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研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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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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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漫画形式诠释晋江乡土文化的研究》是全国课题《农村学校艺术教育与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相结合、与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的实践与研究》的子课题。在近三年的课题研究期间，本课题组以“人人参与，人人受益”为理念，立足校情、学情、师情实际，注重教育教学实践，力求课题研究实效性。课题组发动全组老师和全校基础年段学生广泛参与，开展务实精细的研究工作。

本课题以教育部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意见》的要求“艺术教育对提高学生审美修养、丰富精神世界、发展形象思维、激发创新意识、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及“充分开发利用地方和社区的艺术教育资源，丰富学校艺术教育内容和形式。鼓励、支持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艺术教育资源”为依据，以“益德漫画，漫画益德”为突破口，落实本校“一核心，二基点，四特生”的管理哲学，探索漫画特色教学与闽南传统文化的交集点，尝试以漫画形式传承和发展晋江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学生学习活动科学化、自主化，培养学生核心人文素养，丰富本校美术学科内涵和德育载体，有力助推本校漫画特色项目更快更好地发展。

马克思说：“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课题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以激励教育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发现教学理论为指导。借助科学研究方法，以学校提出的“高质量，有特色”为工作标准，通过对漫画的绘制技法；漫画的创意方法；晋江乡土文化的内容及核心价值；晋江乡土漫画进社区、进校园的活动方式；乡土美术教材开发和应用等一系列内容研究，依托美术课堂、石鼓动漫社、漫画特色兴趣班等平台进行实际训练，让学生走入乡土、融入社会，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和幽默品质，为学生创建良好的人文素养教育环境，发展学生综合能力，体现课程趣味化、乡土化、生活化等特点。课题研究主要成果如下：

一、理论成果

1.教育理念的提升。本课题研究尝试培养学生运用哲学思维探索乡土文化中核心价值，提高学生艺术技能，开阔文化视野和提升人文品质。

2.教研能力的提升。参与课题研究的教师把课题研究和学校哲学研究课题、学生综合实践活动、美术教学工作有机整合，提高教学和科研能力，实现由集约型教学向科研型教学的转变。

3.综合实践活动整体能力的提升。以课题研究为契机，推动石鼓动漫社、漫画特色兴趣班及多个综合实践活动有序开展，有效激发全体学生的学习热情。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让同学、家人感受家乡传统文化的魅力，使师生均得到艺术体验和能力提升。譬如，有的学生将在课题实验课所学的“核心价值观”闽南四句和晋江歇后语带回家与家人分享，活跃家庭和谐气氛。

二、实践成果

1.出现精品课程。课题组以《美术课程标准》为依据，立足课本，从美术教材中《卡通故事》、《幽默与智慧》等文本中拓展而出，编写教学设计。杨银平老师从《幽默与智慧》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漫画闽南四句》、《漫画晋江歇后语》；张克雄老师从《卡通故事》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闽南童谣漫画》。卢金火老师巧妙地结合学校“五店市寻根”综合实践活动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闽南古厝》。课题组老师坚持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为出发点，以学科哲学为导图，围绕课题研究内容，不断探索课堂教学。

2.形成校本教材。通过课题研究，杨银平老师编写的《漫画创意训练》校本教材富有趣味性和启发借鉴价值，深得同行、学生的喜爱。卢金火老师编写的《五店市寻根》校本教材，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具有较高参考指导价值。

3.促进教学相长。课题组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指导学生乡土漫画创作。完成一批具有晋江乡土文化特征的漫画作品，体现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其中有60多幅漫画作品在本市及全国各级漫画比赛中获奖或发表在《幽默大师》、《儿童漫画》、《晋江经济报》等报刊上，出版漫画成果集《石鼓动漫社》和教师作品集《杨银平漫画集》及校本教材《漫画创意训练》等。2015年6月，本校被福建省漫画研究会授予“福建省漫画教学实验学校”。课题研究不仅提高了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还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培养了一批研究型美术教师，从而促进了师生共同发展，实现了教与学相长。

4.收获教育写作。课题组不仅积累了一定量的图片、视频等材料，在教育写作上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卢金火老师撰写的《乡土漫画教学反思》；张克雄老师撰写的《用漫画图解闽南童谣的教学反思》；杨银平老师撰写的课题研究论文《闽南乡土文化在校园漫画综合实践活动中绽放光彩》等。

5.发挥辐射作用。研究之后，本校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乡土美术教学资源，并开始发挥辐射引领作用，课题组积极搭载当地市政府、文化部门开展的活动。先后将课题实验成果“晋江歇后语漫画”、“闽南四句”等成果深入毓英小学、灵水社区、苏安社区、曾井社区、阳光社区、育德小学、五店市传统街区等社区学校，以漫画形式传播晋江乡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市民带去了一次次鲜活生动的乡土文化体验。2015年11月，福建漫画研究会会刊《海峡漫画》第十期展示本校漫画特色教学成果，起到省内辐射引领作用。

本课题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完善的地方，进一步提高学生漫画质量。完善校本教材，增强实用性，利于教师教学、学生实践学习，提高教与学效率，把课题研究拓展延伸到校本课程研究领域。下阶段以本课题研究为龙头示范作用，推广课题研究成果，进一步研究漫画特色教学与乡土文化、美术课堂的深度结合，使之成为基础美术教育有效的补充，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美术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实验。

参考文献：

[1]杨力.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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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闽南手机游戏美术的概念

手机游戏美工是指手机游戏画面中的美术组成部分，我们在游戏中所能看到的一切画面都属于游戏美工的工作范畴，其中包括了建筑、地形、人物、动物、植物、动画、特效、界面等等的制作。由于游戏美术的工作量庞大和种类繁多，通常游戏公司会对游戏美术部分再进行细分为：原画设定、场景制作、角色制作、动作制作、特效制作、等不同的工作岗位[1]。游戏画面能否长时间吸引游戏玩家的眼球，让玩家爱不释手，手机游戏美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手机游戏美术是一款游戏在制作前期所要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个过程将提供游戏项目所需要的全部美术设计方案，主要包括概念类原画设计，制作类原画设计两种，为后期的游戏美术制作提供标准和依据。随着现在游戏行业的发展，画面越来越接近电影级的画面表现效果。在众多的手机游戏玩家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以貌取“戏”的，根据游戏的画面来选择是否进行体验，游戏美术的重要性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二、闽南手机游戏的构思

任何一款手机游戏在开发制作前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游戏主题，游戏主题的创新与表达在整个手机游戏设计中占重要的地位。游戏中的所有元素都是是围绕游戏的主题展开的，那么手机游戏的设计思路就应该按照所表达的主题来设计[2]。本论文的手机游戏主题思想和设计思路是通过数字绘图软件来绘制经过矢量化的游戏角色、场景、道具在数字无纸中的游戏动作表现，表现不同质量的物体在手绘游戏动作中的运动表现，同时展示用数字绘图软件制作手机游戏美术的优越性。

游戏主题：从小生活在泉州这个闽南文化古都中，受闽南文化的长时期熏陶，一直想为闽南文化宣传做一点贡献，所以利用自己工作职业之便构思了一款真正具有闽南特色的游戏。此次的闽南手机游戏创想的故事背景与情节刚好可以利用与地方特色文化的结合，达到对手机游戏创新的一大亮点，让所有的闽南人玩这一款游戏自豪感会由然而生。也可以借助这款手机游戏把闽南特殊的文化传统发杨光大，为闽南文化宣传上出点力。

三、闽南手机游戏创意设计

1.闽南手机游戏焦点：它是一款具有一定故事性、融合了角色扮演元素的类冒险类游戏。在游戏中，玩家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比较有个性的闽南特色人物（例：惠安女、拍胸舞者等）做为游戏的角色，在游戏中玩家必需不停的对两边出现的变种基因怪进行攻击，才能获得相应的金币，换不同的武器继续攻击。游戏只有一个关卡，怪物会从游戏界面两端源源不断的出现，怪物等级不同，需要用打怪获得的金币购买不同级别的武器才能消灭不同级别的怪物，直到把所有的怪物消灭了游戏就通关了。而该游戏不一样的探险环境以及里面特有的闽南风土人情，给玩家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玩家可以在游戏中一边玩一边了解与欣赏泉州闽南风俗文化，这样也起到了宣传闽南文化的目的。

2.手机游戏手绘风格：根据本游戏的选材特点以及现有制作技术限制，确定了做单纯的二维动画，平面感强，色彩鲜明易于吸引人。在游戏风格还没有完全确定之前，当然得先做一些准备功课那就是游戏素材收集，特别是对泉州闽南文化特色材料的收集，甚至还对拍胸舞的起源发展，舞蹈动作做专门的研究，绘制了不少关于拍胸舞的草图。

