史诗纪录片《神秘的西夏》在央视热播以来,西夏王陵景区游客量较往年大幅上涨,经济效益巨大。西夏文化遗产在经济价值方面另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持续增长性。西夏王陵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座西夏时期的帝王陵,又是国家公布的100项大遗址中宁夏仅有的两处大遗址之一,所以它的价值和挖掘潜力是不可估量的。西夏时期古佛塔、重建的中华回乡文化园和西夏风情园等旅游景点在满足游人视觉享受的同时,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七、利用民族地区档案文化,落实全业融合的新举措
(一)利用民族地区档案文化,促进旅游与特色文化融合。充分挖掘少数民族档案文化资源,在体现宁夏特色和宁夏味道上下功夫,在宁夏历史文物开发利用上下功夫,推动宁夏旅游业的发展。
(二)利用民族地区档案文化,推动旅游与优势产业融合。全力促进旅游与新业态发展,创新旅游精品线路,提升旅游发展水平和综合价值。
(三)利用少数民族档案文化,推动旅游业与新生活方式融合。利用少数民族档案文化,培养发展旅游与教育融合,旅游与休闲的融合,旅游与健康的融合,旅游与新型养生的融合,旅游与互联网等全域旅游的新业态,打造集“食、住、行、游、购、娱”和“环境、科技、文化、休闲、信息”诸多要素为一体的旅游综合体。实现来宁夏考察时明确指出的“塞上江南越来越美,孕育着新希望。希望宁夏在西部大开发中不断闯出新路、创造美好前景”。不断提升宁夏旅游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吸引力。
(本文是宁夏大学2014年校级社科基金项目,课题号SK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