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报告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可持续发展报告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上海原本也是一个以遗体葬为主的城市，公墓的布局也不适应城市的发展。解放初期公墓达110处之多，大小不一，大的有二百多亩，小的仅十来亩，有不少地处中心城区（详见《上海殡葬年鉴》2006年卷）。解放后对公墓进行了整顿，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形成了布局基本合理的公墓格局，现有公墓43家，平均墓地面积在150亩左右。

上海率先实现了100％的火化率（除特许外），与此同时，公墓也实现了从遗体葬到骨灰葬的转变，满足了公众“死有所葬”的基本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公墓业开始导入市场机制，出现了由福利性向经营性的转变。近年来，随着郊区的市政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级公益性墓地大量迁入经营性公墓，使经营性公墓的入葬率达75％左右，形成了以经营性公墓为主的格局。同时，经营性公墓的绿化水平不断提高，平均绿地面积超过40％，绿荫覆盖面积达60％以上。全市43家公墓中，已有18家评为绿化先进单位，已有6家被评为花园单位，成为所在地区的生态建设中的“绿肺”，为上海“园林城市”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葬式的多样化成为生态公墓建设的一个亮点。上海各个公墓都具有节地特征的葬式供公众选择，树葬、花坛葬、室内葬、壁葬等节地葬式已成为常见的节地葬，1平方米以下的小墓穴（双穴）受到欢迎。由遗体葬到骨灰葬，从3平方米墓穴（双穴）向低平方葬式的发展有效地节约了稀缺的土地资源，累计共节约土地6000亩。

上海濒临大海。海葬成为上海殡葬业生态化建设中的一个特点。上海由保存遗体向不保存遗体（保存骨灰）的转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实现了100％遗体火化之后，又向我们提出了骨灰的保存模式问题。十分显然，从生态化的要求来看，不保存骨灰是最为节约土地的一种骨灰处置模式。在上海，不保存骨灰的处置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集中深埋，一种是骨灰撒海。上海市民政局竭力倡导骨灰撒海的不保存骨灰的模式，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并进行公司化运作；使撒海数有逐年增长趋势。截止2006年底，骨灰撒海活动已相继进行了100批次。2006年实行海葬的有1615具，比2005年上升了8.75％，约占当年亡口总数的1.4％。当年节约的土地，按机会成本的理论，以保存期70年计，其经济效益是十分可贵的，为此，我们将坚定不移地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以进一步取得海葬量逐年增长的态势，为上海的生态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人文生态：上海公墓业发展的新目标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建设，既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包括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上海公墓业的发展来说，在绿色生态建设的基础上，向人文生态方向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对于公墓，在公众习俗文化中，仍将其视作为“不祥之地”。公墓的绿色生态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公墓的偏见。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在公墓以及它的周边，存在一个被称之为“负魅场”的空间，有着一种“吓咾咾”的心理感受。

这种感受，源自于传统文化。要从根本上消除“负魅场”，必须从习俗文化上来一个根本的改造，在更深层次上变革民族观念。有学者认为，这种状况，将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将存在。

但是，作为公墓业，则不因此而懈怠，要尽快从“自我做起”。绿色生态建设的加快将对减少“负魅场”有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必须积极推进人文生态建设，以进一步消减公墓的负面影响。

公墓的人文生态建设首先要进行公墓功能的重新定位。按传统的观点，公墓是安葬遗体或遗骨的地方。“死有所葬”是基本人权之一。建设公墓以确保公众死后有安葬的地方，这对确保“死有所葬”的人权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我国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

绿色生态公墓的建设将“死有所葬”提高到新的水平上。人们已经认识到，不仅有一块土地可以确保“入葬”，而且，这块土地处在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美好环境之中。公墓，犹如传说中的“天堂美景”，从而使“死有所葬”提升到了“死优所葬”的层次上。民政部对公墓生态建设的高度重视，进一步表明了，中国人的“死有所葬”正快速地向着“死优所葬”的方向推进。

“死优所葬”是一个不断发展过程，它的发展呈现阶段性的特点。公墓的功能定位由遗体或骨灰的保存转变为绿地、绿肺，是“死优所葬”的第一阶段；由一般的绿地、绿肺向着具有公园功能的方向转变，是“死优所葬”的第二阶段；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第三阶段，就是向“人生文化纪念园”提升。