3.闽南手机游戏角色设定：在闽南手机游戏当中，游戏的故事背景与剧情对游戏来说显得更为重要，所以我们把角色的设计依赖于游戏的剧情，在设计角色形象之前，先考虑角色的背景故事，再根据故事的特点来确定角色的形象风格。剧情驱动的角色设计要求设计者真正地理解角色，然后将他们形象化[3]。这种角色设计方法能够使角色形象更加有血有肉。参照闽南民俗舞蹈拍胸舞作为游戏角色造型的研究基础，可以把闽南手机游戏角色设计成简单的卡通造型，使玩家置身于一个充满闽南风土人情的游戏世界中，这样让玩家在边玩的时候还可以顺便熟识闽南文化，对于闽南文化的推广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手机游戏的故事情节跟风格已经确定下来，那就可以着手对手机游戏的角色进行设计。

4.游戏场景设定：游戏的场景是指运行在游戏中的主控角色可以到达的场地[4]。在游戏中，主角置身其中的场景、以及场景内一切除游戏元素之外的物品，构成了游戏的场景。游戏的场景制作，根据对游戏故事情节的定位，游戏场景设计应该也是具有闽南特色的。闽南有什么特色可以做场景，闽南地带文化历史悠久，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古建筑物，所以游戏的场景就先以闽南（泉州）古建筑特为背景绘制。

四、闽南手机游戏相关动画制作

在传统手绘动画中，角色的连贯动作需要使用大量的动画定位纸来进行手工绘制，在这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纸张成本投入，绘画工作量巨大与图像的检查和修改的条件限制决定着这样的工作方式的逐渐淘汰。当然依然喜欢传统手绘制作动画方式的动画设计师，还是会使用动画定位纸来绘制动画。而对于接触过电脑的新生代大学生来说，大家更热衷于直接用软件绘制动画，如今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动画制作软件有Flash，闽南手机游戏动画当然也是直接用软件绘制动画。

五、小结

如今手机游戏已经向有故事情节方向发展，游戏大都是来自一个童话故事或者电影电视改编过来的，很少有那种具体体现一个地方文化特色的游戏出现。都知道闽南很有特色，也知道一些有关闽南的游戏比如闽南人喜欢斗地主，例如斗地主也只是在游戏当中添加了闽南语进去。这样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泉州被评为东亚文化之都，很多媒体看好这点，都拿这个当点子对各自的产品进行包装宣传，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制作或宣传闽南文化的环节。把手机游戏制作的故事情节设定在闽南文化特色这个大背景下，再对手机游戏的制作与设计过程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具体的手绘案例直观的向读者初步了介绍了闽南手机游戏中文化元素的制作与创意方法，主要是通过游戏美术设定一方面来推广闽南手机游戏产业。当然这个手机游戏创意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在以后的实施与创作过程中能不断的对闽南手机游戏进行改善与提高。

参考文献

[1] 庞镇.论游戏美术岗位的技术特点――兼论游戏美术在教学中的重要性[J].青年文学家.2012年15期.

[2]豆丁网..游戏策划培训笔记之设定游戏故事[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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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评析

（一）理论建构严密，层层递进

如果把论文比喻成人的躯干，那么理论建构就是躯干的骨骼，它决定着整个作品的走向。本书首先从第一章闽台两岸歌仔戏的音乐历史开始阐述，逐层深入至歌仔戏音乐的源流问题研究。有关戏曲音乐源流问题研究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议题，就好像安徽的黄梅戏，至今还存在着起源安徽安庆还是湖北黄梅的争论，有些专家学者在源流问题上是至死不渝。那么，如何才能准确判断一个剧种的“源”与“流”，最重要的就是让“音乐来说话”。所谓音乐，对于戏曲艺术来说就是“唱”腔，戏曲中的“唱”是一种常见的最突出的艺术表现手段，中国众多戏曲剧种正因为唱腔之不同，所以能够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这些风格特色迥异的戏曲艺术大都是在当地民众的思路、表情、风格，尤其是地方语言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而各地地方戏曲剧种的舞台语言，毫无例外的都是以当地的地方语言为标准的，我们在考察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不难发现，传统生活方式和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不仅密切联系，而且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民间生活方式的直接转述，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的积淀。作者通过对大量田野调查获得的音响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记录、整理和归类，对音乐唱腔的本体从中国传统音乐曲式结构视角进行分析，“对歌仔戏的旋律音调类别进行归纳总结，并认为这是对歌仔戏音乐进行溯流探源的重要方法。”（173页）任何一种戏曲艺术创腔发展最终要落实到音乐的舞台表演上，因此接下来作者对歌仔戏的音乐创作与表演进行了相关的文化解析，认为戏曲无论如何变化发展，如果没有观众就失去了戏曲存在的意义。著者层层递进，逐层解析，把闽台歌仔戏音乐的源流发展最终归结到历史变迁中的音乐本体变化，确立“闽调台化”这一基础立论。整个著作的理论体系逻辑严密，层层相扣，浑然一体。

（二）“融入”与“跳出”的研究方法

无论是民歌研究还是戏曲研究，采用什么样的视角（立场）都有意义，关键在于所持的视角（立场）的自觉，自觉了也就客观了。①而作者正是秉承了这样一种观点在“融入”和“跳出”之间不断地转换，力求资料、评述客观真实，去伪存真。作者在后记中曾经这样说道：“我是听着、看着歌仔戏长大的。”尽管这只是童年里的一个成长片段，但是优美的唱腔早已深深刻在作者的脑海，而艺术上的互通有无对于局内人有时候会产生习以为常之感。当局内人成为研究者时，如何在歌仔戏音乐源流问题上，不带有任何乡土的情感偏见，以局外人的角度审视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就一定要以“局外人”的身份跳出，真实、客观地对已有文献资料以及自身田野调查所得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的辨析并且善于采用，尽可能地避免自身文化环境的左右。因此作者并没有以一个得天独厚的局内人而自居，而是更加深入地到闽南地区进行调研，采访了大量与这方面息息相关的研究学者、歌仔戏民间艺人以及专业演员。对歌仔戏的音像、图、文、谱等资料进行收集。此外作者还利用每年两岸举办歌仔戏交流研讨和观演活动的机会，走访台湾歌仔戏民间戏班及专业团体，收集有关资料，感受、调查歌仔戏流行地的民风民情。作者双视角观点的正确运用，使得该著作的研究论证令人信服，深入人心。

（三）坚持文化脉络中的戏曲音乐研究

音乐是一种文化体现，坚持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既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重要表现，也是作者作为一位民族音乐学者的学术态度。而《闽》著作者也深知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并不只是音乐本身，她在著作开篇这样写道：“歌仔戏音乐的历史，是一部海峡两岸民间音乐交流、融合的历史。”但是在闽台歌仔戏研究中要涉及到大量的音乐形态分析，如何分析音乐形态与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紧密地交织起来的文化进行讨论变得尤为重要。以书中第二章第一节为例，该节主要讨论的是“锦歌七字调如何由民歌形式演变成戏曲音乐的歌仔戏七字调的。”书中在对各个音乐演变时期音乐的形态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关注音乐在区域时空转换中受到多种多样的文化现象影响，包括语言、周边优秀音乐剧种、以及社会大环境等。在该篇章，可以看到作者在论述之时借鉴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如陈进传等著的《宜兰本地歌仔陈旺枞生命纪实》、台湾传统艺术中心筹备处编《听到台湾历史的声音》等，《闽》著中历史文献与本体分析，二者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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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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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静芳教授对《〈瑜伽焰口施食〉仪轨中，咒语、真言的结构布局、表现形式及音乐艺术特征》做了深入的研究，并从中归纳出印度梵文咒语、真言被华化、民俗化的若干特点。针对佛教音乐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继承的焦点问题，台湾学者赵琴《梵呗与佛教音乐概念及实践的演变――兼论商业经营策略在佛教音乐活动中的渗透》、大陆学者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的继承与保护》、陈天国与苏妙筝《佛乐搬上舞台几个有关的问题》以及韩国学者金宝姬《韩国现代佛教音乐〈赞佛歌〉》、尹昭喜《台湾和韩国梵呗的传承状况》等文章提出了新的见解。赵琴博士从一个民族音乐学者与音乐传播工作者的角度，探究了因社会文化变迁，当代台湾佛教音乐概念与实践的演变。她以《大宝法王在菩提迦耶》获2005年第16届“金曲奖”“最佳宗教音乐专辑奖”、“最佳演唱人奖”为例，指出真正有修养的高僧所吟颂出的梵腔及其所达到的宗教情操和心灵境界才是真正的佛乐精华。

中国佛教音乐的历史研究及现状考察方面，我们通过项阳、景蔚岗两位学者对音声供养与佛教笙管乐历史流变的梳理与研究，发现了很多目前佛教音乐考察中存在的问题。项阳《关于音声供养和音声法事》对现存的佛曲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佛教扩大了音声法事的范围，僧尼开始既在音声佛事、也在音声供养中奏乐，这正是乐僧群体得以形成的关键，并彻底改变了僧尼不得动乐的戒律。历史上曾经是音声供养和音声佛事分立，在发展的进程之中得到了合流，从而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佛教音乐文化的性质和意义提供了重要信息。景蔚岗《中国佛教笙管乐源流考索》结合诸多实际情况，对尚存在中国境内的佛教笙管乐迄今至少1500多年的流变历程进行了考索。认为从乐器数量、音色、音量、演奏技法的表现力等多方面的综合情况看，笙管乐器是古今佛教乐队中应律乐器的中坚。这是佛教音乐1500多年几经流变衰微，其他乐器相继失落，唯有笙管乐器贯通古今、得到保留的内在原因。