作为公墓发展第三阶段的“人生文化纪念园”，从功能上来说，不仅具有第一、第二阶段的功能，而且具有保存和传承人生文化的功能。人生文化纪念园将使公墓由“骨灰密集地”蜕变为“人生文化密集地”，从而使公墓的“负魅场”大大地消减，为在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公墓的传统观念创造了有利条件。，公墓，将从人们“躲之不及”之地逐渐转变为胜地、宝地、圣地。公墓的周边也将成为百业发展旺地。

人是社会人、文化人。人的一生有着太多的故事，这是最可宝贵的。人的一生，不仅通过DNA，而且通过人生的文化精华传承给下一代。一个民族是由亿万个个体组成的。如离开了公众的每一个人，民族也就成了空洞的概念。作为者，我们始终记住这样一句名言：“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亿万人民群众理应通过一种形式，将自己用一生的心血的创造的文化历史保存下来。公墓，在保存人的遗体、骨灰的同时，要努力地扩展功能，将保存人生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从而使公墓逐渐演变为人生文化纪念园，这又将进一步使公墓的绿色生态、人文生态融汇于一地，进一步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经济和谐协调一致。

三、扎实工作，努力在公墓建设中把科学发展观落在实处

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公墓建设中，我们要认真贯彻胡总书记的指示，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采取有力措施，扎实工作，努力实现公墓由绿色生态向人文生态的提升，使公墓的生态建设达到新的水平。

一是进一步转变观念，为深化殡葬改革扫清道路。我们认为，人文生态是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在公墓业发展中的人文生态，集中到一点就是“人死后究竟保存什么”的问题。当我们仍停留在“保存遗体”阶段，那末，遗体所占的土地就要几倍、乃至十几倍于“保存骨灰”所占土地；当我们用“保存人生文化”去一步步地取代“保存骨灰”的时候，我们则将会带来更多的土地的节约，从而使绿色生态的建设有了更多的土地基础。

公墓的现有形态具有过渡的特征。绿色生态的建设将使公墓的传统形态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人文生态的建设将在此基础上使公墓的传统特征产生深刻的变革。这一场变革，必须以观念变革为先导，使公众在观念上把注意力由保存骨灰转变到保存人生文化上来，不然的话，公墓业生态建设的高水平发展是十分困难的。

篇2

一、城际之间、城乡之间是一个区域系统

在一个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间充填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人为的分割，虽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却与真实的系统行为运行有很大的背离，既不符合几何原则，也不符合生产原则。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城际关系，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城乡关系，必须如实地看作是一种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具有统一基础的复杂系统。

从地理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应当符合空间充填原理，它们在宏观上是可辨识的，在微观上是随机的，实际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乡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级特点的一组空间充填物，共同构成一个区域综合体，并相应地发挥各自的功能。

从社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社会分布原理，它们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和创造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在获取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上的差异，但最终它们必须服从一个临界阈值，即作为区域内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都至少应当获得作为体面生活标志的最低门槛，满足基本人权所赋予的“机会平等”。

从产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产业升级原理，它们在产业链形成与产业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联系与制约，又有内在的联系与制约。农村作为第一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产品、服务及相应供需支持系统，从区域的整体上是互补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应单以“结果平等”的眼光去对待。

从智力结构看，城际之间和城乡之间符合人口流动原理，乡村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丰厚土壤，不同等级的城市对于人才的吸纳和创造“生态位”的条件差异，表现出宏观可识别的吸附特征。

由以上的阐述，可以发现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区域的整个体系之中，并且始终把农村作为区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对于城市的发展和城乡统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两大转折

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指出，必须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的两大基本转折。

第一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相对平衡的区域内，形成大小不等的点状分布(亦可视为区域增长极)，随之发生了急剧的人口集聚能力、经济密度集聚能力、二三产业集聚能力和资本集聚能力的中心。这一个转折，表现在城市开发度急剧增强，工业化利用土地的规模急剧增强，固定资产投资的集中度急剧增强，科技含量和创新步伐等的急剧增强。这类急剧增强的结果，就在地理区域的空间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级布局的空间充填，使得广大农村与城市之间在财富创造、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方面差距扩大，二元结构系数加大，形成了以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农补工”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已经相当不平衡的区域内，在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很高的态势下，在城市开发度达到中期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状况时，必须及时地将城市化战略转移到以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实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主流之中。这一转折的特点是，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减少贫富差异，推进社会公平，补助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城市对农村的转移财政支付力度，从政策导向、物质扶持、资金倾向、项目带动等对农村实施全方位的反哺。

我国在2003年，已经达到了人均GDPl000美元的水平，工业化水平也已经达到了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已经平均高达1：3．0以上，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都处于较高的数值，因此我国城市化战略进程进入了第二个转折期，即必须把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今后时期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流。

三、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我国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对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城市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国城市化50年的状况，明确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借鉴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中的经验，探索新时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形态的转变以及发展动力的提升，由此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中国城市体系，寻求引领国家财富台阶式增长的制高点，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战略机遇期的总任务和发展总方向的把握，必须回答七个严肃的问题：

（1）如何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

（2）城市发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传统式的单极扩大?