关于藏传佛教考察方面的文章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多杰仁宗《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宗教乐器符号乐谱及功能》、格桑曲杰《独具特色的佛教旋律乐器甲林和铜钦》、郝毅《中国藏传佛教拉卜楞寺道得儿音乐研究》、桑德诺瓦（和云峰）《论云南喇嘛教的区域流布及音乐传承》、包达尔汗《“莱青”辨释――藏传音乐文化的蒙古化现象探析》、满当烈《青海藏传佛教羌姆调查之一：格鲁派羌姆的地域文化特征》、嘉雍群培《“死亡的艺术”》分别对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研讨会上，对个案与寺院调查的文章占有相当比例，如大陆学者吴学源《云南剑谷俗佛教（阿吒力）音乐调查》、杨久盛《辽宁千山佛乐概说》、傅利民《江西禅宗祖庭宝峰寺佛乐文化考察》、潘国强《大相国寺佛教音乐》等，共15篇。另外，本次会议还开启了对佛教音乐美学思想的探索，拓宽了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的视野。苗建华《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初探》认为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具有视因缘生法，肯定无声之乐，提倡音乐宣教、度人、修身之功，肯定平和、中和的音乐审美准则等特征。有关佛、道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主要有吕锤宽教授的《论佛教焰口仪式与道教朝科咒的音乐》与杨民康的《佛道音乐文化的跨民族传播一瞥――海南道公祭祀音乐中的“目连救母”因素探析》。袁瑾的《水陆法会中的偈》与乔晴的《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遗址中乐舞壁画的研究》两篇文章亦不失其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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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4）05-0061-04

1 前言

厦门近代嘉庚建筑，是一种带有文化交融意义的建筑类型。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时期，其建筑砖石立面，以立面材质的特异性，砖石技艺的传承性，立面风格的延续性，在近代中西文化融合发展的趋势下，基于自身地域特点，不断进行建筑探索与创新，最终形成特有的嘉庚建筑风格，为闽南地域建筑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根据现存嘉庚建筑建造时间，将其分为前期探索（1913-1927年）、后期发展（1950-1962年）两个时期，从建筑主体墙身、洞口形式以及壁柱栏杆等部位，分析嘉庚建筑立面砖石组合特征。

2 闽南传统砖石技艺特色

砌筑是砖石在建筑建造过程最为重要的逻辑，砖石材料必须由不同砌筑方式砌筑在一起，而这一过程就是建筑师设计建筑，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核心。闽南的砖石砌筑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时间的积淀造就了驰名中外的洛阳石桥、崇武石城墙以及众多红砖厝、砖石结构建筑和雕刻技艺，形成了闽南文化的一块块活化石。闽南特异的地理条件、精湛的砌筑技艺以及传统技艺的传承方式共同影响了我国传统建筑中独具特色的闽南建筑技艺。

2.1 建筑材料的地域性。建筑材料的选择与地理、气候、环境等的诸多因素的联系密不可分。它是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同时，亦受社会文化、经济条件和营造技术的制约。传统建筑建造时，尤为注重节约建造成本，使用建筑材料常常会考虑就地取材。

闽南地区土壤类型多样，分布广泛，由黄壤、红壤、砖红壤构成的系列土壤是烧制红砖的优质原材料；同时闽南地区花岗岩蕴藏量也是极其丰富，位居全国前列。在木料资源缺乏的条件下，就地可取的砖石材料自然成为了闽南地区建造的优先选择的建筑材料。其地域性的自然选择使得胭脂红砖与白色花岗岩砌筑的墙体逐渐成为传统建筑的外墙形式，并在闽南地区形成了特殊的建筑风貌（图1、图2）。

2.2 砖石材料的砌筑工艺。

墙面绚丽的效果，离不开闽南传统的砖石技艺。传统建筑石材，常常是根据建筑不同的部位而采用不同的加工工艺，通常石材的加工需经过“打荒、四线直、凿、崩、磨、雕”等多道工序，才能够使得建筑石材表现得独具特色，不拘一格；同样，传统建筑红砖则以，“实砌、空砌、砖雕、出砖入石”等多样的砌筑形式装点得红色墙面繁华细腻。

砖材、石材技艺的共同发展、相互促进，最终使得闽南传统建筑外墙面采用红砖与花岗岩搭配砌筑使用。砌筑效果具有整体形式美感和丰富的变化，使得原本单调的石墙面或砖墙面变得丰富多彩。其中，砖石墙面影响最为广泛的，当为闽南传统建筑中“下落壁”的墙面做法，即墙身自下而上采用花岗岩墙裙、红砖砌筑墙身，泥塑装饰檐口的做法。此种砌筑形成的立面，可以说在闽南地区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并影响了后期嘉庚建筑立面。

红色胭脂砖与灰白色花岗岩的质地加上檐口泥塑多变的色彩，呈现出墙面不同材料间的和谐对比效果，加上规则的砖缝与石头问的“点、线、面”的对比以及镂花窗的点缀配合，使墙面恰似一副动人、古雅的雕塑作品。另外，在墙身以红砖拼砌的花样墙面也极大的丰富了单调的墙面。如梅花封墙砖、万字花砖墙、龟背砖花墙、古钱花砖墙、葫芦花砖墙、拼花砖墙等（图3）。

2.3 砖石技艺特殊的传承性。

早在宋元时期，砖石建筑就在闽南地区显现出其材料的优势，造就了大量砖石砌筑建筑，并对砖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通过家族同宗同业组织的承袭发展模式，晚辈在长期的熏陶感染下，技艺不断的精进；或经过专门的拜师学艺，师傅的口传心授，并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方能有做工精湛、意味深长的作品传世。这种“子承父业”、“师徒传承”的传统谋生方式，汇集了一批，培养了又一批的能工巧匠，并长久持续的影响着闽南传统砖石技艺。

3 嘉庚建筑砖石组合前期探索（1913-1927年）

前期探索阶段的嘉庚建筑，许多建筑材料均从国外进口，如当时称为的“洋灰”、“补强钢筋”、以及相应的建筑五金等。这个时期的建筑整体看多为直接模仿或者照搬南洋殖民地风格。在建筑风格探索的过程中，采用的西式墙身，闽南传统“三川脊”等屋顶相结合的建筑形式。立面墙身为实墙式或实墙与外廊结合，立面整体效果较单调，略显生硬。

其中，集美学村中嘉庚建筑立面以西式实墙墙身为主，墙身材料单一，砌筑形式简单。采用本地传统的胭脂红砖或白色花岗岩，清水砌筑，或是红砖砌筑搭配浅色涂料。墙身立面追求材料的统一，胭脂红砖全顺式清水砌筑或许白色花岗岩顺丁相间式清水砌筑。壁柱与洞口廊柱与墙身同一材料，一致立面色调；简单的西式柱，以红砖或白石砌筑，或者采用浅色涂料饰面或者以石膏塑出线脚。洞口拱券多位于建筑顶层外廊，为丰富装饰效果，砖砌拱券在原来花岗岩心石的外观基础上，采用红砖、白石交错砌筑，丰富拱券外观。如，尚忠楼，芙蓉楼群各楼顶层外廊拱券以此法砌筑（图4、图5）。

相比较稍晚几年筹建的厦门大学建筑，集美学村嘉庚建筑的石材用料大多从外地运未，费用较高。此时期厦门大学嘉庚建筑则是遵循传统建造理念，就地开采厦门大学周边的五老峰、蜂巢上等处盛产的石材，建筑所需建筑。其间建造建筑墙身，多为实墙与外廊结合，均以石材顺丁相间式清水砌筑。而石材表面加工工艺多样，有自然面、粗凿面、荔枝面等运用于建筑立面的不同部位。石材砌筑上下皮顺丁对位工整，砌筑形式统一；建筑屋体基本不做线脚，仅在重要建筑的特殊部位，做出线脚突出装饰性及彰显某建筑在建筑群中的特殊地位。

以群贤楼群为例（图6、图7），楼群坐北朝南五栋建筑呈“一”字形排开的砖、石、木混合结构。墙身立面材料均为采自本地的白色花岗岩。立面整体简洁，没有太多变化。建筑群依据“一主四从”，再因建筑立面构图的需要，以群贤楼为中心向两侧墙身立面工艺略有不同。囊莹楼、映雪楼位于群贤楼两侧末端，墙身立面为一整体的实墙式，见不到墙身转角壁柱，也看不到墙身分层线脚，洞口也不砌筑拱券。到靠近中心主楼的集美楼与同安楼，墙身为实墙与外廊结合，以石材密缝砌筑台基，并有突出墙身转角壁柱，局部墙身出现檐口线脚。所处的楼群中心位置的群贤楼，石材规格略大于两侧从属建筑，在立面构图上明显的墙身分段，添加了转角壁柱及檐口线脚（表1）。中间门楼立面，采用表面经过精致打磨的石材，以密缝砌筑西式墙身，外廊砌筑半圆式拱券，更有辉绿岩点缀砌筑门洞、窗洞口，建筑整体更显端庄大气。