（3）如何改变城乡分离、城际分离、地方保护、恶性竞争的弊病?

（4）如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有效克服二元结构的社会矛盾?

（5）如何消除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如何构建生态城市和绿色人居?

（6）如何扩大城市就业，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

（7）怎样实现以“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以上七大问题的统一解决，只有明确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并通过城市化发展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由原先的单极式城市扩张转变为组团式城市群和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培育，一举克服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高额“发展红利”、降低发展总成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等，才能达到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四、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状况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对全球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都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统计数字表明，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明显加速是一个重大标志，其增长过程与财富积累呈非线形的对应关系。

中国从建国开始的发展战略中就有“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主导思想，加上长期“恐城症”的制约，中国城市化50年的变迁，一直都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2％，低收入国家为30％，而中国城市化率尚未达到40％。至2000年底，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40个百分点。虽然从1949年全国建市67个增长至目前的600多个，但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过于偏小。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缓解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社会公平的二元结构矛盾，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五、中国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为了支撑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这就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约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约1000万—1200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才能满足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要求。在急剧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以下的挑战：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

（2）城市对能源和资源的超常规利用。

（3）加速城市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向右侧移动的良性逆转。

（4）促进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的有机融合与协调发展。

（5）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6）加速克服“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

（8）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决“_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国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从政策到资金，对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是就其整体性解决的目标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离。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中国“三农”问题根本出路的一个要点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而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大量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唯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技能、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才能够最终完成。一旦当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总人口的25％以下时，农村土地的价值才能达到市场化要求的成本阈值，此时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才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农业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的进步，至此，中国“三农”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才能得以彻底解决。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的中国城乡体系，是解决中国“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经济不活、小城市实力不强、小城镇总体不优”的根本战略举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七、中国城市化已经走出四大误区

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健康实施，已经走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下，形成“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范下得到合理的发展，组团式城市群的形成与完善是达到这一要求的正确选择。

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必须考虑到自然基础的差异、地理区位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对于城市格局与结构的影响。应充分认识到城市宏观布局在三维模型中（时间、空间、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必须认识“以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均衡，换取实现社会公平程度的相对均衡”这个基本道理。

误区之四：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必然拉大城乡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贫富差异，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程度。事实上，只要严格把握城市发展两大转折的要点并实施城市补偿农村，工业支持农业，大力推进乡村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上述误区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

八、中国应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会先进生产力体现的平台，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将步入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的GDP总量在1970年达到1万亿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1978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依照国家规划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预计GDP再增加1万亿美元。为什么美国用了10年的时间使得GDP增长了1．7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1．4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它们少增长0．7万亿至0．4万亿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64．5％，而中国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成为激发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载体。

九、中国城市化的高端平台：三大组团式城市群

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空间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

城市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其空间形态的演进，具有明显的特征：

城市的点状表征：0维模式（传统城市中心，强调集聚性，容易产生城市病）。

城市的线状表征：1维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带，强调通达性，腹地相对狭小)。

城市的面状表征：2维模式（城市群，强调网络性，功能相对不对称）。

城市的体状表征：3维模式（组团式城市群，强调等级、有序、互补和立体协调性，最大限度获取“发展红利”）。

而大力培育组团式城市群，既是中国城市化战略进程的跃升，也是中国新一轮财富涌流的高端载体，更是统筹城乡发展，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必然举措。

今后中国必须首先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国家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以寻求资源利用的空间最大“整合交集”为根本出发点，让发展红利得到充分体现。

组团式城市群发展模式的战略突破主要表现为：

（1）避免了城市摊大饼式的单极化扩张。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协调为特征的区域镶嵌体系。

（3）建立了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城际战略联盟。

（4）构筑了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市等级系列集合。

（5）实现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结构在区域中的逻辑充填。

（6）充分协调自然—社会—经济的城乡时空耦合。

（7）体现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文明典范。

用组团式城市群代替单一城市扩张：经济上可以取得台阶式的提升；社会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结构；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文化上便于多样性的充分交融；系统上形成等级有序的效率体系。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与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全国的经济贡献率有着较大差异，表明了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国家GDP的贡献率在目前仍比较偏低。

如果按国家首位城市比较：美国纽约的GDP，占全美国的GDP总量的24％，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87倍。日本东京的GDP，占整个日本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2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0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7倍。英国伦敦的GDP，占整个英国GDP总量的22％，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5．5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9．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10．5倍。法国巴黎的GDP，占整个法国GDP总量的18％，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2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7．9倍。韩国汉城的GDP，占整个韩国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1．9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8倍。

上海的GDP总量是美国纽约GDP总量的1／40。

上海的GDP总量是日本东京GDP总量的1／20。

上海的GDP总量是英国伦敦GDP总量的1／6。

上海的GDP总量是法国巴黎GDP总量的1／4。

上海的GDP总量是中国香港GDP总量的1／3。

上海的GDP总量是韩国汉城GDP总量的1／2。

中国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和贡献偏小的现象，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十、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设计

中国城市化战略设计必须突出“三维分布”制高点：

（1）培育三大组团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长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京津环渤海组团式城市群。

（2）创建七大城市带（线）。

沿长江城市带；

沿京广铁路城市带；

哈长沈大城市带；

济青烟威城市带；

绵德成渝沿线城市带；

长株潭城市带；

海峡西岸城市带。

（3）发展若干中心城市圈（点）。

未来中国城市化战略制高点一旦成熟与完备后，在国土面积只占全国8％的总面积上，将容纳全国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带的平均人口密度），将有全国GDP的80％，将有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将有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这样中国其他广大地区的“发展压力”才会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十一、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是获取“发展红利”的最佳载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整体表现呈现出“点状拉动”的经济增长形态。以4个经济特区为起始，紧接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近5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0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上海浦东、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陕西杨陵等，努力发挥点状突破的带动作用，起到了窗口、辐射和示范作用，成为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引领国民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经济总量提前翻两番，为21世纪整体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必须注入全新的动力源。十分明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红利”的支撑，从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生产关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创新，给经济的快速成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时，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中索取的成熟条件。所谓发展红利是指“一个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间结构、网络结构、产业结构、人力结构和营销结构的趋优调整，区域发展在等级、有序、互补、高效的整合中所获取的额外收益和潜在收益的总和，即区域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事实证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资源配置趋优、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自发”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例如从地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但从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规律告诉我们：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筹划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发展红利，而组团式城市群则是目前得到发展红利的最有效途径。

发展红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类区域优化的综合结果：

（1）区域整合的规模与程度。

（2）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程度。

（3）产业链布局的合理程度。

（4）发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与乡村的协调程度。

（6）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红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约提升GDPI．8个百分点，相当于21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长江三角洲约提升GDP2．2个百分点，相当于29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京津环渤海约提升GDPI．3个百分点，相当于14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发育成熟后，所获，取的发展红利平均约为6400亿元（2001年不变价）。

十二、中国城市化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

城市化必须支付社会成本。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户口和身份的转变，更本质的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与手段的升级。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亿～11亿，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人（2000年不变价格）。在现有城市人口的基础上，未来50年期间中国约增加6亿—7亿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会总成本达到15万亿”16万亿元（相当于1．8万亿—2．0万亿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格）。这个数量是2000年GDP总量的2倍。在未来50年期间，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约为3000亿～3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全年GDP总量的4％左右。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成本的高低，与城市的经济实力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城市经济实力越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财富集聚能力越强，城市发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国城市化步伐，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功能，这是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效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群引发经济社会变革

组团式城市群的构建，既有空间布局上的整体思考，又有产业布局上的合理调配，以达到组团式城市群在结构上与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获取“发展红利”。即从知识互补、人力互补、技术互补、产业互补和设施互补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场壁垒，取得协作效益，分散创新风险，形成良性网络，最终享受发展红利为区域带来的整体效益。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在构建组团式城市群过程中，必须逐步实现三类经济社会的根本转变。

l.促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解决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纳入组团式城市群范围时，土地是作为第一产业（以绿色植物作为初始生产力的存在形态）的载体而存在，其基本属性是作为资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阳光）和劳动力投入，形成了农业的初始生产力。当土地纳入到组团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态和使用价值将会发生根本变化，从原先以生产农作物为主转变为高资本型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