4 嘉庚建筑砖石组合后期发展（1950-1962年）

解放以后，陈嘉庚变卖在新加坡余产未继续维持两校的建设，在有限的经济能力情况下，建筑材料都尽可能就地取材以节约成本。与早期嘉庚建筑相比，本地建筑材料，石材与红砖被广泛应用到两校建筑中，此时期两种建筑材料相互组合砌筑成为外墙饰面的主角，并运用传统砖石技艺，丰富立面效果。这种沿用闽南传统砖石砌筑技艺的嘉庚建筑也就成为其成熟的标志之一。

此阶段，建造嘉庚建筑墙身主要为实墙与外廊结合，以花岗岩砌筑的墙身石材沿用前期工艺做法，且更为讲究。石材顺丁相间式砌筑，在建筑中立面墙身各部位使用石材的规格得到统一。建筑侧立面及背立面等非直接观赏面使用的石材表面以简易加工为主，可能考虑节省施工工期与建造成本，石材表面加工呈粗凿面，砌筑上下对位不再整齐。

花岗岩石材除了作为墙身，还运用于廊柱、横梁等建筑主体部分，采用闽南传统民居中自石青石搭配的方法，点缀墙面，形成嘉庚建筑白色墙身的主色调。或是以红砖为墙身主要砌筑材料，运用传统的墙身砌筑做法，加入马赛克等现代建筑材料的使用与红砖拼砌出各式精美图案。而少量青石单独作为建筑立面点缀、衬色，往往被加工成窗套、线脚等与白石墙身相结合。

嘉庚建筑发展后期，红砖与石材使用的比例发生变化，而趋于相当。并逐渐形成以白石与红砖（或白石、青石与红砖结合）交错密缝砌筑的方法，常用在建筑的转角壁柱部位，被称为“彩角”，廊柱等也采用这种装饰做法，比早期用纯白石、红砖嘉庚建筑更显得绚丽多彩。不同的是，此时期本土工匠们结合传统工艺创造出多种石材、砖材砌筑方法，根据不同建筑类型和装饰部位，采用青白石红砖相间、方包石与规整石并用，或是红砖组砌，丰富了石砌立面形式。

红砖在嘉庚建筑除了以传统“胭脂砖”密缝砌筑墙身、与白石组合成“彩角”外，还在外廊后墙面上延续了和传统民宅中“红砖封壁”的做法，用釉面红砖组砌或砖片镶嵌成海棠花堵、万字堵等，还有人字体、工字体等各种拼砖装饰图案，组砌成窗套用于墙面的情况更为常用。例如，芙蓉第一至第三和道南楼、延平楼等都采用传统的红砖砌筑方式（图8、图9、图10）。

5 嘉庚建筑立面砖石组合特征

嘉庚建筑立面砖石组合作为中西文化与技艺相互交融、碰撞的产物，其丰富的砖石表面加IT艺，精湛的砌筑形式，多样的砌筑组合所反映多样的特点。

5.1 墙身在前期的嘉庚建筑中，采用的材料比较单一，主要以石材为主或以红砖为主或是红砖搭配浅色涂料使用。建筑正立面清水外墙，石材以顺丁相间式宽灰缝砌筑；以胭脂红砖全顺式密缝砌筑，做工细致考究，灰缝线条疏密有序。后期的嘉庚建筑，墙身使用砖石的比例相当，墙身材料由单一转变为红砖、白石等多种建筑材料配合使用，但红砖在此阶段，为表现地域特色在建筑中的砌筑形式就更为突出。典型的传统运用为，闽南民居中镜面墙等墙身做法得到融合运用。

5.2 墙身壁柱在前期的嘉庚建筑中，无论是厦大嘉庚建筑还是集美学村嘉庚建筑，均是以与墙身一致的砌筑材料为衡量，壁柱形式或平素或是凸出墙身，形成统一立面的色调；或是模仿、照搬外来西式建筑壁柱。后期嘉庚建筑壁柱，白色花岗岩与红色胭脂砖犬牙交错砌筑得到充分使用，壁柱中出现了红砖拼砌，屋体立面壁柱的装饰性也进一步丰富，传统元素大量运用于其中。甚至转角壁柱处开始用绿色青石、白色花岗岩和胭脂红砖拼砌成平面图案感极强、色彩鲜艳的装饰（表2）。

5.3 洞口砌筑形式在嘉庚建筑的建造前期没有强调其装饰性，而是运用与墙身一致砖、石材料砌筑，或者以红砖混水砌筑或者加以浅色涂料，粉饰立面，使得洞口看去，显得硬朗而挺拔。建筑外廊以石材密缝砌筑，同时外廊洞口以石材砌筑半圆拱券，窗洞口不做窗套。后期嘉庚建筑洞口中青石的使用得到普遍的应用。同时为突出建筑立面的窗洞口效果，嘉庚建筑立面或者不做窗套，使建筑立面统一。或者采用与墙身不同的材料砌筑窗套，一是，以青石砌筑做出西式样式的窗套；二是，以胭脂红砖清水砌筑窗套，并运用红砖组砌拼搭出传统万字锦、寿字锦等吉祥图案窗楣。整个建筑外观朴素大方、粗中有细、风格独特（图11、图12）。

此阶段，嘉庚建筑中白色花岗岩与红色胭脂砖犬牙交错砌筑廊柱的组合形式得到充分的发展。方包石、规整石等的组合砌筑更为娴熟，更有绿色青石、白色花岗岩和胭脂红砖等多种材料拼砌成平面图案感极强、色彩鲜艳的装饰性廊柱。其中廊柱中的柱头、柱础开始采用青石砌筑点缀，柱头呈覆莲状，柱身呈几何图案的排列，柱身整体由白石、红砖及青石多种材料组合而成，装饰效果极好。

6 结语

从厦门嘉庚建筑对保存和发展建筑地域性探索与发展，可以清晰看到近代嘉庚建筑砖石组合在当前仍然具有借鉴与挖掘价值。保留砖石建筑特色、体现地域文化内涵，结合时代要求，使地域建筑即能吸收世界多元文化的营养，又能大力恢复、发展、创造并保护本土文化的活力与特色。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地域性建筑的探索必须超越建筑形式层面的传统符号的运用，在群体布局、空间氛围和整体风格上达到对传统文化气质的体现。

参考文献：

[1]陈志宏.闽南近代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234.

[2]赖世贤，郑志.闽南红砖传统砌筑工艺及其启示[J].华中建筑，2007（2）：154-157.

[3]余阳.厦门近代建筑之“嘉庚风格”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华侨大学，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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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引言

泉州是中国首批公布的24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古以来，泉州就是闽南最繁盛的地区，曾有“海滨邹鲁”之雅称。漫步泉州，随处可见的皇 宫殿阁式建筑—官式大厝，作为璀璨历史文化的回声，泉州古建筑既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建筑理念和风格，又融汇了多种宗教和外域文化，直到今日，仍然以独特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

对于所有传统民居来说它们的的特征在建筑上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 平面布局和环境特征。它是社会制度、家庭组织、习俗信仰和生产生活方式在民居中的体现。2) 结构和外形特征。它反映了气候、地理和材料、构造技术等对建筑的影响。3) 装饰装修和细部特征。它是文化、习俗和审美意识在民居建筑内部和外观艺术上的表现。[1]

以下将从这三方面来阐释福建泉州的传统民居建筑特色以及成因。

2背景

泉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处于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交汇点上。宋、元时期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千年来随着往来的商旅和行客各种思想文化在此碰撞，交流，融合与传播。在当地民居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形成了自己的强烈个性——红砖白石、飞檐翘然、色彩艳丽、装饰精美、中西合璧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多元化为特征的建筑风格。

3建筑平面格局与成因（图1）

官式大厝又称为“皇宫起”， 在泉州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闽王王审知因皇后黄惠姑，家乡滨海风烈，因此特意恩赐黄皇后“汝母厝皇宫起”。由于在泉州话中，“你母”和“你府”的发音是相同的，于是整个泉州府，特别是达官、豪绅和富商等，便仿效王府的样子造起了房子。

所以说它的平面在文化内涵上，吸收了中原文化帝王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想，沿中轴左右对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以及传统文化相适应的封闭式主次尊卑尚礼氛围。[2]

官式大厝的建筑格局可以用“护厝式”来概括。以主厝为核心，在主厝一侧或者两侧向外扩张出一个带小天井的护厝进而围合出一个“院落单元”。一般间数以“三间张”，“五间张”为主。向纵、横或纵横结合发展起来的，此类民居布局大多由下落、顶落、榉头、后落、护厝、深井、埕等数个建筑单体及外部空间组成合院式建筑。