2.促进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培育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城市化进程中一要在数量上将农民转变为市民，二要将农民的素质与积聚财富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将庞大的人口资源迅速转变为更加有效的人力资本，是建设组团式城市群的本质要务。

3.促进民间储蓄向民间银行的转变：逐步走向扩大“内投”的稳健方向

现在我国的民间储蓄已经超过10万亿人民币，与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加上固定资产的占有，民间财富已经达到一个十分可观的地步，如何积极稳妥地将这个庞大的资本释放出来，转变为逐渐制衡外部投资额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进程中扩大生产、解决就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全面纳入市场体系的重要步骤。

十四、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七原则

研究报告拟订了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七原则：

（1）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规模、等级、互补、共生及其在国土空间布局中表达出的有序充填(空间谱)；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结构、功能、协同、进化及其在时间序列识别上表现出的整体协调系统(时间谱)。

（2）在城市系统的内部结构中，各种自然生态因素、技术物理因素、经济增长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各种人文因素等构成了城市综合体的等级性、共轭性、异质性、多样性。

（3）在城市系统的外部结构中，通过城乡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资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特别是通过城乡的物质代谢过程、能量传递过程、信息反馈过程和优化配置过程，去培育区域的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能力。

（4）在系统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既要考虑区域承载力对于城市需求的制约，又要考虑城市发展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力、扩散力、带动力。只有当一个城市向乡村的索取被该城市对乡村的回馈相平衡时，统筹城乡发展的运行才是健康的与合理的。

（5）宏观监控城市发展的“动力表征”、城市内涵的“质量表征”和城市状态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基本依据。上述三种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质量的统一判别，并以此作为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评价基础，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6）国家城市化的数量规模与空间布局应当有一个战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为特征的三大城市区（群）；建立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七大城市带，建立以区域发展中心为特征的几十个城市圈，分别从“面、线、点”的有机组合，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力军，完成中国城市化空间布局的战略目标。上述的城市化战略空间布局，将充分发挥城市集群“发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市场竞争力和生产集约能力高、综合‘成本—收益’指数高、积聚国民财富能力高、能加速实现社会公平等优势。”

（7）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国家城市化战略设计的着力点在于持续培育城市的竞争力，通过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等，积极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经济全球化已成历史潮流，我国加入WTO后，中国城市发展已经纳入世界城市化进程。这就意味着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戏规则，即在更广泛的领域里接受全球化国际竞争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更新观念，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迅速提升城市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切实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整体水平。

十五、关于中国城市样本选择的说明

本报告选择全国一些主要城市作为评价对象（暂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有关城市），其中包括：

（1）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36个）：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在这36个城市中有：直辖市4个，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副省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15个，分别是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级省会城市17个，分别是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郑州、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明、拉萨、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2）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个）：秦皇岛、连云港、烟台、威海、汕头、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2个）：大庆、包头。

（4）特别选择的城市（4个）：唐山、无锡、苏州、温州。

（5）拉萨由于统计数据缺乏暂未列入统计分析范畴。

篇3

5月22日，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戴姆勒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2013》，这是戴姆勒自2011年以来在中国的第三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报告阐述了戴姆勒2013年在华商业运营对中国经济、环境以及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对戴姆勒大中华及其控股公司与参股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付出的努力进行了全面回顾和剖析。

“多年来，我们秉持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与中国本土合作伙伴建立了高度互信、广泛深入的合作关系，”戴姆勒集团董事会专门负责中国市场的成员、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唐仕凯先生表示，“我们不仅通过简单的财务数据，而且通过全面评估对中国大陆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以及在市场的接受程度，来衡量企业成功与否――这是实现企业长期发展的关键所在。”

作为发展报告的一大创新，2013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基于戴姆勒针对客户、供应商、员工、媒体等在华利益相关方开展的一项广泛深入的调查。该调查于2013年11月22日至12月30日之间进行，主要形式包括调查问卷及面对面访谈。调查结果为戴姆勒了解利益相关方对戴姆勒在华可持续发展的看法和期望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问卷调查反馈结果，戴姆勒甄选出35个对公司和利益相关方至关重要的议题，并围绕这些议题进行报告内容的撰写，以确保内容的准确性与相关性。

2013年的报告所涵盖的话题十分广泛，其中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在华销售渠道实现战略重组合并，成立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新的销售公司以打造最佳客户体验为重心；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及2013年正式投产的新发动机工厂在研发、质量标准及环保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戴姆勒在指引未来汽车创新安全技术及高效驾驶技术方面的新理念，以及公司在教育、环保以及文化等方面所开展的一系列项目，进一步加深了与中国市场的关系。

戴姆勒集团始终将可持续发展视为其全球战略的核心准则，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则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有机地融入公司政策及企业日常管理之中。2013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印证了戴姆勒长期致力于在华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和期望。

篇4

坚持可持续发展

BP公司对可持续发展界定了明确含义：更新资产，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持续吸引新的员工；服务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始终保持用户、股东和社区对公司的信任与支持。

负责任的行为是公司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BP认为，公司负责任是公司为社会认可的基础，无论是公司能够控制的经营活动，还是不能控制但有影响力的活动，公司都必须负责任；公司负责任与确保股东回报是内在一致的，只有公司运营满足人类需求，才能为投资者创造利润；公司身为世界的一部分，要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BP要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满足环境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公司和社会的人才成长。

BP价值观

核心理念是正直、诚信经营、尊重他人、追求共赢、服务人类进步；奉献产品和服务以提高人们生活品质；为人们出行、取暖和照明提供便利；坚持尊重人权和保护环境。

品牌价值观:一是业绩为本，全球统一标准，包括财务业绩和非财务业绩，如环境、安全、用户和员工满意度等；二是创新，寻找新机会，实现新突破；三是进取，以亲和、公开的方式广泛听取顾客、社会和社区的建议，持续改进；四是绿色环保，承诺以积极、负责的态度使用资源，大力开发低碳排放能源。

集团价值观原则：一是健康、安全与环保。确保健康与安全，运营对环境负责任，发展不以环境为代价；二是员工和能力，包括员工技能、善待员工、员工期望、包容性、才能与多元化、薪酬；三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互利共赢、社会影响、人权、透明度、政府关系和施加影响；四是业绩，包括守法与道德观、持续改进、内化目标、风险。

特别强调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风险管理在达成BP社会责任目标和落实价值观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BP期望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实现：公司运营对环境负责任，公司发展能够超越利用能源和环境保护的两难选择，公司与社会保持互惠共赢，促进社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推动尊重人权。

BP 2005社会责任报告的基本框架

报告共四章，可划分为五个方面。概述，介绍BP公司的责任观，2005年公司社会责任的主要成就与挑战，能源产业背景以及公司业务和新技术发展概览；公司社会责任实践，具体阐述三方面内容：负责任的公司运营、公司与气候变化、公司与社会发展；公司社会责任业绩指标，包括五年的业绩指标数据和业绩指标数据的解读；报告编制方法和报告采用的国际组织标准，介绍了判定实质性问题的重要性矩阵工具，报告支持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2002）》和国际石油行业的报告编制指南，提供了BP社会责任指标与UNGC、 GRI指标的对比索引；安永事务所对报告的独立审验声明。

BP公司社会责任指标包括五方面：财务与运营，包括实物产量、销售收入、重置成本利润、税款、股息、员工报酬、供应商合同金额、因不合规或不道德行为中止合同数目等；安全与作业标准化；环境，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水排放、废料和环境与安全罚款等；员工，包括员工总数、性别、民族、员工热线案例等；社会捐助。

点评

BP 2005社会责任报告特点鲜明，重点突出。

一是报告取名可持续发展报告（Sustainability Report），明确阐述了BP对可持续的理解，提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对社会负责任，公司致力于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和服务环境可持续发展、员工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二是报告内容既突出行业特点，又充分反映国际组织的社会责任报告标准。BP2005年报告是公司第一次根据国际石油行业环境保护协会/美国石油学会（IPIECA/API）指南编制的报告，采用了能源行业的关键业绩指标。同时报告详细阐述了对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的支持；对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2002）的11条原则的应用（透明度、包含性、清晰性、完整性、相关性、可持续发展、准确性、中立性、可比性、可验证性、时效性）以及与GRI核心指标的对比索引和说明。

三是报告充分反映了BP社会责任实践的重点。在负责任的公司运营中，报告强调了BP社会责任管理体制、机制和程序；利益相关方对话和参与；安全、环境和员工责任等内容。在BP与气候变化中，报告强调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能源，重点介绍了替代能源和可持续交通。在BP与社会发展中，除全面介绍BP对业务所在区域的政府、企业和社区的积极影响以外，还特别强调了教育和利用公司专长服务社会。报告特别指出教育是发展的关键，是BP社会责任框架内的一个核心内容。能源是帮助人们脱贫的重要因素，BP作为能源公司要利用自己的专长，为发展中和新兴国家的低收入人群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