官式大厝的布局，具有按中轴线对称排列，多层次进深、前后左右有机衔接等特点。主厝居中，两侧护厝护之，充分反映了主厝与护厝之间的从属关系。它的主要特征是：前埕后厝，坐北朝南，其间数取奇数，一般作三开间或五开间，有的加双护厝，进深有一进(一落)、二进（二落）、三进（三落）、乃至四进、五进大门左右各有一间下房，合称下落。下落之后为天井，天井两旁各有一间厢房（或称崎头）。过了天井就是主屋正厝，中间是厅堂和后轩，它的左右各有前后房四间（俗称大房、后房），是住室和起居间，合称上落。[3]间也有讲究，兄弟分家时，以东大房为尊，其余类推。光厅暗房是泉州传统民居的特点。厅堂是祭祀祖先、神明和接待客人的地方，面向天井，宽敞明亮。而卧室房门悬挂布帘或竹帘，房顶天窗很小，房内幽暗。有的大厝前面加门庭（俗称大埕），东西两侧和后轩外面加护厝，有单护厝、双护厝、环护厝之分，作卧室或杂物储藏间用，并且在门庭四周筑起围墙，成为一个封闭型规整独立的建筑群。为了避免外人窥视院内活动，大门只有逢大事时才开启，入门处正中又置有木板壁或屏风，平时都由两侧边门进出。

官式大厝建筑形制（图1）

4结构外形特征

建筑的外部材料以红砖、白石为多，内部材料以木构架为主，建筑中精巧的雕刻，丰富生动的屋面形式，墙体砌筑形式等也很有特色。本地所特有的橘红色贴面砖和层面瓦，使建筑呈现了统一的暖色调，色感异常强烈，形成最具特色的红砖文化区

虽然官式大厝在平面布局上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具有宗法等级的院落布局，墙面的红砖拼贴和镶嵌等建筑风格，却又与其地处沿海的开放性有关。它们与欧洲起源于古罗马的红砖建筑和西亚阿拉伯建筑装饰处理十分类似，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其特征是"红砖白石双拨器，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皇宫石”。

4.1红砖材料

印象中的中国古代民居都是一片青砖灰瓦，如同静默的黑白世界，而泉州人创造的红砖大厝为中国传统民居的水墨意境添加了一笔亮色。

成因：说法1：泉州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港口城市，对外交流频繁。众多闽南人与菲律宾有商业往来，甚至远赴菲律宾，而当时西班牙人侵占了菲律宾，在菲律宾留下了大量使用石材和红砖红瓦的建筑，给闽南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遂回乡仿建

说法2：红砖采用敞口窑烧制，砖培和氧气充分接触后就会呈现红色。由于泉州一带土壤中的三氧化铁含量高，所以烧制出来的红砖更为纯正，更为鲜艳。当地人们就采用这种带有吉祥喜气的红砖来建造自己的房屋，以达到人们所祈求的平安，幸福。

4.2“出砖入石”的砌筑方法

“出砖入石”是闽南红砖区建筑中一种十分独特的砌墙方式。相传，明末闽南地区发生大地震，将兴盛的泉州府夷为一片平地，震后重建时，老百姓就地取材，利用坍塌破碎的砖、石、瓦、砾来构筑墙体，并由此传承下来。砖与石两种不同材料混砌，石为竖砌，砖为横砌。事实上红砖多近桔，石白而带灰，这些红砖包裹着白石的独特墙体，色彩对比明快和谐。用这种方法砌成的墙不仅坚固防盗、冬暖夏凉，而且古朴美观。

5装饰装修和细部特征

5.1燕尾脊

燕尾脊是屋顶正脊做成曲线的形状，两端往上翘起，形成美丽的燕尾状，使厝顶形象夸张而生动别致，正是这种“双燕归脊”的设计，让“古大厝”利用屋顶形式和屋脊变化丰富了建筑的天际轮廓线，灰塑雀鸟的屋脊装饰也有如真鸟栖息，十分生动有趣，呈现出汉家建筑的装饰特征。其“斯翼如飞”的形象引人无限遐想，被专家学者们誉为“翘脊文化”。

5.2灯号

在很多建筑上可以看到“忠孝传芳”“渤海传芳”“颍川衍派”等镌刻文字，这便是闽南建筑上特有的文化产物——灯号。灯号为匾额中的一种内容：灯为传宗接代，血统繁衍，号为记号，是泉州特有的文化产物。一般安置在民居建筑正大门的门楣上方，镌刻这主人的姓氏所属郡都。而这种习俗的来源是古人会将自家府第大门挂写姓氏、大灯笼，红白喜事也有举姓氏灯的习俗，而闽南人正是把这种习俗安置在住宅上方，便称之为“灯号”。

5.3大门

“皇宫起”民居的大门都装饰得华丽精美，用各种形式及图案装饰正门的两边。常见的有砖雕，青石雕，泥雕，影雕，彩雕。雕镂的常是花卉，山水，动物，人物，书法等传统图案。不同的图案常常被赋予不同的含义，例如：图案上有喜鹊，梅花鹿，蜂窝，猴子组成，就喻为“喜禄封侯”。

5.4筒瓦

筒瓦是中间凸起呈半拱形的瓦片。这种富丽堂皇的瓦片在旧时只能出现在宫殿和寺庙建筑上，当地人模仿闽王府建造官式大厝，体现富贵奢华。

泉州石雕技术有悠久历史传统。泉州盛产花岗岩，有南安石砻“砻白石”，惠安青斗石“辉绿石”，砻白石历史最悠久，最为著名，被称之为“泉州白”。泉州古建筑石雕工艺技法多采用线雕、浮雕、透雕、镂空雕等几种，工匠们以精湛的工艺、流畅的线条、别出心裁的勾勒意境，充分体现当地建筑艺术的巧、类、秀、雅的风格木雕工艺是我国古代建筑长期运用的一种装饰手法。泉州传统建筑的木雕喜用樟木，一是不易开裂，且木纹细密容易雕刻。木雕花饰多以团鹤、虎、蝙蝠、云龙、万字锦、卷草、荷花，人物等吉祥图案为主，极其丰富。砖雕工艺精湛，题材广泛，造型生动，栩栩如生，体现闽南雕刻工艺的高超。

5.6墙饰

闽南墙饰细部形象方面有楼台人物、巾帼人物、吉寿文字、海棠花、相思树等，这些图象都有它本身的一些象征和隐喻意义，或有驱邪镇恶的作用 ，或寄托一些美好的愿望。通过图案或纹样的双关是闽南砖石墙的特色之一。

6结语

泉州民居文化源远流长，是几千年来各种文化在海港泉州融合碰撞，泉州人民世世代代智慧的结晶。既承继了由晋朝士族衣冠南渡所带来的皇室威仪和贵族气派，同时又糅合海派的动感变化和洋风的繁饰点染，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对当代建筑很有参考意义。其本身不仅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信仰、习俗和观念的印记，本身也是一项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在保护传统民居的时候不仅要保存其形式，而且要保护其文化的内涵，学习其对自然地尊重。

References（参考文献）

[1]陆元鼎. 中国传统民居的类型与特征[ A] . 民居史论与文化[ C] .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3

篇9

目的、内容及人员分工

研究目的 通过开展“追寻寨上村的文物古迹”课题的研究，帮助我们小组和同学们了解身边的文物古迹的保护状态，而且还可以增长知识，提高认识，扩大视野，增加阅历，强化自己的合作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从而激发热爱家乡的情感。

主要研究内容 其一，走进寨上村，实地考察，采访老人协会会长和有关人员，了解文物古迹的保护情况，并给文物古迹实物拍照，建档（见下表）。其二，通过网络搜集自己需要的资料或图片、报刊资料等深入研究学习寨上村的文物古迹。其三，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共同探讨，做好记录，进行分析，撰写研究论文，汇报展示与成果交流。

人员分工 组长（黄庄瑜）：调查住地附近有关文物古迹，负责协调工作和撰写本课题报告。组员（朱欣颖、邱丹、洪莹）：分工合作，利用家居的便利，就近调查，查资料、访问或拍照等。

研究心得与建议

从这次追寻寨上文物古迹的研究性学习活动中，我们才发现，同学们居住的寨上村竟有这么多的文物古迹，之前走过、路过却没有留意到。这次，通过实地调查，拍照、建档案，搜集网络资料，走进富有闽南特色的陈恭献公墓园，走进富有闽南建筑特色的湖陈大宗——陈氏大宗祠，走进中西结合的洋楼——陈有才故居红番仔楼，走进具有文物价值的陈永得古大厝，走进典型的闽南士大夫府第——陈厚泽故居芸香楼，确实增长了不少见识，也让我们学会分享与合作，学会如何开展研究性学习，增强保护文物古迹的意识。

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部分村民对文物古迹的看法，对红番仔楼的主人陈有才的生平事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陈有才造福寨上村，为寨上村建红砖村道、举办多次政治活动，建小学、盖教堂，具有人穷志不穷的拼博精神，那种致富后不忘本，爱国爱乡，建校铺路，济乡扶危的高尚情操，将永远被后人崇敬和怀念。令人遗憾的是，随着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外来员工不断涌入殿前街道，寨上村有些文物古迹正面临破坏、拆除和消失。比如，大石湖之大石窟底于1994年因建设而毁，坡里石基牌——圣旨碑于特区建设时被毁，大夫第——陈厚泽故居芸香楼，现楼成危房。

针对这一现状，我们向殿前街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政府出面，组织有关部门集中进行一次文物古迹调查，把有保护价值的及时列入保护范围，采取保护修复措施。第二，政府要宣传文物古迹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让全社会都来热爱、关心寨上文化建设和文物古迹保护，提高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第三，建议政府每年适量增拨经费，为开展文物古迹保护和研究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第四，加强对重点文物古迹的保护开发，塑造一批精品景区景点，带动寨上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壮大。

同时，积极向学校少先队建议，发出《倡议书》，呼吁所有的同学和家长共同重视寨上村文物古迹的保护。

倡议书

尊敬的家长、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近期我们实地调查了寨上村的文物古迹，发现有些文物古迹正面临破坏、拆除和消失。建议大家立刻行动起来，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我们倡议，应该做到“五不三要”。“五不”：（1）不能在文物重地制造垃圾；（2）不能在文物古迹周围建与古迹不协调的建筑物；（3）不要把文物古迹随便带走，影响景观；（4）不要在文物古迹上乱画乱写乱刻乱涂；（5）不要把文物古迹当成许愿池，向其投抛硬币。

篇10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limits of the functional stadium,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cenery on degree, more difficult to build a unique spac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will wind field in xiamen university as the object, the paper analyzes how designer is through "climate, geographical and human" clever apply, made it into extremely xiamen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of the beautiful scenery.

Key words: xiamen university, a climate favourable 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bend the space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TU-0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作为公认的中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校园之一，厦门大学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天时”，以依山傍海的地形特征为“地利”，充分发挥“人和”的主观能动性，在依循“天时”与“地利”的基础上，运用各园林要素，挖掘出以闽南文化与侨乡文化相融合的校园特色，打造出厦大的文化符号，营造出专属于这所滨海花园学府的独特景观。而作为陈嘉庚先生直接参与督建、花费心血最多的项目，建南楼群所围合的运动场――上弦场，更是凭借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与巧妙设计，成为了厦大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1利用“天时”选定空间

成功的空间景观设计来源于对自然环境等场地现状的充分观察和巧妙利用。本文所提到的“天时”，就是指场地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场所特性等基本现状。设计时应根据场地的现状特点，因地制宜地选定空间位置，并利用有效的设计手法避免或减弱不利条件的影响，充分发挥“天时”的优越性，营造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空间。

1.1总体环境氛围的统一

上弦场曾是厦门大学的主体育场，位于厦门大学西南部，依次毗邻环岛路与白城沙滩，以及最南端那片海天相接的大海。总面积约36000 m2。从演武路至厦大白城这一路段的环岛路，呈S形的流线型，即可观海又可赏桥，体现出桥岸结合、互为风景的特点。同时，作为历年厦门国际马拉松比赛的主要赛段，如今的环岛路已成为集观赏海景与健身休闲于一体的“体育之路”[[]]。而沿海岸线绵延几百米的的白城海滩，也以其浪缓滩阔、沙质洁白细腻等特点，成为人们涉水游泳的天然海滨浴场（见图1）。

环岛路与白城海滩二者共同构成了一条集旅游、观光和健身休闲于一体的海滨绿色长廊。而厦大的上弦场就位于这条极具厦门特色的海滨长廊的北部，其运动场自身的特性与健身休闲为主的绿色长廊相呼应，从环境氛围上做到与总体背景相契合。

1.2地理气候条件的利用

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给厦门带来了宜人的气候条件，也给上弦场这一面朝大海的运动场带来了特有的海洋气息。

但运动场离海岸线的平面距离约为140m，在这种距离下，海洋对于该场地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场地利用、相差近6m的高差以及五幢建筑楼群的共同围合，使上弦场成为内凹式的下沉空间，并通过运动场至环岛路的植物缓冲带，减弱海风对运动场的不利影响。

同时，由于视线的阻挡，在上弦场的看台上并不能直接观赏到美丽的海景，但这并不影响观景者感受海的声音与气息，无论是夹杂着清爽与潮湿气息的海风，还是海浪的阵阵拍岸声，都无不让人感受到身处海边的惬意。

2利用“地利”围合空间

此处的“地利”主要是指利用独特的地形条件与建筑群体的围合，营造出具有鲜明场所感的向心式内敛空间，并随着坡度的陡缓产生强烈的秩序感与乐曲般的节奏感与韵律感[[]]。

建南楼群的地面标高要比运动场的标高高出6m左右。设计巧妙地利用这6m的地形高差，将山坡削砌、设计成25级台阶，其中每8~9级设一宽1m左右的平台，台阶底部便是平坦宽阔的运动场。这25级台阶的巧妙设置既解决了高差上的过渡，又为上弦场提供了一个可容纳2万观众的看台[[]]。

同时，台阶所构成的空间具有明显的向心性，而随着台阶数量的增多，高差的增大，其向心性就越强，空间的围合感逐渐越强[[]]，此处巧妙结合了台阶与上弦场，从而共同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下沉式空间――一个即可观望又有安全感的户外活动场所，也因此成为深受厦大师生欢迎的健身休闲空间。

3利用“人和”渲染空间

不同地域环境的大学校园，具有不同的历史积淀与文化特色，所展现的空间形态也必然包含了当地的历史文脉和人文精神。因此，再好的天时地利，也需要充分发挥“人和”的主观能动性，挖掘校园的文化特色，并运用各种造景要素渲染空间，营造独具特色的校园景观。

3.1建筑

建筑的位置、造型、材质都对空间围合与氛围营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位于高台之上的建南楼群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建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由陈嘉庚先生亲自参与设计、督造，是厦大颇具风格的标志性建筑群。建筑布局上秉承嘉庚式建筑“一主四从”的传统布局，五幢建筑弧型排开，顺着山势、面向大海，呈半月形布局环抱美丽的上弦场。这种集合型的建筑群体模式，通过平面布局、建筑外型、建筑材质等方面达到与场地环境的相协调，聚巧形而展势，展现建筑的鲜明风格与强烈的整体感(见图2)。

而建南楼群的中心――建南大礼堂，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将中国古建筑传统的歇山式屋顶与独具闽南民居特色的曲燕尾脊相融合，盖在罗马的爱奥尼柱式上，使得中国古建筑、南洋建筑以及欧式建筑三者相结合[[]]。大礼堂两侧的四幢建筑，则以西欧别墅式风格为主，利用当地盛产的多色花岗岩作为彩色出砖入石，在建筑墙角处将这鲜艳如血的烟灸砖镶嵌至浅色的花岗岩中，色彩鲜明而和谐，同时在视觉上又与统一的红瓦屋顶以及上弦场的塑胶跑道相对应，进一步强调了建筑与运动场的整体与统一。对于厦大来说，这些经历了几十年风雨的建筑楼群，不仅是标志性的建筑景观，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象征。

3.2场所名称

除了建筑对于环境氛围的所起到的烘托与渲染作用以外，基于校园的自然环境及历史文化所命名的场所名称，也能从侧面上展现一个校园特有的人文精神。

以上弦场为例，看台中间所刻的“自饶远势波千顷，渐满清辉月上弦”这一诗句就点名了名字的由来，当年为运动场题名的时候，这里面朝大海，一弯新月正上弦，于是“上弦场”因此得名。

3.3植物等其它元素

此外，植物、铺装、围栏等造景要素也对整体的空间氛围起到了协调与烘托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列植的假槟榔与蒲葵环绕建南楼群周边，强化了建筑与上弦场的空间边界。同时，选择棕榈科这一具有典型热带气质的树种，与对面湛蓝的大海相映成趣，突显厦大滨海的亚热带风光。

结语

厦大的上弦场因其背靠建南群楼、面朝大海的地理优势，优美的弧线式阶梯设计，以及通过地形、建筑所围合出的场所感，创造出了一个即可观望又有安全感同时兼具美景度的开放性活动场所。在氛围的营造上，通过中西合璧的嘉庚风格建筑群落，塑造出了鲜明的闽南地域特征，彰显了厦大博采众长的海滨气质。

【参考文献】

[1]付俐媛.校园健身与休闲空间景观设计[D]: [硕士学位论文].福州:福建农林大学大学,2010

[2]百度百科.厦门环岛路[EB/OL]. baike.省略/view/1880262.htm. 2009-12-26

[3] 黄光宇.山地大学校园空间更新设计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重庆大学建筑系,2004

[4] 谢弘颖.厦门嘉庚风格建筑研究 [D]:[硕士学位论文].浙江: 浙江大学建筑系,2005 

[5] 赵娜,高翅.浅析风景园林中的台阶设计[J].山西建筑,2009,35(8):348-349

[6] 王希,高阳.厦门嘉庚风貌建筑研究[J].华中建筑,2007,5(4):1-9

篇11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人们不断地探索资源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的开发与利用，资源的内涵与外延也不断地丰富与拓展。教育资源是人类社会资源之一，在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中给教育资源下的定义为：教育资源亦称“教育经济条件”，教育过程中所占用、使用和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即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财力资源的总和。从宽泛的社会学意义上看，教育资源是指维持、组成、参与并服务于教育系统的一切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时空资源、信息资源、文化资源、权力资源、制度资源等等，这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资源系统。

目前我国各水平幼儿园的质量参差不齐，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优质幼儿园的教育资源。优质性是优质幼儿园的重要内涵， 是对幼儿园各项工作的高水平要求。优质幼儿园是经过评估小组与各级领导按照评估检验与层层筛选进行评定，是以先进的学前教育理念为指导的， 具有独特的文化模式、经营特点和个性特征的学前教育机构。幼儿在优质幼儿园中能获得适合其个性发展的优质教育。优质幼儿园具有优质的教育资源。每所幼儿园都有活动室、运动场、自然角、教玩具以及花圃、道路等独特的教学、生活及环境设施，这些以物质形态存在的设施体现了幼儿园独有的文化特征，影响着教职工和幼儿的思想、观念与行为。

社区是孩子们生活的大环境，其中设施、设备、工作人员及居民都被孩子们所熟悉、所关注，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在总则里提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在组织与实施中，又指出 “应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和社区的教育资源，扩展幼儿生活和学习的空间”。由此可见，社区资源的利用已经成为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热点。

“社区资源”是指社区内外足以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使社区居民问题获得解决的所有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力量之总和。由居民依当地的人文景观或民俗风情发展出自己社区特色，为社区带入一股新的气象与生命力。社区因为发展出休戚与共的社区意识，在社区的组织体系运作的同时，也不断的发展其“资源网络”，使社区资源网络将更紧密、更活络，而社区中的幼儿园可运用的资源也将更充沛。

从教育的角度说，社区资源的存在形式是多样的，可以分为物质环境资源、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三个方面，这三类资源有其各自的构成状况，彼此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互相融合互相渗透，共同构成了社区范围内丰富的幼儿教育资源。（1）社区物质环境资源。社区物质环境资源主要包括社区内的山川河流、动植物以及博物馆、图书馆、企业工厂、信息中心、电教馆等。从幼儿园的角度说，常用到社区的物质环境资源主要有超市、医院、邮局、银行、书店、居委会、老人活动中心等与幼儿生活较为密切相关的物质环境资源。（2）社区文化资源。这里的文化资源主要是指一些当地的文化特征，如风俗习惯、自然景观等等。例如：福州市花巷幼儿园，位于三坊七巷内，幼儿园设计主题活动认识三坊七巷的古代建筑，让幼儿接受古代历史文化的熏陶。（3）社区人力资源。社区的人力资源主要来源于社区教育的队伍和社区居民，社区教育队伍包括社区专干、社区志愿者、社区退休老干部等等，另外，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居民或者能够为幼儿园教育提供帮助的家长都是社区中宝贵的人力资源。

一、优质幼儿园与社区教育资源共享特点

优质幼儿园作为办园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师资力量雄厚的幼儿园，与社区的接触相对而言较为密切，对社区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要远远高于其他一些较小规模的幼儿园。

（一）双向性与互补性

优质幼儿园更能体现与社区之间的双向互动，二者的教育资源达到合理、优化的共享。在幼儿园教学过程中，为了让幼儿的个性化得到全面发展，需要打破以往高结构化与高控制性的教学模式，构筑一种真正开放互动的教与学的机制。在幼儿园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学领域的活动都与幼儿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很多时候需要用到周边的社区物质环境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等等。例如，让幼儿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时，就可以带幼儿参观社区内的垃圾处理厂，更真实地让幼儿体验到环保与自身的密切关系。又如，在大班的幼小衔接主题活动中，可以带幼儿参观小学，或请小学老师到幼儿园给幼儿讲讲关于入小学该注意的地方。

同时，社区也需要幼儿园资源的大力协助。例如：社区在需要举办一些文娱活动时，也会经常请幼儿园的老师、小朋友表演节目；在宣传普及学前教育阶段育儿知识时，由于幼儿教师的专业性，社区常常会请幼儿教师开讲座或座谈会、咨询活动等等。在这种资源共享中体现了优质幼儿园与社区教育资源共享过程中的双向性与互动性。

（二）大教育性

幼儿教育并不单单指幼儿园内的教育，真正广泛的教育资源存在于大环境之中，幼儿园课程范围内的教学活动并不能满足幼儿身心全面发展的需要。因此， 幼儿园须打破围墙的限制，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 共同为儿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样，整个社区教育也不仅仅指专门的社区教育，还包含各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业余学习等等。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倡导终身教育的同时，还应树立起大教育的观念，不把幼儿教育囿于幼儿园教育，实现优质幼儿园与社区教育资源的有效共享。

（三）有效性

优质幼儿园与社区教育资源实现共享时还体现有效性的特点，优质幼儿园在利用社区教育资源时，充分考虑到社区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同时能够分析自身的教育资源为社区服务。幼儿园的教学活动无法与儿童的生活脱节，对于学前儿童而言，在这个阶段主要是以活动的方式获得直接经验，因此，幼儿园只能依托社区这个对于幼儿来说熟悉的大环境，优质幼儿园能做到挖掘社区内儿童所熟悉的一切教育资源，为儿童打造最适合他们发展的课程，并使幼儿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地进行探究活动。在幼儿园现有条件不足的情况下， 开发利用社区教育资源， 让儿童从身边熟悉的事物来提高身体、智力、语言、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 不仅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 满足了儿童多方面的需求， 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社区教育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同时，在服务社区上，由于幼儿园本身的特点使得园所能够获得一些新的幼儿教育信息，优质幼儿园能够将信息向社区开放，达到资源全面有效地共享。

二、优质幼儿园与社区教育资源共享途径

（一）整合与优化教育资源

从目前优质幼儿园的经营现状来分析，优质幼儿园一般在周边社区中具有良好的办学效益和社会声誉，在幼教专业领域中的影响力较大，往往可以影响到周边的居民对于幼教知识的认识。因此，优质幼儿园在整合与优化所有可利用到的教育资源中起着重要作用。首先，优质幼儿园的管理者应利用其作为管理者的身份，协调好各组织、部分充分挖掘幼儿园与社区的教育资源，与社区加强联系，引导社区在获得新资源时主动与幼儿园联系。其次，优质幼儿园的教师应合理设计其课程设置与安排，关注身边可利用到的社区教育资源，并对这些可利用的教育资源及时做出管理与规划。第三，社区也应对本社区的幼儿园教育资源做调查与分析，统筹所有教育资源。

（二）开发利用社区特色教育资源

优质幼儿园已经能够基本上达到与社区资源之间的互动共享，在此基础上，优质幼儿园应开发利用社区特色教育资源，这同时满足幼儿发展的特殊要求，符合现代教育趋势。在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下， 为了引导幼儿从身边的事物学起， 主动地与环境发生互动， 开发利用本地区有特色的教育资源就成为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重点内容。优质幼儿园的教育者和管理者应从幼儿园所在社区的特色教育资源出发，开发身边现有的、幼儿所熟悉的且富含本地特色的教育资源。例如，以厦门市第九幼儿园为例，该园从园本实际出发，以闽南文化为蓝本，经过三年的研究实践，目前已初步建构了具有闽南本土文化教育特色的园本课程实施体系。幼儿园的布置环境充满着浓郁的闽南风情，在园内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诸如面泥馆、木偶馆、陶艺馆、童谣室、服饰室、剪纸室、影雕室、珠绣区、戏曲南音角、织网角、闽南小吃一条街等的闽南特色布置。

（三）塑造学习型社区大环境

随着社区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社区逐渐朝着学习型社区发展，这也有利于优质幼儿园与社区教育资源之间的共享。幼儿要获得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仅仅依靠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育是不够的，社区在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是幼儿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小社会，在这里，幼儿的社会性不断得到提高，因此，优质幼儿园需要树立大教育观念，将社区看成是幼儿成长的一个大环境，社区将其获得的信息、价值传递给优质幼儿园，优质幼儿园又将其教育活动与效果推向社区，通过向社区宣传科学育儿知识，为促进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四）开展社区早教服务活动

示范性幼儿园具备开展社区早教服务活动的专业优势，应该从所处的社区环境出发，探索开展社区早教服务活动的策略和途径，开展社区早教服务活动是城市发展社区学前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幼儿园是学前教育的专业机构，而示范性幼儿园实施学前教育的软、硬件更属上乘。示范性幼儿园应该从所处的社区环境出发，积极地探索开展0～3岁社区早教服务活动的途径和策略，并为其他幼儿园进行示范、指导和辐射，带动周边其他园所为，社区幼儿教育水平的提高作出贡献。因此，切实发挥示范性幼儿园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并带动社区中其他园所共同为建设社区早教中心，把一批办学思想端正、管理水平高和保教质量好的示范性幼儿园建设成为优秀的社区早教中心基地，使其成为较为成熟的社区早教服务活动中心。示范性幼儿园在为社区开展早教服务活动的同时也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化程度。

参考文献：

[1]黄尧.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社区教育发展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篇12

嵌[l]词现象不局限于晋语区，而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多种汉语方言中。其中闽方言的“切脚词”较早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梁玉璋于1982年即撰文《福州方言中的“切脚词”》，[2] 此后有马重奇的《闽南、漳州方言中的反切语》，[3] 邓享璋的《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等文，[4] 展示了闽方言中丰富的“切脚词”。闽语“切脚词”不同于“嵌[l]词”，李蓝《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一文作了比较。[5] 闽语“切脚词”中有大量第二个音节声母为[l]的嵌[l]词，与晋语嵌[l]词虽然一南一北，但是应该有着共同的来源。（详参李蓝文）

除闽方言外，河南多个地区都存在嵌[l]词，见整理的有获嘉话等。[6] 获嘉地处河南北部，仍属晋语。除获嘉话以外，王森《荥阳(广武)方言的分音词和合音词》一文展示了荥阳广武话的嵌[l]词36条。[7] 广武是郑州市所管辖荥阳县的一个乡，位于荥阳县的东北部，属于中原官话区郑开片。另有安华林撰《河南固始话的“嵌[l]词”》，共辑嵌[l]词52条。[8] 固始位于河南的东南角，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历史上曾属楚地，今归河南省管辖。固始话属于中原官话的信蚌片，据安文研究，这里的话带有明显的西南官话色彩，也具有一些下江官话的特点。笔者曾对中原官话区内的淮阳和郸城二县的语音做过调查，发现也有大量嵌[l]词存在，如“翘”言“截料”（弯曲），“划”言“胡拉”，曾在《系与联等字古音同源》一文中列举。[9] 山东省内也存在嵌[l]词，《山东方言中的“嵌[l]词”》[10] 一文以山东寿光方言为例，共辑嵌[l]词60余条。此外，山东莱西市文化局在非物质文化资源普查中，发现莱西市店埠镇前寨村存在古老的“反切语”文化现象，当地群众将“反切语”俗称为“切语”，其中也有大量嵌[l]词。嵌[l]词还盛行于淮河两岸，如徐州话把柳条编的或长或圆有边的大盘称为“勃阑”，小睡一会儿称“迷楞”一会儿；还有早年徐州的小炉匠沿街吆喝的“钯碗骨露锅”，其中“骨露”即“锢”，等等。张天堡先生《淮河流域民间反切语》一文对临淮关、蚌埠、寿县正阳关一带进行了考察，发现三县流行着大量反切语，[11] 其中不乏嵌[l]词。有些方言中嵌[l]词虽然数量不多，但亦存在，如广州话“角”说“圪落”，“胳”（腋下）说“嘎拉”，“猱”说“马骝”等。

除了方言，现代普通话中也使用着许多嵌[l]词，如窟窿、机灵、激灵、角落、葫芦、螳螂、轱辘、骨碌、呼噜、喉咙，等等，这些与其他方言中的嵌[l]词大同小异，在汉语历史文献中也多能找到它们的根源。随着方言调查的深入，相信嵌[l]词会在更多的方言中被挖掘出来。嵌[l]词广泛存在于多种汉语方言中，说明这一语言现象的出现与北狄人学习汉语无关。

二、古文献中的嵌[l]词

传世文献中的嵌[l]词也十分丰富，分布地域相当广泛，不局限于晋语区。请看下面例子。

笔，《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郭注：“蜀人呼笔为不律，语之变转也。”

，《说文》：“堂也。”段注：“今江东呼斫郎。”郭注《方言》：“螳螂，有斧虫也，江东呼为石。”

貔，《方言》：“北燕朝鲜之间谓之 。”郭注：“今江南呼为皮 狸。”

邾，春秋诸侯国，古地在今山东省邹县境。《公羊传・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t。”何休注：“邾人语声后曰娄，故曰邾娄。”《礼记・檀弓上》：“邾娄复之以矢，盖自战于升陉始也。”陆德明《释文》：“《公羊传》与此记同，《左氏》、《Y梁》但作邾。”一般研究认为《公羊》多齐语。

船，须虑，古越地称海船。汉袁康《越绝书・吴人内传》：“越人谓船为须虑。”

以上所举早期文献中的嵌[l]词多见用于晋语区以外地域。还有许多嵌[l]词在文献中没有明确使用的地域，尽管如此，我们根据文献具体情况不难推测嵌[l]词形式应为当时较普遍使用的通语。例如：

绾，《说文》：“绾，恶绛也，一曰绢内，读若鸡卵。”

杜，《尔雅・释草》：“杜，土卤。”邢m疏：“香草也。一名杜，一名土u。”

荠，《易・困》：“困于石，据于蒺藜。”《说文》：“荠，蒺藜也。”《尔雅・释草》：“茨，蒺藜。”按：荠、茨乃声符不同的异体字。

，《仪礼・大射》：“奏首间若一。”郑注：“之言不来也。”

阜，《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子大叔曰：部娄无松柏。”杜注：“部娄，小阜。”《说文》：“附，附娄，小土山也。”按：附、阜上古声同韵近。

停《诗经・周南・湍尽罚骸澳嫌湍荆葛累之。”毛传：“木下曲曰汀！毖镄邸陡嗜赋》：“揽土饔诟吖赓猓容方皇于西清。”班彪《北征赋》：“涉长路之绵绵兮，远迂回以土鳌！卑矗骸汀狈忠艏础土鳌薄

头，《庄子・至乐》：“庄子之楚，见空髑t。”《列子・大瑞》：“子列子适卫，食于道，从者见百岁髑t，q蓬而指。”《说文》：“髑，髑t，顶也。”《广雅・释亲》：“ B谓之髑t。”王念孙疏证：“此叠韵之转也。疾言之则曰头，徐言之则曰髑t，转之则曰 B”。

以上所辑嵌[l]词多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已经出现，有些径以嵌[l]词形式入文，更多的是以嵌[l]词形式注释单音。以常用词解释疑难词是释词的一般作法，可见嵌[l]词在当时应是比较常见的表达形式。

三、汉语中的分音词

嵌[l]词在许多文章中又称“分音词”，如果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分音词”是嵌l词的一个上位概念，它容纳了多种分音的形式，嵌[l]词只是分音词中最常见的一个类型。大量出土和传世文献证明，分音词也是汉语中早已广为存在的古老语言形式。如：

吴，《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木B，自号句吴”。句吴即吴国之名，春秋吴国、宋国铜器铭文又称“攻”（攻王光剑）、“工”（者p钟）、“句”（宋公 ）、“攻吴”（攻吴王夫差a）等。

钲，《左传・宣四年》：“楚伯棼射王，汰c及跗，著于丁宁。”杜预注：“丁宁，钲也。”春秋许国铜器徐 钲铖铭文曰：“自乍（作）征（钲）城（铖）”，“钲铖”即“丁宁”。

椎，《周礼・冬官・考工记・玉人》：“杼上，终葵首。”郑注：“终葵，椎也。”《说文》：“椎，击也，齐谓之终葵。”

虎，《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b，谓虎於菟，故命之曰kb於菟。”

x，《尔雅・释木》：“x，苦荼。”郭注：“蜀人名之苦荼。”

F，《说文》：“X@也。”《尔雅》：“F，X@。”郭注：“似山鹊而小，短尾，青黑色，江东呼为XR。”

以上所举分音词皆见用于非晋语区。此类分音词在古文献中比较常见，且多见于以分音词为单音节词作解，可以推定分音形式在当时使用得比较普遍。从文献时代来看，分音词早已扎根于汉语中了，并不是北狄人改造汉语复辅音才产生的。

这里顺便指出，有许多学者以嵌[l]词和“分音词”为据证古有复辅音。如果将嵌[l]词等看作复辅音的遗迹，那么上古的复辅音将是十分复杂的。再者，今天所见方言中的嵌[l]词或“分音词”也都不是以复辅音形式存在的，而是双音节形式，故认定古有复辅音尚无确证。关于嵌[l]词和“分音词”性质问题，迄今意见仍存分歧，相较而言，张崇主张传统的缓读分音说更具说服力。

[参考文献]

[1]赵秉璇. 太原方言里的复辅音遗迹[C]. 第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论文，1986.

[2]梁玉璋. 福州方言的切脚词[J]. 方言，1982，（1）.

[3]马重奇. 闽南漳州方言中的反切语[J]. 福建师大学报，1994，（1）.

[4]邓享璋. 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J]. 三明学院学报，2006，（3）.

[5]李蓝. 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J]. 方言，2002，（2）.

[6]贺巍. 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J]. 方言. 1980，（1）.

[7]王森. 荥阳（广武）方言的分音词和合音词[J]. 语言研究，1994，（1）.

[8]安华林. 河南固始话的“嵌l词”[J]. 信阳师院学报，2005，（2）.